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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陽最
    毛主席
    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親
    1893-201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水陆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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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O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目录
    第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节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第二节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三节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131
    第四节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169
    第五节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250
    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绎济建设
    420
    第一节批评“反冒进”
    第二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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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534
    第四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706
    第五节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795
    第三章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节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第二节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955
    第三节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104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1105
    第一节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05
    第二节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1175
    第三节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1188
    第四节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1197
    第五节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中共发表三篇文章
    1204
    第六节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1264
    第七节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1277
    第八节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1431
    第九节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1467
    第十节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1635
    第十一节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
    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1680
    第十二节赫鲁晓夫下台
    1717
    第十三节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1787
    第十四节走向分而不裂
    1788
    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1801
    第一节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1801
    第二节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1810
    第三节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一
    1840
    第四节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1844
    第五节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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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1)
    第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节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注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9页)
    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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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岀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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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注释
    (1)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仝会及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史时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1-82页)
    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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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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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重要批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
    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岀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9页)
    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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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2],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于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木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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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绎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仝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冇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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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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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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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页,共1890页
    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棼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注释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岀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0-97页)
    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谈话要点。
    经过国家资木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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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页,共1890页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木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⑦)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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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页,共1890页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释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100页)
    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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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仝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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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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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薮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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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
    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壸,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杋、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
    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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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注释
    [1]指清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指袁世凯政府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一四年的约法,曹锟政府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一九二五年的宪法草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5-131页)
    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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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2-133页)
    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序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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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髙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象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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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粉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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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2]。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
    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白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
    九五五年十二月
    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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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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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
    四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注释
    (1)这本书公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即《序言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18-224页)
    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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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1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岀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6]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7]。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杋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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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位妇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岀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4-266页)
    2011年3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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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2)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节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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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24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我们的党必须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党的团结必须不断增强,这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承认的。那么,有什么必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呢?这是不是表示,在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仝党的努力来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
    同志们!正是如此。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
    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极大的必要。我们在前面简要地叙述了党从七届三中仝会以来所得到的成绩。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两个基本的客观事实: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这种包围不但是军事上的,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在东京、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不在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这种企图决不会因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政治上的破坏还会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第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我们知道,任何剥削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我们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资产阶级已经向我们举行过猖狂的进攻,不过这种进攻基本上还是经济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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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以后,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抵抗本阶级被灭亡的命运,不会不向工人阶级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必然会带上直接的政治的性质。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
    敌
    人破坏我们的党当然会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而对于无论什么方法的破坏阴谋我们都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诚然,设想和讨论这种危险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如果中央没有预先认识、警戒和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以致当这种危险实际发生的时候党竟处于无准备的状态,那就是更大的不愉快了。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映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空想家了。正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正因为它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敌人才要集中力量用最狡猾的方法来寻找可以破坏它的任何缝隙。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曾经给我们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训:“白党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最左的共产党人,只求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
    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党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
    望的了,所以他们拼命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事实上,大家知道,俄国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找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且在这些叛徒被消灭以后,还有过像贝利亚这样的反党反苏的罪恶集团作为他们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国,敌人也找到过他们的代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和张国焘。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党内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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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党的派别,并和托派相结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因而被驱逐出党。后来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国内战争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高峰;我们都记得,这个分裂活动曾经给革命事业多么严重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多么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当我们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我国的阶级斗争正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决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这就是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根据的一个方面。为了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目前党内的情况。很明显,如果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绝对地十全十美(这种状态,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有的)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担心敌人在这个方面的破坏,也就用不着增强那已经强到极点的党的团结了。我们既然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这就是表明,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而使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高兴。我想我在这里无须详细说明,我们的党在目前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要求,我们揭露党内的缺点,并不妨害这个基本事实,宁可说正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健全,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仝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草案说我们目前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说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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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怀疑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实的意义之一就是它们威胁着我们党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然包围着我们,他们的思想作风就不会不在我们党的薄弱部分传布起来,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我们党的思想作风是不可调合(和)的,因而这些东西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的不足和一部分千部思想政治状况的复杂,就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侵蚀。草案又说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同志们!所有这些是不是事实呢?究竟我们党內对于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很够,还是认识得不够?究竞现在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骄傲了起来?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才开始,就已经岀现了这种骄傲的、不能接受批评和监督的人们,那么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他们就要骄傲成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事例,表明胜利者的骄傲怎样危害着他们的团结而得了可悲的结果。他们的团结在共同受敌人压迫的时候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当敌人的直接压迫被推翻了以后,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了,因此就使团结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这种情形在旧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同旧时代的胜利者都不一样,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党,我们的最后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随后也就消灭国家权力和党本身,因此我们的团结是可以巩固的。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曾经特别警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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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
    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决议将极大地提高全党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这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完全符合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有效地增强閉结,并且可以使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党的鄙弃、抵制和制裁
    为着增强党的团结,政治局认为应当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
    中有一种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即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至于对那些坚持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而不愿改正的人,我们党就应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不致遭到破坏,以便使党的团结不致受到损害。毫无疑义,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能按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党是允许党內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党是保证党內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为了增强党的团结,我们党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缩小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需要別人帮助,每个同志如果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都是党的损失,大家就都有责仼来帮助他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使每个同志都能在我们这个团结和睦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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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里得到共同的进步,共同把党的工作做好,共同把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但是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因为它危害着我们党的进步,危害着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也危害着我们党的团结。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示的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轨道上前进,从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出发,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以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提高党性,增强党的团结。毫无疑义,这样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就能够大大地增强我们全党的战斗力量,改进我们的工作,以达到新的胜利
    然,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我们需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臼我批评,正确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同时应该使那些有上述这类错误想法和错误态度的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政治局认为: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必须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指出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这是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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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各种阴谋,为了反对混进党内来的各种敌对活动和敌对思想,为了正确地区别党内斗争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针,都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同志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一致的,协同动作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现在我还要说一点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付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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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0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对于二中全会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的原则规定和解放后农村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实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因而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其中"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几个字原来草案上没有,是我加上去再送中央同志传阅后发出的。"乡村半工人阶级是指贫农而说的。在领导问题上,加上”乡村半工人阶级"这几个字,是由于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是依靠贫农来团结农民群众的。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骨干,他们在农民中间是起带头作用的。但是,贫农之所以能够在农民革命中起骨干作用或带头作用,毕竟是因为他们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我们党的领导。所以这几个字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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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电报也是我起草的。因此,这个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这已由中央作了纠正。
    在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九四
    八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中央答复,以后东北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少错误,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
    议和XXX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
    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对X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
    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认为他"在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仝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订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干部。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
    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XXX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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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六)一九四三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九条原则的指示,使它比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处理得较为慎重,但是在工作中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第一是在对于情况的估计上扩大化,第
    二是在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最主要的"逼、供、信",是在大会上追逼和抢救。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份相当的责任。
    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査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七)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后,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于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使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央很快地而且完全及时地就抛弃了这个文件中对于时局所作的估计,我也是和中央在一起很快地抛弃了这个佔计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应当是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指示,而关于这大中心工作的指示,不用说是完全正确的。虽则如此,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还可以再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千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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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虽然说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但党中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谨慎,去尽量避免发生错误。有些冋题我如果能够釆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有些同志对我说: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別人的意见。这种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这些同志对我的这些批评是对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同志的批评,并当注意力求改正。
    九五四年二月十日,饶漱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
    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
    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
    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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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问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关系问题在去年十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下面三点补充:
    、在争吵发生之
    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
    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在争吵
    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玚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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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
    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木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査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
    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
    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仼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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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自已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一贯以来严谨、克己的外表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变成了掩盖我的缺点和错误的伪装,使我的缺点和错误得以滋长和发展起来,而不易被同志们早发觉。加之后来一个时期我由于骄傲自满而作风不民主,日常生活又拘谨到严重地脱离群众,结果“言路”闭塞,白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无所警觉。这就是我的错误发展的过程和所以发展到目前严重阶段的原因。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刻刻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及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扩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
    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
    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党权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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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全文如
    、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
    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冶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
    形成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仝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者)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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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乂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
    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着我门;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
    部分干
    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
    因
    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
    只能昕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
    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权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
    样
    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
    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一)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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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
    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党的团结的重要
    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
    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仝党高级干部应根据
    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
    行批评和斗争。
    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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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扩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部都应当以身作贝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在党的四中仝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中地进行检讨
    第
    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
    深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
    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
    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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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
    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
    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凊楚,则陈毅冋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
    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
    陈的处境,而对我校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
    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
    原
    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可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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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
    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
    下乡作调査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
    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的时候,我木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
    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棼阻和修改
    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
    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
    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
    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
    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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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
    说眀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
    已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
    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
    错误的严重。我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
    错
    还亳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
    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
    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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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
    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出:(-)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
    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
    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
    “五反”
    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感华东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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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华东对“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
    知道中央拟派
    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
    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
    否因为我没有白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
    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况。
    第
    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个晩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
    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岀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
    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仝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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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
    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
    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
    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
    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杋心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
    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
    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仝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
    均表
    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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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
    作风极为恶
    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
    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
    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
    来说的。现在我再把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
    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
    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
    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
    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
    去向少奇同志反映;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
    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
    波同志
    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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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
    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
    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
    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
    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晩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
    之后即一再劝告我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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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已的错误,则亳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
    题弄得
    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
    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奇同志坚决棼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
    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在组
    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权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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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昕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亳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
    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
    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
    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
    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
    这些
    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册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今天来检査,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
    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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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
    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
    检讨,当于会后向
    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复检讨
    总起来说,
    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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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表现了我的党性不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
    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
    受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苫的白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哉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
    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
    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毛主席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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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
    惊,开始对自己的
    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仝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作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我在今后警愣和猛省的。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
    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
    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
    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
    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
    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消我现在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板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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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岀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
    认
    为编党史,要对党內若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
    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刀。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內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后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
    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髙自己,蒙蔽中央。髙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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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木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
    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髙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仝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
    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岀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
    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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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岀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闵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仝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加强自己的斗争。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白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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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全文如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
    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
    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
    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
    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
    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
    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
    有下列几项结论
    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
    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形成反党的联
    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
    高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在一起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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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籍口,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
    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
    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
    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座谈会研究了
    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关
    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的揭露以及饶自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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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
    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亳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
    五
    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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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
    (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
    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
    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
    里不多叙说
    、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
    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
    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
    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査,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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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家的政治本质。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
    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
    有如下各条
    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二、对待干部或者许以
    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三、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四、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使人莫知所措;五、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六、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
    自称为这是“接题发挥”;七、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八、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
    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仝暴露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
    夺权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已所犯的错误,直
    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
    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
    心家的地步等等。从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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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
    党活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饶
    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作深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
    座
    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如果真想继续做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
    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
    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只有如此,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
    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
    九五四年三
    月一日
    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的《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东北
    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大大提高了觉悟,坚决拥护七届四中仝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决议和报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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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对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尤其是给了特别沉重的教训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此次会议在中央的密切指导和关
    怀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罪恶会议表现了在对高岗及其同盟者饶漱石的反党罪行的斗争上的一致性和团结性,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与拥护。会议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闵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会议并严肃地、尖锐地揭发和批判了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警惕。与会同志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
    切恶劣影响,并将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
    所给予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损失,建立和健全党的正常生活,把维护党的统和团结,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当作我们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地区解放较早、原来的工农业基础较好、
    中央派来的干部较多、中央对于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给了许多的便利,并动员了全国力量首先在东北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以及苏联的大量援助
    这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因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在许多工作和具体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特別是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东北局对于高岗的罪恶活动的发展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
    高岗的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和阴谋,蓄意已久。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障碍,便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他在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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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局书记期间,即有计划地散布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采取两面派的手法
    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造谣挑拨,破坏党的团结,利用东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当成他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政治资本。他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把东北局摆在和党中央相对立的地位。他在实上否认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用所谓“东北特殊
    东北先进论”来和中央竞争领导的地位,有意地不着重宣传东北工作的成绩是由于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还利用某些“左”的词句迷惑一些党的干部,以求掩饰他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实质。高岗制造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的荒谬言论,企图藉此来分裂全党干部的团结从而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高岗并在中苏及中朝的关系上,播弄是非,进行不利于中苏及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至于高岗私生活的极端堕落腐化,则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会议认为高岗这一切阴谋分裂党、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高岗这种罪恶活动是党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对于高岗问题加以严肃的处置。会议认为东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非法活动,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对于他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报告。在高岗的影响下,
    东北局的不少同志往往错误地强调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往往夸大东北地区在支援抗美援朝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功绩,往往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央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藉口抵制中央的检査和批评,对中央的某些政策采取不忠实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干部与群众中,不注意宣传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信,不注意宣传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提倡个人崇拜,替高岗个人捧场吹嘘,捏造高岗个人的功劳,包庇高岗的错误,对于高岗那种腐化生活的大量事实熟视无睹。东北局有些同志或者对于髙岗有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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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没有在实际上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报告中央。会议认为东北局没有负起中央代表机关的责任,有负中央的委托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
    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诬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观,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
    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闵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会议同时指出:东北局及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在
    高岗问题上犯有个别错误或部分错误的同志也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已开始认识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值得欢迎的。
    (三)会议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及广
    大的干部、党员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因此,能够保证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是,高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当然,他们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受影响是部分的,有的受影响则有较多的方面。受高岗的直接影响与一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东北地区有不少干部对于高岗的恶劣的思想作风和腐化行为,内心是有抵抗和厌恶的,但是没有积极采取严肃的态度去加以揭发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却是错误的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
    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的表现,例如:滋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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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极其危险的骄傲情绪,忽视东北地区工作的成绩是因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有了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受了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蒙蔽,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正确,自以为一切工作都比其他地区好,忽视中央的领导,既不虚心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也不认真去研究、总结和不断提高本地区、本部各种工作的经验,不愿意正视和检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喜欢人家奉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错误地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党的工作和党的集体领导,不强调党在各种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颇为严重;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很不开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相当普遍的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有浓厚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原则空气稀薄,以及铺张浪费现象,
    均没有受到党组织严格的批评和斗争;更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干部竞然抄袭高岗在东北局所使用的那一套而用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按照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去从事改造那里的党的组织。这一切的倾向和现象都是很危险的。会议对于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证明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东北是有它的市场的,必须引起东北地区仝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充分的警惕,并必须认真地及时地克服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
    (四)会议认为全区
    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着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髙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彻底肃清髙岗的影响。仝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军党论”的荒谬论点必须肃清。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以及崇拜个人的思想和宣传都应受到严格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其腐化生活对党的侵蚀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
    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
    持,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贯彻,党纪国法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发展
    压制批评及对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者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性的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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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
    会议坚信东北地区各级党的
    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坚决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战斗性,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髙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以整顿和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和团结,并从而改进党的工作。
    九五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报告》。
    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并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
    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査。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日至十五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査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
    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内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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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对四中全会精神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认识及教训
    (一)到会同志
    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仝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提高仝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
    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饶的历史材料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仝有彻底查清的必要
    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
    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致命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
    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石搞反党阴谋,权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迅速转变;再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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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
    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不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提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仝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
    针、政策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
    批,打
    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
    硬装有经
    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仝没有白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面上是尊重的,但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他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表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便在日常工作中也暴露了他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初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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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的主要问题有:(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日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岀现,而实质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影响的,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
    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
    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他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
    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
    允许,市委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作出任何较有成效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
    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
    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
    度
    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约束,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奷会议上,他即认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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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展开不久,就草率收兵
    (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
    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没有完成,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因
    (四)会
    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
    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
    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
    个人、政治嗅觉不髙、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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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査自己,吸取应得的教;但同时也指岀: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卬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査什“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那λ
    么样
    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漱石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
    市的会议上
    进一步加以检查
    (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
    京、杭州时,也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亳不能放松高、饶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只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本领。
    二、对华东局领导及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和批评
    在
    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
    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別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
    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
    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
    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视了放手发动群众;(2)改变了饶漱石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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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不解决实际问题和“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倾向,处理问题有讨论有互相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个别错误
    )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
    现象,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维护的,但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
    这是完
    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
    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
    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仝,一揽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
    少;在这些会议上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肯定性的意见,使其他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重研究不够,以至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
    正常的,但存在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不能更好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们是能够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题,但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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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
    分寸,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
    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具体领导的实现。
    、关于各省市
    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
    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
    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
    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的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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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
    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无首”;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
    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或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髙、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
    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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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即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兔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
    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
    九
    五四年五月十
    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就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
    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
    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
    确切査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査、现场检査情形等,可以肯定髙岗确是白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
    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摘录)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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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別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做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
    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
    个新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在
    九二七年,党进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并在以后清除了这些分子,从而能够在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胜利地展开了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的斗争。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能够胜利地完成伟大的长征,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分子和张国焘在党内进行的破坏活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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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党外的阶级敌人对党的凶恶的进攻。历史经验证明,党如果不能同这些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清除岀去,党和革命就会一败涂地。我们的党能够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叛徒和投降分子,所以我们的党就能够通过那样险恶的环境而胜利前进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
    的两个时候有根本的区别。革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
    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
    紧要关头。大家知道,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
    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
    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
    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地包围着我们,时刻企图颠覆我们的国家。美帝国主义不但占领着日本和南朝鲜,不但纠合了所谓东南亚集团,不但破坏着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且还同他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盘踞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积极准备向我国大陆直接发动侵略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
    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所指挥的反革命特务活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一天天加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剥
    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并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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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
    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
    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
    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
    闵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究竟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
    定的理由。他们
    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所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亳无原
    的阴谋集团。很明显,我们党决不
    能容许任何人进行这种阴谋活动,因为只要容许这种阴谋活动,就等于取消了党的一切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就等于党的灭亡。
    试问,企图用
    阴谋的方法来夺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和党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爱国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丝毫相同之处呢?这不是适应着帝国主义者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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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需要又是适应着什么人的需要呢?
    高岗、饶漱
    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战斗
    司令部。如果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阴谋家和叛徒的手里,如果这个战斗司令部从内部瓦解和腐烂,其结果当然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亳无疑问,我们的
    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上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
    会。在这以前,即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党中央书记处即已逐渐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中央书记处认定这种活动不简单是个别共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仝会后,高闵、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
    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和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健全和统一,战斗力更强,而这正是我国人民能够战胜内外敌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今后我们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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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个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二)
    髙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呢?党中央对他
    们的阴谋活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高闵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
    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这时,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仝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
    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这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了全国
    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央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的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会议实现了这些任务。但高岗却利用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投机分子饶漱石也就在这时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中央。当然,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中央当时还不完仝了解,但是中央已经注意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态度不正常的地方,及时地纠正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次会议得到了良好的结果。
    但是高岗、饶漱石竞以为在这次会议
    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
    的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他在这次“周游”中大量地散布他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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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个时期,高岗的合作者饶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饶漱石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向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发动蛮横无理的所谓“斗争”,然后又在九十月间举行的第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的斗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发言中向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后来查明,张秀山的这个发言,是高岗反党宗派久已准备好了的。他在这个煽惑性的发言中夸大过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错误,诬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不分”、“右倾思想”,并且用了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手段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刘少奇同志。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赖可可同志在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授意下的发言,也在整党问题上向中央攻击。饶漱石因为这些发言起了反对中央的作用,表示极为满意和兴奋。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反对党中央
    央为了制止饶漱石、张秀山等人的分裂活动,同时为了尽可能使他们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特别强调了全党团结的意义,并要求他们负责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的这指示。当时中央虽然还没有了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全部阴谋,但是中央的措施却打破了这些反党分子利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反对中央的计划。事后,高岗的追随者张秀山向人表示:“组织会议没有解决问题,时机尚不成熟,需要等待。”
    这些可耻的阴谋家在这个时候仍旧丝毫不知悔悟,
    仍旧以为他们在从财经工作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卑鄙活动能使他们不久以后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果实。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自以为他的反中央宣传能够收效,更积极地更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
    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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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饶漱石以外的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致支持之下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毀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
    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闵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
    这个发言和这个报告都已经为中央政治局所审查和批准。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他仍末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
    次自杀
    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饶漱石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企图避重就轻,实现抵赖,在座谈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饶漱石虽然作出了书面检讨,承认了一些别人已经揭露的事实,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避而未提,并且还不断地企图抵赖,向党反攻。
    在四中全会以后,全党讨论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政
    冶局并把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首先向仝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党员、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
    各
    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团员在研究了四中全会决议,听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传达以后,都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并且大大提高了对国內外敌人阴谋破坏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对増强党的团结的认识。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一九五四年四月由中央东北局召集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进步揭露了高岗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反党活动,同月召集的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五月召集的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六月召集的上海市党代表会议和八月召集的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揭露了饶漱石和他的追随者前山东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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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书记向明的反党活动。在向全党公布高岗、饶漱石的罪行以后继续揭发出来的材料,特别是在上述几个会议中揭发的材料,充分地暴露了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丑恶本质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
    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木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
    个阴谋
    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对于像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这样的仝党公认的领导者,高岗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呢?除了造谣诬蔑以外,当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高岗捏造材料,歪曲事实,硬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犯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在暗中向许多同志传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损害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威信但是只要把这些流言蜚语拿到太阳光底下一看,恰恰证实了高岗本人的反党、分裂党的罪恶和企图篡党的阴谋
    高岗蓄意攻击中央负责同志
    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要夺取领导权力,他要铲除在他夺取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为达到这种卑鄙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张姓李,只要足以妨害他实现他的野心,就会成为他造谣诬蔑和攻击的对象。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理的,所以他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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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所有这一套正是阴谋家的惯技和特征
    特别显著地表明髙岗反党活动的反党性质的,就是高岗所散布的
    “军党论”的荒谬思想。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他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彻底改组,由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很明显地,这完全是为了分裂党和篡夺党的领导地位而捏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谁都知道,
    我们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所创造和组织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我们的完全新型的军队。在这点上,在我们党内和军队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疑问的。我们的党是统
    的工
    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当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区分,而整个人民解放军和军队中的党组织,从来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高岗的这一套反党的荒谬理论表明,他的活动已经不限于对中央若干负责同志的诬蔑,而是公然地诬蔑我们的党,诬蔑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妄想在军队中散播反对中央的影响,妄想按照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
    为了
    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他要把某某提成中央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九五二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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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在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他不能实际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殊东北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指示和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像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区,倒是他们在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高岗对于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并且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高岗在中央决定他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竟向人说这是“调虎离山”。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
    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高岗的这
    种反党的反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在陕甘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他在那个时期的活动已经开始表现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高岗在遇到困难
    危险和个人欲望不能
    满足的时候曾多次表现对革命消极怠工和动摇。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就是腐化的,而在进入城市以后,他更采用各种卑鄙方法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高岗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正是他在政治上完全蜕化的表现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偶
    然的。根据揭发出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
    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解放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实行中央指示,实际上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仝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
    饶漱石在
    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饶漱石就为了争夺新四军中的领导权力而用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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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手段发动反对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他常说他对待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手段是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谓“先小人”就是找个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方;所谓“后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一九五三年,他在中央组织部内毫无理由地打击安子文同志也正是想推行这种手段。这是
    种什么手段?如果不是阴谋
    家而是诚诚恳恳地为党工作,当然绝对不会使用这种通行在剥削阶级政治活动中的卑鄙手段。
    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对中央的监督采取抵抗态度
    他常常用上海情况“特殊”、华东情况“特殊
    中央的某一些工作部门
    不就是中央”等等理由来对抗中央各工作部门对华东工作的领导与批评。他在华东党组织内破坏集体领导,竭力树立他个人的威信。为了便于独揽华东地区的大权,他在一九四九年用欺上蒙下的手段为自己博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直接指挥着若干在上海市工作的已经为他“制服”了的人,以控制上海市的许多重要工作,这样就使上海市委实际上几乎失去了级党委的作用。饶漱石就是这样地来造成在华东和上海市由他个人独断专行的状况
    正因为饶漱石是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而把持了华东和上海
    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贩运资产阶级私货,所以在一九五二年初中央因他有病决定他到北京养病的时候,他就表现了严重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并且害怕他的错误会被发现,他曾故意装疯而向毛泽东同志吵闹,试探中央是否还对他信任
    同高岗一样,他把中央调他到北京工作看作“调虎离山”,因而怨恨中央。由于他同高岗一样都是野心家,所以当他按照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观点估计高岗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阴谋将要成功的时候,他就赶快挺身而出,担负起为高岗打先锋的任务,以免在他们的反党联盟瓜分“斗争果实”的时候陷于落后和不利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他伪君子的面具完全揭破,暴露出他的阴谋家和投机家的木来面目了
    饶漱石对上实行割据、抗拒批评监督,对
    下实行家长统治、破坏集体领导的作法,在饶漱石的追随者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身上也有同样的表现。向明曾用种种方法公开打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到山东的工作组,并且在山东分局建立了家长式的个人统治,借口反分散主义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在饶漱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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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结成了反党联盟并向中央发动进攻以后,向明积极支持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内和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动的旨在反对中央的斗争,甚至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以后,向明仍旧掩护和支持饶漱石的错误。物以类聚,为了反对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就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站在一起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
    是在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髙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
    谋推翻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
    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拥护那个反对这个。说到末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权力,只要有利于取得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化的
    党和人民决不能够信任阴谋家,因为阴谋家
    是毫无原则的。他们的行为只决定于他们夺取权力的利害打算。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装成为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对他们有利的了,
    他们就可以站在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高岗和饶漱石的行为就是这样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
    样有本领,怎样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
    个暂时在表面上说得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
    护自己,因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
    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不说谎,不装出一副易于骗人的面孔,这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在工作中,虽
    然力求掩饰自己的面貌,还不敢公开地有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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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代替党的路线和纲领,但是他们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臧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
    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
    左
    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
    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
    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本
    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
    九五○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
    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
    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
    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上亳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头脑,吹嘘“立即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作出悲观估计。这种情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突出表现。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建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木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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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
    长制的行政领导的结
    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的基木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
    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从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工人,不敢放手让群众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力让步,甚至在“五反”运动初期,他仍然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
    “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
    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
    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杋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所谓“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部”。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饶漱石虽经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在上海主持了一次对反革命的大逮捕,但又借口“人心恐慌”、“妨碍生产”
    很快停止了群众控诉、检举
    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饶漱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
    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
    饶漱石的右倾
    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攴持者和饶漱石右倾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的谬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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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他在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反对互助合作的方针,而认为应当依靠富农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向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整党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严重,并招致了显著的恶果
    他用“反对孤立整党”的名义抵抗中央
    的整党方针,拒绝向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听任农村党组织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发展,这在实际上就是让资木主义思想侵蚀我们的党。他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所采取的方针,是对富农强调教育协商,而用强制办法来迫使农村基本群众卖粮。
    这很明显地保护富农利益而打击基本群众的政
    策,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秩序,损坏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当然
    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是有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受到了中央的纠正。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的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的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
    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
    “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谎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
    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或某
    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们个人的
    劳动,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的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摆在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
    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木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
    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绎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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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一九四五年到
    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
    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
    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
    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
    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领高强。例如一九四七年在山东的反对黎玉同志的错误是当时在山东的许多负责同志一起领导进行的斗争,但在问题解决以后,饶漱石向中央作报
    的时
    候,却把功劳全部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
    学问,有木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
    (四)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曾
    经说,我们党所需要的党员和干部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应当说,我们党内的一切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党正是依靠他们取得了我一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但是正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
    计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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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严重危险的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动,不惜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一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作赌博,能够是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而进行讨论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已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比较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
    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那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髙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岀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也有一些党员曾经这样想,我们党
    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所以在我们的党内不应当发生反党的野心家。这种想法也会妨害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就一方面说来,我们的党既然还处于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为党内不会产生任何叛徒或蜕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就另一方面说来,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反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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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才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反党分子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伤害我们的党,相反的,我们的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揭发和战胜他
    的阴谋。这正表明我们的党是能够在任何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
    面前取得胜利的,这正是我们的党的伟大和光荣的证明
    还有极少
    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做是反党的活动。当然,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前种情况,还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呢?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五)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
    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
    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冋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撤消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中央委员
    会认为,全党应当从这一次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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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
    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是我们从粉碎高、饶反党联
    盟中所应该取得的基本教训。全党必须充分认识,无论就国际条件还是就国内条件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部必须严格地遵守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
    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
    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
    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
    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的。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四中仝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
    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
    看到骄傲和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思想的危害性。高岗、饶漱石之流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同他们长期间在工作中骄傲自满、不愿意看到自已的缺点错误、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的恶劣倾向是分不开的。他们又努力把自己装成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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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制造对他们的盲目崇拜。凡是骄傲自满和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都必然否认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否认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必然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上和组织之上,而这样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和失败。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习气的地方,党的原则性就会薄弱起来,以至完全消失。全党同志,特别是全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教训。
    亳无疑问,
    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
    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
    党
    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各级党委还不都是认真地执行着集体领导的制度,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级组织的监督还不是经常和严格的,这些就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可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能明了真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同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査和处理党员中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分子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闵、饶漱石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地鉴别什么是资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义的东西,而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改造资木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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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
    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
    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由于排除了自己身体内部的腐朽的因素而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将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团结,并且更有力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把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摘录)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竞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髙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髙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髙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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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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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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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岀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硏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看就看岀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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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
    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
    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
    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九五五年三月三十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
    党联盟的决议》
    《决议》指出,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
    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仝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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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闵、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九五
    五年四月四日,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研究资料
    林蘊睴:《高崗事件與中共髙層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
    《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圈以後,從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到毛逝世前1975年1月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除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和十屆二中全會外,毛澤東從未缺席。十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長沙因病缺席,全會由周恩來主持;而毛澤東在七屆四中仝會缺席的理由,當年發表的全會公報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
    眾所周知,中共七屆四中仝會,是以解決髙崗、饒漱石篡奪黨內最髙權力的事件為主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事關黨內高層的這一重大事件,毛澤東以休假的理由缺席,使對中共黨史稍冇了解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2001年9月,由中央文獻岀版社岀版的《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對解開這一歷史謎團似有所幫助,現抄錄於後(引文中下加橫線的字體為筆者按原註所加)1
    1月28日(以下是楊尚昆在另外幾頁紙上所記的1月28日毛澤東同他談話的内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過,各中央局一人,軍委副主席,來電和信印發全會各同志
    組一委員會審査意見,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沖淡了中心。凱(豐)、楊(尚昆)、小平。不一定所有意見都加上,要加了有益。可成為另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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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經過,由楊給以說明
    (2)文件應交頊O以HH(俄文人名,即尤金)、報告、決議(登黨刊)。
    自我批評,交?登?
    請考慮。準備登、交,在必要時。對尤金是否說內容?說就要泄密。
    會後考慮,書記處或說,或不說,或另一次說,同我們黨是息息相關的。看情況急否,即三種可能情況。
    「衝
    1.幾位主要同志不衝,可保證。
    2.到會人不衝,事先招呼好,這可以。
    3.他(指高崗)攻彭真,不要緊,可解決
    4.他攻劉,自己拉開,牽涉多人(可能不大,但準備著),則會期拉長,開小會,報告主席,甚至需主回處理。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談話的方針:
    聽他說,避免「對質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
    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
    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說;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仝會方針: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說明,說話人不要太多,開兩天。
    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之目的在於「過關」。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
    「無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陳毅)
    19日,信送來,交劉(少奇),劉約周(恩來)、陳(雲)、小(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談話
    四個方案
    1.去杭——不好處理。主回——也不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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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主指定書記處談話,組織,目前太重,也不好處理。主指定劉、周與談,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
    具體提議: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則請回高,並告劉周:來信已轉,不必來,委託甚麼人談。
    招呼—可以不發生問題準備有人衝,可以避免。
    攻勢——也不要緊,力求避免主回
    仝會完後,請鄧(小平)、羅(瑞卿)立即動身,需要10天。20號前二讀黨章(應為憲法——引者註)。立即看材料,法國、美國。
    2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陳(伯達〕、喬〔胡喬木〕同志)
    3月1號討論,由劉、周、鄧(小平)負責,3月份內開會,把人找齊,3月內完,4月1日交(政治顧問身份),劉、鄧、鄧(子恢)、伯達(伯達可解釋)交蘇共中央徵求意見,5月1日公布
    新民主國家是否交?總路線文件應交。由恩來召集談話
    (3)會議3天為好,必要4天,看情況方針:堅持、正面批評,「懲、救」。
    爭取:逐步改變,改變環境,決議後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增強教育、說服力量;給一條路讓他走,冇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評(財經錯誤)林楓應講。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分配人幫助。對林,由陳(雲)、李(富春);薄,小平幫助
    他力免不衝,自己是不願擴大的,如向彭真攻,讓其攻下去,也可以過去。自己避開,說不清楚。擴大,開小會;請主回,極力避免。其目的在過關小平可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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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談話的背景是,1954年1月21日楊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來了1月19日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高要求來杭州,當面與毛商討在四中全會上檢討一事。從毛與楊的談話內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幾層意思
    是對高崗要來杭州與毛面商一事如何回應,談話提出了四個應對方案,即讓髙崗來杭州,不好處理;2、毛澤東回北京,也不好處理;3、由毛澤東指定書記處與高崗談話;4、具體指定劉少奇、周恩來與高崗談,鄧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如毛澤東同意,則請楊尚昆回覆高崗,來信已轉,不必來,毛澤東已委託甚麼人與之談話。並告訴劉少奇、周恩來。
    二是與高崗談話的方針:聽高崗自己說,避免「對質」;按決議精神,只作白我檢討」;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檢討一次不好,可作
    二次,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
    三是對高崗或與會人員是否會在四中全會上「衝」(發動攻擊)作了預測幾位主要同志(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衝,可保證;2、到會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衝;3、高崗攻擊彭真,不要緊,可解決;4、高崗攻擊劉少奇,他自己把問題扯開,牽涉很多人(這種可能性不大,但準備著),這樣會期就得拉長,或開小會,甚至需要毛澤東親自回京處理。應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仝會開會的方針:只作正面說明,會上說話的人不要太多,會議開天為好,必要四天,看情況而定。會上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的目的在於「過關」。先給大家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目的。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爭取高崗逐步改變,決議通過後環境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林楓,由陳雲、李富春給予幫助,薄一波,由鄧小平幫助
    所有這些都是圉繞一個中心——達到「和平會議」,極力避免毛澤東回京處
    理
    髙崗發難與毛、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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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黨內發生像高崗如此明目張膽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絕無僅有的。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為何極力採取迴避姿態?顯然事出有因。首先是與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建設新民主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嚴重不滿,並公開進行批評和組織處置有關。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奪取全國勝利以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當時估計是二三十年,然後再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嚴重步驟。這是從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共識。但對於劉少奇1949年在天津與資本家談話說,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對社會的發展是有功勞的:1950年,當東北局提岀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時,劉少奇指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2東北即使有一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這個問題提得早了;1951年,劉少奇又明確指岀,黨在現階段的任務,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鬥爭」;同年,劉少奇批評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組織合作社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務院財政部制訂的新稅制,取消了對合作社經濟的優待,薄在《人民日報》論中又寫上了「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話,新稅制經政務院批准頒布執行後又引起物價風波等,毛澤東都是極不滿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高崗在收到劉少奇1950年1月開於東北富農黨員的談話紀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於顔色」3。1951年7月,劉少奇在黨內公開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後,毛澤東隨即明確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對新稅制問題,毛澤東不但尖銳批評,而且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進而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5月15日,以政務院名義發岀《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決定將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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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領導。
    5月19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査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他看過的,把結果向他報告。毛強調指岀:「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岀,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這無疑是對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嚴厲指責。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岀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作為黨內的右傾思想進行批判。
    這一切,不能不被高崗認為是毛對劉、周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1951年,高崗得知毛澤東表態支持山西省委關於互助合作的意見後,隨即讓秘書編造了一個關於東北農村生產互助運動的報告給毛澤東,於10月14日上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高崗的報告後十分讚賞,於17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批示說
    此件請閱,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
    毛還代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要求各地仿效執行⑥。1953年,在批判新稅制的「錯誤」,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的冋時,調整了政務院領導的分工,周恩來除應負總責外,只具體分管外事口,然後又把政務院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劃給了國家計委主席高崗管轄。這種政治的貶褒、降升,對高崗來說,不能不認為含有弦外之音。財經會議的「火」是毛點燃的
    現在沒有證據說明高崗拱倒劉、周的活動有毛澤東的授意,但高崗從1953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到秋天南下游說,散布劉少奇口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也很難說完仝是空穴來風。財經會議上這把「火」就是毛澤東點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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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在新稅制問題上的「錯誤」,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主題。指定薄一波在大會上作檢討的是毛澤東。據《周恩來年譜》記載,7月11日,「向毛澤東彙報全國財經會議進行情況鑒於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7月13-25日,根據毛澤東11日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九次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13日,薄一波作關於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査。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髙崗、饒漱石借機鼓動別人猛烈攻擊薄一波,使其成為『桌面鬥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7。髙崗在發言中,借批評薄一波的錯誤,直接引用劉少奇關於資本主義剝削、富農黨員、批評山西省委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一些觀點進行批判,搞「批薄射劉」一套,並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攤攤」。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除說過「不能把華北的幾個同志說成宗派」8外,其他並未表態。只是會議溫度居高不下,周恩來難以為會議做結論,毛澤東才讓周把在外地的陳雲和鄧小平請回來轉圜。8月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嚴厲批評9:
    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再次尖銳批評了所謂的「分散主義」。全國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於1l月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向高崗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10。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少奇沒有必要去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豈敢對劉少奇如此無禮。這表明,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以後多方進行活動,顯然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有關的。
    可以用來證明的是,事隔十幾年以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當年高崗攻擊劉亼奇的這些「炮彈」又被重新搬了出來。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擊1949年劉少奇在天津與資本家的談話,誣嶟劉少奇是「為在中國發展資木主義而奔走呼號」;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竞然把劉少奇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和天津講話作為「修正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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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行,寫進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之同時,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崗說成是劉少奇圈圈的人——同時在白區工作過的人也統統被打倒。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潛在的必然聯繫。
    四出於無奈把高崗端了出來
    髙崗自恃腰板硬,對劉少奇登門檢討不予理睬,但終究還是缺少黨內鬥爭的經驗而走了「火」。這就是高崗除向職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許願外,為了爭取陳雲、鄧小平的支持,竟然公開與陳雲說甚麼:「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個。」11髙崗這種非組織活動一旦被拿到奡面上來,顯然就站不住腳。因此,當陳雲、鄧小平將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向毛澤東報告以後,毛澤東就不得不考慮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把高崗端了岀來。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召陳雲、鄧小平談話,並指派陳雲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12。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13,並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時,髙崗才走了神,覺得事情嚴重了。為了安全過「關」,只得要求面見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提岀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仝會的事。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對劉少奇送來的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後,給劉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14。信中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關於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交代,討淪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這說明,毛對高崗問題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與之同時,毛又敲打劉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單獨給劉的信中,要他也在全會上作檢討15。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崗19日的來信後,毛澤東於1月22日給劉少奇電報,再次重申
    16
    關於四中仝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冋志的覺悟。這後一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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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
    對高崗要求來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給了劉少奇。毛並在電報中說:「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決定「保」高過關,又極力迴避與高見面,看似矛盾,實際又是統一的因為,高攻劉、周的問題,在政治上毛與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完仝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毛在與楊尚昆談話前曾對髙崗一事提岀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髙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髙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岀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想必這就是避免「主回」的謎底。
    可見,《楊尚昆日記》記載的:「避免對質,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確有難言之隱。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仝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四十四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相反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髙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冇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不會擅自作主的。那麽,是甚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這是須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范曉春:《也談「高饒事件」發生的某些因素》
    發生在1950年代中期的「髙饒事件」,長期以來被定性為由於髙崗、饒漱石個人權欲、野心惡性膨脹而導致的分裂黨的陰謀事件。近些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提出了發生「高饒事件」的制度背景問題1。其實,髙饒事件」的發生有著非常複雜的歴史原因,夲文試圖從當時中共髙層權力架構開始調整入手對此進行一些歷史的回顧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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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中共內部高層權力調整局面的岀現
    眾所周知,中共自誕生至全面執政前,其高層的權力架構和更替問題,由於複雜而特殊的革命環境以及蘇共的影響,一直未能得以制度化地有效進行。全面執政後,中共仍基本延續了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後所形成的領導集體2,但進入1953年,中共內部卻開始出現了高層調整的跡象
    首先,根據中共七大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並召集之。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延期或提前召集」3。由於從戰爭到和平環境的轉換,七大後中垬並未及時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4。而進入1953年,中共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則發生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戰爭全面停戰大局已定後,中國岀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局面。在階級鬥爭方面,工人、農民等對中共擁護力量的增長,基本上改變了同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和知識份子等階級階層間的力量對比。工業化建設方面,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專案主要部分也最後確定,而在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迫在眉睫之際又找到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將私營經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一現實的途徑。因此,在取得軍事和政治上的徹底勝利之後,中共在蘇共的影響下開始提岀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根據蘇共和中共過往的經驗,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一般都要以黨的仝國代表大會形式確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基於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因素的考慮,也要對人事做岀相應的調整其次,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3月初,高崗向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寳,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5,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在這份名單上,政治局委員分兩組寫出,一組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是書記處成員——引者注)以外,寫有髙崗、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書記,也都是在中共全面執政初期分鎮四方的「諸侯大員」
    引者注);另一組上寫有董必武、林伯渠、
    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人選。這個名單安子文曾給髙崗看過,也向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談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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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希望自口退居二線,由其他人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大權,威望如日中天。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岀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形式、黨中央是否増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等問題。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要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方面自然也應作相應的變動
    此外,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引發了蘇共高層權力格局的調整。7月上旬,蘇共中央舉行仝會,決定把貝利亞從蘇共中央清除岀去,並開除其黨籍(同年12月23日被處決——引者注)。9月份,赫魯雪夫當選為新設置的蘇共中央第書記職務。對世界各國共產黨影響甚巨的史達林時代得以真正結朿
    那麼,如果進行中共髙層的人事調整,會岀現一種怎樣的權力架構,也就是在人員安排上會出現怎樣的變動呢?
    1952年6月20日,毛澤東曾致信史達林提出,「由於經濟建設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7月,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仼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並擬逐步縮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區政府的機構與職權」8。此後,中共採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上調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進京。這一方面為撤銷大行政區做凖備9,另一方面重新佈置髙層的權力架構。各大行政區實際負責人的具體安排是:最先調來的鄧小平,1952年7月份來京後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乂兼仼財政部部長。隨後進京的習仲勳於9月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於1953年1月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此後,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髙崗調任計劃委員會主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1949年10月即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且華北局駐在北京,不存在「進京」的問題。(2)加強中共中央主席對國家政權和政務的直接領導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通過發動反「分散主義」和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亼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被撤銷,中垬中央主席開始直接對各黨組小組和分黨組幹事會進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對下屬各經濟部門的領導,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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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通過政務院的中財委,而分別通過政府新增設的五個方面領導人進行,時稱「五口通商」10。這樣,政務院原來事權專一、無可替代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且由於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只有外交等少數部門,其職權範圍已大大縮小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如何對待新民主主義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所分歧,受到毛澤東多次批評,其權力亦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並隨後不得不在中共內部作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11。
    不難看岀,中共利用發動反對「分散主義」運動和調整、重用各大行政區領導人(華北局的薄一波除外,並且由於薄一波一直在中央工作還成了調整和批的物件)在中共高層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個人的相對集權和中共高層權力的制衡分佈。但是,這樣一種權力安排顯然並不是一種令毛澤東滿意的最終結果,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設立和政務院職權的削弱導致一種體制龐雜、部門重疊、關係不清的體制困境的岀現。並且,當時中共也已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改革國家體制。此外,更有人事方面重要的原因。
    二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及中共中央的反應
    對於這樣一種調整後岀現的人事安排格局,趙曉光認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冋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高崗的提拔重用,雖然含有對劉少奇、周恩來在某些工作中的不滿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一種刺激和觸動」12。自然這是一家之言。當然,調整的結果也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有抑劉少奇、周恩來,而揚髙崗、饒漱石的最終權力架構設想。
    高崗,「這個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幹」。在創建陝北蘇區和陝北紅軍中,「他有過重要貢獻」;「抗日戰爭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績」;東北解放後,他主持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工作「走在全國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後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揚」13。因此,他屢受毛澤東的重用。中共七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後任中共東北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集東北大行政區黨、政、軍大權於身。此外,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方針等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的問題上,高崗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1952年11月髙崗進京後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兼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53年中央又決定把8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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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髙崗任主席的計委領導,國家計委遂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權勢一時甚為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與此同時髙崗也有其性格和作風上的缺陷,當然,在中共處於主要依靠暴力奪取與穩定政權的過程中,這並不成其為左右政治生命的決定性因素14。此外,高崗在東北的一些舉動也讓毛澤東心存疑慮15,儘管這方面的壓力在史達林逝世後得以明顯減輕。
    從中共此前髙層人事變更情況看,政治路線對於髙層的權力架構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且有著豐富經歴和成功經驗的地方幹部更容易進入中共權力的高層。因此,高崗進京並「一馬當先」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其能否更進一步實現所謂的「打算安排劉搞仝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讓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16的權力架構,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充滿歴史機緣的「天問」了。
    眾所周知,集權體制內權力調整往往會岀現矯枉過正的現象,而從髙崗進京後的表現來看,他也確實為鞏固和提升自已的權力積極進行了活動。當然,由於當時中共髙層的政治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一種個人集權的格局,也就是無論意見分歧,還是組織調整、人事安排都由毛澤東個人裁決和決斷,也由於當時中垬還沒有馬上召開權力更替的代表大會的明確計劃,因此,髙崗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作為只能表現為一些「非制度性」管道的行為選擇。也就是在聽命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本人保持密切關係的冋時,邊進行私底下的串連,積極尋找支持者或同盟者,一邊在表面上利用對手工作上的失誤,以反對宗派為名搞公開的黨內鬥爭。當然,在中共黨內,試圖搞「攤攤」和「圈圈」,或以「攤攤」和「圈圈為名搞活動,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種地震」,在名義上是最終為中共的主義和體制所不允的。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仝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由於毛澤東不點名的指出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右的錯誤和要求中財委把問題擺到了大會上,以及提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7,髙崗、饒漱石等人便抓住薄一波的問題大做劉少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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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認為,從全國財經會議後期開始,毛澤東已逐步察覺髙、饒的活動不正常。他在談話中指岀: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線錯誤,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錯誤的說法18。范守信則認為,此間毛澤東是將其作為一種有礙黨的團結的錯誤言行對待的19。而此後的事實是,財經會議後,劉少奇曾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徵求意見,並作了誡懇的自我批評。而髙崗表現得更為活躍,並四岀活動;饒漱石則引發了9月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的風波。據鄧小平事後回憶,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他還找到陳雲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個」20。
    在6-8月的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曾電令在北戴河休養的陳雲、鄧小平回京講「公道話」,以結束財經會議。而此時,陳雲、鄧小平則都選擇了上報毛澤東的處理方式。林彪在完成其軍事仼務後就處於長期養病狀態,表現得波瀾不鷔。饒漱石則在這一時期表現得較為活躍
    眾所周知,「饒漱石在戰爭年代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受到劉少奇的器重」。中共全面執政後,其擔仼華東局和華東行政區的黨政一把手職務,是一方諸侯,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也是所謂的「吏部尚書」。然而,1953年初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長後便發動了對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由於中組部是劉少奇分管的,自然就涉及到了劉少奇。財經會議期間,分管中共之組織工作的饒漱石是否已與分管國家計劃工作之高崗「串通一氣」21,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此之前高崗與饒漱石素無淵源,目前關於這一時間節點上的「鐵證」也未問世。但同年9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安子文又受到了批判,饒漱石認為自己對組織部「插不進來」,並與劉少奇「頂頁了牛」22。會議期間,一些中央局組織部長也發言批評了安子文,如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但據他事隔半個世紀後回憶,「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這些意見,都是和毛主席交換過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志也是要我來講的,並且是安子文請我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意見的,在大會發言時,少奇、子文同志也在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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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樣一種高、饒進而劉、周退的態勢岀現,據楊尚毘回憶,毛澤東採取了「測試」高崗的作法24,並於同年12月24日,經過緊張的醞釀和準備,25主持召開了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26。他提議要起草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結朿的當天,毛澤東即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憲法草案。
    12月28日,在陪同蘇聯客人去東北期間,髙崗在瀋陽主持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開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並要求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岀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從瀋陽回京後,他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査27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杭州就高崗問題致信劉少奇並中央書記,建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以通過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指岀:會議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22日又就高崗來信要求到杭州和他商量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一事致信劉少奇,說髙崗不宜來此,請劉周、鄧和髙崗商量即可;並再次指岀:全會上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冋志的覺悟28。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與會的劉、周在會上都作了自我批評,髙、饒也作了檢討性發言。仝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12日,中共中央即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向幹部和黨員認真傳達並組織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關於増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其中,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幹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幹部的團結,尤其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關鍵。」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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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鑒於我們現在還採取著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而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著我們;鑒於我們的黨很大,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還很不夠,一部分幹部的思想政治情況還相當複雜;鑒於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髙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髙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鑒於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鑒於這一切情況,中央認為,當此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歷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注意提髙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同時,在決議中對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人提出六項規定,如「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因此,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仝黨高級幹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係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稱中央來散佈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29等等
    應該說,會議和檔案儘管是不指名批評,但既然已指出為「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非法活動」,其意已明,並且依照中共黨內鬥爭之傳統就必然還會有下文」,也就是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30,以起到從政治、思想和組織等方面徹底解決之功效。因此,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1954年2月15日始,分別召開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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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40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對二者進行揭發和批判,也聽取他們的申辯和檢討
    然而,2月17日,高崗卻在寫完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信後自殺未遂,並於當日被實行管教31。於此,2月25日,周恩來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寳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圊失敗之後,他就走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絕望的白殺道路。而「髙崗的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高崗在任東北局書記時,對工作報喜不報憂,不願意檢討,受不得批評。他來中央工作認為是調虎離山,後來仍兼東北局書記才放了心。髙崗歷來不願讓中央及中央各部門對東北工作進行檢査,一遇檢査即利用檢査人員的某些弱點大肆攻擊,企圖使人望而卻步。」並認為,從高崗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一切驕傲情緒、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情緒、小團體習氣、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都應受到批判」,「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32,等等。3月3日,這個總結發言的提綱在經毛澤東修改33和中央政治局批准後,轉發給了全國各省軍級的黨組織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則開了7次,到會26人,結束會議時到會有各大行政區及中央各部6人。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1954年3月1日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對饒漱石問題的結論有:「他的基木思想是不承認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統一的革命政黨,而是把黨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團,認為投機取巧,運用手段,就可以駕淩一切。他在一個地區工作時,從來不願中央各部門對他的工作進行檢査,從來沒有自我批評,總是把自己的缺點掩蓋起來。」「他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成是一個獨立王國」34。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也批准了這一報告。不難看出,座談會期間高的自殺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隨後,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紛紛召開會議,傳達和學習七屆四中全會和關於「髙饒問題」的指示精神,一些單位還進行了揭發和批判髙、饒的活動。如3月9日,中南局發出關於傳達和學習四中全會檔的通知。3月17日至4月8日,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四中仝會的決議。由於華南分局1952年岀現了所謂方方「地方主義」,「到會同志進行了認真的檢査,一致認為華南黨的組織自從反對了土地改革中的右傾思想和反對地方主義、分散主義以後,全體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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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在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組織路線下,黨內的團結是大大增進了。但是,黨的團結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還是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特別是黨內同志對於必須增強黨的團結以擊敗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尋找代理人的陰謀毒計的認識是很不夠的,而這正是地處國防前線的華南黨組織所必須充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353月13日至24日,西南局舉行第12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書記、副書記及西南一級機關和重慶市委相當於地委書記以上幹部,軍隊師以上幹部共300多人。3月16日至21日,華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3月10囗至27日,內蒙古分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七屆四中仝會決議。3月25日至4月1日,西北局舉行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和「關於増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岀席和列席會議的有西北局委員,新疆分局和各省(市)委正副書記及各省(市)與西北區機關高級黨員幹部共計48人,接著又召開了3000多人參加的各級領導幹部大會。由於高崗是從西北局調到東北去的,西北區層層幹部對其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揭發批判,並結合個人的思想工作實際進行了自我對照檢査。新疆分局也在4月8日至17日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七屆四中仝會和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精神。由於新疆分局在牧區工作上未能堅持貫徹中央和西北局的慎重穩進的正確方針,而採取了冒險急進的錯誤方針和政策,也深入檢査了新疆地區黨的團結問題。36當時,髙崗和饒漱石仍分別搶擔任東北和華東兩個大行政區的黨政軍職務,也由於中央已把他們的問題初步定性為搞「獨立王國」和派性,這就不能不對東北和華東兩區進行清理和整頓,以消除高、饒問題在地方上的影響。
    1954年3月25日,東北局召開全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省、市、地以上領導幹部參加),出席會議的有517人,指定列席的190人,會議由代行東北局書記職務的林楓主持。3月26日、27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逹報告,指岀:髙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37。3月28日,周恩來返回北京,羅瑞卿38作為中央的觀察員留下指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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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共中央認為「對高崗的錯誤要有集中的、歷史的認識」,「東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犯有原則性錯誤」,「在這次會上先作原則交代」,因此,儘管也強調「髙崗的錯誤與東北局每個人的錯誤要區別開」39,但會議很快由東北局幾個書記做檢査轉變為對所謂「五虎上將」的批判40,並且羅瑞卿在會議總結性發言中還指岀:「高崗在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組織內的若千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志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並且說高崗的「活動綱領」就是所謂的「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軍黨論」41等。4月24日,高幹會通過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髙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認為,「根據與會同志揭露的事實,證明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的個人目的,不顧黨的紀律,在不同程度與不同範圍內追隨高崗污蔑和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破壞中央威信,挑撥黨內是非,創造黨內不和,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因而在實際上參加了高崗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形成了個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接受高崗的策動,接受高崗所謂「東北特殊論」和「東北先進論」這些反黨的觀念,在實際上把東北局和黨中央對立起來。同時,這些同志一方面替髙崗吹噓裝潢,包庇他的錯誤和罪惡;另一方面,在髙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楓同志,即在髙崗離開東北地區後,他們實際上仍然幫助髙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致使林楓同志難以行使職權。這是一種嚴重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破壞黨的團結的不可容許的錯誤。會議指岀,這些參加髙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和在髙崗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必須繼續進行深刻檢討,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動,脫離原來宗派的立場,把宗派活動的情況向黨徹底交代,以便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否則他們就會犯更大的錯誤。」會議還認為全區黨的組織,必須根據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本著此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揭發高崗的罪惡,粉碎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徹底肅清髙崗的影響,仝區黨員首先是髙級幹部,應該從髙崗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獨立王國的思想必須消滅。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必須糾正。黨內非法活動必須禁止「會議冋時鑒於東北局多年來受髙崗的把持,東北局若干負責同志曾經積極地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因此請求中央考慮改組東北地區黨的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42。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批准東北地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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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仝會和討論髙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以及開於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時仼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的黨內職務。對此,張明遠始終認為,東北局的高幹會以把與高崗因工作關係而和高崗接觸較多的人打入「高崗反黨集團」而結朿;並且,林楓和羅瑞卿都很欣賞所謂的「五虎上將」這個比喻。他們把還不實的會議情況,連同這個錯誤比喻都當作「事實」向中央彙報,得到毛主席的認可。43
    在華東局方面,4月1日至15日,華東局召開由華東局委員、華東局各部委、華東軍區及各省市高級幹部60人參加的擴大會議,除討論四中仝會的決議進一步揭發髙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外,會議以絕大部分時間著重檢査了華東局的領導。會上,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和常委舒同對華東局和自己的工作也作了檢査和自我批評。到會人員都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會議認為,「饒漱石是一個十分奷滑、巧於偽裝的陰謀家」,「華東黨內還存著適宜於個人野心家發展的「土壤」和「氣候」」,但「不應該不按事實而按印象去「按圖索驥」,去追査甚麼「支持者」、「宣傳員」、「抬轎人」,找甚麼「小饒漱石」等,因為那樣不但會誇大饒的影響作用,而且會鬥錯人,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至於華東黨內是否有積極攴持饒漱石反黨活動的人物,是否有人雖然與饒無直接聯繫卻有一套錯誤的東西,會議對這一問題暫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會議上進一步加以檢查」44。4月29日至6月7日,華東局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召集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擴大會議,6月份又召集了上海市黨代表會議,8月份召集了山東省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對所謂饒漱石及其追隨者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等人的「反黨活動」進行了揭露、批判和嚴厲的組織處理45。
    大行政區的撤銷和中共髙層權力架構的最終完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級以上正式設置過大行政區一級行政建制。當時的大行政區政府擁有廣泛的職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46。並且,各大行政區領導群體突岀個人的領導權威,形成以中央局書記或第_書記為核心的集權體制,實行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模式。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對大行政區調整後,髙崗、饒漱石等人儘管名義上仍擔仼大行政區的職務,但已不具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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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工作,並且大行政區性質和任務改變後,大行政區的權力和許可權也受到很大限制。
    有鑒於此,金安平認為,從客觀條件上看,高、饒的活動是充分利用了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從主觀條件上看,髙、饒的野心是在他們被委以重任,上調中央後而急速膨脹的;從內容上看,他們陰謀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在地方搞「獨立王國」47。應該說這有定的道理。但二者的最終目的還不能說是獲取中共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儘管他們有「拱」劉、周的用意和表現,但仍是徹底服膺於毛澤東的,這一史實的材料隨處可見。同時他們的「野心」也不是甚麼「急速膨脹」,因為高、饒都是久經黨內鬥爭考驗的「封疆大吏」、「一方諸侯」,利用「中共旨在集中中央領導權力而進行調整機會」就「急速膨脹」「野心」,顯然是對複雜歴史過程的一種簡單化處理。
    眾所周知,歷史人物的「野心」,包括「急速膨脹」,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通過述對歴史的回顧和分析,不難發現高崗、饒漱石對形勢判斷的依據、進行活動的實力資本,與當時中共中央髙層調整後的權力配置格局,及其執掌大行政區最高權力的經歷,以及當時名義上仍負責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中央高層權力調整使高、饒事實上已走到了歷史前台,而不是還在利用和繈續尋找時機。此外,「過渡形態的大區行政建制與黨政軍三位體的權力結構,易於助長「獨立國」的傾向」48;「大區一級如果要在政治上搞串聯來影響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比省一級搞串聯要窄易得多」49。儘管從事後看,高、饒並未在其所轄的大行政區形成所謂的「獨立王國」,但其大行政區的經歷和任職無疑增加了其在權力之路上更進一步的可能,以及增強了他們對此的信心。此外,從另一個角度講,出於執政初期加速中央集權的考慮,他們的大行政區背景和做法也影響了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黨內權力鬥爭形勢的判斷和處理方式的選擇。
    既然中共在對「高饒問題」處理過程中突出了對「獨立王國」和「宗派活動」的批判,也由於髙、饒都有大行政區的背景和東北局還提岀改組東北局領導機構的請求,這就不能不對1952年就已明確的將要取消大行政區的決策起到加速的作用。此外,對「髙饒問題」的批判和處理的過程也有效地消除了撤銷大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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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疑問和阻力,並最終使這一重大政策的最後定奪和落實變得異常順暢起來。因為,當時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獨立王國」和個人主義等問題的批判,亳無疑問,一方面起到了清除原有「分散主義」因素的作用,另方面也使各大行政區在中央對「高饒問題」嚴肅處理的情勢下不得不紛紛向中央表達無條件服從中央權威的誠意,並在實際行動中竭力表現其決心。所以,儘管「髙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卻是「壓跨駱駝的最後根稻草」,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
    大行政區於1954年底仝部撤銷後,其領導群體的安排是:(1)除陳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長職務外,幾乎全部集中於中央任職;(2)195年調整大軍區時,其原任大軍區職務一概被取消50,有的在軍委總部工作,有的儘管也任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主要從事黨政工作,有的則完全脫離軍隊;(3)除高崗(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饒漱石(1954年3月,停止一切職務,隔離審査)外,絕大部分繼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而其中的「翹楚」則是西南局的鄧小平
    1954年4月,鄧小平即岀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仼中央組織部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同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全國普選的基礎上得以召開。大會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辶法權的唯一機關,劉少奇當選為第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而由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髙國家行政機關。在工作制度方面,由國務院總理主持國務院仝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負責政府方面的日常領導工作。鄧小平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55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討論到高、饒問題時,他說這個檔也搞了一年,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孑,他們的聯盟是一個陰謀集團不是甚麽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爭取領導,而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合乎實際的,是一種政變式陰謀51因此,在3月21-31日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開於髙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髙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將他們兩亼開除岀黨,撤銷黨內外-切職務。緊接著,4月4日,鄧小、林彪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同時選入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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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中共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際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定其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髙層權力架構方面,有大行政區領導職務背景進入
    八屆中央政治局的有8人,加之曾任山東分局書記的康生和內蒙古分局書記的烏蘭夫,共計10人,佔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總數23人的43%左右,其中羅榮桓、陳毅、劉伯承、賀龍、烏蘭夫和薄一波為首次進入政治局。會後,又選出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組成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鄧小平還出任新設立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自此,中共全面執政後第一次形成了其比較穩定的高層權力架構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208年7月,香港岀版了髙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一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2011年3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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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3)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三节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
    合作会议。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
    十月十五日的谈话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査,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査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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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一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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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岀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米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査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兔,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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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绎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査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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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苫”、“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
    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苫,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
    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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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査,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白
    结果就是
    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査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注释
    [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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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16-124页)
    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溥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日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千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岀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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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能不能巩固呢?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他们也许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绎过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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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
    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百八十七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
    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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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三百个合作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一九五五年至
    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1]。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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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2]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下子就从
    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岀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岀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
    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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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釆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竽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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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
    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吧,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千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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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
    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八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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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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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內(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冇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绎提供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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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绎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年结東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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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木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査。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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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岀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木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木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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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一一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口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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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
    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
    “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力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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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竞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说:“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仝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仝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注释
    [1]当时一般把办得比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称作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
    [2]这里指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8-191页)
    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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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辫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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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1]。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木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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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
    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木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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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査,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査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仝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晩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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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宇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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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仝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
    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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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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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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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
    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
    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
    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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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但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査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査。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竞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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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木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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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竞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木,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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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
    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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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未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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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背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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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2)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看木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95-217页)
    2011年3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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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4)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四节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本节资料
    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
    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木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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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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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
    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釆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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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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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竞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査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
    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苫。他们采取所谓乂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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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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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木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木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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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阿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査,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竞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薮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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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已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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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査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査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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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髙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査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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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
    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
    “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
    不过是想跟別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闵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竞是釆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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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米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槭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亳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
    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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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內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臼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绎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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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
    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2]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7-288
    页)
    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经认认到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现在我们国家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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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缺点了,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订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能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农村工作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睡。个别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我们已有过一次扫盲的经验,那次就扫得急了一些以后又收缩得急了,以致大部分地方干脆完全停止了。停止是不对的,扫盲工作是应该积极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按照“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这一工作,既要纠正冒进倾向,又要反对取消主义。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供产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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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订得过高,没有考虑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和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有些厂矿和基本建设工地在开展先进生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过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码,下面就必然受不了。中央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凊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我们要在今后经常注意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仝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査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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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的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加以具体分析,不能凭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情上是右倾保守,在另一件事情上又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我们对于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能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能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为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略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四
    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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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情况岀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各国的艺术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而又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同,有异,有共性,有个性,这是自然的法则。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好比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基本原理方面,各国都相同,而在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一些小的原则和表现形式,各国又有不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基本原理方面,两个革命是相同的,在表现形式上,两个革命却有许多不同。例如革命的发展,在俄国是由城市到乡村,在我国是由乡村到城市,就是两个革命的许多区别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些人不了解这点,他们否认自己的民族特点,盲目崇拜西方,以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错误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具有民族范围的继承性。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了否认中国的东西,就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抱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只是没有去研究中国艺术的规律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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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岀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向外国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要学好。基木理论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对不对呢?不对。所谓“学”,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论就是在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分中西?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过去第二国际曾经企图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了些否定、修正的道理,都被列宁完全驳倒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又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学好了就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共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相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这样,艺术当然更是这样。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切好的东西。但是,学了外国的东西,要用来研究和发展中国各民族的艺术否则就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对象了。我们学习外国的艺术,学习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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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艺术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艺术上,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故步自封,外国的文学不研究,不介绍,列国的音乐不会听不会演奏,是不好的。不要像慈禧太后那样,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同盲目崇外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照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许多年。其原因就是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教条主义,假使我们不反掉,就没有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艺术方面,我们也应当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不要吃教条主义的亏。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的吸收。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酣。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个过程。中国的东西里面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并不坏。两者结合是要改变形象的,完全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东西要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的面貌都正在大起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中国的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外国的东西也在变。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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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又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特别注意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东西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
    总之,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复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在这方面不要怕“标新立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更必须有适合中国各民族需要的“标新立异”。这种为中国各民族老百姓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了。土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中国老百姓所不欢迎的
    这里有一个对待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对艺术事业不利,对整个革命事业也不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几百万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近代文化,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买办阶级有文化,那是奴隶文化。地主阶级有文化,那是封建文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文化和知识还不多。比较起来,在没有完成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技术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就可以使他们为社会主乂事业服务。能不能够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呢?能够的。我们在座的许多人过去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从资产阶级那边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转过来了。所以,一定要团结他们,把他们教育和改造过来。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才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座的都是音乐家,学西洋音乐的,你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整理和发展中国的音乐,要靠你们学西洋音乐的人,好比整理和发展中医要靠西医一样。你们学的西洋东西是有用的,只是你们应当把西洋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学好,而不要“全盘西化”。你们要重视中国的东西,要努力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要以创造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为努力目标。你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你们的工作就是前途远大的了。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千万不能拿唢呐、胡琴去吹奏,还是管弦乐队。我们要提倡民族音乐,但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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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乐还是应当要,因为世界上都作兴这种东西。这等于我们穿军服,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和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当然我们的军服同苏联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中国军队色彩
    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
    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
    因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
    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
    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护大和巩固了。
    我们的国家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
    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人民在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制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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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变化,不但唤起了中国六亿人民的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而
    且在世界生活中,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剥削的人民中,不能不发生伟大的吸引力。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
    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
    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我们的大会对于这切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将促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十一年前,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
    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任务,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实现了
    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想错了。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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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凡能和平解放的地
    方,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竞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
    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
    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
    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个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
    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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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很明显,如果我们党接受这些意见的任何一种,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六月的统计,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已经有一亿一千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仝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仝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
    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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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来
    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
    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输业和其他国营企
    业。国营工业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
    九五二年就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占百分之五十点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
    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货源,逐步地实现了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须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骤,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经济,使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步骤呢?现在,我们就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
    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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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雇农群众。他们
    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很容易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他们不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约等于五分之一公顷),南方许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在继续个体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们党的号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
    农业生产互助组织。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组织。由于互助比“单干”优越,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
    四年又增加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一种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一九五年底还只有三百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组织优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户。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杜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随后,初级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组成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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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
    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
    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对于下中农以至贫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地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们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当然也不让中农损害贫农的利益,占贫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木上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木主义投机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购七
    十亿斤粮食的错误,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购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
    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棼止他们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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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
    四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成为一百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
    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木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主要地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部分地也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是采取合作
    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木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
    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它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
    级如前面所说,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木有矛盾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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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木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冶上的联盟。在绎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
    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几年来,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木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
    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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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矛盾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0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
    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盜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
    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的国家资木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一九五0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绎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在一九五四年,这种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到一九五五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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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
    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四分之一)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木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购买的办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允许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经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
    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釆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在资本家中举行讲演会,座谈会,开办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中间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
    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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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
    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我们的面
    前还摆着许多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按照白愿和互利的政策,争取还没有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那些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但是我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不允许有任何的强迫命令。日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保证现有的一百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领导几十户、几百户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经验,党必须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经验。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为了有效地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现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绝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谨慎地担负起社员群众所委托给他们的重大领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员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员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
    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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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
    社会经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们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不要轻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损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并执行白己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结教育资方人员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方人员,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说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
    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继续同仝国人民一起,在不长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
    社会主义建设
    第-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又八个半月。到
    明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编制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
    五年计划。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
    否认这种成就了。
    我们大力发展了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已经扩建了
    东北钢铁工业基地,开始了内蒙古、华中两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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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建了一系列的电站、煤矿、油井,一系列的有色金属厂矿、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一系列的机器制造厂,一系列的轻工业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施工六百九十四个,完工四百五十五个。实际上,施工的项目将达到八百个左右,而可以完工的项目则将接近五百个。在计划规定的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七亿元中,前三年所完成的和今年计划完成的已经达到三百五十五亿元,占计划数百分之八十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这个
    规定将超额完成。今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而钢、钢材、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汽车轮胎、棉纱、棉市、纸张等项,今年的计划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千瓦至一万二千千瓦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一九五七年将有百分之六
    十左右可以自给
    我国的农业,在总产值方面和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可
    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
    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都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增长很少,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八。今年我国虽然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但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量还是可能达到原计划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在水利方面,我国过去三年内,在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和其他许多河流
    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行了施工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此外,各地农村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
    在运输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建设铁路新线四千余公里,公路干线万公里,今年都将超额完成
    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迅速的
    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预计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一九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职工文教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四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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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约四十四亿元。国家在过去三年中修建的和今年计划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公尺。
    应当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个别的指标,例如石油原油、食用植物
    油、卷烟的产量,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将不能完成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第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
    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和工程项目,虽然有可能超
    额完成,但是为了完成某些重大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计划,却还必须适当地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作紧张的努力。对于其他限额以上的工程,也要争取尽量地完成预定计划。
    各个重工业部门虽然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为了保证基本建设
    计划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钢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必须相应地增多煤、电、石油,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等等的生产。同时,还应当相应地解决运输和城市建设等问题。
    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粮食、棉花必须力求继续增产。油
    料作物、猪和其他牲畜、有些副业产品在过去几年中增产不快,有的甚至一度下降,必须由农业和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它们的尽速增产,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将紧接着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讨论和通过我们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专门的报告。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呢?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
    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这个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木任务,简单地说来,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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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般地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
    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第二个五年内,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上述薄弱的和缺少的项目,争取在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包括部分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我们必须逐步改善这种情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来发现
    种类更多和数量更多的地下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在第二个五年内,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除继续建设东北、华中、内蒙古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外,将在三门峡周围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很多的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电站、煤矿、石油企业、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将拥有现代先进技术的装备
    重工业各部门的生产需要大大提高。在一九六二年,需要把钢的产量由
    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四百一十二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由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电的产量由百五十九亿度增加到四百至四百三十亿度。
    轻工业也需要有比较快的发展。在一九六二年,要求棉纱由一九五七年
    的原定计划数五百万件增加到八百至九百万件,食用植物油由一百七十九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至三百二十万吨,糖由一百一十万吨增加到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万吨,机制纸由六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万吨。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一九五六年
    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且应当力争超过这两个指标。大豆、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也必须积极发展;副业中的养猪业,特别需要努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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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公路、水运等项运输事业以及电讯事业都需要继续发展,对于原
    有线路应当逐步地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继续合理地组织运输,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现在的铁路运输已经在某些地方呈现紧张情况,必须积极改善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新建铁路八千至九千公里,把兰新铁路修到中苏边境,把西北、西南各省用铁路干线联接起来
    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
    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白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
    按照初步的计算,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末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除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五年内,职工人数将增加六百万人至七百万人左右;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农民的全部收入也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粮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应,都将有所增长
    从以上所说的简单轮廓可以看出,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预示
    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按照这个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
    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更大的投资。我国的
    国民经济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也随着有了改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一九五0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努力节减军政费用,但是,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
    六。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军政费用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也必须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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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使用资金。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十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同时,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我们的一部分消费物资必须出口,以便换来工业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装备。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以下,我们将就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概括地说明
    下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当前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
    工业
    在工业方面,这里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
    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职工生活问题,企业领导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
    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
    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在一九五二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约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
    十五点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这个比例将有可能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办
    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们想降低
    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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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岀现商不足的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以稳定的合理的价格去交换农产品,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建设的时间比较短,资金的周转比较快,所以资金的积累也比较快,而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资金正可以用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对于建设重工业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
    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
    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
    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工业区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内,除开充分利用东北和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发展工业上的作用。
    在第二个五年内,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
    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业
    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
    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得不够,以致地方工业不能够合理地发挥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机关也曾经不顾全国生产设备是否有余,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因而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这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
    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无论地方国营企业
    或者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样,为了完成国家的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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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工业,运输业以及其他一切部门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努力提高工程的质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
    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我们已经生产了许多质量优良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建成了许多质量优良的工程。但是由于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不高,一部分企业缺乏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査和技术监督的制度,特别是一部分企业的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地重视保证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只是片面地重视保证数量和进度,所以有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是不好的,某些产品不合规格,成为次货。商业方面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曾经一度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也降低了许多轻工业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责任心,甚至造成了许多产品质量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些情况已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扭转。一切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技术,并且逐步地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一切企业都要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査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査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不合标准的产品和不合规格的工程应当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应当积极地改善原料、材料的质量和原料、材料的供应工作。对于轻工业产品,应当严格地执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并且在一部分产品中逐步地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必须在一切有关的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关于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思想教育,彻底地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
    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职工群众有许多困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
    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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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职工群众说明。但是,在另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其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组织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
    处理职工生活问题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一切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公
    务人员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和
    领导工作是不是健全。企业的健全的领导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
    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
    关的努力。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需要减弱。恰恰相反,许多上级机关并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它们对于企业的领导往往是不及和不具体的,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木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
    农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方面提出
    了巨大的任务。应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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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只能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机耕面积,预计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计划增加的耕地面积,同第一个五年一样,只能达到几千万亩,即近于全国原有耕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化学肥料的产量,到一九六二年,每亩播种面积平均还摊不到三斤。因此,在第二个五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应当看到,依靠这些措施,实现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水利
    方面,现有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其余三分之二的耕地中有许多是可以找到水源灌溉的。在肥料方面,人畜粪尿和绿肥等自然肥料,来源很丰富,肥效也高,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是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肥源的。我国农村有丰富的人力,而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只要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上述措施,完成建议中的第二个五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在第二十五年内,保证粮食和棉花的增产,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同时,保证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产品的增产,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统计,除去自给性的副业不计外,各种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中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甚至超过粮食所占的比重,因而对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对于轻工业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贸易的供应,又有极大的意义。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数一亿三千八百万只增加到一九六年的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因此,各个地方的党组织、政府和它的农业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领导。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口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在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上,应当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的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合作社比较忽视甚至不合理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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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
    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格政策,一般地是适当的,是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在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几年来,某些经济作物、养猪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不快或者减产,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些偏低。这些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当在经过调査硏究以后,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
    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
    下能够增加收入。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λ。为此,不但需要国家冇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合作社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商业
    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按今年的计划将比一九
    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在对外贸易方面,今年的进出口总值将比
    九五二年增长可分之六十五。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生活资料为主的;一九五0年以来,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对设备和器材的需要,并且发展了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按照初步的估
    算,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二年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基本上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
    场已经形成,杜会主义商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品中的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部分,都要经过社会主义商业分配给工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的消费群众。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民对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需要的增长,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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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要求出口的物资愈来愈多,今后我国商业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人民群众和对外出口的需要,通过价格政策和釆购措施来推动工业和农业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网,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对于工业品、农产品的采购和供应,并且使商业网的安排,适应于商品采购的需要和群众购买的方便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要求在目前认真地改进购销关系,正确地掌握
    物价政策和适当地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
    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
    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仝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们的国营商业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农产品,除粮食、棉花、油料由国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或者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管理,统一议定商品价格,并且限制了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这就是前面说的,一部分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仝国解放以前,我国经过了十二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常波动。解
    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是说,不管当时某些物价是否合理,首先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在稳定以后,再对某些十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党的这个基木方针是正确的,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是成功的,它对我国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商业部门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续执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拟出一套适合于目前具体情况而有利于工农业生的比较完整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方案。收购价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有利于增产的目的,这是我们物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在收购和销售两方面,都必须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对于当地收购、当地销售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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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收销差价过大的,应当适当地缩小;而对于低值的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适当地扩大。此外,还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国家的物价政策而寻求不应有的商业利润的行为。
    商业工作的巨大的任务,要求全国的商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会做生意
    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国商业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商业工作的千部和专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文化
    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拿一九四九年同今年计划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
    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几万人。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十万零六千张增加到今年的三十三万九千张。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
    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有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每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
    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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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6页,共1890页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
    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木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
    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
    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内根本
    改变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原故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一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原故吗?
    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
    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韵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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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7页,共1890页
    国家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由于民主改革依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
    专政。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革命的继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扩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
    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木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
    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负起这种领导责任呢?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和大公无私的领导,就是贫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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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说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了。我国资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种形式,那未,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
    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
    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
    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
    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视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过高地估计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和滥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
    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比较分散,我们过去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比较薄弱。现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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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
    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杜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
    诚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内,是我国社会上除开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但是不论在过去和现在,这个阶级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釆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
    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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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
    了合作的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
    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
    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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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尽。
    由此可见,最广泛的统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
    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工作就是完仝健仝的了。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常常脱离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不是发挥了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日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
    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杋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査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
    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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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劢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
    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
    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祥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
    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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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
    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三千五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经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近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今后,在尚待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一切改革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肖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
    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
    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
    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给他们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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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
    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认为少数民族一无长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视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种表现。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单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观点,都必须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
    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
    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
    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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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杋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仝的,
    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一九五0年领导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给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査。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
    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仝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
    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髙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
    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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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
    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五国际关系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
    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是由
    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第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根木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但苏联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欧亚两洲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九亿多人口,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大家庭。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合作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友好的关系。我国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友好的来往。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正动员国内人民的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和斗
    建设,工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的政策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力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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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声望日益增长,对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堡垒。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
    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利的
    国际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
    泛胜利。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在亚洲和非洲,摆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还有其他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内,共有六亿几千万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在执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五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亳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
    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又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既符合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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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伟大的历史变化,是同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
    道而驰的。美国垄断资本利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首先是控制德日等战败国,夺取英法等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它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美帝既主义把它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但是,谎话究竞不能掩盖事实。社会主义同侵略是根木不能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消灭了依靠侵略发财、依靠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发财的阶级也就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世界人民看得很清楚: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主张和平共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并且带头裁减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削减了自己的军费。相反,美帝国主义却仍然在扩张军备,反对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害怕和平共处好像害怕世界末日一样;它的武装力量至今还在远离自己的国界几千公里以外霸占着我国的台湾,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西欧各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把“防共”和“反共”的口号当作烟幕来掩盖一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企
    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早已流行过了。帝国主义者当然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也知道,强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碰不倒的。因此,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假借“反共”之名,以便压制本国的人民,尽可能地控制和干涉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反抗,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体系
    内部一切固有的矛盾。现在,受过和正在受着殖民主义灾害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愈来愈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当前最大、最贪婪的殖民主义者。在亚非地区,愈来愈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有力地限制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识破了美国扩张政策对它们危害的真相,而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赞成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趋势,也已经日益发展。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两国曾经企图凭借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事实上,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只是为美国势力的入侵开辟了道路,而沉重的军费负担日益严重地妨碍着它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的主要盟国对于美国的垄断和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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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和反抗,特别是加深了英美之间的矛盾。同时,西方各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展开广泛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美国人民也已经逐渐地体会到这种政策为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战争的危险。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英法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正处在矛盾和混乱之中。英法两国在目前整个
    国际局势的影响下,虽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它们由于企图保持殖民主义的特权,对于民族独立运动却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政策。这种状况,在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以后的发展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英法政府想用武力干涉的方法,破坏埃及的神圣主权,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美国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企图乘机夺取它们在中东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反侵略运动之间的斗争,在中东正在尖锐化。全世界的最广泛的同情是在埃及方面,全世界最广泛的舆论都主张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英法如果不遵循和平解决的途径,而实行武力干涉,就不但会受到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而且必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亚非两洲、拉丁美洲以及西方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将引起英法两国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世界是要走向和平的;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武力干涉政策只能招致彻底的失败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
    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岳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必然还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致,共同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就终将取得胜利。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
    努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不久,就同伟大的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伟大的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巨大的援助,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也给了种种的援助。兄弟国家的这种同志式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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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中国身受过殖民主义的灾害,而且中国的领土台湾到现在还处于美国的
    控制之下。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攴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不论它出现在亚洲、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平的力量
    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处境和愿望。我们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首先
    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要求。中国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体现了这些共同要求我们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我们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同我们的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我
    们同这些国家有深厚的传统友谊,而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在我们同某些邻国之,存在着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这种情况来破坏和阻挠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邻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解决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我国同欧洲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常关系。
    我国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立这种
    关系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
    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美国一贯地敌视我国,侵占我国的台湾,派监特务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我国实行禁运,并且竭力在国际事务中排斥我国,蛮横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虽然如此,我国政府仍然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我们曾经一再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解决和缓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我国的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侵略。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人民对于保卫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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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独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价的。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态度至今还远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结果怎样呢?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一切罪恶的手段来破坏我国,企图孤立我国,但是,伟大的新中国在世界上屹立着。正义是在我们方面,世界的广大的同情是在我们方面。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并不是我国,而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愿继续失败下去,它的出路,只能是对于我国采取现实的合理的态度。这种情况,对于美国人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
    系和友好来往。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中积极地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阿活动,并且积极地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了同各国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社会人士的交往。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是愈来愈多。事实证明,铁幕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贯彻
    执行这些政策
    六党的领导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
    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绎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壮大了。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受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的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
    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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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也有极少数同志曾经企图削弱党的领
    导作用。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们则可以独断专行。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党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事
    实所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担负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务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了,并不是不会犯错误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都犯过暂时的、局部的错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也不是亳无缺点和错误的。因此,党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从而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
    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
    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我国原来是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的情绪经常影响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压力,资产阶级也经常从各方面来影响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但是我们的错误不但有杜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一个入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因此,为了避免犯错误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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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目前我们的党员十分之九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在这里
    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党的历史上正确的路线怎样有效地克服错误路线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
    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
    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
    党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
    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釆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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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
    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仝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査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査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硏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
    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
    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
    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同时,加入我们党的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辩明是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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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一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的危害,而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则要特别着重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三,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我们应当迅速地集中必要的党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硏究,从事当前国际问题的硏究,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使这一系列研究适合于当前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适合于向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
    情况的调査硏究工作。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前面说过的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岀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悳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査,由感想定岀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査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硏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硏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
    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
    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仝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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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在党中央委员会所
    提出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受到了充分的注意。对于这个草案,邓小平同志将作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需要多说。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权利和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草案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在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权利。草案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党章草案还规定,县一级以上各级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次。所有这些,必将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当然,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
    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
    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只是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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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纠正了王明,博古等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
    的错误以后,也彻底地改变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
    在党内斗争中,党首先严格地区别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
    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
    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
    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了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在我们的队伍中确是混入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我们已绎清洗了一些以后也还要继续注意防范和清洗。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过去我们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群众斗争,以后又粉碎了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高饶反党联盟。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但是,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
    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门,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对于在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虽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予恰当的纪律处分,或者适当地调动工作,但是仍然必须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总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就必须让他留在党内改正,并且不应当滥用组织权力,给以不适当的处分。反之,如果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去纠正思想性质的错误,那未,不但思想问题不会解决,错误还会重犯,而且必然伤害党内应有的和睦,甚至会把普通的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组织的分裂
    党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加强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査研究工
    作,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于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这样,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必然日益巩固。而党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不但是我们党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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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党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我们要巩固地团结全党,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地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
    人民群众。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
    我国最广大的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
    要的纽带,除开前面已经说过的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以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国工会组织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会员,它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工会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方面,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吸引工人群众,,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另一方面,还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忽视这两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纠正
    已经拥有二千万团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近即将改名为中国共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团在过去几年的有成效的努力,在我国生气勃勃的青年职工、青年农民、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中,正源源不绝地生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并且向党输送着大批的新党员。青年团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在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某些团组织不注意釆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不用说服教育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点。
    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作我们事
    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妇女群众现在在工农业劳动中和其他许多社会职业部门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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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
    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苫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如同我们党在国内依靠着我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在国际上,我们依
    靠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依靠着各国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兄弟团结,必须继续向苏联
    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对待任何兄弟党,都必须采取热情的和谦虚的态度,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大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
    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成就里面,包含
    着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奋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此谨向各国兄弟党,并且经过他们向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并且保证同他们永远团结一致
    让我们全党同志永远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同全国人民群众团结在
    起,永远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定要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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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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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成这样一个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以下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
    第一,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建立和发展我国重工业中目前还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例如高级合金钢和稀有金属的冶炼,重型机器、专用机床和仪表的制造,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的建设等等。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在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会削弱重工业。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板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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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运输业方面应当合理地组织运输力量,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对原有的线路(首先是铁路上运输紧张的地段)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并且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目前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不高,一部分日用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质量甚至比以前降低,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地改变。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査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都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査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降低成本,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
    第六,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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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需要密切地结合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设计和生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只有依靠这些重大的努力,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技术支援,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地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第七,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在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上,既须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须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2)
    第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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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十,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仼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发生了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今后,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在科学事业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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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有计划地、逐步地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且在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适合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业务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急躁冒进或者消极保守都是错误的。
    四
    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柷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
    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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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必须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工作人员必须克服任何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在少数民族工作人员中,也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凡属少数民族地区尚待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并且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发展工业,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干部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过去几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罪犯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罪犯应当一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但是也要准备在不能和平解决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方式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九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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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同时,在亚洲和非洲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世界力量;在还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中,民族独立运动也正在日益发展。这一形势,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所引起的国际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都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某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身受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备战政策的压迫已经开始表现了和平中立的趋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高涨,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高涨,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特别是英美矛盾的加深,坚持扩军备战政策的美国侵略集团日益陷于孤立,日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应当是:(一)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二)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三)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四)继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五)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六)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七)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八)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的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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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主义思想水平是提高了,党的队伍是更加壮大了,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许多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还没有摆脱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使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受过严重的损失,在过去几年的建设事业中也已经造成过一些损失。今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将长期残存着,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将经常面对着许多对于我们完全生疏的新的问题和工作。如果我们沾染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骄傲自满,白以为是,而不虚心学习,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避免主观主义的危害。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杋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员的义务,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我们党在过去几年中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用阴谋手段企图分裂和篡夺我们党,这是同党的团结不相容的。在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以后,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我们也必须把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驱逐出党。但是对于一切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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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志,党都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将继续巩固我们党的团结,依靠这个团结来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应当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1年7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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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一章(5)第一章19491957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五节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本节资料
    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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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木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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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苫朴素、冋甘共苫。同志们提岀,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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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米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批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裝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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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岀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岀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万年以后还有的。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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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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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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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口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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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勹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木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木主义和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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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岀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癜”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嶽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臧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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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
    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问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己。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扩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苫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已经比专吃酸菜冇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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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注释
    [l]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为政第二》[2]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3]见《周易·系辞上》。
    匀]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页)
    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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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苫,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仝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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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岀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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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巧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
    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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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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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千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仝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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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岀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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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仝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
    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竞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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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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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
    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竞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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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別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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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辫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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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仝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4]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哉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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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绎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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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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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岀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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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白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岀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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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
    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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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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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洽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己,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硏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洽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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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査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千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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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
    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別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叮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竞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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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注释
    (1)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资木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2)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3)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
    八三一),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
    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看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5)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0-362页)
    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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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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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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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岀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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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木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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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绎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仝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
    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因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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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
    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
    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白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千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白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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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木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j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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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因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岀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辫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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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木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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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釆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査。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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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愣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木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竞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苫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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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兔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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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仝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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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
    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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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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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臧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木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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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岀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岀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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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仝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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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已。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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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竽。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竞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可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竞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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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门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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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仝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
    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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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
    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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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苫,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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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
    十年艰苫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
    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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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注释
    [1]哥白尼(一四七三
    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
    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达尔文(一八○九
    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
    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3]见《老子·五十八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3-402页
    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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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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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木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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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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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査,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木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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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棼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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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内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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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证法我们要求把辫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白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辫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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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米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
    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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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寘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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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別,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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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硏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注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03-418页)
    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1],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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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
    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有些冋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仝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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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
    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冋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注释
    1]《林冲夜奔》是明朝人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2]军衔制度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9-422页)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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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木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査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査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岀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辫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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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苫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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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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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岀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郾酌处理。
    中央
    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2)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囗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2)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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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
    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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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內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扌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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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拋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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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航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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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岀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
    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仝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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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0页)
    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1)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日前不要整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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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岀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髙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中央
    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
    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六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木)第一次公开发表。
    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
    尚昆(2)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毛泽东
    六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为报
    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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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旴》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2)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米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木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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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1-433页)
    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竞发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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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竞是为什么?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扩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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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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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1)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2〕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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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即送刘、周、陈、朱(3)阅,尚昆(4)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2)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3)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
    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2)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査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
    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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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2)指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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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汉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
    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
    即送乔木(2)同志照办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亳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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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掩掩臧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
    《不平常的春天》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2)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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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
    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已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只,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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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如何呢?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木来是非常清楚、亳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竞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仝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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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
    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场争论是不可避兔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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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注释
    1)这篇社论发表前,经毛泽东修改。
    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
    十分必要的。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注释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
    小
    《指示》指出
    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使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场政治斗争、思
    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
    必须对当地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在这次斗争中的根本态度大体排一个队,主要是划清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以便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坚定不移地对右派进行斗争
    《指示》提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的几个主要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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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迅速地加以克服;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言行;
    用心平气一和讲道理的方法,澄清知识分子中的错误和糊涂思想
    必须注意防止把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中间偏右的人也当作坚决的右派打击把“中右”和右派的疑似分子同右派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把仅有右派言论并无右派行动的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其批评时不要轻易扣以右派的帽子;
    加强同中间分子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理论学习,对其带原则性的错误,用诚恳的友谊的态度指出,要用对侍同志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
    对于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
    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木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日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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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煕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煕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別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仝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呻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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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
    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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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白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岀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4-439页)
    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有两事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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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2),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
    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千,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央
    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3)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
    七月九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
    2)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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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
    3)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
    三呢?
    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岀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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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
    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髙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岀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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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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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
    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
    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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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鸟“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兩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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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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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哉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竞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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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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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
    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木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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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唯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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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注释
    1)见《列子·天瑞》。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55页)
    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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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白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岀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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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佔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米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仝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木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
    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木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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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
    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
    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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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
    。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辫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仝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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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
    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別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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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辫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
    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注释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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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6-465页)
    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別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査,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央
    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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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五七年八月,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按:收入者把这篇讲话错写成一九五八年,按照內容,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柯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木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己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贴贴打锣打鼓吗!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冾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一一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还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贴贴,现在他们要造反嘛
    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两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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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两种,一种是剥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排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是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势,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有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去过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看来,用压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笄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类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算两条道路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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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有多少人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查看
    八大文件第四页),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会发生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嘛。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套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当时木来想改,已经印发出去了
    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木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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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仝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注释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根据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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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木米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
    1〕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2)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
    (3)再加斟酌。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根据手稿刊印。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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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
    1〕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2〕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3)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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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2],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木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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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未,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
    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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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別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岀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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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
    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佔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亳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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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竞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
    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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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的性质究竞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未,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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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3]。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仝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儿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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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
    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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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注释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2]见本书第四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注[1][3]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6-479页)
    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鸭,大放,大辫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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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哉争结東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吗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日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木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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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
    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
    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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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竞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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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
    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
    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
    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
    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竞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
    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辫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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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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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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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鸭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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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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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未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査,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
    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
    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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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鸭、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
    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
    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
    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
    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释
    [l]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页)
    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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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
    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査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仝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査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
    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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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
    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绎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
    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
    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
    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
    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
    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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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
    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
    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
    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
    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査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运动的一般情况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
    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日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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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辫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分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盜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整风,也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也有教育作用。
    四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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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批评和教育,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用大力团结和教育中间派,这样才能孤立右派,壮大左派。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此外,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只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
    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在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从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特别是那些鸣放得充分的单位,和那些注意改正工作缺点的单位,成效更显著。整个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右派被孤立被分化,中间派向左靠,左派力量在增加。
    但是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必须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当然,有些单位的情况同机关不同,运动发展的阶段也就不完全相同。例如农村,有大鸣大放,有对于坏分子的斗争和对于富裕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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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同于机关中的反右派。对于农民和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象机关干部那样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工人、农民、学生在着重整改阶段都要继续鸣放,督促和帮助领导干部整改,但是并非他们自己也着重整改,那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此,在第三、第四阶段如果继续发现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还没有低头,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务。所以对这四个阶段不能看得太死。总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四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并且都必须搞透。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硏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二)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贯的。党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并且争取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教育必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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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思想必须批判,“毒草”必须锄掉。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米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1)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2)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3)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最近时期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右派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左右两派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右派要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整风就是他们的“时机”。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也有许多人现在有了转变。相反,一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派甚至左派现在却成了右派。这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政治分化。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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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
    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木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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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应该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以后对人民还是有用的。
    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该坚决及时地转入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现在有不少单位对于转入整改缺乏决心,应该纠正。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其中少数人具有右派观点外,还有其他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在思想教育和批评反省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对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根本改变许多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切实整顿许多文教组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白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和地方都要在最近时期定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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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屮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要通过整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实际,并且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
    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参加工商界骨干的整风,或者另外编组整风。对于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和他们对于工人群众思想的侵蚀,要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他们中间的严重违法活动应该进行斗争,以便教育多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地下工厂”要禁止,要变成地上的,以便加以管理、监督和改造。小型工商业者则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能的时候也可以组织辩论略如工人、农民中的整风办法。他们中间有严重违法活动的,也要进行揭发和斗争。总之,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象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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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农村
    农村总的情况是好的:合作社基本上是巩固的,粮食增产了,干部作风也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办社的时间短、经验少、灾荒大,所以还有困难和缺点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
    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的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
    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上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在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捣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同合作社较量此外,他们也是农村中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
    党内在最近一个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认为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可以不再强调阶级路线;可以埋头搞生产,放松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没有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打击。在农村干部中,也有少数人由于家庭经济地位变化,资本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些人在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基本问题上,实际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由此可见,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它的目的是:(1)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影响;(3)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4)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社、整党、整团,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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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购统销政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同样必须是大鸣大放大争,同样必须是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现在全国采取了几种不同办法,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地情况不一,不必强求一律。但是,不管采取那种办法,都不应该妨碍大鸣大放。已有的经验证明,惟有大吗大放,才能大争,惟有大争,才能暴露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行,才能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尤其重要的是,惟有大鸣大放,才能使群众畅所欲言,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昃提出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使干部头脑清醒起来,以利于改进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在运动中,要坚持“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防止和纠正简单粗暴的作法。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材料证明,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小部分阶级异己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分子。为了加强农村运动的领导,为了同上述这些分子作斗争,为了批判各种右倾思想,必须开好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也必须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才能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如果又犯罪,必须再捉再判。对各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坚决惩办,并且必须坚决取缔会道门,禁止赌博。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该逮捕判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逮捕判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这种偏向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以纠正。上述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城市。各地农村中都有一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不良分子。对于这些人,如果由地方法院处理就不胜其烦,但是不加处理,对于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又有很大妨害。可以考虑由社员代表大会或者乡人民代表大会定出切实可行的公约,由上一级政府批准,加以约束,并建立调处委员会负责公约的执行。违反这些公约的,可以授权合作社或者乡政府给以适当处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方法。不但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中,都可以试行。城市中有些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分子,还可以遣送到木省农村中,由政府分别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管制生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务院研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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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办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审议决定
    对于已经摘掉地主富农
    “帽子”而又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把“帽子”重新戴上
    对
    于一部分具有严重资木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必须进行说理斗争,但是不要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等对待。对富裕中农仍是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
    对于单干户,不能歧视,不能苛待,要争取教育他们自愿
    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但是不能给予单干户优于合作社的条件。他们要同社员一样承担对国家的各项义务。对于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限制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退社要求的富裕中农,要在经过大辩论和对某些收入降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加以妥善安排(要有适当的让步)之后,达到大部留社、少数出社的目的。对少数坚决闹退社的,可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和剥夺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后,开除他们岀社。为了限制合作社社员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自留地、个人开荒、个人经营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要有适当限制。对于单千户,要由乡政府或由乡政府委托合作社切实管起来,不让他们有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合作社的“自由”。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有害活动(如挖合作社“墙脚”、雇工剥削、买青苗、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偷税漏税、出租土地等),必须加以限制或制止。城市的企业和机关要在农村招收工人和临时工的时候,应该经过合作社介绍,或者同合作社订合同,不许自由录用合作社员和单干农民。这点将由国务院作出规定。关于如何结合两条道路的辩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问题,中央已发出三个专门指示,这里不再多说。这里只着重说明,农村阶级路线仍有决定意义,忘记了农村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错误的。在整社中必须保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合作社的主要干部必须一般地由贫农和下中农担任。合作社干部必须坚决参加生产劳动。现在许多社的干部这样作了,影响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干部对于这一点执行得不积极、不充分,有的甚至拒绝执行,需要继续加以督促,切实执行,并须经常坚持下去。合作社制度的巩固基本上决定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合作化表现出了很大优越性,才是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只有合作社的单位面积量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才能停止富裕中农的动摇,使他们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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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能迅速地发展工业。
    九五六年一月制定的发展农业生
    的四十条纲要草案,鼓舞了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的经验,对四十条草案作了一些修正。提议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以便在全国进行泛的宣传和讨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推动合作社在社员积极参加之下,制定本社发展农业的长期规划。在全国讨论之后,中央将对这一纲要作再一次的修改,经过年底党代表大会的讨论,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十年内制定农业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指针
    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
    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一九五六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这些成绩超过解放后的任何一年,有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年成绩的总和。当然也有缺点,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有些缺点,而对伟大成绩估计不足
    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好的一面是工作踏实一些,但是有些地方有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注意纠正
    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
    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和现代化的农业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过去几年对工业宣传得多一些,调了一大批干部去搞工业,这是必要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农业宣传就有些不够。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把社会上近两年来所出现的看不起农业生、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意上山的不良风气改变过来能否实现四十条,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领导农业。必须在今后国家建设中,增加农业(包括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尽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和其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在五年之内,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必须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使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屮现在农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水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生活仍然贫困的农户一般不过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在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依靠合作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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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多的公共财产,才会使合作社象钢骨水泥般地巩固起来,否则会象沙堆一样容易散掉。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要提倡节约,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钱,向农业社投资,或者存入银行、信用社。粮食也要节约。除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以外,农业社和农户还应该储粮备荒
    今冬明春,应该象前冬去春一样,掀起一个积
    和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运动,并适当地进行其他基本建设。对于这项工作,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了专门指示。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当地的具体指标和具体规划。
    合作社的一切增产措施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办
    社的原则。要善于用说服的方法,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来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各种事业,和解决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认真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败或者效果不好,如果没有经过群众就更难免群众的埋怨。但是只要一切通过群众,即使受了损失,也是大家负责,大家得到教训,利于团结和改正。这点必须教育基层干部经常加以注意。
    四)关于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风问题,是本阶级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同资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有原则的区别。因此,应该着重改进工作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不应该把机关学校中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拿来对待一般的工人群众。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百分之三
    十五左右,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十三(加上共青团员共占百分之二十九)。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百分之三左右(有些单位超过百分之五)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因此,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必要通过整风更好地树立和培养工人队伍的骨干和核心力量。有必要进一步清査坏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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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工人阶级队伍。经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群众的政治任务问题。要使工人群众懂得: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阶级内部的团结;必须发扬艰苫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努力生产,克勤克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在一部分以新工人为主的工厂中
    要着重解决新工人的改造立场的问题。在一切新工人中明白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结合工人的切身生活体验和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
    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本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讨论题目。一般可以讨论:(1)工人阶级如何负起领导阶级责任的问题;(2)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题;(3)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问题;(4)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5)工农关系问题(主要是讨论工人生活水平不要过高于农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好关于改进工资福利制度的思想准备。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工厂中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新
    工人的思想,要着重依靠老工人和工龄较长、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工人。必须充分发挥老工人的积极作用,用他们的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团结和教育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几年来不少干部对老工人的作用有些忽视,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如晋级、计件工资、工作安排、劳动保险、子女就业等,对老工人的照顾有些不够,需要加以改进
    领导上
    必须认真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执行边整边改的方针
    要检査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领导干部(包括党、政、工团)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项经常制度。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钻研技术和业务,逐步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要深入生产,深入工人,关怀群众疾苦。生活上和工人打成一片,坚决废除脱离群众的特殊待遇。帮助和引导工段一级干部克服命令主义,使他们作到既能勇于负责,又会走群众路线。要大力紧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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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减少党、政、工、团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中过多的非生产人员。注意从工人中培养和生长干部,充分发挥不脱产、半脱产的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作用。强调技术人员和职员同工人相结合,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操作,以便培养岀大批既有实际经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
    对于一些影响生产、影响团结、阻碍
    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各种规章制度,应该坚决修改或者废除。同时要相应地建立必要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以便从制度上巩固整风的成果
    党
    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这次整风中应该充分运用,并在总结试点经验之后,全面推广。
    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
    应该遵照中央的规定,即:(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査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2)审査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多数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整风主要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大体上可以仿照机关整风的做法。但是因为他们直接参加生产建设,比较接近工人,和机关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要按照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不应该采取简单化的方法。
    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该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是对于:(1)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动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2)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3)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形成宗派斗争。对老工人和转业军人中发生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处理。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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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运输业合作社的整风,应该和整社相结合。要充分发扬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注意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制止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破坏活动,在胜利的大辩论和干部整风的基础上巩固合作社。职工家属和城市其他劳动人民,也应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可能地组织鸣放,进行辩论,明确大是大非
    (五)关于少数民族在
    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应该同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在广大群众中,应该用新旧对比的方法,宣传各民族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和必要,揭露坏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同样必要的。应该认清,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关键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各民族的党员都必须了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因此,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必须定出计划,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教育,并且按照具体条件,对本民族某些党员中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方针应该改变,今后应该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点的教育,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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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和人生观
    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民族
    主义倾向的批判必须防止急躁,必须慎重地由上而下地有领导地进行,必须注意获得本民族多数党员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支持。汉族干部仍然应该继续注意检査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着重检查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只有经常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各民族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统在完成了民主改革而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上不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在适当范围内,用适当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六)关于军队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査出了少数右派分子。这对于军队的巩固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军队一般比较纯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告一结束以后,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在近几年的社会大变革中,军队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处于和平环境,大批新成分参加军队,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不适当地强调专业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因,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了一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冋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和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上述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认真地加以解决
    在军队各级机关和学校的整风,可以采取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在连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军队担负着国防和训练等繁重任务,在整风期间,必须注意不要松懈战斗准备和川练工作,特别是第一线部队。整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军队的团结,增强纪律,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七)关于党和团目
    前我们的党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党员(内有预备党员二百八十万)。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七十四万余人,农民党员八百五十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一百八十八万余人,其他成分的党员六十万余人。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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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且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党内所以发生这些严重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1)大部分党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2)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注意质量不够,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没跟上。(3)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党员是在胜利后的环境中入党的,他们入党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入党后长期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环境中,没有经过同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一百八十八万知识分子党员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象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在运动转入第三第四阶段以后,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加要抓紧整风的任务。除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必须认真改正以外,还要在一般党员中批判右倾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这次整风中,对每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认真改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生活不健全、纪律松懈等缺点。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中,必须爱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教育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革命的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所有党的基层组织认真地进行次整顿。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的目的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对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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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的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对于丧失革命意志、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应该劝他们退党或者清洗出党。在决定开除一个党员的时候,要将他们的错误事实核对确实,要遵守规定的手续,并且在开除他们以后,仍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怀他们,指定专人同他们保持联系,进行考察和教育
    对于预备党员要加
    强教育,并且进行严格的审查,防止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转为正式党员
    为
    不断地调整党员的成分,补充党的新鲜血液,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在确实保证党员质量的条件下,可以有控制地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特别是老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接收为党员。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考验了每一个党员,特别是考验了每一个干部。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工作问题。我们党从来就是注意选拔优秀的工农分子和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负各种的领导工作的。这是我们党的千部工作路线。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经过多地吸收了一批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缺点
    今后我们仍然应该从
    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和农民。同样应该从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经过生产和斗争的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的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中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实际工作。凡是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少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文学、艺术、新闻、理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宣传工作者也必须这样做。对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应该研究适当办法,首先分配他们到适合于他们的学科的生产单位中去,从事一年到几年的劳动以后,再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他们的工作
    必须认真创造条件,
    使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者有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并且使其中能够深造的一部分人,有升入大专学校的机会。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干部工作路线,才能使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关于干部地方化的问题,是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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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工作中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些糊涂观点,需要」以澄清。在全国解放初期,中央提出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工作是好的,已经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地方化了,应该继续留下来工作有少数人继续工作有困难,或者表现不好,应该动员他们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妥善安置。各地都应该提拔相当数量的本地干部作工作,这点已经做了,还要继续做。现在,在多数地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是融洽的,正常的。但是也有些同志,对于干部地方化缺乏正确的了解,有些人甚至有排斥外来干部的情绪。这是一种错误的地方主义的表现,应该在这次整风中加以纠正。
    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首先共产主义化,而地方主义却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本地干部的提拔仍然必须服从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在某些范围内还应该有适当的调剂。例如在县一级,清一色的本地干部就未必有利,更不必说县以上了
    下面谈一谈青年团的问题
    共产主义青年
    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各级党组织应该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巩固和团员质量的提高。团的工作在近年来是有重大成绩的。但是在这次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中在团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和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对于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共青团员,在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参照对犯各种错误的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但是应该比党员稍放宽一些,应该更着重于教育
    (八)改进工作,争取全胜改进工作和反右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右派本身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运动中,党内党外提的批评意见很多。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虽较偏激,也并不是没有益处。在我们的工作中反映得比较突出的毛病是: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这些东西有的是原来规定就不正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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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原来正确,但因条件变化、应该改变而未及时改变的;有的是应该由各地去因地制宜作出规定,而不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的,有的是中央各部门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难于避兔的,有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有集中过多的现象,也有分散主义的现象。地方的某些规定,也有同样情形。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负责同志忙于事务,接近群众太少,对群众中的问题不甚了解。许多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助长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少干部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走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少干部不愿同非党群众和非党人士来往。这些现象,不改不行,必须坚决改。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把六亿人口团结起来心一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需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可以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较易于克服困难,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利于较快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要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必须贯彻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巩固党的和国家的纪律,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为了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目前应该集
    中于以下三点
    (1)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
    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有亲密的联系,要多交朋友。干部同群众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规定和制度,提倡艰苦朴素的风气。领导干部要接近下层、接近群众,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
    (2)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该分散的必须分散,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分散主义的现象都要纠正。中央政治局向这次仝会提出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主要的精神就是下放部分权力,以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利于加强对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这种改变,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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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比现行体制要好。但是,新的规定也不会是完满无缺的,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补充和改进。值得指出的是,若干权力下放以后,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因而更需要加强计划和平衡的工作。这点,无论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庞大臃肿,也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必须大力紧缩。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这对于当前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二、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第三、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基层,加速建设。因此,各个单位都应该迅速订出整编方案,动员大批人员到生产中去,到需要加强的基层单位中去,或者另行安置。许多不必要的和重叠的机构应该裁减合并和减少层次。为了紧缩机构,除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尽量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基层工作以外,其他干部也有一部分需要回到生产中去或者回到基层去。在我们的国家中,必须养成干部能上也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的优良风气。
    (3)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才能鼓舞群众的热情,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群众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为了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木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我们要争取运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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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所谓全胜,就是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并且使斗争的结果能够造成上面所说的那种政治局面。现在反右派斗争还需要深入和展开,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改进工作还只是开始。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对于改进工作,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做得比较好。这些单位的经验证明,群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本单位可以马上接受和实现的,只有小部分问题需要由上级或中央统一解决。为了认真地改进工作,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让群众的意见得以无保留地充分发表。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要成立由负责人主持的专门小组,广泛收集群众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提出改进工作的计划和方案,逐步实行。各部门、各单位改进工作的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上级和中央。现在全国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改进工作的高潮,这些单位的工作情況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面貌。过去拖延多年没有克服的缺点,这次很快就克服了,过去需要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很短时间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但是,也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改进工作没有重视或者重视不够。有的人唯恐揭露缺点,运动一开始就不敢让群众鸣放;有的人在鸣放之后,又利用反右派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企图逃避整改,蒙混过关;个别的人甚至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这些是不能允许的。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群众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而对于领导人员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加强对整风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领导,以求得运动的全胜。
    【本文来源于人民数据库,网址:http://data.peoplecomcn)(这篇文章未收入邓小平选集,在网上也很难见到了)
    2011年7月1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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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1)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节批评“反冒进”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木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
    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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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
    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
    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査,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
    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岀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棼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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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査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
    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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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硏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米,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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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
    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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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硏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年
    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
    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
    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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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找[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米,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一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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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曰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仝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
    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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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
    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
    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
    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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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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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白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己,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鸭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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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
    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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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九五四
    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
    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査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査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
    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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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答声,未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
    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
    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木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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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钋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砒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砒),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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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髙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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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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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命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
    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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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
    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遖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朿,就搞互助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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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
    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只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颐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東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眺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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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千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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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
    凡情况许可的人
    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要把心交给人
    要釆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
    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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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越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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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苫战波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釆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他讨论一些原原则性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末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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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刮起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纪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ⅩⅩ×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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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
    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
    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晩改早,早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
    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仝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査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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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査。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
    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木就是中央的
    务海
    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易。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
    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于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令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白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鸭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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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
    六,倒三七(即是家庭付业和经济白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
    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做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以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矿、车间和工区、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拨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征去年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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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风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求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往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会议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木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木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木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
    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谈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
    定要批判不
    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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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卞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自人民有了自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此,促进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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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此经济、比生产、此技术,还要此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的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江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多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应该作出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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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足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的条件之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査,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
    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儿句话中,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首先由它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査“大权独揽”是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是指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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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各方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抓这项作工的。只是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几个人,
    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
    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做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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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公不白觉的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査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观点,还是比较恰当的方法,表达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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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是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会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多招些学生,但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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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或附属工厂,出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数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同到本村参加生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校,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除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硏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杋械农具,同农业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省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波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的高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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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后取得群众同意,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覆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的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变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的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兔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同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能形成正式条文。
    2011年4月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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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2)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二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
    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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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一一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竞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竞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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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岀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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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夲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岀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仓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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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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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
    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注:原文为“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
    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
    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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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仝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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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
    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木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我讲四个问题
    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
    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杋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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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
    四川的高级化,Ⅹ××从睿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
    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
    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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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苫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风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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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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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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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竽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响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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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髙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按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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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注:“瑞金”原文为“瑞金”>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冇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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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
    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
    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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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性)、生动(性)。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注:原为“膝”>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岀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蘼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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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
    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十九岁写了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
    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
    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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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
    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
    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査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辫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辫证法是硏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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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
    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岀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未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木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一一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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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竞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
    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
    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
    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米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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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辫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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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一一眼、耳,口,鼻,舌。五性一一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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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岀来,做一些调査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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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棼,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
    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
    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宇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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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
    (毛主席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岀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
    少
    (毛主席插话)
    工业方面,仝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
    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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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木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毛主席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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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苫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岀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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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
    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一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木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
    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
    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
    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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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仝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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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
    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白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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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白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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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冇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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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釆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晩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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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少薮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
    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木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Ⅹ××,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白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仓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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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木。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仝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仝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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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究竞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薮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绎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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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
    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苫,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千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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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日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髙,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硏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苫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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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冇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岀,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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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
    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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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釆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
    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
    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千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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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苫,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篷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
    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竞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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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亼每省都要釆取检査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亼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
    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亼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岀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亼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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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亼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
    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
    九五七年,来个“反
    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航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臧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亼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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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
    亼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亼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亼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冇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査,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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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亼毛主席指示: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亼(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在农村了)毛主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亼(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毛主席说:“这是仝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査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査团去基层检査。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査几次,检査很好。没有检査的要补上这一课
    亼(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竞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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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亼(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毛主席说:“这是党內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我讲一讲破除迷信。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岀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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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
    遍规律?不能背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
    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绎受过“胯下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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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顿。你们说,究竞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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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轾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
    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没有解放岀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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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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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背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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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竞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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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木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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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Ⅹ××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Ⅹ×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
    二十分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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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苫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千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苫,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岀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
    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月不算,
    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
    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
    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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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
    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梁、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別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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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千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千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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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
    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
    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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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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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木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
    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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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吗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Ⅹ×××、×××、×××××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Ⅹ×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
    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
    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Ⅹ×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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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
    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
    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煮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
    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
    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只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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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7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
    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7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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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土”,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
    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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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并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
    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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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嬴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Ⅹ×、高闵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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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Ⅹ×。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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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千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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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一一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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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住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槭、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
    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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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口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Ⅹ×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7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7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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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敔、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査,小抓四次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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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
    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
    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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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Ⅹ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仼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辫论,插上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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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
    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
    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士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2011年4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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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3)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三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徐水县委书记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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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特別强调布置各项工作必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指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指山东省农科所付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在接见山东著名的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们时说)你们千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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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2500斤至3000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Ⅹ××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一一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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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因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棼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
    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
    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机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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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
    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士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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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斤)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吨要完成,今年××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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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
    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査。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別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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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
    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拚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Ⅹ×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
    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一一高炉、平炉、轧钢杋、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债各有主,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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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千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
    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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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厂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喳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岀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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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査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
    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乂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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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杋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槭。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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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竞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冤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
    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岀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査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盜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
    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
    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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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白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白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
    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臧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苫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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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別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氡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可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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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礻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
    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企业,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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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
    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仝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木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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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白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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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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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本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
    年或者四、
    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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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岀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
    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冇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囗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ⅹ×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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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木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
    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
    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乂。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
    年要作准备。
    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弟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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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千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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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ⅩⅩ、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眀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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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害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攀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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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竞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千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千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仝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Ⅹ×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木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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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超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求是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苫”,所谓“农民苫”,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苫,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年,后年Ⅹ×万吨,粮食由三干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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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米,节省时间,兔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硏究所,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苫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三)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个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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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亿。你看,八年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
    五零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三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
    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亿以上到三百亿。三百亿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到了××。明年应该是××几或者××几亿吧?也不要××几,也不要××几,一下跃到××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亿有可能。去年三百只有一年,今年××亿也只有一年,××没有,Ⅹ×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亿,平均每年××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零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
    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三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
    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就可以搞××亿。前面这八年,五零、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亿,就可以当作××亿(等于倍)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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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去了。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只两手,一手抓农业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矿山的机械,开油田的钻探杋械,电力机槭,建筑机械,/t学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巫杋器),还有农业杋槭,如拖拉机,耕种杋槭,收割杋槭,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化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杋槭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杋槭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杋槭。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乂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搞×乂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万台,后年再搞××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
    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台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万台,年××万台,后年搞××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万,后年××万,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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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点了
    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
    (毛泽东同志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住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层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眨之为“农村作
    风
    “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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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同志的谈话
    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一九五六年在政协见的面。
    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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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二、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卑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换。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四、两个出路。劳动力很紧张,这是个大问题。出路一个是改变广种薄收。少种多收,可以省工省水、省肥等。一是机械化,目前是抓工具改革。将来达到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
    劳动组织分工,要适当固定起来。工业、农业劳动不固定起来不好。
    五、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六、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成本一万元,工资八百元,积累七千二百元。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不过七百元,二十五个农民顶一个工人的产值。鞍钢产品可以全国调拨,农业上可以调拨的就不多。所以十二年能过渡了就不错。
    七、不论搞什么工作,像搞人民公社,不能走马观花,要搞透一个公社,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有把握。学马列主义也是一样,书看得很多,不透,不好我最近看参考资料,很仔细。每次看几遍,多看一遍.就多一些收获
    八、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
    九、可不可以不走化肥的道路(今年化肥生产一百八十万吨,明年只生产六
    十到七十万吨,进口化肥也要减少了。)今年没有化肥,粮食搞到八千亿斤,棉花搞到八千万担,证明可以基本不靠无机化肥,主要靠有机肥料和土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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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不走拖拉机的道路,走绳索牵引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是河北省水利化先进的地区?今年的水库用上了没有?(×××:有的用上了,有的没有用上。)
    这里有什么铁矿没有?(×××:井陉、平山、获路等十几个县都有铁矿估计有Ⅹ××吨。)可以在这里搞个大钢铁厂了,你们不一定在邯郸搞一个大钢厂吧,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个吧。
    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一亩下种
    十多斤,耕一尺多深。)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有一个县搞一万斤。)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Ⅹ:270斤。)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竞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有十四个县。)那还有十几个没达到。今年小孩摘棉花,将来农业是妇女和娃娃们的事情。
    究竟是否需要化肥,要它干什么?我看就搞土化肥好了,不搞洋化肥怎么样?拖拉机是否需要?(××:拖拉机搞深翻地还有用处,带三华五华改成带个犁可以深耕。)这样子你们要拖拉机了。化学肥料不要可以吧?(×××:有些还是好。)搞土化肥,洋化肥是否少搞一些?你们这里有拖拉机厂没有?〔Ⅹ××:有一个,现在搞鼓风机。)暂时休息,只搞鼓风机,不搞拖拉机。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有几种,有的在一起吃,有的打回家去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吧,食堂里作不作菜?你们食堂有办的好的吧。比较一下,分一、二、类,都要向一类看齐,人民是否欢迎吃大锅饭?过去不欢迎,现在欢迎了。(×××:正定县妇女罢了一天工。食堂就办起来了。)正定罢了一天工,真有其事,罢一天工有什么不好,进步的罢工,是对落后分子最好的批评
    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孩子一叫闹就打不好,要叫小孩子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睡的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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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ⅩⅩ: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子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么,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48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Ⅹ××:大人小孩平均110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70元,安国是110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千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很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400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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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作,一年才二十四天不算多,过了十一月份后放假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钢铁这一关还没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现在桃还没有开。还要一个多月。)这时桃还没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十一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80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吧,(×××。四十五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你们是两个区合并的,九个县一个市,那和石家庄一样了。你们的粮食去年是22亿斤。今年70亿斤。翻一番是44亿斤。这么你们翻两倍多了。你们每人吃四百斤不够吧?你们这里吃饭还要不要钱?明年粮食计划生产多少?(×计划170亿斤。)你们今年是一千万亩麦子,去年是多少,(××:七百万亩。)
    七百万亩,今年一千万亩都施底肥了吧?以后还要施追肥,每亩下种多少?Ⅹ×:25斤以上的占95%。)亩产多少?你们这里是两白两黑,两白是棉花小麦,两黑是钢铁、煤炭。你们种五百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哪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猪,一口猪一百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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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后猪减少了些。)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明年亩产千斤,亩产八百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202斤。)明年302斤也就满意了。(××介绍了临漳县搞的百里丰产川计划亩产五千斤。)临漳离这里有多远,路好走吧?出门坐火车不好看,这是老太爷的车,坐汽车也就好看了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不跃进的县?(××:不是他这里,是石家扈县,白旗也拔掉了。)有白旗,当然也不会跃进了
    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250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
    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
    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
    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
    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桌子可以砍掉一半,耕它三尺深,其余地叫它休息一年。我在安徽省看每地都烧肥,把那些主根子、杂草,一堆一堆地堆起来,叫作熏亩,地一休息阳光一晒,一分化,一熏,我看是要走这个方向。在北戴河我提出种地三分之其他种草,种树,没水的挖塘养鱼。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过去几千年都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再加上一条机械化。你们这里有钢,有没有机械厂?(××有个小机械厂。)可不可以生产拖拉机?(作不了拖拉机。)你这个人就是志气不大!不用拖拉机行吗?用绳索将来用钢丝牵引。肥料不要洋化肥,只要土化肥行吗?我觉到有机比肥对作物有利,人畜拉的屎尿你们压绿肥用什么?(答:用紫穗槐)这可以代替洋化肥吗?明年可靠它。是否我们国家基木上不用拖拉机,少要一点,不是拖拉机化。洋化肥也是大部分不要,少搞一点,用在那些需要的作物上。这是我提出来交换意见。我看没有洋化肥,亩产一万斤。苏联有了它是一百八十五斤。我们是万斤可是没有洋化肥。拖拉机也是一样。土化肥就是洋化肥,第一,是人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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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的屎和尿,第二是压绿肥,第三是土化肥,这些都是化肥。(××:全专区有
    二十三万个化肥厂。)好吧!在当地群众搞,比洋化肥好。
    北戴河提岀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种树。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柴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
    拖拉机是否少搞一点,但是要机械化,用其它的形式,用中国的形式。少搞洋化肥也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机械化是否一定要经过拖拉机?肥料是否一定要经过洋化肥?人畜屎尿绿肥、土化肥、拆炕、折墙、挖河泥,多的很嘛
    你们钢铁任务多大?(××1105万吨,七万吨钢。)你们钢的原料从哪里来?什么叫低碳钢?合碳多少?(××不清楚,说元朝都在这里炼过钢。)你们怎么知道是元朝的?你们这里有多少矿石?(××:勘察清的有×××吨。)含铁60%,就×××吨铁。这两个月矿臧资源査清楚些了吧?(××到处说有矿,越来越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了。)由糊涂到清楚,用铁垒梯田、垒墙、垫路。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富。土都是铁,不开矿挖土吗!
    你们这里有铜矿没有?(×××勘探清楚的有××××万吨)有铜矿就搞些铜吒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的好,这样可不可能?解放妇女,看拿些什么人去教育孩子,青年不愿意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重要,还是小人重要?还是小麦、棉花重要?这是下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了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专、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它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这点人口25%的娃娃带好。在托儿所要比在家跟父母好些。
    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饭,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和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的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食堂要划分
    三类,找一个一类食堂,叫他们都向它看齐。(××:涉县有一个
    食堂,吃玉米饭半月不重样,搞得很好。)这好么!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吃早饭就是中午的劳动力,吃午饭就是下午的劳动力,吃晩饭就是明天的劳动力,要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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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要人吃,要人睡。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睡个中午觉,你们研究研究怎么样?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都可以。不叫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现在平均下来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下个命令至少睡六个钟头,睡完了劲更大。劳动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
    吃好、睡好、孩子带好。
    对小孩要吃好、教好、管好。你们六百五十万人,25%就是一百六十万吒这是一支很大的娃娃军。有的就是见物不见人,钢铁也是物么,种棉花也是物么不管娃娃军就是见物不见人。托儿所要比家里有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定会垮台,不垮台那才怪哩,食堂也是一样,如果不比家里吃的好,那也会垮台
    劳动力如果睡不好觉,私有都没有了,睡觉也是私有哩!在中午让他们睡个钟头,你不是军事化吗?营长、连长开一次会,好连长应当是关心战士,给战士盖被子,不是老是只睡五个钟头,要睡七个小时行吧?不睡不行,睡觉是个任务,强迫命合一下,群众会欢迎的。这当作问题研究,不是作了决定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你们这里公社平均一万户左右,你们这里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这里还有回车巷。)廉颇蔺相如还要回车,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
    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大搞土法炼钢、秋收种麦、水库用劳动力群众不能休息。)三大任务,有四百五十万劳动力,怎么组织好些?小土办法要点,睡觉,一天一定要比七个钟头,这是个任务,你们先试一试。小孩问题,都不愿管人,师范学院的不愿教书,这是本末倒置,愿管物,不愿管人,实在也怪,我愿在小学当教员,去管妵娃。睡不好觉,你们要看到后果,几年后是会受到影响的。苫战,睡觉算苫战仼务之一,吃饭要吃饱吃好。睡觉就睡七个钟头试一试看完成任务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比睡觉少完不成任务。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管人的事情。这都是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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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乐,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
    你们这里没有钢铁?(×××:有很多铁矿。)路东有什么铁?(××路东没有,都在路西。)有多少参加搞钢铁?(×××:120万人)包括炼钢铁炼炭、运输?(××:包括。)区有多少人口?(820万人。)八个里头一个还多。天气冷起来你们怎么办?你们搞起来多少铁?是铁渣?是铁水?(××仝年任务××万吨,已炼铁Ⅹ×万吨。)不算铁吧,同志。(×××:有10%的好铁可以上调的。其余我们可以自己炼钢。)可以炼钢是不是商城又炒又打的办法?只炒不打可以吧?(×Ⅹ×:要打。)一个炉子要多少人?(×××:六、
    七人。)一半炒一半打?(×××:大致是。)你们炼多少钢?(××:全年任务××,已炼钢××。)那你们可以不要干事情,睡大觉。下雨下雪怎么办?你们打算没有?(×××:我们正在开会研究,打算十一月分下山一批。)(×××:釆取精兵的方法。)什么时候再上山?明年开春。你们准备下山多少?(×
    六十万。)还有六十万住在什么地方?下雨下雪,要叫他们生活好,工作好。山上的人都是青壮年吧?(×××:也有很少年纪大一些的。)有妇女没有?(×××:有,妇女顶大事。)顶大事。(××:有这样个道理,妇女搞农业生,没有男人熟练,不如男人。搞钢铁男女都不会,大家一块学习。(×Ⅹ×:有的妇女比男的学得还快。)啊!有这个道理。120万里头有多少妇女,(×××40%,四、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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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营的棉花收多少?(×××:全年平均每亩皮棉200多斤。)我去看的那一块呢?
    (×××:还要多些。)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十斤左右,今年都在三十斤以上。)多一半还多(×××:还有下种几百斤,一千斤的。)太多了,挤死出不来。(×××:分层种,像楼梯一样。)啊,麦子在楼梯上站着。(主席笑,大家都笑。)你们的地耕得深吗?(×××:一尺二寸左右。)没有七、八寸深的?
    (×××:有。)五、六寸深的?(××
    少。)要注意浇水、追肥
    锄草、管理,要注意一下。
    群众生活怎么样?食堂办的怎么样?(×××:以连为单位办食堂,一个食堂几百人。)要轮流吃饭。(Ⅹ××:原来有打回家吃的,现在都集中吃。)打回家吃饭就冷了。吃多少粮食?(×××:可放开肚子吃,不限。)这是一件大事,吃饭还有菜,都有菜吃吗?(×××:有。)什么菜?(×××:红薯、萝卜。)(×××:七里营群众普遍可以吃上豆腐。×××:还有豆芽。)冬天吃什么菜?(×Ⅹ×:萝卜。)每人每月吃多少盐?能不能吃一斤?(×××:差不多。一个同志说:现在市称改为十两一斤了。)油呢?一天一个人五钱?你们明年要有计划种油料,你们有棉花,可以吃棉子油,每人每月十五两。(×××可以。)不仅是饭,还要是菜,菜里还要有盐有油。猪肉一个礼拜吃一次行不行?(×××:行。)鸡蛋呢?(×××:猪肉、鸡蛋国家都收购,不能吃的太多。)公社的工资普遍发没有?发的什么?(×××:人民币。)人民币从那里得来的?(×××:政府收购物资。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工资?(××:都能发。)靠不住。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它只产一点粮食,哪有钱发工资?(×××:受灾地方困难些,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灾区,有丰收区,可以互相调济。)奖励工资究竟好不好?每个月都要评,争吵,你多我少。(×××:我们是津贴。)你们是津贴怎么分配?(×××: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年七十元。)津贴多少?(××:供给部分70%,津贴部分30%。)
    钢铁基地上有医生没有?(×××:有。)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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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有模范食堂?(×××:有。)你们把食堂排排队,分
    三类,
    号召二、三类食堂向一类看齐。(安阳县委书记:安阳挖出一个赵匡胤炼铁的炉。)你有什么根据(看县志和听老年人说的。)安阳出曹操、袁世凯(坟在那里),没听说赵匡胤在那里炼铁。赵匡胤是洛阳生的人,他的父母是个小官吏,是五代梁、唐、晋、汉、周时的人,你说的可能是宋朝时候的炼铁炉。(大家都笑了。)
    管理人员是件大事,一是管小人的,一是管吃饭的,过去都不愿干这种事不愿当保姆,这个事情不管好怎么办?优越性就是比父母管的好,管的一样就没有优越性,管的比父母差一些,他还要拿回去,没优越性就不行,出个大字报看你怎么办?大灶不比小灶好,怎么能行呢?现在大家一股劲,将来大家一算细账,说不好。(×××:能办好。)你们都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信心。有个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办的比单吃的好。)有垮台的没有?(×××:没有,许多妇女决心大,把小锅都砸了。)这个革命可革的厉害。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幸福。)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Ⅹ××:我们的幸福院,现在只收五保户。)他们做活不做?(×××做。)是单独搞还是跟群众一起搞?(×Ⅹ×:有单独纺纱的。)他们吃饭怎样?Ⅹ××:小孩……吃中灶,青壮年吃大灶。)这个好,客人吃饭要不要饭票?(×××:不要,实行供给制。有一个老人来了客,队上给他做四个菜,还有酒,他高兴极了。)伙食是个大事,你们解决得很对。
    睡觉问题解决的如何?睡觉要当任务,每人每天能不能睡八小时?七小时?
    六小时总可以。(×××:睡不到六小时。)要强迫命令,一定要睡六小时。紧张时也一定要睡六小时,睡五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疲劳的时候,叫他们睡半小时再起来干,睡觉是一大任务。(Ⅹ××:现在炼钢铁,秋收秋种,过去这一紧张阶段就可以了。)你们研究出几条睡觉的宪法,规定小人、青壮年老人的睡觉时间,睡不好将来要受损失。(×Ⅹ×:七里营妇女摘棉花,上午两个小时可以摘六十斤,下午四个小时只摘六十斤,疲劳了劳动效率就不高。)不管你如何紧张,一定要睡六小时,少半个小时也不行。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主要是干部,小人要睡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们不是有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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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吗?(×××:有。)叫营长、连长下个命令,躺下来睡,叫农民睡个午觉,你们研究一下,这是大事。一个吃饭,一个睡觉,一个管好小孩子。
    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他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Ⅹ×:我们再搞卫星田。)搞大面积卫星田(×××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占百分之二十
    三年后,公社
    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岀题目你们硏究一下不要一下弄的没饭吃,可能这是一条岀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的要死,好咱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陈伯达同志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
    (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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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2)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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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
    只搞两个月,就搞岀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苫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仝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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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仝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白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
    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
    广1≠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
    千
    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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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仝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髙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一四
    十制,工人最好是八一四一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
    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査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
    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一一五十年,种树也必
    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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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又査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白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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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仝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別,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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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白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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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
    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
    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指标指“××”,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
    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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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丑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十九条,
    以喜(作社员),
    以惧(保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
    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辨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
    四,即一比二点
    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
    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千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
    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
    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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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竞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岀了问题,提岀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仝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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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于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妟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
    方面也要发展商
    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没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丝、棉、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
    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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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背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査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期,读这些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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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仝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仝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
    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儿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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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仝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一一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一一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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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
    )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
    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竞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木主义的范畴一一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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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Ⅹ××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
    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Ⅹ××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
    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
    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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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仝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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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木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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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同家才好办。(十页第
    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j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按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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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木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绎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木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木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因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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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
    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关于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性质的问题
    1、作者摸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与政策有区别,这一点很好,主观的计划应力求适应客观的法则。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不大清楚。他们的计划,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观法则,值得研究。
    2.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学多研究它的必然性,对客观的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才能认识,几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四月才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
    3.“必须硏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辩证的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作者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学习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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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法则,作者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那么多规章制度呢?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间题
    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作者完全正确(P13),商品生产看它与什么经济
    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2.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重要,极为有用
    3.不要以为自给自足就是有名誉的,商品生产不是名誉的。要扩大商品生扩大商品交换,否则不能发工资。
    4.我们向两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
    5.作者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资料是商品,运行不通。商品不只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
    6.我们现在之商品生产不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
    7.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8.商品流通之重要是为要共产主义所考虑的,必须在商品充分发展以后。当有权支配一切商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不必要,而趋于消失。
    三、关子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法则问题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划作用,不起调节生产作用,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建设时期作(为)经济核算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共产)主义。
    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间题
    1.他们宣布土地国有化,实际是社有,我们没有宣布国有化,实际上是比较彻底。
    2.由集体所有制到仝民所有制的标志,只能够有条件地调拨商品。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算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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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一著作的最后一封信,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这是彻底错误的。把国家和集体对立起来。
    4。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作者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地说,要单独地讨
    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1。作者说农民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要巩固社会主义秩序。
    2.社会主义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要破坏一切社会主义秩序,实行部分供给制。这是为了破坏这种秩序。
    3.他们社会主义是两种所有制。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共产主义因素不提倡,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割裂轻重工业,公开提出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也扩大了。
    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钱就是萌
    牙
    5.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不造成障碍
    6.作者对于两个过渡没有找出方法来。没有解决以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出路
    7.作者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是好的,但缺少个政治条件,这条件的基本点就是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没有一条办法,没有几个并举,没有设法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斗争,作者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办到的。
    其他问题
    1.政治经济学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在他们的经济学里,其实每一段里都没有“忘我”,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好处是提出了问题。
    2.他的批评方法里,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过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3.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谈,教育制度、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没有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到共产主义?作者见物不见人,只见干部、技术,不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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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
    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仝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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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竞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
    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
    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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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三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
    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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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乂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査,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仝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
    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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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
    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Ⅹ×: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Ⅹ: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Ⅹ××: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
    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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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竞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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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
    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
    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苫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
    你们
    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竞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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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
    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
    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Ⅹ××: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査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査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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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査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
    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
    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冇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竞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季度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把吴冷西和田家英找去谈话。毛泽东说: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毛泽东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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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毛泽东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泽东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
    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
    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广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毛泽东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眀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毛泽东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竞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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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泽东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讲了
    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査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
    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毛泽东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毛泽东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冇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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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乂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大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说,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眺。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年-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体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毛泽东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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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査,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査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査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
    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一一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槭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査,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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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
    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竞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
    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晩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口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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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
    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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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釆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
    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
    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决了置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玊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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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岀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绎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
    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査,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
    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木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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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
    整个说来,技术关、什
    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
    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
    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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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航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粵、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
    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
    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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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
    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査,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
    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
    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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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千,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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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大解放。人类对白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点四清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
    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
    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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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竞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开记者招待会,在柏林问题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鲁晓夫也懂得了搞紧张局势。我们也搞点紧张局势,使西方要求我们不要紧张。让西方怕搞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台湾就开紧急会议,其实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四国首脑会议不召开了,也说是受中国影响。其实会上也没有说四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如果出远门,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经不健全,从前哪里也不去。各种材料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也没有了。杜勒斯十八目的谈话说,你们共产党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个范围,你们只管你们的事,不要管你们以外的事,我们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说我们搞奴隶劳劫,搞集杈主乂,说我们积累太多。他说总收入扣除工资,就是积累。他把这种积累叫做资本。殖民主义一一民族主义一一共产主义,是列宁的公式。好好看着杜勒斯十八日的讲话。他承认我们的积累多,组织性强,哲学搞不赢我们。杜勒斯谈话的调子低,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不说了,杜勒斯比较冇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英国人老奸巨猾,美国人比较暴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会议,三千七百方教徒发出一封信。主张承认我们杜勒斯说教会只要规定道德原则,细节不要管。
    北戴河会议谈的八个观点灵不灵?还是灵的。北大西洋公约,向民族主义和本国共产主义进攻(重心是进攻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除非出了匈牙利事件。但我们在宣传上是另一回事,还要说他是进攻的。不要自己被自己蒙蔽。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不是进攻,但说服不了苏联人民。谁怕谁多一点?李普曼主张把卬度扶植起来抵制我们,看来惧怕我们,怕我们在亚洲、非洲争取领导权,很怕我们经济高涨。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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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戴高乐出现,横竖要岀现,出现了,比较对法规无产阶级有利。中东美军早撤好,还是晩撤好?只有一个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证明他们撤走。台湾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组织这样快。禁运、进联合国、和、战、打原子弹问题,比较对谁有利?怕好越是不怕好?横起一条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议一议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战。挨骂是假象,不是真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人民生活才百卢布,比我们稍微高一点。重工业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一点。松一点。比较集中,只搞两个文件。纸老虎问题,党内外尚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说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打台湾,为什么还要提出赶上和超越英国。我写一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是真又是假,暂时现象是真的,长远看来纸的。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争应当这样,对自然斗争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
    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上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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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面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他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着,从长期上着,从战略上着,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哉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白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的变化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无不包含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从对立统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过艰苫斗争,不奋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观,从来没有。每个人都是忧感与乐观同来。学生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乱,五劳七伤,使烧到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一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矛盾的每一个问题的侧面,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或者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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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跟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清醒一下自已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地热起来
    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
    、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
    、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
    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口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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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
    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
    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徼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
    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
    十万、几百万千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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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
    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个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一一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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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主义仝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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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
    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仝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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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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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
    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
    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
    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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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1)公报问题。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样子会四分五裂,但是也还不准。欧洲大陆一个集团;对付英美,但内部矛盾重重,德法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是又团结又斗争。斯大林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要打仗。我们早已说过,一九四六年我们写的文章,发明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争夺中间地带是主要的。为什么不打中间地带,先打苏联呢?以反共为名,去搞蚕食政策,对中间地带侵略,引起中间地带的反抗,有广大中间地带,他们走不过来。包括美、法、德、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们的后方。欧、亚、非在闹乱子,美国如何脱出手来打苏联?
    剥削是剥削人,剥削人才能剥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干什么?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打原子弹,还是常规武器。我们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赞成,许多国家都不怕美国,不能订个条约互相不使用?垄断资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原料,没有市场。
    公报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一一帝国主义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说:要搞经济竞赛,要把卬度扶起来。印度如何能扶植起来呢?西方是股悲观气氛,我们是一股高兴气氛。四分五裂这句话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真理,但一讲,是否会引起他们警惕,可是又没有办法。美国在台湾要把自由主义分子挤进去。伊拉克很紧张,这几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胜负还未决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阴谋(卡赛姆—一为什么解散工会?怀疑伊拉克为什么消息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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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个文件,已定稿。辞职问题:“偶像”总要有一个,一个班要有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死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里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少,可上可下。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五九年计划搞二个月再说,二月半再议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
    香港报。骂蒋介石“仓惶辞庙,逃往台湾”。人代会三月十五日开。
    二月一日开会,除检査两个决议外,另外,整顿国家机构是必要的,安排人代会报告,还有教育问题,人民公社再搞点内部指示。
    人民公社对宪法有破坏没有?例如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学美国,搞不成文宪法。美国是不成文宪法。一篇一篇凑起来的。
    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搞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是指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多则五、六年。是指第三个五年计划。
    (3)人民公社文件。还要修修补补,还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时间修改。十八号发表公报和主席辞职问题,十九号发表人民公社决议。
    主席辞职问题,如果还有疑问,还可再开一次电话会议,解释解释。
    (4)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陈炯明在东江和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凑股子,选举一个人当局长。抓两个月摸
    还有两句话:“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横联是“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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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必须开一次会。出告示,要专政。省委书记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经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问题,做省委书记要全面,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板性相结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顾全大局有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顾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杨一辰就是不顾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陈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顾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顾大局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扬一辰,高岗、罗章龙。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顾仝大局,杨一辰有多少马列主义?一毫也没有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紧,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牺牲自己成仝别人,红娘晚上站在外边,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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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事业,这就特别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得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所有这些,对于农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闻。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实际的经验和公社发展的远景,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在今后还将大大改善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现在在各民族农村中(除西藏和某些个别地区以外)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城市中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但是城市和农村有所不同。一则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再则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中已经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厂、机关、学校(除一部分职工家属以外)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组织化了,因而城市的公社化不能不提出一些同农村不同的要求。三则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再大量兴办起来。
    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成立的时间还很短,绝大多数的公社刚建立,就忙于秋收、秋耕、秋种和全民炼钢铁的紧张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组织,健全制度,系统地解决由于成立公社而发生的关于生产、分配、生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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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问题。对于如何办好和发展人民公社,大家的经验还不足,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也难免有一些参差不齐。日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统全党全民对于公社的认识,加强对于公社的领导,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确定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更好地组织公社的生产和生活。要把已经搭起架子的公社切实充实起来,以便使它们能够日益完满地担负起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伟大使命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从现有的经验看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早。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将说,我们想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这个时间是太短了,我们将不能达到目的。这种调子我们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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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惯了,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他们总是要不断地在事实面前认输的。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好心人,只是太性急了,他们把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等等看得非常容易,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他们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就已经属于仝民所有制性质了,很快就可以甚至现在就可以放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了。因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觉得不能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必须消除
    必须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
    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己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
    不错,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由于许多县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有权调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全县性的或者超过县的范围的建设事业,并且许多地方已经在着手进行这些事业;等等。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现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全民所有不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点。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逐步促进集体所有制向仝民所有制过渡,各县应当普遍地成立县联社。县联社应当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增加公社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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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但是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集体所有制向仝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仝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不错,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开辟了道路;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将有新的增长;这些都是应当承认的。而且,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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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
    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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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的八月决议中曾经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
    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仝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主义时代。”为了澄清目前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误解,保证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地用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反复的宣传教育工作。
    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
    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应当是: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无论在那一方面的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都必须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员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
    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逐步改变浅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实现耕作园田化和生产过程机械化、电气化,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缩减耕地面积和在农业方面所使用的劳动力。应当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做到每年全国产粮平均每口人能有两千斤至三千斤,即一吨至一吨半。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应当逐步提高棉、麻、蚕丝、大豆、油料、糖料、茶叶烟叶、药材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极大地注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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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的发展。总之,如像在工业哉战线一样,一定要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来一个全线大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线的面貌。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样做,一可在农田上大大省水,省肥,省人力,而且将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二可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大大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综合经营;三可改造自然环境,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杋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工业生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凡是原来有基础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一定要继续发展,并且逐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革。机器工业也必须充分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和其他各种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因家领导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各个公社也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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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所需要的消费物资和现金,以便供应社员和发放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为了保证交换计划的实现,要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
    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农村的人民公社应当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缴纳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部分(包括用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前面所说,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目前在确定工资和供给的比例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力强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实行供给制并不是使人们的生活清一色。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因此,无论在目前和将来,在供给的范围内,必须注意尽可能使社员有适当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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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长。除供给部分外,目前农村中的工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或者倍数更多点,但是不要过于悬殊,因为那样就不符合于目前农村劳动熟练程度高低差别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允许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资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无论在城市或者农村,这种工资等级的差别就会显得没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
    城市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农村为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城市中的生活费用较高这样一个原因),而且也是一种暂时现象,应当向农民讲清楚。农村中有些社员除自己劳动外,家中还有外出人员(例如某些工人、军人、干部、华侨等)由城市或其他地方寄钱回来,对于这种情形,应当教育其他社员不必斤斤计较。公社在分配的时候,无论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对于这样的社员都应当一视同仁,也不要勉强他们向公社投资,或者捐献。如果他们依靠外出人员维持全部生活,公社也不应当加以干涉,但是可以不另行供给。对于外出上学的学生,除由国家供给或者自己可以供给者外,他们的需要应当由县联社按照学校规定的费用标准,统一负责解决。
    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给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也必然愈是丰富。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多余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社员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权仍归原主。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不论是个人相互间的债务,公社和社员相互间的债务,或者社员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一律不要宣布废除。对于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
    五
    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在领导公社工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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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必须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纠正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认为重视群众生活就会妨害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离开提高觉悟和发展生产,片面地或者过分地强调改善生活,而不提倡为长远利益而艰苦奋斗,也是错误的。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现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我们目前的紧张劳动,也正是为将来的每天六小时劳动以至更短时间的劳动创造条件。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些。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保证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饭、休息四时,共十二小时,这个时间一定不可少。目前劳动力紧张,这是事实,但是要着重在搞好工具改革方面和改善劳动组织方面找出路,而不要指望在延长劳动时间方面找岀路。必须着重注意安全生产,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力求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一定要保证妇女在产前产后的充分的休息,在月经期内也一定要让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们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把孩子放在那里。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是否需要寄宿,并且可以随时把孩子领回。为了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公社必须大量培养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合格的保育员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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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公社还必须负责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的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在成人中要认真地扫除文盲,组织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认真进行。此外,各公社还必须选送一部分青年去投考城市中的髙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以便为国家和公社培养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无论那一种学校,都必须贯彻执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九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以便自幼养成劳动习惯,促进身心发育;但是必须充分照顾到儿童的健康,分配以适合儿童体力和兴趣的轻微的、短时间的劳动。
    要加强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小学校、卫生院、俱乐部、商店等方面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积极指导社会舆论,使整个社会和整个公社把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其他集体生活福利事业,作好服务性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批判和纠正那种轻视群众生活福利工作、轻视服务性劳动的剥削阶级观点
    要逐步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化的乡镇和村的居民点,包括住宅、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工厂、禾场、畜舍、商店、邮电所、仓库、学校、医院、俱乐部、电影院、体育场、浴室、厕所等。乡镇和村居民点住宅的建设规划,要绎过群众的充分讨论。我们主张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发展民主团结的家庭生活。这种主张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在住宅建筑方面,必须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別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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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木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八
    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无论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员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这个原则。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应当使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以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县联社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学会在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之间,在经常性生产任务、突击性生产任务、服务性任务之间合理地分配和调度劳动力,避免这里有事无人做、那里有人无事做的现象。必须不断地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健全劳动检査和评奖的制度,切实保证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
    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中必须既有纪律,又有民主。所谓组织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工厂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工厂、像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这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队伍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队伍一样,是一支产业军。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木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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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
    在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应当相应地建立民兵组织。民兵组织和生组织的领导机构应当是两套,各级民兵组织的指挥员,即团长、营长、连长等,原则上不由公社的主任、管理区主任(大队长)、队长等兼任。这些指挥员应当参加公社的同级管理机构作为成员之一,受同级管理机构和上级民兵指挥机关的双重领导。民兵组织应当根据需要配备武器,武器由地方自办兵工厂生产。基干民兵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普通民兵也要在劳动间隙进行适当的训练,以便为实行全民皆兵准备条件。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竞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人民公社的一切组织,包括民兵的组织在内,都应当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公社不但要组织人民的生产,而且要组织人民的生活。为了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因此,公社必须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决不允许借口组织军事化,或者利用对付敌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组织的民主生活受到丝毫的削弱。公社是我国基层政权的组织,只有充分保证公社的民主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
    面
    七
    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才能在干部和社员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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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错误倾向的斗竽,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某些人认为有了公社就可以不要党,就可以实行所谓“党社合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党在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除了必须保证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以外,还必须注意教育公社的工作人员发扬优良的作风,首先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经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党的群众路线已经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就是这一胜利的两个标志。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没有群众路线,没有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没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彻底执行群众路线。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于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作风来对待群众。由于生产的大跃进,由于公社化的胜利,某些干部开始冲昏头脑,对人民群众不愿意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表现某种粗暴态度。这种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是必须引起严重的警惕
    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创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个胜利的意义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了大的成绩就忽视小的缺点。相反,成绩愈大,我们愈需要提醒干部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在一片胜利声中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至看不到,甚至不愿意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
    八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根据本决议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抓紧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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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的工作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首先要求领导千部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大吗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思想坏作风,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想教育运动。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要对公社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同时,要切实整顿党的组织和公社的组织,保证党和公社的各级领导成员必须是忠实于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并且吸收在大跃进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中受过考验、合乎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入党。
    对于党员、干部作风中的问题,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鸣放加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于混入公社领导机构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们从领导机构里清除出去
    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公社中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是否可以作社员,或者作非正式社员,或者仍然由公社监督劳动,都应当在整社的过程中,由群众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地加以讨论和做出决定。
    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围内,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两个试点,即在一个或者两个人民公社内,帮助那里的同志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那里的工作,取得经验,作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组织千人、几千人或者万人左右的检査团,由省、地、县三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挂帅,领导整社工作。检査团要在专区和专区之间、县和县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开展参观评比,召集现场会议,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鼓干劲,想办法,具体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及时地推广成功的经验。总之,必须通过这一次整顿,使全国的人民公社的工作普遍地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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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仝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槭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置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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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时,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
    四、五。我们在
    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Ⅹ×万美元。×吨钢材搞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査硏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游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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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査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査硏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Ⅹ×斤粮食,Ⅹ×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晩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Ⅹ×××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硏究农具的)。收集、硏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
    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
    、四、五之内。对于
    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別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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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
    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
    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
    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咸。个別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陆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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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竞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
    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
    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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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仝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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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记录)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5500万吨钢不能和我们1000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年髙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釆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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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25%,这就占1/4,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三十年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杋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政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作这是好心不是好意(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25%,你们考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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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7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千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电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哉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髙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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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木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
    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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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仝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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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木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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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
    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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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苫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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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內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千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俞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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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一一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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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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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釆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
    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
    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工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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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
    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
    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他产的吗,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吗,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
    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
    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竞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竞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仝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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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木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抡劳动
    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航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
    (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
    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则一喜,
    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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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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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立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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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槭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
    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一一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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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凤”。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乱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部分生活资料
    (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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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
    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
    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仝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
    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一一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
    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
    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
    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木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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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立”,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
    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儿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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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木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仝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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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日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岀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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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竞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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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板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別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
    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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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日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
    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
    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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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
    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
    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岀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岀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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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
    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仝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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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晩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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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
    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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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口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仝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千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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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木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仝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的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竞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冋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炼、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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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苫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千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
    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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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二)》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
    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个基木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和王×Ⅹ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竞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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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竞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党内通讯(三)》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
    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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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
    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
    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
    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句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竞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曰上午七时于武昌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四)》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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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不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至极。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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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账不能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千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竞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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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
    我们过去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库存减少很多,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仝会的时候,我完仝赞成调整。钱和材料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天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高潮,就要死人的。波浪式的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但是他们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变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在外国,有那么些人,他们对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除掉几万人,还是一百十几万人,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同情相反,我们同情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少数人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和阿沛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臧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资,二不生产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结婚的,回教是结婚的,天主教多数是结婚的,只有少数不结婚。(周恩来:印度教也结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数人以外,也结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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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不生人,不生产后代。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来一个近代化?同时,教徒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信教的。但是你们要,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个人自己决定。这些话,我跟达赖个人谈过。我说,你们为了长久之计,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它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们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来不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边,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资本家也是一辈子都包到。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有利,这样一来,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把仇就解开了。而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吗,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事,既然我们打了大败仗,那么就有打了大胜仗的。你们讲,究竞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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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你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奈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的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究竞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个大家的疑问。我这里回答: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军队,只要二十万的×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包括干部)。一九五六年那年我们撤退ⅹⅩ多,剩下×Ⅹ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这样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后,如果你们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西藏整个民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番、阿赛那些地方。这个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
    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跟他们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刻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就举行叛乱,武装斗争。现在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
    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肃清,为什么西嶽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现在有许多所谓康边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康人同藏人就发生了矛盾。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万多人。万多人要不要吃饭?那里来呢?就在这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来吃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那些枪收缴了比如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的队伍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怕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岁女孩子的脚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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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作乐器。还有拿人头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要。所谓灭掉者,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国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之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他说微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之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比如尼赫鲁总理这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是两面性:一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号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
    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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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內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槭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冇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白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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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摘录)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
    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人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队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是要不得的。
    二、留有余地,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需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这就是没给下面留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余地。过去我们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经济工作不能蛮打蛮攻,生产东西不能都停掉。计划工作就要留余地。保证重点是主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是按照政策办事情的。
    波浪式前进,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波,曲波,凡是运动就
    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四、要善于观察形势。要经常注意观察政治动态,经济动态。所谓政治动态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玚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的工作
    五、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一些,就要缩短一点。对党内些不良倾向要当机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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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一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釆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是通气的办法。不要满足于书记处办事,更不要对省委书记封锁消息。
    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乂就是在他一个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苫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的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许多人死在朝廷。
    八、要集中:集中在书记处、常委会,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党内一定要造成种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开展,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九、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
    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话要看对象。鲁迅的《阿Q正传》
    写了很多通俗的话。
    九五九年四月,毛泽东《工作方法十六条》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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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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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
    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
    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増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勹。”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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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步步落实。
    六、要当杋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釆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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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原稿如此—抄者)。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煕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苫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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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
    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按:此公报是在主席亲自主持下写的。)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木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者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
    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
    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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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好。(可能有漏字——抄者)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
    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说明: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工作方法九条,此后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增为十六条。以上是根据九条的传印稿和十六条的两种传抄稿整理的)
    2011年5月1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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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4)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四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本节资料
    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这很好。不仅敌人,而且朋友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受到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大家在风头上,要从三千万吨落到千万吨,也难。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木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的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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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对。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毛主席对?(注: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
    十五期上)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内荏”,没有头脑。袁绍还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校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用
    《三国志》曹操评袁绍。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谈话纪录(摘录)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木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其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很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有系统的编一本书。成绩伟大题不少,前途光明
    国内形势如何?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木问题是
    ①综合平衡;②群众路线;③统一领导;④注意质量。其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髙炉,其他都丢了,这样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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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各部门,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秩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现在是否是农轻重呢?也就是说,要强调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轻、农、商、交的秩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首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了之后,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会有人说闲话,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关于农村的几项具体政策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非恢复不可,可以三年不变,如果可以定,究竟定多少,增产部分是否可以征四留六,有灾减,自留地不征税,这次会议要议一下。
    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要使生产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反对半无政府主义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柘性,红军的三大纪律,有两条可以普遍用
    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
    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不搞一平,二调。体制问题: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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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
    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庋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
    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苫一年、两年
    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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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白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岀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讲话纪录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淸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冋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冇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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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
    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
    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木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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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
    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
    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査,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
    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
    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
    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平定西臧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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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
    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佔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
    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
    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硏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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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改。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绎过最近几
    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
    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敬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大跃进的
    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
    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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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背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
    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缺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
    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
    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
    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缺点的后果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
    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岀损失确实是很大的。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
    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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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
    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竞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佔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
    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査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冇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髙炉,那么,把钢产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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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
    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竞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
    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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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杋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岀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
    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
    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
    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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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
    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
    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
    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
    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
    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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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
    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咀有两用。人有个咀
    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
    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木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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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杄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约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喳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臧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才,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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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千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千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別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仝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査,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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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因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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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
    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三上庐山,我们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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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査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分过短。
    ”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
    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Ⅹ×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Ⅹ×,××,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在公报上,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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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于,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范。湖北有九峰山,白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么,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七○万吨钢。一○七○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喳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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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郑州读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七○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九五九年七月年廿六日,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
    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岀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付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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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辫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已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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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岀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岀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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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毛泽东对三个文件的批示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请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竞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那些是以使它们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倒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思是驳斥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是要向仝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九五九年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
    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说,彭徳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泽东:无动于衷,不懂世事麻木。收那么点材料。李锐怕“湖南集团”,我加入。(对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岀。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在城市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谢是炮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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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教条主义起名“洋房子初生”、“本本主义”。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对彭德怀)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
    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基础不懂,必岀乱子。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客观物质世界经过自己大脑,形成概念、判断、思维、理论、政治纲领。客观影响主观。人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你不懂,也许懂几个名词。不承认这一条(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永世搞不好。客观世界要不断反复,才能进人主观。如商品的二重性,人们天天买东西,几千年,天天买,等价交换,形成社会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即形成的。商品是对立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
    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观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精神是第二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社会,即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两个对立面相统一,人与工具,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构成生产力;生产力再和生产关系统一。生产关系有三部分: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对彭德怀)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大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闻它。政治局委员不懂此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
    到这时,刘少奇进来。)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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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如杜威主义,不懂,太复杂,简单意思懂一点。柏格森主义、无政府主义、唯心论、哲学史,看过一些,没有作过深入研究。看书和研究是两回事冯友兰有研究,才写出《中国哲学史》。看了,不等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辫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你并不清楚,即基础不懂。根据这个基础的另外些学问,也就不了解。
    (彭德怀又谈到在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
    稚病》和《两种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这两木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考茨基是大马克思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差不多,后来变成反革命,同伯恩施坦不同。伯恩施坦跟恩格斯做事,是银行小职员,无理论修养,得到恩格斯信仼,逐步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恩格斯死后,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为第二国际首领。伯死后接替的是考茨基。列宁同考茨基决裂,成立第三国际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
    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乂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跟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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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
    次反“围剿”都听
    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苫。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土。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朱德、项英、李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年时;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二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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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
    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诙(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人拜5个,其他5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若不开,有什么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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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
    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样之间,已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已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已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之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70%。一亿五较贫苫,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
    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于”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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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刘建勋讲得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舟的话闪闪烁烁,马克思主义不多。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3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根本不认识,就跑过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没见过,后来追上来,新来乍到。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
    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
    (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
    三次
    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5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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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源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70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故事是这么来的。彭德怀: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说我出国搞了资木吗?(毛泽东: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罗马尼亚见了国防部长,我谈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还有超支户、分空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来过中国,谈话时大使参加。除此以外,都撇开了,没谈。在保加利亚谈说对他们有帮助的,手施人畜肥。他们地多,气候好,有粮,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这些。昨天一谈,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国每天宴会,也不愿讲话。我那封信,有两方面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等几种关系,是政洽性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从哪里来?小组发言也是谨慎的,正需要鼓劲之时,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经验,认为应好好总结。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毛泽东: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动派欢呼。)信是交给你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此件请审阅、批示。我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毛泽东: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样。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上海会议是观察时期。西臧问题一来,搞西臧去了,这是真事。平时琐事多,忙于事务,大事确未考虑,听听报告而已
    毛泽东:观察从郑州
    会议、武昌会议开始
    彭德怀:武昌会议我有书面发言。毛泽东:逐步
    形成你这些观念。你不是乐观,是悲观的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
    毛泽东: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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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旗帜。彭德怀: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毛泽东:有右倾活动。彭真: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毛泽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周小舟;我对彭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你还说不是。散布空
    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批判了9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彭德怀: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为了带号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这事概是当年江西反“围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资产阶级意识,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华北会议批评,忍了几年。毛泽东: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彭德怀:小平几次不当军分会主席,说我有英雄主义
    毛泽东:是说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
    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刘少奇: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彭德怀:问题提出后,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嘛。林彪: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贺龙: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林彪: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毛泽东: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周小舟: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毛泽东: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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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总路线
    毛泽东:出18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
    湖南派;7月20日组长会上,反映有同志说,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有人对彭信23日前没有表态,只对常委谈。他们对大炼钢铁、公社化、比例失调不满,可能比你们还多。如计委,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宇,10年改不过来,横在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信中说,“种种原因,虽有安排,难于决断”。这些话呼应一大批人说责任在上面。计委有什么安排?5月已经作了决断,计委官僚主义厉害,难推脱,但计委拉不过去。计委没有安排?历来用一大本,1000多页,从来不请求来谈谈
    政治挂帅,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党的领导。你就是说中
    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
    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
    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历
    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其实他讲给林克(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听,林克又讲给我听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我同李济深讲,党内有人不赞成,用田来吓民主人士。10人中可能7个或9个不赞成处理内部风潮。没有几个省委书记赞成。一同准备作思想斗争,准备闹事。就是牛鬼蛇神不许放。说我们无民主,只独裁;让放,还不民主?只你这省(指湖南)提出,六个问题难办,中央通知,不适合情况和顶回,紧急的先斩后奏。自我批评了9个月,没起瓦解作用。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50米了
    李锐动摇,去年11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
    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周恩来插话: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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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计委绝不原谅,10年了,还说没有经验。挖掉墙脚,证明没有经验,完全做官。鹤寿那个部,8个月搞计划;鞍钢还搞计划,不着急。要切实批判,毫不要妥协,一句好话也不讲。当然还不是反革命,还是想把经济搞好。光是动口,矛盾不动手,横直拖拉,团团转,互相依靠(指计委与冶金部),都靠不住。南宁会议后,承认我挂帅。(在江西时)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经过长期斗争,古田会议后,逐步形成党委可管人事。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打到一个地方,以鸡吃尽为原则,吃光再走根据地建立不建立不在乎,无建根据地思想,叫流寇主义。现在经济部门即如此蒋门神一派,不能收税。我当武松。军委对中央敷敷衍衍,搞形式;情况如何没展开讨论。我也有责任。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军委。对政治的理解(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这种运动(指大跃进)不会搞。相信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保护积极性。批评可以,但不能挫伤,从实践中得到教育,阶级斗争靠广大群众。革命标志:单靠先锋队觉悟不够,还要有阶级觉悟,还要同盟者,小资产阶级过不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起义的原则。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已经惶惶不终,条件完全成熟
    你还是缺政治挂帅,却批评政
    冾挂帅,不是政治家。(彭德怀:于种、技术科学那样复杂,不胜任。辞职现在不提,过去提过好多。)党委抓起来,要有政治空气,技术服从政治
    彭德
    怀:中央的东西,军委由总政传达。林彪;“小权集中,大权下放。”人家就是这样形容军委的。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方不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学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人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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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刘少奇: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
    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
    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亳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林彪: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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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作很不。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夲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周恩来: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周恩来: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陈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乂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阿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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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白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卞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周恩来: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刘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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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彭真: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毛
    泽东: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刘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彭德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感情问题。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
    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有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于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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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与形式那么一致。(毛泽东: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多少年采取组织决定,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毛泽东: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査,虽然60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时改不好不要紧。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彭德怀: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
    德怀: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
    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毛泽东: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彭德怀: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睿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有16人动摇)。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髙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
    谢。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个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实现象。本质
    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亳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毛泽东: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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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不会的。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林彪:会出现大马鞍形。彭德怀;三句话,
    出在第二句,问题不少。毛泽东: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周惠:看不到信有问题还是坚定不坚定问题。湖南要鼓劲,矛盾情况,下面新的右倾也早发现。对谭老板我提得尖锐,要反“左”防右。食堂问题,谭主张解散。(毛泽东:谭老板也摇摆。)小舟来电报,也偏右,与谭老板谈,算账,松劲,要反“左”防右,我的思想情况不是右倾的。毛泽东:吴起镇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骨千,前途光明,当时只7000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
    周恩来;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刘少奇: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9个元帅、
    10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刘少奇:还要一个改造过程。彭德怀:40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毛泽东: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政治犯错误,变成反党拥护祖国。将来是好遗产。都可搞错的。心里虽是马克思主义、总有部分不纯以无产阶级之名引诱彭,不一定行。朱德: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毛泽东: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近几
    年有些改。意见不合。强迫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命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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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通,不盲从,执行时动摇;碰死钉子,进步一点。打赣州后,还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样改变。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打会理也不愿意,伤兵没法处理
    毛泽东:张国焘一条好处,慢
    彭德怀:十一二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17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木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仝会上的讲话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5人,会议议程:(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竞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白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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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
    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
    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
    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
    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辫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岀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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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八上七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辨士之言,涊然汗岀,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读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忧
    毛泽东
    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八月二日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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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九五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二文的批语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以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意见是可以釆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釆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那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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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岀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
    开了40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
    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讲世界观、人生观的
    题。所谓人生观就是讲社会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讲自然界,恐怕是这么说的吧。我就不懂什么叫人生观(人生观外国书上很少)。两个是一个东西,就是世界观,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部分。为了通俗起见,既然大家关心,人生观谈谈也可以。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那里是没有解决的: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中央常委和他们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客观真理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感觉,山水草木,牛马猪羊,小人老人,才确认清楚。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上义。西方流派,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犯错误的人,要改造世界观,或是部分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说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
    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
    同志几位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他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为什么没变?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领袖吧,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这个宇宙观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从1928年起,31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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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三七开者,不是跟我个人。如只同我一个人有仇,或者我不对,或者他不对,那一个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冇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竞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仝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內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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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他抢先了,看来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在庐山是两种气候。一种,大多数说大跃进公社化好得很;少数,“俱乐部”的同志就说是糟得很,他们的看法跟罗隆基接近;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罗隆基承认你解放军,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把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机会主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我听张鼎丞讲福建问题,把党权、政权剥夺去,封为“罗明路线”,还有什么邓、毛、谢古。我被封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这一下刺激我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政治上,叫我“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这对我帮助很大。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是大的分裂活动。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张国焘是个分裂运动。陈独秀是个分裂运动,他搞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派”,打着列宁的招牌。罗章龙在上海成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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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嘛,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还有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还有强迫命令,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涣,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不得了,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都是好东西,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这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就是这一年,大跃进,什么放卫星,放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许多,它势必走向反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300万吨,2000万吨,1650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搞的嘛!除了“俱乐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得到经验。全党都得到这样深刻的教训,叫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还有什么炼钢铁,小土群,说湖南有5万个小土炉,3万个点了火,2万个没点火。都变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别是经过“俱乐部”同志这骂,40多天骂,大有好处。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政治是上层建筑,组织生产。苏联的《哲学小辞典》,讲同一性,是形而上学,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生与死有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无同一性吗?请问战争如何转为和平?和平如何转为战争?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抗美援朝,对立的东西有同一性。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杜威主义;关于政治,白由,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由与必然,这些都可涉猎一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保护经济的,使经济合理发展。技术措施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生产进行中必须取的措施。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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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九、集体领导还要不要?这是赫鲁晓夫特别强调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关于集体领导,有没有?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这回要“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没有“集体领导”的,大概省一级除湖南之外也不多。还有,“民主”是没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首先是讲言论白由。在庐山,我在头两个礼拜,鼻子也是不灵的,看到有点问题就是了。有点灵,不是完全不灵。看嘛,提出18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以后拿来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来一看,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7月2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19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有没有集体领导,这个东西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要派万人检查团,或者千人检查团,或百人检査团检査。这回我们开中央委员会,100多人开会,你检査究竞有没有集体领导,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好嘛,就不挂帅了嘛。挂还是挂。你们看嘛,100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满足“集体领导”的要求。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次,一年12个月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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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我还加5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照他们那个搞,我看不行。就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集体领导”是假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美国还有国会,你说没有集体领导?尽是独裁?可是所谓“民主”,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所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反无产阶级的。他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最近不是发了这个文件吗?),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这个口号是章罗联盟创造出来的,现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就上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6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哉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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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说: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
    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月23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到20日那天我找组长们谈过一次,讲耳口并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郑州会议,1957年青岛会议,就讲了硬着头皮顶住嘛,中央发了指示嘛。今年3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几次问小舟,你们放什么?你们要民主,大鸣大放,受了压抑,究竞要放什么东西?他又不讲。听说他有十大纲领。对我就没有讲,只讲了个别问题,比如食堂。后来跟少奇讲了。(少奇:是你谈的)小舟你那几条,我就没有印象,当时我就不记得你第
    二、四、五条……因为我跟你谈时,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人在
    座,就是没有把你的纲领拿出来。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十二、今天是11日,下午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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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休会一天,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讲过了,好使你们精神有准备,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俱乐部”的同志们!13日开大会时,最好你们不要写,那么谨小慎微,那么怕人家抓小辫子!我们德怀同志现在极为谨慎。你学我这样搞点小题目就是。请你准备一下
    十三、辞职的问题。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
    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竞怎么办?过去我们跟彭德怀同志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跟他们谈话,常委会为一方,“俱乐部”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讲话。我高兴,我说他开始取得主动,表示欢迎。我高兴了,就请他来谈了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还是你干吧!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另一个是黄克诚同志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干不干,这两个我提议讨论讨论,不然又是我独裁。你这个常委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又跟彭德怀同志个人说了。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竞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里头散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队伍来一个适当的人就行了,现在他们很紧张。题是“俱乐部”的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们如不赞成,表示意见。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10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
    十五、现在我
    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二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这两个今天马上就付印,发给所有的同志征求意见。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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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有许多是组长议论过,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这个决议,你们两方、大家要讲话的。草案是少数人起草的,常委会的意见,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知道一个方向,常委有这么一套意见。让对方讲话,你们想一想,或赞成,或不赞成。三个决议;一个公报,迅速发出。十
    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搞到尾巴上连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啊!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一批二帮、一斗二帮,批评之后变成一看二帮,看改不改了,还要帮。我相信仝体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会大进一步。这次会议要收得好,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说它是反动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组织宗派,进行分裂活动,反对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多数所拥护的总路线。而且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9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个元帅,跟9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竞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我所以在3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要抓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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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旗帜。凡是错误路线都是不提团结的口号,因为他们要分裂。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安子文:现有45万)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所以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5万嘛。所以现在我们党内,“俱乐部”的同志相当孤立。我说内外夹攻,并非其时。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那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10天走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4个省可以代表仝国。以上讲的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我们的会开到今天40天,7月16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31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王明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想把这个瘟神送回中国。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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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再讲两句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当然美中有个足,疯子可以闹事,但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这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蒋介石搞了20年,越反动越好。我的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除了马克思,就是他们教育岀来的。没有他们教育、压迫我们,能搞起来?我看是不行的。现在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不可能国际形势是乐观的,国内形势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
    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完了
    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作的很好,步骤也好,成绩显着,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哉战主要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认真地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很容易地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1929年冬向中央提出过在幕阜山区(即湘鄂赣边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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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地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健部队对平江的进攻以后,在追攻中攻占长沙。这次战斗在军事上虽然是个胜利,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极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对红军的进攻,
    军团汇合成
    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
    军团的分裂。在
    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顾
    军团的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
    部团结也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表现动摇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汉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错误的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德很迟。抗日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步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1939年10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1938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在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做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1940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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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地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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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到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4月29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7月20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7月14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7月21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23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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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但是两人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我跟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1942年整风运动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党委同志们怎么看法?当时黄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从国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冋,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回来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去,我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不愿意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做决定不要再提
    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写的前言
    各位同志
    建议读这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版)。两本书都在两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本书第三版。第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缺点和错误。不要紧你们读时还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过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在这里即出了《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兴趣,以后可以读仝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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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
    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活,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五
    九○七的俄国革命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还有,
    九五八
    九五九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
    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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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个文件,“不知道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
    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亳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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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土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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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有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爬山、游泳、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糜曼,四肢痿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待前,齐姬奉后,往而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客曰:“令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立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剑、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年不理它了。一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効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较低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层、下层两下阶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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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阶级说的。我们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痣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待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景、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附:枚乘《七发》今译
    楚国的太子有了病,一个吴国来的客人去问候他。客人道:“听说太子贵体不安,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太子道:“还疲乏得很,谢谢你关心。”客人趁机进言道:“现今天下安宁,四方和平。太子正在少壮之年。或许你长期贪恋安乐,日日夜夜没有节制。邪气侵犯,在体内凝结阻塞,以至于心里烦乱郁闷,情绪恶劣好像醉酒似的。常常心惊,睡不安宁。中气不足,听觉不灵,厌恶人声。精神散漫,好像百病齐生。耳目昏昏,喜怒无常。这样下去日子长了,性命就要不保。太子你是不是这样呢?”太子道:“谢谢你。我倚靠国君中力量,常常有些享受,但是还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客人道:“一般贵家子弟,住在深宫内宅之中,内有姝母照料,外有师傅陪伴,要想交结朋友是不可能的。饮食一定是淳美香嫩,肉肥酒浓。衣服一定是温暖轻细而且多,永远热得像过夏天。这样,虽有金石的坚强,也是要销损而解体的,何况筋骨之间呢?所以说,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要妨碍血脉的和畅。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就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就是斫伤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就是烂肠子的毒药。如今太子皮肤太细嫩,四肢不灵活,筋骨松弛,血脉阻滞,手脚无力。听使唤的,前有越国的美女,后有齐国的佳人。往来游玩吃喝,在曲折幽深的房子里纵情取乐,这简直是把毒药当着美餐,和猛兽的爪牙戏耍呀。过去的影响已经深远,而又拖延不改,即使叫扁鹊来治疗,巫咸来祷祝也来不及啦。现在对付你这样的病,需要世上的君子,知识广博的人,有机会时给你出出主意,改变改变旧习和成见,常在您的身边,做您的辅佐。那么沉沦的享乐,荒唐的心思,放纵的欲望,就无从产生了。”太子道:“等我病好了一定照你的话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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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道:“现在太子的病,可以不用药石针炙而用精深的理论来治疗。您不想听听吗?”太子道:“我愿意听。”客人道:“龙门山的桐树,高达十丈还没有分枝。中心纹理盘曲,树根分布很广,上有千仞的高峰,下有百丈的深涧。急流逆波摇荡它。它的根半死半生。冬天的烈风霜雪刺激它,夏天的雷电打击它。早愿有鸟鸣晚上有鸟宿。孤鸿在上面呼号,鹍鸡在下面哀叫。于是在秋冬之间叫最精于弹琴的师挚砍下它来做成琴。用野茧的丝做弦,用孤子的带钩做隐,用
    九子寡母的耳珠做琴徽。叫师堂弹奏那名叫《畅》的曲子。叫伯牙来唱歌词。那歌词是这样:“麦芒尖尖啊野鸡晨飞,面向废墟啊背倚枯槐,道路穷绝啊溪流遇。”鸟儿听了,拢起翅膀不再飞。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再走。虫蚁听了,支起咀巴不再前进。这是天下最感动人的歌声,太子您够勉强起来听听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加上笋蒲。用肥狗的肉来加羹,盖上一层石耳菜。煮饭用楚地的粳稻,或是雕胡的米粒。粘的饭成团,松的到口就散。教尹伊来煎熬,易牙来调味。熊掌炖得烂烂地,加些芍药酱。将薄切的兽脊烤来吃新鲜的鲤鱼做鱼片。配上秋天变黄的紫苏,白露时节的蔬菜。兰花泡的酒,舀来漱口。还有野鸡肉,豹子胎。少吃些干的,多喝点稀的,就像热汤浇在雪上似的容易消化。这也是天下最可口的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赏赏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又说:“钟、岱等地的良马,年龄到了就用来驾车,跑在前头的像一飞鸟,跑在后面的像距虚。用爵麦喂马,马都成了急性子的,配上结实的马缰,赶上平坦的大道。让伯乐前后视察,让王良、造父来赶车,秦缺,楼季做车右,他们能制止乱跑的马,能扶起翻了的车子。然后和人家下千镒黄金的大睹注,在千里的长途上赛跑。这是天下最快的车子,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乘坐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登上景夷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水,左江右湖,那乐趣是天下少有的,这时可以叫博学有辫才的人,陈说山川的本原,尽举草木的名称,排比事物,编成文辞以类相连。在一番徘徊游览之后,下台到虞怀宫中摆酒。游廊连接
    四面有檐的建筑,有台的城,结构重迭,采画纷纭。车道交错,池水曲折,养的鸟几冇混章、白鹭、孔崔、鹨鸡、天鹅、鹓鴳、鵁鶄。有些鸟头上有翠毛,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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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紫缨。螭龙鸟、德牧岛,鸭声相和。鱼类腾跃,鳞翅振奋。清净的水边长着豬草和水蓼,还有蔓生的草和芳香的莲。女桑和河柳,素叶而紫茎,苗松、枕木和樟木、枝条上达青天。梧桐和棕树,一片林子望不到头。各种浓郁的芳香,和种种的声音相杂。树头舒缓地随风摇动,树叶翻复忽明忽暗。大家入座畅饮,乐声振荡快人心意。这时让景春来助兴,让田连来调音。各种美味陈列在面前,各色肴饭都具备。娱目的是精选的美色,悦耳的是流转的好音。这时发岀旋风般的《激楚》之曲,飘起郑卫的悠扬乐声。叫先施(西施)、征舒(夏姬)、阳文、段干吴娃、闾娶、傅予等美人,拖着各色的裙裾,垂着燕尾。眼光对人挑逗,表示心里暗许。她们引流水洗濯,身上带了杜若的香气。头发上好像笼罩着尘雾,涂上了兰膏。换上便服来待奉。这也算是天下美妙盛大的娱乐了,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玩耍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不能够。”
    客人道:“那么我要为您训练骐骥,驾有窗的轻车,您坐在这样壮马拉的车子上,右边带着夏后氏箭囊里的劲箭,左边带着黄帝的鸟号之弓,去到云梦的林中,围绕生长兰草的洼地奔驰,奔到江边然后缓缓地行进。在青苹之间休息,迎着清风。陶醉在春天的空气里,满怀春意的心为之动荡,然后追赶狡兽,许多支箭射中了轻捷的飞鸟。这时犬马的本领发挥尽致,野兽的脚困乏万分,看马和御车的人使尽了他们的智慧和技巧。威慑着虎豹,吓坏了鸷鸟。奔马的铃当当乱响。跨越游鱼,抓着麋角,踢倒黁兔,践踏麋鹿。这些动物都流着汘珠,箸迫屈伏。无伤而吓死的,足足装满随从的车子。这是规模最壮大的田猎,太子您能够勉强起来干一场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怕也不能够。”但是他这时眉间呈现了喜色,渐渐地这喜色几乎布满了整个面部。
    客人见太子有高兴的样子,就更进一步道:“打猎时夜火烧灭,兵车雷滚。旌旗高举,装饰着鸟羽和牛尾,整齐而众多。放开巧蹄追逐,因为爱得野味,个个争先。为拦捕野兽而焚烧过的地面非常广阔,远望去可以看见边缘。然后把毛色纯一躯体完整的牺牲献到诸侯之门。”太子道:“妙啊!我愿意再听下去。”客人道:“这还不曾完呢。那时丛林之间和沼泽深处,烟雾弥漫,野牛和老虎都跑了出来。勇壮的人非常强悍袒露着身体空手上去搏斗。白刃闪闪,矛戟纷纷。收取猎获物的人同时掌管记功,赏赐银绢铺下杜若,盖上苹草,为牧人布置了筵席。有美酒和佳肴,有细切的烧烤肉,款待宾客。盛满的酒杯并举,言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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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动心,诚实无悔,说一不二。忠信的表情就像刻在金石上一样。高声歌唱,长久不厌倦。这真是太子所喜爱的,能够勉强起来去玩玩吗?”太子道:“我很愿意跟你们去,就怕我这病人成为大夫们的累赘。”看起来太子的病已经有起色了。
    客人道:“我们将在八月十五日,同诸侯和远方来的朋友们兄弟们齐到广陵的曲江观涛。初到时还不会见到涛的形状,不过看水力所到之处,已经令人大大吃惊。看那水力所驾陵的,所拨起的,所激乱的,所结聚的,所洗荡的,纵然是有才能辩的人,也不能详加描述。既而目迷神乱,心惊胆战。浪涛滚滚而来。初时迷芒一片,少时奇峰突起,忽然声势浩大,超越旷远。似乎要陵驾南山,以望东海。那浪头几乎上冲苍天,而它的边际煞费想象。这时观赏奇景无穷无尽。然后注意东方日出之处,只见浪头迅速地乘流而下,不知要奔到何处才停。有时奔乱曲折地奔泻,忽然纠结着流去再不回头。浪涛冲到南岸然后远逝,看的人心神紧张更加疲惫,涛的形象在心中久久不散,直到天明,然后才心安神定。这时胸中受到荡涤,五脏受到冲刷。洗净手足,又洗颜面、发、齿。驱逐了倦意,去净了尘垢,困惑消失,耳目开朗。在这时候纵然是久病的人也要伸直驼背,招起跛脚,张开瞽目,打通聋耳来观看它,何况小小烦闷病酒的呢?所谓启发昏蒙、解除迷惑,都不消说了”。太子道:“妙得很!那么涛究竞是一种什么气呢?”
    客人道:“那是不见于记载的,不过我曾听师付说过,涛有三点似神非神雷声轰隆传达百里是其一;江水倒流,海水上潮是其二;山中云气吞吐,日夜不息是其三。初时江水平满而流得极快,然而波涌涛起。开始的时候,水淋淋而下像许多白鹭在降落,再进一步,就滚滚翻翻,像臼车白马,张着白的帷盖。当浪头像云堆似的,纷纷扰扰,就如三军奋起。当两旁的奔流忽然涌起,飘飘地,就如将领乘着轻车在统御军队。驾车的是六条蛟龙,跟着太臼帅旗。忽而但见白色的虹蜆在奔驰,前后相连不断。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挨挨挤挤。又见壁垒重重人多马众有如军队。大声轰轰,漫天沸腾,势不可当。看那两边岸旁,汹涌激怒,盛气冲突,向上击刺,向下投石。正如勇壮的战士,猛扑无畏,冲营抢渡。小湾小港无所不到,跨岀崖岸越过沙滩。遭遇者死亡,阻挡者崩溃。开始的时候从或围津口出发,逢山陇而回转,遇川谷而分流。到青篾时盘桓回旋,到檀桓时无声急进,到伍子山速度减低,远奔胥母之战场。上赤岸,扫紫桑。横奔像雷滚,显然威武,如发狂怒水声混混,犹如擂鼓。涛在岸合处被阻而又发怒,上升远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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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扬起,在名叫借借的隘口大战起来。这时鸟来不及飞起,鱼来不及转身。兽来不及逃走。纷纷忙忙,也像波涌云飞一般的混乱。向前扫荡南山,回头冲击北岸,丘陵颠复,然而又荡平两岸。浪头髙峻,破坏堤防,直到全胜方才罢休。然后急速地奔泻,任意泛滥,十分横暴。鱼鳖都不能自主,颠倒翻复,稀里花拉,起伏不绝,连神物也觉得骇异。这种景象难以尽述,简直令人吓倒,或者吓得昏头昏脑。这是天下最奇的奇观,太子你能勉强去看看吗?”太子道:“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去啊!
    客人道:“我要为太子推荐有道术的,有才智的人才,如庄周、魏牟、扬朱墨翟,便娟、詹何之类,让他们谈谈天下最精深的道理,讨论万事万物的是非,让孔丘和老聃来总结,孟子来稽核,这样,一万个问题也错不了一个。这是天下最切要最美妙的理论了,太子您可以听听吗?”于是太子扶着几案站起来,说道“我现在一切疑虑都消散了,好像已经听到圣人辩士的言论。”这时他出了一身透汗,忽然之间,老病全消。
    《七发》简介
    《七发》是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作品。枚乘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二代。(公无前179143年)
    《七发》的结构是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开头另加一段序曲。叙述缘起并借一主一客的问答把各段联系起来。
    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仝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反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要作充分准备;传达与讨论方式,要好好研究。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当这样来总结。会议头一个阶段开得不对头,是照我们的老规矩。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18个问题中那些东西,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结经验应当像刚才通过的五个文件这样总结法,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因为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起,已经八九个月了,一直搞指标落实,什么反对刮“共产风”,等等。开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判,产生了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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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一月会议、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可是气候并不好,因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形势也已好转。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嘛,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
    左”一阵风。后来中央
    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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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竞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到20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4个人,加上李锐只有5个人。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里,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二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953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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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总路线,这么一个纲领,那时他们受不了,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党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能舒服?他们不舒服的,不愿革自己的命。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勉强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大多数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地富反坏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反映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这一关难过。讲到这里为止,是讲坏话,讲难听的话;底下要讲一些好话,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历史上他们做过好事,反帝反封建,对社会主义有模糊愿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赞成决议,我很高兴。昨天我还相当悲观。我跟你说过,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十,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上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
    左派”海瑞我欢迎。现
    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这次会议
    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这么多人批评,有分析,留有余地,批评反动的一面,坏的去掉。他们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还待实践,但承认缺点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跃进,已经大跃进了。29天,关系很恶劣,一定要榨出油来不好,容许有思索,有改正的时间这方面是收获,表示欢迎,愿意同大多数合作团结,愿意革命。彭德怀跟大家跟我说了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去耕田。这叫“狷者有所不为”;你还缺一个“狂者进取”,是孔夫子说的。你就是服从命令,不造反,积极方面说,61岁了,最后算账,以后再说,以前的不算。普列汉诺夫以前大半正确,后来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能成佛?只要你放弃自己的纲领,真正跟大多数人合作,采取团结态度,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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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会有时觉得光明,有时悲观。大家要做工作,应该同他们往来,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要采取热烈的态度,到他那里去。不要怕沾什么“俱乐部”的边,你怕“俱乐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帮助害病的人,医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采取热烈态度,消极害怕,怕沾边,这不好。不要紧的,会开了这样火,才5个人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打了预防针。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我希望同志们在各地传达,如你们开10天大会,9天指出错误,要强调错误那方面;不过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强调,一强调就无事可做了,你就治这个病嘛。到第十天开团结大会,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 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闵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木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理解,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天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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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影响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转过来。转不过来我们也没有蚀木。采取团结态度,转过来了,就赚了钱。个把两个人不转过来,也无关大局。中国6亿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我看天不会塌下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没有转过来。王明还在莫斯科,洋状告了3条:反对共产国际,强迫80%的人整风作检讨(其实是100%,这次又是强迫),搞个人独裁。我的意见是这样: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义。个人投票不行,还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改变不改变,两种可能。应当权力争取转变过来。中国人民热情,有英明热情的党。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给必要时间是可以的右派是多少?有45万。比人家一个党还多。除了个别的以外(章伯钧、罗隆基、龙云是极少数),45万右派是笔资产,要开个大会,要争取他们,我曾经讲过,至少70%可以争取过来。其他以资产阶级右派去见阎王。这些人再活10年20年,可能只剩下10%了。白俄还愿意回国呢!牛训练3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条件下,还有这样热情的党干部和人民,应该相信他们(除个别人以外)是可以改过来的。过去搞斗争总不休止,军师团营长都斗,发生恐慌。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
    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也不怕,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惟一见过托洛茨基的是刘仁静,刘仁静现在做翻译。(周恩来:罗章龙也在教书)要给人出
    路。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
    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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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好的一面,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时一提起立三路线还得了。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次洋状。去年武昌会议,他回了一封请假的信,是热情的。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走绝路不好。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岀来,只能在做了决议后的今天来讲,才能讲清楚
    央全会开了15天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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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仝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査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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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己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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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岀路。八届八中仝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一次讲话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冇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无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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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没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争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不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囗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的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
    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嘛?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米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暂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静,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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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内,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张闻天信的批示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毛泽东八月十八日
    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以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附两首律诗
    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
    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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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登庐山
    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之后说:“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相吧!也站不下呀!”
    毛主席又亲切教导说:“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毛主席看了宴会厅,询问工程情况,坚定地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竞是不是大跃进!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又高度赞扬了建筑工人高度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说:“最近,我们看天安门礼堂,只有十个月,过去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都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休息礼拜天,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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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八小时的,结果他做了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他不要钱呢?他不要。有些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夜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元钱呢?一小时一元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元,就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作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大片,这里面不仅有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讲的伟大创造共产主义礼拜天有不计报酬在内。
    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八届八中仝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乂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敬礼
    彭德怀
    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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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已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査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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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
    四、五
    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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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Ⅹ××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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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薮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薮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
    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
    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癩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
    “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
    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
    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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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
    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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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Ⅹ×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
    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仝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一共产主义礼拜
    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
    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
    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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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2011年5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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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二章(5)第二章1958-1962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五节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本节资料
    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九六0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千万吨钢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大约不打,这当作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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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木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
    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九六○年一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月九日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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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月十七日
    我们能够管的六亿多人口,其他地方我们都管不了。有些地方有我们的使馆,可以进行一切可以进行的活动,但是,也不等于我们能够当他们的参谋长。我们不能当美、英的参谋长,也不能当苏联的参谋长。要分几个阶段,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争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这主要靠自己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人民,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九六○年一月,毛泽东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
    斯大林奖金我们没有就不要搞,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勋章、博士那些东西不要搞
    九六○年春,毛泽东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对一个文件的批语
    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议论,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订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査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以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法办法
    走出办公室,田间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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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三同”、“三包”
    、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办法,既做好中心工作,又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的经验
    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
    九六○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仝国各省、市、白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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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卫生工作,这两年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査、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着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关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孑,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作,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査。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式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强健,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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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定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遗误
    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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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査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兔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聂荣臻同志《关于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示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交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细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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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四化问题。
    机槭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绎济秩序工业问题。
    主要是煤、铁问题。有煤有铁就有钢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ⅩⅩ×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支援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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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此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
    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
    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各省先摸一两个县,在六级干部会上提出。贪污的钱要退出来,贪污严重的要处理,一定要赔偿。公社的开支,要由党委集体决定,报县批准。我批的山东那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亳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少。”“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错误性质严重,民愤极大的,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带着外部矛盾。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回避问题。
    不做本地官。不要全部回避,一律回避破坏一些原则。应该相信多数是好的。大概限制在四分之一才好,主要负责人回避。
    先派人去摸几个月,了解情况,然后反客为主,反主为客,请他走开。有一部分人要坐班房。不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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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参观问题
    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最好看好中坏三种,“强迫”让他们看。如果来不及看两种也可以,实在不行,也只好不看。
    我跟德国人讲,公社有百分之五十是一类社,百分之三十五是二类社,百分之
    十五是三类社。四万个公社中,有六千个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听了之后,感到我讲了公道话
    类社整好不难。先进与落后,一万年也有。外宾参观,中央发过指示,好坏都看,可以比较。
    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煤、电、水、盐、木材、石油、农副产品,主要是煤,木材的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的方向问题。反华问题。
    读一个文件(指《关于反华问题》及附件),大家斟酌。反华,其实是大拥小反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影响很大。
    九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
    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
    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九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
    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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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敌人只是少数,这一点不但应当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我们长期对外工作的思想。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喳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喳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木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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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Ⅹ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阿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个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臧手于,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仼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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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査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
    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文件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仝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
    类县
    、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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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
    、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
    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30是好的,百分之50是一般的,百分之20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20的,有不到百分之20的。但是究竞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
    类社里也有问
    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冇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Ⅹ×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题。调査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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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査研究,检査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岀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査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査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口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搞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査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査硏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s: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査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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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木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零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的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的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搞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
    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
    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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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1页,共1890页
    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零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逸,决议文件也不多,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零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万吨。今、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
    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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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臧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的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搞了,就要欢迎人家。
    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査研究,那时全党调査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査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
    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
    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
    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査研究,对革命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査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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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敔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髙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査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
    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査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査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
    、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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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査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木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岀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Ⅹ×××万吨到×××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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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千,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査硏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好的不到百分之××。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个单位,烂掉了××个,占百分之×,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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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査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査研究,专门进行调査研究。
    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礻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
    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
    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三月二十三日)
    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査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査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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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査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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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査,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査,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丁,大家对社公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査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査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具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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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仝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零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零年)办起的。是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也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守卫,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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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
    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査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査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竞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千)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増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2011年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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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1)第三章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节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本节资料
    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以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许多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同志。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
    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
    在这个报告里,准
    备说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第三,党的问题
    目前形势和任务国内形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十二年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绎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解放后所创立的空前未有
    的大统一的局面,日益巩固起来
    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经
    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建立了基础比较强大部门比较齐全的重工业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
    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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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一步地巩固了
    我国的国际
    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
    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个开端,但是,这是非常好的开端。这里要着重说一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
    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系列的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提前了两年,在一九
    六0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
    第二,我国的基
    本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第三,我国机槭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第四,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各个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第五,地质勘探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我们对于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第六,我国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
    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第七,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有很大的成绩。农业机械已经有了一定数数的增长。国营农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这支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已经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第九,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十万人
    第十一,我们在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
    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多的经验。第十我国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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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这一切成就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
    总路线的鼓舞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能够发挥的潜在力量,是极为巨大的。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
    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
    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仝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
    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滋长。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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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中央认为,有一部分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都及时地制定出来,有些政策则规定得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检査督促,因而贯彻不力。这几年来
    过
    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井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査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
    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査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我们在这里着重地谈到过去四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研究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清楚错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地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这不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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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党,表明我们党一贯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而且也表明我们党对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争取新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为了纠正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早已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在农村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一九六0年冬季,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在农村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拟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普遍试行时间并不很久,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虽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仝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农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情况的这种逐渐好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目前许多困难的克服,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九六一年秋
    季,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继续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同志几年来多次指出,计划工作没有做好,指标过高,变动过多他要求,必须落实,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一九六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可惜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没有具体执行。一九
    六一年五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七月间,中央根据许多调査硏究的材料,根据这儿年来的工作经验,拟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中央指出了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切实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提出了调整工业指标的具体方案。这两个文件,经过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的讨论,已经正式下达。
    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
    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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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减职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者
    在商业方面,一年多来,中央作出了一些关于调整商业工作的规定和办
    法。一九六0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规定草案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稳定市场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半年来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料,中央正在草拟商业工作条例初步草案,过些时候将要发到全国试行。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目前农业生产的底子还很薄,能够拿出来支援工业和供应城市的东西还不能很多。工业总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市场的供应仍然很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
    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加重了。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这里要指出,由于农业减产,一九六一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五百二十多万吨(一百零五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们还需要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粮食。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要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或者进口一千七百万吨化学肥料。同志们,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把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粮食方面,我们就不能进口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种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妨碍极大,必须迅速改变过来。
    中央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
    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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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必须看到,我们完全有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十二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创造了相当强大的物质条件,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基本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经验的重大意义
    九五七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在最近几年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错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但是,永远不犯错误,完全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设想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功往是要经过许多挫折的,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们的建设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我们学会建设工作的学费。我们能不能在取得建设工作的经验方面,比取得革命经验少花费一些代价呢?应该说是能够的。问题在于我们全党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过去四年中,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经验。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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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经验,是很可宝贵的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
    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现在的同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从一九四九年以
    来的十二年中,特別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木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重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同时,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
    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韵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仝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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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列宁主义历来反对所谓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决不能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团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任何部门、地方或者企业,如果违反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自由地处理供、产、销的问题,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还必
    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积累,但是,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积累恰当,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积累过多,反而会妨害生产的发展。应该在有计划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应该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该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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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不可缺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同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专政或者法西斯专政,是根木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把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实践中、在群众的行动中,继续补充、发展或者改正这种意见,并且使正确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统一。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在制定计划、指挥生产、处理产品等方面,同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也迫切地要求统一的党的政策和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人和农民都怕政出多门,怕政策和计划多变,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如果发生了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也就必然同时出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集中统一的现象。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违反他们的愿望
    第九,
    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商业,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
    业以外,还应该有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例如: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还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
    第十,社会主义
    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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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
    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
    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仼何浪费,艰苦奋斗几
    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挂帅,就
    是党的路线挂帅,党的政策挂帅。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学会精打细算,并且细致地安排具体工作,反对“政治空谈”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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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仝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根据积累的经验,正在各个方面制定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使全党全民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经验教训,是全党同志应该深刻领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间向我们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我们必须按照毛
    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去做。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和全体人民群众所期望的那样,鼓足扎扎实实的干劲,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任务
    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们要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这个远大目标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央认为,现在拟定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我国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
    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
    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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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
    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一九七
    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一九七二年
    生产四千二百万担
    钢: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
    千八百万吨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
    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上列的产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然综合平衡工作,编出确实符合实际的、并且留有余地的计划。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指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
    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在一九
    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有些方面还没有很好地进行。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按实际需要说来,已经迟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
    九六二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
    面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
    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要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的完成。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发展大牲畜,必须认真保证制造和修配中型农具所需材料的供应
    第二,积极地增加
    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且力争超过第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尽可能在春耕以前,至迟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减人任务,并且进一步地规定下半年的精减任务。对于减下去的人,应该妥善地加以安排。这是加强农业战线、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必须坚决保证完成
    第四,继
    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列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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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一切停建、缓建项目的设备、材料和建筑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妥善保护,不许损坏
    第五,调整
    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第六,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发展城乡交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和正确的物价政策,改善市场状况,努力保证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
    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要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钢材的品种。要切实地加强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短途运输工作。第八,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第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
    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硏究等各项工作的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实现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项任务,切实把调整工作做好,到
    九六三年,我们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从而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九六二
    年的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的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
    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厐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亼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仝国贯彻执行。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十年奋斗目标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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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可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
    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日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
    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內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仝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
    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人
    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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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米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作风是互不相容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髙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査研究工作,不理会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当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懂得。我们自己不懂得的事情,群众中有许多人是懂得的。就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问题来说,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中所说的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很明显,如果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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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办公共食堂,如果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讨论,事情就不会是那样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
    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着使同志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们准备在后面再逐步地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
    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怎么会不妨碍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呢?怎么会不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相抵触呢?怎么会不同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相抵触呢?这种错误的做法怎么会不造成分散主义呢?分散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对党中央闹独立性,对人民群众、对下级独断专行,压制民主。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我们纠正了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以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对分散主义熟视无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会使我们很难前进。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属于分散主义性质的许多混乱现象。先说政策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些同志些部门、一些地方,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采取了不严肃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或者怀疑观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几年来,
    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有的部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在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自作主张。有的在请示、报告的时候,隐瞒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有些地方,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实地向下传达,不认真地执行,或者借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有的甚至采取“封锁”的办法,不让下级和群众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中央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发出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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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拟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发出以后,还发生这种情形。再说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这几年,国家计划排标定得过高,而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不向中央和上级报告,在国家计划以外,另立计划,层层加码,甚至把他们自己的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冲击国家计划,这就更加损害了我们的计划经济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执行
    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任务,而是分散力量去干计划外的事情,甚至把国家计划丢在一边,用国家计划规定的某些专用物资,去完成它们自定的计划,或者去搞那些完仝不是必需的“楼、馆、堂、所”的建设。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全局的需要,完成国家规定的上调任务,而是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务”;对往上调的物资是层层扣留,对国家分配下来的物资也是层层扣留;有的还擅自挪用应该由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假借“协作”的名义,私相交换;有的甚至少报产量,隐瞒库存,“监守自盜”,“以邻为壑”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不执行国
    家计划,不该实际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员。在精减职工的时候,有些单位讨价还价,甚至边减边加,或者明减暗加。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遵守国家的规定,擅自动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去搞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囤积物资,预付货款,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这几年,擅自动用应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生这些物资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多。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适合情况的计划,并且把国家的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计划、劳动计划、财政计划都搅乱了。根据因家统计局的材料,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0年,这三年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一十七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建设八个鞍钢所需要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建设三十五个长春汽车厂所需要的投资。中央下达的国家计划内的建设项目,本来已经过多,已经不适当,国家计划外的项目又大大地增加,这就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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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效果不能迅速发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些计划外的投资,虽然有一部分
    是必需的,但是有许多是非必需的,是乱投乱用的。其中用以建设“楼、馆、堂所”的,就有十七亿五千万元。单是这一笔完全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就相当于建设每年总产量为三百多万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投资。
    九五八年
    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当年全国各方面就新增加职工二千零八十二万人。一九五九年国家要求精减职工八百万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万人。一九六0年国家计划规定增加职工二百万人,实际增加了四百八十三万人,在这三年中工业部门的职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须坚决精减职工,严禁从农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在这里,不准备再用其他的材料来说明国家计划被搅乱的情况。同志们从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义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人说现在没有多少分散主义,或者说分散主义并不严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许多分散主义现象的发生,是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关系的。例如,国家规定的生产、基本建设任务过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国家的物资管理制度也不尽合理,这就给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了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许多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想很快实现。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建设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它们在已经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上,又另加新的任务,提出更急的要求。这些地方、这些部门、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许多干部,主观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的建设事业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各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同整体的关系。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妨碍国家统一部署、损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义现象。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严重地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斤斤计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这是分散主义产生和滋长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义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
    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散主义,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单位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仝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损害了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义的种种做法,
    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散主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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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对于国家干部,在思想上起着腐蚀作用。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会根源,但是,不可否认,也是同分散主义有关的。大家看到,由于分散主义,一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衰退了
    由于分散主义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上下
    关系和相互关系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竞然在党内要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有意不提关键性的项目,有意少报投资,等到计划批准以后,再要求另立专案,追加投资。这是不能准确地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些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超出正常讨论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在同志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不说老实话,不交心,怕吃亏,喜欢当“聪明人臧一手,不互相照顾困难,常常使一些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下来,得不到合理解决,使工作受到损害。总起来说,分散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有下面四条
    第一,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破坏
    党的政策,就必然要损害党的统
    第二,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
    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
    义,损害共产主义
    第四,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
    弱党的战斗力。显然可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仝党面前的重大任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一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从来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列宁总是强调地指出,马克思是主张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
    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需要集中制,是绝对的。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集中制和纪律,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溶成一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说,如果没有这些,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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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就会变成空谈。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反复强调说,没有严格的集中制,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能够实现这种经济的只有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要建成这样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活动,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说:“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杜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在谈到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按照
    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伤害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
    指出,极端民主化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政党不相容。他说:“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对党组织“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党的纪律概括成为四条:(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说:“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整顿党
    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仝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地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在全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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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逐步地消灭经济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民主
    和集中两方面的关系,作了扼要的阐明。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岳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常常说,要力争上游,什么是我们在工作中首先要力争的上游呢?就是要在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力争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力争上游。如果没有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上游是难于争取得到的,即使一时争取到了,也是不巩固的,不能持久的。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政洽意义,也就在这里。同志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历来是维护中央统一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使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他还是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从而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使党中央的领导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以毛泽东
    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又很迅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央不断地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各地方、各部门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分不开的。从遵义会议以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局部地区曾经在一个时期发生过错误,但是,由于有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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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这些错误就很快得到纠正,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避免严重的挫折,而不断地胜利前进。只是在那些完全脱离中央的统一领导,向中央闹独立性,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地方,那里的工作才遭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由此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当然,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同上而所说的那种完仝脱离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路线性质的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分散主义倾向,如果不坚决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需要把几个问题解释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
    题应该慎重处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中央的许多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地方的和群众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同地方的工作同志共同商量制定出来的。
    切正确的政策,一切正确的
    领导,总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木原则。违反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中央的集中领导,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从总结群众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仼何主观的臆想出发。中央的政策,国家的统一计划,都是要依靠各地方发挥积极性来实现的。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把许多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把应该下放的管理权力放下去,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确地合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永远要做的,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党中央要求地方发挥的积极性,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只要这种集中统一是适当的,就会有利于地方发挥前一种积极性,防止后一种错误的积极性。各地方的积极性,首先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坚决执行国家统一计划的积极性。各地方应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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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条件,精打细算,合理地使用本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好地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实现。就一九六二年来说,各地方发挥积极性,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政策,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求保证完成这个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上调任务;就是要完成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就是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就是要完成各方面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比较快地摆脱目前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的某种被动局面。第二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问题
    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可以而
    且必须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作出某些补充规定,使中央政策更好地同当地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是,应该指出中央制定政策,是从全局的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中央的政策,既集中体现全局的利益,又照顾局部的利益。因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政策,只能够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加以具体化,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有的可能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些方面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应该及时地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然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既定的政策至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在农业的具体工作上,特别是在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命令主义
    我们说,要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下,实
    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绝对不是否认因时因地制宜,也绝对不是否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和灵活性。把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瞎指挥、命令主义混为一谈,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
    统一的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问题
    中央对经济、文教事业,一贯地实行
    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央集中过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有段时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门的权力过大,而且又层层下放,分得过散,在最近几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既不利于更好地实行中央的集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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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也不利于正确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改变最近几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把权力集中起来。首先是要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以便中央从全局出发,统安排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更有效地克服当前的困难,更快地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下一步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这里所说的把权力集中起来,也包括要把地方和中央管理部门过去下放过多而现在必须集中的权力,逐级地收上来,由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管理部门直接掌握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从生产仼务的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某些物资的分配、劳动力的调度等方面,给各地方、各部门定的机动余地和调剂权力,以便它们能够解决本地方、本部门的特殊问题,更好地完成国家统一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拿基本建设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应该把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交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地方的这些项目,都必须包括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以内。地方计划是国家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定地方计划是实行分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各地方可以、而且应该合理地利用本地方的各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计,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地方,国家应该给以奖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该拟订合理的奖励办法
    应该了解,实行分级管理的根本要求,是各级地方
    和各级管理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所属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认真地管理好。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所有地方,所有管理机关,都必须遵守党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一切农村人民公社中,都必须继续试行和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一切国营工业企业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在一切商业单位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商业工作条例草案。在髙等学校中,也必须切实试行髙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总之,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目前最重要的是仝党要有统一的政策,仝国要有统一的计划。绝对不允许在中央的政策以外,有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也绝对不允许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外,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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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
    有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以后,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统的行动,才能保证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在经济工作方而加强集中统的领导,中央提出以下十项要求
    第一,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争
    取超额克成。地方计划必须纳入国家计划。改变计划或者补充计划,必须经过中央批准。第二,凡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工业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已经下放给地方的,必须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要工业企业,已经下放了的,应该收归省、市、自治区直接管理。第三,所有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无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不准有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査、批准;没有经过审査、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第四,国家规定的生产资料的调出计划,必须切实保证完成,不准留好调坏、七折八扣,甚至占用不调。国家分配的物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规定使用,不准用来干计划规定以外的事情。超产和节约的生产资料,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处理。第五,国家规定的生活资料的收购任务和上调任务,除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经过中央批准减免的以外,必须保证完成,不准多留少调。第六,国家确定的劳动计划,必须坚决执行。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不许增加人员。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一律不准超过。第七,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准任意变动。由地方、部门规定的品价格,需要变动的时候,必须报告仝国物价委员会批准。第八,国家财政预算规定的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完成,支出不许超过。地方的财政预算,不许列赤字,不许先支后收,不许挪用银行资金。第九,国家规定的信贷计划和现金管理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流动资金,必须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核定、批准。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企业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现在有些企业的合理亏损,由国家财政开支;企业的积压物资,由国家统处理。第十,国家规定的出口计划,必须如质、如量、如期地保证完成。因家规定的进口计划,不准各地方、各部门擅自变动。国家的进口物资,必须按照中央的规定分配,不许扣留先分、移作他用。为了实现中央的集中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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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需要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及时地提供真实的情况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出切实的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通力合作,帮助中央计划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一致遵守的国家计划。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不许耍策略,藏一手,隐瞒情况,谎报数字。在计划确定以后,都必须严格遵守,保证实现
    越是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要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和中
    央的工作部门,必须切实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力求使自己的领导正确,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有一套既有利于中央集中统一、又有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査,凡是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完全符合或者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加强和改进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各级计划委员会。必须协助党委和政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成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助手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对于全党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提高觉悟,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分￠散主义的危害性,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无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在检查分散主义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一般地对事不对人、决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对于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就可以不加追究。至于那些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应该对他们严格处理,今后如果有人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闹分散主义,就必须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加以处理,在党员群众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不要去反对分散主义,只对他们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全局观点的教育,使大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更好地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办事党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明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党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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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民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我们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切实改进我们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起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早已形成了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远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以下,要说说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査,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
    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査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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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要调査,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査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査硏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査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査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九四一年
    八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査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仝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
    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苫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査硏究的决定》办事。这就是:“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党中央号召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上面所说的那些忘记实事求是作风的同志,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了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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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应该指出,这几年来在办错事情的干部中间,大量的是属于这类性质。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这些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经验告
    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査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
    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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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群众路线
    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这几年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来,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切共产党员,不
    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苫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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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內有了滋长。这种日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
    全国的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的和各级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工会、青年团体、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工业企业中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这些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主的不同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应该学会经过这些组织来活跃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作出决定以后,要经过这些组织,去动员群众,使大家心情舒畅地、白觉地执行。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同志是做得不好的,是不及格的。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如像我们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做扎根串连工作那样,如像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典型示范、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那样。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许多同志、许多单位,不注意建立经常工作,不注意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热中于突击工作。他们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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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事情办好。但是,实际上,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的一些“大办”,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办”,也往往不是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去进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结果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损失。这一点,应该引为深刻教训
    毛泽东同志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打无把握之仗。”革命战争是这样,建设工作也应该是这样。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干篇一律。当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而且,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健康的群众运动。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今后凡是需要开展运动的事情,属于全国性的,必须由中央斟酌情况决定。凡是不准备普遍推广的事情,都不要登报和广播。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没有他们的冲天干劲,建设事业中一切伟大成就都不能取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区别什么样的干劲。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也有主观主义的“干劲前一种干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后一种“干劲”是不能要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中曾经发生的“瞎指挥风”,正是这种蛮干的表现。有不少的干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干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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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a蛮干作风必须反对。对于坚持这种蛮干作风的干部,如果不泼点冷水,使他们冷静下来,如果不泄他们的蛮干之气就是说,如果不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且制止他们继续蛮干下去,那末,群众的真正的干劲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我们既不要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大家记得,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现在,有不少同志又把农民群众看得非常落后,不敢把政策和仼务告诉他们,不敢对他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放弃领导。这种尾巴主义的错误,也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有些地方,在纠正人民公社工作缺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不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工作中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作中也存在,都必须注意切实纠正。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不对的。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恰恰必须走群众路线。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有些任务的确比较重,比较困难,但是也必须完成。就拿粮食的征购任务来说,目前农村的底子比较薄,农民的口粮标准相当低,可以拿出来供应城市的商品粮食的确不能很多。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负担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在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如果不能够从农村征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那末,城市和工矿区的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就无法维持。这样,既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井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他们讲清楚,好好地同他们商量,动员他们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同时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当然,领导机关在提出任务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超过了实际可能,要求过急,强制执行,就会使下级干部没有可能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而只有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有时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也无法完成过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走群众路线。这几年工作中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今后应该注意防止的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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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根据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说的一系列的事情,不难看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下级党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情况。在那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某些干部,喜欢自搞一套,自成系统,自成局面,自由行动,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单位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独立王国”,不喜欢中央和上级过问,不尊重和不认真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这种分散主义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有一个地方的党组织,曾经写信给中央说,他们要服从上级,但是,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服从了当地上级的规定,就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如果服从了中央的政策,就要违反当地上级的规定。这个党组织要求中央回答,他们应该服从哪一个上级?这个党组织提的问题很重要。它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就是因为在那里有一些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相抵触的规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全党都要服从中央。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在党内生活的问题上,其次要说的是,党委会内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各级党组织必须有坚强的或者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委会成员要维护和帮助这个领导核心。他又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要善于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他特别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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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在党委内部,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但是,有些党委,把分工负责变为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而那些“包干”的同志,又往往独断专行。因此,在一个党委内部,形成了一种各自为政、多头领导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下级组织很难办事。这几年来,党建立和加强了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取得了成绩。党委领导一切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硏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査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査,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党中央认为,凡是存在上面这些问题的党委,都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整内部的关系,使党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来。关于党内生活,这里还要详细地说一下党内民主问题。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
    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別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地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党内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绝对不能容许继续存在。大家知道,在党内斗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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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上,我们党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党内过火斗争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这就是“惩前修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但是,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一方面,这是由于目前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不懂得如何防止或者抵制这种错误;有些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是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或者是不了解下情,没有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全党同志应该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为了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这样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髙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胃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岀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处在建设时期的我们的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
    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
    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列宁提出的原则,把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发扬成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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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者都应该虚心地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不许压制民主,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组织一直到党的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对于党员的这种反映,都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反映问题,即使所反映的情况同事实的真相还有出入,也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党组织领导人的模范行动,对于开展党内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党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力戒骄傲自满,都必须同普通党员一样,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岀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在党委会内部认真地发扬民主,造成畅所欲言的批评和白我批评的空气。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
    为
    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经常检查和改进它们的工作。近几年来,不论农村或者城市,许多领导机关,都只忙于日常事务,忙于指使基层组织完成一项一项的具体工作,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不管或者管得很少。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从目前党内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有必要向全党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
    题
    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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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的
    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的准则。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
    根据党章的规定,
    任何党员都不准向党说假话,作假报告,欺骗党;任何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员,都不准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任何党组织的负责人员,都不准滥用职权,任意斗争和处罚党员。今后,任何党员如果犯了这类错误,都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还应该依法处理
    所有党
    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都不应该对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而要同一切坏人坏事积极地进行斗争
    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
    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査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
    为
    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有些地方的党委,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给以正确的领导和积极的支持,而是给以阻碍和限制。也有一些监察委员会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就放弃职责,不能为维护党的纪律而坚持斗争。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都必须改变。正确地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必将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最近,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进行了轮训干部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收到初步成效。应该认识到,轮训干部是当前全党的一件大事。各地方、各部门,都应该亳无例外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把它做好。在干部轮训中,应该着重学习《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可以肯定,这种学习,对于正确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对于发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是会发生良好作用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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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适应当前斗争任务的需要,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下列八项要求:(一)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愤图强;(二)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四)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七)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八)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上面所说到的在我们党内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是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觉察到,都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而且有许多是口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的。在我们纠正了缺点、错误,改变了那些不正常的情况之后,由于我们不仅有了正面的经验,还有了反面的经验,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中央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正确作风,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志们!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奋斗。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全党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随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我们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在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以后,就必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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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不扎扎实实地做好具体工作,光有雄心壮志,光叫口号,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现实情况岀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我们必须出色地完成当前的任务,逐步地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同志们:要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全党同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一定能够有成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定能够逐步地实现十年奋斗目标。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光辉灿烂!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前进!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万岁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
    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
    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绎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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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间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竞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岀判断。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一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总的来说,从
    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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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间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
    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不再犯了,已缺点和错误的大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部分已经过去了,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昋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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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仝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木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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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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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
    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面红旗,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几年来,
    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间题,弄得更清楚些。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间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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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间题,也有立场间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间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
    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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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査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竞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白行决定。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98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
    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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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间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间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
    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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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军事工作、关于党的工作
    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我
    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化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亳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
    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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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但是,这种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公继续好转下去。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苫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千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电灯,不学一点,能够搞得岀来?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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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
    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人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党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党的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有失,而且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所以,从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看米,得少于失,从长期的实际的本质看来,得大于失。但是,不管怎么样,目前到底是有困难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我们要严肃地来对待困难,来继续克服这个困难,使情况大大地好转起来
    在困难的时候,我
    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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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岀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还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面。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而且又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没有解放的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了的人民也就经常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面。帝国主义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帝国主义还统治了十几亿的人口。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才有利于世界人民,才有利于中国人民,才能够巩固我们的胜利。修正主义把革命的旗帜放下了。它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替帝国主义帮忙。这就更需要我们高举革命旗帜,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人类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如同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在一切地方都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人类才能翻身
    我们在国内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应该让
    我们国家兴隆起来,繁盛起来,富强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中间的尤其根本的任务。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毕竟还没有摆脱穷困。所以,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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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能够过幸福的日子,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白、而是有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穷得很厉害的情况下富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严重的责任,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伟大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富起来?能不能够繁荣,强大起来?我说,完全能够的。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自,有这样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制造大量的机器,劳动力同机器结合,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国家就富起来了,就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第安人(那些人现在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是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一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强,而不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从亚洲来说,日本原来就比中国落后,可是后来几十年就赶上了中国,而且超过了中国。欧洲也是如此。过去英国是强的,法国是强的,德国是落后的,可是德国后来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俄国在欧洲比德国还落后,但是现在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
    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先进一些,无产阶级又比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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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更先进一些。有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把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个国家就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能够由落后转变为先进。我们中国的落后,在过去也是到了顶点了;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就必然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达到极点的时候,就互相转化。这就是一个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们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打了几十年仗的、有战斗经验的党,我们必然能够把我们国家搞得很富很强。
    现在,同世界上经
    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从国内的生活上看来,我们国家似乎还不大像样子,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翻过来的,无论在物质上、文化上,我们都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比英国、法国等所有西欧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比这些国家强大得多。这是我国家的远景。可以肯定,这个远景是会实现的,我们现在的落后状况是会转变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够光荣地站在世界上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只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会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当前、而且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同志们应该认识这个前景,要好好地去干,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关于军事工作(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4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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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Ⅹ×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郡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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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査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届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休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于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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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背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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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p4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岀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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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仼,忙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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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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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土,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现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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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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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千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
    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別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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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木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杋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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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苫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査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査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后四年
    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
    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木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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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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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扩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
    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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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仝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仝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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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
    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
    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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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
    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査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
    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的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査。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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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个十分重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闭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毛泽东同志最近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望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白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
    《发至县团党委,不登党刊》中央
    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九六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粵、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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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米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十三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朿以来已经九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轾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冾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
    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木主义这三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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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木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
    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九六二年六月十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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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绎济的问题(1)—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记录(一九
    六二年六月七日)
    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龙胜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同去年相比,有
    较为显著的好转。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点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实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的并没有那样多。那是因为界线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和其他基木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据这次分析,目前龙胜全县的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这个估计极其粗略,还有待于地委、县委进一步调査,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谨慎的估计。
    、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
    形式和性质的分析日前龙胜县出现的生产管理形式很多,大致有以下五种第一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般农活责任到人。这是它的主要特点所在。责任到人的具体内容是:各段农活分段包给社员个人,分段验收,分段评奖,管理得好的,可以连续包工,特别是从插秧以后到收割以前的这一段田间管理工作,更须事先按每一田块确定质量要求和工分数量,实行包工到人或组,实行评奖评罚的严格的责任制。这是搞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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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经营管理十分重要的一着。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它的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品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第二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一种是几年来的老办法,好处是集体抓得紧。它的缺点是:天天派工,天天喊工、等工、评工,不仅十分繁琐,而且窝工严重;又由于责任不明,农活质量没有保证,群众对这种办法一般很不满意,认为再这样搞下去,生产肯定搞不好。看来这种办法必须积极子以改进。第三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仼到人。办法是按田块确定工分数量,包给个人,有的不联系产量,有的联系产量。联系产量的又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超产部分奖工分,产品全部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种是包产部分归队,超产部分全部归己或与队分成,群众叫做“吃尾巴”,全吃或吃一部分。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其中有一部分,原来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干部指导思想明确,领导比较强、工作比较好的,应当说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不过它的劳力固定得太死,不能统一调配;又由于定产到田,尤其是那些超产仝部归己的,如果干部指导思想不明确,就很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所以,目前在名义上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第四种,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第五种,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按人口或按基本口粮分田,劳力和肥料完全不统一调配,各种各收,各自完成征购任务。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细分起来,还可以多分为几种。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对第三种形式的判断,尤其要慎重。如上所述,采取第三种形式的,从实质上看,有的可能基本上是集体经济,有的可能基本上是变相单干。如果判断错了,把基本上变相单干的当成集体经济,混淆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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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把基本上是集体经济的当成了单干,也会挫伤群众生积极性,同样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对于我们估计形势、确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具体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从龙胜的情况看,界线不清是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
    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什么叫集体所有,什么叫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什么叫集体分配,这三条都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看来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的应当是指劳动力由生队统一调配,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集体去干。生产队应当因活派人,因人派活,根据农活需要和各人的特长,适合集体操作的集体操作,适合一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适合张三的张三干,适合李四的李四干;看牛的可以不下田,做这件事的不一定还要做那件事。合理分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象,单干不可能分工,集体有可能分工;集体优越于单干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此。只有这样合理分工,集体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并且避免由于每个劳动力都管田而可能发生的弊病。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上述四条原则,生产队必须抓紧如下
    六点
    1。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2。农业和副业统一制订生产计划,
    统一安排生产
    3。统一调配劳动力;4。统一规定社员交肥任务,归集
    体所有的肥料由生产队集中掌握,统一合理使用
    5。统一收割,统一分配;
    6。适当照顾困难户和五保户。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日前也还是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艰苦的工作,树立榜样,说服农民自愿跟我们走。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当然各级领导态度必须十分明确和坚定,“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木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农民利益,农民一定会跟我们走。但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残存着定数量的单于户,比如说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十,是并不可怕的
    第
    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竞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坚持集体经济的,要尽全力帮助他们逐步办好。对兼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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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因素的,要诱导他们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克服单干因素。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同时必须讲清楚:土地和已经入社的耕牛、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私分了的,政府决不承认;并且严禁买卖,私自买卖土地和其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犯法的。总之,只可以通过耐心的教育和具体的范例去诱导,而不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硬性地去“纠”去“扭”。单干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要走这条路,并且这条路在一部分贫下中农中还保有一定的影响之外;我们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的是由于经营管理太乱;有的是由于领导力量薄弱,或者干部作风不好;有的是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确实完成不了,干部没有办法,就采取消极态度,把田地和任务一起分了因此,还必须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逐步把问题解决。特别是对其中的贫下中农,要耐心,要诚恳,不要歧视,不要伤感情,不要使情绪对立起来。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到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有一系列的工作必须逐步做好,就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都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克服了“共产风”,调整了征购任务以后,搞好经营管理就成为巩固集体经济的关键。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一些,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的,从而提供了搞好经营管理的充分可能性。但是决不能认为,一经实行以生j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好集体经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应当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仼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总结当地行之有效的经验,逐步摸岀一套比较好的经营管理办法来,把集体生产搞好。丝亳不必讳言,集体和单干,是在进行着竞赛,只有在生产和生活上赛过单干户,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最后巩固。当然,要一下子把所有坚持集体经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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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都办好,是不容易的。两条道路的这种竞赛,也不是三两年所能结束的。但是从现在起,每个公社都必须下功夫认真搞好一批生产队,真正树立榜样。这样就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发生巨大的吸引力。否则,不但已经单干的不能扭转过米,就是现在还坚持集体经营的某些生产队,也还有可能散掉,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1)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至七日,陶铸和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的龙胜县,听取了汇报;访问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队更坪生产队和中岭生产队;七日晚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座谈的中心是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这是座谈会的记录
    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谢富治、谷牧、罗瑞卿、陈毅、杨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竞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
    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
    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
    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竞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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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內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
    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
    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竞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
    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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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
    不讨论
    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木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仝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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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
    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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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盜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木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
    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髙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航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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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髙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木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
    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
    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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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妯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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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
    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背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硏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髙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
    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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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
    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
    民族主义
    教条主
    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裝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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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Ⅹ×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岀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岀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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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仝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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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査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得到全体党员的严格遵守;为了保证党中央的
    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国民绎济计划的贯彻执行;为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生活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的监督,严格党的纪律,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现象进行斗争,决定
    、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
    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由本次中央全体会议进行补选。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和县、自治县、市的监察委员会,亦应当在最近期间,依照党章第五十二条的选举手续,进行补选或改选。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当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当予以加强
    、各级党的委员会,必
    须加强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定期讨论党的监察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
    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监察组的任务是:经常了解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所在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纪,共产主义道德,国家法律、法令,执行中央的政策、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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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并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指示,直接检査或者协助所在部门的党组织检査所属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监察组长,列席所在部门党组(党委)的会议工作需要时,商同所在部门的党组(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门党组(党委)对监察组的工作,应当予以支持。各省、宁、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或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四、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仝体监察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坚决地保护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及时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情况;都必须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报告和请示工作。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一)从我们党掌握了仝国政权以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熟悉情况和进行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主要的领导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工作,也会带来某些缺陷。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有计划的交流。这就是说,对全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二)
    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具体地说,中央一级机关的委、部、司、局的正副领导者,中央局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和部长、副部长,省、市、白治区党委书记处的第一书记书记、常委、部长和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和厅局长,省级以上主要人民团体的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地(市、州)委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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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书记和专员(市长、州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都应当列入交流的范围
    外人士、一般的人民团体的干部、有专门业务技术特长的干部和不担任上述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一般不列入交流的范围。
    (三)交流千部的工作,要有计
    划地、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列入上述范围的干部,在今后一年以内,可以首先交流一批。为了积累经验,第一批交流的人数不要过多,以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为原则。以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常性的交流工作
    第一批交流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中,应当有中央到地方和地方到中央的,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的,这个省到那个省的,这个专区到那个专区的,这个县到那个县的。
    (四)上述中央一级机
    关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大区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地(市、州)一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交流,一部分在大区或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
    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都应当做出交流干部的计划。中央一级机关的干部交流计划,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商同管理干部的各部拟定。第一批交流干部的计划,应当在今年年底以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以后,每一、二年都要制定一次计划。大中企业和高等学校中的党员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另行制定。(六)在交流干部的时候,要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不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个单位中调出过多的领导干部,使工作受到影响。对于一些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和部门,应当通过交流充实起来。对于领导干部人数过多的地区和部门,应当多调出或多下放一些干部。对每一个干部的工作,都要进行妥善的安排。干部的职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可以同原来的职位相当,也可以低于原来的职位;但是,工资级别不要降低。对于少数民族干部,一般在本民族地区内进行交流
    在交流工作中,必须严格地按照干部管理制度办事。无论免除原职
    或者任命新职,都必须报告中央或主管党委批准。由选举产生的干部,还应当注意按选举程序办事
    (七)人民解放军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办法和计划,
    由军委参照上述各点,另行制定,报告中央批准施行。
    八)人民公社主要
    干部的交流问题,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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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新的条件下,具体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根本间题。党中央将继续具体地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工业问题,一个是商业问题。除了工业问题准备另作决定以外,党中央对于商业工作问题,现作如下的决定。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醚,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组织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辛勤劳动,对于农村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着使我们的商业工作更好地前进,党中央认为,需要总结十多年来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更系统地说明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当然也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发展绎济,主要地就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这里所说的保障供给,就是要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生资料,还要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交换,逐步地保障城乡全体居民生活资料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如果离开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基本出发点,孤立地看待商业,是不能解决商业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还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里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在商业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毫无疑问,商业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是不能没有这种桥梁的。但是,应该怎样搭好这种桥梁呢?应该怎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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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的问题呢?有一些同志,只是在商业问题上打圈子。他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观点。
    党中央认为,这种单纯商业观点,很需要改正。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根本观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是否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是否组织好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这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对于商业来说,生产是处在支配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得不好,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如果认为商业工作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促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
    巩固,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忽视我们的商业工作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所能够起的作用,认为商业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改进我们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要遵循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遵循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的,农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的这一指示,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商业工作的第一位。这就是说,我们商业工作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在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的商业工作要切实面向农村,切实做好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工作,做好城市中的供应工作。看不见我国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这个最广阔的市场组织起来,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就会使我们的商业工作迷失方向,也会使我们的工业工作迷失方向,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迷失方向。我们的商业工作必须认真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地调整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关系,通过商业工作,更好地调动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依靠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商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指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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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商业方面同私商的投机倒把作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将还是长期的。特别是在农村中,那里的商业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投机商贩就会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斗争。对于商业战线上的这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是很熟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善于利用商业这一环节,促进工农业生产,组织消费品的供应,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商业战线,同农业战线、工业战线紧紧地结合起来,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继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农业和工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互相促进.这种互相促进,在许多方面
    是要通过商业来实现的
    商业工作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农民供应东西、向农民
    收购东西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商业部门在向农民供应东西这一个方面,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善于向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类货源。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主要包括普通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药、良种、耕畜等等。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专门的供应系统,来组织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要改进供应的方法,认真地研究各个地方农业的特点和具体需要。生产资料的品种和规格都要对路,质量要好,价格要适供应要及时。商业部门除了要组织供应农业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还要根据商业部门本身的条件,协助工业部门、农业部门,逐步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以便使我们的农业能够比较迅速地扩大再生产。由于农业的新式技术设备,一时还不能增加很多,目前只能重点使用,因此,用竹、木、铁、皮革等制造的中小农具,对一般农业地区来说,在相当时期内,还有普遍的重大作用。农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供应这类农具。商业部门应该积极地同工业部门,特别同手工业部门配合,来满足农民的这种需要。为着逐步满足农村对耕畜的需要,商业部门应该根据各个地区耕畜的流转习惯,积极发展耕畜的交换,组织耕畜的调剂,促进耕畜的繁殖。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应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片面地以赢利为目的。商业部门要协同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运销费用,要以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生产单位。凡是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价格过高,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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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应该适当地降低价格。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以外,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消费资料,凡是适合农民需要的,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农村,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农民需要而比较缺少的商品,商业部门就要向计划部门和有关的生产部门提出要求,以便采取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生产,逐步地保证供应。在向集体经济单位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同他们协商,分别不同的品种,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规定合理的收购任务。对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既要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使农民承担得起,不要收购过头。这就是说我们要兼顾国家和农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照顾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另方面,要给农民留有余地。农副产品的收购,分别采取统购、派购和议购的办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是一种长期性的政策。国家对一部分农副产品实行派购,是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暂时性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的增加,应该逐步缩小派购的范围
    国营商业、供销
    合作社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商品交换,不论统购、派购、议购,一般地都应该采用合同的形式。通过统购合同、派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来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可以使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有计划地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使国家更有计划地安排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把因家的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计划紧密地衔接起来
    目前国家
    对于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实行供应一定比例的工业品的办法,这是必要的,农民是欢迎的。这是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在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应该十分注意扶助集体经济,发展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并且根据工业品的供应情况,使那些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和集体绎济单位,得到较多的工业品。
    (1)商品粮食的集中产区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应该得到更
    多一些的工业品,经济作物区还应该得到必要的粮食
    (2)在集体经济单
    位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时候,他们所得的工业品,要受到适当的优待,使集体经济单位从国家得到的工业品,逐年增加
    (3)在集体经济单位向国家交
    售粮、棉、油等产品的时候,从国家换得的工业品,应该适当地高于其它农副品所换得的工业品。
    (4)农作物的产量高、商品率高的集体经济单位,应
    该优先得到工业品的供应,并且使他们能够维持较高的口粮标准
    (5)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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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应该是当地农民乐于接受的,不能强行推销,强迫搭配。实行这些办法,会促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起来,促使工农业生的发展,因而也将有利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逐步地走向合理,逐步地走向等价交换
    为了发展城乡商品交换,不但需要有计划地增产大量合用的农业生产资
    料,而且需要增产大量的轻工业品。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商业工作部门应该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別重要的,是促进棉花生产的迅速增长.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增产了,就可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因而商业部门也就有可能给农民提供更多的棉织品和其他日用工业品。商业部门同国营农场进行交换,也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以利于国营农场生产的发展。
    我们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必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没有这些,我
    们就没有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商业部门要注意下列各项工作,以保障工业的正常生产和促进工业的发展。
    (1)力求使各工业
    单位及时地得到价格适当,规格合用、质量优良的原料、材料的供应,同各个工业生产单位逐步建立固定的供应关系,根据国家计划,订立合同
    (2)协
    助农业部门和有关工业部门,扶植那些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并且要逐步建立这类新的基地。
    (3)对于可以用作工业原料材料的农副产品,特
    別是可以制作中小农具的原料、材料(如竹、小杂木、藤、柳条、荆条,等等)商业部门,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应该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收购,促进生产
    (4)对于生产先进的企业,商业部门要会同有关的工业部门优先供
    应他们质量好、数量多的原料、材料,以鼓励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5)对
    城市工人、职员的生活资料,应该做好供应工作。要特别关心和保证高温、高寒、高空、井下、野外、海洋作业的工人的特殊需要
    商业部门在做好上述这些
    工作的同时,必须注意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以利进一步地扩大市场,繁荣经济。对于日用工业品的收购,按照下列的规定办理
    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出产的日用工业品,大部分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部分由供销合作社收购。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收购产品,都要签订合同(包括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双方按照合同办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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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部门在订货的时候,对于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的生产单位,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条件,以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改革。
    (3)有些
    日用工业品的新品种,经过适当的批准手续,生产单位可以自行试销,或者委托零售商店代销
    (4)有些手工业产品,可以允许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
    (5)商业企业,特别是批发单位,要有必要的季节储备,以利于调剂市场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商业部门在收购工业品的时候,要加强商品检验工作。商
    业部门供应各工业部门的原料、材料,各工业部门供应商业部门的商品,都应该是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对于不能使用的原料、材料和没有销路的产品,双方都可以拒绝接收。商业部门应该充分地了解各地方、各季节的市场情况,及时地、具体地向工业部门反映,以便工业部门根据市场的要求,安排生产计划,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应该密切协作,互相监督,以利于发展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
    国
    营商业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领导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组织仝国的商品流通,进行商业的管理工作,并且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进一步地改造小商小贩,同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国营商业要掌握主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商品的批发贸易,合理分配商品,同时,由供销合作社分担一部分批发业务。这样,社会主义商业就能够稳定地掌握仝国的市场,稳定地掌握农村市玚,保证计划市场的支配作用,而利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国营商业应该根据各地区社会购买力的大小,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照顾对外贸易的需要,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照顾各地区历史形成的消费习惯,全面安排,适当分配自己掌握的商品
    为着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国内统一的市
    场,国营商业,按照行业系统,按照需要,分别地建立和健全各种商业的专业公
    在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相互之间,在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之间,在国营
    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之间,要实行计划分配商品和选购商品相结合的制度。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但要注意数量多少,更重要的,是注意质量的好坏。反对硬性摊派和好坏搭配的办法。国营商业的批发企业应该定期召集有关的零售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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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单位举行会议,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在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应该邀请有关的生产部门参加。
    国营商业的零售企业,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根据
    消费者的合理意见,不断改进工作。二、合作社商业我国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同这种生产制度相适应,应该存在着合作社商业。这是国营商业以外的社会主义商业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否认合作社商业的必要性,不充分发挥合作社商业的应有作用,是错误的。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做好城乡间、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工作,做好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供销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必须把国家委托的购销业务放在第一位,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产品收购计划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供销合作社应该积极地适当地开展自营业务。自营业务的具体作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例如直接到生产队实行议价收购、实物换购、代购代销等等。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就可以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这对于投机倒把,对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种有力的打击
    供销合作社应该在城市中建立货栈,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同
    时,收购一部分工业品下乡。在城市的企业、学校、机关中,可以建立消费合作社,或者受国营商业的领导,或者受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供销合作社货栈批发的商品,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销售,也可以通过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销售,也可以自设推销杌构。供销合作社要同手工业合作社密切协作,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供销合作社收购和供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支援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产品,除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和一小部分由手工业合作社自产自销的以外,都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推销。农产原料,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以后,供销合作社可以议价收购,交给工业企业或手工业企业制造成品,在市场上出售
    供销合作社应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
    法和经营作风。要恢复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布帐目,分给社员应得的红利
    各部门应该积极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国营商业和
    物资部门在商品分配方面,工业、手工业部门在商品供应方面,银行在贷款方面,税收部门在税率方面,交通运输部门在组织运输方面,都应该积极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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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市贸易在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
    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当然,集市贸
    易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针对着集市贸易这种两重性,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实现这个要求,要有正确的经济措施,又要有正确的行政管理办法。
    1)在经济措
    施方面,主要的是让供销合作社积极参加集市贸易,展开自营业务,通过购销活动,吞吐商品,平扣物价。
    (2)集市贸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合理议定。为
    着购销双方的方便,供销合作社可以在集市上设立交易所。
    (3)国家不进
    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不同品种,允许或者不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把剩余部分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属于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严格禁止私商插手经营
    (4)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
    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转手买卖,反对弃农经商
    (5)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该加强对于城乡合
    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商贩的领导和管理,适当安排他们的业务和生活,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制止他们的投机为。
    (6)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要对小商小
    贩进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指定活动地点,规定合理的税收。
    (7)在当
    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织集市贸易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
    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大统一的国内市场
    全国的
    商业工作,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容许有冋同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方针政策,不容许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为着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中央关于商业方
    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间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1)全国重要的商品,
    都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中央的有关经济部门,根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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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民经济计划,同各地方的有关部门,商议拟定。
    2)工业所需要的
    重要农产原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按照这个决定第三章的规定,对这些原料的供应,要根据国家计划,特别照顾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成木低的企业和先进工业地区。有些农产原料,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留个适当部分,照顾出产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
    (3)国营工业出产的主要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和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供应。对于商品的供应,也要按照国家计划,适当照顾那些提供粮食、原料、材料较多的地区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有些工业产品,也应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办法,适当照顾出产这些产品较多的地区。
    (4)对于次要商品,中央
    商业部门一般不规定具体品种的调拨计划,只规定调拨商品的价格总额
    (5)
    由中央划归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商品,在必要的时候,中央也可以同地方协商,调拨一部分。
    (6)全国重要商品的价格,由全国物价委员会会同中央的有
    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质量、品种、地区、季节的差别,分别做出规定。次要商品的价格,由各地方物价委员会会同地方的有关部门规定。各经济部门在物价方面发生争议的时候,由物价委员会进行仲裁
    (7)按
    照经济区域,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基层供销合作社一般应该按集镇设置,有些地方,也可以按公社设置。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批发杋构,应该按经济区域设置,不按行政区域设置
    基层商店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商业计划,
    直接向生产单位进货。
    (8)大中城市的商业,由市一级的商业领导机构,
    分别行业,统一管理,不得按行政区界,分割市场。市内区一级的商业机构只领导那些分散的、小型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
    (9)逐步恢复城市同乡村之间、
    地区同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改变地区同地区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那些不合理的分割市场的现象.凡是国家允许供销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的商品,都可以在省同省、专区同专区、县同县之间,相互流通,不能加以阻碍
    中央认为,采取上述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另
    方面,有利于地方的分级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另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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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
    中央历来坚持的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总是在发展生
    的条件下,为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即使遇到某些暂时困难的时候,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同消费的矛盾,还是会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根本上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是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矛盾,是由于财富不断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造成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同消费的矛盾,
    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需要不断增长而生产赶不上需要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是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而消费不能不在一定时候受到某些制约的矛盾,也就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还有,国家机关在计划工作和价格政策等方面也会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而结果也常常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同消费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可以经过不断调整而逐步解决的。这种矛盾在各个时期,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它不断解决,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前些时候,在我们这里,由于物资不足,生产同消费的矛盾,曾经一度比较突出。因此,党中央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在农业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规定了一套具体政策,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具体政策,进一步地丰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成效。特别是“农业六十条”,成效更为显著.农业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由于农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上升,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和城乡市场状况,也有了新的改善。在已经取得的新成就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根据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采取了调整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加强财政金融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也很明显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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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由于物资不足,在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生产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党的政策是要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继续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于物价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分批分期地、慎重地进行调整。
    (1)城市居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稳定在目前的水
    平上。
    (2)次要的日用工业品和次要的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有关部门
    要反复研究,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提出方案,由国家主管机关审査批准,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
    (3)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应该努力改善
    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髙产品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流通费用,避免产品涨价。过去提价不合理的,应该适当降低。
    (4)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应该尽可能增加生产,保证供应。这类生产资料的价格,应该是集体经济和农民能够接受的。如果因为降价而使生产单位发生亏损,可以由国家适当补贴,以利于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生产。
    (5)经过供销合作社参加集市贸易的活动,
    逐步压低小商、小贩的贩卖价格,使集市贸易的价格同计划市场的价格逐步地接近起来
    (6)继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信用,对于稳定市场、促进生
    安定人民生活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在国民经济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合理地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应该逐步地、有计划地缩小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的范围。党中央认为,采取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是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将使我们可能有计划地、逐渐地、因势利导地、比较自然地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改变目前存在着的某些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的不等价交换的现象。
    七
    切商业部门,包括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都应该根据为生产服务
    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商品损耗,减少经营环节,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以便为市场提供比较便宜的商品为国家提供比较多的积累
    中央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建立一整套关于商业经营
    管理方面的制度,目前要特别注意以下几项
    (1)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
    健全财务制度,节约费用开支,杜绝浪费现象.反对不计成本、不问盈亏的错误思想。帐簿报表必须确实,不得弄虚作假。所冇有査业销毁帐簿必须经过法定于续,不得自行销毁。
    (2)取消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商业计划制度和商业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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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中不利于减少经营环节的某些规定,应该逐步加以改变。
    (3)商品流转
    应该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路线,避免迂回运输。从产地到销地的传统的直达运枪路线,跨县、跨专区、跨省的合理的供应方法,都应该逐步加以恢复。
    (4)
    改善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特别要注意改善鲜活商品和易腐商品的保管维护,减少霉烂损失。在价格体制上,应该给予各级商业企业必要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把残次商品和可能在短期内腐坏的商品削价岀售
    (5)在进一步加强职工
    政治教育的同时,应该很好地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他们的健康
    6)改
    进商业部门现行的工资制度,有的可以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有的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的办法,以便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7)商业网和销售点的设
    置、商店的营业时间、商店的营业制度,以及业务的经营方法,都要尽量便利群众
    (8)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经验、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
    的合理的商业经营方法,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的水平。
    八
    全国商业部门几百万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
    恳地努力工作的,许多人经历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以来商业人员经过多次抽调,减少了一批政治骨干和熟练人员。当前许多地方的国营商业单位和供销合作社存在着机构弱、骨干少的问题,同目前商业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从各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有步骤地整顿和充实商业队伍。为此,必须
    (1)补充一批有一定的政治
    水平和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去担任各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县的商业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应当配备相当于县委常委一级的干部担任。过去从商业部门调出去的有经验的骨干人员,要尽可能归队。
    (2)在几年以内
    有计划地选调一批大学、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和一部分复员军官,到商业部门中来,培养他们成为有比较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业务上比较熟练的商业工作人员。
    (3)有计划地吸收一批优秀的商业工作人员入党入团
    (4)
    对于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中服务的、业务上有专长的老商业工作人员,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吸收他们有益的经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5)
    从事商业工作的人员,要适当地稳定下来,不要轻易调动。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党组织在全体商业人员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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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加强大家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国家财产、甚至多吃多占等类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商品“走后门”,不断地检査和清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严重违法乱纪分
    在商业人员中,还应当加强关于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知识的教育,加强
    关于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的教育,提高商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我们的商业企
    业遍布仝国,同工农业生产、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使几百万商业工作人员都能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效地改善商业的经营管理,必须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地方商业工作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依靠地方党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就地确定,就地解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商业工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常进行检査、督促和帮助,并且注意协调商业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把商业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中央还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协助商业部门做好工作
    为着做好商业工作,各级党委,还必
    须善于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在群众中,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央号召全体商业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的指引下,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商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特作以下的决
    (一)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根据这条根本路线,党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促使我国农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集体化。随后,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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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总结实际经验,规定了适当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措施,已经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总的说来,我国的杜会主义农业是在前进中。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岀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全党、全体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议事日程。虽然,我们对于这个任务抓得稍为迟了一些,但是,从现在起,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因地制宜地(而不是千篇一律)、及时地(而不是拖拖踏踏)、有重点地(而不是分散力量)、慎重地(而不是轻率)来正确处理这个任务,再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努力,就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农民和全国人民群众盼望很久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且,一定能够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繁荣起来
    (二)为此,中央认为
    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我们要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是错误的。国家必须拟定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支援农业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部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还有科学技术部门,文化教育部门,这一切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须肯定以农业为基础,而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和科学技术部门,必须按照全国各个地区自然条件、耕作祭件的不同特点,拟出分批分期,分别不同阶段,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靠计划。不论那一个部门,在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同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的科学家实行同志式的合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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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措施,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一切担负领导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党员,都必须遵守党中央的指示,力戒独断专行,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玩弄政命令手段,不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埋头苦干,和衷共济,学会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衡量利弊,分别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够脚踏实地,使计划真正切合实际,使措施能够行之有效。
    (三)我国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毛泽东同志
    早就说过:“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日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的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就是说,在我国,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内市场,有极大的潜在力量,能够容纳愈来愈多的大量的轻工业品和重工业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白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除了轻工业部门要利用农业的原料制造更多的轻工业品,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以外,重工业部门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为农业提供当地当时适用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并且还必须努力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材料,以便增加市场需要的消费品。
    (四)同计划部门和各经济工作部
    门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相适应,应该重新审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比例。中央认为,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科学研究的投资,在经济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应该有计划地提高。这一部分投资,在定的时间内,应该比其他部分的投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家的农业投资都必须合理使用,不许浪费,不许任意花钱。国家的每一分物力、财力,都必须用在适当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为着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的情
    况下,国家对于那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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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为着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
    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包括正税和附加税)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摊派。当国家的需要超过征购定额的时候,可以由商业部门,主要由供销合作社,用协商议价的办法,同集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进行采购。在这个问题上,国营农场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便为国家提供多一些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六)
    学会做生意,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改善现在的商业体制,打破“关卡”,组织统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发展和加强合作商业,并且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在合作商业的积极参预下,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地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用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在这里,价格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着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为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能够逐步地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工人阶级要同农民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谊,要彼此互助合作,取得谅解,同时,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并且认真地实行合理的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品种差价、季节差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日益众多的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这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工农业品的交换政策,对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对于较快地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并且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问题。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党的方针,继续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拟出妥善的措施。
    (七)中央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新的条件。上述的关于支援农业的政策,关于工业发展方向的政策,关于增加农业投资的政策,关于征购的政策,关于价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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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都是为着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调动全体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些在国家同人民公社集体绎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政策,都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把《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一次修改。人民公社应该根据这个修改的条例,继续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要贯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除了少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条例规定,这种基木核算单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人民公社的各种体制、各级规模和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经过群众讨论,确定以后,也长期不变。这些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问题上的政策,也都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要持久实行的政策
    条例中规定,必须在集体经济内部,允许和鼓励社
    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这也是为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是党要持久实行的政策。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同时,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得到公社批准,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以利于社员养猪,从而为集体经济提供肥料。这种饲料地,应该在保持水土、保护山林和草原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在这里,中央提醒各地方的同志们注意:在工业和其它方面加强对农业支援的时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必须十分注意从自己内部发挥潜力。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护和繁殖牲畜,要尽力増加各种农家肥料。决不能因为等待农业杋械化和化学肥料而轻视畜力,放松积肥工作。即使在将来有了较多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时候,畜力和有机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八)人
    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自愿、示范、互助、互利的原则。必须搞好经营管理。要认真地总结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各种经验,吸取其中为群众能够接受的、简便易行的、良好的办法,改进经营管理工作,正确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来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耕作的质量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民主办队。人民公各级干部,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一切耕作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分配问题,都应该事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是要向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不得由干部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首先是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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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决实行勤俭办社,勤俭办队,公开财政。工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情况,资金的情况,都必须定期向社员公布,由群众评论。任何工作干部,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许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县的有关部门,应该经常辅导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并加以检査。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同意,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强对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对生队的领导。人民公社的党委和支部,要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还要懂得怎样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在农民中,在各级干部中,经常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要教育农民和各级干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爱护公共财产。要提高党员和团员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集体经济组织中能够进一步地起模范作用。
    (九)粮食是农业多种经
    营的基础。集体经济必须认真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烟叶、麻类、糖料、蚕丝、茶叶、果类、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体经济必须把畜牧业放在重要的地位。集体经济还必须努力发展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各级农业部门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和传统习惯,组织农业的多种经营,以便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并且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各级农业部门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和典型示范,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增产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措施。应该加强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应该繁殖和推广良种,指导生产队选留良种。应该生产质量好的农药,防治病虫害。应该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应该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装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要根据本地方有益的经验和习惯,实行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以便保护地力利于增加生产
    (十)为着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
    领导,加强农村中的党的基层工作的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批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懂得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参加工作。中央要求这些下去的同志,真正当群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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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同原来在当地工作的同志好好合作,全面地了解当地农村的情况,办好集体经济,积累农业知识。对于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应该轮流地进行训练,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央希望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了解,他们所担负的工作,是我国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他们应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实现党所给予的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十一)有步骤地推进
    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要做好这件大事,必须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同时,必须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党章,我们国家的宪法,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在不久以前,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特别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要不断地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优越性,就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都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正确的领导
    (十二)党中央历来坚持大权统一于中央
    小权适当分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中央认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在农业工作上是特别重要的。忽视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千篇一律的措施,就会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这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农业的技术改革,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工作,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合作,而不能各自为政。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违反中央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分散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十分有害的。以上十二项,是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决定。这些决定要付之实现,还需要各部门、各地区认真总结经验,就有关政策做出一些更具体的规定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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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国家。为了这种目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农村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以后,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且领导农民逐步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前几年农业生产下降,是由于连续的严重白然灾害,还由于我们工作中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农民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严格地批评了和坚决地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同全体农民在一起努力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去年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好转,而且必将继续有更大的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农业生产中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的新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国农业生产高涨的新阶段,将要到来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
    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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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
    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
    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人民公社的
    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管理和组织生产。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人民公社的监察机关是各级监察委员会。规模较小的生产队,可以只设一个监察员。人民公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
    五、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
    应该由社员民主决定。各级规模大小的确定,都应该对生产有利,对经营管理有利,对团结有利,并且便利群众进行监督
    人民公社的规模,是一乡一社
    有的是小乡一社,有的是大乡一社。各个公社的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生产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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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六、少数民族地区、畜牧区、渔业区、林业区可以根据本条例的基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另定具体办法。第二章公社
    七、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公社社员的代表,就是
    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公社范围内的重大事情,都应该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不能由管理委员会少数人决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要定期开会,每年
    至少开会两次。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
    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査他们的执行情况。
    )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
    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査,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崗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不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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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
    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
    (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
    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
    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
    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
    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十二、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公所有的山林,一般地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不宜于下放的,仍旧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适合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这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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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
    不论是山区、半山区、平原
    区、沿海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积极地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保持水土,严格禁止乱砍乱伐,毁林开荒。在放牛放羊的时候,不准毁坏幼林。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应该根据山林资源的情况和林木生长的规律,根据国家采伐计划以及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确定每年林木采伐的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对于不在计划之内和不合规格的采伐,经营的单位有权制止。林木的采伐,要有严格的批准制度,凡是违反制度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应该受到适的处分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制订护林公约,并
    且还要有管理林木的负责人。护林公约应该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每砍伐棵树木,至少必须补栽三棵,并且保证成活。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
    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
    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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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组织应该容许他们串乡经营。十五、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在各生产队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任务。在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以外,公社和生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不许另立名目,增加任务
    十六、公社和
    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十七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根本方针,经常检查、帮助生产队做好财务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要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监督他们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合理使用资金,防止贪污浪费
    县的有关部门应
    该经常帮助和检査公社各级的会计财务工作,举办会计训练班,培养和训练会计人员
    第三章生产大队
    十八、在保留三级组织的人民公社中,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
    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改选一次。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也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理
    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选举
    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其他管
    理委员、监察委员,任期都是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不称职,都可以随时由大队社员代表大会罢免。十九、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
    (一)帮助生
    队做好生产计划;
    二)对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财务管理工作和分配工作,
    进行正确的指导、检査和督促,帮助它们改善经营管理
    (三)领导兴办和
    管理全大队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四)管好、用好大队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五)经营好
    大队所有的山林和企业,领导好生产队联营的企业,督促和帮助生产队经营好山林和企业;
    (六)在全大队范围内,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和其他
    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帮助生产队安排好社员生活;
    (七)管理全大
    队的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项工作
    (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贯
    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
    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在做以上各项工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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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遵照第二章中有关的那些规定;在处理大队办的企业的时候,应该遵照第二章第十三条关于社办企业的规定
    有些生产大队,现在仍然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只要群众同意,就应该积极办好。这些生产大队,应该参照第四章关于基木核算单位的规定,处理各项工作第四章生产队
    二十、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
    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要爱惜耕地。基本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用或者少占用耕地。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由生产队支配。公社或者生产大队向生产队调用劳动力,必须同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商量,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许抽调。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原来公社、大队所有的农具、小型农业机械、大牲畜,凡是适合于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应该归生产队所有;不适合于一个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可以仍旧归公社或者大队所有;有些也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联合经营。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订立收益分配的合同,或者划归社员所有。上面所说的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别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也长期不变。
    十二、生产队
    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
    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不破坏
    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决定增产措施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的前提下,生产队经营所得的产品和现金,在仝队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产品和现金的分配和处理,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十
    生产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当地的生产习惯和轮作制度,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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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队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作物的品种,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制订本队的生产计划。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必须发动社员充分讨论、补充、修改,特别要征求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经过社员大会通过。生产队的计划确定以后,要组织群众,定期检査,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十四
    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
    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在山区和半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育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釆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
    二十五、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生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帐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
    二十六、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繁殖耕畜和其他大牲畜,要合理使役大牲畜,特别要注意养好母畜、种畜和幼畜。还要注意牲畜品种的改良工作。集体所有的耕畜,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适当的饲养办法,可以实行个人包养、养用合一;也可以合槽喂养。究竟实行那种办法,由生产队的社员讨论决定。生产队应该保证耕畜饲草饲料的供应。生产队应该采用民主推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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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严格选择饲养员。对于有经验的、爱护牲畜的饲养员,应该长期固定,不要轻易调动。对于保护、喂养、使用耕畜和防洽耕畜疫病成绩良好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给以奖励。如果因为管理、饲养或者使用不善造成耕畜死亡,应该由群众研究,弄清责任,给有关人员以适当的处分。生产队应该奖励繁殖幼畜。对于繁殖幼畜的有关人员,可以奖励粮食或者现金,也可以采取幼畜分成的办法奖励他们。生产队的牲畜,可以拿到牲畜交易市场上出售或者调换。出售牲畜的收人,可以纳入当年分配
    注意培养兽医,特别是培养民间兽医。及时防
    治牲畜的各种疫病。
    十七、生产队必须认真保护现有农具,并且尽可能地
    添置新农具。生产队要选择责任心强的社员,负责保管农具,并且尽可能做到管用
    生产队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修理农具的工匠,负责修理农具。这
    些工匠,应该是亦工亦农
    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有些中型农具也可以由
    社员自行购置,生产队需要借用的时候,必须征求社员本人的同意,并且付给合理的报酬,损坏了的照赔。二十八、生产队应该努力增加肥料,制订全年的积肥计划,组织社员常年积肥。为了多积厩肥,要提倡社员多养家畜、家禽。还要鼓励社员多积土杂肥。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增加绿肥的种植面积
    生
    队应该合理规定社员交售肥料的任务,并且按质论价,付给报酬。肥料的报酬可以记工分,可以付给粮食和现金。超过规定数量、质量又好的,还应该给以现金或者实物的奖励。二十九、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要根据生产活动的需要和各人的不同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在规定女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数的时候,要照顾到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生产队还要组织切能够从事辅助劳动的人,参加适合他们情况的劳动,并且按劳付酬。
    十、生产队必须努力提高社员的耕作技术。要充分发挥有经验、有技术的老农民的作用,聘请他们当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议。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该给以奖
    三十一、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临时的作业小
    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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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
    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要给以适当的奖励。对于那些劳动不积极,管理不负责,没有完成仼务的小组和个人,要适当降低劳动报酬,或者给以其他的处分。
    十二、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
    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应该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订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在制订劳动定额的时候,要根据各种劳动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工分标准。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农业、畜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手工业、林业、渔业、盐业、运输业等专业劳动的报酬,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
    生产队制订、调整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不仅要注意到农活的数量,尤
    其要注意到农活的质量,并且都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队在一时还不能推行定额管理的地方,必须搞好评工记分的工作。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他的工分手册社员的工分帐目,要定期公布
    十三、生产队有完成国家征购粮食、棉花、
    油料和派购农副产品的义务。国家在规定生产队的征购、派购任务的时候,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国家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品,向国家交售粮、棉、油较多的地方,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为着鼓励农业生的发展,照顾工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该在适当的水平上,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要避免在社员留粮标准上的平均主义。按人口平均提供商品粮较多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应该高些。从事经济作物、蔬菜、林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的缺粮生产队,在他们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条件下,应该保证他们的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
    十四、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必须努力增加生产,节约劳动力和生产费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持少扣多分,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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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提高社员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员的收入。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木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取那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社员的口粮,应该在收获以后次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生产队按照丰歉情况,经过社员大会决定,
    可以适当留些储备粮,以便备荒防灾,互通有无,有借有还,并对困难户、五保户,加以适当的照顾。生产队储备粮的数目,一般不许超过本生产队在上交国家任务以后的可分配的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一,最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二。丰年的储备可以多些,平年可以少些。生产队的储备粮,由生产队自己保管,生产大队和公社都不许调动。储备粮的使用,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并且规定一套便利于群众监督的适当的管理制度,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十五、生产队扣留的公积
    金的数量,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少数经济作物区、林区、城市郊区等收入水平较高的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可以多一些。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的生产队,可以少留或者不留公积金。公积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生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基本建设用工和生产用工,要分开计算。对于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可以规定他每年做一定数目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这种基本建设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每个社员全年基本劳动日数的百分之三左右,超过这个规定的基本建设用工,必须从公积金内发给应得的工资
    在生产队范围内的,维修渠道和塘堰
    等小型水利的用工,改良土壤的用工,都可以同生产用工一样记工分,参加当年分配
    三十六、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
    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
    公生
    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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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生产队应该根据他们的劳动能力,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除此以外,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必要的补助。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的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庭的抚恤,也都从公益金内开支。三十七、生产队须实行勤俭办队。办任何事情,都要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一切财务开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凡是不合规定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支付。一切收支帐目,都要按月向社员公布。属于生产队所有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都要认真保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管粮、管物资、管钱、管帐,都要有人负责。生产队长要经常检査和监督财务工作和物资保管工作,但是不要经管现金和物资。三
    十八、生产队必须实行民主办队,充分发挥社员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生产队
    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事先都应该征求社员的意见,向社员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并且把每一种方案的具体办法向社员说清楚,经过充分讨论,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生产队社员大会要定期开会,每月最少开一次。社员大会也可以根据生产和分配工作的需要,根据社员的要求,临时召集
    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
    员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生
    队长应该由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农民担任。生产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或者监察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随时罢免。生产队管理委员会至少每月向社员大会作次工作报告。对于全队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开支,库存有多少物资,社员做了多少工分,交售了多少肥料,分配多少粮食和现金等等社员所关心的事情,必须向社员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社员有权査问,有权提岀批评和建议。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随时听取社员的各种不同意见,既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要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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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
    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劢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
    (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
    (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
    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
    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点,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
    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利工程,妨碍交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
    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
    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时候,
    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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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倒把。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六章社员
    四十四、人民公社社员,在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
    面一切应该享受的权利。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对于社员的一切权利,都必须尊重和保障。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公社,不同民族的社员应该互相尊重民族习惯,友爱合作
    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要保障社员自有的农具、工具等生产资料,保障社员自有
    的牲畜,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寻根据农业生产的习惯,按照
    农忙农闲的情况,安排劳动时间,实行放假制度,实行劳逸结合
    要关心社
    员的身体健康,保护社员劳动中的安全。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属,应该给予适当的抚恤。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对于参加劳动的少年的身体发育,要加以照顾。女社员在产假期间,生活有困难的,应该酌量给以补贴。对于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福利、财务开支等方面,社员有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对于社、队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社员有向任何上级控告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四十五、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不得社员本人同意,不付给合理的租金或代价,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占用社员的房屋。如果因为建设或者其他的需要,必须征用员的房屋,应该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征用民房的规定,给以补偿,并且对迁移户作妥善的安置。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应该在人力、物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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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员修建住宅,给以可能的帮助。社员新建房屋的地点,要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尽可能不占用耕地。四十六、人民公社社员都应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公社内必须履行自己一切应尽的义务,每一个社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每一个社员,都必须爱护集体,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同损害集体经济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每一个社
    员必须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日,完成规定的交售肥料的任务
    每一个社员
    都要爱护国家和社、队的公共财产,积极地保护这些财产不受损害。人民公社社员,都要提髙革命警惕性,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七章干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咸少脱离生
    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薮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四
    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苫,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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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
    四十九、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民主作用,反对强迫命令
    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正确领导,反对放任自流。不许压制民主,不许打击报复。要平等地和群众讨论问题,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能畅所欲言;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社员,只许采用商量的办法,不许采用强制的办法对待,不许乱扣帽子。严棼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发口粮”、乱扣工分和不派农活的办法处罚社员。五十、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学习经营管理和生产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且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公社一级的干部,
    应该按照不同的工作情况,分别在生产队,参加一定天数的集体劳动,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六十天。劳动还要保证一定的质量。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要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积极地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每一个生大队的干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一百二十天
    为了不使生产队的干部因公误工
    减少收入,应该根据各人担负的工作情况,经过社员讨论决定,分别给以定额补贴或者误工补贴。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
    生产大队半脱离生产干部的生活补贴,可以有两种办法,或
    者由国家财政开支,或者由生产队补贴他们一定数量的工分。在那些采取后一种办法的地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
    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会,除了负担伙食费和旅费以外,还应该发给他们适当的津贴,生产队不再给他们记工分。五十一、人民公社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奖惩,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不许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凡是不合规定手续的,一律无效
    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
    五十二、生产队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生产大队监察委员会,都受公
    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公社监察委员会,受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
    人民公社
    各级监察组织的工作,中央监察机关可以直接过问。五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是:
    (一)检査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
    法令,是不是违反本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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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的公民权利和社员权利,有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三)检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企业、集体福利事实的现金和实物的收支帐目;检査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
    (四)检査徇私舞弊、
    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盜窃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
    (五)受理社员的
    控告、检举和申诉;(六)可以参加本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七)向木级和下级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别的组织和人员提出质问,受质问的单位和人员必须负责及时答复;
    (八)在必要的时候,组织专人进行检查和调查,一切
    有关的单位和人员都有义务提供材料
    对于性质严重的问题,人民公社各级
    监察组织应该向上级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一直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在工作中遇到阻碍和抗拒的时候,有权报请上级处理,一直报请中央监察机关处理
    五十四、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担任会计、出纳、保管的人员和社、队的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都不能当监察委员和监察员
    第九章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五十五、人民公社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党委员会、总支
    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根据规模的大小和党员的多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内的党委员会、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
    五十六、人民公社中的
    党组织,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人民公杜各级和各部门工作的领导。但是,不应该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要把教育和训练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特别要注意教育和训练生产队的干部。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定期讨论和研究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对于生产、群众生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执行国家计划和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一般地应该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和非党干部共同研究,然后再把党组织的意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五十七、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
    通过各种形式,分别向党员、团员和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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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工农联盟的教育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人民公社。在党员、团员中间,要经常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和党章、团章的教育。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千部,经常关心群众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要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五十八、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领导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真正发挥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人民公杜
    中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民兵武装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老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手中。五十九、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应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党的工作无人负责和组织生活涣散的现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要定期召开党的
    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检査党员在群众中间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公社党委员会和他下面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选举。在选举中,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还要注意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吸收党员和处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手续。公社党委员会要做好党员的审查工作,严密和纯洁党的组织,严防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六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开会讨论,不能由书记个人决定。在讨论中间,要使到会的人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认真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决定。党委集体决定以后,各有关党组织和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分头去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
    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三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八届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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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井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国际形势正
    在朝着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仝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老挝实现了停战和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全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是对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鼓舞和支持。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主义的事业和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
    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虽然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长期的、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仍然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八届十中仝会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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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別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八届十中全会满意地指出,自从一九六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绎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
    在农业方面,今年夏季作物的实际收获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的收成预计也将比去年增产。这是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优越性的结果
    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
    已经产生积极的效果。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少的手工业产品以及某些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成本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在商业工作方面
    也有新的改进,市场供应的情况比以前好了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
    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还
    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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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地好起来
    我国人民一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即使
    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是一支坚强而可靠的人民军队。我国还有广大的英勇的民兵。它们很好地执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劳动、保卫社会主乂制度的光荣任务。它们随时都在警惕地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保玊社会秩序,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
    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但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外的一切走狗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不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狰狞的嘴脸,而且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人民坚决地粉碎了并且将继续粉碎他们的仼何窜犯、挑衅、侵略和在国内党内搞颠覆活动等等阴谋。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木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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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在工业方面,首先必须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在商业方面,要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去年和今年我们生产的物资已经有所增长,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
    善,但是,我们生产的物资仍然是不够的,仍然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全党和仝国人民必须努力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同时,全国城乡人民必须注意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注意节约,注意保留一定的储备,以便逐步富裕起来,并且为天灾或者其他意外事故的需要而有所准备。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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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中全会深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伟大的新高涨时期
    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
    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注释
    1)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是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其中“被推
    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公报草稿时加写的。在这次会议和此前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作了多次讲话
    2011年7月1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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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2)第三章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节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本节资料
    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对四个文件的批示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针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情、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对东北和河南两件报告的批示
    宋鬃同志报告一分,河南省委报告一分,都可以供各地同志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
    二十几天的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的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鬃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已在这方面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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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作不完,可以在下半年作。同年作不完,可以在明年作。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是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竖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而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没有一例外也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真正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是有,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ν五反”大家都岀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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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须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方法,来的力量大
    个坚决把运动搞起来,一个怕搞乱了。
    (鬃同志讲:我懂主席心情,第一要搞,第二要搞好。经常向主席反映情况,得到主席指示,不要搞乱了。)
    三个伟大革命斗争,不搞好不行,定要搞好。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中央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服教育。照理说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实际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査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多,证据说比较少。
    你们有机会去一个区搞十几天(我们说:没有),你们下去干部是否很紧张,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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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不很紧张,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划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搞,人民内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纲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
    (众议:有地方走过场,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不是
    (大家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厦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没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没准备,兵没练好,不要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像解放战争时来打仗,辽沈战役、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像皖南事变那样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文的批语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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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那里下乡工作,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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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敔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仝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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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外国有一种说法:他们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
    以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仝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尚未成功这是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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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依靠贫、下中衣,“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盜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要批评,要洗手洗澡,还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些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讲社史、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衣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步骤是什么?就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分地区地进行。一个县之内,也要分期、分批进行。要注意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允许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开始训练县级干部,再训练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然后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试点很重要,各地都要搞试点,经过试点把情况弄清楚。有的同志,开始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不大相信?后来他去试点以后,就相信了,相信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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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了。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要有点“紧张”,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就要搞我们这一套贫、下中农心情不舒畅(此处遗漏了一段)才能出现真正的心情舒畅的局面
    然也不要急躁,不要蛮干。过去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的地方,要从搞得不深的实际情况岀发,要跳起来,一哄而起。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准备好了再打。没有试点,情况不明,或者兵没有练好,干部和贫、下中农没有训练好,就不要急急忙忙的、大规模地开展运动。对干部要着重说服教育,口头说不服的,就用事实材料去说服。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去领导运动,不会打仗的人,不要他当指挥官。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例如,过去有些一类社、队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完全采取现在这一套办法来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着的,在一类社、队,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考验,干部好不好,行不行,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考验。只要我们分期、分批、分地区去搞,经过试点,认真对待,再加上保护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大毛病是可以避免的。
    三、关于四清问题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1962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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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1952年搞“三反”、“五反”,是在城市。在农村,1957年搞了一次仝民整风,但不是用现在这个方法搞的。合作化以来,农村中的现金、工分、财物、仓库就没有清理过,没有向社员全面公布账目。“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四清”能搞出来。
    进行“四清”方法要对,要采取扎根串连,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有些干部不听领导的话,他们却不能不听群众的话,把群众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打击极少数严重贪污盗窃分子。有些人坦白了,退赔了,就可以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要使多薮洗温水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四清”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不退群众不允许,太挖苦了,有些干部过不去,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们的。对贪污盗盜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方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判;一方面组织专门小组清理账目,进行调査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要严防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骂人和任何变相的体罚。已经搞过的要复査。凡是搞得不好,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四、关于组织贫、下中农革命的阶级队伍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的问题。(翻印者注上文与下文联系起来看,这里一定遗漏了一段,请读者注意),因为那时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没有阶级差别了,总还有左、中、右在农村中依靠谁?
    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
    十到七十左右。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我们要同地、富、反、坏作斗争,就要团结大多数,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要多数还是少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牛鬼蛇神专政?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一些农村干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听话,中农好办,贫农糊涂。”其实,地主是要你听他的话,县社干部都不注意听贫农的话,那么贫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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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贫农、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都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依靠贫、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贫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组织起来了
    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先组织两三户,以后四、
    五户,有十
    户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要像滚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
    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由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仼,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剥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板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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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是个好榜样。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分期分批,使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劳动。比如一百个支部,第一年先有三分之一参加劳动,第二年又有
    三分之一,就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这样声势就大了,其他的人就要参加进去了有些劳动模范现在不参加劳动了,不参加劳动,还作什么模范?不能参加劳动理由无非是怕耽误工作,会议太多。公社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减少开会。一个县,每年只开一、两次三级干部会议就够了。必须开的会要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
    六、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査研究的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査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査研究,哪有马克思主乂?浙江省清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里去了。那里人民开头不赞成冬水田,经过试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贫农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査,要试验。礼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调査研究。比如走路,像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的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要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的情况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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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不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车事学校也不行。
    为了造成调査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同志是不知道的,对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些同志就更糊涂了,但是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比如农民认为地主是人,是剥削压迫他们的人。人、地主是两个概念,农民把这两个概念联结起来,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说: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这种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定识字才懂得,所以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那样年青的同志就懂得一点哲学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农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节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匡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据五月七日、八日、十一日谈话插话归纳为四大问题)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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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仝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而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
    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认识问题
    十中仝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鬃、鬃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
    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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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雪峰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岀在湘潭,不岀在常德,而岀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岀哲学,顺境能够岀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灏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査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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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人家族的。
    2.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衣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4、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竞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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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四、方法要采取积极态度
    1.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鬃)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竽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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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鬃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
    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做岀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
    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
    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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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辫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辫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査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竞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形势问题
    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後,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调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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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岀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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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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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鼓励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是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後,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後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负责,这些都办不到。所以,湖南的同志说:“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教育的方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以及中央现在作出的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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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在十中仝会以後,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後,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找到好的方法了。例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贫农、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阶级队伍就能很快组织起来。
    根据河南的经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上可以采用一下的步骤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办法,是正确的河南的经验,还后东北的经验,均见二十个附件中。关于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各地方也都有一批成功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且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湖南农民说得对:“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他们又说得对:“这几年没有贫下中农的组织,就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
    河北省从一九六○年整风整社运动以後两年间,陆续建立其一大批贫下中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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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在十中全会以後,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又正在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
    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对于贪污盜窃、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同地、富、反、坏分子有勾结的人,除了真正坦白交代、洗手洗澡,并且经过贫农、下中农群众讨论,认为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但是,也不得借故把那些在生活细节上有点毛病的贫农、下中农关在门外。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组织的纯洁性,又要注意它的群众性。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贫下中农的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致妨碍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贫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律不补贴工分。(八)“四清”问题。
    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査,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保定地委的报告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预防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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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
    保定地委叫四清,也有的地方叫三清、五清、六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不论叫几清,但农民最关心的是清账目、清工分。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对于账目、工分,或者一直没有清理,或者敷衍了事
    现在,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査一次。这是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人。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盜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只要说清楚了,群众是不会做得过分的。
    对于一切手脚不干净的党内外干部,这一次“四清”,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至蜕化变质?这是个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要使他们知道四清是非清不可的,被迫清不如自动清,迟清不如早清,不要企图侥幸。
    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步地孤立敌对分子
    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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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面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査硏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盜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这个运动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已经搞过的,要进行复査。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把这几项工作领导好,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监察、改进领导和作风,手脚不干净的,要首先洗手洗澡,卸掉包袱,端正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在县一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有效地领导好这几项重大工作。(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氾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要有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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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部书记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那些不参加集体生劳动的基层干部,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
    山西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这些话说得很对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乂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除了支部书记应当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还要教育公社各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为了保证支部书记每年能够有必要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必须切实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凡是不必要开的会,一律不开,必需开的会,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在干部中交换意见,进行酝酿,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或者到地边、田边去开。这样,既能减少会议次数和缩短会议时间,又能真正解决问题。县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县社以上干部也要坚持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坚持参加劳动的报告中央已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批转了。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这样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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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几年来,党中央重新提出调査研究的问题,有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蹲下来,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这样,也就迅速地改善了工作,并且大踏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査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査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辯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査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上面说的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这十个问题,就是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办好公社的可靠的道路。这十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请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去硏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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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
    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同志团结起来!
    九六三年六月三日,毛泽东批示鬃在农村蹲点至少五个月(写在中央工作会议简报李雪峰同志发言上面)此件送鬃一阅,阅后退我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接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相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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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九六三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今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今年六月以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准备工作:一方面,召开了各种干部会议,训练了干部;一方面,进行试点。现在,各地的试点,一部分已经结束,大部分即将结束。各地试点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各地的试点工作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些都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必须解决的问题。下面就是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乂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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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五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
    (1)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这项工作必须
    认真做好。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査。凡是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有严重问题而没有认真交代和认真检査的人,都不能参加。工作队的成员都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木规定草案,以及中央其他有关文件。
    (2)召开人
    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木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情况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这些会议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代表参加。通过这些会议,使大多数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者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主动地“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便初步形成领导队伍。在这些会议上,还要检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凡是违反了六十条规定的,都要检讨
    (3)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
    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4)
    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
    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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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
    (6)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
    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对于群众中那些有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热心做生意、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人,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对于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社员,进行适当的批评。对于一些一贯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给以表扬
    (7)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盜窃分子。
    (8)成立
    贫、下中农组织。
    (9)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
    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
    (10)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
    生产队的干部。
    (11)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
    (12)
    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改进公社企业和大队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制订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发展生产的规划
    以上十二项工作,包括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各地情况不
    同,试点的经验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工作的进行可前可后,有些工作还可以互相穿插、结合进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胜利完成,这是共同的经验。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
    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运动的进行,必须分期分批,在一个地区内应当容许有先有后,参差不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本地区的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一般来说,这次运动在全国农村中彻底完成,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
    、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
    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
    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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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千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二)领导负责,亲自动手。省、地、县各
    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只号召、不动手,或者虽然亲自“挂帅”但不亲自“出马”,是不正确的。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领导人员必须随时注意进行调査研究,以便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满足于听汇报、看书面材料,不深入下层,不实地考察,也是不正确的。在整个运动的进程中,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总结经验。这样,才能统筹全局而不是走步看一步,才能不断地提高干部,不断地加强对运动的指导。
    (三)进行细
    致的工作,深入地发动群众。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朝ˆ。运动一开始,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干部和群众见面,向他们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中央的政策,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成他们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不论是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四清”,或者开展对敌人斗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工作要做得细致,不能草率从事必须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些。一般的经验,在一个点,完成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企图在十天半月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难免不出乱子
    (四)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如果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不去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也是不对的。这样做,会造成基层干部同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对立,不利于运动的顺利开展。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至于个别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的社、队,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的社、队,在调査确实,并且经过县委批准以后,应当派得力的工作队下去,撇开那些坏的干部,直接发动和组织贫、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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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进行组织整顿,培养积极分子,逐渐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当然,对于这种社、队中的一些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党员和干部,还是应当注意团结他们,一道进行工作
    (五)在运动中进一步贯彻“六十条”。一切同“六十条”有关的问题,都必
    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决不能把“六十条”丢开,另搞一套。“六十条”贯彻得好坏,应当作为检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得如何的标准之
    (六)同
    生产工作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以前,在干部的认识上,往往可能注重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容易忽略生产工作。这两种偏向都应当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去。
    (七)
    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须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面上除了抓紧日常工作以外,还应当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1)以区或者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开会时间十天左右,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提高觉悟,消除顾虑。然后依靠他们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在群众中造成声势。
    (2)教育基层干部认识依靠贫、下中农的重大意义。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去推动各项工作。对于生产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贫、下中农,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
    (3)鼓励干
    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以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求干部结合分配工作,清理工分和帐目,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盜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
    4)号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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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好试验田,改进思想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5)继续宣传贯彻“六十条”,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副业生产。
    (6)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交代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破坏。对于现行犯要坚决打击,需要组织群众斗争的,必须经过县委批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也不要求做得像点上那样细致,但是,由于地区广大,又没有工作队的指导、帮助,如果不注意领导,容易出乱子。地方的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大力抓紧面的工作,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动,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预计,经过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后,在面上,可能发现一些情况特别严重、阶级斗争特别尖锐、问题非及时解决不可的社、队。对于这种社、队,应当及时地派工作队下去,把它作为个点,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是不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依靠贫、下中农的工作做好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还要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说来,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分清界限,妥善处理
    (一)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
    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在农民群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极少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思想落后,阶级界限不清,在敌人的欺骗之下,或者做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坏事,或者参与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对于这种人,不可以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给以打击,而是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同阶级敌人坚决决裂。
    (二)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
    区别。在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一心想个人发财致富,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对于这种思想和行为,必须进行教育和批评。但是,他们是劳动者。一切教育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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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都是为了坚定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打击的,决不是这种人,而是为数极少的、经常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牟取暴利、过着寄生生活的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对这类人,应当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依照政策和法律,该补税的补税,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法办的法办。
    (三)在反对投机倒把
    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集体经济单位生产的农副产品,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产品,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应当允许在规定的集市上岀售。有一些为国家政策所准许的正当的肩挑运销,便利于群众生活,不能当做投机倒把。有一些人,历来是附带做点小生意,只要他们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不从事长途贩运,不破坏市场,也不应当看做是投机倒把。(四)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对待社员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地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不得违反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决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随意没收在“六
    十条”的规定范围以内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对于超过部分,如果数量很少,不影响集体经济,一般地可以不动;如果数量较多,应当对农民说服教育,采取适当的方法,收归集体所有
    上面四个问题,
    都是在运动中容易混淆界限的重要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界限,
    例如,贪污盜窃冋同小偷小摸的界限,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恢复封建宗族统治进行反革命活动同群众的落后习惯和迷信行为的界限,敲诈勒索、重利剥削同互助互济、亲朋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的界限,等等,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破坏了政策,伤害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害。农民群众有了缺点和错误,应当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髙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对于某些有比较严重错误的人,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有一些人,占有了集体的农具和其他财物,或者私拿了国家的物资,应当通过教育,由他们自动地交出来。有一些人,占用了集体的耕地,应当通过教育,要他们退出来,但是,作法要合情合理,不要糟踏庄稼,不要荒了土地。
    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有极少数的人,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存在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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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对这些人应当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认真改过,经过群众同意,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依靠对象,参加贫、下中农组织。总之,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只能采劝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容许开大会斗争,不准乱戴帽子,更不准动手打人。有些地方,曾经发生过乱抓、乱斗,使用刑罚的违法乱纪事件。这种事件,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干部、学生、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重要力量,不可忽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在部队、工厂、机关或者学校中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比较高,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一定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官兵的家属,绝大部分住在农村
    做好军属工作,对于巩固军队,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
    意义。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认真检査这个政策执行的情况。要教育军人家属珍惜自己的荣誉,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积极参集体生产劳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军人家属的光荣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人家属给以适当照顾。现役军人的婚姻,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加以保护。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要采取上述的方针和做法,我们就定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至于那一部分不到百分之五的人,也不能统统列为打击对象。他们犯有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是,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多数人同阶级敌人还有一些区别,应当尽力争取。在这一部分人当中,真正需要打击的,只是那些极少数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人
    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一)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
    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之后,再分批吸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贫、下中农群众,又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段基础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组织,必定会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在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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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二)贫、下中农的组织,必
    须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既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又要保持它的群众性。在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例如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小组的组长)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新、老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这对加强农村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很有作用。在贫、下中农组织最后形成的时候,应当努力争取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群众参加,不能参加的,只是那些同四类分子关系密切、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在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注意吸收各民族中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
    三)要注意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经常工作。贫、下中农组织,不
    仅要在政治运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在经常的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要从工作制度上,保证贫、下中农组织能够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和这三级的干部,进行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必须邀请贫、下中农的代表列席会议。要教育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使他们学会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办好集体经济
    (四)贫、下中农组织能不
    虍有经常工作,能不能经常发挥作用,决定于党的领导。党支部应当经常关心和帮助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一切同社、队有关的重大事情,在党内讨论之前,应业征求贫、下中农组织的意见;在党内讨论之后,应当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同他们商量讨论。一切农村中的党支部,都必须真正懂得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并且真正学会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
    (五)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充分。在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中间,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贫、下中农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有那些任务和权力,这个组织的基层单位应当放在大队还是生产队,公社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能否又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同党组织和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县一级是否需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省、地两级是否需要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各省、市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五、中农问题中农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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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正确对待。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长期执行的阶级政策
    在对待中农的问题上、主要是
    对待上中农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划分上中农,一方面是如何团结上中农。上中农是农民中间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发生偏差的,往往是在对待这一部分人的政策上
    对上中农处理不当,又往往影响到同其他中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正确处理上中农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用什么标准划分上中农,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中
    间,还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单纯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结果把些贫农和其他中农错划为上中农,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这是一种阻碍生产而不是推进生产的做法,因而是很错误的。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的同志以政治态
    度作为划分上中农的标准。这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个标准,很难于一致,也很难于掌握,结果往往把一些思想落后或者有较多缺点的贫农和其他中农划为上中农,制成农村阶级队伍的混乱
    以上两种划分上中农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划分上中农
    的根本标准是,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上中农的生活状况,一般地在其他中农以上,这正是由于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的结果。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要没有轻微剥削,都不能划为新上中农。
    合
    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贫农和其他中农,他们既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又没有任何剥削,都不应当划为新上中农。至于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收入而富裕起来的贫农和下中农,一般地也不要改变他们的成份
    老中农,在土地
    改革的时候,一般地只划分过上中农(当时叫做富裕中农)和一般的中农。现在,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哪些人是老下中农。所谓老下中农,就是老中农中间占有生产资料较少、需要出卖少量的劳动力或者借少量的债、因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一部分人。在一般的老中农中间,除开老下中农以外的另一部分人,普通就称为中农。这一部分人,和老上中农有区别,他们不剥削别人,因此,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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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把他们归入上中农。同时,这一部分人,和老下中农也有区别,他们在经济上够自给自足,一般地不出卖劳动力、不受债利剥削,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只能作为团结的力量。鉴于目前在区分农民各阶层的成份当中,存在着些问题,很有必要在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中间,重新学习一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要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农村的阶级成份,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份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份,作为依据。如果有一些人过去划错了成份,在组织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改正,可以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改正过来
    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
    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验。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必须团结他们,也要使他们在生产中正确地发挥作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上中农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因为在上中农中间,有一些人带头闹单干,有一些人进行投机倒把,就对所有的上中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击。我们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中农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谨慎处理。当着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反对少数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能剥夺他们的社员权利,也不要给被批评的人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更不能侵犯他们依靠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的正当利益。有少数地方,曾经发生过像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那样斗争一些上中农,这类的事应当坚决防止。把上中农推到地主、富农那一边去,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
    在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说服教育,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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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情况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有些领导运动的同志,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当着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往往容易对于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和批评不够严肃,有迁就姑息、马虎了事的情绪;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看得黑漆一团,甚至把他们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是十分有害的,应当改正和防止。各地试点的经验表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干部的问题处理得当,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实际上,教育干部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的过程。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好了,使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检讨了错误,改进了作风,也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
    为了团结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对广大的基层干部怎么看法。要有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应当看到,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这是一方面。但是,重要的,还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和下中农,其中大部分又是土地改革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所犯的错误,大量的还是属于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等般性质的错误,犯严重错误的只是少数。这是另一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估计,然后才有可能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于他们也要作分析。根据些地方的调查,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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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一左右。其他百分之二、三、四的人,错误很严重,而且往往同阶级敌人有牵连,有些人已经被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拉下水,群众意见也很大,但是,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
    (二)对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在具体做法上,要抓住四个环节
    第一,划清政策界限。应当划清的政策界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还应当特别把以下两个界限问题,区别清楚,即:贪污盗窃同超攴挪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界限;腐化堕落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错误的界限。
    第二,做好教育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应当以最大努力,在经过批评斗争以后,把他们当中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人,尽量争取、改造过来。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许多地方的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各地可以普遍采用
    第三,做好经济退赔工作。贪污盜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总之,不能使犯有贪污盜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以便使他们得到教训,不敢再犯。但是,计算要实事求是,退赔、补税和罚款要合情合理,做到既使群众满意,又使犯错误的人过得去。时间不要算得太远,除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以外,一般地可以从
    六十条第一次修正草案下达农村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算起。贪污盜窃的财物,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一般地可以按照现在的国家牌价或者现行的市场价格,折价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分批退赔。对于贪污盗窃分子,只要坦白得好,退赔得好,而民愤又不太大,可以不戴贪污分子帽子,但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要调动工作,不能继续担任负责干部和经手财物的职务
    对于干部的
    多吃多占错误,都要严格批评。数量大、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原则上必须退赔,次退不起,可以分期退;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酌情少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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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较少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检査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一九六二年算起
    第四,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组织处理应当放宽一些。凡是自动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并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于处分。只是那些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代,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才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处分要实事求是,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二以内,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具体的比例,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岀规定,加以控制
    总之,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要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硏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问题一时弄不清的,可以列为专案,待调査清楚以后,再去处理。凡是不容易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放在运动的后期,也就是在领导和群众比较冷静的时候,进行处理。
    (三)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积极工作、热爱集体、办事公道、遵守制度、廉洁奉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以表扬,以便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四)如何对待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在保证贫、下中农成份的干部在领导杋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新上中农成份的千部,只要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应当继续信任他们,不改变他们的领导职务。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歧视和排斥贫、下中农,或者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群众不信任他们,可以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调整。
    老上中农,一般地不宜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个别人,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社会主义觉悟比较高,一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公道能干,群众拥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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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继续让他们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老上中农成份的党员,应当以党员的标准衡量他们。能不能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不是根据他们的成份,而是根据他们的“德”、“才”的情况。
    (五)地主、富农的子女,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人,能不能担任基层干部。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同地主、
    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党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的表现,不能单纯拿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这一条,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对这一部分党员、干部,要抓紧教育,使他们提髙觉悟,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教育对方,并且不受对方的坏影响。至于同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结婚的人,则当别论般地不要让他们做党员或者当干部。
    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尚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有些地方也已经在宣传和推广。现在,干部不劳动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伟大的革命意义仍然认识不足,不愿意劳动和轻视劳动的思想,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领导机关,特别是一些县、社领导机关,官僚主乂的领导作风还没有完仝改变过来,会议多、报表多等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干部参加劳动以后产生的实际困难注意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个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以
    上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这就是:作宣传,订制度,改进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必须进一步提高仝体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继续向基层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他们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针对着他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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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情况,具体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提髙认识,提髙觉悟,提髙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
    为了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还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包括规定他们全年的基本劳动日数,规定干部补贴的标准,合理安排工作和劳动,等等。每一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千部,应当完成多少基本劳动日,应当补贴多少工分,都要经过社员群众讨论通过,确定下来
    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总数,一定要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以内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社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是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个重要保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对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无疑会起很大的带动和督促作用。
    中央曾经一再指示,三令五申,要求中央的各专业部门,省、地、县、社的领导机关,大力精简会议,严格控制统计报表。但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认真解决。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县、社两级领导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各种会议,凡是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够在下面开的,不到上面开;可以合并开的,不必单独开;能够分片开的不要集中开;可以在农闲期间开的,不到农忙期间开。县级各专业部门召集公社各级干部开会,都必须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一级召开两天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也必须经过县委批准。统计报表,只能由县的统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统一制发,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制定。县统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四月十五曰的通知,对报表的情况进行清理。需要保留的报表,开出清单,发给人民公社。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一律停止填报。省、地两级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对本地区内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査一次中央各业务部门的党组负责人,也要对本部门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把各种会议和统计报表减少到最少限度。
    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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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各地试点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内问题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都很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如果不整顿党的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试点的经验又证明,这次运动不仅能够使每一个党员很好地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也能够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次很好的考査。这些经验都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
    省、地、县级
    的领导机关,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排整党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加强领导。在组织工作队的时候,应当注意抽调一些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训练工作队,要有一些有关整党的内容
    这一次农村整党工作,是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密切地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达到下面的几个要求
    1)使所有的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每一个党员用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2)把党组织中间的问题,揭发出来。有重点地对党员的社会成份、阶级立场政治历史和思想作风,进行一次审查。
    (3)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清除出去。
    (4)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且屡教不改的党员,进行适当的处理。
    (5)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
    (6)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
    7)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些要求达到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基本上整顿好了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先要在党内召开会议,然后再召开在贫、下中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列席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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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运动的后期。处分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要容许受处分的人说明和申辩,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对于一些一贯消极落后的党员,要反复教育,并且给他们以充分的学习和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适当处理,有一些人还可以留到登记党员的时候,再去处理。
    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是不是就在这次运动中进行,现在还不确定。各地可以进行试验,或者只把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登记党员的工作暂不进行;或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的基础上,紧接着就进行党员登记。这个问题,可以经过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行确定。
    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且经过斗争,把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髙一步;同时,又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
    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要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他们。斗争以后,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改造成为新人。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劝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査、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
    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
    我们所以基本应当采劝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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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有倒算行为、投机倒把行为或者盜窃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当严格处理。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以至没收;盜窃,必须如数退赃;倒算,必须如数退还。总之,经济上的处理要严格,但是算账要实事求是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评审,切实加强对他们的经常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已经摘掉帽子但又有破坏活动、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重新给他戴上;个别确实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也可以摘掉帽子。现在,有些农村,存在着对专政对象情况不清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个地方,从农村跑到城市,逃避了人民的监督。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对于专政对象的实际情况,应当进行一次清理。
    在过去土地改革中,有一些地方漏划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区多些,有的地区少些,也有的地区没有。从全国来说,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在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査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
    但是,
    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要清查出来,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根据一些试点的调査,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主、富农家庭,在经济上比中农和贫农的家庭上升得更快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他们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
    当然,对于他们依靠劳动得来的正当利益,还是应当给予保障,在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然对生产不利,对改造他们也不利。
    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在农村青年中,地主、富农子女约占百分之十左右。目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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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
    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们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上,要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对少数地主、富农子女的反动言行不作必要的斗争。一种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岀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上面的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党的政策。
    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地主、富农子女,在土地改革时候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现在就不应当再给他们戴上这类帽子。除了少数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场的,或者因为有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现,经过社员同意,接收他们为人民公社社员。召集四类分子开会,不应当要他们的子女参加,也不应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他们本人参加。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加强对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也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对于少数有反动行为和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富农子女,在这次运动中,应当进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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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斗争和适当的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教育贫、下中农青年,特别是党员和团员,提高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对于已经结了婚的,更要教育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受对方的坏影响,但是,不应当作出硬性的规定,加以限制
    对于从城市工
    学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地主、富农子女,应当表示欢迎。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凡是在这些干部或者军人直接抚养下长大的,他们的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家庭或者革命军人家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地主、富农子女看待。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还有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干部去虚心地加以考察,便于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陷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淡也谈得不深刻,敷衍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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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做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事物在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故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熟视无睹,永远不到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硏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得较好,上面都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一部分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不知道,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单位、对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在过去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的下达许多指示,往往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了两个考察团分别到上海和广东去学习。这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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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人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二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鬃、鬃、杨、廖鬃、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査。)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达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作,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
    次宣讲之后,过几个
    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以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们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附:曹操《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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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一作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盜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杋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到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像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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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一九四七年,《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讲话,就是黄镇、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九三三年我在古田调査,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
    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没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
    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小型会议上的讲话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斗争。
    不能纠缠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也好,罗鬃也好,开始就是内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毛主席说:越学越蠢!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话。打了几次就会打了。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
    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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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争搞的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段“孙中山一九○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总理: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
    主席: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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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去冲破一潭死水。
    主席:你(指贺)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做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按: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鬃:不是,是胡绩伟他们。
    主席:我全部读光了。按语谁写的?
    鬃:按语是胡绩伟写的。主席: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
    现在好了,《人民日报》上白菜是怎样长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议论了。让胡绩伟参考《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它里面有不少思想性的东西。有些小孩子专看《人民日报》,我说,你们又不看《中国青年报》,不看《解放军报》。(鬃来了。)
    主席: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鬃: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观点是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讨论一下嘛!主席:讨论一下有什么矛盾。鬃:大家下去蹲点,认识一致了。主席:时间短了。
    鬃:还是初期,还是第一次,还没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之后才行
    主席:要省、县、社、大队、小队发动了群众,都成立了贫协,才行
    鬃:农村我知道些,对城市了解很少。农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这几天我对城市工厂的材料努力看,也还是初期的经验。主席:白银厂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
    鬃:白银厂搞了两年,高扬文这次的报告,我也看了,看来还要深入。可以再写个总结性的东西。总之,大家蹲点还是第一次的初期的经验,所以很多问题还讲不出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经验,就有头绪了,要有比较,你们懂得点农村以后,再做个比较,就会懂得的。现在看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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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作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主席:要两年呀!打长一点,搞三年也好,横直是要把问题彻底解决。也可能缩短
    鬃:湘潭、山东就是。陈正人提出洛阳拖拉机厂也要搞两年,不要赶时间主席:把问题解决。
    鬃:熟练了,不用这么长的时间。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鬃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
    鬃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鬃:是。)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鬃:这是头一同。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划漏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主席:如鬃讲的湟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鬃: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主席: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鬃: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鬃: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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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主席:后两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鬃: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主席: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总理: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峯,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主席: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样就太多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争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鬃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没有讲过这一套了。鬃: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主席: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鬃: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主席: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鬃: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主席: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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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鬃: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主席:被剥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鬃: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主席: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鬃: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鬃: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份,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鬃:那好办,再戴上。
    鬃: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主席: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鬃: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鬃: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主席:你讲第三部分。
    鬃: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鬃: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主席: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鬃: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
    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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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不能超过10%。
    雪峰:是包括现在的在内?
    主席:你们看?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雪峰: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主席: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鬃: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主席: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鬃:现在还是鬃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主席: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账,是河北的发明权?(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鬃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鬃: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
    雪峰: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鬃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主席:我没有这个印象。你们把鬃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鬃的。康生:鬃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偿
    鬃:你账挂到河北账下,鬃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
    主席: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鬃: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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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
    鬃: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没收。
    主席: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鬃: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很坏的
    鬃: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鬃: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分子多吃多占
    主席: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请秘书……。鬃:要退赔多少?
    鬃: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主席: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
    八户,没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鬃: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以后可以摘。
    主席: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他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
    鬃:搞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主席: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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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鬃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主席: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我当时就怀疑
    主席: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
    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喔,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鬃、雪峰: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主席: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鬃: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主席: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雪峰: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鬃: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杈派着手不行。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主席: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鬃: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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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主席:冶金部根子是谁?
    鬃:我没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鬃:王鹤寿嘛)
    鬃: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
    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鬃: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贱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马下来,然后改造
    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
    鬃:北大整陆平,资产阶级教授出来保护陆平。鬃同志在延安不是说右吗?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群众
    主席:你姓陆的,鬃整鬃,我是站在你这方面的。鬃还可不可以当校长?不能,鬃鬃嘛!看来清华比较好。(有人问:四清与四不清是农村主要矛盾,这样提行不?不行!)(又有人问:这些富裕阶层……是什么性质?)
    主席: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鬃: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主席: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鬃:有的没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主席:你整他,他不布置?
    鬃: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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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鬃: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农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解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主席: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然后再集中搞少数严重的。主席: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安源开始联系小职员么!你那安源,官志远、朱锦堂、朱少兼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粵汉铁路要成立工会,一个人不认识,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
    鬃: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要上当。扎根串连,雪峰同志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主席: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鬃:老实根子,不一定工作队开始就能找出来,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定的火候才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是根子。主席: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搞社会主义。
    鬃: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出来,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你说他不是老资格?主席:李立三不是老资格?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
    鬃:不只李立三,蒋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认识他的人多,因为宣布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活动不准杀人,你如果系人,我们就停工主席: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
    鬃:凡搞剥削历史,有人不赞成的。找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扎准的,鬃那里就换了百分之三十多嘛!恐怕还是在斗争中逐步发现主席: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
    鬃: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露。
    主席: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鬃:先背靠背,后坐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不能一下子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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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他不没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个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总而言之,把那个流氓无产阶级说的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赞成
    鬃: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主席:王鹤寿有没有转变?鬃:有进步
    主席: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
    鬃:总之,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参加劳动
    鬃:能不能实现“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键。特别要参加劳动。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顶”实行的好,有些干部只学到了炼钢的本事
    鬃:那批人有技才,不应该脱离生产,作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主席:每天要几小时?
    鬃: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小时也就够了。主席: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鬃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娘不灵,鬃一骂,还是下去了。鬃: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争取。
    主席: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鬃。我当他的助手
    富治: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本是工人的工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鬃:工厂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20%,你们搞出经验来,我们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拿出训练骨干分子。谢富治就是这样搞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主席:全国都要搞,你(指谢)那个厂抽出一半人来,另搞一个厂子。一个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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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工厂。
    鬃: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主席:也不那么专,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听意见听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
    个死命令,余秋里办法,六万人里有七千人,各种各样议论。
    鬃: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
    主席:还是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
    (有人提:要组织革命委员会,现在工会贪污的很多,不行了。)鬃: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鬃:工会系统恐怕不行了,重新组织,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组织,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组织20%80%的积极分子。主席:有30%就了不起了
    鬃: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鬃:不能上交,还是雪峰讲的,三勤夹一懒,自己处理
    主席: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夹一懒好,李雪峰同志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嘛!以邻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夹一懒嘛!怕什么!适当分散鬃: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劳动好了。鬃: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些去?
    主席:有家可归的,你们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说那40%就没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哪里去,交到到他(指总理)那里去
    鬃:我还想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一个乡几万人,一个厂……昨天李雪峰同志讲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马列主义、提高文化,认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颜色。江西兴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主席:还有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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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鬃: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镰刀与锤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仝世界大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现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对我们的新型人物
    主席: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鬃: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
    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
    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
    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主席: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鬃: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形成那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鬃: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没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识论不行
    主席: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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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2页,共1890页
    鬃:有了可以造成……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畅,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畅地富反坏不舒畅,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畅,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鬃: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虑。
    主席: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没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错了死者不可复生鬃:像天津厉慧良要杀,也没有材料可用,家庭……。不杀,得罪了广大群众主席:京剧界就发生问题。鬃: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主席:是社员,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让人家参加,一家独占?雪峰:贫农、中农也叫社员,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问题总理: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主席:你们再争论争论嘛!(完)
    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注:方括号内为陈伯达同志发言的有关内容)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时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査,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内部矛盾那个时代没有?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话。好话,坏话,特别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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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做的好坏的准则。
    讲话长了怎么办?李雪峰同志说的话,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没人听嘛!
    〔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那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贝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不怕官,只怕管嘛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俞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凤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军队同志说形势奸,我直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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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许世友、鬃,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末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搞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镨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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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鬃,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连接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种事动员)
    鬃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念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扌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们,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点。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办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你就逃之,不想逃,就蹲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妯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付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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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
    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没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没有用。(刘鬃: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倾,搞清楚一些问题。)(刘子厚我们集中也是反右倾放包袱。)有成绩没有?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就议,议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员,二十一岁,他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么,他说还有几怕,怕死人,怕扎错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千八百个干部,还说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坏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两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没依靠好,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两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倾盆大雨,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一去就公开讲:有那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两个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鬃:没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么。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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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岀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没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人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钻到那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生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的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粵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那里是这样的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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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没有?有灾救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没有虱子,定要找岀虱子来!(刘鬃: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习四十天,搞烦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
    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我历来反对这样读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谢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百分之二十的人来训练。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不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纠缠在文件上,训练那么久?搞斗争么。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带《三国演义》打仗的,谁照着书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内行,鬃过去也是内行鬃也是内行。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问谢富治)你们搞了一千多人的训练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大队为中心或以社为中心开训练班?所谓训练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调査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张承先、李悦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没有搞开。李鬃是保定地委书记,他首先提岀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
    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书
    记李鬃,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家,农村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政治军事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没有。有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粵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没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么。现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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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学生。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话。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鬃: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蒋、蔡向赣州退,我们向山沟里退,各退各的
    (问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略)不得了,糟糕!多浪费时间,就不要开么!(陈插话:略)一千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总理插话:刚才陈毅讲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城)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张茜在哪个县?(鬃:句客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形工作队,不好。我身边的娃娃学四十天文件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下去才知道。另一个在通县说教授不懂,助教好一点,学生更好一点。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读,你向大家说,我二十几年是靠吃蜜糖长大的,什么都不懂。请叔叔伯伯大娘指导。还是学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书读得太多了,不然怎么是教授。这些人下去是阻碍搞四清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个是谢富治的经验,办训练班搞斗争。一个是河南经验“三结合”开斗争会。他们搞斗争也搞了一个月四十天。他们不是读文件,而是搞斗争,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总而言之,搞斗争。(鬃: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搞了两个月,搞出两万多元,
    十几万斤粮食)还是有油水搞,向他们借点钱用,他们的钱多得很,群众还是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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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的。照顾五保户也好,搞生产也好。会不能开得太小了,有的生产队十几户,十几二十几个人,讲话打不开情面。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开大会顶多也是几百人么现在搞不起来,其原因就是不开大会,不宣布来意。从来没有看到要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康生插话: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的
    )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
    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没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户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岀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题严重的,当工作队到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烦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一千多户,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下了五百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邓鬃插话)讲长一点,反对急躁情绪。讲五、六年,三、
    四年,两、三年完成岂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个县集中一万多人是多了。一九
    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没有好几个干部。农业部财务部、武装部……七、八个哩,开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围县城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刘插话)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净,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没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王鬃提出干部交换问题,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社到那个社。来了新人不摸底,群众敢讲话。新社长、新书记来了,就敢讲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没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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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刘鬃、邓鬃
    贫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
    形势
    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仝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们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仝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动。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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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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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査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後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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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岀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象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
    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最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仝局。
    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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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
    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査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凊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必须兼顾点和面。
    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
    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面上,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的工作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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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情况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査。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
    7、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
    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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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从一九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
    六、七年内,全国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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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
    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孳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
    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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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
    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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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辫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跟敌人。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2011年6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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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三章(3)第三章1962-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节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本节资料
    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门的情况),做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厂。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问你们淡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冶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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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三午十一月十六日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査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春节谈话记要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康生: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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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宣统的叔叔载涛生活苦。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生:质量差。
    主席: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口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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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
    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章士钊: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陈叙老,你是研究系,章土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黄老,你的家如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主席: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Ⅹ×同志谈谈
    ××: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
    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
    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廿六、七岁了,比苏联多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廿三、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別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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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岀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最近××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工作。总之要搞的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
    七岁也可以当兵
    ××: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此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的岗位。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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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
    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主席: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要停止。
    ××: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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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书法吧。
    毛主席: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Ⅹ×: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査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化一百
    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化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髙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
    五八年,就没有现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二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
    年,原来不好的劳动回来后
    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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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
    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二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
    年的预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毛主席: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大学如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主席:对了,要多样化。
    ×: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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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
    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万元也可××: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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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戚木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1页第18页,原载《历史硏究》
    1963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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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苫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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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仼何辫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荃“冇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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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如此,可为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竞然被说成是“忽(屈)英雄”、“忺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木》,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白述里对天王洪秀仝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髙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亳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1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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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粵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
    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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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白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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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
    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
    (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口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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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白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
    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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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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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可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査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別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仝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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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就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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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
    “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
    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日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淸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岀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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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1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岀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仝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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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岀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五)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背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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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兔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岀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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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系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
    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
    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掳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竞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
    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千王洪仁玕。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玕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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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白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种人辩解呢?
    (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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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已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
    邦(帮)百姓得我宝物,
    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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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白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全文完)
    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批语(1)江青阅,此文(3〕有些道理。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1)这个批语写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上。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一九六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这期反映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仝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吴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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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米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这时的李秀成已经不是当年起来闹革命的李秀成了。加上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至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3)指《光明日报》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选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木,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岀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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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査,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大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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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昤》,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同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白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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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一记录者注),提纲看了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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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査。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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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木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岀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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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巧;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
    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
    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
    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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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
    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与。因为杨献珍提岀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木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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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木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辫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未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杋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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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徼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篇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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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
    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件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査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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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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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木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梡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仝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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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東。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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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
    编者按
    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內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仝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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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正文
    九六○年,孟超同志把明代周夷玉的传奇《红梅记》改编成为一个新的昆曲剧本《李慧娘》。这是一出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新编鬼戏。一九六一年北方昆曲剧院首次演出。当时受到《人民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的赞扬,繁星同志并且在《北京晩报》上提岀了《冇鬼无害论》,为《李慧娘》和切鬼戏“护法”。孟超同志踌躇满志,于一九六二年春节写了一篇《试泼丹青涂鬼雄》的《代跋》,对《李慧娘》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作了说明。其后,梁璧辉同志写了《“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五月六、七日《文汇报》),李希凡同志写了《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都对《李慧娘》和繁星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现在对这个戏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戏进一步进行批判和讨论,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加强我们对香花毒草的辨别能力。
    孟超同志一向是主张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他曾明确地说过:“我的体会部艺术作品,它的‘新’,是指通过作者的新的观点,去重新评价和描写历史人物或传说题材,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东西,使古为今用,但又不违背历史真实。”(《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载《戏剧研究》一九五九年第
    四期)而在《代跋》中他更大声疾呼地说,要借李慧娘这个“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为什么要借鬼魂来激励今天的“生人”,他是在用什么思想来激励“生人”,他所要激励的又是些什么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因此,正如孟超同志改编这个戏是古为今用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戏同今天的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一)宣传“死后强梁”的荒谬论
    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李慧娘》虽说是个改编本,但实际上不过借《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和裴禹爱情关系的一段枝节,敷衍铺陈而独立成戏称得上是新的创作。这个戏的主人公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姬妾李慧娘。在贾似道
    五十寿辰时,太学生裴禹写诗柬斥骂他,引起李慧娘的感触和激赏。接着,李慧娘在随贾游湖时,又遇到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她心中感佩,不觉赞了一声“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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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哉少年!美哉少年!”恰被贾似道听见,回府后一剑杀死李慧娘。剧本从这(第
    四场)以后就着重描写化为鬼魂的李慧娘的复仇精神。在完全新编的第四场中,作者致力描写李慧娘的种种“幽恨”,其目的就是突岀她“瞅机缘,报仇冤”的思想。以后,她去见被贾似道囚棼的裴禹,并放走了他,目的也不是为“偿还风流债”,而是为了拯人、复仇。最后,这个鬼魂在贾似道追究是谁放走裴禹的时候出场,目的也和《红梅记》原木不同,不仅是为了援救被无故拷打的姊妹们更主要是为了发泄她的一肚皮不满;她大闹半闲堂,大骂贾似道,一头将贾撞昏在地,大笑三声,唱道:“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句话,其目的都是为了复仇。
    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我们首先看到,作者“镂心刻骨、竭力呕血”地塑造的“英雄”形象李慧娘,乃是一个由人变鬼的形象,而突出表现的是她的鬼魂形象。全剧六场,主要的戏剧行动、戏的高潮都在后三场;亦即李慧娘被杀后变为鬼魂的三场。李慧娘的“英雄”形象是由鬼魂的斗争来完成的;而且按照作者的写法,也只有变为鬼魂才能完成。因此孟超同志称他的主人翁为“鬼雄”。议论这出戏,就不能不议论鬼;承认这出戏,也不能不承认鬼。这出戏在宣传任何思想之先,首先向今天的群众宣传的是鬼魂的存在,宣传“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宣传人鬼之间的爱憎纠纷的鬼话
    《李慧娘》不仅宣传了人死为鬼,而且还通过李慧娘为人时和为鬼时的遭遇,作了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李慧娘在她最后的一段唱词中,就给自己做了这样的结论:“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剧本里正是这样写的。李慧娘在生前只有苦难的命运。她第一次上场的三段唱词中就连叫了五次“苦”:她悲叹着“鲛绡湿透千行泪,幽恨绵绵苦断肠”,“苫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强挣扎苫度着生死命运,俺釜底游鱼,笼里的哀禽”
    直到她临死,在贾似道的三
    尺剑下,也只能哀怨地引颈受戮:“你相爷要俺死,俺怎敢怕,恶威风由你发!”可是,当她一旦死去,化为鬼魂,就忽然摇身一变,她不仅“再不受折磨摧残,再不向虎狼前强承欢,再不在粪堆污池里受腌z∂@①,哪怕他刀兵pi@②鼓动边关”,得到了彻底的大解脱;她不仅“我如今是:这花园鬼出入没遮拦”,得到了生前所未曾得到的自由;而且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贾似道:“你凭钻营,卖国害民,吃尽宰官粮,却不道到头来和俺一样;怎跳出别伎俩。冤家路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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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看—哪个强!”得到了生前所从未得到的平等;而且还能够讥笑贾似道:“…你,手提三尺剑,只在空中晃,这威风是逞势虚张,砍不到俺鬼身上。”甚至得到了“愤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的无穷威力
    按
    照作者对李慧娘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的描写,人们不能不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不仅人死为鬼,而且鬼比人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死了才有力量。
    我们
    知道,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从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孟超同志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他不去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反倒大肆宣传鬼魂的存在、鬼魂的威力,这首先就是非常错误的。同时,我们知道,在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都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群众一起,同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具体的现实斗争,争取人民的解放;为了革命的胜利,必要时我们不惜一死。而决不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散布什么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荒谬观点。这不仅是在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是在宣传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使群众相信宿命论的思想,引导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生活,这是一种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
    也许作者会说,他所以要让一个生
    前受欺的弱女子死后忽然“强梁”起来,目的不是为了抒发“只有死后才得安”的感情,而是让这个鬼魂扩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神通广大的“复仇的女像”,以表达出作者在这个戏里所要着重宣传的所谓复仇精神。
    我们并不反对复
    仇精神,问题是什么人向什么人复仇,如何复仇。《李慧娘》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白然应该向封建统治者复仇。然而,我们看到,李慧娘生前的形象不过是个只知唉声叹气,忍受凌辱,丝毫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封建行动的软弱女子;她的反抗行为全部是变成鬼魂以后才表现出来的。这样用鬼魂来反封建,就是说,用封建迷信来反对封建统治,如果古代作家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现代作家来说,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谁都知道,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向劳动人民提倡在活着的时候忍受一切剥削迫害,而把想象的“报应”等到死后去实现。这完全是对群众的欺骗,是为了麻痹被剥削人民的斗争意何况,即便按照作者所写,死慧娘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反封建的胜利。她不过是将贾似道一头撞昏,并未撞死。即使撞死不过是死慧娘乂碰上了死平章,人变了鬼既然就会有如此威力,那么,死平章在阴间岂不又照样可以统治死慧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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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胜利可言?这是十分可笑的。用鬼魂来反封建,反不了封建统治的一根亳毛,相反,倒能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其实,作者通过《李慧娘》并不是
    要向观众宣传什么反封建的历史教训,而是借虚幻的鬼魂故事向观众灌输一种抽象的复仇思想。这一点,我们从《代跋》中看得更加清楚。
    代跋》中接触
    到《李慧娘》的主题和人物思想的议论,有七处之多,却没有一处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指出戏的主题思想在于反对封建统治,向封建统治者复仇。作者用抽象的词句反复说明的是
    强烈的正义的化身
    身为厉鬼,而心在世
    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
    正义与邪恶无情的斗争;
    写李慧娘的正义豪情
    她以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
    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深沉的感情;
    正
    气凌霄,冤魂厉鬼理在而语壮,方足以慑邪恶而快人心
    扬冥冥之正义
    标人间之风操;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是每个阶级都有各自不
    同的阶级标准的。孟超同志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明确地指出封建的邪恶和反封建的正义,而偏偏要闪烁其词地用这些晦暗的抽象的词句呢?这只能说明:在作者思想上,反封建或不反封建,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他所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只是抽象的复仇精神,只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适用的“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而已。然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正义”、“邪恶”“压抑”、“斗争”等等,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资产阶级作家惯用的手法。他们不敢公开宣扬那些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好用这种抽象的概念来欺骗群众。《李慧娘》中所提倡的复仇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使我个人“备受压抑我就要“激昂斗争”,向他复仇。在今天,提倡这样的复仇精神,矛头是指向谁呢
    (二)李慧娘的躯壳,孟超的灵魂
    孟超同志怎么会创造出李慧娘这样一个复仇“鬼雄”的形象来的呢?他在《代跋》中有过清楚的说明
    《代跋》中说,《李慧娘》“基本上是一抒
    发感情之戏”,而“情不逾乎理,情不离乎性,情理性皆由于实际感受、实际生活之所影响,之所支配”。这就是说,作者在戏里所抒发的那种“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思想感情,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那末,让我们看看,在《代跋》中,孟超同志是怎样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
    吧
    九五九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ⅹi@③su@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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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而在《李慧娘》的《幽恨》一场中,李慧娘魂魄又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岀场呢:集芳园内,月光惨淡,四周阴冷,秋树萧索,哀虫凄鸣,李慧娘魂魄着素衣…
    你看,孟是“病榻凉夜”,李则“四周阴冷”;孟是“落叶ⅹi@③si@
    ④”,李则“秋树萧索”;孟是“虫声凄厉”,李则“哀虫凄鸣”;孟是“冷月窥窗”,李则“月光惨淡”:孟超为寒热病缠扰之所,似乎就在贾似道的集芳园
    内致
    这种情景心境,在李慧娘鬼魂上场后的独唱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月惨淡,风凄零。白露冷冷,寒蛩哀鸣,俺无主的幽魂,飘泊难凭,似
    断线的风筝,又飘到集芳静境。
    那边是笙歌缕缕迷醉着繁华梦,
    俺
    这里,孤零零,显阴影,欲哭无声。第五场《救裴》中,李慧娘送走裴禹之后,张望门外,呜咽低泣,为自己的身世又做了这样的概括
    断梗飘萍游子
    梦
    凄风苦雨鬼寒心
    咳,俺李慧娘好凄凉寂寞也!不仅李慧娘的
    凄凉寂寞的感情同孟超同志的心境是这样相象,同时,孟超同志在《代跋》中几次提到李慧娘时,都说她是“强烈的正义的化身”,有着“与庶黎共呼吸的博大的胸怀”;而在谈到自己时,则说:“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你看,孟超同志不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且有着何等“博大的胸怀”!在这一方面,孟超与李慧娘竞也是如此一致。有一个同孟超同志很接近的评论者长白雁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位太阳社的老“诗人是以情写戏的”戏里的“一切‘情’,虽然出自李慧娘之口,却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在李慧娘的性格成长里,含蕴着诗人的个性。”这篇令人肉麻的捧场文章,却也道出了一点真谛,孟超同志对此也从未否认过。由此看来,李慧娘即孟超,孟超即李慧娘,孟超只是在借李慧娘之酒杯,自己之块垒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
    孟超同志生活在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凄凉寂寞的阴暗感情?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于复仇?《代跋》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超同
    志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什么是他的情和志呢?《代跋》中有一段完整的“尚情论”,原文太长,这里可以引几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我自义溢于胸,放
    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
    这就是孟超同志的真情实感,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他的社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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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的世界观。这些话实际上不过是说,歌唱笑骂、是非爱憎皆备于我,“我”的嬉笑怒骂就是“普天下人”的嬉笑怒骂,“我”的是非爱憎就等于“普天下人”的正义真理。孟超同志所一心向往的,不过就是一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骂谁就骂谁的个人绝对自由的任性放情的社会。
    能够有这样普天下人
    都适用的正义真理么?能够给他或任何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自由”么?当然不能。在阶级社会里,普天下人从来都有阶级的差异,从来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情和正义真理。所谓“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契合溶结而为”,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唯我主义的具体表现。请问: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在我们社会中能够不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判吗?难道在我们社会里也可以允许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吗
    但是,当孟超同志这种个人绝对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得不到任情
    放纵,反而受到抵制和批评时,他就觉得“备受压抑”了。于是,他就不免牢骚满腹,产生严重的不满现实的情绪和难以明言的阴暗心情。他在《代跋》中谩骂我们的戏剧是“正襟危坐,皋比自封,夸夸其谈,引经说法”,是“冷冰冰的破板凳,干巴巴的枯涩无味的语言”,这岂不也是一种“借戏言志”,透露出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蓬勃发展,他的抵触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满怀仇恨,时时想要反对、咒骂和报复了。然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似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意识到自己见不得阳光,没有前途,因此又感到消沉悲观,凄凉寂寞。正是在这种又是绝望,又要挣扎,又害怕,又仇恨,又不敢公开表露,又忍不住要放情咒骂的复杂心情中,他碰到了《红梅记》原本中“与一代豪势苫斗到底”的“复仇的女象”李慧娘,他当然就“只觉其气贯长虹,可敬可爱,而不觉鬼气森森”,他深深爱上了“周夷玉笔下之李慧娘,震人心魄,甚之感于梦寐久难释怀,乃以不能自己的感情,妄作试笔”,改编起来了。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披着李慧娘的鬼魂外衣来抒情言志,一方面可以表现得更隐晦曲折、阴暗,不易被察觉,一方面又可以借古喻今,从而可以更放肆、更无忌惮地放情诅咒。这就是孟超同志为什么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的道理。
    本来,
    作家在他所写的文艺作品里,总是要反映自己对现实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思想感情必须有利于人民;第二,这种思想感情必须合乎历史真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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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中人物性格。但是,我们看到,孟超同志所写的李慧娘根本不是南宋时代那个“知人少阅世不宽”的相府姬妾,而是一个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人物。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孟超同志是借了李慧娘的躯壳,装进了自己的灵魂。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对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只会产生严重的毒害作用。
    (三)用鬼魂激励什么“生人”,激励他们干
    什么?
    孟超同志为什么要通过李慧娘表现这样一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资
    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呢?他并不只是为了借鬼抒情,也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他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因而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看看,他所要激励的,到底是哪些“生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
    在《幽恨》一场中,李慧娘在一阵哀叹之后唱道
    “忧的是灾
    黎苫,愁的是人间流离怨,
    ·咳,又怎扬得下人世的苦难!”
    要做一个南无观世音鬼菩萨,
    救苦救难,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
    俺在
    《代跋》中,作者作了更清楚的解释,李慧娘是“同千古被压迫者同命运,共呼吸”的,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苫难泥涂之众生”。这样,原来不过是表现个人恩怨的李慧娘鬼魂形象,就被镀上了一层金,把她塑造成一个“千古被压迫者”的代表,一个大慈大悲救苫救难的“鬼菩萨”了。我们似乎看到她站在云端之上,俯视“众生”,流露出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同情。但是,她所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些什么“众生”呢?孟超同志未敢明言,却用了许多同“正义”、“邪恶”一样的,诸如“灾黎”、“庶黎”、“人世”、“千古被压迫者”“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等等语意含糊、界限不清的词汇,这些究竞何所指呢
    我们知道,“千古”之中,各个阶级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
    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千古被压迫者”。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工农群众,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作了主人,再受不到“人世的苫难”了,再没有什么“灾黎苦”、“流离怨”之类的命运了。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鬼菩萨来和大家共什么命运,同什么呼吸,救什么苦难。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只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心怀不满,坚决不愿改造自己的人;只有他们才会以“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自命,只有他们才会从悲观绝望中渴望出现这位鬼菩萨一样的“救世主”带领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阶级复仇的斗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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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千古被压迫者”,在今天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刚被我们赶下历史舞台的压迫者;这里说的“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曾经迫使工农群众生活于苦难泥涂的人。作者通过李慧娘的嘴,一开场就哀叹:“家室破败风沾絮,身世凄凉雨打萍”,这与其说是锦衣玉食的李夫人的感情,毋宁说更象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感情。不管孟超同志愿意不愿意,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岀来的这种思想感情,是同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沆瀣一气、完全合拍的,是反映了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这也不奇怪,因为不管作者白觉不自觉切作品所表现和宣扬的思想感情,总是或者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或者有利于那个社会集团,超然中立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既然《李慧娘》代表的是这
    些人的思想感情,它所能激励的“生人”也当然就是这些人,那么,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呢?是不是要他们也去“死后”复仇呢?不是。作者和他所要激励的人都知道死后复仇是一种幻想,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戏里这种死后复仇的描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顽强抵抗,表现了剥削阶级至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垂死挣扎的心情,表现了他们“死了也要复仇”的刻骨仇恨而已。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救裴》中李慧娘不就是在劝告裴禹说国事为重,性命为重,留得青山在,哪怕贼横行”吗?
    真正的目的,作者所要激励“生人”去干的,不是死后的复仇,而是现实的斗争。作者在《代跋》中说:虽然“有人认为李慧娘……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
    无补于现实”,但他还是认为对李慧娘应当“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
    因为,李慧娘“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意思很清楚:李慧娘虽是空幻,但她的“正义
    风操”是可以学习的。象李慧娘那样死后复仇是“无补于现
    实”,但如果以李慧娘为榜样,学习她的那种死不瞑目的复仇意志和激昂斗争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使“我”们受“苦难”、受“压抑”的人进行斗争复仇,那就会有“补于现实
    孟超同志在《李慧娘》中用历史传说题材和
    鬼魂形象所宣传的思想,在《代跋》中用曲折、隐晦、含糊的词句所表露的思想,剥开外皮,归根到底,简而言之,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中那些“阶级觉悟”较高,复仇心切的人在教育和鼓舞他们同一营垒中那些“后知后觉”和复仇意志不坚定的人,针对着党和社会主义,“激昂斗争”,奋起“复仇”。这就是全部问题症结所在。
    据《代跋》,《李慧娘》的酝酿时期是一九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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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秋。这正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持续大跃进之时,正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轰轰烈烈地庆祝建国
    十周年之时;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一九六○年春节,孟超同志完成初稿;一九六一年秋,首次上演;一九六二年春节作者写《代跋》。这几年中,正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鼠目寸光,看不到光明前途,只觉得生活苫了,心情灰暗,怨恨现实,觉得“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瞅机缘,报仇冤”,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作者还公然把它“比之金鼓雷鸣,壮三军而摧仇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擂起了《李慧娘》这面“金鼓”,究竟要壮什么“三军”,摧什么“仇虏不是清楚不过的事情吗?
    因此,《李慧娘》的岀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
    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从以上几点分析,
    我们看到《李慧娘》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而且提倡鬼比人强,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李慧娘》正是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表现,正是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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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李慧娘》这样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为什么竞然在一个相当长
    时期内不被发现,反而受到一片赞扬,听其散播恶劣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没有学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作品的缘故。从对于《李慧娘》的赞扬到批判,我们可以吸取到很重要的教训。希望戏剧工作者能够认真记住这次教训,切切实实地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改造自己,积极参加戏剧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
    文中所引均出自剧本《李慧娘》及其《代跋》)大
    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木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査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已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
    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
    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朿,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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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査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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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Ⅹ×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的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钱,那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有调査硏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別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辫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辫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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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Ⅹ×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Ⅹ×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一期《哲学硏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
    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未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好比我们的总路
    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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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榣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臧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査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木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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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
    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妯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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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眀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岀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硏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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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木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硏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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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是历史所长,他是赵××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剪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文艺界,医务界都组织工作队下乡)
    他们都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写不出好东西来,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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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的批判罗尔纲,×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仝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
    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刘××: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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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Ⅹ×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
    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小钢铁厂有××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Ⅹ×去当厂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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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苫,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2011年7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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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一节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本节资料
    九五六二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内部报告”》
    同志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
    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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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一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仓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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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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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一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仝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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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木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苫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木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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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口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一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査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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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一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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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岀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仼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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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査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木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一列宁讲道一“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
    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一关于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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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一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仝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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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査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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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竞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一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一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一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一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岀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査。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一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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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
    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査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乂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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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亳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白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釆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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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一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査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査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査。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冋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髙检査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査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査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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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苫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査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査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査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査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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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査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査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仝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已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査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橫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年进行了伃细调査,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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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査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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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一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亳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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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岀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査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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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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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仝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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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全场骚动)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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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
    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火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仝场骚动)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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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仝玚活跃)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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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
    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全场骚动)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竞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査,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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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一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样。(全场活跃)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夕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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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岀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热烈的掌声)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白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鸟克兰人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笑声,仝场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苫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苫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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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岀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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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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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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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板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
    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
    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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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
    七人小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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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岀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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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亳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
    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
    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仝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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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的掌声)
    亳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全文完)
    附件一:斯大林对苏联军队淸洗的薮据统计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前的斯大林时代被捕的苏联红军领导人数统计:5个元帅中的3个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12人,即全部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2名海军一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2名海军二级最高指挥员中的2人,即全部6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6人,即全部15名海军二级指挥员中的9人2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2人,即全部15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15人,即全部28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25人97名师政治委员中的79人36名旅政治委员中的35人另统计表明,16位司令中的14人,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和199位师长中的136人都被枪决了。所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80人中的75位离职。军官团里半数以上的军官大约35,000人被枪毙或者送劳改营了
    二战已经爆发的1940年,苏联军队中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和60%兵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
    附件二: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大秘密报告出台內幕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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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査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査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査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査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仝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査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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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岀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別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辫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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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岀了自己的意见,基木赞冋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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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会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木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至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里毕竟“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
    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它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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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自从人类社会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有,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的无产阶级专长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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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査硏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合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仝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使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予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岀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是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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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就是完仝错误。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支部和群众之上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用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上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遣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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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现象,都将是必然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阿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能,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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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49页,共1890页
    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仝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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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正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绳子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遣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木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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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土。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
    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前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
    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0年发生的后者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布什,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支部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线,这条错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险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子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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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在自己同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能和人民群众的智能,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仝错了,这是严重的错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了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面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或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下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仝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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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间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仝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复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有是不正确的,面貌一新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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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状态(?),而统冾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白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一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矛盾放在其它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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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木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题之
    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历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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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木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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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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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一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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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说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起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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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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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査和硏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杋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的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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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的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冋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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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志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它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一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不是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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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的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木。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讨论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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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査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纠正过去时期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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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亳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边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
    )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仝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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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备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者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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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仼何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动都会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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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及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已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开始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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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阵营岀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加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有沉语??的共产主义无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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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倾的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仿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
    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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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
    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阿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望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仝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的相互支持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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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徊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
    从而为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
    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前路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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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能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一一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2011年4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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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2)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二节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本节资料
    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对于由资木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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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口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竞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苫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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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上的讲话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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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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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六十八个党大会的讲话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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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
    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岀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也可能达到3000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岀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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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4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木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硏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冋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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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西方世界贷款,要美元。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木来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十三个变成十二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字也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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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的宣言上签字的。
    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这次十二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助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斯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在十
    七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就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十二党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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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谈谈怎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十一月,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白卫,进而夺取政权。(另外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哥穆尔卡率代表团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的讲话(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个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十月十八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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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关于共同刊物的问题)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
    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十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点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的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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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庭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庭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为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来不是专门为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
    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当时我们都忍下来了,当时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英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一九五0年初在莫斯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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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辞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2011年4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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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3)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三节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了没有?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岀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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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
    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
    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
    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和
    苏
    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
    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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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
    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
    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
    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
    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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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
    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
    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
    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仝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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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
    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
    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
    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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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
    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
    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从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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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谢·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代理外交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鲍·尼·波诺马烈夫。
    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苏联和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中苏两国的和平政策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主张和平共处的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国家和人民,对于巩固和平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和平力量已经有了空前的增长
    同这种符合我们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鲜明的坚定不移的政策相反,以美国垄断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直反对和平共处和合作,顽固地拒绝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阻挠大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且加紧准备新的战争,威胁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这些帝国主义势力是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它们拼凑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在世界上布满自己的军事基地,越来越粗暴地干涉他国的内政。
    最近,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和他们对于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大大加剧了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使战争危险更加严重,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抗议和谴责
    中苏两国严厉谴责美国和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粗暴侵略行为,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并且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他们的军队。
    中苏两国坚决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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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证明,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殖民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维持和恢复违背历史潮流的殖民统治的企图都是危害和平事业,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中苏两国将竭尽一切可能,继续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的战争灾难而努力。双方重申: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按照得到国际上广泛承认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切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在互利和和平竞赛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应当受到鼓励,这种关系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完全符合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的目的。
    为了维护和巩固和平,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国间就裁减军备、停止试验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取消一切军事集团和在外国设置的一切军事基地、缔结和平和集体安全公约,达成协议
    但是,战争能否避免,不能仅靠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他们单方面的努力。西方大国的侵略集团至今拒绝对于维护和平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反而肆无忌惮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人类濒于战争灾难的边缘。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竞敢把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所有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必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地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
    双方极其满意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和日益巩固着兄弟般的友好全面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两国的经济都在飞跃发展。两国的力量日益强大。两国建立在完全平等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具有伟大的生命力,这种团结和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迅速前进,而且有利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于所讨论的一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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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双方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所共同面临的任务的佔计完全一致,这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团结永远是我们的共同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不遗余力地捍卫这种神圣的团结,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捍卫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明显地表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
    双方表示完全相信,日益壮大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毛泽东
    尼·谢·赫鲁晓夫
    九五八年八月三日于北京
    火选自《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2011年4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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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4)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四节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184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现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或者说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根本不同路线的斗争,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场大斗争
    最近结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概括地说来,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纲领草案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与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违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经表示同意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和平宣言”。这个纲领草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经过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南共领导人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调和的敌人”。
    南共领导人所要攻击的“教条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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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南共纲领草案集中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加以丑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阵营则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南共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
    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他们恶毒地诬蔑社会主义阵营,说它也有所谓“从实力地位岀发采取霸权斗争的政策”。他门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说成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描写自己是置身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外,即处于所谓超集团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统一”;世界各国,即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是“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论点使人们不能不想起十九世纪末期和二
    十世纪初期的右翼社会党徒,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说教。这种修正主义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南共领导人的说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1956年11月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是:新的方针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方针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按:这就是所谓南斯拉夫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线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须在各方面努力。”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心究竟是什么。
    南共纲领草案出现在目前时期,决不是偶然的。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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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已经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大大地扩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加紧进行破坏。资产阶级历米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不外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的手段,一种是欺骗的手段。在目前国际新形势下面,在右翼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的麻痹作用日益减弱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一段话不但针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宣言还特别着重地指出“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绘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南共纲领草案的内容正是表现了这样的一副嘴脸。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调和的批判。如果说,上一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论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话,那末,现在我们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纲领而提出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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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认为,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1949年11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则是错误的,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经撤消了这个决议。从1954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们曾经企图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纳吉集团,而在他们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南共领导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木观点,而坚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吗?难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结的基础吗?难道拒绝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拒绝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吗?
    我们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历史转折点。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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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01页,共1890页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
    、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1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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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日,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骟。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甲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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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3]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
    八中仝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査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3]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99-603页
    2011年4月2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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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5)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五节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中共发表三篇文章本节资料
    九六0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仝世界觉悟的劳动人民,今天都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的
    九十周年。
    列宁是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指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世界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人民对于列宁的理论和事业感到十分亲切,中国人民正是从列宁主义找到了白己解放的道路。还在中国很少人知道列宁的时候,列宁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伟大前途。早在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提出了亚洲是“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的著名论断。随后,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帝国主义必然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中灭亡,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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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中国的通俗说法,就是既要有联合又要有斗争);必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必须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必须坚决信任群众和依靠群众。列宁的这些学说,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武装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能够迅速地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接受,主要地是由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除了进行坚决的斗争求得解放以外,再无任何别的出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极端残酷和极端野蛮的统治下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幻想帝国主义有什么“好心善意”呢?怎么能够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自动让出政权给人民呢?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棗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推进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叛变革命,行人民投入血海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能不以革命的暴力去抵抗反革命的暴力,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和中国取得的许多胜利,越来越显著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仝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取得解放的行动指南,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指南。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
    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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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国人民能够胜利地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第一步要争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争取提前实现1956一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相当程度的电气化;要努力进行文化革命,基本上普及中小学教育和业余教育,争取提前完成1956一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与此同时,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目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绎济计划而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今年内使生铁产量达到二千
    七百五十万吨、钢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煤产量达到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五亿度以上、粮食和棉花各增产10%左右,从而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23%。
    对于中国人民能否高速度地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亟尽诽谤嘲笑之能事。远者如过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8年11月就说什么“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成功或持久”。近者如现仼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在今年2月又说什么中国加速工业化运动“可能造成这个政权从内部的崩溃”。可是奇怪,帝国主义者的诽谤愈是恶毒,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愈高,建设干劲愈大。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人民的政治团结,一年比一年更好。现在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人怀疑,我们一定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地指出,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他认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而这种创造的才干在工人和农民中是无穷无尽的。列宁这样描写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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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确信我国的发展速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将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有过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说法,就是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正在实行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目前正在蓬勃展开的机槭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目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正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最广泛地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用最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参加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地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建设,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少见多怪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对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吵闹不休,现在又在对于我们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了。伟大的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反问道:“既然亳无岀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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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苏联用了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不是已经用飞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超过了西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正在追上和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吗?同样,在中国,“一穷白”、亳无岀路的处境,几十年斗争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对苏联四十年建设经验的借鉴,不是也十倍地增强了中国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用飞快的速度向着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猛进吗?西方资产阶级咒骂我们要失败,而我们队伍中居然也有那么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说什么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产物,而不认识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产物。让他们等着看吧,等个十年,他们总可以见个分晓。总之,无论外国和中国的那些一脑子形而上学的庸人,正如列宁所说,只知道把资产阶级关系的“常态”看作不准有一点变动的金科玉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如同过去没有能力理解苏联的伟大变化那样,现在也没有能力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生动活泼的事物。
    中国人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第二个伟大任务,就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争期间,列宁和其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人阶级左派领袖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便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十月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和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立即颁布了和平法令,主张正义的和平。其后,列宁又再三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第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苏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了世所周知的巨大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的志愿军到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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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同朝鲜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的侵略作了英勇的斗争,迫使侵朝美军接受了停战协定,从而维扩了远东的和平。1954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同年,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先后同印度政府、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对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亚非各国相互关系中的十项原则。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退了仝部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一贯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和五洲和平运动,并且再三倡议实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成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原子地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同别国(包括美国)的争端,并且至今还在就这个问题同侵占着中国领土的美国举行着谈判
    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和平宣言,都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和平,指出这一斗争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莫斯科的两个宣言都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已经有实际的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和平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强。这首先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强大,苏联在军事方明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显著地走到了美国的前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访可,苏联政府在裁减军备,停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重大的努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努力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继续扩大,美国本国广大人民对政府的反和平的外交政策纷纷表示不满和不安,美帝国主义的处境日见困难和孤立这种种情况,迫使新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接受东西方最高级会诙的建议,并且在一些场合改变腔调,说他们也有“和平愿望”。事实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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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和平力量正在胜过战争力量,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种表现,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同列宁在世时候根本不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形势,也根本不同。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新战争计划的斗争中,估计到这种新形势,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形势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决不能说,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因而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根木消灭了任何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列宁主义从来认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列宁说:“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列宁的这些具有根本原则意义的论断,是从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得来的,并且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两年多以前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还以最新的事实论证了列宁的这个原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说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在战后的年代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怯尼亚、危地马拉、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曼和也门等地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战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顽固地拒绝裁减军备,拒绝棼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拒绝就立刻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达成协议。他们继续所谓‘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实行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而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
    “在西德,在美国的扶植下,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从而在欧洲的中心造成了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
    “同时,帝国主义者企图强迫中近东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接受臭名远扬的杜勒斯一艾森豪威尔主义’,从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在东南亚造成了战争危险。”
    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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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军备竞赛给垄断资木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起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木、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议。
    “只有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警惕,并彻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卫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平才能够保持住。”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决不能放松。中国人民就是根据这个基木立场来进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我们欢迎国际局势的每一步缓和,欢迎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真诚的和平努力,同时把帝国主义继续策划新战争的凶恶活动及时地告诉全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唤起他们的注意,并且指出,只要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联合一致,就一定能够压倒战争力量,我们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美帝国主义痛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它公开宣布自己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人民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立场。中国人民对于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从去年9月赫鲁晓夫同志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以来还继续在积极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的事实,作了及时的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就污蔑中国人民似乎不热心于国际局势的和缓。这个漫天大谎简直是太无耻了。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既然实际上是在从事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那么,这就跟和缓国际局势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加以隐瞒,甚至加以粉饰、美化和歌颂,对于国际局势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只能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们益发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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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胜于雄辩。试看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自从去年9月单维营会谈以来反和平言行的一个最简单的摘要
    1959年10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丁发表演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和平共处,因为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
    10月2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干涉中国内政,诽谤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地方农奴主反动集团的叛乱。
    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就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三周年发表声明,诬蔑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并且“赞扬”发动这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
    11月3日,由于巴拿马运河人民举行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美国占领军实行镇压,打伤一百二十多名巴拿马人。
    11月13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说,“西方国家不能接受苏联人所谓的和平共处。”
    1片22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在美国“行列”杂志上发表文章,诬蔑苏联有侵略意图”和推行“扩张主义运动
    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诽谤阿尔巴尼亚“受苏联的统治”。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说:“到1963年时,美国将能够掌握型式更多的投递氢弹头的手段来对付苏联。”
    12月4日至22日,艾森豪威尔以扩大冷战为目的访问了欧亚非十一国。他在访问中竭力鼓吹加强西方军事集团,说“北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说美国不能放弃中央条约组织,并积极活动扩展美国在国外的导弹基地网
    12月9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不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在10月27日发出的呼吁,拒绝从朝鲜南部撤退美国军队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并且坚持在朝鲜进行在作为交战一方的联合国“监督”下的所谓“自由选举”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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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赫脱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计划”,要求这个集团具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威慑力量”和进行局部战争的“充分灵活性
    12月24日,美国指使老挝少数极端亲美分子发动军事政变,进一步扩大老挝内战。
    12月29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自1960年1月1日开始,“有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自由”
    1960年1月7日和18日,艾森豪威尔提岀国情咨文和预算咨文,要求美国奉献出我们的任何一点力量”,来提供“威慑力量”,规定1961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为四百五十五亿多美元,占总预算的57。1%。他在国情咨文中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是“警察国家”,诬蔑苏联是“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阴郁的卫星国体系”。
    1月15日,尼克松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和它的盟国都不可减少他们的兵力”。
    1月19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在华盛顿签字,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直接针对中国、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威胁亚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不知道仼何戴维营精神”他并且表示,美国将把核武器的秘密资料交给它的同盟国
    2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再次拒绝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集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2月15日,赫脱发表声明,竟然要求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重新享有国家的独立”。
    2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共同安全”咨文中说,“苏联削减军事人力的事实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棗并不改变我们保持集体防御的必要性。”“放弃或削弱我们的共同威慑力量地位将是极为愚蠢的。”他说,美国要“坚定不移地、不事声张地、耐心地坚持为保持我们的共同防务而努力”。他宣布新财政年度的对外军事援助拨款为二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多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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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说,美国将继续执行美国国会在1957年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即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2月1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演说,表示美国要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仍然“期望”新中国“崩?保(3)宜得拦葱小耙幌钅鼻蟮窒囚泄τ庵至α吭龀ξ恼摺保凹岢种荚诙愿墩庵至α康拇胧薄?
    2月22日至3月3日,艾森豪威尔访问南美,鼓吹加强“泛美制度”,赞扬美洲国家组织为干涉古巴而在去年8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外长会议,并且表示要继续坚持把美洲当作美国人的美洲的所谓门罗主义。
    2月26日,美国在违反朝鲜停战协定不断地把导弹武器运入南朝鲜之后,公然在南朝鲜乌山发射“斗牛士”式导弹。
    2月29日,美国复照古巴政府,拒绝古巴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古谈判的必要条件,即美国不要采取可能损害古巴人民的措施。并且威胁说:美国始终可以自由采取它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步骤”。在这之前和以后,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古巴。据古巴总理卡斯特罗3月14日说,美国飞机对古巴的空袭已达四十多次
    3月9日,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萨脱斯威特说,美国在北非“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益”。“美国保持使用它在非洲的某些重要基地的权利,美国和它的盟国继续在非洲取得广泛的重要物资,主要是矿藏,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并且说,“有必要把(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有条不紊地从过去过渡到未来的方法加以协调”。
    3月16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开始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军
    五万人参加
    同一天,即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发表联合公报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一致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政策”。“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柏杯的权利”。
    3月21日,美国军舰又一次侵犯中国领海。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九十三次严重警告。从1959年10月到现在,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共达二十一次。
    3月30日,艾森豪威尔表示,即使美国现在同意签订关于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下届美国总统仍然可以不受约束。他说,“任何继任者都将有权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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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赫脱4月8日进一步说,从法律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使美国承担较长一段时期的义务的能力”,“仍然限于他自己的任期内”。4月4日,赫脱发表演说,拒绝苏联关于全面裁军的建议,攻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谈话,说他“使局面复杂化”。赫脱说,“如果任何人期望在最高级会议上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可能会失望”。他对西德的加快重新武裝表示“满意”,并且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陆海空部队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4月6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加速发展洲际导弹和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的计划。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把原定三年内制造的洲际导弹的数目从
    二百七十个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个,核潜艇从七艘增加到四十艘。
    4月9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舰队司令本逊叫嚷说,美国将用三十艘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来包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
    月14日,美国代表伊顿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建议,并且再一次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这里所列举的当然极不完全,而且也只限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报刊所公开宣布了的材料。但是请问,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事实呢?这一切究竞是不是美国当前政策中的主要事实呢?难道能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捏造?难道能够说,这只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些次要的、不值一提的旧时代的遗迹?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事实是,尽管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美帝国主义不但正在竭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迫不及待地扶植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它们成为新战争的策源地。要知道,这一切事实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反对西德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其他为美国所扶植的军国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对这一切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离开这一点也就离开了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不集中力量对美国当局的这种战争政策继续进行坚决的揭露和严肃的斗争,就必然会招来惨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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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最前线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权利对这一切事实保持沉默呢?有什么权利只让美国人作这一切,说这一切,知道这一切,而不让中国人和别国人知道事实的真相呢?难道向中国和世界的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就不利于和平,就会加剧紧张局势,而隐瞒真相才能有利于和平与和缓局势吗?难道按照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和平就是这样“保持”的吗?或者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
    积极策划新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确实希望我们隐瞒事实的真相,希望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希望我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木性可以改变甚至已经改变,希望我们完全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不去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迫作岀的和平表现,使人民群众丧失警惕,或者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乂侵略势力的战争威力,使人民群众惊惶失措。总之,新战争的策划者希望我们同他们一样地假要和平,要假和平,以使他们可以把战争突然强加于各国入民,仍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但是,新战争的策划者听着吧,你们的希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我们既然是真要和平,要真和平,我们就永远不会堕入你们的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揭露美帝因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一切危害和平的阴谋诡计,用最大的努力去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广大群众起来同新战争的策划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并且使他们在斗争中既保持充分的警惕,又保持充分的信心,为阻止新战争而斗争到底。只有这样,才是真要和平,才能得到真和平,否则就是假要和平,或者只能得到假和平。
    尽管如前所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完全确信,只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再接再厉的斗争,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就一定有可能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帝国主义不能按其木性为所欲为。并且,在万一的情况下,如莫斯科宣言所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死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睿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莫斯科宣言指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为了减弱而恰恰是为了加强和平的前景。因为只有这样,各国人民才不致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才不致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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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狂人的恫吓和讹诈之下,并且才不致在战争竟然不幸爆发的时候惊惶失措
    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需要灵活和耐心,需要达成一定的谅解和妥协。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过去不曾杜绝过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妥协,今后也不会拒绝这种妥协。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关于东西方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努力,并且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改变它迄今采取的顽固态度,从而使这一会谈能够为裁减军备问题、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以及和缓国际局势问题达成各国人民所期待的协议
    但是,争取世界和平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接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而且,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所同意的协议,帝国主义也可以随时推翻,因此,无论为了取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或是为了保持这些协议,都必须通过斗争。列宁说得好:“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轻易获致,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哉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正因为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本性的产物,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持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反复地宣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一切欺骗手腕,就成为目前和平事业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既然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须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莫斯科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棗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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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这个联合斗争。他们梦想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说:既然要和平,被压迫的民族就不应该反抗侵略,被剥削的人民就不应该起来革命。他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有不准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义务。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或者被剥削人民说来,革命总是不能输出的。同样,革命是谁也无法和无权禁止的。现代的革命基本上起源于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和本国劳动群众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除非帝国主义者放弃这种侵略、压迫和掠夺,除非帝国主义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也就不会放弃他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却造谣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干涉任何别国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政。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却想强迫或引诱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难道不是绝顶的荒谬吗?
    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继续用暴力推行侵略政策、压迫政策和掠夺政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的。因为他们的斗争代表人民的愿望,是削弱帝国主义势力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认为这种斗争的发展和对这种斗争的支持不利于和平事业,这难道不是绝顶荒谬吗?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努力制止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强大,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愈强大,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增长。因此,壮大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就能够更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伟大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首先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的现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无产阶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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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对这种支持的感谢,也永远不能忘记用自己的努力去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就着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至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知道,在北京天安门两侧的大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在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中国人民感觉欣慰的是,我们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团结正在日益发展,我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爱好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也正在日益增进。中国人民将在这个基础上不倦地加强我们同所有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以便为争取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世界人民的团结,在一些国家里疯狂地煽动着反对屮国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得到也永远不会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因为这种运动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人民在自己家里勤劳地建设着和平的新生活,努力同自己的邻人友好相处,并没有跑到哪个外国和外洋去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我们知道,列宁所缔造的苏联,从来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也在长时期中受到一些大小国家(包括一些它所援助的国家,例如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的一些为着某种国内目的而反苏的人们的诽谤和攻击。但是这既没有能够丝毫损害于苏联,也没有能够阻碍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好的发展,而只是暴露了那些反苏分子的反和平、反人民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派所煽动的反华运动,也只能得到同样的结局。
    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现在特别疯狂地使用各种卑鄙的方法企图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这些挑拨者恶毒已极,而又愚蠢已极。他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在伟大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宣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们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们需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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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们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擐反动派进行这种疯狂的挑拨,不是他们地位巩固的表现,而是他们接近死亡的表现。列宁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迅速胜利,特別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十五年中的迅速胜利,使他们魂梦不安。在这种得到极广大群众支持的惊天动地的胜利面前,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如同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的“泥塑巨人”而已。他们仇视在列宁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猛烈发展和坚强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愈是咒骂,就愈是证明列宁主义的必然胜利。列宁在被革命敌人攻击的时候就高兴,因为这正好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人们对他造谣诽谤,但是他要听到的赞扬不是他们甜蜜的夸奖正是他们的怒骂如狂
    列宁主义的正确,难道不是靠敌人的怒骂,而是靠敌人的夸奖来证明的吗?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中,在加强对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努力中,都曾经遇到革命敌人的疯狂攻击。但是这一切正好证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向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向着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勇敢地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必将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途中某些曲折和停滞,毕竞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我们在本文开头曾经提到列宁在1913年的论文《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在那篇论文里特别提到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因为当时欧洲的革命发展曾经比较停滞。列宁当时就断言这种停滞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断言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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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杋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欧洲
    也跟着亚洲棗不过不是按照亚洲方式棗动作起来了
    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
    主义的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解体和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列宁的这个科学的预见在1917年的俄国证实了,接着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现在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不止在亚洲,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来了。天涯地角,再没有一处是帝国主义的安全的后方。西欧和北美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平”。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民族独立运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和平运动的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实际上也越来越像列宁所说的一桶火药。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致努力,使列宁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获得更大的胜利吧
    根据一九六0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六0年四月二十二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871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①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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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闻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的土地上,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通过十月革命,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1919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②。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辫驳的真理。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木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木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木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兔地要在仝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府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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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一切国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复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将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仝力来防止这种危险。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草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既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1)(2)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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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式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40%,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第一次大战后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1957—1958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资木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狹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一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复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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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这四
    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己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正如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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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乂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
    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③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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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釆取轰炸、暗害、颠复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1960年的将近60%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哉的危险呢?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木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岀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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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
    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
    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末快,有多末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④。列宁这里说
    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⑤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⑥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木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因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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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岀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⑦。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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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曾说过:“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⑧。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乂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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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木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乂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乂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木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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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毀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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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木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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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
    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
    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裝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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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⑨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1920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⑩。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20年到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1941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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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复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1920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①②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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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木区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①③;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
    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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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在1918年6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④。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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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岀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仝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①⑤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
    先进国家
    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①⑥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①⑦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①⑧因此,我们怎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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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⑨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木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②⑩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第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一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1919年1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②①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
    作中曾经冋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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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末新鲜呵!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②②。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7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岀:“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苫的道路。”②③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東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仝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戕。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了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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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3)(4))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②④。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1848年至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②⑤。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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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②⑥。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1918年11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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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②⑦。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和益”②⑧。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
    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盜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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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未,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②⑨。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苫口良药。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末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的。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1927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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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③。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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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岀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③①。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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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六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仝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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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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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注释
    ①“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②“新民主主义论”
    ③铁托1959年12月12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④“打着別人的旗帜”
    ⑤“第二国际的破产”
    ⑥“打着别人的旗帜”
    ⑦铁托1959年12月12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⑧“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⑩0“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①①“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①②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1958年11月28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①③见南斯拉夫“战斗报”1959年12月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文
    ①④“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①⑤见伯恩斯坦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①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①⑦“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①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①⑨“预言”
    ②⑩0“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①“给欧美工人的信”
    ②②“革命的任务”
    ②③“论口号”
    ②④“军队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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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⑤“国家与革命”
    ②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②⑦“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②⑧“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②⑨“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③⑩“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③①“‘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
    九六0年四月二十二日,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中,坚决地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鼓掌)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名字,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热烈鼓掌)
    九十年前,当列宁诞生的时候,人类还处在资木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锁链,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鼓掌)
    十月革命实现了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帝国主义妄想扼杀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当时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的指示,使苏联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地从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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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帮助东欧各国的人民赢得了自己的解放,帮助亚洲各国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热烈鼓掌)现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这些伟大的成就,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热烈鼓掌)
    列宁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在同帝国主义、各种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列宁主义是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特性,列宁主义的精华,就在于它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鼓掌)列宁主义不但全部地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所磨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鼓掌)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全面地暴露出来了。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作出新的分析。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列宁,他执行了这个任务。(鼓掌)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彻底地驳斥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对帝国主义的粉饰和辩护。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发展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企图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用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用镇压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争,把千百万人投入血海中,来消除上述这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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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战争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恰恰更加剧了这些矛盾,更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大家晓得,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在他著名的那封《远方米信》里,曾经就俄国的革命问题指出,当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这样个“万能的导演”:它大大加速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并且使得遍体血污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世界历史中的特别急剧的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强大”的外表吓破了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收买,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影响,反对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堕落到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耻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一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前线。列宁拆穿了机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帮凶的面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主张用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鼓掌)
    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为了粉碎考茨基之流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修正主义“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为反对旧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比之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得百万倍的政治制度。(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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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最后目的,还必须继续前进,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列宁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得到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将包括一整个的历史时代。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满怀着信心,他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亳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鼓掌)
    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进一步地闻明了这个规律,并且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人类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鼓掌)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热烈鼓掌)
    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进到另一个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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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才取得的。(鼓掌)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帝国主义是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的敌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武装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武装占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采取封锁禁运的办法,和企图利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来消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革命精神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奴仆所散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作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统治,并且巩固地保卫着我们的革命果实。(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曾经同资产阶级的政党棗国民党棗两次合作,两次分裂,所以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也有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具体地只用了列宁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想,民主主义革命是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革命的不断胜利起着指导作用。(鼓掌)
    列宁告诉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不行的。这个党,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应当有无阶级的革命纲领,应当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反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经过了多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党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热烈鼓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才能够巩固地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民主革命的胜利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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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是我们极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正确地具体地解决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列宁在说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指出
    革
    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又说:“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指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开展得愈早,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我国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民主革命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得愈迅速、愈顺利;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经济战线上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如列宁所说的“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因而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跃进。(鼓掌)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只有互相适应的一面,没有互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建设,只要依靠技术,不需要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巩固,无须发展,即使还要发展,还要前进到共产主义,也无须经过斗争,无须经过质的飞跃;所以,人类社会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这在哲学思想上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鼓掌)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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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矛盾的界限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同上述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其他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它还不是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要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向完仝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积极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指出了我国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鼓掌)
    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得到伟大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援助,(鼓掌)得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鼓掌)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援助。(鼓掌)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鼓掌)
    对于这种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根木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了根本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全世界人民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革命的发展,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现代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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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者却认为,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已经从世界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新时代”。他们认为,不要经过革命,帝国主义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要进行反帝斗争,持久和平就会自然到来。这样,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热烈鼓掌)
    现代修正主义者篡改、阉割和背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绎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已经放弃了”。他们借口所谓“应当历史地、非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的理论遗产,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
    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占了优势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内部困难重重,它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千方百计地进行挣扎。最近时期,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麻痹世界人民,力图采取某些更加狡猾的、更具有欺骗性的策略。连美帝国主义者,有时也并不隐讳他们要采取所谓更“灵活”的策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交替使用战争手法和和平手法。他们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进行核战争讹诈,另一方面,散布“和平”的烟幕,使用糖衣炮弹,企图造成帝国主义主张和平的假象。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收买,企图软化和分裂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采取这些欺骗的办法,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掠夺和侵略的本质,掩盖他们准备战争的步骤,以图达到瓦解各国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瓦解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奴役各国人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针对着帝国主义反对人民的各种手法,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应当有原则的严肃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各种各样的革命手段和斗争形式,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议会外的和议会内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军事的和思想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充分地揭露帝国主义,拆穿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不断地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更广泛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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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展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准备和取得人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应该联合自己的后备军。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是无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无产阶级除了应当同他们结成巩固的同盟以外,还应当在各个不同时期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人。当然,无产阶级也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只是一时的、部分的矛盾。所有这切,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鼓掌)
    在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只要有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和相互访问,争取用和平方法而不是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争取订立和平共处的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完全允许的,必要的,是对各国人民有利的。
    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岀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热烈鼓
    现代修正主义者完仝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已经自动放弃,因此,反帝斗争不需要了,革命也不需要了。他们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帝国主义,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涂脂抹粉。在他们的口中,艾森豪威尔成了“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和平的敌人,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总而言之,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似乎同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谁还要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还要坚持革命,那就是妨碍和平,妨碍和平共处,就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笑声)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懂得什么叫做教条主义,并且不断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就具有丰富的经验。教条主乂者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不懂得集中力量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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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敌人,不懂得去同各种中间力量进行适当的联合,不懂得灵活运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结果是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这种教条主义,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着推进革命,为着打倒敌人。(鼓掌)这些人恰恰同我们相反,他们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革命,企图取消革命,曲解和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祥,“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且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有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有所改变。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乂的革命精神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鼓掌)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经改变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问题的提法,并且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所不可能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改变,不但丝毫没有减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且更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而艾森豪威尔是现在美帝国主义的首脑。列宁早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扮演着宪兵的角色。现在,美帝国主义更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绞杀革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破坏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美帝国主义不仅时刻企图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极力向中间地带扩张,妄图独霸世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支柱。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入民要争取民族解放,仝世界人民要维护世界和平,都必须把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热烈鼓掌)敢不敢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敢不敢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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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1页,共1890页
    们作斗争,是要不要进行人民革命,要不要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要不要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的试金石。(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就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只有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木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在起,组成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才能够进一步地有效地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样地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离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会大大削弱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而有利于帝国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起来革命,打碎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档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起着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斗争。(鼓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同样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可以東缚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手足。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的革命斗争。(鼓掌)坚决支持这两种斗争,也就是有力地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鼓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仝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下,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必须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肖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直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作为列宁主义者,必须经常记住列宁的这些基本论点。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笑声、全场活跃)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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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现代修正主乂的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中,能够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
    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因此,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通过生动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具有首要的意义。”
    宣言又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乂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木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高度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代理人棗现代修正主乂的真面目,是我们神圣的责任。(热烈鼓掌)
    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所公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忠实地遵守和执行这个伟大的纲领。(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根木保证,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都必须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鼓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鼓掌)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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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热烈鼓掌)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持久的和平一定会来到人间。(连续不断地热烈鼓掌)
    让我们在伟大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吧!(长时间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热烈鼓掌)根据《陆定一文集》刊印
    2011年4月2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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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6)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六节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亳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木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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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別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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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岀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研究资料
    阎明复《刘少奇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0年的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现在大家知道的事实有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的长波电台事件和共同舰队事件;1959年,苏联片面地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发生纠纷的时候,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1959年10月,我们国庆的时候,赫鲁晓夫来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紧接着1960年的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国的突然袭击。这样,中苏两党的关系继续恶化了,赫鲁晓夫从布加勒斯特回去之后,片面决定从中国撤走全部的苏联专家三千多位,撕毁了几百个经济合同,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分歧,导致中苏关系处在破裂的边缘1960年9月,举行了中苏两国的谈判,也没有消除分歧。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作了召开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莫斯科会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0月1日开始,举行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14个资木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组成了为莫斯科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中国党代表团是小平同志任团长,彭真同志为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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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员里面有李井泉、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还有很强的顾问班子,以胡绳为首。这个会议从10月1日开始到10日,召集了七次全体会议,每个代表团都作了一般性的发言。小平同志在10月5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针对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和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提法,申明了我们的观点。仝体会议以后,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秘书处,负责修改文件。文件的草案是苏共代表团提出来的,秘书处是每个党的代表团派两个人参加,中共代表团是康生和乔木同志参加的。从10月10日到21日召开了十一次会议,讨论和修改草案我们代表团在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组织下,研究了苏共的草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秘书处会议上由康生和乔木根据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方案逐条来提出我们的意见。
    讨论当中,涉及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苏
    两党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比如说时代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危机、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问题也都属于小平同志在1989年跟戈尔巴乔夫谈话中所讲的:我们大家都说了一些空话,我们自己对现时代的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变化理解也不是很深刻,都说了一些空话同时讨论当中,也涉及到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涉及到兄弟党关系准则的破坏,包括对苏联二十大、二十一大的评价,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强调协商一致。特别是小平同志发言当中,对苏共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民族共产主义、单干、集团活动、派别活动,我们都提出了我们党的看法。秘书处的会议也开得十分激烈,除了我们中共代表团提出修改意见,其他的代表团也提出修改意见,大家都发言,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各自为自己的意见来辩护。我们党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苏共代表团发言,同时也组织其他代表团来反驳。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日本等代表团除了闻明自己的意见外,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都表示了支持
    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
    了激烈的争论,别的党的代表团对自己的修改方案,也提出并且进行了辩护,另
    一些代表团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会开得很激烈。开不下去了,就成立小组委员会,离开会场到别的屋子去进行谈判,进行妥协,大会套小会,每天开会七
    八个小时,有时候开十几个小时。到21日,秘书处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些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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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发言,提出有三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团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是我们党坚持的,就是在各国共党工人党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讨论什么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强迫少数接受意见的行为和方法,应该采取通过协商、讨论、交换意见,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达成一致苏共反对这样的提法。第二小平同志讲,文件草案全面肯定了苏共二十一大,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你怎么能够凌驾于全世界所有党之?一定要服从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决议,这是不对的。第三个问题,小平同志说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还有保留意见。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
    在莫斯科举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少奇同志,副团长是小平同志,团员有彭真、陆定一、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等等,顾问还是乔冠华、吴冷西等等,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少奇同志亲自率领代表团,显示了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也的确想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弥合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直到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仍然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当做局部性质的分歧,形象地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地对待,认真地交换意见,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所以当时确定的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本着这个精神,本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少奇同志亲自带队到莫斯科。代表团是11月5日离开北京到莫斯科的,7日参加了十月革命43周年的纪念活动。11月7日苏共交来了对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的答复。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通知书,什么是答复的答复。这是在1960年6月21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给中共中央一封通知书,其中对我们党的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对我党定调子,这是通知书。我们党中央在9月10日对通知书提出了答复,驳斥了苏共的攻击和指责,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这是对通知书的答复。11月7日,在81国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散发了对中共中央答复的答复,挑起了尖锐的争论,在会议前夕,就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11月9
    日下午,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少奇同志的住处会见代表团。他们说受苏共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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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把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告诉我们,立场就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因此赫鲁晓夫在这个即将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到他的答复书中谈到的问题。两党的分歧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提到这个会议上。米高扬说,希望两党的争论就此结束,不要再提了;而且说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专家还会重新派去。对此,少奇同志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愿望来的,我们在北京准备了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讲话,稿子都准备好了,现在你们11月7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愿望,原来的想法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边说团结,不争论,一边又提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说团结不真实。你们的来信我们研究后,将决定我们的立场,看来非要在会议上回答你们不可了。争论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党内的同志知道,少奇同志的原则性很强,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在处理具体的问题上,也有非常突出的灵活性,既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原则方针,又使会议达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很明显,苏共中央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不提争论,把他们的攻击吞下去,表面上是他们照顾团结,而实际上是以散发答复的办法来谴责我们。会议开了将近二十天,每天代表团都在大使馆,在少奇、小平同志的主持下,研究会议岀现的情况,确定我们的对策,每天都把会议的进展情况和与其他代表团接触的情况向中央报告,重大的决策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和批复。
    11月7日,苏共
    中央交来的答复的答复,对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对毛主席的论点,比如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进行了攻击。这些攻击,使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必须驳斥,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斗争。当时代表团就讨论,谁代表代表团发言。因为发言以后,苏共以及其他的一些党在苏共的组织下一定会发起攻击,会有很激烈的斗争。所以当时想,少奇第一次不要发言,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如果他发言,那么其他代表团的发言一定会指名道姓地骂少奇同志。所以,当时决定由小平同志来发言,这样,该讲的话就会讲透。这个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1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
    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发言,多次影射攻击中共。赫鲁晓夫讲话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党带头鼓掌起立,这样全场跟着起立,我们代表团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对赫鲁晓夫发言的态度。实际上,事先也没有商量,赫鲁晓夫讲话中影射攻击毛主席和中共,大家都很气愤,所以在场的同志都看着少奇同志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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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同志,他们没有站起来我们也没有站起来
    11月14日,小平同志在全体
    会议作了长篇的发言,就当时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比如说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木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和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互相援助和自力更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都做了精辟的申明,申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提出了我们不能同意和接受苏共的论点
    在发言中,小平同志
    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错误,破坏了中苏关系。小平同志最后呼吁,让我们迅速采取缩小分歧的步骤,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和父子国的关系的。小平同志最后讲,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最后代替了团结,世界的形势必然会发生巨大的逆转,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和平,对于世界进步事业都是灾难。大家知道,后来的事态表明,小平同志真的不幸言中了。从11月10日会议开始,特别是11月14日小平同志的发言后,苏共组织了大批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发言,对我们进行激烈的攻击,为苏共辩护。同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澳大利亚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当中,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里要指出,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当中,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指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错误的,并且讲了很多的事实,说明阿尔巴尼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断绝援助,分裂阿尔巴尼亚党。霍査指出,正是苏共在搞派别活动。
    霍査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震动,有很多代表团发言,对霍查进行辱骂。到此刻为止,事态已经非常的明显,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企图操纵多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会议的代表,这一点非常的明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如果苏共中央坚持在草案中保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提法,坚持要写上派别集团活动,拒绝坚守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且发表声明,谴责苏共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中苏两党的关系。代表团把意见报给中央,不久接到中央的指示,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且告诉代表团,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不签字不等于分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代表团就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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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续地通知了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团。11月21日,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还有他的总理到少奇同志的住所来拜访少奇同志。他开始讲了一些必须团结的话,然后提出两点意见,怎样修改草案。第一是只写苏共二十大,肯定二十大,不写二十一大,而且在文字上,完全可以照抄1957年的声明当中对二十大的提法。第二就是派别活动,谴责派別活动,要写上,写法可以改变,力求使别人不会理解是针对中共。少奇同志就讲了非常精彩的一段话,语重心长,也表明了我们党坚定的态度。少奇同志说,1956年苏波关系不好,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大家知道,应赫鲁晓夫的邀请,少奇、小平同志专门在苏联和波兰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到莫斯科去调解苏波关系,而且苏联准备动用武力包围华沙,向华沙进军的时候,毛主席连夜会见了苏联大使,讲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你马上告诉赫鲁晓夫,你们要出兵,我们第
    二天就发表声明在仝世界谴责你们。赫鲁晓夫迫于中国坚定的态度,就改变了向华沙出兵的决定。实际上,由于中共中央,由于毛主席坚定的态度,保护了波兰,使波兰免受战争的浩劫。少奇同志讲,苏波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现在你们关系好了,我们很高兴,当此中苏关系发生争论的时候,也希望波兰同志本此精神,做做工作,而不要增加困难。你们在起草委员会,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波兰起草委员会建议写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对中苏的团结很不利。而且哥穆尔卡的发言中对霍査同志的态度不能容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阿尔巴尼亚只能同情,不能指责。哥穆尔卡在霍査发言后,接着发言,谩骂霍查,说霍査的讲话是肮脏的,不能容忍,是流氓式的。针对这一点,少奇同志说,你们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至于他提出的两点建议,少奇同志表示,坚决不能同意。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能写上,主要是因为国际文件中,不能够把哪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全面的肯定,拿来作为共同的准则,何况,中共对两次大会有意见,只写
    十大也不行,原因一样。1957年宣言起草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不同的意见,结果让步了,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现在不能犯了,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误。第二,派别集团活动的提法,如果写上,会后患无穷,这明明是说我们的,不能让这种反中共的运动合法化,写了你们合法,反华会更厉害,不写你们无非也是反华,但是是不合法的,也许可能反得少一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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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写上去,我们代表团绝对不能签字。这种态度已经取得了我们党中央的批准。哥穆尔卡又讲了一些希望团结的话,说今天来,是自己来的,也没有跟苏共商量,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他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这已经不是政治问题了,而是军事问题,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不能有自己的单独行动,只能服从,不能闹独立。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少奇同志对这一点做了严肃的批评,说哥穆尔卡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是错误的,你说霍査的讲话是肮脏的、流氓的、无耻的,这种讲话就是流氓性、不能容忍的口吻,这无助于团结,应该同情和支持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和小党不可能欺负别人,只会受别人的欺负,如果和苏联一起坚持对它的欺负,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如果我们在1956年的时候,不批评苏联对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对你们的压力,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少奇同志讲完这番话后,哥穆尔卡无言以对,就说我来看望你,都是老朋友,本来是想为声明草案达成协议,交换意见,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你们的意见,就这样吧。这是少奇同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实际上通过哥穆尔卡,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苏共。针对苏共和其他一些党对我们的攻击,小平同志在11月24日的会议上,做了第
    二次发言,强调了我们的意见。11月24日、26日,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是彭真、康生、乔木、陆定一参加。由于在10月份的起草委员会上,已经就草案的大部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次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28日、29日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讨论存在的急迫问题,包括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包括协商一致,包括集团活动、派别活动,这个问题在会议上争论得非常厉害,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到此,会议出现了僵局。11月25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邀请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等代表一起开会,呼吁中苏两党克服分歧,达成一致,并且开始斡旋
    我们
    代表团和中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及时把情况报告给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杨尚昆同志,告诉他中央正在研究在声明上签字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签字,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签字。事关重大,所以中央已经决定请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北京商量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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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日下午,苏共中央的米高扬、苏斯洛夫来少奇同志的住所,看望少奇同志。表面上是重申邀请少奇同志对苏联的访问,实际上是想探听我们代表团的最后态度。少奇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明确表示了对会议和声明草案的看法。少奇同志讲,对苏联进行访问,我原来有计划,你们现在重申邀请,可以考虑,但是这要跟会议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应该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访问。接着,就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第一,我们是本着团结的态度来的,但是苏共11月7日
    的信散发之后,情况就变了
    第二,这次会议有表面和实质的东西,表面讲
    团结,搞声明,赫鲁晓夫还两次讲话,实际上是散布11月7日的信,组织对中共的攻击和谴责,大会实质上就是在苏共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苏共在会内会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来反对中共。所以会议是在错误的方针下进行的,现在口经走到了边缘。希望苏共慎重地考虑,改变这一方针,不至于错误到底,免受历史的谴责。第三,大会的气氛极不正常,不讲理,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你们都不能驳倒,而只是一口咬定中共的立场、路线是错误的,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第四,重申草案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而你们硬要坚持写上几点,设置障碍,有使会议得不到结果的可能
    最后,少奇同志
    讲,如果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上写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派别活动的问题、肯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还搞一个内部的决议来谴责中共,我们代表团不能签字。米髙扬、苏斯洛夫辩解了一番,说少奇同志提的几点具体的修改意见,都可以商量,协议是有让步的,总可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见之后,少奇同志、小平
    同志、彭真冋志就到大使馆去了。少奇同志讲,二十大是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命根子,他们可能要坚持写上这一条,其他的可能不会坚持。正好,在这天的晚上,收到了党中央的来电,指示一定要在文件上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个时候,胡志明同志到大使馆来,见了少奇同志,说他们斡旋了一些党的代表,当天见了赫鲁晓夫,他的态度是二十大不是我苏共提的,是别的党提出的,我们当然赞成写,宗派集团活动可以不写,但是要搞内部的协议。这是26日的事情
    月27日的下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在大使馆会见了进行斡旋的领导人,有越南的、印度的、澳大利亚的、朝鲜的、印尼的、日本的。他们几个同志先后讲话,表示希望团结,希望中苏两党找出道路,使会议能够达成共识,避免分裂,并且希望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直接见面,交换意见。少奇同志向他们说明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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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说明我们代表团对会议没有达成协议的看法。11月28日清晨,胡志明来到少奇同志的住所,约少奇同志一起去见赫鲁晓夫。这很突然,事先没有商量,也没有约定,少奇同志拒绝了。当天,11月28日,收到中央的指示,中央要代表团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是绝对不能同意集团派别宗派的提法,或者是作内部的决议。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讨论,决定本着中央的精神来进行工作第二天,29日上午,杨尚昆同志会见了胡志明同志,告诉胡志明,少奇同志随时准备和赫鲁晓夫见面,只要赫鲁晓夫采取主动,什么地方都可以。胡老说,他马上转告苏方。这一天,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代表们就苏共二十大集团派別活动等进行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候,彭真同志建议休息再开会。在休息的时候,彭真同志与苏方代表交换意见,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到底你们想怎么办。这时候,由于我们坚定地表示我们的原则和立场,苏共也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所以苏方表示:第一,二十大要写,二十大可以不写,具体的写法可以照1957年的声明,或者另行商量一种新的写法。第二,派别活动的提法可以不写,虽然这是正确的,写派别集团活动不是错误的,但是为了迎合中国同志的要求,可以删去。第三,可以写上协商一致的话。第四内部秘密决议可以不搞。形势急转直下,彭真同志当即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你们苏方提出的方案解决,现在我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团长报告。然后约定时间,赫鲁晓夫和少奇同志会谈。彭真同志马上就回到使馆,向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的同志报告,少奇同志同意按照此方案进行,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方案,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的,决定立即通报越南、朝鲜、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跟他们进行磋商。他们都表示支持。在胡志明主席的住所,他听了很高兴,老人家眼泪汪汪,要服务员拿香槟酒,为取得的协议干杯。当天晚上,苏方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赫鲁晓夫明天上午11点钟约见少奇同志,除了少奇同志之外,谁参加由少奇同志决定,少奇同志认为需要去的都可以去。我们代表团同意了。11月30日上午,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人进行了会谈。少奇同志着重谈了团结的问题,中苏的团结,12个兄弟因家的团结,并且特别指出,苏联应该注意解决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它,更不能施加压力。在这方面,我们中共可以做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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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应该改变。对此,赫鲁晓夫进行辩护,不愿意改善同阿的关系。会谈中,双方表示,希望结束两党的争论,不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1957年前的水平。双方商定,会议之后,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天晚上,少奇同志回访了
    哥穆尔卡,少奇同志介绍了同苏共达成的协议,劝说波兰善对阿尔巴尼亚。但是哥穆尔卡仍然攻击阿尔巴尼亚,为苏联辩护。同一天下午,起草委员会举行最后次会议,苏斯洛夫拿了最后一个文本,一条条地念。彭真同志就跟我说,不要念别的,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协商一致的提法。我一看,居然没有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彭真同志就说,你跟我走。我们走到苏斯洛夫面前,彭真同志说,我们要跟他谈一个问题。大会是在条式大厅里举行的,旁边就是最高苏维埃开大会的大厅,大厅里耸立着一个大型的列宁肖像,彭真同志拉着苏斯洛夫的手,走到列宁肖像的旁边。彭真同志对苏斯洛夫说,你当着列宁的面讲,为什么违反协议,文件里不写协商一致的内容?苏斯洛大满面通红,说漏了漏了,一定会写上。这样,文件起草的几个分歧最后达成了一致。
    12月1日,莫斯科会议举行最后
    次会议,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接着少奇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少奇同志指出,会议的声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愿望的,是有利于争取和平、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它又一次证明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协商的办法,取得一致,是兄弟党之间解决分歧的唯一道路,虽然过程是曲折的,有一段时间内的气氛不正常,但是兄弟党之间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不少兄弟党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不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妨碍我们和兄弟党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同志党关系。少奇同志最后指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重要性。少奇同志讲完话后,赫鲁晓夫带头鼓掌,苏联代表团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然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少奇同志说,我们不要按照俄文中的国家名称的排列顺序,建议苏共代表团先签字,然后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签下去。大家同意了。这样会议结束了。经历了很复杂的斗争,由于我们坚持原则,删掉了苏共企图强加给会议的一些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整个的宣言草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会后,少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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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这一路上都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陪同的。走之前,少奇同志去看望了赫鲁晓夫,他病了,在家里,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应该由我们两党来协商一致,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两党应该团结。劝他要善对阿尔巴尼亚。整个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当时是作为翻译参加代表团的工作,由于时间隔了很久,查了档案之后,才把遗忘的东西重新想起米。
    少奇同志从列宁格勒、明斯克访问回来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列宁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苏中友好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讲他年轻时代就坚信马列主义。少奇同志是在苏联入党的,所以他说一生都致力于中苏关系的加强追随共产主义的事业。他讲得非常有感情,当时仝场热烈地鼓掌。在整个长篇讲话中,有二十多次热烈的鼓掌。我有一个照片,我当时正好站在他的后面
    2011年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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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7)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七节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本节资料
    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意大利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墨索里尼黑暗统治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苫岁月以及在战后时期,都有过令人钦佩的英勇斗争业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意共的同志们和意大利人民,向来怀着深切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谊的一贯立场,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十二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这样,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攻击,对他们发表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则的观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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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看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和他的总结发言,看了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人们不能不感到,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了。尽管陶里亚蒂等冋志惯于用那种晦涩的、暧昧的、使人们不容易看懂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真正观点,但是,如果揭开这一层薄薄的面纱,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观点的实质。他们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的幻想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根本对立,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一种所谓“新的国际秩序”。他们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极大的幻想,混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专政,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所谓“结构改革”,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眀的革命原则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并且把所谓“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资木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一九六○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词,没有说出中国同志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整个争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指责中国“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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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一贯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但是,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未战争的结局必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公议上,我们都申述了这些观点。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观点,而不是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却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同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场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木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人们记得,三年前,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像我们一样在为和平操心。人们也记得,当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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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访问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在欢迎标语中有这样的话
    “罗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并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会见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团结报》。)
    现在,我们又听到有人宣传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请问,这种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吗?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间谍飞杋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证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骗全世界人民吗?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了。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观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他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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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他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愔统治和奴役。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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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木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二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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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是:究竞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棼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乂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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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竽,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九四六年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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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
    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看到:像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七至一○八页。)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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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一九一七年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乂者曾经跑岀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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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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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吗?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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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竞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中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如果谁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竞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竞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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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于更大的苫难之中。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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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五)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而且把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概念,引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上来。陶里亚蒂说:“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终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从不试图干预。现在,既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论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且片面地说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而这个问题又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问题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意见。
    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这个思想贯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要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过:“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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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的时候,首先指岀,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亳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木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种所谓结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争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资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剥削和统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绎济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赞成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事实证明,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镇压。这种阶级斗争的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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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吗?怎么能够设想,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统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他冋答说:“我们不知道”。可见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但是,他们竟然把这种连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扬,并且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吗?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蜕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纷纷鼓吹所谓“结构改革”论,并且以此攻击共产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所谓“结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遥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有人企图借此为“结构改革”论辩解,这是徒劳的。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利的。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竞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共产党人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共产党人决不能丝亳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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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苫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说过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九一八年出版。)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线吗?
    (六)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请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反华的讲台。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铁托集团辩护,吹嘘铁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值“
    我们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们的约束力呢?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清清楚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铁托集团的谴责是错误的吗?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观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吗?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铁托集团并没冇抛弃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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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铁托集团并没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赏给了铁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铁托集閉继续披着“超集团”、“积极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随着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随着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赖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铁托集团的蜕化而逐步实现的。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页。)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现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铁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级分化正在加剧。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领域中,资木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起着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评价,不是没有益处的。美帝国主义把铁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说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现象的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质,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当你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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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一就没有人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驳倒中国共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可是,诡辩改变不了真理。他们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没有看到一个资本家。当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泂察真相的。既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铁托集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视而不见,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资阶级分子视而不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嘘他们同铁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允许的”。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铁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们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国有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铁托集团那样亲如手于足、而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绝的人,难道不应该想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七)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观点的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领导人贾·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销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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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绝对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尽管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竟然说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亳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样,具有许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规律的独特路线制造借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遄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在另一时间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须代之以新的论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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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再次证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说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岀的正确的道路前进。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顺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顺从修正主义的“理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顺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级的唾弃。×××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即使在我们被迫公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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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嚣时,但是,这并不表现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们的虚弱。目前在国阿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资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既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九一三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论述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列宁当时正确地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页。)现在,我们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正重新尖锐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终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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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九六0年三月,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被伟大的列宁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革命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就在于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加剧了的矛盾,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同样,列宁主义也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
    主义的每一次新证实和新胜利,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往往借口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群众,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形式重复着。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口口声声说“忠于列宁”,其实,他们恰恰也是在那里借口历史发展的某些“新材料”来迷惑人们,毁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攻击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即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现代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样,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寿命不长的资本主义,并且简直把现代帝国主义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美化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有化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等,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什么“计划经济的实现”、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开始”,等等。他们大谈其“逐渐的变化”“革命与改良的统一”、“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但是,却绝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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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实现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列宁所努力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根木观点,正是这个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因为没有这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一些空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列宁说得好,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木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木主义的言论”
    这里包含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看法的根本分歧。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时候,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之上的,立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像远避瘟疫一样地远避这个观点,歪曲十月革命的经验,讳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他们实际上把我们的时代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重视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必须发动群众,全力领导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运用那里已有的民主权利,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来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暴力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应当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行广泛的民主,也就是说,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人民民主,以保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总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历史地对待民主问题的,从来不谈什么“抽象民主”,或者说什么“一般民主”。
    列宁着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服从于自己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目标,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使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剥夺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权利而使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排斥民主,这不过是一种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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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论断”。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一切借口抹煞民主的阶级性,抹煞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们宣扬所谓“一般民主”或“全民民主”,实际上只是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崇拜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出发,他们尽量把革命和改良混为一谈,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约束在资产阶级专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他说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列宁的这个论点,不但对十月革命说来是正确的而且对后来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却正是列宁所批判过的这种谬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借口所谓“一般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企图步一步地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于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下一步一步地复辟。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同样是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了极点,完全糟蹋了列宁主义
    自从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列宁本人起,都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应当经过和平的方法,不应当用武力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张,不但经常见之于我们的言论,而且坚定地表现在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中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执行者。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这些事实,是枉费心机的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并没有取消世界上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要争得世界和平,要争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不能无视或者掩盖这些矛盾,像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政治庸人们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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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做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从各方面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足,缩小帝国主义者活动的地盘,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能够争得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加以制止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一直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两件事,是两类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不能否定后者。
    资本主义国家内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斗争,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现代修正主义者虚伪地以要求“和平”、要求“和平共处”为名,企图限制、削弱以至否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适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而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像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伎俩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攻击列宁主义。远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就这样写过: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六十年前所描绘的这种景象,不是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了么?不同的,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不择手段。例如,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教条主义者”主张“用战争来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端无聊的诽谤,不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卑鄙的献媚,又是什么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叫做教条主义者”)“否认”某种必要的妥协。我们愿意告诉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笼统地否认妥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问题是什么样的妥协,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如何实现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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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列宁说得非常对:“‘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
    也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作一个有利于革
    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那一种妥协是允许的,有利于人民事业的那一种妥协是不允许的,是叛卖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这样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九四六年四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直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制订的
    但是,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用各种诽谤的办法,来中伤我们。应当知道,历史上没有任何革命党派不遭受敌人和他们的代理人的诽谤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就遭受过敌人的无数诽谤。“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现在,国际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很可惜,陶里亚蒂同志竟然也参加了这种攻击。
    中国共产党被现代修正主义者加上了许多罪名。为什么?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难道不航是因为我们决不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作理论上的让步?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既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既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又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又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既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又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动民族主义?
    有些人努力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用可耻的歪曲,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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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点,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而形成的,是根据中国长期的革命经验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经验而形成的。这一论点,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外强中干的敌人”、“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木主乂野兽”等等说法,是完仝一致的。这些人经常吹嘘要按照列宁的准则办事,实际上,他们总是离开列宁的准则,离开列宁主义的精华,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清楚地暴露岀他们远远地离开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么?那些肆意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在替帝国主义帮腔,竭力向要求革命的人民宣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反抗不得的,帝国主义制度是推翻不了的,任何革命都是要不得的,没有希望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伙伴多年来向全世界人民进行这样的核讹诈:谁不服从我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各种煽动,完全是根据美帝国主乂这种核讹诈的腔调进行的。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坚决主张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曾经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一向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所吓倒;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的力量,自己的正义的政策,它根本不应当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现代修正主义者明明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正确主张,但是他们却硬要制造谎言,欺骗群众,说所谓“教条主义者希望“把人类推到核战争的边缘”。现代修正主义者经常在讲什么“道德”。他们在制造这种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又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连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完全忘记了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歪曲和攻击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和主张,而故意散布一系列的谎言,其目的就在于不许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进行解放斗争。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在存在着原子武器、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条件下,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为,都是违背“活命的逻辑”的。他们的所谓“活命的逻辑”,实际上是奴隶的逻辑,就是要各国人民磨灭掉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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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捆绑住自己的手足,驯服地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奴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奴隶的逻辑,主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设独立自主幸福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抵抗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分,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都是“教条主义”的了。总之,他们在实际上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全部列宁主义的学说,都抛弃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谁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说话和行动,谁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谁就是“攻击”和平共处政策,谁就是“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列宁曾经指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说他们“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系列的说教和政策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命运,是由几个大国的
    “首脑人物”所主宰,由他们的明智或不明智所主宰,而不是决定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力量和联合斗争。有些人甚至一心想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坐在一条船上,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光荣”,却不愿意同各国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这样的人竞然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中,岂不是一件怪事么
    列宁说过:“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过也正是这样。
    列宁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木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当修正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的“聪明”,夸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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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创造性”,夸耀自己的观点是“最新的理论”。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最新理论”,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的谬论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罢了!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愚弄人民的滥调的翻版罢了
    修正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修正主义的派别是资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修正主义的思潮总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当第二国际在事实上理论上都宣告破产的时候,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宁曾经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历史证实了列宁的预见。事实上,在列宁逝世以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宁主义者的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这个斗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前我们面临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
    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列宁分析过的那些引起修正主义的一般原因今天依然存在。列宁说过:“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苫,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这种情形我们在目前不仅依然看到,而且显然还比过去更加触目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对付人民群众的策略,有时候用直接的暴力,有时候用某种改良的方法;有时候施用断然的威胁,有时候仿佛稍作表面上的让步。这两种方法或者互相交替使用,或者错综复杂地结合使用般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资产阶级也就往往会采取更狡猾的政策,以便在工人运动内部引起某种幻想,引起机会主义的反应。列宁说:“资产阶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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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列宁这句话,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永远有着警戒作用。
    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上空蒙罩着一片修正主义的乌云。现代修正主义者公然在进行分裂的活动。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当然是件坏事。但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已经客观存在着,那末,它公开地表现出来,使人们看到,认识清楚,懂得其害处,坏事就会变成好事。现代修正主义者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似乎在洋洋得意。但是,真理终将战胜谬误,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喧嚣一时,胡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最后取得胜利并且得到发展的,必将是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符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有过去的历史为证的
    现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境况比过去好多了。有十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有更加觉醒的世界人民。有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欧亚两洲的丰富经验以后,又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经验。这些经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思想上武装了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这些经验都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对立方面。它们是客观历史事实,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加以篡改、歪曲,是完全徒劳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未叶进行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是无阶级伟大革命搏战的序幕。今天以列宁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更会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运动和一切人民革命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的标志和信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在我们目前这个革命的伟大新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新时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伟大新时代,在欧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出现新觉醒的伟大新时代,可以预卜,也定会使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胜利。
    在伟大的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让我们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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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国和苏联的伟大友谊和团结的旗帜,举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旗帜,高举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推进人类进步、正义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注释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三页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四八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页。《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三页。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
    二四一二三一等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一页。《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九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一八一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
    五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仝集》第二十八卷,第四三五页《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六一页。《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九页。《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五页《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九页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页《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四页。
    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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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帝国主乂、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阻止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发展。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迫切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我们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能够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理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我们的共同敌人,而没有任何理由在那里重演亲痛仇快的事件。
    不幸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同我们愿望相反的情况。
    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说了不少在兄弟党之间停止攻击、加强团结的话,另一方面却极其粗暴地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一步扩大分歧,损害团结;一方面说了不少拥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话,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翻案,公然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当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引证和阐述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大会的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继续致词。在这样的导演下,会场上发出一片喊叫声、吹口哨声和跺脚。这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现象。中共代表致词以后,大会的执行主席居然提出抗议。他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这是“违反各共产党和革命工人政党之间一切普遍的准则”的。接着,苏联《消息报》就攻击中共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说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仝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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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主义在仝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就只能损害团结,只能是偎的团结。坚决维护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共同准则,同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并且在匈牙利策动了反革命暴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确立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共同准则。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对某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团结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对于会议达成致的协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提出了真诚的劝告。我们当时就指出,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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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遗感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竟然遭到某些人一连串的责难
    九六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和加强团结的愿望,积极支持一些兄弟党关于和缓关系、改善气氛的建议,并且写信给有关的兄弟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以便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指出,在召开会议之前,各兄弟党应当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上和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为上述会议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作的这种积极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关兄弟党的相应的响应。相反地,那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恶劣做法,却愈演愈烈。在最近一个时期召开的几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都继续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在有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攻击了朝鲜劳动党。
    这股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达到新的高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受到了多方面的庇护,而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却受到完全非同志式的、粗野的对待。这种做法,是极其庸俗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某些同志看来,坚持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是不能容许的,是非法的;而受到莫斯科声明谴责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反而是应当欢迎的,是合法的。他们一方面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肆攻击,另方面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大讲团结;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向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喝采好。这种十分恶劣的情况,是在精心策划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严重性。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共同基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正面临着被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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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毁的严重的危险。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遭受到亚重的威胁。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流合污。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作为团结的基础,还是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或者別的什么东西作为“团结”的基础。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真正加强团结,还是口头上讲团结,实际上制造分裂。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关系到究竟是要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还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九六○年莫斯科声明讲得十分清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正是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和必须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反对莫斯科宣言,也根本反对莫斯科声明,并且拿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纲领相对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对立,主张采取所谓“超集团”的立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资木主义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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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水火不相容的。
    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说:“全体会议认为,代表团执行了南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没有签署这个会议的宣言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计。”
    至于说到莫斯科声明,铁托集团对它的攻击就更加猖狂了。就是那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有些人狂热欢迎的铁托集团代表弗拉霍维奇,在
    九六一年二月南共联盟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莫斯科会议走了在各种观点和倾向间谋求妥协的路线,走了‘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路线;这样,在统一的声明范围内,反映了世界上当代社会的客观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立场),混在一起了。”南共联盟中央一九六一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声明的决议中说:“莫斯科声明不仅对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努力,都只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不是应当进行批判呢?这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乂的原则性立场,也是得到其他兄弟党的赞同的。大家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赫鲁晓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中国同志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修正主义原则的批评,都是十分正确和十分深刻的”。
    大家还记得,正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应该不应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曾经说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各党在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谴责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场,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
    他还说:“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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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最锐利的阶级武器。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以换取贷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们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纲领,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修正主义纲领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
    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很可惜,铁托集团自己从来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更诙不上什么勾销错误。如果硬要说铁托集团“勾销了”错误,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我们愿意请那些为铁托集团辩护的人,听听铁托集团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内部问题上的原则性的立场的话,这只是浪费时间”
    九五九年,铁托集团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德尔,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他说:“现在看来,批评家们不断地向我们建议的,正是他们开始放弃的东西;而批评我们的,正是他们开始接受的东西。”
    直到最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铁托从苏联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一下火车就说:“讨论南斯拉夫现在将如何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过了几天之后,铁托又说:“我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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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在苏联)还谈到,南斯拉夫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铁托和卡德尔的话表明,铁托集团坚决否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确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故意要说什么铁托集团“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的人,在这里不是说谎又是什么呢?
    近来,某些人大谈他们同铁托集团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日益接近的。我们要问:既然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末,是不是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向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乂路线和政策日益接近了呢?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某些人公然宣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死板的公式”。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兄弟党揭露和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如果坚持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就是“使用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就是“坚持野兽的道德”。请问,把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说成是什么“死板的公式”,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究竞目的何在呢?是不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眀呢?如果根据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竟然成为“野兽的道德”,那末,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恨不得“咬死”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又算是什么道德呢?
    我们还听到陶里亚蒂同志竞然这样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年的决议(按:这是指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问,对于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陶里亚蒂同志究竞有什么权利宣布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呢?究竟有什么权利来随便“纠正”、随便撕毁庄严的国际协议呢?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末,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
    很明显,某些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庄严的文件,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对于自己签了字的文件,自己不遵守,还要辱骂那些遵守的人,这完全是背信弃义。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岀,那些热中于给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企图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仝部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那就等于说,过去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而叛徒铁托集团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莫斯科宣言和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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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声明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现代修正主义已经不能反对,更说不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那就等于说,大家都应当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如果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就要全部改变,就要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如果这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共同基础呢?这不是存心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
    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中国共产党,将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各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团结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
    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是不是认真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真正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首要标志。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两个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国际文件,对于各国兄弟党都具有约束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有遵守的义务,而绝对没有破坏的权利。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没有权利去改变它,都没有权利宣布它无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兄弟党,不论它的地位多么重要,它的作用多么大,它的决议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只能对它自己一个党具有约朿力。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准则,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纲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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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方针、政策,强加于其他兄弟党;也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领导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自相矛盾的话,当做圣旨,要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更不能容许根据一个党或一些党的意志,任意地把这个或那个兄弟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一脚踢出去,或者任意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硬拉进来
    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变化迅速,由于各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各兄弟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当兄弟党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通过内部的平等的协商,消除分歧,达成一致;而绝对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也不应当利用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更不应当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很明显,如果今天公开攻击这个兄弟党,明天又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那还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言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讲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态度。正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所指出的:“在这个并非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代表大会上方面谈论停止对意见分歧的公开争论和加强团结,而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兄弟党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片面的批评。我们认为,这不能看作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所一致主张的团结一致。”
    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晚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诚挚地期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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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条件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进行挣扎,妄想阻挡和扭转时代的潮流,妄想阻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妄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共同的战斗。任何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通不过的,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一切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们中间是通不过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越是受到鼓舞。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増强一切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心,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不应该辜负全世界人民的期待。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定要真团结,反对假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仝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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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九六三年一月五日一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告);
    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载的居约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党的竞赛中,特别卖劲,超过了许多攻击我们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了朝鲜、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已经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内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内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内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们没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没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谁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我们愿意告诉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们: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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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们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们。现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语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觉得,现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们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重复别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们还说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竞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说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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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贯认为,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的积极方面,我们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们的意见。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加强,我们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战斗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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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当时还预言,一九六○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论点,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杈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他们把戴维营会谈说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纪元”,甚至说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别热中于颂扬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说他“真诚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们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他们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一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说一竞争。“他们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给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锁“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木性。他们说:“全面彻底裁军还会创造崭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军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资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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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口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
    九六○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年夏天,而是早在
    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夕,具体地说,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说明真相和劝告,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不问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指责中国的正确立玚。他们还说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木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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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了那个错误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间。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当时大肆宣传说,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
    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训孩子放规矩点
    在戴维营会谈以后,有些同志竞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们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传他们的错误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记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竞然大肆宣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共处的语言“、“美国发生了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九十诞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们在文章中讨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颠倒了。
    九六○年五月,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
    我们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同我们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赞成谴责艾森豪威尔,并且散布了许多错误观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竞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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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谈的同志们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并没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服从指挥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们的指挥棒,真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们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系列的严重步骤,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惯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间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们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规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责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错误,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吗?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们不敢批评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争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错误的人,反而指责中国同志“将国家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结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歪曲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真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赞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给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谈到这次兄弟党内部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合说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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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我们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间,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错误观点,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们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谎言。
    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继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见”,并且说中国同志的“立场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谁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竞然指责中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比较正确地了解他们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则,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们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曾经多次劝告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该釆取主动,应该通过内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耐心等待,而不应该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骤。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给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些真诚努力,并没有受到重视。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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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等等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说,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负责,那是故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们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绝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吗?
    多列士等同志责备中国报纸“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错误论点“。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们内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们把争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另一个兄弟党,说它的领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银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许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辩护,也不容许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争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吗?那些自命为“完仝正确”的人,自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们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别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们的理亏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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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责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裁军及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们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他们把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且大肆贩卖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思想。这就在这些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同样的争论也岀现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军,等待他们放弃使用武力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们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乂的斗争,不要对殖民统治者的武裝镇压进行反抗,否则据说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谬的“理论“,他们竟然辱骂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项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则的妥协而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吗?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谴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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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们同古巴的团结,加强他们的斗争“吗?请问多列士同志,你们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们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说穿了,那是因为你们跟着指挥棒转,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场,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须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就掉转枪口,把斗争的锋芒,从美国强盗转向坚持正确立场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竞然诬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们,辱骂他们是所谓“革命词句的英雄”,说他们“说空话”,说他们“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说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说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话?!这是在指责谁呢?如果是指责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简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责反对美国强盗、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们自己的所谓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骗人的吗?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没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说空话”、“投机”;而没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视察”,被放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教,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
    我们愿意告诉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因为你们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脱,硬要人们相信连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谓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因为你们替那些既犯冒险主乂、又犯投降主义错误的冋志辩扩,替那种侵犯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辩护;因为你们不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说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最少的诚意”。这种指责是荒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受到严重挫败,由于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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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多来,中印边界纠纷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鲁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竞然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采取所谓“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错误的做法,不但不予谴责,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士同志一再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年就说,中国共产党“给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现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责。
    在这里,我们无需多说,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们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们忘记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并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吗?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员和省议员没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我认为没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错误,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出席。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评。我要重说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没有保证执行。“(见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人道报》)请问多列士同志,如果说尼赫鲁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错,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谁的过错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鲁的欢迎,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评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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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痛改前非,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乂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轨道上来。相反的,他们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饰自己的错误。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现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别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说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继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公然为叛徒铁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骗得了人吗?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们对于停止争论、恢复团结,并不是真心诚意的。
    特别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铁托集团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眀的问题,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问题;并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而是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许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许把叛徒拉进我们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没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抗,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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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辩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实行封锁政策,隐瞒真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辩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负责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包括我们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知道真相,让他们自已米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你们也能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吗?你们有这样的胆量吗?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贯自命为什么“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创造性”吧。
    我们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谴责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竽政策。可是,在戴维营会谈前夕,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争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员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谓“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纯粹是骗人的阴谋”。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说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说,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说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谴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说铁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资本家的津贴”,这些“资本家给他们津贴,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近,有人说要“帮助”铁托集团“在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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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责我们的这种立场说,这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说,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说应该停止公开争论,一面又继续进行攻击;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并且说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挥棒转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挥棒转,绝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间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别人走就行了。究竞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竞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概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鹦鹉学舌的本领,少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这样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诽谤,不管怎样连篇累牍,丝亳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法国工人阶级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给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级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创作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们同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调要中国同志改正错误。但是,真正需要改正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辩论,我们仍然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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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们希望他们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结,反对损害这种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们始终贯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乂,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辩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辩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辩论。我们一贯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内部进行辩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辩论。我们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现在,这些同志在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说要停止公开辩论了。我们要问: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错误的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错误,向被你们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准备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争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进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领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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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铁托集团拉进来。我们愿意老实告诉他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谈,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骤。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们一贯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会谈。事实上,我们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谈。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讨论”的要求。据说,这是另一个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谈,交换意见,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野蛮地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吧!让我们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目录
    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几点简要的结论四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战
    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些什么?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离奇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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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五、国家与革命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部十分奇妙的
    宪法当代的“议会迷”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木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历史的分析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伟大的范例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面镜子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现
    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引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过去我们没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从来主张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从来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吱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①;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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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①;说我们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②;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
    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
    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末,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连续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再说吧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①见意共《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
    ②见《团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
    十六日路易吉·隆哥《政权问题》。
    、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内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木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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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论问题、根木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粉碎他们的进攻,正确地给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马克思
    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同这次论战交织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现在出现的第三次大论
    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复活动。他们的这类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乂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①,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①。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发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论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谴责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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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者“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②。铁托集团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纲领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语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指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竞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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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乂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千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岀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③,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绎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争论公开化,那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们的这种挑战呢?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人们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白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谁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凡是读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论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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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贯串着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线索。按照这条线索,不论在国际问题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同社会民主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意共的提纲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许多提法、许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鲜,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扬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纲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多么辽远。①参看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演说。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十一页。
    ③《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
    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一页。(1)(2)
    当代世界的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绚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作为提
    出一切问题的基本岀发点。根据他们的估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问题上,也在意大利问题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颇为得意的新概念
    “应当在争取
    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争范围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①
    “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
    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①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①。“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①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
    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②。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①
    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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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范围了”③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
    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②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①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①。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木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仝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②。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①。
    十
    “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绎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②
    十二、资产阶级
    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
    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们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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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新的“变革”呢?
    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
    些矛盾”①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木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①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连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④。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⑤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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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竞有什么根据呢?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怎么可以把帝国主义力求保持自己的统治,国际形势不稳定性这类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认识问题,而不看作为资本帝国主义规律起作用的问题呢?怎么可以假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一日“认识正确”,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物一旦变成“明智派”,而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革命,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就能够根本改变呢?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掌握全世界各国政
    治经济材料的总和,必须认识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显然,只有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和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当前具体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而使自己的政策放在可靠的理论阵地上。可惜,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上恰恰没有严肃地正视这些矛盾,因而必然使他们的纲领根本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
    的提纲里也提到许多矛盾,但是奇怪的是,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陶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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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同志,恰恰回避这些主要的矛盾
    意共十大提纲在讲到欧洲共同市场的时
    候,对国际形势罗列了这样一些矛盾
    “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
    争加强的同时,这样一种趋向也加强了,即不仅在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并且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其中的一个联盟(即欧洲共同市场)促成了西欧市场的扩大,这就刺激了若干国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大垄断资木集团领导下的、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相结合的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下列各方面引起了新的矛盾即某些工业发达地区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的、甚至相对加剧的落后和衰落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与到处陷入严重困难和危机的农业发展速度之的矛盾;消费水平高的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大量财富消耗于扩军、非生产性开支和无止境的奢侈与人民群众生活和进步所必需的各种问题(住宅、学校、社会保险等等)无法得到解决
    二者之间的矛盾。”这里列了一大堆的所谓矛盾,或者所谓“新矛盾”,但是,偏偏没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等等。他们把“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的矛盾,说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矛盾。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承认有大垄断资木集团,还承认有国家集团,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矛盾。他们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以及“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那里抄袭来的,是列宁所认为的“超等废话
    大家知道,列宁在
    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⑥的重要论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在起作用。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在这个绝对规律之外,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多年来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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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点四,到一九六○年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六一年又降为百分之四十
    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它
    仍然没有完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方面,是美国力求保持和扩展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地位;另方面,是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是资木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并且日益尖锐化的现实的矛盾。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以外,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某些资木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必然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的尖锐化。这里交错着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交错着帝国主义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斗争。刚果事件,最近围绕欧洲共同市场问题的争吵,美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引起的争吵,就是这类斗争的突出的例子。意共十大提纲虽然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不平衡和跳跃的发展过程,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并没有从这种新现象,看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矛盾的扩大,矛盾的加深;没有看出这种新现象会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垄断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地区上大大缩小了;此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动摇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斗争,不是比过去缓和了,而是比过去更加激烈了
    现在
    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形势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平运动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力量,无疑义地大大超过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的力量。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方面;优势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方面。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估量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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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错误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规律,也并没有排斥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而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界限,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各种矛盾,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怎么能够说,资木主义各国的统治力量,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白动退出历史舞台呢?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纲领恰恰是有着这类的看法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绚里亚蒂等同志身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心却放在虚无缥缈的幻梦之中。
    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人,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世界全局出发,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本国无产阶级、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岀正确的岀路。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不着边际地、无关痛痒地说些关于这类矛盾的空话,而在实际上掩盖这些矛盾,企图把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引向迷途。陶里亚蒂同志和铁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说成是什么“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⑦,并且认为只要“改变这一局势”,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合作的”新世界⑦。这样,世界两大社会体系的矛盾就会随之消失。陶里亚蒂同志这类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尽管他天天在希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人物“明智”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按照陶里亚蒂同志的希望,自己解除武装,自己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想法,在实质上,只能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或者取消自己的防御力量,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帝国主义者从来所希望的所谓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和平演变”,或者“自行演变”。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亳无疑问是尖锐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看成是两个军事集团的矛盾,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呢?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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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
    必须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们不需要、不可
    能、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们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苏两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也进行国际贸易,但是,它们用不着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而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
    但是,帝
    国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在那里,
    资本帝国主义的规律就会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明”豺狼,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肥肉”而去争夺、去吞噬。它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地镇压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的人民斗争和起义。不论资本帝国主乂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极其激烈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争夺市场、争夺原料
    产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军火利润的斗争,也总是经常地进行着。这种斗争虽然有时稍为缓和,有时达成某种妥协,有时甚至形成什么“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是,这种缓和,这种妥协,这种联盟,总是孕育着它们相互之间的更尖锐、更激烈、更大范围的矛盾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一直在仝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在反苏的名义下,它首先向着英、法、德、日、意等国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侵略、吞并或控制同时,还在反苏的名义下,利用第二次大战后的条件,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在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控制下面。这种控制,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就是说,
    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极其辽阔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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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破坏和侵略活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著名谈话。他揭穿了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反苏叫嚣的烟幕,对于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概括说明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⑧(2)
    (3))十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这样用最清楚的语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如何设法建立它的世界大帝国;同时用最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应当怎样力求人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说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间,是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木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叫嚣,一方面,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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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和奴役政策,首先要遇到中间地带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实际上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引火物,燃起了这些地区十几年来连绵不断的革命烈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这种烈火正在蔓延,而且必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蔓延
    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
    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害,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釆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十六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欧洲
    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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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伐克十二个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第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影响大大地扩大了。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并且在继续摧毁着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的阵地。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第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活跃和新的发展
    第五,资本主义
    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重新起来,正在不同程度上图谋摆脱美国的统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它们又重新成为哉争危险的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西德又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美帝国主义者狭路相逢了。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也日益激化。第六,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加剧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加剧了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只要各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是能够被打败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争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变化同
    时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愈加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愈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愈开展,那末,就愈有可能朿缚帝国主义者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愈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住世界和平
    这些变化同时还告诉我们
    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愈尖锐,在它们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着新的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为着推行侵略政策,除了宣传反苏以外,近年来特别大肆宣传反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华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进行各种破坏我国、威胁我国的罪恶活动。同时,人们还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利用反华宣传去达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要控制和奴役日本、南朝鲜和整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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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所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等,都是美国控制和奴役这些地带一系列国家的手段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
    者或明或暗地支持印度反动派,支持尼赫鲁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从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之一的印度,变为美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把原来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变为美元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首先需要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制造一种口实,制造一种烟幕,这就是“反华”,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虽然它们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者把尼赫鲁政府这次反华军事行动,看作是它控制印度的大好机会。在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反华”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窜进印度,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它在印度的势力。美帝国主义者这次大规模地窜进印度,这是美国反动派在印度实行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重大步骤,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攫取市场和势力范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明争暗斗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者这个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同时也必然促使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矛盾的发展。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木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除了继续出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的许多地区之外,还出现在资本主义老发源地的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角逐,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泛地触及到西欧的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夺西欧这类工业发达的地区。由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以英国为首的由七国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美国积极策动的“大西洋共同体”,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欧市场争夺的尖锐化越来越显著了。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向四面八方开展意大利的贸易”①,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
    除了在西欧以外,最近美国限制日本棉制品进口引起的公开
    争吵,表明美国和日木相互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了
    陶里亚蒂同志和
    其他一些同志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②,“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③。还有人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们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任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亳无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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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仍然处在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国家独立了,可是它们的经济仍然受着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有些国家中,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但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新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很多民族的生存。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像我们中国这样已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也还有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不承认地球上存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至今还被无理剥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依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
    十六年来世界的变化,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
    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时期以来,一直受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者
    的掠夺和压迫。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从这些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喂肥了自。他们拿这些地区人民的血和汗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肥料”⑨,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极端贫困化,并且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物极必反。这些外来的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们长期进行的奴役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唤醒过来,逼得他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直到进行武装反抗和武装起义。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不断地遭受过残酷的镇压,遭受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总是再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如何走向它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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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在一九四九年,伟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
    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⑩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现实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胜利的伟大范例。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继中国革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宏大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地区的斗争即使可能遇到某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抵挡不了这种斗争洪流的。现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包围之中。这种斗争对于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支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资木主义国家本国的农民斗争和
    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人们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①①列宁曾经痛斥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回避了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列宁痛斥他们说:“记得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这次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而是躲躲闪闪,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样。”①②列宁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的矛盾”①③。斯大林也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①④。人们还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马克思在一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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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针对着当时的情况,这样设想过:“在爱尔兰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①⑤。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正当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论文,其中说过:“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①⑥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他认为,“全世界无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们的时代是正确的①⑦。他曾经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斯大林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了宁关于民族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论点。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①⑨。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这一篇论文中,斯大林论述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②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了欧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争取胜利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他们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将是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大力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两支伟大同盟军的问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体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保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切被压迫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亲眼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像现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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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斗争,没有亲眼看到一连串的胜利,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所揭示的规律,却愈来愈被生活所证实。第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更加证明这种原理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丰富了这种原理。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资木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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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经验”②①;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对:“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②②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们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说:你们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们不要“对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没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输了,到那时候,你们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这种态度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本身的利益总之,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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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国际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3)(4))
    几点简要的结论
    在这里,可以把以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论点,再总述一下
    第一,美
    帝国主义是仝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美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不但奴役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控制战时的同盟国,釆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国家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美帝国主义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它的狂妄野心也使它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益陷于孤立,它的力量实际上正在不断削弱,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人民、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能够在斗争中把美帝国主义打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是不妙的,各国人民的力量在上升中。
    弟_,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西欧,为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不到这点,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锐化,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这样,共产党人也就不能提岀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第三,社会主义阵营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事业的最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继续巩固、继续强大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加不敢轻易触犯它。因为它们知道,触犯这个堡垒,对它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不仅要尝到很大的苦头,而且直接关系到它们本身的生死存
    第四,有人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简单地只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
    营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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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第五,有人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认为只要取消他们所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②,或者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①,这种矛盾就可以在实际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木主义制度就可以融合为一。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力求加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对的竞争地位,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的这种地位。同时,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地加强军事机器,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排斥它们的国外竞争者,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加紧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少数垄断寡头对雇佣奴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暴虐专政。认为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过渡为社会主义,那里的劳动人民能够或者正在参加国家领导,因此认为“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②。这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呓语,又是什么呢历史并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绝望中寻找出路。他们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苏冲突”上面。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老早就说出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最近对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攻击和诬蔑,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起劲地耍弄挑拨离间的把戏。但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未免过低估计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力量,未免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未免过高估计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起的作用。历史事实终归要使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倒霉的总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错误,就是他们的提纲、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本离开了阶级分析
    列宁曾经嘲笑民粹派说:“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
    和剥削是有的,但剥削是‘可能’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列说他们“一辈子都满足于这种‘假如’和‘假若’”②③
    个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总不能像民粹派那样吧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提纲和报告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恰恰是放在这类“假如”或“假若”的设计上面。因此,他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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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新概念只能是一堆非常糊涂的概念
    《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阶级团结起米,争取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③陶里亚蒂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今天有可能避免战争》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七九页。⑤《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二七页。⑥《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一页。⑦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
    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一九
    九二页。
    ⑨《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
    全集》第三○卷,第一三七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八页。
    ①①《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四五四页。①②《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
    三卷,第四三一页
    ①③《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三三卷,第一二九页
    ①④《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页
    ①⑤《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奧·福格特》。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五
    五四页。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四页。①⑦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
    四一三页。①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
    第三一卷,第二三八页。①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页
    ⑩0《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②①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二月
    十五日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②《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
    略》。《斯大杯全集》第六卷,第三四七页。②③《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一八页
    四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木身
    几年来,有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喃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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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休地作了多少演说,盈篇累牍地写了多少文章,在市场上抛出了多少大书小书,但是,却不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不同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消灭战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要求在一天早晨废除国家。现在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要求在一天早晨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自负地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是“人类意识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教条主义者”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懂得接受他们的这个科学礼物
    看来,陶里亚蒂同
    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正在大力推销这种礼物。他们说,要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唯一的战略是他们自己所解释的“和平共处战略”,而他们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战略”的内容,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拥护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在目前和平时期,就拥有四十多万人的压迫人民的常备车队,有约十万人的警察和近八万人的宪兵这类武装队伍,还有美国的拥有导弹的军事基地。在这样的国家中,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和平与和平共处”,究竞包含一些什么意呢?如果是要求意大利政府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那当然是对的。除此以外,你们是否还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同垄断资产阶级实行“和平与和平共处”呢?你们所说的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是否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撤除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是否意味着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呢?如果做不到这些,那末,在意大利怎样实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和平与和平共处”呢?推而广之,又怎样能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呢?当然,如果能够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不是很好么?我们为什么不举手赞成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问题显然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毛
    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过:“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①
    在
    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又一次说明了这个理想。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②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说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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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为永久和平而战;说过“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③。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上说,战争是“由于阶级的出现”④产生的。同时,他说:“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③3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完全符合列宁反复说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点的。在一九○五年,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年,列宁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
    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
    ⑤在一九一五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写道
    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⑥列宁,他作为一个高度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最大的力量研究了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痛斥考茨基那一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谬论,给人类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正确的道路。可是,现在有些人,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却一点也不愿意考虑列宁是用怎样的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的,不愿意考虑列宁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任何科学结论。尽管如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别人背弃了列宁只有他们才是“列宁的化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也许有些人会说,无须你们饶舌,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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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的论点;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列宁这些论点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把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当成过时的东西,这是铁托集团首先公开提出的。他们认为,自从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列宁所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用以考察各种战争、判断不同战争性质的理论基地,已经不适用了。照他们看来,战争从此已经不是这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什么阶级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的说法,实际上是铁托集团早已有过的说法
    显然,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不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否认“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原理,而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镇压,不会因此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也不会因此放弃对他们相互间为争夺超额利润而引起的冲突。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力求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施加影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仿佛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者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这些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比如,美帝国主义者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策动的战争,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究竞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所进行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武装冲突,算不算是战争?如果这不算是战争,那又算是什么?如果算是战争,那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它的政策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认为,“能够避免地方性的小战争”⑦;又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尚未在各处得到胜利,在人类社会中,战争也会成为不可能。”⑦这大概就是陶里亚蒂同志对“我们的学说本身”“作一些新的考虑”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陶里亚蒂等同志这些话,是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间说的。我们姑且把一九六○年以前发生的事件搁起不说吧。在一九六○年这一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不同类型的军事冲突和武装干涉,其中多数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地方性的小战争
    这一年是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的第六年。
    这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吴庭艳继续残酷压迫南越人民,激起南越人民更大的武装反抗。
    月至二月,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同叙利亚发生了武装冲
    突
    二月五日,美国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登陆,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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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国内政。五月一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七月十日,比利时武装干涉刚果;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到刚果,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八月,美国支持老挝沙湾拿吉集团挑
    起内战。或许一九六○年发生的事件不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范围之内,那末,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事件是否就能够证实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预言呢?可以考察一下事实: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才被迫实现停火。这个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七年多之久了。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进行的反人民的“特种战争
    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服务的“联合国军”(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军队)还在镇压刚果人民。一九六一年初,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美、比帝国主义者唆使其走狗系害。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向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加丹加省进行了三次武装进攻
    九六一年三月,葡萄牙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调集军队。对要求民族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一血腥罪行,仍在继续进行中
    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拥军武装入侵古巴
    在七十二小时内,在吉隆滩被英勇的古巴军民全部消灭。
    九六一年七月
    日,英国军队在科威特登陆。十九日,法国军队袭击突尼斯的比塞大港
    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美国出动军舰、飞机,再次武装干涉多米尼加
    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荷兰殖民者的海军在西伊里安附近海面袭击印度尼西亚的海军
    九六二年四月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西伊里安展开了抗击荷兰殖
    民者的游击斗争。
    九六二年五月,美国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并企图直接出
    兵干涉。十七日,美国军队进驻泰国;二十四日,英国宣布派遣一中队空军进入泰国。美英这些年事行动,直接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经过老挝人民的坚决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共同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其“议定书
    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武装船只轰击古巴首都哈瓦那滨海住
    宅区。
    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门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指使沙特
    阿拉伯出兵干涉。
    九六二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
    续不断地武装入侵中国地区;十月二十日,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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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进攻
    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采取海盗行为,对古巴进行震动
    世界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祖国主权的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两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
    狗的残酷剥削、横暴镇压和武装干涉,继续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反抗,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莱人民的反英武装起义。事实反复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个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真理。现在和将来的事实依然会证实列宁所说的这些真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既然按照他们政策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地区挑起
    战争,那末,谁也不可能阻止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压迫的战争。或许,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认为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战争都不算是战争。他们仅仅承认,只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才算是战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新观点
    列宁老早就批
    评过认为“在欧洲以上的战争不算是战争”的这类荒谬观点。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一篇演讲中这样嘲笑地说:“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⑧现在,实际上就有列宁所批评的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圈子没有战争,就是天下太平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否在摧残和屠杀人民,是否在进行军事干涉和武装冲突,是否在挑起战争,都不算是什么一回事。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这些地方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星星之火”,会闯下大祸,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地方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们具有什么性质,而笼统地武断斥责这些战争。能够说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吗?还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一说到战争,就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仿佛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以外,就没有其他战争可言
    这个说法也是铁托集团首先发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竞然也同铁托集团唱一个调子。这些人根本不愿意看一看现实生活,也不愿意想一想历史。如果这些人的脑子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就会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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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居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当然,如果这些人的脑子不那么健忘的话,也还可以想起第二次世界大
    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苏战争发生以前,这次大战将近两年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进行的。这两年的大战并不是社会主乂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成为这次大哉中反法西斯强盜的主力军,但是,也不能把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的大战看成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参加这次反法西斯阵线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还有英、美、法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可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利害冲突所引起的,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大战的发生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大战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形势继续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陶里亚蒂等同志说,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这话并没有说错。实际上,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指出了的。列宁根据对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估计,这样说过“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⑨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世界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经自行消失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梦想和准备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再侵略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已经不会再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了呢?是不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残暴地折磨、镇压本国的人民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不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规律,去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就永远不能了解这些问题。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⑩。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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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①①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
    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木末倒置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①②。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和平”,所谓“和平共处战略”,实际上是把争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明智”上面,而不是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他们用各种办法束缚各国人民斗争的手脚,企图麻痹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使各国人民放弃革命行动,从而削弱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反动气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原子武器出现以后,社会规律已经不起作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陶里亚蒂同志的看法也是这样。关于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主要分歧,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论述。下面,我们准备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当地、也足够地估计到新武
    器、新军事技术对军队组织和战争的作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③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都不是唯武器论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过,“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又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
    ①④。为着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引列宁的一段话。他说:“在任何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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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①⑤充分估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根本原理。可是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常常忘记了这个原理。当原子武器在第二次大战末期出现的时候,有些人的头脑就开始糊涂起来了,认为原了弹能够解决战争。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①⑥。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英国贵族蒙巴顿,他发表过谈话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①⑦。当然,毛泽东同志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是充分估计到的。他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①⑧。中国共产党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棼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销毀核武器。同时,我们也一贯认为,无论如何,原子武器终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胜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能阻止各国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胜利。在
    九四六年九月间,斯大林这样说过:“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想像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①⑨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很有预见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喧嚷一种所谓军事理论,认为空军优势、突然袭击,就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2)(3)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核武器出现以后,一些帝国主义者又在喧嚷这种理论,进行核讹诈,认为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解决战争胜负。可以肯定,他们的这种理论」也一定要遭到破产。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像铁托集团那样,却替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吹嘘这种理论,用以恐吓各国人民。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表现了它奴役世界的恶毒野心,同时表现了它自己的恐惧必须知道,首先动用核武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致命的后果的。
    、帝国主
    义者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其他国家,必然使它们自己在全世界陷于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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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立。因为这种进攻是对人类正义的最大罪行,是同全人类为敌
    二、用核
    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使本国人民处在对核武器的恐惧之中。帝国主义者坚持核讹诈政策,必将逐步地激起本国人民的觉悟,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参加美国向日本第一次投掷原子弹的一个空军人员,由于战后仝世界人民谴责原子轰炸,曾企图自杀,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本身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是如何不得人心
    三、帝
    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地盘,扩大市场,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奴役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考虑,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结果,同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四、核武
    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导弹。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前面所说的,是帝国主义者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必然引起的后果的一些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其重要根据之一,也在这里
    同时,还必须知道,帝国主义者,特别是
    美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扩充核军备的政策,也增加了资木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就是
    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被迫受空前沉重的军事开支的负担
    本国国民经济越来越走向畸形的军事化,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它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
    帝国主义者进行军备竞赛,特别是进行
    核军备竞赛,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曾
    说:“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②⑩0现在更可以这样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扩充核军备的政策,正在支配着并且吞噬着北美和西欧,可是这种政策,这种新的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制度自己毁灭的萌芽
    可见,美帝国主义者和
    它的伙伴们实行扩充核军备政策,结果只能使它们自己反对自己。如果它们敢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必将是使它们自己毁灭自己。结论是什么呢?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人类毁灭”的说法相反,结论只能是
    第一,将是
    人类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消灭人类
    第二,将是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
    被人类所消灭,而不是人类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消灭。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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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的命运今天是不确定的”。②①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在核战争的威胁下,谈论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按照这种说法,那末,资木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哪里去了呢?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真理,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正的“宿命论
    怀疑论”和“悲观论”吗?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这样说“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
    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哉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木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②②真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他们大肆歪曲、谴责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硬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如果这些人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会知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这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②③。难道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度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制度
    ④难道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旧制度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这是用无理取闹的手段代替严肃的争论。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和谐的调子”吗?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用能容许的语气进行论争”吗?其实,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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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亚蒂同志本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复灭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应当在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在反动暴政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意大利”②⑤
    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考虑
    到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罪恶滔天的手段,使各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经历重大的苦难。但是,这种考虑是为着唤起人民的觉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找出正确的解放斗争的道路,找岀人类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摆脱苫难、获得和平的道路,找出有效地制止核战争的道路。谁都知道,甚至连美帝国主义者也知道,切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绝不是为了侵犯别的国家。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上,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首先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防御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也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核优势,也根本不会、不允许、不需要利用核武器去进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问题所釆取的态度、方针、政策,就是这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方针、政策。现代修正主乂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故意歪曲我们的态度、方针、政策,制造一些卑郜无聊的诽谤和谎言,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应当指出,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离奇的提法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
    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一这是从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论
    在任何国家中,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没有革命的要求,谁也不能够从外
    面把革命强加给他们;如果那里没有革命危机、没有成熟的革命条件,谁也不能够在那里制造革命。当然,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要求革命、自己起来革命,那末,谁也不能够阻止他们革命,像谁也不能够阻止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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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的革命一样。陶里亚蒂等同志说,实行和平共处,就是意味着“排除外国为了‘输出’反革命或革命来进行干涉的可能性”②⑥。请问:所谓“外国输出革命”,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输出革命呢?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从来就是这么说的。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这样说吗?至于说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对外输岀反革命的。谁能够说,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输出过反革命呢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伟大的十月革命吗?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中国革命吗?谁能够否认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呢?谁能够否认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涉古巴的革命呢?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国际宪兵,现在不正是在世界各地方大力输出反革命吗?不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干涉各国内政吗?陶里亚蒂等同志不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的国家,不了解“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而在谈论和平共处的时候,避开帝国主义者一直输出反革命这样的事实,笼统地把所谓“输出反革命”和“输岀革命”相提并论,这种离奇的提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我们
    在前面引述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坚决谴责战争”,“一向斥责各民族之的战争”。但是,列宁从来都是认为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没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现在有人竟然不知羞耻地把自己比做列宁,说列以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同他们一样反对战争的。他们阉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谁都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他主张,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向国际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觉悟的工人们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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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②⑦。列宁提出的这个法令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件。可是,现在有人竞然敢于歪典这个文件,割裂这个文件,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压迫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故意地篡改为“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些人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歪曲列宁主义,歪曲历史,还要振振有词地说别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实质”,这不是一种奇谈与怪论吗?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就是因为我们反对一切曲解列宁主义的奇谈与怪论,坚持恢复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原来面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的。有人恶意地把这条路线说成是:“按照这种‘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通过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这些人把保卫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要和平就是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屈膝,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取消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只是乞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恩赐”世界和平,而不是依靠世界上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去争取世界和平。他们的这种“理论”,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说明。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有以下一段话:
    “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
    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势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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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现在,在这里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论点,再简要地重说一下
    第一,我们
    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十几年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更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斗争,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孤立的。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那末,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避免核战争是可能的,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二,世界各国人民要保卫住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制止核
    战争,必须互相支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反对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平等贸易。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有人认为,和平共处将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跟着变革,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⑧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②⑨。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问题、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根本歪曲了列宁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第
    四,我们一向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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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3⑩第五,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调和的。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利害所驱使的,是它们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因为实际利益而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这种说法等于说帝国主义已经脱胎换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第六,既然资本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那末谁也不可能保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不会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侵略的战争,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谁也不可能制止已经觉悟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反抗的革命战争。第七,列宁所肯定和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个原理现在依然有效。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说来,它们进行战争或者要求和平,都是为了追求或者保持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继续,政策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从来否认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说的,“‘战争是和平时期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策的继续’的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③①
    第八,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将要
    到来,消灭一切战争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但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只能是在人类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个制度消灭以前。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③②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基本的论点就是这样。我们的论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相互间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对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这些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考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驳倒这些论点,因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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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依靠肆意歪曲、制造谎言等办法,企图打倒真理
    但是,真理怎么会被
    打倒呢?那些妄图打倒真理的人,迟早总要被真理所打倒。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些吗?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自以为世界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捧运转的,而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发展的。说到这一点,使我们回忆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
    “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
    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③③让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包含在自己的主观里的历史唯心论者好好地想想这段话吧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
    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六七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
    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六六页。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四页。
    ⑤《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五三○——五三一页。
    ⑥《社会主义与战争》。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七九页。大这段译文略有订正。这篇文章中,其他引用经典著作的地方,有的译文也略有订正
    ⑦见一九六二年一月意共中
    央新闻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意共代表团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若干发言》一书。
    ⑧《战争与革命》。《列宁仝集》第二四卷,第三六九
    七○页。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
    七四页。⑩0见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七七页。①②《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六九页。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
    ①④《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
    六页。①⑤《在罗果日一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一七页
    ①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
    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三页
    ①⑦参看《抗日战争胜利
    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六页。
    ①⑧《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九二页
    ①⑨《答〈星期曰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
    生问》。《苏联对外政策(一九四六年)》,莫斯科一九五二年俄文版,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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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⑩《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七五页。②①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②②见《红旗》一九六○年第八期,第
    页
    ②③《反杜林论》第二八○页。②④《列宁全集》
    第三○卷,第二三一页
    ②⑤转引自一九五○年五月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的
    《意大利共产党》一书。②⑥《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②⑦《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二二九、二二八页
    ②⑧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九六○年第八期,托多尔·日夫科
    夫:《和平——当代的关键问题》
    ②⑨见《团结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没有根据的论战》一文。③⑩《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页。
    ③①《资产阶级
    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九四页
    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二二页
    ③③《列宁全集》第一四卷,第二六页。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木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①;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②。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
    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木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③。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③
    “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④4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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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
    、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內把自已组织成为统治
    阶级”⑤。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⑥。“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⑥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⑦“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⑥,“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⑧
    六、“建立向社会主
    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⑥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⑤。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代表人民群众”⑨,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⑤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
    证经济的民主发展”②,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④。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④。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⑥,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仝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⑥。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
    规
    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①①。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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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把自由资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
    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內部均势”等等,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①①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竞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
    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
    ”①②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
    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①③。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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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竞是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里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竞是亐克思列宁主乂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阶级呢?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竞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
    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九六○年七月,
    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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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仓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①④。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
    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
    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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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仝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
    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①⑤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
    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①⑥。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
    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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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⑤
    、共和
    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⑦
    、共和国宪法
    “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⑥。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①⑦,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⑥。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⑤。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为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①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
    问题①⑦。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⑥。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⑤。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
    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冇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
    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⑥。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下,再做出论断呢?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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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
    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①⑧。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岀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①⑨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
    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②⑩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
    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未任便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未任便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或许,在一九四
    八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间,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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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很清楚,我国的宪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①⑨。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木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
    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九六
    ○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在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仝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蒡动阶级进入政权
    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
    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2)(3))
    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
    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说:“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⑥;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⑥;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⑥。他们还说:“在完仝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⑥。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
    “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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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⑤,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首要的地位。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⑦。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
    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①⑦。“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①⑦。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
    社会主义”。②①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仝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
    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②
    ②。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②③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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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②4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
    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
    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②⑤,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
    革”②⑤,“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⑧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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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②⑥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意共十大提纲说: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②⑦。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②⑧。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⑦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说:“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③他又说:“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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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④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③,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③。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
    ③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②;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⑥。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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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梵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
    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②⑨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
    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管理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既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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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总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②⑨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
    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者。资木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③⑩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木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木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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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木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
    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
    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
    十的比重。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⑨,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⑨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⑩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交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
    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
    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木集团获得大量利润。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
    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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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利的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
    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
    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
    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
    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3)(4)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閉的权力”⑥,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
    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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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④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木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木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③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⑥。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木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④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③②。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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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木主义的言论”③③。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
    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
    革论”,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一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
    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③④。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③⑤
    在总结
    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岀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木的东西”③⑥。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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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③⑦。在一八五二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③⑧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
    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③⑨。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④⑩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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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④①。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④①,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竞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④①,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究竞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④②,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④③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
    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
    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④④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九五六
    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
    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
    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亳不相符合的”①。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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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⑤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辫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亳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⑥。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什么社会的“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髙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一九二○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④⑥。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①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②
    陶里亚蒂一九六二年四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③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
    六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④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纲领声明大纲》
    ⑥《意共第十次代
    表大会提纲》。⑦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三月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提纲》。⑨见意共《再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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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安·培森蒂:《是结构还是上层建筑?》。⑩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安·培森蒂:《国家干预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
    ①①陶里亚蒂:《让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①②《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七卷,第七八页。①③《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七一页
    ④参看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①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
    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一页
    ①⑥《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
    科会议宣言》,第一四页。①⑦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争取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①⑧《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①⑨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争取自由、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②⑩《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三○九页。②①见苏共《真理报》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②②《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页
    ②③《无产
    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八页。②④《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仝集》第十卷,第三二
    ②⑤陶里亚蒂:《议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②⑥《列宁全集》第○卷,第四○页。②⑦见《新时代》一九一二年第四十六期考茨基《新策略》文
    ②⑧《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六页
    ②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页。③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四八页。③①《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二九一四三○页
    ③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
    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
    页
    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三○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
    仝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③⑤《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
    第三八九页。③⑥《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三页。③
    ⑦参看《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六页。③⑧《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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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一九页。③⑨《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六六页。④⑩《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四二页。④①参看《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
    ④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四七页。④
    ③《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四三页
    ④④
    见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一四七六页。④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仝集》第卷,第一二页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们一会儿说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轻视会儿说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说这是“因为害怕”。他们喧嚷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们的说法矛盾百出,几乎语无伦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论点。但是,他们的一切说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
    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①又说:“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②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里读书的小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课中一般词汇的释义的试题时说,纸老虎就是用纸糊的老虎,那倒满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观点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自命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②的陶里亚蒂同志,在回答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的时候,却搬出这样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来,这岂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吗?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
    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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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③不愿倾听真理的人比聋子还要聋。谁个说过,用肩膀推一下,帝国主义就倒了?谁个说过,为打倒它不需要花费力气和不需要进行斗争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引
    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
    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苫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④
    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三大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重性,而且说明了它们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的两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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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
    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⑥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是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辫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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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⑦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些企图驳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人,你们应当首先驳倒列宁的论点。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驳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
    “稻草人”等论点
    呢?这不是表示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不论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
    稻草
    人”的说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岀的,是为着通俗地说明问题的本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来说明问题,有许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说明了问题。有人表面上曾经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们思想上的极端贫困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何在?从第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军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绝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经为他们的老板们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计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绝境中找到可靠的岀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纪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乂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1)(2)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说他们是关心帝国主义和切反动派的命运。他们现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们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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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冒险主义,他们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险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们反对革命的目的。列宁在一九○六年论俄国杜马(沙皇议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说过:“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问题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问题更要关心。”⑧现在,我们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说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缓和和肖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乂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顿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这些英雄们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们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须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们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或者是轻举妄动,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则,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们敢于藐视敌人,而且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能够重视敌人,釆取谨慎态度。一般说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顺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为无产阶
    级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范例。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话来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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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⑨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
    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
    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木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八四八
    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
    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
    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⑩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髙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
    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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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①①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
    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
    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②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①③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
    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力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
    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亳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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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④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行斗争,同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
    九○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
    九○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帝国主义是资木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如此等等。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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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
    第二、革命阶
    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①⑤
    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①⑥。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仝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杋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①⑦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问题,即战术问题,也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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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派是腐朽的,是没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轻视敌人而必须重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们在人民中还有欺骗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就必须经历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
    放弃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们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谈或者盲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么,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①⑧。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①⑨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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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
    人民的最终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徼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终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
    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说成是“经院哲学说成是“两面态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哲学”究竞是什么?他们的“一面态度”究竞是什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②⑩)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
    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②①请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仔细地读一读列宁的这两段话吧!这两段话是真正可以作为某些人的政治镜子的。
    ①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见陶里亚蒂:《让
    我们使讨论回到它的真实限度》。③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四页
    ④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
    谈话》题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页。⑤《〈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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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八页。⑥《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三页。⑦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页。
    ⑧《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Ⅱ)》。《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五三页。⑨《马克思恩格斯仝集》第四卷,第五○四页。⑩《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五七页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
    书信选集》,第二八七页。①②《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八二页。①③《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第二版,第二九一页
    ①④《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
    七八页。①⑤《列宁仝集》第三一卷,第七七页。①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五页。①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七
    六八
    页。①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七页
    ①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二二二页。
    ②⑩《列宁全集》第三
    三卷,第四三一页
    ②①《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
    四三二页
    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大党。在法西斯统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第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柘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列宁,都是经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许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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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木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②)(3)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为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九
    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
    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②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③
    九六○年的莫斯科
    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乂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岀:“南斯拉夫共产主乂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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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④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④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千,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釆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⑤。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⑥。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把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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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⑦。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这是“完仝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
    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
    伯恩
    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岀’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⑧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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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⑨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伟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详地作了许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说: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
    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⑩0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现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话。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罪过”。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有人故意避开我们引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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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们引用了一些什么话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们“一段一段的引证”①①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
    ①②。他们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语言来攻击我们,究竞说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们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别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教师”。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唠唠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语言,他们的许多根本论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袭过来的。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硏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口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①③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①④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
    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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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①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竞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列宁说:“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
    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①⑥现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木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著名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经验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包
    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来考察自已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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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
    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经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说过,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①⑧。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亳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①⑨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
    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②⑩。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②①
    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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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②②现在有些人,完仝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口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已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②③。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列宁经常
    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②④列宁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
    “就人类认识运
    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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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①④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
    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经验,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争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往往轻举妄动,陷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个党的领导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未,它就
    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规律,它在理论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错误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他说:(3)(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⑤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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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没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继续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则的政策
    什么是原则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制定的
    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风倒,而抛弃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而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们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
    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则,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则。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④这个论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②⑥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许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订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绝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传说“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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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呢?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回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抛弃原则政策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
    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
    列宁说得很好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②⑦
    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
    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篇社论,曾经说过:“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
    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脚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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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有人把古巴事
    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②⑧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闻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
    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②⑨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②《俄共
    (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一○页
    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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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一页
    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会议声明》,第四○页。⑤见《再生》周刊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论‘铁托集团
    文
    ⑥法共中央全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决议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二九、五三○页。
    ⑧《社
    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二——九三页。
    ⑨《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二页
    ⑩0《列宁全集》
    第二五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
    ①①见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一九六
    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文。
    ①②见《人道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纪律》一文。
    ①③《“共产主义”》。《列宁仝集》第三一卷,第一四四页。①④《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八页
    ①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二二页。①⑥《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一一卷,第三七七页。①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一页
    ①⑧《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
    八四页
    ①⑨《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二○四页。②⑩《共产党和工
    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九页。②①《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二二页。②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第一○页
    ②③《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一五卷,
    第一五页。②④《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一九
    ○页。
    ②⑤《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页。②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八页
    ②⑦《论妥协》。《列宁全集》第
    ○卷,第四五○页。②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页。②⑨《论党》,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年版,第一二二页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竞是要真团结,还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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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竞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
    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就是中国共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阿上只是分裂的代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伯恩斯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经多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抛弃了。伯恩斯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现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嚣张,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们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话,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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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许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采用
    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劲地闹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主义队伍团结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是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分裂的手法,在人们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没有好结局的。我们曾经劝告那些闹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马”,可是有人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马”。看来,他们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继续闹下去。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
    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仝部真理的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岀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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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①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
    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
    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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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
    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
    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们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无助于团结的。我们一直主张,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论战,回到内部协商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的主张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们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适宜的
    我们当时就指出,
    要举行兄弟党会议,并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我们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间有争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和缓关系、恢复团结的步骤,即使是微小的步骤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我们当时就建议,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们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间
    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交换意见,这对于兄弟党会议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间分吱的规定的。我们曾经多次地说明过这些意见。现在,我们再一次地说明这些意见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如果是诚意
    的话,是言行一致的话,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历来所希望的。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让我们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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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①《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
    议宣言》,第一六页。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四
    四二页(全文完)
    2011年4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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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8)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八节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本节资料
    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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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木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人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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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于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木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木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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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亳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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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岀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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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
    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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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木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九六○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仝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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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约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竞然否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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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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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九六○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木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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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仝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木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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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乂岀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木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仝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仝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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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岀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仝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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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乂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们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教训。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
    (十三)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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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利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各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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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
    九六○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竞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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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竞哪里有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竞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年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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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岀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木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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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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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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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十八)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他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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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木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仝民国家”,并不是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绎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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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级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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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处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二十)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改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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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白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关系。社会主
    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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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议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是独立和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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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竞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究竞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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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一一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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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竞有什么原则性呢?
    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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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三)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
    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一一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
    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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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
    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说南斯拉夫发生
    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
    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竞有什么原则性呢?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
    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
    这就是说
    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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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二十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硏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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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辫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有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是,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一一答多列士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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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一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未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成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亳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地、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
    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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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担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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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2011年4月3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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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9)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九节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本节资料
    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徳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竞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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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
    六○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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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一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仝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仝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白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戕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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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
    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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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髙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岀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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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
    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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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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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仝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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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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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
    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
    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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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木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
    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木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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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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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內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竞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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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
    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竞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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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
    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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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竞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仝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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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板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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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闭,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木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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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失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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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木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
    九六○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査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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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竞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硏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岀,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木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亳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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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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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
    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比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
    意要同背尼
    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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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仝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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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
    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
    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
    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因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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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仝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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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
    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竞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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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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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口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竞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杋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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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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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风亳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乂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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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一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一九六○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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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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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千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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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米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
    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內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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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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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
    欢
    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扩。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辫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辫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仝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白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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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大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盜”、“赌棍
    伊
    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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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盜”。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
    十年内竞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口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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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岀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亳无思想原则、朿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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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定亳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
    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
    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仝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攴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仝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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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杋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
    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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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凊楚,苏共领导提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揭穿来说,无非是
    、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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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仝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仝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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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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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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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竞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羨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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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垬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请问: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
    九六○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釆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竞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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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乂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竞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木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釆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劢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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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岀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
    ,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南斯拉夫《政治报》
    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
    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
    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
    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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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木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木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
    七页。)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白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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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
    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口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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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杋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
    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囗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苫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己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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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
    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盜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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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岀:“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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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企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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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盜窃,更是企业经理的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木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杄。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冇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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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页。)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
    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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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
    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绎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
    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亳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
    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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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仝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扩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
    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
    就是使
    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
    九十九页。)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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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27页,共1890页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
    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
    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閉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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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竞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pre>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仝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
    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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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复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
    六○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査凡& middot;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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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年美国派遣U亠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
    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玚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
    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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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
    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
    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乂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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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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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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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
    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符合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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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玚。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
    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
    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乂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竽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大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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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
    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乂”的可能性增长了。
    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乂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閉冋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因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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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木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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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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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口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竞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仝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乂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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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40页,共1890页
    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已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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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因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乂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因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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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木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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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口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別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劢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
    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竞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竞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ˆ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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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大认为:联合国如果釆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苫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戕”,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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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竞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
    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
    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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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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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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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竞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竞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木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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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
    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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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仝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已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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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木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仝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別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
    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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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板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竞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竞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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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白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汘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
    五年侵入中国的西
    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
    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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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汘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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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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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杋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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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仼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
    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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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列宁仝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因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考茨基:《民族问题》)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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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
    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
    九
    三)》第二卷。)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仝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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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
    九
    )》第二卷。)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考茨基:《再论裁军》。)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因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美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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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仝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仼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扩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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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岀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背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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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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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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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
    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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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竽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兔,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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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岀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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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岀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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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一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岀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一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亳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木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因家和仝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仝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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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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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竞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日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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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扩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白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
    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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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
    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千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乂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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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白取灭亡,白己造成埋葬白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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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一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
    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仝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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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扩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扩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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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木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髙。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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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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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这也就是说,在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
    十五卷,第三百零九页。)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直到一九二○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木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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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俄共(布)第
    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仝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釆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
    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仝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仝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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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別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页至四百四十六页。)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木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页至三百三十四页。)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苫斗争是最大的骄傲。”(列
    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
    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至三百七十六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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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列宁全集》第
    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页。)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丝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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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的。”(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岀,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者必居其
    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
    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页至四十八页。)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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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页。)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
    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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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的想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因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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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冋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绎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行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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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仝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幅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竞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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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竞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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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哉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因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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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仝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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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
    F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
    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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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木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亳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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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木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木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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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仝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仝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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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
    冷战’也能结東。”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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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木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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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冶,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仝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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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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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
    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
    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
    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盜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竞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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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部分棼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釆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
    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岀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竞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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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竞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竞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仝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日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是当
    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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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阿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
    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闭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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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巧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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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仝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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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
    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页。)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仝集》第
    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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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页。)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会民主党》,《列宁仝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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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十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经验和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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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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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九○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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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正确的道路
    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乂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复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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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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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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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垬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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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一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釆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攴持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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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忭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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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
    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第七,“援助仝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仝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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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木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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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淏,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竞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巧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岀,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竞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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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木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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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竞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
    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
    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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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竞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九六○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九六○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于法,散发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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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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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偎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小撮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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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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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仝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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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乂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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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米,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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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
    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竞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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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敔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
    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
    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木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辫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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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竞是耍的什么花招呢?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竞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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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木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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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
    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土,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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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
    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挟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亳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乂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仝世界;国际共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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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2011年5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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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0)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十节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本节资料
    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木主义和斗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缘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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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成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他还说,“在某些资木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木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木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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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裝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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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冇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哉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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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木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木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仝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亐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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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杄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仝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竞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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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木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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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冋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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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仝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诡辫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仿砜怂纪?“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
    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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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仝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
    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竞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
    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竞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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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裝,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阶级革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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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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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辫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木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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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木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
    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木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仝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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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拚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木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裝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岀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
    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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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绎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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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薮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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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仝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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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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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木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仼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
    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木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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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仝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绎济主义”》,《列宁
    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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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冋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
    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
    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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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
    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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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亳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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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裝政变中,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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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已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乂不是別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乂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乂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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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致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阿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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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哉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岀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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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
    人页
    (列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已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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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乂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乂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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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意要同资木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页至第三百二十九页。)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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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的贺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
    亲爱的同志,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它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仝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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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別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阿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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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
    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
    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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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岀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
    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口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
    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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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乂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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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乂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木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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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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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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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亳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辫”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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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己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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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仼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竞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乂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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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亳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仝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仝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木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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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
    九六○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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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2011年5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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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1)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十一节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本节资料
    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纲领,是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木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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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辯解,并且指责我们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评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们“向后倒退”。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究竞是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竞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竞是谁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竞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亐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立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绎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米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岀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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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③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妲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些差别已经消失,只有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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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盜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己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①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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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①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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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闻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④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⑤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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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千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乂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木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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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①“没有阶级冲突”,②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木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盜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③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口人造丝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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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①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②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査员、巡视员等。③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盜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④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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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仝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
    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①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②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盜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③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④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杋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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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①库尔斯克州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②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③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④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杋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⑤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口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盜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⑥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
    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⑦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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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日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扩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竞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绎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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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①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千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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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乂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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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千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
    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已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仝蜕化,完仝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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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个理论为指南”,①这是亳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苫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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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驳所谓“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①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的谬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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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①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辫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②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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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②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木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一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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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一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②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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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①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说,赫鲁晓夫大事吹嘘的所谓“全民民主”,同所谓“全民国家”样,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拣起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的确确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②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竞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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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所谓“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仝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有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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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现实的辩证法”。②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苫心地想岀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一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著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岀,赫鲁晓夫修正主乂集团想岀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①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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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
    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①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②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③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④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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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很凊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岀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⑥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①这完全是骗人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呢?
    赫鲁晓夫挂起“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可是,这种骗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许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了的社会。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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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那个时
    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狹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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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
    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仝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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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①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
    ②这种
    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杈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③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他说,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羨慕”。①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场主加斯特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件,②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纲领。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别要学x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原则。他很羨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说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③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主义。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愿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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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
    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
    “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④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仼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⑤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⑥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⑦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⑧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乂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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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佑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仝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①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
    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对于另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乂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木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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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岀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仝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岀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硏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千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盜窃分子和蜕分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应当有丝亳的麻□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木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木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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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別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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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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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木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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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中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乂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
    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仝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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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己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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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不怕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2011年5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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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2)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十二节赫鲁晓夫下台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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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岀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竞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
    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仨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岀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
    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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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唯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
    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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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岀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岀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
    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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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垬产主义面前的所冇问题硏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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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与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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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岀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仝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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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亳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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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岀,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岀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辫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別活动,拒对共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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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
    反对民族解
    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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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亳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仝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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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別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
    九六○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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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致兄弟的敬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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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阶级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召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会议。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这种立场。你们在来信中说我们“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完全是用谎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消除被你们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你们在
    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绝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倡议。接着,你们就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后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的逆流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原来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从而有利于准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而你们对于中苏两党会谈亳无诚意,并且在会谈期间,发表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扩大和加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进一步堵塞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道路
    九六四年春,为了克服你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争取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我们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由于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中只是空唤团结,而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所以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筹备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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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四项建议。这四项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
    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你们在最近几个月里,干了些什么呢?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们向兄弟党发出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策划对我们釆取“集体措施”。我们过去多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你们至今不给,还欠着我们的账
    你们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仝会上作了反华报告,通过反华决议,叫嚷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行动”。
    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你们的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内部大搞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结。例如,你们策划志贺、铃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你们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们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在今年
    三月七日给我们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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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会议,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就暴露了你们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们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们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们要开的是一个分裂会议,所以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这封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始终主张“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过去,当你们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具体建议的时候,我们在今年二月二
    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具体建议,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现在,当你们决心要开分裂会议的时候,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始终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们过去也说过,在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开国际会议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说,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险”。现在,你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用闪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大概认为,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人们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们的所谓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你们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结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会议做准备
    很明显,你们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们为召开一次团结大会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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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会议,这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结大会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
    你们的来信表明,你们已经为国际会议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
    你们在来信中说,你们在国际会议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便“制定共同的立场”。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
    你们的来信狂妄地声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表示要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坚定地前进”。你们还用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不赞成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那就是“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这就是说,你们明目张胆地要把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成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所说的要“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就是要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宣言和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从你们多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和行动来看,你们来信中提出的准备强加于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它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你们所说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就是要搞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
    你们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这就是要兄弟国家服从你们的指挥棒,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成你们的附属国,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你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这就是“议会道路”和“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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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这就是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这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你们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偷换了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这就是要联合被你们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们所说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强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
    九六○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必须指出,你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源。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并且日益破立。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就必须对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你们硬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是一整套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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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经建议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你们不同意。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你们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们的合情合理的意见,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
    你们想必记得,成立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是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谈前夕,中共中央在给你们的信件中建议的;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成员,是由各兄弟党协商确定的。这二十六个兄弟党,只是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世袭权,并不是筹备各次国际会议的常设机构的成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设机构
    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经说过,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二十六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两个党,究竞由哪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许多兄弟党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国际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和参加的成员的问题,必须由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不论召开什么样的筹备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第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中国共产党和许多兄弟党都认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召开国际会议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骤。你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们在来信中还说:“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现在,你们在来信中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分割开来,对于我们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具体建议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中苏两党会谈“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你们分明是把中苏两党会谈看作是可有可无,企图撇开中苏两党会谈,在中苏两党没有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这不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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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成员。你们的来信说,参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
    六○年会议并签署文件的党,都可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叛徒铁托集团参加过一九五七年会议,签署过《和平宣言》。你们显然是要把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一致谴责的铁托集团拉进兄弟党国际会议。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你们的来信,还在国际会议的新成员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只有拥护你们的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党才可以参加,同修正主义宣布决裂而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不准参加。老实告诉你们,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些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当然有权利参加,谁也没有权利拒绝他们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一个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会议,你们要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你们一道搞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四,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集者。你们的来信说,苏共负有召集国际会议的“特殊责任”,并且引证了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但是,你们所引证的这个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是说,必须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负责召集国际会议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丝亳也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独断专行。我们还要指出,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确立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因此,召集国际会议必须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绝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们同意开会。如果你们胆敢破坏这个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你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召集国际会议。
    在上述有关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的所有问题上,世界各国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意见,这些意见都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对于这些问题,各国兄弟党必须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如果你们以霸主自居,下令强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样的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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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普遍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许多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面前,挺身而起,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或小组,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个斗争中,现代修正主义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许多党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已经被革命人民抛到一边。这一切,都同你们的愿望相反,使你们感到焦虑不安,感到无限恐惧。
    你们在来信中大肆攻击我们什么“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这只能表明你们被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吓破了胆,已经到了神经错乱、胡言乱语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出现的分裂,都是你们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猖狂地进行颠覆活动和派别活动的结果。正是你们,挥舞指挥棒,硬把修正主乂路线强加于一些兄弟党,并且指使这些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者,横蛮地排斥和迫害党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把他们开除岀党,造成了这些党的分裂。既然这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被剥夺了在党内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只能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下去。你们越是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就越会有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你们进行斗争。斗争的逻辑必然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你们摆出一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法官的架势,说重建和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政党都“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好象一切事物只要你们不承认、不批准,它们就在地球上不存在似的。这是一切腐朽势力对待新生力量的哲学。人类历史上的切新生力量,都是在腐朽势力死也不背承认的情况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第二因际的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美帝国主义过去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现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你们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照样在仝世界存在和发展。你们越是恶毒地咒骂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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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你们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还必须警告你们,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兄弟党所进行的干涉和颠覆活动,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只能暴露你们同反动派同流合污、破坏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丑恶面目。你们最近片面地公布了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悍然发动了对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斗争前线的英的日本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你们勾结美日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贺和铃木等人,颠覆日本共产党,破坏日本革命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共产党反对你们的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反对你们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说到公开论战,谁都知道,那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想当初,你们一心要搞公开论战,怎样劝你们,你们都不听,越劝你们不要搞,你们搞得越起劲。你们满以为,只要这样搞下去,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压倒,把他们从地球上灭掉。谁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在这场大辫论中,你们的修正主义面目很快地、有些是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则是迅速地壮大了。这场大辩论,变成了清除修正主义渣滓的熔炉,预示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涨的必将来临。现在你们怕也没有用了,扑也扑不灭了。火既然已经由你们放起来,公开论战的火焰已经燃遍了全世界,你们现在又想用纸把它包起来,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你们在来信中指责我们要“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你们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于你们今年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还没有开始答复,对于你们一年来发表的三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保留答复的权利。只要你们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不肯公开承认错误,我们就一定要把大论战继续进行下去。既然你们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且坚持要把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我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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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党,一个严肃的党,理所当然地要彻底揭露和批判你们的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彻底弄清是非,兄弟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基础呢,又怎么能够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呢?
    你们的来信,又一次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论战文章和材料的建议。看来,我们的建议使你们吓得发抖。你们辩解说,你们不发表我们的材料,是为了不破坏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你们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和材料,恶毒地诬蔑和谩骂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难道不是破坏中苏友谊吗?你们咒骂我们是什么“假马克思主义”、“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直接反苏主义”、“反共主义”、“好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霸权主义”、“北京变节者”、“现代的革命工贼”、“假革命分子”、“现今右翼社会党人的教父”、“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同不可救药的殖民主义者结成一伙”,等等,你们这样大骂特骂,难道是维护中苏友谊吗?显然,你们拒绝我们的建议,不敢在你们的报刊上发表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和材料,是因为你们心里明白,广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是珍惜中苏友谊的,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材料,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们的日子就更加混不下去了。
    你们在来信中,为了给自己壮胆,声称越往后越会证明你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既然如此,你们又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呢?为什么这样声嘶力竭地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呢?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呢?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要开国际会议呢?你们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岂不很好吗?说穿了,时间并不在你们方面,你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形势逼人,你们的来信,理不直,气不壮,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们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又能怪谁呢?
    (五)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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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谁都能够看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这样严重,争论是这样剧烈,如果急急忙忙地召开国际会议,只会开坏,不会开好。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正警告,抛弃协商一致的原则,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那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公开分裂。
    自从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开过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这并没有妨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的,在这十四年中,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各种类型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验证明,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使本国人民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九五七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已经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的兄弟党会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但是你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就把宣言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大肆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把它强加于兄弟党。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我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但是你们仍然毫不悔改,又把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坚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呢?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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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象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九六四年八月,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片面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与那些拒绝为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充当同谋者的各兄弟党站在起,宣称将木着保卫马列主义的一贯立场反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阴谋新华社十日讯里约热内卢消息: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间通过决议,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决定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决议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片面地决定了在明年年中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它已指定了在十二月举行曾组成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二十
    六党代表的会议。
    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其目的是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正式化,并孤立那些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党。他们主要的着眼点,就是打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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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斗争中站在前列地位并且给予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切实支援的中国共产党。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伪善地为召开这一会议辩解,他们借口说,必须克服现有的分歧,寻求相互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所希望的,是加剧分歧并使任何谅解变得更加困难。苏联领导人明明知道,既然分歧到了这样的地步,既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了无数的谩骂式的攻击,那么在一次他们所企图举行的这样的会议上,是不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求有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正确的解决办法。他们从脖子以下已经深陷在修正主义的泥沼之中,尽了一切力量来分裂工人运动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力量。
    应对共产主义队伍中发生的不健康现象负责的,是苏共领导人。他们在自己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一条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采用最卑劣的手法企图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其他各党。他们破坏了一九五七年和
    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他们粗暴地、完全无理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甚至号召推翻这个党的领导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莫须有的指责,从而挑起了公开争论,并发动了罪恶的反华运动。他们诽谤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锡兰和其他各国奋起反对修正主义并采取了革命态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共领导人一面这样做,同时又同和平与人类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勾结。这样,他们就背叛了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所召集的会议,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将到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些驯服地服从赫鲁晓夫指挥棒的修正主义者。例如,被邀请参加起草讨论文件的十二月莫斯科预备会议的,有巴西的共产党的代表,这个党并不代表巴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志,而且它由于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路线,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人民力量在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四月一日军事政变中遭到失败
    苏共定于一九六五年举行的会议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它应受到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谴责。正当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和老挝、在古巴和刚果以及其他地区变本加厉地进行其侵略活动的时候,正当这一事实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加团结起来的时候,任何使分裂加深的措施,都是对各国人民及和平的利益的不可饶恕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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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这一运动本身性质所产生的要求,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的一个需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巨大的愿望。但是,团结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周围并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不倦的斗争中缔造起来。在目前条件下,要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次会议能够开好,苏共和其他脱离了正确道路的党就必须抛弃其错误的方针,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为目标的会议,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要求对争论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辩论,并进行一场十分深刻的思想斗争。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着自己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立场,反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阴谋,并与那些拒绝为这一正策划中的、通过上述会议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罪行充当同谋者的各兄弟党站在一起。
    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秘鲁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严正谴责赫鲁晓夫集团分裂主义阴谋,表示将不参加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擅自决定召开的分裂会议,支持中共等马列主义党的坚定态度反对腐朽的修正主义思潮
    新华社利马九日电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九月十六日发表声明,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片面和未经协商地决定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明全文如下:
    “鉴于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片面和不经协商地召集一次世界共产党的会议,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声明: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已很深刻,如果事先不经过必要的会谈和协商而轻率地举行会议,那只会有助于实现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制造严重混乱的人的分裂主义企图。有分歧的党必须举行会谈、辩论和讨论,以便最后举行所有各兄弟党的世界会议。那些拒绝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真正会议作耐心准备工作的人表明,实际上他们丝毫也不关心团结,而一味追求分裂。二、苏联共产党领导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兄弟关系的一切准则,擅自决定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指定哪一些党应该事先举行会议来制定作为讨论基础的文件,甚至已确定了开会的日期,这一事实明显证明,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关于反对专横手段的叫喊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下流的谎言。在召集各国共产党举行世界性会议前,应该进行切有益的准备工作,特别应该同各党进行协商,了解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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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容许存在老子党和儿子党。三、秘鲁共产党宣布它真心诚意地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只有那些最近几年来粗暴地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对错误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决心真心诚意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才可能实现各国兄弟党的团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即使只提出这种团结,也是荒谬绝伦的。四、秘鲁共产党将不参加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人召集的分裂会议,从现在起反对和谴责这次会议,并通告全世界兄弟党任何企图代表我党出席这个分裂主义一修正主义的会议的‘代表团’都是冒充的,它只代表被开除出党的一小报叛徒,他们今天致力于同阶级敌人合作,以便给秘鲁工人阶级的党以狡猾的背信弃义的打击。五、秘鲁共产党支持和欢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朝鲜、阿尔巴尼亚、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所持的坚定态度,它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腐朽的修正主乂思潮,揭露赫鲁晓夫和铁托国际集团的分裂主义阴谋。秘鲁共产党政治委员会
    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于利马。”
    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不支持召开使分裂合法化的国际会议,两党一致认为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以革命的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
    新华社十一日讯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二日发表了九月二十九日在雅加达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联合声明全文如
    应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桑穆加塔桑同志和夏菲同志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来参加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访问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锡兰共产党中央全国组织委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同志和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夏菲同志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在雅加达举行。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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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二副主席约多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苏皮特同志。锡兰同志们还访问了“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这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杋关),桑穆加塔桑冋志向“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师生讲了话。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一些双方关心的问题,并且就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两党和两国人民面临的问题达成了意见一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表示支持和同情锡兰共产党为团结锡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建立充分独立和民主的锡兰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赞赏锡兰共产党的革命立场,和它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锡兰共产党坚定声明,它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实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尤其是实现它要摧毁“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计划的当前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锡兰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会实现他们成立一个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当前目标,作为加速实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双方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并且认为揭露和击败美帝国主义是在他们两国展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主要任务,并且认为这是对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所做的积极贡献
    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印度尼西亚海和所传最近要在印度尼西亚海建立美英联合基地的决定,以及表明美帝国主义支持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的约翰逊—拉赫曼联合声明,和美帝国主义继续不断地干涉越南和老挝—一这一切不仅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正在策划反对东南亚人民的罪恶阴谋,而且也为两国更密切的合作和互相支持对方的反帝斗争提供了基础。
    两党极其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南越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双方热情地欢迎和热烈祝贺南越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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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英勇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还向给予美国侵略者应有的反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礼。
    两党都认为,老挝问题必须由老挝人民自己根据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来解决。两党还宣布坚决支持南朝鲜、柬埔寨、古巴、委内瑞拉、刚果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颠覆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是造成一切国际紧张局势和动乱的祸根。两党确认,可以迫使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退却,只要各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团结起来,对美帝国主义展开坚持不渝的和无情的斗争,就能够最后击败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对现代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带来的严重意见分歧深为关切。这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致,并使世界帝国主义得到好处。两党一致认为必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象它反对帝国主义一样。为了加强反帝国际联合阵线,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是必要的。
    两党非常重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进一步加强这种团结的必要性。它们认为,这种团结必须以接受正确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为基础。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两党认为这样一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且必须是遵照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在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样的会议必须以协商和意见一致的原则为基础,以保证它不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的合法化。
    两党一致同意它们不应当支持召开一次旨在使分裂合法化的国际会议的活动,并且认为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继续不断地进行协商和努力—双边地或是多边地—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两党表示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取得最后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真理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和更紧密的团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的战斗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人民和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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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主义和和平的革命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于雅加达桑穆加塔桑代表锡兰共产党艾地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九六四年十月五日,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驳斥苏共领导人扬言似乎他们有权片面召集国际会议的各种谬论,指出强行召开使国际共运分裂的国际会议的人必须承担分裂责任
    新华社东京十二日电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五日发表一篇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是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的社论。全文如下
    这几年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扩大了不团结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显著地削弱了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战斗力,从而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势力,即侵略和战争、民族压迫和反动、反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嚣张起来,给了它们以发动各种侵略和进行破坏革命运动活动的余地。
    这一点,只要举出目前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半岛进行的极其蛮横的侵略和干涉这一事例,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众所周知,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革命人民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陷于困境。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按照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展开了共同斗争,那么,毫无疑问,环绕印度支那半岛的国际局势,是会比现在更有利于我们
    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迫切要求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发展由一九五七年宣言和
    九六○年声明指出的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所进行的斗争而早日争取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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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是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应尽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我们党一再声明,为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消除不团结的原因,原则上同意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为了筹备这个会议而举行的一系列的党的预备会议和个别会谈,都应当按照下述方针和采取下述方法举行,即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且实际上促进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团结。为此而需要的条件是必须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基础
    众所周知,意见分歧的性质很严重,它涉及到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以及贯穿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原则问题。最近,甚至在兄弟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有人说什么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问题,不是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争夺领导权”。这种论调,不过是供认自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从根本上陷入了与资产阶级评论家相同的庸俗观点
    国际范围的争论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因为它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如果“声明”里规定的各国共产党一致确认的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得到遵守,换一句话说,如果各兄弟党的独立、平等以及自主得到尊重,通过内部协商达成一致的准则得到遵循,那么,尽管有如上述性质的意见分歧也决不会发展到象今天如此严重的不团结的地步。
    然而实际上,苏共二十二大践踏了一九六○年的声明,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而且把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分歧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此外,象某些党目前对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那样,对我们党也进行了蛮横的干涉。结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象今天这样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
    造成这种局面的最大的责任,正如日共中央在八月二十六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具体论述的那样,应当由苏共领导负责。
    这一点从如下的事实看也能够得到证实:即在国际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观点同苏共一致的欧洲党中间,也出现了反对苏共领导采取大国主义态度的党,它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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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苏共领导不尊重兄弟党的独立、平等的立场,不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无视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而强加于人。
    如果真心愿意冷静地正视这种情况并且从现实出发去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团结,那么,为了筹备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就应当严格遵守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这是为了使会议的筹备工作获得成功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如果无视这一点,那么,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上罗列多少美丽的词藻,也是无法掩饰其分裂意图的。
    然而,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预定在明年中期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片面地决定从十二月十五日起,由二十六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并且不管二十六个兄弟党中的哪一个党在十
    二月十五日之前不派代表,也硬要推行这个计划。
    八月十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国际会议是走向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的社论,公开地表示了这一意见。
    这些人也在说什么“苏联共产党主张举行会议,是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阻止分裂”,“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不是为了把哪个党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或是随心所欲地把哪个国家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驱逐出去,不是为了相互谩骂和指责”,说什么“苏联共产党采取的立场是: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意见分歧的时候,首先应该采取共同的立场,阐明联合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点,集中力量为寻找克服当前困难的道路而努力”。
    如果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么,当然应该就会议的筹备工作,很好地同兄弟党进行协商,考虑兄弟党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人却片面地决定由筹备
    九六○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从十二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起草委员会”的活动,并且说“不论哪个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活动”。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预定召开只有赞同苏共领导提案的党参加的会议。不仅如此,还说什么“拒绝参加会议,就是要使分裂‘固定下来’”,这是想把片面的决定强加于人,或者把分裂的责任转嫁于人
    在那时候,这些人说,好象由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是当时已经决定并得到确认的事项,然而,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二十六个党是为筹备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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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的国际会议而确定的,它们的任务已经在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向会议提出草案而宣告结束。而且,这次会议对于这二十六个党担任下次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只是这样,在一九六○年的会议上,一部分党的代表提出的、应该设立一个由一些党组成的常设机构的建议,也被否决了。因此,如果要召开筹备新的国际会议的预备会议,它的组成必须重新由兄弟党协商决定
    有一部分人为了使他们企图片面召集的“国际会议”“合法化”,说什么似乎有一批兄弟党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本身。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兄弟党是反对包括筹备会议在内的国际会议的。
    意见不一致的,是关于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以及筹备会议的召开日期、组成和议题等问题。如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没有原则上的分歧,那么在举行不举行筹备会议的问题上、在举行筹备会议的日期和组成的问题上,都不能成为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想反对分裂,争取真正的团结,那就决不能说这个问题仅仅是会议的形式的程序问题,它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按照《真理报》的主张,谁不赞成关于国际会议的日期、组成和议题的片面提案,谁就是被它指责为“规避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不择手段地企图破坏会议的人”。这也是企图通过“顾左右而言他”的于法,来模糊它企图片面召开导致分裂的“国际会议”的活动,因此,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正象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中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从反对分裂、争取真正的团结的立场出发,应该不断努力就会议的程序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放弃这种努力,片面地决定召开筹备会议的日期、组成、议题等问题,并且硬要强制推行这个计划,这才是要使分裂“固定下来
    关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说“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并且以此为根据,扬言似乎苏联共产党有权召集国际会议。
    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决定”,更没有参与通过这样的“决定”我们党支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可是在宣言中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决定”。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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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决定”不是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发表的宣言一起,而是另外通过的,那么,这样的“决定”至少不能约束除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以外的其它兄弟党
    而且,即使按一般情况来说,这个“决定”也不能成为使现在企图片面召集的“国际会议”合法化的依据
    原因是,即使各个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会议上通过这个“决定”使它能成为它们召集下一次会议在手续上的一个根据,很明显,此外也还是没有更重要的根据。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兄弟党参加下,讨论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问题的一九六○年会议,确认记载在声明中的东西,是各兄弟党应当遵守的准则,除此之外,没有确认过别的东西。还有,这个“决定”所说的“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这一句话,其意思自然是说根据各兄弟党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就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在召开新的会议的手续问题上,事实上也还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包括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有一系列的党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是片面的,而且会造成公开的分裂,因而拒绝参加。
    有一部分人辩解说,“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情况下”这一句话,其意思不是说“对召开会议必须要各兄弟党一致同意”。这是违反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的“协商一致”精神的、随心所欲的解释。
    四
    有一部分人还认为,关于国际会议的问题,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已经协商了两年多,他们说,“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决定所规定的关于进行协商的条件,完全得到了满足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当各国共产党讨论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时,象一九六○年所进行的筹备工作那样,召开一次能够准备新的会议的基本文件草案和准备与召开会议有关的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提案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曾经被认为是适宜的。”
    譬如,根据《真理报》的主张,似乎已经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协商。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哪一个党,进行了这样的协商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想知道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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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我们党来说,从来没有人事前同我们商量过关于召开这种国际会议的问题。相反地,今年三月,我们党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时,就苏共领导今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采取什么方针一事,提出过询问,苏共代表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答复
    诚然,包括我们党在内,有许多兄弟党对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各有关的兄弟党之间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必要的协商。而且,这些意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因此,所谓就国际会议问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的说法,也是违背事实和根本站不住脚的。苏共领导这次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根本没有采纳一系列的党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即不应当强行召开一个没有做好为团结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国际会议。既然要同对方进行协商,就应当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并且使意见趋于一致,这是前提,但是丝毫也不想认真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发表完全是单方面的建议,而且还说已经充分地进行了协商,这是违反事实和不讲道理的
    为摆脱这种自我矛盾而采取的手法,就是他们所谓的归根到底、“绝大多数的党”支持苏共领导的建议。有一部分人说,“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对于有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表示赞同”。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理由,使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合法化。况且,只由这些党单方面地就苏共领导所主张的那样一种预备会议的组成问题和以后的开会方针进行协商,而在事前没有同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党就这些问题进行协商,那就更加可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排他的。
    众所周知,一九六○年的声明明确地确认:无论是国际会议或是一系列的党的会议和个别的会谈,都必须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并且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在一九六○年的会议上,一部分兄弟党的代表主张用多数表决的方法来处理意见分歧,但是,会议否决了这种主张
    如果想忠实地遵守一切兄弟党所确认的这一事项,那么,当然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采取全体一致通过的制度;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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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由独立平等的兄弟党所组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经过协商、达成致,才是维持团结的正确方法;即使某种立场和看法得到多数党的支持,如果企图把它强加于其他党的头上,那显然是违反一九六○年声明的根本原则的。
    五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了解,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观点来看,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片面的建议及其“论据”,完全不能成为正当的根据
    我们党已经再三申述过,坚决不同意召开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导向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已经陷于极其复杂的,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认为,最后的分裂要比目前的情况更坏。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的团结,必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因为,如果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巩固的团结,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完成变革世界的伟大事业,也无法正确地满足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迫切要求
    我们必须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结。但是,从现状看来,难道一下子就把原则问题都加以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那种条件还没有成熟
    企图强行早日召开国际会议的人们,也无法完全否认这个现实,他们承认存在“不能一下子找到共同语言,而就一切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并说在这种时候,“如果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聚集一堂申述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意见,集体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有益的”。如果只看这一段话,好象这些人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人不仅想把关于预备会议的日期和组成的片面的建议强加于兄弟党,而且坚持那种一贯地违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和看法,并且以此为前提,企图起草新的基本文件,说什么“这是新的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
    系列的兄弟党已经表示不参加根据片面的建议召开的、将会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如果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起草一个新的基本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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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由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全体一致通过的一九六○年的声明,那么,很明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名副其实地走向分裂。而强行召开这种“国际会议”的人,必须承担这个分裂的责任。
    然而,在就原则问题可能达成一致协议的条件成熟之前,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争取某种行动的统一呢?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
    十日的声明和宫本总书记在日本共产党成立四十二周年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即使围绕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最后解决,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具体表现进行斗争,各国共产党也需要根据“宣言”和“声明”争取当前的行动的统
    而且,假如没有放弃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意志,还感到对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负有责任的话,至少是不会不赞成这种行动的统一的。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进行捣乱和攻击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签订这种行动统一的协议,这将给予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以打击,而成为使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集中力量进行有效斗争的保证
    我们认为,即使是通过争论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阴谋活动。这才是朝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真正团结的方向前进的现实道路。
    将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目前还没有召开,所以现在为时还不算晚。我们广泛地向各兄弟党建议,停止召开根据片面的站不住脚的建议和方法举行的“国际会议”—事实上,这必然是有害于团结的而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讨论关于团结一致、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冋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展开斗争的具体的联合行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关于筹备这样的国际会议的问题,希望至少要取得出席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所有的党的同意,立即在必要的有关兄弟党之间进行应有的讨论,而且这样作也是必要的。我们向所有的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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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团结、并希望国际工人阶级与和平民主力量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进行有效斗争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这个呼吁。
    我们再次强调,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已经起来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衷心愿望,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负有的崇高义务。
    现在嘴上唱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调子,而实际上企图在导致最后分裂的道路上奔跑的人们,过去也曾说过,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分裂,那将是对子孙犯下的严重的罪行
    我们诚恳地劝告这些人,现在是时候了,你们要认真地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停止走分裂的道路,倾听我们的建议!
    九六四年十月六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坚决反对赫鲁晓夫集团召开彻底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呼吁苏共党员同各国共产党人团结起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
    新华社地拉那十二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十月六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旨在彻底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公开信呼吁苏联共产党员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赫鲁晓夫集团这阴谋,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列宁所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伟大的列宁的党和制止赫鲁晓夫的反苏和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共同斗争。
    公开信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经历着在自己的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造成这种严重局势的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集团。这个集团通过政变手法和阴谋,篡夺了伟大列宁所缔造的光荣的党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导权之后,现在又走上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的叛卖的道路,它成了腐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破坏其团结基础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乂逆流的主要叛卖者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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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曾经多次呼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你们党的领导放弃修正主义和分裂路线,勇敢地检査自己的立场,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批判自己的沙文主义立场和对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敌对行动,同它们重新建立友好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然而,赫鲁晓夫集团不仅对这种理智的呼声充耳不闻,蔑视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同志式的忠告,而且更加顽固地继续在背叛的道路上走下去,对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变本加厉进行攻击和采取敌对行动。事态的发展和种种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赫鲁晓夫是一个叛徒,是执意要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的死敌
    公开信说,不久前作出要蛮横非法地召开追随赫鲁晓夫集閉的那些党的特别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新的大阴谋,这十分明显地证明赫鲁晓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力图把尽可能多的党拉进这个反共新阴谋,来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彻底分裂成为定局。为此,赫鲁晓夫集团写信通知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个党,他决定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并大约在明年年中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件邀请我们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要求尽早通知这个代表团的组成。
    鉴于赫鲁晓夫集团已绎死不回头和不可救药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要把它引上正路的一切努力和希望已经完全落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不答复该集团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来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已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
    公开信说,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决定向你们,向苏联共产党党员,向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锋队员发出这封公开信。我们希望通过这封信以兄弟的至诚,开诚布公地向你们道破赫鲁晓夫多年以来对你们隐瞒的真相。
    公开信指岀,赫鲁晓夫集团就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大肆叫嚷,他力图使你们和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相信,这是一次所谓不可缺少的会议,说什么这次会议将能解决分歧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一个大骗局,是虚张声势,是危险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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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无论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来看,还是就其筹备的方式以及其政治纲领来看,都是根本无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事业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破坏团结,永远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支撑修正主义的摇摇欲坠的阵地,加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从而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帮大忙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分裂会议,断然声讨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一新阴谋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什么拒绝参加并且声讨这次会议呢?第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确信,在目前的条件和形势下,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在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且目前围绕着这些问题正展开一场大辩论的时候,匆忙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无助于解决分歧,无助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牢固基础上加强团结,它根本不是什么“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最有效的道路”,恰恰相反,是走向彻底分裂的道路。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日益加深和恶化现存的分歧,日益破坏团结,他们愈来愈深地陷进背叛和分裂的泥坑。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使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变得更加困难,就使会议变得更加遥遥无期。现在必须做更多的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为召开将真正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告,赫鲁晓夫集团发起召开的会议是绝对蛮横非法的会议,因为赫鲁晓夫集团粗暴地践踏了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指导各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和原则。没有同其他党协商,没有事先得到其他党的赞同,谁也无权任意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们公开宣告,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事先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协商过。
    赫鲁晓夫完全蛮横地决定以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代替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所确认的通过同志式的权利平等的协商来取得一致的原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表示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这是公然破坏兄弟党的权利平等和独立,因为这是企图把所谓多数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即使我们谈多数,谈名符其实的多数,谈真的而不是假的多数,那么多数根本不在修正主义者那边。许多兄弟党已经表示反对在目前条件和情况下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这些党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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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一半,这还不算另外一些其领导已经滑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的党的党员所形成的一支庞大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队伍,他们也谴责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的、背信弃义的行径。
    第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告,赫鲁晓夫集团蛮横地、非法地、匆匆忙忙地召开所谓国际会议,事实上只是为了召开一次分裂会议。这也可以从苏共中央委员会七月三十日的信件中清楚地看出来。信件说:“我们认为,即使
    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信件还说:“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则在于制定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即使事先已表示反对在目前条件和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的许多党不派代表参加,赫鲁晓夫也执意要召开会议。这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召开的会议,将只是某些党的领导人、而且基本上是追随赫鲁晓夫的那些人的会议,将是一次修正主义者的会议。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揭穿赫鲁晓夫的所谓争取团结一致的全部骗局,使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主义的阴谋暴露无遗
    公开信说,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赫鲁晓夫集团急急忙忙召开所谓共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为了达到如下两个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加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谴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共产党,并且把它们“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是要为修正主义阵线的娄罗们打气,使所有修正主义者听从其指挥,把一部“新宪章”强加于他们,来束缚住他们的手脚。
    对于遭到各种极其严重的困难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来说,其命运取决于是否能达到上述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全世界革命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有原则的坚决斗争,不仅撕破了赫鲁晓夫集团修正主义者的假面具,挫败了他们的敌对阴谋,而且在现代修正主义者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局面。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在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霸权和作威作福的反抗趋势上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别的岀路,只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分裂,逼迫他们的修正主义同伙,并强行加以控制和统制,制止任何哪怕是虚有其表的独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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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企图通过他所准备的这个会议来实现的阴谋,不仅在识破了赫鲁晓夫损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阴险目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前完全碰壁,而且在他的某些修正主义同伙那里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首先应该指出,某些反对赫鲁晓夫所建议的会议但是还是要参加的修正主义者,毕竞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比赫鲁晓夫本人更彻底,他们反对召开国际会议,并非出于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重,而是要用不同于赫鲁晓夫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更有效、对自己风险较小的办法,来实现彻底分裂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使人们对他们的立场等等存幻想,以延长自己的寿命。此外,他们之所以反对,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约束,他们要“摆脱”赫鲁晓夫集团,他们要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时机和方式随意同社会民主党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直接勾搭。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现在所施展的阴谋诡计,所使用的策略,掩饰不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视。
    公开信接着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主张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但是,它始终主张召开有助于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会议。它始终坚决反对召开造成公开分裂或者造成在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假团结的任何会议
    公开信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团结的唯一基础。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者是根本谈不上团结的。赫鲁晓夫在修正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计划,是分裂的计划,是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
    公开信强调指出,赫鲁晓夫集团一直在为召开一次公开分裂会议展开活动。正是他们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开始造成分裂。正是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行径加深了分裂。现在,正是他们要彻底分裂。但是,修正主义者不要忘记,他们举行会议之日,将作为他们公开彻底背叛、同时作为标志着他们最后一败涂地的日子载入史册。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在排除修正主义者、打垮修正主义者之后而奋勇前进,它将在战斗的征程上实现团结。这将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为之进行英勇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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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接着详尽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多年来竭力在苏联共产党人、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面前制造的种种骗局。
    公开信指岀,赫鲁晓夫竭力要使人们相信,他的当权开辟了一个新时期,是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公开信说,这不过是弥天大谎。赫鲁晓夫的当权,确实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开始,但这是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是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叛变、蜕化变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破坏团结和制造分裂敞开大门的转折点,是为同帝国主义及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其他敌人靠拢和联合、为破坏革命和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的转折点
    迄今,没有任何人和任何集团,象赫鲁晓夫及其集团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那样严重的损害和灾祸。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样大的叛徒集团和如此疯狂、如此危险的敌人。
    赫鲁晓夫集团现在竭力要做的,正是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敌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分子当年未能做到的事
    丑化、诋毁、肆意攻击和诬蔑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难道有谁比得过赫鲁晓夫吗?
    公开信指出,赫鲁晓夫抹煞了苏联最光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克服了极大的困难,英勇地对付了资本主义的疯狂包围,肃清了反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中赢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使苏联成为发达、先进、在国际上享有空前威望和具有空前影响的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赫鲁晓夫把这整个时期描写成了苏联充满着恐怖、迫害、监狱和集中营、法制和民主遭到破坏、专横暴虐、贫困和饥饿的时期。赫鲁晓夫这样做,给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给了帝国主义者攻击和诋毁苏联的武器。
    公开信指岀,叛徒赫鲁晓夫不是镇压托洛茨基集团,不是全部消灭敌人和把他们焚尸扬灰,而是把苏联历史性胜利的伟大保卫者和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遗体焚尸扬灰,他把仝部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地恢复了名誉,宣布他们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并且决定要为他们建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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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说,只有叛徒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对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斯大林进行这种最骇人听闻的诬蔑和攻击。同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背叛共产主义的最疯狂的叛徒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的反斯大林、反共攻击相比,赫鲁晓夫甚至超过了他们。他是怎样攻击斯大林的呢?他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等等。另一方面却对他称之为“在他们的人民中享有完全的信任”、“认真地为维护和平而操心”的“明智”的人—一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人阿谀奉承。甚至把帝国主义头子之一肯尼迪之死看作是“人类的巨大损失”,而且宣布共产党人也为他志哀。只有骗子、没有骨和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斯大林。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热烈颂扬他,说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的朋友和哉友”、“人民的朋友和亲爱的父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伟大的统帅”、“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导师”。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以庸俗市侩才会使用的伎俩对斯大林进行卑鄙的诬蔑和攻击,这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对苏联党、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的侮辱,他也侮辱了光荣的苏联军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人民以及仝世界的劳动者,他还侮辱了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前,赫鲁晓夫本人曾经说过:“这些人举起了恶毒的手想打击斯大林同志。打击斯大林,就等于打击我们全体,打击劳动人民,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千下这种勾当的恰恰是赫鲁晓夫自己。他打击斯大林,也就是打击全体,打击共产主义,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既然把斯大林三十年的领导看成是一种变态,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路,并且竭尽全力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他也就是自己在打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他是在苏联推行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叫嚷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其真正的目的和真正的含义就在这里。
    公开信接着说,赫鲁晓夫集团打击最神圣的事物,打击苏联人民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打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他企图解除人民的武裝,夺去他们手中的政杈,使党蜕化变质。他践踏和抛弃了布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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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党始终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的传统和革命精神。他在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领域里把杋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强加于党,这条路线使苏联党和人民曾经为之英勇斗争、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和洒下鲜血而在苏联取得的社会主义历史性胜利处于危险之中。
    为了实现这条路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各级党和国家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清洗,排斥它不信任的所有干部,用忠于它的路线的干部替换它不信任的干部。
    今天在赫鲁晓夫周围为他效劳的那些人,是在思想上已经蜕化变质、背叛苏联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唯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巩固自己政治上的统治。以这个阶层为基础的赫鲁晓夫集团,正在把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赫鲁晓夫集团专政的国家。
    公开信说,他的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论点,是一个大骗局。这个论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
    (《列
    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四四八页)赫鲁晓夫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倒退,是向资本主义跨出了十分危险的一步。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因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用来掩盖他的集团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对苏联人民的专政的假面具。赫鲁晓夫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要保持国家的政权作为实现其反革命目的的手段,以便把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员置于被压迫和受统治的地位。同样危险的所谓“全民党”的论点勾销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政党开辟道路。赫鲁晓夫不时对党和政权机构进行的各种调整和改组,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公开信强调指出,广大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迫切地面对着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神圣的职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列宁所创建的共产党。公开信还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十年来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谴责他破坏了经济的有计划的经营管理和集中领导,他鼓励为利润而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他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他全盘破坏了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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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指岀,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翻版。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降低到“一盘土豆烧牛肉”。他把美国、美国工业家伊顿之流的经验和美国农场主加斯特之流的建议奉为他的共产主义的榜样。他甚至不惜向美帝国主义者求援,要用美元和贷款来“建设”苏联的共产主义
    公开信说,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正把苏联推向资本主义而不是推向共产主义去。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革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是听任赫鲁晓夫集团为所欲为地实现其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呢?还是起而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果、并且制止赫鲁晓夫的这股反苏和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呢?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政治路线破坏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声望、权威和作用。他以苏联的名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和窒息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和斗争,欺骗和恫吓各国人民,美化和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集团把那些要把苏联置于死地的人们当作苏联的盟友和友人。他把战争和侵略的主要祸根、国际剥削者和宪兵、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苏联的盟友和友人。他把早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白由以及世界和平的力量进行破坏活动、为帝国主义百般效劳、靠美元过日子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谴责的铁托集团,把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和疯狂的反共分子,反动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当成了他的朋友和同盟者。他把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当成了朋友和同盟者,他武装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唆使它压迫印度人民、唆使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侵略。他把包括波恩复仇主义者在内的世界一切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也当成了他的朋友和同盟者,而且赫鲁晓夫正在竭力同波恩复仇主义者勾结起来。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把他的斗争矛头指向苏联的真正的、忠实的盟友和友人他怀着深仇大恨穷凶极恶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在两国伟大人民和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之间散布敌对情绪。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所需要的,不是赫鲁晓夫曰夜梦想和力图实现的苏联和美国的联盟,而是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合作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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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谴责赫鲁晓夫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领导人所进行的疯狂攻击、骇人听闻的诽谤和诬蔑、所采取的敌对行动。
    公开信说,赫鲁晓夫集团对不听从它的指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反对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进行了凶恶的斗争。它对它们使用了阶级敌人所使用的种种武器和手法。它粗暴地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侵犯它们的主权和独立,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企图迫使它们屈膝,制造分裂和策划阴谋象它最近对日本共产党所做的那样;它利用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等联合机构来把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这个集团的控制之下,对它们进行剥削,以达到它的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目的。
    赫鲁晓夫集团的这种路线和活动给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反动派帮了大忙,他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事业。
    公开信接着说,赫鲁晓夫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同美帝国主义靠拢并与之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从而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对和平、对苏联夲身、对苏联的安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赫鲁晓夫为了靠拢美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和解,在采取冒险行动之后,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无耻地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甚至企图出卖古巴的主权。赫鲁晓夫出卖刚果人民的民族利益,投票赞成美帝国主义者指挥的联合国部队的干涉。这种妥协给刚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带来了尽人皆知的悲惨后果。关于部分棼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是对各国人民的大背叛和大骗局;事实上,这个条约损害苏联本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它使美帝国主义得以单方面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和増强自己的原子力量,继续进行核讹诈,来威胁和恫吓各国人民。
    赫鲁晓夫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同帝国主义进行的交易不胜枚举。尽管连续几年中围绕着签订对德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大事喧嚣,他现在几乎完全把这个问题束诸高阁,而且在他访问西德的前夕,准备同波恩复仇主义者达成新的妥协来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切身利益。当世界各国人民怀着蔑视,坚决同声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侵略行动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了不得罪美国人,勉勉强强、用寥寥几个字对东京湾事件表示遗憾,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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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不仅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千方百计阻挡其他国家人民进行革命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企图阻挠和扼杀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散播对帝国主义及其头目的各种和平主义幻想,他规劝各国人民保持宁静,不要激怒帝国主义,而要向帝国主义屈服,因为据他说:“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他用原子战争的恐怖来威胁和恫吓各国人民,宣扬不惜代价的和平。他甚至建议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建立国际警察部队,从而成为国际宪兵,来同美帝国主义道镇压全世界的任何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
    公开信指出,因此美帝国主义,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大事赞扬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他的政策和立场,这不是毫无缘故的。
    帝国主义头目、阶级敌人,象对赫鲁晓夫那样对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地大事称赞,对他的方针政策这样公开地表示赞赏、高兴和寄予希望,历史上还从来不曾冇过这样典型的事例。单单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对谁有利,他的观点和行动又是为谁服务的。
    公开信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本身受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各个共产党,全世界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现在都奋起投入一场坚定不移的有原则的斗争。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正在进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在世界上好多国家里,例如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和锡兰,建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党;在另外许多国家里,象意大利和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印度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形势的发展只能是这样。毕生致力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不能不起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这一大背叛。我们深信,这场斗争将日益深广地展开,而且正是这场斗争将使修正主义遭到最后的失败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公开信说,亲爱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同志们:你们要在这场斗争中担负起重大的责任、起重要的作用。最大的祸根,恰恰是在你们党的领导方面,那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修正主义现在之所以成为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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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那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它在世界上最老的、最有威信的党,在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一斯大林的党内出现,而且涉及到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利用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威望、利用国家权力和他所掌握的切庞大手段,力图欺骗苏联共产党党员,把它的修正主义方针强加于他们,收买许多党的领导,并把他们拖进机会主义的泥坑
    在赫鲁晓夫的背叛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下,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你们应该对你们的党、对人民、对光荣的祖国以及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尽到崇高的革命职责,你们不能容许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集团玩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现在是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了。
    革命的苏联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把过去的传统和功绩遗忘掉。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须本着同样的革命精神、同样的决心和同样的原则精神来发扬这些传统,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名声,高举被赫鲁晓夫丢弃的革命旗帜。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根本利益要求你们这样做。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向你们、苏联共产党党员发出这封公开信,因为我们真诚地爱你们,因为我们象昨天一样把你们当作战友,因为我们爱你们的党,我们爱苏联人民,我们爱苏联。我们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决没有把苏联共党、苏联同赫鲁晓夫集团混为一谈。赫鲁晓夫集团破坏苏联—阿尔巴尼亚友谊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制造敌对情绪和分裂的企图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对你们党和你们国家的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兄弟情义没有消失而且也永远不会消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苏联的朋友。尽管一个叛徒集团目前在苏联当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保卫伟大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受国内外敌人的损害。我们没有忘记而且也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决不会忘记它对我们国家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主义援助。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立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为击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而坚决进行不调和的有原则的斗争,对苏联各族人民友好、忠诚和保持亲如兄弟的国际主义的完仝团结一致。
    公开信指出,苏联人民曾战胜了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和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公开信说,现在,你们党、苏联,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遭到了外部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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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和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阴谋的威胁。在和平时期策划的这一阴谋,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对整个革命的命运,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策划这一阴谋的主犯是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以及赫鲁晓夫集团。你们曾经为之付出生命的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事业,在召唤你们再次奋起,以你们作为列宁主义战士所特有的同样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来挫败威胁着你们的这一反革命大阴谋。象昨天一样,今天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保卫苏联的这场正义斗争中,你们不是孤立的,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各国人民,都站在你们一边。这支力量,远比你们过去同阶级敌人、苏联的敌人进行战斗时你们的拥护者和盟友所构成的力量要强大。
    公开信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背着人说话的习惯,只愿意公开坦率地说话,因此真诚而坚决地宣告,它同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的十月革命所产生的苏联。你们热爱苏联,我们也热爱苏联。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和无产者,所有的劳动者和进步的人们,都热爱苏联。因此,我们把为反对修正主义一帝国主义阴谋,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必须进行的这场斗争看作是一项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说什么“即使苏联走上错误的道路,我们也同苏联站在一起”,那就不是保卫苏联。只有叛徒才会那样认为。那样就不是保卫苏联。那样只是庇护背叛行为
    公开信最后表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现在和将来都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要为保卫伟大的共同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保卫苏联而斗争到底。
    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的完全的信心和不可动摇的信任:我们的同志,列宁和斯大林的光荣的党的共产党人,象过去作为鼓舞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的伟大表率一样,他们今天也一定能以高度的革命觉悟来完成历史交托他们的职责
    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保卫苏联,苏联共产党人定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同世界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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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共产党人和无产者一道,同心协力,展开强有力的斗争,来揭露和彻底击败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
    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就第一国阮百周年发表社论:制止现代修正主乂者越权强行召开分裂会议,所有真正共产主义者必须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坚定地进行反修斗争
    新华社平壤十三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九月二十八日就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发表社论时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不顾兄弟党的反对,企图蛮横地越权强行召开国际会议,以便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引向组织上的分裂。社论呼吁所有共产党人起来进行原则性的坚决斗争,制止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宗派分裂活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劳动新闻》这篇题为《维护国际垬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的社论强调说,“现在,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成了各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的堡垒
    “因此,保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护它的团结,乃是当前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最重要而神圣的革命任务。”
    社论说,“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平等、互相尊重、独立自主、不干涉内部事务、相互支持与合作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作为基础。“在目前兄弟党的关系中,不允许运用少数、多数或是什么集中制原则。“每个党都是独立和平等的,都对本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担着责任。“要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目前的新环境下加强团结致,就必须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准
    社论指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彻底排斥大国主义,决不应容许任何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行为。
    社论谈到了第一国际的光辉历史,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年代中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改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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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机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以及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建立起来的、后来又由列宁、斯大林继承、维护和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社论说,一百年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粉碎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只有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各种阶级敌人的坚决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社论说,对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对它们阴险狡猾的各种伎俩,坚持原则的立场,这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直是以彻底揭露帝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真面日、动员群众展开反对它们的斗争来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绝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绝不能对他们蒙上假面具的欺骗政策抱有幻想,绝不能在中途抛弃革命。只要地球上存在着压迫者和剥削者,斗争就不会停止。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行斗
    社论说,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还证明,只有永远亳不动摇地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建立和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保卫革命成果,才能够胜利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在阶级消灭以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之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加强资产阶级影响,就是在反革命势力进攻面前解除革命队伍的武装。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象爱护眼珠一样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指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者——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保障它的统一。社论说,团结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武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社论指岀,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并把它光辉地体现在我国革命实践,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忠实履行了自己担负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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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指出,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广大地区取得了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空前壮大加强。在国际舞台上,同帝国主义势力相比,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力量的优势日益增强。帝国主义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衰退和没落的过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坚决维护马列主义革命原则,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积极斗争,就将进一步加速革命的胜利
    社论说:“但是,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正在给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障碍。“他们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极力美化、阿谀和屈服于帝国主义,抛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否认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他们并且把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绝对化,企图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溶解在‘和平主义’的泥坑之中。“他们企图麻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诬蔑这一斗争是‘小资产阶级运动’,给世界革命运动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他们妨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团结。“他们不断地进行宗派活动和破坏活动,策划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不顾兄弟党的反对,横行霸道地越权企图强行召集国际会议,企图将分歧引向组织上的分裂
    社论强调指出,“已经造成的事态要求所有共产党人起来进行原则性的坚决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新的胜利,如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过的那样,如象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所做过的那样,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继承人—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阶级义务
    社论说,“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背信弃义活动必须粉碎;他们的宗派的、分裂主义的活动必须坚决制止;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必须维护。
    社论说,“只要所有的共产党人一致起来进行斗争,坚定不移地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分裂就会被制止,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坚定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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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最后表示:朝鲜劳动党今后将一如既往仍然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坚决斗争到底。
    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赫鲁晓夫下台
    新华社十六日讯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尼基塔·赫鲁晓夫已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克谢·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今天宣布,在十月十四日(星期三)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体会议,研究了赫鲁晓夫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职务的请求。
    口经发表了苏共中央全会的正式公报,公报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十月十四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新华社十六口讯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这里正式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阿·米高扬的主持下,在十月十五日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仼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今天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下列正式公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年十月十五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依·米高扬同志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
    “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提岀的鉴于他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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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他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尼·谢·赫鲁晓夫冋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命令,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们热烈祝贺阿·尼·柯西金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尼·柯西金同志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对他的信任,并且保证他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他的职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应的命令将于今天公布。
    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十一、二
    十二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赫鲁晓夫下台了。
    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
    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无论是同情赫鲁晓夫的,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有利害冲突的,都对于这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的突然垮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问题,也发表了文章和文件,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鲁晓夫怎样下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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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列宁主乂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木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年来,赫鲁晓夫利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威信,违背苏联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总起来说,有以下这些:
    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
    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一笔勾销苏联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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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伟大的苏联,丑化国际共主义运动。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提供了最肮脏的武器。
    他公然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荒谬地主张苏美两国首脑“决定人类命运”,一直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真诚地希望和平”。他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盜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三、他为了迎合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的需要,阻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不惜损害苏联本国的国防力量,串通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大骗局。赫鲁晓夫签订这个条约,是丧心病狂地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谓“和平过渡”的名义下,百般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条错误路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条错误路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变成毫无生气的新式社会民主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竭力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伙同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指使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派遣侵略军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刚果人民,并且用苏联的运输工具把所谓“联国军”运进刚果;他实际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法国的“内政”;他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态度,煞费苫心地为美国挑衅者解围,替侵略强盗开脱罪责
    六、他公然违背一九六○年声明,不遗氽力地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把已经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铁托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经蜕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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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复宣称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表示要向这个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虚心学习。
    七、他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尽方法打击它,破坏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八、他极端仇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同时釆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纠纷,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他在所谓“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白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门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许多兄弟党内,公然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制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坏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准则,以老子党自居,一意孤行地决定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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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他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实行了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他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把党分割成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要把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轨道上去。他对苏联农业和工业的瞎指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就是赫鲁晓夫的所谓“功绩”。
    象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根木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骄横跋扈,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人物。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场结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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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经是嚣张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们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经是霸占了国际领导地位的“庞然大物”,可是,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载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经把自己装扮成好象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说得很对:“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象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们,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没。赫鲁晓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辈的后尘。不管人们曾经怎样劝说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亳不理会,终究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赫鲁晓夫垮台了,他处心积虑地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也破产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将不断战胜修正主义思潮,继续向前发展;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仍将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继续向前发展。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词地为赫鲁晓夫“招魂”,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所谓“贡献”和“功绩”,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具有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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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二、研究资料
    九六八年,威廉·海兰和理査德德德·沃利斯·施赖奥克:《赫鲁晓夫的垮台》
    美国纽约丰克和瓦格纳尔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赫鲁晓夫的垮台》的书,作者是对苏联问题有长期研究经历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威廉·海兰和理査德德德·沃利斯·施赖奥克。他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过程作了专题研究和分析,一九六八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分为八章,从一九六一年前后苏修内外政策接连失败写起,叙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以及苏修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的争吵和倾轧,最后对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垮台时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述。作者说勃列日涅夫等人搞赫鲁晓夫时是“毫不留情的”,他们就象是“揪着赫鲁晓夫的脖子”把他“扔进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垃圾堆。”“尽管事情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在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表决,其实,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是秘密策划出来的,而不是投票的结果。”
    现将该书最后一章的内容摘要于后(小标题为本刊所加)对赫鲁晓夫日益广泛的不满
    赫鲁晓大最后垮台的时候,垮得是很突然、很迅速、很彻底的。尽管八、九月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已遇到特别严重的政治困难,然而回顾起来不仅可以看出十月事变的一般先兆,而且可以看出一种特殊的事态发展,它有意无意地给人以某种即将发生动乱的感觉,这就是岀现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陶里亚蒂的遗嘱通篇是一种悲观的调子,对苏联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感到沮丧。在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对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表示极大的不满(虽然未提赫鲁晓夫的名),并流露出十分厌恶的情绪。现在很明白,陶里亚蒂的情绪不仅是一个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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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气的外国人的情绪,实际上也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亲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的情绪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把党分成两个组织的作法,曾经遭到党内很多人的抵制。到一九六四年秋,赫鲁晓夫得罪的不仅仅是党的官员了,他几乎得罪了每个人:军方—一由于限制预算早已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担心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主管重工业的官员——他们是军方天然的同盟者,一直率先地受到赫鲁晓夫的侮辱和嘲笑;政府机关的官员——他们被赫鲁晓夫一个接一个的改组弄得不知所措,担心丧失特权和工作岗位;就连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赫鲁晓夫会成为艺术自由的庇护人,也对赫鲁晓夫的放纵行为和市侩作风不满。
    这种日益广泛的不满,传染和反映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层的纷争还由于一些最高决策问题而加剧,诸如赫鲁晓夫对德国、中国、越南等问题的处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以至他在国外的粗鲁行为等等。最高层中一些人的政治野又使纷争更加激化
    赫鲁晓夫九月间提岀的经济改组和调整优先发展次序等问题,很快就成了事变的导火线。赫鲁晓夫的方法简单极了,他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问题一个紧接个地推到危急关头——首先是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紧接着在十
    二月和北京摊牌;最后可能在次年初访问西德。在中国问题上的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同东欧的复杂关系,已经足够令人惊慌不安的了,何况还有以拟议中的波恩之行为开端的对西方的种种冒险行动。这一切,使得主席团应付不了,其实是使赫鲁晓夫自己应付不了,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反对他的联盟提供了基础,如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的结合。
    如果说,这时已经出现了不满赫鲁晓夫的联盟,那也是非正式的,萌芽状态的,还缺乏一个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去把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及从赫鲁晓夫日益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弱点中捞取好处。的确,勃列日涅夫争取在六十年代当第一书记的条件是够多的。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学毕业的冶金工程师,战时的将官(搞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者(历任州和加盟共和国的第书记)。斯大林时期他爬得很高(是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但不算太高。他很早就追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青云直上时长期为赫鲁晓夫效劳,搞得还不错,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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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太好。在这些经历中,他深深懂得,要避免以过份追随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而出名。他既不盲从,也不搞自由主义,他是一个稳当的党的工作者,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
    (二)
    苏斯洛夫一九四一年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九四七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他对赫鲁晓夫在国际运动中的失败深为不满,认为勃列日涅夫这号人比赫鲁晓夫更容易接受他的影响。但苏斯洛夫本人的势力有限,他只能对党内保守分子起巨大的影响。他既没有在莫斯科党的中央机构里组成一支追随他的队伍,也没有机会在地方上培植势力。但苏斯洛夫在军事——重工业派系中肯定能找到信念相同的人,同时在党的领导层中也颇受尊重
    实用主乂者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代言人是柯西金。战前柯西金是列宁格勒的年青的市长。后来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经济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的倡导者,他要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同消费者的需要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在实现其经济计划的很多目标方面可以得到柯西金的有力支持。对于更加强调轻工业和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利别尔曼主义”柯西金是能够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但是,柯西金无论如何不可能赞冋赫鲁晓夫把党分成两个组织,不会赞同赫鲁晓夫的盲目冲动,也不会赞同赫鲁晓夫过份热心甚至是狂热地专注于某些特殊的项目和他所宠爱的工业,如化学工业。随着勃列日涅夫的野心越来越大,苏斯洛夫的不满与日俱增,柯西金的沮丧更加发展,这就为他们试图联合打下了基础。这三个人结在一起,代表了领导层里广泛的不同利益。至少其中两个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各级组织中可以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支持和拥扩。
    赫鲁晓夫九月三十日离开莫斯科到索契去。他的离去是很突然的。本来他还在接待卬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样就未能岀席苏加诺的告别晚会和欢送仪式亦未能会见预定十月一日抵莫斯科的新任东德总理斯多夫。赫鲁晓夫的离去引起些猜测,说他实际上是被主席团弄走的。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同僚是乐于让他离开的,以便他们有点时间来仔细考虑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的全盘新计划。但难于置信的是,究竞有谁能命令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况且赫鲁晓夫对克里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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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的一套政治阴谋活动是深有经验的,如果他已经怀疑到正在酝酿着动乱,他是不会走的。
    筹划政变推翻第一书记涉及许多实际困难,譬如其中之一是勃列日涅夫已定于十月五日开始访问东德,参加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很明显,勃列日涅夫这时并不处在采取行动推翻赫鲁晓夫的有利时机。同样,很明显,他不是这样一种人,即把诸事安排妥当后就离开莫斯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它共谋者。说实在的,当勃列日涅夫仍在东柏林时,并没有什么反赫鲁晓夫政变的准备工作。
    十月初是平平安安地度过的。首都的政治生活照常进行,至少在表面上如此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都露了面,接见了新任东德总理,出席了纪念东德成立十
    五周年的展览会的开幕式。主席团大多数成员都在莫斯科。十月二日,莫斯科报纸发表了赫鲁晓夫九月底向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所作的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报告的摘要。十月三日,苏联通讯社简短地报道了一则消息,说赫鲁晓夫去黑海途中曾在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停留,并访问了一个国营农场。赫鲁晓夫到索契后仍然扮演国家元首的角色,接待了络绎不绝的来宾:日本、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西德地下共产党领导人雷曼,以及赫鲁晓夫当权时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外国人——法国内阁部长加斯东·巴勒维斯基。所有这一切,很难说是一个受主席团控制的人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于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自东德飞返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他对于星期一上午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是很挂记在心上的。这次会议将讨论赫鲁晓夫的新经济计划。勃列日涅夫知道委员们对赫鲁晓夫并不那么唯命是从,对赫鲁晓夫激进的建议的辩论也许会拖得很长和吵得很凶,并有可能导致领导层的全面危杋。他也知道没有多少时间能用来制订战略和准备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了,因为十月十四日(星期三)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就将抵达莫斯科,而且他会要求马上会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的时间,也将由早已吹得天花乱坠的宇宙空间冒险的成就来决定。如果“上升号”宇宙飞船三人飞行成功,那么赫鲁晓夫肯定会回到莫斯科主持欢迎仪式。
    勃列日涅夫在机场会见了苏斯洛夫。当天晚上两人肯定进行了商谈。也许就是在这天晩上两人商谈时,最后决定了要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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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估计力量对比时,一定计算了票数,并且断定在十位主席团成员中(因病不参加工作的科兹洛夫除外)有五票是拿得稳的。苏斯洛夫可能告诉勃列日涅夫:当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时,反赫鲁晓夫的情绪总的说来并未减退。苏斯洛夫可能特别提到柯西金是不愿轻易接受赫鲁晓夫的政策方案的。并提到波利扬斯基与农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主席团委员—对赫鲁晓夫在制订农业政策上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并对赫鲁晓夫随意任用过去的农业专家波利雅科夫表示愤怒至于勃列日涅夫,肯定会保证他在第聂伯罗彼得夫斯克的老部下基里连科的一票是没有问题的。
    勃列日涅夫当然知道哪些人可能站在另一边。预料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至少在最初可能结成一个顽固的三人同盟。他们可能得到年迈的什维尔尼克和沃罗诺夫的支持。沃罗诺夫是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与勃列日涅夫的人—基里连科在俄罗斯共和国争权夺利。
    主席团內五比五的情况对于搞政变阴谋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反赫鲁晓夫分子首先必须设法把赫鲁晓夫从他的主要支持者中孤立出来,做不到的话,也要把赫鲁晓夫、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三人孤立起来。显然,这些都必须在中央委员会裁决之前做好。实际上,事情必须安排成这样,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确认反赫鲁晓夫政变已是既成事实,或者使中央委员会相信,要阻止政变已不能由它自己作主。
    归根结底,掌握成败关键的是军队和秘密警察。杈势很大的秘密警察和最髙军事指挥当局是由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人负责的。但是,军队和秘密警察都有理由不听赫鲁晓夫的话。同时,阴谋家们总是可以用一些办法来收买几个关键人物如允许他们扩大权力和提高威望,或是对他们——尤其是对军队——的特殊需要给予更大的关心
    谢列平虽不正式主管秘密警察,但他通过他的密友和同事——秘密警察头子谢米恰斯内伊,对秘密警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设法和谢列平接近。如果谢列平被争取过来,秘密警察至少可能采取中立。谢列平不仅可能被人说服应当考虑他自己的前途,而且他还明显地(也是错误地)认为,在事变过程中有机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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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列日涅夫还有一条独立的渠道通到警察和情报机构里。他以前在乌克兰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尼·米罗诺夫,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插手各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党控制警察和情报工作的一条渠道。米罗诺夫也许在促使谢列平参与政变阴谋方面起了作用。军方显然没有全心全意地参加这次阴谋。在政变的头几天,军方分裂和怀疑的迹象就显露出来了。十月十四日,《红星报》发表了总参谋长比留佐夫元帅赞扬赫鲁晓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这样晩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席团已经决定行动起来反对赫鲁晓夫之后,意味着比留佐夫作出了反抗的姿态,或者至少是故意不理会主席团的决定。比留佐夫是军内“火箭派”的头头,这一派颇受赫鲁晓夫重视。
    但是掌握关键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过去为赫鲁晓夫服务得很好,但后来他对赫鲁晓夫的军事政策的趋势,尤其是对赫鲁晓夫贬低地面部队的倾向,已越来越不满。作为二次大战中突破德国防线进入中欧的庞大的坦克部队的司令之一,作为一个老战士,马利诺夫斯基很难适应赫鲁晓夫关于现代战争的激进的观点。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使得马利诺夫斯基易于被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拉过去。当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摊牌时)声称苏维埃军队支持反对派时,这些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取得胜利就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了。
    星期一(十月十二日)下午,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始时有八人出席米高扬可能后来才参加。反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利扬斯基和基里连科——可能强迫赫鲁晓夫立即下台。
    但是,波德戈尔内——这时他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大阴谋—可能很不乐意。什维尔尼克,接着是米高扬,也站在波德戈尔内一边。沃罗诺夫非常狡猾,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第一书记,因而保持沉默,或者干脆站到勃列日涅夫一边。波德戈尔内是赫鲁晓夫把他从乌克兰提拔上来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思想方面的或是个人方面的——要去反对赫鲁晓夫,因为这场政变将是让他的头号竞争者勃列日涅夫来取代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在危机前几天的活动,表明他并不知道即将出事。十月九日,波德戈尔内曾代表中央领导去基什涅夫参加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国庆。在那里,他作过一篇很长的演说,几乎在每细节上都表示支持赫鲁哓夫。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曾同在索契的赫鲁晓夫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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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米高扬十月三日到黑海陪赫鲁晓夫度假去了,在索契至少一直呆到十月十二日下午。他事先也根本不知道有政变
    九六五年米高扬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也许是被迫的,部分原因是他基本上按赫鲁晓夫的利益行事,或者是图谋耍两面派。)
    (四)
    由于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致,才向那些坚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了一个
    体面的妥协方案,即给赫鲁晓夫一个机会,体面地辞去党政最高职务并保留中央委员的资格;要是赫鲁晓夫拒绝辞职,那末主席团就将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投票表决,把赫鲁晓夫清洗岀去。无论是体面辞职或是清洗岀去,都必须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予以正式批准。这一妥协方案,当然等于是勃列日涅夫势力的胜利。最后的摊牌
    十月十三日(星期二)早晨,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他当天的活动计划。他显然已经怀疑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他的怀疑也许是由于他在和莫斯科的联系中岀现某些微小的不正常情况所引起的,也许是从他的女婿阿朱别依那里得到某种警告(阿朱别依或许听到了主席团举行非常会议的消息)。午后不久,赫鲁晓夫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最后的战斗开始了。
    据说,赫鲁晓夫下飞机后,迎接他的是谢米恰斯内伊和谢列平两人。是不是对赫鲁晓夫实行了或是想实行任何形式的事实上的逮捕,那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赫鲁晓夫至少可能是在谢米恰斯内伊的陪同下,直接来到克里姆林宫与主席团见面的。在那里,他发现勃列日涅夫正在担任主席,这一情况迫使他在一个他不习惯的靠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赫鲁晓夫肯定感到迷惑不解和气氛紧张,开始他可能要求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可能代表集体作了回答。接着,赫鲁晓夫显然表示了抗议,说主席团没有资格就他的引退问题投票表决,并声称没有他的同意,主席团无权召开会议。勃列日涅夫则把他的抗议撇在一边
    俟赫鲁晓夫无意“辞职”的情况明朗了,苏斯洛夫就站起来发言,从内容实质一直到方式作风,提出了主席团对赫鲁晓夫处理国家事务的反对意见。苏斯洛夫的简短发言,包括了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的专横跋扈和高压手段,他尽力树立个人迷信,在同中国打交道中的策略错误,他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等等。对于这些指控,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作岀真正的努力来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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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情已经很明白,他已无法动摇站在反对他一边的大多数。但是,他确曾退而采取了一九五七年在同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对抗时挽救过他的那种策略,即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这当然是反赫鲁晓夫政治家们早就预料到的,于是赫鲁晓夫被告知,召开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早已发出去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赫鲁晓夫一定开始意识到大势已去了
    中央委员会可能是十月十四日(星期三)早上开始的。会开得很长,很激烈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还详细开列了一个问题单子,这就是后来在党的可靠分子中传阅的“二十九条”。苏斯洛夫的发言从未发表,但其基本内容实际上事先已作过报道。八月份(即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苏共《历史问题》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不寻常的文章,其内容虽是赞扬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看来实际上是反对他的。例如:文章断言“群众无疑有权监督领导人,检査他们,撤换他们”。文章警告说:“如果领导人不再按党的意志办事,开始把自己置于反对群众的地位,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个人的统治就将失去合理的基础,他迟早是要失败的……”人们可以联想到,苏斯洛夫在为主席团的行动辫扩时,正是说了这些话。苏斯洛夫概括列举的赫鲁晓夫的种种罪状,同这篇文章所议论的某个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提法非常相似。如经济主义,蛊惑人心,命令主义,开空头支票,狂妄白大,等等。
    苏斯洛夫作报告时,赫鲁晓夫被迫坐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厅靠边的一张椅子上,痛苦地倾听着。目击者称,赫鲁哓夫面红耳赤,非常激动。苏斯洛夫讲完后赫鲁晓夫被允许反驳,其内容没有详细报道,仅说是攻击性的、侮辱人的以及污秽的。据说他的讲话几次被打断,但他仍喋喋不休。他讲完后,精疲力尽,显然口无能为力了。接着波利扬斯基发言,指责赫鲁哓夫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农业政策方面。最后,就撤销赫鲁晓夫党内一切职务问题进行了表决。赫鲁晓夫失败了。虽不是一致通过的——赫鲁晓夫可能获得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这时赫鲁晓夫提出书面辞呈,井哀求中央委员们让他在政府部门担任农业部长,对此很多委员都以一笑置之。
    赫鲁晓夫最后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当然从未正式透露过。说也奇怪,甚至很有讽刺意味,他最后公开发表过的一句话,正是十月十一日他在电视节目一开始对三位作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行员所说的那句话。他说:“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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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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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3)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十三节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本节资料
    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领导人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任新职同时庆贺“上升”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列·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电报还对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表示庆贺。电报全文如下: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得悉勃列日涅夫同志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同志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衷心地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祝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2011年5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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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四章(14)第四章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第十四节走向分而不裂本节资料
    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制造的分裂会议,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举行了。三月十日,发表了一个名为《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它是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它是一个很不象样子的会议
    参加莫斯科分裂会议的,除了苏联,还有十五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加上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两个已经分裂出去的修正主义派,连举世闻名的叛徒丹吉集团也被拉了去滥竽充数,一共是十九个单位
    在苏共领导命令规定要参加这个会议的二十六个党当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七个兄弟党坚决拒绝参加这次分裂会议。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也谴责和反对这次分裂会议。
    拿参加分裂会议的十九个单位来说,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在它们中间,有的是诚心诚意维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半心半意维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因为难言的苦衷而不能不奉命参加捧场的,也许有的是抱着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时候陷入圈套的
    谁也无法否认,这个会,就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信件中,下命令要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那个非法的分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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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这样的说法,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苏共新领导不是推迟开会的日期了吗?不是把起草委员会的名称改成协商会晤了吗?不是在公报中讲了团结对敌等等的好话吗?
    从表面上看,苏共新领导是耍了一些花招,做了一些改变,赫鲁晓夫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有一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从本质上看,苏共新领导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衣钵,忠心耿耿地执行了赫鲁晓夫所下的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请看以下的事实
    苏共新领导几次三番地向我们声明,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一定要同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命令召开的非法的分裂会议联系在一起。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在此前后苏共中央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中,以及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的通告》中,苏共新领导都重申了赫鲁晓夫所下的命令。他们坚持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必须在苏共领导决定的那个起草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他们并且说,已经得出了结论,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着手进行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
    他们仍旧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只通知一九六○年的那个早已不存在了的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党去开会,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他们仍旧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不管多少党不参加,他们都要开。果然,在不少兄弟党的坚决反对和拒绝参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开了。
    他们推迟会议的日期,只不过是迫于形势。但是,他们仍旧采取老子党下命令的方式,规定会议要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果然,就在这天开了。他们还在临开会之前,给会议改换一个名称,披上一件“协商会晤”的外衣其实,改换成“协商会晤”的名义,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的性质。
    由此可见,苏共新领导虽然在作法上,耍了许多手腕,变了许多花样,但是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的陈货。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欺骗的色彩,骗人家去开会,承认他们老子党的地位,承认他们有今天这样干,明天那样干,挥舞指挥棒的权利,跟着他们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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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很清楚,如果苏共新领导真的要团结,而不是继承赫鲁晓夫的老一套,玩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那么,为什么不抛弃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赫鲁晓夫下的命令呢,为什么又要搞一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件呢,为什么不能接受兄弟党的劝告,放弃那个非法的分裂会议,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呢?本来,赫鲁晓夫下了台,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坚决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满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会议做起,来表明他们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我们曾经诚恳地希望苏共新领导能够利用这个好机会,同我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新途径。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回答呢?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革命节,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的时候,苏共新领导就明白表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顽固地坚持召开非法的分裂会议的立场。而且,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会议的计划,倒是经过他的继承者的手来实现了。
    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共新领导这些人,所以非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不可,并不是因为他们同赫鲁晓夫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而是因为赫鲁晓夫搞得实在太臭了,有些做法太蠢了,赫鲁晓夫本人已经成为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严重障碍。他们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更带欺骗性的花样,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乂,更好地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系统化了的,用苏共纲领形式固定化起来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总路线。
    (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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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切革命者。但是,我们不是美国,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是要揭露苏共新领导这些阴谋诡计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判断一个政党,同判断一个人一样,“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①。“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当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②。
    根据这个原则,让我们看一看苏共新领导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懂得,苏共新领导的那些漂亮话,都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样,我们也就会懂得这个公报中某些口号的真实含义。
    公报中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我们要问,分歧究竞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给各国人民革命带来损害的呢?很清楚,那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所集中表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分歧,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道路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分歧。现在,既然苏共新领导执行的还是赫鲁晓夫的一整套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总路线,这只能表明,苏共新领导还是在继续加深分歧,破坏团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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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报中说,“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这种说法,完全是虚伪的,是为着给苏共新领导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涂上一层薄薄的脂粉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处在萌芽状态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团结的愿望岀发,采取规劝和批评的态度,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回头。我们曾经多次指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之间,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应当求同存异。但是,这些话,赫鲁晓夫之流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断扩大分歧,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搞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和国内外政策,制订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分歧的性质,就很清楚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同修正主义总路线的根本对立。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下了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进一步从组织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经对苏共新领导寄以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国阿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出发,抛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可是,苏共新领导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的一整套修正主乂理论、修正主义总路线和修正主义的政策,并且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还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召开分裂会议的严重步骤。非常清楚,苏共新领导已经进步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基础加以摧毁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叫嚷什么“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除了为着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言呢?
    苏共新领导说,我们可以“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哟!这也是骗人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敌我关系根本颠倒了。现在,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当做自己的朋友,把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当做自己的敌人。这样又怎样谈得到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对待美帝国主义究竞采取什么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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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话,苏共新领导还是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大肆宣扬苏美之间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大肆吹捧美国强盜头子约翰逊是“明智派”,极力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苏共新领导在同美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时候,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吵吵嚷嚷但是,他们是“实干家”。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就急急忙忙地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了好几笔交易。其中有一些,是赫鲁晓夫领导时期长期没有达成协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共新领导竟然同意以捐献的名义,偿付美国用联合国名义武装干涉刚果的费用。他们还积极支持美国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建立一支常设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来替美帝国主义镇压和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服务。他们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亲美、媚美和降美政策。
    在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一个反美前线的革命斗争,苏共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它们纳入苏美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现在,苏共新领导叫嚷支持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扑灭南越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正当美国强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疯狂地进行轰炸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仝世界革命人民理应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坚持召开分裂会议,采取严重的分裂步骤,来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用这个分裂会议的名义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个声眀发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苏共新领导就在莫斯科派出军警和马队,横蛮镇压反美游行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并且不断对这些参加反美斗争的外国留学生进行迫害。同时,苏联政府马上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
    苏共新领导用自己的行为揭穿了自己的骗局,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各国革命人民
    看来,苏共新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倒真是越来越大,简直难解难分了。越是这样下去,他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开来的东西,当然也只能越来越大,而“联合起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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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苏共新领导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吧句话,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反华、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日本共产党、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新西兰共产党、反对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政策。
    苏共新领导仍旧坚持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及一九六四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中的全部观点他们现在还在仝党和仝民中,大张旗鼓地组织学习这些反华材料。这就是说,他们继承了赫鲁晓夫反华反共仓库中的仝部的破烂不堪的武器。他们并且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
    苏共新领导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会议前后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整套错误的政策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实行控制政策。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肆无忌惮地干涉兄弟党的內部事务,对兄弟党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直勾结日本的托洛茨基分子、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日共叛徒,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日本共产党,公开支持志贺、铃木、神山等一小撮叛徒。他们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力量,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破坏印度尼西亚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攻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西兰共产党,企图颠覆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乂的缅甸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1)(2))
    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竭力支持印度工人阶级的叛徒、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走狗丹吉集团,支持这个叛徒集团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苏共新领导所说的“共同对敌”,究竞要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所说的“一致行动”,究竞是干的什么事。人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要扩大使兄弟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继续一股劲儿地扩大使它们分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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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的事实证明,苏共新领导叫嚷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假的,投降美帝国主义才是他们的本质;发表声明反美是假的,镇压反美斗争的人民群众才是他们的本质;支持革命是假的,破坏革命才是他们的本质;“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之类的话都是假的,到处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直到召开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才是他们的本质
    总起说来,苏共新领导干的是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他们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四联四反的老一套: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和其他革命国家;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
    (三)回答几个问题
    莫斯科分裂会议的公报中,重弹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老调,说什么“派代表参加这次会晤的各党表示了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接着又说,“他们认为,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继续就共同关心的当代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公报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苏共领导,彻底破坏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发动了公开论战,对兄弟党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进行了“侮辱性质”的攻击。公报也不敢触及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所作出的无数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决议、声明、文章,究竞算不算数。
    我们很懂得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所说的停止公开论战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不分是非,不讲道理,只许修正主义者诬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和批评修正主义者。
    迄今为止,对于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和诬蔑,我们只发表了数量很少的一些文章进行答辩,远远没有回答完,有许多根木还没有回答。如果他们不公开声明撤销那些反华的决议、声明和文章,公开承认错误,妄想要我们默不作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难道大老爷们骂了人之后,耸耸肩膀,就完事了吗?难道你们想骂就骂,想停就停,不许我们据理回答吗?难道兄弟党之间有这样一条不平等的、毫不讲理的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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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阐明对于公开论战问题的立场,现在我们再一次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既然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既然现代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那么多,他们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我们当然有权利公开批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年
    公报还提出,“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谁都懂得,这里所讲的,无非还是所谓“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所谓反对“派别活动”这一类的话,我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那里,已经听到好几年了。真正搞派別活动的,的确大有人在这就是赫鲁晓夫和他的门徒,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就是那些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就是那些要把共产党蜕化成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向革命,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闹派别活动。他们为首着反对革命,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能不众叛亲离,最后只剩下一小撮人,成为一个可怜的派别。而这些先生们口中所攻击的“派别”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革命派。应当严肃地指出,这次莫斯科分裂小会本身,就是一个最严重的派别活动。
    中国共产党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世界各国凡是坚持革命的、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一切力量,包括一切政党、集团和个人,我们都赞成,都支持。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买卖。修正主义者越是骂我们,越是证明我们的正确,我们越是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自己需要检讨的话,那就是同苏共领导在许多国家对修正主义派的支持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一些国家革命的左派支持得还不够,今后必须大大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老实说,只许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信奉者们互相勾结,来反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许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互相支持,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信奉者的斗争,过去行不通,今后也永远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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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报对于赫鲁晓夫去年下的命令,要在一九六五年年中召开的所谓新的国际会议,究竞是取消了,还是推迟了,一笔也没有交代。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积极而全面地筹备”哟,什么“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哟。同时,还主张举行什么“参加一九六○年会议的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这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还要死抱着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命令中的那个所谓“起草委员会”不放吗?或者还是要搞赫鲁晓夫在这个命令中要开的那个八十一党会议吗?或者又要耍什么新的花样吗?
    我们必须正告苏共新领导,你们召开了非法的分裂会议,这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都应当由你们来承担
    由于你们召开了分裂会议,就给召开兄弟党团结的国际会议,设置了新的严重的障碍。过去我们说,为了开好团结会议,消除障碍的准备工作,大约要四五年,现在看来,至少要增加一倍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苏共新领导总算是开过分裂会议了。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向帝国主义讨好,就可以勉勉强强地维持住修正主义“法统”了,还可以作为一套政治魔术来起一些欺骗作用。但是,他们这样做,既吓不倒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也骗不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他们过去阻止不了,今后更加阻止不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仝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绝大多数的共党人和干部是要革命的。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花岗石脑筋,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占仝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信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现在,还硬要别人信仰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当然就更加困难了。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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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也越来越少了。现在还硬要别人听从那根继承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当然就更不灵了。苏共新领导苦心经营的分裂小会,开成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这就表明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和破产,也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持反对分裂会议的斗争,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感谢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了分裂会议。这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迅速地帮助人们揭开了苏共新领导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纱,暴露了他们修正主义的本来面目。它帮助人们从苏共新领导的花言巧语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它帮助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懂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必然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出现,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决不能结束
    莫斯科分裂会议的公报说,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迫切任务”上来。什么是迫切任务呢?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眀都明确地指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帮助那些不明了真相的人去明了真相,帮助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豫不定的人同革命人民道前进,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苏共新领导召开分裂会议的严重行动,给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主动的权利。我们更加有理由公开批评和彻底揭露苏共新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的左派,推动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推动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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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愿意再一次向苏共新领导提出诚恳的劝告,你们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在我们看来,如果你们真的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又难,又不难。问题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做到: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
    公开地、郑重地向仝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
    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
    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要真正地做到消除分歧,团结对敌,就必须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什么停止公开论战,什么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这切,仝部都是空谈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仼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冋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以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不断用自己的行动,暴露他们的反动真面目,充当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我们相信: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归要站在反帝革命阵线上,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归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上前进。我们相信: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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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终将扫除一切障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世界革命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切妖魔鬼怪通通要被消灭干净
    全世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2006年8月18日初稿2011年5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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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1)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本节资料
    九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內岀动,协冋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3]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九五○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页)0
    九五0年,毛泽东对志愿军党委的指示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谊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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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0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二、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命令、爱护朝鲜人民利益
    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査缺点,增进团结。(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页)
    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仝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乂企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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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围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仝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希望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52页)
    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人的指示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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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0-71页)
    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杲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米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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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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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
    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乂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搗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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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页)
    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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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XXX、XX关于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九五○年十月一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鳯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仝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们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仝,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岀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髙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预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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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鲜朝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注:本文是毛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电报。)
    2011年6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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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2)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节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本节资料
    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一八九五年,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强占,沦亡五
    十年,台湾同胞过着极其惨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活。但中国人民白始至终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解放岀来而作着不懈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为了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包括台湾的解放。由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归还中国。但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卖国政府和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大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不甘于失败的美帝国主义竞庇护蒋介石残余匪帮在台湾苟延残喘。一九五○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侵占我国台湾,几年来积极扶植蒋介石残余匪帮,并把台湾作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妄图利用台湾蒋匪作为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具,阴谋使蒋介石残余匪帮在中国复辟,再来奴役和压迫仝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侵略罪行,是对它自己签订的国际协定的背信行为。它竟不守诺言到了这样的地步,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诚意”,“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之后,不过几个月,杜鲁门自己就宣布侵占台湾。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更亳不掩饰美国要继续占领台湾,并利用台湾蒋匪帮来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不惜撕破假面具,公开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和六万万中国人民为敌。
    美国侵占我国台湾,并勾结蒋介石残余匪帮进行军事阴谋活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容忍的侵略和挑衅行为,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及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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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来,美国破坏亚洲和平,妄图挑起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的军事冒险的阴谋,一再遭到挫败。美帝国主义者的实力政策,在亚洲不得人心,威信扫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日益强大起来,它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日益提高起来。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碰不得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美国好战分子老实一点,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以十亿美元以上的大批飞机、军舰和各种军火供给蒋匪,并派庞大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改编、训练和扩充蒋匪残兵败将;同时,美国指使蒋匪向我沿海地区和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派遣特务潜入中国大陆,对来我国通商的各国商船进行海盗拦劫。美国为了对我国进行武裝侵略,为了破坏亚洲和平,制造紧张局势,竟拼凑包括南朝鲜、口本、菲律宾、泰国和台湾蒋匪在内的所谓“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并硬把蒋匪代表塞在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上,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美国侵略者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正直人类所不能容忍的。
    最近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它阻挠和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已经确定地失败了,它的“长期统治亚洲”的荒谬政策更加接近于破产了,于是,它就显得更加疯狂,与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加紧勾结,发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漫天叫嚣,制造亚洲紧张局势。
    美国战争贩子范佛里特在台湾进行阴谋活动时,曾扬言美国要和蒋匪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现在,蒋匪和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都已证实,美国这个决心与中国人民长期为敌的冒险计划,正在华盛顿和台北进行“会谈”中。同时,美国国会中的一批蒋介石的“发言人”,臭名远扬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的议员们,如曾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內做了一百多次演讲,奔走叫喊援助蒋匪的诺兰之流,也特别狂热地策动国会通过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决议。必须指出,这种行动是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支持的这就清楚地表明美国统治集团是如何急迫地企图借助于台湾亡命之徒,继续进行冒险。
    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加紧扩充蒋匪军事力量。据最近泛亚社透露,美蒋已拟定个“三年扩军计划”,“预定在未来三年中将台湾的海、陆、空军力提高为目前的若干倍”,而这个计划“反映出华府的政策,在时局的刺激之下,已不限于防守台湾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审议本年度军事“援蒋”和远东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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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拨款时,公然说要加强蒋匪的“攻势能力”,“对中国大陆发出不断的威胁”;并说“如果目前的(印度支那)战争取得停火或其他解决办法,可能这种援助更为重要。”美国战术空军司令威兰居然叫嚣如果印度支那停战实现,那末世界现在所遭受的战争威胁比最近的任何时期都大”。
    但是,谁都看得见美国好战集团歇斯底里叫嚣和挑衅活动背后的空虚和卑怯。美国把它的外交政策,像诺兰之流所鼓吹的那样,“建筑在与台湾、南朝鲜及其他剧烈反共的小国联盟的基础之上”(英国“观察家报”),这就表现了美国的战争叫喊者心理上的惊人的堕落。美国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它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站起来了的、强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让台湾同胞回到祖国白由幸福的怀抱里来。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彻底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使中国革命得到完全的胜利。
    美国侵占台湾,企图扩大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指责。甚至坚决反共的人,也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强占台湾的狂妄政策的危险性。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七月十四日在英国下院的发言中说:“(美国)有些性急的人仍然想对共产党中国进行战争,想让蒋介石复辟。这种想法,从军事方面说,是愚蠢的,从政治方面说,它忽视了一切革命由外来攻击而巩固起来的事实。”艾德礼说:“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数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美国的外来援助,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早就完蛋了。”艾德礼的这番话道出了人所共见的事实。但是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时,艾德礼却重复了杜勒斯所提岀过的腐臭方案,即所谓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谁也知道,所谓“联合国托管”,就是把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家的领土,交给美国去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当归还中国,美国侵略者应该从台湾滚开,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必须被彻底消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英国下院对艾德礼的发言进行答辫时,竟然重复侮蔑中国人民的论调说:“中国的行为没有一个地方应该促使美国政府把台湾移交给共党中国”。这种绝对不是对中国人民持友好态度的言论,出自表示愿意改进中英外交关系的英国首相之口,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极大惊异。邱吉尔难道能够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吗?他当然不能否认,那么,他就没冇任何借口来替美国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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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行为辩护。试问邱吉尔:如果你们英国的苏格兰或威尔斯被外国侵占,你是不是也认为它就不应该再归还英国呢?无怪乎邱吉尔在下院的演说,当时就受到议员们的讥笑了。
    美国在积极武装蒋介石匪帮以推行它对中国的冒险政策的同时,还加紧促使亚洲一些国家的傀儡集团,如吉田、李承晚、銮披汶和麦格赛赛,与蒋匪帮勾结起来,拼凑“太平洋反共军事集团”,作为它的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亚洲的工具,其阴谋目的是在造起祸端,来颠覆我国人民政权,破坏亚洲及世界和平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的这些反动统治者,竟不惜损害自己本国的民族利益,甘愿做美帝国主义的走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的反动统治者,用承认蒋介石残余匪帮政权的办法,来帮助美国帝国主义者实现其“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阴谋,它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显然是极其危险的。蒋介石匪帮是一群已被中国人民完全唾弃的亡命之徒,与蒋匪帮实行勾结,必然要与六万万的中国人民为敌,这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中国人民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伟大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情存在。如果谁要顽固地这样做去,谁就要得到应有的后果
    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
    我们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台湾。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中,使台湾同胞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蒋介石卖国集团窃据台湾,决不能容忍美国侵略集团侵占台湾。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政府庇护之下逃到台湾,把台湾变成了叛国者的巢穴。这个卖国集团几年来把台湾丰富的物产和资源出卖给美国政府,换取美国军事援助,并在台湾压迫爱国运动,屠杀爱国同胞,搜括人民财富,强迫青年充当炮灰,使我台湾冋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卖国集团对我海外华侨实行欺骗和迫害,掠夺华侨财产,引诱华侨青年参加匪军。这个卖国集团仗着美国海空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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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护,袭击祖国沿海岛屿,轰炸祖国沿海城市,打劫祖国商船和与祖国通商的船桕,派遣特务进行暗害活动,抢劫和杀害渔民,不断地对祖国进行骚扰性的和破坏性的战争。这个卖国集团最近更阴谋与美国政府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妄图配合美国武装力量,进攻祖国大陆,挑拨世界战争,使人类遭受空前的浩劫。这个卖国集团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是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
    举世皆知,美国侵略集团一向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零年六月,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同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我领土台湾。这样,美国政府就破坏了它自己参加签定的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现在,朝鲜战争停止了,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了,国际紧张局势正在逐步趋于和缓。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却进一步地扶植蒋介石卖国集团,企图扩大对我国的武装干涉和战争威胁。美国侵略集团正在策划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正在拼凑日本反动势力、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组织所谓“东北亚防御联盟”,并正在积极拉拢英法、策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美国侵略集团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毫无疑义,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敌对目标。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着和平政策。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的外交报告中说过:“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別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威胁别国的安全,也决不容忍别国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我们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意志。
    为了保障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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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人民神圣的历史任务。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我中国人民才能完成伟大祖国的完全统才能获得伟大解放事业的完全胜利,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我们热烈拥护我中央人民政府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伟大号召。我们誓以全力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为了解放台湾,我全国同胞必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
    为了解放台湾,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仝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必须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取每一个战斗的胜利,直到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彻底消灭
    为了解放台湾,我全国同胞,特别是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同胞,必须加强戒备,肃清特务,努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斗争
    为了解放台湾,我台湾同胞必须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加强团结,积蓄力量,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消灭是定了的。我们要对一切跟随蒋贼逃到台湾的人指明出路。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正义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方面。我中国人民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定能够克服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全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保障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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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害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攀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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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米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万担,可以超过××。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第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ⅹ×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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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超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起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种形势,少数人就感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历求是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苫,所谓他们苫,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苫”,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木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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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干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硏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岀来了,能够提炼岀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千”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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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竞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则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条,他们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他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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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那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是侵略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飞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件条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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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除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利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可能是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
    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
    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十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
    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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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厅,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亿斤,可能到××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杋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摘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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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二)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
    日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一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们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况,那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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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和黎巴嫩的夏蒙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他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们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岀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要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的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件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那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万,争取××万吨。后年再搞××万吨,不是×Ⅹ万吨吗?苦战三年,××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是五千万吨,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吨。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万吨,接近苏联,再加×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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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吨,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年,×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苫战三年,今年可能是××到××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岀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只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家。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同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美国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竞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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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东西横直没用了的,统统集中起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在今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
    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主席在谈判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毛主席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毛主席又说,农业和农村工作不能放松,明年农业生产还要继续大发展。关于目前正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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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说,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2]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看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根据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台湾局势等问题复胡志明的电报胡主席同志
    九月八日来信[2]收到,谢谢你。我认为
    (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根据手稿刊印。
    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给周恩来、黄克诚的信
    周总理、黄克诚同志
    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二件及我军命令一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廿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对料罗湾三海里以内,打岺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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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较准炮位,黑夜如法泡〈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华沙谈判[2],三四天或者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冠华)[3]诸位意见如何
    顺祝旗开得胜!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于武昌。根据手稿刊印。
    如同意,内信请寄叶飞,刘亚楼,厦门前指付讨论。不要勉强同意。是则是非则非,以实际可行者见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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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禁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国防部长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再告台湾同胞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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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十三日北京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本日上午一时发表文告,题为再告台湾同胞。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星期过去了,炮没有打,一方清静。全世界欢迎,你们快乐。有几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余悸犹存,胡思乱想。例如说:共产党向你们建议的是一条诡计。诡计吗?历史会来证明不是,而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例如说:七天之后又要大打你们对我的第一封信有一个字没有看清楚,那就是“暂以七天以为期”的那个暂字,意谓可能延长,七天是暂时规定。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一说共产党靠不住,你们有三十年和我们打交道经验。让我们算
    帐吧。我们和你们历史上有过两次和谈。一次,1945年,各党派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重庆,通过了一个全民团结共同建国的协定。是谁撕毁这个协定的呢?国民党。又一次,一九四九年,两党代表团聚于北京,议定了四十八条和平协定,双方全权代表签字同意。是谁不愿意批准这个协定宁愿继续打下去的呢?国民党。由此看来,你们经验虽多,不会总结。你们不自反省,反而归结为共产党不可信任。颠倒是非,一至于此!你们靠美国吃饭。靠得住吗?肯定靠不住,迟早他们要把你们抛到东洋大海里去的。下毒手要一下子置你们领导人于死地的,不是美国人吗?那个美国走狗孙立人将军,不是被你们处置了吗?他是你们的一个武贼。洋奴胡适,组成派别,以自由、民主为名,专门拆国民党的台。你们不是大张挞伐,拼命抵抗过一阵子吗?他算是一个文贼,仗美反华,余威尚在,我看你们还难安枕吧。你们看,美国人有一毫一厘一丝一忽所谓仁义道德吗其他种种,千件万件气死人的事,你们一一亲历,不必我来多说。积怨如山,旦爆发,于是有去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役。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要大书特书的。什么美国大使馆,三拳两脚,打个稀烂。做得对!做得好!因为那些人欺人太甚。你们有些人说:共产党离间你们与美国人的关系。什么叫离间?你们对待一个文贼,一个武贼,一个大使馆,较之我们说几句闲话,即便叫做离间,谁的分量重一些呢?我们就是企图唤醒你们,坚决跟美帝国主义离开,跟伟大祖国靠拢,这样难道不好吗?我们无求于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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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七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为此,我们决定,再停七十天,从本日算起。期满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延长。你们怕我们大举进攻。那么,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多运粮,厚筑墙。你们中间又有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是共产党的又一条诡计。告诉你们:确是如此,但非诡计。谈判未举行,和平未实现,贵我之间战争状态依然存在,当然只好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但是这里所说的谈,不是华沙会议的谈判,专指我们两党之间的谈判。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华沙未便谈此。华沙谈的,是一个美国人走路的问题。美国人同我们讲生意,想以金、马换台、澎,造出两个中国来。他们的梦多么甜蜜啊!停火,停火,再一个停火!我们不知道美国官员们究有多少常识。看起来似乎不很多吧。说他们代表美国自己谈这个问题吧,中美之间并未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不能代表白己。说他们代表你们吧也是冒充。你们的领导人反对华沙谈判,并且讥笑停火。你们没有委托美国人当代表。假如委托了,我们也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中国两个政党不去直接谈判,要委托一个外国做代表呢?这种谈判,我们感到羞耻,因此不可以谈。华沙谈的,只能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一万年也是如此。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oe?王。说到齐oe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玊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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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命令福建前线我军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击炮,从本日起,再停止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就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划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仝局说来,无损于已,己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利于仝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样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出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釆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又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议。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太不高明。例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同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能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切切令。
    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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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
    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
    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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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彭德怀
    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稿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杋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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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
    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
    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摔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仝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么?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彭德怀
    1958年11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毛泽东《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
    的批示
    (一)对宦乡《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的批示(一九五
    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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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竞是谁家之天下。
    二)对《从美国总统竞选看美国的内政》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十七日)
    中央调査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
    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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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苫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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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39页,共1890页
    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根据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
    手稿)
    2011年6月1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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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3)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三节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本节资料
    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为卬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注意:作为11月18日杜勒斯演说的题目。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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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523期刊载了杜勒斯演说的全文,题为《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其中说: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在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护张主义的目的而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这个材料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第606-607页
    九五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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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⑦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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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硏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3]是反马列主乂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2011年6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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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4)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四节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本节资料
    九五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彭德怀同志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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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45页,共1890页
    黄、粟
    )可照韦国清、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可不发;
    (二)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刘阋后,退黄克诚、粟裕办根根手稿刊印。
    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昧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韦(3)三同志酌定。
    中央
    六月二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胡志明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同志
    当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般的越南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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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毛泽东
    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周总理阅。你的报告〔1〕和各党派联合声明(2),均应就此问题(3加以批评。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指周恩来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上作的外交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
    十一日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阐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后来在
    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2)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通过,并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指美国拉拢英国、法国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
    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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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支那和平已经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极愉快的心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热烈地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九周年。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
    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
    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毛泽东
    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刘、周
    此件〔2〕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指越南劳动党中央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一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五百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一百万人的穿着问题
    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还都河内的电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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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48页,共1890页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还都典礼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毛泽东
    周恩来
    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给彭德怀、黄克诚的电报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祝贺胡志明(1)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当您六十五岁寿辰时,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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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49页,共1890页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黄文欢为胡志明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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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50页,共1890页
    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
    刘、周、朱、小平(2)阅,退彭德怀同志。
    口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三同志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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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1)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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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1957年8月31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
    “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贵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根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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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胡志明同志
    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仝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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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年五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六○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仝体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苫的斗争,在1945年8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又遭到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周围,进行了九年英勇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越南北方的解放。越南人民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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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之后,越南北方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81960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指标而奋斗。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维护日内瓦协议,为和平统
    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美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越南南方,竭力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但是它的这些罪恶活动正在激起越南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并且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发展同亚非和平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庆祝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越南人民在十五年中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预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乂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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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0年9月1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仝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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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越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古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2年9月1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美国一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一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仝体人民为敌的美国一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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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裝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一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仝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六时根据手稿刊印。
    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越南南
    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1)的批语
    江青阅,退毛存
    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
    物资去。并
    要大量地送。(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指外交
    部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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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一九六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一九六五年三月和四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一九六五年六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十二个问题和两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2)这个批语是针对记者附注中所说
    的以下情况而写的: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额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2011年6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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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篇第五章(5)第五章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五节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本节资料
    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赛福鼎(1)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2)(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总理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斟〈酌〉定。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工作。
    2〕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送阅、统战部转报的赛福鼎对解决北疆群众外逃问题的意见上。赛福鼎在“意见”中说,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塔城等地部分群众外逃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处理的意见,提出必要时让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即决定赛福鼎回新疆工作。
    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23日讯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窜犯大陆沿海地区
    来白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蒋介石匪帮从今年初起,就疯狂地为窜犯沿海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一个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叫做“反攻行动委员会”)已经成立,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蒋匪帮早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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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间就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并且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时间。为了准备窜犯时的运输,蒋匪帮已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蒋匪帮还设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并且在4月间通过了所谓“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十四个月内征收相当于六千多万美元的所谓“国防临时特别捐”。蒋匪帮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在沿海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目前,台湾已经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在美军的参预下,蒋匪军还不断进行了以窜犯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2月间美蒋海空军进行了联合“攻防演习”,3月间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潜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5月间进行了商民船紧急装载兵员演习,最近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一带和澎湖、金门等岛屿,部队的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非常忙碌。种种情况表明,蒋匪帮已经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
    美帝国主义是蒋介石匪帮策划中的军事冒险的唆使者和支持者。本年度美国对蒋匪帮的“军事援助”比过去两年大大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最近陆续运到台湾。大家知道,蒋介石匪帮是靠“美援”过活的,没有“美援”,连生存都不可能,至于进行军事冒险,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接济就更不能想像。所以,美帝国主义对蒋匪帮的接济突然增加,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说明蒋匪帮所准备进行的军事冒险,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共同策划的。
    人们还注意到,今春以来,肯尼迪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断到台湾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美国陆军部长施塔尔、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兹、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等人。此外,到台湾活动的还有曾经主持对古巴入侵的美国特务头子、前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他现在还是美国国防部中主持所谓“特种战争”的负责人之一。这些美国军政要员在台期间都曾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对新闻界闪烁其词地谈到蒋匪军进犯大陆的问题。兰尼兹尔在3月底说,蒋介石部队“正在枕戈待旦地加强备战之中”。舍奇4月初说,台湾海峡地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事件”。哈里曼4月初说,“援助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种有益于美国的安全的良好投资。”美军台湾防御司令梅耳森5月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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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台湾美国军事人员“要以一种对紧急和献身的新的领悟去展望将来的各种需要”。而驻台湾的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5月20日甚至叫嚷说只要美国政府下令,他的部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轰炸中国大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美国太平洋陆军情报署署长魏博和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等,还先后去过金门。美国军舰在我国沿海活动频繁,特别是继4、5月间连续多次侵入我山东省青岛地区海域之后,6月11日两次侵入我福建省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我山东省青岛以南海域。美国合众国际社亚洲总分社社长霍布雷奇特3月间曾报道,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
    肯尼迪政府为什么要唆使和支持蒋匪帮窜犯大陆沿海地区呢?有头脑的人都明白,美帝国主义的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是:蒋匪帮的军事冒险,如果侥幸得逞,美帝国主义既可以在中国大陆建立桥头堡,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信,又可以使蒋匪帮兵力分散,财政更加困难,不得不更加对美帝国主义唯命是听。反之,如果冒险失败,那末,在蒋匪帮的实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它多年来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一脚踢开蒋介石,用新的傀儡来接管台湾,实现它的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最近关于需要一个比蒋介石“更英明的人物”来统治台湾的谈论,显然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冒险能够得逞吗?蒋匪帮花了那么大的劲,做了那么多准备,要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但是,蒋匪帮的本钱实在可怜得很。从政治上说,中国人民早就领教过蒋介石匪帮二十多年的血腥统治,永远不会忘记四大家族、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知道蒋介石匪帮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它曾经把中国的主权完全奉送给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叫中国人民听任美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在十三年前推翻了蒋匪帮的统治,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蒋介石匪帮又妄想卷土重来,重新把中因人民抛回黑暗的深渊,重新把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旧恨新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让蒋匪帮这样的杀人犯和卖国贼重新骑在自己的头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在国际上又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蒋匪帮妄想利用我们目前某些暂时的困难,以为登上大陆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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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有人响应,好吧,就让它来试试看吧!蒋匪帮和一切反动派,不到最后灭总不会放弃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他们又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因此他们总是一败再败,至死不悟。从军事上说,目前蒋匪帮全部兵力,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在泰国、老挝流窜的在内,一共只有五十多万人。其中陆军不到四十万人,老兵已经是“胡子兵”,新兵大部分是在台湾强迫征集米的。蒋匪军多数人士气低落,人心厌战,仅仅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才得以盘踞台湾等沿海岛屿。现在他们竟然妄想窜犯大陆,送上门来,正是中国人民求之不得的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蒋介石是著名的运输大队长,好久业务荒疏,看来手痒难耐了,那末,就等他再送一批美国武器来吧,我们将照例接收,不给收条。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陆的战争中曾经歼灭过八百万蒋匪军,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曾经把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头破血流。我军是正义之师,士气高昂,有优良的装备和强固的国防设施,有巩固的后方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这样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蒋匪帮要进犯大陆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此间权威人士对新华社记者说:毛主席一向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人民必须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肃清敌特,巩固后方。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更要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界人士,特别是民兵们,要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注意防止和及时消灭潜伏的和空降的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如果蒋匪帮胆敢在哪里冒险窜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在哪里
    、研究资料
    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一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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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月29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薮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1]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2
    今年8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査阅资料,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內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根源: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24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77万。[3]苏联对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方面化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4]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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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內,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竞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5]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
    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
    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岀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
    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6]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
    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7]1949年初,当CCP领导的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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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8]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
    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
    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9]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竞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10]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11]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12]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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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13]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14]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15]如此10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白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ⅹ产Ⅹ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仝州进行
    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一CCP,一个祖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
    犁地区中苏边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
    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17]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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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18]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1949年8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19]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20]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地、严密地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竞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21]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1960年6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仝线进行实地调査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査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22]60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1961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⑧2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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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154次。[23]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1960年冬天至1961年4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新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毫无疑问,伊犁边境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苏侨题: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20-30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內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24]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岀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因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別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千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25]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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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査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
    2.5万人。[26]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扩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0000人。[27]到新彊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28]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4575本侨证,其中只有15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的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29]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査,伊犁地区的调査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30]1954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至1963年,全州仍有苏侨11310人。[31]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白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还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28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扩照。[32]此外,由于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33]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政府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
    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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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薮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34]此后,新疆自治区于12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1957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35]是年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36]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1959年7月、1961年8月、11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187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至1962年上半年止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1470本。[37]
    关于新疆苏侨的遺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岀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
    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50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54年4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岀: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并设立办公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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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38]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办完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仼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39]这样,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40]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1954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岀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2、3月份,苏方都有数量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41]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是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生问题。1959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11、12月份,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4-6月份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4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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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43]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尽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需要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当时,苏联方面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时,苏联外交部曾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en来进行了汇报,并表示自已愿意放弃苏联国籍。周en来对此举表示欢迎。以后,中苏两国政府还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44]5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特別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宽。于是,问题便拖延下来。[45]尽管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处理苏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屡次延长,仍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区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另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46]1958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很少只余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95人之多。1960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1047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未搞彻底,故此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至1962年,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苏籍干部1001人。[47]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他们的苏籍身份。[48]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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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未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态度的。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大体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薮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但是,由于极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联领事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因此,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客观上严重存在着。[49]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综上所述,新疆的苏侨及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实际上为苏联在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血缘的纽带联系,使得新疆苏侨具有与东北、上海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为以后伊塔事件的发生确立了基本的前提。不过,从50年代的情况来看,新疆苏侨回国是自1954年以来由苏方提出经中苏双方政府认可的正常现象,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还是服从苏联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的。同时,对中方关于苏籍干部尽量留在中国的要求,苏联也是赞同的。这即是说,当时的苏侨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苏侨举家迁往苏联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是苏方坚持这样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为什么过去时有发生的平常现象到1962年初竟会酿成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呢?众所周知,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问题在于,这两件事对以后的伊塔事件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导致伊塔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究竞在哪里呢?
    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1958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岀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不顾客观条件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仝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1960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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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就构成了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別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新疆自治区于1958年3月开始部署和实施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计划,其显著特点与内地一样,也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一再修改,层层加码。最后确定,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要增长6.2倍,平均每年增长48.5%;工业总产值要增长16.6倍,平均每年增长7%。新疆还提出,一定要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内把自治区建设成为中国的钢铁、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煤炭、粮食、畜牧业、棉花、制糖八大基地。1958年9月新疆开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动员,同样是一哄而起,短短一个多月便在全自治区建成562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民96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99.7%,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问题。[50]然而,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50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61年有农业劳力262万人,比1957年增长17%;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61年灌溉面积为4500万亩,比1952年增长1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61年耕地面积5050万亩,播种面积4156万亩,均比1957年增长61%。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年为1957年的73%)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1957年的1709万头增加到1962年的2250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29.1亿斤,1960年为39.5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1962年仍达到35亿斤。1957年至1960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6亿元增长到7.9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1962年依然保持在
    7.5亿元的水平。[51]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1959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1961年,新疆全区城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400多斤减少到300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自流来疆人员达22万余人,仅1960年1至10月就流入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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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89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30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疆人口由1957年的561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730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170余万人,增长了33%。[52]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制人员外流;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来人员,[53]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岀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1961年6月全彊仍有库存粮2.9亿斤。不仅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別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1960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1960至1962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30000吨、肉8000吨支援国家。[54
    这一时期新
    疆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粮食危机,如1960年春季,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发生了部分群众缺粮、饥饿、生病,乃至人员死亡的事件。但究其原因,却并非真正由于缺粮所致。到1960年3月,拜城县尚有库存粮1800余万斤,分配给该县的回销指标还有400余万斤。正如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4月召开的拜城县紧急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有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县委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民间的疾苫既不听下级反映,也不向上级汇报,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此,自治区党委在下发的做好全区粮食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新疆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缺粮问题,在条件比过去更好的情况下,更不能允许发生粮食问题,尤其不能允许再发生像拜城这样的粮食问题。[55]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王恩茂在1962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粮食问题主要发生在北疆,那里不少地区口粮和饲料的标准都有所下降,人民在穿的、用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56]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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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1958年
    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1958年秋收后,实际入库粮食比上报数相差3300多万斤,以至1959年5月清仓时发现,粮食库存比帐面短少1990-1万斤。此外,在畜牧业生产上,因1959年冬季雪厚和1960年春季气候恶劣,全州牲畜死亡近百万头。进入1960年后,有的地方人民口粮安排不落实,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在个别收成较差的农场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公社中出现过。同时,为了避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犁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农村回销粮,在春播结朿后将剩余种孑子清点转为口粮,并在城乡推广了一种做饭增量法,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5冂]就全州1960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4.8亿斤,比1959年还增产了20-30%,农村牧区每人平均1200斤。与内地许多地区灾情极为严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6月份虽然也有十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十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600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12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3405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46.4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4.86%。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58]到1961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700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3000万斤。[59]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
    和生活情况做一次检査,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60J总
    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岀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30%的细粮,70%的杂粮,[61]根木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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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岀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岀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苏联因素: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在新疆的鼓动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经过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中苏两党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61年苏共
    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在中苏关
    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从60年代初到伊塔事件发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
    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如果有人没有证明其苏侨身份的文件,领馆就让他们给其在苏亲属写信要证件。一些人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拉来登记。苏联领事并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与此同时,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是年,伊犁地区査获5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共査得照片5269张,非法登记的群众即有13186人。[62]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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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1960年的典型调査,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连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为数也不少。[63]1961年以来,特別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64]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竞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65]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并对个别要求退岀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指称: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66]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在该市苏侨协会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收取现金2000余元67]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仍然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68]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观伊犁州的苏侨遣返情况:1954至1959年6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至1962年3年中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竞达20907人。[69]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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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
    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岀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冋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70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
    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岀: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杋关担仼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字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遺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岀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71]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72]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份子。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
    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岀时间都与中方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73]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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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別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74
    1961至
    1962年,苏方发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苏方来信038封,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609封,增长31%;乌鲁木齐,1961年全年苏方来信40324封,平均每月3360封,1962年1-5月增至51978封,平均每月10395封,平均每月增长209%。又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340件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32件,增长85.2%;乌鲁木齐1961年苏方寄来包裹675件,平均每月139件,1962年1-5月达851件,平均每月170件,平均每月增长22.3%。另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462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923件,增长99.8%;乌鲁木齐1961年一季度收到550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704件,增长28%。[75]第四,1962年4-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
    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特别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人次,并有意将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白已负责″等语。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76]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篷、一间毡房的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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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和霍尔果斯、察布査尔中苏沿边境地区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并于夜晚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苏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日关口子25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冋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77]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千部被打伤,各地在此项工作中均以民兵作后盾,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劝阻。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岀《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后,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举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谣言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制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78]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月14和15日,有100余人到伊宁苏联领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5月中下旬,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27、28两日即售出800余张。5月29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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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査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6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在5.29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倒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岀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79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80]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1962年4月至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木被制止。1963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棼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81]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1962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8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木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无证据说眀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増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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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促使了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
    伊塔事件:1962年六万新疆人叛逃苏联内幕
    1962年4月22日一早,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就涌来大批拖儿带女的边民,要求去苏联,他们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高呼:“我们要到苏联去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20多个县的6万7千多边境居民,抛弃了生活多年埋有亲人的土地,抛弃了草原和城镇,坐汽车、拖拉机、牛拉的木轮车,拖儿带女,带着牛羊,穿越霍尔果斯山口、阿拉山口、巴克图、清河……30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涌向苏联。
    仅仅几天后,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星罗棋布的毡房已寥寥无几,牛羊失牧田地荒芜,四野肃杀。地方政府陷于瘫痪。
    4月23日,中国总理紧急召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命令兵团:立即组织一支高质量的队伍,分赴边境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生代耕、代牧、代管,同时着手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群
    5月13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委托,兵团直属单位和各垦区抽调大批干部战士,赶赴边境地区,完成“三代”任务。抽调参加“三代”的干部职工,都是老战士、老模范、支边青年,知识青年中的党员、团员,他们受命时被告知,在参加3至5个月的“三代”任务后,就回到他们刚建设起来的农场和城市
    “伊塔事件”点燃了中苏边境局部紧张转入全线冲突的导火索。“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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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內也没有佔计到事态的严重。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
    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
    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臼,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咂!”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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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
    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
    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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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
    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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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漫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二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
    “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爸,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熬夜”。
    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我是顺其自然。”
    爸,人家医生说的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思齐一下子认真起来。“他那个道理,就不发展了!”毛泽东笑了起来。这时卫土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他又笑着说:“思齐,茂之你们结婚了,工作和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
    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
    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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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点点头,随卫上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丢,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竞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卬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思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问中苏边境驶去。
    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1992年1月2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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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取材自陈志斌、孙晓《冰点下的对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1版)
    2011年6月2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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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陽最
    毛主席
    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親
    1893-201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上)
    水陆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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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O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上)目录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一章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第三节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346
    第四节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60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03
    第一节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403
    第二节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524
    第三节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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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
    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978
    第五节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1116
    第六节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2032
    第七节各省市区文革运动的开展
    2398
    第八节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3002
    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一
    3096
    第一节一月革命风暴
    3096
    第二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3261
    第三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800
    第四节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46
    第五节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77
    第六节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092
    第七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4243
    第八节解决陶铸问题
    4725
    第九节批刘保帅保肖
    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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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页,共5150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一章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
    961年,他又
    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木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
    是在教育当时的做
    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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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岀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苫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睛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
    。虽然封建社
    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苫、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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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系“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个假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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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24万亩,有的说40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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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页,共5150页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
    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
    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风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凊楚楚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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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已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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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煕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髙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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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年明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竞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木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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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打嬴”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苫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岀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竞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仼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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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木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竞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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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岀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仼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竞修好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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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15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亳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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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木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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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岀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竞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白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髙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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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岀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文章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文章指出:“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昋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竞然是反映1961年才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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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日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0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戚木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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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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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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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木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7)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乂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亼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岀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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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8)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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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辫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玉将相可以不去研实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盜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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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竞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木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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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一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9)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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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硏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硏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仝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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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0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
    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④D他们哪里
    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竽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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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1)《英国状况评托马斯·\u21345X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2)《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⑦)《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8)《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仝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0《〈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路德维希·u36153X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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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已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岀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狂热地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王法”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淸官岀现,就能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做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浪费、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局面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明代中叶,这个封建王朝已经到了没落阶段,上层建筑腐朽之极,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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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海瑞罢官》一剧看来,封建制度似乎还是十分美好的,只是由于几个贪官污吏违法乱纪,才坏了事。只要把这些人去掉,就可以“长治久安”。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把广大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农民反抗斗争已经不断出现。但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人们所看到的农民,不过是一些只会叹息、流泪、怨命、哀求的人。他们没有一点斗志没有一点力量,没有一点阶级仇恨。农民似乎是绝对不想斗争,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的。他们的命运只能靠向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叩头哀求来决定。相反的,在地主阶级内部,吴晗同志却大肆渲染他们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历史上的海瑞曾和盘托出要徐阶退田的心意:“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正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替他掩饰这一点呢?《海瑞罢官》既对历史这种种歪曲,怎么能说这岀戏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这岀戏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戏里用许多篇幅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坏官对老百姓的压迫,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吗?而且,海瑞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还没有濒临崩溃,农民革命的烽火还没有燃烧成燎原之势,特别是江南一带,由于统治阶级驻有重兵,防范极严,农民的阶级觉悟还不高,革命力量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王法和青天,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海瑞所作的退田、除霸等事,史籍俱在,确有其事。《海瑞罢官》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呢?何况《海瑞罢官》是戏剧,不一定要完仝符合历史情况。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有些人认为:吴晗同志尽情地美化海瑞,把他塑造成一个“力除贪污行新政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的代言人,值得“万家生佛把香烧”的穷苦人民的救星,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想缓和这个矛盾,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穷苦人民的救星呢?在与徐阶的斗争中,海瑞本来是一个失败者,他是被罢官撤职而离开江南的。然而,吴晗同志却臆造了一个处斩徐瑛的情节,把海瑞塑造成一个胜利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臆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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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一个“胜利”,是为了粉饰海瑞的改良主义的失败,也是为了给海瑞的形象加上一个美丽的光环。不难看岀,《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形象,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是可以夸张的。海瑞确有“为民”的思想,也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事情。在海瑞的时代,为了人民而敢于同当时的权贵作斗争,是具有革命性的行为,海瑞是一个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把他的形象拔高一点,塑造成当时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并不过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海瑞把徐瑛处死这一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但是艺术不等于生活,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作者在不违背人物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取舍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突出人物形象,加深对读者的感染,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对海瑞这个人物并没有一味歌颂,而是有分析的,戏中指明了海瑞的阶级局限性,指明了他的忠君思想,特别是最后受到革职处分,说明他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写作于一九六○年,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现在舞台上,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困难。有些人乘机吹起一股黑风,打起“为民请命”的旗号,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搞封建主义、资木主义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吴晗同志也在这时,在戏里对所谓“退田”、“平冤狱”,大肆宣扬。这出戏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作用。有的意见认为:编写历史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当然要和现实联系。《海瑞罢官》这个剧,要人们学习海瑞的“顶天立地”和“真男子”精神,都是有所指的,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借古讽今”,以发泄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海瑞罢官》的编写和演出,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确实做过“退田”、“平冤狱”的事情,并非捏造这出戏写于一九六○年,不能说与一九六一年刮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还有的意见说:吴晗的动机是好的,他满腔热情,想尽办法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出戏提倡了敢说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开辟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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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有的同志认为:海瑞这样的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绝不会“站在农民一边”,“为民作主”,而是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阶级作主的海瑞所谓的“为民”,实质上是为朝廷。海瑞上疏嘉靖,是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情况下,给皇帝敲警钟。目的就是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以便使封建统治秩序牢固到“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的境地。他虽因上疏被捕,但在狱中得知嘉靖死去,却又终夜大哭,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顽固的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谓“平冤狱”的问题,也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封建官吏处理案件,只能根据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当然只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可能出现根据地主阶级的法律,而为农民利益进行斗争的事情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是同情人民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在应天巡抚任期内,坚决站在农民一边,主动迫使大地主退田。在地主豪强和农民打官司时,他也始终站在农民边,平反了不少冤狱。他关心民间疾苦,不畏强暴,连皇帝都敢批评。因此应当说,海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所作的一些“兴利除弊”措施,木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海瑞搞退田的根本目的,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也就是为了增加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反对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借以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海瑞修吴淞江,目的也在于为封建王朝增加剥肖收益,在于“兴工救荒”,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至于所谓平反冤狱,所谓执法公平,从实质上也只是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基础上,力图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加以贯彻而已。海瑞的这些措施,也许给农民带来一些暂时利益,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措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即使有部分兑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例如所谓退田,就算有一部分退给农民,但由于明代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收回的土地,也仍然会给地主兼并掉,这种措施根本不可能使“江南贫民”真正获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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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些意见认为,海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不但效果是好的,而且动机也是好的。海瑞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是要“为民父母”,要富国利民这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些意见认为: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他推行退田、治水、一条鞭法等措施,虽然主观动机是由于害怕阶级矛盾尖锐化会引起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危险,因而要求统治者作些让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实行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的。所以,海瑞还是值得赞扬的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象海瑞这种“清官”,只是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他们终究不能置身于封建地主和农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外。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在于,“清官”力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限制在当时法定的范围之内;而贪官则只顾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肆意突破法定的剥削限度。清官“养鸡生蛋”,贪官“杀鸡取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青天”,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的幻象。统治阶级经常施展这套伎俩,来瓦解人民革命的斗志。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对“青天”抱有幻想,这是可能的。这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觉悟,并且受了统治阶级的欺蒙的结果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是应该歌颂的。清官总比贪官好,海瑞总比严嵩好。他的退田、除霸、均徭、修江等措施,总比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公正廉洁、不畏强暴的官吏却很爱戴。人民希望多出几个青天,海瑞就是这样的青天。广大人民对海瑞有良好的印象。在民间文学中,海瑞从来也都是正面人物。如果连清官都不歌颂,历史上还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人物呢?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清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作用。在阶级斗争已很激化、一个王朝已走向没落时,他们主要起了麻痹革命思想、破坏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在阶级斗争还不十分尖锐、一个王朝尚未面临末日时,他们则主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在海瑞所处的时代,虽然许多地方已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苏、松一带还是比较平静的,朱明王朝也还没有到覆灭的前夕。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海瑞还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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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先谈海瑞。考其为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直言敢谏,刚直不阿。上疏嘉靖,痛斥其种种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二,关心民生疾苫。在应天巡抚任内,施行过“一条鞭法”、轻徭、退田、治水等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制止豪强的兼并,发展生产,起过好的作用。三,作风廉洁朴素。在贿盗公行的明代中叶,他是一个较为难得的正派人
    正因为他有这些特点,所以才在民间获得赞颂。但是,统治者们对他的态度,却是逮捕下狱,罢官闲置,你上疏,他弹劾,务必去之而后心甘。谁爱谁憎,了了分明。
    具体谈到退田,由于史料上未为我们开列明细账,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得利益较多。但是,贫苫农民是否一无所得,姚同志也提不出具体证据来
    不错,海瑞“退田”的极终目的并不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而是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必须看到,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帝王士大夫,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能被迫地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反对土地过分集中和横征暴敛等搞法。海瑞的动机也不例外。正由于他要为皇上收拾民心,巩固根基,就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给农民一点好处。姚同志说:“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这话很正确。可惜自相矛盾,即既然承认海瑞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土地问题上,不给贫苦农民一点好处,只让中小地主独占其利,那未试问:矛盾何从缓和?远见何能体现?
    再谈治吴淞江,明明史实俱在,姚同志也企图一口否定,这表现了他的非科学态度。当然,海瑞治河是否进度有如此之快,是可研究的。但姚同志仅从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着眼,而看不到广大农民要求治水、发展生产的热望,显然不符合人的因素第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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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仅就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而言,说是说非,问题还不大,但姚同志大有笔抹杀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便更应当研究了。
    不错,国家及其执政者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官吏就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专政的代表。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牵涉到具体的人、事,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解决得了问题的。试问:在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集团、个人之间,在压迫人民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是否还有促进与促退之分?开国“明主”与亡国昏君,忠臣与奸贼,“清官”与贪吏,是否还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呢?如果把李世民和秦二世,岳飞和秦桧,郑所南和吴伟业,史可法和洪承畴,都划上一个等弓,称为“一丘之貉”,那能算得了是阶级分析呢?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页)。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不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以条件、时间为转移,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好和坏、是和非,那末,不是颂古非今,就是否定一切。谈罢海瑞其人,附带谈谈《海瑞罢官》这出戏
    九六一年我有机会在北京看过演出,觉得很好。现在读了姚同志的文章仔细一想,得到了不少启发。
    吴同志的剧本的确有较大的缺点。第一,虽然戏中也写了海瑞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等封建思想,但从其行动来看,未免太“现代化”了。一个封建官吏,决无那么高的“处处为百姓”的思想水平,吴同志确有美化古人之嫌。第二,把农民群众写得太消极,除了哭啼叫喊以外,一无作为。他们与海瑞对比,似乎就是英雄与群氓的关系了。吴同志为了美化海瑞,贬低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推动作用,是不好的。
    但姚同志说剧中写了“退田”、“平冤狱”,就是借古讽今,也未免太过火。本剧的主题是除霸。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霸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同志之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徐阶父子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同志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强牵在一起,指责吴同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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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的看法,就历史人物海瑞来说,他当然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好人。作为历史剧的《海瑞罢官》,存有较重大的缺点,但并没有如姚同志所指责的严重政治错误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
    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苫,没有东西可拿,就釆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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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臧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査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岀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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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因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
    吃
    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岀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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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
    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辯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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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像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岀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岀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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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求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像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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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岀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日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蜇蜇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別。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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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作家如何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试金石。旧的历史剧,往往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劳动人民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今天,在人民的时代,新的历史剧作家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表现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剧作家的使命。然而,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在《海瑞罢官》里,作者是把洪阿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来描写的。这个
    十多岁的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人。她的丈夫被徐家气死,公公被贪官打死,女儿被徐瑛抢走。但在血海深仇面前,她不是极度愤恨,不是极力反抗,而只有哀求、痛哭、悲伤。她的反抗与仇恨不是随着苫难的加深而增长,而只知道“满腔悲愤唤苍天”,怨恨“人间难把是非辨”。
    洪阿兰在不幸中遇见了海瑞,好像遇见救星,跪在他脚下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以至为他欢呼“公侯万代”,高唱赞歌。似乎除了海瑞之外,无论自己或别人都无法使她脱离苦难。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生活极端痛苦。但是她们并不甘愿忍受这种痛苦,有不少妇女还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就在海瑞的时代,就有苗族妇女米鲁为首的农民军勇敢奋战,可是作者不愿意去描写人民的斗争,感兴趣的只是象洪阿兰这样软弱无力的形象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偏见。
    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还歪曲丑化了农民的群像。在戏中的乡民也是胆小怕事的。当徐瑛调戏赵小兰时,他们只知道呼告:“天老爷要睁开眼,治治这坏蛋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拔刀相助”。当赵玉山被徐家恶棍打得昏死过去时,众乡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息道:“这是什么世界!王法何在?天理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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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贪官王明友打死了赵玉山时,众乡民也无愤恨的表示,默默地抬着赵玉山的尸体回去。他们竟然说:“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似乎多说了一句不平的话,就作不成佃户,当不成奴隶,或者还会遭到赵玉山同样可怕的下场了。农民在作者笔下都成了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毫无斗志的可怜虫。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是十分愤恨贪官地主,只是埋怨自己穷人“命不该”。他们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清官”。他们赞美海瑞是“公正为官”,“美政多端”,“明断公案”,能为“百姓伸冤诉苦”。当“海清天”说了几句好话以后,农民就喜于形色,连连叩头称谢:“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欢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他们一再叩头表示“感恩戴德”。在吴晗同志的笔下,农民群众就这样被描写成一群屈辱的奴隶,而不是一个反抗的阶级吴晗同志所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因为他对“谁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他在剧本的“序”中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在吴晗看来,谁敢说谁敢做,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皇帝敢杀老百姓,敢统治人民,皇帝是历史的主人。海瑞敢“骂皇帝”,敢与徐阶作斗争,海瑞就是历史的主人。
    正因为吴晗同志有这样的错误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于历史剧也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看法,说什么:“现在有一些历史剧都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大群人民群众上了台,就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了解了吴晗同志对历史和对历史剧的看法以后,就不难理解在《海瑞罢官》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都那样苍白无力,懦弱无能。庸俗地歪曲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正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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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已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
    瑞的故事》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
    集》页一四六
    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
    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
    二八
    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岀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
    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
    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木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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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
    (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
    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
    (剧本)描
    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与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一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査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像海瑞这样爱护人民,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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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木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
    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点也没有想起过,完仝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苫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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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眇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拋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像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④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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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
    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未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
    曰斗库,
    曰粮长,
    役之重,皆起于
    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
    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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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
    五
    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弘治四年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
    万历元年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办法规定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兔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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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
    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①①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口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苫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①③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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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①④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①⑤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一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六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①⑥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①⑦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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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
    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
    十余年为肉。”①⑧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
    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①⑨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
    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5)(6))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盗卖田宅:凡盜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②⑩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②①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②②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②③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一五
    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端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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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靡焉@①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②④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②⑤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已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一九六○年五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臼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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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竞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煕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⑥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②⑦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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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②⑧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一五七○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有
    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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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苫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苫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岀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府漕粮二十万石。②⑨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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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③⑩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③①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③②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③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③④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③⑤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③⑥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⑦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⑧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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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③⑨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木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査,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
    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
    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④⑩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④①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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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木差别。④②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绎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白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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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④③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来说,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
    九六一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木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
    九六二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④④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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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一九六○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现在检査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④⑤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木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一九六○年写完以后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单行木,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日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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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⑥重读这一段,好像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
    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④⑦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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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种什么社会思潮?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辫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像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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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唱着人间难把是非辨。天哪天!”的时候,海青天出来了。海青天一来,“抑恶扶良”,“济困扶危”,为农民申了冤,雪了恨,除了霸,退了田。于是,“众乡民”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①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英雄”、“救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不是!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作为农民的“救星”,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缘故;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二十年寒窗下苫学文章,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这样来描写海瑞,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可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人们从剧本中看到,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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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像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竞处于什么地位?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竞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白己的标准和尺度。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如此而已。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这是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白己制定的统治规则。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岀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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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像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昋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夲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亲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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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査了王府和功臣的田
    ④。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原来,投献和士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⑧这是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系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他执的什么法?皇朝大法。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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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之间“持平”?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仝集》第一卷第
    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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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竞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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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一部廿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岀现,“好光景就在眼前”。还要什么革命!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裝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这些理由,是完仝站不住的。((7)8)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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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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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査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岀现。他把
    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
    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別连篇累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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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木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木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釆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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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等等”①⑦。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明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为而发?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一种作用。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例外。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而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趣味。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岀”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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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岀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苫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李慧娘》中唱岀了“时艰急草万言书”。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谢瑶环》塑造
    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
    贯与豪门贵族斗争”。《李慧娘》塑
    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苫斗到底”。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②③,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①⑧,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①⑨,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②①,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那些打出“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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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旗帜的英雄,究竞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苫”,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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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同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②④。请问,这种感情同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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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人共鸣?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別,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辫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白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囗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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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大
    周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我觉得这次讨论里究竞有多少问题,可以排排队,介绍一下。目前有些文章有许多重复的见解。建议今后讨论论点可以先排排队,把已发表的及时总结一下,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竞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
    学生中存在着贪官比清官好的问题。现在中学生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学教历史的教师苫在不知如何教法。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三千年历史,阶级成份的变动也很大。因此,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将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现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倒不大注意了,敌人美帝国主义拼命在研究明史,日本也很注意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在组织会社研究唐玄奘。将来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好取材外国资料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
    题
    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清官有没有,有的话与贪官是不是一丘之貉,是否比贪官更坏,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坏,一般不易接受,但是一定要说清官比贪官好,好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谁讲得清,因此这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还可拿出来辩论。第二,现在发表的文章还不是这篇驳那篇,还不够针锋相对,没有劲,不过瘾
    第三,借此讨论之机会可以使历史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一些。例如,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可以研究
    投献问题就是可以讨论的。投献不仅明代有,魏晋
    南北朝也可能有,不仅中国有,西欧也有“投奔”。中国的部曲、门生,故吏食客等都可研究。中世纪的封建财产关系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投献问题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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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似有共同性,有世界性,这些问题都可继续讨论。此外,现在海瑞问题在打歼灭战,当然歼灭战很好,能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要只打歼灭战,游击战也可以打一些。在海瑞讨论的同时也可搞些其他的题目,冷门也可让大家看看,冷门对某些读者来说不一定是冷门。海瑞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多了。我觉得讨论版面不必有一定的格局。那篇主动提出问题,就把那篇发头条。现在还需要不同意见针对性强些,我们看的人才过瘾
    对于吴晗的文章,我没有好评。我对他的“自我批评”有批评,文中第二段是为自己辫护,至于清官评价问题,文中没有解决,只是说了清官、贪官一丘之貉,那么有什么好坏呢;第三段提出了不少问题是要人家给他解决。吴晗当初曾坚持历史剧要符合历史真实,但写《海瑞罢官》的剧本又不强调了,是自相矛盾
    蒋星煜(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吴晗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姚文元反批评。吴文好象处处对他自己一分为二,实际上割裂了动机和效果、政治和学术、世界观和历史观。文章第二段是骨子,但成立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
    过去我也曾美化海瑞,考虑过清官问题。看来,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而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
    对这次《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有的说对反面人物不能一分为二。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有的说海瑞是两手,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修吴淞江是胡萝卜,衙门口枷七、八人是大棒。有的说现象和本质一分为二,海瑞现象上为人民服务,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
    谭其骧(复日大学历史系主任)
    《海瑞罢官》犯了很大错误,经过五十多天的讨论,成绩很大,对学术界很有好处,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许多头脑糊涂的人受到教育,也包括我在内。现在要找赞成吴晗是对的人,怕很少了。何况吴晗已经站出来检讨,不管他检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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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不够,深不深,有人再要拥护《海瑞罢官》,不大可能。其他问题,可以大放
    清官问题,很值得讨论。清官,和贪官比较,是剥削少点好,还是多点好?压迫轻点好,还是重一点好?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大家都肯定。此外和民族矛盾没有关系的封建人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再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海瑞又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人因为否定《瑞瑞罢官》,连海瑞这个人也根木否定了,其实两者不是一码事,应该分一分。
    最后,对吴晗的白我批评谈些看法。这篇文章看得很匆忙,没有很好看清楚他说《论海瑞》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我弄不懂海瑞和反右倾有什么关系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大量篇幅是第二部分,它还是扭在退田、反霸上,没有对根本问题好好检査,检査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就以退田来讲,吴文还存在很多逻辑问题。吴晗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轻重倒置,不该把第二段写得那么长成为主体,而对根本问题—一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却避而不谈。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晗冋志的自我批评,虽说也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很不深刻。他是以辩解代替检査,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后矛盾,很难自圆其说。作者不仅仍旧宣扬了那些旧观点,还有不少地方,是用辩解来进行反批评。
    其次,对于文艺作品,首先要注意的是政治倾向问题。而作者在自我批评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只谈现象,不接触到本质,因而把动机和效果对立起来,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排了一张写作的时间表,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海瑞罢官》与政治无关,没有什么目的性。但奇怪的是:他自己说他的《论海瑞》,是有政治动机的,是为反右倾机会主义而作(其实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服务的),何以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海瑞罢官》,反而目的性“不清楚”,反而“糊涂”起来了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说写历史剧(也是指《海瑞罢官》),“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到古为今用。”但在自我批评中,他又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古为今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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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怎能叫人相信?他的《海瑞罢官》当然是有感而发,正如《人民日报》刊的方求同志文章所说,这反映了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吴晗同志对于这个根木性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说,他的错误,“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他不仅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阶级斗争,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已。至于他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他是站稳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还有问题。这样把政治和学术完全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关于“清官”问题,大家都很注意。姚文元同志所提出来的“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
    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阶级界限来说,这是完
    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对于历史人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我认为这只能是一种误解。首先承认“清官”、“贪官”在阶级本质上是同一的,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同一的,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可以区别、可以评价的地方。对待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划清阶级界限。决不能把一个地主阶级的巡抚大官,说成是农民阶级的救星。近来大家常常谈到岳飞,其实他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河北一带的抗金义军,风起云涌。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抗金的形势下,岳飞同抗金义军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自己积极参加了抗金斗争,他在这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只归功于岳飞一人,那就完全错误了。同时,他又存在着忠君的封建道德的一面,这又是应当批判的。至于他在阶级斗争中,镇压杨么起义军,他在这里就完全成为农民阶级的敌人了。要把岳飞写成剧本,处理不当,同样是要犯错误的。
    关于“清官”问题,方求同志的文章谈得比较全面。我同意他这种看法。“清官”问题比较复杂,关心的人也很多,希望在今后讨论中,多发表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
    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有区别的。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清官比贪官坏,也有道理,从革命者立场来看,贪官、恶霸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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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清官”难对付。海瑞同开明绅士又不同,开明绅士在一定条件下有革命性面。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在初期应肯定,海瑞在当时也是封建顽固派,不应肯定那么多。
    吴晗说有些人自封反对派,自封海瑞,不论他自己态度如何,可见总是这些人需要“海瑞”。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适应了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需要,起了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吴晗称“有时候是清醒”,“有时候又糊涂”,是“合二而一”。他拿资料讲话,但“宁屈乡宦”可能不可能?吴晗的检讨实际是用死人的“资料”来和活人争辩,为自己辩解,这同真正的自我批评相差太远了。
    束世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按语和发表姚文元文章时的第一个《编者按》有所不同,这次的完全针对吴晗,意思要把《海瑞罢官》这个剧本讨论透,别的问题慢慢来
    吴晗的自我批评我越看越不对头。他先是排了张时间表。为什么排,就是准备赖账:《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一九六○年写的,不是影射现实。这是欲盖弥彰他的《海瑞骂皇帝》骂的是谁?为什么要骂?这篇文章恰恰就是在右倾机会主义闹得凶的时候写的。我本来很原谅他,但他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思想的问题,我就不相信他政治上靠得住。他说《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搞出来的,这倒可以说得通,我们也有这种情况,面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在教书时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吴晗也不比我们高明,他会自然而然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他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的根本立场没有动学术思想的错误根源正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稳,不能把两者分开。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杨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吴晗同志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的真正意图。他说自己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在他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中哪里有真正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呢?吴晗又说写这个戏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搞古史的人“为古而古”的或者有之,但吴晗早就主张“古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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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写历史戏要着眼于“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写这个戏不能没有目的。
    吴晗又把政治和学术的联系完全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这戏的政治立场。吴晗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只是学术上的立场错了,难道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会有两个绝然不同的立场吗
    吴晗为了坚持过去的错误,还进行了反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对姚文元的反批评。吴晗大谈其当时苏松地区的社会特殊化,认为那里“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只是和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乡官有矛盾,不是和整个地主阶级有矛盾,这就严重歪曲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吴晗还说“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如果“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岂不是接受告状的“青天大老爷”成了处理和解决阶级矛盾的“公正人”了?把这样的告状看作阶级斗争,只能是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歪曲。实际上,告乡官夺产的主要是一般中小地主,不可能多数是农民的。就算告状是一种阶级斗争,在当时,无地的贫苦农民是大多数,有地被夺而去告状的农民只能是少数,这少数人去告状,就可以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当时当地广大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确很尖锐,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到群众直接打击地主的斗争,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吴晗视而不见呢?
    吴晗仍然坚持原有的错误观点,声称对“清官”的看法基本未变。说“清官”叫作“青天”,是“人民作了鉴定”。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阶级,就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而吴晗却认为“清官”能够使得这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都“一致”。吴晗又说海瑞的“退田”,既符合封建王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王法真是既能维护地主利益,又能使农民有好处,那未,王法就成为“全民”的了,封建皇朝就成为“全民国家”了。总之,从这篇文章来看,吴晗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未有改变,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反批评,而且是在继续宣扬他的谬论
    魏建猷(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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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有的冋志提到必须抓住主要问题展开争论,分辨是非,不要扭在枝节问题上。这一点很重要,费太多力气去争辩一些枝节问题,是意义不大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类情况,对于某些枝节问题而自己又无甚把握的,不必轾下结论。例如:说退田中没有农民,吴淞江没有修,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纠缠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许多是为自己辩护。文章的第一段,目的是在证明他写《海瑞罢官》及《论海瑞》等文章,都和一九六
    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
    形势无关,他是响应党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这种机械地按时间排比,不论思想实质,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文章的第二段,占全篇分量二分之一,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他就许多具体问题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意见,但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如面说退田没有效果,一面又竭力夸张退田的影响;有些是似是而非的,如说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企图说明:(一)《海瑞罢官》是写了阶级斗争,因为写了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二)海瑞搞退田,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的原则处理的,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宁可让乡官“屈一点”;(三)剧本曾强调了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只是把他突出过分了,才使读者观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解。因此所谓忘记了阶级斗争,所谓阶级立玚问题就很难索解了。
    张家驹(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吴晗的白我批评写得很别別扭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他在为自己辩白。文章好像承认一些错误,但在具体分析中,却把这些错误都否定了
    这篇文章有四大要点
    、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政治动机辩白,如排了个时间表,有关海瑞文章大都在一九六○年前后写的,那时还没有翻案风,单千风;《论海瑞》是为了配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动机很好,只是客观效果不好;又说自己的政治立场很稳学术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截然分开
    二、否认《海瑞罢官》宣扬阶级调和论,剧本写了农民告状,这也是阶级斗争,退田是陪衬,除霸才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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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清官的作用,自己对清官的看法是对的,这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
    都着重说明了这点。再一次重复了他以前的论点:清官所做的好事,和人民利益致。也就是说,他对清官和海瑞的估价没有错。
    四、认为《海瑞罢官》对海瑞也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报圣恩、尊孔孟都已有批判,只是读者没有领会。
    吴晗就是从这四方面进行反批评的,其中很多论点都有问题。如说“刁民”都是农民,但在《万历野获篇》中,“刁顽”主要是指“秀才”之流
    徐德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晗的观点立场基本没有变,这是我对他自我批评文章的看法。这里只说两点体会。
    第一,这场批判,对吴晗,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吴晗说自己二十多年来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立场有问题,把政治和学术分家。但他是明史专家,在学术上是独立思考的,一独立思考,旧东西就原封不动地出来了。我自己也有经验,有时自以为有研究的东西,独立思考发挥得最多,因此错误也最大。独立思考很重要,但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为依据。政治与学术有密切联系,如果世界观不改造,不仅学术上会犯错误,也很难担保政治上不出问题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最好是确定几条原则。这次学习、讨论中如果能够解决些问题,也是世界观可由此得到一些改造。这对大家都有好处陈向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
    吴晗的文章的题目称“自我批评”,但与内睿对不起来。正如大家指出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我补充几点意见。他在《海瑞罢官》的序里和《论海瑞》的文章里都讲明是要古为今用的,可见写作是有目的的,他宣告得很清楚。吴晗现在却说是“为古而古”了。这个弯子是转不过来的。
    吴晗要我们学习海瑞敢于斗争的品质。但请问对立面是什么?谁是今天的嘉靖?谁是徐阶?谁是乡愿?读者有权要问。吴晗心中是有数的。吴晗自称写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方求同志说得好,这说法是和整篇文章游离的。其实他所要提倡的恰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说人民公社办早,办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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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又说,剧本改定以后的主题思想是“除霸”,“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在《海瑞罢官》中从头至尾写的是退田,讲退了田,有好日子过。杀徐瑛只是一个情节。情节是代替不了主题的。剧中退田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即使就历史上的“退田”问题说来,海瑞要退的是违反王法的田,而大地主的田主要在王法保护下兼并、占有的,投献的田不过是违反王法占有的一部分。“退田”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白富”。这个历史事实,吴晗不是不知道的。那末为什么要写这个宣传退了田才有好日子过的戏?可见为写戏而写戏,为古而古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出戏的本质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在借古讽今,是要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人物、制度都要继承下来。
    吴晗自称没有借古讽今,其实他是借古讽今的老手。他过去写过不少借古讽今的文章,在民主革命时起过一些作用。现在写的这类文章,立场没有变化,不过对象和方法不同罢了。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吴晗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他的谦逊之辞,我看一点也没有忘记。
    吴晗在他“自我批评”的文章里,不谈写这出戏的真实目的和现实作用问题,只谈历史上的退田问题,历史上的海瑞的评价问题,想在这方面展开辩论他说,我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不过把海瑞评价过高而已。问题真是这样么?
    吴晗说,对海瑞,过去看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他是个改良主义者。大家知道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如果封建时代也有改良主义的话,那末海瑞是轮不到的。海瑞恰恰是最顽固,最保守,封建原则性最强,保卫王法最坚决的一个忠臣。说他是个改良主义者,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看了吴晗写的剧本,这次又看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我觉得里头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大可讨论之处
    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有的同志说,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平冤狱”是模糊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这两件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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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愿意谈点不同的意见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据历史记载,海瑞搞“退田”确有其事。官史也说他“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我们从“严厉”、“悉”、“或许”等字眼上可以看出,海瑞对这一斗争态度非常坚决,斗争的面也很广,采取的办法也比较灵活。海瑞文稿和其它记载都说,“退田”是为了“民产渐消”,制止“民产”流失到“官”的手里去。那末,海瑞的“退田”到底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呢?
    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在海瑞的目光里,这些“民”虽然有一些田产,然而他们与那批有权有势的“官”和“绅”比起来就是“弱者”,官绅向他们要“投献”,他们就“莫敢不与”。所以海瑞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竞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试问,历史上能有几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官吏敢于这样做呢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木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徐阶是在景王朱圳死了以后才上奏本,退了景王朱圳的田,这是轻而易举的:海瑞却是和徐阶经过了一场很久的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使徐阶低头让步的。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这说明徐阶的“退田”是企图捞一把政治资本,是“沽名钓誉”;海瑞却没有占过別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再者,徐阶搞退景王朱圳的田,还联系着当时宫廷、皇族夺权的倾轧;海瑞却没有夹杂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民产的流失。如果我们能结合他的其他政绩来考察,他的“退田”斗争确实是很叫人感动的。因此,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谈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在明代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的关头,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也非常不稳,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分化到农民一边去。海瑞搞“退田”也确是使他们最受其惠,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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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可以引起别的受压迫、受剥削阶层人们的同情。特别是“退田”斗争的展开,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因此,海瑞这一坚决的措施,是可以引起广大农民对他好感的。
    再者,由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没有权势,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在那时不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该被当时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一农民阶级看作是又有团结、又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联盟,可以结成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独裁的朱姓王朝。在海瑞以后不久的李自成农民革命,不就是吸收过中小地主中的某些开明人物参加起义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看,海瑞搞“退田”尽管是为了遏止“刁险”的“民风”和徐家的“百年安静”,但收到的客观作用却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因此,要想从海瑞“退田”的阶级路线来否定他的功绩,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不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既然海瑞的“退田”并不是与当时人民绝缘的行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得人民拥护的,那么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里通过烘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段,集中地写了这一斗争的场面,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圊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而海瑞却把“民”的事看得非常认真,专门敢冒着风险向“强项”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斗争。当时江南地方的“官”、“绅”确实对他非常讨厌。那末,《海瑞罢官》描写他“为民请命”断案如神”,也并不是十分不对的。如果单单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那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点。
    我认为,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作为“清官”的海瑞就具有这种思想。他在少年时就有“效君图上,以德政为本”的抱负。他这种想就成了他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他所以能成为“清官”的思想基础。农民或者其他一些受冤的人向他告状得到“昭雪”,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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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海瑞在受理冤案的时候,当然必先考虑的是这个案件会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是海瑞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结果是海瑞得罪了许多乡宦,而当时的“小民”却呼之为“青天”。这就说明海瑞行事客观后果和他主观意图、阶级本能发生了格格不入的矛盾。我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正好象我国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样,他们虽则岀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虽则有“致君于尧舜”的忠君思想,但当他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创作素材就会联系到自身的痛苦经历,他们就会写出千古传诵的篇章。当然,在他们所留下的事迹和诗篇里仍有斑斑可寻的阶级痕迹,这点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向“清官”跪下来告状,这不是当时农民的真正岀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参加武裝斗争的农民革命,彻底粉碎封建制度。但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至于《海瑞罢官》里夸大、虚构了这种“平冤狱”的描写,就是调和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还好,事实证眀海瑞时代的农民没有中海瑞的“鬼计”。在海瑞死后五十多年陕西的农民大革命就埋葬了这个封建集权的朱姓王朝。不然,海瑞真地要成为历史上千古罪人了!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反而值得表扬的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是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我这样的反问并不是存心开玩笑,而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对一个有民间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冷静、全面。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海瑞只能是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任何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只能在这个阶级范围里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我又要反问一下,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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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我认为,统治者内部“清”与“邪”的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统治者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海瑞那个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里,江南一带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日益加深,就促使统治者内部在对待土地、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出现了“清”(开明派)与“邪”(顽固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和统治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海瑞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起来说了一些公正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修吴淞江),虽然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但客观上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我们知道,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虽然不满意封建剥削制度,但他们对现实却仍寄于无限的幻想。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但希望有“好皇帝”。那末,海瑞那样的“清官”,深受历来人们的传颂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最后悲惨遭遇是会对农民起一些教育作用的。这正告诉农民,“清官起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却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这也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认识封建统治的罪恶本质。可见出现“清官”和“贪官”的斗争,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般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其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来的“海瑞戏”之所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说它有一定的人民性,也并非过誉。只看到海瑞效忠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不透过“清”与“邪”的斗争而显露出来种种复杂的其它积极因素,因而得出地主阶级本质是海瑞仝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结论,就轻轻地一笔对海瑞和“海瑞戏”作了根本的否定,这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棵大毒草》
    由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引起的一场大辩论,正在深入地展开。像《海瑞罢官》这样一种历史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和《海瑞罢官》相呼应,或者说在它“带动之下”,“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的孟超同志,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田汉同志也同时树起了《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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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当时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
    历史剧(包括传说题材的戏)作为一种艺术武器,从它的思想内容来看,都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作为它的题材,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观察处理历史题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进行创作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呢,还是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
    第二,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剧,都存在着对现实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当然也必须看它反映什么样的思想,代表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必须看它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不管你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也好,或者是根据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也好,也不管你多么隐晦曲折,今天的历史剧都不可能避开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好的历史剧,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和描写历史,同时又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历史剧,虽然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表现历史,但它却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有的还想借历史来歌颂今天,当然,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科学,它们对今天的歌颂也往往不恰当。至于《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些剧本的作者,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歪曲历史真实,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同时又借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攻击现实,诽谤现实,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封建皇帝能代表人民利益吗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究竞是怎样粉墨登场扮演自已的角色的呢?这里,我们首先也要看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反映历史的。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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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背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一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根据剧本的情节,武则天统治后期,她的一些子侄近臣,违反了她一贯的政策,也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压榨人民,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面临着“载舟之水也翻舟”的危险,这“使她非常愤怒”。用谢瑶环的话说,就是“自先朝推行均田制,近年来良法美意多废弛。豪门贵戚兼并土地,只逼得百姓颠沛流离。”而在江南破坏这“良法美意”的,又是武则天的“子侄”武三思的儿子武宏,近臣来俊臣的兄弟。这实际上是说,新豪门贵族破坏了武则天的政策,损害了武则天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戏剧冲突的焦点。所以当江南农民受不了豪门贵戚的压榨,“啸聚太湖”,举行起义的时候,在武则天的宫廷里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梁王武三思认为,这是“唐室诸王余孽”造反,主张发兵征剿;尚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则认为,起义军不过是被豪强兼并,逼得无路可走的“庄稼汉”,只要制止兼并,“招抚”“安置”,“使耕者得田饥得食”,那节就会有“江南江北皆春意,笙歌一片颂明时”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听从了谢瑶环的“忠谏”,肯定了她的“为民请命”,“所奏各节深合朕意”,并且派她巡按江南,还赐上方宝剑一口,亲下谕旨:“如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者,虽豪门勋戚亦不宽贷”。最后虽然由于武则天听了谣言,举棋不定被武三思、来俊臣乘杋把谢瑶环谋杀了,但武则天却因而醒悟过来,打击了豪门贵族,杀了武宏和来俊臣,罢了武三思的官,并训斥他说
    嘟!你明知朕生平痛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你却纵令你子胡作非为,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使三吴百姓积怨朕躬,使兼并侵夺天下成风,动摇国家根本,如何容得!
    请看,这位皇帝对百姓是何等的“体贴”!真可谓嫉豪门贵族如仇。田汉同志“肯定”武则天的,就是她这种“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而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谢瑶环的“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所以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谢瑶环身上体现着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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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塑造武则天的形象,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根据剧本的描写,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武三思、来俊臣等豪门贵族他们是“鱼肉百姓”的“贪婪”;另外一类人,他们却“超脱”于封建阶级的立场,为农民制定了可以带来“耕者得田饥得食”的“良法美意”,“一贯反对豪门贵族”,一贯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替被剥削的农民着想,维护被剥农民的利益。这类人里,有“为民请命”者的封建官吏谢瑶环,而谢瑶环所以能“宁玉碎不求瓦全”,又是反映了武则天的“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那怕是农民已经起来“造反”,在他们看来,其“罪”也不在百姓,而是由于豪勹]贵族破坏了“法制”。只要“制止豪强严法制”,就可以恢复“笙歌一片颂明时”的盛世。在这里,封建社会的地主头子—一皇帝,也被装扮成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代表人民和豪门贵族进行斗争的“伟大人物”!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法制”,也变成了维护农民利益的“良法美意”了!
    请看,封建帝王成了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样一米,一部历史还有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还需要革命做什么?田汉同志极力歌颂谢瑶环按照武则天的意旨同豪门贵族作斗争,不是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农民用不着起来斗争,只要等待皇帝把武三思、来俊臣之流的坏人铲除掉,农民就会得到“江南江北皆春意”的安乐生活;因为皇帝已经在那里维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向豪门贵族进行斗争了,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呵!
    从历史事实来看,武则天是不是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呢?不错,武则天的确曾经打击过李唐旧贵族,但她打击这些旧贵族,既不是为了铲除贵族经济,更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她的武周新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大批武周新贵族。她赐予诸武亲王、郡王、公主的封邑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初唐以千户为限的旧制,她的爱女太平公主前后加封至三千户。他们自立小“朝廷”,贪残无厌,使“封户受困,甚于国赋”,还以剥削所得的大量封租营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在她统治时期,新的豪门贵族利用特权夺占人民田地的,也并不罕见。武攸绪“买田使人耕种”,她的男宠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强市人田”,强夺住宅、奴婢等,不可胜数,她的爱女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大大发展了新贵族的经济。武则天消灭了一批异己的豪门贵族,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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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社会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总是有一批旧的豪强倒下去,同时又起来一批新的豪强。武则天时代也是如此。田汉同志把武则天宣扬为站在人民的利益方面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连她的子侄近臣走上了豪门贵族的老路,她也豪不姑息,这完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捏造
    田汉同志所创造的武则天这个艺术形象,不但不符合武则天的情况,而且根本违背历史真实。一个封建皇帝怎么能够代表人民来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呢?她的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她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上的?难道封建阶级的皇帝不是地主头子,不是最大的豪门贵族,反而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吗?难道武则天的“法制”不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不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反而是代表农民镇压豪门贵族的工具吗?这里有什么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可言?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可言?
    我们赞成重新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因为我们不赞成封建统治阶级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这个女皇帝;但是,如果把她描绘成居然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并借此达到散布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目的,那就不仅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在政治上站到同劳动人民敌对的立场上去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不能忘记,解放以后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一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电影《武训传》却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把武训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奴才(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地主),美化成所谓“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典型”,把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个人苦行,颂扬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些作者们是在鼓吹反动的历史观,鼓吹“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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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电影《武训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虽然受到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只要社会上一出现适当温度的气候和土壤,它们仍然要卷土重来,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变本加厉。如果说《武训传》是把一个向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美化成“代表”贫苦农民的“伟大人物”;那么,《海瑞罢官》却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封建法制忠实维护者的海瑞,写成“站在农民立场”的代言人,颂扬成“万家生佛把香烧”的农民的“救星”。田汉同志的《谢瑶环》更进一步,在这里,不但“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是人民的代言人,连皇帝武则天也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这是颠倒阶级关系,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美化帝王将相的极端反动的历史观点。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在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思想和人物确乎是有的。“为民请命”作为种政治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代表著作《孟子》一书,就反复宣传“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王”。我们知道,儒家的思想根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它所主张的“保民”是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需要出发的“保民”,是符合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民”。孟子一方面鼓吹“保民”,一方面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巩固封建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子以后的“为民请命”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无世无之。大体说来,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巩固封建剥削制度的“万世之基”,他们请求皇帝轻徭薄赋,适当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以安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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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缓和阶级矛盾;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请求皇帝相对地减轻些对被压迫阶级的刑事处分,主张在一定的时期释放一些“囚犯”,平反一些“冤狱”,从而收到在政治上麻痹群众斗志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农民起义军的。他们请求皇帝减少“杀戮”,改用诱降、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乂军的一种“招抚”政策。例如南宋绍兴元年(
    三一)二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书给皇帝说:“至于江西‘土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以至为‘寇’
    良民无辜
    情实可悯。陛下自降宽诏,择其首领与补官,收隶军籍,而散遣其徒,使民还业则江西之‘乱’可指日平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如果说一、
    二两种“为民请命”,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带有点改良主义的色彩,那末,第三种“为民请命”,即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更为反动的措施
    以上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为民请命”的口号被提出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前提:皇帝昏庸无道,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所以在历史上,“为民请命”这个口号,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从来就只是一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口号。它所采取的方式,也从来不是革命的方式,而是叩头哀告,乞求统治阶级大发慈悲,给人民施舍“恩德”。它不是吊民伐罪,不是帮助人民打碎奴隶的枷锁,而是帮助亼民“做稳奴隶”。这种办法,正如列宁所说,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给予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却不应当加以歌颂赞美,至于对待那种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只能揭露它的反动作用,决不允许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毒辣手段也加以顶礼膜拜
    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情况既然如此,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那一类呢?毫无疑问,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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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军实行“釜底抽薪”。剧夲里所描写的廷辩,就是辩论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共产党员的田汉同志,非但不去揭露批判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相反却玩弄了许多手法对它大加赞美和歌颂,让人们去同情“为民请命”的谢瑶环。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呢?谁都清楚,封建阶级的这两种策略只不过是“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的区别,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所以这“软“硬”两手,都是反革命的策略,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不仅我们这样看,就连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说:“今宜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抱旗乞降,则剿之中亦自寓抚之意,而实以剿坚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白有剿之用,而不因抚废剿。”(《绥寇纪略》卷一)这里说的是“剿中有抚”和“抚中有剿”,不可“因抚废剿”。总之,是“剿”“抚”并用,“剿”“抚”一致。他们的这些话,不是把统治阶级对待起义农民的“剿”和“抚”两种策略的实质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么?从这些话里,不是至今我们还可以闻到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强烈的血腥味么!这样的两种策略,对于起义农民来说,还有什么“好”“坏”可分呢?然而田汉同志却认为是大有“好”“坏”可分的,他认为“招抚”比“镇压”好,“软”的一手比“硬”的一手好。他在剧本里大力赞扬了这“软”的一手,把主张实行“软”的一手的谢瑶环美化成“只要除万民苦,哪顾得一身安”,“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的“为民请命”者。实际上是大肆宣扬这“软”的“招抚”的一手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皇帝,只要主“抚”,就是“除万民苦”的“救星”。在这里,田汉同志不是公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鼓吹统治阶级对付起义人民的“软”的一手的骗局,鼓吹旨在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的“为民请命”吗?一个共产党员的剧作家,居然歌颂起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反革命的策略来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从哪里来的“覆舟”之感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的反动性,绝不只是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阶级颠倒方面,也绝不只是表现在歌颂和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反动思想上面,甚至可以说,这些还不是《谢瑶环》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说,所有的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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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都不是为了“僵尸的复活”,而是为了要在今天起现实作用。人们是这样看待历史剧,历史剧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是借古非今,或者是为了给今人以有益的历史经验,二者必居其一。孟超同志、吴晗同志不也都主张历史剧要“古为今用”、“为活人服务”吗?田汉同志更是反复地加以强调,他认为:“许多历史剧是为现代人写的……,它的矛头都是针对着当时的现实”,“任何文艺都是象征的东西,不可能不和当前现实相联系”,“历史剧照样可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强大的现实意义”,甚至连给谢瑶环安排一个悲剧的结局,田汉同志也是为了“按目前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的缘故可见田汉同志写这个剧本,是有他现实的目的性的。
    那末,他这样写武则天,这样写谢瑶环,究竞是和什么“当前现实相联系”“矛头”是针对什么,打算发挥怎样“强大的现实意义”呢?这个剧本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的
    根据剧本的描写,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的武则天,在她的统治后期,由于沉醉在“铁柱铜盘颂大周”的“太平盛世”里,被“万千朱雀舞宫楼”、“彩凤祥麟朝冕旒”的景象搞得有点飘飘然了,她正在走上“官ˆ僚主义者”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一)她偏听偏信,使她的子侄近臣对她阳奉阴违,走上了她所一贯反对的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逼得百姓颠沛流离,逃亡何止十之一”,害得百姓们“家破人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涂炭不堪”,“民不聊生”,引起了“一片怨苦之声”,“民怨沸腾”。
    (二)她好大喜功,铸造“颂德天枢”,征用民间铜铁,致使她的子侄近臣把老百姓的犁锄、锅瓮都征了来,如谢瑶环所说:“叫民家将犁锄献出,如何耕种,将锅瓮收去,怎样举火?”
    (三)她“喜爱巡游”,致使武三思这样的人“揽权收宠”,“以御用为名到处“侵占民产”,修建行宫,“浪费国库数千万两”
    (四)她“宠信奸佞”,不肯“开张视听,采纳忠言”,致使来俊臣之流可以随意“残害忠良”。如来俊臣所说:“小官自理刑以来,犯官无有口供死在刑杖之下的却也不少,圣上也不甚过问”;“小官也曾这样杀过许多元勋上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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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曾见责,何况一个小小的巡按。”这样就“害得忠良无下场”,搞得“志士寒心”,“无心用世”。
    句话,因为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后期,不再“了解”民间“疾苦”不再“采纳忠言”;她“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大有“载舟之水”要“翻舟”的危险。“覆舟”之感渗透着整个剧本的情节。因此,我们说武则天的“覆舟”之感,是田汉同志通过剧本所大力宣扬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末,究竞从哪里来的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呢?正像武则天根本就没有所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一样,武周统治后期的武则天,也根本没有产生过什么“覆舟”之感。相反的,她很陶醉于她的豪奢专断的腐烂生活,也很满意于她白己的“德政”,她曾白我吹嘘地说:“天下安佚,朕所养也”。田汉同志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却为什么偏偏要反复地渲染她这种“莫须有”的“覆舟”之感呢
    很明显,田汉同志这是“借戏言志”,有所感而发的。他是把自己今天的“感受”,披上了古人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针对今天的现实。田汉同志表面上加给武则天的种种罪过,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诬蔑。因此,田汉同志借武则天的形象所抒发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覆舟”之感,是他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这样,人们就不禁要问,正当仝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的时候,为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却忽然产生了“覆舟”之感呢?显然在田汉同志的心目中,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因而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他笔下的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又脱离了群众的武则天的政权,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影射和攻击。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权,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虽然上面还不错,但是下面的干部则坏得不可收拾,草菅人民,“夺”地“抢”物,搞得一塌糊涂。总之,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完蛋了!“载舟之水要翻舟”,当时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叫喊的。田汉同志恰好和他们唱了一个调子。那些鼓吹《谢瑶环》的评论家大谈这出戏“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你继续去思考戏里的思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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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赞扬它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时代感”,不正是暗示人们要从这方面去“联想”吗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一切牛鬼蛇神总是要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革命的洪流里混入了革命队伍,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鼠目寸光,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惕焉震惧”的阴暗心理,使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因而,只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出现风吹草动,只要党和人民遭到了一点困难,只要阶级敌人一嚣张,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之“舟”要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于是,按照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主观估计,有些人就赶紧跳下水去,参与“覆舟”的行动。另外有些人认为只有他是代表人民的,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他要代表人民说话,也来插上一手,举起“为民请命”的旗子,要求按照他们的主张,按照他们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改弦更张。这些人本来或者是站在人民头上,或者是一贯脱离人民的,今天却都借着人民的名义出来说话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田汉同志自己就是一个活例证。一九五七年他不就曾经打起过“为民请命”的旗帜吗?到了一九六
    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敌人疯狂进攻社会主义的时刻,他怎能不再产生“覆舟”之感,又怎肯自甘“寂寞”而不赶快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唱队中去呢?为什么《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发还田地”,要求“平反冤狱”,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既然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实际上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自然也就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前面说过,历史上的“为民请命”从来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从来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在今天,“为民请命”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为,第一,“为民请命”,首先是认为今天已经“民不堪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不下去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第二,他把党和政府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党和政府是压迫人民的,而他倒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需要他出来“为民请命”。谁都知道,在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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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人民群众决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们“请命”。今天感到“不堪命”的,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不下去的,与党和政府站在对立地位的,究竞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和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思想情绪的人吗?因此,“为民请命”这种思想,在今天只能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所有对社会主义抱有仇恨情绪的人的一种反动呼声。事实上,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系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竞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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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汉同志笔下的这位谢瑶环的“合作”者,也是被作为怀抱“安边报国,不负生平”壮志的“英雄”来描写的。在和谢瑶环结婚的晚上,他曾信誓旦旦:“与贤弟全不是等闲婚嫁,同生死共患难,报效邦家。”此后,他还曾为了实现谢瑶环的“安抚”太湖义军的“理想”而奔走,可是,当武则天系了来俊臣、贬了武思,接受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而且准备实行她的政治主张时,这位和谢瑶环“全不是等闲婚嫁”的“志同道合”者,却只记得谢瑶环的被害
    纵有
    丰碑高百丈,此恨绵绵天地长”,“瑶环一死,此心已碎”,给武则天留下了个“警告”,就拂袖而走,“五湖烟水且盘桓”去了。他给武则天留下的“警告”是:“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苫。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戏也就在这里落幕,可以说这是全剧的画龙点睛之处。很明显,这就是田汉同志的所谓“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之所在。田汉同志的这两个理想中的“英雄”,用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作者的“把矛头针对现实”的创作意图,他们融合一致,互为一体,作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忠实代言人向现实“请命”,要求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改造党、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听从他们的主张,那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天下”就“从此多事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田汉同志,你通过袁行健的嘴发出的咒骂:“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究竞是指的什么呢?什么是“忠良”?在今天,当然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党对于他们是一贯爱护、尊重、信任的。什么是“奸佞”?当然只能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而党对他们又是一贯坚持斗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宠信”。可见,田汉同志所指的“忠良”和“奸佞”,和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而赤胆忠心坚持斗争的人是“奸佞”,党对他们的信任则是“宠信奸佞”;而被党和广大人民批判斗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他们这些站在党的对立面的“为民请命”者则是“忠良”,党对他们的斗争,则是“残害忠良”。他声言,如果再要对他们斗争下去,那末,天下就要从此多事了!这显然是对党的威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控拆。请问田汉同志,即使对你心目中的那些所谓“忠良”——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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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仍然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吗?什么时候“残害”过他们?你发出这种莫须有的“控诉”,分明是别有用心的诽谤。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当田汉同志的《谢瑶环》脱颖而岀的时候,正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加序出版的时候,而孟超同志的《李慧娘》也在这时发表。这样,在一九六一年七、
    八月间的剧坛上,便同时出现了三棵大毒草。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当然不是。归根结蒂,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正是在这几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看到了我们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就认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的船要翻了,于是,一切牛鬼蛇神都钻了岀来。在农村是封建文化大泛滥,地富反坏乘机进行活动,续家谱、修祠堂,十分猖狂。这种现象,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一九六
    九六二年就在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资
    阶级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向社会主义展开了新的进攻。在史学、哲学方面,大捧帝王将相,鼓吹封建道德,甚至还表演了拜孔的丑剧;在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大批出笼。有些人就兴高采烈,“破门而出”,亲手改编所谓“新历史剧”,妄图借古代的幽灵来宣传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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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彻底清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由于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学习得不好(包括我们在内),缺乏辨别香花毒草的本领,这就给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以可乘之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又说:“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我们必须遵照这种精神积极参加斗争,必须把这一场大辩论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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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姚文元冋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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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爾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竞然作岀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汩罗江自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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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赢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点,我完仝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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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冶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辫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大大大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硏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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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岀、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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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査,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背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臧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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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玚的
    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
    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竞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冶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仝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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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讪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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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辫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02.12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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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央
    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玚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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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苫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硏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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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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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里,曾为那些“骨鲠在喉”,“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的人,出了一个主意:“在戏上骂”。并且还提供了一个“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历史人物——海瑞。说也真巧,上海有一个专门借古人死人做文章的蒋星煜同志,也编造了一篇历史故事《南包公—海瑞》①,大棒“直言斥责昏君”的海刚峰。这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不久,一出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果然应声而出。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还亲自参与设计,积极扶持他自己捏造岀来的《南包公——海瑞》登上舞台。《海瑞上疏》不负倡导者们的期望,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
    这出戏公演之后,受到某些人的大肆赞扬。有的说这个戏“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②;有的称赞海瑞的形象“是典型的,也是具有时代精神”③的;还有的认为海瑞敢于“冒死向暴君作坚决的斗争”,这样的主题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海瑞敢于当面痛骂皇帝的风格,“更具有现实教育作用”④,“值得大大表扬”,“可为后世楷模”⑤。他们围着这台“有声有色的好戏”③吵吵嚷嚷,意思无非是说它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正是时候,要大家起而仿效。
    这样“有声有色”的“好戏”,倒是值得仔细研究一番的。
    《海瑞上疏》据说是根据海瑞给明朝嘉靖皇帝朱厚@①上《治安疏》的故事铺衍而成的,但是在这个剧木里出现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上《治安疏》的海瑞,完全是面目迥异的两个人物
    《海瑞上疏》里的海瑞是一个敢于痛骂皇帝的“英雄”。他不但在背后骂在家里骂,在朋友面前骂,而且敢于在上司面前骂,在写给皇帝的疏本里面骂甚至在金殿之上,当着众人之面,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确实有一股疯狂的“骂”劲。他甚至于抱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只要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终有一日海晏河清”!剧本把海瑞周围的文武大臣,写成是三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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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口、明哲保身的“甘草”和“乡愿”,相形之下,海瑞更成了一个鹤立鸡群的不凡的“英雄”。
    至于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呢?关于这一点,吴晗同志说过,蒋星煜同志在他的《南包公——海瑞》里也明白地说过:因为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难”,“家家户户弄得干干净净”了,海瑞“想到人民的痛苦,终于下了决心”,“让昏君惊醒惊醒”。在蒋星煜同志的提示下,剧本的编导者抓住“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大做文章,在海瑞与徐阶的对话里,描绘了一幅“民不聊生”的图画海瑞你……可曾看见?徐阶看见什么?
    海瑞天灾人祸,遍地哀鸿徐阶哦!
    海瑞你………可曾听见?徐阶听见什么?
    海瑞怨声载道,人人咒骂当今徐阶禁声!禁声
    海瑞若再等待,民无噍类矣!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戏里的海瑞便等不得了,他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骂。据他自称,骂皇帝正是为了拯救“海内受苫受难的百姓”,否则“又如何对得起
    四海苍生!”如此看来,剧本里的海瑞又成了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的“了不起的伟大”⑥人物了。
    然而,这样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老子上《治安疏》的海瑞,又有什么相干呢?历史上的海瑞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向皇帝上疏,目的是为了“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⑦。也就是说,他上奏疏是从封建皇朝万岁万万岁这一最终目的出发的,根本不是象刷本所写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治安疏》里,海瑞除了肉麻地吹捧皇帝行过“德政”、“可为尧、舜”,颂扬皇帝是天下最“英武”、“仁恕”、“大度”的君王以外,他只是规劝了皇帝几句,委婉地指出“玄修无用”,希望皇帝“日视正朝”,并且反映了一些情况,说明天下不稳、“盗贼滋炽”(请看,他在这里倒是狠狠地骂了敢于反抗的农民)。所有这一切,包括《治安疏》中那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在内,不过是要唤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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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帝的注意,要他“励精图治”,巩固封建统治,使“陛下之家”“磐石之也”⑦。这哪里是什么“骂”皇帝呢?他是爱皇帝唯恐不及哩!
    历史上的海瑞写《治安疏》,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向皇帝出谋献策,到了吴晗、蒋星煜同志的笔下却成了“骂皇帝”、“斥责昏君”,到了《海瑞上疏》,就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而且把这场“非常之痛快”的骂,说成是什么为了“受苦受难的百姓”而向皇帝作面对面的斗争。请看,剧本捏造了海瑞的“骂”词,他骂嘉靖“害百姓加捐添税”,“害百姓生计濒危”,“害百姓欲哭无泪”,“害百姓滥施淫威”,“害百姓流离颠沛”,“害百姓无家可归”。作者的笔锋轻轻一转,就把海瑞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划到劳动人民这边来了,使他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摇身一变而为洞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阶级论者。
    剧本的最后一幕,避而不写海瑞听说皇帝死去哭得把吃下去的饭都吐出来了的事实,让海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高举小雨伞一把,左右遮蔽簇拥在他周围的众百姓。大幕落下重又拉开,舞台上发生霍然巨变: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小雨伞变成盖天覆地、硕大无比的一把万民伞,海瑞擎住,老百姓个个躲在海瑞伞下,齐声歌唱:“青天海公,拯民水火中。白叟黄童,共仰贤吏风。博得个千秋称颂,千秋称颂!”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在霞光与颂歌的烘托下,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成了“解除苍生数十年倒悬之苦”的“英雄”《海瑞上疏》的编导者愈是精心地进行艺术设计,就愈加突出了这个戏的反动的政治观
    《海瑞上疏》的作者捏造岀这样的一个“可为后世楷模”的“人民英雄”究竞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呢?究竟对谁有利呢?究竞把矛头指向哪里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把这个戏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进行考察
    《海瑞上疏》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第一次上演于
    九五九年九月。它向我们伟大的节日献了什么礼呢?请读一段“精采”的台词:“想今晚有多少大臣,正在那里,撰写青词贺表,歌功颂德,以博君王的欢心。那里晓得我海瑞,却在这里狠狠的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疏本呵!”这里流露
    种没落阶级的阴暗心理。正当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地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时候,它却偏偏反对“歌功颂德”,它究竟是在为什么人起草“这一道不中听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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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呢?在这出戏的创作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国内形势,正如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过去的剥削阶级完仝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那些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惊慌失措,他们眼看着资木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末日来临,发出了“家家皆净”的哀鸣,迫不及待地向无产阶级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这个进攻的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形势底下,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岀现了。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出现了。《海瑞上疏》出现了。吴晗冋志鼓动人们“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蒋星煜同志危言耸听地说:对于“病入膏盲”的人,“再吃甘草这种药无济于事,大黄、芒硝也许能救转来,我这一道奏本就是大黄、芒硝啊!”①《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他们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并且宣称:“圣上吃了数十年的甘草,以致病入膏盲,如今必须服用大黄、巴豆,使圣上大泻一场,将肺腑洗上一洗,方能起死回生也!”你看,他们之间的语言何等相似,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何等相通。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共同地鼓动人们勇敢地站出来“骂”,岂不是正好适应了一切反动势力的需要吗?((2)(3)
    因此,《海瑞上疏》的岀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请看看海瑞与另一个官僚何以尚的几句台词:“嘉靖爷是不是暴君?”“自然是暴君!”“该不该骂?”“骂也骂得!”“骂得可好?”“骂得好
    得痛快不痛快?”“你今天骂得痛快,明天杀头,也是痛快的呀!”一问一答,“好戏”做足,看来也真“痛快”!作者写到这里,一任感情流泻,真是得意忘形,什么也顾不得了。剧本结束时,还有几句特别“意味深长”的对白老者来来来,我们躲在海青天雨伞下吧海瑞呵呵!可惜我这把伞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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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象清有这样一把,也就难得的了哇!海瑞哈哈哈!
    你看,这个打着“为民作主”的旗号的海瑞,笑得多么得意,多么露骨!然而,他们笑得毕竟太早了。历史是无情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们终于彻底暴露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落得了“罢官”的下场。当然,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抛出一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一起,联成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因为它出现得比较早,它在吴晗的“全国一盘棋”中很自然地占着突岀的地位。它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因此,必须加以批判,把毒草变成肥料。汪
    ①蒋星煜:《南包公——海瑞》,《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②小捷:《(海瑞上本)(即(海瑞上疏))中的海瑞形象》,《解放日报》
    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③卫明:《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文汇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
    七日
    ④徐以礼:《评京剧(海瑞上疏)》,《上海戏剧》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⑤健夫:《周信芳初演京剧(海瑞上疏)》,《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⑥《海瑞上疏》前记。
    ⑦《治安疏》,《海瑞集》第二一七
    页。
    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提要:“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大大大
    自从《海瑞罢官》问题展开争辩以后,人们好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都只能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清官”也好,贪官也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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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番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千真万确的。那末,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论不休呢?理由很简单,政治上的理论跟数学上的公式不同,在某些场合不是绝对不变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应该斟酌具体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明了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后,再来谈谈“清官”“好官”的概念吧
    所谓“好坏”跟“快慢”一样,都是相对的概念。过去是快的,现在可能是慢的。同样,过去是好的,现在也可能是坏的。在封建王朝时代,人民不接触官员也罢了,假使非接触不可时,那末只有两类人物:一种是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还有一种是“奉公守法”的所谓“清官”。广大人民喜欢的,不用说是后一种。因此说“清官”、“好官”受到过去人民的拥护,这完全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这种“清官”、“好官”在目前看来,也成问题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并不等于当时人民的想法呀假使广大人民不爱戴“清官”的话,那末他们倒会喜欢强凶霸道的贪官污吏吗因此“好坏”问题,主要应该拿当时人民的选择标准来作决定,不能单凭我们目前的政治眼光来作判断。
    有人会说,“清官”既然为地主阶级服务,怎么会站在人民那一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地大人多,历史又很悠久,出个把象包公、海瑞之类的傻瓜,专门跟上司顶撞,替老百姓办事,那有什么稀奇呢?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谈谈罢,有些在反动政权里工作的官员,因为看不惯上司的胡作非为,激于义愤,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有人会说,向“清官”跪下来告状不是办法,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革命,粉碎封建制度,才有真正的岀路。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倒很漂亮,却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农民的出路问题,跟官员的“好坏”概念,根本是两回事。其次,陆雨同志说得很对,“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九日)。何况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竞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况且那时候的农民军队,根本不可能接受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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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最后即使革命成功,旧的王朝推翻,结果新的政权仍旧是一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依然统治着广大人民。新的政权是否好一些呢?绝对不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只不过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你怎样争辫,也是无法推翻的
    有人又说,“清官”、“好官”能够迷惑群众,削弱人民斗志,调和阶级矛盾,起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应该严厉批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完全同意陆雨同志的说法:“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流反而值得表扬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假使全国各地都是批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类,那也不成体统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竟是利多害少呢,还是害多利少呢?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让我再来强调一下,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过去的农民不要去革命,事实是我国极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诞生以前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农民群众又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搞来搞去,始终跳不出封建王朝这个圈子。结果占便宜的还是地主阶级,吃亏的还是农民群众。现在叫广大人民不去向“清官”告状,却要来一个彻底革命,去争取自由,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在千百年以前,难道做得到吗?
    至于说“清官”、“好官”起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都知道“清官”、“好官”打击的对象,正是豪门权贵之类的大地主。他们实在是封建王朝的当权派。他们既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怎么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地位,反而来得巩固些呢?海瑞虽然把大地主的田地退还给中小地主,但是当权派的大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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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难道反而来得巩固吗?还有“清官”、“好官”对于广大人民,有时候也可能做出一些有利的事情来。冤狱案件中的受害人,难道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吗?修桥铺路开河,难道对于广大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吗?因此,说“清官”、“好官”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只能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跟实际情况核对以后,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以上种种分析,我认为“清官”、“好官”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呀!应该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呀!
    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大大大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什么是“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就是政治上忠于封建制度,思想上恪守封建纲常道德,经济上不贪或者少贪非分之财。有人说:“清官”的“清”,是指“清廉、清正、清明”。
    有的同志对“清官”作广乂的理解,把历史上凡是执行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
    改良的”政策的,实行变法和采取改革措施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
    以至抗击侵略的官吏,都称做“清官”、“好官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一些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在封建社会里,所有官吏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对
    人民的剥削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无官不贪,他们不可能一尘不染。二、“清官”和“贪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用来划分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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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的标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我们不能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封建统治阶级惯于使用欺骗和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为了适应本阶级的实际需要,他们往往把某些善于使用欺骗于法的官吏,有意识地美化、宣扬成所谓“循吏”、“良吏”和“清官”,当作政治标本。因此,“清官”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清官”,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清官”在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再出现,并被各个不同阶级所重视,这既不纯粹岀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倡导者、拥扩者和执行者。他们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而产生的。
    有的文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国家在应付基本阶级矛盾的同时,还要应付王室同豪强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一些“循吏”、酷吏、“清官”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而恢张伦常礼教,宣扬德化仁政,以维护封建制度,此即所谓“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前者体现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后者体现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豪强权贵常为了后者而肆意突破前者,以致激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当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威胁封建统治时,封建统治必须进行自我调节—一维扩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以求延续自己的寿命。“清官”就是封建统治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
    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的理由是
    “清官”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又同情人民。他们有意识地办了
    些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既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
    “清官”的反权贵斗争是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是历史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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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同黑暗面的斗争。“清官”是封建黑暗统治中的一线光明,“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封建官吏,无论“清
    贪
    “好”、“坏”,就其阶级本质来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坚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绝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清官”所谓的“爱民”纯粹是欺骗,其用意在于更多地剥削人民并瓦解革命。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绝不可能致。不能以清、贪的对立来代替阶级的对立,抹煞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
    也有的同志指出:“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不乏真诚,这是由于他们对掩盖在自己的观点、情感后面的阶级利益可能亳无觉察的缘故。不能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讨论中普遍论及“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虽然“清官”只能局部地、暂时地促进生产发展,但是他们实行德治、仁政,毕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有利于生产。虽然“清官”对农民斗争起有麻痹作用但是他们压抑豪强,毕竞打击了地主阶级最反动的部分,有利于农民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清官”的积板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与上述意见不同,有些同志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收入,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是对地主阶级有利,根本谈不上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也谈不上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
    有的人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只是:美化封建政权,宣扬封建道德,散布对于“朝廷王法”的迷信,诱使人民做稳奴隶,不致拿起刀来闹革命。“清官”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卫道人,欺骗农民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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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几种不同的“清官”类型: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清官”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在封建统治已趋腐烂、而农民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时,“清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但是“清官”从来是以失败告终的,“清官”的失败使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破灭,有助于革命的发生。当封建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农民革命已如疾风暴雨时,“清官”则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有些同志提出,“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认为:“清官”同豪强恶霸、贪官污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贪官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如果清、贪不分,则古人将一无是处,历史将成为漆黑一团有些同志说:封建官吏没有清、贪、好、坏之分,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执行人。“清官”和贪官,只是封建政治的两种不同表象,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行动特点罢了。一般说来,贪官追求封建地主阶级个人和集团的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清官”则着眼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养鸡生蛋。他们的区别绝非阶级的区别,只是压迫、剥削的重或更重、狠或更狠的区别,绝非剥削或不剥削、压迫或不压迫的区别。只有首先认识“清官”、贪官的相同木质,再看他们的区别,才有意义,才不致把“清官”同贪官的矛盾代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提出“清官”与贪官谁好谁坏,这个命题就是不科学的。从根本立场上看,“清官”和贪官都是同人民对立的。“清官”的一切作为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当揭露“清官”的反动本质和欺骗作用时,绝不能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得出贪官污吏比“清官”好,暴行可以促进人民斗争的结论。因为这一说法不是从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且实质上把一切暴力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统治阶级,把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看作封建社会自己瓦解的内在动力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有人认为:评价“清官”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封建统治下,大人民向往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因而拥护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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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冤枉的“清官”。“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人民给予鉴定,叫做“青天”“清官”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背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歌颂“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否定“清官”在人民中是通不过的。有些人说: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被人民“拥护”的“清官”。人民从来不赞扬那些所谓的“清官”。“清官”这一称号不是农民鉴定的,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史家冒充农民给加上的。这些称号不代表当时农民的意见,甚至不代表当时的一般舆论人民对这些所谓“清官”的鉴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所谓“清官”,应该全盘否定。
    另外一些同志指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对“清官”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幻想。这是一种落后、软弱、消极、保守的幻想。如果我们今天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对“清官”进行歌颂,那是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揭穿封建统治阶级装潢在“清官”身上的重重迷雾,消除那些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软弱、消极和保守的幻想,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提要: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剥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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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吴晗同志的唯心主义道德来源论
    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是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理论前提。
    吴晗同志说:“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再说道德》)
    照吴晗同志说来,历史上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他明白地说:“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说道德》)这就是说,历史上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道德领域里,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阶级斗争
    照吴晗同志说来,无产阶级也是没有道德的,要使自己有道德,就必须“吸取”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如果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那就是要“凭空创造”,而“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既没有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供批判继承,又不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中吸取道德观念。
    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恩格斯曾经说道
    “如果近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从这上面,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
    这也就是说,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是从他们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照吴晗同志说来,恩格斯的观点就是应该被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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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空创造”论。请看,他所要反对的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吗?
    、吴晗同志要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而这一些,正是地主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一再强调:“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历代的封建王朝,总是尽力宣传“忠”、“孝”“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把他(她)们当作人的楷模,要大家当作榜样来学习。这一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原则,也就是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地主阶级道德的其他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派生出来的
    礼、义、廉、耻是维护三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主要道德范畴。《管子·牧民篇》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
    这里所谓的“国”
    就是封建王朝,就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什么是“礼”呢?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讲得很清楚。《左传》上说:“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宋荣、尹文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郑玄说:“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孝经注》)司马光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资治通鉴》)什么是“义”呢?宋荣、尹文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孟子说:“义者,人之正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敬长,义也”,“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这就是说,“义”就是各个等级的人,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各自尽伦尽职规规矩矩地行事,它是和忠君、敬上、孝悌密切联系的,所谓“以下事上,古之义也”,“义不可缺”,“理所当然”(《海瑞集》)。在封建社会里,仆人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主人,叫做“义仆”,甚至把驯犬叫做“义犬”。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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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呢?朱熹说:“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注》)尽管朱熹说得很抽象,但是同整个的封建道德体系联系起来看,就是严守封建法律、忠于王朝、忠于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所谓“不苟取”实质上也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东西。什么是“耻”呢?地主阶级认为不按着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行事和思想,就是可耻的。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可见,羞恶、羞耻,是以封建的礼义等等为基础的。
    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完完全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元素”。可是,吴晗同志竞要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关于“忠”,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要继承封建道德的“忠”,说什么“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道德》)又说:“‘忠君’,是过去的道德观念,除了个别遗老外,今天没有人讲忠君了,是不是连带这个‘忠’字也应该否定呢?我看不应该。”(《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试问:有谁主张不要“这个‘忠’字”呢?人们在口头上,在文章里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忠”字吗?如果是为了保留这个“忠”字,那里用得着吴晗同志出来大声疾呼呢?
    试问: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是从地主阶级道德的“忠”继承来的吗?不。地主阶级的“忠”要消灭反封建的运动保卫地主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忠”则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道德观念。两者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非要破除封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不可。
    吴晗同志说什么要保留“这个‘忠’字”,“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云云,不过是骗人的手法。表面看来,似乎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都舍掉了,然而这是假象。如果真的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完全舍掉,继承又从何谈起呢?在这里,他是利用“公众成见”来宣扬封建道德。由于封建道德的长期影响,对于封建道德破除得还远远不够彻底,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宣扬继承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就会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不知不觉地想到去继承而不是破除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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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的“忠”的内容。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作了具体交代,他说:今天的爱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忠”有历史继承关系,并且不是“两码子事”(见《三说道德》)。明明白白,这不是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吗?哪里只是要保留一个“忠”字呢?
    吴晗同志的手法不过是,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从前门赶出去,从后门悄悄地引进来。前者是假象,后者是本质
    关于“孝”,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封建的“孝”,说什么“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说道德》)无产阶级关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以及照顾父母、赡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这里并没有从封建道德的“孝”继承什么东西。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我们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一点,在革命同志之间早已成为习惯了
    儿子对父亲绝对服从,所谓“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这是封建道德孝的根本原则。难道无产阶级要继承这条原则吗?共产主义者所要绝对服从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党的组织。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绝没有什么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按着这个道德教条,无产阶级战士为革命而流血牺牲,就是不孝,彻底摒弃“扬名声,显父母”,也是不孝。难道这个道德教条,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按着这个道德教条,革命者父母在而“远游”,以四海为家,就是不孝。对于这个道德教条,不也是应该完全摒弃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子为父隐”是合乎道德的,否则就是不孝。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自己的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这跟“子为父隐”的封建孝道,不是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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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道德认为,绝后是最大的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传宗接代是封建的最大孝道,并且只有男孩子才成,女孩子是不算数的。无产阶级对这种道德教条,当然只能唾弃
    关于“节”,吴晗同志说,“不应理解为妇女守节的节”,而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见吴晗同志最近发表的《是革命,还是继承》),这“有骨气”,难道不应该继承吗?
    可是,吴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祖先”是谁呢?是哪个阶级呢?他在反对批判帝王将相的时候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
    这有什么好处呢?”(《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
    意见》)可见,吴晗同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等地主阶级的人物,他要继承的“骨气”就是地主阶级的“骨气”。所谓“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就是说“我们”的骨气是地主阶级的骨气的扩大,而没有质上的任何区别。说穿了,这就是要更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他所谓的“骨气”,就是他塑造的“海瑞”的敢骂,“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所谓“骨
    关于礼义廉耻,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也必须继承。他说:“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请听,吴晗同志用封建道德的“礼”对我们进行说教了:如果不接受封建道德的“礼”,那就只能是野蛮的人,那是会“光着身子进电影院”的。吴晗同志禁不住破口大骂了。试问,有谁提倡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并把这叫做“朴素”呢?大概在吴晗眼里,劳动人民都臭烘烘的。他骂了我们一顿之后,把地主阶级的“礼”捧了出来,非要无产阶级接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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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革命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难道是从封建道德的“义”继承来的吗?封建的“义”,有什么彼此爱护,互相批评吗?“士为知己者死”,倒是封建的“义”的一个内容,可是我们对它不是必须绝对摒弃吗?共产主义者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
    “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是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从革命的利益引伸出来的,这种品德的普及是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它决不是从地主阶级的道德教条中继承来的。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难道这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诽谤吗?
    “不好的事不要去做”,难道是从封建的道德教条那里继承来的吗?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耻辱与光荣也是这样。地主阶级认为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地主阶级“耻”这个道德教条呢?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这个道德教条,就要尽做坏事了!?
    在这里,吴晗同志采用的手法,是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贴上社会主义道德名词的标签。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把封建的礼义廉耻打扮成似乎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东西,以便于推销它们。什么“批判地继承”啊,什么“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啊,什么“公私分明”、“爱护国家财产”啊,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些迷惑人的名词术语而已。
    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一些恰恰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继承。他说:“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主赚钱,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第一重要原则?
    请看,这不是明明要把为了赚钱的资产阶级经营原则也当作社会主义经营笮理企业的原则、当作无产阶级道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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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商业工作者李素文同志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身在柜台,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商业工作者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这种高尚品德难道是从“多方赚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那里继承来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它是和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斗争的结果。几年来,我们党领导企业职工在企业内部广泛地开展了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这是为了克服企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的斗争,也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教育人、改造人的斗争。吴晗同志却把资产阶级“多方赚钱”的所谓“道德”硬塞给无产阶级,这究竞是为了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继承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并且实质上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提倡钞票挂帅、利润挂
    吴晗同志还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政治范畴和道德范畴,要无产阶级继承下来。他说:“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掌握了政权,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是没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样。这样,民主和自由也就变了质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下来呢?”接着他也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掩盖真相的词句),但是他却断言无产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②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仅在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他的思想家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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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的,绝没有一点全民的、超阶级的内容在这个时候,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因为,这时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吴晗同志只谈资阶级“兴起初期”民主、自由“反抗封建制度束缚”的一面避而不谈它们的资产阶级内容,它们欺骗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正是为了要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白由,完全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来说,对于劳动人民,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③。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作为观念体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则实行专政。从道德观念方面来说,资产阶级认为用全民民主的口号欺骗人民是道德的,它们各个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民主的口号下,互相争权夺利,是道德的;无产阶级认为,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产,一定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很显然,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道德的,他们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是道德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其污浊、极不道德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只给予人民,绝不给予反动派。无产阶级认为,消灭资本、消灭剥削,不给它半点自由,是道德的,认为在人民内部,自由也是对纪律而言的,按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个原则行动,才是道德的。而反动派则骂我们没有自由,不要道德。请看,无产阶级的自由跟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完全相反的吗?
    用剥削阶级的道德,改造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的秘密。
    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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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冋志在论证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时说:“列宁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木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再说道德》)这是对列宁的极大歪曲。
    列宁总是把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文化一分为二。他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④,一种是反动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吴晗同志却在“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和资产阶级文化、地主阶级文化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歪曲吗?
    在《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三
    五四页,列宁论述马克思在创立共
    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吴晗同志所引的列宁的那段话,就在二五四页上。从二五七页开始,列宁才开始论述道德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道德问题的全部论述,不但没有说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且说我们必须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并且指出,“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吴晗同志却假借列宁的名义说,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试问:吴晗同志的这种引证法又是哪一种道德道德呢?
    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学、文艺、哲学、经济学等等,我们当然要批判地继承,即如毛主席所说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却同上述思想遗产不同。经典作家都没说过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吴晗同志用“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来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这是徒劳的。广义地说,法权规范、法律也属于文化范畴,难道我们也要继承地主资产阶级,她要继承国民党反地动派的《六法全书》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中就包括着打碎和完全摒弃资产阶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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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层建筑中,道德观念、规范和晢学、经济学、文学艺术是有其不同的哲学、经济学是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反映,文学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道徳观念、规范和法权规范、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法律、法权规范,是由国家杋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成文法和习惯法),并且由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道德则通过社会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观念、规范和法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表现得特別明显。许多道德教条都直接写在法律条文上。例如,《唐律》、《明律》规定,不忠、不孝、不节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汉律》、《唐律》、《明律》规定:“亲亲得相着匿”、“亲属相为容隐”,这就是说,“子为父隐”之类的道德教条也就是法律。
    尽管道德和法律是有区别的,但是,它毕竟和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
    吴晗同志除了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以外,还提岀了其他一些道德观念要无产阶级继承。在这里,我们择其主要的讨论一下。
    吴晗同志要我们继承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吴晗同志引了这段话,要无产阶级继承,并且说,“在近、现代革命史中,也出现过符合这个标准的无数烈士和英雄人物”。
    请问:孟子所说的“道”,难道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地主阶级之“道”为前提的,就是说,不论是富贵的引诱,贫贱的折磨,强力的压迫,决不改变实行地主阶级之道”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丈夫的品德。这里表现的是地主阶级的顽固的党性例如,现在一个地主阶级分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死要独行其道(即坚持地主阶级的立场)”,这不是十分反动的吗?这种所谓道德,怎么能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呢?
    照吴晗同志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是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孟夫子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不是十分荒唐吗?我们有时候,也借用“富贵不能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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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说明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这里绝不是说无阶级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从孟子那里借用了语言资料。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绝非来源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的。
    吴晗同志在论证必须继承封建道德的时候,还说:“诚实、勤劳、勇敢、刻苫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都可以移用在今天?
    试问:有什么抽象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吗?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实于地主阶级,对地主阶级诚实;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党、对人民老老实实,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也“诚实”那是出卖党的秘密的叛徒。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被地主阶级颂扬为“忠勇可嘉”、道德高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地主阶级分子还讲他们那个阶级的“勇敢”,这就是顽固不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所畏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地主阶级的“雄心壮志”是万贯家财、荣华富贵或个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中国和仝世界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等等完全是具体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与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绝然对立,怎么能把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移用在今天”?
    至于“勤劳”、“刻苫耐劳”,这根本不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勤劳”、“刻苫耐劳”总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卑贱人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勤劳”、“刻苫耐劳”的品德。吴晗同志把劳动人民才可能有的“勤劳”、“刻苦耐劳”的美德挂在地主阶级的头上,这不是露骨地宣传地主靠自己“勤劳节俭”起家吗?
    吴晗同志还宣传地主阶级的“刚直不阿”,把它说成超阶级的,硬要无产阶级接受。这也是完全骗人的。超阶级的“刚直不阿”是没有的。所谓“刚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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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在地主那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坚持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的原则,而不逢迎破坏这种原则的上司;如果说到无产阶级道德时,有限制的借用“刚直不阿”这个词汇,那么它指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两者是极端相反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领导,这是应有的美德;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把这种美德骂为“阿”,骂为“逢迎拍马”。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就这样恶毒地攻击过我们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宣扬抽象的即故意掩盖其阶级内容的“刚直不阿”,只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世界上还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以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冮,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⑤
    吴晗同志利用人们还在使用的在历史上形成的语词、语言,掩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性,把它说成“全民性”的东西,要人们把它接受下来。这完全是骗人的戏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到婚姻制度时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又说,无产阶级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恩格斯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说,在无产阶级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都除去了。“无产者的婚姻,决不是在一夫一妻制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就这个词的语源意义上说来,是一夫一妻制的。”⑥我们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必须把词的本来的意义即“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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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苫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四、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贩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特别在一九六年当吹捧“孔子”十分猖獗的时候,吴晗同志抛岀了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硬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其政治意义不是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反对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既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文化革命的“反动”又是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封建道德的复辟活动,每一次复古尊孔运动,都是反动阶级政治复辟运动的先导,都是对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反动。而当这种反动逆流受到揭露、批判之后,坏事就变成好事,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革命的前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宣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宣扬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无产阶级道德的发扬,同破除旧道德是分不开的。旧道德不破,新道德不立,旧道德不止,新道德不行,旧道德不塞,新道德不流。一句话,不坚决摒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吃人道德,就不可能发扬无产阶级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发扬和巩固,又将加速旧道德的最后死亡。
    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
    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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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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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历史主义”究竞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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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几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
    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⑤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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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冋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⑥。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⑦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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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⑨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竞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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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①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象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①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⑦。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究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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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
    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成。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①⑧。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①⑨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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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像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①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⑩而翦伯赞同志竞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冋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因、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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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②②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仼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別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象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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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米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亳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⑥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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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②⑦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
    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②⑧
    翦伯赞同志所特別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盜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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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⑨。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②,百@②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苫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③3⑩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③①。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一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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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以地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
    占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③,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出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仝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③④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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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⑤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岀“政治是替经济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③⑥。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③⑦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玚。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③⑧。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③⑨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乂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
    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几年来,吴晗同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同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同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同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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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得不说,吴晗同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同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同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同志排岀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时间表”开始,吴晗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辩
    吴晗同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岀来。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前。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但是,吴晗同志竞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不是有人说吗?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可是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同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同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②在那时,只要有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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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同志的严厉指责。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煕、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
    ③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④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同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他曾经不胜激愤地问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
    这有什么好处呢?”⑤可是,奇怪的是
    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皇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吴晗同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同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就用吴晗同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同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再往下,什么“徐世ji@①只能叫徐ji@①”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同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至于吴晗同志后面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即是说,吴晗冋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吴晗同志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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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同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⑥是吴晗同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不是,吴晗同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吴晗同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⑦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它比仼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同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这就是吴晗同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同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同志更高的需要呢?这就是吴晗同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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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资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摇旗吶喊,争生存的权利
    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
    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绎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吴晗同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不是吗?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岀来骂一骂呢?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在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
    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
    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看过吴晗同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冋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髙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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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如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竞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竞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正在吴晗同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多么猖狂,多么嚣张!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同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同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远的不去说它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同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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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同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第二,是“为古而古”。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辫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同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吴晗同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为什么也是“在
    九五九年年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同志这究竞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同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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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反右倾”的尾声同吴晗同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同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不是。因为吴晗同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脱离了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见了。吴晗同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当初,吴晗同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是没有的。吴晗同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⑧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⑨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⑩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
    ①①
    这些话都是吴晗同志以前经常说的。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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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①②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①③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①(4),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①⑤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同志的主张,吴晗同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同志排除万难,“破门而岀”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同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仝心仝意拥戴吴晗同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同志,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一—“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①⑥好个不用“细说”!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岂不白费了功夫?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人们懂得,提几个问题不过是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同志对繁星冋志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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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⑦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同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装什么“糊涂”!“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接着,吴晗同志向对方将
    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同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①⑧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苫、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①⑨
    吴晗同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且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什么叫“刚直不阿”?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什么叫“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②⑩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②①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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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反对“是今非古”②②,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②③的吴晗同志,怎么会“为古而古”!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吴晗同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同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同志剧本的情节。吴晗同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②④的贫苦农民哪里会有这样的感情!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海青天,回来吧!”②⑤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未,可以看看吴晗同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同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同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尽管吴晗同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②⑥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回来吧!”的“海青天”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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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同志的戏剧放到吴晗同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②⑦上来考虑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同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为谁鼓气?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同志不是吶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同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②⑧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和《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正象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岀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
    页)不同
    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同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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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0页,共5150页
    (一)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竞都是什么意思?
    (三)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同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难道吴晗同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②⑨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qian@②?
    吴晗冋志解释道:这鱼qian@②说的就是于谦。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同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怎么问题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同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同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同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同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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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同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千风”、“翻案风”。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吴晗同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逃亡”“饿死人”。什么人民怀念“好官”。③⑩同《海瑞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同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棵“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同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③①有人也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5)(6))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同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已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辫解,你的屁股巫到那里去了昵?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也不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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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已会来写的。革命的人们一不怕死不怕苦,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岀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土最宝贵的品质。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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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吴晗同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视一下吴晗同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同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不会的!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同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干的学术问题。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同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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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③②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其实,吴晗同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在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吴晗同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寻什么“根”?究什么“底”?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③③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同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硏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③④原来吴晗同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同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竞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③⑤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文章的末,吴晗同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同志这样的同情,这究竞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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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吴晗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岀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
    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仝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仝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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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6页,共5150页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岀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硏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
    这篇文
    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夲。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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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7页,共5150页
    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硏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杋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杋会主义分子“白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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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一九六○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晩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们的启发作用,
    句话,不
    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③
    (四)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冋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一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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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9页,共5150页
    六)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
    指
    桑骂槐’。”④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岀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⑤。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⑥。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⑦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
    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
    为今用的“新途径”⑧。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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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已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⑨,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玚,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仝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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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1页,共5150页
    志又“破门而岀”(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⑩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竞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象《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cδg@①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cong@①“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cong@①辩解,说“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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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cong@①也是清楚的。朱厚cong@①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①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①②朱厚cng@①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①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cong@①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cong@①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
    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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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
    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臧》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木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癜》原文大有岀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
    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
    ”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象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
    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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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一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竞斩头去尾,挖取“是已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仝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手资料的吴晗冋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査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岀,《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冋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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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岀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木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日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仝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岀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岀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岀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岀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④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岀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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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①⑤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
    (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
    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苫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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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
    (唱)纵然丢官不见谅,
    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亼“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岀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
    九六○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l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风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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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5)6)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是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①⑥。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卬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中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①⑦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①⑧。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①⑨。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辫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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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②⑩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仝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风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①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
    目今疾气
    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惫,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②②。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
    九六○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別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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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吴晗冋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木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硏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职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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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
    《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杋会主义分孑擂鼓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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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
    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木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把《治安疏》屮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已己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仝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仼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泥?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象《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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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
    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
    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昵?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一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一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一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一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一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岀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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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丟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了。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②③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④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只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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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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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②③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仝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岀“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冋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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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岀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硏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木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
    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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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晗同志的“巧言善辯”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②⑥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
    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大大大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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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提要:《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冶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岀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大大大
    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同意思彤同志对它的评价:这是一个挑战。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是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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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冶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里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已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乂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
    吴晗同志拿岀来的第一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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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那是什么时候?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岀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牛不相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果然,没有过多久到了一九六
    九六二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
    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一九六○年
    十一月写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与演出。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吴琀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点—一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一个“退田”、“除霸”、“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
    个“站在人民方面”
    “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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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不平
    “骂”一“罢”。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遣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吴晗冋志拿出来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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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们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
    九
    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有想到,反而把它同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岀来。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什么时候能够刮起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要理解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岀和发展。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岀和岀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写成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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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
    九五八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这些并不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竞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三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髙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一九六○年未或一九六一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一—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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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三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岀《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臼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那里有丝亳“目的性不清楚”!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时势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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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白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四条理由,他说:他“二十多年来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请问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还有,在一九六
    九六二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
    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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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
    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革命历史不能给仼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岀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
    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木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三卷第三七○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吴晗同志曾写过一篇《海瑞骂皇帝》,他说:“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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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瑞。”査《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其中并没有说他骂过皇帝,却说他哭皇帝,“终夜不绝声”。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篡改历史呢?这里包藏着极其恶毒的政治阴谋。说穿了,就是借海瑞“骂”皇帝之名,来骂党、骂社会主义。为了彻底揭穿吴晗同志这一卑劣伎俩,让我们把历史事实摆一摆。
    吴晗同志说海瑞“骂”过皇帝,其根据是海瑞上嘉靖的《治安疏》,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治安疏》的内容。从“治安”三字便可以知道他上疏的目的海瑞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就是认为要维持封建统治的百年大计,必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君,一是执行政策的臣,君要正君道,臣要尽臣职。在《治安疏》里,他要求皇帝正君道时,先对嘉靖吹捧一番,说嘉靖“天质英断,睿识绝人”,上之可以赶上尧、舜、禹、汤、文、武,下之亦可以超越汉光武、唐太宗等。同时又指出嘉靖的许多缺点,说“陛下之误多矣”,如“赋役增常”,“礼佛日甚”,“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又引老百姓的话,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云云。吴晗同志认为这是“海瑞骂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从中得出了“海瑞骂皇帝”的结论
    海瑞为什么要上“治安疏”?据他说,是“受国恩厚矣”,所以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他为了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根木利益,不惜“冒死”进言。因此,有人说海瑞的“治安疏”是爱皇帝,并没有骂皇帝。当然,要说海瑞没有骂过几句,也不尽然,甚至有几句却乎骂得很厉害。但这种“骂正”是出于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所以嘉靖处罚海瑞时,下的命令说海瑞“詈主毁君,不臣悖道《世宗嘉靖实录》卷五五五),把他关进监狱,拟处以死刑。然而,他背地里却夸奖海瑞,把他比作殷朝的大忠臣比干。
    海瑞上《治安疏》完全出于“忠君报国之心”,目的是维护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明朝皇帝深切了解海瑞的心情,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主观是真诚的。所以明朝皇帝并没有辜负海瑞的“忠心”、“赤忱”,重用他为应天巡抚。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于海瑞的忠诚也是一致地赞扬不已。在封建时代,每个朝代都有极言敢谏之臣,为皇帝出谋献策以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对皇帝上《治安疏》,痛论当时天下大事,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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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而吴晗同志竟把海瑞对其主子的效忠表现,颠倒过来说成是“骂”皇帝,岂不荒谬。
    至于海瑞是怎样哭皇帝的呢?海瑞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忠心耿耿向嘉靖上疏,嘉靖反而把他关进监狱。按常理说,海瑞对于嘉靖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至少是受了委屈的。当狱吏告诉他,嘉靖已死,他即将被释放并有希望被重用时,按般封建官吏来说,他是应该感到高兴的。然而,海瑞却并没有高兴喜悦,反而伤心痛哭。这该如何解释呢?根据海瑞生平的言论和行动,海瑞对明朝统治阶级抱着无限忠诚,对嘉靖寄予极大希望。他的信念是对他的封建皇朝及皇帝尽忠虽死而无怨。他坚决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出狱而高兴。嘉靖虽然处罚过他,但他认为嘉靖一死,可能影响统治者的政权,可能使稳定的政局动荡不安,如再岀一个象明武宗正德(嘉靖的哥哥,死后无子,嘉靖以藩王入京继位)那样昏乱的皇帝,则更将动摇朱明王朝的国本。所以海瑞之哭,是为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封建王朝的兴衰而哭。这就更证明了海瑞是封建王朝中最忠实的奴才。我们评论海瑞,对他哭皇帝这一幕应该特别重视,仔细分析。海瑞所表现的特殊面貌,确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所称道的所谓“忠臣孝子”的坚韧精神,这完全可以说明海瑞是个什么人。
    海瑞的面貌和本质表现得如此清楚。海瑞从他的阶级情感出发,从他的封建道德出发,他对嘉靖的忠诚爱戴,对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持,是始终如一的。所以他的“骂”与爱是一致的,“骂”与哭也是一致的。
    吴晗同志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注意海瑞是不是骂,而只取敢骂不敢骂。他说只有海瑞骂过皇帝,并且骂得很痛快。意思说谁也不敢骂皇帝,而海瑞敢了,因此赞扬海瑞“真是铮铮一汉子”。吴晗同志这样提法,这样拍手称快,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历史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以明史“专家”著称的吴晗同志心里也是明白的。那末,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肆意篡改历史呢?这是偶然的错误吗?不!只要提一提吴晗冋志写作、发表《海瑞骂皇帝》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其用意就暴露。在吴晗同志大肆歌颂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机,配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向党向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骂党、骂社会主义、骂三面红旗。吴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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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也大写文章,鼓吹“骂”,宣扬海瑞对皇帝“骂得非常之痛快”。吴晗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
    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岀: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仝心仝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吴晗同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助威、鼓气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竞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岀了屁股。吴唅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仝会联系了起来;这下子泄露了“天机”。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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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见《海瑞罢官》剧本)哩!
    (关锋:《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用“为民请命”替右倾机会主义者涂脂抹粉
    九五九到一九六○年,我国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出现了暂
    时的困难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活跃起来,他们完全撇开客观的因素,幸灾乐祸地诅咒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借古讽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势相配合。他在这篇文章中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又说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吴晗同志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能说不是借古骂今吗,难道能说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反党活动拍手称快,为他们撑腰打气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却打着“为民请命”、捍卫农民利益的幌子,以农民利益的“保护者”自居,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救星”。党的八届八中仝会剥下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披着的这层“为民请命”的画皮,使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这时吴晗同志又情急了,就赶紧在《论海瑞》《海瑞罢官》中大作文章,虚构了一个海瑞的高大形象,美化所谓“为民请命”的“英雄”。他说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的“作为是对农民,特别对贫农、中农是有利的”;他为了农民的利益,“勇敢地把仝生命投入战斗”。吴晗同志对海瑞的这种精心刻划,无非是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穿上海瑞的服装,借海瑞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脂抹粉,并鼓动人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喝采
    (马泽民、王锐生:《“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给右倾机会主义者提供的标本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竭力炫耀《论海瑞》这篇文章,说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为什么吴晗同志要在关于《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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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我批评中抬出《论海瑞》这篇文章来炫耀?那是因为,他说他的《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既然我吴晗写《论海瑞》的动机不坏,写《海瑞罢官》的动机当然也是不坏的。
    那末,且看《论海瑞》中着重渲染和宣扬的又是些什么东西
    海瑞是“不怕大官,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他卵翼穷民”,“站在农民一边”,“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海瑞“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他痛心“现在医国的只一味甘草,处世的只两字乡愿”
    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之害”;
    海瑞“意主于利民”,“为百姓痛哭”,“为百姓长太息”
    海瑞“痛斥当时的社会风气”,“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他“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他“是当代伟人”。
    我们要问吴晗同志:今天全国人民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你号召学习海瑞“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究竞要向谁去说话呢?你号召学习海瑞做“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究竟哪些人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的人”呢?你号召学习海瑞“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不怕坐牢丢官,究竞是要叫谁不怕坐牢丢官而去向谁战斗?很明显,吴晗同志写《论海瑞》的真正意图是在于借海瑞的躯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很显然,《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及其“为了活人服务”的目的是一样的。同样是浸透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情绪,表露了他的阴暗心理;同样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气,为他们唱赞歌
    吴文治:《不能用这样的自我批评回避政治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
    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鼓励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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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我党向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会后不久,吴晗同志发表了《论海瑞》,大谈海瑞的“为民做主”的思想,大力赞扬“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大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吴晗同志所提倡的海瑞精神,在当时的确起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赞扬和鼓励的作用。
    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底他又“破门而出”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要“破门而出”呢?这是因为吴晗同志看到了“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所以要占有舞台阵地使古人的“好品
    “深入人心”(见吴晗《再谈历
    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绝不是吴晗同志自己所说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期间,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人民识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被罢了“官”的时候。在吴晗同志看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由于“为民请命”而罢了“官”的,所以同情他们,为他们鸣不平,而且还鼓励他们“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希望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
    卢文辉、王悦:《吴晗同志为谁请命》,见《辽宁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
    十日)
    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
    吴晗同志把他有关文章的写作时间介绍了一下,认为《论海瑞》写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是响应党的号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又说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表明他的《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无关
    就以吴晗同志介绍的写作时间来说,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是,除了《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前以外,还有《海瑞的故事》发表于
    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清官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
    十三日《北京日报》。这三篇歌颂海瑞的文章都写于八届八中全会之前,显然不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论海瑞》是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政治观点、历史观点跟上述三篇文章完全一致,那么请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为什么突然变成反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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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国内的阶级敌人以为有机可乘,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极力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几年中,吴晗同志写文章、编剧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海瑞,而且又是狂热地鼓吹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狂热地鼓吹海瑞的“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不是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张目吗?不是为失败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鼓气吗?事实就是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了的
    (黄祖良林铁民蔡景康:《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见《福建口报》
    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招魂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塑造的“英雄”形象
    当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一败涂地的时候,吴晗同志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要他们罢了官,也“心胸开朗”,说什么“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海瑞罢官》的前几稿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发泄了。他对党和人民反对右倾杋会主义的斗争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是“好官”,为他们的“罢官”喊冤叫屈,打“抱不平”。《海瑞罢官》不但是为被人民所唾弃而“罢官”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而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等待有朝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也就是要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到底。“海瑞”实实在在是一个顽固到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英雄”形象。
    所谓“退田”、“除霸”、“罢官”,在现实生活里,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其核心在于“罢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叫嚷的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就是要“退田”。他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把我们的伟大事业和我们的干部队伍说成“黑漆一团”,因此叫嚣“除霸”,“除害先除当道狼”,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英雄”的“退田”和“除霸”的进攻失败了,被撤职了,但还妄想卷土重来,这就是“罢官”的真谛。事实很清楚,吴晗同志正是接过右倾机会主义手里的武器,再把它磨光擦亮,用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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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贯穿的一条黑线。吴晗同志现在打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幌子,不是欲盖弥彰吗?
    历史对于一切不愿意投身革命潮流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总是无情的。吴晗同志从民主革命时期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所以当他的未曾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越来越同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矛盾的时候,在一次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就站到了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一方面,同右倾机会主义“巫在一条板凳上”了,同地富反坏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澄宇:《(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
    八日)
    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不平
    吴晗同志为了掩饰他的动机,竭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他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列了一个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时间表;对这种用意,我们是能懂得的,那是在用写作时间和主题等等,竭力辩白《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不看文章的写作时间还罢,一看文章的写作时间,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恰好暴露了吴晗同志写作的政治动机。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庐山会议前夕,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污蔑三面红旗,辱骂群众运动。而正当这时,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极力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气和胆量。试问,选择这一个时间,写这样的文章,岂不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紧紧相呼应吗?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反击,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完全陷于孤立。这时候,吴晗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赶写了《论海瑞》,竭力宣传“为民请命”和抽象的“傲骨精神”,据他说这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决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其用意明明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同党冋人民对抗到底。一九五九年年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吴晗同志又于此时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动笔赶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主题,据吴晗同志说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剧本的主题是“罢官”,是对那些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反党反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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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寄予了无限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岀主意。要他们象海瑞那样,罢了官,也决不善罢甘休,也不能走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个写作时间表,这些文章和剧本的这种主题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吴晗同志是在用海瑞的幽灵,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表同情,抱冤屈,鸣不平,岀谋划策,撑腰打气。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破门而出,支持“不怕丢官”的“英雄
    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有的人还为它大加吹捧,大书特书。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阶级敌人又次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党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六月,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反对总路线,辱骂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抛岀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歌颂海瑞谩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说海瑞“骂”嘉靖“家家穷得干干净净,没有钱用”,是“骂得非常痛快”,这难道会是偶然巧合,不是有所为而发的吗?一九五九年年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彻底失败,有些人被罢了官免了职的时候,吴晗同志又不惜“破门而岀”,赶写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描绘成一个“为民请命”“不怕丢官”的英雄。这一切不正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吗?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王希曾、杨寿堪:《为什么要歌颂(海瑞骂皇帝)?》见《北京日报》
    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
    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着暂时的困难。这时候,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演出反华大合唱。在国内,一小撮牛鬼蛇神正在蠢蠢而动,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出“为人民利益”的幌子,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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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攻击三面红旗。他们的进攻,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
    不迟不早,吴晗同志在这时写出了《海瑞罢官》。并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确,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把一个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忠仆,美化、歌颂为一个“站在农民一边”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因而被“罢”了官的英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文里,介绍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说“写这个人,演这个人……不是为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为什么样的活人服务?说穿了就是替当时假冒代表农民利益、叫嚣要“单干”、“平反冤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卷土重量来。吴晗同志通过对海瑞的美化、歌颂,寄托了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发泄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不满。从《海瑞罢官》演出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来看,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中,假借海瑞之名,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说:它是一株大毒草!
    (杨光楣:《(海瑞罢官)究竟在宣扬什么?》见《云南日报》一九六六年月二十二日)
    为“单干”、“翻案”煽风点火大肆叫嚣“退田”、“平冤狱”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不仅不承认《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反而说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事实不容抵赖。
    九五九年
    九六一年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国阿
    上,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来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接着,社会上又吹起了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主张把公社的土地分给个人,实行“包产到户”,要求给地富反坏平反“冤狱”。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拿起文艺的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把矛头指向资木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吴晗同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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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没有这样做,相反倒“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来火上加油。我们的人民振臂高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海瑞罢官》所表现的却是:清官、王法、封建主义万岁!(洪阿兰:“青天大老爷为民雪恨,公侯万代”。)通过海瑞的口大唱:“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作者并把海瑞描写成了一个专门搞“退田”“平反冤狱”的为民请命”的“不怕死”的“英雄”,百般颂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农民群众早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敌人,报了仇、伸了冤,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海瑞罢官》中的这样一些描写,究竟是在替谁说话、为谁服务、对谁有利,不是很清楚吗?
    (李衍柱:《布历史的迷雾,唱时代的反调》,见《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期)
    煽动牛鬼蛇神兴风作浪
    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间,吴晗同志在历次思想斗争中都异常沉默,甚至连批判胡适思想这样同他有特殊关系的斗争,都没有发言。但是,从
    九五九年起,吴晗冋志却突然开始活跃起来,“大写特写”。他从《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一直到“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三年间就写了大小文章将近一百五十篇。是什么使吴晗同志这么“难受”,“非写不可”?他又写了些什么呢?他着重描写的是:“乡官强暴百姓穷,如狼似虎田野空”,“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接着,他从封建文化的武库里捡起了一件破烂法宝,祭将起来。这就是“为民作主”,鼓励人们“告状”。《海瑞罢官》,就是吴晗同志宣扬“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的宣言书。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助长当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翻案风”的一把火。事实正是这样。在《海瑞罢官》剧本发表后,上海有个特务的家属,就递了一份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除非海瑞重生,方能超雪,否则就此埋送。”这不就是吴晗同志的新“告状”论的现实政治意义么?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我们的这些分析,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说得更清楚些,究竟该怎样理解这种“新”理论
    (罗思鼎:《论“告状”》,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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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大写“退田”,宣传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把它作为一种农民的天堂、理想生活来宣扬,这是什么意思呢?且不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剥削阶级自动把田“退”给农民的事情,而农民就是有了土地,就真能过好日子吗?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破天荒地做了土地的主人。但是,如果广大农民仅仅停留在分得土地,而不进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集体化、人民公社的道路,我国广大农民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保持小农私有经济还会有利于封建主义和资木主义势力的卷土重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鼓吹什么农民有了土地就有美好光景,那就决不是在为农民说话,恰恰是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妄想服务。而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出现单干风的情况下来鼓吹这种主张,那就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徐公持、周铜:《(海瑞罢官)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见《工人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
    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国家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吴晗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出”,不但通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通过杂文、学术论文、历史故事等等,突出地歌颂海瑞的所谓“好品德”和“斗争精神”;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宣扬封建道德,要把封建道德“古为今用”,“移用在今天”、“应用于今天”;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是今非古”(《灯下集》六五页);正是在这个时候“骨鲠在喉”(《学习集》二七三页),非“把它写岀来”不可,等等。所有这些是偶然的吗?不,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吴晗同志的“破门而出”,“坚持到底”,关键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是目的性“不清楚”的“糊涂”在作怪吗?是“为古而古”在作怪吗?当然不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创作这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张目,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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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同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吴传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为了什么?》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
    妄想拆社会主义的台,走资本主义道路
    吴晗同志竭力使人相信:《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的话,也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话!那些站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他们虽也在学术领域内做文章,而干的却是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当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是他从史学领域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而至于更加明目张胆地,扩大阵地,煽风点火,要拆社会主义的台。试问吴晗同志:在阶级斗争大反复的那几年内,你这样狂热,搞出这样一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难道是学术问题?能说不是政治问题
    吴晗同志说,他“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这完全是假话。从吴晗同志这些年的一贯活动看,他不但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现实,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嗅觉的、很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搞的是资产阶级政治,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治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九六一年左右,国际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说什么美国垄断集团,也有“明智”派呀,宣扬“三和”投降路线;在国内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乘机蠢动,他们趁我们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受到了暂时的困难,企图复辟倒算。吴晗同志正是选择这个时机有计划、有目的地大写而特写海瑞,大讲而特讲海瑞,说什么海瑞是大“清官”应当肯定,应当歌颂啊,什么海瑞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啊,什么海瑞是人民心目中的“好官”啊,是值得研究与学习啊,这究竞适应什么人的需要,不是很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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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不能上吴晗同志阶级调和论的当,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借古讽今”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海瑞罢官》决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它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是希望我们工人阶级能跟着海瑞跑,替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失去了自由的地富反坏分子摇旗呐喊
    既然吴晗同志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向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那末,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工人同志应该予以坚决的、有力的回击。
    (陈阿发:《只是学术上的错误吗?》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几个月来,学术界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斗争。最近,很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议论,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他们说,这场大论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不能不管,不能不问,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赢得这场大论战的彻底胜利。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使这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创举。在旧社会里,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论坛完全是被一小撮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的,他们搞学术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学术工作的可能。人们一提起学术,一提起理论,总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了,工农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做了主人,也要做文化的主人。剥削阶级垄断文化学术的丧钟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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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时代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武器,不仅能够用它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用它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一切革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却感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快要完蛋了,于是制造种种借口反对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他们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说什么,“不读完
    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说什么,“工农兵不懂历史!”在他们看来,工农兵群众没有资格在学术问题上发言
    工农兵群众对这种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读过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有自己的“四史”—一家史、村史、厂史、社史。有了这些,我们就能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一切骗人的谬论彻底驳倒。
    完仝正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最强大武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四史”是驳斥剥削阶级邪说的有力根据。说“工农兵不懂历史”。我们倒要问问,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是谁不懂历史?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地主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历史,歪曲阶级斗争的真相,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完仝抹杀劳动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一味歌颂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即使能把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也不能算懂得历史。
    什么人才真正懂得历史呢?不是那些把二十四史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而是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下中农,他们记得自己的悲惨的家史,他们熟悉自己的村史、厂史。在这些历史里,有剥削,有反剥削,有压迫,有反压迫,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才最懂得阶级斗争的历史。工农兵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所以他们嗅觉灵敏,眼光锐利,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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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看得最明。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工农兵群众学术批判座谈会的材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的重要特点,就是突岀政治。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命根子的工农兵群众,对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狡猾手段,都能看出来,嗅出来,一语道破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目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即使对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也能够发表深刻的正确的意见。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讲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讲也讲不出来的革命的科学的道理。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本质,三言两语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
    所谓“清官”问题,曾经迷惑了许多人。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的家史和村史、厂史,证实了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他们说,“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清官”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编造出来的。
    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观念。而工农兵群众听吴晗、翦伯赞宣扬“让步政策”的谬论,就明确指岀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狗走千里要吃粪,狼走千里要吃人”,地主阶级的木性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地主被我们打倒了,还象“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不肯“让步”,怎么能够想象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后却对农民采取什么“让步政策”呢?
    在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上,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把剥削阶级的道德说得美妙的很。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控诉了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吃人的道德,是“不杀穷人不富”的道德。他说,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坏透了的,没有一点好东西
    看!工农兵的阶级观点多么明确,旗帜多么鲜明,道理讲得多么透彻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要靠工农兵;文化革命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也要靠工农兵。工农兵群众不仅是阶级斗争、生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力。没有工农兵群众的参加,任何革命都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依靠工农兵群众,发动工农兵群众,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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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
    在文化革命中同在其他领域的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②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当前的学术批判中,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同工农兵群众一道进行战斗,才能在文化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件划时代的大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四九一页
    ②《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
    四六页。大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转载)
    研究资料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李逊
    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发表时的标题为《〈海瑞罢官
    〉,尚未披露的史实》,有删节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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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破门而出
    1963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正是春寒料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上海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两个普通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但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谁对她都十分尊重。
    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治病或休养,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很保密。每次她来,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地方负责人总要去看望,礼仪相待。但这次江青来上海却一改以往深居简出习惯,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岀看戏。
    以上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30年后的回忆,写出上海市委领导人对即将破门而出的江青的感觉。(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江青是来进行“京剧革命”的。江青对陈丕显说,因她建议,文化部发出通知,准备1964年在北京举办京剧现代戏汇演。她要上海文化局组织人员,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早晨》改编为现代京剧,参加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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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江青的一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64年4月柯庆施患肺癌,手术后身体虚弱,往广州疗养。江青向柯庆施要助手,柯庆施向她推荐已经担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据张春桥妻子文静后来回忆,江青提出要找几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夏征农、石西民去,江青和他们谈谈,都不满意,结果都退回来
    后来叫张春桥去了。张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满意,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转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未刊稿。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逝世。以后江青来上海就由接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接待
    陈丕显与江青关系原本一直不错,建国初期,江青有一阵来上海,就住在陈丕显家。自1963年以后江青来上海次数多了,陈丕显感到江青越来越难伺候。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但江青对衣食住行十分挑剔,使接待费用无法压在中央规定标准线下。毛泽东得知,要求属下迁就自己妻子。一次,毛泽东很认真地对陈丕显承认江青有缺点有毛病,但又说:“如果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头上,我来付好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只能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心应付江青,不敢出纰漏。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江青的京戏改革非常支持,要什么给什么,还指定张春桥具体协助江青。张为江青记录和整理讲话,向剧团传达和贯彻她的意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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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7页,共5150页
    63年12月,张春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仍全身心扑在江青的京剧改革上,得到江青欣赏和信任。
    上海与北京的南北两个海瑞
    1965年初,江青又来上海。此行两个目的,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来成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二是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前一个行动在党内高层公开,后一个行动则十分诡秘。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毛泽东对海瑞作出赞扬后写出的一个剧本。剧中的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臣,生性耿直清廉,敢为老百姓讲话,因上书批评皇帝被罢官
    还是在1959年初,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牌》,因戏中有海瑞,毛于是将《明史·海瑞传》找来看。1959年4月间,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4月5日,毛泽东讲到明朝的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冇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由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向文艺界作了传达。一时海瑞戏在全国遍地开花,各个剧种争演海瑞。其中以上海和北京的海瑞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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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海瑞戏名《海瑞上疏》,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建议写的。周扬在毛关于海瑞讲话的几天后,在上海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和上海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建议他们写海瑞戏。上海京剧院经过讨论,成立了创作组。剧本完成后,上海京剧院调集强大演岀阵容,主要角色都由一流京剧演员饰演,周信芳任导演并饰主角海瑞。经当时上海市委第书记柯庆施同意,9月30日,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作为国庆十周年重点剧目,在上海天蟾舞台首场献演。演岀后好评如潮。周信芳又带队去北京演出,同样获得好评。
    北京的海瑞戏由吴晗撰写。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中共中央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一回北京就去找吴晗,希望吴晗根据毛的讲话写文章介绍海瑞,吴晗便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1960年3月又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后改名《海瑞罢官》。1960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饰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将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引白虞云国《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读〈怀念吴晗〉》,上海《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6日
    上海、北京,南北两个海瑞,由南北两位最杰出的京剧表演大师饰演,成为全国同时期的海瑞戏中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以上资料引自《南北海瑞”引发的大冤案》,沈鸿鑫著,载于《世纪》2007年第1期,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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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就在吴晗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时,毛泽东自己提倡海瑞精神没有几个月,他对海瑞的态度又改变了。因为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看《海瑞传》后,真的以身试法当了海瑞。于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8月16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岀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了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歪曲海瑞的话。
    吴晗的补丁没起作用。1962年3月上句,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让停演。剧团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打探停演原因。过了好长时间,才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不准再演。
    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東不久,江青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场拒绝,别的部长也都不同意
    江青又去找北京青年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李希凡50年代曾因批判《红楼梦》研究权威俞平伯《红楼梦简论》,引起过毛泽东注意,成为文坛新星。江青派专车将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小时,说应该注意《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问题。但李希凡就是不接翎子。他后来对人说,他当时觉得江青将吴晗剧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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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就不表态,装糊涂。〔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载于2000年第9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
    江青转将目光投向上海。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仝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以及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找李希凡的时间,李希凡自己回忆是在1964年,有材料说,是在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这个时间引自余焕椿所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载于《百年潮》2004年第5期,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大会召开时间是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而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回忆录中,江青告诉他,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是1964年下半年。两个时间吻合。由此可推江青是在1964年6、7月间找李希凡,未达目的,再找柯庆施,时间应该迟于6、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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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具体何时找的柯庆施?1964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夫妻俩在北戴河登门探望病中柯庆施,见面时间半小时。同年国庆节,柯庆施在北京参加系列国庆活动,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这两个时间引自《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
    由此可推,江青找李希凡遭婉拒后,再找柯庆施,应该是在北戴河或北京参国庆活动时。不过此时柯庆施已经离开上海。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已经不在上海的柯庆施如果推荐,也只能是提个名而已。
    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修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仝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这是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中说的,中央文献岀版社2009年岀版。陈小津在此文中还回忆说,这句话是当时在场的人记在笔记本上,文革结束后“主持审判的工作人员都看到过这句话”,但陈小津没有具体注明此话的出处)柯庆施是否“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据说,张春桥1964年夏天去北戴河,是因为谭震林夫人提出现代京剧不错,建议请毛泽东观看一次,于是让张春桥带队去北戴河。196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直至8月20日回北京。(这个日期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的1349页和1355页)7月17日和8月11日,毛泽东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后个活动柯庆施也出席,陪同毛观看。(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7月18日和8月11日新闻报道,不过报道没有说毛是在哪里观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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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毛泽东是在北戴河看的戏,如果确实是张春桥带领演岀队去北戴河,那张春桥去北戴河见柯庆施,应该是顺便而非专程,探望病中的上级,也是人之常情。而作为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毛泽东夫人上门要求支持,又怎能推卸江青的“柯老大力支持”之说,很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夸大之词。
    即使柯庆施曾经要求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攴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跟随柯的机要秘书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界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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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柯庆施资格很老,才50多岁就被称为“柯老”,连比他大9岁的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而且据说还是毛泽东首先这样称呼。
    1954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毅调任中央,柯被从江苏省委调来上海接任,后又兼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的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冇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在上海经济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手下与民共苦。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的以及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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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于1959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那是地处上海西南的工人住宅群,都是简易建筑,条件比花园洋房差得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全都入住条件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提出搬出这些房子,显然是希望与老百姓缩短距离。Ⅰ960年初,柯庆施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据说是因为在东庙二村办公不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柯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令他们都满意。上海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经济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1963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写共产党执政后十三年,得到毛赞赏。1963年5月,柯又组织撰写《“有鬼无害”论》,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撰写初稿,张春桥修改。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文章真正组织者是江青。
    柯在党内地位上升很快,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逝世后,被谥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随之而来的文革,以对柯庆施的态度划线,伤害了不少干部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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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政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已经被调往上海准备作为张春桥的接替。但柯庆施最终还是留下了张春桥。(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浄。城府很深,阳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即使办公室门对门。如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在他办公室对门,他来不和李聊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的长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于是张春桥给几乎所有人留下“阴”的感觉。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转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载于《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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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李家齐回忆
    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癜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告诉张春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柯庆施将毛的想法告诉张春桥,张根据毛的这些话,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文章。
    张春桥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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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张春桥的工作主要就是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被称为“不管部部长”
    1964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至于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考虑不多。他曾对人比较自己与李希凡的差别:“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竞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个革命战士。”这个自我分析所透露出姚文元“表层的谦虚和深层的自豪”,给当年到听这话者很深的印象。〔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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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共产党执政前,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仼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1956年6月30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1957年6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別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这话是姚文元对王知常说的。转引自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应该有存在权利,因为只是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据说江青因此称赞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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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给人印象老实甚至木讷;他独往独来,与周围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人交往,与人谈话只谈正题,正题之外从不谈一句私事;他为人随和,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冋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废稿纸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后帮他清点出来;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直到他去中央后,仍是不盛气凌人,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谈任何私事。给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不谙人情世故。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直也没有改变
    他的棍孑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事实上,姚文元当时也是个理想主义青年。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岀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又: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载于《古迹善本》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照相彩印本,Lot3051方氏珍藏,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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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刊登在6月的《解放》杂志上不久,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全国性的讨论刚展开。姚文元以不要稿费的行为,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可能以后,姚文元还是拿过稿费,但至少,姚文元当初写这封不要稿费的信时是真诚的。后来,到1964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后,写作班的一帮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费,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样。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別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写《海底两万里》等著作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陶威尔斯教授的头颅》等著作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和收藏。十几年后,当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关押判刑,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木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都是献给妻子金英的,他们夫妻俩感情笃深。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历史的缩影
    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一次。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木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06-04出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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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的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是从“内刊”搬入宛平路11号后开始正式着手写作,朱永嘉对笔者回忆过;与姚文元当时一个办公室的吴锡涛也曾对邓伟志这样回忆过,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
    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姚文元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査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
    朱永嘉是复日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査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朱永嘉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吴琀的《论海瑞》。都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参考,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他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
    第一稿5、6月间出来;朱永嘉直到9月间,才第一次看到稿子,那已经是第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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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Ⅰ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引自《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此文作者是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阎长贵,《问史求信集》,红旗岀版社2009年出版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木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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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査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
    究竞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我们考虑过,究竞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
    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
    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1966年4月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起草《五个月来对〈海瑞罢官批判情况的汇报提纲》,“曹荻秋和杨水直等一伙在讨论中闭口不提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张春桥“当即严肃指出”: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领导,从文章开始到重要关键,主席都给了明确的指示和支持。(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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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于。(这39个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资料》,很多文章都提及,虽然笔者始终没有査到原始资料的出处,但是在“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12月编辑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中的1964年7至9月中,有记载。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是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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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中说的。不过,陈丕显的回忆说是第八稿。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回忆更可靠。
    柯庆施是上海市委领导,江青从一开始就没瞒着柯庆施。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马上告诉了继任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1965年4月去世,柯逝世后江青即将事情告诉陈丕显。而姚文元是5月开始动笔的,也就是说,姚文元开始动笔时,陈丕显已经知道姚文元在为江青写文章了。虽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其他领导看,但至少从姚文元开始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起,上海市委不是不知道。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也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引自《王力反思录》第756页,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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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卬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
    “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
    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一在月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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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白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
    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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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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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引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
    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糜欣祥著,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看样子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千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这是曹荻秋说的。转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引自《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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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曹荻秋的这段话引自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亳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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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木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这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江青同意了。(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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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这是姚文元家人告诉别人的的〕
    〔注:本文为作者正在撰写中的《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暂名)第一章的上半部分
    206年11月19日初稿2011年6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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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一章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文献资料
    上海会议背靠背地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
    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冇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林彪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晩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罗对杨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
    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
    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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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说
    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九六五年五月,
    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
    叶剑英为了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应该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叶剑英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別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
    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
    林彪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九六五年八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
    林彪主动说,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
    叶剑英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九六五年十月底或是十一月初,在杭州,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电话通知杨成武,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杨去一下,并派车来接。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杨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
    “熟。都是红四军的,
    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
    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
    首长啊!”杨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杨谈的那些情况。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杨即回疗养院
    九六五年十一月,叶剑英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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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
    毛泽东要求林彪汇报罗瑞卿的情况,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九六五年年十一月月四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Ⅹ×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Ⅹ×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
    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岀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剑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几天后,Ⅹ××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ⅩⅩ×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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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好!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九六五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
    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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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叶群汇报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毛泽东在听汇报中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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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岀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叶群。
    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周恩来主持小组会。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
    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
    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
    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
    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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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
    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是反对林彪,封锁林
    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到达上海,没有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实质上是被看管起来了陈丕显对罗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
    罗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
    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会上揭发的那些问题,他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主席
    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决定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
    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成武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刘少奇说:“命令以后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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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査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
    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发言。
    邓小平对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
    朱德说: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恁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会议大量的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毛泽东决定休会
    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査研究搞清楚,就宣布散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性质严重,手段恶劣。
    、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
    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査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思想不通。
    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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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岀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仝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的批示总政治部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
    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解放军报》社论
    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苫功学习硏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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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
    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自杀
    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
    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九
    十五人。
    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木原则阳奉阴违(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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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谢富治说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不能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內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木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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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査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第六、封锁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別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
    第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
    第八、伸手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
    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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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別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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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
    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
    代最髙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法,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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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论突出政治》
    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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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査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岀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
    个人早晚要出
    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
    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九六五年Ⅹ月Ⅹ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ⅩX会议人员的机
    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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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九六五年五月ⅹX日,即在ⅩX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
    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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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九六六年四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写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彭真在这次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査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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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对处理罗瑞卿事件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对罗瑞卿的错误,毛泽东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且是作为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来处理的。处理的方法是批评教育,并适当地调整工作岗位——免除现任职务,调到一个省去当省长
    九七一年“九。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
    罗瑞卿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的。我们还是来看看右派们是怎么说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是第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肯定“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说明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一些冋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
    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是两条;第一,罗要夺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岀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
    这就是说,右派们现在仍然承认,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罗瑞卿这些人是反对政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突岀政治的。毛泽东批判他们搞折中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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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瑞卿,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复出又紧跟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一边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撤换他的职务是正确的。
    206年11月21日初稿2011年7月2日修改
    叁、本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最近召开的仝军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
    五项原则的问题。会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岀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从来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槭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辫证唯物论的观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我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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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就是正确处理政治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而不断推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此,突出政治决不是一项任意的、局部性的、权宜性的政策,而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根本措施。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虽然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散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说明,阶级斗争还是严重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更是此起彼伏,或明或暗,长期存在。我们只有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才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如果我们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就会忘掉敌人,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就会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发展规律也不样。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木主义的经济基础,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就是靠剥削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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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靠欺骗愚弄吃饭,靠物质刺激吃饭。他们是金钱挂帅,唯利是图,有了几万几十万,还要搞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完蛋了。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是广大群众的集体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我们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但是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人的觉悟提高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掌握了,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前进,就会发展。相反,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幸福境地,也就是要最后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当是面向共产主义,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起来越近;而绝不能背向共产主义,扩大和加深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了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首要的,最根本的,仍然是靠突岀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向共产主义发展,一定要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现代修正主义者口头讲的是共产主义,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拼命鼓吹物质刺激,把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这样,在他们那里,阶级分化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扩大了。他们不是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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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残余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美帝国主义者,总是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总是把高举反帝革命大旗的中国人民当作它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搞垮我们。它不仅妄图通过武装进攻,重新骑到我国人民的头上;而且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还应当看到,全世界还有广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为着谋求自己的解放,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搏斗。胜利了的我国人民,不仅要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和破坏活动,保卫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要遵循毛主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做国内革命派,又做国际革命派
    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口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一个合作社是这样,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突出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正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的政治的保证。总之,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我军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担负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任务。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把我军看作是他们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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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头,处心积虑地破坏和腐蚀我们。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因此,我们更应当大力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让毛泽东思想在全体指战员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本色,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全军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不断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我们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习一辈子毛主席著作,突出一辈子政治!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突出政治的道路!
    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谢富治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我完仝拥护中央这次会议对罗瑞卿的反党活动所作的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对于罗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拒绝党的教育,可耻地用自杀的背叛行为来同党对抗,我们十分愤慨
    我们同罗瑞卿的篡军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及时地把这个危险的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我党我军的个重大隐患,非常英明,非常正确。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突出政治同单纯军事观点的斗争,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个斗争,对于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保卫党的纯洁性,保卫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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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八年,罗大搞“十无”,无论从他的言论来看,还是从他的行动来看,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唱反调。他到处大放取消阶级斗争的谬论。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极力鼓吹和推行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之类的“十无运动”。他一再断言:只要一年、二年、三年,在我们社会里,就会出现百分之
    七十的“十无”乡、社,“十无”街道,“十无”机关、企业和学校。他甚至这样讲,只要一搞“十无运动”,上海就可以变成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的城市,广东也可以搞得连反动标语都没有了。他声称,这种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单位,还将“由百分之七十,一变,变到百分之八十,再一变,变到百分之九十,再从百分之九十变到百分之九十五。”好家伙,这个变法真快,真厉害,再过几天,就变成百分之百了。他要通过“十无运动”,一块一块地制造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地区、“十无”单位。这样,全国就都变成
    十无”了
    罗的“十无”谬论,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接着,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但是,罗却说什么几年之内就可以消灭阶级斗争,说什么“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了。”就在罗大搞“十无运动”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毛主席指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必须看到还有百分之五的“细菌”,中间派也可能变坏,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没有过几天,罗到了汉口,又继续散布“十无”谬论。他为了给自己的“十无”谬论辩护,竟然把苏修的东西搬来做论据。他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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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主要是外部原因了。这就是说,只要搞了“十无”运动,我们的国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这难道还不是从老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贪污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各种各色的牛鬼蛇神,这些都是毛主席指出的政治“细菌”。就是罗自己的家里,也有这样的“细菌”,有地主分子。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怎么可能
    十无”昵?赫鲁晓夫还只搞了一个“三无世界”,而罗却搞了一个“十无世界”,比赫鲁晓夫的“三无世界”还要多。可以说,他的“创造性”并不比赫鲁晓夫差一些。
    罗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接着又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一九
    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华北地区政法片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他说:“现在反革命消亡了一部分,政法工作自然也就会消亡一部分,反革命全部消亡了,政法工作也就会随之全部消
    按照罗的这种说法,专政消亡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政权就用不着了。国家消亡了,你那个公安部也就“无”了,还要公安部干什么呢?罗为了在几年之内消灭阶级斗争,取消专政,实现他的“十无世界”,竟然肆意破坏毛主席、中央的少捕政策。早在五一年的大镇反后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少捕政策。多少年来,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我们在今后镇反工作中,注意不要过多捉人。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特别讲了一条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毛主席又一次指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可是,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完全撇开了毛主席的少捕政策,大捕大捉,他只讲打击,不讲改造,只讲斗争,不讲分化,甚至歪曲总路线的精神,随心所欲地鼓吹多捕人、乱捕人。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在公安部的干部大会上说“比如捉反革命,没有那么多不能乱捉,但按平常状态说,如果北京有五十个反革命,你捉二十个好,还是五十个都捉光好,还是只捉两个甚至一个都不捉,这里有‘多’的问题。”他又说:“北京现在还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有反革命,有刑事犯罪分子,要打扫干净,是三年扫千净,五年扫干净,十年扫干净,还是年扫干净,这里就发生‘快’的问题。”同年六月,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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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所谓多,就是有十个反革命,就应当抓十个,或者八、九个,而不是
    四个。”说穿了,他的所谓“多”,就是多捉人;所谓“快”,就是明天消灭阶级斗争。他就是用这种简单地捉人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来代替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以为,只要把人捉起来,反革命破坏“无”了,刑事犯罪也“无”了,阶级斗争就熄灭了
    罗大搞“十无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就捉了××人,是大镇反以后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应该捕的人扩大了打击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十无”,助长了不少基层公安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在个别领导问题严重的地区,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大搞“十无”,一个时候,公安部门的手伸得很长,事揽得很多,造成干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混乱。大搞“十无”,使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大搞“十无”,在一些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中,一度大大发展了出风头、爱热闹、搞形式和浮夸的坏习气。这些恶果,在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延续到
    九五九年甚至到一九六零年,并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使得以后几年的公安工作,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来处理善后,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整顿政策和纪律,扭转干部的作风。
    罗在公安工作中大搞“十无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按照罗的谬论,我国的阶级斗争很快就要熄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就可以宣布取消了。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了吗?罗岂不是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起走进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这样一套“十无”谬论,这样一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居然发生在罗这个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国家一个政法工作领导人的身上,这不是很难理解吗?其实,并不奇怪。这是在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在罗身上固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情不自禁的大暴发。这同他后来到了军委工作的时期,搞“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大比武”也好,“十无”也好,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这同赫鲁晓夫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三无
    两全”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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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大辩论、大斗争的时候,罗搞这样一套,实质上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目无组织,日无纪律,个人专横,飞扬跋扈,这些恶劣品质,在罗的身上,是非常浓厚的,根深蒂固的。罗到军委工作以后,所以发展到猖狂地反对林彪同,不是偶然的。林彪同志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罗竟然以林彪同志为敌,以党为敌,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发作的结果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拿解放初期的一件事来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军委公安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时候,罗事前不请示毛主席、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原来由军委公安部指挥的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属公安部建制,并召开了公安部队干部的动员会。这件事,受到了毛主席、军委的批评。他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只当作一件手续不周的事,轻描淡写地给毛主席写了一个不到百字的检讨。他说,改编时没有请求毛主席批准是不对的,但是,开个会说明公安部队的任务,动员大家努力和安心工作则是对的。在这里,罗丝毫没有触及个人抓权,特別是抓兵权的丑恶思想。接着,他就积极地抄袭苏联的经验,扩大边防武装,搞边防公安部队。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九五八年大搞“十无”。他上不请示毛主席、中央,下不同地方党委商量,也不提到党组来认真讨论,就擅自决定通报贵州省公安厅开展“十无运动”的报告,在全国公安工作中大吹大擂地推行“十无运动”。对于这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十无运动”,一些地方党委,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却或明或暗地乱加指挥。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一贯搞“一言堂”,一长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在公安部的十年时间,党组向中央、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向来是他一手包揽,很少让其他负责同志过问。他传达毛主席、中央的指示,也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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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对警卫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多次对罗本人的严格批评,他都没有向党组织作过真实详细的传达,更没有组织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讨论。罗这种欺上瞒下的手段,是对毛主席、中央实行封锁,对干部实行“愚民政策
    罗的上述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他一贯颠倒了个人同组织的关系。他是一个没有党性的人。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的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在罗的心目中是根本不算数的。他一贯不服从领导,野心勃勃,浑身都是反骨。他完全够得上是一个“霸王”。这个人不但思想上没有入党,在组织上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罗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原则,始终是动摇的、不坚决的,在不少问题上,都是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派的态度。
    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和我国内战时期的肃反经验,纠正了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错误,确立了党委领导的原则。从遵义会议到延安,从延安到仝国解放,毛主席一贯强调党对于公安工作实行直接领导的重要意义。但是,罗根本没有党委领导的观念,对于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一直很感兴趣。一九四
    九年十一月,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他说:“各级公安部门均实行党组制,公安部门党组受同级政府党组领导,同时在方针、政策、业务上又接受上级公安部门领导。”在这里,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党委领导,只是在末了说“回去要向党委作报告,取得党委的支持。”在罗的心目中,党委领导只不过是对公安工作“支持”、“支持”而已。这种腔调,在他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九五零年三月,罗公开要搞垂直领导,同苏联专家一唱一和,十分露骨。专家提出:“整个公安部的中心应该放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关系问题。”罗立即把苏联专家的话接过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说:“专家建议保卫工作应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我们认为,这种领导关系的建立,对于建设公安工作来说是必需的,但目前主客观条件均难做到,主要是干部不足,领导机构还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三至五年的努力”。这个错误主张,被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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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中央打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罗没有清算内战时期的错误,他不是用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正确原则,去反对苏联专家的垂直领导的错误主张。相反地,他借苏联专家之口,来向毛主席、中央要求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中,他也想建立独立系统。他曾经说:“第二次国內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有单独的保卫系统,那时候是早了一些,今天条件比较成熟,应开始考虑这一问题。”这还不是明明反对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原则,想使垂直领导复辟吗?
    为了纠正不要党委领导的错误主张,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非常尖锐地指岀:“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非常重要。毛主席在这里使用了“特别”、“实际”、“直接”、“危险”这八个非常有分量的字,在“实际上”三个字的下面,还打了着重点。可见党委领导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丢掉的。
    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强调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道理很明白,党是无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工作都必须由党委来领导。公安工作是搞阶级斗争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革命的工具,尤其需要强调党委领导。阶级斗争这么复杂,只有党中央才了解全国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国家的全局;也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了解地方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地方的全局。公安机关必须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才能做好工作,才能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毛主席曾经说过,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如果公安工作实际实行垂直领导,就势必会重复我国内战时期的错误,重复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肃反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九五一年五月,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大镇反运动的经验,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上,亲自写了一条肃反的工作路线。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党委领导第一句话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并且说:“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仝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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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完全正确的。”毛主席还强调说:“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
    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实践上给我们作了示范。每一次大镇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亲自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条原则,我们党是十分鲜明的,毫不含糊的。在毛主席亲自动手改过的公安部的文件里,多次地强调加强党委领导的作用。既然毛主席、中央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公安工作上的党委领导,并且抓得这么紧,罗也总该有一点觉悟吧!,其实不然。他不仅对于执行党委领导不坚决,而且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抵制党委领导。在他的语言中,或者根本不提党委领导,或者降低和歪曲党委领导的作用。他不是强调党委对公安部门的实际的直接的领导,而常常东拉西扯,说什么党委领导的关键是结合中心,结合生产。说什么“同生产劳动结合得最密切,最妥善,也就是最好地贯彻了党委领导。”他虽然不再提出整个公安工作的垂直领导下,但还是要在业务工作上做点文章。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业务部门分工更加专业化,有的还要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方面,他又说什么“我们政治机关,不能把保卫机关当作政治部的一个一般部门来领导”,不能把“裁缝当做木匠使”。在日常工作中,他特别强调侦察工作要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这是他用来干扰党委领导的一个重要手法。
    罗对党委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始终是没有觉悟的,抵触的。由于毛主席、中央的批评和控制,他想在整个公安工作上搞垂直领导的企图,当然不能得到实现。但是,他总不死心。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灵魂深处,早就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是毛主席贯的指导思想。大镇反运动中,这条路线有了很大发展。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不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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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过高地估计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忽视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他常常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解放初期,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个方面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毛主席、中央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发动群众,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业务会议上,罗把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他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为战胜敌人的主要手段。并且强调地说,不这样做,“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大镇反运动结束以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城乡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罗在许多业务会议上,却不断地宣传镇反彻底了,公安工作应当转向以秘密侦察工作为主了。这个错误观点,集中地反映在
    九五三年七月他向中央写的一个东北考察报告中。他说:经过镇反运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消除了对人民政府的对抗和不满。同我们作斗争的敌人,主要的已不再是五个方面较为暴露的反革命,而是隐蔽下来、伪装起来和被敌人不断派遣进来的间谍和特务。”他还说“公安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有一套严密的侦察工作。对于罗的这些错误论点,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公安工作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专门工作必须与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防奸、反特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公安工作。罗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甚至说:加强隐蔽斗争,以侦察工作为主要手段的工作方针,“是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的工作纲领”。
    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不久,中央就发动了内部肃反运动和社会镇反运动。就在这一年十二月,正当运动处在最紧张的阶段,罗在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又强调:”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人和各个侦察部门,必须切实地掌握专案的侦察工作,一定要有专案的数字和破案的数字。不掌握专案,拿不出数字,搞不出战果和象样的经验,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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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就应当受到批评和指责。“其实,这个所谓过关的标准,发明权不是罗的,而是苏联的。苏联专家曾说:“我们公安工作的主要业务是专案侦察,专案侦察数目的多少与质量的好坏,是衡量公安干部水平与成绩的标准。”罗只不过比苏联专家讲得更神气更吓人而已。
    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镇压反革命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交给群众监督,依靠群众在劳动中改造他们。不久,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鼓励了我国内部的反动阶级,牛鬼蛇神蠢蠢欲动,阶级斗争又有一次起伏。在这一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又片面地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更加突出了,强调大力加强侦察工作。
    在罗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经常工作中,在一个时期,在一些干部中,好象做侦察工作就高人一等,做群众工作就没有出息。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干部之间,为了报成绩,有时互相争功,闹不团结。甚至上下级之间,也互相保密,互相封锁。在侦察工作中,又是单线活动多,在一个单位,往往一个领导干部管的案子,别的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搞得神乎其神
    罗片面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作斗争,把秘密的侦察工作摆在压倒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位置,推行神秘主义那一套东西,是完全脱离我国的阶级斗争和肃反斗争的实践的,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肃反路线的。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
    四、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起来专政,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毛主席还说:“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党,依靠群众。”毛主席这些重要的指示,罗并没有认真执行。在罗的眼睛里,历来是只有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看不见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和破坏活动,看不见整个阶级斗争。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侦察工作是最重要的,侦察工作第一,群众工作是附属的。可以说,在罗的思想上,根本没有解决依靠谁、压迫谁的问题。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作斗争,当然是重要的,特别是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大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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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应当麻痹,也不应当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帝国主义特务间谍的危害是大的,但是,同国内的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比较,他们毕竞是少数。而且外部的特务间谍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要通过我们国内的消极因素才有可能得逞。我们同这些特务间谍作斗争,同样必须依靠群众。侦察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从整个对敌斗争来讲,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我们敢于依靠大多数,也只能依靠大多数,决不能依靠少数,更用不着神神秘秘切剥削阶级,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他们不能也不敢依靠大多数人,他们只能依靠少数人,鬼鬼祟祟搞神秘主义。我们的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必须是群众工作第一,不能搞神秘主义,这是阶级关系决定了的。
    我国的肃反工作,是毛主席、中央亲自领导的。几次带有决定性的镇反、肃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日常工作,中央和各级党委也抓得很紧。整个公安工作,总的说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中央的群众肃反路线的。罗的那一套神秘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毛主席、中央亲自指挥的镇反、肃反运动否定了。但是,每当运动一结束,他的神秘主义那一套又冒了出来,在日常的业务工作中,干扰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罗曾经吹嘘他的“十无运动”是群众运动,“为公安工作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开辟了新的局面”。这是对群众路线的歪曲。象“十无运动”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运动”,怎么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呢?实际上,罗从来没有老老实地去做过群众工作,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群众工作。他的所谓群众运动,无非是把四类分子和一些有问题的人,甚至把一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不遵守纪律的人,都集中起来,大搞集训,大搞社办劳教,还有什么大搞群众破案运动等等。他把两类矛盾混在一起,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主次,不分是公安工作应该管的,还是不应该管的,胡子眉毛一把抓,伤害好人,也放纵了敌人,脱离群众,损害了群众路线,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罗身上的神秘主义残余,有内战时期保卫工作错误的影响,解放之后,他又从苏联专家那里吸收了不少格伯乌的东西。苏联专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触犯了他个人的尊严,他是抵抗的。他对苏联的神秘主义的东西,除了中央明确规定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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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不准搞侦察,不准搞美人计等等以外,在很多情况下,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总的说来,他身上的这些神秘主义,是从洋教条那里来的,也是剥削阶级的东西。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
    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作为民主革命家来讲,在他身上也还有很多不纯的东西。他做任何事情,都以我字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他也不愿意改造。他把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带进社会主义来了,他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在我们党内出了罗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是一件坏事。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一个客观存在,想避免它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党及时地揭发了罗的反党活动,粉碎了他的反党阴谋,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的军队,清除了罗这个反党分子,就更加坚强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军委、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是我们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通过同罗的斗争,全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地利用这个大反面教员,教育干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资产阶级时刻在侵袭我们,特别是对于象罗这样一个标榜一贯正确、表面上很严肃的伪君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人物,永远提高警惕,永远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从公安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吸取的根本教训是
    公安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党在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工具。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不准在党内搞地下活动。永远不准背着党搞任何鬼事情。永远不准对党封锁消息。
    公安机关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最高指示,永远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仝面地系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建设毛泽东式的彻底革命化的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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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必须掌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坚定不移地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彻底肃清罗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公安机关必须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党委领导的神圣原则,同一切破坏党委领导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不被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所利用;发现了个人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就要彻底揭露,进行坚决的斗争
    公安机关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实行群众路线,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永远当人民的勤务员,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做好工作,彻底肃清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情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说,个人主义把高级干部害死了。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罗犯错误就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可以说,都存在着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而且天天在那里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种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许多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千部中,不见得都是完全解决了的。这种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想躲也躲不了。只有自觉地进行斗争,天天洗脸,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战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最后必然要向党伸手,搞个人野心。罗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大个人主义者。在他的身上,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已经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搞个人野心,搞反党活动。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切不老实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要靠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靠老老实实做工作,多做“笨事”,千万不能投杋取巧,千万不能靠“聪明”办事。在这两个问题上,罗都是极不老实的。他既不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又不老老实实地深入群众,认真作调査研究,而是靠“聪明”办事,甚至看风行事,投机取巧。这是靠不住的,没有党性的,最后还不是栽斤头?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不充分发扬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我们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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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近几年三番五次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深思,严肃对待。所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包括罗在内,都有不民主,搞“一言堂”的问题。毛主席最近说: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毛主席的这些话,语重心长,针对性很强。许多事实证明,一个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好,可以发挥多数人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即使水平低一些,有了民主作风,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主席强调,高级干部要守纪律。罗是一个很不守本分,很不守纪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十分警惕。我们不能只教育底下的干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更重要的是自己对毛主席、中央的指示要带头执行,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时在日常工作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组织上不守本分,不守纪律,这种错误是不能容许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还说过,高级干部的问题,主要靠自觉。我们应该提高自觉性,经常用党性来约束自己,做工作要兢兢业业,特别是权力大了,就要更加谨慎,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就会损害党的利益。幸运的是,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主席、中央又经常教导和警惕我们,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错误;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睿易得到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工作越有成绩,就越容易骄傲;党越信任,就越容易翘尾巴;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不守本分。发展下去,这次不犯错误,下次也要犯错误。当然,错误有两类性质。一类是一般性的,这种错误往往是不白觉的,是认识问题;再一类是特殊的,一贯的,这种错误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一个人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往往是从不自觉开始,如果不改正,就要发展到半自觉的直到完全自觉的犯错误。当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明明这条路走不通,他却偏偏要往那里去;明明前面是陷阱他却偏偏要往里跳。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罗正是这样。他不是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放纵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致最后让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自己,利令智昏,当了反党分子的接班人,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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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木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舛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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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多年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可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就是党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林彪同志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这些精神,在军委多次颁布的海边防守则中都有明文规定。罗瑞卿对此不是不知道,不懂得,相反地他还常常以此为理由,批评过很多人,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自己却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这些规定。一九年×月,他对福州军区副参谋长肖剑飞同志讲,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罗的这些作法,不仅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规定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一个人私自布置的,总参有关副总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对这件事毫无所闻,党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也没有人知道,直到福州军区请示如何执行罗瑞卿的这个指示时,才知道。党中央、军委认为罗瑞卿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错误的,非常危险的。以后军委纠正了这个错误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九年六月曾两次指示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一九六四年六月又进一步指示说:“民兵工作首先搞组织落实,要把民兵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一九六五年四月更进一步明确指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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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指示却公开唱反调。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
    七次扩大会议上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
    九六四年十月在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
    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思想落实,组织和军事才能落实”。“如果政治上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所以,还是政治第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这些讲法,不仅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而且是公开地“教训”起毛主席来了,指责毛主席把三落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这是何等狂妄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恢复我军传统体制,即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体制的大问题,是贯彻人民战争的大问题,也是使主力军能更好机动的大问题。罗瑞卿对这一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竞然拖了近五年之久,总参有关副总长和业务部门谁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同时对罗进行严厉批评之后,罗瑞卿才被迫布置。但他是怎么布置执行的呢?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推卸责任说:“主席在几年前就讲过了,就是没有落实,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就是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大家,毛主席的指示还可以打折扣。他说:“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裝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罗瑞卿的这种做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拒不执行,可以马马虎虎,仅从军事纪律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査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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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零年二月广州军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时,林彪同志代表军委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的原则,宣布了军委常委各同志的分工,并说:“党的军委会组织了常委,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但是罗瑞卿不仅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领导,还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
    (一)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如一九××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和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均未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罗瑞卿极力辩解说,军委常委的冋志外出的外出,开不成会。但这种辩解是无用的。处理这几件事时,恰好军委常委的多数同志都在北京。退一步说,即使军委常委同志不在北京,也应该在电话上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去请示报告。用这些话作为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许罗瑞卿还会狡辩说,这些事都报告中央了,军委常委可以不必开会硏究,同时当时忙得很,来不及向军委常委同志请示报告。但这种辫解也是无用的。那时罗瑞卿既然有时间去跳舞、钓鱼、看戏、看电影。接见文工团等等,难道军委常委同志报告一声就没有时间?都没有可能?都没有必要?退后步说,即使事前来不及请示报告,事后也应该报告嘛!可是有些事,事后也没有报告。
    (二)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但一不合罗瑞卿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例如Ⅹ×年×月,军委常委开了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罗瑞卿听了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显然这是公开地对抗军委常委。
    (三)罗瑞卿对军委常委各同志是很不尊重的,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苫当然,他对军委常委各同志不尊重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不尊重是共同的。例如
    ×年×月×日,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聂荣臻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曾于七月七日当面告诉他,“一个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七月、八月林彪同志也曾两次指示,他完全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军代表制度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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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然而××年×月×日,罗瑞卿在全国科技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筹备会上,却气势汹汹地说:“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年×月,军委××会议结束后,作战部起草以军委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的综合报告稿中,曾提到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会议期间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对大家正确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启发很大,教育很深。这个报告草稿送罗瑞卿审査时,他要秘书邓汀同志告诉作战部说:“是军委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写这么多林副主席,不好你们再考虑考虑。”作战部接到这个电话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该写上。并认为,林彪同志再次强调突出政治和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两个问题必须具体写上。作战部写好后又送罗瑞卿审阅,他却又把“林彪同志”改为“我们”。稿退回后,作战部认为,“我们”两字太不确切,因为一定要突出政治和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些观点本来就是林彪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的,而且有鲜明的针对性,为什么不能写呢?
    ×年×月,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攻击国防科委说:“我对国防科学技术工作想起了一副对联,‘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横额是‘一事无成’”。并且说,这横额是他儿子替他想的。实际上这也是对聂荣臻同志的恶毒攻击。
    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讨论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的工作,主席不大满意,当然,有些也是满意的”。“刘伯承是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徐向前办过一件好事,即在草地时反对过张国焘要红军打红军的主张。”言外之意是徐向前同志除了这件事以外,再没有办过好事了。
    第六、封锁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林彪同志由于罗瑞卿长期进行封锁,从一九六一年起,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不改。许多重大问题,自不报告不请示,也害怕和不准别人去报告,去请示。例如:
    (一)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对干部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说今后军队×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和军委办公会议以及总参、总政作了传达。但罗瑞卿对林彪同志的指示置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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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的定级,罗瑞卿未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等到中央书记处批了以后,才送给林彪同志传阅。事后,罗瑞卿还说,干部定级的报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用不着一个一个请示。罗瑞卿的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1)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2)这些干部都是军队的高级负责干部,须要慎重考虑。(3)林彪同志刚刚打了招呼,罗瑞卿这样做是明知故犯的。(4)罗瑞卿事后说的这些话,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二)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谈到通气问题时,罗竞然向林彪同志说:“问题是在于做的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这是何等狂妄的态度,是他坚持封锁,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自供。
    (三)罗瑞卿经常以照顾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若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例如
    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同志由××去×Ⅹ之前在北京住了三天,罗瑞卿主动向××同志打招呼说:“林总今天已到北京,身体不好,叶群同志在电话上和我说,林总什么人也不见。”并说:“我不去看林总了,你们也不要去。”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半夜,即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夜,杨成武同志看到最后决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文件之后,将这份文件亲手签封,交作战部的参谋送到罗瑞卿的宿舍。罗瑞卿看过后,很不高兴地对作战部的参谋说:“不是讲过了吗?军委传阅文件我负责,总参范围传阅的文件由他(指杨成武同志)负责。他管总参内部文件就行了,又搞无效劳动。”足见罗瑞卿垄断和封锁到了何等程度!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罗瑞卿在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上捞了不少资本,但实际上他对原子弹爆炸的事是很不负责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在济南看大比武。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等领导同志昼夜值班,他却照样睡他的大觉
    (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去林彪同志处,总理托他向林彪同志转达几个重要问题,他根本没有转达。林彪同志问他现在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罗瑞卿说:“我不知道,只知道主席坐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实际上他是刚刚在××送毛主席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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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罗瑞卿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向来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过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大家搞不清楚究竞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个人的东西。
    第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例如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修改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主席讲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我们长时间对这种说法迷惑不解,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所说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是就政治思想工作来说的,根本不涉及人的阶级关系问题。而且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对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提法,是评价很高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写给林彪、聂荣臻、萧华诸同志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又明确地指示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这是个发现”。但我们过去却没有想到罗瑞卿竞敢假借毛主席的名义,也不便去查对。最近查对了一下,证明罗瑞卿说的这些话完全是假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从未向他传过这些话可见罗瑞卿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来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彪同志,并妄图以此来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
    (二)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有一次对罗荣桓同志说:“主席横渡长江我组织人做保卫工作,主席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再也不愿见到你罗瑞卿。”罗说时还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显然,这是在罗荣桓同志面前,造毛主席的谣,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
    三)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到林彪同志处说,毛主席不信仼他,会整他,因横渡长江和派警卫车等问题,毛主席批评了他。因此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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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毛主席。林彪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他。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未要他陪同,到××开会毛主席未让他一道坐飞机去,罗瑞卿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可见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和林彪同志谈这些事,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据说他对罗荣桓等同志也说过这些事。
    (四)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谈到《解放军报》办得不错时,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不喜欢看《人民日报》,蒋介石也从来不看《中央日报》!显然,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的恶毒诽谤
    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曾规定:罗瑞卿、萧华、杨成武三同志不能同时外出,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北京。但是一九六五年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都病了,在外地休养,只有罗瑞卿一个人在北京,而且在中印边境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罗瑞卿却跑了出去,先到广东,以后又到广西、云南,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还要在昆明住一个月,以后再到四川去。他对周总理和林彪同志却只说到广东,如有可能再到广西去一下,根本没有提过到云南和四川去的事。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规定,也欺骗了周总理和林彪同志。
    (六)罗瑞卿曾多次造谣、污蔑林彪同志,挑拨林彪同志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例如他先后向杨成武等同志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和挑拨
    (七)一九六五年五月,邱创成、方强等同志调到工业部工作时,罗瑞卿方面告诉总政干部部门研究他们的转业问题,一方面又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二百五
    十次会议讨论总政根据他的指示所写的报告时说:“这些人的转业问题,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愿转的就转,不愿转的可以不转。”实际上林彪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第八、伸手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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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冋志。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
    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
    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白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仝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岀政治舞台的;(2)要好女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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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冋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五)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
    九六五年五月××下午,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会议的仝体同志。在接见之前,罗瑞卿曾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在接见中,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这些问题,事前罗瑞卿并未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完全是“突然袭击”。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本来,罗瑞卿所提出的合并军区、把兵种领导机关变成总参谋部业务部门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意见,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完仝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一情况罗瑞卿非常清楚,但他不仅不坚决贯彻执行,向各军区强加军委××会议的同志作解释说服,反而有计划地,別有用心地向中央常委和林彪同志出难题。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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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这是个阴谋。也许罗瑞卿会辩解说,我是利用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向党中央请示嘛但这是无用的。(1)你既然知道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同意这些意见,为什么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去提?(2)你即使要提,为什么不先向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请示,得到同意以后再提?(3)你即使请示中央常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是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他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要兴旺,要靠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要胜利,也要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真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革命或反革命,是真革命或假革命,是真共产党员或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的首要标志。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最重要最有效的援助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武器、弹药、物资和金钱。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都应该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保卫她。但是罗瑞卿却相反,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髙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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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法,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以上事实,分析说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是由来已久的。这些事都是有人证物证的。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罗瑞
    卿擅自决定大比武,极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是他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他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我们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
    二、为什么说罗瑞卿推行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这不仅从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中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看出来。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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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
    三、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中各项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军事要服从政治。罗瑞卿却反对突出政治,削弱政治工作,搞什么单纯军事技术的大比武,说什么反对“空头政治家”,说什么军事政冶并重,或者宣扬什么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政治服从军事
    四、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罗瑞卿却妄图把军队和党对立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他可以不执行,唱反调。或者阳奉阴违。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个人独断。显然,他是向党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在他看来,军队乃是他向党伸手的工具。
    五、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罗瑞卿则处处搞个人独断。对上不尊重,对下无民主,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常常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言堂,训斥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完全破坏了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
    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体制应该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军队的体制应该服从人民战争的要求。罗瑞卿则只看到主力军,而对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极不关心。
    七、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三大纪律的第条。罗瑞卿则破坏纪律,不听指挥。
    八、在作战问题上:(略)
    九、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考虑,要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政治统帅军事。罗瑞卿则是单纯地从军事上、从战术技术上考虑问题,他对东南沿海作战的错误指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十、从上述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按照罗瑞卿这样的军事路线去办,我们的军队,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变质。就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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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愚昧无知的,只懂得单纯军事技术的,只懂得盲目服从官长命令的资产阶级职业军队。就会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革命的军队就会变成反动的军队。这是何等危险的大事呵!当然,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有坚强政治工作传统的革命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伟大军队,罗瑞卿要想实现他的篡军反党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十一、罗瑞卿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占,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別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十二、罗瑞卿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视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
    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因为林彪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在军内、党内有高度威望的领导者,又是罗瑞卿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行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罗瑞卿要搞野心,就非攻击林彪同志不可,他妄想把林彪同志攻倒。如果能够把林彪同志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以落入他手,而且为他进一步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因此,他反对林彪同志就是篡军,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他不仅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还直接反对毛主席。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对毛主席指示的对抗,对毛主席的造谣污蔑,和对党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攻击,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党分子。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煽动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这是不许可的。无论那年,无论那个时候,都是不许可的,绝对不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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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罗瑞卿篡军反党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红旗造反。他的主要理论是折中主义,也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的主要手法是阴谋权术。他反对突出政治的几篇讲话,是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话,从形式上看是正面的,实际上是反面的;看起来好象是辩证法,实际上是诡辩论;猛然一听好象是仝局观点,仔细一想都是折中主义。至于他的言行,那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罗瑞卿为什么要这样转弯抹角呢?这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的时代。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极高,罗瑞卿知道,在这个时代,要公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马上就会身败名裂。因此,只好把自己装扮起来,打着红旗造反,或者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甚至是“跪着造反”。但也正因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它的欺骗性就更大,危害性也更大,因为“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所以,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十四、罗瑞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不。他犯错误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十五、首先,罗瑞卿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是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
    十六、其次,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大较量的时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拚命挣扎,正在拚命搞反华大合唱,把它们的战略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这些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自然要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我们越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越是要突出政治,阶级敌人就越害怕,越感到没有臧身之地,就越要挣扎,越要反抗。罗瑞卿近几年来之所以拚命地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拚命地搞篡军反党活动,就是这个道理。
    十七、再次,罗瑞卿很可能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近几年来,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对军队的无比关怀和大力支持,由于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由于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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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等,军队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党中央又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罗瑞卿就贪天之功为已功,把解放军工作成绩的功劳完全挂在他的账上。加上近几年来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集中,不仅军队归他管,国防工业归他管,而且很多地方工作,党的工作,他也乱加干涉。不仅国内的事他可以管,国际上的事他也很有说话和插手的机会。因此,他很可能自以为很高明,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很有木钱,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伸手,公然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了。真是利令智昏!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谁敢搞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十八、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不是对某一个偶然犯错误者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反颠覆、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无情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与罗瑞卿进行斗争,彻底粉碎他的阴谋诡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和军队,我们的革命事业,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一定会更加兴旺,飞跃前进。坏事必将变为好事。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又受到一次最深刻、最主动、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当一辈子老实人,当一辈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
    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论突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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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不突出政治,是一个方向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让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好些同志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或者是没有认真想过,或者是没有想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建设当然是发展社会主义,那里还有什么方向问题呢?其实,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搞建设,首先是靠政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什么事情都搞不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又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地主占有土地,用来剥削农民;资产阶级占有工厂、矿山等一切生产资料,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是集中表现了这种经济上剥削和反对剥削的关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被统治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建立合乎本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依靠自己的政权,来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在奴隶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只有在封建阶级推翻了奴隶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也只有在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奴隶制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不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列宁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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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突出政治的。不是突出这个阶级的政治,就是突出那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要靠政治来给它开辟道路,靠政治来保护它和发展它。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加要求突出政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完善、已经巩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我们所以强调突出政治,自觉地抓阶级斗争,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发展规律提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远未结束。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反动阶级,总是继续企图复辟,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他们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念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勾结起来,不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种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阴谋活动。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经济战线上并非万事大吉,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倒退,长此下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内部,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内部,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扩大,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旧社会里,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代之以普通劳动者之间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新的关系,并不能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而自动地建立起来。旧的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从外国照搬照抄过来的框框,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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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各种各样的习惯势力,都阻碍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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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特别集中表现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绝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党和国家的千部同群众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而绝不能有任何特权。要完全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严格实行社会主义原则,从制度上、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以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否则,干部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使自己特殊化,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以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就是由于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利用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以至使工矿企业和集体农庄都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逐步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成徒有其名的外壳,实质上蜕化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种变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就形成了新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逐步建立和发展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新型关系,防止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一场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敌人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优势。由于还存在着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文学艺术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甚至还统治着某些地方和单位。阶级敌人就企图利用这些条件,在社会主义内部推行“和平演变”。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势必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毒流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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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人的头脑里,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哉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阵地。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克服以至最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提高仝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为共j主义事业培养出一代新人,保证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不逐步缩小这些差别,反而扩大这些差别,那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势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要缩小这些差别,首先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大大发展生产力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能不严肃地考虑:怎样才能避免这种资木主义复辟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解决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鉴于苏联的教训,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我们的劳动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文化艺术政策、干部政策、对外政策等等,我们的各行各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军事、公安、文教卫生、外交、党务等等部门的工作,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工矿区的政策,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同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关的任何一项缩小三大差别的措施的实行,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社会上旧势力的反对。同这种旧势力作斗争,实质上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不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不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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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势力,那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会扩大,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泛滥,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就向全党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乂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岀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对全党的这个告诚。
    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突出政治的优良传统。早在三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建立起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政治统帅军事。从那时以来,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其如此。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目前,全国出现的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和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新高潮,也正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结果。
    切部门、各个战线的工作同志,都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支援世界革命,并且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目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正在展开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大讨论。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这次讨论,都能够真正懂得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的真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事事时时坚持政治挂帅,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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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是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还是轻视政治,把业务摆在首要地位?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复辟。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凭借他们的“业务知识”,装出一副超然的“不问政治”的样子,散布种种重业务、轻政治的谬论麻痹群众,篡夺业务工作的领导权,把业务工作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的些同志,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认识不清,往往迷信资产阶级专家,迷信资产阶级教授,重业务,轻政治,自觉或不自觉地滋长起单纯技术观点,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使业务工作迷失方向,以至滑到邪路上去。如果不突出政治,不以政治统帅业务,不克服我们一些同志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不同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领导权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就会遭到严重的危害。
    那末,政治和业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政治是方向,业务是实现政治方向的于段或技术。政治统帅业务,业务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业务是第二位的。这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一切业务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业务活动,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制度。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力图把这种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掩盖起来,把它的业务说成是同政治无关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来欺骗人民群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业务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我们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其它业务活动,都是无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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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页,共5150页
    条件和精神条件。这是个根本方向问题。各项业务工作,都必须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违背这个方向
    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沿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前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种倾向会使各项业务工作迷失方向,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脱离党的领导,使业务工作没有灵魂亳无生气,冷冷清清,死死板板。在这种情况下,各项业务工作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走上背离社会主义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同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当前突出政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上,不同业务相结合,那末,政治就会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失去了统帅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就会占领业务的阵地。我们在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要努力造就各个方面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钻研生产技术,做好各项业务工作。那种以为强调突岀政治,就可以放松业务、不抓生产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忽视政治的倾向,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业务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都成为那些反对政治挂帅的人攻击突出政治的借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提高警惕
    必须了解,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业务和政治结合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以红带专,又红又专。这就是政治和业务的正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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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惯于骂我们共产党人“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起家”。这些老爷们和先生们骂对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共党开始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是搞政治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这就是搞政治,这就是搞阶级斗争。就在那时候,我们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生产,办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一切事业,都是靠突岀政治,以政治统帅业务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并且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等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有这些都是搞政治,都是搞阶级斗争。我们正是通过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进一步强调突出政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必须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须如此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认为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忽视事实上还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和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不去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不把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如果认为“千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在实际工作中就会产生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产生强迫命令等脱离群众的作风;那末,其结果就会使得各色各样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以所谓“专家”、“学者”的面貌出现,混进各种业务部门,窃取某些地方和某些单位的领导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在“经济第一”、“技术第一”、“业务第一”、“专家第一”等口号下,依靠大批以“专家”、“学者”自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霸占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岗位,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把各项工作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攻击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懂技术,说什么“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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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4页,共5150页
    不能领导内行”,企图把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拒绝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同我们实行形式上的合作,一有空子可钻,就破门而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不突出政治,不坚持政治统帅业务,那末,我们的各项业务工作就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实行复辟的工具,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我国人民就会遭到绝大的灾难。这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永远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把业务摆在从属地位。一方面,要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业务的重大意义,努力使自己沿着以红带专、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怎样正确看待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有的同志由于认识不清,不了解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性,把两者看成是各自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他们错误地认为,突出政治是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事,是党委书记的事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县长、厂长、公社社长、技术人员等,只要抓好业务就行了。他们不懂得,各项工作都是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业务,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互相分离,这是根本违反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政治部门和行政、技术部门,搞政治工作的同志和搞行政、技术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具体工作上有所分工,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不仅如此,进行这些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都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做人的思想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无论做那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突出政治。离开政治去做行政、技术工作,不仅行政、技术工作做不好,而且会使人埋到业务堆里去,迷失方向,走上邪路。以任何借口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推卸突出政治的责任,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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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5页,共5150页
    政治和业务既然是统一的,那末,能不能说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呢?不能。政治是统帅业务的,是灵魂,政治好了,就会认真钻研业务,业务也就一定能好。但是业务并不等于政治。有些同志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工作上也能暂时作出某种成绩,但是如果政治不过硬,他们的业务能力就难以继续提高,他们的工作成绩就不能巩固,就不能持久。由于政治上不过硬,这些同志往往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或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办事,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违反党的政策。这些同志如果自恃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忽视政治,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发展下去,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因之,绝对不能脱离政治去谈什么业务好。强调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的人,实际上是要取消政治。
    有些同志认为,政治重要,业务也重要,半斤对八两。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说过,政治是统帅。政治和业务,当然不能平起平坐,不能轮流坐庄。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摆在第一位,而不应当把业务摆在第一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抓业务。问题在于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如果脱离政治,只抓业务,业务就不能真正抓好,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机会主义。犯折衷主义错误的人,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人反对突岀政治,对突岀政治阳奉阴违,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借口政治和业务同等重要以业务取代政治。对这样的人,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有的同志由于错误地把政治看成是完成业务的手段,有时强调一下,有时就把政治丢掉了;闲时还讲一下政忙时就顾不上要政治了。这是对突出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突出政治看作是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完成业务工作的根本之道。也有的同志由于对突出政治的意义认识不清,在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他们不是把政治看成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南,而是空喊政治挂帅,实际上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切实纠正。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必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弄清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我们一定要坚持突岀政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坚持突岀政治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会从政治出发去抓军事,抓农业,抓工业,抓财贸,抓文化教育,抓科学技术,抓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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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6页,共5150页
    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突出政治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使革命人民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也才能使革命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不断胜利。
    人的一切行动,都受着一定思想的支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是受这个阶级思想的支配,就是受那个阶级思想的支配。革命的人民为了实现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改造主观世界,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革命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唯一思想武器。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一系列的国家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的学说,它是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碰到的或者没有解决的一系列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在,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怎样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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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抓住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个最根本的规律,全面地发展了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彻底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实践中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国内问题上,也在国际问题上,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也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同志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大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都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以及军事学说等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就能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我们党
    四十五年的历史中,凡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而一旦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能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国际斗争的实践也同样证明:正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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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极其宝贵的共同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思想正发生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就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阶级斗争,搞革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争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新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里既包括国内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包括同大自然的斗争,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改造。而指导我们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突出政冶,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是不断地促进我们的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不断地革命化,我们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比较正确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心为人民,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为世界人民的大多数服务
    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指出明确的政治方向,使我们能够用阶级观点分析复杂的形势,坚持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懂得,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就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规律性,形成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又根据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去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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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从实际情况岀发,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不断地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提高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工作水平,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突岀政治,解决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真正认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狠抓“四个第一”,狠抓活思想。要切实纠正那种只抓业务,不问政治,只重视生产指标和技术措施不重视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必须认识,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不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势必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广大工农兵自觉地直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锐利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一分为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哲学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反复学,反复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突出政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定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了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罗瑞卿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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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了委屈,各方面为自己辩护,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的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指岀,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髙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还有天高的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再敢提个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解释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借口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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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贯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倾向,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问题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却在五八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令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把苏修的东西拿来做依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仍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又接着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熄灭论,1958年ⅹ月,他就公开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灭,专政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不清)在开始消灭。”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在新疆地区反对苏联搞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要做具体分析
    九六二年ⅹ月ⅹ日,xx地区的暴乱事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乂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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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在ⅹ(看不清)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进行民族xX(看不清),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却阻挠和反对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布置执行,也不……(漏)竞然拖了近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二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拔出ⅹ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这时才被迫去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指岀:“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部队结合起来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主席的指示还是被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ⅹ、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岀,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赋于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随后是讲政治。罗瑞卿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冾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越坏,被坏人夺去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在这里好像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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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罗瑞卿多次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强调,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岀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搞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应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对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并没有要他陪,到xx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敌视、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岀政治,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
    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洽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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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比赛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的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加x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品质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建军思想,建军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
    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室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竭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院校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的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观点,而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政冶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妤别的就搞不妤,但是,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搞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
    定要明确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作战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亡党亡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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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岀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以后,五项都遭到罗瑞卿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地位。军委已经决定把
    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仝年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最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罗瑞卿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再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仝面的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Ⅹ
    年X月ⅹ日私自指示福建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
    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罗瑞卿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要回去。如一九
    XX年拟制的XX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缅边境的两次军事自
    卫行动,罗瑞卿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Ⅹ月,军委常委开会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卬边境西段去,当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同志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要
    ⅩXX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
    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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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已制定了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
    九六Ⅹ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会议上,竞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队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军总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
    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事无成。”
    林彪、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的主张,多次主张,多次提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
    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所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这个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就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罗瑞卿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东西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那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东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年以后,曾对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确指示,今后军队七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长的任免,要请示报告军委各同志,然后再报上级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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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中央书记处。罗瑞卿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和打击
    罗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言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给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争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白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宣扬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仝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是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工作时他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跟了上去。当时,彭德怀表示反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瑞卿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过火了
    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是
    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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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在军委工作的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调査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的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倒裝成很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略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虽然入党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罗瑞卿对于培养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对待他的公务员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仝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犹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窝藏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冋志,并且釆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日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査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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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仼,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忐”。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冋志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冋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
    个人早晚要出
    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
    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九六五年X月Ⅹ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XX会议人员的机
    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岀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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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岀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別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九六五年五月ⅩX日,即在XX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
    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不但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加调査研究,乱加批评指示和黑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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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亳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辫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
    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脱落几句),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择手段,作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觉察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断然地采取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后,又召开了支持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粉碎了他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车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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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后,坏事将转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中央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十三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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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査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共中央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二、研究资料
    二00五年十月,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刊载陈虹的文章《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小弓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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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
    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
    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仼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晩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
    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
    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
    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
    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
    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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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
    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
    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
    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
    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
    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
    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
    “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
    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杋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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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
    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
    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
    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
    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
    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竞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
    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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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
    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硏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
    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
    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
    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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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
    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解放军报》是
    中央军委的杋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竞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
    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岀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五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
    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
    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
    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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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
    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这究竞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1965年12
    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岀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岀政治,也要突岀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
    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
    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
    作
    、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
    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
    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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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
    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忭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
    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岀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
    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査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
    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
    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岀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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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木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
    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
    “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
    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
    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竞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
    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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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重复着这句话。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
    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片好意。这是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
    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是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六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
    “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12月12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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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21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成武同志: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叶剑英12月22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
    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七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
    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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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阕词,表示婉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
    故人长绝。八“跳楼事件”加剧了问
    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岀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
    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仝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九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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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
    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
    的开
    百亩庭中半自苔,桃花净尽菜花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聂荣臻元帅说:“一、
    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杋非把你搞掉不可!(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责任编辑吴思)
    2011年8月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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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一章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第三节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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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木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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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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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研究资料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徳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
    《〈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
    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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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杋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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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正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木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
    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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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白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髙,还有人提岀对郭沬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沬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沬芢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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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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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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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硏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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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圳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诙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朿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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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张春桥伺机攻击彭真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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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
    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
    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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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木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
    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
    2006年10月11日初稿2011年7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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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一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一章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四节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六年三月、四月,毛泽东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
    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
    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二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
    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毛泽东三月廿四日(根据手稿刊印)三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四此件(2)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九
    去掉一句。(3
    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
    时期了。(4)七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八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5)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
    九这样较妥。(6)十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7
    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
    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8)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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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十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
    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十三对十月革命后岀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
    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十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十
    五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十七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八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这篇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九是写在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四、八、十、十八是在纪要中加写的话;木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对纪要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纪要,毛泽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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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2)指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
    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后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3)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
    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4〕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5)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
    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6)纪要中讲到近
    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毛泽东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7)这句话原为“文
    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8)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
    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木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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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木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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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苎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夲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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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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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仝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
    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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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因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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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千;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岀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口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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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岀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苫,真正
    番苫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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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臧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已,以及所散步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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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侯,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査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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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晩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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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査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岀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岀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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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九六六年四月二
    十三日,毛泽东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此件1)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1)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
    (2)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3)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工积极
    参加这场战斗。
    二、研究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刊载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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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岀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硏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仼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加并了解这次“座淡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起,经过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上当时中苏沦战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影响,党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后十条”,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己经出了修正主义,“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11月,有人向中央报告,“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1/3的问题,而是不止1/3的问题。”1965年1月在制定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在九、十月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2月,由于林彪等人制造了罗瑞卿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要夺权),加深了毛泽东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并考虑防“政变”问题。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问题的发端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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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他写条子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接着江青发难,她于1963年5月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点名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掀起了文艺界的公开点名批判运动。9月到11月间,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多次对文艺工作提岀严厉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对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示,说:“各种文艺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一。)根据这个批示,1964年4月,文艺界进行整风,检查问题。5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正在修改的时候,江青得知,硬把这个报告草稿要去送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二。)这个批示引起了更大震动,文艺界不得不再次整风,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检查问题,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8月,康生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认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借此机会,大施淫威,任意捏造罪名,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些尚在讨论中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文学主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理论”。对文艺界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很快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相互影响,“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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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有人认为如果说全国有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文艺界还要超过1/3,有的单位已经发生了“夺印”的问题。一些文艺作品被无中生有地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1964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开始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2月,在上海,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未同中宣部打招呼即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剐(海瑞罢官)》,把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彭真等人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对批判进行了抵制,中央内部分歧加深。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文艺领域的批判,成了完全政治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还是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等还设法对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对批判运动也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她极力插手党的文艺工作,尽管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他们批《海瑞罢官遭到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1962年底,江青以蹲点为名,到北京京刚一团搞所谓京剧革命,遭到北京市委抵制。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在会演总结时,周扬针锋相对地指岀:“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本身也是对的。”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拒绝。于是江青只好到上海找张春桥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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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为吴晗辫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3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①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淡。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年1月下句,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淡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硏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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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在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0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奸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
    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
    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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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刚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淡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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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我们生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还谈到30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四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晩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篇是《毛主席子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①,另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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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
    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迫己”,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白我吹嘘,抬高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査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
    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吹捧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竞比地方好些。”
    3.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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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攻击、诬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攻击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我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攻击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还攻击、诬陷周扬、夏衍等同志,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还诬陷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仝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攻击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5.指责和否定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看一部电影就否定一部,无端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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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也横加指责,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千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对江青上述谈话,我们4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她的恶毒用意,认为主要精神主席在“两个批示”中都讲过。我只是感到江青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否定过多”。我们4人在吃饭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对江青说八一厂“组织不纯”,“部队文艺方向上也有问题”等也有意见。我还感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对江青反对写中间人物也有看法。我在2月10日休会回北京后,11日上午即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座)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我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我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总之,整个座谈,主要是看电影和江青“一言堂”的谈话、“纪要”的炮制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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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校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米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洋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下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淡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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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釆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査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当时我们4人还硏究了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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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冮饭店,商量修改搞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清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洴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晩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苫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
    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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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宇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査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把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左做……”
    2.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队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帘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岀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部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沦、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沦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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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仝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艺。
    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
    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①毛泽东第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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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在“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10日上午我同陈亚了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u囗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30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日修改完毕,15日我返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仝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在第——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成和支持,指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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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增加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沦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
    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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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4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
    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①。根据陈亚丁当时
    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给林彪的信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
    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
    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
    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
    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
    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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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囚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占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卬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
    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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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钊英诸冋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此致敬礼
    林彪1966年3月22日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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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画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
    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文件很奸,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木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乎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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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淡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晩,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
    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
    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项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木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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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木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木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
    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午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
    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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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
    〈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
    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
    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
    前,1967年1月4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年5月李曼村、谢镗忠也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79年3月26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
    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作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亲厉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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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个由江青策划,以不寻常的方式召开的所谓座谈会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恶劣作用的“纪要”,最终被党和人民彻底否定了。
    五、历史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座谈会”召开和“纪要”产生的介绍,联系“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可以使我们从中认识一些问题。
    1.“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
    结、利用的罪恶阴谋。
    如前所述,“座谈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党和国家面临内乱的急风暴雨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此时,文艺战线形势紧急,总政党委和我们这些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根本无意开什么座谈会。而党内的正义力量对“左”倾错误的抵制,使江青感到需要借用林彪的力量。她曾经几次扬言:“我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膨胀。他长期揣摩“登龙术”,以“大拥”、“大顺”、“得一人得天下”为“总诀”,千方百计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当江青想利用林彪的权力时,林彪也想到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两个野心家互相勾结、利用,结果就产生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活,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淡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费苫心的。又如,江青既想通过“纪要”反映她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和观点,又不想用她个人的名义,而要用部队的名义;她既想通过“纪要”吹捧自己,又不愿话出己口,而要用他人的口来说。所以她不满意我们4人写的、记录了江青“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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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汇报提纲”,只好请能领会她的意思的陈伯达、张春桥来进行修改、加工,炮制出了江青满意的“纪要”。
    2.“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
    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纪要”
    的内容是同意的,有一些重要观点,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毛泽东对“纪要”的三次修改都是认真的、字斟句酌的。他在许多地方删去了歌颂自己的词句,但却保留下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乂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和他后来多次所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
    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甚至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同他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也是一样的。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木主义复辟的危险”的理论的发展。他早就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咩。”小说《刘志丹》和《海瑞罢官》的所谓问题,加深了他的错误认识。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就是“纪要”所反映的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心。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说法,不但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也否定了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胡乔木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及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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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如当年《红旗》一篇社论所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今部发出的革
    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纪要”确实起到了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煽风点火、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作用,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限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座谈会”以后,江青立即插手军队文艺工作,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刀。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60多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把一些对“纪要”提了意见,有过不满、怀疑,或者在讨论时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反‘纪要
    “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各部门和许多地方文艺单位,都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来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而军队文艺工作者,则成了“纪要”的第一批“罪犯”不久,参加过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我和李曼村、谢镗忠也被打倒。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双百”方针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红旗》1967年第9期北沦(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整个文艺领域“万马齐喑”。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推动下,很快蔓延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由此而来的是,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被全盘否定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乂黑线人物”,一大批文化战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被“全面专政”。进而掀起了文化战线的夺权狂潮和所谓“斗、批、改”,使我国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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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纪要”的错误不是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集中反映。它是江青、林彪政治阴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我和许多有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下,未能认识它的危害,直到自己被打倒,才开始认识到江青的阴谋,认识到文艺领域“左”倾错误的危害。今天回顾和研究“纪要”产生的历史过程,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深刻的教训。
    2006年8月30日初稿2011年7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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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节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
    江青
    送上
    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毛泽东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来、小平(4)、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
    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毛泽东
    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
    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5)毛泽东四月十四日上午(根据手稿刊印)四已阅
    退康生办。〔6〕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7),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六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8)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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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八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
    在其中了。九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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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十
    各
    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9〕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竞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
    1)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一九六四年七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
    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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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2)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
    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
    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来等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4)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
    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5)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
    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
    五至十一。
    6〕这是对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
    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第七条末句,最后改定为本篇九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7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个名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次变动
    8)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
    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9〕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九六四
    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九六六年五月四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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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马上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上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千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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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66.05.15;中发[66]271号
    军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部委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现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和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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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希望你们接到这个指示后,应该认真地学习、研究,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你们的意见和布置情况如何?请及时报告。
    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
    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
    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
    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木主义和封建残氽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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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
    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骂过我们“说大话“吹牛皮”,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吗?不是赞赏过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足够的勇气”吗?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有什么两样呢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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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岀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放在了小伙计的地位,把邓拓这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那么句。这不是对你们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吗?你们煞费心机地编制的三个版的材料,把那些次要的东西,什么“赞美长发”呀,什么“提倡养猫养狗”呀,什么“艺术越古越好”呀,什么“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呀,什么“提倡封建迷信”呀,等等,等等,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占了大量的篇幅,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只摘录了一点点,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你们这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做法,究竞是为了什么?
    《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象你
    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报反党反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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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象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吴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不得不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照《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来,好象吴晗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而邓拓似乎是一名小卒,他不过是稀里糊涂的犯了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
    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重新发表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几篇文章的版面,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就是在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意图下,精编制的。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是一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恶毒地辱骂了我们的党。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所以,《北京日报》不得不重新发表它,可是却用小号字作标题。请问:是这篇文章不“重要呢,还是你们要缩小目标,瞒哄读者呢?你们的按语,为什么对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一句话也不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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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夜话)究竞宣扬了什么?》这个材料,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例如邓拓的《王道和霸道》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它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邓拓自己也点了题,他讲什么历史上的“王道和霸道”,是要我们“找出经验教训”的。可是,《北京日报》却把它列到《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标题之下。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王道和霸道》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吗?如果是讲历史,他说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怎么就是《仝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呢?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所以如此,就是要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
    《说封建统治阶级也知道爱惜民力》《艺术越古越好》《宣传封建迷信》之类的小标题,也都是把邓拓的问题“大事化小”的手法
    不过,乍一看也有象点样子的标题,例如《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可是这里摘的内容却很少,而小标题尤其奇怪,小标题一个是《讽刺“以空想代替现实
    另一个是《讥讽所谓吹牛皮》。请问《前线》和《北京日报》,在这里
    你们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不背标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讽今”,是讽的谁呢?“侧击”又是击的谁呢?邓拓的“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内容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只摘录那么一点点呢?
    很清楚,由于文化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装模作样地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很深刻的“教训”
    曰:过去“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放松”了吗?不是,你们在前几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恶毒地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批判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们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并且百般为邓拓等人辫护,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又发表向阳生即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力图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纯粹”学术领域中,力图把这场大辩论拉向右转,难道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吗?不是,这正是你们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无产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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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曰:“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好轻松!只是没有及时批判吗?远的不说,直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直到今天你们两个编辑部为什么还不对“这些文章”进行真正的批判呢?纵火者,事后说他的过错只是没有及时救火,这能骗得了谁呢?
    三曰:“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这样吗?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很坚定,这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说“丧失警惕”倒有点象。你们错昃的估计了形势,在前几年你们以为“时机”已到,大放毒草,在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后,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这样一来,你们的真面目,也就暴露了,这也可以叫作“丧失警惕”吧!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竞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竞要走到那里去?
    心里有话,不得不说;说错的地方,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从一九六一年以来,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晩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即激起了许多同志的反对,他们给《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晩报》写文章,提出了批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扣压起来,不予发表。
    最近,由于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大暴露,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盖了。因此,《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发表了《燕山夜话》的摘要材料,加了编者按
    《前线》《北京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也是竭力掩盖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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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大大大
    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恶毒地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是“伟大的空话”,是“陈词滥调”“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
    不久以前,他写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褓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
    “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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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大
    按:“东风压倒西风”这个科学论断,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的。它形象地指明了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东风,就是无产阶级和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西风,就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歌颂“东风”,憎恨“西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邓拓却偏偏把“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说法,诬蔑为“伟大的空话”,诬蔑为陈词滥调”呢?赫鲁晓夫修正主乂者曾经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在这里,邓拓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子。
    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
    “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
    “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君,各执一偏,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一切;要么就凭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结果当然都不美妙。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
    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
    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也曾经
    劝告刘秀,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说:‘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
    《智谋是可靠的吗?》,《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七—一十九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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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大
    按:在今天,邓拓大谈什么匡衡劝汉元帝“广谋从众”,郑兴劝汉光武皇帝“纳群下之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把这些话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话加以对照,就很清楚了邓拓的话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党的诬蔑,不是如出一辙吗?
    污蔑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世上有病的人很多
    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
    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看来这位健忘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
    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
    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仝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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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未,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
    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
    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专治“健忘症”》
    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大大大
    按:这显然是一篇咬牙切齿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杂文。查遍医书,从来没有说健忘症的症状是“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发疯”、“发狂”。更没有用狗血淋头和用木棍把病人打昏过去这种办法治健忘症的。明陆灼的《艾子后语》是政治讽刺小品,而不是医书。邓拓这里讲的是政治,而不是医道。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咒骂我们党的领导是“带汁的诸葛亮”
    “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庭史》第
    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
    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
    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撰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
    笑
    《三种诸葛亮》,《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二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大火大
    按:邓拓大骂所谓“带汁的诸葛亮”,说什么“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这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指地主资产阶级,就不必这样隐晦。因此,它只能是在辱骂我们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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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如果有举一反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
    牙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在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喂!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
    “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
    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
    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一——九三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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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0页,共5150页
    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邓拓不厌其烦地大讲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深思”呢?为什么叫喊直到今天,吹牛的人“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呢?既然是讲故事,为什么又扯到马赫派的“心理要素”作用呢?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说大话”是“冒险的计划”,是“唯意志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唯心主义”。请看,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说大话的故事》,《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八——一九○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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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多学少评》,《燕山夜话》二集,第八四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
    大大大
    按:邓拓反复地攻击所谓说大话、吹牛皮,并说,爱说大话的“决不只是文人”,而且还有“大政治家”。他这是讲历史吗?不是,这是借古讽今,这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污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
    ②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
    “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十二年。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他就预言:‘十有二年,必获此土
    从这个故事看来,象狐偃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总算是懂
    得积蓄力量的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燕山夜话》一集,第五六——五八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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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古人“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规律”,这完全是瞎说。又说“我们生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还要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这显然是攻击我们在大跃进中、在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中,不爱护劳动力。
    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③,zi@③复生zi@③,三年可得二十五牛。zi@③所生者,又复生zi@③,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一集,第七六——一七七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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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扬言说,“有几分真实性,须要看看”;当我们遇到暂时困难时,他们又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垮台了”。邓拓在这篇杂文中说什么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这不也是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失败”吗?这不是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吗?(2)(3)
    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竞应该怎样看法呢?”
    “(刘向)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竞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按《北京晩报》上为“诈诈胡胡”)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竞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王道和霸道》,《燕山夜话》四集,第十三——十六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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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大
    按:这是借古讽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文章。邓拓骂我们“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请问:不得什么人的心呢?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心。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只能实行“霸道”,决不施行什么“亻政”;对地富反坏右施行所谓“王道”或“仁政”,就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
    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
    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
    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杋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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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査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
    《为李三才辩护》,《燕山夜话》五集,第一○
    ○四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大大大
    按:李三才在历史上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邓拓却说他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还说他是“理直气壮”的。这是为什么呢?不难看出,这位李三才是海瑞式的人物,为李三才辩护是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是实。
    宣扬郑板桥遭到“诬告”被罢官以后,满腔仇恨,“骨相难更”;号召人们学习他的“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性格“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枝画笔春秋笔;
    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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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干水墨是生平。板桥不见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
    这是我前年(指一九六一年)到扬州访问的时候,为怀念清代画家和诗人郑板桥而作的一首律诗。
    明天就是他的诞辰,我想趁此机会对这位作家重新进
    行评价,似乎还是有必要的。
    “乾隆五年他被派往山东范县当知县,到乾隆十一年又被调为滩县知县。不料山东连年灾荒,板桥积极筹赈,得罪了匚绅大贾,被扣上了‘贪污舞弊’的罪名,罢官而去
    “郑板桥在山东救灾工作中是很有成绩的,他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和豪绅地主阶级
    他们联合起来,捏造罪名,
    控告郑板桥假借救灾的机会贪污舞弊。清代腐败的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板桥见到情况如此,愤而醉职,他的上司也乐得照准了。因此,乾隆十七年的秋末冬初,郑板桥竞罢官而去。”
    “从他罢官以后,直到七十三岁死的时候为止,所谓‘板桥体’,即板桥的思想作风总是越来越鲜明突出。首先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只举他的沁园春一阕为证,词的题目就是一个‘恨’字,他写道:“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砍断,杀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单寒骨相难更,@④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纱百幅,细写凄清。”
    “我在这里……随手介绍一付未发表的板桥作品吧。这是《深山兰竹图》它大约是板桥在山东范县时期画的。上面题了一首诗,写道:“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非常明显,这是他还在做知县而心里简直不愿做官的时候所作的,画意诗情完全一致。…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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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有人在认真地学习‘板桥体’。但是,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
    板桥曾经说过:‘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这句话非常要紧。他自己为了贯彻实现这种思想,所以特地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处处都以主人翁自居自己踏出一条路来。”
    《郑板桥和“板桥体”》,《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大大大
    按:真是无独有偶。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也忽然发出思古的幽情,“怀念”起被罢官的郑板桥来了。邓拓先在一九六一年作诗,继而在一九
    六三年著文,一股勁地为“郑板桥”的罢官喊冤,喊得那么愤慨,那么激动!读者只要把此文同吴晗的《海瑞罢官》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实在是异曲同工都是在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
    邓拓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点出“板桥体”的灵魂是“自作主人、不当奴才”号召人们抓住这个“灵魂”认真学习,“自己踏出一条路来”。恶毒!恶毒!邓拓不是在号召人们反对党的领导吗?摆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却号召人们“自己踏出一条路来”,这条路不是复辟资木主义的黑路又是什么呢?
    宣扬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事,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为此遭到罢官
    “米万钟是一位很有学问也很有骨气的人。他的生平为人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处。他出生于明代隆庆四年,……刚刚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江宁令尹。不久以后,他奉命改任江西按察使。据称,米万钟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和文教事业,所到之处,颇受中下层人民和文士们的称颂。”
    “由于米万钟平日鄙视魏忠贤及其同伙,并且屡次评议时事,他就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特別是魏忠贤的走狗倪文焕极力诬陷好人,当时被他陷害的有几十人,重的严刑拷打致死,轻的则被削籍夺职。米万钟也受到了削籍夺职的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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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幅白绫上写了一道诗题《烂柯山》的绝句,笔墨飞舞,毫无馆阁气味。他写道:‘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尔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这一首绝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反映他对于明代政治上风云变化出人意外的心情。
    《宛平大小米》,《燕山夜话》三集,第三九—四一页《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
    大大大
    按:此文是借米万钟这个亡灵,再一次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
    为“李@⑥”被罢官而鸣不平
    李@⑥的遭遇很不好,正如郑板桥在写给他的另一首诗中所说的,‘两革科名一贬官,萧萧华发镜中寒。’当时李@⑥早已被清宫画院里临摹古画的一班画师所排挤而离开了画院,到山东滕县当了一时期的知县,又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从此他就流落在扬州依靠卖画为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了。”
    “再看他自己的题诗,就更觉得这幅画的意境很深。这首诗明白地写道:黄叶飘萧处士林,霜华不畏早寒侵。画鸡欲画鸡儿叫,唤起人间为善心。“诗意不但阐明了画意,并且反映了李@⑥当时的遭遇和他的愤懑不平的心情
    《谈李@⑥和他的画》,《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
    按:又是一个罢官!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邓拓四次为被罢了官的人鸣不平,歌颂他们被罢官而不屈服的“反抗精神”,真是“运思独苦”!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邓拓们的“指导
    “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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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空话”》,《前线》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一期。
    健忘病者的症状……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需要请高明的医归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专治“健忘症”》,《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五集,第九三页。原载《北京晚报》
    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贾岛的创作态度》,《燕山夜话》一集,第十六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大太大
    按:这几则材料,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夜话》的凶恶面目。邓拓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决不是骂骂而已,而是要根木推翻。所谓“健忘病者”“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这不是妄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去吗?
    不是“书生空议论”,而是“力抗权奸”的“好男儿“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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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动心绝命词。”
    《歌唱太湖》,《光明日报》一九六○年九月七日
    大大大
    按:邓拓近几年来大讲“东林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东林书院的一副对子,说东林党人读书、讲学都“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说他们很有“骨气”。上面两首诗,宣扬他们的“力抗权奸志不移”的反抗精神,显然这也是有“政治目的”的。邓拓之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搬出东林党来,大肆鼓吹东林党的叛逆性格,给他们的一伙鼓劢士气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手法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
    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辛亥革命以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日报》。他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政体,民主固善,而封建余威曾未少杀,欲谋芟除,计须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说,从他写文章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五
    七年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
    左右,这一点也算是林白水的‘预见’吧。然而,他的文章据说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所以特别惹起了一部分当权者的不满。《新社会日报》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后来复刊的时候,他宣布:‘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日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便是《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的经过。”
    《林白水之死》,《燕山夜话》五集,第一○五·
    ○七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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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1页,共5150页
    按:长期办报的邓拓,为什么提起报纸方面的事情,会“哑然失笑”呢?这是值得考证一番的,一考证就会发现他因为办报时受了批评,而对党怀恨在心。据说,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的报馆主笔林白水,他所写的文章往往是“信手拈来”,“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这难道不是邓拓的自白吗?邓拓“辛辛苦苦”,写了文章,如果读者不懂怎么办呢?因此,他需要借死人之口来表白一番,他讲的是瓦片,蜜蜂之类,但“归结及于政局”。这是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他的《燕山夜话》
    “夜话”大都“语带双关”,有其“政治目的”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象真正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把上下联贯串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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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2页,共5150页
    (《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二集,第六○—一六二页。原载《北京晚报》
    九六一年十月八日。)
    按:邓拓告诉我们,“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东林党人说的风声、雨声,是“语带双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意义“相当深长”。这是邓拓的自我表白。
    煽动要用“漫画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用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一般的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竞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我们)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古代的漫画》,《燕山夜话》三集,第五
    五三页。
    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
    大大大
    按:这里讲得很明白,“对鬼的讽刺”,就是“对人的讽刺”,就是用“漫画手法”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的情绪”。“夜话”当然也是这样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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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
    “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枧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生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
    “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
    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在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
    《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
    ‘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土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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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仝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济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
    十六计,究竞是什么一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
    《三十六计》,《燕山夜话》五集,第八四——八七页。原载《北京晚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大大大
    按:《三十六计》是《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
    二日。党的十中全会快要召开了。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布置退却了。但是,要退得安全,必须动脑筋,用计谋。如果没有其它计策,“要走也走不了。”他开列了三十六计的名目,供同道者参考。“夜话”暂时“下马”了,“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以便保存实力,东山再起。但是不管他是三十六还是七十二计,都是跑不了的。次
    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一〈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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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岀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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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茡混,无非是演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湊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口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亳不含糊亳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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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杋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1)(3))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沬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
    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千”一场了!
    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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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
    玉
    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兩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示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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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黑线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
    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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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木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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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白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杋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吶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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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冈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
    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岀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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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
    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
    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別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岀“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绝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再千”,而且自己“千”得更起劲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乂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亳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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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
    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
    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仝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吹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兔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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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竞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乂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白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岀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沬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竞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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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问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白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木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竞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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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
    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杋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査清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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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辫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3)(4)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杋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mang@①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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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贝
    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
    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独,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独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木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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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
    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
    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亳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仼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髙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
    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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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已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廖沫沙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
    第一兴趣”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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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暴露岀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k峘②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木主乂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
    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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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
    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对廖沬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岀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我头脑中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岀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定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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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九六二年三月,正
    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
    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白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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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晩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了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岀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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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
    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
    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象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吴晗的问题以后,你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说,背景就是你们报纸上也登载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难道不经过你们批准,就是没有党性吗?看来很清楚,你们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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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们的态度转变了吗?也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正确地指岀,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曰报》的“编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这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其实,你们是支持吴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线》《北京晚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转载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们真偏袒的态度。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好象你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吴晗保驾。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道德继承”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其实,你们从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吴晗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绿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笼,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谓“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讨论,企图为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定调子,想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所谓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吴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吴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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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篇假检讨、真进攻的文章。《北京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加任何按语,不作任何批判,这实际上是支持吴晗以检讨的形式向批评他的同志进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就心照不宣地对向阳生说,你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完成了反攻任务以后,就按照向阳生定的调子,在《前线》《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所谓自我批评,欣然承认自己错误的“中心”,是所谓“道徳继承”问题。两个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场双簣
    篇不够,调子定不下来。你们又接连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一个劲地想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发表在今年月八日《北京日报》上的李东石(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抛出来的。这篇文章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同一个《海瑞罢官》,一会儿是所谓“道德继承论”的产物,一会儿又是某种评价历史人物观点的产物,就是不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产物
    众目睽睽,营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线》《北京日报》对吴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手法,迅速为大家识破了。不少报刊发表了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今年四月以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种难堪的“将军”局面摆在支持、包庇吴晗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唅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马谡》,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背提呢?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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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①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瘳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麼沬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辉(即俞铭璜)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象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1)(2)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读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评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晩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评。因为对你们来说,廖沫沙是必须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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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为“鬼”张目,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为地、富、反、坏、右张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跟洋鬼、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你们批判过邓拓吗?也没有。
    前几年,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在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们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邓拓在这场猖狂的进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邓拓。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邓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亲自出马,纠集吴晗、廖沫沙,在个饭店里聚餐,组织起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吴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与否是他批的。“三家村”开业的历史,就是邓拓率领吴晗、廖沫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
    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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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竽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象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为李三才辩护》《昆仑山人》《宛平大小米》《郑板桥和“板桥体”》《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林白水之死》《专治“健忘症”》等,是其中之最甚者
    对所有这些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十分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曾经作过批判没有?没有,丝一毫也没有。
    特别是那篇极端反动的《专治“健忘症”》,这是一支很恶毒的箭,它的矛头直接射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他要用“狗血”淋我们的“头部”,要用外国特制的棍棒对着我们的“头部”打得我们“休克”,以让他们那些所谓“高明的医师”,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这篇疯狂的反革命杂文,充分暴露了邓拓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刻骨地仇恨党、仇恨人民的黑心肠。
    邓拓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他们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信,提出严正的批评。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批评信都不予刊登,不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辫护。你们嘴上说的是“百家争鸣”,实际上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家独鸣”就是说,只许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放资本主义之毒,不许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铲除你们的毒草。你们实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资产阶级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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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场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愿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们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你们还请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读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晩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作法极端不满,愤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问题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经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评”吴晗的文章吗?提出邓拓的问题,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编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车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问题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资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话》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讽今”问题。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言论,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话》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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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读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政治要害问题没有了这能叫做“批判”吗?把它叫做掩盖错误、包庇坏人、欺骗读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
    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
    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评吗?
    “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训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吗?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别人乘虚而入吗?真是被别人利用了吗?
    “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吗
    “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吗?是丧失警惕吗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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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別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
    不
    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许多毒,出了那么许多牛鬼蛇神,又耍了那么许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谁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问题包不住了,又是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们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们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晩报》编辑部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古。我们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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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表演。不同的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则比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木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注①廖沫沙曾经在一九三四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晩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一、三九七—四○○页。★
    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由于我国遭受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一时沉渣泛起,兴妖作怪,牛鬼蛇神,纷纷登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从阴喑的角落里把他们全部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示示众。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必然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邓拓就是其中一个。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几年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发动
    场大进攻。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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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竞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含糊不得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含糊,就是包庇坏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批判。
    小丑跳梁,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此,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说,匡衡曾经向汉元帝进谏说,作皇帝的要“广谋从众”;著名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汉光武帝,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在列举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虚心地接受“群下”的意见之后,邓拓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白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白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首先,认为封建的帝王将相能够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匡衡、郑兴所说的帝王听取“众”、“群”的意见,就是要听宰相、尚书等官僚的意见。说什么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能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别有用心的。第二,邓拓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匡衡、郑兴要汉元帝、光武帝“纳群下之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谓“群下”指的是谁?汉元帝、光武帝指的又是谁?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而他所说的汉元帝、光武帝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三,邓拓攻击我们党“企图岀奇制胜”。革命,就是要出奇制胜。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创造奇迹的时代。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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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好大喜功”,反右斗争前夕,一九五七年五月,邓拓自己也攻击我们党中央“贪大喜功”,现在,邓拓又攻击我们党中央“企图出奇制胜”。可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多么的仇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歌颂党,歌颂党的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鄙视劳动群众的邓拓、吴晗等人却相反,他们竭力歌颂帝王将相,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恶毒地谩骂无产阶级的党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
    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现阶段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各国革命人民的精神原子弹。它越来越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极大地鼓舞了并且继续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科学论断,击中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怕得发抖。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实是,我们宣传得越多,他们就越糟糕。如果真是一句“无济于事”的空话,那么,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死命地来反对呢?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
    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篇文章,一派黑话。既然是“黑话”,当然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邓拓扬言这是一篇谈医说病的文章。这是弥天大谎!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吧。
    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真是欺人太甚!《艾子后语》明明是一部政治讽刺小品,哪里是什么谈医说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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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意有所寓”,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邓拓当然知道《艾子后语》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文章,但是他却指鹿为马,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为什么忽然发表专门谈治健忘症的文章?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管理论宣传工作的邓拓,为什么“破门而出”,行起“医”来呢?既然是行医治病,为什么伤风感冒、痢疾、伤寒等病都不治,而偏偏“专治”健忘症?是不是因为“健忘症”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以致需要《前线》发表专文,需要邓拓亲临“前线”专治?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这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医学概念。至于“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同“健忘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很显然,邓拓是在这里讲政治,而不是讲医学。((1)(2)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査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竞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们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最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们党下台你看,钻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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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们“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党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敌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们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滥调,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党“完全休息”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夫所讲的。邓拓想要做的,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蚍蜉撼大树,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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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剑的骗局》、《说大话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则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人好说大话,一个是山雀夸口,要把海水烧干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另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
    这篇杂文的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个人仝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拾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怫然大怒”,“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
    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
    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些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人、山雀、只有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
    从来寓言故事,都是意有所寓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是用这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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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乂者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穷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党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因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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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辯护,为他们唱赞歌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査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销了他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就是为他自己呼冤喊屈
    吴晗的《海瑞罢官》岀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
    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湮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竞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任过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木不是“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过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邵辅忠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皇木私建营第”,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论是:“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
    三才没有不白之冤,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上疏,……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李三才“盜皇木”的事,据《明史》记载是经过査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大,他不顾《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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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添枝画叶,故作波澜,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敢彻底查究”。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辫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决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丢乌纱帽”。他翻来复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竟罢官而去”;“罢官以后”,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在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顶乌纱须早脱”,就是“罢官”。
    亳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①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①“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革科名贬官”这句诗反映李@①“愤懑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天公还qian@②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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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党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不准滑过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狠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们”,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了斗争。
    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
    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笼。一九六一年十月
    十二日,邓拓在《种晩菘的季节》杂文中,讲了如下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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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
    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菘”——“长短录
    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沬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告,《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旦时机到来,“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露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关去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硏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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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它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在他写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抛给他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簣戏。
    他们认为一方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凊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古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人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大火大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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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伙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乂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大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三家村”兄弟中,邓拓是混进党内的叛徒,是漏网的大右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吴晗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是蒋家王朝的走狗,是洋奴胡适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奴的洋奴。那么,廖沫沙呢?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的几年,廖沫沙同他的“三家村”兄弟,在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对共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认识了他的反动的政治面目。但是,由于廖沫沙受到了他的后台老板的支持、庇护和纵容,不仅一直逍遥法外,甚至受到进一步的信任和重用。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了廖沫沙的反动面目之后,前北京市委公然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一九六四年七月,他们故意任命廖沫沙为某代表团团长,并且给廖沫沙作政治鉴定,说他在历次运动中“政治立场坚定”,只是在“学术上有些错误观点”。他们瞒上欺下,干着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欺骗全国人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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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勾当。由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巨大政治压力,他们便玩弄另一个阴谋诡计廖沫沙写一篇所谓自我检讨,应付过关。
    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廖沫沙发表了《有鬼无害论》,替孟超的厉鬼“李慧娘”张目,煽动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中间隔了三年半时间,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廖沫沙才发表一篇所谓“检讨”
    《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
    误的》。这是假检讨之名、行进攻之实的大毒草。廖沫沙完全回避自己的反党、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问题,说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有的时候失掉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是对文学遗产“有一种错误的偏好”,因此,在文化战线上“迷失方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自觉”的
    “三家村”的后台大老板还大肆散布这样一种谬论:“难道你的头脑中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辩。他们首先是混淆敌我界线,把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分子,打扮成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革命者”,把革命者和反动派一锅煮,好人和坏人“合二而一”,然后就用“错误言论大家有份”的反动谬论,来压制革命左派对反革命右派的揭露和斗争,打击左派
    他们气势汹汹地责骂左派:廖沫沙自己已经感到难受了,你们还要批判吗?这是“揪住不放”,是“不准革命”,你们是“赵太爷”!他们把革命的左派诬蔑为反革命的“赵太爷”。“三家村”及其后台大老板,就是这样一群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蛮不讲理、专行独断的黑帮人物。
    前《北京晩报》在发表廖沬沙的文章时所加的编后按,完仝是按照这个反革命黑帮的意旨说话的。它说:廖沫沙是“实际上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只在“思想”中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这是什么话?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他们觉得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些混不下去了,于是搞了一个“四·一六”阴谋。四月十六日,“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前线》和前《北京日报》,刊登了所谓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给廖沫沙加了一顶“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空洞帽子,把廖沬沙的一贯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轻轻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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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斗争的进程,是“三家村”黑帮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所料不到的。阴谋被揭穿了,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事到如今,“三家村”及其后台老板对于廖沫沙的假斗争,真包庇的大骗局,已经大白于世了。
    说廖沫沙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只是不自觉地散布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是弥天大谎。廖沫沙的一生,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生。
    廖沬沙的凶恶面目,必须揭深、揭透、揭彻底。
    蒋介石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鲁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勋,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讯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亳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正因为鲁迅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文化革命旗于,因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买办文人,封建遗孽,汉奸特务,托洛茨基黑帮等等,对他进行了最无耻最凶恶的攻击。
    鲁迅写的许多杂文,象锋利的匕首一样,刺向蔣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的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大晚报》,国民党党棍潘公展办的《微言》,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王平陵、叛徒杨村人,流氓张资平等等,都来攻击鲁迅。在这批反动人物中,就有廖沫沙
    当时鲁迅在报上发表的杂文,往往围绕一圈花边。廖沫沙便化名林默,写了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杂文,发表在最反动的《大晚报》上。这篇杂文诬蔑鲁迅的文章“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什么“这花边体”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并且狗血喷人,咒骂鲁迅是“帮洋人经营生意”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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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廖沫沙这个恶毒咒骂相呼应,国民党的一位官老爷文公直,则诬蔑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当时笔伐鲁迅的很多,但是,“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引者注:指廖沫沙、文公直)还差得很远”(《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四二页)
    廖沫沙、文公直之流诬蔑鲁迅的话,同独夫民贼蒋介石完仝是一个腔调。蒋介石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没有丝亳反帝国主义的工作,而且障碍破坏民族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蒋介石,骂中华民族的救星共产党不反帝;身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御用文人的文公直、麼沬沙则诬蔑民族英雄鲁迅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及他的走狗廖沫沙之徒,才干得出来。
    对于廖沫沙的“围剿”,鲁迅一方面给以毁灭性的反击,同时,又表示极大的藐视。他把廖沫沙“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来的刻毒的话一—“花边文学”,作为自己杂文集的书名。
    叛变革命,投身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蒋介石对中国文化革命巨人一鲁迅的“围剿”的急先锋,这就是廖沬沙在青年时代所干的罪恶勾当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奴才
    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运动和整风运动,克服了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腐败到极点,民怨沸腾。因此,国内外反动派对解放区更加仇恨。一九四年,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正是在这个时候,廖沫沙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篇所谓的“历史”小说《咸阳游》(解放后收入《鹿马传》)。故事是讲齐国的孟尝君到了秦国,秦王把孟尝君扣住不让走,并且派了特务来监视他。孟尝君用千金买了一件狐白裘送给秦王的幸姬,并且向秦国的官吏进行贿赂,终于逃出了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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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说的“特务”、“情报”、“侦缉”等等,都是现代的语言。显然,廖沫沙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不是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而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讲历史
    那么,廖沫沙是为了哪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呢?
    古代秦国在今函谷关以西,陕西一带。这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所在地。
    《咸阳游》污蔑“秦国”的“情报和侦缉”很严密,“到处有眼睛跟着”秦王”左右“贪黩”,到处“有鸡鸣狗盜之流存在”等等
    廖沫沙这些咒骂“秦国”的话,同当时国民党宣传机关恶毒地诽谤共产党和抗日圣地陕甘宁边区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名叫《怎样与中共斗争》这本极端反动的书,即诬蔑我们的解放区“密布侦査网”,“密令各级人员实行互相监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邓文仪诬蔑延安“白天晚上都是恐怖”,工作人员“不是贪污腐败,就是低能无能”。一九四三年六月岀版的《中共割据下之政治》,诬蔑边区各地“横暴贪污,殊出人意料之外”。请读者们比较一下,廖沫沙那些骂人的话,不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咒骂共产党的话的翻版吗?
    时,廖沫沙一方面恶毒地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方面则狂热地歌颂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九四四年二月,廖沫沙写了《风兮,凤兮!》,肉麻地吹捧孔子,说“孔子不只是身居显贵”,而且是“养民也惠”,“乐以其贵下人”。说孔子摄行相事以来,“就着着实实有了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使人欣慰”,社会秩序也“不象以往那么牵牵扯扯,混乱杂凑了”。文章特地编造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一个乡下人进城,丢了包裹。人们告诉他:不要紧,“去找警察”。那警察把手中的长戈向上一指,“大包裹高高悬在街中心的一根木柱上”。警察还谆谆开导这位乡下老:“这是当今孔相爷的法令,‘临财勿苟得’”。为什么政治这么清明呢?廖沫沙回答说:“原来有圣人在上面作宰相”那么,这位“当今”的孔相爷究竞是谁呢?
    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消灭共产党,一方面诬蔑解放区是民贫吏贪、盗贼横行的“匪区”;另方面则美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区是吏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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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蒋介石集团为了推行这种反动宣传,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间,演了一出吹捧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煕的“伟大勋迹”的丑剧。十一月一日,举行了庆祝孔祥煕任财政部长十周年的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颁颂词。蒋介石政府的头目们,如宋子文、何应钦、张群等等,都肉麻地吹捧孔祥煕的所谓“德政”。美国主子,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也都向他们的走狗孔祥熙发来“贺电”。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大量吹捧孔祥煕的臭货。《经济汇报》发表了红字标题的《孔总裁就任十周年纪念专刊》。群丑们一致吹捧孔祥熙“废除苛杂澄清吏治,民繁物庶,士饱马腾”的伟大成就。
    孔祥熙宣传自己是孔子的子孙,一些无耻文人则跟着说孔祥熙是“圣裔”。有一个反动政客吹捧孔祥煕是“念及乃祖‘节用薄敛’致‘百姓足,君孰不足'之义”,“废除苛税杂捐,以利民生”的伟人。孔祥熙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既残暴愚蠢又以贪污出名的大官僚,是蒋介石集团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所以这样大肆吹捧孔祥煕,就是吹捧整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向共产党和解放区进攻制造舆论。
    事情很明白,廖沫沙的《凤兮,凤兮!》就是密切为蒋介石的这种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他歌颂“孔子”的那些话,几乎都是逐字逐句从当时那些无耻文人反动政客及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和特务机关那里抄来的。廖沫沙吹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王道乐土;吹捧孔祥熙是“当今”的“圣人”,象“北辰”一样“而众星环拱之”。这些话,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是不敢明目张胆说的。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廖沫沙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反动派服务的忠实奴才。
    反共的阴谋家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以蒋介石匪帮为首的反动力量的决战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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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刻,廖沫沙干了些什么呢?
    九四七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历史”小说《离殷》,算是讲殷纣王的事(见《鹿马传》)。据历史记载,殷纣王统治的末期,天下汹汹,人心离散,老百姓怨声载道,局面越来越糟。而当时,在岐山一带(今陕西西北部),由西伯昌和武王发领导的解放战争,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下,几乎用不到任何说明即可看出,廖沫沙所说的纣是指蒋介石,而他所说的西岐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廖沫沙在《离殷》中,对殷纣王采取什么态度呢?对西伯昌又采取什么态度呢?廖沫沙不得不承认纣王“作尽坏事,说尽坏话”,承认“诸侯逐渐离心”。但是他仍然竭力歌颂鄂侯向纣王进谏的举动是“忠诚勇敢”。他要人们对殷纣王的反动统治尽忠,要用一切办法来“挽救殷商的天下”。甚至还无耻地歌颂纣是天王圣明!”另一方面,则极力刻划西伯昌的阴险和狡猾,说“西伯藏头露尾”“是个野心的军阀”,并且很“阴险”。
    廖沬沙这些骂西伯昌的话,同当时独夫民贼蒋介石骂共产党的话完全一样。蒋介石骂共产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阴险最毒辣的盜匪流寇”,是“拥兵割据”,有“野心阴谋”。显然,廖沬沙上述骂人的话,就是从蒋介石的造谣公司中批发来的。
    廖沬沙不仅骂骂而已,而且要杀害“西伯昌”。
    殷纣的反动统治崩溃前几年,纣王认为西伯昌要“造反”,“阴谋昇动,靠不住”,便把他关在大监牢里。西伯昌献了洛西一片地给纣,纣把他放了;纣王下面的一位大臣祖伊坚决反对。请看下面这段描述
    纣王:“我已经把他放了”,“我还给了他弓矢斧钺,不少的外国武器,他可以扩编军队,他可以专任征伐,永为西伯之长。”
    祖伊想起西伯昌曾经伐密须、灭耆国,也是个野心的军阀,很阴险,便说:“大王其仁如天,不过天讫殷命,这样大的权力交给他,可不知道他怎么样?”比干补充说:“假人元龟,无敢知吉,我也觉得大王的心肠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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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廖沫沙这里所说的西伯昌,就是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了粉碎蒋介石“和平谈判”阴谋,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全国人民都歌颂毛主席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大勇,重庆的工人高呼:“毛泽东—一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介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但是,由于全中国革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蒋介石不敢直接对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蒋介石企图在谈判桌上,逼使共产党交出军权和解放区政权的阴谋也失败了。蒋介石手下的人,对蒋介石的这个罪恶阴谋的失败,有所“埋怨”。他们抱怨蒋介石“太仁慈了”,抱怨蒋介石在“会谈记要”中,没有“消灭”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廖沫沙借祖伊的嘴埋怨纣王把西伯昌放回西岐去,埋怨纣王让西伯昌“可以扩编军队”,把这样大的权力交给西伯昌,是“心肠太好了”。这同蒋介石手下那班人的话,不是如出一辙吗?
    请读者们想一想:廖沫沙穷凶极恶到这种程度,竟要对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下毒手,他的心肠是多么的黑啊
    当西周的军队渡过孟津,势如破竹似地向殷都进发的时候,殷纣的反动统治完全崩溃了,“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都破灭了。人民群众壶浆以迎王师,大家纷纷去投奔西岐。在这个形势下,廖沫沙是何去何从呢?当时,纣王下面的文武百官,如微子、太师ci@①,李师强,太颠,散宜生等等,大批的人都离殷西去。但是,廖沫沙所刻意描写的大臣祖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微子太师ci@①等都认为,纣没有希望了,只有投奔西岐。祖伊却说:“唉,唉他(引者注:指西伯)吗,他和纣有什么两样呢?而且他滑头。”
    微子主张请西伯起兵来灭纣。祖伊回答说:“那不行,灭了一个纣,难道没有另一个纣出来?我看姬昌就是一个纣,他比纣更阴险。”“不久就传说祖伊在东海造反了”,故事就这样结束
    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是造谣说,蒋介石固然不行,但是共产党比蒋介石更坏吗?不是说人民解放战争是“以暴易暴”吗?一些政治阴谋家不是主张另起炉灶,来挽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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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一直到蔣介石反动统治完全垮台的时候,廖沫沙还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同国民党没有两样,甚至比国民党更坏。他要顽抗到底,坚持同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为敌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百万雄师的大铁拳,把廖沫沙“在东海造反”的幻梦粉碎了
    漏网的大右派
    廖沬沙同邓拓一样,是漏网的大右派。
    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党权、政权、军权。同年十月,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叛乱。在国际反革命逆流下廖沫沙这个反共的老手,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九五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廖沫沙用闻璧这个名字,在《新观察》上,以《乱弹杂记》为总标题,连续向无产阶级射出了密集的毒箭。
    廖沬沙一岀场,就恶毒地攻击所谓“新八股”。什么叫新八股呢?廖沬沙说,新八股就是:“优点、缺点、原因、经验、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污蔑说,这种八股文,都是“搬弄一些教条或经典”,“只许为圣贤立言,讲四书
    五经所讲过的道理”。
    解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如饥如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使得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暴跳如雷,大骂所谓八股文,说这样的八股文“滔滔天下,触目可见”,“言之无物,通篇是废话”。并且说:“只有这样的‘八股文’才会得到领导人的赞许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攻击金光灿烂的毛主席著作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污蔑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吗?告诉廖沫沙,我们就是不准你的“乱弹”“杂记”这些大毒草泛滥;就是要大学特学毛主席著作,大讲特讲毛泽东想,只许讲无产阶级的“圣贤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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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滔滔天下,触目可见”吗?你们说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实已经传遍全天下,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了。
    切反动派最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廖沫沙在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旗帜下,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九五六年八月间,我们报纸上报道了一位医师所开的吃蝌蚪可以避孕的单方。廖沫沙抓住这样一个小小问题,用了一个煽动性的题目《活吞蝌蚪》,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
    廖沬沙故意提出问题:“女工们活吞蝌蚪,会不会将其他寄生虫卵一起吞下去呢?”他煽动地回答说:“那还用说吗?全吞下去了,全吞下去了!”然后他挑衅性地问道:“可是谁应该负这个糟糕的责任呢?”他回答说:介绍这个单方的医生不应负责,抢先登载这个消息的报纸不应负责,卫生行政部门也不应负责。接着笔锋一转,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我这样一层层思考下去,自己也觉得茫茫然,……连个被告都没有了。如果讲责任,这个责任究竞该谁负呢?”“现在据我看:这个责任恐怕只好由那些活昋蝌蚪的可怜的女同胞们自已去负担了。原案只好作无头公案处理,着即归档!
    女人们吃蝌蚪避孕的这个责任,必须“一层层”追究下去,一直追到党中央。必须把党中央放在“被告”席上,否则,就是“无头公案”
    廖沬沙的用意是多么恶毒!一位医生介绍了一种避孕的单方,有些女同志服用了。假如这个单方有缺点,那么只要加以说明,纠正就行了。如果不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怎么会要追究党中央的责任呢?怎么竞去煽动“可怜”的“女同胞”去反对党中央呢?这不是十足的反革命煽动行为又是什么?
    九五六年十二月,廖沫沙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下限”》,更是一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黑枪。他说,不能认为“天下最爱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只是些“官卑职小”的干部,“事实上官愈高,职权愈大”,沾染官僚主义的尘土也就“更厚更多”;因此,火力应该集中于“大官僚”,而不能让大官僚主义“逍遥于批评之外”。
    廖沫沙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难关,大灾难,因此,他“请士子们——也就是知识分子们——严重注意!”,“要逃脱这个难关”,“避免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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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沫沙公然叫嚣说:“‘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我现在发现:官僚不死,
    八股文不止!”廖沫沙根据他的反革命经验,他深深懂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完蛋了,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才能逃脱难关,避免灾难
    告诉廖沫沙之流的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无产阶级的专政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不管你们多么狡猾,不管有什么人包庇你,你躲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反右派斗争叫你漏了网,但是,你们是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的
    家村”黑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干将
    当“三家村”黑店在它的后台大老板指使下,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的时候廖沫沙袒胸露腹,大吹法螺,拚死命地向我们扑来。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动了猖狂进攻。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传身护家的法宝。因此,廖沫沙这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便集中了一切仇恨,攻击、诋毁和诽谤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活动,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九五八年,仝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扬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一一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我们搞糟了,叫嚷要同我们“算帐”。我们党有力地批驳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总路线的无耻诽谤。这时,廖沫沙跳了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线》第十三期上,放出了一株毒草《要学会算帐》。他虚伪地说,“我们不赞成这种‘秋后算帐派’”;但是,他紧接着来一个“但书”,说“如果只谈‘算帐’,我们不但不反对‘秋后’算帐,而且赞成‘秋前’也要算帐”,他气势汹汹地叫喊:“有帐必算”,“大帐小帐一齐算”。
    廖沫沙这个反革命分子同我们党斗争了几十年,现在他认为已到同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吴晗抛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之后,廖沬沙跟着杀将出来。一九六○年六月,他在《前线》抛出大毒草《论“太岁头上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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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沫沙捧岀死人王充,歌颂他是“不怕冲撞‘太岁’的硬汉子”,“把‘圣贤之言’剥得不成样子”。读者一看就知道,这同吴晗吹捧海瑞敢于大骂“皇帝”,是一路黑货。麼沫沙是在鼓励人们敢于“冲撞”党中央,反对“独尊”毛泽东思想,要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自由泛滥
    “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认为,一九六一年春天是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大好形势的开始。一月一日,“三家村”黑帮总管邓拓,叫喊“春风袅娜”,向众牛鬼蛇神传下帅令:“听,春雷欲动,大野昭苏,辞旧岁,展雄图。趁良辰美景,同心戮力,坚持奋斗,切莫踌躇!”同月,反革命急先锋吴晗的《海瑞罢官》急速出笼。廖沫沙紧紧跟上,一月二十日,他在前《北京晚报》上,大擂战鼓说“春,是要‘腊鼓’来催的”,“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并且大骂所谓“和大主教差不了多少”的“天子”
    《海瑞罢官》掀起的一股妖风,冲昏了“三家村”黑帮们的头脑,他们觉得天下大变”的时机到来了。三月九日,廖沫沙提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理论《唯变所适论》。在发表时,廖沫沙觉得这个题目太露骨了,便改成:《孔子和(周易)作者是怎样观察“变革”的》,给反革命的理论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廖沫沙采取了“三家村”黑帮所惯用的“以古讽今”的手法,发出了反革命复辟的狂吠。他说:“当时”(应读作现在)是“社会历史的大变化”的时代,而“孔子”则很“保守”,“一切都得照老样子”,“不能容纳任何新鲜事物”。廖沬沙大叫要反对“至死都不敢违反‘圣人’之言的历史传统”,他说“人们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只有一个方法:‘惟变所适’”。只要把这些话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同廖沫沙的那些反动言论联系起来,那么,他的用心就很清楚了。当时,叛徒赫鲁晓夫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国内的阶级敌人则把“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这套反革命谬论当作新鲜事物,而骂我们党是顽固的“保守派”,不愿意适应新形势。廖沫沙的“惟变所适”论,翻译成明白的语言,就是要人们适应他们的反革命“变革”,跟着他们这伙阴谋家跑。这是白日做梦!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派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当然要变革,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革命的变革,对于牛鬼蛇神的所谓“变革”—一反革命复辟活动——则要坚决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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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年六月至八月间,“三家村”黑店纠集了一批牛鬼蛇神,在后台大老板的指使下,刮起了一阵大黑风。
    廖沫沙在六月十日出版的《前线》上,发表了《调査和算帐》,鼓动牛鬼蛇呻到基层去“算帐”,“既要査旧帐,又要算新帐”。不错,帐是要算的,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不仅要算新帐,而且要査旧帐,要新帐旧帐一起算!这篇文章的标题太露眼了,收入《分阴集》时,他偷偷地改为《从“无数”到“有数”》。
    接着,吴晗、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射来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个鸡蛋的家当》、《磨光了的金币》、《专治“健忘症”》等等“排炮”。八月十日,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出笼。当这群“魔怪舞翩跹”的时候,廖沬沙在八月三十一日的前《北京晩报》上,放岀了《有鬼无害论》,替妖魔鬼怪作护法,“鼓舞”牛鬼蛇神不要“屈服于压迫势力”,要“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反对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压迫。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我国,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专政者。在这种条件下,廖沫沙号召“与压迫势力作斗争”,这不是公开地号召地富反坏右起来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吗?
    当国际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准备大干的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鬼,要开展一个打鬼运动。这怎能不叫廖沫沙之流的鬼蜮恼怒呢?廖沫沙在《怕鬼的“雅谑”》中反诬我们:鬼神一出来,你们就叫喊要打倒,可是你们是“怕鬼怕得要死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者,从来不怕鬼。我们敢于消灭切妖焰鬼火,不管是洋鬼、土鬼、活鬼、死鬼,统统打倒,决不让“三家村”鬼群兴风作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的天下。
    从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家村”黑店公开营业,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国内阶级敌人的进攻最为疯狂。这时,“三家村”黑店也最放肆。“家村”黑店急先锋吴晗狂呼,反革命的“浪头”将“越来越大”。“三家村”的总管邓拓则赤裸裸地说:共产党的“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会越来越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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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很快就要解冻”。他们得意忘形,公开叫喊要我们党下台“休息”,他们加紧联络人,发展组织。
    但是,“三家村”黑帮及其后台大老板,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号召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惊醒了大地。“三家村”黑帮们的丧钟响了,不是什么“好光景就在眼前”,而是他们的末日到来了
    廖沫沙大概也觉得他们的大势有点不妙,一九六三年七月,他发出《身后事该怎么办?》的哀鸣。
    共产党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一个革命者死了,千百个革命者站起来个人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永垂不朽。那些干反革命勾当的人,一生干坏事,他们怕死了受人民的唾骂,因此提出:人死之后怎么办?
    怎么办呢?廖沫沙搬出了庄子的反动哲学来。他说:人死了,“万念俱消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只要“对身后事看得如此明白”就行。我们告诉那些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决不是人死了,“万念俱消”,“就算完事”。为革命而死,永垂不朽;为反革命而死,遗臭万年。你们这套腐朽没落的哲学是骗不了人的。
    廖沫沙的反革命立场是顽固的。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前线》上向牛鬼蛇神提出:《学游泳不要怕水》。他说:“学游泳的人都尝试过第一次被人推下水的滋味:一到水中,立即水深没颈,真使人惊慌失措。但是经过两次、三次、四次下水,就慢慢习惯了”。廖沫沙确是有反革命经验的人。从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围剿”到一九五六年的右派分子进攻,他也确实是经过“四次下水”了。他供认自口对于反革命勾当已经“习惯”了,并且告诉那些第一次“下水”的人,面对着向他们冲击的革命洪流,不要“惊慌失措”。但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只不过是表面镇定,实际上心慌得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是顽而不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们砸得粉碎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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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沫沙一生的反革命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懂得,这一场斗争决不是什么打笔墨官司,而是剑拔弩张、荷枪实弹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你活我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叛徒,变节分子,帝国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家
    村”这个反革命巢穴所jun@②集的就是这样一批黑色人物,前北京市委收罗包庇、纵容的就是这样一群牛鬼蛇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
    亲爱的读者们,象邓拓、吴晗、廖沬沙这样的牛鬼蛇神,难道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存在吗?别的地方就没有吗?不!“三家村”黑店固然是反革命复辟的重要巢穴;但是,象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黑帮人物,决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把牛鬼蛇神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统统揪岀来,挖掉反革命复辟的根子,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千秋万代,永远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
    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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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査,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常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真的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竞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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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淏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肖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木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人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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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竞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当地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企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眀确提岀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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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竞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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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杨尚昆的问题,是査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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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苫迭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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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次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烈烈,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相互颠覆,内部相互残杀。楚成王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昌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髙捧岀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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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互相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眀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煕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系。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反革命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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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杄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杄子、枪杄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百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杄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什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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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系人。陆定一就是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岀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在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离开大城市。撤岀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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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肖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杄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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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晩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幺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
    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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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辫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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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辯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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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岀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场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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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背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仝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唯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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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
    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航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白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只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釆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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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
    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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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
    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文一武,掌握笔杄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笄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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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仝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
    家村
    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
    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査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査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岀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冋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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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岀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笄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盜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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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保持晩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会议批判了朱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1966.05.23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已经作过两次检査,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
    七大”的问题。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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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彭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XX: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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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
    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
    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会议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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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央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李雪峰同志兼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中发[66]278号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和罗瑞卿二同志错误问题的材料已经发给你们。在传达这个决定时,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二同志错误的问题,可以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竞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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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大反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放肆的时候,也就是严慰冰写匿名信最多的时候。
    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击林彪同志,就是因为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他们第一封反革命匿名信,是在一九六零年初,即彭德怀反党集团已被揭发批判的时候。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揭发了罗瑞卿的反党篡军的阴谋不久封直接给林彪同志的极其恶毒的、令人愤慨的反革命匿名信就寄出了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査委员会,审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问题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讲话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讲话。一切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封建复辟过多少次。文化革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进行着,大体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解决的。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绎过长时期的。是不是比资产阶级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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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们是依靠工农兵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我们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几千年来的习惯势力是不能轻视的。
    这次我们同“四大家族”的斗争,他们是搞地下活动,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髙饶也是背后搞地下活动。搞政变的,没有长期的地下活动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有太平观念。列宁说的两条: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没死,新的资产阶级又在生长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条》以后作了两次报告,是包庇一切坏人,地
    反、坏、右反攻倒算。在社教运动中,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世界观
    的斗争,他用生产的大帽子压人,说生产搞坏了,是保护四类分子,保护一切坏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席的著作渗透着辩证法,不用辩证法是读不懂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辟,最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晢学。主席的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是对立的统一。列宁也讲过,但是毛主席阐述得更明确,更通俗,更容易为工农兵看懂主席说:《共产党宣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当然那时有局限问题,写过也不系统。马、思、列、斯是主张武装暴动,都是讲的城市,很少说农村包围城市。(周总理插话:斯大林讲过建立根据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两个海口的小城市)(林总插活:南昌暴动以后,朱德看见山多树多,说我是拜山教。)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一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重要,阐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认真地读,多宣传。今后世界革命走我们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义,包括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武装,在农村容易存在。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发展了列宁的观点。列宁讲到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反对力量,小生产者时刻产生出资产阶级分子。主席讲的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社会主义建设,列宁重视农业,但以农业为基础是主席发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国党讲过,要注意农业,不然打起仗来没有饭吃。科学社会主义有了重大发展。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来要按主席这封信来编制计划,作为编制计划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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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二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二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总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出发的,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讲话
    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这半年期间,罗被揭露出来以后又提出了彭、陆、杨。没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岀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査,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
    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岀,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乂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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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岀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
    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四大家族”的共同特点:(1)反对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2)反对主席是仝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3)完全反对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不同意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4)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
    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
    (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者是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
    从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来看
    哲学大大发展了辫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何而来是马列主义的精华,精神变物质,一般到具体(林彪同志插话:工人说学习主席著作要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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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这是加法,精神变了物质,这是乘法。)主席批评恩格斯的三个公式:质量互变不对,否定之否定不对,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三个平列。列宁强调了对立统一,没有批判恩格斯的。斯大林搞成四条,主席否定了。概括为对立,统一,简成一分为二,是主席第一个这样讲的,大大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矛盾论解决党内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决也是矛盾论的运用,工农兵学习哲学把学习推向新阶段是件大事。
    政治经济学。彭说有资木论就够了,还能再提高?这是不承认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写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主席一开始就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主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两个中间地带。十大关系的理论,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政治挂帅,自力更生,群众路线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的典范,经验丰富的很。
    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有独特的创造。革命的一切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最高的概括,是万古长青的,赞成还是反对这句话是革命派是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有阶级斗争,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也说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后就没有了,到快死了又说有阶级斗争。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领域中。
    九五七年主席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前人没有回答的问题,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讲话又发挥了。他说即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打倒了,各个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建立共产主义还很难讲。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复辟。要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上述来看,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
    主席对农民问题发挥的很多,懂不懂农民问题,是能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是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政权的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的理论是个大发展,这是能不能取得政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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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2页,共5150页
    人民军队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中所没有的,主席创造了与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是伟大的创举,农村包围城市有世界意义,有普遍意义。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是发展马列主义很重要的部分。军事问题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论,没有人民战争思想。列宁死的早,没有讲。斯大林有,但说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很重要的。(伯达同志插话,对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要有批判态度,马克思说,英国可以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英国没有地主官僚制度,没有军国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具体情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当时是正确的。这和他理论本身就是矛盾的。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批判过,说不能和平过渡了。)
    英国有一教授来中国几次,他说:“主席大大超过了马列主义,提出了四个来源,加上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辩证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理插话:中国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哲学与打倒是分不开的。)称赞工农兵学哲学。他对京剧改革很感兴趣,他说到希腊去宣传。改革他的戏剧
    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党和党的建设理论大大发展了,把党的建设与马克思的世界纲领结合起来。主席揭示党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没有矛盾就没有斗争,党的生命就要停止,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论党和党的建设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把党性提高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主席第一位提出来的,理论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解决党内问题采取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主席插话在马列主义中没有说过。)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可以保证永不变色,超过了联共党史结束语,也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斗争。十中全会主席说:有人利用小说反党,传播舆论,这是他们的个大发明。学校的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哲学系不出哲学,要重新写。我们要站在孙悟空这方面,支持左派,现在好像孙中山与康有为(保皇党)的斗争,要建立起左派的优势。
    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02.17;中发[1979]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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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3页,共5150页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提岀有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彭真同志当即请求中央审査。中央决定就此问题进行审査,但没有查出事实根据。林彪、“四人帮”一伙随又强加给彭真同志以“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二月兵变
    畅观楼事件
    此
    莫须有的罪名。以后转入审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中的一些问题。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同志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经中央组织部复査,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哉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査。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二00七年三月六日初稿2011年7月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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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节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5月8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
    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5月14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5月8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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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
    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1500卷书,1400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
    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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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
    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
    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聂
    元梓宋一秀夏剑豸
    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
    李醒尘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
    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最高司令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打歼灭战。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全国北京都展开了斗争。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刊有点名的,还有没有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都是有计划的,都要纵深发展。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听说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报上点名的是有个计划的。现在已经发表了几篇号召。就按这个行动将来还会发展。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的进行。北大也要组织好,炮火猛烈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这不是束缚大家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么?哪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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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动的笔杆子,是思想文化的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开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到北京日报社去抗议不要太多。大会声讨但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也可以适当延期,说明不开就不开,这些会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住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们辫子粗,抓也不要抓。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作出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晩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晩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
    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
    今天我们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周信礼同志的文章《剥
    “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并在第二版上发表了黄丑和等同志批判资阶级“权威”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了对毛主席著作无比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严正地驳斥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反对工农兵群众活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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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主席著作的种种谬论。《文汇报》的编者说得很对:“凡是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是多大的‘权威’,我们都要有勇气批判它,打倒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牛鬼蛇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对待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敌视,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我军是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和亲手抚育下,在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无限热爱和永远忠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什么牛鬼蛇神,都不在我们话下。任何资产阶级“权威”,都不在我们眼里。他们越是拚命地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对,做得对。他们越是无耻地污蔑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就越是证明我们学得好,用得好。我抓住突岀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反对美帝侵略、搞好战备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只不过是更加暴露了它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罢了。
    我们一定要遵照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和全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戳穿资产阶级“权威”的画皮。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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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决定,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及其它各报的人,来开个会。讲什么事?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撑不起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灭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过去在文化战线宣传上,人民日报常受主席批评,“门市”东西多,人来人往,红白喜事登得多,文化革命方面东西少。国内其它方面也有缺点,还是有成绩的。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康老:我管得也很少,只是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些反修文章)。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
    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岀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导起来搞,找全国能写的写,谁不给写?主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的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有的东西必须转载,大量的不一定要转载,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编些,人民群众中来的稿件也多得很嘛。要有些特色,有些白己的东西嘛。大量的都是这样那样转载的东西,并不必要。
    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在文化革命方面,一被动下来,始终未取得主动。四月就该转变。从你们大字报看,四月十五日以前,比其它报早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你们四月就可有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四月初彭真的性质已经明朗了,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了三个版材料后,中央通知不要转发,四月下半月,有了中央的通知,人民日报应争取主动。这机会丧失了。到五月上、中旬
    十号左右还可争取主动。出现了什么局面,中央机关报不带头,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带头。群众对人民日报意见那么多,报纸这个环节没抓好,通讯社发稿,电台播音稿也发生了困难
    天出六大版,抄别人的,自己东西有一点。中央党报,国际时事这么多……。至少应说,被动、挨打是自己招来的。怎么办?主席早说了,五月十二日在电话上告诉的:“内攻外帮”。主席考虑,人民囗报不在报上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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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世界人民不理解。要帮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早先两次机会失去了,这次还来得及。如果人民日报的同志这时转变过来,也比较好。可是,又半个多月了,还是转变不过来。看到群众来信批评,上边…大字报,就不行了。初步认识了错误、责任,可是不能挺起腰杆来
    不了解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变成这个现状,人民看不顺眼,国际上也有反映。北京日报出了问题,根子在那里?好回答,可以告诉读者在北京市委,写“过去市委”就交待了。人民日报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子,是不是中央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同志未觉悟到这一点,未觉悟到处在什么地位。
    白己惶惶无主,考虑个人得失,感到某些刺激,就不顾工作了,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一样。
    过去几个关,能争取主动,未争,自己不认识自己报纸的性质不同于其它报,是代表中央发言的,要意识到这个。出了问题,反映出国家政策、中央领导有了问题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了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这样拖下去不行了。常委决定:还是帮,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改变群众观感,在于改变版面、内容
    北京、上海各报,要帮人民日报,这也是党性问题。不要抢东西,将好东西让人民(日报)先发,自己转,红旗也要让人民(日报)。
    在文化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宣传不力。
    国际、国内经济生活,在原班人马可以搞好,主要是领导人精神恍惚、瘫痪,挺起腰杆来,有错误就改嘛!工作组来了,不是更没主动,而是更要争取主动常委指出:第一改变报纸面貌;第二检查错误。瘫痪、半瘫痪、四分之一瘫痪都不好,新华社一样,广播台一样。对你们三个单位交待清楚,第三做好工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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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挨打的局面要改变过来,靠三个机关的同志自己努力,又是个机会,改正错误的机会。也会有人不安心,大字报要贴,让他贴,但不要到处贴,乱轰轰的,可以贴在一个房子里
    多数同志第一抓业务,业务转过来以后,检査思想来得及的。各有各的账,错误性质不同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志不要自己解除武装,自己能写也不写了怎么能成?笔杆子一大堆,主要看编委会抱什么态度,对待工作组的领导,如何争取主动,批评自我批评,也可以做,实在不成,放一放也可以
    第一要把工作做好,多数同志转到工作上;第二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系统检査检査,等报纸面貌改观了再说。大字报还可以继续贴,系统的检査下步搞
    大家帮,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改变过来了。中央也要象个中央嘛!这状态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台都是中央的,大家都要理解自己应做什么工作,以后永远要理解到。其它报刊不要抢。这是党性问题。要从党性、全国、国际反帝反修的利益岀发,要把报社台撑起来搞好。开工!好机会,挺起腰杆子!
    第一抓业务!大字报可以继续出,精神状态要改变!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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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杄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肖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仼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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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硏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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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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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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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今天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伟大变革的新时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战,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却硬要把我们拉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泥坑里去,挖我们的社会主义墙脚。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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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坚决同他们斗争,把资产阶级的妖风彻底压倒下去,才能使大家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主席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天天企图影响我们,腐蚀我们。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也还在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搞理论,搞学术,搞文艺等等,在文化战线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不要认为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匈牙利事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一批修正主义文人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他们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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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前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是从思想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是从思想上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胜利,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胜利
    我们应该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来,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我们必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正义事业,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国人民要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这一切影响下解放出来,这就将发生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强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有意识地发展共产主义思想,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冾,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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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1966年6月2日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下,正进入个波澜壮阔的高潮。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胜利闭幕了。这一届“上海之春”,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力量,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磅礴气势,发挥了工农兵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
    第七届“上海之春”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届音乐会演出的二百多个节目,洋溢着昂扬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气息。在全部节目里,都贯穿着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热情歌颂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它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又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参加第七届“上海之春”演出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大唱“对台戏”。牛鬼蛇神疯狂地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牛鬼蛇神竭力诽谤社会主义,“上海之春”则热烈赞美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艺术舞台,排斥工农兵英雄形象,“上海之春”则尽情地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牛鬼蛇神宣扬什么“离经叛道”,“上海之春”则热情地宣传和歌颂毛泽东思想之“经”、人民革命战争之“道”。“上海之春”的演出者们说得好:我们的每一句歌声,每一个舞步,都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的子弹!第七届“上海之春”的举行,是革命人民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一次大反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届“上海之春”,正是遵循毛主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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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而举行的。人们可以看到,工农兵群众登上了音乐舞蹈的艺术舞台,参加了创作、演出和评论等一系列活动。在开幕演出的节目中,大部分是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的作品。许多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向资产阶级音乐舞蹈“权威”、“专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个事实,决不止是说明工农兵会唱几首歌,会跳几个舞,而是说明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这标志着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大主力军,是文化的主人。与此同时,上海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了这届“上海之春”,他们演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英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并且把节目送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演出,受到工农兵热烈欢迎。这是他们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工农兵以后取得的成果。他们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努力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真正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上海是一个拥有百万产业工人的城市,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上海的革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国起了先锋的作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得仝国各地学习的。
    第七届“上海之春”,不仅放射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的革命形势。目前,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六月一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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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工人写信给南大党委,对该校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批评,指出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南大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信,由匡亚明亲自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按语”。这个按语,有意混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要学生“投入学术大批判运动”,根本不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按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通过运动要“初步拟定今后教学计划,为下半年教学作好准备”,企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到邪路上去。按语故意把水搞浑,要“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转移斗争目标,打击左派。这个按语还左一个“无意识”,右一个“客观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打掩护
    二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对分校政治处提出责问:是否愿意彻底革命?
    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棽、王秀英、鲍玉花、周慧和苏寿祁等八人,联名写了一张《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义正词严,向匡亚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言行提出了责问
    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下午和晚上,匡亚明在分校连续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挟持党组织,欺骗党员,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正确”,然后别有用心地诬蔑批评他的人是“不怀好意”,布置立即组织“反击”,煽动大家“不能手软”,对革命师生进行恶毒的诬蔑、谩骂和恐吓,把革命师生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
    六月三日,匡亚明继续在上午他召集的党总支扩大会上,命令进一步“跟踪追击”,用大大小小的所谓“讨论会”(按:即斗争会)进行反扑,打击革命派为了做出样子,匡亚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参加所谓“讨论会”,破口大骂革命师生。在外语系,他诬蔑写大字报的学生是“反动派”,他甚至谩骂有的学生连“反动派”都不如。并且一再在群众面前,给那些革命积极分子戴上各种无中生有的“帽子”,强迫他们“检讨”,还下命令要一律取消那些写大字报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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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的资格。这些暴行,完全暴露了匡亚明这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
    在匡亚明的策划和组织下,从二日到五日为止的短短四天内,在溧阳分校的
    五百多师生员工中,被斗的共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他们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其中有一些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个不在家外,三个全被斗了;四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标兵,也被斗了。有的被反诬是“小三家村”,有的被说成是“黑帮”,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有的甚至遭受到人身侮辱。三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后,竟然趾高气扬,叫嚷“反击”形势大好,命令溧阳分校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并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大肆吹嘘他在溧阳分校的“经验”,颠倒黑白地说是“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匡亚明为了压制常委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强调“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妄图继续打击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势、方针: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导下,发展很快。首先是北京市党员团员、大专学生彻底揭露“三家村”,党团员很快投入战斗。各个学校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到北京日报社示威,轰轰烈烈发展很好。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除“家村”继续批判外,又开辟了新的方面。六月一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大专学生首先响应。“
    九”是在北京搞的,北京青年具有革命传统,形势
    发展很迅速。公布以后,其它大专学校予以声援,写了大字报,送了信,派了很多人去,很快的起来了。中小学也起来了。五十所大专院校,几百个中学的学生,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我们的形势表现的很好。学生要认真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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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学生。广大群众一下子起来了,至于方式方法不当,领导来不及作报告,方式方法不当,这也不算什么,还没来得及讲,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下子起来原来北京市委掌握着印把子,我们不能听他的了。这证明我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毛主席的热爱。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切为着前线。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市委如此,各级领导也如此,北京市委领导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在革命中,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是反动,但只是一小撮很少数。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要相信很多干部都是经党多年教育,在群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左派,不要束手束脚,东张西望,更不能躺倒,要站起来,站到前面。团是助手,当然也要站在前面。有错误的怎么办?而且也许是黑帮,绝大多数是好的。就是有很多错误,同志们也要站出来革命,起来和自己的错误决裂。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岀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査,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有人受了蒙蔽,听风就是雨。这些人是可以原谅,还有一种糊涂虫、或是坏分子。今天以前还有人活动,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动。有错也可以站出来,你们要好好检讨,可以减轻错误有问题如果来不及,先讲几条,现在我们首先要革命,过几天再讲,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发动群众,还要很好掌握政策,也得划几个杠杠,不算什么框框,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一杄孑插到底,政策和群众见面。今天以前,群众还在抗议市委,今天四点钟一宣布新的北京市委,马上就在操场欢呼,拥护北京市委的改组。个革命者怕群众那还得了,一下子人家不了解你,把你包围了,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有一个学校,对我们派去的工作组也不信任,工作组一去就被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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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什么人?答:市委来的。问:哪个市委?新市委,旧市委?答:新的!问:有介绍信吗?答:没有,我们去拿。质问:你想逃跑。后来打电话给华北局,证明是新市委工作组的,马上鼓掌,拥护他们,把他们拥上台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打了才知道是一家人,委屈了一天,饭也没吃上,受了委屈,为革命嘛,没什么,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要束手束脚。政策赶快给群众见面。你不领导有人领导,革命者不领导,右派就要领导,我们也派了一些工作队下去,但不能下去那么很多,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几个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说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革命也讲,反革命也讲,要保护群众积极性,不要在群众中批评,不要泼冷水。北大的万人大会,我说不开,你们要开,那就开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字报内外有别嘛!中央有指示,只是换个地方,你要贴在饭厅门口,我说你贴到里面,如果你硬要贴,也可以,不过外国人知道了,照两张照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两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垮不了台。已经贴了的,自己愿意揭掉,我们欢迎,或者,再另写一张贴在上面。有的同志在下面做坏事进行造谣,好样的站岀来,辩嘛!没有真理才造谣,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划清界限!
    中央几条指示
    1.大字报可以出,可以贴
    主席向来主张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很好的武器,学校可以出。(1)不要往街上贴,我们大字报是同志们看的嘛!贴到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很多,帝、修、反去照象。(2)有外国留学生的学校要内外有别。留学生中帝、修、反都有,放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们看,就这么一点,没有别的限制。
    (3)内容原则上不限制,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也可以辩论,揭露批判有一些可以劝说,政治斗争可以写,私生活(男女关系)不要写上去,容易引上邪路,影响团结。
    2.各种会议可以开:(1)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声讨会、代表会都可以开。(2)班、系、团员大会都可以开,只要地方允许就可以。最好在校内开,分散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在有外国人的地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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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要上街,不要包围住宅。我们上街队伍浩浩荡荡,帝、修、反就会造谣,他们写个报导,说我们反对政府,当然也会照象啦。这样有些坏人,三个游鱼,脸上也没刻字,混进去就更危险。这场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他们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摇欲坠了。我们是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应听毛主席的话。现在还不需要上街,如果需要党委会出来领导的,需要了还有民兵嘛!还有解放军嘛!这不怪同学,我们没讲清。现在美、法、苏修及东欧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大使馆,整天在我们国家搞情报。也不要包围什么人,有人到吴晗家,上了房了,一共三起,也有一些无组织的群众,他们把吴晗拉到胡同里斗起来,打死了就麻烦了。昨天晩上又包围了陆平的房子,结果给弄了出来,推了一阵,斗了一顿,我们主要是政治上把他们斗臭、斗倒,最后还是要改做新人。“五四”时,打卖国贼,因那时我们还没有政权。
    声援北大,最好写大字报、写信,硬是要去是否派几个人就可以了。昨
    天去的人很多,客人上去就干,主人也不好开展工作,如果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就要搞乱了。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
    5.国内国外要区分。
    6.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大家都提高,不是怕他们,万一出现了,有点破坏也没啥了不起,也不要过分紧张,“三家村”黑帮想要混水摸鱼,我们现在要瓮中捉鳖。
    7.斗争靠群众,大字报、开会都是讲道理,不要一听是讲道理,就又回到了课堂。不准打人,不准侮辱人,在四清中对农民讲清不准打人,他们也会认清的,打错了道歉;但不好,一个阶级内就不要打架,这样容易被坏人利用。
    8.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思想斗竽,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乂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这些是他们趁我们三年困难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防止转移目标,走到邪路上去。下面着重补充一点:《北京日报》挨打挨了几个月,问题主要出在《北京晚报》和《前线》,而《北京日报》后期起了包庇作用。《北京日报》已改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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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编委由《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和《山西日报》总编辑组成,这两家报是办得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机关报了。他们的责任我们不负。我们要清算(原文如此)他们,大家不要再追了,再追就追到我们头上了。新的市委欢迎批评,包括今天的讲话,有意见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过我今天是宣布中央指示,按这个精神办是不会错的。有人递个纸条问:有些人象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他暴露了,这是好事,和老虎在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
    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革命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木敌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死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一批一批地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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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同志还作了这样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的。他们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
    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堂”,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这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史学界“保皇党”的无比仇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他们竭力抗拒和破坏这个革命。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有一批人,还借历史上的僵尸,直接地恶毒攻击伟大的无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史学界里的两军对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最新最高的发展。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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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在史学领域里当然也是这样。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这条定律,对于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完全适用的。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象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的“东霸天”、“西霸天”。
    这些“权威”们,把史学领域当作他们独霸的地盘。别人发表文章批评他们他们竟然公开叫嚷,这是“侵略历史”。我们告诉这班老爷们,对于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乂史学体系,彻底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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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本报今天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条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两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四时广播以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閉体和驻军的热烈拥护。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晩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的党、政机关许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执行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北京市委。
    前北京市委,在教育方面,也是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北京大学就是它们控制下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正如北京大学广大学生所揭发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坚决按照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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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北京市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党中央的。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反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战斗。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北京大学的广大学生、职工、教员,在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正在对陆平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清算和斗争。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看样子很凶。在他们的控制和封锁下,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但是,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群众起来之后,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很快被揭穿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的国家是一片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仝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我们坚信,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前北京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它的影响,一定能够被彻底肃清。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广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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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革命同反革命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这个斗争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不仅要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我们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
    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论”,打出了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谨慎”,要“慎重”,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等等。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欺骗群众,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柯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时机一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木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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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是犯错误的专家。你们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工农兵的觉悟和力量的估计完全错了。你们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的估计也完全错了。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来掩护你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作为保护伞,来掩护你们退却,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妄想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同你们这一伙牛鬼蛇神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让你们米专我们的政,更是绝对办不到的。你们这些家伙,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们这些狼不要以为一披上羊皮,就可以迷惑什么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眼睛雪亮。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反革命黑幕揭开了,把你们的魔爪抓住了。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伪装层层剥光,把你们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自由”,强调所谓“放实际上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党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你们的“放”,是适应你们本阶级的需要,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党的方针不是要‘放’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打出的一个幌子。是的,我们坚定不移的采取放的方针。毛主席说:“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主席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特别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的放,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是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的。你们的所谓“放”,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只许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
    专
    家”、“学者”放毒,不许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反击句话,你们是借“放”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1)(2)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多年来,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放手让牛鬼蛇神出笼,配合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直在大肆放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你们的毒草,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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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什么人批准。可是,当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反击战的时候,你们对工农兵群众,对无产阶级左派,采取的又是什么态度呢?凡是批判毒草的东西,你们都扣下来,有的一压好几年。你们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吓唬工农兵。你们吹捧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不准工农兵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权威”,不准工农兵起来闹革命。
    可见,你们所要的“自由”,不是别的,你们要的是开设“三家村”黑店的自由。是散布“燕山黑话”的自由。是大演《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兵临城下》等黑戏黑电影的自由。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鼓劢他们卷土重来的自由。是对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泼冷水、打棍子的自由。是大肆宣扬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自由。你们要的“自由”,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自由,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自由,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自由。一句话,就是要反革命的自由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白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你们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决不能给你们这种自由。如果允许你们有反党的自由,反社会主义的自由,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口口声声要“平等”,说什么“在真理面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一个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口号
    你们果真是讲平等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当你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你们是何等猖狂,何等霸道。你们对那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东西,奉若神明,视为至宝,大登特登,大讲特讲,大演特演,大捧特捧。你们对工农兵的东西,甚至象那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却看得一钱不值,公然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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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为“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的典型,一棒子打入冷宫。这难道算是平等吗?你们放了那么多毒,我们刚一反击,你们又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竟然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污蔑我们的反击是什么“武断”,什么“以势压人”。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要负隅顽抗,拒绝批判打击无产阶级左派,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这难道也算是平等吗?
    你们果真是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所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竞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髙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指示和最高领导,就是热爱真理,拥护真理,坚持真理。你们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穿了,就是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代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的一个大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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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亳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在你们这帮牛鬼蛇神招摇过市的黑旗上,还标着“博爱”的字样。你们“博”什么“爱”?你们是对资产阶级充满着爱,对无产阶级充满着恨。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让我们看看,这些充满“博爱”精神的慾善家们,究竞“爱”的是什么吧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向党猖狂进攻,要推翻党的领导,对我们党要恶狠狠地头一棒”、“狗血淋头”的时候,你们这些后台老板大开绿灯,大敲战鼓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得意忘形,拍手叫好,以为你们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可是,好景不长,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幕很快就被揭穿了。当你们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时候,你们乂慌慌张张地扯起什么“博爱”的破旗,摆岀-副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伪善脸孔,叫嚷什么对那些“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要容许他们“保留意见”,不要“不准革命”,不要“揪住不放”,等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对你们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是多么休贴入微,爱护备至啊!可是,你们对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却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要“整”他们的“风”,要“清理”他们,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吃掉。你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你们的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这些家伙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是一丘之貉,是一路货。我们同你们之间是势不两立的,我们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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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爱你们。你们对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党,对人民群众,是那么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难道我们对你们还能够讲什么“爱”吗?对待革命的敌人,我们决不搞温情主义。对你们的温情,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对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残忍。我们决不能把豺狼当绵羊,把砒霜当蜜饯。我们决不上你们这些笑面虎的当。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须给你们以毁灭性的打击,把你们彻底搞臭,彻底斗垮,彻底打倒,把一切“害人虫”统统扌除干净!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世界观。这个口号,从十
    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提出到现在,已经两个世纪了。它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虽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口号来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他们继续用这个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来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在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更多的人受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奴役;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
    当资产阶级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以后,他们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并且通过他们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利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反动口号,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老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扛起过“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为了反对和破坏世界人民革命,也扛起了这面反动的黑旗,并且把它载入了臭名昭著的苏共纲领。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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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也是利用这面黑旗,煽惑群众,进行反革命叛乱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打起这面黑旗,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曾经大肆宣扬这个反动的口号,用来对抗党中央,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你们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又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这个破烂货,改头换面,加以伪装,作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帅旗,作为你们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行动纲领,作为你们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法宝。你们继承了古今中外资阶级、修正主义的衣钵,结党营私,招摇撞骗,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这是枉费心机,白日作梦!你们的下场决不会比你们那些老祖宗和弟兄们更美妙一些!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总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队伍在增长和扩大中也掺进了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中,也会有些人蜕化变质。加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整我们。这些都使得我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危险。对国外的敌人,我们要百倍警惕,对国内的敌人,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要重视拿枪的敌人,也不要小看不拿枪的敌人。披着羊皮的狼比普通的狼厉害,比一大群狼还厉害。打红旗的敌人比打白旗的敌人更危险。糖衣炮弹会打死人。笑面虎会吃人。我们千万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顾了业务,忘了政治。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那就是马大哈,那就是糊涂人。我们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只能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对待革命的敌人,不能靠劝说,而要靠斗争。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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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立在其中。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说我们是“爆破手”,是“棍子”。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谁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打倒谁。不管他是哪一号的“权威”,不管他有多髙的地位,都要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目前,我们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是大好形势。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住了各种风浪考验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任何牛鬼蛇神,任何阴谋家和野心家,想要从內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大篡党篡军篡政的丑剧,都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都一定要身败名裂,都一定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正义事业,来激发我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全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猖狂进攻,坚决拔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在中共中央英明地改组了北京市委之后,新的北京市委立即作出决定,成立《北京日报》《北京晩报》新编委会。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宣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生了!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新胜利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堕落成为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成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工具。这三个报刊曾经散布大量的毒素,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蒙蔽人民群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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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广大读者的批评。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抗拒党中央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妄图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当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在四月十六日,制造了一个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舍车保帅”的大骗局、大阴谋。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和其他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家伙的阴谋诡计,本来早有觉察和抵制。自五月八日起当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全国各兄弟报刊,各地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本报大多数愿意革命的职工,以雷霆万钧之力,高屋建瓴之势,展开猛烈进攻,到处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很快地就把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近两三天,在文化革命大好形势鼓舞下,北京市呈现一片欢腾景象。许多工厂、郊区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商店,纷纷集会,庆祝胜利。这就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大灭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事实再次证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面前,不管什么人,如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当新生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天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们郑重宣告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也当作办报的最高指示,坚决把这两个报纸办成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报永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同全市和全国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和全国各兄弟报刊紧紧站在一起,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彻底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黑帮的进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激发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一切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决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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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办好,使它充满工农兵群众的战斗声音,永远生气勃勃。
    亲爱的读者们,本市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新的胜利。但是,这还只是我们在斗争中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坚决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满怀信心地认为,有伟大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监督和热情支持,我们一定能够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坚决地冲锋陷阵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地、永远地飘扬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个阵地上!
    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
    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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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
    ,四次反“围剿”打胜
    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
    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木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岀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
    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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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
    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
    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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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岀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
    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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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九五七年时大字报,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別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
    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绎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岀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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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情理。
    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六,一0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ⅩⅹⅩ’,‘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岀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
    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撤消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开大会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对南京大学事件作了肯定地报道。
    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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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
    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
    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事件延续到第二天,
    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
    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査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
    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仝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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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
    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
    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新华社发表通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
    最近,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揭发了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反动罪行。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进行检查,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南京十五日电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揭发和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的罪行,一致表示要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二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全体师生大会,动员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声讨匡亚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大批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首先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仝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十二日的大会上,刚从溧阳分校赶回来的几百名师生,受到了校本部师生的热烈欢迎。分校学生胡才基、朱英才、孙家正、王晓中和教师苏寿祁,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们热烈拥护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说我们有伟大的党的领导,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把匡亚明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仝部揭发出来。我们不斗倒他们,决不罢休。校本部学生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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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我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无限地热爱党,我们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干一辈子革命,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永远和一切牛鬼蛇神斗争到底
    广大师生员工通过对匡亚明的揭发和声讨,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一致表示:匡亚明虽然被揭发出来了,但匡亚明在学校散布的毒素还远远没有肃清,其他一切牛鬼蛇神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十二日的大会是由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二书记胡畏同志主持的,他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广大师生上午听说南大要开大会,当时就写了声援南大革命师生的大字报,下午,他们派出了二百多名代表,带着大字报和声援信参加大会。南京工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工程学院等院校师生代表,都当场写信,一致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南京师范学院的代表在信里说:“我们坚决和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向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把一切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把一切牛鬼蛇神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会结束以后,各高等院校师生还纷纷写大字报、写信、打电话到南京大学和新华日报社,表示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支持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夺了他们的权,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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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以来,广大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向一切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匡亚明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负隅顽抗,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必然要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盜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一整套专政的工具,来对付革命的群众和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抗。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他们这样干的结果,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完仝暴露了他们这些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也就为他们的彻底垮台敲响了丧钟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积极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正确地指导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集中火力,集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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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报。切革命群众,都最喜欢大字报,都把大字报当作揭露和战胜敌人的最强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贴一张,我贴一张,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都可以揭发出来,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都可以揪出来,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们就是要大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长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对那些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一定要群起而攻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就要在报纸上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坚决进行改组。像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像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
    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统统打倒,把他们盘踞的一切阵地统统夺囯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一七事件”
    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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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后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
    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仝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
    同学,其中张ⅩⅩ、朱ⅩⅩ被定为“反革命”。张ⅩⅩ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
    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后,邓……具体指示我说
    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
    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
    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
    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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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
    “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
    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九六六年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辫论也可以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
    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辫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日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
    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査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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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
    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6.18反革命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等系发生批斗校系干部、教师四十余人,出现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打人的所谓“六.一八”事件。
    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当晚,张承先在全校大会上说: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天,北大大工作组发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
    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岀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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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窜,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修治才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裝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杨文良,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志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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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镜,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喊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聂元梓认为6月18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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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
    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
    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写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
    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
    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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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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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我们充分信任群众,完全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所以我们提倡群众写大字报,以利于我们对敌斗争,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大踏步地前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到地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
    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给地质学院反工作组的学生写信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之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组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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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高树奎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
    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
    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ⅹⅩ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兔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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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一附中“六·二0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九口,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
    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仝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
    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
    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6月
    7日,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盖子以后,到6月9日仅仅两天,广大革命
    师生被揭破了XX反革命集团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阴谋,把Ⅹ、ⅩX、XXX等钻
    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把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但是自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
    广大革命群众倍受压抑。XⅩ之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现在斗争几乎处于停
    滞状态。6月17日以勾XX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变这种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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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充分地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勾XX
    之流是我们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盗窃党的名义,利用工作组的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
    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ⅹX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
    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
    在勾ⅩX这些反党黑帮操纵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倍受打击
    XX之流却在工作组的百般庇护之下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
    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的依靠革命左派,围绕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样“审问”、“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选对斗争目标,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在他们制造的内部纠纷达到高潮的时候,突如其来地胡说什么“对象已经选
    对,群众基本发动,问题已经揭露”,勒令要在两天之内斗争X,三次斗争会
    使作定案,然后,将运动的中心引到清除革命同志的“修正主义影响”。他们的斗争对象是谁?是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群众是已经发动起来了吗?绝对不是问题已经揭透了吗?根本没有
    勾XX之流是反革命黑帮庇护者,阴谋避开武装颠复、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
    这些根本的政治问题,急急忙忙给作出定论,让XX轻而易举地溜之大吉,和他
    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立场坚定,眼睛雪亮。当我们认清了这个大阴谋之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比惊恐,无比仇恨,他们给我们扣上“保皇派”、“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等大帽子,咬牙切齿地声称:要开全校大会,审问我们,斗争我们
    好一个“革命的工作组”!你们对XX之流温柔亲切,那样百般庇护,那样
    爱护倍至。可是斗争起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却板得这样凶,调门却喊得这样高,牙齿却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你们的美梦做得太早了,你们妄想偷天换日,瞒天过
    海,难道骗得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吗?XX反革命集团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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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82页,共5150页
    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妄想利用勾XX之流的掩护,溜之大吉,重整
    纪纲,这完全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我们把勾ⅩX之流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彻
    底砸烂,正是为了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仝校的无产阶级左派和一切革命的同志赶快擦亮眼睛,辨明真假,把勾XX
    这些钻进我们肝脏的毒蛇揪出来,砸个稀巴烂!
    毛主席教导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不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连根铲除,誓不罢休!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高髙飘扬,永远飘扬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北师大附一中的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刘少奇说
    现在左派在争取群众,右派也在争取群众,中间派摇摆于两派之间。因此左派如何争取群众争取多数是个大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多数群众。没有多数,就不能战斗,少数人作战就不能胜利,少薮人战斗一定要失败的。
    现在不能斗刘超(党支部书记、校长),内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间是要出事的
    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氵
    人
    高二两人),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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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你们开一千多人大会,有把握没有?要充分分析学校的形势。到底是什么形势,以后怎么办?要研究这个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这是他们的态度。要贴还让他们贴。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内部还不一致,所以斗争刘超是不是太早了。斗争刘超这是阶级斗争。他是阶级代表人物嘛。权已经夺了。工作组来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他还有什么权,问题是如何斗倒斗臭。斗这些人,是阶级斗争。你们没有参加过,如何斗法不知道,只是要斗,但不知道怎么斗。和我们革命初期是一样的。
    阶级斗争怎么斗法?和打仗一样,要有战略战术。
    打仗就要组织队伍,队伍组织好了没有?现在中间派,可以跟你们走,也可以跟他们走。中间派很容易被右派争取去,不是紧紧围绕在左派的周围。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争取中间派,戴高帽子,中间派不是也去了吗?队伍没组织好,打仗没队伍怎么行?打仗没队伍不行,队伍要组织好。一个团就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是一个营,说冲锋就会冲锋。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往前冲往后冲你们没有把握。这样的队伍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呢?队伍要有训练,没有训练,往左往右冲锋陷阵都不晓得,那也不能打胜仗。其次,队伍组织好了,绝大多数跟着左派走了,队伍训练好了,队伍要有枪。没有枪,棍子也要拿一根。(棍子)枪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二十三条”,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子弹就是材料,要掌握材料。
    队伍组织好了,也训练了,武器有了,子弹也有了,再开始作战,就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争取胜仗打得多。只要胜仗打得多,打三仗胜两仗,领导就可以站得住。打三仗两次败一次胜领导就要站不住了。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要胜仗打得多,打胜仗多士气就越来越高。打仗不胜不败相持一下,相持下怎么办?准备工作本身就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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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讨论这张大字报(注:给工作组长贴的)开班会,工作组派人听,各班派代表,讨论这张大字报对不对,你们赞成不赞成,什么性质。这本身是组织队伍,统一学生思想的,这张大字报一煽起来队伍就不太整齐,这是组织队伍统组织。这会有人跟他走的。讨论就有斗争,这就是组织队伍
    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
    开讨论会他不来。你不开会,工作组决定一定让它开,我们召集嘛。看你来不来,不来更好,不来就分化了。不来,就作一个一个人的工作。来一半人开会那七个人不到也可以。这样一搞,全班不会一致,他们就孤立了。七个人可以分化,一分化就弄清谁是积极搞的。要开几次会,直到讨论清楚为止。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各班讨论,这张大字报内容是对的,是错的,是部分对的,还是部分错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如何入手?一方面作斗争,一方面学习在斗争中学会如何搞阶级斗争。首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战略战术,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二十三条”上工作方法都有,也讲了这一条
    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革命的五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
    十三条”这一些都是武器。学习的时候,不要抠一字一字的,要体会精神,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掌握武器。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我们和他们有矛盾,要对他们有压力,有压力就可以分化,找他们谈话。不要压得太厉害,要跟他们讲:不要另组织一套,要跟我们合作,指出你们高三知道情况多,你们要真革命,可以领导我们,不要自己走第三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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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你们跟着我们走,还是跟着刘超走?还是组织第三派?指出你们好了,可以参加领导。你们态度不明朗不行。先争取和刘超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学生揭发刘超没有特大力量,教师知道内幕,他们起来揭发,力量大。先找少数人个别谈话,再争取一部分人。大部分就可以争取过来。那四个重点人物,也要去争取,也要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起义最有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争取陶书寅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让她自己批判、揭露,刘超,前市委,让陶书寅揭发。让她自己说。不要怕她捣乱,越捣乱越好。除了刘超以外,都让他们起义,孤立刘超。先背靠背的揭。揭的材料掌握到工作队的手里。陶书寅不检讨再斗也来得及。如果她揭得好,可开检讨会,从宽处理。如果揭得不好,我们也做到仁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嘛,要弄假成真。但要说不够,进一步交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策略,不好。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学习。
    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起义也要欢迎,找他们谈话,就是训练队伍,开会让他揭露,起义也要欢迎。对检讨要有分析,不要把真检讨当作假的。指出你们检讨得不够,要指出不交代就孤立。对学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
    日市委领导嘛,旧市委有错误,没揭刘超之前,跟他走不算犯错误,只要坦白就可以赦免。他是书记是校长嘛。以为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现在是工作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再跟他走就是保皇党了。把这些人搞过来使他们不再跟他走了,这样就有了多数。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工作组到校以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有问题要交代不算犯错误,不咎既往,交代就完了,不过来就可以压他,把主要的孤立了。不然自己队伍没有组织好,打最强的敌人,如果他不低头,说我没有错误,学生就要打他,你们就不叫打,你们又成了保护他的人,学生就会不满,这样就会抵消了力量。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对这七个人的大字报要讨论,一讨论必然有赞成他们的,他们就表明态度了。赞成他们的人有些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这七个人不一定是敌人必然要分化,他们的后盾是地下的,你们不清楚,你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清楚。你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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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所以一定要分化高三(3),高三(2),主力部队不是他们,主力部队没上来。高三同学要站起来。高三(2),高三(3)一定要分化要集中力量作他们的工作。一定要把高三(2),高三(3)同学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战斗,争取教员也是斗争。本来阻力是他们,他们不站起来,现在还不是你们的队伍,就是跟敌人勾结,刘超并没有真正的孤立
    愿意革命的是绝大多数,一时没有站起来,是暂时的,左派靠不稳,领导权不巩固,不要因为群众已经团结在你们周围了,敌人首先进攻你们的。就是要把群众团结起来,教员工人也讨论,很好的讲讲斗争策略让他进攻。争取高三(3)高三(2)才能作战,争取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要有点压力,压力不要太大太大就要使他们到对立的那面去了。不要伤感情。他们的错误是可以改的。要宽大,这样大多数队伍是可以过来的。条件成熟了,先找薄弱点,不要一下子打攻坚战。攻坚败了就会打人,一打人就上当了,这样不能斗倒斗臭。
    现在是准备斗争。要争取初三同学不要听他们的话。不好的教员开会压他下,少数人跟他谈,工作组,学生跟他谈,叫他交代,指出你不是黑帮。既往不咎。人家攻来了,要在班上讨论,正好包围他,要马上讨论这张大字报。要宣布既往不咎。不要斗得太厉害,要压他一下,争过来。死顽固的不过来不要紧,讨论大字报也是斗争,斗争有准备,力争开好,几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开坏了不要紧,总结经验嘛,再战斗嘛。你们热情髙,能领导好。要注意坏人利用你们的热情,你们不是没有工作,这也是一种学习。
    面对面斗不好怎么办?文斗还是武斗,要正面提,叫大家讨论,和大家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吃透两头。要挑一些有关语录,学习“二十三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情况,把坏事变好事,这样几个月学习等于多少年的学习,重点搞
    个班讨论好,其他各班就可以照样子,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自己没有搞过不要紧,搞不好取得反面经验,叫他不再这样搞,具体到一个班蹲点,没有办法和大家商量,我们是革命的,要和左派商量,要叫学生做老师的工作
    刘少奇在这个讲话中具体策划如何镇压北师大的革命学生和教师
    他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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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釆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岀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他说: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超的了,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超。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超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
    他把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看作是敌人,是蛇出洞了,布置要首先进行打击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
    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ⅩⅩ(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仝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晩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是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要我讲话。我到北京不久,面对这样多同志讲话还是第一次,有点胆怯。对这么多同志讲话没有把握。但不要紧,反正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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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文化革命问题,共讲四个问题、这场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
    这场斗争的意义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主席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还不尖锐吗?如果我们能彻底搞好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彻底胜利,就打下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为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我们共产主义经常这样讲。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目的也是我们最高尚的理想。
    解放十六年来,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人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人民公社在巩固发展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中,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仝民所有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大。但在思想意识中问题很严重。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通过这次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希望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不可能一次解决。希望通过这次斗争打下兴无灭资的基础,以继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兴无灭资,确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军。但在我们敌人方面:资产阶级也要拚死挣扎的,政权不在他们手中,经济上还拿定息,还有小商小贩,这还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总的来讲也是基本解决了,军权也不在他们手中。现在严重的是在思想领域里没有解决;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和我们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最后在思想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粉碎,把无产阶级思想彻底确立,那么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再起,就永远不可能了。如果我们不把这次运动搞彻底,政权就不能最后巩固,不能在这次运动中把政权夺过来。现在不能讲资本主义是最后失败了,斗争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如果这次运动搞得好,搞得彻底,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就有保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复辟,意义十分重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小范围内,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是夺权斗争。全国解放了,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权并不完全在共产党手里。一方面解放了,是搞反帝、搞民主革命过来的,有些人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搞社会主义。有些人是不革命的,混进来的,在我们内部取得了领导权。这样在内部有了斗争。不要认为通过流血斗争取得的政权就万事大吉了。这场文化革命在某些地区、小单位还要夺权斗争。通过大民主,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揪出来,搞臭,这是马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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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发现,是毛泽东思想
    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一部分。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
    争。阶级斗争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用枪杆子打倒就成了,过去认为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够了,但现在看起来不够。还要搞文化革命,还要把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不用枪杆子还要搞,只用枪杆子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所以文化革命在很大意义上是夺权斗争,夺取领导权。那些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只有武器是不可能的,还要有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斗争把一部分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回来。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夺权的斗争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没有这一条,我们国家,我们的党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就是这样。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地方变成了修正主义。过去我们总想能变过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只有第二次革命才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在思想文化上夺权,没有进行文化革命。苏联是我们很沉痛的教训,应该接受教训。
    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确立了,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不是在所有部门。通过这场革命要确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无法搞革命。如果这场革命搞得好,彻底消灭封建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消灭我们,阻止我们,封锁我们,感到不可能了。我们因家是如此伟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伟大,不可能被消灭。他们最大希望是从内部慢慢腐蚀我们,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帝国主义要用军舰、飞机、原子弹,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内部来。如果我们把运动搞彻底,帝国主义就要永远失败。如果我们搞好运动,使和平演变不可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最大地发展生产,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这难道靠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吗?不可能!只有坚持的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仝世界只要中国在,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全世界革命就有希望,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就不困难。我们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四分之人口站立不动,如果我们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旺,共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能够对世界没有影响吗?大家感到中国很对,要走中国之路,运用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方针。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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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滑过去了,回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也滑过去了)当然马列主义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世界革命一定会实现的,因为95%的人是一定要革命的,问题不解决,一定要爆发的。但是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要使历史倒退几百年。如果我们站立不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希望毛主席开始领导苏区,不过几百万人口,加上……不过几千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但影响那么大。如果不是实行王明错误路线,我们不会搞得那么惨教条主义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离苏区而长征。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不过四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地区,三年就取得了全国胜利。世界革命只要我们强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四分之一人口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四分之三人口是会跟着来的。不要看帝国主义那么强大,虚张声势,修正主义庞然大物,到时候他们会像冰雪见太阳一样,统统瓦解消融的。
    这场斗争对国内意义重大,对世界革命意义也重大,我们要努力投入运动,把运动搞好、搞深、搞透,取得彻底胜利
    二、这场斗争要达到的目的
    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来讲,就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通过运动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对仝国来讲,是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对一个单位来讲,是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因为要使我们的国家巩固,每一个单位就要确保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要让我们的领导全是忠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当然我们不要先提个数字,哪个单位一定要揪出多少来各单位有多有少,有严重,有不严重,哪个单位是百分之百的反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呀!有,但是不多。解放十六年来,我们不断搞阶级斗争,例如三反、五反,但没有这个运动搞不透。另一方面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帝修反用武力消灭我们困难,就用影响来侵蚀我们。有一段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领会不够,抓阶级斗争不够,所以有些单位内部不纯,要通过这次斗争把反党分子揪出来。那个单位有多少,就靠群众揭发分析,要发动群众,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总的来看,相当多是不纯的,有些是严重不纯,就是领导权不在或基本不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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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一个月运动来看,领导的好是可以搞好运动的。解放十六年了,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觉悟是高的,只要大家擦亮眼睛,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就是大民主,一定可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过去那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不清,但是做坏事很难让人家不知道,不可能躲过群众的眼睛。大家来写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合起来问题就清楚了。过去认为问题不多的,大家写大字报揭一揭可能就问题很大,这样可以达到目的,把内部揭纯,把这些人揭出来,使领导权确实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掌握在党的手中。
    现在我来讲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黑线。要我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可能,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现在的大字报我看了一些,反右斗争是没有提过,现在起来大革命很好,但有些问题,互相讲是黑帮,这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那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据我看,哪个是黑帮要大家讨论,黑帮黑线要有一定内容,不是什么人全是黑帮黑线。毛主席要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黑帮黑线是不能团结的,要打倒的,是敌我矛盾,现在大字报是黑帮的多得很,这不可能。一方面你可以这样写,有权利,但是做为政策,黑帮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少数。从全国来讲(不包括农村,包括农村绝对数就大了)主要是国家干部、大学生以上的。农村四清也是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文化革命的重点是在文教单位、党的机关、工交、财贸部门。工厂农村还是搞四清,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应加强,对四清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就拿北京市来讲也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黑帮黑线只不过占百分之
    、四、五,每个单位可以不
    同,可以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多,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五多一些,但就全国来讲是百分之一至五。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毛主席根据多年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阶级分析得来的。
    黑帮黑线有,有的相当严重,但总的来讲是少数。第一条是少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否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落空了。怎么看呢?根据其言论、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没有毛泽东思想,党就成了修正主义的党。中心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拥护、赞成、坚决执行还是抵制,这是决定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只在肚子里反,要有言论、行动。决定是否黑帮,主要拿这一条来看对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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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要看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要革命的对这次运动是坚决拥护是支持的。另一方面要看历史。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因为59年60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大反复。遇到天灾,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遇到困难,要看在困难的时候表现的如何。疾风知劲草,春天的时候草全是绿的,到了冬天、冷天,有的草就枯了,有的更加挺拔翠绿。要看对大跃进,尤其是大跃进以后的态度,如果过去是好的,58年拥护大跃进,59年以后不反对大跃进,只是在运动中有所顾虑、犹豫,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让他积极参加运动。所以一方面看运动,一方面看历史表现,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不可能设想,58年反大跃进,59年反党、骂党、讲怪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左派,很坚强,这我不相信。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他搞秘密活动,一定会有人知道的,有反革命思想总是要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要行动的,不可能放到肚子里因此反党黑帮要看言论、行动、运动表现、历史表现。
    过去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运动中讲了一、二句错话是可能的,不能算黑帮。但是只要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一句就够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过去也讲过错话,也不能讲我是反革命思想。我把高级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了一些,事实证实错了,经过一、二年也就解决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有行动、思想、立场。行动是破坏党,有些人是用讽刺,例如“三家村”、“燕山夜话”,但是味道可以嗅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是分子;一群是黑帮,要分析。陆定是一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但是他的秘书、科长向他汇报,和他一起开会,和他一起吃饭,也都是黑帮吗?如果和他一起干黑帮事,就是。如是一般正常关系,正常的汇报是要向他汇报的,不知道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呀!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组织观念的。什么叫黑帮?就是长年来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搞秘密活动,联系一次也是,关系正常,经常联系也不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要有材料,有分析。大字报是最好的方法你一张,我一张,从现象到木质,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讲黑帮不要紧,真正是,一定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最后要落实,要有言论行动。
    什么是保皇派?现在保皇派很多,你讲他是,我讲你是。比如北大,陆平,特别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四清开始搞得是对的,以后又讲不对,保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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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学生不知道。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一出,她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有一千余学生要保卫陆平,保卫基层党组织,这是错误的,但其中都是保皇派吗?其中少数是,多数是盲目的。当时陆平还没有撤职嘛!还是要服从的。学生们只知道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是党派来的。斗聂元梓多数是受骗,广大学生对校长党委还是要服从的嘛!多数不是坏人,保的不是反党分子,保的是共产党校长。
    明知是坏的,还自觉的用各种办法去保他,是保皇派,不明真相,大多数经帮助教育,认识了,不能算保皇派,不然就会全是黑帮,全是保皇派了,一个好人也没有了,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嘛!对!有黑帮,有些还相当严重,总的是少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有保皇派,怕事实真相出来,打掩护,掩盖,但是要分析,要实际调査分析,才能下结论。
    三、这场斗争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群众
    这场斗争有这么严重意义,这些人埋得很深,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不可能达到目的。如果讲我们每一个运动都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次就是更伟大更深更广的群众革命运动。我是搞地方工作的,搞群众工作的,但是经验不多。就我们见到的,对我们党来讲,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前几天人民日报社论上讲是史无前例的。六年来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教育影响,社会主义有了空前发展,有了以前群众革命历史,才能搞这玚运动。我们先烈流了这么多血,我们社会主义如此优越,有人想搞它,怎么能答应呢?非把他搞出来不可!如果没有群众觉悟,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中开花结果怎么能把这些人揪出来呢?他们埋得很深。
    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始了空前的革命运动。大家出来作主,这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情。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广度上,深度上,党性上都是空前的,好极了!一个月以来,运动发展是健康的,但有些不平衡现象。总的来讲,运动刚刚开始,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提到更高的高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化革命达到目的,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扩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呢?就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右派提出来的(应改为大民主是右派提出来的),今天为我们革命派利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拿在我们党手里,放手发动群众,用于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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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重要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干什么呢?就是大家擦亮眼睛,看看周围事物有什么怀疑。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揭发问题,这种大民主,反革命是不能的。只有革命派才能搞,当然反动派可以利用了。
    大字报可以把长期以来不能发现的,经过调査研究到处找材料,通过这次运动解决把问题搞清,要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是勇于斗争的,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民主
    领导要坚决站出来,放手扩大民主,如果领导不站在前头,拖着尾巴还成哪!领导不站在前头,运动很难搞好,毛主席党中央要求所有地区、部门、单位各级领导站在前头。可以看出问题不多的,可以站在前头,因为他的问题不多嘛!是革命派,可以领导运动。问题多的就不敢站在前头,不搞大民主,就不敢把他揪出来,也是一个暴露。领导不站出来,不在前面领导是不对的,是错可以改正,检査,这样欢迎,你越是掩盖越遭到反对。有些问题本来不大,但是不领导运动,就是间接破坏运动,木来没有多少问题,阻碍运动,罪名就不小了。要站在前头,每个领导自己的错误首先要引火烧身。领导人不交待,怎么能搞大民主呢?领导要站在前列,不要慌乱,不要观望,打破框框,相信群众,相信党、团员,相信革命群众是有觉悟的,不要像对三岁小孩那样这也管,那也管。群众起来要相信,不要到处搞框框,搞清规戒律,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但一定要坚持党的总方针没有这条不成,要发动群众,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要有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搞到什么方向去了!总的就是依靠左派,组织强大的革命阶级队伍,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人,彻底孤立、分化、打倒敌人。不依靠左派成吗?不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人成吗?否则还叫什么群众运动?不要框框,但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相信党中央,就是要组织革命队伍,去打倒敌人,不然就是乌合之众。不依靠左派,不组织革命队伍,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怎么能把反党分子揪出来?孤立打倒就不可能。发动群众的总方针必须遵守,不能不要,要听毛主席的话,党的政策就是这个,连这个也不要就抽象了,连这个政策也不要就无法搞下去了,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广大群众利益提岀来的,根据革命利益提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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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革命左派?现在有的地方不清楚,他讲我是左派,他讲他是左派。左派是可以分清的,假装左派不成,自己讲左派也不成,是左派是客观的,就好像错误不能讲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第一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然就是假左派。左派是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人是什么左派?假的。因为他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所以他是最坚决搞阶级斗争的,斗争最勇敢因为他有真理,他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可能斗争最坚决.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革命最坚决的。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的人,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不怕苦,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种人是最坚决、最勇敢革命的。第二,同时也是最能团结人的。你是左派,你高明,你觉悟,不能团结人,不能把人家带起来提高觉悟,怎么能团结多数呢?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团结多数。如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是黑帮,那个是保皇派,只有我一个是马克思,这怎么成?第三、行动最模范。什么叫行动最模范呢?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没有杂念,个人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样的左派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左派最重要,左派是党的依靠。但左派一定要符合以上条件
    犯了错误怎么办?过去我们觉悟不高,我们从旧社会来,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我国资产阶级势力很浓厚,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或多或少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我是讲我们这些人和我,我们是坚决听党的话,有些认识错误,讲错了话,做错了事,认识问题只要承认改正,就可以团结,但一定要改正错误,承认交待。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我们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打垮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拥扩他吗?至少有一个宋美龄嘛,不然干什么跟他到台湾去呀!没有多数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开始,只有几百万人口,打起了红旗,但是红旗能打多久?有的标语写“打倒资本家”,可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资本家在上海、武汉、南京怎么打倒?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好像一大堆干柴,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有错误只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识的,本质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党走,愿搞社会主义,就要帮助他,运用主席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然讲话不就是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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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表现好,不顽抗,确实愿改正,态度好的,可以轻处理、宽大。可是有些人是花岗岩脑袋,留下来做反面教员,留下几个反面教员也好,看看他,开会请他讲讲他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看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死心,可以不忘记阶级斗争。愿当反面教员你可以当,如你愿意真脱胎换骨,愿跟党搞革命,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愿意改正,允许你革命,革命的人越多越好嘛!
    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这是一场伟大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反右斗争时,右派就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是无数先烈流血取得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这次运动总方针是:依靠左派,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揪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黑帮,打倒他们。坚决执行的,就要坚决拥护,不这样就反对。说党的领导不是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査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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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査,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至于医大八年制,是陆定一搞的,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
    要加强党团教育,
    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下面我讲讲医院,因为是卫生部分嘛!医院的运动要有所不同,首先要搞深搞透运动,这点没区别。除了不在中国,不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没有区别,只是方法上冇所区別。学校彻底关门,停学半年搞运动,但医院一天也不能关,不能病人来了,我们搞运动,你半年以后再来。医院不能关门,工作要正常进行,不能中断医疗工作,方法可以多样,可以写大字报,搞一个固定的地方贴起来。也可以搞小型座谈会,揭发、批判,对医疗事故的大字报,不要乱贴,搞一个房子给领导同志、医生、护士同志看看就成了,内部看了,总结经验,改正态度,责任事故要改正,政治事故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依法处理,责任事故不要给病人看见。没有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但要减少,当一辈子医生一点不发生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自己内部看看,总结改进,不要走廊里贴大字报,讲某某医师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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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人等等。会把所有病人统统激怒起来,这样的大字报不要到处贴,这是中央的指示,卫生部要坚决按这个执行。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的“红旗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
    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
    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仝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
    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
    “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査“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仝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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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9页,共5150页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
    九六六年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
    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
    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形势
    当前运动特点:战线很宽,规模很大,声势很壮。群众来势很猛,把北京市许多部门都冲垮了,面对这样形势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一切革命的人讲好得很!,讲糟得很的肯定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坚定地认为是大好事,好得很!广大学生和职工,对“三家村”的声讨,对《北京日报》的质问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的,相信党中央,拥护毛主席,一声号召,风起云涌,对一张大字报热烈欢呼,奔走相告,对新市委,团市委的改组,祝贺的人群川流不息。我们开始怕上街,现在不也上街了吗?对上街应当有所分析,对革命的上街应当支持。接着党中央公布了改革教育制度的决定,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可见,群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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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0页,共5150页
    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十字街口没人指挥,自动让路,守纪律,群众对毛主席爱戴,这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另一方面,也有些问题,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客观上是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现了,贴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至打人,捣乱,其性质有:
    (1)黑帮分子的预谋,尽管我们对黑帮分子批判斗争,撤了职,但仍然活动,有的电话指导,有的开会指导。我们前一阶段的布置,他们是知道的,当然知道也没关系,运动开始,擒贼先擒王。他们积极撤退,搞复辟活动,一个学校垮了,保存一个系,一个集团垮了,保存一个分子,有的学校革委会,一天改组几次,与我们夺权,他们利用历史的关系,影响搞反击,搞复辟
    (2)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他们知道这次大革命,不会等着挨整,这些人表面上检讨,实际上暗中活动,他们都有一批拥护者,有的是临时组合起来的,有的是客观上联合起来。
    (3)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的仇恨,阶级偏见,报复的心理,进行猖狂的活动,象过去的反动活动一样,组织不大,但名堂很多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自发的反革命产生。这些学生中有地富反坏的子弟,有右派子弟,资产阶级人物子弟,再加上前北京市委片面强调重在表现,模糊了阶级界限,产生了很坏的效果,这次教育制度从根木上一改从报上把他们这一套拔掉,他们必然起来反抗,这是阶级斗争规律。
    (4)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这种活动有矛盾也有联合,各有各的算盘,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反黑帮反党,他们在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党,有的把黑帮打死,保存自己,林彪同志讲“在任何大好形势下都有阴暗的一面,不注意这一点就要犯错误。”毛主席讲“出不出修正主义,关键在于出”。大好形势下,要看到有人在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风波。他们把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这一点要和左派讲清楚。比如煽动打人,如打了有民愤的干部,把党的威信搞臭,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新市委刚成立就贴了十几张反对新市委的大字报,改组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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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1页,共5150页
    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有的地方借口接管民兵枪枝,査看档案,接管机要地方,这不是夺权是什么?所有搞政变的总是先抓这些他们也是抓一文一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极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坚守岗位,绝对不让,也有的同志丧失了立场让了。
    赶工作组,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能胜任工作,工作队中有保皇派,应该赶另一种是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有缺点可以要求他们改进,改进作风。如果那里的党委烂了,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匈牙利)就要上台
    总之,形势是很好的,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声势很好另一方面出现了反复的夺权斗争。我们夺过来了,不注意就会被夺回去。革命委员会叫右派掌握了就会变颜色。在学校里,右派学生反对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子弟,谁表现好就说是黑帮,有的左派学生就是顶住了,有的挨了打,挨了打就成长了,有的打了人,把女同学衣服剥了,这不是右派是什么?有的与黑帮孩子一刀两断,经过这场斗争,他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出现大字报,批判会,大字报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不好的,你说大字报是照妖镜,他说是“照党镜”,越来越多地岀现了侮辱打击干部党员,破坏有多大还很难讲
    有些地方出现压制民主,或一筹莫展,不会领导,放任自流,或工作队不纯。总之,范围很广,变得很快,变化多,这就是运动特点。多数党委垮了,少数还在顽抗,有的还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群众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有的工作组担任夺权任务。
    、出现前面情况原因和估计
    大好形势出现,由于党的威信,毛主席至高无上的威信,出现反复,由于在党内长期修正主义影响,有阴谋活动,党外资产阶级势力在抵抗,他们不甘心死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前市委长期不突出政治、办法: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事件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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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2页,共5150页
    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
    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
    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査。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
    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清华大
    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把清华所有都干部赶“上楼”,要求干部人人检査,检査过关后才能“下楼”,并要求干部“层层剥皮”,先揭发基层,后揭发党委层一层往上追。
    清华大学工作组打击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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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3页,共5150页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千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
    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硏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査。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千部检査“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千部继续检査“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仝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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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4页,共5150页
    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千部五十
    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部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末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
    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溦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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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査,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先扫外围,后打黑线”;“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顺藤模瓜,内查外调”。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査错误交代罪自觉上纲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査“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査。”例如机槭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査“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米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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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群混蛋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2)组织所谓“黑帮劳改
    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份为三类
    黑帮分子一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黑线人物一总支委员、支部书记黑帮爪牙一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一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一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第三劳改队(八月底一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一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3)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二步是恢复正常的秩序,试图把乱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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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斗的学生们拉回课堂。工作组员下到班级,组织同学们学习文件和社论,提高思想认识。但是部分同学不愿再受束缚,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揪斗干部。工作组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久,
    就有部分同学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说“工作组不可信任”、“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大方向提出质疑工作组往哪里去?
    场严重的斗争又开始了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
    九日晩上进校的,当日晩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我们只高兴了几个小时,工作组到校已整整六天了,大批工作队员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否促进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是否能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这是每个革命左派,广大师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现象和分析供大家思考
    运动方向问题九日晚到十日晨,一夜之间从前
    顽固的保皇先生们都突然“哗变”纷纷起义,“我们受骗了”的大合唱登台表演,各系打狗队十、十一日纷纷岀去,很多狗被打得落花流水,夹尾而逃。十二日高教部各兄弟院校来声援我们,贴了些大字报,而我们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了十三、十四日由于连续开会讨论叶林同志报告,两次到三次,除社教战线上的同志贴出一部分大字报外,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大有运动趋于尾声之势,革命左派非常着急!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
    、依靠谁左
    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来的这几天,就我们班上来说,没有找过左派小组的一个成员谈过次话。他们的活动很神秘,就现在已经组成的领导班子来看,许多班(包括有广播电台、工化系几个班)不是左派占优势,而原来是保皇派的成员占优势,这是严重的大方向问题。
    、奇怪的李世权事件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
    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打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刑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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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权事件
    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
    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四、自控系一张大字报自控系张根旺同志
    在三号楼贴出一张大字报,现抄录如下:工作组一同志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又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又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中毒太深了,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工作队队员之中,他竟对广大革命群众破口大骂,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査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五条大棒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舞着五条大棒:
    曰“放”。叶林同志报告中曾反复强调要大揭发大批判:口上是这么说了,实际行动上怎么样呢?大字报急剧减少了,前天打出的数张对工作组有怀疑的大字报,被工作组采取的残酷手段压下去了;原按我们估计,在十五日将岀现一场关于工作组性质的大辩论,但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从我们工化系来看可以得到解答,蒯大富是我班的代表,同时也是班上对工作组怀疑最大的一个,当他把怀疑提给工作组时,工作组立刻对他施加“疲劳战术”,从十三日起早上报告、第一次讨论,下午排队看大字报,晚上八点三十分以前第二次讨论,八点三十分至十一点开代表大会,十四日上午第三次讨论,下午二点三十分至五点开筹备会
    五点至八点开代表会,九点至十一点组长会,十五日刚起床早饭没吃,通知说开“紧急会议”,上午准备,下午斗争会,晚上还建议开,同志们:难道这就叫“放”吗?只准你们在台上作报告,不给我们喘息机会来写大字报,同意你们的意见开绿灯,不同意你们意见的开红灯。
    曰“先立后破”。工作组同志几天来拼
    命强调,首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当然好,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有好些地方组织系统严重不纯,你们“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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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9页,共5150页
    住大黑帮戴高帽孑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岀杂文、揭露黑帮阴谋,你们说,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叫什么斗争呢?你们破的又是什么呢?先立后破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三曰反对左派学阀。各系组成打狗队,到处找狗打,你们说这是打击面过大。化901班,刘才堂12号向工作组提出详细建议,14号得到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回答:“刘才堂,你太主观了!”从前我们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和保皇党进行斗争,今天我们抬头了,骂他们黑帮,可是我们的广播和叶林同志的报告反复强调“不驾人”斗争游街不允许,连骂黑帮也不允许,我们要问工作组,中央有过不骂人指示没有。反对左派学阀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四曰“纯学术讨论”。十三号晚八点三十分工化副组长张茜薇同志召开据说是左派会议,会上他说“修正主义最危险,我们要识破他,你们同学尤其是高班同学,中毒太深了,你们要从自己个人的亲身体会来挖修正主义根使群众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第二天天亮,有同学通过自己体会来系统的整理批判清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保皇党分子的气焰还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纯学术批判吗?
    五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了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真理,他们能听得进去吗?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阶级敌人只有采取专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
    “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
    这是一个大阴
    谋,左派是有一些错误的,但他们和右派的反动言论根本不同,而我们工作组同志怎么说呢?“左派中毒太深了”、“太主观了”,没有秩序,右派受骗了,多数是盲目执行者,因此有些左派不得不在那里清除毒素,右派却以为自己是盲目执行者、受骗了,逍道遥自在,没事干,岂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场吗”?这条大棒你们也举起来了。我们十分痛心,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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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可是,他们却拿起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的五条大棒,在左派头上挥舞,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往哪里去?我们无法设想。关于六月
    十三日大会六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对叶林同志的报告提出下面三个问题
    (1)东风压倒西风问题。在十三日清华园内是
    否真正是东风压倒西风?清华园内政权是否真正在左派手里?
    (2)关于百
    分之九十五党团员是要革命的提法上在十日前,滴水不漏,清华大学上层组织能否这样提?它会产生什么后果?
    (3)叶林同志强调说我们要建立良好的革
    命秩序。是否意味着我们原来的秩序不好。斗争会游街等无纪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什么样的秩序叫革命秩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怎样说的
    大会三个发言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份历史表现,工作组
    调査了没有?据我们所知,教职工在九号前很少几个人反对校党委,他们怎么稀里糊涂上台发言的?那个教师代表竟说岀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这句极错误的话,更令人气愤的是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发言稿工作组审查了没有,我们要求重放大会录音,公布三个发言者的身份
    回答几个问题
    、有人说
    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同志们,你们错了,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岀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也曾有人说过“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有人说:“工作组的成绩很大,刚一来局势就大变。”我们说局
    势大变不是工作组的成绩,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使黑帮胆寒,是革命左派的斗争,使保皇派们丧魂,他们才不得不“起义”、“投降”。我们的决心我们赶上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没有经验,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不管他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和他斗到底,把他斗垮斗臭!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曲折的、复杂的。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相信就一定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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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愿意革命的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
    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化九零二蒯大富孟家驹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
    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进入清华大学
    王光美来到清华,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她表示愿意参加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并成了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当晩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工作组进校十天了,还站不住脚,还控制不住局势。表示不满。
    同日,薄一波与蒯大富对话
    薄一波谈了一些斗争策略后谈到了工作组的问题,这时后面一个声音喊道工作组方向有问题!
    蒯: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我们提了许多意见,
    工作组不给答复
    薄:这是哪个同学说的,请他进来,你是哪个系的,叫什
    么名字。蒯:我叫蒯大富,工化系。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崩
    十五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噢
    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蒯: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十五日前不让我们斗人等等……所以大方向错了。薄:你是左派?蒯: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薄: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崩:而我以为白己是左派。
    吕: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那儿,你认为的大方
    向应该是什么?薄: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吕述祖(下
    称吕)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
    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蒯: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吕: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査是毛主席思想关键一点。薄: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杋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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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薄:好!
    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这三点叫蒯大富重复了两遍)。
    希望你能
    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作左派中的左派,如果作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组成,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
    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象他们处境一样尴尬(用手指爬在芦席上听我们讲话的同学),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指吕)就会写大字报攻你。蒯: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薄: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你叫什么名字?薄:这个我懒
    得说
    蒯: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们应该告诉我。薄: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谈话基本结束,另薄又问过蒯大富同志:“六月九号和十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为什么?”蒯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薄:那么难道九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又当同学谈到我校基础课教硏组李世权写的极端反动标语时,薄问)薄:他写了什么标语?
    同学: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拥护党中央,
    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读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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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3页,共5150页
    天晚上,王光美就在她召集的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拿出蒯大富在大字报上小批的照片向同学们介绍说.“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场阶级斗争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蒯大富给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左派的一封公开信师大女附中坚定的革命左派大女附中全体革命师生: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针对你们学校的情况,我想和你们讨论几个
    问题。我的看法如不符合主席思想,请批评指正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
    派
    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
    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2/3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是懂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
    左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说,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两眼看的是夺权,双手做的是夺权。我们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党夺权,决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
    你
    们学校的权,从前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斗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仝部权力。那么,每个真正革命左派都应当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则必须再次夺权!这是头等重要问题,切不可糊里糊涂,等闲视之。
    、工作组是否不可侵犯?工作组是帮助革命群众搞好文化大革
    命的。如果它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和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应当拥护。反之,如果工作组象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轰走
    “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
    “不许贴工作组大字报”的
    口号是反动的。毛泽东思想,具体地说,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唯一的最高的指示。符合这个,我们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要反,根木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是那儿派来的工作组,定要和他们斗。把它斗垮、斗臭、斗烂,再赶走!
    四、文化大革命主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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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形式是什么?是大字报。在大字报上进行说理斗争,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不进行说理而泼口大骂的人。这种家伙是保皇派。他们特别害怕大字报,左派不要理他们,你骂你的,我贴我的。真理总会最后战胜错误。我们要大写大字报,不要怕任何围攻。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条命
    五、工作组不是立场问题,但水平低,他们想搞好,而无能力搞
    好。这怎办?
    般不会出这种情况。万一出现。也应该把这样的工作组赶走
    不能领导,却抱住权力不放,拖群众运动的腿,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吗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六、保皇派反对革命派的方式是什么?
    句话:打着
    红旗反红旗,压和拉束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地说,有五条大棒:①“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了;②“先立后破”;③反对“左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微;主张合二为一,改良主义);④“纯学术讨论”(逃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场”“揪住左派不放”。对你们学校,每个同学找一找看,有没有这五条大棒主席的话,《人民日报》社论是唯一的最高指示!
    违反主席思想的我们就
    要造反!
    提高警惕!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啊!!
    战友们,紧握你
    的双手!奋不顾身,勇敢地战斗吧!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致革命左派的崇高敬礼蒯大富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
    日清华园
    工作组错误估计了形势。王光美说: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指示工作组:反击。他们认为清华右派学生正在向党夺权,必须加以反击,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号。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现一批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些人围着蒯大富进行辩论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当蒯大富提出要在大礼堂进行辩论以后,王光美说:“开辫论会好嘛,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了,你们也应该说说话
    ”从此,就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
    工作组召开辩论会,辩论中,拥护工作组一方的发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动工作组组长叶林自己走上讲台,指责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是一种反动行为。他要求全校同学表态,要么站在蒯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工作组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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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周赤萍也跑上讲台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组的做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算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有一个班一共30人,有26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下午三时,工作组向群众传达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为依据所做的6.23报告,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平息了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从此,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20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工作组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学生群众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标语、口号。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些人在校内组织游行示威,拥护工作组蒯大富等人到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上访,反映学校的情况
    六月二十六日,蒯大富给吴浩汀等人的信
    吴浩汀、李世雄、谢位珍、卞有为、鲍长康、邵凯胜、陈新生、曾文龙等八位同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
    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在别人把我们当着“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滎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
    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我建议你们做下面几点
    1.一点不透露我在干什么。2.坚决不发言,不表态,不参
    加辩论。
    3.谢绝来访。
    4.密切地注视学校动向,随时做详细记录。
    5.好好学习社论,把着毛泽东思想方向
    6.特别需要警惕!防止出人身事
    故
    同志们,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最需要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在革命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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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6页,共5150页
    子上坐稳,绝不要摔出去!紧紧握住你们的手!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鲍阅后,密传我组可靠的人看
    看完小心保存,不得遗失!
    回去给我。
    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最艰苦的时候,不要离开我!蒯大富六月二十六下午七点十分于新市委接待室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蒯大富等人。
    辩论会上,由于蒯大富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却无力,王光美坐在甲所收听了大会发言之后,非常生气,说“肺都气炸了”,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要学习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于是打击面迅速扩大,到处追査“蒯式人物”,打击广大革命群众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人,被斗者有人自杀身亡。
    王光美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每次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都是王光美亲自主持的,并且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但王光美还认为不足对工作组继续施加压力,竟当着工作组长的面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千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有的干部检査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光美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蒯大富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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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于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万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思啊,同志们!
    九六六年六月底开始,工作组实行封校,不准教师学生自由出入学校。剥夺蒯大富等人的人身自由。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致叶林的信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您说几句话
    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
    不使工作组要集中仝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使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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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切手段应战。
    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
    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注)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事实和充份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陷害、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分子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叶Ⅹ等一群,也大叫大嚷:"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睛最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的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代什么″罪行″。我见过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
    四、看看"六·
    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
    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你们一来就拼命树立对您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后6月27日,大会发言有人喊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时,台下鼓掌不算,主席台上竟有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氧气。我不禁想起当时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账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慌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账?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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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晩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1966.06.29
    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蒯大富贴出《告全校人员书》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工作队同志们,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差不多全校人
    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
    同志们,我要严正指出,如果你是真正革命者的话,如果你真正对党中
    央毛主席彻底负责的话,把话说绝,如果你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末,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你们也有责任这样做)好好作一番深入地调査研究,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带着“蒯大富是反革命”的框框去调査也是无济于事的。我还请你们中一些人再次走访中央,反映学校详细情况,并把我的大字报抄稿交给中央。我是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孟家驹曾对我说过:“哎!上天无门哪!”我立即反驳他:“胡说八道!在北如听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中国岂不完了?你是怎样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中国永远不会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天天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么宏亮有力,又是那么亲切!
    方面,我相信
    叶林同志他一定能如实地向新市委和党中央反映清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万叶林同志歪曲反映情况的话,那么他也不能一手遮天,倘大清华,岂是叶林同志手能遮住的?请同志们切不可低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极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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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动摇的威信。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全盘了解清华情况。蒯大富是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2.同
    志们,你们注意到目前学校情况没有?现在,在全校范围内大肆制造舆论,一方面,他们公布蒯大富莫须有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蒯大富“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又臭又硬”,“反革命分子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等等
    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
    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有
    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
    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我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完全是工作组所做所为造成的,要工作组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这妨碍了打校党委黑帮,那大家去找运动领导叶林同志算账。我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我再一次声明,工作组是否是黑线的组成部分,这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包括革命的工作组员,在运动中考査!我相信,只要他姓“修”,他就不会说出姓“马”的话来!
    同学们,同志们,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每个人必须坚定
    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砍头不要紧
    只
    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六月三十日写成大字
    报贴出)
    九六六年七月二日,蒯大富再致叶林的信叶林同志,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不过没得到你的回音。也许是工作太忙了今天,我想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过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黑党委没有什么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得特别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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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上加压,再加再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么,你是否考虑换别的一手?
    二、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是你们挑起的。你们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北京新市委的威信。我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得不拿起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进行应战。然而,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那么下面怎样走,就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告诉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作岀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一胜负,誓不收兵。
    从6月22日到今天,已经10天了。这几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
    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你们要来找我算账。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判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四、我认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了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五、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您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的。产生的恶果是严重阻碍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如果我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你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1、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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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广播6月28日以后所写的所有的大字报全文
    3、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4、勒令那些眀知内情而蓄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人,勒令那些别有用心攻击我的少数人作深刻的交代和检讨并减除广大群众被蒙蔽状态。(大部分群众,我不责怪他们)
    5、撤销工作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的职务。撤换化九的四个工作队员,换上新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工作队员到化九来。
    6、重新严格审査文革领导机构。剔除那些投机革命分子和不坚定分子7、全面总结工作组进校以来的工作。解释六·二二事件、王铁成变"疯"事件及其他事件。
    、通知附中及外校工作组,希望他们不要对与我有过联系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9、在做到上述事情以后,立即转入打校党委黑帮高潮,拟下详细战斗方案,揪出真正黑帮分子,七斗八斗,猛打猛冲,穷追不舍,不获仝胜,决不收兵
    10、把我校情况,真实地、详细地、迅速地汇报给新市委及中央,请求请求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上述十条要求中任何一条。
    六、如果我上述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即现在你并不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是″毛泽东思想方向",那么,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我提醒您注意一下,那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大家,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
    七、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加足。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
    已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大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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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还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阶级革命者多得很!他们决不是什么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确迫切要求)我要严正向您提岀要求:两天内,对我的两封信作出回答;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蒯大富事件作出正确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您不顾党的利益和群众要求,执意按照你们原来意图行事,想达到你们的原来的目的,因而一拖再拖,给文化大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咱们把话说在前面,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您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已迟了
    望您三思,再三思。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的敬礼
    蒯大富1966.07.02
    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薄一波视察清华大学时与学生们的对话薄一波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上次我来就听到一些议论,对工作组有人反对,有人拥护,今天再来看一次,上次有些同学向我反映情况,有一个叫蒯大富,我就和他谈了起来,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叫蒯大富,我说不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真正的左派,那天我把他当作真正的左派,以前我一点也不认识蒯大富,毫不知道蒯大富,蒯大富就给我解释“我的名字代表国家。”我说:“你的野心太大了,太狂妄了。”当时还有其它同学在旁边,他们提岀了蒯大富要赶工作队。工作队我就拥护,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已经夺了蒋南翔的权,你还要反对,那就是……(没听清),他说工作队不好,我说工作队好,蒯大富说:“工作队阻拦我们斗争,现在清华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我问他是你自己定的还是大家定的,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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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不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不是左派。我说怎么样?大家都反对你,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还没有揪出来!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
    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样,眼里看的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薄看到蒯大富同学给师大女附中信时,薄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于。”(当时蒯大富同学举手)薄又说:“他自己对自口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已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薄: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说: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他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作朋友。
    当时给他提了三条,希望他站到左派同学这一边来,站到工作队这面来,不要在左派中间再搞一个左派,不要作超左派,超左派不光荣,他也不理,他这人不虚心,当然我的话有错,他可以写大字报,我问他记住没有?他说不清楚。我又跟他说了一遍,第三遍他才拿出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这次来他没有带这小本子。
    我说左派和右派有个标准,真正的左派是什么?那就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说,你这个左派超过了这一点,拥护到了反对的程度那不行。列宁讲过:“极端与极端是相通的”这不能怪同学,他不懂,当时我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时薄又用手比划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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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蒯大富说,我这个左派还要左,那他就到右派里头去了。当时我讲到这儿说你这个极左派是危险的,是和右派一样的。
    托洛茨基口号是比斯大林的“左”得多,但他是“超左”,是反革命的,什么叫超左派,有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来反对革命
    当时我就(对蒯)讲了三条,最后我说你赞成我的道理吗?当时我要讲几句主席语录,问他有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干革命没武器还行!”我说:“你回去要看看主席语录”,告诉他看第几条第几条,“而且我相信你没勇气。如果你有勇气,明天就贴大字报,承认错误。”当时看蒯大富无话说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说哪儿来的胖老头!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个。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二十四天,我看工作搞的还算不错,好不好?同学插话:很好。
    薄: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得好,那我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说还在怀疑,蒯大富说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_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右派!工作队进校后,六月九囗进来的,六月十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六月九日你不夺权,六月十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坐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同学插话:反革命
    薄:大家作了结论,六月九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同学插话:反革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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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我们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村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作,起来调査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査硏究,调査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口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的过高,把他估计的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已,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的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同学插话:没有,吹牛。薄: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同学插话,没有。
    薄:十个八个总有吧…(不清楚)请左派同学注意,我有点“保皇派”,对跟蒯大富走的人,包括蒯大富自己,你们要是死命地跟他们走是要上当的。对那些受蒙蔽的人要抓紧作工作,不要跟蒯大富走了。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人,跟我们来吧!要把他们拉过来,争取他们,如果他承认错误,那是欢迎的,这一条大家是否赞成?这才叫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对这些人是交枪不杀,这些同志可能认识错误,因而每一个左派同学……(不清)什么叫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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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插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拥扩无产阶级专政。
    薄:五条我都赞成,但还不够,还要团结95%以上的人,要把真正的右派孤立到最少数字,一个二个三个人,这就是我们说1%、2%、3%!最多不要超过5%,把包围圈缩小了就是要最少数。如果蒯大富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也算英雄”。我们还团结你,还有我们的教员,教授,职工都是这样。要把95%的人都团结我们这边来,如果左派同学没有这个本领,那我就要批评他们,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工作队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就要作工作,说服教育,可以等待他们。这不是蒯大富的等待,蒯大富是等将来夺权的,这是反革命等待,我们要等他们交枪。
    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的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的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象崩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
    讲的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与刘涛谈话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
    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九六六年七月四日,蒯大富发出《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的公开信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
    犯的人身自由权!而现在呢?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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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8页,共5150页
    你们不准;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
    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
    誓死明天去中央你
    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蒯大富
    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九六六年七月五日,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叶林同志,您好
    今天,我在绝食过程中给您写这封信,也许,这是最
    后一次了
    咱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彼此之间均有所了解。下面我再对您
    说几句心里话。
    我的前两封信您阅过了吧,有些什么感想呢?我一点不
    夸张地说,两封信中的内容,句句打中要害,我想,您肯定是深有体会的。2.我坚定地相信,您肯定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您准备怎样对待以前所犯的错误?这是考验您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下面,我提供四条路供您选择
    当前情况:(我正在绝食,争取去中央)①以基木满足我的十条要求为谈判条件。或者干脆全部满足十条要求。这样,您就不失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②答应我去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拿不出一条理由来拒绝!)这样,在中
    央仝盘掌握清华情况的前提下,由中央作判决,这种判定是绝对正确的,我口服服。如果您答应的话,表明您不怕中央,信任中央,也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③在我绝食未死之前,您就作出判决,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准许我
    上诉中央,(您也无有理由拒绝!)此时,您就很难算得上马克思主义者。④既不判决,又不准去中央,听我绝食下去,直至死亡,这是最最下策,您大概不否认,只要我因不准去中央绝食而死,此事非同小可!您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包不住,中央肯定知道。那时,您就不好办了的,不但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也不只是普通的黑帮分子问题,而是负有人命的大黑帮分子!那时,不只是身败名裂的问题,而且能有更大横祸降临!您不信吗?咱们就试试看!目摆在您面前的只有这四条道路,何去何从,由您选择。不过。我衷心希望您走第条路,最起码也走第二条路,尽可能不走第三条路,切不可走第四条路。三思啊,叶林同志!3.的的确确您从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您低佔了党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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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威力,低估了群众觉悟,因而犯了错误。但愿您能重新估计形势,作出符合党的利益的行
    4.我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这点您已知道。我的确是无限信任党
    中央和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唯一的最高指示。我这次之所以敢于无限期绝食下去、力争去中央,正是我坚强的革命意志的反映。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
    望您能在明天内给我
    答复。越早对您越有利。(我七月四日晚上吃了三两面条后,从未进食、喝水)如果超过明天,事情将难办一些,如果超过后天,就可能不可收失。
    您是老干部了,经验很丰富,您一定能迅速作出最符合党的利益的处理。我耐心地等着。三思啊,再三思!祝好蒯大富
    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七点
    三十分
    九六六年七月六日,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叶林同志,您好
    昨
    天给您的信收到了吧。我提岀的问题,您是怎样考虑的?四条路您到底走哪条
    我可能不行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是夜以继日的干!吃饭少了,
    睡觉少了,也不锻炼,原来的身体棒,大大地削弱了。在绝食以前,我身体木来相当虚弱,绝食已经五十小时了,在昨天和今天被他们从床上硬拖起来辩论四次。搞得我精疲力尽,大有分崩离析之感觉。据我现在自身体会,我大概熬不过明天!因此请您在我还能说话的时候,和我谈一次话。我有很多话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说,要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也有一些对您们说,请您有空千万来,作我死前最后次谈话吧。如果您太忙,派一个全权代表来,并带一个速记员来,把我的话作为遗书吧。祝好
    时间:今晚七点——八点
    蒯大富
    九六六
    年七月六日下午六点
    九六六年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在反蒯斗争中,工作组将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
    九六六年七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调査了解情况,曾经到过蒯大富的宿舍与他进行过长谈。王光美却说:“就这么谈一两次活,也不到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认为他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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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找蒯大富谈话后不久,王光美就专门找蒯大富班上的其他同学座谈,说蒯大富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煽动这些同学继续“反蒯”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王光美认识错误,曾找王光美谈话,但她极力申辫“反蒯”斗争是做得对的。特別是在七月十三日毛主席刚回到北京的那几天,王光美特别注意抓材料,她亲自组织人整理关于蒯大富的材料,一会儿要写大事记,一会儿要写报告,报告亲自改了又改,有了一个初稿,就马上送给刘少奇看。一面又继续再改,企图证明“反蒯斗争”是正确的,“反干扰”是必要的。王光美并说,在定稿之前,还要送给刘少奇看看再印
    当年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说: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这个话有些见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工作组召开批判黑帮大会。
    此时,蒯大富等人仍遭禁闭。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作组对蒯大富等人解除禁闭。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右,王光美回去了,并说她不准备来了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讲话这次运动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议论。
    运动已开展一个月了,十九号(五月),中央通知已一个多月了。这运
    动意义很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敢于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岀许多问题,是成功的。可以看岀牛鬼蛇神不认为头子揪出来了,就不出动了,出动的不少。
    文化大革命马、恩、列没有预料到,历史上没有的。斯大林晚年也没有这样做。这么大规模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假如斯大林晩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也有些身居高位,老弱无能了这次大革命对每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用火烧一烧,把毛病烧掉。主要干部有了锻炼,群众有了锻炼,思想改造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打美国鬼子内部没有根子,就是打进来,也会很快打出去。要充分估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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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人认为,大敌当前,内部要团结,而毛主席不避讳这个矛盾,而是要充分揭露出来。回避这是虚伪的,消极的,这才是革命的东西。
    、从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不仅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大部分是地富
    三、我们的干部有一部分脱离群众相当严重,官僚主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群众不满。因此给牛鬼蛇神一些借口,机会可以利用煸动,兴风作浪。有些同志与黑帮并无牵连,就是因为对黑帮五类分子丧失警惕,加上自己身上的灰尘又多。平时领导还不错,反动分子一煸动他就下台了。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干部不脱离群众怎么能这样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不民主。
    这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所以要觉察到了立即改正。不要因为运动中被整倒就背起包袱。有的人不是黑帮,要保护过关。但这次过了关,不改,以后还会吃亏。有的人停职反省了,认为吃了亏,就是因为你不能领导运动。所以要多看大字报,多与积极分子谈心,多与群众商量,不要运动一过,万事大吉。
    有些单位群众听了牛鬼蛇神的话,对着干部,有的单位造成混乱,这为什么?个是牛鬼蛇神的煽动,另一个是干部有缺点。
    主席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把牛鬼蛇神揪出来,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同时干部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运动中改进工作作风。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没打过这个仗。多少年不了解的事,一搞运动,都揭出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仗值得打。通过运动,全党大大提高一步。
    从外事口九个单位证明,党,毛主席威信高。党一出来讲话,问题澄清,群众过来了,牛鬼蛇神孤立了,打退了。这是毛主席,全党威望高。如果干部没问题,牛鬼蛇神怎能起来呢?
    当前工作
    1、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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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揪出来的,证明中央伟大正确,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央才能揪出来,下边不了解。
    2、对于停职反省和不领导运动的人要和他们谈话,做他们的工作,讲清楚,停职反省不是最后的结论。群众的话讲完了,允许他们答辩。中央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教育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不要甩在一边,要帮助他们。他们只有积极参加运动,听毛主席,中央的话,根据外事口的指示办事,具体地说就是根据上级党派来的代表,工作组的指示,积极检査,消极不行,恐慌不行,煽风点火更不行。对在运动中点了名的要做工作。告诉他们从积极方面对待这个问题。允许申辩,有申辩机会。现在不要申辩,妨碍群众运动。有的不值申辩的,连辩也不要辩了。应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领导运动,用这股压力改造自己,逃避不行。
    3、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这个运动最多只能整科级以上,科级以下只能是牛鬼蛇神。在群众中不要鼓励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要,劝说在小组会上谈。不要压,要说服,一定要贴就贴,要逐步把运动引导到正常化,着手批评科级以上干部,批评在政治上、政策上、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帮助同志,欢迎他改正错误。只能科级以上的,广大群众就安心了。不能设想,一次运动什么问题都解决。只能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提高。对群众讲,要帮助领导改正,不是指那些是牛鬼蛇神的。对牛鬼蛇神与一般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不让批评,也不能一批评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得罢官。但牛鬼蛇神就不分科级以上以下了。
    4、在运动中要逮捕、停职反省的要严格控制,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有严重行为,要采取措施,特殊需要做的,要经过报告,经批准,才能做。从上周看,牛鬼蛇神确实有联合行动,目的是制造混乱,混战一场,挑拨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5、现已控制局势的单位(外事口大部分可控制,部分单位还未控制)要跟踪追击,要分析大字报,组织好辩论。大字报要继续写。用大辩论的方式,用层层剥算的方法,依靠群众,把牛鬼蛇神揪岀来。要锻炼群众。如果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敌人也搞联合行动。流言蜚语也差不多。工作组不宜多讲话,依靠群众,讲多了他跟你纠缠。大字报已发挥了很大作用。要继续提高。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戴高帽子好得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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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党的政策。可精选一些带有路线性、原则性大字报题目进行辩论。一时辩论不下去,停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组不要代替群众。学习毛著从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要在运动中学,不要等运动后再订了计划学。
    6、外事日常工作还要指定专人负责。运动要搞彻底,搞半年,日常工作要抓,外办自己也要搞。所以八月份外出收回一批搞运动。不能光革人家命,自己也得革命
    (编者按:从陈毅的这个讲话来看,当时,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揪出彭、罗陆、杨还是拥护的。但是,他对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仍然看不清。因此,他说“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是反革命的。”既然彭、罗、陆、杨揪出来了,处在中央领导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没有任何责任、就没有任何问题吗?对他们产生怀疑正是路线觉悟提高的表现,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看不清,因此,他说“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作组在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促进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阻碍群众运动的开展
    根子还在于,在陈毅的思想上,他认为:端出了彭、罗、陆、杨,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后就是下面各单位“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有的出身地富,有仇恨,对党不满”。虽然,他也在口头上说:“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外交部是黑帮可以讨论,什么是黑帮”?但是,在他思想上认为,工作组是部党委派出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部党委,部党委是中央任命的,反对部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土座谈会上的讲
    邓小平(主持人)
    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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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讲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付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岀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木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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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
    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竞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j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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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仝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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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木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內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一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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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百家争鸭、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大;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很难讲。现在还査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讲:搞窃听器,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按装录音杋录音,后来棼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別人来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査,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杋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岀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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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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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算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岀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同志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说: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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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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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以后也会懂得的。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做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什么要吸收,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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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密秘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千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仝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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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好象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象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仝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同志: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
    小平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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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内心的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昐。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一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为着纪念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为着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二十四年前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它不但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也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它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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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解放以来,窃踞文艺界领导的周扬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贯彻执行他们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这条黑线的控制和影响下,谬论百岀,毒草泛滥,把文艺界搞得乌烟瘴气。他们把文艺变成进攻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正是针对周扬这些人说的。
    最近几个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把一批又一批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斗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
    《讲话》是指南针。它指导我们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辨明方向,鉴别香花和毒草,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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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是照妖镜。它是彻底摧毁一切牛鬼蛇神的最锐利的武器。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它的面前,都将原形毕露,无处藏身。
    《讲话》是进军号。它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当主力军,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积极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化,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掌握了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战胜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在当代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各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四篇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现在我们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伟大著作重新发表,供广大读者学习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向前发展。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被揭露出来,个一个的反动堡垒被冲垮。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支持下,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揭露了、推翻了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的重大事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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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上海《文汇报》利登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就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上海市委,公然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视作洪水猛兽,运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封锁。他们使用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压制和打击一切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包庇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前北京市委以后,他们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企图牺牲车马,保存主帅。《前线》和《北京日报》四月十
    六日的编者按语,就是他们玩弄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的一个集中表现。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活动,死守阵地,并且收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材料,准备反扑。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为他们自己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帮在党内隐藏了很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面目,就这样地被识破了。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北京市委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几年来一贯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们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城乡基层的那些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刹车”,并且大搞翻案活动,为地、富、反、坏、右撑腰,打击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倒算。前北京市委的这条路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前北京市委顽固地对抗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他们在文化教育、工业、农业、财贸等各项工作中,都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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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能不陷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泥坑。他们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们的资产阶级木性是很鲜明的。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残酷地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放手让一切牛鬼蛇神岀笼。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市党政机关的一些单位和一些部门,实行“和平演变”,使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权,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篡夺
    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实际上力图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独裁。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
    第五,为复辟资木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非常重视制造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散布修正主义毒素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能够掌握的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等,大肆放毒,腐蚀和毒害全国人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的。
    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所控制的一些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他们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爱护备至,对广大的革命师生进行排斥和打击。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动的顽固堡垒。
    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前北京市委一小撮人竭力反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十分仇视毛泽东思想,一听到毛泽东思想就反对,就咒骂,就暴跳如雷。他们对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压制和打击。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做坏事,他们最害怕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暴露自己的原形。他们最害怕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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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前北京市委那些主要负责人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实行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采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等卑鄙手段,收买拉拢一帮人,结成死党,充当他们的忠实走狗。
    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前北京市委一小撮反党分子,他们把北京市当成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但他们却要到处伸手。他们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的集团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隐藏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挂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毛泽东思想。挂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反共的勾当。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所干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维妙维肖。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被揭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是党的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它告诉我们,要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回在文化领域里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领导权,必须首先揭露、批判、斗争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是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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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气风发的北京市广大工农兵,广大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战斗的批判的武器。他们正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团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他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北京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新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新的胜利。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千百万革命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以雷霆万钧之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牛鬼蛇神陷入了广大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他们遭到了空前的严重打击
    发动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革命战争是这样,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没有群众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过去,我们党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今天,我们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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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触及人的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用枪杆子批判旧世界,还是用笔杆子批判旧世界,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阔深入地开展,才能把切牛鬼蛇神暴露岀来,把他们打倒,才能真正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历史已经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反动国家机器的埋葬者,是反动社会制度的埋葬者。历史也必将证明,广大的革命群众是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埋葬者。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臧着极大的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近几年来,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用得很好。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毛主席著作也用得很好。他们是捍玊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摧毁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的识别能力最强,他们看得最清,认得最明;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牛鬼蛇神战斗得最好,他们瞄得最准,打得最狠
    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善于进行斗争,最善于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驳斥得体无完肤。
    几个月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
    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的正确领导,就是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自始至终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运动的根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无限力量的源泉。信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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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是否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政党的个根本区别。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只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那就违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党的领导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全国各地,到处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可以信赖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薮,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他们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只有依靠坚定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才能辨明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人民群众是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做好一切工作。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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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是经历了革命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苦、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我们党的四十五年的历史,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历史。我们党四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总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吸取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军、篡政,而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制度引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严重的、痛苦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
    象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善于随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辫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总结各种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各个阶段上唯一正确的指针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强大的革命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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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各种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从成立以来的长时期中,贯串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红线。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曾经先后同两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重的斗争。
    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九四年开始的全党的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的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深刻得无可比拟、广泛得无可比拟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虽然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着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极端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内,被打倒的和正在逐步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拚命挣扎,拚命反抗。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并且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互相勾结,时刻企图实现反革命复辟。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阴谋进攻、破坏、瓦解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激烈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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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十六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反党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大的斗争,是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紧要关头。这时,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高岗、饶漱石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在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再也耐不住了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
    九五四年党的七届四中仝会和一九五五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
    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大的斗争,是同另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
    九五八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岀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高潮。这是一个新的大跃进。在这个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对我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对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端恐慌,极端仇视,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攻击。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企图用来代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妄想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致奋起,给这个反党集团以坚决回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卫了党的团结,保卫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们看见,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所播下的种籽,已经结下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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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次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次大的斗争,是同最近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3))
    这一些反党分子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窃踞重要职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比前两次被粉碎的反党集团更隐蔽、更狡猾。他们长期地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拥扩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招牌,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发展,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竭力抵制和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以及其他文化界的一些重要阵地上,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向毛泽东思想、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运动,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手伸得很长,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篡军、篡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旦时杋成熟,他们就要演岀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政变。
    他们抓笔杆子,就是要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揭露和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的胜利。这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的大事,是关系仝国人民命运的大事。从广义上说,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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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三次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还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我们党每经历一次大斗争,清除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每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我们的党就更加团结了,更加巩固了,战斗力就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梦想从这里面捞取一根稻草,完全是枉费心机。
    十六年来我们党内三次大斗争说明:那些反党集团的一切罪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反革命政变,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发出来,他们肯定是要对人民下毒手的。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无产阶级江山,人民的江山,就会废于一旦。我国人民就要重新受压迫、受剥削,过牛马的生活。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会骑到我们头上,我国就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我们共产党员,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严正对待。
    由于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党,我们完全能够识破和揭露这些反党集团,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够得逞。这些反党分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阴谋一旦被戳穿,就立即陷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就显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反党集团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一提到毛泽东思想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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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毛泽东思想,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反对谁、攻击谁,造谣、诬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特別害怕广大工农兵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为罪名,来反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下禁令、贴封条,就是不让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但是,他们越是禁止,越是封锁,越是反对,广大工农兵越是热爱毛主席著作,越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党四十五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是我们党的命根子。反党野心家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就一定要贬低、歪曲、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了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质,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我们就要永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仝党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现在是这样,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反革命,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尺度。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早在二十一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周恩来同志说:“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干部和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克服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
    林彪同志提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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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响应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土”的号召,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已经收到了不可佔量的巨大的成效。
    仝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思想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前普遍化。占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几亿人民,有了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才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使我国由社会主义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够使我国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反革命黑帮分子陆平,对党的生日从来不庆祝,他们只庆祝“
    九
    这是因为他们对党没有感情,他们仇视党。今天,你们获得了解放,你们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你们隆重庆祝党的生日,这很好,你们要永远庆祝下去!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学府
    你们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你们干的好!你们已经取得了定的经验。现在我讲文化革命的个人意见。
    (一)文化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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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把全国都带动起来了。你们一个月来,除了六月十八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在全国走的最快,取得成果是大的。运动第一阶段,要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要革他们的命。你们揪岀了陆平、夺了权。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但陆平的毒素很多,他的思想要彻底肃清,还是要经过斗争的。撤他的职容易,要清算他的毒,彻底打倒他,挖掉他的根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下一段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陆平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影响。给他戴高帽、让他低头、这个容易要清除他们的影响任务就不那么简单。
    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段没有前一段热闹、轰轰烈烈、心里有些急。你们斗陆平,不仅是一个陆平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彭真的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搞这样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过去是没有的。意义大得很,要很好地总结。这仅仅是开始。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须全校团结起来,把所有愿意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今后的斗争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可继续贴大字报,每个同学都要控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把它搞臭,不管他们打着红旗及红旗的手段多么狡猾、多么阴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识破他们。他是假革命,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会识破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同他们斗争。全校师生都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在中国没有他们的基础,这就要比前一段更艰巨,更复杂,要分析批判。喊口号是必要的,戴髙帽没多大作用。今后运动味道更大,把校内修正主义根子挖掉,农民锄田地里的草快,你们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之草,就不是那么容易。艰巨性,复杂性还在后头,你们要保持顽强斗志,继续前进。
    全校那么多大字报,你们要收集起来,编排刊印出来,发给同学。大字报里线索很多,从大字报来分析,继续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更重要的材料还在后头要练兵,仝校搞批判,各系也搞批判,把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后,每年都要搞,揭发、分析、批判是打倒敌人的重要一步。群众运动,就是要运动,要运要动,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可交换观点,互相支援,进行革命串连,这很必要,越搞越冇味道。把修正主义分子搞掉,把社会主义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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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把陆平搞臭,使他低头认罪,把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让大家起来,贴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支援,我们中宣部也在开展斗争,敌人还在狡辩。运动要从一般大字报揭露,到进一步揭露,不然,就成了表面大字报,等于没有大字报
    学校领导烂掉了,首先要夺权。另一部分领导是官僚主义,群众关系不好也要引火烧身,使问题解决了,群众信任了,再起来领导。第二阶段,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都打倒,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们解放十几年了,二八年我在北京,不敢进燕京大学,这是一所十分资产阶级化的学校。
    在仝国解放以前,北京的学生还南下宣传,当时傅作义说:我们让大学生吃大米白面,他们还反对,你们让大学生吃高粱米,他们还拥护你们。当时学生爱国热情高,坚决反对国民党,渴望建立一个新中国。解放后,燕大同北大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但是,资产阶级毒瘤还在。学生在校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下降。我调査了一个学校,关心政治,思想好的,一年级占8%,二年级占6%,三年级占4%,四年级占2%。工农出身的青年,到大学后,慢慢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想个人成名成家,不劳而获。学翦伯赞那一套,这很引起我们深思。贫下中农、工人供养你们上大学,而资产阶级却把你们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就对我们国家变颜色起影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冇他的思想基础。现在苏联领导人,都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一小报特权阶层服务,在他们手下,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葬送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学校变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的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周扬,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思想,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就要革他们的命,我们贴他们大字报,就把他们拉下马了。前中宣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他们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控制学校,怎么会办成会主义大学呢?现在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旧的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要大革一次,大家起来彻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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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倒了前中宣部,陆定一也打倒了,把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者打倒了。高校也改革,广大学生都拥护。我在广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五年中南局书记,每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都要作几次动员报告,还有许多人有意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工农兵中去锻炼。现在把学校搬到农村,你就认为农村有味道了我们认为,首先要破,立就在其中。而彭真说要先立,这是个反动的理论。我没有出几次国,但我看到一些,还是我们国家好。不破就不能立,长江大桥很好但不把龟山蛇山破了就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是这样,不破就不能立,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原来,在解放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现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最光荣,因为世界革命导师毛主席就住在北京!马克思、恩格斯破了亚当、斯密,破了黑格尔;列宁破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毛主席破了很多“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破了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思想就立不起来。你们要来接班。有些人说文化革命要消灭知识,这是诬蔑!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才能建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知识分子高薪制,对他们迷信,哲学家讲哲学,人家越听不懂,他就越髙贵!现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知识,写岀了非常好的文章。把高考废除了,劳动人民进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当然,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如果政治表现好,也可以上大学。德、智、体都好,可以选拔。首先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格了才能上大学,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升学。现在的学制太长了。麦贤得初中毕业他能在战场上脑浆流出,还坚持几个小时的战斗,因为他思想上只有消灭敌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世界上任何学校都培养不出来的!我们不要上十几年大学,教学要重新来。翦伯赞再也不能上堂讲课了。翦伯赞不写农民领袖,不给他们地位,而给刘邦、刘秀很高地位。戏都是才子佳人,现在我们要看“红灯记”,看革命戏、革命电影。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的文化发达了,世界文化得到了发展,没有这个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就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有的人说,无学无术的人搞有学有术的人。这完仝是胡说。我们的学是无产阶级的学,没有资产阶级的学。而陆定一是大学毕业,他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我是小学生,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不懂,而毛泽东思想我们懂,而陆定一不懂这一条。毛主席的书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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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资产阶级读不进去。工农兵写的文章很好。文化革命,就是要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的人来搞。读毛主席的书,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主席早就提出的,你可以出来放,我们也就可以除掉你。两个敌对的阶级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杀害我们。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都有言论自由。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统治都是这样。凡是毒草,我们就批判。资产阶级说我们“言不由衷”,“自食其言”,我们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给他们言论自由。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高帽,因为戴上高帽,就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会在高帽里边打瞌睡。(全场大笑)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才能真正打倒。解放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谁反对他,就要杀头,押进监牢,他不敢辩论。
    在批判中,要注意区别对待。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说几句错话,是允许的
    五八年以来,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有一些错话,也要进行批判,但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分析、批评、帮助,达到团结他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总以什么“权威”出现,如翦伯赞有什么权威?他只有反共反人民的“权威”,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权威,革命的人民没有封给他什么权威。她自以为自己是权威,以我看,你还是老实点,有多大木事,就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好了,不要拿那么一点知识骑在人民头上,装腔作势。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了,学校才能面貌一新,现在的大学,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那套
    (二)自始至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党就是靠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多数人起来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根本。放手了,发动了群众才能夺资产阶级的权,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才能搞好教学改革。首先要发动左派,依靠他们去团结群众,决不能包办代替。放手发动群众,去团结95%以上的人。反革命是少数,革命者是多数,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这是主流,真正死心踏地跟陆平、彭佩云跑的是少数。我们要分化敌人,只有分化了敌人,把最少数死心踏地的坏蛋们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它。要正确区分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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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要对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抓住不放,更不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溜走漏网。原来一些干部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起来了,就要引火烧身,只要他愿意革命,我们要帮助他,批判他,鼓励他革命。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三)重点的问题是组织一个好的左派队伍
    依靠坚定的左派队伍,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要革命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左派要作中间人的工作。他们有受影响的,有上当的,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就可以孤立极少数的右派。在我们中宣部,也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的问题。
    左派的条件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这要有实际表现,要历史地看他。运动前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开始,你就成了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要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贯好的,总是好,一贯不好的,一下子变成左派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革命最坚定,最勇敢。因为他们掌握真理,他们敢于革命。他们冲锋陷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第三个条件是能团结多数同志一道革命,不骄傲,不盛气凌人。他们能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四是能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真正为群众树立样板,不要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
    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有的同学也反对,但“保皇派”不是他们。有少数人是真保皇派,多数人是好的,可以团结他们。有些同志还可能是组织性很强的同志,上了当,当然应该进行检査,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清,不觉悟,现在觉悟了,我们就欢迎他们革命。
    不要把保皇派的面划的太宽了。“保皇派”是他本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而挖出了他的主子,他就要保皇;也有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是保皇派,使他们的阵容不被瓦解,保存阵地,待机而动。保皇派是少数,但是有。
    什么是黑帮?黑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或分子。虽然也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说过错括,做过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是,只要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叫黑帮。黑帮就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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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黑帮分子是一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始终如此。如果仅仅是在某个阶段,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有错误,也要批判,帮助他检査、改进。把这些搞清楚了,经过斗争,团结95%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四)分化孤立敌人。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集团或个人,只要他彻底交待,我们允许他革命,可以挽救的,就挽救,只要他们彻底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可以挽救他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死不回头,顽抗到底的黑帮分子。要孤立他们,彻底打倒他,他带着花岗岩脑袋,我们就要搞臭他,打倒他。当然,还不是肉体消灭,还要留下他废物利用,当反面教员。
    最后,我要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十分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什么是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要他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如果他们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反对他。党的领导,就是要宣传、交待党的政策,要组织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强大的左派队伍,进行革命斗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外的同志比党内的同志表现还好,可以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来参加领导。
    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团员,我们可以提意见,以后再搞。你们不要把一切党员团员都搞臭了,不能说都是保皇派,你们有几千名党、团员要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黑帮开火。
    有些人想搞我们的枪枝、档案,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严防敌人破坏活动,警惕坏人乘机捣乱。
    同志们,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北大犯了错误。我们新中宣部要支持你们革命,要向你们学习。
    此讲话,是根据王武同志记录整理,未经陶铸同志审阅、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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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別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
    目前,仝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猛烈开火。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髙潮正在兴起。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生产建设高潮的发展。一切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必须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力争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
    今年上半年,无论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总的形势都是很好的,各项指标和去年同期比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最近时期,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如钢、钢材、木材和煤炭)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出现迟缓的现象,外贸方面开始有所下降。对于这些刚刚露头的问题,各级党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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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看得见,抓得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大抓生产,特別要注意大抓质量。高温、兩季已经到来,防洪、防汛、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和四清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一致的。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
    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单位,可以组织职工群众,集中精力学习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三家村》,批判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的修正主义谬论;本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批判斗争,要和四清运动一起,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确实达到了搞好运动的六项标准的,可以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课工作;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特別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所有单位,不论属于上述那一种情况,都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这个通知,也适用于财政贸易基层单位以及医院等。
    这个通知下达到各工矿企业、基本建设、财贸、医院的基层党委,必要时可向职工群众口头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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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
    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
    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
    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木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仝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仝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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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
    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蔡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臧。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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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鸟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苫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木改变,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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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汘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
    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苫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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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零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Ⅹ: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査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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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代,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大:检査不深刻再检査,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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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的活动,要立即处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象彭真那样,也不要象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
    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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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
    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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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编者按: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
    五月十八日讲话。)
    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闻师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月廿日早六点,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廿二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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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十三号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六月二十八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总之,市委是坚决支持同学革命的。让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因贴大字报而受压迫的同学解放出来,把受孙友渔错误思想影响的同学解放出来。让我们两部分同学携起手来,向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同学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编者按: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那几个人怎么样?(指陈永康,何方方等)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何他们能承认吗?你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工作组:陈,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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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査。第二次辩论有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给他家讲:不到学校来,我们没办法,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你们家负责好了,可以不要来了。假若真来了,也还可以。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
    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特别是对学生,不要压制自由。他们要反就让他们反嘛,要大胆放手采取宽大政策。只要改就行嘛,只要心里改,就可以了。否则口里要改,心里不改,还是改不掉。
    这些人高三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就交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他们不能到大学去,到农村又不愿干,留在家里遛达在马路上,不是乱搞没人管嘛。他们有三条路:一个是下乡,一个是在家还留在马路上,一个就是留在你们学校。
    你们没有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吧?(工作组:我们宣布他是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还可以给他们说,只要你不要再反,就可以了,给他们留个出路嘛。
    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们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他能骂勾德元是黑帮,为什么我们不能骂他是黑帮?不要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戴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青年人不戴帽子为好,再看看他们嘛。以后可能还要闹的,以后就不怕了。上次搞得你们措手不及呀。现在,你们有经验了,群众也有经验了嘛,争取多数群众,使他们孤立起来。最后让他们再闹嘛,再闹,可以教育群众,这是好事嘛。教师有没有参加他们的?(工作组答:没查出来。)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革命委员会可以加进来一、二个教师,进来会有争论,这好嘛,你们不要怕左派有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真正的左派,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了。不过左派要团结多数,一不团结,百分之三十就要孤立了,右派力量就大了。右派不会多,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有些人你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
    五,这很好嘛。这样中间派有百分之六十多,中间派是大多数,这是合乎情理的,中间派是要变化的,右派也是要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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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武器就不能斗嘛,要准备发言呀。初中可以组织他们学毛主席著作嘛,可以学习乙种本,没有事的就组织他们学嘛。
    初一的大多数愿意放假,就放。初二、初三的要在学校闹,就让他们闹嘛。可以派几个好教师去,派高中左派学生去,一个不行,派两三个嘛。对初中学生不要让他们广泛讨论划分左中右,可以组织学乙种本,看谁学得好,看谁用得好。现在读乙种木,可以学到政治,学到语文,要学了就做。不要按着顺序学,可以选着学,先学老三篇,还可以学些语录。可以组织他们开些会,但不要开得太多。
    初中学生闹到什么时候才散呢?等到大多数都要求放假了,就放。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放手让他们干,但不能自流,自流也不太好
    初中学生学毛选能学下去吗?(答:可以学,就是念一遍,大家讨论一下不好深入。)念一遍没有用,要念上多少遍,学了还得用。
    髙中学得怎么样?高中就应该带着问题学,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带着斗刘超的问题,带着斗假左派的问题来学,要好好地抓
    你们(对在座的几个学生)一个多月学到的东西多不多?(答:学的东西很多。)一个多月等于多少年。让你们闹半年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上课
    初中还要上课,九月一日上课,你们看行不行,你们有准备没有?初中下半年不上课,对小孩子不利,没有好处。
    将来还要招生,还要毕业,怎么安排,你们要考虑了,如果九月一日上课不行,就拖到十月。到十月可以了,就那么几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那么几个题,再讨论就没有味道了。你们要考虑考虑。
    昨天发了通知: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三好才能升学。第一条是政治好,再加上学习也好,身体也好。学习好要放在第政治上不好不能升学,这是一种压力,这也是一种动力。政治上不好,就要去好好学毛选嘛。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好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政治反动,功课就是五分,也不能升学,肯定的不能升学。政治上不很反动,学习上好的可以考虑
    小学问题不大,一般都可以升学。初中进高中,小部分可以升学,大部分不能升。要回去算一算。大部分要回乡,这是很大的动力。全区要算一算,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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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不能升。不能升学怎么办?不升学,又不愿下乡的人,各种学校都不要收,个也不要,明年还不要收,不准收,这回要宣布。这回可以从已经下乡的青年中招一批,这就是说非要下乡不可嘛。去年,前年没考上高中的一个也不要,包括干部子女。这个事你们要安排
    这个问题一宣布,初三左派就会多起来了
    这有个压力
    初中准备下半年开学,招生,要准备教员。给学生讲清楚,不会没有教员的,教员是有的。高中毕业学生中,好的,可以抽出来教书。
    斗刘超,可以先搞背靠背的批判斗争。先在班上练习嘛。先在班上练,然后再在年级里练,看哪个讲的最好,然后选那么几个。这可以出人材嘛,我们要搞集体创作嘛。这次斗刘超,发言要争取比上次更好(指同假左派的辩论),要多练几次。练习中,也可以让刘超参加几个班级嘛。一定不能在斗刘超大会上讲不下去。讲话的不是个人意见,可以是班级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再讲给群众听,这样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教员。
    要求大家很好调査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学生讲得好,工作队可以不讲,同意学生意见就可以了,有讲不全的,可以补充一下。要事先准备好,没有练习不行。
    斗刘超,要积极把教师工作做好,多数学生去准备刘超的材料,少数人可以做教师工作。
    多练习几次,不练习好不开会。越搞越有水平就好,不要越搞越不行,批判斗争刘超,是要教育大家,教育对象是学生和教职员
    黑帮里的,也不要个个都那么恨他,他们中间还有能用的。如四清运动中的贪污犯,这样的人转变过来很有用,他们去挖贪污犯,比我们还有办法。
    要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反革命分子是消极因素,黑帮分子是消极因素,可不可以变为积极因素呢,变了有利于人民。
    教师工作没做完,要争取多数,实在不好的,历来反动,教书也没木事,原来是三青团,伪军官的要清理。工人中也有不好的,都要清理一下。逃亡地主跑到城市来的,有的还搞不清。教师中要清理的恐怕不多,搞太多了也不利。对于那些可以教育改造的,教书还比较好的,还可以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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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师,教了几十年书,这种人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这些人没出路,批判一下,还要他教书。他不改,还散毒素,那你们也不要怕,可以批判嘛,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教。政治教员和辅导员就一定要政治好的。语文教员也要有政治观点的,历史,地理也要政治好的。至于教物理,化学,数学的,可以看,用他对我们有利,还是不用对我们有利?撵走对他不利,对人民也不利。政治可以和语文课结合,就是历史课有问题,不学也不行,要有政治观点才能教。地理倒可以教。
    教师工作相当多,要争取多数,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教几年书,过几年再退休嘛。还能教几年的不要轰走了,让他走到哪里去呢?还是要吃饭的,又不能饿死他。他们教书还要放毒,放毒你们就消毒嘛,随时放随时消,你们有经验了嘛
    教职员里还会有几个人(指不能再教书的人),这种人不多了,这几个人怎么办呢?赶走?!赶走你们就轻松了?赶到哪儿去呢?还是留给你们,在你们那里吃饭,放在你们那里改造。就是法院判了几年刑,也还放在你们那儿改造。这些人又不能杀头,不杀头就要吃饭,如果他要杀人放火,就抓起来,其余的一律留学校。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这是有困难,但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这就是左派的责任。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你们不是无产阶级左派吗?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解放全人类吗?所谓仝人类就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些人不多,这些人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也就不能最后解放。
    无论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有一小部分杀了头,还有一小部分坐了牢,大部分不能抓,也不能杀。他们还有子女,你系了他的爸爸,杀了他的父母,他就有对抗情绪,没有对抗情绪的很少。所以杀了头,问题也没最后解决。解放全人类也包括这些反动派,他们也解放。他们不解放,无产阶级也不放心,还只能说无产阶级占优势。你们的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实际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德元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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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对三类也是大部分争取,对四类也要争取起义。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让他教书嘛,只有几个不能教书,留在学校给他事做
    下半年初中要上课,初中高中要招生。初中毕业不必考那么多,这可以根据凊况做结论嘛。不要照过去那个格式,什么毕业考试啦,什么招生啦,等等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岀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把学校经济清理一下嘛,没有贪污分子?我就不相信,查一查。一个学生每年花了多少钱,了解了解嘛,你们现在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以后的经济要向学生公布,要制定一套财务制度,要节约,教师学生都要节约
    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高中毕业就那么聪明?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地。高中毕业只有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工人,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服务员。到底是教好了,还是教坏了?这事国家要负责任,教育要负责任,领导的人要负责任。你们是高三的学生了,你们会做工吗?你会种地吗?你会做生意吗?扫马路呢,扫马路学过几天还可以。搞阶级斗争这次才开始学。既不会搞阶级斗争,又不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读这么多年书,实际是不聪明的。
    你们的知识,实际上没有工人多,没有农民多,没什么可骄傲的。考上大学又是五年,大学毕业什么也不会,还得重新学,医科大学毕业的不能看病,要实习几年才能看。护士学校出来好一些。护士不能当医生,医生又不会当护士,这怎么行?用什么办法改?这个问题是个困难问题。我们国家的事,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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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喊就能搞好的。这个问题先不要在群众中讨论了,领导的人要慢慢想这个题
    这次文化革命不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那就不好了。要彻底改革,反对的人定多。首先教员反对,因为学生劳动,教员也要劳动,恐怕是这样的。怎么安排呢?可以和工厂挂钩,让他们让出两小时来。听北京市委的万里讲,北京工人有
    八十万,学校,机关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是八十万,一半一半。那八十万做工那八十万读书或办公,这就不好。如果这八十万人,拿一半时间去劳动,八小时工作就可改成六小时工作。如果能真正行得通,工人一定会欢迎你们。绝大多数人能读书了,你们跟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了,这样工人、农民、学生(包括家属)的面貌,就可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们可以学做饭、买油、买菜,晓得怎么买法。大师傅相当累,让他们也读书,大师傅会很喜欢你们。当然有读的好的,有读不好的,你们不也是这样吗?反对我们的人也得想一想,就可以使他们不反对了嘛。这些问题都是设想,现在也没有办法,你们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还可以考虑把学校分成两部分,把一半或一小半搬到乡村去。搬去一半就不错了,搬到北京附近的乡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教师在这里上完课,再到那里上课。在这里上两天,再坐上火车到那里上两天。到农村去,学生就要劳动,那里劳动的门路就多了。可以跟农民结合,或者到山区开一些荒,最好和农民一道种地。没有房子怎么办?到那里去自己盖,农村盖房子简单,有土和木头就可以了。看看这样行不行。这样子一年可能办不到,准备一两年。在那里半年或者大半年读书,同时学习庄稼是怎么种的。那里有阶级斗争,还可受到阶级斗争锻炼。只要你们认真劳动,又能虚心学习,农民就欢迎你们。你们不认真劳动,态度又不好,农民就不欢迎你们了
    搬一半到农村去了,不是就空出一半房子了吗?就开工厂,安机器。再有部分同学可以搞服务行业,扫马路,当营业员。有一时期不是要背粪桶吗?可以背背粪桶。商店忙的时候,你们去搞几个钟头就好了。电车上去卖票也好,人大会堂不是有服务员吗?还有些人可以跟工厂挂钩。首先可以搞学校里的服务行业,自己做饭嘛,读书读了十二年,不会烧饭,烧菜,让你们烧就都吃生饭。校工的工作让学生做,就不要请校工了嘛。一出门就有马路,商店,电车,不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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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事都有干的了吗?一天里有三,四个钟头,你们去劳动,服务员就可以有
    四个钟头学习,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懂得了如何作许多工作,他们又读书了,可以快点提高嘛。
    我看卖票的都是些年轻人,至少是小学毕业,要让他们读点书嘛,你们就专门读书,他们就专门工作,这不好。让他们也读点书嘛,就许你们读?什么事都做,有好处嘛,这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斗了黑帮,“权威”之后,清了经济之后,要搞教改,才能解决这问题。你们是师大附中,要跟师大商量好,师大附中是实验性质的,你们不搞新学制,不搞教改,哪里搞?你说,你不搬出去一部分办工厂就得重新盖房子。一部分当工人,一部分当农民,一天有三、四个钟头上课,三、四个钟头劳动,两个钟头自修,这样对青年最好,对体力,脑力都好。马克思讲过脑力体力轮流休息。文化革命后期,要搞这个。讲起来大家都赞成,消灭三大差别谁不赞成?实际做起来,不赞成的就多了。家里有不赞成的,教师里也有不赞成的,学生里也有不赞成的。这也是阶级斗争嘛,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斗争。
    这样学六年,虽然一天只几小时,出来就可以当工人了。晓得怎么开拖拉机,怎么种地,怎么做生意,知识就是多方面的了。神经衰弱,近视眼就没有了。不要你做八小时工作,而只是三,四小时,要认真做,努力做
    个普通劳动者。
    这样毕业以后,可以升大学,不升学可以当工人,当农民。高中毕业以后,不当工人,农民,当干部行不行?当干部也行,搞阶级斗争嘛,这总比读十二年书,什么也不会强的多。如果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推广开来,仝日制中学就不吃香了,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就不能升大学了。现在要实验一下,没有经验嘛,几千年没冇搞过,中国没有搞过,外国也没有搞过。你们搞个经验给我,有些什么问题和经验,怎么改法,还要和各方面协作,你们区委跟各方面讲通了,城市里就好办了。农村还不那么好办。你们师范大学就是研究教育的,你们不实验,什么地方实验?首先让几个学校搞。不搞试点不能推广。首先在
    大几个附中试验,你们受师大领导,要和师大讲通。
    你们在运动中基本上站住脚了,这时候要小心,要听学生的意见。学生可能岀大字报,有的意见对,不管哪派提的,凡是讲得对的,你就接受。你也得改,要不然还是站不住脚。犯了错误,还是要赶你们的。真是那样,我也保不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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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提出要派工作组兼任支部书记,恢复党组织问题时)可以派工作组同志兼支部书记,召开党员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吸收非党员教师和学生参加。我不是党员就不能开你们的会?可以参加嘛,参加会就有发言权。不许三十几个党员单独开会,开秘密会干什么,参加会的群众,至少要为党员人数的一倍,至少一个看一个。为什么怕恢复党的活动呢?要立即恢复。参加会的这些人有发言权,支部会讨论什么问题,要让群众知道,搞秘密活动是不行的,只许公开,不许秘密,这就不怕了。做个错误决定也好,大家可以反对嘛。支委开会也不许开秘密的。
    团委开会也要吸收非团委委员参加,不能搞秘密活动。学校里没有党组织不是很正常的。到底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可以从开会看出来。属于争取的人,也让参加。就是刘超参加,那也好嘛。就用这个办法,不是怕他搞秘密活动吗?团委,支委也找点非团员参加,就是不许乱搞,这样大家就放心了,你们通不通啊?同意不同意?那你们很好通啊。允许人家没想到办法嘛!你不是也没有想到办法吗?有人主张斗完刘超再恢复支部活动,这不好嘛。没有支部书记应该工作组派人去干。只要有一条,不是开秘密会就不怕了。以后可以这样,可以经常这样,这样他就难做坏事了。支委会也要吸收非党员参加,不然他们也会做坏事的。
    別的学校,工作组强的也可以成立临时支委会,也可以这样做嘛
    水水冰
    (刘少奇问到区里工作怎样,区里汇报了工作,提到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后,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清思想,同时清经济。)清政治就是清思想,思想是贯串整个运动的,斗陈永康是清思想嘛,斗刘超也是清思想嘛,清经济也要清思想。
    (讲到恢复党团组织问题)开几次党员会,自己批评,自己整风嘛
    (有些工作组不强,抓不起来)教职员比较复杂,你们斗不过他,他们斗争经验多,社会经验多,你们斗不赢他,斗不赢只好打败仗
    (三级干部会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主要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领导核心,主要是教职员的问题。教员在这里交待,大部分教员可以在这里交待。左派在这里提意见,听了教员的交待再回去报告嘛。学生里大部分背靠背,一部分面对面两边通消息。教员里多数人可以解放,可以分几批解放。大多数要解放,最后留下一批不能解放的。要拿回去斗的,也先在这里斗。老教员也在这里批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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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教职员的问题解决。谁是不能回去的,谁是回去也不能教书的,谁是还能用,但是问题多的,可以向学生先讲清楚。不鼓掌嘛,你可以做工作,以后再看表现这也是个压力,学生看着你嘛。人哪能一下就做结论,你们年轻人经验少。看他几个月,几年,不好再斗,好就留下嘛。
    学校里要开斗争会,工作组不强的,上级可以派人去领导嘛。主要是解决教职员问题。学校里要留工作组的人。不能都集中。多数群众还在学校嘛。好的教师也要和同学见面,好的教员也要来开会,教员里也会分化嘛。支部会也在那里开,支部改组也在那里改组。
    教师,他不怕工作组,也不怕教师,就怕学生。学生一鼓掌就高兴了,就高兴得了不得。搞一个月压力很大,没有压力不行。有了这个压力还不赶快加劲没了压力就不好办了,压力太大也不行,太大就压扁了。这个压力已经保持一个月了,再保持一个月,大部分教师就要解放。对教师要宽大处理,要从宽,
    类都要从宽。当然仅仅从宽也不行,还要有从严的。不然三类不会低头。刘超当校长不行了,支部书记呢?搞一个从严的,开除党籍,三级干部会上,要拿出一个从宽的,一个从严的,你走这条路,他走那条路,大家就要想一想了好的解放一批回去,还可以有一部分参加斗三、四类,他们可以回去宣传,争取多数。假若三类都从宽,他们是不会改的,搞一个从严的就会改,只有宽,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好的坏的都从严就没有宽,也没有严了嘛。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主要是从宽,多数人从宽,极少数从严
    (有人说:有教师去检査,不深刻,不老实,被轰岀来了。)轰岀来这好嘛,这就是从严。这是个细致工作,做思想工作。开三干会集中起来,二个星期,
    十天就搞个差不多。他们吃了饭没事嘛,光开会,两礼拜,时间就相当多了,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两个礼拜不够,可以搞二十天嘛。最好两个礼拜把大多数解放。然后还可以搞第二批。可以开大会,开小会,还可以分组开会,两个礼拜到
    十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剩下少数人也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一批,两批就解决。解决了第一批,就有经验了。没有经验就很难办。
    (编者按:这时,刘少奇仍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反右派”。)
    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伯达康生等关于北京广播学院文化革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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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广播学院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对“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提法,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接见了丁莱夫和工作组长李哲夫、王殿举
    康生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
    你们这里有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
    委员会”这口号对不对?是不是反党的?
    李哲夫、王殿说:新市委和国务院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康老问:“国务院是谁答复的?新市委是谁答复的?”康生问: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
    李、王说: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边
    康生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丁莱夫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二十九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伯达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说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康生说:保护左派。工作组有权保护他们。
    陈伯达说:“对群众什么态度,是根本的立场问题。群众中多数、少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要以势压人,专横武断。工作组一定正确?就不能提一点意见?群众就不能说一句错话?工作组首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去就武断,这如何能搞好运动呢?首先听听群众的意见。我们是学生,我们要重新学习。”“你们随便开刀可不成。不要认为多数拥护就正确。不要拿工作组到处压人,组织一部分群众,打另一部分群众,要解围。工作组要声明是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组。回去宣布:向群众学习。”“这个问题上(指广播学院关于一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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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辫论),你们有错误。你们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
    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丁莱夫说:“是张彦说的。”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陈伯达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工作组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工作组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能自己封,要人家封。自己也要声明,领导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工作组的错误,就是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派头大极了,说几句话也不行。说一点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不对。党信任群众,工作组不相信群众。现在打的都是反革命?是否这样多
    ·广播学院有那么多?防止中了敌人的反问计,造成混
    乱。”“现在许多工作组不会领导,不把自己当成劳动者
    康生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陈伯达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重要问题是打击目标对不对。(广播学院)第一批起来闹革命的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可能有错,个别人也可能别有用心,这一大批人遭受打击,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一派学生对那一派学生的斗争,实质是工作组直接或间接去领导斗争。你们工作组矛头是打击了第一批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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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说:“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月16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工作组要考虑一下,已处在什么地位。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指李哲夫)去广播学院,站在这样一个地位非犯错误不可。张彦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所以犯错误被撤职
    这次
    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一千四百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群众有权对工作组批评,大鸣大放嘛。大字报说得不对,仍有权批评你,监督你。党领导群众,又受群众监督。工作组进入学校,要经党和群众教育工作组组员。要承认群众有此权力
    另外
    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最后,陈伯达、康生给丁莱夫和广播学院工作组下达三点指示
    (一)“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他们(指广院革命群众)这样提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前发展,不能说一提这口号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二)广播学院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应该的,不是反动的。这样对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不要党。
    (三)一切高帽子取消。说明我们(指中央文革)认为那个方法是不对的。要停止那样围攻、监视、盯梢,一律取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不对的。
    陈伯达说:“丁莱夫还企图替自己辩解。一百余人斗争一人,还不残酷?哪怕反革命也不能用此方法,这不是对反革命的办法。发生这些事情,还不知道,或知道很晚,这是失职
    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陈伯达、康生在对外文委的讲话陈毅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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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文委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多月了,现在正式宣布李昌同志停职反省,这是代表中央做出的决定,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三月份李昌出国,在运动开始时李昌还在国外。我们打电报要他回来参加文委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文委的干部和群众要求李昌同志作检讨,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同志是直接反映的。工作组同志把意见反映到中央和外办。我们考虑李昌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本应敢于引火烧身,希望他引火烧身,尽管问题很多没马上停职反省,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中央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李昌同志,家是大地主。有两千多顷地,有血债。他母亲是个血债累累的地主婆,他通过湖南省委某人包庇了这些,丧失了立场,相当严重。我们考虑李昌同志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关系。在领导文委运动中有严重错误。他领导文委这段运动有没有毛泽东思想呢?他的外交路线是否合乎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呢?要考虑这个问题。是我的建议,中央批准的。不包庇的,群众有意见我同意的。作检讨由领导决定。要检讨需要时间。不是群众要斗就斗,不然党的领导到哪里去了?群众有群众的看法,党有党的看法。贴大字报不能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贴两张大字报就定案是不对的,我们完全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李昌究竞是个什么人物我不想多讲,我不划框框。我向群众学习。希望你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宣布杨纯同志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大家认为不合适,在文委
    参加一段运动也可以。看看大家的意见,这是得到中央同意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李昌迟迟不停职反省;杨纯有人包庇。主要是慎重起见,没有谁包庇,谁也包庇不了。杨纯跟彭真、刘仁的关系要作深刻检査。不能隐瞒。我们不搞逼、供、信。对李昌同志问题和杨纯同志问题都要摆事实讲道理。29号回来发现张彦问题,考虑是否把杨纯调回北医,当时没决定,但要看大家意见。
    、宣布把张彦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这是中央同意的。派工作组是我决定的,是合法的,中央点头的。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撤回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中央同意,我也同意,这是经过多次慎重考虑的。我们不是般的群众、干部,什么问题都可以贴大字报。中央依靠群众,把群众意见经过研究作出决定。我是中央工作人员,也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要不我就自由了。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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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党员的身份来投入斗争,来贴大字报。现在我一张也没有贴。我赞同贴大字报。文委、外办、外交部的大字报总的是好的,是代表革命意志的。外事口有两万多人,贴了十六万张大字报,代表伟大的革命热情。把工作中严重问题揭露了,我们欢迎。张彦同志没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29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应由群众揭发,不要打击。我宣布:(1)张彦同志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29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没有反革命事件也没有反革命骨干。工作组我个人不能随便派也不能随便撤。主要是这两条,还有其它错误:(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有人提陈总怎么没有责任?张彦以我的名义,扛着我的大旗,都没得到我的同意。张彥同志有以上两大错误,搞政治迫害、逼、供、信,都没跟我讲。28日开斗争会也没得到我的同意。有人对我提出怀疑我不见怪,我在这里不作辩护和回答。我在全国各地讲了30多次话,是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心中有数象我这样一个党的负责干部,群众能给提意见是件好事。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做到。美帝国主义办不到。修正主义也办不到。我不是发火,是喜欢动感情。我今年六十五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感到光荣。有人不是这样,要人说好话,这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真金不怕火炼。外交部贴了五十多张大字报,我一字不改地交给中央审查。远的不说,我是一九五八年到外交部工作的。在工作中,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大家提的意见有几张很有帮助,有几张我不同意。说外交部是反革命我不同意。说我们有路线错误我也不同意。有人说你在这里为自己辩护,那么你们也可以贴大字报。外交部还没有贴到我最主要的错误,今天不讲,在适当的场合作自我批评。作为中央委员外交部长任意地泄漏中央机密这是犯错误的
    有人说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你去陪外宾。我是请示周总理的。1958年周总理曾说过:外交部授权有限,重大问题要请示。尼伯尔王太子是我和周总理请的。他是尼伯尔的接班人,未来的国王。以我的名义请不好。决定周总理请我接待。后来总理不在,由我陪他到鞍钢,他很高兴。我走时交代:(1)9个外事口要放。提高大字报质量,揭工作中错误,肃清彭、罗、陆、杨的影响。工作中有缺点不要定性。对我也不要定性不然会阻碍运动。对贴大字报的人不要说别人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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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心;(2)别搞逼、供、信。要揭、要交待。李昌问题严重,我说李昌停职反省也不要定性质,他有最大的回答权力。我走时告诉张彦有重大问题请示李富春、周总理,回来请示周总理,有重要问题,打电话到沈阳找我也可以。搞政治迫害,逼、供、信李富春同志一定不同意。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应该进行自我批评。现在不处分,我们不搞政治迫害。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要教育改造,要看长期工作表现。我不扣大帽子,700多人反映意见,我也可以发表意见工作组同志也有错误,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主要张彦负责。否则影响党的团结、伟大
    四、决定由罗贵波等二十一人组成新工作组到文委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考虑到由外办派还是由文委派,最后决定由外交部派。不要发生错觉,罗贵波是四
    十多年的老干部,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了检讨。中央认为很好。他们不是圣人他们有错误有可能撤回去,也可能很好。他们没和群众一起商量。张彦犯错误撤回去,不一定别人就没有问题了。29人中可能有的是好人。文委形势很好,有可能搞彻底,有光明前途。第一个不行撤回去,第二个不行再撤回去。张彦违反了中央方针、我的指示。运动的重点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而不是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不是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经过运动改正
    今天我很乐观。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伟大。把坏的东西都揭出来,只有新中国,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做到。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李昌身上,结果落空了。李昌在哈工大问题很大。哈工大打电话要他回去,我们没同意。他回去文委就搞不了了。工作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不要错误,可以在工作中弥补和改正。张奚若、丁西林等党外人士不要他们做检讨,群众也会批判起码有两个重点批判。李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作风很严重。文委的机构怎么办?是否需要那么大的机构,一千七百多人。为什么要把文委变成第二外交部?那么多人没事干就要闹事。外交部、文委,对我来说是大难问题对外友协为什么要二百人,我看20人挂个牌子就行了。李昌在文委工作是有成绩的,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个机关搞了不少工作,外国人也说了好话不要一概否定。我不是划框框,而是为使运动走上正轨,更轰轰烈烈
    陈伯达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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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陶铸、康生等同志要我来听听会,根本没有想到在此讲话。我不会讲话,更不会讲中国话,我说中国话很困难,我拥护陈毅同志刚才的讲话和采取的措施。决定李昌停职反省,我赞成;撤走张彥的工作组,我赞成。这些措施都是很适当的。
    文委我从未来过,有人说我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贴了我一百多张大字报,我为什麽到文委来看大字报呢?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收到了文委的信件对工作组有意见,有人还打电话,所以我和陶铸来看了,否则就是官僚主义。我来的时候脑子是一张白纸,有一张大字报宣布五十一人的反革命政变说有后台,我想指的是我,我回去仍然是一张白纸
    陈毅同志今天要我来开会,我是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老板,没有表白的必要。文委文化大革命有反复是好事,陈毅同志说有可能搞得比较好,因为这样有各种经验。世界上走的路是曲折的,革命不可能象列宁格勒大街那样直。五九年毛主席到苏联去,我们坐车子经过列宁格勒大街,觉得不怎麽直,也还是曲折的。天安门前的大街也有高低。文化革命有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以后有没有反复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大的反复可能不会有,中的、小的还会有。对新的工作组来说,首先要根据主席的教导,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张彦来了不接近群众是错误的,脱离群众,以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搞文化大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会被群众所抛弃。张彦所做的是亳无道理的蛮干。毛主席在延安时说过,要分清什麽是共产党的作风,什麼是国民党的作风
    康生讲话
    文委的文化革命运动,特别是张彦工作组的工作,与周总理研究过,感到很有问题,有很大错误。周总理,陈副总理委托我和陶铸来了解情况,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证明总理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张彦的错误是严重的,张彦的工作违反了党的方针路线,违反了陈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委党组,张彦的错误的根木原因是根本没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指示,讲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凡是按照主席思想办事,工作就能胜利;违反了,就要犯错误。文委的工作和张彦的错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陶铸同志和我把调査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刚才陈毅同志宣布的四项决定,前天总理报告了主席,毛主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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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文委的情况陈总讲了,陈伯达同志讲的是党的重要政策,我完全同意。我现在谈一段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对照检査自己。主席在六四年提出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条原则,九评中又把这五条写入。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年三月份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有多少马列主义?有百分之多少的马列主义?我们也要问同志们,你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不管是犯错误的,没犯错误的,不管是党委同志,党员还是工作组同志,都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看李昌的马列主义少得很。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马列主义。在以前也许你们有,但在文化革命中很少或没有。张彦同志对党的政策,没有很好研究,违反了最高指示。为什麽犯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去挂帅。以后工作是否能做好,要看他是否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文委工作有成绩,但毛泽东思想挂帅单簿或没有挂帅。能否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清除毒害,就要看能否突出毛泽东思想。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所有的人好好想一想,是为中国革命,还是为修正主义。大多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想一想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李昌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张彦和工作组在文委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彦为什麽对贴大字报的群众进行压制和迫害!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条正是张彦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你们是否团结了群众?向你们提意见,贴大字报的,我不承认都是好人,群众中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有个别的可能是牛鬼蛇神。大多数人怀疑杨纯,工作组,写大字报的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孤立坏人,但把坏疑工作组的当成反革命,不允许!这在中央机关发生是十分恶劣的!你们团结了多少人?拍马屁的人,彭真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个野心家。我看了一张《质问李昌从古巴回来后到彭真那里去干了什麽?》的大字报,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警觉。李昌,你和彭真关系很深,是赖不掉的,须向群众交待!一个工人揭发周一萍到那里去了,党组干部到那里去了,陈忠径是我的老部下,过去是箅入胡宗南内部干革命工作的,有贡献。我找陈忠径谈话,结果使我非常失望,他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动动摇摇做投机,态度不明,毫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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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否认你过去有成绩,但是不能原谅你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不表态,怎麽能算是共产党员呢?
    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张彥要把这一条对照一下,当然不是说你是赫鲁晓夫,但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提到的那种不读书,不看报,专横独裁的帽子可以戴在你的头上。《人民日报》说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可你却怀疑群众,打击群众,以势压人。因为你是外办第五副主任。谁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人?群众,群众有资格罢免你。我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以罢免,难道你一个工作组组长都不能罢免吗?要让群众贴大字报,甚至贴错了也没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彦是以上级和领导的资格来的,眼睛向上看,不是向下看。实行民主集中制很重要,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彭真说总理、陈副总理、康生是中南海的三颗定时炸弹,长久以来收集我们的材料。北师大有人说康生要搞暴动,也有人说陶铸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应该让群众说,应该让群众审查,检验,群众怀疑是可以的。象张彦那样就要犯错误。
    五,他们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於改正自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李昌和张彦完全违反了这一条,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想蒙混过关。张彦和我谈话,我以为他觉悟了,结果大失所望。我七十多岁了,他倒象一百五十岁。我很盼望同志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五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我们讲一万句话还不如主席讲一句话
    (编者按: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系统因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撤消的第一个工作组。)
    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总政治部发出了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的通知。总政治部指出,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总政治部的通知中还说:“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念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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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们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在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刘英俊同志的活动,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这些指示,推动我军干部战士更加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促进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和加强战备,都有很大的意义。”
    解放十六年来,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它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更加深入和广阔的阶段。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阴谋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军是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同广大工农群众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斗争,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切挑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的每个同志,都应当成为象刘英俊那样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要象他那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象他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象他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敢想、敢说,有勇、有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做文化革命的闯将,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员。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刘英俊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原因。学习刘英俊,最根本的,是学习他自觉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真理,是在伟大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木质,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
    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最好的课堂。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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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我们一定要在这场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学,经常学,反复学。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战胜敌人。只有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想,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今年下半年,全军要继续大抓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这是我军建设中无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才能保证我军在革命化建设的道路上飞跃前进,从根本上做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是一个反复教育、反复斗争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落实的过程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反对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等不良倾向。
    刘英俊作为一个年青的战士,能够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突出政治的方向,坚决同单纯军事观点作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能够象刘英俊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突岀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也就是最好、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同志们,我们要热烈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掀起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的热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落实中,在执行战备和其他各项任务中,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
    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阶段。
    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进行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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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斗争的特点,是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为了自己发财,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财产,不惜千百万人倾家荡产的真面貌。
    在三反五反斗争的基础上,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党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这是斗争的第二个阶段。
    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所谓“轮流坐庄”、建立反革命专政的阴谋
    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法,待机而动。在我们暂时经济困难的期间,他们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城乡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反复”。党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的保卫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使资产阶级右派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企图归于失败,并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斗争的第四个阶段
    斗争的第五个阶段,是以一九六三年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开端,直到最近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刚刚开始,但已经显出了它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学术,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广大的范围内,进入了文化的阵地。解放初期,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公开反革命的以外,都包下来。党的政策是要让他们为祖国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同旧社会的基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他们说来,是一个换头脑的问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知识分子头脑里面,当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去占领的时候,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还在继续起作用,并且在政治生活以及其它方面总是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力求扩散他们的影响。他们总是企图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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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已经被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力求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上。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征服群众,迷惑人心,达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
    所以,归根到底,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就英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自已教育自己的方法,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们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越是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发展越是巩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候排在我们的重要议程上,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客观的规律。要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随时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
    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丧失革命警惕性,对阶级敌人,对阶级异己分子,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每个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都应当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掌握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提高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树立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不要固步自封,而要善于从斗争中进行学习,从斗争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社会主义这个新阶段上,战无不胜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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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第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关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伯达同志委托我们来宣布这三条决定,同时要我们找有关同志谈一谈下午我们找了付崇兰、王恩宇等十位同志谈了话,刚才又同东光等七八位同志谈了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些情况。
    从昨天我们了解到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昨天来看了大字报。康老、伯达同志了解了情况,立即指示我们前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尹达同志。下面我讲一点意见,是个人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回头他们几个人也可以纠正。
    据我们了解,历史所运动存在着很大问题。很多做法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我指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从五月份,付崇兰、王恩宇等许多同志,贴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当了第一批闯将。他们出来揭发、批判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侯外庐,他们做得很对。可是到了六月三日,以郦家驹领衔出了一张"反击"大字报,还称侯外庐为同志,说侯外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批判,但有人想”夺权",说运动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把矛头针对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同志。这张大字报是完全错误的。在郦家驹贴出大字报前,尹达同志回来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有很大的错误。"六·三"下午郦家驹贴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又贴出了批判付崇兰、王恩宇的大字报,以后付崇兰、王恩宇等有些同志到中央去告状,康老、伯达看了非常注意,伯达同志立即找尹达同志谈话,批评了尹达,批评得很尖锐,说他不对绝不能压制群众,叫尹达同志回来公开检讨。我和穆欣同志也在座。尹达同志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并没有公开检讨,只与付崇兰、王恩宇等少数人谈了话,说他们不是反党。他回去后,伯达同志问,你公开检讨了没有?尹达同志说没有,只在少数人中谈了谈,伯达同志说,这不对,你一定要回去公开检讨。后来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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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郦家驹这个人很成问题,人家叫他"二所长"。为什么撤他职,等会儿再讲。我们为了爱护尹达同志起见,伯达同志为了尹达同志免于被动,建议尹达同志回来撤郦家驹的职,尹达同志同意了。昨天下午我们了解,并没有撤郦家驹的职,后来我们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因结一致把矛头指向侯外庐了。昨天我们才了解,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但没解决,还制造了"六·二○反革命事件。从大字报上可以看出,第一批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被说成反党阴谋家,或说成反党阴谋家利用的工具,大会小会斗争;逼供信;将王恩宇关起来罪名说他要到大使馆区去自杀。当然,有自杀念头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伟大,相信广大群众。但王恩宇同志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产生这个念头,并没有将绳子勒在脖子上嘛!危言耸听,说他要叛国,要往大使馆跑了做法非常恶劣,这些账主要是郦家驹的,还采取关起来、盯梢监视,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是国民党的作风,这是不允许的。
    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把被关被斗的同志一律放出,逼供信的材料一律还给本人处理,不算数。甚至他们上告中央次数也要追査,问:多少次呀?(答:十
    四次)把他们写给工作组的控告信公布出来批判,将他们给中央写的材料印发公开批判。这是非法的,任何人都有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信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扣压,不得追查。
    前阶段在郦家驹以及东光同志,在有那么几个同志错误的领导下,方向搞得是不对头的。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实际是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的。人家贴大字报,揭发侯外庐,就说人家有野心,"六·二○"以后就斗了二十七天,把侯外庐放在一边,你们说要斗争,为什么不斗争侯外庐呀?而斗王恩宇同志、付崇兰同志等,并击揭发侯外庐的积极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再一条制造"六·二○"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说历史所的群众不好呢?不是的。我们相信历史所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郦家驹,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多数那是虚假的多数。今天张老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写信的人不是被斗的人写的,而是参加斗争的人,被迫派去盯梢的,他说越是感到斗争"胜利",就越是感到有怀疑,越怀疑就越是感到付崇兰、王恩宇不是反党。好多人心里想的不是那一套,并不相信你们那一套,郦家驹、东光你们以为是多数,在你们控制下,很多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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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那么走。绝大多数的同志是会和侯外庐以及其它牛鬼蛇神作坚决斗争的,有的人是不明真相,上了当,有的人是心里有话不敢讲。现在一方面那些被斗的群众,一律停止斗争,不准斗争他们,真正解放。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吗?现在就律解放。另一方面,上了当的同志,一般的同志,在郦家驹、东光等人操纵下,在他们错误的指挥下,贴了付崇兰、王恩宇大字报的人不要作检讨,这笔账不算在群众的头上,应该算在历史所领导的头上,首先是郦家驹的头上,责任主要在郦家驹头上,不怪群众,不怪大家。被斗的,在郦家驹以及支持操纵下很多斗了人的,两方面不要有任何隔阂,谁也不要怪谁,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在毛泽东想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首先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侯外庐斗倒、斗垮、斗臭。
    郦家驹为什么停职反省呢?几条就够了,不用多说。一条是”六·三"反击打击揭发侯外庐的一些革命同志;一条是制造"六·二○"反革命事件,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条,郦家驹本人家里是大地主,有说四千亩的,有说两千亩,而且他二十多岁时,本人亲自收过租,在大军渡江时,转移过财产,变卖成黄金这样一个人是不能重用的。自然我们不是唯成分论,没有经过大的运动锻炼,其它运动的表现不讲,就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完全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面,抵制运动的地主立场方面,敌对立场
    东光同志,你们好好想一想,究竟谁领导谁,是郦家驹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郦家驹。为什么群众给你们提意见就不得了了,太岁头上动土了,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事实不一定都完仝符合,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正确的,怕什么呢?!难道你们贴大字报的每条事实都核实好了吗?!你们要求每件事实都那么准确,那谁也不敢贴大字报了。动不动就拿反党帽子扣人家,群众提了意见就不得了啦。有的同志贴史绍宾的大字报,说史绍宾的文章是一棵大毒草,你们抓住人家,说是反党。唉呀,史绍宾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呀?!那篇文章(按是指《人民日报》上的《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一文)最近没有看过,以前看过,就是有不少错误嘛!没提反党反社会主义嘛!群众就是高明一点。不让人家说个不字。我们几个同志和尹达同志都很熟悉,最近在一起工作,说老实话很想帮助尹达同志,但是怎么帮助呢?能包庇吗?不能。伯达同志就尖锐地批评了他,坚决叫尹达同志公开检讨,这就是帮助。同志式的帮助。〃"六·三"反击和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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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有关,应该作检讨。这是同志式的帮助,让他摆脱这种局面。让他撤郦家驹的职也是如此,为了让他摆脱被动的局面嘛!但是以后知道尹达同志并没有这样作有的同志很拥护尹达同志,怎么拥护?要用党的原则,应该在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党的关系上。有的人说,听尹达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群众讲的也要解释、纠正嘛!同志们要记住,只有毛主席的话,才是最高指示!必须了解″毛主席著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尹达在"六·二○"以后起了什么作用,一定要査清楚,也一定能査清楚。伯达同志说,文化革命小组一定不包庇任何的成员。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有几分就是几分,不管你当了多大的官,什么员!不能说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共产党没有这个道理,要实事求是,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现在不要尹达回所和历史所工作人员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这也是为了弄清事实,让尹达同志自己想问题,有多少就是多少。伯达同志在这里讲过,尹达同志你是否当保皇派,如果你做了保皇派,我不能做保皇派的保皇派。这话说得很尖锐、很深刻。历史研究所的文化革命运动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定能搞好。看来要重新发动群众,不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不能改群众搞逼供信,集中抓侯外庐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人物,还有工作组帮助大家的,我们相信一定能搞好
    我的话可能有很多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批评,写信、写大字报都可以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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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別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口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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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
    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木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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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唯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工作,也是同样的。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就是因为那里的负责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地鼓励群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领导群众投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去。
    这些好的负责人,能够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们能够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们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引火烧身
    他们对群众贴大字报揭露和批判自己,采取欢迎态度,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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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群众的信任,获得了在工作上的主动权、发言权和领导权,就能够把运动领导好。
    但是,也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他们象叶公好龙一样,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等到群众起来了,他们却害怕了。他们怕这怕那,怕群众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怕群众抓住自己的一些小辫子。其实,这些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并且在行动上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表现,群众是会谅解他们的也是会欢迎他们的
    另有少数人,对群众摆出做官当老爷的架式,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群众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群众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甚至找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领导文化革命,日子就混不下去,结果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绝不能够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进行革命。共产党员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对群众摆出一副官架子,这哪里有什么共产党员的气味呢?这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过,要分清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象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国民党的作风,就是脱离群众,骑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分得清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分得清,有时候又分不清;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分得清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分不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竞然分不清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界限,那是最危险的,那就站错了队,站到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的位置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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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革命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平坦的,总是有曲折的,有高高低低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样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在运动中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岀现一些曲折,这是难免的现象。问题是要力求把领导运动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使运动发展得更健康些,力争少一些错误,少一些曲折
    能不能够做得更好些呢?完全能够。那就是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之迅猛,对不少人说来,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他们应当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忠实的勤务员,证明自己是确确实实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当作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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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辫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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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约十点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江青说:党中央万岁!北大同学革命万岁!同学们,我没有多少话可讲。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了你们的意见,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情况不太清楚,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来调査研究,根据毛主席工作方针,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社论没有。还是这个态度。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意见,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还是要回去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就说这些。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
    中发[66]373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仝国范围内广阔深入地发展,形势很好。全国生产建设的形势也很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生产建设更进一步促上去,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上,应当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先后缓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于七月二日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现在,再作如下的补充通知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
    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县以下的党政机关,农林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城市的基层组织(如公安派出所、街道居民组织等)的文化大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政贸易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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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商业部门的各个专业公司的文化大革命,究竞是单独开展,还是结合四清进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目前在工矿企业参加劳动实习的大专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全部调回,参加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党政机关,必须集中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同时,要指定必要的人员,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这些人员也要轮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掌握情况,作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并且从现在起就抓紧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以保证年度计划之间的衔接。
    当前,要抓紧夏季粮、油的收购,丰收地区应当在坚决不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多收购一些,以丰补歉。城乡都要抓紧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要很好地安排农民生活,力争少销和不销;城市也要严格控制销售,反对浪费。
    、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应当在积极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原则下,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先后,妥善安排。一线和二线地区基本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可以早一些。大小三线地区的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抢时间,加快建设进度,这些地区的建设单位,特别是国防尖端项目和民用骨干项目的建设单位,开展运动的时间,要在保证建设任务按时完成的前提下,根据任务的紧迫程度和主管部勹能否派出工作组的情况,进行安排,有的可以早一些,有的可以晚一些。中央各部派到三线地区担任指挥工作的负责干部(包括总工程师),应当坚守岗位,继续执行工作任务。个别人员必须调回参加运动,应当派相当的负责干部去顶替。
    四、设计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般应当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地进行。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设计单位,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必须保证完成设计任务,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按时交付设计图纸,保证设计质量。正在现场进行设计工作的人员,仍应留在原地坚持工作。对原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写大小字报送回原单位,必要时,可以派代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特别严重的人员,经过有关领导部门的批准,可以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如果被调回的人员担负着重要的设计任务,原单位要选派适当的人员去顶替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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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科学研究单位,应当同其他文教部门一样,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点但考虑到许多科学研究单位,担负着当前生产建设和国防尖端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研课题,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因此,这些单位的运动,在步骤安排上应与一般的文教部门有所不同。凡是本单位领导力量较强,或者上级部门已经派去较强工作组的,可以开展运动,如果本单位领导力量不强,而上级又派不出工作组的,可以暂不开展运动,先安排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运动的单位,对于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课题和中间试验项目,以及新产品、新材料的审批试制任务,必须按期完成。承担其他单位协作任务的人员,不要调动,应当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科研试制工作。外出的人员对本单位有意见的,可以向本单位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些单位,某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和非急需的科学情报工作,必要时可以推迟进行,而先进行文化大革命。
    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对某些商标、图案和商品,提出许多改革意见。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的改革问题,应当区别出口商品和内销商品。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内销商品,应当积极地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努力争取在商品和图案方面反映社会主义的新风貌;至于商品的品种,则不要轻易取消。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除了商标、图案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以外,应当继续在市场出售。
    七、暂时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开展和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正在开展运动的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送大、小字报,揭发问题。这对于搞好上级领导机关的运动是很有帮助的。
    八、这个补充通知发到县团级,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基层党委和职工群众口头传达。在传达的时候,必须分析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背定运动的伟大成绩。同时,要说明,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的必要性,使大家认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动力,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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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略方针,加快大、小三线建设,搞好生产。不论开展运动的单位和暂时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都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要号召广大群众,象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积极参加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搞好生产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做到革命同生产建设双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江青说: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
    陈伯达说:我讲点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给大家讲这么一点。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这个,比如你们就有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和以后,以及到最近这几天,是一反复。是不是?斗争总会胜利!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同学们!你们坐下来,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坐下来要有好的秩序,现在不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吗?我指挥不动你们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後向毛主席汇报。
    我把你们学校当作试点,我要来连看三天,你们每天让我看一个半小时。到
    六点三刻大家到礼堂去,我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不要打电话给其他人,这也是保密。不是我怕见人,我们还是不“自由”的,我又不能化妆,丁国钰也来到调查小组加强工作,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最后,我建议一起唱个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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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江青说:你们之间有分歧应互相谅解。你们之间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许采取围攻,迫害。现在有的同学不被谅解,以后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要采取这种迫害手段。有人把我们的子弟看成特务一样搞围攻、盯梢、迫害我们的子弟,我很气愤,我反对!这只能怪背后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说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你们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紧,比进中南海还要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
    康生说:在广播学院文化革命运动中间,谁是主人?你们有什么权力?比如说,工作组来了,你们有没有欢迎的权力?你们有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力?你们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你们有没有罢免他们的权力?你们怕不怕这个权力?别人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帮,怕不怕?“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对不对?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也是不要党的领导?我赞成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听了大家的发言,撤回广播局派来的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同学革命师生员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的上级机关、党委派联络员、观察员,他们只有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你们的班、系、校的各单位,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撤换。党信仼你们,信仼群众。你们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文化革命是革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们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不让修正主义当权,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有的同志提出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这些人是不是黑帮?提出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难道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吗?现在见之于宪法了。这个宪法是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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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的。宪法中提出“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难道这个提法是反动的吗?难道说这种提法有错误吗?是不是宪法这样规定就否认了党的领导呢?如果是这样看,就是错误的。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是讲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权力。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替党组织,取消党的领导。如果这个党委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那就证明这个党委是有错误的,或是资产阶级的,或是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的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写信给江青
    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出现个逆流。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们,你们很守秩序。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让我看了俩个小时。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昨天看了两个小时,今天看了两个小时,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第一次来你们这里。我为什麽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校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有机会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我既来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不管你对革命认识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只要你们革命。我也犯过一些路线错误,但是仍是做党的国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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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査,看有没有错误,有了就要改。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力量就会变为物质力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会搞好
    总之,一句话,只要革命,总会有前途的!(热烈鼓掌)
    你们回家的都回来了,我就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还没早餐,我找个捷径,还是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朱德讲话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张承先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的围攻
    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中主义是冒充辫证法,其实抽掉了辫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
    实际上是“合二而
    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
    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中心问题—一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敢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的思想了。他总觉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已,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奴隶。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习惯势力,一百年也肃清不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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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讲话: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来看你们,问你们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来的几个同志。副组长: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组员:姚文元、戚木禹文革小组办公室:曹轶欧
    江青讲话: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工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如果有什麽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快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现在请他们来讲讲。我们听听。康生讲话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虚,因为主席说过了,切革命的正确的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学们,教员们。因此,我们想在这一伟大的文化革命中,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听说,同志们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说所谓“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说是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两个月了,工作组怎麽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的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敞开思想讲,什麽话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工作组不在这里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们来搞呢?还是靠工作组一手包办?文化革命怎麽做法?陆平,彭佩云怎麽斗?翦伯赞、冯定之类怎麽斗?怎麽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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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们告诉你们的重要的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了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会议由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李雪峰等参加会议。
    江青讲话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
    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麽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发
    (同学发言略)
    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晩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麽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麽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北大同志发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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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时已二十三点十分)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答:好)
    我来北大四次了,但张承先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是打字的,也没有签字,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妥当,不严肃的。
    有同学问“六·一八”事件是什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表我们说了
    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
    二十一日我和陈伯达同志来找聂元梓同志了解情况,这时候有个叫徐庆的同学也来要反映情况,后来又来了五位同学说……(以下有关北大的具体问题从略)江青:同志们写条子叫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叫他们听着刘昆林:(法律系)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因激动没讲完)。
    刘青华:《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钱》(技术物理122)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讨他的迫害。
    康生: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活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活,放在下面好不好?(好!)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于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孔立明:(工作组组员、秘书处)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江青: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茱,叫她优先上台讲话康生: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耿佩荣:(东语系越四)揭发工作组在“六·一八”向题上对她极为错误的处理。结论是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讲完时,台上首长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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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明:(西语系法一)(《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我说错了他,他要是革命家,决不会躺倒不干,如果他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那我就骂对了
    申叔南:(生物系一年级)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崔建昆:(地球物理系二年级)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批驳。坐下学文件必要。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牛忠林:(法律系)反对上述意见,(指申、崔)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结论是: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读《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江青: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不同意)
    李扬扬:(文五、四)代表贺晓明等31名革命干部子女讲话,全面评价工作组。1.反对说成是路线性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思想。2.《功与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3.“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在权夺得好。4.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毛“关于
    六·一八’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运动”。5.“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6.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江青: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好!)
    石小阳:(物理系)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康生: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江青:我每次来,你们写条子,意见书,他(指毛主席)都一件件地看了(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我们认为正确的就鼓掌,不正确的就不鼓
    郭来舜:(东语日二)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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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2页,共5150页
    衫小蒙:(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起人之一)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彭小蒙讲完后台上热烈鼓掌,彭要走下台,江青同志又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继之热烈拥抱亲吻。然后又与诸领导人一一握手)。
    哲二代表董小结:提两个建议。1.保留工作组;2.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江青:今天发言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工作小组也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场上群众激动不已)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来讲一些事实。
    关于“六·一八”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场上再度沸腾)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他不见我们,刚才他写了封信给我,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五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一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历史系)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江青同志的女儿,原我校历史系学生——笔者)给和另外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竞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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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说一说(要!)那天谈话的五位同志贺晓明、雷于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陈伯达讲话
    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今天会上听到了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很激烈,很尖锐,这是种正常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这里好象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有许多人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好像革命当然要有一个工作组,没有工作组就革不下去。要破坏这种旧的习惯势力。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重复毛主席经常说过的一句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你们怎麽办呢?(答:可以)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呢?(答有)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的,都不能由外来的力量包办代替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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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看看有没有把握把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想你们一定能搞好的。你们在选举时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教师职工中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这两个建议如果你们赞成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考虑,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看档案,电台,武装的一切管理制度,这方面的人在没有改选以前,要负责到底,要受群众监督,其中有打问号的人,也可以提出来,请文革委员会考虑。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之后,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要学会管理生活,现在管理你们自己伙食,行政事务工作的,还是不动,希望他们还是做好,以后要做得更好,将来文革委员会成立以后,可以考虑成立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监督。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査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六·一八”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六·一八”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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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麽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麽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有的为张承先工作组定调子。张承先到北大五十多天来,挂帅真正教育同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由北大的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麽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麽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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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就会前进,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麽办呢?你们北大是不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辯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麽呢?我们提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这五条,它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全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能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和能否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所材料是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以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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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麽?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的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麽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麽样?课程怎麽样?专业怎麽样?教科书怎麼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麽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麽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说嘛,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应该!)这叫什麽“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査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査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麽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麽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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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査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杋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
    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Ⅹ××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査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岀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麽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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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仝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
    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
    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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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立,但遇到这种情況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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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七月十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ⅹⅹ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麽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髙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聂元梓讲话
    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来讲话。从北大长期的尖锐的、激烈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50多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今天康生、陈伯达同志都讲了话,提了建议,我完仝拥护他们的讲话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江青
    这里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传出去。你们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们这样做,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中国不会变颜色。向你们说两点
    (1)你们是受迫害的,他们那样做,只有反革命才干得出来。要是再对你们进行迫害,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你们是怎么迫害的?你们回去准备材料准备控诉。
    (2)不应该死,应挺起腰杄革命,你们要是死了,问题就搞不清楚了。与其自杀,不如干革命,让敌人给一刀,这样还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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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2页,共5150页
    你们学校是要夺权的!工作队、党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对工作队、常委,不定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没派过这样的工作队,一个也没派过
    这样的工作队光撤了还不行,还要斗它
    你们来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又要布置了,又想溜了。你们回去后要串联,要准备材料,简单扼要,要击中要害。
    你们敢不敢控诉?(答:敢!)我们给你们撑腰!我们要排着队去。你们讲话后,我们还要讲话
    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工作队挑起的。不要把群众放在后边,不要光靠你们几个人。不要互相斗争,要争取中间群众。工作队员也会起义。同学说了一两句话错话,做了一两件错事,没关系。那些大人物说了些错话不算,为什么要对同学抓小辫子呢戚本禹
    前一个工作队包庇黑帮,被他们赶走了。后一个还是这样。他们说开门整顿
    十天,实际想蒙混过关。邓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这个人糊里糊涂,连话也说不清楚。上次做了报告,想把责任推到同学身上。上次我在那儿看大字报,点名的全是学生,有几十个,实际上都是他们指挥的
    江青
    你们回去,把精确数字统计上来。他们不是要找“后台”吗?我做你们的“后台”。毛主席给你们撑腰!戚本禹
    你们学校还有“党委领导万万岁”大字报,连这样的党委也保卫?!连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院党委也要保卫?
    江青
    你们回去要好好干,你们是主人嘛!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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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3页,共5150页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象十年前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喜讯传米,全国振奋!
    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万里长江,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象征着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最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总是鼓励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锻炼,去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和勇敢,去冋大自然搏斗。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总是号召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革命,就必须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毛主席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征途上,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风大浪,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凶恶的敌人。当年那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什么蒋介石匪帮,什么日本军国主义,什么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何等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它们统统“不在话下”,统统被击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配合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逆流,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黑风恶浪。它们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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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4页,共5150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进军中,已经或正在把这些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一个个地揭露和粉碎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就不是在风平浪静中前进的,从来就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每经过一次惊涛骇浪,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就更加坚强了,革命力量就更加壮大了,革命经验就更加丰富了
    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七亿人民,是大无畏的英雄人民。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
    要革命,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说:“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革命也有规律掌握了它的规律,才能有驾驭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能力。毛主席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学游泳,不下水不行。光在岸上研究这样那样的游泳术,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干革命也是一样,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掌握革命的规律,学会阶级斗争的游泳术
    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要革命,就必须紧密地联系广大群众。
    毛主席时时刻刻都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吹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欢呼:“人民万岁!”我国七亿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的周围,最坚决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进行战斗,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必须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锻炼。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动员人、教育人、改造人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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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吸取和总结了我国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也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康生说
    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
    江青说: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
    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査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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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同学们,同志们!
    我第一次来时见了你们一部分人,第二次见了你们全校师生员工,我讲了件事,今天我就扼要地重复一下
    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今天又给我机会听了你们
    的发言。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重新温习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原意革命的就有前途。
    当然在运动中,在这过程中,在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同样,能够革命还是有前途的。今天再补充两点
    四、只看看大字报,听听几位同学的讲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分别谈话,交换意见。我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一些本质问题
    六条那样的提出是不对的
    毛主席没有那样说,中央及陈毅没有授权张彦那样说,张彦这样宣布是错误的今天所做的仅是我工作的开始,我还不能多说,我想把这里当作典型。
    五、确实在你们当中,大致有两类意见,但决不单只两类意见(一、三、五类
    四类)其实一、三、五中间也不一样,二、四中间也不一样,任何东西
    都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但毛主席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研究提出来的。我们都承认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代没有个超过毛主席的。
    你们拟定每系推出两个代表,也不太好,一个多数,一个少数,或许还有三类,要允许少数人的代表讲话。一个系如果少数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好推举代表但是其他代表应该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
    我今天下午不能来,我的事情都订满了,我准备看你们的笔记,明天上午来继续听。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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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说:对工作组的成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有多数是好同志,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做了不妥当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对待这样的同志,我们要说理,说服他们,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麽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对于工作组中另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的或是混进我们党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斗争他,要说理。你们说对不对?(对!)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
    陶铸说:我们建议大家串联,班与班,系与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联。群众运动就是要运,要动。说不运,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不行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各校串联,互相通气。
    (编者按:这说明,发动学生大串连是陶铸提出来的。)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群众大会,王任重、关锋在大会上讲话
    王任重说: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我不知道,北大七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本人完仝同意他们的讲话,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关锋说:回答一张条子。我先把条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们工作组说,北大会只适合于北大,请示了新市委后,我校不放录音。而且领导人讲话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愿意放,我认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有普遍意义。二物系一同学”。工作组请示了新市委没有?新市委如何答复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李雪峰,我是关锋。我回答下面一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们的讲话录音,当然,什么地方不愿放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组拿来放吧!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致“保蒯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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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泉、张云辉、孟家驹等一切曾经支持过我和同情过我的同志们:我
    十分坚定地相信,你们中绝大多数人是革命派,是无限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不排斥极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家伙!)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你们曾经给工作组贴过大真字报,提过意见,发表些议论,就飞来横天大祸,“立场”问题几乎都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你们不得不“低头认罪”、反复“交待问题,还不得“下楼”,你们髙亢的革命精神完全被压抑了
    但是,乌云遮
    不住太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来给我们撑腰,工作组一手没有把天遮住!北京大学又吹来了革命的东风,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让我们站起来,挺直腰板顽强地战斗!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拿出我们青春的生命吧
    我知道,你们中
    不少人对我很是怀疑,你们怕我是反革命分子,怕上我的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种革命警惕性是可贵的。但是,你们从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还不了解吗?工作组对保蒯派采取的什么手段你们体会还不深吗?你们暂时低头了,他们还死揪住你们不放,何况我从未低头,他们更是对我恨之入骨,使尽了种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左边澄清事实的大字报可见一斑
    是时候了,是清算工作组所犯严
    重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用我们亲身经历来揭露工作组在前一阶段在大方向上严重问题,他们不引火烧身,我们放火烧他们身!我昨天编辑了一个语录集,你们好好看一看,向刘英俊同志学习,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无所畏惧地前进吧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蒯大富
    七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澄清几件事实》的大字报
    现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把我当成“反革命分子”,我已多次声明,我点不责怪大家。在工作组让人造谣、捏造事实、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以及大家处在高压政策下,谁敢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呢?所以虽然直到今天我并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但我由于被剥夺发言权,不能澄清事实,大家的受骗状态仍得不到解除。现在我重新获得发言权,先解释主要的吧
    关于我“反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是最引人痛恨的。为什么你说“毛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也有错。”这一点在6.27大会上曾解释过。(记录稿别有用心地记错了!)我班同学文龙和我争论主席的话是不是句句是绝对真理,我说:“不一定”,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主席的话大多数是相对真理即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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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与空间内成立,但是上面两句话,我从来没说过,有人故意捏造的
    毛
    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永远是正确的。虽然我水平很低,但我竭力想把主席思想当着自己行动的最髙指示。二、关于我“怀疑新市委、怀疑雪峰同志”。这一点是我班Ⅹ同学捏造,我已辟谣,我是非常信任新市委的,尤其信任雪峰同志,我写了多次信给新市委和雪峰同志,要求他们帮助我。这一点有案可查
    关于我“要考验党”。这是歪曲,在辩论小会上
    我说:现在全国各地人民正在用毛泽东思想考验他们领导(指基层领导!)这是符合主席思想的,我们的考验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是从保卫党中央出发的。但是他们歪曲成“我要考验党,考验党中央”然后再批驳一通。实在可笑。
    关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从未提过这个口号。在六月六日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按当时已经揭出大量蒋南翔的问题),宁可错怀疑九十九个,不放过一个象蒋南翔这样的黑帮,放过一个高等学校黑帮可不得了。”他们断章取义,先说成“宁可怀疑九十九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后说成“怀疑一切”,又说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说成“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随心所欲到无以复加地步。我说,我们怀疑是有根据的前提下怀疑,而且不是怀疑切,我们信任党,信任群众,我已经说过多遍。但是有些人就是强加歪曲。
    五、关于“我绝食”。我是绝食了五十小时,(七月四日至七月六日)在七月四日晚,我向工作组提出我明天要去中央,工作组不让去,我说你们想封锁中央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去?工作组说:“不让去就是不让去,你得听我们的”,我说“我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组说:“把他赶出去!”立即上来几个纠察队员,强行拉我岀屋,我抵抗不行,还被拖出屋(右手指被他们指甲划破两块,流了血)。最后,他们把我关在屋里,不让出门,我盛怒之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政治迫害,可是工作组老爷们真是狠心,在我绝食期间,他们不但对我要去中央事不闻不问,每天上午、下午还组织人和我“辩论”,我不能起来,就拖我起来,想必欲置于我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们对外面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同学知道。想让我不明不白死去。我想不行,他们不怕我死,怕我活下去,我偏要活下去,就用退兵之计停止绝食。工作组怕之极,并且强加罪名,说“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反党”、“叛国”等大帽子接踵而来,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七月七日我腹部较痛、头疼不能下床的情况下,他们硬拖我到讲台上去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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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力抵抗,只好听其摆布
    我绝食的过程,是受迫害的过程,而绝非是我
    “反党”的过程。六、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六月十六日出一份《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注意!工作组的大字报选集内容不全,别有用心删去部分),二十三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字报,以及六月二十八日后六份大字报。信件有我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公开信,给鲍长康的一封信,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来分析,看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尤其是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封信如谁有底稿,请重抄出来(我没有!),这些大字报、信件上那些是反党的呢?实在无法想象!澄清事实暂时澄清到这里。以后将陆续澄清,谁有问题请写在右边白纸上,编号、问题、班级和姓名,我将陆续用大字报,或小字报或走访去回答大家所提的一切问题
    蒯大富七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对学校从前几点异常现象的看法》的大字报
    从工作组进校后,发生了许多件异常的现象,我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可知的,正如宇宙是可知的一样。但不是一切现象都能立刻能得到正确解释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切,考査一切。下面我对几点异常现象谈谈白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
    六月二十四日以前为什么不组
    织斗校一级黑帮?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准备不足的问题,据当时揭露的大宇报内容来看,五次大会开不完,但是就是迟迟不斗,同学多次要求,工作组不闻不问,我认为工作组可能与黑帮有牵联、甚至是一家人
    六月二十二日事件的
    答案是什么?以工作组秘书崔×代替王光美同志参加我班讨论。后经追问,二十日答案是“听电话听错了,把联络组秘书要求,听成王光美同志要求!”二十
    四日。张茜薇说:“是我联想的。自相矛盾,不可理解,至今还想不了了之,但是这是办不到的。我认为,这是想方设法搞无产阶级革命派材料准备组织反扑、六月二十四大会上原说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后为什么又不开?有许多同学抱怨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让同学来辩论。同志们,工作组心有苦哀,实在不敢在六月二十五日继续开。因为大家知道,六月二十四日大会形势对我们大有利。尽管大会主席团要不民主手法,叶林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但大多数革命同学还是支持我们的。二十五日又出来许多锋芒毕露的大字报,围攻的大字报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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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多,但质量极差。而且六月二十二日事件工作组实在想不出妙法向同学解释,于是利用职权,强行勒令推迟,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引起部分同学不满,但没有关系,我可以施加政治压力,全校出大字报围攻,把蒯大富的性质说得越严重越好,学校广播台大肆造谣;各班开斗争会,你给工作组提出怀疑就给你扣上立场问题,以至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工作组甚至组织大群人向蒯大富游行示威”。经过三天准备,学校形势对工作组大为有利,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就召开了名为辩论实为政治迫害大会
    四、六月底到七月中旬为什么封校?不封不
    行。因为斗争矛头已指向同学,严重违避中央精神,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中央知道不好办。五、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央?答案同上,因为中央知道这件事,实在难于交帐。
    六、为什么工作组老是为自己定调子了什么“代表毛泽东思想方向”什么“我们代表党的,代表无产阶级的”等等。说实在的,自己不定就没有人来定,自己定了后,有些人不加分析就照搬,“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无限信赖作组”、“伟大的工作组”等等一起出来。七、为什么剥夺我等人二十天左右的人身自由?因为工作组怕见真理,怕见事实真象,不敢让我们出澄清事实的大字报。八、为什么七月二十一日又统统放掉?不放不行因为中央同志要求,随便关人犯法的,这一点叶林同志知道。九、为什么原准备继续批判蒯大富,又突然转向校党委,使同学措手不及?因为中央同志要求,怕交不了帐,北大形势也逼得紧,无耐忍痛把校党委抬出打,好应付门面。十为什么罗征启、饶尉慈、邢家鲤、方惠坚、陈圣信等人能慷慨激昂指出黑帮罪行而艾、刘、胡、何等顽抗而不在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想到罗、饶、邢、方、陈流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有那么大转变。我想,很可能是工作组要“牺牲将帅保车马”的阴谋。十一、为什么工作组能掀起打“保蒯派”高潮?因为①施加高压是空前的。②原校保过皇的人极多,他们对于反蒯极卖力,人人争当勇士,想捞一把,来个“依然Ⅹ我”。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③因为高干子弟全力支持工作组
    十二、为
    什么昨天一天就刮起一股革命风?内因是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不是什么高压压住的,他们要革命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外因是北大形势的影响,大的有全国形势的影响。十三、为什么工作组不闻不问?不,工作组在紧张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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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看看周围许多工作队员同志,只是暂时不能发言。十四、为什么又突然提出选文革代表?这可能是一个大阴谋!他们想借此束住群众手脚,来个假选举依然是他们那一套机构。以“最高权力机关”自居,原状原封不动,在工作组性质未搞清楚以前,千万别选举,选举则上当!对上述几个昇常现象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定正确。但事物木质只要一个,总会搞清楚的。只是时间问题
    蒯大富七月二十八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三致叶林同志》的大字报
    敬爱的叶林同志,您好!大概您这两天很高兴吧。因为您多次欢迎的大字报昨天一天就贴满了清华园,真是喜出望外。向您热烈祝贺!我在被关禁闭时,曾写过两封信您。其中有一封上说。“咱们在下一局棋,而这局棋远远没有结東。您还是要认真地下下去。不要以为大局已定,胜利在握了。”看来,这局棋还远未结束。不过棋局稍有些变动。下一步您怎样走呢?我们全体同学拭目以待。您还记得吧,我曾在公开信上向您提出十条要求,今天,我再次向您提出那十条要求,(内容原则上不动,具体的稍更改)希望您能答应我
    股风来得可真猛,我差点儿无法应付。不知您怎么样。想来,您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了,这种风浪经过,一定会成竹在胸,下出一着好棋来,但是,时不等人哪,还是果断些好。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我为您打算,望您不要再施加政洽压力,估计压不下去。同学们革命热情很高,我很高兴,我想您一定也很高兴吧。您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很高理论水平,您一定认识到在前一阶段犯了较严重的错误。错误既然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向同学们公开坦白、检讨,改掉就行了,咱们还是一起干革命。但是如果你们迟迟不表态,同学们可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快一些吧!同学们对你们寄以热忱的希望,望你们迅速行动起来,重新革命,我也满怀信心等着你们拿出果敢的革命行动。祝您身体好。致革命敬礼蒯大富七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蒯大富贴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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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为革命坚持真理,更要为鞋命修正错误,近几天来,许多同志对我提了许多中恳的批评,我非常感谢。在这里,我向全校革命师生检查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在四月十六日以后,我是原黑党委手下所谓“批判三家村小组”里的一员干将。我当时对他们面目认识不清,怀着对“三家村”的仇恨,夜以继日地进行批判,星期天也不休息。为他们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帮助黑帮转移视线。五月八日后,我虽然发现他们有些问题,(比如,批判邓拓只从人生观上批判,热心于大文章,大兵团作战,事倍功半),但我从爱护观点出发,提了意见,使他们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六月三日还写了一张围攻热零零二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六月七日大会上,我由于轻信了广播台同志所提供的材料,虽然直观上想反校党委,但客观却帮了他们的忙。2、校党委被揪出来以后,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随着前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各高校揪出很多黑帮后,我深深感到这太触目惊心了。随之而来,我想,清华党委真过硬,在六月九日前竞没有一个辅导员以上的干部出来揭发,真可谓“铁板一样”。于是,我就说,党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总说是完全适合的,但具体到清华园这样一个大黑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做不到的,把毛泽东思想在清华园的威力估计不足,产生了敌情扩大化的形势估计
    3、一些过左的行动
    由于对形势估计有错
    误,所以带来我们执行党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方针有问题。对于我班从前保过皇的人虽然是把他们看作是百分之九十五范围内的,但在团结的过程中,强调斗争多了些,而且耐心的帮助和等待不够,不利于一道团结起来打黑帮。而对于黑帮们,我就想迅速地七斗八斗、斗臭、斗倒,对工作组迟迟不斗,表示不
    4、对王铁成的认识犯过严重错误。
    六月十九日当我得知王铁成变
    “疯”并被工作组看押不让出校门时,我就怀疑对王铁成进行政治迫害。王铁成
    十四日贴出的大字报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与结论,但我总觉得他的革命精神是可嘉的。六月二十日,走访数力系文革,得到一些关于王铁成情况。六月二十三日我见到他,谈了一个多钟头(仅仅见过一次)他澄清一些谣言。并发表他是怎样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表示支持我,于是我觉得王铁成是受过迫害的革命同同志。他业务能力很强,善讲话,回到宿舍时,我对我组同学说过;“王铁成现在遭迫害,将来抬头时,可以做负责干部”但我对王铁成没有做过其他调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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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七月十日批判王铁成大会上,得知他家是漏划地主出身,干过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自己承认的),我才知道我轻信了他。他不是一个革命左派。而是一个有很多反动观点的。是反革命但是否就定案,是否就应该扣押专政,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只要我们做法得当,铁成还可能被改造过来。从王铁成事件我得到深刻教训,就是说怀疑工作组的“保蒯派”人物不是百分之百是左派,而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家伙。5、采取绝食斗争是错误的
    虽然工作组无理
    不让我去中央,并强行拖我出屋关起来,但我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表现我过于性急,但对党中央的威望估计不足,对形势有些悲观。但后来当我发现工作组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就停止绝食,反其道而行,非要活下去不可。我树立一个坚强信心,不管到哪天,党中央总会了解我们学校全部情况的,也定能对我作出最正确的结论。于是,我准备长期斗争,原准备七个月,想不到一个月不到,中央首长就下来了,我就意外地被释放了。
    、我犯错误的原因
    句话,我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完全改
    造,在政治上,我由于本阶级经济地位的不稳而导致政治上左右摇摆。经常犯革命急性病,或有时表现出悲观主义。在思想上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对情况不作深入的调查而经常下一些符合自己愿望的然而是不正确的结论。在组织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多信任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而不作分析;而对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则表示不信任,听不进他们的话。我还有很多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个多月的斗争中我经常表现出个人考虑,比如自己的前途,家庭影响等等。在尖锐斗争面前表现不敢放手斗,有时我还想“露一手”出出风头。在取得局部胜利时,往往骄傲起来,看不起同志
    对阶级斗争形势佔计不足。我自己有很
    多幼稚的想法,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而且往往以感情代替党的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多损失。我第一次检査就到这里。我请求全校革命师生热忱地帮助我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监督我的言行,随时提岀批评,我保证知错必改,并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争取以后少犯些错误(看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
    望那些现在反对我的,但真正要革命的同志,也请你们提岀意见。如果你们自己有错也希望能改正。白己人打自己人,不打不相识。我希望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如
    果大家对我有意见有要求,请写在下面白纸上。凡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忠恳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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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问题,善意的询问,我都将以充分解答。恶意的指责,我区别对待。必要时回答你们问题。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贴岀《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的大字报:
    声春雷起大地!党中央发布命令,撤销髙等院校工作组。好啊,一千个好,万个好!我们从心庭里喊出:“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您老人家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但是,我要正告叶林,你从这项决定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
    你不要以为,唉呀,我正下不了台,这下可好了,撤销就撤销,卷起铺盖走吧。这是妄想!永远办不到!原来,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虽然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我总以为你是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受党教育多年,一定能认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掉。所以,我一再委曲求全,忍让,再忍让。在我写铪你的六封信中,把我的心里话全掏给你,遵照主席教导,帮助你认识和改正错误,并以最大耐心等待着你拿出行动来。但是,你,叶林,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把我的忍让当着软弱的表现,你不但丝毫不承认犯了什么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检査错误,低头认罪,交出幕后策划者
    昨天大会上,你的发言,最后表明:你是下决心不承认错误,准备和广
    大革命师生对抗到底,和党中央对抗到底
    那么好吧,你自己硬要走上绝路,
    我们也无法挽留。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决不会让你任意横行下去。你说你自己仅仅是“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仅仅是走群众路线“不彻底”的问题,呸,谁听你这一套!你定调子定得够多的?事到如今还想用定调子来東缚住我们,太幼稚了一些吧。既然你不要脸,那我们也不留情,揭一揭你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勾当吧。
    、顽强地抗拒和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
    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到清华,看到全校师生员工髙涨的革命热情,慌了手脚,大泼冷水,压制群众革命,你们使尽种种毒辣卑鄙的手段,残酷地打击和镇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革命派。清华工作组是谣言制造厂,叶林是这个厂的总经理,只要对破坏文化大革命有利,什么谣言都能造出来、你们还制造六月二十二日事件,收大字报底稿造假档案,大搞无产阶级左派材料,组织反扑。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就暴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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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谩骂恐吓,横加罪名,组织围攻,轮番作战,进行政治陷害,甚至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
    、盗窃党的名义,大肆制造对叶林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
    拜
    他们以“当然党的领导”出现,拼命无耻地吹嘘自已是“代表毛泽东
    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谁要提意见,谁要怀疑他们,他们就扣你大帽子。“反党”,“夺无产阶级权”,“反革命”大帽子满天飞。甚至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
    切工作组说了算,谁也不能吭一声,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前一阶段清华园内一片恐怖气氛
    三、不走群众路线,做官当老爷,国民党
    作风十足。工作组一进校,哇拉哇拉,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一手包办“选”出文革,坐在楼上等着汇报,不进行三同,来去小汽车。发号施令,盲目指挥。只听得进奉承话,听不进批评话。对群众提的大量意见从来不闻不问。句话,不想当学生,只想当先生……只想做官当老爷。——十足的国民党作风。
    四、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清华工作组十分害怕我们广大师生掌握主席思想,来识破他们原形。因此极力抵制和反对学主席著作。到校十多天,从我班来讲,从未组织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社论。他们怕主席思想怕得要死,“革命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是主席思想。“应该考验和监督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主席思想。我写给师大女附中同学的信是基本符合主席思想的。可是叶林见此就害怕,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学毛主席著作或念语录,他们骂我“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他们的政治迫害大会却是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会”。关键性的好社论,如《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或者迟迟不播,或者放在次要节目里播送。迟迟不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
    五、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
    大搞改良主义。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面前,工作组惊慌失措,大叫“过火了”,“打击面太大”,“无秩序”,“像一群羊”。他们不让对大黑帮分子
    七斗八斗,对各种的错误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而片面强调“准备”、“细致团结”,企图搞改良主义,合二为
    第六,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
    专政。清华工作组,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真正革命左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国法,随便关押同学。他们依靠从前在反校党委时保皇过硬的同学,捏造事实,强加罪名.打击左派同学。在高压政策下使广大左派同学不敢吭声,抬不起头来。他们丝毫不讲民主,专横独断,大搞“一言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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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虽然对革命左派咬牙切
    齿,但他们对前校党委黑帮却亲如一家。他们开始借“从下往上”的名义大整辅导员,最多整一整系党总支。企图牺牲小卒,保卫将帅车马。后来.干脆把斗竽矛头直指革命左派,狠狠整了二十多天。只是由于向党中央交不了帐,向广大同学交不了帐,才不得不忍痛抬岀大黑帮让同学打,他们还耍“牺牲将帅,保住车马”的阴谋。他们让黑帮党委纷纷登台“揭发”,这些黑帮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勇不减当年,慷慨激昂,大骂原黑帮党委。企图借此大捞政治本,埋伏下来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来个反攻倒算。工作组还卑鄙地使用许愿的方法拉拢一批人,为他们当打手伙计、造谣专家。支持我吗?给你干部当。你给我提意见吗?罢你的官!就是实行这样一条组织路线
    第八、封锁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工作组知道;他们所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让中央知道了不得了。于是他们不顾党纪.不让左派同志去中央反映情况,甚至非法没收同学给党中央写的信。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工作组还经常封锁校门,人家来支持我们革命,他们不让进。也不让我们去支持外校革命。他们步前校党委后尘,大搞“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以便关起门来实行资产阶段专政。第九、打着“红旗”反红旗。清华工作组领导,叶林等人,言行不一。说得好听,做起来一塌糊涂。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说要发动群众,可是拼命压制群众斗争。他们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见了毛泽东思想就怕得要死,他们说欢迎同学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可是叶公好龙见给工作组的大字报就冷汗直流,脸色发白。一句话,他们披上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拼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够了,甭多举了,难道以上这些仅仅是“缺点和错误”问题吗?不!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以他们的行动,给我校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的、不可饶恕的损失。清华工作组是一块不折不扣绊脚石。他们比起北大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过之无不及。这样的工作组要它干嘛呢?赶走不更爽快一些吗?党中央关于撤销高等院校工作组的决定,说到了我们心里。但是走也不那么容易,得把帐还清才能走
    为此,我严正向叶林提三点
    要求
    必须彻底坦白,深刻检讨你自己和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所犯的极
    其严重的错误。在全校大会上,回答革命师生提出的一切问题
    、必须由
    你自己亲自宣布绝大部分“保蒯派”同志是革命左派,打击他们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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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的。尤其是被你们扣压的同志。
    必须由工作组自己出来澄清自己造
    的谣言。叶林,你在全校大会上曾宣判我是“假左派”,真右派,“保皇派”。我坚决要求你承认这个判断是非法的、胡说八道的、别有用心的。并且,要你重新如实地向全校同学反映我的情况,而不许造谣歪曲
    以上要求,叶林必须
    完仝满足,除了你被党中央判决劳动改造,那和你没有事。但是,你要想滑过去,想还去做领导,告诉你,办不到。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和你没有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还要和你把这笔帐算清!有人说,你想翻案!我说,这个“案”翻定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撑腰.难道还有革命者算不清的帐吗?雷蓉、王小平二同志的大字报重新点燃了清华园内革命的大火,一股被压抑的革命力量抬头了,叶林纵有天大本事也压不下去了。让我们欢呼清华园内一片大好形势!我坚信,清华园內坚定的革命左派多得很,他们对党最忠诚、最肯学习主席思想,斗争中最勇敢,最聪明,他们不迷信,无框框,实事求是,敢闯敢干。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死对头
    让我们团结起
    来,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一切牛鬼蛇神迅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
    再一次正告叶林,站住,把帐算清再走!清华大学化902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关锋同志: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
    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清华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査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致敬礼蒯大富七月二十九月
    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江青讲话:
    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要揭穿张承先,张德华之流的挑拨离间的罪行。你们要分清是非,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团结起来。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至於革命干部子弟,他们有何罪?他们有缺点,有错误是难免的,他们上了当,他们是我们的好儿女。张承先,张德华欺骗了他们。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归队呀?至於工作队员,我希望你们对他们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坏人,大多数是好人。我收到他们很多信,特別是海军同志的来信,他们痛哭流涕,说上头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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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他们没有办法。对这样的同志,就釆取不同的态度。至於张承先,张德华死不悔改,坚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来镇压你们革命的,到今天还不老实,要他们交待,继续检査,什么时候你们不想听他们那一套了,就让他们走。
    我刚才收到你们的条子,说要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的什麽协会,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千子弟,坚决参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麽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他们对聂元梓这样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语,进行挑拨离间,难道他们就不会对你们这样做吗?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识別他们是什麽东西,揪出他们的后台老板来。聂元梓同志给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组二组和海军同志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的保卫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目前我们一时很难接下来,他们全部撤走,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敬礼!聂元梓”
    革命的同学们,教职工们,你们信得过他们吗?(信得过)好,那我们就建议把他们留下来。我的话讲完
    朱德讲话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支援你们的。你们两月来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夺取政权。两个月来夺取政权的这个反复,你们胜利了。这是北大师生的光荣胜利。你们夺下了北大的政权,也只有你们才能接收。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办事主要靠主体,主体是学生,其他人是为你们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来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学校,怎么办?头一次靠我们夺过来,以后怎麽办好,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接班人,接学校的班,今後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你们的事业,要好好办下去,相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比过去强。以后学校毕业了不同以前的,专做官做皇帝,以后任何事情都得做,军的事要做,工的、农的事都做,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共同向前进。我希望你们大家更加努力更加办好。
    康生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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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到北大来使我得到很大教育。从六月一日到现在,我们看到北大文化大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两个月中经过了很残酷的阶级斗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六月廿日看到一份<北大简报>,也看到张承先在北大工作二十天来的<工作简报>,这两个文件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文件,残酷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在一个革命的文件和两个反革命的文件中,希望同志们好好分析研究。在这些文件中,为什么说“五·二五”大字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呢?大字报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算起,即从去年十一月十日算起,到今年六月一日为止整整七个月减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的历史很短,但是当中经过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展开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当中经过中央书记处十几次革命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你们党团员都看过了吧,称为“五·一六通知”,有许多干部知道中央指示,因此在二百天的斗争中产生北大“五·二五”大字报决不是偶然的。五月廿五日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是揭发了彭真、陆定一这个黑帮。但是,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时北大在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统治下,通过他们的一些亲信爪牙,蒙蔽同学们,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七点以前,广大革命师生欢迎这张大字报;七点后,陆平布置后加以围攻。五月廿五日后受到陆平反革命的还击。
    五月廿五日大字报点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火火焰,陆平想扑灭。但我们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就采取了措施。一日下午
    四点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并且明天登报。我接到这个通知感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杨克明、张恩慈等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压抑,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晚上八点钟播,整个北京城就爆炸了。中央广播电台半小时内收到北大九十多个电话,有的赞成,有的怀疑,有的指责说:“谁叫你们广播的?”……他们是不了解的以后就清楚了。同学们说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你们常讲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看到了大字报,看到了从群众中来的大字报,马上广播又回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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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中去,一夜就点起了文化革命的火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什麽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要支持革命,赞成革命。
    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发动的,但是发动后马克思就热烈支持,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现在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北大“五·二五”大字报,毛主席使它点燃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什麽性质呢?这是廿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是北大全体革命师生的一种光荣,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点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革命,不仅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革命师生要珍惜这个光荣,要爱护这个光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一般的阶级社会,不仅存在于经济范畴内,在政治范畴内,而且存在在思想范畴内。我们从北大这次斗争中,看到了我们经历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北大的广大革命师生同张承先,张德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上次出了个题目,我问:张承先到底是什麽样的错误?当时有的说路线错误,有的说路线性错误,有的说右倾思想。今天你们答复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回答的完全正确。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呢?不单是阻碍革命,不仅仅是个绊脚石,绊脚石躺在那里不动,绕一个弯就过去了。而张承先不但阻碍革命,而且利用职权和工作组的名义,跑到北大来镇压革命。这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是代表资产阶级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来北大实行什么?“六·一八”以后,实际实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语系揭发有个女同学服安眠药自系,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张承先你回答一下,(张承先答: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你为什麽不报告?(张答: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罪,有罪。)
    同学们,你们从这件事得到了什么教训?他对陆平、彭佩云这样关怀备至,对革命同学自杀了也不汇报,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这些镇压群众的活动,也集中的表现在北大六月廿日的简报上,这个简报实际上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有一个报告叫什麽<北大廿天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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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六·一八"后,根据他的指示,班与班、系与系,不准联系,校外更不准联系,工人农民支援也不准进入校门。过去陆平不敢实现的事情,他却实现了。虽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压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间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杨自我检査讲得很好,我十分欢迎。他们有个时期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赞成留下工作组,这是要由张承先负责的。是间接受迫害的,同学们应当原谅他们,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教导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
    江青同志说得对,对工作组要个分为二,把张承先,张德华同工作组的好同志分别开来,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张德华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罪过,必须彻底交待,马马虎虎过关是不行的,不仅对群众是通不过的,对他自已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张承先你要把自己廿日的汇报和简报好好地看看,把你镇压革命的文件,同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对照一下,这对他有好处,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说实在的,我在北大的阶级斗争中深受教育,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虽然我们运动出现曲折,但可以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六月廿日有个同学叫王运良,贴了张大字报,听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就问郭影秋知道不知道,题为《郭影秋是什麽人?》只有两行字。孙友渔立即作报告,五千字中有四千字说他是挑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这样要流血,对这个同学打击。结果挑动同学打击同学,打击左派,甚至流血。从这个问题上说,人大,北大要驻军是千真万确的。北大团委丁监写了一个材料,郭影秋也是知道的。我不是说月兵变也是千真万确的。至於驻兵的目的,是要调查,调査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人大说军委和华北局都知道。彭真是否有阴谋,不一定。一,彭真要搞政变,中央文件上有。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是要搞政变的。这种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分子,时机成熟就要搞政变,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说时机成熟,没说今年二月搞
    彭真是否真的抓军队,
    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和罗瑞卿勾结,就是要通过罗瑞卿抓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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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权?要。已经和罗瑞卿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有驻军?军委、军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査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孙友渔利用这件事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拿这个来围攻革命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九六六年八月四日,蒯大富贴出《当前必须解决的八个重大问题》的大字报
    处在目前我校形势,我们觉得下列八个问题,是必须马上解决的。现提出来,供全校革命左派以及一切要革命的师生员工、工作组员们认真考虑:
    前这场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能不能半途而废?要不要进行到底?如果不进行到底将发生什么严重后果?2.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没有?(包括六月二十四日以前和以后),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矛盾性质是什么?是否能完全排斥敌我矛盾
    3。有人说,工作组现在在搞阴谋。他们名亡实存,阴魂不散。他们以
    退为攻,假惺惺地道歉,先来舍基层保大头,大头保住后再来保基层,他们想转移视线,急刹车,想使个金蝉脱壳计,滑过去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望大家
    结合我校目前情况分析
    4.工作组能不能合成一个整体?为什么工作组员
    现在不敢说话?他们受到什么压力?怎样解除?怎样使他们敢于为革命而坚持真理?即:怎样揭开工作组的盖子?5.教职员工大多数不敢说话,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除他们的压力,使他们革命?6.现筹委会是否合法?能不能由他们提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他们是不可缺少的机构?还是绊脚石?有无必要剥夺筹委会的政治权利,让它只负责事务性工作?以后通过充分酝酿再选举?7.从前有大批左派遭到迫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不要进行控诉?
    8.现在有不少人为革命左派翻案,为革命的大字报翻案,为革命书籍翻案,为革命会议与革命串联翻案。一句话为清华师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翻案。大家看这种翻案有无必要?它反映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志们,我们要对革命彻底负责,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彻底负责。坚决彻底革命,决不搞改良主义!
    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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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人们,慎重考虑我们以上八个问题,用大字报提出你们的看法吧。蒯大富
    八月四日中午
    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李雪峰同志讲话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由新市委主持,请同志们发表各种意见,特別是批评工作组和新市委的意见,欢迎递条子,热烈欢迎批评,贴大字报。两个月来,新市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虽然也谈了放手发动群众这句话,但是群众起来了,就怕,怕这怕那,怕字当头,一句话,怕群众大民主。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过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说过“右派”学生、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因而发生学生斗学生的事;我们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是原则性错误。不论哪个时候都是原则性错误。因为新市委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新市委还有个错误是派工作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认识到使同学长期迷信工作组,觉得没有工作组不行。这是不信任群众,这样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个责任应由新市委负责。至於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有什麽错误,压由你们批评,应听你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欢迎批评。
    今天大会先由叶林同志检讨,再由同学们发言,是不是可以?(众:可以)同学们发言后由周总理讲话,(全场欢呼)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讲话。(全场欢呼)刚才有好些同志递条子,要求把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介绍一下,现在我来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周总理,(全场欢呼)那边那位是董必武同志,董老,(全场欢呼)这边第二位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欢呼)那边第二位是李富春同志,(欢呼)这一位,边上这一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同志。(欢呼)下面我介绍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我首先把组长,副组长说遍。组长陈伯达同志(欢呼)顾问康生同志,(欢呼)他没有来,他到北大去了。今天北大也开同样的大会。副组长江青同志,(欢呼)她也到北大去了。还有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他也到那边去了,今天在这里的有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刘志坚同志,下面是文革小组成员:这边第二排是王力同志,那边倒数第二个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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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镜的是关锋同志。这个是张平化同志,这是穆欣同志,杨植霖同志,刘文真同志。其他的都是外地来参观的同志,不另介绍了。
    周恩来在辫论大会上讲话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只要愿意继续革命,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考验自己,检査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会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的。确实在开各种会当中,又像廿九日,卅日一样,廿九日找工作组开会,卅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对清华的详细情况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木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罗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当前的政策是什么,应很好地交待,甚至整个北京市派到各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加起来近一万人,是从各个战线,各个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没经过充分讨论,向他们交待政策,也没有交待任务,这就给工作组本身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老办法,有的还带着行政命令,包办代替,不走群众路线,不跟大家商量。所以,既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功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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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就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亚重的错误方向上去。而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了这个事的,没有阴谋。可是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大家还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这是把工作组引向错误方向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七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第二外国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也批判了工作组双方同学对立争吵,隔阂很深,互相争吵了两三个礼拜了,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看来还要继续吵。这是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我劝大家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在学生中打架破坏同志的关系。在主席斗批改的方针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他们都赞成了,但是个星期后,在一个宿舍里硬是不说话,在饭堂里也是瞪眼睛。这个情况今晚在清华也看到了,是最好的客观表现。我们台上的许多同志不满意这种情况,可是客观是这样。在会上的发言次序可能有错误,前一个,后一个还是对立的,如果有错误,这是我到清华来第一次犯错误,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还是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来参观的同志很多,听一听嘛,看看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证明工作组,在根据新市委召开的中央文革几个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这个时期的方向引导错了,不只清华,整个工作组方向错了。即使初期有必要,客观需要派工作组,也应该很快地发现派工作组在客观是阻碍学校文化革命的发展。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当家作主人,依靠群众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身上。
    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学校革命靠你们,应该肃清错误根源,应该做彻底的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上的精神、路线就是要放手反动群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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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年轻的同学说得对,就是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这都是旧的观念,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在作怪正如主席常常批评文明的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对群众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一句话,怕乱,怕字当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那种修正主义秩序搞垮,只有把旧的修正主义秩序斗垮,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这种怕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想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是想维护当官做老爷的旧秩序,不是文明需要的革命的秩序
    我在这里应该说,凡是党中央过去的指示和新市委决定中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应该把它废除。我们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这一点,一说你们就懂了。向学校甚至机关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在客观是起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代替旧的党的领导,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灌输的方法,而不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它的缺点,有的地方想了,想得不周到,一直到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该撤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有机会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五十年前的“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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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和三十年前的“
    九”运动,都出在北京,而且都在大学生之中。我们
    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比你们幼稚。我们那时敢於闹革命,闹抗日运动,为什么在今天,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的信心不足吗?不是对形势估计错了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这是为了使我们更有信心,打破中国局面。不错,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麽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进行斗批改
    三大任务,相信清华的革命志气会比现在高涨,矛盾不会像现在这样多。革命的师生互相作对,互相不相信,互相争论。根据我所知,在一个班不说话,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说话。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两派都是一班的,就是相对立的。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二十三天的时间,甚至更长,二十四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功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刚才说的这些事,应结束这些争论,结束这种对立。当然,我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要争论了,而是说同学之间的敌对状态,互相攻击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及时地把主要矛盾转向斗黑帮。叶林同志是初步检査,同学们对他们的检査不满意,觉得检査不够深刻,可以继续开这种辩论会来进行讨论。今天会上宣告解决的问题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争论了。今天就有新清华的新革命精神,主要转到斗批改方向去,要进行这三大任误。首先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辫论,批评是需要的,应说明,伍百多工作组同志总的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愿意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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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革命,好心肠,没做好事,给文化革命带来损失。我们上面要负责。明天下午我们要单独找他们开会,更彻底地说一下这个问题,使他们不背包袱,心情愉快地,真心诚意地接受你们的批评。总的方向是领导小组负责任,叶林同志负主要责任,如果各系、各年级,对系、班的工作组开中小会批评也可以。什麽时候,哪一部分检讨完了,搞完了,建立了革命的友谊,相互达到团结一致的结果,就可以离开了。五百多人不是浩浩荡荡一道来的,也可以分批离去。如果你们发现问题,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会高高兴兴回来的。只要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对任何错误,批评都是无所畏惧的,只要是善意地批评,一定会接受,愿意改正。在这里我还向工作组说几句,你们留在学校里还要和同学接触,不应象过去那样,把自己和中央,市委等同起来,要遵守纪律,不要在会上这样宣布,回宿舍,饭堂又嘀嘀咕咕,下次还是这样对立起来。这就是工作组的影响。要承认这一点对这一点,应向工作组同志郑重要求他们这样做。现在清华园的同学,教职员工,凡是要革命的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究竟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样的锻炼,就在这半年的实践中证明,有现在不同观点,究竟谁是左,谁是右,谁是中,不能自己定,这不能由自己封为好汉,也不能由上面赐给,只能由他在斗争中说明自己是哪一种。你们都很年轻,中学,大学同学二
    十岁左右,不能不犯错误,只要不是执迷不悟,左点,右点,青年人是允许的。列宁这样说过,毛主席也这样说过。当然犯错误要懂得改正,而且要多次改正,不会一下子就做对了。青年不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从青年过来的,当然比你们更幼稚,犯的错误更多。只要决心革命,有了错误知道了就改,跟毛主席走跟不紧,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我们还经常勉励自己,做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我们还要保持晚节,不要因为老革命,有四、
    五十年革命历史,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的老同志,董必武同志可以作证,董老在五一年会议上说,我们老一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遇到新事物往往脱口而出的话,猛一想常常是错的。要是冷静想一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想一下,就比较接近正确。这是具有四十五年党龄的八十岁的老同志,我们全党的老同志还这样说。我比董老晩二十年,我要很好地向他学习,你们更要向他学习,你们这样年轻就保险不会犯错误吗?我相信你们读毛主席著作读得比我们多,记得比我熟,常常你抓这一句,我抓那一句就吵起来了,但是你们用得那样准吗?就没有一点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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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气?就没有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的影响吗?就家庭出身好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仔细研究一下也有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进行社会调査,阶级分析,常常要从自己家庭开始。我经常拿我的封建家庭来解剖,今天不能讲了,以后到你们这里来讲一次。有人问,今天为什麽不把蒋南翔拿出来批判,今天主要是结束工作组检查,不要把题目混淆了。工作组批评好,更有力量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的。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达到。
    今天只能回答这些,希望以后大会,中会,小会常开。工作组不负责任了,临时筹委会还不是自下而上推选的,但是总得有人办事!最后一位同学代表几位同学发言,进行了自我检查,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就让他们暂时工作几天,给他们一个考验机会,做给你们看看,不行就改选嘛!而且他们要马上筹办自下而上的选举,正式成立筹委会,总之要有人管事。清华园这么大,两万多人的事,还总要有人做,应该信任他们,考验他们,并且还要进行正式选举。所以,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过去清华受蒋南翔控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精神,革命的精神受到压制。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在清华大学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同时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今天仅仅是叶林同志检査,其他人还要讲可以在中会、小会上讲,以后应满足这个要求,或登台发言,或书面发言。刚才说过,这些错误必须也只能由工作组和上级负责,至於学校本身革委会的同学他们不能负责,他们是在工作组指示下办事的。本来任何同学应该独立思考,自觉地进行工作,可是在工作组这样的领导下,他们是被动的,最後一位同学说他们是自觉执行的,讲自觉也对,他们自觉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相信工作组是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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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又忙于事务,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据我们所知,你们每天有两小时学习毛著的时间,可他们上面的同志到现在,到十二点以后才有时间学习,这是实际情况。他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批评,促使他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同学们对他们一方面给以善意批评,另一方面给予应有的原谅,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推动大家进步
    董必武同志讲话同学们,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对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已经讲了,我本来没有什麽话可讲了,有许多同学递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我早点休息,我不愿休息。为什麽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热烈鼓掌)
    我和你们一道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对我来说,脑子里的旧思想不是比你们少,而是比你们多些。当然在旧思想方面,跟毛主席走了几十年,搞掉了一些,但是还有好多没有搞掉,现在应该搞掉。毛主席思想多一点,就把旧思想挤掉一点。脑筋是物质,物质旧,装进一点东西就可以挤掉一点东西,多一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把旧思想挤一点出来我祝你们彻底斗倒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祝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我祝你们建立一个大体满意,不是彻底满意,彻底满意不可迮,(董老说到这里笑了)只是大体满意的教育制度。我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高呼“祝董老身体健康!”长时间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热烈拥护周恩来同志今天发表的一篇很好的革命讲话。(鼓掌)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热烈鼓掌)邓小平同志讲话
    陈伯同志讲了三句话。我也讲三句话。(笑声)第一句话,我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学习的,向你们取经。(笑声)第二句话,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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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讲的很好的讲话。(鼓掌)第三句话要说的,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常委同志决定派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阻碍了群众运动。
    我相信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师生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己的智慧,能够纠正前一阶段由于工作组所犯的挫折和错误,把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鼓掌)
    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说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专学校撤走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的工作组,种在是新市委直接派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河北省以及四清工作队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须加以改变。
    自从中央宣布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猛烈地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冲击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我们大学中学革命师生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水平来说,是不难解决的。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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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仓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促的,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作具体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估计过低,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引导群众白我教育,自我锻炼,白我革命的伟大意义估记不足,从而推动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广泛民主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这一个多月是一个曲折,要从这一段反面经验中得到益处,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掌握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後才能领导群众运动。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市委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训,工作组的同志也要从中得到教训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们在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把运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可以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上面已经讲了;加上没有搞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仓促上阵,用过去在工厂,农村中工作的经验,有的甚至凭自己的想法去领导运动,所以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面来负担。工作组不少同志受到群众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工作组的切好的同志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群众的帮助,这对他们在今後的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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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才能保证在我国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了解情况,你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起这个任务。中央完全相信,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能够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用群众自己革命的组织形式革命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动员师生员工自己闹革命,也就能够通过运动,包括教育犯错误的人。来实现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人的大多数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相信,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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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进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那么为什麽会出现曲折呢?依我看,我们做领导工作,不论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里的,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是估计不足。第二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这些部门的领导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文教工作,首先是北京市的文教工作,教育工作,如学校哇,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各个文化团体单位。
    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起来了,他们就要问自己机关里,学校里的党的领导是否也是黑线,黑帮,起码他要怀疑,都不信任了。所以六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大家一方面敲锣打鼓,欢呼新市委的成立,改组;另一方面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组,帮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原来的领导,原机关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要想一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的要求。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那么,一个情况,刚才小平同志讲了,也有的工作组是好的,但工作组大多数同志主观上是好的,主观上不是想这样做,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也隔开了,那势必就冷冷清清。这套方法完仝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出现了些问题。有些问题在群众运动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现象也把形势估计夸大了,就是怕乱,怕群众。群众斗群众,互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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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因为青年批评起来,斗争和辩论的界限很难分,斗争中必然有批评,有时候卷起袖子,站起来了,马上紧张了,搞不好就打起来了。这种现象我们以前也有过,我们也是从青年来的。当年,但是比起你们,我们惭愧得很了。那个时候搞学生运动幼稚得很。因为你们是在毛泽东时代,你们进步多喽
    当然,凡是学生,老师都不可能那么按框框办事,创造性就在这里创造出来了,按框框就不可能。对当时岀现这种形势,个别事件有坏人挑拨,但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选择不当,造成这种形势。因此,出现了问题,就是怕乱,造成这种形势,使北京各大中学校的运动就更走向冷冷清清了,有点停顿了,把我们斗争的主要目标也转移了。这么一个形势,这就是六月下半月到七月上半月。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形势如何估计呢?那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第,我们应该求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翻一翻群众运动应该怎麽做,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套求教于毛主席的书还不够,解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环是到群众中去,自己去实践,这才能看出问题。到群众中去学习,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这是几十年来的革命真理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亲自给我们做了最伟大的典范,示范嘛!我怎麽能忘记呢?所以只有我们做领导工作的都到群众中去,去实践,去学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一到群众中去,就会看出来了,的确有的地方从轰轰烈烈变为冷冷清清了;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主要的斗争方向改变了,斗争了群众;有的斗争停止了,甚至有的同学很不满意,这个是很自然的喽!所以一去看就会知道。第二,再看看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照老办法,老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进群众的方式,不是启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不是启发帮助群众,叫他们自己作主,就看出来了嘛!就是说,只要去接触,就可以看出问题,就可以发现问题。那么看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然後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就清楚了。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学生,他们做主人由他们来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校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人,把他们斗倒,接着,我们就要批判学校里反动学术权威。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斗那些人。再进一步,我们就要改革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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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我们的矛头要指向这些,要在破中来立。
    那么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师生,首先是革命的学生。只有你们才知道,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上面去的人只能帮助你们。其它没有能力。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员中谁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如何在我们的各个学校来施行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就是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个教育,总之也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挂帅,首先是思想领先的这样的劳动者。这些只有你们大中学校的同学,革命的教员学生懂得。人民大学七个同学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写得很清楚……,怎样实行半工半读,只有你们清楚。用什麽组织方式来作,你们已经创造了,就是你们作的,成立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或者开全校的群众大会或各系的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你们已绎创造出来,当然不是那处每个学校都创造出来了,但雏形已经有了。这就是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作主人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一看就证明了,那点小毛病,或个别的乱子那是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局的。不信。这月二十二日那天,天安门前六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满有秩序地走出来,你们大中学校的多数同学还不是整整齐齐,威威武武地,浩浩荡荡地走向天安门吗?那不就是一通知就行动起来了吗?那样的革命秩序就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经验就证明了你们的革命师生员工中绝大多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们是适应毛主席的战略的号召,备战要求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到群众中去学习。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但是在中央负责同志未下去时,我代表我们全体中央的同志向你们提出个要求:给我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自由。我们要求自由。我想台上的同志会赞成我这个要求……因为我们下去一下,面孔熟一些,就围起来看大字报也不自由,谈话机会也困难。所以今天我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回学校去说,中央同志下来时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方便嘛!一句话,当然我们要跟你们谈话,大会谈,小会谈,也要参加你们的讨论。上千上万人围起来,就没法谈了。尤其到大学区,电话一打,一下子几万人来了,那这样我们的革命秩序就乱了,这样就容易挤伤人。现在的办法,我们只有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偷偷地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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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这样不好嘛!这样就只能看你们写的,不能听你们说的了,这个感性知识还只是一半,还不完全,还很不完全。林彪同志说要抓活思想嘛,不直接接触怎麽能抓活的思想呢?建议你们回去传达我们这个要求,大家注意一点。(热烈鼓掌)
    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後我们首先是下去学习,学习,再学习。跟着就是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学习你们的仓造,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创造,刚才讲了,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你们所创造出来的办法,这就是在各个院校成立了革命师生员工的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各级代表大会,成立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和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你们各校具体情况来解决。有的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还不完全,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过去有的学校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常是指派的,不是完全选举的,当然有的经过群众讨论以后,充分地酝酿,又讨论又酝酿,然後自己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经充分的讨论,酝酿,现在可以进行筹备工作,现在可以成立筹委会,负责成立全校的代表大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因为学校有好多事要办,要靠文化革命委员会来管,你们自己是主人,所以筹备工作,市委重要决定也说了,要由你们自己解决。(鼓掌)经过筹备,把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分会,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仝校的组织就解决了嘛!革命领导解决了,进一步筹备全市的大专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产生它的领导机构。这要很快进行,这样不难嘛!今天市委要各校派积极分子来开会,不是很快就选出来了吗?当然有的推选的比较仓促一点,有的已经成熟了,很快就推选出来你们各院校成立了,全市的也不难。只有全市成立了领导机构,常设机构,才能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有的学校党委,总支,群众信任,还可以领导,通过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要到学校去接触,到学校去学习。只有学到东西,支持你们,才能说得上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下去,我们不可能去那么多学校,北京市六十多所大专院校,三百多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学校,一共五百多所,最好都能去学习但不见得都能去。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你们还可以找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室解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或通过必要手段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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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你们解决问题。这样能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从群众中得到经验。有很多外地来北京取经验的嘛!北京是将进五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嘛!那时是反动统治,现在是毛泽东时代,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得更好!应该上下通气,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所以你们把工作做好是对我们的帮助,你们做好,得出经验全国来学习,也是对全国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你们有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文化革命经验,也是对仝世界人民做岀了重大贡献嘛!(热烈鼓掌)各校师生员工作了主人,工作组撤离要留下学习,主要的首先向你们学习,如果工作组做错了事应该向你们交待,你们提出批评,他们听,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们不熟悉的新的东西的经验。他们不熟悉的,犯错误免不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改正就是好同。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几次接触,可以互相了解。清华最多,接近五百人嘛!这是不少的接触,经过这个接触,虽然有错的地方,但是老年,壮年,青年建立了革命的联系,革命的友谊嘛!(鼓掌)这样才不会忘记工作组的工作,工作组的同志也很辛苫嘛!我相信革命师生懂得这个道理,一说就懂了!如果原单位工作组的同志,有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他们回去就回去,这是个学习经验,锻炼的机会。不管是政府的或军队的,不能他们年纪大就不听你们的,那不对你们是主人,他们跑到学校搞出乱子,应该到学校交待。还有,有些地方派了调查组,联络组,那么他们只能是调査,联络,仅仅是联络,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们不能指手划脚,乱说乱道。所有现在机关中派了工作组,他们不属于这个范围,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热烈鼓掌)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在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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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们革,要靠各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也学得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有革命的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干,革命中学,经过一些曲折,后来就慢慢地慢慢地学会一些了。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我们过去遇到的事情,你们以后不会遇到的,因为以后的革命不是我们以前的革命。这是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要重新学习,你们要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
    怎么革命?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只能讲这个办法,更具体的办法你们同学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千革命!就是要你们闹革命!如何闹,在这半年里,你们可能取得很大进步,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希望你们真正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更努力地学习。
    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你们要提意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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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你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和你们在一起,做的好的,做的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是由你们做结论,当然他个人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也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
    现在你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是听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你们要选举你们相信的人,选举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怎么选呢?你们大家讨论、酝酿,酝酿成熟后,选举出来,那么这样,因为你们当了主人,以后学校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去组织起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门,现在我只能向你们学习。一句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因为我不了解情况,首先向你们学,学习了一个时候,过后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经验,那时我们可以提。你们的责任更大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全国有意义,对将来有更大的意义,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更大意义。刚才周恩来同志要求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们领导同志就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到处发表长篇大论,演说,不可能,我不懂。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点经验,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
    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因为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要讨论,有时候要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辩论会上发生各种可能,那么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可能是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运动才能正常。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的人,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讲了各种话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不要去成天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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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辩论。大家骂他,辩论什么都来了什么没有分寸的话很多,青年嘛,我知道的,不同的意见是有的,溜嘛,凡是不愿讲的意见可以不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不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不要成天跟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薮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大字报,写反革命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也要保护,也只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贴了些标语说错了几句话,做了些错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要多教育,保护一些时让他多搞些活动再做结论。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扩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保护一个时候,保护一个月,根据群众的认识,群众的要求,这样做结论不会错,这样不会冤枉好人。不要怕乱,经过辫论可以弄清楚,让他们自由,让他们活动,可以抓住线索,有好处,怕保护了坏人,主要为了保护好人,也可能保护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月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天下是不会垮台的。同志们是能够识别的,这样可以使同志们知道什么是反革命,那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你们那个薛恐,那个思想反动得很。让她活动,让她讲话,让她写大字报,在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们进行活动。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里下毒的,在饮具里放毒确有危险的,把这些危险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最后做结论,你还没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到了时候,定案后,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怎么能定案呢?定案怎么定,当然要大家讨论,还应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运动后期做结论,在做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们活动一个时期。我就是一点建议,是否同意你们考虑,请你们做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革命的同学万岁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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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消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刚才汪延群同学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汪延群同学念了孙宝鼎,怦国桂,苗宗奇三位同学写的血书)是不是政治迫害呀?可以容忍吗?我们要说理,我们不动手,叫他们站到前边来!我们来了,我们坚决站到你们这边,坚决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他们这种做法是违犯党纪国法的。他们迫害三个青年人写了绝命书,还要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这有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工作队长叫万东哲(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刚才汪延群同学在这儿读这三份绝命书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我们不要武力,你们要认识他。
    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职工们!你们这儿的政治迫害我早就知道了。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广大的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员,你们不应该上他们的当!他们挑拨离间,挑起一批学生来斗另一批学生,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没有一天停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人,应该有所交待,你们说对不对?革命的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认清是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坏家伙作斗争!
    陈伯达说
    按照中央的指示,所有的工作组撤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由群众自己来搞,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已
    现在大家对工作组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工作组撤销了,就算了吗?就已经了事了吗?他们犯了很多错误,迫害了很多同学,能够了事了吗?他们没受过教育,没受过群众的教育。工作组撤了,人要留下,受群众的教育,听听你们的意见。能够在这里改正错误的就在这里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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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同志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党员的榜样
    领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拜群众为师,向群众求救,当群众的小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就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群众就发动得比较充分,运动就发展得比较健康。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那就会朿缚群众的手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发号施令,就会两眼模糊,分不清是非,分不清敌我,抓不住要害的问题。
    这样,就不能正确地领导运动,就会阻碍运动。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当群众的小学生,就要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眼睛向下,恭恭敬敬地向群众请教。要象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那样,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先生。能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首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观点。不少同志在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一到实际工作中却又忘记了,又不承认了。掌握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这是一个换脑筋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思想上的大革命。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要听各个方面和各种不同的意见。既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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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群众学习,不仅要多听,多看,还要多想,多动一动脑筋。就是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对群众提供的多方面的材料和意见进行分析,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整理、提高的功夫,从中发现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就能把群众中原来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有条理的系统的正确的领导意见,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加以实施。
    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问题、新事物不断出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只有自始至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永远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朝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
    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
    江青说
    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白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驳斥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造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陶铸说
    我作为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态度,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如果我们不支持,就同陆定一那个宣传部一样了,大家还可以把它砸烂,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假如我们不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打烂。应该打烂,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麽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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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两个具体问题
    个是工作组的问题: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人民日报》不派不行,不派,出不了报。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不派工作组,工作组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这个责任我们负。至於工作组在学部的工作有些缺点,有些错误,是由于旧框框产生的。有的从四清前线回来,不适应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些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好因此,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组撤销。撤销后,不能马上走,你们也不会同意他们马上走,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你们认为可以走了再走
    第二个问题:张际春同志是工作组的组长,是学部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现在的文革小组二十三人,有四人是指定的。其中有张际春,有潘老。看来不好,是改良主义的。以后一个也不要指定。二十三人全部选举。从现在起撤销张际春的小组长职务。你们的要求,我们同意,还有什麽手续?没有什麽手续了。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原来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动机还是好的,因潘老年纪大了,派他去帮助潘老,但效果不好。张际春同志在社会科学部所犯的错误,你们可以继续提意见,要留在你们那里,听听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向你们检讨。有些方面,我们帮助不够,因为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这个我们也要负责。哪些由张际春负责,哪些由我们负责,将来我们还要到你们那儿去,开两千多人的大会,再讲。你们讲罢官嘛!这也是算个小官,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嘛!
    陈伯达说
    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米了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後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变化,有很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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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个人都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破除对洋人的迷信
    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的文化,经过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上没有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谁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以前,欧洲资产阶级要建立他们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阶级,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进行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谭嗣同也进行过些斗争,但他们的思想还跳不出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的,後来他也不干了,他抽起鸦片烟了,也不再“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之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些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的家乡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见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到现在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想保护孔家店,这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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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除封建主义迷信,这个担子中国的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对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做外国人的奴才,他们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曾嘲笑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是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应该把这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只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於与修正主乂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没有完仝解决的问题。无产解决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没有完满的解决,完满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个普遍真理,不仅在中国,在亚非拉美而且在整个欧洲、美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解决革命的最根夲问题,就是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後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恩格斯在当代就对城市暴动提岀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修正主义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了,街垒战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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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就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在修正主义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美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孤岛,然後欧美各国的无产解决再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看来这是可能的。
    当法共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队,但是後来不去武装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来,这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了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开了。当议员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把一些人腐化,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是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的党否认,半修正主义的党也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得到了胜利。革命最根本的问题,马。恩,列。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站在最前面
    无产阶级取胜了。怎麽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这个问题上作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说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後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的统,不论怎麼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都是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也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是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提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
    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我们是否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革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论自然科学,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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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都不能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列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在无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大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
    这场斗争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的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的冲突中,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该革自己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懂得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做不到的
    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对这里情况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是来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会议准备的不够,有同志讲是搞突然袭击,匆忙开这个会。错误的话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误。开这个会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看来,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意见至少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不同意见,可能有三种不同意见。有没有第四种意见?有不同意见也好。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
    明天晚上有时间我还来,找你们不同意见的人谈话,有两种不同意见,找两方谈,有三种意见就三方谈。请你们准备
    看哪些人参加?我也要提些问题,
    看哪些同志把你们意见讲完,看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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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閉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同学们希望我们听取你们不同意见,不论明天、后天,三、四次我都愿意。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请同学们给我自由。今天见了没见够再见见,不能围住我们。你们还有行动不自由的吗?有就不对了。请你们不同意见的白天准备,明天晚上我来不过,我还要留个后路,如明天晚上不行,就后天晚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你们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学生是主人。工作组已撤销停止职务,工作组不住在学校里面,有的听说还去活动。有没有?如有,就不对你们叫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组留下好?走好?是不是你们要留多少就留多少。同学叫工作组干什么听你们意见,让他们听你们的批评,决不许他们发表议论、意见,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权力。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没做多少好事,现在让他们为你们服务,给你们扫地,给你们开饭、洗碗,给你们贴大字报,字写的好的,给你们写大字报,写的不好的不让他们写。工作组要不要住在你们宿舍?为同学服务是光荣的,别看参加体力劳动耻笑,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工作组过去给你们做好事不够,现在给你们服服务吧,做做好事。工作组同志在不在?你们要不要这样办?要参加体力劳动,看你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做就慢慢学
    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邓小平讲话
    同志们
    今晚我和陶铸同志,市委的负责同志,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市委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吴德同志,副主任陶鲁笳同志,他们都到人大来参加这个
    我们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学习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毛主席自一九六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走向共产主义,防止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我国复辟。我国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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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教育全体人民,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危险
    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件新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同志们听了七月廿九日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我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我们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搞了一个派工作组,派工作组看来在开始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快感到这是障碍文化大革命。群众是有能力,有政治思想水平,是能够自己进行革命的。我们发觉迟了,在这一方面中央的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大家提出批评完全应该,你们应该经常提意见,提批评,帮助市委,中央的同志和各级领导更好地领导革命。我现在重说一下,工作组是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派的,在北京的中央负责同志负主要责任。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是相信同志们的自觉革命,相信广大革命群众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的基础上决定的。工作组的情况也不同,工作组仓促上阵,我们没有向他们交待好方针,政策,工作方法等,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检査,同志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批判和揭发。
    今天会上提出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今天这个辩论会开得很好,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工作组这种形式是阻碍群众白觉革命的。今天不管哪一方的发言,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不管对的错的,经过思考辩论,最後一定能搞清梵问题的。工作组撤销以后,摆在革命师生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敢於革命,一是善於革命。我感到很高兴,绝大多数师生是要革命的,是善於革命的。现在没有工作组了,大家自觉地进行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我没有经验,希望同志们努力创造出经验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容易,正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这是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任务就是主席说的:一斗,二批,三改。一斗,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二批,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三改,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今天发言只是在斗字上,只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只解决郭影秋的问题?同志们要思考研究。斗也好,批也好,要选中目标,选得好,选得准,才能打得狠。人民大学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央帮不了你们的忙,市委也帮不了你们的忙,要靠你们自己。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比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更困难。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也不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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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你们面前摆着艰巨的工作,要看你们去做,需要你们创造经验。你们创造,我们学习。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把群众经验加以概括,去领导全面。我们没有别的本事,离开你们,我们什麽也做不成。我们相信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一个人都表示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共同点,这就是革命的共同点。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创造出经验来,敢於革命,善於革命
    关于郭影秋的问题。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七月廿九的万人大会上也说过,对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你们不能作。你们学校是评价他的重要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地考虑了郭影秋同志的问题,在人大的问题你们有发言权,你们要充分地揭发批判,你们还要辩论下去。辩论会不一定很大,大小结合,恐怕很有必要,同志们考虑一下。第一阶段是斗,第二阶段是批,第
    三阶段是改。没有工作组,党委马上恢复是不合适的,现在需要的是学校师生员工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市委决定所说的,应由全体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产生全校文革委员会,系要有文革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班也要有小组。听说你们还没有产生文革委员会。(对!)我和陶铸,吴德陶铸商量了一下,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先成立筹委会。筹委会意见不一致不要紧,采取协商的办法是正常的必要的,没这个办法是不行的。还有个办法,无记名投票,选得不合适可以再改嘛!总之,要比较快地成立员工筹委会,积极准备召集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再选文革委员会,领导运动。这样对运动有利,使运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便于总结经验。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天天辩过来,辩过去,拖长了也不好,提这个建议供同志们参考
    此外,其它的问题我还要讲一讲。刚才纸条上问“二月兵变”的问题,我们已查清了,没有这回事。那是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扎到北京,用一些民房,军队领导考虑学校不方使,军队和学生混在一起不好。在这里我郑重告诉你们,我们军队彭真调不动。这件事澄清了,以后就没必要提这件事了。以后辩论,这件事就不算个事了,就这样
    陶铸同志讲话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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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现在夜深了,快到一点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我的话不好懂,我在北大讲话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听得懂,所以就不多讲了。今天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各大学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问好我的讲话是有中心的,不是应付。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过去干过许多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平同志就是老革命,土地改革搞过几个省,搞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四清蹲过点,但文化大革命没有搞过,也不知道如何搞,毛主席提出一斗,二批,三改,这些我们都不会。比如斗吧,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当权派?没定下来。我来中宣部才两个月,也不知道情况,只有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辩论是“斗”的开始,是选择目标,就是认清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不容易的。要让大家辩论。你们不把目标选好,如何打得准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郭影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最进才见过一面,对郭影秋这个问题,你们清楚。在学校里到底干了些什麽?要充分地揭,大胆地揭,最後是什麽就是什麽,是黑帮就要解决的打。现在市委撤销他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市委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另外方面也是支持你们揭发他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不太明朗,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支持你们打黑帮,我们的鼓掌是上台鼓下台不鼓,这是我们商量好了的。现在是要你们揭,要调査研究,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如果工作组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反对迫害。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现在是很好的形势,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判断,靠毛泽东思想斗争,只要你们作结论,将来你们辩清楚了,我们就大鼓掌。我们完仝是摆事实讲道理。把目标选中了,打倒了,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一清二楚,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谁放了毒,谁没有放毒,你们最清楚。人民大学到底怎麽办?我刚来不久,听说人大是“老大难”,这决不能怪你们。如何把人大变成一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校。我们没有什麽本事,只有向你们学习
    关于辩论问题。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就能确保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反动群众,搞大民主,彻底粉碎资阶级,也就是要批判旧世界,用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的,不把旧的彻底打破,就不能建立新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大辫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好的辩论会,不同意见可以讲,我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有采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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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今天你们旗鼓相当,不用我再讲了。要保护少数,少数不一定正确,但要保护,否则,多数就会很快地将他们压下去,这样就辩论不起来了。不能把辩论开成斗争会。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的说不成假的,假的说不成真的:黑帮说不成左派,左派说不成黑帮。在郭影秋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保护少数,什麽叫保护少数?就是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轰。今天有的同志担子很大,轰也要讲。我让人轰了后就讲不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你们学习。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人家作检査。一围攻,人家就讲不下去了里也不舒服。
    建议迅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工作组不起作用了,学校文化革命完全归于你们。听说今天开了一天会,你们可以协商嘛!过去民主党派可以搞政协,你们怎麽不能协商呢?绝大多数同学,教员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如果没有领导机关,明天大家开会再协商,把代表选出来,把革命担子挑起。搞临时的,不行再推翻。苏联不是搞过二月革命,又搞过十月革命吗?二月革命也有好的方面,它是反封建的。
    人大有人问,为什麽是“老大难”问题,因为人大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学校。
    有人问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大家用主席思想去分析,从主席著作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外交学院的同学,希望让陈毅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农大同学希望谭震林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工业学院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答应去一次。
    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辩论会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他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很多,要抓根,谁冒点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就好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点就回去了。
    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两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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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校成分不好的不少,对这些人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二)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可以改正错误,要给出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没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还种地或劳动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是有变化的。对不枪毙的人还算人,你要枪毙他,他就不反(原文如此),你就改造他。他要不改造,就永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被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镇压坏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了。
    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也可能不反,反的是一小撮。你们要团结,不管人家怎样跟踪你们,你骂我,我不骂你,你造谣我有认识,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人“八一团”也不加入,“革命团”也不加入,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昨天不开大会不行,不开大会就围起来了,今天说不完,明天还可以谈,摆事实,讲道理。讲几点意见:
    有党员,有团员,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成立临时的,你们可罢官,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院党委要改组,开全院党员大会,要改选。能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慢些,把旧的院党委、院团委罢了,选岀临时的院党委,院团委,选不出来也不急,等一时再由你们选,院党委能改选就改选解散以后支部开会不要秘密,还有非党员。党员开会不开秘密会,吸收非党员参加,由院文革决定,一半一半,比如两个党员吸收两个非党员参加,他们议论怎么办?要采取多数,不要把党员搞成黑帮,搞成反党。他们多数是好的,秘密会(指党员秘密会)由市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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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否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要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会亦可以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你们“革命团”党员多,他们“八一团”团员多,不要搞得党员、团员对立起来。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嘛,你们自己罢,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以临时找个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让他(她)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信心。选不出来,临时找个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群众不满意一、二个委员,党会丧失威信,处理党员在最后嘛!谁最后入党,看最后决定,是不是省得他们罢你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保什么皇呢?保个党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校党委你们不信任他,你们就罢嘛!统统罢掉,统统罢了,好人昵?罢了再选嘛!信得过再选出来,信一个出来一个。你们不罢他,群众有意见,党就处于被动,你们这么做就好了。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
    (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
    他们都来,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就不会有意见了
    我到你们学院,你们只知道来个负责同志,你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来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认识我吗?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不要发生误会,这里没问题,没有阴谋。
    你们要求两个合并,你们首先提出来,好嘛!我们赞同。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肯定她是右派,你们就团结吗?她也是你们的团结对象。(李雪峰她贴大字报也可以,新市委的可以贴,黑的说不成白的,白的说不成黑的。)她们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反驳,也可以象你们说的不反驳。让她说够了,她就不说了,范兴慧是你们的团结对象,你们不让她写,禁止不了。他贴,我不贴,你们可以让她嘛!你们党员要比他们高点。
    工作组的问题,你讲讲。(指李雪峰。雪峰:两方面的人都来了再讲吧,他们那边人不在。)你们不满意×××的讲话,他的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你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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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官,这要求有点大,他们的错误就这么大。范兴慧是不是左派,以后还得看,市委同志讲范兴慧是左派,可能不对了,运动中,运动后,左派是有变化的,开始的左派,中间有可能就不是了;中间的左派,后期有可能就不是了。这个运动中是左派,另一个运动中就可能不是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到大风大浪中锻炼,不够左派怎么办呢?努力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点上不是左派,另一点上可能是左派,市委同志讲了这话,你们不同意,这再争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他就不来了,干脆换一个吧,是吧?(雪峰:他已经不来了。)讲错句话,可以嘛!改嘛!我来了,没有作准备,又没有讲话稿,讲错
    句
    们批评。
    你们说范兴慧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我们可以团结嘛!即使范兴慧真是右派,你们亦可以团结!五七年有些大右派,现在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搞专政
    五七年右派,他们想改了,就摘掉帽子嘛!是不是?摘了,他又来了,我们就再出嘛!抓起来容易,扣起来容易。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做结论,作结果。有的就抓起来。大部分还是不逮捕,反革命分子定了,你们监督改造他,一般右派不抓,让他吃完饭做事,他还要讲话,让他讲嘛!他讲话亦没人听,有人听也不要紧,怕什么?所以抓起来容易,扣帽子容易,改造他难。党的基本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除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有些犯了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让他改过嘛!你说不准吗?有的改得不好,有的改得很少,再看看嘛!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嘛!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的子女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
    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人容易,可是他们死了还有子女,子女不高兴,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有资本家的、也有干部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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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子女不要歧视他们。对之反动言论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歧视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不团结他们,他们就请示建筑部、市委、中央
    资产阶级权威允许你们批,加上比较坏的教员,斗、批、改全靠你们。你们可能犯些错误。青年人不犯错误怎么能行呢?让你们有错误就改,就行嘛!有人问我有什么经验,错了就改就是经验。你们会想出办法的,需要党中央、市委帮助一下,帮助不了,你们自己搞。当然了,斗争当权派也好,教改也好,都要有准备,也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斗争中有准备嘛!一边斗,一边准备,准备好了再斗,斗一次不行再斗一次,慢慢地就好了。教改,你们看的书那么多,你们把书分下去,大家看,大家批,教育革命也是这样。边改边学习,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什么事亦不一定都准备好了再打,斗争中学斗争。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讲这么几点。我是不是讲错了,可以批评。不要是我讲的就不能批评,允许人讲错话,特别是你们青年同学,不仅是你们青年同学,我们亦不能。有的话改来改去改了几十年,还有问题。基本上对,大方向对就行了,好了吗?
    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的讲话
    你们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指“八一团”代表),××,Ⅹ××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过去你们对×××,×Ⅹ×不好,抓了“游鱼”,你们走不了,我去也没有办法。
    你们这样检査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的问题错误要讲够,×××准你们出来。你们得走掉
    要认错,不得再推了。抓了多少条“游鱼”?
    革别人的命行,自己革命就不行呀!“六·五”事件,抓“游鱼”,改组个班,只能否定,不能肯定等等。你们是听了党员,党组织的话嘛!这些人的话听不得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们还是依靠党组织系统搞,你们可以改组吗,如改组也选不出来,临时召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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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要开大会,你们要检査,市委要替你们担责任,中央也要替市委担责任,你们不要往上推了。
    活动不能怪你们,问题是有一批人拥护你,另有一批人不拥护你,还是走开好;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运动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个别的错误,具体工作的错误,还是方向错了?是站在运动前边?是站在旁边?是站在对面反对群众?开始校党委在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群众运动。北大大字报公布了,害怕了怕的结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指手划脚,基本上是站在对立面反对运动。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掌权,你们是支援运动的能不能给群众一些帮助?不给帮助跟着干也行嘛!你们不是的。你们成了新的统治者,站在当权派的地位,怕把运动搞坏,就怕运动不按你们的想法搞。你做主人还是群众,是赞成是帮助。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架子。现在学生比你们聪明,办法多,又是多数,像你们这样有点当官做老爷,你们有架子,就是我领导你们,照我的办,不照办就是“游鱼”啦!干扰啦!开始时市委、国务院也规定了内外有别等办法,现在看也不行,如不上街游行,大字报不上街等给你们一些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一些,这些中央负责,没有快撤,最后才定。工作组有时阻碍群众,甚至是镇压群众运动,学生是搞当权派,批判、教育改革,你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做。工作组没有必要,看来工作组站在群众方面,帮助的很少,个别有作得好的。一般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不让学生闹事,那么,学生不上课放假作什么?般工作组都是想按我们的办,不是跟群众闹,鼓励群众闹。特別是怕反革命,怕反革命闹事,怕反革命上台,公安局也不要怕,看看反革命上台也好吗!反革命上台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前市委,中央军委上台了吆?反革命上了台有好处,给彭真上台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吗!用两年也就解决了。让反革命搞几天不好么?如果反革命闹事上台,而且群众拥护他,而且不用很久群众就会看出来,暂时群众分裂几天也不怕。如果反革命冒头,你就打回去,蛇一露头,你就打,结果一个也抓不住了。蛇出洞了就好打了。不要一出头就压下去。
    最近主席讲:“造反有理”,原来统治者造反有理,有些人造别人的反有理,上台,人家造他的反就没理了。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造共产党的反就没理了。如果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那就要造反嘛!现在学校及文教机关阵地是在资产阶级手里,在那里党没有领导权,即使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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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根本的问题是反对别人可以,反对我则不行。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指工作组)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不能反,不能赶,部长、校长、书记都有这个问题。不怕就好,越怕越怕,结果做的坏事就越多。你们不做事倒好一些,两个月倒可以学点东西,你工作越积极错误越大。还有一个怕反革命上台,两个人闹就是反革命来了,不是反革命也成了反革命,把×××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嘛,对反动学生批判嘛。要让他们活动,直到夺取领导权,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整了共产党员就暴露了。怕大民主,怕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秩序,革命群众运动的秩序不是以我们主观的框框为主的,群众起来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批评你们,我问过××,××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不是呢?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怕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修正主义的秩序,陆平,原市委不是么!工作组的秩序也是那一套,不比他们好,和他们差不多,凡破坏(秩序)的,你们就阻碍,以至于镇压,你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对维护你们秩序的很感兴趣,有的学生党员说你们的方向对,你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团”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立场和过去党委,总支的立场感情一样的。我们告诉党员学生主动团结这一派(“八一团”),彻底改选,选不出来搞临时总支,不开秘密会。总支委员会通通滚开,就是这些人影响你们吗!虽然他们一千多人(指当时“革命团”)一冲就垮。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没有秘密会,否则群众斗他们,怀疑他们(党员、干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造反了,也可以造自己的反,造新市委的反了。修正主义还统治了中央办公厅,真反革命用反革命口号,用右派口号不可能,他们用的左的口号,左的面的,出现这样(情况)很难识别,不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很难识别。现在×以左的面目出现。××被整,党员感情流露怕整自己,我说你们自己罢官好不好?市委说×是左派,你们说是右派,我问过“革命团”×是左派?他们说不是,右派也不是,至少是个中间派嘛!应团结她嘛发动党员,团员是对的,发动起来要革命,破坏原来的旧秩序。不这样恐怕党员将来有当保皇派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搞好可能还是党团员当领袖,“革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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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革命团”以后在斗批改时还可能是主要力量。也有可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ⅩⅩ×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如果是右派上台更凶。
    ××是站在运动前边,她要闹事,你不让她闹,闹事不怕,可以讨论是文斗还是武斗,由群众决定,你(指工作组)十五日上午讲话是鼓劢他们的,下午讲话就不好,这个问题应在群众中讨论,主张武斗的人在大会上让他讲话,他的面孔不航暴露了嘛!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风格打倒,不能靠打,要批透农民是斗了地主的,青年感情这是好现象,他赞成戴高帽子,打一打他们威风也好吗!你们的感情不对头呀!你们有的领导同志是地主出身,你们也有旧思想日习惯、旧作风可能是自觉不自觉作的,我们许多同志过不了这个关。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的
    群众讨论你们的检査过不去嘛!迫害事实客观就是镇压群众运动,你们对××和×Ⅹ×的感情不对,你们思想就是有个立场问题,就是怕大民主。主席讲话没有大民主,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迟早要霸王别姬。在大民主面前你们害怕,实际是你们没有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你们勒令停止选举,采取指定的办法,实际是法西斯的统治,民主集中制,我看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就可以实行民主集中制,怕民主的必垮台,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民主制度就搞不好。你对Ⅹ××同志的态度不好,就是他的年纪轻,资格没有你老,你敢和他顶,我的资格比你老你不敢和我顶,Ⅹ××同志说你几句就不行吗?你有架子,不是采取小学生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必垮台不可,你也是解放军,你的作风不好,我讲的是根本问题,你不通,也是检讨不好的,要当勤务员,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她们就是孺子嘛,你要当他们的牛。如果通了,让×××看一下,我也准备讲几句话,你的检讨不好,我也不好讲话了,大会只能再来一次
    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向,是站在前面领导,鼓舞群众前进,还是指手划脚?院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对面反对群众运动,抵制运动,势必被运动冲垮。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束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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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青年人超过我们。
    工作组又被冲垮了。有点做官当老爷,“一定要照我的办!”工作组看来不派好一些。工作组阻碍运动,许多事情工作组都不会做。一般地讲反对群众运动,不让他们闹事,让他们干什么?工作队是带着框框办事。
    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怕反革命出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了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
    “造反有理”,历来统治者就怕造反。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不能造反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也要造反。如果不让人家反,非把你反掉不行。还是引火烧身让群众的火焰烧到自己身上来。不许群众运动造我们的反,都有这个问题。你立场方向是资产阶级的,阻碍以至镇压,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改组支部,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不开秘密会,恢复活动。可以造新市委的反,当然可以造你工作组的反,让他统治一个时期。通通罢官好不好?破坏原来旧秩序。
    六月十五日事件可以提交群众讨论,是文斗?武斗?进行辫论。社会主义关没有过(主要指我们)学生运动镇压不了的,怕大民主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大的群众运动,党内民主就搞不好
    实事求是(检查),可以大会、小会。两面(做工作):工作队员和受工作队影响的群众。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服工作队员。
    九六六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的讲话好不好,我来开始讲话了(鼓掌)
    亲爱的革命同学们,和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员工们,工人同志,我们第二外语学院全体同志
    我今天到你们学校我本来是看大字报的,来读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学习,广泛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学院里究竟有没有黑帮,有彭罗陆杨的党组没有?有没有?有就清除,保持我们学校党的纯洁,作一个革命的学校。有黑帮是会捣乱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全国都要肃清这个东西,各机关也要肃清,我们院里也要肃清。第二个就是要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即使不是黑帮和彭罗陆杨没有什么关系,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路线当权的,还在我们学校掌握权利的人,这一些反动的学术专家、学术权威,同时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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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在斗争中找到我们办大专院校的革命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机关革命化,学校革命化,教学改革,我们的目的大概就是这
    毛主席号召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中央也同意了,因此我们停课半年,要解决这个很重大的问题,啊,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最中心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来行动。围绕这个东西,我们能够解决附带的许多问题或临时产生的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需要加以解决,但不要把我们的主要目标丢掉,把次要的问题提到第一位。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讲了吆,主要矛盾是本质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嘛!在主要矛盾的周围,可以产生许多偶然的现象,临时的现象,次要矛盾吆我们也要加以注意吆,也要加以解决,主要的矛盾解决了吆,矛盾也带动而解决了。这个见解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发表的,但对不对呢?由同学们来评论。你们学习毛选比我学得好,你们学得好。我这个意见对不对,可以批判的。我总是想,在我们外语学院、外交学院,第二外语学院是归我领导的,他们都共同的是这个问题,也有些其他学院没有的,但主要是这些问题。北大也是这个问题,清华也是这个问题,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广州大学、成都大学恐怕还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周总理在你们这里呆了五天,周总理通知我要我来,要我跟他一起来,我没有来,因为确实事情忙,不能来陪他,今天我还是要来,抽出时间要来,不止来次,我要来第二次,第三次(鼓掌),我过去来少了,过去你们开学我来讲了次话,以后就没有来,这是犯错误,向你们承认错误。(鼓掌)你要办这个学校,又不到这个学校,你怎么能办得好呢?应该多来,周总理来了五次,我至少起码要来六次(长时间鼓掌)。还是重复了那一句话,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刘主席、邓小平讲的要给他们自由,不要包围,这要这个……我跟你们各位同学讲,我倒是很喜欢热闹的(笑),但总还得有个秩序,怕踩坏了人,有小朋友有小娃娃,他也挤着来看,踩坏了人,有教授把表挤掉了。(笑)后来,又找到,给了他。我们就不敢来了,不好来,引起损失,不能办事。我们来应看大字报,等以后运动结束了,我们正式开课了,我还是愿意来到班上来找几个同学谈话,教员谈话,或职员工人谈话,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同学吆,平等待人嘛(鼓掌)。你们把我当成一个领导人,当成一个负责同志,我们很感谢,热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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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感谢,但这个东西热烈过分就不太好了,弄得我不敢来了。五九年我们到城隍庙,我当上海市长,没到城隍庙去过,到城隍庙去看看,一发现就包围了。在那里斗争了六个小时,硬走不掉,一定要讲话,我只好讲话,最后从后门跑了(笑)。几万人堆在那里,一下子堆了三万人,完全是好意,完全是好事变成坏事了。那天还挤坏了人,有人掉了东西,这是个问题哩!周总理、刘主席、毛主席负总责的同志,他们更困难,根本不能在人群中被发现,一发现就走不了,但是领导人不能够接近群众,但无法接近群众,一接近群众就走不了,这个错误又不是他的,是我们犯的,是不是呀!是我们犯的,他很想接近我们,很想和我们谈谈,所以我说要平等待人,你们认为我们是负责人对我们表示有好感,看到我们要谈谈,要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到处可以……问题哪儿也不能去。我现在连东安市场也不能去,王府井百货公司也不能去(笑),中山公园、颐和园,我们就要下午去,晩上去,礼拜天是绝对不能去的。自由就很少了,了解人民的痛苫了解工作中的缺点很受影响,自由往来。自由去,这个比较好,到那个地方,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谈谈,谈了就走,以后还可以再去。农村里看看,工厂里看看,学校里看看,医院里看看,了解很多问题,就可以跟毛主席反映,可以和周总理反映嘛!我下次来就不要欢迎了,也不要围着来了,不是围攻(笑),不要围得来,要有秩序,你们自由办自己的事,读毛主席的书,你们写大字报,你们讨论,开讨论会,最好你们班上讨论,我悄悄坐在旁边,我听,听完了我就走最好了,使我用脑筋,好听你们原来辩论的情况。这对我是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的嘛!了解你们的思想感情,了解你们争论的性质嘛!要我帮助你们,我这样才能帮助,提供一点贡献,情况不了解就到这大讲一通,这个是张彦的作风(笑),非犯错误不可。张彦这个错误很严重,这个要你们来批判,我也参加这个批判。今天我不准备讲这个问题,严重的错误,他是不是牛鬼蛇神,现在还很难讲。我说他的作风就是不调査研究,又不向大家求教,又不接近群众,又不了解情况就上台乱吹(笑),这没有不犯错误的。
    有的人说:你是不是说过包庇张彦这句话了,这个我怎么好包庇他呢?(笑)他这么大的错误,我包庇他?他到处整人,我就要被整掉,我跟你干?我不干那(笑)。他讲我的旗号,这个人的处理,要你们揭露、批判,看你们的意见,我们就处理了。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他在那个地方犯了错误,就应该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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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检讨,他在你们这里检讨,他在对外文委也要去作检査。到外办还要作检査,作了检讨以后,这个处理的意见,征求你们的同意,然后报中央解决。当然不能再作外办副主任了,当然不能作了,不能作外事政治部主任,当然不能作了。究竟将来怎么处理,下放劳动还是怎样。但总而言之,总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犯了大错误,不能包庇他,但也要看他这个人将近
    三十年了,在共产党里边三十年工作了,这次犯了大错误,也要看三十年,也要估计在内,不仅追查这次的错误,还有过去三十年也要清算一下。也要看他三十年也还作了些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思想是敌对的,思想是敌我矛盾,完全资阶级当权派作风,国民党当官作老爷的作风,主观主义比泰山还要大,还要高笑),髙傲自满,横行霸道,到处整人,这个不能减轻他的错误。几十年来也不能说他完全没作工作,这个问题我有责任。主要责任是我对这个人相信过份了,不应该这么相信他。给他那么大的权,我和他的关系是七、八年,58年、59年到外办作主任和他在一起,那时还不错,他蒙过我的,说明我眼不亮。但是你们这里同学,他一来作报告,你们就看出来了,你们比我高明(笑),学习,我要向你们学习
    他也没常来,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谈那么大一套,言行毕露,裸体跳舞,没有过呀!他从来都是很恭顺、听话、跑腿呀,要他办些事情也不错,我讲这个经验,希望你们同学们要特别重视我这个话,你们总有一天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不管你是什么同学,你总有一天要领导一个单位,领导一个支部,领导一个公社、一个连队,领导一个小小的机关,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领导一个县,领导一个专区,你们要领导一个部队,三十年之后你们还要到最高领导岗位是有可能的。你们青年人有广大的前途,你们要牢记我这个话。张彦是很重要的教训。对周围左右的人不能够疏忽,那样相信他,要上当的。我讲这个是很沉痛的。同学们,要取得教训,不是愤恨他呀!恨得要死呀!这个用处不大,要化这个愤慨为力量要取得这个教训。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因为我对张彦犯了错误对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也不行。一个张彦,一个人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只靠我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单帮,我也没有办法(笑)。你还是要相信同志,要取得教训,就是以后要对同志进行考査,起码什么地方作报告,要把他的报告提纲拿来看一看,领导职责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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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来执行这个领导职责,这个很重要。你们青年学生不感觉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多少你们就要觉察这个题。支部书记,你也有几个支部委员,他乱讲话,他给你闯出乱子、你支部书记没有责任啊?当了总支书记这个问题就升级了。一个系主任,你周围的几个人,你没有管好,我没有资格来教训你们,但我们可以把我多年来我有一点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讲给你们听
    张彦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知识,又不懂什么事,到处整人,不知为什么,哪个给他的权,典型的国民党官老爷的作风。张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现象,着重是个人现象。姓张名彦,这个人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有的同学就问,希望你们在这里批判,我不来定调子,定调子过早让大家广泛发表意见。错误当然是真正阻碍文化运动的,打击民主的,有很多地方是政治陷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可以进行批评,都可以研究怎么样,大家来批判我不多讲了。我着重讲这个问题,这是个个人现象,发生在张彦个人身上,他们出身怎么样,工作的经历,这个人参加革命很顺利,一直帆风顺就爬这么高,这很有原因的。在过去斗争中间,受过挫折,挨过整可能就好些。你们这次文化运动两个月,你们挨过整的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呕气,整一整有好处,尽管他整错了,你是有道理的,他们不该整你,但整一整也有好处什么道理?你记着这一条,你就不至于随便去乱整人了(鼓掌)。这不是很好吗?毛主席讲要取得教训,张彦这个过去没有被整过,专门整人,胆子越来越大,所以这次犯大错误,要罢官,还要劳动改造(笑声),在你们这里看到一个条子,有个同学写信给我,很气愤,搞我的逼供信、陷害我,我作了四次检讨都下不了台,我就劝这个同学,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很好的一次教训,你是有理由的,但是你挨了整,千万的,这个,这个……所以说我这个人,别的什么本事没有,毛选没有你们读的好,因为你们有时间读,我们确实没有时间读,确实不是撒谎,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只能抽空看一看,抽一段看一看。有系统地读,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时间排得太满了。你们比我们强,有时间读,我这个人跟其他领导同志一样,经验倒多,可以给你们讲点经验,也许对你们有帮助。你说挨打、受压迫、不公道的待遇,最多还是毛主席,你说我们全党没有哪一个有毛主席受的委屈大、挨的错误斗争大,1921~1935年整整十五年都是挨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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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斗争又罢官,宣布是机会主义、宣布他是枪杆子主义、宣布他是农民意识,留党査看嘛!罢官嘛!就是沉得住气,他能够取得教训。这个十五年内,他都是正确的,都是人家斗争他,有好多次我都参加了,我是犯错误的,有两次我是犯错误的,也是斗争了毛主席(笑),毛主席也并不见怪,还是用我这个人,还跟我合作,不记这个仇。如果毛主席他还记这个仇,他不能够成为伟大的领袖,这个地方要有宽宏大量。对立很大,伤了感情。对立很久,几十年不讲话,几十年不忘记,这不够共产主义风格,一个同志他犯错误嘛!他没搞清楚,他就斗争了你嘛!为什么不准许他考虑呢?看清楚再跟你道歉,不道歉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可以合作,共同打败美帝国主义嘛!共同来搞文化大革命嘛!共同来斗争当权派!为什么要记这个仇啊!那一个人不犯错误呢?毛主席就这么讲,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主要是犯就能改正。我们就看不出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犯过错误,在总路线政治上、战略上、组织上,总路线几十年完全是正确的,所以他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就是不记旧仇,不念旧恶,跟拥护他的人团结得很好,跟历来正确的人团结得很好,就是跟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也跟他团结,完全不是从这个人出发。我个人受了委屈,我个人挨了打从这么一点出发,从阶级利益出发,这个人整了我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就不见怪了,从整个阶级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跟敌人斗争。他在整我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的,但是只要能够有觉悟,他在对敌人斗争这个问题上很有用,我们就要支持他。我这个人也不是自我吹嘘,我希望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你们这些年轻人,记忆能力很清楚,笔来得快,一讲话你们就记下来,录音到处去放。我在这儿的录音不要到外面去放,了解水平也不大同,各个有各人的感情,一传就好影响就不大、坏影响很多(笑),讲话也很困难,不是我在这里自我吹嘘,我这个人过去整过很多人的,人家也整过我很多次的,我讲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今天对你们青年同学,因为你们讲这个问题缺乏得很多了,所以我讲一讲,有助于你们挨整的人也就大量一点,思想也就通了一点。整别人的人,也懂得这是很不好了,取得一次教训。我们团结起来了,这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劝你们无原地团结,这是有两原则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记,也不要传出去,我只限在你们这儿讲。这些属于我们党内的高级会议,我没有理由来宣布。过去人家整了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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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是AB团,讲我是反共团的总团长。那时我作省委书记,作军区司令兼政治
    委员。你们现在挨整,张彦把你们整了,这个不算,哎呀!这不能算挨整(笑)。
    你要真正讲讲我革命这一段历史,那个讲起来,所以你们包围我,我还是欢迎,你就是围住我,我满不在乎,你可以围住我四十小时,三十八小时,五十小时,那没关系,无非是不给饭吃,不给觉睡。过去我们受的围攻我讲起来很伤,拉岀去就枪毙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不讲道理,那个错误领导,那个错误领导正是这样,(不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階刑拷打,我不愿意讲,整了五年后来才证明了不是啊!是革命的。我也并没有要求那些人来给我道歉,要给我作决定,给我平反。蒋介石不打,把中央一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敌人来解决的,敌人来作结论的。我们那个时候继续斗争,拿起枪杆子跟蒋介石干,证明了这个人不错,不是反革命。外交部就有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满不在乎我在三十年前,人家就叫我反革命了。现在讲太迟了。他们就坚决要围攻,我说无论如何不要去围攻他,围攻他干什么?这个不但得围攻,这张大字报完全是错误的,不是去围攻他,所以我对这些并不记仇,也许有些反对我,斗争我的人也许继续在我领导之下工作,我就没有报复他,他们有些同志还说对不起,那候我犯了错误,我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不要提了,能犯这个错误也是有原因的,不能怪你,也许我们白己也有缺点,我们白己也讲过错误的话,因为我那时有
    个根本的问题,我就不相信有AB团。我说革命的队伍里都是好同志,有个右倾
    观念,就这样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个人奇怪呀,总是讲没有AB团,
    (听不
    清)一见有右倾观点就把他处理一家伙,就处理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当时对这样的问题,也不那么去追究了,也不去影响到我们同志之间的革命的团结。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队伍里编队伍,一去编队伍就把我们抓起来了,你们今天进学校欢迎这是另一回事。把手捆起来,把我的手表、衣服、帽子都分掉了就吊到一个棚子里。说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你要招派你来干什么来的?你不招就杀你的头。那时就一直搞了四天四夜,第五天才放,不给吃饭,不给水喝,两个手脚捆起来就丢在草地上,就那样睡觉,我那时候认为过几天就要完蛋了,被枪毙掉了,说不清,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一开口就讲你是反革命。你怎么能跑到西安、跑到南昌、跑到兰州、自由地跑起来,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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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是党派来的,来解编新四军的,新四军在前线抗日。“我不相信”。我说我有介绍信,“介绍信是伪造的”。你也没有办法啊!我明明是党派来的,他不相信,怀疑啊!你有什么办法?从早上起一直骂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就去休息了。吃了午饭、睡了午觉、他精神好了又来骂你(众笑),又骂你,又不能开口,不能反他,那有什么办法,拉屎拉尿,四根枪把你逼着,绳子吊着。你跑我把你打死,那时哪敢跑,跑就把你打掉。这就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哈哈……当时,我想革命呀,干革命得到这样一个下场,也有很大的感慨。流眼泪也流不下来
    后来第三天,大概他们骂得很疲倦了。我说在你的面前,我还是让你怀疑,你这个忭疑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说,你这个怀疑一点根据也没有,你可以怀疑怀疑我是国民党派来的,怀疑我是背叛了,是叛徒,或者跟国民党当土匪也可以,但你肯定了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派人到延安去找毛主席,还可以到江西中央局去,到那里去证实,我是派来的,还是怎么样……你讲的硬你是个大反革命,一个烟盖帽,一下打过来,结果没有,也没有打到这里,就是个大窟窿(大笑)。我说你动武是不对的,野蛮是不行的,要讲道理,共产党打共产党,这个不对。“你是共产党?你是反革命”我说你这么样有什么办法,拉出去枪毙吧!我不怕死,我革命就准备革到白己头上的。我来革命,我原先就准备把白己的命革掉。我从来没有这个投机取巧,光革人家的命,我那时有一个道理,他一直攻了我三天了我说你要懂得现在爆发了。现在问题要转新形势、新政策,就是停止土地改革,停止这个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土地革命暂时停止。土地革命暂时停止,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先解决民族矛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壮大我们自己。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取得政权。合作是策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不合作,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后方打他,就说我们是汉奸,群众不了解,全国人民的愿望是要打日本、停止内战。我们不打日本、搞内战,但是全国人民不了解,我们党不能发展。说道理,那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到了第三天,围攻的火力就弱了,“你还有道理”,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有很大的道理,就是有点道理(笑),我是中央局派来的,是毛泽东同志派来的。“啊!什么中央,什么中央局,什么毛泽东?我不承认,那个来我这儿都要抓起来。”我后来看来整你三天三夜都是让步的,一直很让步不行,我要抓住辫子,我说:你搞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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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夜,我总以为你是反革命,我都忍受了,我都不讲话,我总想说服你,你终于暴露了本来面日,中央你不承认,毛主席派来你要抓起来,究竞你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反攻,哎,他这个反革命倒来问我,(笑)我就转到主动。我就说同志呀!你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共产党的负责人,讲话总没有点政治意义,有点组织观点,怎么乱讲呀?你怀疑是有各种理由,你怀疑毛主席是没有理由的,你怎么领导我这个人,我就挖苦他,“你不象省委书记”,“好,你拉岀去枪毙!”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作结论,根本你的立场发生问题,你拉出去枪毙,我不怕死,我好汉不怕死,怕死就不是好汉,我是共产党员,拉出去问题很简单,你根本就想在这山上当土匪,假借共产党名义当土匪、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根本没有点政策,我坚决反对,这个同志这样一搞,他本质很好,过早了弄错啊,满硬啊(笑)我说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井冈山上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的,为什么一到这里就把我抓起来,要枪毙,要杀头的,骂祖宗,骂爷娘,乱搞一通,完全是不对的,不让我讲话嘛!“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不跟你谈,我是对共产党谈党的政策,你是根本反动的,我为什么跟你谈,谈也谈不通,对牛弹琴,你要枪毙就枪毙,我干革命干了20年,我不怕死呀!我也就挖苦他,我身上打好几处伤了,你身上一个伤也没有,他又发脾气了“啊!你这个态度很坏,我就要杀你。”我说:“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为什么杀我?我是共产党员,你杀我,你是反革命!(笑),我相信你要是共产党员,你就没有权力杀我,你是陈毅,为什么不认识你,我们在井冈山当赤卫队拿枪杆子,你们当老爷的在上面讲演,作大报告我还听了很多,我可以认识你,今天把你揪住了,就由我来处理了。我说:“你处理我没有权,你应该在我领导之下”(笑)。这一搞,他就泄气了,首先改变态度了,把所冇游击队都喊过来,要我讲形势,作形势报告,待遇就改了,当晩就给我饭吃了。我说:“这个样不行,手也捆着,脚也捆着,怎么作形势报告呀?共产党作形势报告没有这么个报告法。”他说这个犯错误,犯错误我给你讲,哈哈……解决了
    这个同志现在还在,是很好的同志,阶级斗争的考验是个很好的同志,一见到我总是要道歉,我说没有这个必要,阶级斗争,你犯这个错误,我也犯过这个错误,乱斗乱打,乱斗一场,他那个队编成新四军一个团,这个团很能作战,是新四军的一个主力,这个团在我的领导下,在我直接领导下,那些指挥员、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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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长,拿绳捆我的,押起来,拳打脚踢,鞭子抽的,这些同志很好的,见了我,司令呀,总对不起。几十年前这件事,再犯错误把你枪毙了,给党造成损失,我说这个不在乎,这个没关系,我过去也乱斗人,乱捉人,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的,犯的错误比你们多,今天我们主要是抗日,我们打蒋介石,你们那个时候是执行命令,你们是执行命令怎么能怪你们呢?我说我那次没作很好的准备,没有先派人来商量好,突然跑进来引起你们的怀疑,我接受错误,我应该先有准备,先把文件送来给你们看,先派一个什么人进来了解情况,先跟你们的游击队代表会面,使他们不怀疑了再来,这就避免了这一场误会,革命斗争中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绣花,革命不是文质彬彬,革命之间会岀现这种错误,那种错误的,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过去我斗争人家噢,把人家搞得吃不过饭、睡不得觉、这也有过,我也给人家道过谦,或者人家错误没有那么大,我就拿来一整,戴了很多帽
    把他们工作取消、撤销、降级,我们搞这些东西的,但是我有这两次经验,我以后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了。今天这个问题多少有点积极意义,我多少年不愿讲的。有一次在民主党派大会上,周总理点了我的名,他说,象我们的陈毅同志,这样的负责干部,过去也遭过误会,给别人也打仗,要我讲,我简单地讲了几句,我不愿意在这暴露共产党的弱点,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偶然现象,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们这里有人被斗了,我劝你们要从我整个阶级利益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个乱斗的同志,要有一种雅量,一个革命者要有宽宏大量,宰相肚里可以撑船、要学习毛主席,你们不要到外边去传,传了引起错觉。今天这个中共中央委员里有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不少,有很多人坚决拥护毛主席,一直是正确的,有不少人是屡次犯错误反对毛主席,但毛主席还和他们团结,他有这个雅量。你们不是读古文,泰山不拒土,才能称其高,渤海不拒细流,才能称其深。所有灰尘都留在泰山,泰山不拒绝,聚起来,泰山就高了。长江大河、对于小河流,它都容纳。你要到我这儿来跟我合作,我们一直奔向大海所以长江的流越来越大
    毛主席连李宗仁这样的人,李宗仁难道是好人,完全是牛鬼蛇神。他杀的共党还少吗?他杀的共产党不是一个,杀的共产党是几万,几十万。现在他来了还要给他一定的安排。主要是对打击美帝国主义有作用,对解放台湾有作用。毛主席说叫“废物利用嘛!”(笑)我们说你们学毛选。读语录,你们摘录这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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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你们比我们高明,比我们记得熟,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是讲经验,你们确实不如我们。你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没有什么毛病吧?这句话不是黑话,是白话,不是,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家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嘿,我总是希望给人家讲经验,讲经验我还是可以讲。你们如果不拒绝,我将来有机会,可以多来讲经验。(鼓掌)
    那么我还要劝一劝你们斗争大家的同志,你们明斗错了,还讲自己有理,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反妖风斗了许多人,斗的不对的就要给人家道歉。我们斗错,证明这个妖风是张彦搞起来的。张彦犯了错误,我们被他蒙骗了,我们觉悟,我们把你斗错了,握手谅解了。被斗的人把错误放在张彦身上,不要去怪这些同志。你们这些同志。我千万告诉你们,你们几十年还要合作呀!你们革命是不是革到晚上就不革了?(笑)你们几十年在战场上要见面的呀!要同患难共生死。美国人打进来,你们大家都要拿起枪杆子打仗的呀!应该比兄弟还要亲,比姐妹还要亲爱(鼓掌)。为什么人家斗错了,就那样不能谅解?为什么把人家斗错了,就连一句话也不讲?不能使人信服。
    当然妖风也要分析,这个话我是不是讲错了,我还要讲。讲错了,你可以给我批判,马上贴我的大字报,我可以承认错的。妖风是张彦煽起来的,但是张彦他来扫这个妖风,你说他一点根据没有?我要替张彦说几句话,这绝不是包庇张彦。在外事系统里面,二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对外文委、对外文化出版局,外交部还少一点,这几个单位,就有那么一些什么攻击毛主席,攻击刘少奇同志,攻击周总理,攻击林彪同志,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有这么一些人,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说不要去追查,这些话是不好的,也许是一个同学,头脑发烧,乱讲那么几句,这是他一个错误。不要去追查,将来他自然知道他错了。讲错了句话,就说他是反革命,这不好。也许他还有什么人。不是他讲的,是人家这么讲,他作了义务宣传员。是不是要追査呢?现在不要追查,运动一深入,自然会搞出来的,是不是有地富反坏右在里面搞流言蜚语?也有可能。讲了些什么话?我今天不作义务宣传员,我今天不讲,因为那些话没必要给他们作义务宣传员。你们外语学院仝体两三千人,我来给他作,把反革命的话我在这里照样重复一遍,我有什么必要?我是共产党员,你这个人很奇怪,你在这里宣传,这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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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这些挨斗的同志是不是你们确实讲错了一句话,两句话,人家抓辫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考虑一下,人家更信服。
    少奇同志的录音你们听过吗?说清华出了个标语:“打倒毛主席,拥护党中央。”这样的标语当然是反革命的,当然是属于妖风。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账。我讲错了话我承认。你作错了事你承认。我受了委屈,我自己宽宏大量,不要求人家给我道歉。但是,这个委屈是我搞错了,我就应该给人家道歉。这才叫政治家的风度。什么叫政治家?政治家不是很简单的,不是从个人感情、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整个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看到大的、主要的,不纠缠在枝节题上。我有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很充分。我还是把本质问题讲出去,是不是能够解你们二外语学院的同志们之间的对立情绪,我认为没有把握。把握不在我在你们大家把握。你们还可以对立一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二个礼拜,还可以对立个月,甚至你们继续,甚至你们终身都记这个仇。一到美国人打进来。大家去打仗,你们就不记这个仇了。所以我不悲观,并不悲观,将来总有一天会解决。听了我这个报告,听了我这个老革命。多少年革命中间,不断犯错误的,还来讲了十分忠恳的话,你们愿意听,我想你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我不是人家打了我
    五年AB团,最后遭了冤枉,人家把我捆起来。要杀我的头,搞了我五天五夜
    还有很多,人家整我十年,就说我反对毛主席。十年来我一句话不讲,最后证明我是对的。毛主席对我讲:“陈毅同志,作为政治家,要有最大的忍耐。”要有最大的忍耐,这个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经常记住这句话,要最大忍耐。人家整了你,人家对不起你嘛。人家罢了你的官,人家处理你的问题不公正吗?要忍耐,要看到大局嘛。为了小小的一点事情不能忍耐,一触即跳,眼睛里面卡不住一点点小灰尘,这个人不能成大器。青年同学啊,这样的人不能成大器。什么事一触即跳,什么事就冲动,轰轰隆隆洋油桶,这个人不能成大器。毛主席,你看一直在压抑。1921~1935年能够很大忍耐,打入冷宫,什么事情都能办,不让他管事,我们不好去拜访他。鬼都不上门,冷冷清清。毛主席最大忍耐,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到61年、62年才反对,作了最大的忍耐,希望赫鲁晓夫改变苏联的修正主义,直到他公开反华才反击
    我讲我这个例子是不足为训的,主要是毛主席的例子。他被制止发言,被斗争了十五年,毛主席在三五年遵义会议—一上台,全党拥护,众望所归,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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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不忍耐,搞一些其他活动,遵义会议上不了台。上了台人家还是不服他的气。所以使人很服气。我这样反对过他两次,犯了两次大错误,反对他的人,我现在心里很服气,今天毛主席上台,我们欢呼,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念旧恶”孔夫子讲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今天要我们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才能把第二外国语学院办好(鼓掌),把一部分同志除外,办不好这个学校。当然,今天这个左派,讲老实话,什么人是左派,什么人是真左派,什么人还不够左派,现在很难定我老实讲,就是光有这个左派,也把这个外国语学院办不好,还要有这个大多数的同学。光是有大多数同学,还要跟教员团结。教员大多数是好的。我要替教讲一句话,教员有少数专家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这些人,只要他们改正错误,我们要团结他。光有学生、教员、员工不团结,不团结也不好,不给你做饭吃,我看你怎么办。我说呀,院里面管事务工作的,炊事员同志,他们有权可以给你们饭吃,可以不给你饭吃。他们一天到晚辛辛苫苦这么大的热天气,难道他们的命就是苦呀!一天就要搞这劳动呀!我来参加斗争,我来贴大字报,我就不做饭吃,这怎么行?这要讲良心话。旧话叫良心话,新话讲毛泽东思想,讲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主流是好的、健康的、正确的、轰轰烈烈的。张彦这么一来,就把它搞得冷冷清清。搞逼、供、信,搞政治迫害,乱斗这是错误的。逆流是张彦搞起来的,犯了错误,破坏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这些这是主要的逆流,逆流中包括张彦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运动初期是不是有些行动,不是那么正常的,也还是应该允许人家批评,是红绳黑线的斗争。工作中没有犯错误,我们这里哪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圣人啊!社会主义的武则天,究竞是什么人,这个女同志想当武则天并不好哇。就是那个教育局,那个工作组把这个反映了我说这个值不得重视,这个人头发烧了,说错了,乱喊乱叫,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这样就给人家作个结论,说人家怎么样。年轻同志嘛,就楼上楼下,什么戴高帽子啊!喊啊!叫啊!自己也没有头脑,丧失冷静,一喊,这个,这个……冷静一点,就一个同学或工作组鉴定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对的,这样不好,对运动不利,算了吆,我们就是不让同学斗同学。主要的是院领导,主要是系领导,党委的同志以下的教师就不要斗了。教师的权威、专家,权威首先有浓厚的反党反会主义,但还得给改造了以后,承认错误以后,还是跟他们合作,这样一个政策比较好。这个问题要由你们来定,我是建议。打击面不大,同学斗同学斗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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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结果,保护少数是完全正确的原则。但还要补充一个,刘主席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你不尊重大多数人意见,所有少数人,七亿人口就有
    七亿个少数。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尊重大多数,同时要保护少薮,保护少薮要尊重大多数。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在人民大会堂。我说,我来补充一点,不是我来反对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是我的先生。毛主席更是我老师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保护少数,我的意见我不放弃。不放弃怎么办呢?外语学院二千多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办事,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永远不开课,永远这么革命下去。
    有人说我是不是讲过“包庇张彦”这个话。我讲过这个话,我讲过“我就要包庇张彦”,我讲过这句,我讲过的话,我不推给人家,不过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是在运动初期讲的。运动初期就是讲了很多攻击中央同志、攻击我们中央首长,各单位都有。就是我们外事单位也有吆!我叫张彦去査,你们工作组查一查,但不要追,不要去斗。可能是有些同学,有时有些愤慨,冒叫一声,那就不足为凭了,这就不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了。也可能是有人有意识散布的。现在不能说外国语学院,有一个教授,就是现在还乱说,他就是有意识,我就说他有意识去散布。有证据,有些同学讲出来。但现在还没有斗他,要他交代。不交代就过个时候再说,不要去组织围攻。因为在那时候就攻击张彦,我说“我就要包庇张彦”,张彦还没有犯,23日、24日,张彦犯错误是从22日开始的,24日在这里第一次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最高峰—-6月30日在对外文委报告犯错误。这个我就不包庇了。我是支持工作组的,22日、24日、30日以前,我是支持工作组的,我说工作组不撤退,你们要反对工作组,我决不撤退。我要工作组顶住,我就包庇工作组。你说我包庇,我就包庇,将来犯了错误我可以检査。那现在证明这个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就检讨。我使用工作组,使用错了。我派工作组犯了错误。但中央给我们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是中央派的责任中央是比较轻了,主要责任还是我这个具体领导,是我派的。工作组也要一分为工作组组长责任更大,工作组组员责任就比较轻了。工作组长由你们决定,你们要他回来作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不够再检讨,检讨十天半个月满可以(掌声),由你们作去。我决不包庇他。我现在包庇他就不对了,工作组员就是一般同志,要犯错误也是一般性的错误,恐怕不必把它提得这么髙,这个由你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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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建议。现在第一期工作组发生的问题,同学们,什么问题啊!他们立即回到外办,外交部立即就变成了群众,他们又要到那里去搞斗争。在工作组,他拿权斗人家,他回到那里呢?他就有斗人家的资格了。形势变化很快,一个人立场没撤除。工作组搞这个材料,搞那个材料。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他说了就算话啊!他这次作检讨,回去了。一回去了,他变成一个普通干部,他就要贴大字报,要贴人家的大字报
    工作组撤回去了。我前天找所有的工作组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这些同志,你门的工作组搞错了,你们回去要作检讨。检讨完了,你们就回到单位。希望你们还是有勇气发动革命。你们要向那些青年学生学习,勇于揭露错误,勇于冲锋陷阵。你们不要因为在学校里在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回到机关,哎呀,我就谨慎点,我不要又犯一个错误,我大字报也不贴,意见也不讲,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悄悄地就过去了,那样不好,在工作组里也可能受到谴责的。一个他回机关,他变成个英雄,很勇敢,一个他变成一个典型的中间派,也不哼,也不哼气,不表示态度。讲赞成我都赞成,你们大家反对,我都反对,随大流,也可能变成一个右派。因为他正在作检讨,你们也检讨不出他什么东西。因为他在这里只有一个月、两个月,他的问题,还在那个原单位。他在那个原单位,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他的错误言语,反党事实,工作的成就在那里才能够解决。他是个好同志在这个地方是个考验,他要回去作最后的考验
    我今天问题很多,我觉得有一点意见。就是周总理在这里搞了五天,你们这里几个方面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恢复感情。很好地酝酿一个,选一个,认为现在的这个革委会、筹委会不好,或者不适宜了,选一个能真正代表你们革委会,使我们的运动走上正轨。我看你们革委会成立了,马上就叫张彦和他工作组全体到这儿来参加革命,来检讨。你们一通知,打个报告,我马上就叫他来。叫他早上到他就早上到,叫他晩上来他就晚上来(掌声)。不过,我们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根据毛泽东思想,还是讲道理。讲道理让他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让他有辩护的权利。因为现在这个人的威风已经打下去了。我已两次见到他了,见到我就大哭。我说你哭,我说你哭也没有多大用处,你光哭也没用。你坦白,老实承认错误,办法就在这个地方,希望还是有的。回来的时候,检讨的时候,革命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让他把话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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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包庇的那个话,我已经给你们说明了那是在运动初期,他还没有犯错误当初有些人要当工作组刚刚到就要把它赶走。我说这个不行。我们就是要包庇他。斗争中那个火力针锋相对,是讲这个话的。现在看起来,张彦犯错误,已经暴露出来,我就不包庇他了。我再包庇就是错误的了。那时候,讲这个话也不好。所以这个犯错误呀!同志们,怎么办?只好承认错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呀(笑)
    另外有人说,停职反省六个,以后停职反省十二个,这个问题是我们争论之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地方简单地讲几句话,是六月十三日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去,还找了其他同志去,他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指示,是在周总理家里在客厅里。我去了,张彦也去了,还有其他人。张彦说,他在十三日五点钟他讲了准备在二外院把张天恩等同志六人停职反省,向我请示了的,说我和周总理点了头的。后来周总理说记不起来了。问我,我也记不起来了。周总理那天还在你们这里讲话,讲了这个事情。后来张彦,他又说他确实讲过,确实我们点过头的。他准备到文委、二外语学院、外办作检讨,把这个事实査对一下。他说是那天五点钟到七点钟开始讲了二外的情况,他准备停职反省六个人,请示总理,请示我,点了头的。我们说我们记不得了。那么他现在是一个犯错误的人了,我们不能说他是犯错误的人,我们就压他,说他是造谣。他核对事实的权力没有,我们核对。就抓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他是讲过,是讲过二外的问题但讲没讲停职反省六个人呢?他们记不起了。你们没点头,他们也没有注意。你们的头是怎么……哈哈……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就去看我的日记。我这个日记,对我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还可以查对。我查到六月十三日上面记:周总理从外地回来,找我们到新华厅谈,传达毛主席指示,就是这个。就没有讲张彦汇报“二外”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讲停职反省六个人,那天,七点半结束了,就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去,就没有这个,本本还在。那么第二天记了,14日11点钟找张彦同志到我的家,他详细地讲了你们这里开大会,停职反省12人,张天恩等同志,他们自封为红线,展开了斗争。二外开得很好,这个记得很详细。十日就没有记,这个案子查不清楚,当然不能拿这个日记本子说张彦撤谎。首先,我看这个问题要交给你们解决,张天恩六个停职反省,停职对不对?(众说12个)又加六个。不要急,你们这么性子急,不好,我还没有讲完吆,他又加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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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究竟停得对不对?要不要翻案?由你们决定,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不对,你们就翻一个,两个不对,两个停得不对,就翻两个。三个不对我们就给他翻三个。你们认为12个都停得不对,由你们大多数决定。今天,张天恩他们这些同志有权利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保护少数的问题。张彦他就没有多数,他俩公婆,他俩夫妇,恐怕他俩夫妇也有矛盾,他们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所以还是要给他这个权利,给他查对事实的权利,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大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拿一个多数来压人。准许犯错误,毛主席说这个话,你们把这句话记得是不错的,很深刻。要准许犯错误,要准许改正错误,要准许革命,要准许重新做人。
    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同志就是不准许犯错误,一犯了错误就不得了,要把他整个死,张彦就是不准许人家犯错误的,一犯错误就整得人家要死,现在他老人家犯了错误,怎么办?(笑)所以物极必反呢,这个暴力就很快的,你看看,特别是在二外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全部都看了,60几页我全部看了,那付神气呀,好大呀!这是个国民党官老爷的神气,这个可以给你们每人一本,刚才有人提出来(鼓掌),很典型的一个报告,非常典型错误的一个报告,多读几遍,把它作为反面镜子,对我们很有好处,我倒不是在这里找张彥的错误,错误很多,性质严重,耍态度、当官作老爷,整群众、整同志,把运动方向搞错,我特別欣赏。我也不要象他那样搞,我从这点取一点经,我以后不要象他那样搞。象他那样搞,总有一天要落到他那个下场,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下来,只要你承认错误,广大干部、广大群众、毛主席和中央总是谅解的
    我讲到这里,回去还有事,我就走了。我下次还要来,我至少要比周总理多来几次,我才对得起同志们(鼓掌)我来要看大字报,要找老师,找被斗的同学谈话,也要找12个人讲话、当家作主是你们,我总想能够有点帮助,什么思想水平,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问题不如你们,但是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就有资格讲话,这点有点本钱,讲点经验,还有很多同学,我着重交代。他们写了信我都看了。每一个同志的信我没有一一回答,这我确实很忙,有些问题我是一定要回答的,但是这里没有时间,我讲到这里,那么批准我离开了吧。好不好?(鼓掌)你们还是酝酿一整套,成立代表大会,系革委会把这些套成立起来,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开始斗争当权派、黑帮,你们认为时间抽得出来,叫张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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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工作组来检讨,就检讨,争取时间,今天揭露他,帮助他,你们通知我,我就叫他来。他在你们这里过了关,还有对外文委,还有外办,然后我们才能给他下结论。还是要把革委会这个问题,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这个革委会要包括各方面人,纯粹是左派也是不完全的,左派是定义,现在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我是左派,你是什么左派呀?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斗过我,你不是左派,我挨过了,我是左派,我又没挨过斗,我也没斗过人,我就是中间派,哈哈,哈哈,不要在这些问题上争,主要是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能代表大多数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要我讲国际形势,有人要我讲当前的问题,将来有机会、时间,我尽量发表我的见解,即使是错误的,我也还是要勇敢地讲出来。同学们之间不要有界限,特别是我,很关心是你们这些同志之间有隔阂、有对立情绪,伤了感情,我主要是来解决你们的几点意见,由你们去解决,走上朝气蓬勃非常健康的道路。你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其他学校完全可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现在好几个学校根本开会都开不成,这个当主席,那个把他推下来,他想当主席,比你们这里对立更厉害,选票根本不集中,没有一个多数票的,集中不起来。学校革委会成立不起来,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大革命,我们长期革命,经常遇到各种情况总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消除对立情绪,不是搞折衷主义、搞调和路线。不是这样,我们还需要革命的伟大的团结,我不是替牛鬼蛇神替张彦开脱,今天我讲了话,可能讲得有些是好的,也可能讲得一些话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揭露,我们总要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经常到群众中去,和大家道,我们工作可能改得好一些。我长期不来,就是一个错误。领导人家,长期不来征求人家的意见,这必然犯错误。好了,检讨也没有办法,检讨到明天上午会还是要结束的。好啦,就结束了。(鼓掌)
    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江青讲话
    我听说你们为一付对联争执不下。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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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阶级立场,这是本质问题。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是表面。那付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觉得应该少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扌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康生讲话
    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们年老的人,从你们年青人那里受到很大的教育。同志们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为了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你们的一切辩论,一切争论,基本的本质的问题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不是对联这个字或那个字改不改的问题。为什麽同志们这样尖锐地提岀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统治下实行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条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相对抗的。同志们提出要坚决地战斗,为无产阶级路线而奋斗,完全是对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要不要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就是为这条阶级路线——毛泽东阶级路线而斗争。我对你们很钦佩。
    其次,在过去彭真、陆定一黑帮的反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在各类学校里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同志们是深受这种迫害的。同志们提出问题来表示抗议,提出坚决反对对于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的这种迫害的抗议,提出要造反,这是很对的
    第三,我从同志们的活动中,从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活动中,感到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过去我们共青团工作中有许多毛病,甚至有严重错误。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有些学校团委瘫痪了,看到北大团委瘫痪了,看到团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彭小猛同志在北大控诉了张承先,是完全对的,是有道理的。同志们起来革命,人大的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团,我看这一要求正确的。我赞成今天晚上要开辫论会。今後如何把我们的共青团改造成真正的毛泽东的共青团,我希望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改造我们共青团的重要骨干。过去的青年组织涣散,我看有点像“全民团”,就是说有些青年团阶级路线不明显。我希望你们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把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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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阶级路线的精神彻底贯彻到青年团中间去。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要在文化革命中当先锋,当前要把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改造你们青年团的任务相互配合,很好地结合起来。你们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也是很光荣的
    同志们,坚持我们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坚持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毛主席的阶级政策。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是分不开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贯彻阶级路线,同时我们要更善於用革命的阶级政策。这个阶级政策,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同我们共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了我们这样的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拿出很大的,很多的,很深入的力量,去研究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项原则指示。我应该说一句,要拿出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力量,而不要因为研究对联,妨碍了我们研究毛主席的五项原则指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头一个条件,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什麼是马列主义,什麽是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阶级斗争。同时我们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善於分析。对每件事情要分析,善於把问题一分为二地来看,就是说辩证地看问题。
    我很欣赏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些呼吁书是什麽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就是一分为的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条原则的第二条叫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一小撮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服务,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必须善於团结绝大多绝大多数人。同志们。怎样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就是要领导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领导权就要落空。团结绝大多数人就是要善於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他不同意,我们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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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等待,团结他们,甚至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要争取团结他们,不是看到他们的意见与我们不同,看到他们的意见错误就不管他。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在我们共青团周围,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周围,彻底斗垮黑帮,彻底斗垮资产阶级权威,彻底把教育制度进行革命
    第四条,就是要有民主作风。没有民主作风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没有民主作风就不可能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一条,青年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要倾听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一种意见与我们不同就不愿意听,甚至那种意见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听,不对的意见更可以证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要让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讲话,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真正实行民主。同志们要记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一条原则。
    第五条,就是要善於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点青年同志们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容易的,讲起来容易,遇到现实斗争,就不一定能实现的,但它恰恰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生命就会停止,同时革命就会停止。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地很好地进行,我们的观点,路线就不能正确地很好地贯彻下去。
    最後,我同同志们讲,我很赞成拥护你们坚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观点。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要善於去硏究,实现这种阶级路线的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政策。这方面同志们还要多加努力,要把阶级路线同我们的阶级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政策是路线的生命,没有政策,我们的路线就不能实现。希望同志们真正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看到同志们朝气勃勃的革命热情,我是很高兴的。我常说,你们这种豪迈气概有一千丈。陈伯达同志给我改了一下说,你们的革命豪杰气概有一万丈。我赞成,我说你们是豪杰气概万丈的青年
    你们碰到什麽呢?碰到有些工作组是官气十足,是钦差大臣。你们豪迈万丈的青年遇到官气十足的钦差大臣,当然当中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的是敌我矛盾,总起来讲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同志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我也希望同志们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变成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的革命战士,变成真正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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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变成为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这是我们对同志们的希望,也是对同志们的要求。
    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小组成员穆欣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
    张春桥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麽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张春桥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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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零”事件……经过调査,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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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髙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岀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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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岀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査错误,也可以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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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麼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亳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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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工作组有几种情况:少数对上边这条路线有所抵制,但也给运动增加了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程度不同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另一种是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最甚的是发展了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有意把些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有些虽然撤了工作组,但其错误并未加以彻底批判,甚至由于某些人的阴谋根本未加批判,那里的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还未平反这些必须立即从根本上改变。
    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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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九六六年八月七日,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陈伯达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进行镇压群众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会把无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向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德国首先发动,而由法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美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的历史可否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因来实现呢?看现在修正主义苏联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木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象人们所说的国际希望在中国吗?
    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能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设为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泛的群众所掌握,再而变成更宏伟的力量。我们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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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仝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竞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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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別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劢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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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冋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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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辫,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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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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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米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內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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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冶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八月十日上午,林彪说
    军队的干部中,有些人太落后,又不改正错误的要罢官。我们不能有腐败的干部政策。
    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
    要注意,不要迷失政治方向。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到底那一条是第位,那一第是第二位,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是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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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缘也好,是和事老,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老。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
    对于小节,有错误的人,为了用他,就要批评他,就要帮助他。玉不琢不成器,能认真改造,就大大地欢迎。要按主席的五条标准办,要用他,就要批评他这是对他的信任。用他,他就一定要改,不改,就无法用。要把好人,能办事的人,拿到领导机关来。
    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这是我的话,请你们向军委常委报告,看看有什么意见。这个要到军队中去讲,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
    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
    干部政策要注意,请杨成武同志注意一下这个方向的问题,请好好和立清(即徐立清同志)谈谈。现在我们解放军地位那么高,干部不要再出乱子。军队干部中再出反对毛主席的人,是最大的耻辱,要坚决按主席指示的五条接班人的原和我们讲的具体意见来办
    委托×××同志好好把《解放军报》搞好。《解放军报》搞好了,部队突出政治了,抓好了这一主要环节,全面工作就带动了,主席思想就挂帅了。
    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冶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八月十日下午,林彪说
    干部有几种。一种干部,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有毛病,有缺点。一种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毛主席,不突出政治,没有革命干劲,但是小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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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人之中,应用那一种?要提拔第一种人,不用第二种人。对第二种人教育不改的、不可救药的,要罢官,大大的罢官。这样做,就使我们军队有朝气,有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庸俗的腐败的军队,不能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北洋军阀的军队,当然,第一种人中间小节方面有毛病的,也要批评,要他改变,批评他是为了用他,信任他。
    还有一种干部是全材,大节也好,小节也好,当然很好,但是全材是不多的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査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科学地总结了近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决定一定会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党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
    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我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就英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我们党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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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30页,共5150页
    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场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我国防止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前途的斗争
    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现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它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欣欣向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群众运动真正起来的地方,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被冲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但是,应当看到,运动的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处在似动未动或者比较冷冷清清的状态,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或者根本没有揭开。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曲折,出现了反复。那里的负责人,或派到那里的工作组的负责人,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负责人,对贴大字报批评他们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的那一个负责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围攻革命左派,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竞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经过曲折和反复,运动就走上了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敢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善于领导这场大革命。党的领导的决定性的关键,就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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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对待其他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
    这个决定贯串着的精神,就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要怕出乱子。那些“怕”字归结到一点,就是怕群众。任何人如果不去掉“怕”字,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甚至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要让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革命秩序,是不能够用预先划什么框框的办法制造的,而要依靠群众根据自已斗争的经验来建立。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些同志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迷信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高明。其实,只有广大的群众,才真正高明。群众能教给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必须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集中起来,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如果不向群众请教,任何领导人就什么知识也没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事物,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等,都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岀来,硬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动地创造出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在这个决定中肯定了它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最初并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压制和攻击。
    对待新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主席精辟地指岀,“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岀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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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岀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有一些同志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就是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比起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敢闯的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只习惯于包办代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群众冷冷清清。他们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他们往往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吓得发抖,不知所措,而当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运动拉向后转。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迫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经验已经证明,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要靠那里的群众自己来进行,不能由上级机关包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上级机关派出联系的人员,都不要有“钦差大臣”的派头,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听到一面之辞,就先入为主。要诚诚恳恳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多看,多问,多听,多想。
    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怎样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呢?那就要各级党的组织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认真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很错误的。
    要正确地放手发动群众,就要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都直接同群众见了面,这就更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
    在运动中,要让群众彻底揭露那些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充分暴露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批判他们,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就要求首先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力求抓得准,揭得透。
    群众完全懂得,要积极地争取那些动摇不定的、认不清梵大是大非的中间派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本单位贴大字报,可能点了他们一些名,这是难免的。只要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也允许他们贴大字报为自己辩护,那就不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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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他们,并且会促使他们进步。我们相信,在运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中间派变成左派。
    依靠左派同广泛发动群众,更是一致的。只有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左派,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在斗争中,要不断提高左派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有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坚强的左派队伍,才能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
    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
    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但中间应有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正规战和游击战结合,总攻击与战术斗争结合,这次是大战役,是总攻击。今后若干时期,还要出现大战役,大战役和小战役结合打到底。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这个任务不是简单的,不是临时任务,不是短时期能够结束的。十六条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临时的,要长期存在,这种提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这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连续打几仗,不是一个战役性的总攻击就能解决问题。战术性的战斗,每个时候,每个地方,每个问题上都有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可能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我们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旧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是很不简单的,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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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象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在这种基础上再改变一种缓和的形式,进行经常工作。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进化的形式交替进行,相互渗透。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作战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革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社会主义革命是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夕之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即使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大差别消灭了或减少了,也定会出现新差别,新矛盾。
    我们不是单纯从思想着手,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主要因素是人。发挥人的因素,就要改变私有观念,提高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事,一句话可以说完,做起来要经过反复,经过无数次斗争、批判、表扬,在整个思想战线上进行大的斗争,才可能把人改变过来。斗争通过许多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两条战线: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搞这条精神战线的。我们从两条战线向前进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前进的总火车头,我们象火车一样在两条轨道上前进。不要象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那就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我们一切工作要由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战线抓住不放,要把这场战斗顽强打到底。脑袋里打了胜仗,物质上才能打胜仗。这绝非小事,是大事。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我是打仗的,对毛泽东思想拼命想学、想用,但是了解很少。毛主席说:破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新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因为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能改造人的思想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才能有统一的行动。七亿人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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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是一盘散沙。张三一篇,李四一篇,不能统一全国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没有把列宁主义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是大错特错,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要把人民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起来,变成仝党的指南,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封建统治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了它的政权,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要用代表我们无产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驳倒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他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我们全党,一定要把主席思想传播开去。在部队里百试百效,那里学的好,就出好人好事,战斗力加强,工作就搞得好。那里学得不好,工作就减弱。现在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财富,大破旧的思想,打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威风,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在部队中这样做,大见效果。拿到全国人民中,也大见效果。过去中宣部不让印毛选语录,他们是大错特错的。陆定一、周扬还有下面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他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反共分子,名义上是革命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不少人不能正确地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我们不以此为武器,为动力,不重视,就要犯大错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要使我国强盛起来,繁荣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干下去,干几年,就会有很大效果,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就可以站到世界最前列。如果搞的不好,就可能后退,从先进变成落后。我们要很自觉很有意识地掌握这个武器。现在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给工农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鱼目混珠,让他们自己挑选有困难,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就是珍珠,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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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一句话,大破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而在人民群众中泛传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进行的精神建设。这种精神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轨道上前进。
    要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阶级碰到阶级,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
    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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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戕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仝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
    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仝会完仝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已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槭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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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朿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因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木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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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仝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仝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乂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攴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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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苫、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仝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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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竞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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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岀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洽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仝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仝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鼓掌)
    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我先讲两个问题。
    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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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乂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岀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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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做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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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仝面考察,全面排队,仝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于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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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仝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冇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仝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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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二、研究资料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何云峰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
    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
    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
    就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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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批评指正
    研究概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的研
    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世纪90年代
    ,研究开始岀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岀表现在硏究毛泽东
    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
    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许仝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
    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
    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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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
    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2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
    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
    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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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6〕。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
    党史专家谭京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宇,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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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9)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4〕。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4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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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
    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仝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关于信的动机和主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4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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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
    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白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4)。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3)。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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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10)。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6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
    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
    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1972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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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3〕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6)。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1)。
    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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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12)。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
    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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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9)。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釆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
    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
    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切”“仝面内战”局面的渊薮;
    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
    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14
    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 Mancur olson)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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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16)。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
    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
    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17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1959年至1966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11)。
    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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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15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
    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18
    许纪冧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白法家,类伫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19
    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20)。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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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20)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4)
    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
    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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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
    许仝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3
    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
    金春明认为,这个鬼也就是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4)。
    金春明的理解也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因此长时间内少有异议。
    不过,也有人虽然同意金春明对打鬼的解释,但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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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全兴具体分析了毛泽东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3)?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
    张聿温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怀疑林彪是为了打倒“彭罗陆杨”,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21)。
    刘志男则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刘志男根据有关材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发生意见分歧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并且批转了“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査报告》,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提岀批评。所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指责“彭、罗、
    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别有所指,因此在此处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猜”字。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毛想倒刘保邓,他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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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
    ——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许仝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9〕。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在《毛泽东传(1949-1
    976)》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摘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
    ”。那么,他究竞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为什么感觉不安?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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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1)。
    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月22日的中央
    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
    有的同志认为林彪
    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刘林元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6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月22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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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1966年9月22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背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6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22)。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研读文本,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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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2007年3月12日初稿2011年7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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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节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6号
    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杋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裝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得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学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
    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
    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
    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木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
    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
    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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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臧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臧他们。以上规定,希各单位切实遵照执行。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中发[66]410号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主席、中央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竞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安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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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纠正了错误路线,扭转了错误方向。
    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个新高潮开始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种种阻力。毛泽东同志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会采取种种办法,种种手段,抵抗十六条,压制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
    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木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悔改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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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
    广大工农兵群众,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拥护毛泽东思想。党中央决定的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的体现。一切违背十六条的,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革命学生在斗争中,也可能有一些缺点。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攴持他们,帮助他们,相信他们会在斗争当中,自已能够分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相信他们在斗争中会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学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坏人的挑拨,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岗位不同,他们可能不了解那里学校的情况,不明真相,就不要去参加学校的辩论。
    我们伟大的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一直是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同样的,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必须信任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完全解放自己。正是因为这样,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不论有什么曲折,有什么风波,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终归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如暴风
    骤雨,如迅雷急电,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都北京,向四面八方,向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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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说得出,做得到。
    大字报,是小将们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攻的有力武器。他们的大字报,如利剑,如匕首,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刺伤了敌人的痛处,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因此,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争相传抄,不胫而走
    但是,有一些人对这样好的大字报,却多方挑剔,摇头不已。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木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则残酷无情地打击这批革命的青少年把他们的革命大字报诬蔑为反革命的大字报。
    本刊特选几篇大字报,公之于世,让广大人民群众来作鉴定
    我们认为,这些大字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魄力大,气势壮,读了令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真是:笔力雄健,横扫千军威尚猛;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壮丽诗篇。这是革命青少年的天才和智慧的结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革命的小将吼声震大:要革命,要造反!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来势迅猛,如泰山盖顶,如怒涛汹涌,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在小将们的革命进攻面前,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爷们,感到大难临头,混不下去了,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强加种种罪名,对他们进行迫害。
    你们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封为党的化身,“老子就是党”,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革命的青少年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反革命”的帽子吗?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支持着他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鼓舞着他们。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擦亮了眼睛,开通了思想,豁然大悟: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他们欢呼:让革命的烈火烧得更猛更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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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捣乱”。讲对了。革命的青少年们就是要捣你们的乱。他们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捣得乱乱的,把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统治捣得乱乱的。如果不这样干,那还叫什么革命?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旧章法、旧规矩、旧秩序统统打乱,就是要用革命的铁扫帚,把资木主义、修正主义的马厩一扫而光。
    糟透了”。革命的闯将们用大字报、大辫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无情的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威风扫地体面丢光。于是,他们大喊:“糟透了”。奇怪得很,有些同志也跟着乱嚷一气。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看一看,你就会觉得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打倒阎王殿,革命的红小鬼解放了。他们抡起金箍棒,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打得落花流水,打得天翻地覆。这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这是空前未有的奇观。
    “你们狂妄,你们幼稚”。被人们讥为“乳臭未干”的年青人,藐视一切资产阶级“权威”,敢于向他们挑战,敢于把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革命的青少年,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改造旧世界,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层层堆积起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把整个旧世界翻过来,按照毛泽东思想创立一个新世界。这是狂妄么?不,这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大志。
    从古以来,敢于闹革命,敢于创新的,大都是“幼稚”的年青人。他们一抓到真理,就藐视老古董,向老古董宣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但是胜利的总是那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百多年以前,两位年青人—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他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就主编《湘江评论》,发表许多彪炳显赫的革命雄文,提出打倒旧世界,让贵族、资本家在我们面前发抖的彻底革命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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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物,看起来似乎是庞然大物,不可一世。但是,他们逃脱不了革命辩证法的惩罚。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人物,不管在斗争中将遭受怎样的艰难曲折,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他们最后必将战胜旧势力。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春风化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少年们,是多么的可爱呵!
    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最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有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闹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他们“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他们是敢于“冲决罗网”的“狂飙”式人物,而不是小心翼翼,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他们是敢于在革命大风暴中搏击长空的雄鹰而不是蜷缩在屋檐底下的家雀。
    他们爱憎分明,对人民一颗红心,无限热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无比仇恨。
    他们充满着革命的朝气,敢于披荆斩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的唯一源泉,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们的斗争经验还不多,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浪中,他们一定会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把自己锻炼成为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和希望。有了这样坚强的革命后代,我们伟大的祖国,就能千秋万代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是像慈父般地关怀着革命的青少年。毛主席对革命青少年寄予无限的希望。毛主席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革命的青少年们,一定会牢记毛主席的这个亲切教导和殷切希望,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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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革命的青少年一定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迅速成长
    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未来属于革命的青少年。向革命的青少年致以崇高的敬意!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中发[66]42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的党委
    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部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
    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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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政治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学生开始在科委门前静坐直到九月二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小组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学生的要求。九月二十一日,陈伯达接见了学生。国防科委领导仍然不肯交人。九月二
    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千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査,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定要让赵如璋检査;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
    不用武斗。根据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注释这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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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的两句话。此前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学习,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我们革命的青少年,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从来都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他们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校的革命青少年,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了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组织。我们热烈地支持他们这种革命行动
    广大革命青少年,决心在这个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革命的青少年,应当像解放军那样,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人人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人人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当前,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坚决贯彻执行。凡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反对
    革命的青少年,要向解放军的英雄模范学习。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解放军涌现了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大批英雄模范。他们都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断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改造思想,树立起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要像这些英雄模范那样,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已,使自己成长起来。王杰说:“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刘英俊说:“决心按毛主席讲的去办,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应当成为我们青少年共同的努力目标
    革命的青少年,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工作中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红卫兵和一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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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保卫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
    革命的青少年,要像解放军那样,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要讲究斗争方法,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在斗争中,要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
    十六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
    革命的青少年,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我们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做得对的,要坚持做下去,不要动摇。如果有些事情由于缺乏经验,做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完全对,那就要及时改正。这样做,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革命的青少年,应当像解放军那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切行动。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泽东思想,改造一辈子思想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任何大革命运动,都必然是群众的革命运动。没有群众起来,敢说,敢干,敢闯,就不可能有什么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卷进这个运动,就不可能大破,也不可能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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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一般的历史情况看,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导。我国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可能不触及到政治,不可能不触及到经济,实际上已经触及了
    文化大革命不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事情,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完全冲破了这些框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是文化革命开始取得胜利的重大新标志
    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岀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岀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臧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臧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绎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进一步地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
    现在正在进行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以红卫兵为急先锋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而且必将大大改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的许多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旧社会残迹,旧习惯势力;必将大大革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扫除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的一些威风,进一步清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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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红卫兵随时需要在斗争中学习,学会文斗,学会思考
    最根本的问题是,大家需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学会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顶天立地、掌握革命本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中央同意公安部党组的四条意见,请各级党委向学生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督促公安机关执行。此件可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公社党委和全体公安人员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附
    公安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主席、中央:
    最近一些公安机关报告,有些学生和群众到监狱和劳改工厂、农场、斗争惩罚犯人,相当多的地方打了民警和派出所,其中一些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受过各种处罚的人,乘机进攻派出所,不少地方,学生和群众要公安机关公布机密,也有个别公安人员向群众公布了机密材料。
    广大革命学生和群众起来闹革命,勇敢地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横扫一切佧鬼蛇神,是件大好事。公安杋关一定要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了使公安机关能够正常地执行职务,做好文化大革命的保卫工作有利于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搞深搞透,对以上问题,需要作妥善的处理。
    有些学生和群众要到公安机关斗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这种革命热
    情我们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公安机关的革命派,一定能把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垮、斗臭。我们欢迎群众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干部送大字报、提意见,但不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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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公安机关,不要打派出所,以免被五类分子和坏人利用,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不
    、公安机关的机密,是国家机密的一部分,不能向群众公布
    革命群众要求到监狱、看守所、劳改队去斗争、惩罚犯人,这种革命热
    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使犯人乘机逃跑、暴乱,欢迎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由专政机关惩罚犯人。
    四、公安机关确有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需要改革。凡地方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凡涉及全国,需要统筹研究,或一时难办到的,各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可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要互相发呼吁,特别是不要向群众发呼吁。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级党委。
    中共公安部党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
    用文斗,不用武斗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辫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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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用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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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同呼吸,共命运,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互相鼓舞,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信赖,争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明确指岀:“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中央这个规定,明确了斗争的方向,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加强了工农群众之间、革命学生之间、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之间、以及一切革命同志之间的团结,使文化革命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但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却直接违背了中央这个规定。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挑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闹对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我们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
    我们工农群众,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党,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决不允许的,一定要坚决起来斗争的。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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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我们工人农民,应当热烈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兔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他们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一定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决不要只看到他们一些缺点,就轻信某些人的挑动,去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在斗争中,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问题是有了矛盾怎样来解决。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十六条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运用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经过适当的途径,协商解决。决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去干预对方,造成
    我们工人农民一定要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模范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胜利前进。火大★火次
    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中发[66]468号)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西安、青岛、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兵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外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挑动工农整学生,除了人民大学曾调动六百农民入城来保卫郭影秋,其它都没有,依北京经验告地方办。
    毛泽东九月七日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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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査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
    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同样,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离开了工农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以及由他们的子弟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他们同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他们推翻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人民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我们这个穷二白的国家,这个被人瞧不起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也正是依靠广大工农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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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勤劳的双手,依靠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改变旧面貌,创造新奇迹,使我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变成一个屹立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
    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工农兵致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所肩负的任务,是光荣而繁重的。他们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他们既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又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
    进一步搞好工农业生产,是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密切联系的。越是在文化革命高涨的形势下,越是在阶级斗争深入的情况下,就越要按照党中央十六条的要求,抓革命,促生产
    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农业秋收丰产年景已定,完全可以实现工农业的大增产。这就要求,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所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服务行业,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应当付出紧张艰苦的劳动,力争超额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完全能够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的。同时要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像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广大工农群众,应当把从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很多工矿企业,很多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做的,做得非常好,很有成绩。在那里,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那里的出勤率增加,产量增长了,质量提高了。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一切农村人民公社,都应该努力向这样的先进单位看齐。
    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们,应当坚守战斗闵位,大力突出政治,发扬三八作风,加强政治、军事训练。要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迎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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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党结成了血肉联系,同毛主席心连心。他们最热爱毛主席,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样说,他们就怎样做。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必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处处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他还号召“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
    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于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以工农兵为榜样,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的勤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学习他们朴实和谦逊的作风,学习他们对敌人狠、对自己人和的革命品质,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
    我们一定要在文化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成为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社论)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夸红卫兵。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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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坚决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之后,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检阅了红卫兵。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革命组织一起,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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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
    红卫兵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他们要求自己,不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而且善于斗争,善于革命。他们正在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进步地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革命小将们受到了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扬之后,他们提出戒骄戒躁,要虚心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他们下定决心,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决心在革命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雷锋、王杰、麦贤得、刘英俊那样的革命战士,培养成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的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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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东方升起的红太阳,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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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股红色的巨流,冲垮着形形色色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旧思想、旧习惯势力,教育着亿万人民群众,推动着我们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青少年,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如果违背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大战役中,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要集中力量打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顽固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打垮了资产阶级右派,就能够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总是要通过党内那些极少数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最主要的最危险的敌人。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政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运用窃夺到的权力,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镇压无产阶级左派。如果不把他们打倒,他们就会像赫鲁晓夫一样,一旦有机可乘,起来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整个国家变颜色。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抽象的超阶级的当权派是没有的。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应该支持,支持他们,正是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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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打倒他们,正是为了进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包括
    十六条中第八条说的一、二类干部。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那第
    四类。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
    林彪同志指岀: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牛鬼蛇神,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候能够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他们就显出了自己的原形,他们就会陷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的包围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之间是会有不同意见的,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论。对于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包括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都应该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恰当地进行解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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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上述决定,我们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地贯彻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势必涉及到人们灵魂深处的各种问题。这次运动,对我们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破四旧,立四新,革命的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这是大好的事情,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都应该自觉地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自己,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群众的批评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就整个运动来说,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一般矛盾的关系。人们的一般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觉改正,但不应作为运动的重点。解决这类问题,也要采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说服教育,防止简单粗暴,不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一般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不要把这类问题当做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以免干扰我们的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而且是会有曲折和反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只要我们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随时总结经验,就一定能使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一步一步地胜利前进。
    (编者按:八月下旬以来,一些中央的负责人如陶铸等,在对群众讲话时不加分析地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造成了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打倒切当权派”、“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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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社会上存在这些问题,当然应当警惕。但是林彪的讲话,《红旗》杂志的社论锋芒决不是针对学生的,决不是针对群众的。它是针对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针对着社会上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能够用“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也决不能用这个口号来拒绝革命学生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米保护自己
    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于一些革命学生提出“炮打××省委”、“炮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火烧××地委”或者“火烧××党委”的口号,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说提出这些口号是反革命。这样利用林彪九月十五日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是完全错误的。)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在这个重点中,斗争中的主要对象,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讲话中,答了这个问题“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有同学问,这个当权派譬如说从本学校说还比较容易知道这个当权派是好是坏,总有一个亲身经验可评的,而对于走到社会上来,曾领导这个学校的市委或某些机关他不很清楚,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的斗批改,他不清楚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夜里有同学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当权派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轰他几下子看一看,我的回答就是这样,确实从学校进入到社会不是那么简单,从本学校走到另外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些党政机关总是不同于本学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用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最初步的调査研究,毛主席说了,作任何事情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嘛!毛主席又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你对那个领导机关完全不清楚,别个学校或别个机关你去乱轰几炮,这个不能解决问题,革命串联是把那个学校的同学的革命精神鼓舞起来,革命劲头发扬起来,然后他跟我们站在起,来进行批判错误的东西。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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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査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岀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要从两方面去看,同学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调査研究,从斗争、批判中逐步深入,被批判被斗争的领导方面应该有勇气走向群众,敢于在群众面前,在斗争风浪中接受批评,洗澡,错的承认就是错的,不是错的,也不要承认是错的,得有这样的勇气,在我们革命的队伍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双方就会把问题解决得好了嘛。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并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斗争,也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斗争起来就一定不会发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可能发现,反过来以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斗争的结果也不完全吗,也不要紧,这种反复是长期会存在的。只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革命干劲跟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那就会搞得好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炮轰司令部”问题: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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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的工农兵,向全国的革命师生,向革命的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向全国各民族的革命人民,向全国的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曲折道路。国内外的敌人曾经是强大的,但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赶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纸老虎,都被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戳穿了。
    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我们相信,仝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会按照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像中国人民一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要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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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因而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农业可以获得又一个好收成。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攀登新的高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志们,朋友们: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全世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仝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世界的前途,一定是这样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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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仝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仝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中国各族人民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今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中,庆祝伟大的国庆节。这是一个最不平凡的节日,这是一个革命精神空前高昂的节日,这是一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年,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凯歌猛进的十七年。十七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使得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胆颤心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使整个世界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十七年的伟大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把我们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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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我们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始终,贯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
    十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生动活泼,就欣欣向荣。凡是离开了这个纲的地方和部门,就出现歪风邪气,就迷失方向,就受到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仝国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并且势必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各种办法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是向全体共党员敲起的警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却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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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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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主席还说:在共产党内发生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一时被他们蒙蔽和欺骗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反对他们。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从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全国人民群众,取得伟大的效果。这个运动,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飞跃,必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十七年来,毛泽东同志总是紧紧把握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统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统治,防止资木主义复辟,使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胜利前进。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其他的叛徒、工贼,天天疯狂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咒骂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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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唤醒广大的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统治的宝座是岌岌可危的。
    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不管敌人怎样叫骂和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从胜利推向胜利。★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阶级斗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条道路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心,是主要矛盾。有时紧张,有时松弛,这个时期是个高潮,因为要挖他们的根子喽!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內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领导核心,必然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定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对抗。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这就要反映到党内来就得首先解决党内问题,把这问题解决了,就能解决其他问题。一部分革命的同学,一部分教职工首先关心自己学校内的领导问题,然后就要关心一个地方个区的。你们放假闹革命时间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可能的。当然要回答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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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这样的人,经过党内斗争,经过群众斗争,他们改了,仍然可以站在人民队伍当中。我们希望犯这些错误的同志改正。毛主席提出惩前毖后,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那样,对另一部分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这样,对没有犯错误的人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更不对了,错上加错。
    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的领导,是发展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毛主席的建党精神,就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精神。所以他能领导我们大党、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改正我们就欢迎。不管工作组、党委,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欢迎。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当然,那种坚持错误不改的人,结果一定会使他的行动为敌人所利用,就给党外敌人混水摸鱼机会。就会把革命阵营搞乱,就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混在一起。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坚持不改也会走到那一边去。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是欢迎的。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敌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很强烈的。
    个时期的错误,只要不反党、无反党活动,就是非对抗性的,如果坚持不改就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要区别,又要联系起来看,怎样才能认识这个问题呢?最近连续几篇文章,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红旗杂志及人民日报社论都讲如何在实践中辩别;尽管如此,你们还要在实践中鉴别。
    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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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部就是指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因为派工作组来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凡是派工作组都是由上而下,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地方,几乎都是执行同样的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新的领导还想维持原来秩序,但是很不理解要依靠学生、依靠革命的教职工的道理。他们应该帮助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而不是压制学生。而我们的工作组,习惯于过去的领导方式,特殊情况也许可以,但一般的,还是维持原来秩序。同学当然不满意,要求撤换和改组工作组。而工作组看不顺眼,说他们是反党,说成是右派,说成是反革命,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因而造成学生的对立,社会上一部分职工参加了多数学生斗少数学生,工人农民也参加了。就象十六条里所指出的,新的领导,工作组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规律性。对毛主席提岀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很不理解。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领导,很不理解放手发动群众的道理。这些错误,应该由上边去的负责任,当然,每个工作组都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不都一样,但主要责任应该由上边去的来负责任,因为派工作组是上边决定的。那时在北京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决定派工作组。工作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因为没有利用革命的学生,特别是红卫兵的新东西,破旧、立新。上级负的责任更大。因此现在提出炮打司令部。
    摆在你们面前的,不可能是清清楚楚的,哪个是黑帮,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图索骥这是不可能的。并不反对同学对学校里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甚至怀疑,我们也不反对,对当地领导有错误的要批评,要斗争。当然也包括工作组在内。经过斗争才能看清犯错误的程度,你们要辩论是可以的,示威斗争是许可的,我们劝各级领导,不要怕,如果怕,就会惹出更多的事来。如果不怕,同学们还是讲道理的。据我们知道某个省委就是这样,犯了错误,来了几万群众要开大会,拥上来,要省委书记出来,有戴高帽的可能,他们请示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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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对他说,出去嘛!不要怕。结果岀去一讲,问题就解决了,同学们没有给戴高帽子。以后一开会叫他们来,他们就来。这就合作的比较好了嘛!不是错误的不要承认嘛!就是被误戴了高帽子也会取下来嘛!不要让同学们去争论,学生斗学生,或群众斗学生。但是,我们同时可以说,我们不可能预先告诉你们哪个是黑帮,哪个不是,哪个领导是不是犯错误。八百五十一个学校,不可能都说出来,哪个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黑帮,要通过你们自己斗争,通过自己实践。我无法告诉你们是不是路线错误,没法讲是不是黑帮,要你们判断,不能由我们回答,要由运动证明。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能回答。要靠群众揭,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揭出来了,我们也很感谢!这些都要通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证明。怎么能每炮都打得准呢?你们事先要经过调査。总要有个互相调査、互相串联,来判断工作组是对的,还是错的。不要到机关、工厂、公社去串联。去访问一下,也还是许可的。一般的公开的报告、文件,就可以看出领导的情况。査档案是第二步,你们提出来,由上级党委告诉你们,非常严重才査档案。比如:彭真,你们揭露的只是一个侧面,真正的档案,要由中央专案委员会调查。陆定一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调査,你们可以做。比如,你们可以回家调査他的事情。比如陆定一、周扬、蒋南翔、李昌……社会调查很有好处,这种调查更详细,更丰富。档案牵涉许多机密问题。所以要经过上级党委硏究批准。要防止打空炮,就要调査讨论,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被批判的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对的就接受,不能模棱两可。群众问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帮,你要回答。有人说:“你去调査好了!”连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这样群众就更怀疑了。这个你要回答。你的行动作的对不对,要由群众来鉴定。有错误就承认,是黑帮就低头。不是黑帮就不要低头,低头你就犯错误了,中国有句俗话:“低头认罪”。有罪才低头。炮击司令部,无一个规章框框。哪个可以打,哪个不可以打,你们要去调查材料,我不能定框框。具体地问我,哪一个省委是不是黑帮,据我所知不是,是革命的。因为我们不和他们在一起,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也许我回答错,你们揭发出来,我们谢谢你们。比如彭真也是慢慢暴露的,我们以前对认识不够,自从去年姚文元的文章和同志们的揭发后,才逐步认识他。人的认识有早有的很晩,有敏感不敏感,时常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为什么对一些省市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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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组?我们还要看一阶段,在未看清以前,我们还要找他作事。同时还可以把犯错误的人暴露在群众面前,又可以把问题搞清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解决。
    (编者按:这就是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理解和解释。在中央,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人确实是有的,那就是陶铸。十月三日《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一发表,他就不赞成,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发[66]515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木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附件: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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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岀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岀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扩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冋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大会通电
    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红小兵,来白五湖四海,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十六条,捍卫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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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在这埸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
    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人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两立。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就不能正确进行斗批改,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切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同志们,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罢休!不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收兵!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多大的“声望”,如果他顽固不化,死不回头,我们都要跟他拚个你死我活,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踢开一切绊脚石,扫除一切害人虫。革命的红卫兵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迎着阻力走,迎着阻力行,迎着阻力向前进,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闯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毛泽东思想普照的红彤彤的世界!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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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向同学们问好,向同学们致敬!现在请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向大家讲话
    江青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冋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中央在
    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群众高呼:好!)
    张春桥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我来念一下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我先念军委和总政给中央报告,然后再念批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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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检查提纲同志们,同学们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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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地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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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
    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岀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
    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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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吴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市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这样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敢字当头,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们却是怕字当头,怕岀乱子,怕打乱旧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一句话,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对旧习惯势力、旧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闯、敢干、敢斗、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毫不奇怪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而我们却只相信自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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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做官当老爷,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习惯于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以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发展到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压制群众。这就说明,在我们灵魂深处,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对改造自己的灵魂缺乏思想准备
    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之后,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生龙活虎地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不仅创造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创造了红卫兵等富有非常战斗性的革命组织。红色的革命小将们敢闯、敢干、敢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创建了伟大的功勋。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联,外地的革命师生也上北京来大交流经验,首都充满崭新的革命的景象。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査或者没有很好检査,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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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岀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
    同学们,同学们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欢迎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继续向市委前一段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彻底的批判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肃清。市委一定要坚定的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各地都要想一想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党内外、国内外震动很大,对资产阶级威风,对反革命的威风,是杀了他们的威风
    现在要干部思想搞通,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辉煌战果。要讲清不要怕,怕什么呢?把各种各样的怕,都摆一摆,怕这怕那,究竟有多少“怕”,摆得清清楚楚。“怕”有两重性,有好有坏,好处更多。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怕”有必然性,对群众的伟大作用要认识清楚。过去推翻了统治阶级推翻了什么?争取了什么?在政治上夺取了政权,在经济上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思想上改变了私有制观念
    我们二十多年的战争,全国解放也有十七年了。政治,我们夺取了政权,经济有公私合营、土地改革、合作化;思想有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也干了一些,如反,五反,反右,但是干得不够得很。现在要大干一场。我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是要用较长的时间,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个大战役,或几年之后还会来大战役,既有暴风骤雨的大战役,又有和风细雨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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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打掉,如果不把私有制观念打掉,就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无产阶级政治变色。因此,推翻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思想越彻底,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人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生产力更能解放。要巩固公有制就要推翻各种私有制的观念。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破除私有观念,如果不破除会使社会主义停滞、甚至倒退变色,成为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革以来
    十一中全会前后,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相同的是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相同的是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很多直到现在还处于被动状态,还是防御的,限制的,抵触的,对于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通,大多数人长期以来没有提到自觉性来革白己的命,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此,要向干部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怕群众怕革命是一样的。一小部分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具体表现不同,用各种各样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打通思想,使文化革命搞得更深入,更广泛。有的干部表现坏,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洪流冲掉了,这是好事情。有的干部或是中间状态的,想革命的,那我们要向他打通思想,为着帮助他,使他敢于到群众中间去的,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为着挽救干部提高干部,锻炼干部,要作政治思想工作,把大方向,大道理讲通,至于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办法好解决。总之,要干部树立信心,解除顾虑。
    )当说到对红卫兵所起的伟大作用时,林彪同志说现在对红卫兵外国清,
    中国反而不清。群众清,领导不清。
    二)当说到红卫兵战果辉煌时,林彪同志说:形势好不好,要加分析,拿事实来说明问题,各地都要搞红卫兵造反成绩展览会来教育我们干部,把怕字丢掉
    (三)当说到当前的运动根本问题是什么时,林彪同志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怕字多,敢字少,要拿事实来教育大家,从解放以来,公安工作最好一次走群众路线的是肃反工作,要以理服人,又要以事实服人。现在有多少“怕”,通通列出来,搞一个分析,得出结论,“怕”得到什么坏处,“敢”得到什么好处充其量会怎样,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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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说:乱要乱出一个道理来。)
    (四)当谈到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群众看问题是非常辩证的群众斗群众是有自发的,有非法斗的,即使是非法的,也有统一组织的,有领导支持的。当问题看不清主流时,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有些人口头上不怕,实际上是怕,真正的思想上就是怕。群众运动起来了,领导人要挺身而出,这比躲躲闪闪要好
    (五)当谈到成分问题时,林彪同志说: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
    (六)当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林彪同志说:成绩可以算出好些来
    (1)学毛著已成高潮,
    (2)揪出一些反党分子
    (3)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
    (4)严格地打击了四类分子,
    (5)冲击了当官作老爷的威风,
    (6)已开始体现到大民主的味道,
    (7)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
    (8)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9)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也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
    (10)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是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看不到上述主流,只看到那些个别不好的现象到处乱传甚至扩大化,这是贬低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不拥护,有的还对抗,其原因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所以唱反调。现在要扩大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为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思想上搞通,下大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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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听了韩光的检査和张本宣读《科委机关少数派同志联合揭发韩光同志的错误》第一部分以后,插话如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过去他总是推到聂荣臻身上,实际上韩光对聂荣臻同志也是阳奉阴违的。六、七月份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同志都批评他,他总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八月十三日,我与聂荣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来管,韩光对我也是阳奉阴违,除了张本同志刚才讲的那事之外,还有几件事证明韩光是有组织搞的。我本想把群众引导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明是非,结果倒发现韩光方面有组织地搞示威,当我的面闹事,对付张本同志。在计量院的大会上,举起预先准备好大字牌子,不让张本上台。我预先打过招呼,韩光、张本同志不上主席台,只要计量院革委会协商的主席台。开始有支持张木同志,递条子要张本上台,大会主席没有念条子,最后靠近韩光党委那方面的主席人),递了一个可疑的条子,交给大会执行主席念,要张本上台。接着下面就举起了不要张本上台的大牌子,轰闹。我和我同去的人看得很清楚,是有组织的
    还有一件事,双方准备在辩论会上的发言稿,请把清样送给我,我说过清样印出来后允许修改。韩光那一方面负责人个人发言稿是十九日送来的。这时已经学了十月五日军委总政的指示了,伯达、江青同志讲过话了,这些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代表你韩光方面的三个发言,太不象样子,完全不对头。完全不对头!韩光完全是有组织的阳奉阴违。我同意刚才韩光交给我的计量院的要求,今晚将全部人事档案封存起来
    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马纯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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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很及时,对进一步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
    在全总机关、在全总党组和司局长以上干部中,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司局长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的共十九人,占这一级干部的分之二十一点五。以上这些人,有四人是在全机关大会斗争批判,七人是在部斗争批判,还有八人是在大字报上批判,尚未斗争。其中性质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赞成三和一少搞修正主义的六人或多或少直接参加前北京市委、前中宣部、前中直党委反党活动的四人;包庇地主、反革命的三人;一贯对党不满,反对大庆,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一人,人数虽少,但他在仝总有思想基础。机关革命群众除了对上述人员进行斗争批判外,同时也对全总过去和现在领导上的一些缺点与错误,如工会消亡,业务改革,彭真、杨尚昆对全总的影响,全总领导人的一些生活作风,以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不够大胆放手等等,进行了揭发与批判,在一时期内,特别是从团中央改组时起到炮打司令部,群众向整个党组或党组一些成员开炮,我们都表示欢迎。九月三日刘宁一同志贴出了大字报,进行了自我检查,同时揭露了全总机关两条道路的斗争,群众逐步认清全总领导内有一小撮反毛泽东思想和听从苏修套,勾结彭真、杨尚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別是石油工业部与大庆送来大字报,揪出了王维昕之后,机关阶级斗争的形势更进一步明朗化,大家集中力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还揭露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个八百亩地的大地主,一个狂言要杀害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这些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我们机关的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过去不大参加政治运动的,这次参加运动了。青年干部在这场斗争中打先锋。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地克服旧思想、旧作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克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制民主或故意扭转运动方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上述那些坏人坏事,事先我们虽知道一些,但知道的远没有揭露出来的这样严重,过去我们和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过斗争,但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这些坏人坏事的揭露,对于教育我们自己,教育群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总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之所以有这一些收获,主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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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从运动开始即抓学习主席著作,每到一阶段,召开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讲用会,涌现出一些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凡是运动健康的单位,都是学习主席著作较好的单位。
    (2)富春同志指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横扌切牛鬼蛇神,提髙群众觉悟。我们根据富春同志指示,放手让群众去贴大字报,对批评我们的大字报,即令是说过头的,我们也一律表示欢迎。对那些错误的、污蔑我们的、用打油诗讽刺我们的大字报,我们不组织人去反驳;有些干部和群众要反驳,凡被我们知道,我们都进行劝阻,说这些事群众将来是会弄得清楚的
    (3)牢牢抓住主攻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阶级学者权威和牛鬼蛇神。我们是如此,大多数群众也是如此。一个时期,全总党组准备先做工作上的全面检査,群众不同意,说放到斗了牛鬼蛇神之后再安排,这说明群众对党组的看法,以及对党组一些成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4)组织左派队伍,建立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选举经过了三上三下,群众很认真,被选举岀来的人,都有代表性。我们也说服群众,选上了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支持把机关红卫兵组织起来,他们在斗争中起了些积极作用。同时组织了接待组,做好来访和送大字报的群众工作。
    (5)掌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斗争了反大庆的王维昕之后,机关整个形势转变,提髙了群众认识,眀辨了大是大非。一些不明真相受到王维昕蒙蔽的同志纷纷检讨,我们发觉后,告诉他们用不着检讨,并召开他们继续对党组提意见,写大字报,为了使这些同志进一步解除顾虑,于是又树立样板,宣布与王维昕混在一伙的王敬贤与王维昕区别对待,那些受蒙蔽对党组不满,提了一些意见的同志逐渐安定下来,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那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相当孤立。
    我们在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
    (1)对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做法的认很不够,我们受过去历次运动的框框影响,总想由上到下,由内到外,进行检查,一个时期形成关门整风,群众不满。
    (2)不是敢字当头,有一定的怕乱情绪,放手不够,把北京市委束缚群众运动的报告和北京大学六月十八日简报也在机关作了传达,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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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极影响,我们发觉之后,又再次在全总机关群众中传达了富春同志的意见,纠正过去。
    (3)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们也是积板赞同北京市委的要求,派了干部参加市委派的工作组。对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派工作组的精神很不理解。直到十六条公布后,我们才逐步理解,坚决撤回了派到北京市总工会的工作组,撤回时做了检查。其他一些参加产业部门的工作组同志,有的作了检査,有的群众还要揪着,准备进一步检查
    今后如何办?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彻底清算《刘志丹》小说的案子。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2)在斗批的基础上,系统检査全总领导工作,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大辩论,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系统整改,改革工会的各种条例制度精简机构,整顿组织,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
    (3)坚决执行林彪同志指示,发动职工群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工会组织革命化。使工会真正办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讲话(修改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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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
    ,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
    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九月廿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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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
    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
    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高干子弟竞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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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关系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
    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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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
    暴徒’、‘野蛮
    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
    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
    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白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巫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仝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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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连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五百万担,粮食二百亿斤,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七月卅一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敔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j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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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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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
    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编者按:对于陈伯达关于两条路线的讲话,右派们是坚决反对的。王年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列了八条罪状: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第二全文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两人态度的变化表明错误的发展。第三错误地说明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这中革命成为内乱的症结所在。第四错误地指岀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第五指责怕字派。第六提岀了对路线错误要区别对待的观点。分开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行。第七批判了“血统论”,血统论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的派生物,是红卫兵运动的副产物。这种批判是用来打击不听话的老红卫兵的,因此是不完全正确的第八提出了多数少数问题,它的真正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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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千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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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岀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冋志早就提岀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査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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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伦。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仝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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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
    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
    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木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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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仝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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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査淸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査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査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
    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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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仝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
    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
    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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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査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仝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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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句,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岀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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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勹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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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沖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岀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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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竞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口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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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晩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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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已就聪明了吗
    毛泽东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答:回去看看再说。
    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
    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
    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査,他们不让我说话。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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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说:大权旁落。)
    毛说: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査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绎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
    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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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査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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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对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但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绪,为什么错误路线的创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错误路线,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矛盾就转化。
    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的,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的样板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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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有世界意义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刘邓搞得冷冷清清
    刘邓的办法,是孙中山训政时期的办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把群众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进行。这条错误路线是刘邓联盟搞的。对刘的错误大家了解的较多,对邓是不了解的。对他的大字报也不多。其实邓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很严重的。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那里许多消息比我们还快,他们顽固地掌握学校的统治。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来谈问题,还有二个人押着来的。那时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是王光美,后台是刘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坏分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是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对仝国都有影响的。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做调查研究,净乱决定问题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于其他大事无所用心。对群众是不接触的,对群众路线不感兴趣,可是什么事他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绑。要同邓谈问题,真比登天还难。
    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搞南三区、北三区分开搞,也没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评说:“哪个皇帝决定的”,以后陶铸打电话,叫北三区的到南三区来开会,而邓当时坐火车游遍全国,不做调査研究,不了了之。对国际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条反修的纲领,根本不能用。以后到杭州,主席亲自搞了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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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起草二十三条时,主席对刘邓也批评过,主席批评两个独立王国,但没有触动他,这次批评错误路线还没有触动他。
    刘邓的思想作风是和毛主席对抗的。邓的面貌如不在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是打着一样的旗帜。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如果党中央有一两个搞修正主义的人,就会把中国变颜色。苏共的教训,只要一变,就会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人跟着跑的
    六二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六三年提出
    线的问题,主席退到二线,
    这是组织上的措施,邓以为大权在手了。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刘、邓利用毛主席休息时把错误路线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现在只要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回头,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好的。我们还是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去做先生。我们的年龄也不轻了,不要再跌交子了,跌了的爬起来再走。刘邓的错误路线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是时间很短,只要主席一点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们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党还是兴旺的,现在要求我们大多数同志,当错误路线一指出来,赶紧清醒过来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还想进攻。最近中央组织部的乔明甫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是刘、邓、彭还有的人说邓彭是实力派
    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们发生关系,清醒过来就好了我们批判反动的错误路线,要有无产阶级无所畏惧的精神,只要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党的事业,我们有什么不能丢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说过,只要我们一想起先烈,还有什么不能丢掉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所丢掉的是锁链,是压迫。我们丢掉的是思想上的错误锁链。这对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对个人是好事。现在刘邓还未丢掉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更顽固,现在有人说十年以后再算账,这是郑天翔说的,我们这些人年龄老了,更要看破人世,为世界革命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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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淸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臧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岀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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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绎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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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
    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
    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
    有抓緊,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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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仝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洽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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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
    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日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
    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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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已。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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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槭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杋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岀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杋槭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门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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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仝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仝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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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已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千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仼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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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岀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仝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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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已。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晩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晩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晩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晩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编者按:对林彪的讲话,右派们当然也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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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林彪的讲话,从总体上说,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它不过是假群众之名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罢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不合事实。人民群众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完全不符合群众路线,倒是中央第一线和全党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符合群众路线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道理”: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符合群众路线,反对镇压群众倒是不符合群众路线!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说: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表明:“五十天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而“两个月”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针对当时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各级干部,在中央主要针对周恩来、陶铸
    这里说主要是针对周恩来,是无中生有;说主要是针对陶铸,陶铸是自己跳出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让批评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
    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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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木上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白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
    、四一到一九四九
    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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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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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
    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编者按:对毛泽东的讲话,右派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毛泽东的讲话更为平缓,突出的是他没有说
    八届十一全会以来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又支持红卫兵对广大干部的冲击。这是矛盾的
    到底是毛泽东的思想是矛盾的,还是右派们的思想是矛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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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尽管林彪、陈伯达一伙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却为刘、邓说了一些保扩的好话。
    他的伎俩也高明:把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对立起来。)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昨天各小组分组开会,研究了具体问题,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今天向主席、林总请示,经过他们同意,今晩作原则的回答。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主席说五年才能取得经验。那还不是初期吗?一浪推一浪,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岀规律。从乱中摸岀道路来。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每个人都要自己放在运动中去锻炼。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詟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这不能仅仅看着是个人威信的问题,要看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举了几个人)经得起考验,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决心,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要在群众中进行锻炼。现在我来回答两部分问题。
    第一部分:
    (一)两个会如何传达的问题:主席提议各省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要开公开的会议,不要开秘密会议。你们下车以后有可能被捉去。所以中央要发布公开通知,宣传讨论,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精力开好会。抽出几个同志处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预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两派斗争,既然他们来了嘛就不能让他们静坐绝食,要让他们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刘澜涛、霍士廉笑话我们。这是学习,群众逼着我们学习。红卫兵参加会议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党内高级会议,红卫兵不能参加,实际上一说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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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达的内容和范围:刘、邓检查要发到县、团级,是否要扩大,须进步考虑。
    林总、伯达的报告,按主席的指示发到支部和红卫兵小队。伯达要求街上的乱传的稿子要收回,不要传出去,一句话说错了,将来就不好变,修改后两本同时发下去,好满足要求。
    (三)林总和伯达的报告要分两段传达。先在三级干部会上传达。吃透了再发给支部和红卫兵小队。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会议结束后再向下发。各省会议时间最好大体一致,免得互相冲击。主席廿五日的讲话,也要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如何向下传达,以后再通知
    四)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暇,如谭××(启龙)。
    五)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复直属中央,减轻河北的负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属市再加26个省)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
    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是否能办到,这要看那时的情况,这是设想。富春曾设想,部、司、局长十月半结束,但现在已过了,现在有不少部长被学生扣起来了,比如吕东、荣高棠被扣,开会时还没有回家,仍在学生那里进行争论。主席说春节前初步告一个段落这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也不要以为春节后日子就好过了,要考虑还有反复。昨天,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去时主席说:“你是常指挥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才好。”结果打了胜仗,打得很好。常胜将军也要准备打败仗。总之,要时常准备两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关政策和措施。十六条订了,还要经常补充,事物是发展的。现在回答几个问题:(一)革命大串联问题
    这是学生的创举。革命的学生冲破了我们多少次的设想。主席不是说了吗?张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把运动推动起来了。由学校到社会,由北京到各地,全国大学生不到二百万,到北京的已经有五百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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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许多重复的,有出去的,有回来的,有转车的。中学生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原来打算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到二百万。来就来吧,来了也就得住了。原来估计九百万,现在不行了,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北京就哇哇叫,主席说:来就来嘛,三百万也能住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十一月十八日以后各地师生都要回去,天气冷了,学生病的不少,先让外地的走,北京的学生先不要出去,十天内不要出去,这对照顾外来学生有好处。招待不了,要外来的学生自己做饭、扫地。还有徒步长征进行串联的,要摸出一套办法再实行,不然他走累了,在半途上要上火车,那就更被动。
    第二件事,十八日以后来的,已经一百三十万,我们说准备一百五十万到百八十万,主席说要增加到二百万到三百万,现在一天二十万,要很好准备,十天以后有可能超过二百万。林总说,要研究如何接见,开始接见在七十万到一百
    二十万,现在二百万以上,得多想几个方案。
    第三件事,北京准备同一时期接待二百万到三百万,同时南方城市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冬季燕子要往南飞,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不要想十万就不少了,不要一百、二百万就叫,上海准备二百万人不算多。要做好充分准备要迎接大串联的高潮。
    第四件事,还有经过北京转车的,停留的,希望铁道部想一套办法,吕正操问我怎么办?我说,办法要你想,否则咱们换一下,我就去当部长,越接近基层越有办法。
    第五件事,拟定一个徒步串联的办法,不能中途上车,那就更被动,特别是在东北已有大连、蚌埠两个例子,要时时宣传,还要订出一个计划,还要设想行军式的全程徒步串联,还要搞军事训练,设联络站,让转业军人去协助,真正做到备战。
    第六件事,国家给什么补助?大连来的十五人每人给二十元太多了,大大超过了助学金。我们设想把助学金给他们就可以了,不然贫苫学生就不能串联了粮食按定量发给自己,超过的国家补助,希望各地把办法搞出来,逐步修改。串联十二月开始到六七年暑假,要搞各种试点。
    (二)红卫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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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全国广大团组织瘫痪,将来是否红卫兵能代替青年团的作用呢?青年团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红卫兵可能加入到青年团里来,改造青年团,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农村、工厂、企业、机关的红卫兵,可以等等,看看怎么办,要蹲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主要是看领导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茡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我与几个方面的红卫兵都谈过话,就是在十六条宣布以后,也还是这么个情况。
    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我和在京的外地的红卫兵谈过话,他们是革命青年组织,说他们是保守派,他们也承认,说是右派,保皇派他们就不干。有的同志接近最多的是多数派,如王观澜到农大就被多数派包围起来了,他就不能兼听则明。我到清华,就先找反面的蒯大富同学,两方面都接近,不先入为主,青年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不要过早的盖棺定论嘛!这样可以教育多数,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林彪同志也说: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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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是最可靠的专政工具,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缺点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生气不动手,不还口,打伤了也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那可是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呀。
    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人选不当可以改,有错可以承认,但不能代替,不要干预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以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这些不能乱,不能干扰,否则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讲清利害,说清道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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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干部应该做到这样四条:首先要敢于挺身而出做工作,宣传政策;第二条热情支持革命群众闹革命;第三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第四条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
    关于徒步串连问题,不仅经过大城市,而且还要经过小城镇、农村,要接触农民、居民,接触社会。要锻炼也必须与工农兵相接触。要有计划、有组织搞要欢迎他们,组织参加劳动,主动欢迎他们。
    (三)四清问题。
    社教要划分几条杠子,十六条以前的按社教对待,按廿三条对待。没有镇压群众的就不要检査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后,就要按十六条办了,按文化大革命处理。例如人民日报党组瘫痪了,派人去改组了,这是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派人去执行了正确路线,要看主流,如果说人民日报是修正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廿三条也是毛主席制定的,如果说是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四清工作队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当然要检査。工作组要更精悍,依靠贫下中农、工厂的积极分子,把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四清社教为基础以文化革命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既是廿三条,又是十六条。当然问题也要看发展
    (四)档案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过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工作组留下的后果。要以文化革命期间(五月十六日以后)工作组搞的档案为限,不是这个期间,不在此限,要有界限,不能没有界线。什么事都连在一起不好整。有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专案处理。档案问题的处理按中央补充通知办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应按指示主动处理。现在能主动的,就主动解决,被动的也应主动做工作,本级能解决的木级解决,本级不能解决的报上级解决,已被人拿走的,要回来,封存起来。工作组不行了,找部,部不行,再找口来解决,不行,然后再找我们这里来。省委,大区、各部、各口都要过问,不然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不能放任自流,要变被动为主动,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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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写一通知,今年处理方针说恰当些,和红卫兵一起处理。
    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如小学开学问题,有的已开学,没开学的,也要开学。学校一个是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按主席教育方针办事,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小学校要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可以考虑五年一贯制,三、二制。(现在是
    四、二制)高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主席著作,搞轻微体力劳动,也可搞军事训练要改革教育,要改造教职员队伍,改造也有好的条件,转业兵有几万,大专红卫兵,还有在乡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可以改造教师队伍,这只是一个方向,还不能最近做,问题很多。只能讲这四个问题,抓住大问题,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就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得到锻炼。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晚年了,要认识到如何保持晩节,过好社会主义关。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六○年以来写了很多东西,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六二年写了财贸决定,
    六三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六四年写了工业问题还未写成,六五年写了廿三条,六六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编者按:对周恩来的讲话,右派们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但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却造谣说:中央工作会议结東两天后,姚文元等人就影射攻击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指责“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阿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先驱鲁迅》更为显豁指责“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那种所谓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联系到蒯大富等人九月十八日至
    十日在张春桥主持的座谈会上污蔑周恩来搞调和,这里的恶毒用心就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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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蒯大富等人在会上的发言是“污蔑周恩来”,王年一又怎么能证明姚文元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呢?当时,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搞“调和折中”的人,确实是有的,但不是周恩来,而是陶铸那些人。)
    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广大革命群众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近来,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种群众性的批判遍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门,各学校。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直接为群众所掌握,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亿万群众这样地关心国家大事,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对于那些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对于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同志改正错误,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对于进步纠正错误路线,清除它的恶劣影响,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是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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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
    “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一条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使文化大革命天折的路线。
    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需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只不过是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和不白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
    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类干部、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但是,必须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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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个共产主义者,犯了路线错误,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检讨错误,同群众站在一道批判自己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在批判错误路线当中,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一贯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起来积极进行批判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革命的青少年,都要注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至于一时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某些群众,则不应该责怪他们,也不要给他们扣“保皇派”之类的帽子,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
    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虚心地诚恳地全心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像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应当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共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群众批判中某些过头的语言和做法,不应当产生任何对抗的情绪,应当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理解他们的心情,应当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犯错误的同志,要去掉脑子里的许多“怕”字。这些“怕”字,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这样,才能纠正错误,变被动为主动,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
    切愿意革命的同志,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成绩。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力的打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一批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横扫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整个社会的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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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变化。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有力的促进了生产。
    但是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工业、交通、地建、财贸、文教等企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队或者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这是违反“十六条”规定的,是十分错误的
    为了全面的、彻底的执行“十六条”,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同时必须坚决、认真的给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为此,市委决定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査,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本通知要向仝体革命群众宣读。
    中共北京市委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中发[66]553号
    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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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
    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
    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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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一个界限
    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无关,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检查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凡不是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演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各级党委应按此指示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
    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然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准动。现在各大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重要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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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2007年3月19日初稿2011年7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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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四节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
    十条
    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中发[66]445号
    日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形势很好。这个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大大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服务的重要部门。铁路的运输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昼夜不停地协同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还必须保证安仝地运送进行革命串连活动的广大革命师生。同时,铁路员工还要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自己动手破四旧立四新。这些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并保证更好地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做到革命和运输生产双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
    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的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仝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三、铁路工厂承担着铁路运输设备的制造和维修仼务,是直接保证铁路运输正常地运行的技术基地。因此,铁路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应当分期分批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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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铁路工厂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由铁路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
    四、铁路系统暂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认真的组织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同时,还可以有领导地采取适当方式,对上级领导机关提意见、揭发问题,帮助上级领导搞好运动
    五、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铁路系统各单位要在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进一步整顿车站和列车上的革命秩序。在车站和列车上,不要打人,不要搜査;任何人不要对旅客进行政治审査;不要拦截列车和阻止列车的正常运行,全力保证列车按规定时刻运行。铁路职工和铁路民警,应当坚守岗位,敢于负责,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努力学习十六条,积极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六、本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并应向职工进行传达。在传达时,要说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铁路企业分期分批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反复说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运行,就是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有力支持,动员铁路广大职工积极参加运动,努力做好工作,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产的双胜利。本通知可在车站和列车上张贴。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中发[66]461号)
    兹将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电转发你们。这个电报所决定的办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的边境地区,如东北三省靠苏联朝鲜的黑河、富锦、虎林、鸡西、绥芬河、图们、延吉、辑安、临江、丹东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内蒙古靠苏联、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二连等城镇和边防要点东的海南岛、深圳、拱北、沙头角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西的凭祥、东兴、宁明、龙州、水口、靖西等城镇和边防要点;云南的允景洪、潞西、腾冲、西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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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口、金平、孟腊等城镇和边防要点;福建的厦门;西臧的阿里、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望各有关省、区严格掌握,并向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多做口头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黎、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正确地指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人群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和仓造性,为工业农业的大发展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整风运动,也就是思想革命运动。他所说明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作用,认为必须及时抓住这两个环子,使我们的斗争继续前进。这些,对我们现在,是完全适用的。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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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我们搞社会主义,有精神战线和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是改造旧思想,提高社会主义的革命觉悟。物质哉战线是改造自然,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先进的思想领先。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在这两条战线上前进的火车头。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人的灵魂,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在精神战线上打了胜仗,从而激发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就保证物质战线上能够打更大的胜仗
    今年,是执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的广大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都应当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我们应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使工农业生产岀现更新的面貌,更新的繁荣。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子,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要适当地分工,搞两个适当的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抓生产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特别是要狠抓质量。抓生产的班子,也要参加文化革命,但是,应当以主要精力领导生产。两个班子要有统一的领导,不可各自为政。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工矿企业、基木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如果群众认为适当,又进行得很好,就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力那里的辩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现在,秋收快到了,看来是一个好年成。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一定要不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勤劳、革命干劲和优良的劳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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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精神武器,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我们坚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说过:“……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他又说:“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的论断。
    当前,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大运动,那末,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这是明白无疑的了。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中发[66]478号)
    、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辫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
    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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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附
    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张凤山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来电话反映双城县八月二十二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九月二日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
    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
    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二十二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发[66]46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会生产力,意义极为深远。当前,我们应当乘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照耀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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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为此,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服务行业,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人民日报九月七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在各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
    二、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各生产企业、基木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四、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五、不论是中央直属的和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须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六、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项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原料、材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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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工作,注意做好防火、防爆、防寒和维修等工作,保证重要设备、交通枢纽和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
    此件,请迅速传达到中央直属和各地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并督促他们安排落实。
    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各部、委、国务院各所属机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推动下,目前全国经济状况大好。秋季作物生长良好,是个好年景。现在已开始秋收,市场旺季即将到来。在财贸工作上,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两不误,双丰收。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以粮、棉、油、烟、麻、糖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各种出口物资的
    收购工作为中心,把农村一切要出售的物资都收购起来。收购起来的产品,要妥善保管,保证安仝,防止损失。
    工业品要及时调运下乡。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物资要做到及时供应。
    要在农村积极销售猪肉。城市人民生活的供应也要进一步做好。要注意活跃城乡物资交流,防止停滞和阻塞现象
    、要切实抓紧组织财政收入
    四、凡是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各级财贸领导部门,要组织好两个班子个班子主要抓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当前市场收购供应工作,特别是粮、棉油、烟、麻、糖的收购工作,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两次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木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仍然应继续贯彻执行。其中关于财贸工作的部分,望注意抓紧。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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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中发[66]508号)
    中央原则同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现在作为试行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一面执行,一面进行仔细调査研究,就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便补充修改。
    这个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和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各系统的基层单位并且向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同时,和他们进行商讨,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倡议。目前这些问题不要登报。在传达时,要由负责干部亲自讲解说明,组织群众讨论。
    附
    主席、中央
    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横扫“四旧”,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创举。他们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当采纳办理。也有些是目前还不能实行的,需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现在把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报告如
    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
    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有国务院提请仝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前,暂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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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商业网、点的设置要便利群众。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同时,对于这些人,应当积极加强管理,加强教育和改造。凡是有条件组织起来的,应当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拟于明年一月作出规定。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日前暂不变动;以后要坚决改革,推陈出新表现我国人民高尚朴素的民族风格,也要适当考虑国外不同市场的需要。仓库里已经生产出来的出口商品,应当继续出口。已经签订的出口合同,应当履行,恪守信用。国外市场需要的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应当继续生产。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应当继续销售。其中商标图案有浓厚的封建或者资木主义毒素的应当经过改制以后岀售。昵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岀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髙。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薮,如农村半农半读学校、民办中学、农业中学的学生,自带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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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农村学生、农村医务人员、兽医人员等,不要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商品粮。要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注意节约粮食。以上意见如属可行,请批转各行执行。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中发[66】50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不论保留与否,都应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六条,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讲话和最近人民囗报的有关社论,首先加强这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件发到县、团,地方传达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公社,学校党委,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党委、党组。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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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同意华东局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现将华东局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医院内部应按中央九月二十五日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办事;其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联,并且要经过红卫兵群众自己的酝酿,做到自动地取消这些组织
    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
    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中央
    近来上海有些学生和红卫兵到医院进行串联,有的还检查病人的政治成分,因而有些单位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为了避免发生医疗事故,保证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们建议,医院的文化革命运动,按四清运动的部署,依靠医院内部的革命群众去进行,不要学生到医院去串联。当否,请批示
    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中发[66]532号
    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十月十六日电悉。
    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联的问题,请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十四条和中央九月十四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囗,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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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硏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
    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决定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个方针,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的热烈拥护。全国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好得很
    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地方,那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就很髙,那里的生产就上升。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产,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个月来,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遵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党中央十六条的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克服各种阻力,坚决反对压制群众和打击报复的行为,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集中力量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在城乡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为着闹文化革命,学校可以暂时停课,搞内外大串连。而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仝局。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因此,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要自觉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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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纪律。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工农群众可以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决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至于本城市的有关企业,以及邻近的人民公社,相互交流经验,那是正常的,必要的。
    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并且要有计划地参加生产劳动,做各种调查研究,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宣传文化革命的十六条
    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为了使得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一定要学会领导,加强领导。一刻也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凡是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领导文化革命,一个班子领导生产,既分工,又合作,不要各自为政。文化革命的领导,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办法,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生产的班子,如果原来的是健全的,或者基本是健全的他们应当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应当适当地解决。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大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
    (编者按:很明显,这篇社论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我们很想和大家好好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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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大家谈情况,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麽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晚了应该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要市委吴德同志负责,使这些同志回去不受迫害。还有什麽困难可直接联系,可写信。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第二个电话: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些具体问题。
    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卫自己作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麽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
    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
    过几天就要找你们工人代表进行座谈。我们现在很重视工人的问题。表面上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彻底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开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找少数人商量,对北京的典型的工厂,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怎麽搞,同你们大家商量。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同工人接触少,办事不多,现在同大家讨论,我们要多做一些事,请大家放心,不要发愁。现在中央也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迅速向上反映请大家再次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和大家商量後,制出一套适合於工厂的政策,这些都要靠群众自己来想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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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全文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
    各级党委、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提的“抓革命、促
    生产”的指示,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同群众对立,而要坚定的和群众在一起,对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敢于发动群众批判自己的错误。绝对不能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当前的问题,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来打击革命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正如一个职工同志所说的:“他们怕群众、怕革命怕罢官,就是不怕影响生产任务”。中央认为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很正确的,必须引起厂矿企业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
    四、应当充分认识到,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文化大革命,又关心生产任务的高度觉悟。充分估计到工人阶级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如一个钳工组长说不完成生产任务,让他弟弟到车间帮助生产。”有的革命职工怕完不成生产任务、缺了工就补上,这就说明了有高度的责任感。
    五、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
    六条,积极地到工人中去,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道理向群众讲清楚,让群众充分讨论,由群众根据本单位的情况,自觉地做到既抓生产又促生产,妥善地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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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安排。绝对不要犯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死守框框,害怕群众。对过去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工人一律平反。
    六、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七、为使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运动顺利进展,要组织两个互相配合得好的班子,须层层落实,文化革命组成两个班子,文化革命的领导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组织不能背后操纵,必须按巴黎公社的选举制,经群众的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且可以随时更换或改选。
    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原行政、党委领导机构没有瘫痪的,应从工厂的有经验的政治可靠的老工人为主、有技术人员参加组成领导班子,指挥生产现在有的虽说存在,但很少见他领导,有名无实。
    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九、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
    十、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木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十一、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十二、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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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参加座谈会的有:首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总联络站等单位五十馀名工人代表,姚文元、戚木禹、王力、余秋里、唐平铸、高扬文、刘建勋、谢镗忠、谷牧等。〗
    王力:同志们,今天来开个座谈会,今天主要靠你们来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小组人力很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我们是勤务员,没当好!大家问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工矿企业的工作做得很少。工厂究竞怎样搞法,存在什麽问题,过去我们搞得很少,有意见也没有很好研究,今天的会是个开端。大家提些问题,我们带回去。
    姚文元:大家提提有什麽问题,大家提。各种意见和要求都可以讲,今天开不完,明天还可以开。
    (光华木材厂,机床厂,起重机厂,内燃机厂等代表发言)
    王力: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我们不要这样发言。是不是谈谈大家都关心的事,就是咱们怎样贯彻好十六条,怎样贯彻好。工厂组织怎样办好。有的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怎麽搞好?有的对《人民日报》社论有点意见,有什麽都可以谈。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各厂情况可以写材料,可以写信,寄给中央文革,我们就可以收到。明天三点继续开。
    戚本禹:明天还有事。
    王力:开会先不定,再开另通知。怎麽开好,大家可以提意见。姚文元:什麽时间开,另行通知。王力:今天晚上有会,就谈到这里。陈伯达回答问题
    问: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说我们是非法的
    答:不要成立什麽司令部,成立个什麽红卫兵代表大会呀,什麽联合会呀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总指挥……司令部本身就有点衙门性质。红卫兵搞个什麽游行,开个什麽大会,可以临时选出个总指挥
    姚文元:他们可能是从大专三个司令部那里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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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要学习革命学生的好的经验,不要搞宗派,首先开个联席会,大家商量商量。首先创造岀一个典型,起模范带头作用,抓革命促生产。
    问:市委对工人运动很冷谈,怎麽办?那个不对。
    问:学生到工厂很困难。
    答:进去做工人的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小小的学生,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的讲话,是和你们商量的。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生产搞得更好,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国家,不许把生产停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开除的怎麽办?陈伯达:开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无效,过去凡是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无效。黑材料一律烧掉。姚文元:一律当众烧掉。
    问:有的他们偷偷地烧掉了,怎麽办?陈伯达:偷偷烧掉要做检査
    他交出来,又保存一份,怎麽办?
    陈伯达:保存起来就犯错误,就违反了国家纪律,党的纪律。问:有的不给,放在档案室里,是否可以砸?
    陈伯达:不给吗?要革命,要斗争,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将发下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办事。
    姚文元: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个会,就谈到这里。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的谈话
    参加座谈的有五十馀剧团,三百多人。吉林省京剧团演员左航问
    1、文艺单位是文化革命重点之一,为什麽至今有关文艺单位的问题,《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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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文艺单位属不属於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属不属於事业单位?如果是事业单位,怎麽理解这篇社论?文艺单位有没有特殊性3、这篇社论在定稿时,是否研究了文艺单位的问题?山西省话剧团编剧齐长义问
    1、请谈一谈文艺界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请和教育界文化革命做一对比。十六条指出文艺教育是两个重点,我们如何理解“重点”的意义?
    2、范荣康同志(《人民日报》评论组负责同志)转答文艺界不包括《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范荣康同志讲,在讨论时没对文艺界考虑过,不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要求《人民日报》在这方面补正,要求采取革命的行动,了解文艺界的形势,做适当的处置,或上报,或发社论。
    3、文艺界的大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林彪同志提出的五大,没指出只是学校,所以要问文艺界大串联是否革命?
    、我们可以停演搞四清,是否可以停演搞文化大革命?张家口专区话剧团学员温德波问
    1、集体经营的剧团在运动期间影响开支怎麽办?2、学员算不算学生,许不许搞串联?济南市东风文工团晨明问:
    1、《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写的吗?背景是什麼?2、《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没做深入调査的社论应负什麽责任?对当前仝国文艺界革命造反派,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损失应该怎样尽快弥补?
    湖北省话剧团演员郭大金问
    1、我们领导批准我们岀外串联,发了这篇社论,又召我们回去,如何理解这篇社论的精神?又如何领会领导的两次决定?哪一条是正确的?
    2、这篇社论指导我们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文艺单位文化革命不搞好生产怎麽搞?
    唐平铸解答
    从六月以来,文化革命开始时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开展的。六月份仅仅限于报上批判,在北京批判“三家村”,全国各行各业也进行了批判。六月一日以后,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大专院校斗争当权派。以后是机关,工厂,其它各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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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文艺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重点放在学校,组织学校的斗争,以后放在党政机关,各省市委。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同志也讲,正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如何搞?工人阶级不能脱离生产,最近正在召开工人座谈会,前天召开座谈会时,陈伯达同志也参加了。造反司令部有个宣言,陈伯达同志提了一点意见:“我同意你们”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有条建议,不要叫总司令部。总司令、副总司令容易沾染官僚主义,可以叫联合会,工人协会。
    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文艺界的同志们要迎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很好地体验这一生活,定能有很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农村也搞起来了,农村结合四清分期分批来搞,领导要抓重点,以免分散精力
    先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背景向打击介绍一下:
    在工人中,文化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急於要有一篇指导工人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央进行了讨论,并讨论了几次。毛主席参加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据我所知,毛主席非常重视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有位同志的内部讲话,主席看了说很好,要加一段抓革命促生产。这社论是中央批准的,如大家认为有问题,我们编辑部都可以承担,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是工人运动起来了,认为要按毛主席思想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正路。另外,工厂与学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不能停止生产。文艺界演戏可以停,不看戏也可以生活,但是工农业生产不能停,冬小麦如不抢种,就很严重。现在我国农业问题上还没有过关,每年还要由加拿大进口粮食。由于苏联也没有过关,也需要进口粮食,所以外国就提高价格,需要很多外汇进口粮食。工业十七年来有很大发展,但工业还是比较差的国家,钢铁、煤炭、电力和先进水平还差得很远。中国人民要争口气,生产一定要搞上去,才能摆脱“一穷二白”的地位。生产是全局性的问题,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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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站停工就直接影响整个工业系统。煤炭从北方运到南方,由于运小将,运输就差些。红卫兵小将什麽车都上,毛主席提倡徒步走,这也是个原因。东北煤、木材不运到上海、武汉,就等於一个人没饭吃。现在为什麽生产下降呢?是不是工人捣蛋呢?不是!是有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把工厂文化大革命压住了,不叫革命,他就要来京告状。但是不管怎样,生产停下来就不好了。这个社论有些不恰当的地方,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产生严重後果,说得有些过份。当然也有的是会产生严重後果的,如电力。还有社论上写“我们的工厂不同学校,学校可以大串联”,这样一来,就连小学也搭上了火车,以为中央的精呻变了,其实中央精神没有变,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中学十人投票,每人都写白己的名字,(笑声)都想见毛主席,这个也打破了。现在北京招待任务很繁重,天来一、二十万,走的少,来得多。工人、农民不能串联,军队也不能串联,守卫边疆的战士到北京来,人家(指敌人)跟着屁股也来了。工人说,学生串联,我们主力军为什麽不能串联?几亿农民,几千万工人都到北京来串联,怎麽行?有多少个北京也装不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把背景情况告诉大家。
    中央讨论这篇社论时,没有研究文艺单位,後来加上了事业单位,是指与经济有关的事业单位。文艺是另外性质的生产,这社论主要是指生产单位。没有文艺单位。他们让你们回去,你们可以说,中央的这个社论不是指文艺单位。(鼓掌)
    因为你们不是游山玩水的,你们是来造反的,闹革命的。你们有些单位抓社论要你们回去,你们可以置之不理。我这话是大胆地讲,也许中央决定不串联,那由我负责。这和工厂,农村不一样,工农业停止生产,就不能前进。工厂不能那么讲:“暂时饿几天肚子,为了将来更好的吃的饱!”我很赞成那么也搞徒步串联,到工农中去,可以接触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可以写出最好最好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串联,也可以徒步串联
    不是学员,老将也可以串联吗?学员当然可以。王力同志也讲过,我们反对拿这个社论来压住群众运动。伯达同志说:他们那样做是错误的,是打击报复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王力同志讲,那么应当反对他们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压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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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的讲话写这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酝酿已经很久,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指示,当时我们作了调査,作了了解。关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一直在研究。工厂单位怎么领导,怎么发动,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中央也正在研究。前一时期文化大革命重点在大专学校,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中央有意识首先从学校发动。在工厂、农村有的地方开展了,有的地方还没怎么开展。但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已经从城市,从学校发展到各工厂各部门。因而中央文革要很好地来领导这个运动,中央文革已经派人去工厂调査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把工厂的文化革命搞起来。目前工厂单位搞得最好的是黑龙江富拉尔基机械厂。这个厂的文化革命搞得很好,生产也有很大上升。富拉尔基另外有个工厂,成天讲搞好生产,不搞文化革命,千方百计地压制文化革命,这个厂的生产反而不如机械厂好。文化革命与生产不象有些人所讲的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而与十六条所讲的一样,文化革命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当前各工厂文化革命正轰轰烈烈开展了,上海就是搞得轰轰烈烈,北京也是这样。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和一个纺织工厂搞得很好。上海、北京一搞起来,全国很快就会搞起来了。总的讲起来,继学生的文化革命高潮,工厂很快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运动规模很大。”工厂与学校有类似情况,工厂文化革命也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各地方党委、各工厂党委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这些人有市场,采用蒙蔽群众的方法,欺骗认识觉悟比较低的工人。所以工厂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还很不理想,有许多工人贴大字报批评工厂党委和省委,他们就组织力量反击这些工人,有的甚至把工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这是个很大的阻力。他们也搞文化革命,但是要按照他们的一套方法来搞,不妨碍他们的秩序,不触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工厂开展文化革命要冲破很大阻力,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受蒙蔽的工人。前一时期,一部分工人听了当权派不正确的言论,部分工人就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去打击工人和打击学生,甚至把他们抓起来不给饭吃!逼、供、信。这些人只好逃出来告状。我与四川的工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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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中有的被打伤。在工厂一方面形势很好,同志们革命热情很高,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已经组织了职工造反司令部,上海也成立了很多的工人组织。地方上党委工厂党委不承认,但也组织起来了。昨天我们开会陈伯达同志提出个意见,因为宪法上有规定,除了党团组织外,我们还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权利。根据工人自己的要求,成立了战斗小组等等,我们应当支持,不应该泼冷水。但组织名称不叫司令部、总部,因为一有司令部就要有司令官,会产生官僚主义,最好组织名称用“工人联合会”,“工人总会”等名称。学生光在北京就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三个司令部经常打架。前几天第三司令部的官章大印被人家搞掉了。学生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不大好的地方要加以改革。北京有个中学、六十六中,红卫兵总司令搞了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来去都是小包车。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要反对的,我们工人不能这样做。但总的说来,工人要搞文化革命,工人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支持。看来要依靠工会来领导文化革命是不可能了,非得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组织不可。总的趋势,正确的,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组织会发展壮大,不正确的组织只会逐渐淘汰。但组织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慢慢地发展起来。北京市有的成立全国性组织,成立了人家不承认,是空的,没有用。江阴或无锡都可以成立联合组织,以后可以慢慢地发展为江苏省的联合组织。因为你开始就成立那么大的组织,人家不承认,会成立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这说明实质上在群众中还没有基础,还没有威望所以组织需要在运动中象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有人问:这与中央指示工厂不成立红卫兵组织有矛盾吗?)红卫兵原来控制在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的,我们单位也有红卫兵组织。据我了解,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限制了。今后工厂成立什么组织都不会受到约束,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要积极诱导,加强领导,引导到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路线上来,不至于象学生那样走很多弯路。比如学校一开始就派工作组,那时毛主席在南方,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纠正了错误,但工作组错误路线还有影响。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纠正错误路线的大会现在工厂就不搞什么工作组了,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搞,怎么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这是我们工人最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工人的责任,党中央正在研究,今冬明春我们在迎接工人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学生怎么与工人结合起来,原来说学生不能去串联。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要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划了这道线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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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这篇社论也谈了,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但是学生被赶出来,情况复杂得很。学校和工厂的文化革命政策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任务都是斗、二批、三改,是一样的,放手发动群众也是一样的,总的说来没有区别,都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完全一致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区别在两个问题上,1、革命对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的对象搞到群众身上去了,把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2、依靠谁来革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依靠广大群众,工农兵是主力军,放手发动群众;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依靠少数人革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包办代替。基本的东西就是革谁的命,靠谁来革命,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
    工厂、农村与学校有不同的方面,虽然是次要方面,但也有它的特点,就是毛主席讲的:“抓革命、促生
    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学校没有生产任务,放
    年半年假没问题,工厂农村不能停止生产。这点工人同志更清楚,我们国家刚成立十七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为什么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因为旧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突出政治,经济战线上取得很大胜利。现在,我国在某些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如导弹上了天,原子弹爆炸了次。但整个水平是不太高的,我们要用很多工业品去外国交换粮食,机器,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问题,任何影响生产都是不好的,工农业生产不能间断,吃、穿、用各方面,科学技术方面,都要很快赶上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所以现在我们的生产一定不能停下来。
    有些文化革命抓得好的单位,生产力发展提高,有些文化革命抓得不好的厂子,领导上压制工人运动,使群众的积极性提不高,甚至停止生产,这就影响生产。责任在厂党委领导,不在工人身
    毛主席几次会议上都谈了对生产问题不能忽视,工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是有杋联系的,如果望亭电一停了,那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工业就都要停顿瘫痪,象这样的事同志们很清楚。生产也是要很好强调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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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把生产搞下去。我们工人同志在党十几年的教育下,总是希望把生产搞好的,使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在数量上、质量上超过外国,怎样把生产搞上去。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革命,政权在自已手里,不是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工人磨洋工,把机器砸坏。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政权,把它们搞掉。在今天则与过去的工人运动不相同,不是闹增加工资,不是砸坏机器,不是推翻无产阶级政治,而是扫除障碍,把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剥削阶级的四旧,资产阶级思想都要扫除。因而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用文化革命武器促进生
    方面搞掉前进道路上的
    绊脚石,一方面树立毛泽东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使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增加生产的巨大推动力。有些单位生产搞得不好,是不是和一些当权派所说的一样因为工人捣蛋。不是的,而是他们压制革命,扣工资,把工人打成反革命甚至开除,连户口都不给,把工人赶下农村。这样怎么搞得好生产呢?责任应该由这些当权派负。他们是压制革命搞生产,因而搞不好生产。陈伯达说了,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文化革命不一定在生产时间搞,八小时工作后,四小时可以搞文化大革命,还要注意休息。工厂与学校的情况不一样,工厂领导生产不能中断,学校里面实际院长、党委书记有很多黑帮,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他们搞搞伙食,领导是中断了,工厂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生产是有机联系的,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领导,好比海上航行一定要有船长。现在有几种情况:1)厂领导基本上是好的,要大胆领导,大胆领导文化大革命,大胆领导生产,如有错误,我们就要揭发批判,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维持他们的威信2)厂领导一些是坏蛋,一些是还可以的,坏家伙要把他们搞掉,或上级委派干部,或其他干部提拔。3)都糟糕,应该重新改组。总的说,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工厂领导不能中断,和学校不一样。至于成立文革是另一回事
    第一篇社论写了《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反映情况和中央指示,现在又写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以后还有很多要写。一篇社论限于篇幅,不能都写上每个社论有重点。今后要多写关于指导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社论,一篇社论解决一个问题。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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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同志们来北京了,是不是违背中央指示了呢?是不是错误呢?我们工人同志完全是革命行动,中央研究后坚决回答,我们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对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你们不是来串联的,你们完全是被逼迫来北京告状的。江阴县委、无锡市委不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只好来北京,你们不是串联。你们先来了北京,那时我们这个精神还没有下去,你们事先也不知道。当然回去后一方面搞好文化革命,一方面搞好生产,把江阴县无锡市面貌改变过来,定在文化革命中做个榜样,做模范,不要让他们找借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比学生好,我们工人的文化革命应该比学生搞得更好。
    我们的工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道旧社会苦,新社会甜。我们之中有很多老工人,有些年轻工人参加了集体生产,大工业劳动,觉悟很高,应当比学生运动搞得更好。
    这篇社论中央讨论过,请过有关中央同志修改。是不是毛主席看过了,我不很清楚,但不是每篇文章都要经过主席看了才发表。毛主席事情忙,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相信中央的同志,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仼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人民日报》经常受到同志们的监督,使我们提高警惕,更认真工作,对办好报刊是有帮助的。但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得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写了这篇社论后的效果,我们正在观察,好的反映很多,不同意见也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社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这不要怕,我们会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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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的。我们工人是愿意搞好生产的,是革命的。文化革命本身就会促进生产,客观后果怎么样,我们正在调査研究、分析观察。中央以后可以再写几篇社论,解决工人运动中的问题,正确阐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辫证关系。抓住活思想,打主动仗,尽量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空子钻。
    《红旗》和《人民日报》。都是党中央领导的,互相之间不会有矛盾。都是陈伯达同志负责的,这些东西都要他来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一篇社论解决个问题
    文艺团体和生产事业单位不一样,文化革命从开始到现在,文艺团体是重点北京市演出很少,上海市也是这样。这些单位是停止演出搞运动的,因为文艺团体中,反动路线更严重,如上海的周信芳、贺绿汀等都是反动的,停止演出,半年不演,问题不大,对工农业生产不会有很大影响。
    另外,就是工厂四清与文化革命情况,这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究竟怎么搞,中央还在研究。现在有的工厂已经搞完四清,现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有的工丿没有搞四清,直接搞文化革命;有的单位正在搞四清结合搞文化革命。总的趋势是大家都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四清工作队与现在情况不一样,四清工作队是专搞四清的,与文化革命是两回事。过去四清工作队是适合形势的,现在形势发展了,对农村还合适,在工厂的四清工作队不能包办搞文化革命。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重复犯派工作组的错误。工厂形势看来,四清与文化革命不能分割,如果把
    四清代替文化革命,就是把文化革命的意义看得太小了。过去四清搞得不彻底还是因为不突出政治,只抓了组织和经济,没有抓思想。
    (众问:“上下左右无框框,两类矛盾一起解,三个横扫一起扫”,这种提法是不是正确?)
    这种提法是不好的。中央方针很明确,缺点每个人都有,除了一些中央首长外,一般的干部都有缺点,一般人民都有缺点。如果两类矛盾不分主次一起解决会削弱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力量,放松了主要矛盾,把矛头钻到群众身上,会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这种提法属于资产阶级的,是反动路线的种表现。举个例子:学生对校长、党委他们究竟干点什么,还不很完仝清楚,但是同学之间的事情倒是很清楚,写校长、党委的大字报不会很多,但写同学的大字报材料到处可取。把主要矛头搞错了,把对象搞错了,会挑起学生斗学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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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反动路线。北京有这提法,有什么讲什么是错误的,现在不是搞群众中间的事,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不作处置。北京某些人提出“抓游鱼”(抓右派)就是混淆矛盾,是错误的。
    (问:档案可以不可以借阅公布?
    档案是保密的,人保干部应负责任,不可以借阅,更不可以公布。举个例子个工人有些历史问题,贴了领导的大字报,但他们早不公布晚不公布,写了领导人的大字报以后公布了,这就是挑剔,就是打击报复行为,压制别人写大字报,挑起群众斗群众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王力讲话
    工人同志们:
    我同戚本禹来看望同志们,向同志们问好!
    我们在这个会上听了好多同志反映了重要情况、问题、意见,我们一定负责地把同志们提出的情况、问题、要求,意见反映给中央文革小组及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很感谢同志们提出这样多的问题,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向同志们学习
    关于工厂的文化革命怎样搞?谁最有发言权?是同志们!
    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定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总是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
    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究竟怎样搞,还要听取意见,继续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争取迅速反映给党中央,迅速作出适合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意见。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因为群众起来就害怕了,这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仝违背主席的指示的。听同志们讲,有人怕群众,不怕完不成生产任务。工人同志们对当权派的批评是多么一针见血,是多么正确。在场的大多数同志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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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又关心生产,各级领导都应充分估计这一高度的自觉性,认识到对国家的责任感。很多工人同志看到革命与生产的这种情况,都积极地想办法,妥善地安排,缺产的还补上。一切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反对工人运动的错误观点必须批判,纠正。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底怎样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定要按党的政策、按十六条办事,要把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交给工人,应相信工人是会妥善安排的。大家充分讨论共同商量,一定会做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决定不能再象学校那样,再犯包办代替,工作组那样下框框定调子的错误
    下面谈谈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和生产的时间问题完全会适当地安排。有的同志提出:八小时生产绝对保证,文化革命用业余时间,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不占生产时间,同时又不影响休息。这个意见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一般的安排,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相信群众,要信任群众。工厂中一定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来搞,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还要强调。不许斗工人,不许斗一般干部,要集中力量打击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不能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另一部分工人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
    (一位工人说:他们目前就是这样!)这样做不对!是完全错误的!
    (工人说:他们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工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对的,但是不能对工人。(一位工人建议:听首长作指示,先不要乱插话!)
    第一,我和戚本禹都是老百姓,不要用首长这个词来对待文革小组的同志,这里没有首长,这是第
    第二,没有指示,而是同你们商量,问题的解决还
    要靠你们,我们的意见反映了你们的要求
    (有人提问题,王力同志解答)
    矛头对工人这是不对的,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党支部向工人开炮,要斗争嘛!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准斗工人。
    很多工人关心这个问题,很多工厂工人提出这样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十月
    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是否适于工厂、机关?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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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指示是适合工厂、机关的。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岀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个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除将群众在运动中检讨的材料交还本人外,另外将一切材料要全部的,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私自销毁,要当众销毁。
    (有人讲:他们不给)
    不给就斗争嘛!中央要有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有人组织压迫工人,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组织,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我们需要他承认什么呢?事实总是事实,有些问题按宪法办事嘛。同志们商谈另外建立组织,要注意保持工人的勤劳本色,不要专搞办公室,不要搞特殊的装备,不要搞财产的特殊。学生当中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但要注意要适合工厂的情况,而且不要学习学生运动中错误的东西。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工人齐声喊:对!)串联的问题
    在本市范围内,厂与厂之间的串联是正常的,是完全必要的。交流经验,互相支援。关于出去的问题,一般是不出去的。必要的原则没有什么规定,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本地的问题,本地解决不了的再问上级。到北京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的,大家是否可以同意这样的原则。(大家高喊:同意!)
    关于学生到工厂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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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学生与工人、农民结合是正确的方向,应该欢迎学生到工人中去交流经验,好不好?你们赞成吗?
    (齐答:赞成!)
    学生到工人中去,虚心做工人的小学生,向工人同志学习。宣传十六条,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
    (到会学生喊:坚决支持!)
    住到宿舍中去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适当地参加劳动。除劳动以外不要到车去,要遵守劳动制度,保密厂和车间不要去。另外有什么经验和问题以后再商量
    关于《人民日报》的问题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六月份已经造反变成革命的了。从总的原则来讲,应该支持、相信。第一是它的威信问题,第二是国际、国内的影响。另外,不对的,有缺点,有批评,有言论的自由。比如《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人民日报》许多问题不对是可以改正的,应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要积极要求改进,应支持工人,并改进工作中的缺点。编辑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办好。
    (有人问:平反是否适合文艺单位?)
    文艺单位更可以比工厂搞得凶一些,不好的戏可以停一停。什么问题并不是定要找文革小组(中央),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依靠十六条,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信自己起来闹革命
    关于农村,县以下中、小学搞文化革命的问题。
    还应请在座的同志们提意见,这个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掌声雷动)今天没研究,不能回答。要掌握十六条,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去自己斗争,相信一定能斗好,一定能取得胜利,相信能将文化大革命搞好
    (有人问:来北京是不是革命行动?)
    你们不是已经来了吗?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嘛!你们来北京反映情况,检举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是革命的。但是,不要大批地离开工作岗位,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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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计划地派代表。具体情况要反映,解决要靠自己。上海的工人要赶快回去,联合起来造反。
    我要解答的原则就是这些,下面是不是再由戚本禹同志讲几句戚本禹讲话
    我看具体问题你们还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
    (王力同志插话:怕字当头)
    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你们刚才讲的嘛:“最关心生产的是工人群众,而不是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就是希望把生产搞坏,然后给我们施加压力”“文化革命小组,你看生产搞坏了吧!你看革命不能搞了,搞下去就不成了。”这是忘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忘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
    生产和革命,究竟生产怎么发展?问问历史。总之,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群众:对掌声)是不是,你们想想吧!封建社会几千年,地主压迫农民,生产就不能发展,生产就落后嘛!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髙到很快的程度。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的一百多年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封建社会几千年还快嘛!那么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呢?还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所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嘛!你们看吧!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生产力发展的多厉害呀!这些人是忘了历史,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中国解放以前,大家想想嘛,生产是怎么个情况?什么都是进口的嘛!旧社会搞了几十年,才搞了一个九十万吨钢,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你看看,我们的导弹上天了嘛!这不是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吗?—用导弹来运核武器呀!那么精确地击中目标,这个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外国人不敢搞的!(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的钢的产量,我们的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庆油田,这是怎么搞的?都是革命搞出来的!没有革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说,要是有人压你们说是革命就影响生产,你问他:你说现在生产是怎么搞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木的东西,他们都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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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杋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侈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所以我们国家就能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不搞革命化,那么我们国家同样也要走苏联的道路,搞来搞去,搞个机械化,搞了个修正主义。只搞一化不行,也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槭化,才能把我们国家带上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搞革命化,把革命化丢了,还搞什么生产?只有革命,把革命化搞好,生产才能发展。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说:“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革命挂帅,毛主席没说生产挂帅嘛!所以,他们要用生产压革命,压你们,你们就拿毛主席的理论来驳斥他们。毛主席从来给我们讲的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是讲政治挂帅的。违反这个东西统统是修正主义理论,要批驳!痛驳!这是一个问题吧。革命和生产,我看你们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到处都是拿这个东西来压,好象他们怎样关心生产,实际上他们关心什么生产哪?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文化革命中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他们破坏生产。太原市纺织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个党委书记,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人罢工,挑动保他的那一派工人罢工,他关心什么生产?第二个问题就是王力同志刚才讲的大方向,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掌握这个问题。要革命一定要紧紧掌握大方向,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干什么?一句话,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就是大方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革命不是斗工人,也不是斗一般干部,而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种家伙!这些人是一小撮,不那么多。大多数人是革命的,就那么一小撮搞资本主义的,搞修正主义的,但是这一小撮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占据领导地位,不仅仅是你们工厂,就是现在工业战线上掌握领导权的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査去,那是大头头,还不是一般头头,是大头头!你们想一想,你们给你们工厂领导提问题,你们是执行他们的路线呢?还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到工厂里面去调査,到学生里面,学校里面。那些人以前是在工厂里推行修正主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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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怕文化大革命触及他的灵魂,就到工厂里去镇压学生运动。工厂这一镇压,很好!一镇压以后,学生就起来造他的反。学生光造他的反还不行,还斗不了他,就到工人里面去结合,这一下子可就把他轰下台去了。我讲的是谁,可能你们都明白。你们不明白,可以到学校去,到清华大学、轻工业学院、邮电学院、师范大学去,你们调査去就明白了。就明白你们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斗争是整个国家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把这个修正主乂路线搞垮的话,那么工人阶级不能得到真正解放。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将来他们上台以后,我们重新要变成奴隶。现在工厂里存在修正主义,有些人就是相当厉害了。我去过一些工厂,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搞资本主义经济方针,当官做老爷。本来是革命的,由于当官做老爷,自己变为特殊阶层,工厂的特殊阶层。有的当权派—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恶劣程度不比黄世仁差。你们看过黄世仁,看过《白毛女》吗?(群众:看过)那个压迫,对工人的压迫不比黄世仁差。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收到了很多信,有的提个意见,就给人家开除嘛!有的就给搞成“牛鬼蛇神”强制回乡嘛!那当然,强制回乡的有很多是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很多借这个东西来整工人
    还有北京××工厂一个同志给我写信,就是因为他那个工厂的书记对工人提出不正当要求,那个工人拒绝了—一是个女工,马上就开除。那个恶劣程度,我看不比黄世仁好一点,更坏。这样的人不反怎么行啊!不反的话,我们国家还会不变颜色吗?这样的人不反的话,我们的工厂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要大造其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革命以来,在有些工厂是相当严重的,学校里学生还比工厂好一点,在工厂里我看到一些情况要比学校严重得多。
    (某工人:现在我们一家子还没饭吃呢?)
    刚才这里也有很多工人,我们看到了许多材料。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进行调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发言权,我们调査清楚再处理。一方面要处理,一方面你们自己要斗争,自己去开展斗争,写大字报,斗大的字写在外边!
    (某工人:他们不给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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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白纸使报纸嘛!想办法嘛!不给纸一样革命,毛主席革命的时候也没多少纸,你们看延安出版的书都是黄纸的嘛!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你们门的革命精神,你们的造反精神,要靠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斗争要掌握大方向,靠革命精神,靠革命造反精神。那么怎么进行这场革命呢?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刚才王力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都是属于商量性质的,还不是中央的决定。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可给中央写信,也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来,也可以批评(群众:你们收得到吗?)
    收得到,你们直接写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邮票都不用贴,就可以收到
    (某工人:我给毛主席的信和给中央的电报,省委都给扣住了)
    你们可以打电话,电报,可以写信。主席的信是中央办公厅办,你们可以查问怎么处理的。写给文革小组的信,有的是给你们办了。比如今天王力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根据很多信件,很多意见来研究的,因为不可能每封信都给你们答复。搞革命怎么搞法,你们还可以考虑。我们还要再继续研究,研究好了以后,中央就会通知下去。
    (某工人:我们领导讲这次运动群众不是不斗,群众也要斗)革命的运动从来就不是斗群众的(他就公开这么讲)
    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我告诉你们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依靠毛泽东思想,错误的东西,你们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最高指示嘛!你给他念语录,语录本拿出来给他念,毛选拿出来给他念,你执行不执行最高指示?这是一个方法。第个方法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
    (某工人:把我们都解雇了,县官不如现管)
    是呀,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依靠青天大老爷行不行呢!没有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就是你们自己,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是青天大老爷。你们依靠我们会得到失望。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不可能一项一项都处理,要依靠群众,依靠毛泽东思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太原市我昨天也看了些工厂的问题,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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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哪儿也不好解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就能解决。上海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你们成立,有的几千人,有的上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
    用四大武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依靠这些武器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如果你们不能团结群众,你们是个搞折衷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变成孤家寡人,那么谁也不可能帮你们的忙。你们到这里几十次,一百次,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呀!来取北京的经,米取毛泽东思想的经,拿起这个武器来去搞革命。在革命当中会有很多阻力的,你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无非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斗你们,一个是打你们,一个是把你们抓起来,一个是开除。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会解决,你们充分讨论一下,根据群众意见办事。这无非是把你们斗一下,开除一下,我看好嘛!对你们是个锻炼。这是越压越革命嘛!他不斗你,你怎么能革命呢?那舒舒服服怎能革命呢?对不对
    (群众:对)
    不要怕他们开除你,无非开除嘛!还要一个是老婆离婚,是不是(群众:大笑)
    这不要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你不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吗?能斗垮它吗?是呀!革命总是曲折的,总有困难,那有笔直的道路呢。你没看见天安门大街也不是那么直。你不信?测量一下!你们从上海、从浙江从四川到北京来,那路上弯弯曲曲拐多少弯呀!那是一条直路吗?不要怕。马克思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导师,一个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毛主席那么几个人,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共产党,把这么一个整个中国,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垮了,把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打垮了。你们工厂嘛!革命再困难我看也不比中国革命更困难吧!还有毛主席领导,还有毛泽东思想嘛!还有那么多群众嘛!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解决,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儿,要团结起来。有了团结,你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你们来了许多人,我看到都是青年人,老工人很少,我看这就是你们的弱点,很大的弱点。我知道工人在工厂里的地位,他的作用,你们不把老工人发动起来,不把老工人团结起来,你们想要革命?要依靠老工人,你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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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工人落后啊!他们知道的事情可不少,他们要提出一条来就够你十条,你信不信?那他斗争起来,坚韧性那比你们青年工人还能斗争。
    (有人问:我们单位里当权派说三十以上的人,不能参加红卫兵、赤卫队)那么你们就组织别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嘛!你们可以组织赤卫队,可以参加赤卫队,什么不可以!(鼓掌)为什么不能参加赤卫队?
    (插: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这样说法对不对?第二,我们单位里没有搞四清的单位,文化革命搞不搞?
    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你们北京市,上海市,那工厂都搞起来了,怎么分期分批法?(笑)啊!他搞你们反革命分子怎么不分期分批?(对,鼓掌)现在要平反了,就要分期分批了。
    (插:四清单位搞不搞文化大革命?)
    四清跟文化大革命是一件事情,都是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四清搞得不彻底的话,还要补课,还要搞文化大革命
    (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数人压制我们少数人怎么办?)怎么办?你看怎么办呢?依靠你们做工作,如果你们有真理的话,就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没有真理的话,当然团结不了,那只能怪你自己。
    (杭州××厂工人提了个问题……)
    我要是在你们工厂做工的话,我就不来了,你有那么多人,还来啊!还要到北京来找毛主席?毛主席的方针这么清楚,你们那么多人,如果有真理的话,么多人你还怕。(插:不怕)那你来干什么?
    (插:杭州××厂工人谈了具体情况,并提岀要工作队撤退,罢官)我教你们个办法,象你们这个工厂里有三千多工人,你们分几班?(插:我们有四千多人,分三班)
    三班制?你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插:可以吗?)
    可以包围的!(好!鼓掌)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就不走
    (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跟他去喊这个口号。你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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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北京告状的)
    告状啊!我看你们要向群众告状,要向杭州的群众告状。(插:我们没法才到北京来的)我看你们赶紧回去。
    当权派把业余时间仝部占去了,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安排时间?)你们自己安排,一个安排生产时间,运动搞革命的时间自己安排
    生产的问题,你们是要注意的。我们革命工人是最关心生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生产是不能停顿的。关于生产,我刚才跟杭州的工人建议,你们要革命,包围省委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上班,生产要坚持,而且要把生产搞得更好,比他们搞得好!分期分批是总的来说,从总的仝国范围来说,是分期分批,但是象你们杭州那儿,我看那个厂就是分到这一期,现在就搞
    (插:这分期分批是党中央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说的?)
    过去有个总的方针,这是有的,分期分批。但是北京这个地方,上海这个地方,它都搞起来了,你怎么分期?就是分的这一期嘛!你们要求分到这一期嘛
    (插:根据你刚才的解释我们要求全面开花,不要分期分批)
    我刚才说过了,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对!)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冇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你的工厂已搞得热火朝天,你还分什么期,分什么批呢?分期分批是党的总方针,在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讲的,要把生产搞好。至于你们什么时间搞文化大革命,时间怎么安排,由你们工人自己安排,刚才王力同志讲的,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安排,你们有问题实在要派代表,由你们工人自己商量,派那几个代表,那么这几个代表走了以后,他们代表所留下的许多工作,留下的生产任务,要由其他工人来完成。(对!)你们如果回去,不把生产搞好的话,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借此向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说不行了,生产搞坏了。那个时候,就给你们……,要坚定的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产。所以我相信,你们只要把革命搞好,就能把生产搞好。我希望你们不要给他们一种口实,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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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最要破坏生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把生产搞坏,他们不搞生产的时候,你们自己组织劳工委员会,把生产管起来。(对!鼓掌)我们相信你们管生产比他们管得更好,(对!鼓掌)他们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天享乐、腐化,还搞什么生产?他们不搞,你们抓起来,建立临时的指挥生产系统,把生产搞起来,生产是不能停顿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停顿的。你们看生产象个火车,来来往往,火车要一停的话,马上就要碰车,不能停顿,要有指挥,没有指挥是不行的
    (插:我们是到北京告状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旷工吗?怎么办?)
    你们工人自己讨论一下,如果你们革命派不变成多数的,大家讨论,当然不算数,如果你们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是少数、是孤立的,那么人家要怎样处理你就怎样处理你,你说是不是?我说不算旷工也不行,你们厂里也不能答应。我看最好的办法,依靠你们斗争,
    (插: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我们群众能不能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叫他们靠边站。)
    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这还用问我吗(插:那为什么要经上级党委批准呢?)
    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轻易地提出罢官要求,那个,你罢了他官以后,他挺舒服地,他靠边站站,什么事都不管了。罢官是斗争的最后结果,而不能把它搞成斗争的序幕,斗争是第一幕,不要罢官,如果你们一下子就给他们罢了官,那群众认为革命完成了呢?不利于发动群众
    (插:县以下学校、工厂的问题怎么办?)
    县以下学校、工厂问题,我们中央会另外研究的,这里不答复吧!(插:有人问刻公章问题)
    工人能制造机器,难道一个公章问题还要问我吗?(下面许多人说了具体问题)
    同志们,你们看我是不是讲到这里,我们下午还要开会,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为止。下午的问题,你们去讨论一下,你们吃了饭再研究
    (插:还有学生的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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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有人站起来回答学生的问题,毛主席在二七年以前就下了指示了,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齐声说:“对!”(鼓掌)
    戚本禹同志说:看,他答复的比我还好!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起来了,现在有些人怕得要死,但形势好得很!工人代表:党委会已经瘫痪的那些干部,应当自觉到车间劳动。他们不去怎么办?
    王力:我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的方法,使他们自觉地参加劳动
    北航(红旗)同学问:是否要和每个工人组织联系王力同志答:不!不!不!跟一个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联系同学们又问:他们可以说你们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挑起群众·
    戚本禹说:你们就说“那一派革命就支持那一派。工人生产时不要去车间,保密车间都不要去。
    个工人问,我们自来水公司算不算保密(车间)单位?(群众大笑)他们不让学生和别的单位串联,说我们是水源单位,也是保密单位(群众大笑)。
    陈伯达最后指示: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再加十六条,军委紧急指示、中央批示就作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地点:政协礼堂小会议室。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及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市委书记刘建勋。各工矿企业工人代表六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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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首先发言
    这次座谈,围绕几个问题,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们谈了,以后还要和外地同志谈。上一次散会时,陈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当你们的学生,提出了几条意见,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谈会,同志们交换意见,现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来,供大家围绕这几个意见来谈
    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持我国永不变色,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起来了,有的怕得很,但不能阻挡
    第二个,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与群众对立而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对准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当权派决不容许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个,当前问题是由于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打击革命左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务。我们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正确的,地方,各工厂必须引起注意。
    第四个,应该充分认识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的高度自觉性,充分估计工人群众对自己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北京一个钳工工人说:“工人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都必须纠正
    第五个,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酝酿,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妥善安排。对工人决不能犯包办代替,压制工人,弄框框,在过去凡是把工人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关于军委紧急指示,是完全适用的,已经发了下去,有关的指示,这里只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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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工矿企业里的工人群众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应适当安排例如,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每天3至5小时,不能占用生产时间。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休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七个,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顺利发展,组织适当分工,两个班子,过去党中央有指示,必须层层落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没听清),不能包办代替,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必须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群众充分讨论后进行选举。这是文化革命的准则。第二,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原来的党委没有瘫痪的,必须积极负责地把生产搞好;已经瘫痪的,由厂内以老工人为主及技术人员负责把生产班子搞起来,要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现在的企业是有名无实,很少见到生产领导人的面,这样要不得。
    第八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
    (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说:“可以!”)不要武斗。
    (×××同志问:“什么叫工团?”王力同志说:“工团,小集团”)。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谈到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陈伯达同志关心地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
    有人答:“不能”。这时,我厂×××站起来说:“陈伯达同志,我在发言之前,先向您检讨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来这里的。”陈伯达同志说:“知道就成了嘛,检讨什么!”我厂×××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我厂11月15日晚上车明说的话和他说的工交、城建、财贸系统工作组的四种情况,并说,车明在那天上午还听您的报告。陈伯达同志乐了,说:“怎么?还听我的报告?”×说:我们把车明的讲话记录了。让他签字,他说中央对签字没指示。陈伯达同志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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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签,当然要签吗?”并不再逐字逐句地重复车明说的那四种情况。随后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卧车主义,(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有人反映有的工会排场如何如何,
    陈伯达同志说:“工会这么大的,没必要。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陈伯达同志说:“个别的也可以嘛!”这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诉说了自己被打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人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法律做极为严肃的处理。”
    这时有人说,我们单位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写大字报的时间。陈伯达同志说:“不要他安排,你们的代表不是群众选的,一律无效。”工人说,他们有多数。
    陈伯达同志说:“要做工作,要给多数人谈话。”工人说,有些人,为了入党,老说上边好。
    陈伯达同志说:“这种理想要出修正主义,不是听党的话!”)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照顾大局,绝对不要脱离生产岗位,成群结队的外出串然。已经外出串联的,一定要赶快返回生产岗位
    (陈伯达同志说:“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赞成!”
    这时,有位被打伤的群众发言后,文革小组当场和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个紧急指示,由王力同志念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自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陈伯达同志说:“大家同意吧!”众:“同意!”
    这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一定要写成大字报,标语贴出去,贴遍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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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个,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的其他厂矿和学校去参观、访问、学习,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第十二个,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换文化革命的经验,有的代表要去,应该先向那里的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工人生产时间不要去,不要进生产车间,保密厂保密车间都不要去。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逐步作到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要当工农大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到工厂去串联的学生代表,应当在工厂的统一安排下,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意见,是同各个地方商量,听了你们很多意见,从你们这听到的,从下面集中了的。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赞成那些。意思和大家见面,不贴出去,不同意可以写信来。
    (这时有人提出厂里有很多组织,跟那个组织联系?
    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怎样讨论:工人组织同学生的联系问题,如几种组织,提一提,我们文革小组做过斟酌。两个组织都可以联系,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放下去,应全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下团结起来,工人之间不要记仇,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很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家乡里姓陈的姓王的经常打架,他们都是农民,这都是背后有土豪劣绅在操纵,现在是有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操纵……好利用在工人之间造成裂痕,让你们互相打下去,他们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多种组织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来,不要急于结合,要慢慢地来往,彼此来往……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接着,大家说到平反的问题。
    ××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
    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说我们单位不执行。
    陈伯达说:“现在中央有个指示,他不执行要犯大错误。”××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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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说:“从五月十六日运动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这时我厂ⅩⅩ×站起来发言,把车明在我厂的讲话,扼要地向首长做了汇报陈伯达说
    “现在就是因为有些情况,所以中央还是要搞几个文件,工厂文化大革命要按着十六条。就是要把车明这一套冲垮了,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中央的文件有没有好处?(众:有!)再加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的社论,但还会有困难的,有抵触的,有一些人不会自动交槭的,你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十六条、
    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掌握在手里,他们采取的方法,压制群众的方法,你们不要学他。
    关于平反问题,应该有个专门指示,马上就发。”(市委刘建勋同志同意把这个指示贴到每个车间)。
    这时有人说:“这些指示领导不执行,说是处分,可谁处分他们呀?北京市委和他们一个样!”
    刘建勋说:“有些地方我们也处分不了。我们一去,多数派找我们戚本禹说:“为什么不能管,必须管。”
    陈伯达说:“大字报贴出去,这个一贴广大群众会拥护的大家说了某些单位拷打工人等情况,
    最后当场确定,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处理。王力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个人叫×立功,现在就关在公安部。”
    ××问:“中央首长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不指工交系统?”
    戚本禹说:“指工交系统
    ××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
    曹轶欧说:“应当检查嘛!”
    随后各位首长随便地和大家进行了交谈。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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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王力讲话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
    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
    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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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
    (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
    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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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姚文元讲话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苫。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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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同志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在一床厂半工半读学校与各派代表开了座谈会,记录如下。〗
    陈伯达同志
    任何方面如果有问题,都必须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辫论把是非弄清。要按
    十六条办事,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只用文斗不武斗。过去打过人的,今后不准再打人了。过去打过人的同志要向被打的人赔个不是。(王力同志解释说:就是道个歉。)谁对谁错,以后再说。不要动手打人,这才象文化革命的样子。说不定你们这里面有人是赞成打人的,因为你们有力气,但不能那样做,这样说你们是否赞成?(众: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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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错的,今后如再动手打人,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对方如果有错误,你打了他也不能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准打人,不准打架,有什么纠纷大家谈。你们以前闹得很厉害,有些同志也许急了些,说话就强制的讲,容易动感情。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讲清事实和道理的。以后不要武斗,不要打架,慢慢地讲道理嘛!说服对方。动手就打人、抓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对的。以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怎么搞革命呢?今后要形成这样的风气,摆事实,讲道理。
    问:学生要进工厂怎么办?
    陈伯达同志: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那一派都要鼓掌欢迎。我建议你们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时间安排好,八小时的工作制一定要保证。产量要高,质量要高,任务要完成。剩下的时间可搞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你们太累,你们中断生产得不到社会上的同情。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不要由行政安排,生产搞好了,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才好。
    问:有人不上班对不对?工资发不发?
    答:工人不干活就不对。过去没干活去搞文化大革命,工资还是发,因为以前没有规定。
    (工人插问:我们厂原来规定不干活不发工资)
    文化革命是特殊情况,发工资是保护少薮的一种措施,以后你们订出条例来。问:现在少数派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整天不干活对不对?
    (少数派)现在革委会脱产不干活行吗?我们的办公室都封了。答:工人不要脱产,除病号外,统统回生产岗位。办公室封了可以打开嘛。问:他们学生要进厂闹事,影响生产怎么办?
    答:你们和学生交流经验,学生可以派代表谈判,你们和学生开座谈会。学生进工厂学习、劳动有好处,有问题可以商量,他们有错误你们可以纠正。不要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怕他们进来
    问:学生跳墙对不对?答:学生爬墙可以原谅,
    (王力:因为你们不让他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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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墙我是不赞成的,你们可以说理,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学生来工厂向工人学习,工人是学生的先生,学生是工人的小学生,开始不一定学得好,你们要帮助他们,生产时间可以不接待他们。你们是三班制,可以轮流接待外地学生。可以找间空房子接待他们。学生宣传也可以到宿舍去,提倡学生到宿舍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对学生不要有敌对情绪,不要有成见。
    学生晚上米闹事好不好?
    答:以后不要晩上来,这样会影响工人休息。我们来了你们鼓掌,我倒没有给你们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到很惭愧。我是来了解情况,来向大家学习的。学生和其它单位的同志来了要鼓掌,各方面意见都得听,不能只听相同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白己,白己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办事。今天的会大家缺少十六条的风格,大概大多数反对见少数派,我建议多数派、少数派一起去看吕嘉才。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首先是无锡市各行各业的职工提问题、讲意见,接着刘宁一同志根据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大家讲了话,昨天我和两个同志谈了。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的问题交给我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了你们的许多情况。
    关于来京问题
    你们不管受到了什么委屈,来北京告状,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讲讲怎么不能呢!这是革命的行动。谁要说你们到北京来告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不对的。
    有人说你们的行动要自己负责。向毛主席告状,我们就是要自己负责。我们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情况向文革小组反映,向中央反映,都是革命的行动。如果不反映,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如果瞒着毛主席不讲,对不对?(众答:不对!
    、关于平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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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在运动初期贴了大字报。毛主席给了我们六大自由、四大民主(大吗、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加大串联)。革命的大字报以后还要贴。你们回去敢不敢贴?(众答:敢。)
    因为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回去立即平反。来北京告状是允许的,不仅不开除,工资还要发。因为你们是被迫来北京告状的。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是的话,我和你们在一起算什么?唱毛主席的革命诗词,怎么能算反革命?今后还要唱,要唱到全国去
    你们剧团演戏,不要再演帝王将相。社会主义不要这些,要把它彻底破除。要演王杰、欧阳海人物,演“32111”人物。我们就是要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再搞落难公子中状元,怎么行!这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文化。毛主席早就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们要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错误的东西统统批判。要破四旧,立四新。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全国人民一开会,就宣读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都要革命化,以革命化带机械化。今年工农业形势很好,两弹上天。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组织问题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算不算合法?宪法上规定有结社自由。革命中成立的组织,当然是合法的。组织有各种各样:有厂的,有厂里几个组织联合的,有厂和学校联合的,有地区性联合的造反司令部。联合的可以叫代表会,或者联合会。怎样对工作合适,需要研究。
    把工厂、报社、电台成立联合组织,为了革命造反是可以的,将来运动深入,还是要各行各业搞。叫工厂去研究剧团的问题就不彳
    同志们为了相互支持交流经验,联合在一起是合法的。将来全世界革命,还要互相串联呢
    新组织要和老组织不同,过去好的要学,不好的不要学。搞个大机构。就要大办公室,就要很多人,就要岀文件,就要买打字机。咱们就是要批判官僚主义,你们造反军就不要搞大机构,大办公室。
    (有人说:我们每天接待两三千工人,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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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想办法,要一个脱产人员没有,把工作做了(有人说:我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
    不依靠群众,四十八小时不休息也不行!能不能搞轮流值班?我是做总工会工作的,我想今后工厂里的群众组织都不设脱产干部。不能依靠人海战术,要靠大家自己闹革命。
    文化革命,就是要靠大家自己起来闹革命。你派几十个工作队,将来又会有人打倒你。革命不能包办代替
    (有人说:不脱产同意,纸张费用怎么办?)
    事情不是绝对的,开会总要有个地方,纸张总要,现有经费要大家使用,要研究用的合理。
    四、关于工作队问题
    派工作队问题,不久有个文件,大家会看到。《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说,搞文化革命派工作队本身是错误的,这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起来说就是怕革命,怕群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闹革命
    派工作组进厂去,就是不相信群众搞革命,去了怕群众提意见,就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制止。如果有人反对工作组,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反革命。为什么有几派?也是工作组的遗毒。
    毛主席号召大家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刷了几张大字报,当权派一看就恼火,“怎么造我反”,老虎屁股摸不得,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压制群众。压不住,就怕得要死。
    (有人说有跑到部队去的。)
    还有跑到高粱地去的,真是怕得出奇。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了错误就要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有什么怕呢!
    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不是无锡市自己首创的,各地有轻有重,轻者保姆,重者打击群众,压制群众。工作组让人写大字报,这样就有一些人上了当。你们回去不要追査他们,多数人是受了蒙蔽,你们不要去整他们
    干革命要很好学习十六条,学习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就干;不符合的就不干。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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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不要以错误对待错误。人家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回去回敬他。应该你骂的,我不骂;你动手打人,我不动手。否则,就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搞革命我这样说,不是给对方打保险,而是给你们打保险。你不信,过几个月就会犯错误
    (有人问:工作组该不该撤?)
    我的意见还不要它撤呢!有错误就批,让他们检査,不能让他们回去睡觉要摆事实,讲道理,治病救人,检査好了,也是帮你们做工作。对厂长、党委书记也是这样,有错误要彻底揭发批判,不要简单化马上罢官
    (有人说:工作队不愿检査,说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办?说他们有权不能批判,怎么办?)
    我看现在不会,如果这样,更要贴大字报。越保越被动,你是马列主义思想,怎么也批不倒!你是错误,就得拿出来,怕也不行。
    (有人说: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是反对派工作队的。有人说工作队的大方向是对的。你说工作队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派工作队是路线错误。至于组织群众斗群众,更是错误
    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我理解大家提这问题不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而是有人利用这口号不让大家革命。
    抓革命,就要把资本主义那一套打掉,生产要超过帝国主义。人的思想不革命化,生产就搞不好。有了革命化的人,才能思想革命化,才能把工厂面貌改变。要把工人培养成毛泽东思想的产业大军,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人想利用《人民日报》社论,变成以生产压革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准备再写篇文章,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口号,放弃了也会犯错误。应该抓起革命这个纲,促生
    六、关于文革委员会问题
    你们认为现在的文革委员会不行,可以改选。厂长、书记都不能当文革委员,选了可以取消,因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
    (有人问:文革委员会和本单位党委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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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很受大家欢迎的可以,已经瘫痪了的要采取措施。文革委员会是否在党委领导下?如果党委很好,文革委员会自己会和它商量的,但文革是群众组织,党委不能直接下命令。如果瘫痪了,就不会理会。工厂的生产不能断,工厂的生产领导班子要健全,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七、关于阶级路线问题
    我们是无产阶级闹革命,阶级路线是肯定的,但要很好研究阶级路线和阶级成分问题。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至于工农子弟,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是否每个工农子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呢?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好的,就会是“唯成份论”。工农子弟一般是好思想多,不好的思想少,但要经过锻炼,不能是“自来红”。非工农子弟也可以改造,工厂应注意阶级路线,但也要改造非工农出身的人
    赫鲁晓夫就是矿工的儿子,矿工的儿子怎么成了坏蛋!不能说“自来红”,要注意改造。
    八、其它问题
    (有人问:原地方国营的改为合作社,现在要求改回怎么办?)我不清楚
    (有人问:我是学生,不让我们到工厂去宣传,和工农结合。)
    学生到工厂去,我没有研究。串联要在业余时间,不要到车间去,要考虑不要影响生产。你们具体研究一下
    (有人问:我们都是少数派,文革委员会是多数派选的,少数派应不应该选到文革委员会去?)
    文革委员会的选举,应在群众中讨论,不能少数几个人决定。(有人说:少数派肯定选不进去。
    文革委员会有多数人支持,你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解散。你们做工作嘛(有人问:黑材料怎么办?)
    除本人检讨书退还本人,其它的统统烧掉,不能保留在谁那里,以利团结不要把大家的关系搞坏。
    (有人提出,要毛主席接见我们工人,见不着,回去会给别人笑话!)我把这个意见转给国务院接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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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
    参加会议的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五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七市和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讨论主要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展开的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他们认为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些人说:工业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对于这一点,在《十二条》里要有明确的估价。谷牧草说: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国家计委主任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生产口有停顿趋势,科研和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还有人说: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期分批进行。
    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些人说: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领导还是好的。《十二条》不提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难理解。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面再分两摊摊管革命,一摊管生产,不然生产非受影响不可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些人说:这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担心建立了群众组织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如果各种组织建立起来,麻烦就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现在工厂里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民兵、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对于他们要求建立仝市性的工人联合造反组织不要松口。上海、哈尔滨的干部主张取消口经建立的全市性的工人选择组织。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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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担心学生进工厂会搞乱工厂。一位部长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大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定要搞好生产
    些人说:对于闹革命不能放手。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那么,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不舒畅,人家积极生产说人家是保皇。
    (编者按:正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的:从以上种种意见来看,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文件要修改,改后送中央,林总要听一听。
    大势所趋,因势利导,方兴未艾,欲罢不能。不能阻挠,要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不能采取鲧的办法,要疏导。
    企业存在不少落后的东西,旧框框,洋框框,都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都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有各种原因,首先要看到内因没有内因,外因搞不起来,不能光看外因。工交内部有很多问题,光看外因,不看内因,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消极情绪,要犯错误。看內因首先要看积极因素,不要光看消极因素。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消极因素如不纯、动机不纯,这不是主要的。老工人、青年工人,这些工人起来闹革命,青年工人敢说敢闯和青年学生一样,还有些积极分子对领导不满,老工人生活好了,儿女上学了,翻身了,很爱护厂子,容易带来保守性,当然也不能一般这样说,他们也有的对领导不满意,不愿意看到厂子搞坏,要闹革命。青年工人、老工人都是积极因素要依靠、团结、组织这些积极因素,领导这些积极因素,领导他们起来干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改进领导,要因势利导,说服他们按照十六条闹革命。先分析积极因素,而后分析消极因素。有人混水摸鱼,这种人确实有,但也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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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二。有的人有大毛病是不好的。有的有大错误不能平反,有的有点小毛病要具体分析。现在闹革命先看积极因素一面,然后看消极一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先看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闹革命。然后再说外因,就是串联的因素,先解决內因问题,内因问题解决了,外部因素就好说了。内部确实压制了些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严重的,把内部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克服内部消极因素,内部调动起来了,对外部的积极因素也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分期分批文件是写上了,大势所趋,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因势利导的方法是写上了,能否做到还要看实际情况,做的时候不能硬卡。当然有些单位确实不能搞的,放后再搞,如电站、自来水、电业、重点国防、运行中的车船,写上做两手准备,能说服的说服,不能光靠这几句话。
    四清以文化革命为主,结合进行。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里,不要怕打乱旧秩序。不破不立,在主席领导下大方向不会错的。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潮冲掉。总的要以内部积极因素为主,利用外部的积极因素,就能因势利导
    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过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完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干部路线、执行政策、工作作风都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比五十天路线错误影响还深。比如过去党不管党,宣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工作神秘化、特殊化作风,这些影响都很坏。在这些情况下,主席思想受到干扰。现在用大民主,宪法定的三个自由,再加上学生放假这一冲击,许多人精神上没有准备。要不是毛主席伟大,放手搞大民主,不能解决这问题,各部门都要准备受冲击。
    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干部子弟学父母一些坏东西,做的可能不恰当,但这些青年比我们当年闹革命还好。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才半年,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
    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过去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惩罚,受到教育。等于打个仗,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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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地点:中南海小礼堂东厅。在与代表一一握手后,座谈开始。这时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为了不使运动影响了工业生中央是不同意大批工人赴京告状的。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薮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为了弄清情况,周总理询问代表,工人造反团有多少组织?有哪些单位?是国营的,还是地方性的工厂?
    在汇报中代表们谈到了65厂林荫组织围攻我院同学的情况,以及刘正赓揭发林荫的情况。总理细心地听着,还问:“刘正赓是哪个赓字?代表答:“是陈赓的赓。”总理说:“啊!知道了。”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要我们把电话中向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劝说他们不要到北京来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详细地讲了。
    总理说:“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3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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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要打破框框,工交系统也有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旧的东西,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应该以髙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十六条、十条破旧立新,出现新面貌、新的精神,社会岀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阶级革命的重新的精神,社会出现新的跃进、更大的跃进、持久的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环节,过去取得了两个革命的胜利,即取得了政权和改变所有制的胜利,不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思想仗打胜,政权不能巩固,生产关系不能巩固,生产力不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能调动。
    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要以革命推动生产。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照
    十六条规定不会误生产。既然生产八小时,又是政治挂帅的,怎么能够误生产呢?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要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当然讲重要性是革命第在时间上还是生产第一。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岗位的人也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纯落到生产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应当达到巩固政权,巩固所有制,必须思想革命化,这是就国内来说;对国外来说,在马列主义的阵营中要树立抵抗修正主义的典范。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木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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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两个材料,一是机床
    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日日下降,二机床厂文
    化革命搞得好生产就上升。同样在北京,同样是杋床厂,搞得好就上升,搞得不好就下降。照十六条、十条办事,用新的思想就能搞好,不仅将来大跃进,而且当前也可以上升。
    靠我们干部用的姿态,(原文如此),高姿态、充分的革命精神去工作,要使干部深入群众,承认错误,不要躲躲藏藏,吞吞吐吐,顾前顾后,怕狼怕虎,要真正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诚诚恳恳地到群众中去承认错误。相信同志是好的,革命是有成绩的,这是一面。但天下的事都有相反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成对立地产生,即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我们应当将坏的一面向群众讲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薄一波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错误。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破了这一面,对斗争就有发展,克服了这一面才能立。不破不立,马列主义是批判的,是破的,是革命的,是斗争的,是揭露的。马克思、列宁用的话,用的语言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本质是相同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事物发展总是有两个方面,批判坏的一面才能前进。任何事物都有先进和落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破修正主义,不破四旧,无产阶级专政保不住,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去批判。不批判自己就不能过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面,越批判得好越立得好。越怕倒,不批判,越容易倒,事物总是向另一面转化,向对立面转化。物极必反,黑格尔讲过,一切东西切限制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对立面转化。越是怕垮,怕批判,越是要垮。越是不怕的办法,越是不垮,越批判越是不会垮。我们不想垮,是要保,靠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些同志要垮下来,只有让他们倒下来了,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干部同群众对立的问题,是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就对立。所以我们说是批判千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派,总是有错误,错误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的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也要批判。事情是相对而产生的,只有承认差别。错误大了就起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是萌芽,发展起来也会变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是××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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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群众中脱裤子,大量的要到群众中去批判。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扭过来。没有这个决定,还是对立下去,群众之间也会对立。干部用种种办法组织保守派同革命派对立,保卫自己是错误的,要完全用新的姿态摆脱被动,改造自己,团结群众
    不了解情况实在无法办事,无论怎样聪明,马列主义读得怎样多,业务怎样熟,不了解情况办不了事。不是靠天才聪明解决问题的。我没有别的经验,就有打仗的经验,就是靠情况。聪明天才都不能代替,百闻不如一见。汇报的人是各取所需,有些大量的、生动的、重要的材料省略了,省略的是主要的,专靠汇报不成,只有到实践中去,光靠汇报不了解情况,好像在云里雾中。我打仗靠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总是打败仗,就会被人家消灭。这和工作不一样,工作效果以后才能看到,打仗马上就见效,我的唯物主义就是这样。被迫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军事战场是可以停火的,思想打仗的程度不同,有大打,有小打。要使社会前进,就得实行辩证法,实行对立斗争,破旧立新,斗旧的东西,要斗彻底,要势不可挡,要席卷全国,席卷各个领域,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看见它,不看这个战线上的胜利,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会背叛无产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提,明天(十二月四日)中央还要开会讨论。“十条”是根据毛主席路线提出来的,向工人、向厂矿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毛主席新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敢不敢领导,敢不敢深入到群众中去,信任不信任群众,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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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怕、信不信,讲来讲去还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希望规定细一些,多一些,规定越细越多,还是会被冲破的。总之,如果不改变过去老一套的做法是不行的
    工厂的情况要具体分析,随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谁站在革命路线方面,谁就是革命的。如果我们深入群众,与群众在一起,住上几个月就会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是过不了关的。我们工交部门欠债很多,文化革命要冲破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冲破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这一套,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商量如何还债的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困难,说话人家不听,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取得群众的信任,还是想靠中央规定几条框框过日子。
    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是怕这个,怕那个,当前还是怕把生产搞乱,我们要深入群众商量怎么能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
    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了。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串联,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到了一个工厂摸索经验,然后把问题再提岀来,有问题的再补充,再发展。与其这个揪那个揪不如到一个工厂搞一个时期。现在工厂已经搞起来了,继续解剖一个麻雀,一机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同志所蹲的点)的问题,我们要始终搞清楚,我们应摸索一个点,取得经验,我们要坐到主席路线上去,各级领导的主要矛盾是深入群众,与群众站在一起,摸索经验,就有发言权了,不是这样就被动挨打。我们要在实践中执行主席路线,肃清反动路线的影响,与其被揪不如到工厂去,摸各种问题都要和工人一起商量研究,一些经济要求中央可以另行补充规定,其它问题要靠自己到群众中去滚、去解决。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在群众起来后得到群众拥护了,成为群众的领袖?没有(指到会人)。我们现在欠债很多,时间很长,有
    十几年啦,还是自己到一个工厂去摸,取得群众拥护也是一个收获。拿上十条到群众中去,等中央说话是不行的,中央必要时也是要说话的。到工厂去看看,取得经验,否则肃清影响是不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也不行,我们就处在这个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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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抓革命促生产,思想革命化了,生产就上去了,短期影响一点生产是不可免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是语重心长的,毛主席要搞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搞共产主义,勇往直前,我们是想也没想,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解决了,把几千万学生发动起来,什么也不怕,把工厂、农村也发动起来,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颜色,全世界人民现在是看我们,我们有大道理懂不懂?懂了就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一些。目前的根本问题还是怕字当头。不要怕挨斗,不要怕受委屈。当一个靶子,发动起来群众就是好事,工厂确实有许多压制群众的东西。冲下,生产就会大大发展,我们要坚信毛主席,跟毛主席走,许多同志有些抵触,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大的路线抓,抓不准就要犯错误,大的路线抓住了,犯了错误也是小的。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要跟毛主席。十几年来,我们一方面有进步,一方面有当官作老爷、怕群众、脱离群众很厉害,中央给我们那么大权力,得不到群众信任。山西周明山,学生要揪他,可是一了解就不揪他了,原因是周明山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
    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工作,取得群众信任,从两条道路上解决问题,这不是最近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十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客观上还是助长了反动路线,我们如果怕乱,还是要做他们的俘虏,我们不警惕这一点,还是要犯大错误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亡羊补牢”,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工人刚刚起来,不敢怎么啦?要相信群众会搞好的。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十条从目前看已经够了,不能再多了,十条的实际要靠我们做工作,十条很好,但要靠我们做艰苦工作。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无非是搬到工厂去,革命的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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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差一点的就团结争取、提高他们。过去我们搞秘密工作有什么条件?现有点地位,完全可以做好工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罢官。过去规定群众不能自己罢官,虽然这样规定,现在还是把我们揪到北京来了,基木问题是取得群众信任,革命要改变旧的一切,维持旧的是不行的,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群众刚起来你就规定这个,规定那个,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改变被动状态要靠我们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起来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谷牧说:
    这次座谈会,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从工交企业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环扣环,一个环节出毛病,就可能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如冶金、电讯、航运、电力等部门,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一刻也不能中断。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发展下去,在生产建设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南京720厂,因两派斗争,已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20多万瓦的发电机完不成还有一个领导问题,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工业十条》照顾到了一些特点,因此大家同意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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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
    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大家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和要求:1,大家担心厂矿企业派别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做好下厂学生的工作,向他们交代政策。2,工交企业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反映岀来的问题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认真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鼓励干部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决不能让工厂里的党组织中断工作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讲一点个人意见,大家讨论商量。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
    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主要讲一讲派别组织问题,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大家研究
    工厂出现这些派别问题,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工厂的领导。当群众向工厂领导提了些意见,工厂的领导干部就组织一部分人保自己,你来一个,我来更大的,这样就出现了各派的组织。比如北京机床一厂,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团,厂的领导把老工人、党团员组织起来,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白己。所有的问题,症结在领导,而不在群众。领导不和群众一条心,不去说服群众,而匆匆忙忙地组织保护自己,所以沟就越来越深。我不懂工厂的情况,但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样的问题。工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一提意见就怕整到自已头上,所以群众意见一出来,就赶快组织一批人保卫自己,使问题复杂化了,把少薮派说成不象个样子,少数派受打击确实有,我在这方面不懂,平时同工人接触少,同学校接触多。我和五个工人谈话,文化革命一开始,工人向领导提意见,就说大家是“地主出身”,“有血债”。有的就千方百计硬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象吕家才,说他家有血债,父亲是保长。经查实,父亲是工人,祖父是上中农。这个人并不可怕。我们文革小组并不高明,我们是小学生,我们认为这些人并不可怕。为什么把他们说成青面獠牙。我们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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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谈话,他们是讲理的。厂里当权派,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式的口气,同工人谈话,这是不行的。特别是青年工人有气。那样愈弄愈糟。我们当过青年学生也是样。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因态度不好,就闹起来了。问题在于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十六条对工厂完仝适用。我接触到发生的问题和学校一样。派别组织问题关键在于领导,有什么捍卫的必要呢?这种搞法还叫多数派。有一天晚上我到机床厂,找政治部谈话,副书记提岀两派间闹得这么厉害,还是派来个工作组吧!搞四清,整顿工人队伍。我听了很生气,发了脾气,说明他没有学十六条,很糊涂,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办事,我说了算,这样怎能把运动搞好呢?因此领导是个关键问题,一切责任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否执行十六条。有些事情做错了对不起群众,你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有些纠缠不清的,最后也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的,没有什么可怕。总觉得保卫自己是对的,那怎么行?有一个徒工,父亲在另一个厂,把他打成一个什么反革命,并通知他父亲那个厂,非要把他父亲也打下去不可。实际他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光听报告,听领导的报告,问题就大了。但一深入群众里面去,其实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同工人一谈就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各级领导没有决心执行十六条。
    武斗问题,少数派不会比多数派厉害,多数派人多,人多手段更多,但少数派的手也不敢软。
    ×讲,派別问题究竞责任在群众,还是在领导,要讲清楚。如果责任在群众,领导是怎么领导的,那么,相信群众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说群众不会犯错误,有时也会犯错误,还是要教育群众。但责任还在于领导方面,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问题。如机床一厂闹得那么厉害,我们不想一想,很多乱子是领导自己挑动起来的,为什么不让少薮派说话呢?我看一说就了事嘛!工厂和学校样是由于领导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群众,所以就出了派别。为什么少数派不能说话,少数派说话了,多数派就压制少数,有一个工厂多数派不讲理。有个不属于两派的工人说,工厂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让少数派说说话呢?我看见这种现象不满意,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学生和工人。大家如果欢迎了就了事嘛!我看有些工厂的领导是利用工人的弱点,让党团员,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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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歧。有个老工人说,不参加多数派,一百另五元的工资就保不住了。工人的这些话都反映了工厂领导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关于党团组织活动问题,现在在工厂里提不得,任何党团组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接受群众的考验。匆匆忙忙,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经过群众考验,好的还是可以站住脚的。只要有个生产班子就可以了,大家关心生产是好的,是对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讲搞好生产是大道理,但少说一句话,革命也是大道理。两个大道理要兼顾,出了我很多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多数派是拥护的,不一定对。少数派反对可能对,因为说抓生产是大道理,没有说抓革命也是大道理,两方面说就好了,有片面性批评了就改正,因为上海发生了问题,匆匆忙忙写了这个电报,有毛病。因此对工厂的党团组织也不要匆匆忙忙恢复,要经过一段考验,群众看清了,再恢复有好处。主席说,同意组织两个班子,只要八小时坚持了,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党的领导应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领导。说各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领导,这是靠不住的。我接触的这个厂,有的干部不学习中央的十六条,让他们领导会走上邪路去。所以要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这十条是广泛听取多数派、少数派的意见,还有文革小组的意见,然后东凑西凑,凑起来的。现在,工厂文化革命,用压的办法、堵的办法,产生的后果必然会出乱子。有错误就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不要不让人家去串连,也不要采取捍卫自己的办法,不要挑动群众去捍卫自己的权力,我想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员要有一个风度。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管那一派,都要敢于谈话,要在群众中承认错误,不要怕群众批评,使群众同领导打成一片,那事情就会搞得更好。加上必要的措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有个生产班子,生产班子先健全是不行的,还要加上改选。抓住两条,生产就不会乱了。一是抓革命,是大道理,
    二是抓生产,也是大道理。用革命统帅生产,两者必须兼顾,过去给上海的电报有缺点,可以纠正,只讲抓生产不全面
    两个大问题,一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一是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即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十条是不完全的,因为许多工厂的具体问题都未涉及。以后在实践中再加以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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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厂矿的派别,厂的领导不要主动去搞,要主动接受少派的意见,和少数派接近,不要造成对抗情绪。学生要去,要欢迎,不要对立。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在对待少数派、多数派的问题上也要这样。少数派对领导提意见,你们欢迎、鼓掌,问题就没有了嘛!学生进去,也鼓掌欢迎嘛越对立越不行。不要人家一提意见,就整人家,那就没有自由了。学生到工厂串连,我们对北京少数派谈了,鼓励他们进工厂,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们很同意。假如工人欢迎他们那不就好办了吗?我一直以为老工人比较好,无产阶级意识多、觉悟高,但是十几年来学苏联的办法,我们把一些老工人提上来,脱产了他们脱产,又有了一百零五元的工资,就容易脱离群众,老工人都有一定的地位,班组长都是他们,同领导有联系。告诉他们不要自以为资格老,有威信。青年起来闹革命不要同他们对立。我们要帮助他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调査研究,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算第一次。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对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我也不大很了解
    近来,同波兰的左派的一个同志,谈了三次,十个钟头,从同他谈话来看受教育不少,谈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波兰的同志过去是中央委员,搞过工业,谈得很详细。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木主义方向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过去对这些问题不大理解。
    (林彪同志插话:形式未变,内容变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徐向前同志插话:挂社会主义招牌,实际是资本主义。)
    我们过去对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领导变,我们比较清楚,文化上也比较清楚,比如叶甫图申科到美国,到处受到欢迎;农业上,他们有自留地……等我们也还知道一些。对工业就不大清楚是怎样变的了。
    (林彪同志插话: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工业文学、艺术、党各项政策怎么变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么复辟的,我们还对这些到底怎样变的,不甚了解,怎能塞这个漏洞,要研究。昨天同周总理谈话,还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经过多少次反复的,法国革命从一七八九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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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十四上台,后来就上了断头台,拿破仑上台又恢复了帝制。从××年到××年,
    三次革命,五次反动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很多次反复,克伦威尔后来也上了断头台,坟墓都被挖岀来了,尸体被烧,活象赫鲁晓夫斯大林一样。可见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经过了多少次反复。中国革命,从戊戊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做皇帝恢复帝制,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是几次反复。)
    (周总理插话: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还经过这样多次反复呢!)(林彪同志插话: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着反复问题,几千年人类有文化以来的历史,就是个剥削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的,如何复辟的,现在我们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事实,没有说服力,请康生同志组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从波兰情况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林彪同志插话: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
    波兰的情况是有三种经济,一是私人可以开工厂,私人可以开饭馆、旅馆、舞场,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不许超过三个,但是学徒不算数,
    (周总理插话: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剥削也很厉害,他们每月只有二十元,
    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什么学习。)
    是他们农业劳动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村的富农经济更突出,一个人可以有五十公顷土地
    (李先念同志插话:这就是富农经济。)
    有的土地并不多,在郊区经营蔬菜、水果,可以变为百万富翁;三是国营经济,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他们除贪污盗窃以外,同国外有勾结,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叫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感到我们的工厂,是否那样干净,我没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林总讲的“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新的,上层建筑是旧的,不行。”这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所谓新,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林彪同志插话:所有制由私变公,其它一切都跟着变了。)
    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冇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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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列宁说:“小生者可以随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
    (林彪同志插话:不论工厂、农村,都有上层建筑问题。)
    因此我们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资、防修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于工交系统怎么认识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要调査研究什么叫修正主义根子,要深入调査研究,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林彪同志插话:问题是不摸底,一摸不是问题少,而是一堆。)
    (江青同志插话:工厂里有成本、利润问题,从修正主义那里抄来很多东西我们的脱产人员太多,生产工人一表现好了,就马上提拔上来,脱离生产。××是劳模,让他脱产了,坐上了汽车,提高了待遇,这个问题很大,他怎么革命呢?
    (林彪同志插话:吃了饭不革命,就镇压人家革命。)
    我们有些工厂,恐怕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工厂,工交口的同志要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
    (林彪同志插话:前车之鉴,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工厂权力比学校干部权力大的多
    (林彪同志插话:有身家性命、生杀予夺之权。)
    苏联专抓经济工作,政治不挂帅,检査起来,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我参加共同讨论的,完仝赞成。但是,第一条是否再加这几个句子:“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发展生产力,有更大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元论,而是主席说的,抓好革命才能促生产。
    北京第二机床厂一个车间的材料不错,由于抓革命,促了生产,精神变物质不好的地方是领导搞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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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插话:凡是革命的地方,生产总是搞得好。)
    我补充一句。波兰同志说,修正主义的力量,一是党的上层领导,一是基层企业领导。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经过了很大反复。资产阶级革命也并非是一次胜利的,封建社会也有过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经过了五次反复,拿破仑最后也做了皇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反复。现在有的国家还保持着皇帝,英国就有女皇,日本有天皇。中国戊戌变法到袁世凯、到蒋介石也有反复。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旧的社会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反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而且也经过了一个反复,而我们现在是完全推翻剥削阶级,斗争一定更尖锐、更复杂。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领导干部一定要接触下面,到群众中去,抓感性知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抓情况。工矿企业的事我不太懂,打仗懂一些,打仗如果不看地图,不派侦察,不看地形,你怎么下决心?领导干部如不亲临前线,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工矿企业也是一样。文化革命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打先锋,接着组织上跟上去。有了思想没有组织,就会落空。干部是关键,必须是合乎三个条件的干部,有了这样的干部,才能把生产搞好,否则必然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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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议上发言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月上句,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到10月1日,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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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连,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绎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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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要澄清几点意见。
    第一、这十条作为安民告示出现的,工厂中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十条是包含一个完整性。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汇报提纲说赞成十条,实际是反对十条的。所有各条都是同工交企业相适应的,可能有许多缺点,也许还要补充,但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条就打掉了。第二、谈一谈工作方法问题。说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别不好,不会做工作,不会商量问题。但汇报提纲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别是没有请示过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计委的成员,大小计委都有我的名,但没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纲,的确是突然袭击,这个方法不好。
    (总理插话: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不能在汇报时光凭口讲,要有提纲,是开夜工搞的,可是来不及征求意见。
    第三、对于多数、少数的问题。我说明一下,当然多数、少数都带有阶级性,那一天我讲的所谓多数,其中老工人一种地位提高了,过去在天津蹲点,老工人脱离了生产,参加车间当干部,我动员他们参加劳动很不通,他同我是有感情的,但是说不通。另一种老工人象北京机床一厂,有些人参加了捍卫团,工资一百零
    五元,不参加就怕丢了。工人阶级是有阶层的,有的阶层容易受资产阶级拉拢,有的受当权派拉拢当打手。多数、少数是会有变化的。这个问题我在工作会议上说过,不要多说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特别要注意容易听到首先闹革命的被说成是流氓痞子。在北京机床二厂听了一个青年工人讲话,说得很有条理,口齿很清楚,但当权派把他说成是流氓痞子。所以,有些报告的提法要注意,不要把这些人说成是流氓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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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在历史上首先闹革命的,冲锋陷阵的总是少数,然后大多数才参加过来。历史上很多少数人起来闹革命,如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来革命的也说他是流氓痞子,现在还有人去争论。我最近看了一木书,写这本书的不是马列主义者,他找了很多书的材料证明,就说这些首先起来闹革命的不是流氓痞子,毛主席在农民调查报告时,就批评过这种错误。我们现在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同志插话: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纟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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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象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同志插话:我还被他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康生同志插话: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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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前同志插话: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问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都同意,但各地回去后,一炮打自己,事实证明,到现在都没有过关。过关的只是个别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査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象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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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几十人,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都感到很高兴。这些青年人都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来闹革命,见主席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要回去闹革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好好闹革命呢?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主席讲了,对我们寄托了希望,但还是要靠自己过好这个社会主义关。现在革命已到了更高阶段。我们不能拿过去的成绩来衡量今天自己。要看这次运动的态度,以新的要求来看自己。重要的是要过好社会主义关。无非是组织了群众斗群众,对不起党的事业,有什么不可以交待的呢?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
    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首先是引火烧身,两派对立是领导造成的,应当承担责任,作检讨,敢于批判的是革命派,要教育那些保守派不要对立,对两派都要引火烧身,就不会造成对立了。二怕被揪,缠住不放。三怕坚持原则、讲政策,发生了问题,不是矛盾对着自己,而是群众一逼,什么字都签了,把矛盾就上交了,就到北京来了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领导革命化,首先要请教主席的著作,林总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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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材料,下头要深入请教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到实践中去,抓典型,树样板,拿出经验来。吃透两头在于领导的以身作则。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有什么舍不得。青年人都敢上刀山下火海,我们过去敢于入虎穴,入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一身剐,要革命关键是革自己的命,彻底承认错误,不搞两面派。搞两面派的,要彻底交待。没有这个决心,在运动中就会被抛弃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现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个要摸出一些经验,一个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第一、学生问题。有多数,少数,如何帮助左派争取多数。外地学生要求在北京设联络站的问题。还有打人的问题。以前是左派对我们出大字报,批评我们很好!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总插话:匿名信现在收到不少。)这些是坏人,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第二、是对工人的问题。第三、是对商业的问题。
    第四、是对机关。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很不放心,我和他们讲,抓革命,促业务,怎么进行的,不晓得,不跟他们讲好,就习惯于压、堵、挡。
    第五、工人提岀很多问题,不能用老框框对待,要研究答复他的问题,比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等等。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劳保福利,这些都是学苏联的,都是有毛病的,这些问题,要研究解决,他们有权利提岀批评。提的对的你就答复!
    第六、农村文化革命,很快就要来了,现在已经有串连,不搞不行第七、县以上的中学,他串连回去要革命,宁可承认它搞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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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小学校,小学教员有问题,要整顿,不搞不行,小学教师也要求组织,不能挡。
    第九、红卫兵全世界都承认了。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带个红袖章就很帅气,我还在设想可能代替青年团。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
    (林彪同志插话:我们也是同意的。)
    现在看机关初时不发展不出去,也有些框框,其实也挡不住。这各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最后一批到了二百六十万,调了十多万解放军,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军训训练,帮助他们过政治军事生活。他们表示欢迎,感觉很好。以后在中学,在大城市可以搞。
    第十、关于徒步串连问题:将来也会突破我们的思想,本来想搞试点,现在要座谈一下,将来机关干部斗批改完了以后,也可以要求出去串连。一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去搞。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要划分路线,目前都集中到井冈山去,井冈山弄得很紧张了,韶山也很紧张了。将来黑材料搞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批完了,就没有事可做了,就会出去徒步串连。
    复员军人的问题,他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就承认,可以由武装部帮助他们搞好登记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搞全国性的,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组织起来,做些通讯联络工作,不能象军队一样,将来有事会有用的。
    关于各级党的领导形式,也是一个新问题,瘫痪怎办?可否组织领导小组。在科学院曾设想搞个临时小组,到现在还选不出来,工厂党委如产生
    下没
    什么了不起,由工人选举领导生产的班子,只要有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把工人的多数团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可以不受影响。生产上是不会受一点影响呢?在一个时期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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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现在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国家看看他们的领导是些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主要来自机关和企业单位,大部分是企业干部。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比它更重要。所以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不能认为工交企业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认识和不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工交企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言,不认识这个问题,工交企业就会采取右倾的态度,走过场的态度。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用文化大革命发展生力,用文化大革命肃清工交企业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修正主义影响,用文化大革命肃清薄一波的错误,薄一波不但是路线错误问题,他是一个两面派反党性质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举一些例子,例如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讲的很多有几句最尖子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以后中国还要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解放初期,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党员有的走富农路线怎么办?并没有坏处又如五四年中央组织部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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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无产阶级的党,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少奇的思想。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民主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贸易自由),这就是土改以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四大自由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杨献珍办学校,他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少奇的思想,少奇是亲自领导党校的。五六年少奇在党校讲过,我们的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啦,学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少了。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再如五七年反右派进攻时,刘少奇根本不提反右斗争,不提阶级斗争,只提党内整风。以后刘邓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是右?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的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问题很多,在中央会上讲过了,有的没有讲,这次座谈会上又揭发了很多问题,他们对待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实际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实际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用他们的办法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干部习惯了,久而不闻其臭,很多干部还觉得他们这一套很不错,觉得很舒服,可以不动脑筋,不触及灵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盖,群众脱离我们,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大大滋长。这种作法我们的干部还觉得舒服,实际上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渡到修正主义。这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讲对立面的,是斗争的,革命的,揭露的,批判的,这样才能推动事物和社会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去。刘邓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就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我们受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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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加上我们自己有很多错误,应看到我们工交企业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应看到我们企业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更应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大立,大破旧的、大立新的,不是大破大立就不能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的影响,就破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大破大立中树立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以什么为武器?以“十六条”,最近的“十条”。彻头彻尾地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样工交企业才能出现新面貌、新成果。我们还会出现更大更持久的跃进,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过去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一个是夺了政权,再一个是改变了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取得这两个胜利,不把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搞彻底,不把文化革命搞彻底,人的思想不革命化,人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不能兴无灭资,我们的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所以我们要巩固胜利,要巩固我们的成果,就必须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这一仗,否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是没有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没有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中国要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就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会议进行了讨论,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的对立统一,抓革命是主要的,推动生产带动生产解决这个关系。有人认为搞革命影响生产,这次通过的“十条”很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如果按照“十条”办事,就不会影响生产。有的同志讲生产占八小时,既然革命是主导,是主帅,抓革命的时间是否可以在八小时以上?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时间用不同方法去解决,要讲重要性,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有时间占用一点也可以,比如个别时候搞六小时,或最高潮最关键的时候占用一点。但从总的来看,还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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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八小时生产,要兼顾,我们这次文化革命在生产岗位管生产的人,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以上是对国内说的。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国际上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了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树立了个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典范,树立了一个对抗修正主义的典范,这个意义就更伟大。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就是单纯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上,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要注意安排好当前的生产。文化革命必然会大大促进生产,大大发展生产,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生产的某些部分可能受到影响,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文化革命失败了,这种看法是不对头的。应看到文化革命,不仅将来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搞得好也可以立竿见影,促进当前的生产。搞得不好,文化革命期间生产可能下降。我们这个会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上升的,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下降的,北京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期间生产搞得不好,生产月月下降,北京机床二厂一个车间文化革命搞得好,生产月月上升。两个材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两个都是机床厂,同样在搞文化革命,一个生产上升,一个生产下降。我们工交企业搞文化革命一定要按十条办事,按十条办,只要按这个精神办,生产、文化革命一定搞得好,不仅文化革命以后会出现生产大跃进,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的运动?由于几千年来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对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影响,还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们工交企业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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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的,开始搞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还由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中受刘邓的影响很深,对毛主席思想有很大干扰,加上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很多错误,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对我们影响很深,框框很多,很厉害,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是解决不了的,私有制观念小破、小立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这次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首先是我们青年一代打先锋,这次大民主不但冲击了观念,不仅冲击了我们这一代和锻炼了老一辈,而且我们年青一代也受到了很大锻炼。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仝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很明显,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抗拒不了。如果我们照刘邓一套同样会出现修正主义。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世界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大的民主,有很深刻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这一深刻的战略思想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这一思想不是今年去年才有的,自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毛主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深思熟虑都是为了我们当前、长远利益,都是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为了中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这一思想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我们很不理解,所以我们就犯错误。过去我们在战斗中经受战斗的考验,现在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大民主中经受考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很多干部仍然很不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领导被揪了。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我们的干部用新的姿态、高姿态,也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向群众认错。彻头彻尾的认错,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顾前顾后,不要躲躲闪闪,不要怕痛怕痒,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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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承认错误,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承认错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相信我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天下的事总有两面,成双成对出现的,我们的干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我们把坏的一面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群众讲清楚,承认错误,就是要把我们受到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向大家讲清楚,把我们坏的一面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不好的一面,破掉这些不好的一面,才能立新的一面,立好的一面。对立面的斗争坏的去掉,好的才能发展,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批判的、揭露的、革命的、斗争的。马克思和列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讲的本质是样。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斗争,这一点是从事物的辫证法渗透出来的普遍规律,不批判坏的,好的就不能前进,不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先进的和落后的,有好的和坏的,批判落后的和坏的东西,好的才能前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不批判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就站不住脚,无产阶级就不巩固,就会被资木主义侵蚀掉。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批判自己,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批判自己,不批判自己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我们是不会打倒的,因为我们还有好的一面,批判了坏的一面,好的面才能发展,越是批判的好越不会倒,不批判就容易倒,事物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过去的。你越是怕倒,越是患得患失、躲躲闪闪,越是会倒,这叫物极必反,越是怕越不批判自己,就越是要垮。我们是不想要干部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靠我们的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对干部的态度总的是不让他们垮台,如果要垮就让他们垮下去,要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自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干部同群众对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有些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这样就对立起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我们是当权派,当权派不可能没有错误,有的当权派错误严重的叫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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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错误,也要批判,错误大的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的发展下去也会变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事物总是成对的,有两面的,都有错误但程度不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彻底批判),但是大量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受批判,真正这样做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扭转过来。我们要批判,就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主动检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大的决心,几年后就尖锐起来,上面讲的是千部和群众的对立。下面讲群众和群众的对立,关键也在领导,原因是什么?怎么出现的?首先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违反毛泽东思想,受了刘邓的影响。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的立场、方法、工作作风对群众的态度等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错误,由于这样错误有相当多的单位带有普遍性,都有一部分群众受到压制,受压制的人当然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次文化革命以来,大民主以来,部分群众就起来闹革命,开始是一部分少数人起来闹革命,揭发问题,当时我们究竞采取什么态度?是欢迎支持呢?还是对立抵制的态度呢?过去我们压制他们,现在如果欢迎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这就不容易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态度,就必然使我们和群众的矛盾尖锐起来,这是对群众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釆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在群众面前是釆取髙屋建瓴彻底检査、彻底批判、脱裤子的姿态?还是组织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的姿态?如果采取彻底批判自己、放下臭架子、脱裤子的姿态,就能发动广大群众批判自己,矛头指向自己,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对准干部,这样就会减小群众的对立,尽管主观认识有不同,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态度,群众和我们对立起来,我们就会把群众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所以我们要让群众彻底批判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样丢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得到的确是马列主义。如果要保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丢掉的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希望我们严密注意,组织人保自己是错上加错,最后彻底垮台。现在很多事实说明了被组织的人觉悟起来了,揭露得更厉害更深,如果这条不改变,那自掘坟墓。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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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是刘邓思想。所以他们起来了,首先要看他们主流,不要过分追求枝节问题,否则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是训政思想就不能让群众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对很多事情总是有两种反映,如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是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旧东西冲垮,我们对群众起来就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刘邓框框,就看不到他们的大方向,就会对他们看不惯,看成是痞子运动,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一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历次运动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看法。对群众之间的对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是从白己方面找原因?还是从群众中找原因?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立场上,就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首先他们受到压抑要起来革命。问题的关键,根子在于领导方面,很多问题是现象,木质是领导,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群众批判自己,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斗,才能解决问题。否则从群众中找原因,越找矛盾越尖锐,问题越严重,因为你的立场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态度端正了、立场鲜明了、方法对头了,到群众中去敢于接受群众的批判,接受考验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逐步把关系搞好,如果不是采取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就使我们的问题严重起来,当然我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并不是说凡是群众提出的都要解决。但有一个根本问题即态度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群众之间与群众商量,凡是合理的,目前的确可以办到的,或经过克服困难能办到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办到;这些问题很合理,目前条件办不到的,我们要与群众商量研究想办法解决一批问题,有了这个态度,有的现在办不到的将来也办不到的就要反复说明道理,有了这个态度,有些问题即使不能解决,群众也会原谅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办法办事,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大的政策界限是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当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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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没有包括很多东西,因为参加会议的同志还不了解很多情况,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业务怎么熟,不把情况了解清楚,就办不成了。了解情况这一点是任何天才、聪眀伶俐、业务熟代替不了的,经验也代替不了的。这和打仗一样,打仗尽靠了解情况,如果不了解情况地形等,任何天才代替不了的,百闻不如见,老听汇报不行,汇报的人各取所需,他是什么看法就汇报什么,甚至把大量的生动的材料去掉,有些情况下,他舍掉的又恰恰是些最重要的材料,打仗不了解情况就打败仗,办事不了解情况就办不好。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扩大到各领域,改造社会,学生到工矿企业也要欢迎,外地学生更要欢迎,当然工矿企业不是停产闹革命,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场不能停火,只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要使社会前进,必须实行辩证法,就是要破旧立新,不能挡,挡也挡不住了。文化革命要涉及到各个领域,只是打的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的,批判的,忽视和忘记了思想战线,或者只看到其它战线,看不到思想战线,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就使我们别的胜利化为无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工矿企业文革座谈会汇报提纲》送毛泽东时写的信
    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了这封信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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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面来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66]603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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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
    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汪东兴和童小鹏同志要我讲讲话
    大家做接待工作,这几个月很辛苦,我们应该首先感谢大家,慰问大家。许多同志做这个工作态度是非常热情的,能够任劳任怨,可是我们对大家没有帮助。从我个人来说,对大家的关心更不够,请大家原谅,并向大家致敬。
    要我讲话,一定使大家失望。一个是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书生;第二个对接待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只是看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材料,今天要讲的只是一些空话,这些空话说的对,对你们不一定冇帮助,说错了会有防碍。既然来了,我就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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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个人的一点意见,讲错了大家批评,送大字报小字报都欢迎。另外是不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不要把我的讲话写成传单公布出去。可以不可以?(下边说可以,热烈鼓掌)
    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无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第三,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意见。前两个问题题目很大,内容讲起来很空洞,所以说明一下,这些意见都是我个人的意见,讲错了我个人负责。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比一个月以前有很大发展,形势是越来越好。当前的大好形势,主要的特点和一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是什么呢?
    依我个人来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广大工人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一些小城市的一些工人起来了。你想压也压不住。现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工人纷纷成立了群众性的组织,我们的工会实际上并不能够代表工人,只是搞了一套“福利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见,红卫兵起来把团中央冲垮了,现在工人起来了,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那样的组织,组织起来闹革命,这件事情好得很。在前一个时期,那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挑动不明真象的工人来围攻革命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工人明了真象,就起来揭发,起来进行斗争。前一个时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利用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工人中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利用他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发表他们的观点支持保守派,压制革命学生,也有的劳动模范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上了当,现在明白过来了。大家知道东北有个叫李素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很好,大家也看到她在报纸上写了不少文章,前几天我到东北去跟她座谈,这个同志有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她说,前些时候,只能从广播电台上见到李素文,电视台上见到李素文,讲台上见到李素文,就是柜台上见不到李素文。这个同志很自觉,运动一开始,被党内外当权派动员出来做报告,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后来明白过来了,支持了革命学生。因此受到打击。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这不是个别的,其他地方也有。当前的特点,总的说来,就是工人起来了,投入了运动。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下边我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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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就是除了“十六”条在工厂适用以外,还根据工厂的特点,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看来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有这样个思想准备,工人来访来信要大量增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们能不能把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及早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同志们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事物,新形式,不可能主观的提出几条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实践在前,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干起来才能形成概念,有了概念才能做出规定。这十条是不是把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都回答了呢?我说没有。因为现在要搞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还缺乏经验,这十条意见只是一个“安民布告”的文件,规定十条,工人干起来了,再研究他们实践的经验,然后做岀决定,主席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搞了一段,实践的经验丰富了,有一些问题才能够回答,现在有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提出来,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事先不知道的,更不能够回答。这算是一个特点,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起来了
    再一点,革命的学生开始和工人相结合。有一些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个开端是一个大事情。毛主席在十几年前,就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原理,在今天也还是完全适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有学生运动不行,学生运动不和工农结合就没有根,和工人农民一结合,工农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学生和工农相结合,他们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得到更好的改造,得到更大的提高。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些学生围攻了“人民日报”唐平铸同志,把我找去了,要我和他们谈谈,我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我说现在是在搞大民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讲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也不要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允许我讲错,只是大家把意见摆出来,讲错了不要紧。这样大家就发表了一些意见,有一个同学说,“现在的运动是六十年代的‘五四运动’应该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当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学生运动,后来工人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更应该跟工人相结合。虽然今天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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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运动内容,性质和五四运动都不同,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这一点是应该的。”这个话讲的很对,“抓革命,促生产”这十条意见里面就写上这样一个意思。提倡革命学生与工人结合,革命学生要有计划的到工矿企业去串连,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有些同学到工厂去,还有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在不久以前,一批同学跑到第一机床厂去,有批工人就欢迎,有一批工人就拒绝,特别是一些负责同志,鼓动工人把大门关起来,不准进去,有些同学就不顾那些翻墙头爬进去,发生了一些冲突。最近在方法上有些改进,到那里首先向工人学习,不是把自己说成包打天下的好汉,成立一个什么工作组,把工厂包下来,那不行,进去以后要听听两派工人的意见要学会跟工人谈话,感情上能够交流了,慢慢地接触他们,向他们宣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这样工作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极少数人怕革命的学生进工厂,怕的了不得,简直把他们当做洪水猛兽,如果不是一些别有用心人,那也完全是错误的。学生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宣传宣传,贴贴大字报,发表发表他们的意见,学生的意见不对你怕什么?如果真理在学生那里,你错了你就应该修正错误
    现在的形势主要特点就是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今后接待工作要大量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工人运动将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许多革命学生到工厂里去,依我个人看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随着运动的发展,也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出现一系列的争执,在学生中、工人中、各级党委领导中反映出来,在我们的接待工作中也可能反映出来,也会大量的碰到一些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中央可能要做出一些规定,有一些不可能做出规定,这样就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不断地研究反映。以上所说的就是当前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
    另外,最近两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广大革命学生,广大革命工人,还有广大的机关革命干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没有群众性的批判那是不行的。群众性的批判有没有过头的语言,过头的作法呢?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不可能没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支持群众进行批判。(如对×××的批判,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经过这个群众性的批判,有一些在前一阶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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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群众性的批判促进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觉悟。对革命的左派来说,经过批判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一个地方,要开大会向学生做检讨,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学生的口号提的很高、很厉害,认为检讨以后下不了台。因为他们的检讨还比较诚恳,检讨以后,台下热烈鼓掌。事后又把那些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了,真正在工作中依靠了他们,团结了他们对那些被受蒙蔽的同志也做了工作,这样他们就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真正取得群众的谅解,就能够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重新领导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一些省就是这样搞的。
    还有一些省,革命学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不去冲击三级干部会,也不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并且说要保卫三级干部会,但是有一个要求,要在三级干部会议补发参考文件,他们并且搞了一些展览,把参加一些三级干部会议的省长都请去,请他们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请他们吃饭,对他们很客气,还让他们看“黑”电影。所谓“黑”电影,就是在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时候,指使一些人把它拍下来的电影,是对革命学生进行污蔑的。革命学生这样做,对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些人启发很大。有的人说:过去认为学生那么无法无天,现在一看电影,觉得省委没有道理,省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看到革命学生这样进步,要革命,我们心里很高兴。同样,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也心里很高兴。
    左派学生在斗争方法方面有所进步,必然有一个摸索过程,在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做法不适当,我们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应该责怪他们,而应该帮助他们。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我们年轻的时候犯有不少错误,今天还仍然在犯错误,他们只是一些十八、十九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他们比我们高明的不知多少倍,我们那个时候看不到毛主席著作,现在他们常常比我们敏感。当然那种敏感是不是一定都对呢?那不一定。但是有许多事情比我们敏感,应该向他们学习,要相信他们,对他们的缺点不应该指责,经过实践会有很大提高,我们应该相信这点。
    有人说“北京第三司令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支持的”,甚至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挥的,”有的人放出谣言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反对第三司令部就是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的话我们从来也没说过,我们也不会这样说,这纯粹是谣言。我们对第三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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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行动是支持的,没有从背后指挥过他们的具体行动,他们也向我们诉过苦,我们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说有些学生……(漏记一小段)你不给我们出主意!?我们不能够给他们出什么主意,也不应该给他们出主意,搞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出主意可能出错了,左派要在革命斗争中摸索着前进,扶着拐棍走路的人算什么左派!斗争中出一些差错不要紧,他们会接受教训,得到提高,那就进步了。这就是说,最近以来,革命左派队伍发展壮大了,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中央开了工作会议,主席讲了话,林彪同志讲了话,周总理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话,由于上下两方面的原因,各地党委有了变化,有的地方三级干部会议以后下级干部起来造反,因为有一些省委领导被一些受蒙蔽的学生弄去了,有一些躲到军区去了,那些下级干部就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小组,领导三级干部会,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讨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不要被现象所迷惑。现在的形势大好,运动在不断发展,这是本质,这是主流。我们不要被一些现象、一些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的东西所迷惑。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谎报军情。在中央十一中仝会开会的前夕,团中央的胡耀邦就谎报军情,说有五十多个学生去批判他们,围攻他们,要求罢胡启立的官。胡耀邦这样向中央谎报军情,说他们受包围了,要立即罢胡启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态,说现在要不要纪律,罢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实当时的学生那有今天这样激烈。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提出议论,是不是谎报军情?可是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不以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们去看了看,果然是谎报军情,有什么围攻,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谈话,要求罢胡启立的官,并没有要求非答复不可,当时胡启立不承认错我当时批评了他,他就在学生面前反驳我,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没有错。”在学生面前不敢承担一点责任。今天也有谎报军情的人,今天谎报军情的人是通过他们动员来的学生、动员来的工人向中央、上接待站谎报军情我们千万不要贸然相信。前几天就有一个地方,向我们反映说工人与学生发生了冲突,抢走了三挺机枪,还有子弹,我想这下要搞武斗,可不得了啦!后来一了解,没有这样的事,武器放在那儿好好的没有人动。所以我们不要被假相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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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支流所迷惑,要看清本质,看清主流
    我上面说的形势大好,是不是因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停止了呢?没有停止。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釆取的一些花样,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运动还会有反复。我上面说的那两种人,他们也打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和我们对抗,因为广大的革命群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他们也拿起这个大旗和我们斗,打起这个旗帜来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斗一部分群众,制造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强加在革命左派的头上。鲁迅曾经说过,有些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虎别人。他们这些人就是借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来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也有一些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在《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以后,(《红旗》十二期是根据林彪同志讲话写的。)有的地方就利用了这个东西,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作报告,下动员令,抓“黑鬼”,(这里名堂很多,有的叫“假左派”,“真右派”,湖南叫“黑鬼山西叫“伸手派”、“野心家”,)他们说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什么“黑鬼”,就是什么“反革命”。中央提岀一个什么口号,那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加以利用。列宁说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利用我们革命的口号,进行他们反革命的勾当,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躲在幕后,更隐蔽地进行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武斗,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后把他们干的罪恶活动强加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论调吗?十一中全会以前,如果说有错误是由那些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十一中全会以后,群众斗群众由谁负责呢?言下之意,因为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那你们得负责。当然中央文革小组有错误应该负责,特别是我个人有错误完全可以批判,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大规模的武斗那个不能够由我们负责,那应该由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你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还必须由今天在幕后指挥的人负责。现在武斗的现象,我个人看来有发展。打人我看也应该加以分析,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革命群众出于义愤,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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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黑帮几下,我看这没有什么,不能够去责怪群众,当然我们不提倡,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够触及灵魂。再一种,小孩子一时糊涂,互相打起来了,说明白问题就解决了;再一种性质就不同,有人在幕后操纵,制造相当大规模的武斗,这后面就有一只黑手,在那里进行破坏,据我们所了解,搞什么拘留后,抓人打人,打的非常惨。因此,我们搞了一个通告。他们这一些人,不简单,提出什么“法不制(治)众”。我怀疑这句话还是出自少年之口,我看这是有佬子在后面指挥。现在看起来,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的回头了,有的人觉悟起来了,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会负隅顽抗,这些人总是错误的估计形势,企图反扑,躲在幕后支持一部分群众和另一部分群众对立,进行武斗,他们是“坐山观虎斗”,自己费不了什么力气,这样天下就大乱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一时不明真象的群众受了他们的蒙蔽利用,旦明了真象,就会起来揭露他们,抛弃他们,斗争他们。大多数人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一旦明白过来,就会造他们的反。学生对资产阶级的新反扑体会得比我们深,在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口号,这些标语不一定都妥当,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在后面指挥,因为他们看出了是资产阶级的反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群众明白过来,他们就会垮台,不是说,今年“一二九”要搞什么活动吗?并没有搞起来,那些人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犯错误,然后抓我们的辫子,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冷静,不要被坏人激怒,坏人只是少数,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就有那么一批学生到《红旗》杂志来质问,我看那些学生是好的,跑到红旗杂志来,我和戚本禹接见了他们,见面以后他们对我们不客气,他们要主持会议,我说,你要主持也可以。他们提出质问说,到底是十二期社论对还是十三期社论对?我们说,都对。他们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有没有?我们说:有。你们不是看了贴了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吗?这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呢?他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说确实存在,而且必须批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步也没有让。当然我们也说,是不是每句话都对呢?让时间来考验吧!现在幕后操纵的坏人,利用群众的名义,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干了一些坏事,干了一些工作组不敢干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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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组干了要承担责任,幕后指挥的人反正我不出面,一切后果我一点也不承担,是你们群众干的,跟我没关系。现在居然有这样的事,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中学生活活打死了。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贴了一张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受到围攻被迫自杀。自杀后背后被人捅了四五刀,那个学校有个学生给陈伯达写信,连名都不敢署,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呢?前几天,我接见了批工人,事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组织的,两派工人都来了,势均力敌,一方
    六个人,反市委的六个人,支持市委的六个人,在会上就吵起来了。不久以前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打伤一百多人,被打伤的有工人,有学生,轻伤来了重伤没有来,有的现在还在协和治疗。他们所描述的情景当时我听了都止不住要掉眼泪,因为两派人都在场,不好表明态度,不然要吵起来,止不住要掉眼泪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帽子一个劲的往下拉。另外一派,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们来的时候,工厂里还发给他们五十元钱,人也多,所以对我们这些接待站的同志说应该有一个清醒头脑,有一些是民方的代表,有一些是官方的代表。当然官方代表当中有些人是没有觉悟,将来是会觉悟的,这些人来了都要到接待站反映问题,前一阶段看传单也能反映出来,官方派的传单纸张好,标题最大,非常醒目,并且有的是随着省委的报纸散发的,造反派就不一样,他们的传单是油印的,最近这样的情况是不多了,而用的是告状的办法。总而言之,是道高一尺,魔高丈,当然魔高一丈,道高十丈
    在接待工作中接触一些现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来分析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来分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指导观点,不要跟着现象跑,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意见,那种意见,不要听到什么就发表谈话,帮助他们谎报军情
    红旗杂志有个接待小组,在接待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说话没有个准头,有人提出一些问题套他上勾,问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还是连以前的也批判?批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转移斗争目标。这个问题本身是一般性的问题。那位同志就发表了谈话,他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前的有以前的政策,现在有现在的政策。正是给人家作了武器。那些人就回去大做文章,说什么走访红旗杂志社,得到一些指示,利用谈话结合他们的情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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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反扑。我说这些话你们不要传出去,不然又要到红旗杂志社去造反。我批评了那个同志,最后由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某同志,伯达同志有指示红旗杂志接待组只是倾听群众的意见,无权解决各部门具体意见,某同志那个谈话有错误,欢迎批评,这个大字报贴出以后就有人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澄清,过去你们发表那么多的谈话都没有发表声明,单这个谈话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把我们围攻很久,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志要顶住。某某人发表谈话他利用这些东西跟你斗,走访红旗杂志,又是某人发表的意见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所以我们搞接待工作的人不要轻易发表意见,不然很容易上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分析的课题。林彪同志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做了原则性指示,我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接触这个大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好些同志不习惯,看不惯,甚至抵制。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这个东西也不自觉。林彪同志的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大民主,就是发动亿万群众来监督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负责人,监督我们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大串连对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各负责人进行批评监督,意义非常重大,对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化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列宁在逝世以前,曾经提出怎么样改组工农监察院,同时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谈到这个问题,列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有变成官僚机构的危险,怎么办?列宁有很多没想,当时主要是改组工农监察院的设想。但是当时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他不可能象今天毛主席这样提出大民主的方针出来。用民主这个方式来监督我们的国家各级领导机关,这是非常重要的。造成一种社会空气,群众可以批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宪法给人民的自由民主,真正变成实践行动,这样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些省的负责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今天叫群众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检讨,历次运动又是整下面,更没有向广大群众公开做过检讨。当然要这些同志公开向广大群众做检讨是不容易的,我看叫群众冲一冲没有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安徽发生什么事,山东发生了什么事,腾景禄是舒同的第一打手。腾景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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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的爱人就向省委告状,同时要到北京来告状,腾景禄知道了这个事,他就指使公安局派便衣队把那个人抓了去,关到公安局,关了一年多,中央长期不知道这个事,如果搞大民主的话,那就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贴大标语,到北京来告状,把大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这样就可以查清。
    没有群众监督,象我们这样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办法不和平演变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事物,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好些高级干部被贴了大字报,大标语,我们用往常的习惯概念看起来觉得很不顺眼,这是没有从根本想想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条让他得逞,再条就是造反。怎么造反?在国民党统治我们的时候我们造反有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了修正主义怎么造反?如果没有大民主,我看那些野心家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可以用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压下去,我是上级,你是下级,你得服从我,用这一套推行修正主义的东西,你怎么办?造成大民主的空气,出了修正主义就起来造反我们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国家可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是不是能够说得那么绝对,不能够说得那么绝对,如果万一几十年以后出了修正主义的话,群众就可以上街,就可以游行,结社来反对。群众说毛主席这样干,如果怀疑错了,也不要紧,过去怀疑错了,领导同志也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去。如果你反对群众搞大民主,不允许群众搞大民主,就公开把白己置于反对毛主席的地位。他们要反对大民主,要抓人,自己就剥去了外衣,就会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我们各级领导机构没有群众监督不行这里我想说一个例子,前北京市委最高法院的事,六五年上半年我和戚本禹在个地方搞四清,因为刘仁在北京北庙蹲点发表一篇修正主义的讲话,戚本禹写了封信给中央,把我的名也写上了,这一下就把刘仁、彭真得罪了。以后我们那个队搞出一个漏划的富农,此人是北京市培养的党员对象。贪污盗窃且不说,就在六二年困难的时候,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配合蒋介石的活动,把生产搞坏,我们一配合,共产党就要完蛋了。各种材料证明这个不但是个漏划的富农,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后来逮捕了,在审讯过程中诱导罪犯翻案,他们不仅诱导翻案,还在这过程中审讯工作组。工作组撤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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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仁、赵凡指示法院、公安局几个人组织一个调査组,群众把它叫做翻案组,到了那里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党支部,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大队小队贫协,单找那些地富反坏、四不清千部了解情况进行翻案,有一个四不清干部不愿意翻案,就对他进行威胁。这些材料是证据确凿,可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准备挨整。今年文化大革命中法院提出了这个问题,开始他怕搞不开,后来他们那个文化革命小组几次找我和戚木禹了解情况,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没有见他们,我说了解情况不多,那个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得多,据我看把贫下中农请来最好,后来他们请来了
    五六十个贫下中农参加他们的斗争翻案大会,经过他们的揭发帮助了法院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摆事实讲道理,讲得很有说服力,没有贫下中农参加就斗不下来,贫下中农他们感受翻案的压迫深,他们知道事实最多,这样就斗下来了。有的学生群众要冲击你们的机关,你就叫他们进来。你们看北京高级法院把贫下中农请来,开了两天会,帮了他们很大忙,起了很大作用。贫下中农向我们讲些问题,讲些意见,我们坐机关的同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你不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翻案组就斗不下来。政法学院的学生要冲击高等法院,你叫他来,为什么不可以,北京高级法院请了贫下中农来,革命同志满意,贫下中农也满意。从许多材料看,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大民主,没有广泛性的群众性的大民主,怎么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质,我们的同志不变质,我看大民主是保证我国家不变质的最重要条件之
    联系群众的问题,在座的有不少是打过游击的干部,我们当时联系群众是不是白觉的,对我个人来说,不是那么白觉的,并不是真正懂得毛主席关于联系群众的理论,因为那个时候客观有压力,你不联系群众不行,在游击区你不联系群众就没有吃的住的,群众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那个时候,虽然不自觉,毛泽东思想也不多,可是客观形势逼得我们非联系群众不可。以后进了城,住了大机关,就不联系群众了,不象当年,不联系就无法过日子,今天,不联系群众,可以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日子过得满好。这样,如果没有大民主,包括我在内,官气是难以打掉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方面,恐怕有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还要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极少数坏人是不是利用我们的大民主,千一些坏事呢?应该说是有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这个大民主。这次运动对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是一个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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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也是对我们专政机构一个严重的检验。据说有这样的事,有少数学生(这些学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跑到我们公安部门,把一个民警打得头破血流,打了以后,这些学生名字也不留,问他名字怎么也不说,怎么处理呢?不留名字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只好用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走。这一下民警很不满意。要起来造反。虽然说我们国家专政机关决不能动用武力镇压群众,但是还要坚持原则不能够软弱无动。有的地方,由于专政机关表现得软弱无能,造成了白色恐怖我前面说过,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被迫自杀,有人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连名都不敢署,象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民主呢?杀了人能够逍遥法外!有的地方对中央发的通告不理采,这是不对的,必须坚决执行。十六条不是也有规定吗?对那些确冇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应当依法处理。文件上已有明文规定,有的人就不敢这样做,我看今后这方面要加以注意。还有这样的公安人员,革命学生向他反映那个地方刺杀了人,你们知道那个公安人员是怎么答复的?他说,现在专政权力下放,人人可以行使专政的权力,我们不介入我们只是说双方争论我们不介入,打死人,杀人你公安部门怎么能不管呢?没有大民主,不能够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人民的民主。至于具体的作法方面,步骤方面怎么样搞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无阶级专政在斗争中不能表现得那么软弱无能,有一些人屁股原来就是坐在那边的,支持一些人搞破坏,给他们出谋划策。中央那个通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他客观的原因,一些造反派把他叫成大毒草、大阴谋,因为那个通知是经过省市委的,有些省市委是镇压革命群众的,你发那个通告,人家就不相信,所以中央最近又发表了电报,要各省市印上中央批准的字样,我看要革命的人民是会拥护的。有些坏人,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利用了这个东西。“刚才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个问题,说中央那个通告为什么造反派要反对?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由于我们考虑的不周到。我们有的接待站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你们不应该同地方上勾结起来,到招待所抓人,他们说是坏人,到底是不是坏人我们不清楚,如果是坏人也不要抓,坏人送上门来他也跑不了。所以我们对一些问题要有分析,不要光听一面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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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接待工作,我看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有这么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两个“极端”,对群众要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这是对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再一条,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是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是自觉的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呢?还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呢?这两上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具体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同志们搞接待工作很辛苫,困难也很多,前几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诉苦的,那个材料虽然是诉苦的,但是有道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情你们,因为我们对大家的帮助太差了,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给大家讲一讲,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们的认识还不够,也不好讲,十一中全会以后,应该说也可以说了,可是我们没有组织大家学习,没有帮助大家对两条路线对立的特点、实质、内容搞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头脑就会清醒一些,从这方面说我同情你们,我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诉苦以后还要罢工,这就不对了,我们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对群众的事情要极端负责,这里就包括任劳任怨,我们做错了事,讲错了话,群众为什么不应该批评呢?就是我们没有做错群众误解了,骂我们几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是一个锻炼,如果你是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那么接待工作也就搞不好,十几年来,干部自以为民之父母,现在反过来了,是人民的儿子,你不放下架子那怎么能行?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无非是批评我们一顿,这一条要认识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接待人员是要革命的,但是都有一点跟不上形势。在座有个叫吴先容同志(记录),跟他不太熟悉,我经过件事感到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今年六七月份能够来支持科学院的群众革命行动,在跟他接触过程中,他的态度很明朗。后来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自觉的,后来也是跟不上革命形势,工作抓不起来,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不奇怪,我也是这样。江青同志在“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她说:“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就是跟一头、追一头,我这个人跟一头也没有跟好追一头也没有追好,有时候似乎懂了一点,事情一变化又跟不上了,大家提意见,说领导上帮助不够,这是对的,但是,特别是在座的老同志,应该强调一下白己的主观能性,要独立思考。我在这里谈一下丁莱夫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六号,《北京日报》不是搞一个假批判吗?丁莱夫同志就把那篇假批判文章给广播了,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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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他吵了一顿,那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当时他跟我吵,理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通知他,所以广播了。这个老同志不应该强调这东西,我当时跟他说,如果彭真反动政变搞成功,谁给你打招呼?他拿几个政变的文件用什么名义要你广播,你是不是给他广播?那么老的一个同志,还要强调人家给他打招呼?做什么事,要想到对党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老同志来说应该强调自觉性,主观能动性
    在接待工作人员里头,有没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呢?有没有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就应该揭发,就应该批判。“比如说许民同志就应该检讨,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说的不对你们就批判我。”我们的同志作了很多工作,有的工作做的不好,这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要革命,要革命作错了事不能责怪他们,只要改正错误吸取教训就可以了。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人,应该领导好而没有领导发,把工作搞坏了,这就应该负责任。比如,商业部,煤炭工业部那些机关的招待所工作就搞得很糟糕。如果我了解的情况不确切,调査研究不够,说错了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是一个接待站,怎么能够去挑动或者支持方斗一方呢?支持什么“八二五”战斗队,也可能一方有坏人,但是我们要相信坏人是少薮,你支持的那一方就没有坏人吗?很难说,你们参加到一方去,给人家出谋划策制造纠纷,又不请示报告,这不是群众斗群众又是什么呢?就是在红旗战斗队有一个叫什么海的,在商业接待站政协俱乐部旁边搞了一个拘留所在那里残酷地打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把人家打的很残酷。这个事情李瑞桂同志当时告诉了熊××同志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发现了那个拘留所,批评了接待站的同志,许民同志,当时也去了,据李瑞桂说,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还有的地方到招待所抓人,据说抓的那个人是拿了公安厅的公函,据我了解不止一个,有的同志说招待所和接待站,带了公安厅的公函来抓人给不给他抓,我们应该有条,不帮助地方上到招待所捉人,他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为什么不帮助他抓,就有一些好人被人家污告了,跟公安局勾结起来,捏造一些事实,叫公安局出公函,虽然他有公安厅的介绍信,也不一定是真的,我看不允许他们抓好,如果抓的是那些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样我们就容易上当,就要犯错误,据我得到一些反映,张文彩同志做了许多很不好的事,刚才说支持招待所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他至少是一个执行者,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可以批评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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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贴大字报,现在外头还传说,张文彩是江青的秘书。这一派说,那一派也说他是。张文彩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这个事实?还有人说,有人当着张文彩的面说,你是不是江青同志的秘书?张文彩说你看我是不是啊!当着人的面搞的那样真不真假不假的,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企图?
    在我们接待工作中,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我看大家要考虑。有就要批判,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或者那一件事情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应该检讨。就应该揭发。李瑞桂同志在公开的场所,说他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关于张文彩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李瑞桂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们都辟了谣
    在我们发觉政协俱乐部旁边的拘留所以后,李瑞桂就去(责)问我们,说你们“解放军报”记者怎么搞的,把我们破获反革命计划给破坏了。你有那么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什么不拿出来,跟中央商量呢?而把那三个革命师生放在那里被人家严刑拷打,有那一条法律能够允许这样做呢?还是中央通告以后。据说现在有人把责任推到李瑞桂一个人头上,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是很错误的,为什么把错误推到他一个人头上,李瑞桂同志你应该出来揭发,自己的错误也应该出来检讨。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相信,接待站的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够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不能够适应工作的要求,说了些错话,出了一些岔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属于这方面的错误也不难改正,首先要怪我们领导,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但是由于帮助的不够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发现路线错误就跟他斗,在工作中我们要任劳任怨,我们要想一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好同志被那些执行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打伤了,杀害了。贴第一张大字报被人家活活打死。这当然不是太多的,也不是极个别的。我们要想想人家受压迫,想想人家要革命的精神,我们受一点苦,受一点累,受一点埋怨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做工作就是要任劳任怨。要想到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我们来接待毛主席的客人,这里就要我们好好地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把工作做好,这样就可以帮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下情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接待站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晴雨表。“六一”事件以前、“六·一八”事件以前来的学生就很多,以后呢?来的学生就少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有的时候来的多,有的时候来的少?十一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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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那个段落来谈的问题都有一个中心,我看每一个时期来反映的问题都有个中心。这些问题就要我们很好的研究,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中央就可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接待站的工作重要,是群众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和扭带。当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哪有时间来研究,一天上了班,到下班,搞的精疲力尽,没有时分析研究问题,这是事实,能不能够想一个办法来解决一下呢?前几天我和汪东兴同志、童小鹏同志、王力同志在一起研究了一下,汪东兴同志发表了一个好意见,他说是不是整顿一下接待站的工作,把人力调配一下,比如说我们接待站有
    四百人都一下弄上去,有那么三百来人去搞接待工作,和群众接触,留下一百多人,等那三百多人搞了五六天,把一百多人补上去,换下一百多人,就让那一百多人在那里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如果这样替换几次,那么工作质量就会提高。刚才我说,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就对一些中心问题加以研究,把各种意见反映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建议,这样对我们的工作就帮助很大了。你们帮助了我们,反过来对你们也有帮助,是不是可以想这样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能不能够实行?有待实践和检验,我看工作困难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工作中碰了钉子,犯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主要是要有这样一个革命精神,要有两个极端,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再一个就是抽出时间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的政策,我看工作是会做好的,会变被动为主动的。
    接待工作搞了半年多了,是不是要总结一下呢?分几个阶段来总结,十一中全会以前,群众的来访中心是什么?我做错了那些事,是怎么做错的,我做对了那些事,又是怎么做对的,有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国庆节的时候群众来访来信又是什么中心,我们是怎么做的,又有些什么教训。研究研究,群众提问题为什么有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些什么?你们经过研究自己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够解决的提岀来,领导上帮助你们解决,今后的接待工作要根据前一个阶段的摸索取得经验加以改进,这样搞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看会更好一些,有的接待站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一些来反映情况,经过一段时间,把他集中起来,请中央同志来接见解答,至于那些重大的问题,个别的问题,那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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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问题,可以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分析来解答,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研究一下,中心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被动的局面变为主动的局面,我看大家研究研究会有办法的
    请同志们不要误解,我不是来批评一般的接待工作人员的,你们提出了一些困难,有些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是要罢工就不对了这里我只是提,大家在工作中要任劳任怨,我们一些老同志应该独立思考,领导错了就应该批评,如果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批判应该揭发,我们也欢迎那些同志改正错误,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不敢下断语我所知道的,你们那里有一个叫许明的人,做了些很不好的事,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可能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些,也可能我说错了,说错了就请大家批评我。好吧!就讲这么一些。讲错了请你们批评。我的讲话也可能是毒草,是错误的东西,是毒草就应该铲除,说的不对,我下次再来承认错误,你们递了很多的条子,有的在讲话当中回答了,有的没有回答,我们要回去研究研究,我们很重视你们递的条子,一定要很好的研究。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今天想给你们谈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你们看了吗?
    (众答:没有看。于是刘西尧同志当场念)
    十一中全会四个月了,这是四个月摸索的经验总结得出来的。大的原则十六条有了,这次比十六条更进一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以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党政机关为主。十一中全会已有四个月了,从五月十六日起算已七个月了,接触了一些工厂的情况,比十一中全会初期更加前进了一步。我是九月
    七日到你们那里讲话的,当天有社论,(按:指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九月十五日有农村五条、工业六条,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比如红卫兵接待外地师生,我们认为一百万就差不多了,你们也认为耽误生产,我们赶紧号召大学欢迎,态度不好的,我们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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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了,把学校占了一些,十一月来势更猛,冬季到了,大家赶着来,我们准备百五十万。主席说:“准备二百万、三百万。”现在整个是接见了一千一百万,设想被来势冲破了,这时看你采取什么态度,应该欢迎,拒绝就是保守。碰到新鲜事物,是进步的就支持。林彪同志跟主席跟得紧,我们也要紧跟,一点明就跟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谁知道有这样的形势,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们梦见那是你们。潮水总是要涨的,每年涨潮,(问一个同志)你看见过涨潮吗?哪一年髙,只有到现场才认识,去弄潮。如果怕,可能会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柔石写《二月》的时候,鲁迅是观潮的,那时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弄潮的。后来柔石牺牲了,过了快四十年演这个电影是堕落了。一个革命者,有革命壮志就可以跟上形势。
    (总理指着“十条规定”说)
    不会每一个规定都准确,经过了四个月,好一些,也不能再具体,太具体反而束缚了。大家可以比较,是进步了。在同志们中争论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十六条强调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这是用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条
    第二条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群众成立了组织,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革命是中心,阶级斗争是纲,以革命促生产,就是深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促生产。
    第三、四、五、六条是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八小时工作,业余闹革命。科学院重点工作要八小时,不太重点的可以把工作时间占用一点,将来思想革命化了以后再补。机械生产不允许这样,你们很懂,有一些确实要八小时。有一些不定,思想革命化以后六小时可以做八小时的工作量。劳动要遵守纪律,要提高质量,生产没搞好是思想革命化没搞好。
    我们用革命推动了一下业务,两弹上天是事实,有的参加试验的人的家都抄,是高级知识分子。抄家不对。把保姆解雇了,夫妻二人都上街买东西,但革命意志仍旺盛,两弹还是上了天。这是要很准确的,核弹在天上掉下来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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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不知道,看他们生活高了一点。以后我们要减少差别,减少资产阶级法权,有人对这不满是合理的,但抄家在行动上不十分恰当。科学院抄家的很少,你们做了这个工作。真正的革命者总不会影响工作。
    关于老干部,揪了几天,有的比较好,有的有闷气,还是应该心情舒畅,要在革命中经风浪,既经受革命考验又搞生
    搞一个生产班子。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以前总是要有统一领导,《人民日报》社论上也有,但我在科学院试验失败了,要谁来统一领导呢?中央不能派,这等于工作组,张劲夫拉下来了,裴丽生又不行,你们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作了各种试图都不行。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仝,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第七条是矛盾如何解决。应该自己解决,不要跨级。一闹就到我这里,我不能一请就到,这样耽误了你们。党委现在不行,也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允许他犯错误,让他改嘛!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査,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
    今天在北京体育场斗旧北京市委的彭真等六人,彭真是两面派,你们对彭真还不如对张劲夫了解,对彭真你们只是粗线条的了解一些,就知道那么多材料。今天有七个人发了言,只能讲那些,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如果是一般的,就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处理,就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继续游泳。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自由自在,如主席仰游长江那样。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不会游,喝了水,学会了。第三种人不会游,又怕,不敢前进,慢慢退回来,就落伍了第四种人又不会游,起又起不来,最后淹死了
    不外是这四种人,大多数人在游泳中,不怕喝水,敢于喝水
    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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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一棍子打死?如章士钊,反动的东西很多,但近三十年来不反共,对我们同情,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八十多岁写了三十万字的柳(宗元)文,这是古典文学,他是拥柳的,柳宗元文章严谨,有独立见解,这是纯古典文学,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供参考,但不作主流。文章写好后,准备印,正好文化革命开始了,没有印,否则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看来还算有先见之明。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我们保了,后来红卫兵要他在门上写一付对联: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卫兵有很多起,要是今天去一起,明天去一起,他骨瘦如柴,八十七岁几天就完了。
    干部要在风浪中考虑,身体不行,可以修养,养好了再批。革了几十年命政治思想不好,不可救药,身体还是要养好。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有矛盾要自己解决,斗争矛头要向上不向下,矛盾不上交。在科学院,革委会不好成立,大体上两派还存在,经过思潮起伏,要在大原则上团结多数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革委会可以做些联合的事情,如对外,这有好处。有矛盾自己解决,不好解决时,双方谈判非万不得已矛盾不上交。工厂更是如此
    第八条是不要互斗。第八、九、十条都是这样。第八条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压制了的,办错了的要平反,不要压。矛头反过来对领导,在科学院,矛头对院党委,第一名是张劲夫,但也不限在张劲夫上,整个院党委都要批,他们要彻底检讨。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査。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査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第九,第十条属于群众之间。要文斗,不武斗。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解决。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有激进的、(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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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的)中间的、保守的,各派竞赛,人的思想会有变化,各组织的成员也会有变化。初期组织多是正常的,科学院现在有十多个,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一个时期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以后要讨论。
    这个文件(按:指“十条规定”)供讨论和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可提具体措施,提上来明年修改。
    这个规定是九日公布的,我想用科学院作试点,今天首先召集造反派、左派的同志,以后还有别的同志,然后提方案报中央。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
    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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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们白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错误
    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马?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群众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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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觉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认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谋、耍诡计,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真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坚持文斗,不许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无产阶级有利,对革命群众有利。只有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进行武斗,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的正常进行,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制造事件,挑动武斗,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妄图破坏无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有不同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认真改正错误,就要
    )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
    反党分子
    假左派、
    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白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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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够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指南,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髙斗争的艺术。要加强调査硏究,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商量,讨论问题,善于团结广大群众,要欢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贾一学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这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各国范围内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世界,都以不同的形式炽烈地进行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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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说过,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法宝。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从资木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都是识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政权以前,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搞建设,搞教育,没有认识到,国家政权还可以被资产阶级夺过去,无产阶级还可以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早就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又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国的事件,使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个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大的注意,认真地加以思考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了中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到个新的高峰。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辫证法,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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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矛盾的,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承认这两类矛盾,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才能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不引起警惕,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事实,矢口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是这样,赫鲁晓夫的门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也是这样。
    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谬论,是为了维护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对苏联人民的反动统治。他们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实际上,他们自己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说法,作为实行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根据来欺骗苏联人民和仝世界人民,掩盖他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为。他们完全背叛了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最害怕的是苏联人民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同他们展开阶级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同志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想避免也避兔不了。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否认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而应当领导无产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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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反动路线,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它在党内是有一定市场的,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人。而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则把这条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乘机兴风作浪。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在我党历史上最深刻的斗争。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搬到社会上来,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经过激烈的斗争,都经过克服社会上和党内的各种阻力。几个月来,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辫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更加自觉地拥护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新的花样,来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随着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遭到破产和失败。
    在半年的时间里,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垢,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触动了人们的灵魂。无数的新事物从地平线上冒岀来,使得一些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掌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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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我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紧接着,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一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日益突出起来了。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有相当的优势,利用日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来腐蚀群众,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扩大阵地制造复辟的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样的大革命,只有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搞深,搞透,搞彻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把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穿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对群众,反对革命,反对和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懈地进行斗争,群众运动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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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和勇敢,就在于当这些新事物刚刚萌芽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支持。
    红卫兵,就是这样的新事物。在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红卫兵迅速地在全国各学校、许多工厂和农村发展起来,成为浩浩荡荡的群众革命队伍。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斗争,敢革命。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广大的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坚定不移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的、锐不可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正在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我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钻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式的坏蛋,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杋成熟,就会爆炸,就会发动赫鲁晓夫式的政变
    在这场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他们被揭露出来,被斗得威风扫地。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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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在群众之间,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们所实行的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没有这种大民主,没有亿万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就不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正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所以敢于和能够实行这样的大民主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我国形成。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些学校,还没有打破或没有完全打破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框框。一些文化领域里的阵地,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在资产阶级手里。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这些阵地的现象,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域各界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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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革命的大风大浪的考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发展和壮大。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正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正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少年,正在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可靠的接班人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要把全国办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工、农、兵学、商和机关干部,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逐步做到能文能武,亦工亦农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框框,废除一切陈规陋习,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硏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工农业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可以预见,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一定会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引起我国国民经济的大飞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在国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和平演变”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同国外阶级敌人互相呼应的。他们积极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他们要做的事情,正是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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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夫在苏联已经做过的事情,也正是苏联侈正主义领导集团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我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想,这是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沉重打击。
    我国这场文化大革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战争的最根木的准备。广大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青少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的后备力量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援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国亿万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必然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亿万劳动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来批判旧世界,来斗争,来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布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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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起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新头目,现在都赤膊上阵,扯下了骗人的假面具。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同赫鲁晓夫是一路货,他们比赫鲁晓大更坏。这就必然激起苏联人民进一步起来反对他们。这样,他们自己就加速地走向赫鲁晓夫那样的结局。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当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仝世界的牛鬼蛇神就要联合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马克思主乂刚在欧洲诞生,并开始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时候,敌人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当时,欧洲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妄图驱逐这个在欧洲出现的“幽灵”。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取得十月革命划时代胜利的时候,正在互相厮杀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英雄”们,各国的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结成反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张牙舞爪地对列宁主义进行围攻。现在,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世界各国的反动派,一切新老工贼和叛徒们,又都联合起来,拼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圣冋盟”,妄图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妄图阻挠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历史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好汉”们,反对列宁主义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英雄好汉”们,将失败得更惨。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疯狂挣扎罢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人民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正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国人民,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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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并讲话
    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农村
    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②农村实行大民主
    ③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④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⑤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⑥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①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②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③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査、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④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⑤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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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⑥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
    五个标准。
    ⑦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二)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三)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五)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
    这次运动是全面的考査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中发[66]612号
    、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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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产生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
    工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
    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向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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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必须防止和坚决纠正“平二调三收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必须注意防止和坚决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的文件并转发了河南省委批转的一份材料。河南省委认为,有的同志忘记了过去刮“共产风”的严重教训又在那里平调生产队的粮、款、物资和劳力,铺张浪费,盲目大办各项事业。省委提出,要维护生产队的所有权,不准再搞平调,对平调生产队的粮款和物资,要坚决如数退回。对刮“共产风”的人,要严格批评教育。干部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的,要检査退赔。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文革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根据中央指示,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和串联问题,中央正在硏究,不日冇正式文件下达,应照文件规定执行。在未接到中央正式文件以前,应劝说这些已参加工作的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不要离开工作单位,免致工作受到损失。
    中央办公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我国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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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我们的工矿企业,究竞走什么道路?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还是沿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极端重大的问题
    十七年米,我们的工矿企业,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工人群众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有很多工矿企业,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组织领导上,生产管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严重影响。这些东西,不仅束缚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繁殖修正主义的种子,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在有些工矿企业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职工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勾结起来,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企业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倒那些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那就必然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妨碍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使我国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由此可见,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我们发展生产的办法,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不靠强制,二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政治思想工作,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改变了,精神的力量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谁最能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呢?首先是那些亲自参加革命和生产实践的工人群众。有些工人同志,看到工厂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工人闹文化革命受到压制,感到非常愤慨,非常焦急;看到因为革命搞不起来,而使生产受到影响,又非常心痛。他们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现在,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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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他们这样做,完全可以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有的工人说:“他们怕群众,怕革命,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生产计划。”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革命。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岀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规定,保证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正常地健康地进行
    工人阶级应当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些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仝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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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应当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民主讨论,求得协商解决。在原则问题上应当求同,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存异
    我们一定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壮大革命左派的队伍,团结大多数,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以便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仝国广大工人同志们,只要我们善于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尽管我们前进道路上会有困难,会有曲折,我们也一定能够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中发[66]624号
    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中央认为
    )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
    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附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来电
    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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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省城市街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月间搞了一段,主要是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后停了下来。当前随着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将席卷全省。街道广大的革命妇女和革命群众,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来,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公社(区)、分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整个形势好得很。对基层干部将是一次大教育,大审査,大批判。对城市中的牛鬼蛇神,也将是一次大清理、大扫荡。街道有着不同于工厂、农村和机关的特点。随着运动的开展,街道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
    街道运动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分社(街道办事处)以上的
    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不脱产、不挣工资),是居民群众中的积极分
    子,不是国家干部,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算做当权派。发现其中有五类分子,或有其它严重错误的,可以批判斗争;有一般缺点错误应进行批判,不适合担任现职的,进行改选
    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依靠谁?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
    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
    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
    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除五类分子外,还有劳教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流氓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工厂和机关开除人员、巫医神汉等。这些人员,在有的街道中竟达成年人的百分之十左右。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为防止他们进行阶级报复,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六、我省各城市街道中,为加强对社会青年的教育,组织了劳动后备讲习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学员普遍要求和其它半工(农)半读学校一样,纳入国家统一管理,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七、职工家属集中居住的地方,有家属委员会的,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随同工矿企业一块进行,以利于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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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问题是否合适,请能尽早给以指示。
    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京发[66]063号通知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的规定,市委决定:
    所有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都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热
    烈欢迎和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的结合。除中央有规定的特殊工厂,特殊车间外,都应无例外地热情支援革命学生的串联,不得以任何借口公开拒绝或消极抵制。
    二、凡有革命学生进行革命串联的单位,都应为革命学生的活动提供应有的条件。如进行宣传活动的场地、时间、广播用具、文具纸张、食宿条件等。参加劳动的劳保用品、疾病治疗和粮食补助,按中央已有规定办理。劳动时间,可以
    八小时,也可以四小时,以保证有革命串联的时间。以上事项的具体安排,可由单位的党、政负责人或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同革命学生的代表协商,并尽可能尊重革命学生的意见。
    凡持有学校文革或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正式介绍信到厂矿串联的均应视
    为有效,各企业、事业单位应予接受。如一个单位确因接受串联任务过重,也可以说明情况,经过协商,由上级部门适当调剂。
    以上各点,望认真执行。不完全的地方,实践过程中再行补充。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
    中发[66]6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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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各地群众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有些农村中除了“红海洋”外,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特此通知。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中发[67]2号
    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
    毛主席早在革命初期就指出,农民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现成后备军,以后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九五八年,又号召“实行全民皆
    兵”。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并且说:“教育要革命”。林彪同志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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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上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峰,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要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大措施。这样做,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中共中央、国务院殷切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大中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
    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着重学习以下几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査的序言和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和时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文件有些学生还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同时,要学会《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等歌曲。提髙阶级觉悟,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军民一致,团结对敌。军事训练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
    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大专院校人民武装部和原来的民兵组织,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各校革命师生应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二十天
    总参、总政设立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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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短期军政训练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制度。今后每年暑假或寒假期间,各大中学校都要实行这种训练。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革命师生遵照执行。
    2007年3月19日初稿2011年7月22日修改2007年3月2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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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五节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本节资料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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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乂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九六六年七月四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大大大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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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苫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
    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
    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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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亿年还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象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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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20页,共5150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编者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显然是为了要天下大乱。这是一种恶意的歪曲。对反动派造反、造地主阶级、资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反,这种造反本身是一种“乱但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乱,而是为了治,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过渡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京串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陈伯达在北京体育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欢迎大会上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大家全心全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着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事业,为着我们亲爱的祖国,为着你们这一代同老一代的革命者能够衔接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永远前进,为着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永不变色,为着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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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你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们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这个祖国的首都,来到祖国的革命中心,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
    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次辛苦,表现你们的英雄气概,但是,这还是初步的考验,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同志们要顶天立地,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一切折磨,经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挫折。要经过各种各样痛苦,经过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剧烈的冲突。要做到老,学到老,学到死。这样,我们才能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必要的、可能的贡献。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永远不要忘本。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儿子,做人民的学生,永远永远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人民群众。毛主席经常说,我们时刻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为人民服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大家要好好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样,我们就有了斗争的思想武器,搞好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场大革命成为一切工作的伟大推动力,成为赶上和超过世界上一切先进水平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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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祝你们健康。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一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氾
    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办代替。请你们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这个伟大的精神武器,才能好好进行斗争。这是两个月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做的总结,得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万岁!
    李雪峰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北京各学校进行参观,进行访问。同时,他们也将和你们一起学习,交流经验。同学们来了以后,我们照顾得不够我们的招待工作搞得不太好,请同志们原谅。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我们全国各地,华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学校,各单位,各机关都在学习,都在根据各地情况来应用中央这个决定,执行这个决定。
    我们这次来看同志们,如果你们需要什麽,你们可以提意见。我们可以做组织工作,组织交通,组织车辆,按照你们的意愿送你们回去。如果同学们愿意在北京暂时停留一个时候,还要进行参观,访问,我们积极帮助。
    向同志们致革命敬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姚文元讲话
    同志们!革命的同学们!我们向大家问好!我们向大家致无产阶级的战斗的革命的敬礼!我们今天冒着雨在这里开会,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今天在这里开会就是一个象征,也象征着革命的无产阶级青年一代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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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中前进。大自然下雨,我们不怕,刮风,我们不怕,阶级斗争的风浪,我们同样也不怕。毛主席说过,我们青年一代要经风雨,见世面,我们不能在温室里成长,只有在革命斗争当中,在暴风雨当中成长。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暴风雨中的海燕。陈伯达同志刚才的讲话很好,希望大家很好地学习中央的十六条决定;希望大家很好地学习八届十一中仝会公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同志们,这两个文件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句话,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我们也要跟着伟大的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这两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的学习,而且贯彻到今後的行动当中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学习十六条,学习公报,贯彻十六条,贯彻公报。在公报的最后一段"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这段话说出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报号召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像林彪冋志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一定要根据公报精神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十六条。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做到?(齐声回答:能!)对我们一定要对照文件的精神去做,我们来自各个地方,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着革命到这儿来的,真正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士,总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走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最後,希望大家注意身体,注意健康,因为斗争的道路还很长,我们还要继续斗争。读毛主席的书,要读一辈子;搞阶级斗争,要搞辈子;干革命要干一辈子。坚决走到底,跟着毛主席走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康生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向同志们问好!现在,我把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地向同志们介绍一下,赞成不赞成?(齐答:赞成!)可以不可以?(齐答:可以!)那好,接受你们的意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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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常写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同志。
    你们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名字,常写文章的戚本禹同志。常写反修文章,写九评的参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杂志副编辑穆欣同志。写批判吴哈《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讲话。同志们要很好地深思,要好好地学习。你们要走光明的道路,来到光明的首都,来到毛主席所在的北京,来交流经验,来互相传播革命道理。我们对你们这种不远千里来到首都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地欢迎!同学们,你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你们这一次来也是一次极伟大的锻炼。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能够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陈伯达同志已经讲了,要我们好好学习十六条。这十六条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成的,这十六条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举。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产生的具有历史运用的伟大文件。在报纸上你们看到了在毛主席主持下的是一中全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会通过了一个公报,现在它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这个公报谈到了国际问题……。是马列主义的总结。它是仝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可靠保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能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这个公报,这个十六条,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有深远的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在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十六条学习中央全会公报。同志们要不要学习十六条?(回答要!)要不要反复学习十六条?(回答:要!)要不要熟悉十六条?(回答:要!)要不要掌握十六条?(回答:要!)要不要运用到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来?(要!)同学们每条都要仔细地学习一下。在决定中,特别是第四条,要好好学习。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革命不能包办代替。现在你们学习得还不够,运用得还不够,不够熟悉,不够全面,以后要好好地反复学习,好好了解,好好运用。十六条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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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25页,共5150页
    同志们,现在中央已有了公报,能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要靠同志们,同学们,要靠仝体革命师生,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个话?(赞成!)十六条决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围绕一斗,二批,三改,大家要好好掌握。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定能进行到底谢谢同志们对我们的希望,我再一次向同志们致敬,感谢你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彭小蒙的谈话毛:陆平现在干什么?彭: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有发展了。
    毛:这就对头了彭: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下一步怎么办?
    毛: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彭: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这时毛作了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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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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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近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决定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
    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我们向来自仝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党中央刚刚开过了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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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乡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开庆祝大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武器,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伟大的纲领学好用好,贯彻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你们一定要敢于自己挑起这个担子来,我们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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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29页,共5150页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同学们,你们来到北京,同北京的革命师生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你们辛苦了!我们相信,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会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冲破一切阻力,克服各种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列地开展起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
    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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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0页,共5150页
    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地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爱护国家财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学们,只要我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的胜利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讲话指出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你们从祖国各地,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同群众心连着心,无限地信任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全国革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必须让群众自己教育白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必须把这个决定,当做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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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1页,共5150页
    斗武器,做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日”,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我们的红卫兵是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大学解放军,是红卫兵的战斗口号。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红卫兵要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成为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军。
    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都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斗垮敌人。我们的红卫兵,一定能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智勇双全的闯将。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査硏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
    同志们!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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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2页,共5150页
    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掌握和运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同广大的工农兵在一起,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战胜一切困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今天下午在首都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五十万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叶剑英、鸟兰夫、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高潮的时候,同革命小将亲切会见,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昂扬的战斗意志。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决心以解放军为榜样,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千万个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捧着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整个广场汇成欢腾的红色海洋。
    下午五时四十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同志陪同,乘着敞篷汽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广场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巨浪,人人向着毛主席,纵情欢呼、跳跃。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在广场上缓缓绕行,千万双充满深情的眼睛迎向毛主席,千万颗革命的红心向着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毛主席穿着草绿色军装,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不停地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招手致意。
    在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后面,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同志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同志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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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3页,共5150页
    春、陈云、董必武同志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同志乘坐的第五辆汽车。杨勇、廖汉生、傅崇碧、吴德、周荣鑫、于桑同志乘着汽车,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作前导。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汽车绕场一周以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三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革命小将们,向毛主席热烈欢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还给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
    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首都的革命学生在会上讲话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友表示热烈欢迎。来自华东、东北、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的革命学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说:“我们来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们是来向首都红卫兵学习的,是来取经的。我们决心把首都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回去,让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烈火烧遍全中国。”革命学生们说:“有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给我们掌舵,有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用我们的双手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我们要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国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我们亲爱的祖国永远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红卫兵战士的旗帜是鲜红的,袖章是鲜红的,我们的心也是鲜红的!我们赤胆忠心,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到底!”
    “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努力向解放军学习。要认真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入夜,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灯火辉煌。毛主席在群众欢呼声中走向天安门城楼东西两头,再一次向群众挥手致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荡着首都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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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4页,共5150页
    正在我国访问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和他的夫人玛德琳·格里巴,应邀出席了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会见了他们。
    参加今天大会的各方面负责人还有:刘宁一、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张鼎丞、萧劲光、粟裕、邓子恢、张云逸、胡乔木、杨秀峰、伍修权、钱瑛、许光达王震、曾山、吕正操、王树声、李涛、陈奇涵、李志民、苏振华、张冧之、徐冰宋时轮、钟期光、陈正人、陶鲁笳、孔原、方毅、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李天佑、王新亭、徐立清、袁子钦、周士第、朱良才、邱会作、张池明、吴法宪、余立金、李聚奎、钟赤兵、罗舜初、吴克华、陈仁麒、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亻崔田民、蔡顺礼、孔石泉、李作鹏、江文、陈鹤桥、王绍南、黄作珍、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沬若、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余秋里、谷牧、吕东、段君毅、刘杰、王诤、方强、王秉璋、李四光、赖际发蒋光鼐、孙大光、朱学范、傅作义、袁宝华、沙千里、林海云、许德珩、萧望东、何伟、张奚若、康世恩、杨奇清、汪东兴、雍文涛、熊复、唐平铸、童小鹏、曾涤、谢有法、王屏、马纯古、王道义、高崇民、蔡廷锴、沈雁冰、解学恭、苏谦益、马力等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髙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发[66]450号)
    目前,仝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1)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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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5页,共5150页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髙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勹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1)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2)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3)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4)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的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王力戚木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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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的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根据大家要求,主席团和一部分同学前往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接待站反映昨天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志在七日凌晨两点接见了这些同志。首先由人民大学的同学介绍了九月六日在人大召开的“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筹备召开的情况,并将参加大会的三、
    四万革命师生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委托王力、戚本禹同志转达给毛主席。〗王力:现在北京有些学校要赶外地同学,这个大会是不是你们发起的?把人家赶走。(大家笑了,一致说,不是的,是外地同学发起的)………以为你们这个会是要赶人家走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不好派人去参加。
    同学说:这个会是外地住人大的同学发起的,得到一千多个单位拥护的,是我们离京前表决心、鼓干劲、把首都红卫兵的革命精神……誓师大会。
    王力:这样的大会,在北京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还没有碰到过。外地同学发起组织这样的大会,如果几天开一次,去几位中央同志,来一个讲话,鼓鼓劲,大家就满足了,就可以几天开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一定要见毛主席是不可能的。毛主席五天接见一次是不可能的。(南昌王蓉说:我们一定要见毛主席,今天我们开会,有人提出来要整队到中南海见毛主席)
    王力说:这样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是见不到的同学说:(北京)只让我们住五天
    王力说:五天是谁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回去问问
    同学说:我们要求十号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我们(有的要求八号)。王力说:准备国庆以前还在天安门开一次会,八号以前不能了。同学说:我们有的明天要走,有的后天走。王力说:你们多住几天,等天安门开了会再走。戚本禹:见到毛主席就可以回去了王力说:现在不是不要票了吗?
    同学说:要票。(说着把临时乘车证拿给王力看)
    同学说:周总理讲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都分期分批来北京,现有些人把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都说成是“混蛋”,让他们滚蛋,这对不对?
    王力说: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同学说:有人把同学说成是“保皇派”,这样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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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说:你们可以跟大家说,毛主席说的,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同学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辩论,不要扣帽子。
    同学说:我们坐火车,就看到有人强行剪人家的辫子。戚本禹:这不对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到北京来进行革命串联,取革命的经,参观访问。你们昨天开大会,因为没得到休息,没传到我们那里,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等了八个小时,我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说了,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决定今天开会,些同志来见你们。
    你们来北京是要取经的,首先我们要告诉你们,革命要靠自己。毛主席他最了解群众,最信任群众,最依靠群众,他常常说: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依靠自己解放自己,过去我们进行民主革命是这样,我们现在进行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靠自己本单位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搞革命,才能把革命搞彻底。革命,毛主席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所以不管到那里去煽风点火,去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都是帮助别人,革命的主人是那个地方、那个单位的群众。所以我们告诉各单位同学、同志们,你们搞串联取得经验,回到本单位后和本单位的群众商量,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过来,在场的北京同学、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支持那个地方的革命也要釆取这个态度,采取这个办法。帮助人家。鼓励人家,向他们学习,向人家交流经验,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人家。这个问题,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也讲了这个道理,你们可以好好学一学,读一读。总之,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遵照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八日通过的
    十六条办事。要很好的熟悉它,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不仅如此,还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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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公布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好社论。相互讨论,因为你们在北京取经首先要学习十六条,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好社论,在北京要学,回去要学,在火车上也要学。搞木单位时也要学,向林彪同志说的那样要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看看在斗争的实践中是否真正懂得了十六条,作好了十六条。
    现在天气渐渐的冷了,同学们也没有地方住,你们想一想每天来北京八九万人,如果进来,不岀去,又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了,很快就増加岀来了。没有地方住呀,当然,你们的精神很好,找不到地方就在车站的水泥地上睡,甚至在学校的广场上睡,你们艰苦朴素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但是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把你们招待好,没有很好的地方招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你们的想法不那么一致,有点矛盾,你们想多留几天好,刚才那几位发言说:非见到毛主席不可,方才开会前,你们有个同学说中央同志能见到你们就回去,那就是说,不但我们之间想法上有点矛盾,你们自己说法也有矛盾,所以我们想办法建议你们……,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问好,等一下我代表林彪同志念念林彪同志8月31日在北京市接见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最后放一放
    八”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五彩电影。那么我们满足了你
    们这么多的要求,我们就希望你们满足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首先,八月三十日以前来的同学可以回去,因为你们见到毛主席了。第二,9月7日以前来的同学也陆续回去,才能让出地方,让给从明天起不断新来的同学、红卫兵。不然没办法招待你们,我还要和你们商量商量。当然,我不能自己来了,要派代表来,我希望你们讨论我这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我读读林彪同志在8月31日的讲话。(最后总理指挥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要参加别的会。很对不住,现在就告辞了。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康生接见部分来京串联同志时的讲话
    康老:来了好久了?(笑、众笑)没有很快见大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忙,不能很快地见你们,一天有一千多封信,老拆信就拆不完。另外到了的这些同志因为地方未定,想找也找不到。山东大学的同志曾和王力、关锋谈过一次,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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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志是否见过了一些?(众答:没有)情况是知道一些,青岛的问题、山东大学的问题、山东师范学院的问题,咱们商量一下子吧。大家最好到六点,最多六点十分、六点半,我得接见,接见索马里代表团。一个单位讲一刻钟,主要是听听你们的意见,见见同志们。
    山东的学校我不大知道……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吧!看哪个单位的先说吧山东海洋学院的学生:请康老转达我们山东海洋学院全体同志对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问候。(群众鼓掌,康老鼓掌)
    康老:咱们熟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答:略)什么系?(答:略)几年级
    海洋学院同学:五年级了。康老:快毕业了。
    海洋学院同学:阶级斗争这门课我们还没有毕业。康老:这我也没毕业。(众笑)
    当山东师范学院讲到工作组未检査彻底就撤走了时,康老插话道:“中央不是有一条不检查彻底就不让走吗?范学院:“省委决定要他们走的,我们又把他们要回来了。各校汇报完了之后,
    康老讲话:我欢迎同志们到北京来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通过你们向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师范学院、莱芜二中的全体同志们,向他们也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来到北京,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深入到人们灵魂的阶段。当然,交流经验是很必要的,我们来问问同志们到北京来学了什么经验,经验我有一点,可以介绍一下
    同志们看到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从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榇等
    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露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起。这张大字报不仅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点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种。但是大字报贴出来,从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一日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受到彭真、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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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平、彭佩云黑帮的打击镇压。是谁把这个火种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下午毛主席通知说:“北大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刻广播,立即见报”。下午接到主席指示后,八点半就广播,二号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广播后,在全国大学和一部分中学都动起来了,他们一方面声援北大,一方面在本校发动革命。毛主席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个大革命对防修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对全中国、仝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伟大的贡献。这个运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深入到社会及灵魂,它不可能直线发展,必然发生曲折,遭到阻力。所以运动开始有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种种方法打击左派,压制运动。也有人害怕运动,想尽种种方法限制运动,派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工作组,主席讲全国百分之九十五都有错误,领导决定派工作组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路线的错误。
    十六条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工作组在院校中包办代替,阻碍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工作组压制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对工作组要分析,大致是:一种,它自己还想革命,但方向错了;有的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学校中充当了新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工作组内部也要分析一下,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不好的,例如,有些解放军参加了工作组。有的是要去革命的,但在错误路线下,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大部分则是仓促应战,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对学校不了解,对斗、批、改更是不懂,斗当权派不了解,批这帮人更不成。如批翦伯赞、冯友兰,工作组没有去研究这些东西,无从批判。将来还有改,改革教学方法等等他们更是不懂。无论斗、批、改,他们都不行。只有依靠广大工农兵,广大的群众,他们懂得怎样改革教学制度,他们有亲身体会。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就北京来说,已经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它已冲破本学校、本地方的限制,发展到全国。就北京的红卫兵来说,是超过了十六条规定的斗、批、改,多少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运动中解决了。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能解决的事,他们都办到了。可见这个运动对社会主义革命,对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有深刻的意义
    自从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由主席决定广播到全国,工作组由主席宣布撤销,并指出这是方向的错误,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你们参加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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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的大会,有的同志参加了“八·卅一”大会,你就知道主席怎样地接近群众,怎样地关心群众,他不愧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群众热烈鼓掌)
    你们从青岛来的同志,特别要看到北京的经验,北京各校工作组镇压革命这件事你们都知道,北大、清华、师大,你们都见到了。山东海洋学院的同学们这是件什么事?这是阶级斗争,这是阶级社会中的反动思潮!有工作组发生这种事,没有工作组也发生这种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你们从兰州、哈尔滨、青岛的事件中,如果从阶级斗争,特别是从深入灵魂的角度去理解就不以为偶然了。这种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要有,阶级斗争或高或低或隐或现,总是有的。正如主席教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志们从这个运动中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北京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没有去煽动工人、农民,和用工农压制学生运动。一般说来,北京的工农,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团结的,当然个别的也有,人大有两派斗争,有一派去公社找了六百农民,他们受了欺骗。郭影秋在社教时表现还好,保郭影秋的就把社员请来了。这个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制止了,说服了农民,教育了学生。在外省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兰州、青岛、哈尔滨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曰报》八月廿二日发表的社论中,号召工农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各地党委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煽动工农斗学生,本来北京这一现象有,即煽动这一派学生去反对那一派,外省还有这一学校斗那一学校的。现在煽动工农反对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应向工农学习,团结广大工农社员。现在你们在北京学习,回去要注意宣传,凡是蒙蔽工人、农民,利用他们去镇压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但我们革命师生要学习工农,也欢迎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昨天《人民日报》有个社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师生应相信工农,他们在工厂、农村会按照自己的特点去革命,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生产一分钟也不能停。十六条说抓革命,促生产,不能破坏生产。有的说停止生产也不要紧,斗学生加工分,这是极大的错误。当前农村面临三秋,今年各地生产是一个丰收年,但能不能搞到人民手上,这就不但是农民的任务,工人、党政机关都要支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毛主席制定的方针,革命就是为了解放人民思想,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使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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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央决定要按照农村的生产计划,社教计划进行,不要干涉他们,还要帮助他们秋收。北京很快就要这样做,红卫兵参加劳动也好,向他们学习也好,抓革命促生产也好。中央有这个社论,也下达了指示,还有一个报告。黑帮分子有个说法,文化大革命要破坏生产,他们竭力想破坏生产,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我们决不能让他们这个阴谋得逞。我们要和他们相反,抓革命促生产,使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更加按照毛泽东思想向前发展,这在当前很重要
    北京的这个经验对山东各地,特別是青岛,要把这个绎验向革命师生,向工人老大哥讲,这一点是重要的。
    第三,你们要一道学习林彪同志八月卅一号大会上的讲话,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不是武化革命,是脑子里的革命。我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但首先要清我们(包括我在内)脑子里的四旧,你脑子里也有四旧吧!我看有,要不怎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呢?清除头脑子里的
    四旧,你们给他戴上一个高帽子没有用。上海同济大学一个校长被戴上一个西瓜皮去劳动,天热,他戴上这个高帽子很舒服,叫他摘下去他还不干哩。有些地方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子,挂黑牌,这是从高级党校传岀来的,是个误会。
    八月二十日高级党校斗林枫,他们给他戴高帽子,身上贴了标语,给我汇报时我觉得这个办法在思想上解决不了问题,又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就说群众出于义愤,给他戴了一个帽子,挂了一块黑牌子游了一下街,也没有什么,还是要按十
    六条办事好。当然,游街、戴高帽子,只不过帽子高一点嘛!没有什么,但也不算文斗。党校只给传达了前一句,后一句漏掉了,他们从电话中传了出去,贴了大字报,就给传错了。戴高帽子不解决问题,林彪同志讲,这只能触及皮肉,不触及灵魂,你们要学习林总这一指示。
    当前,你们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的回去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怎么办?你们知道革命不会没有阻力。革命就是件难事。你们读了十一中全会公报没有。公报中最后一段说:(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节,略)这方面困难都会克服。真正的左派只有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坚定起来,成长起来;同时应有充分准备旧社会说,知难而退!共产党是遇难而进。困难是进步的开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遇难而进,有了困难要去克服。同志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也不要为困难而急躁。矛盾不断产生,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矛盾还会出现,同志们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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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心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广大群众、工农兵、革命师生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有伟大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劳动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莱芜同志(指莱芜二中)提岀在农村买毛选很困难,请我帮助解决。你们把数字给我,我让文化部给你们办。今后我们要印出,今秋明年三千万套,今年出千五百万套,要保证很快。运输,收费要贱,横排已开始印了,价钱比以前减低了,同志们的要求基本保证。
    时间已经非走不行了,我们以后到山东再见面。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吴德在工人体育馆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同志
    今天讲一下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迅猛地发展,千百万群众都以昂扬的斗志,战斗的姿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他们敢想、敢闯、勇敢斗争、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十六条,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反动的学术“权威”英勇斗争,最近一段时间革命小将走上街头,向四旧猛烈开火,短短时间内,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的大变化。现在仅北京,全国各地到处热气腾腾,革命形势大好。
    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国人民伟大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响往北京。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各地革命师生都非常盼望毛主席,听到中央首长的声音,因此纷纷要求来北京起来革命串联,为了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师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分期分批来北京革命串联以便交流经验,参观访问,这一决定充分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和党中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我北京新市委坚决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热烈欢迎各地革命师生来京,这是我们北京的一项政治任务。从八月中旬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一百多万人,现在在北京的还有六十万人,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
    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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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发扬革命精神,推动了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组织了五、六百人员积极接待,北京市的革命小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医务人员、街道居民和革命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各方面努力工作接待各地师生,各校都腾出了房子,饮食行业为了保证食品供应,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了。广大工作人员始终精神饱满,千方百计地为外地革命师生服务,居民也行动起来。总之,各方面为外地师生串联提供了方便,取得了成绩。我们代表市委、市人委向一切参加接待的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代表北京市所做的革命工作,但还必须看到我们的接待工作不存在不少问题,赶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的人对待工作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还有人认为不应该来影响了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打乱了所谓制度,影响了交通市场等等,因此有人表现出来对外地师生不关怀,不热情,这是很不好的,应该看到广大革命师生从祖国东南西北,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这都出于对党中央,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出于革命热情,出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一定要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打垮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各地革命师生来北京直接听到中央指示,这样很好。我们必须保证接待工作做好,做好这一项工作是首都人民光荣任务,同样仝国各地革命师生来到北京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机会,让我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虚心地向外地革命师生请教,一定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的革命经验,市委原来也是对接待工作认识不足,认为来个十万、二十万的,现在到了六十万,遇到问题不少,对形势估计不足,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故,给外地师生带来了一些不便,也使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遇到了不少困难,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市人委向外地革命师生表示歉意。
    据中央有关人员估计,国庆前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人数可达到一百万以上,可能达到一百五十万人,这充分表示了一种大革命的形势,北京市区有一百
    五十万人,加上近郊区共三百八十万人,平时流动人口一、二十万,五九年十年大庆时最多达二十万人,今年达一百万人,市区各家要合上二、三人,并加上近郊,每个人就合上一个客人,接待工作很重,吃饭、看病、交通都会发生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也要帮助外地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困难再大我们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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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中央国务院从人力物力上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没有记下来)这是做好接待工作的有利条件,但主要还要靠北京市自己,北京市全党全民要行动起来,做好接待工作。外地的革命师生,其中有十四、五岁的青年从很远的地方,克服不少困难到北京来,难道我们不能克服困难做好接待工作吗?我们相信,一定要做好,也一定会做好接待工作,下面谈几个问题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家都来做好接待工作。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各级
    组织红卫兵,都要组织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扬阶级友爱,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做好这项工作,今天是个动员会,回去后,同志要普遍传达,要通过板报、大字报大力宣传,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组织同志们讨论,组织人力物力,做好工作,很好地把政治意义宣传岀来,要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要改正那些对外地串联不欢迎的错误态度,要形成北京市欢迎外地串联的热烈气氛。
    2、北京市内除工业、农业、财贸、生产必须用房不动外,各机关、各单位都要把办公用房,集体宿舍腾岀一部分或大部分,做为接待用,已经占用的要继续用,同时天然空地及各校各地塔席棚,所有单位必须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第一,包住,以前总的说是很紧张,但是每个单位要认真安排一下,潜力是很大的,解决几十万人的临时住房北京市是有条件的。为了外地人住好,北京足有这个条件的,现在市委大楼腾出了一半作为外地同志住房,已经住了两、三千人,市委也在腾房,希望各单位、各机关都尽量腾出房子,并把住房可住的人数在两、三天内告诉市委。现在每天几万人住在广场街道,天气冷了容易生病,有时吃都没有,所以他们有些意见。
    第二:包吃。住在哪个机关,哪个事业单位,就由哪个机关,哪个事业单位包吃。或者同附近饮食单位联系解决。例如:中学可以和付食单位联系。小学可以和居民联系。炊事员不够可以动员干部家属做饭。现在供应面、米、粮食不成问题,付食方面要做出努力。我们要拿出支援前线的精神,各单位都要抓紧,起码保证外地来京师生吃饱,吃热呼些,一天吃上它几餐,现在有的弄得一天一餐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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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包交通。有车辆单位,要把车调一些给外地革命师生使用,没有车辆的单位,可向交通部门联系。必要时所在单位要派人给领路。
    现在外地已调
    来1500辆车。
    第四:包医疗。有医疗机构的要给外地来的客人看病,没有医疗设备的要照顾,帮助外地师生联系医疗。医疗部门要采取措施,如分片包干,巡回医疗总之要及时保证治疗
    第五:包宣传解释。宣传什么?宣传十六条,讲明十六条,宣传人民日报有关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总之,对毛主席著作,对十六条,对有关社论要研究、解释、宣传
    这就是五包:包住、包吃、包交通、包医疗、包宣传解释。
    3、加强领导。中央指定以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为首组成了一个领导小组。市委也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领导小组下面成立一个班子,以房管局为首的住房分配小班子,以交通为首的交通运输的小班子,以卫生局为主的医疗班子,以宣传部为主的宣传小班子……接待单位要确定一个负责人,五包要有具体工作实行负责。总之要认真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以后又要促进工农业生产。还有接待工作要切实抓好。希各单位同志回去要很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现在秋收大忙已经到了,农村、工厂生产要搞好,又来了接待工作,力量要安排一下,认真做好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工作。
    这是首都人民的光荣政治任务,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党全民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地欢迎外地革命师生来京革命串联,学习交流经验,参观访问。为了实现这个非常光荣的任务,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从仝国各地,来到北京,来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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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为指南,正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向前发展。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守生产岗位,坚守战斗岗位。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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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是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你们要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最坚定的革命立场,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一切优良品质。要像工农兵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更新的繁荣。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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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热烈地欢迎,坚决地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把自己锻炼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月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和两侧的大街上,一片红旗的海洋,欢腾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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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这里等待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在广场上和观礼台上,人们看到来自西臧的翻身农奴,来自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的大学生,来自海南岛的印尼归国华侨学生,来自海防前线厦门大学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
    他们之中,有的在深夜一点钟赶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天安门上毛主席的画像,朗读毛主席语录,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直到天明
    下午五点十五分,响起了庄严、雄伟的《东方红》的乐曲声。人们日也盼夜也盼,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来到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毛主席迈着雄健的步伐,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沸腾起来。人们高高举起《毛主席语录》,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波涛起伏,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全场欢腾的幸福时刻,来自遥远的西南边疆昆明市遵义中学的红卫兵想起了战友们的嘱咐,把他们连夜赶制的绣着“祝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锦旗拿出来了。红色的锦旗很快地从一个红卫兵手中传递到另一个红卫兵手中直向前传去。不少红卫兵都从自己的背包里、内衣里,掏出来一封封用红纸包装的信。这些信,有的是他们的同学写的,有的是他们的父母写的。个个信皮上都恭恭正正写着:“毛主席亲收”。封封信里都跳跃着一颗颗无限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
    革命圣地延安的同学高生明,是个贫农的儿子。来北京前,他访问了毛主席住过的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同老贫农、老赤卫队员一块促膝谈心。这些老贫农、老赤卫队员,有的跟随过毛主席南征北战,有的跟毛主席在延河畔谈过话,有的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作过客。他们谈起毛主席,思念的热泪夺眶而出。有个七
    十五岁的老赤卫队员,见到毛主席像就想同毛主席拉话。他说:“毛主席热爱人民,人民热爱毛主席。”他要高生明转达延安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此刻,高生明见到毛主席,看到毛主席魁梧健壮的身体,红光焕发的笑脸,从心底放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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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城楼上,三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他们和毛主席靠得这么近,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这是在做梦吗?不,太阳明明在天空,毛主席明明就和我们在一起。
    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女儿、从兰考来的小红卫兵焦守云,跑到了毛主席的面前。旁边的同志对毛主席说:“她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毛主席笑着拉住她的手,和林彪同志一起同她照了像
    焦守云感动地说:“见了毛主席,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一定要像爸爸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毛主席长征时经过的贵州山区的红卫兵陈保红,代表西南区的革命学生在大会上发言。当她走到扩音器前,刚刚喊了一句:“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这时,站在天安门上和广场上的千千万万红卫兵,也都含着泪花,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完全了解她的感情,走到她的身旁,轻轻拍拍她的肩膀,鼓劢她说下去
    陈保红尽力克制着心里的激动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看见了您老人家,全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解放前,陈保红的父亲母亲都给地主扛活,她的哥哥姐姐和一个妹妹,都被旧社会折磨死了。是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她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把她从一个黄毛丫头,培养成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大学生。
    现在,陈保红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子弟红卫兵,立下誓言:“我一定更加倍地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要永远做毛主席的红色小兵,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对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充满了感情。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他们带来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带来了无限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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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臧民族学院的同学才旺,七岁就当农奴。西藏民主改革前,他为了见毛主席,找金珠玛米(解放军),曾经逃跑过十几次,都被农奴主抓了回去。这次,他终于带着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来到北京。
    头一天晚上,听说毛主席要接见革命学生,才旺一夜没有入睡。一会儿凝视着毛主席的像片,一会儿朗读毛主席语录,心情万分激动。当他终于看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时,热血沸腾,他说:“今天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我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横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住我们铁打的江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参加大会的红卫兵们,说出了全国人民心里的话:
    我们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一定要炮位正,目标准,打得狠,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个落花流水。”
    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妄图混水摸
    鱼,借机翻天,我们绝不答应。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只会使这些小丑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学生是急先锋。我们目标相同,方向致,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战斗。”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同学们说:“贫下中农把我们送进学校,就是希望我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他们的希望,永远不忘本,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湛江半耕半读大学的同学们说:“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立场最坚定,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
    大会结束了,人们都以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接见的喜讯告诉自己的同学和亲人,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幸福。很多同学当天晚上,直接从天安门广场走向北京车站。当初,他们的心从全国各地飞向北京;现在,他们的心又从北京飞回自己的学校了。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决心在祖国各地撒遍毛泽东思想的火种,沿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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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引的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和工农兵群众团结起来,和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中发[66]493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
    目前全国铁路客货运输十分紧张,为了不影响工农业生产,现在除了保证各地革命师生到北京和北京革命师生去各地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以外,不能再增开列车。因此,各地革命师生在国庆前暂不要到其他省市去进行革命串联,以免全国铁路运输无法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三十多年前,在论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勇善战的战斗队,同时是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工作队,是启发群众政治觉悟的宣传队。今年四月间,参加河北省邢台地区抗灾斗争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革命传统,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和播种机。他们在地震受灾地区,历时个多月,走遍十九个县、市,五千三百多个生产大队,向三百九十多万群众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群众一听就懂,一用就灵。干部战士和贫下中农一起,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灾区广大人民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光明,提高了勇气。他们面对着地震造成的严重灾害,表现了“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摇”的英雄气概,发扬了一心为公,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整个灾区出现了“人换精神地换貌”的崭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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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和广大群众见面,和广大群众结合,就可以产生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
    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我们全党的光荣任务。七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使我国人民从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就能够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木主义在我国复辟,就能够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就能够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
    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随时随地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
    宣传群众,也就是教育自己。每做一次宣传,便是一次最好的学习。在宣传过程中,把学习和宣传、学习和运用统一起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让我们把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为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充满革命激情的语32111钻井队的同志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在一场突然爆发的烈火中,井架烧倒了,树木烧焦了,岩石烧红了,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他们的颗颗红心,是烧不毁的。没有命令,毛泽东思想就是命令。所有的人都奋不顾身,冲向火海。那里最危险,就往那里冲那里是关键,就往那里闯。一个人倒下来,更多的人冲上去。他们宁可舍弃自己的一切,不肯舍弃国家的财产,人民的利益。就这样,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扑灭了场冲天大火,在中华儿女的英雄史册上写下了最新的一章。
    他们是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得。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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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个钻井队的英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
    理
    毛泽东思想,就是代表最先进的阶级—一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是无产阶级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改造,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搏斗,是一场艰巨的思想革命我们的工作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一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扫除人们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就能够改天换地,创造奇迹。什么帝国主义,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反动派,什么牛鬼蛇神,什么艰难险阻,统统不在话下。
    这个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决不是偶然的。它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向人们宣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到来,我国人民必将以更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出现在东方大陆上。
    仝国人民都应当向英雄的32111钻井队学习。要像他们那样,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把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
    让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鲜红的旗帜,学英雄的思想,走英雄的道路,创英雄的业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朋友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仝国的工农兵,向全国的革命师生,向革命的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向全国各民族的革命人民,向全国的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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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曲折道路。国内外的敔人曾经是强大的,但终于被中国人民推翻了,赶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纸老虎,都被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戳穿了
    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我们相信,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会按照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像中国人民一样,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要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
    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因而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的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农业可以获得又一个好收成。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攀登新的高峰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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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志们,朋友们: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二十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全世界人民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来打败美帝国主义。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仝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世界的前途,一定是这样。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仝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九六六年十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热烈庆祝建国十七周年
    毛主席检阅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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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全国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我们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大大
    三千多工农兵、少数民族和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代表们讲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宾参加我国国庆。国际朋友讲话赞颂伟大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
    大大
    新华社一日讯在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在国内外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革命群众,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庆祝大会,检阅了游行大军。从上午持续到下午的六个多小时中,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精力充沛,神采焕发,一直和大家在一起。集会游行结束时,毛主席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队伍之中,亲切地向大家祝贺节日。人们高高举起手中红光闪內的《毛主席语录》,欢呼着,跳跃着,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人一面欢呼跳跃,一面激动地说:“我们太幸福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非健康,精力非常旺盛,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早已汇集了数十里长的群众队伍。人们迎着朝霞,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献给毛主席的颂歌:“红日在我们面前升起,灿烂的光辉照红了大地。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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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广场上万众欢腾,军乐队奏起《东方红》,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李雪峰、谢富冶、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红卫兵和少年先锋队的队伍里,系着巨幅标语的红气球,迎着红太阳冉冉升起。广场南面,十多万人用花球组成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片红光闪耀。四十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群众队伍成了红浪澎湃的海洋。欢呼声、口号声好像阵阵春雷,滚滚不息,震天动地。
    这时,很多人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记下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整。
    有三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带着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来的英雄业绩,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旁参加节日庆典。这些英雄人物和红卫兵们激动地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们,这是对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更深更深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永远永远干革命,世世代代不变心。
    从世界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前来参加我国国庆的各国朋友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世界反帝革命战士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许许多多外国友人,今天手持《毛主席语录》,操不同的语言,同我国革命群众一起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午十时零五分,北京市代理市长吴德同志宣布庆祝大会开始。这时,军乐队奏国歌。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前面,
    十几万革命群众用花球组成了巨大的国徽,两旁是标志着历史进程的巨大字标
    1949—1966
    林彪同志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他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的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红卫兵和其他战斗的青少年组织、各民族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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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0页,共5150页
    林彪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周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他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
    林彪同志谈到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胜利形势。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
    林彪同志说:“现在,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资产阶级威风扫地。我们正在前进。我们已经奠定了伟大胜利的局面。”
    林彪同志在谈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时说:“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繁荣,这样生动活泼。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林彪同志说:“当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几年来世界的大动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他们的寿命不长了。”他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力图从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中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当前斗争的焦点在越南。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以美因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扑灭世界革命的烈火。只要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林彪同志说:“中国人民将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同各国革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林彪同志最后说:“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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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1页,共5150页
    校。我们要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盛,更加兴旺。这是我国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在林彪同志讲话的过程中,一百五十万革命群众一次又一次地鼓掌欢呼,高喊革命口号,表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战斗号召。
    英雄的32111钻井队工人王有发,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副连长郭小四,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孟民和西藏翻身农奴巴桑,分别代表全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师生和少数民族相继走到毛主席身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说:我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把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利益当成第一生命。我们一定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像解放军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战斗准备,随时准备为解放台湾而战!为保卫祖国而战!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而战!只要毛主席声令下,我们就立即出动,把敢于侵犯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坚决、彻底、仝部、干净地消灭掉!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革命先辈开创的基业,要在我们手里建成铁打的江山。毛主席是我们各族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各民族人民要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他们的讲话,表达了全国亿万工农兵和各民族革命群众共同的革命意志,在广场上激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越南南方女战斗英雄谢氏娇,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爱·弗·希尔,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战士达克鲁斯,日中友协副会长黑田寿男和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接着在庆祝大会上发表对中国人民充满革命友谊的讲话,受到了仝场百数十万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讲话中热情地赞颂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赞颂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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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意义和我国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表达了各国革命人民要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群众游行开始。百五十万各族各界革命群众,人人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红墙中央,髙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东西两侧的苍松翠柏前竖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广场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着孙中山的画像。观礼台左右高大标语塔顶端的红星,象征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四方引导整个游行队伍的,是毛主席的巨大塑像。毛主席塑像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上方,指引着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
    由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红卫兵组成的前卫队,英姿勃勃,威风凛凛,走在群众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健儿,雄赳赳,气昂昂,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紧跟着解放军的,是作为解放军强大后盾的民兵和红卫兵。武装的民兵们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谆谆教导,昂首阔步进入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们,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起”的巨幅油画,格外兴高采烈。天安门上下,万众欢呼人民的铁流无坚不摧。人们说,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定叫它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革命师生组成的游行大军,分成一百四十路纵队,连绵数十里,汇成一支伟大的革命洪流,浩浩荡荡地前进。当工人、农民队伍来到天安门前,人们都为全国工农业战线传来的大好形势而欢呼,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工农群众热烈鼓掌致敬
    来白仝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队伍,是今天首都国庆游行中一支人数最多的文化革命大军。他们和首都的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携手并肩前进。在这支队伍中,有来自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子女,有来自毛主席故乡的红色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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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也有来自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的革命后代。他们受全国亿万革命青少年的委托,来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向毛主席表达他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全部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以后,聚集在广场南部的少先队员、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以及工人、干部等十多万人,欢欣雀跃地涌向天安门。他们挥舞花球花环和《毛主席语录》,尽情地向毛主席欢呼,广场上礼花齐放,无数红色气球腾空而起。这时,金水桥畔十六个观礼台上来自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全国工农兵和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回国观光华侨和港澳同胞,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频频向欢呼的人们招手致意。天安门上下的欢腾气氛达到高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有来自五大洲的反帝革命著名战士和其他国际友人。他们当中有:索马里国民议会友好代表团团长、国民议会议长谢赫·穆克塔尔·穆罕默德·侯赛因,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勒·穆奈姆·汗,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团长基顿杜,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纳·桑穆加塔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阢明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吉托罗普,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和夫人,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和夫人,柬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兰·涅特,刚果(布)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达·科斯塔·克劳德·安托万,苏丹和平人士凯尔,刚果(布)仝国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奥贝·伦达,阿尔巴尼亚石油代表团团长泽内尔·哈米蒂等。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杨明轩、程潜、赛福鼎、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委员马纯古、王昆仓、贝时璋、邓初民、邓颖超、孔原、卢汉、帅孟奇、叶渚沛、史良、刘亚雄、刘澜波、庄希泉、许广平朱良才、华罗庚、严济慈、杨之华、杨至成、杨蕴玉、吴有训、张云逸、张经武张@①、陈少敏、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奇涵、陈垣、邵力子、范文澜、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罗琼、季方、周叔tαo@②、孟继懋、施复亮、赵九章、赵忠尧、赵毅敏、南汉宸、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钱瑛、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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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清、徐冰、徐特立、章士钊、萧劲光、梅龚彬、曹孟君、童第周、曾志、谢扶民、谢南光、彭绍辉、韩光、粟裕、蔡廷锴、蔡畅、熊克武;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副院长张志让、王维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黄火星;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邓子恢、李四光、谢觉哉、沈雁冰、李烛尘许德珩、李德全;李宗仁先生;
    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廖承志、刘晓、伍修权、许光达、王震、曾山、徐海东、赵尔陆、吕正操、王树声、罗贵波、潘自力、杨勇、张宗逊、李涛、陈漫远、李志民、苏振华、朱德海、廖汉生、章蕴、廖鲁言、宋时轮、钟期光、陈正人、王任重、陶鲁笳、刘建勋、方毅、张劲夫、张爱萍、姚依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袁子钦、傅钟、邱会作、张池明、吴法宪、余立金、周上第、傅秋涛、钟赤兵、罗舜初、王宏坤、吴克华陈仁麒、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仁、李寿轩、崔田民、江文、黄文明、李真、李天焕、蔡顺礼、孔石泉、郑维山、谭希林、韩伟、罗元发、滕海清、吴先恩、傅崇碧、萧文玖、张南生、王紫峰、陈先瑞、黄振棠、黄作珍、谭冠三、郭天民董其武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汪东兴、曾涤、熊复、周荣鑫、余秋里、谷牧、姬鹏飞、杨奇清、江一真、刘光辉、吕东、徐今强、段君毅、刘杰、吴融峰、王诤、邱创成、方强、王秉璋、钟子云、康世恩、何长工、刘裕民、赖际发、蒋光鼐、钱之光、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袁宝华、吴波、沙千里、陈国栋、王磊、林海云、萧望东、何伟、钱信忠、荣高棠、张奚若、楚图南、林一心、胡立教、薛暮桥、钟民、谢有法、王屏、唐平铸、王道义;
    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解学恭、苏谦益、池必卿;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雍文涛、高扬文、马力等。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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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本来想继续跟同学谈,但是代表这么多,谈一般的问题不好一道谈,一个个的谈,每一个代表都想谈本身的问题,就不可能了。因为你们九百二十六位同学,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代表(除宁夏无人外)多少学校呢?大学二百八十五个中学五百六十六个,共八百五十一个单位。九百二十六位同学从八百五十一个学校来的,绝大多数是一个学校一个人。这次参加十七周年庆典的人,除极少数地区无人外,一般的都有一个同学。这次和作联络工作的同学一块讨论问题是不可能了。我放弃了一个一个跟你们谈的办法;大家都谈,不谈本校,只谈本省,就得一、二十天。你们都想回本单位,我只能原则上谈一些你们想知道的问题。开这个会我们谈一谈,你们归心似箭,还是回单位好,不然就会脱离群众,脱离本队。想谈这么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从去年姚文元同志第一篇文章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建国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从土改到现在这个新阶段,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贯穿在工作各个阶段,斗争各个阶段。
    到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导的党的十中全会上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有阶级必然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
    十一中全会,来了个四年大发展,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的功绩,以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是解放军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武器。去年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社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校里白从发表了毛主席批准发表的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已经四个月了,六月二号发表,今天是十月三号,已经进行四个月的斗争了,我们革命同学和革命同学的先锋队红卫兵奋斗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放假闹革命,只有你们获得了最大的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你们获得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最大的自由。今后按党中央的部署,学校放假半年,从暑假到年假(春节)已经搞了四个多月,还有四个多月嘛!有的同学担心,怕时间不够,这不必要,时间是有的。看你们工作做的够不够。毛主席号召,你们青年要参加阶级斗争,首先是让你们有机会,又学习,又劳动,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根子。要锻炼你们,就要给你们时间,到明年春节就是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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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来锻炼你们。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入到社会斗批改,这是给你们的任务。你们的时间比担负生产任务、担负工作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担负业务任务的党政机关,其他行业的成员的时间多得多。因为你们专门搞一行,放假闹革命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你们在大风大浪中,自己锻炼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要明确方向,不仅为全国,而且为全世界,不仅为今天,而且为明天。因为事物是复杂的,你们在锻炼中才能搞清阶级和阶级斗争,过去的教育观点是很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放假闹革命,但是短时间不够,还要继续下去。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你们要进入社会,社会更复杂,在社会进行阶级斗争更要站稳阶级立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教育自己,来证实自己的立场。
    去年毛主席号召,在这样大好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长期口号。因为现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把我们当成是他的主要敌人,因为我们有力量对抗他、消灭他。我国是高举马列主义红旗的国家。最近看得很清楚,现代修正主义也是一样,怕我们的文化革命影响他们、怕他们的宝座被推翻,使他们坐不稳,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大的敌人。这样一个大敌当前,只有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决心在敌人挑衅的情况下,消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苏联为首的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战前准备不够,德国法西斯首先侵略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向英法开火,战争扩大,兵力分散、力量消耗大,但一九四一年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初期准备不好,受到很大损失,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经常备战,长期备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没有消灭时,社会主义没有在仝世界胜利时,就要有个备战精神。我们说,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这句话是科学的结论,确实是如此。对于促进帝国主义走向死亡这点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毛主席就预见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矛盾重重,军事上打倒帝国主义这一点,毛主席早就预言了对于社会主义,不仅要从经济上、生产关系所有制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军事上、文化上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上,一定要进行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真正彻底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样才可能促进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死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在毛主席领导下,社会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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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线上加紧阶级斗争。在中国来说,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首先从经济上到政治上,文化战线上,都是这样,进行备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不可战胜的。备战不单是解放军和民兵的任务,而且要灌输到你们青少年头脑中,灌输到你们红卫兵的头脑中。所以,毛主席一发现你们组织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的,他们首先提出革命造反的三篇文章。红卫兵从五月二十九号就建立了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七月二十六日发表这三篇文章,这样三篇文章,毛主席发现这是革命的苗头,这是在革命运动中发现新的力量,新生事物。然后毛主席在十一中仝会上就推荐了这三篇文章。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开会,邀请了清华附中去,并且讲了话。为什么这么重视呢?红卫兵是在全国大中学校,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革命组织,形成青少年的急先锋的组织。当然少数人没参加也是许可的。上天安门也可以吸收几位不是红卫兵的,以表示我们团结的愿望。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作为核心,当然要吸收这些同学以外的,革命的,进步的同学,形成学校里革命的,坚定的组织。如果全国一千多万青少年学生都这样组织起来,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很可观的。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同志讲话中提到,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当然要区别一下民兵是正式后备军,是拿起抢来的,是在劳动人民中组织起来的你们是在青少年里的。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说长期备战,前天红卫兵在天安门六小时的游行,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最有力的示威。怪不得在场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来看了一下,就溜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怕,帝国主义怕,各种反动派也怕。这次国庆,一反往常,是人的海洋,红色的海洋,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人人从天安门走过,表示革命学生,首先是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只有你们的提议,才能推动了我们,把国庆节搞得革命化。过去的一切设计方案都推翻了,过去游行要搞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使同学们很紧张,完全是形式主义,走起步子来那么整齐,整整方方,打起仗来能那样子吗?好象欧洲的洋人,铜鼓洋号吹着。这件事过去我也反对,但是这是你们先冲垮的,证明你们敢想敢干,感染了我们,我们应该称赞你们,只用几天就完成了国庆任务。这是种备战精神。
    放假闹革命,你们要扎下这个根子,可不要松下去,在以后学习为主的期间,也要象主席给林副主席一封信中那样写的(主要精神,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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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篇文章写过的),总是要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劳动中、备战的思想要扎下牢牢的、深深的根子。红卫兵有三个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个队的说法应调一下,学习队放在前面,本来学习为主,把战斗队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一下。通过你们宣传战备思想,不但我们这辈子,而且你们这辈子也是这样。如果美帝在越南战争打不下去了,他可能等一个时期,还有可能冒险,如果在越南战争失败了,他可能铤而走险。如果他来,我们这辈子和你们一道把他们消灭,那样更好。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动员仝世界人民,但主要是靠自己。军事上总得他来把战争挑起来,我们才能把道理把在手里,时间不能算得那么准,也可能在你们管事的时刻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第三代身上,我们告诉他们没有这个希望,你们要把反帝反修继续下去,因此要把备战的思想一直贯穿到全世界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消灭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告诉你们,希望你们传下去,当然到那时还会有矛盾,会有斗争喽!总之,备战这个问题是个长期问题。
    备荒看起来是一个时期的事,但是,是长期的事情。中国地方大、人口多耕地又很少,在版图上只有百分之十几,只有十八亿亩。当然要逐步扩大,但扩大时间慢,主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土地只有
    千万公顷,数目跟九百多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比,还是少的。但人口居住地区,特别是平原,江河地区人口特别密。产量越高的地方,人越密。你们都是来自各个省的,哪个省都有大寨式的样板。你们要学大寨,不一定都到大寨去。比如湖北省有刘集,江苏有新伍,山东有个下丁家,河北有个沙石峪、滚龙沟。就地取经嘛!当然现在还不普遍,还没有做到省省县县有大寨,可能性有,正在发展。今年是大旱的一年,越是旱得厉害的地方,办法越多。学毛著,学老三篇,学习主席语录,把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我得到大寨一个报告,说今年除去旱灾还有五种灾害,二次风灾次涝灾,还有一次虫灾,一次雹灾。他们七十多户八百多亩地,冲垮一百多亩,还剩六百多亩,亩产还是达到八百零六斤,超过了长江,总产量比去年仍有增他们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山区里用不上机槭,水都是人挑的。他们果树少副业收入少,现在正改变这种情况。越是穷的地方,越是赶的快。但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呢?你们好多是农村来的,现在农村精神面貌大变,物质情况也在大变,
    五年期间获得了大丰收,这样总是还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在增加。尽管提出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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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生育,你们是同意的,但人口总有增加。而且还要为备战储备(粮食),还要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帝国主乂就是不让各国家生产粮食,让他们种植经济作物,好来控制他们,搜刮他们。比如:印度这个国家不革命是无法翻身的。越依靠外国越穷,人民就越反对他们。列宁曾寄予希望,曾预言:只要中国、苏联、印度革命成功,世界革命就差不多了。总有一天印度革命会成功的。印度革命现在是低潮,但不会不闹出革命来。尽管印度共产党的领导多数是修正主义的,但总有一天印度革命会起来的。中国革命越强大,越能影响世界的各个国家。世界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了中国,我们要备荒。备荒不仅是克服每年不可免的灾荒,(我们国家横跨三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有草原、沼泽、山区、平原,不可免的要产生灾害,力争逐步平衡,但还会有新的不平衡)。备荒,包含了为人民而储备,为战争而储备,还要为世界革命做出支援。最近和东北同学谈话,东北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一个多月,但一直没人割,这样得损失多少啊!得损失百分之四十,很可惜啊!农业季节性很强,很重要,农时不可误,这是劳动人民总结的经验。为什么强调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农时不能误的呀!备荒是长期的要求,是战略的要求比如:革命交流仅限于北京和全国的大城市交流,就已经影响到运输量的百分之
    十到百分之二十,影响到粮食的运输,大家说,多吃玉米面,这精神很好。农民也想留玉米面,并不是我们老想让你们吃白面馍馍,而有时就买不到玉米面。各人胃口不同嘛,一定要求南方同学吃窝窝头,也不现实,也不习惯。
    备战备荒的中心一环,是为人民。我们备战、备荒就是为了打击敌人嘛!就是要保证我们的江山是铁打的嘛!农业上备荒,都是为了备战。要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能光靠口号,要真正作准备。不光有口号,而且要有行动。你们不是说要做实际的革命家吗?你们不是常念这条语录嘛
    形势好得很,全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的矛盾增加。越南人民准备打下去,来八十万,一百万美军也准备打下去。越南人民一千四百万人就拖住三十万美军,他们表了决心:不管三十万、百万都要顶住。十四人对一个人。我们跟他们学嘛!我们能对付多少万,你们可以算一算。我跟外国朋友就说嘛,越南人民对付五十万就很可观了,我们跟他们样的打,美帝就被打光了,他们就失败了。真正的准备不只在口头上,争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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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内准备好,美帝如果在南越打不好,打输了,他不认输,战争就要扩大。扩大就扩大到中国,如果扩大来,就消灭他。我们要准备,不能有任何含糊动摇,如果我们有了准备,它可能推迟一些时间来,那就更好了,你们就更长大了。男的要参军,女的也要参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条例要修改修改,在部队总有些事女同志可做嘛!当然是少数。比如女同志可以搞后勤,这是革命分工,不是轻视谁,毫无轻视之意。美帝来的快,消灭它,来的慢也要歼灭他。来的快也不要紧,有毛主席作我们的最高统帅,把他们全部消灭
    、阶级斗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条道路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心,是主要矛盾。有时紧张,有时松弛,这个时期是个高潮,因为要挖他们的根子喽!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內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领导核心,必然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定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对抗。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这就要反映到党内来,就得首先解决党内问题,把这问题解决了,就能解决其他问题。一部分革命的同学,一部分教职工首先关心自己学校内的领导问题,然后就要关心一个地方、个区的。你们放假闹革命时间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可能的。当然要回答一下,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这样的人,经过党内斗争,经过群众斗争,他们改了,仍然可以站在人民队伍当中。我们希望犯这些错误的同志改正。毛主席提出惩前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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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那样,对另一部分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这样,对没有犯错误的人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更不对了,错上加错
    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的领导,是发展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毛主席的建党精呻,就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精神。所以他能领导我们大党、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慝意改正我们就欢迎。不管工作组、党委,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欢迎。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当然,那种坚持错误不改的人,结果一定会使他的行动为敌人所利用,就给党外敌人混水摸鱼机会。就会把革命阵营搞乱,就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混在一起。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坚持不改也会走到那一边去。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是欢迎的。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敌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很强烈的。
    个时期的错误,只要不反党、无反党活动,就是非对抗性的,如果坚持不改就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要区别,又要联系起来看,怎样才能认识这个问题呢?最近连续几篇文章,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红旗杂志及人民日报社论都讲如何在实践中辩别;尽管如此,你们还要在实践中鉴别
    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司令部就是指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因为派工作组来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凡是派工作组都是由上而下,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地方,几乎都是执行同样的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新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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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维持原来秩序,但是很不理解要依靠学生、依靠革命的教职工的道理。他们应该帮助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而不是压制学生。而我们的工作组,习惯于过去的领导方式,特殊情况也许可以,但一般的,还是维持原来秩序。同学当然不满意,要求撤换和改组工作组。而工作组看不顺眼,说他们是反党,说成是右派,说成是反革命,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因而造成学生的对立,社会上一部分职工参加了多数学生斗少数学生,工人农民也参加了。就象十六条里所指出的,新的领导,工作组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规律性。对毛主席提出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很不理解。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领导,不理解放手发动群众的道理。这些错误,应该由上边去的负责任,当然,每个工作组都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不都一样,但主要责任应该由上边去的来负责任,因为派工作组是上边决定的。那时在北京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决定派工作组。工作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因为没有利用革命的学生,特别是红卫兵的新东西,破旧、立新。上级负的责任更大。因此现在提出炮打司令部
    摆在你们面前的,不可能是清清楚楚的,哪个是黑帮,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图索骥这是不可能的。并不反对同学对学校里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甚至怀疑,我们也不反对,对当地领导有错误的要批评,要斗争。当然也包括工作组在内。经过斗争才能看清犯错误的程度,你们要辩论是可以的,示威斗争是许可的,我们劝各级领导,不要怕,如果怕,就会惹出更多的事来。如果不怕,同学们还是讲道理的。据我们知道某个省委就是这样,犯了错误,来了几万群众要开大会,拥上来,要省委书记出来,有戴高帽的可能,他们请示了中央,我们就对他说,出去嘛!不要怕。结果出去一讲,问题就解决了,同学们没有给戴高帽子。以后一开会叫他们来,他们就来。这就合作的比较好了嘛!不是错误的不要承认嘛!就是被误戴了高帽子也会取下来嘛!不要让同学们去争论,学生斗学生,或群众斗学生。但是,我们同时可以说,我们不可能预先告诉你们哪个是黑帮,哪个不是,哪个领导是不是犯错误。八百五十一个学校,不可能都说出来,哪个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黑帮,要通过你们自己斗争,通过自己实践。我无法告诉你们是不是路线错误,没法讲是不是黑帮,要你们判断,不能由我们回答,要由运动证明。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能回答。要靠群众揭,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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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揭出来了,我们也很感谢!这些都要通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证明。怎么能每炮都打得准呢?你们事先要经过调査。总要有个互相调査、互相串联,来判断工作组是对的,还是错的。不要到机关、工厂、公社去串联。去访问一下,也还是许可的。一般的公开的报告、文件,就可以看出领导的情况。査档案是第步,你们提出来,由上级党委告诉你们,非常严重才查档案。比如:彭真,你们揭露的只是一个侧面,真正的档案,要由中央专案委员会调查。陆定一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调査,你们可以做。比如,你们可以回家调查他的事情。比如陆定一、周扬、蒋南翔、李昌……社会调查很有好处,这种调查更详细,更丰富档案牵涉许多机密问题。所以要经过上级党委研究批准。要防止打空炮,就要调査讨论,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被批判的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对的就接受不能模棱两可。群众问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帮,你要回答。有人说:“你去调査好了!”连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这样群众就更怀疑了。这个你要回答。你的行动作的对不对,要由群众来鉴定。有错误就承认,是黑帮就低头。不是黑帮就不要低头,低头你就犯错误了,中国有句俗话:“低头认罪”。有罪才低头。炮击司令部,无一个规章框框。哪个可以打,哪个不可以打,你们要去调査材料,我不能定框框。具体地问我,哪一个省委是不是黑帮,据我所知,不是,是革命的。因为我们不和他们在一起,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也许我回答错了,你们揭发出来,我们谢谢你们。比如彭真也是慢慢暴露的,我们以前对认识不够,自从去年姚文元的文章和同志们的揭发后,才逐步认识他。人的认识有早有的很晩,有敏感不敏感,时常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为什么对一些省市委没有改组?我们还要看一阶段,在未看清以前,我们还要找他作事。同时还可以把犯错误的人暴露在群众面前,又可以把问题搞清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解决。
    这里附带说一句,你们当中有内蒙、新疆来的。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总要抱爱护态度,与汉族干部有所不同,安排一些农奴主到天安门观礼,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有考虑的,这表现了党的民族政策
    对少数民族干部要求不能象老干部那样严,要逐步的严,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兄弟民族要看得宽些,但不能失掉主要的。要培养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成为领袖,不是一天能办到的。要学会统一战线的思想。你们想想,揭发出的反党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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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不少了。少数民族干部能挽救还是要挽救嘛!有人提出要封闭民主党派,要政协停止办公,我们没有答应。毛主席是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哪能随便答应你们呢?我们说门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给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也不能把东西搞坏,国家要赔偿的。当然不是赔原来那么好的了统一战线还是要的。公开的好办,秘密的容易搞鬼,明的比暗的好改造。这是吸收了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里就宣布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三七年至三八年就出了那么多反党分子,怎么解释呢?一下子加了个人民公敌外国问谍的名堂。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把辫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大大发展了。
    达赖叛国,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了,跑到印度,弄走了好些人,这些人总有天会跑回来的。象达赖这样的叛徒就是要斗争。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千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我们借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批判了他。阿沛出身于贵族,与班禅又有所不同,真正投降过来的是他,真正起作用,欢迎解放军进藏,使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有接触,阿沛立了功。在斗争班禅时,他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当然他也有许多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阿沛还是西藏自治区的负责人,要培养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成为领导干部,不是一天就能办到的。要学会统一战线的思想。
    内蒙古的情况也是一样,对他们的干部与对汉族的干部是有区别的。你们红卫兵不能说一点错事也没有做。但不能这样指责,应看到你们的主流、大方向,对少数民族也是一样,可以挽救的,还给予他们挽救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四、多数少数问题。
    回答一个多数少数的问题。大多数学校分为两派,多数与少数。是因为批评工作组,工作组不满意,排挤、打击形成的。犯了路线错误,工作组必须承认错误,给少数同学戴的帽子一概取消,统统一扫而光。根据一时的材料划的左、中右应该报废,或当着大家的面烧掉。革命学生,只要在大前提一致下(1,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2,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3,以十六条指示作为斗争的最高纲领。)不管多数少数,都应该承认是革命的。但不能说百分百都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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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的革命运动,总是分的局面较多,然后再合,合乎毛泽东思想就是对的,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就是错的。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都同意,可争论起来就不行了,你引这段话,他引那段话。深刻一考虑,总有一个引对了,一个引错了,不能急呀!现在有各种流派是可以的。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是可以合的,勉强合是合不起来的。各种思潮,不能跳出毛泽东思想的大前提。少数人坚持那种反动思想,那要长期来判明,不能现在做处理。不能说多数派是革命,少数派是不革命的,也不能说少数派是革命的,多数派是反革命的。那你们可能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合稀泥,是折衷主义。我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观点的,是在党中央得到批准的。自封革命,不行,要经过考验。你自己可以相信是革命的,但不能由上边来封。相信绝大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有人说:“少数是革命,多数是不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是在行动当中嘛!最后实践会证明的。会有坚定的左派,通过团结、教育、团结会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要经过斗争的过程,你们不论多数、少数,你们中间也是要分化的。你们同学不是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吗?我非常同意。党内如此,学校也是这样。最后总是要归到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不要怕。百花齐放嘛!不管哪一种,最后总是要万水朝东归大海,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洋里。也得承认,有先后,有质量的差别。不能说这个革命,那个不革命。我们不能重蹈工作组的错误。过去工作组的错误就在于此。我们怎么能重蹈覆辙呢?照我们设想,政治上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行政上、政治上都要平等待遇。住的、吃的,交通工具哪一派需要都要给。可不可以这样设想,把行政超脱起来,由外边派去的人管行政,不是由过去的工作组去或上级部门去,而是另外派一些人去,一视同仁,只管行政方面,毫不干涉斗批改。这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做。问题是复杂的,想试办一下。等国庆过了后几天,再开始试点。先在五个点试验,象地质、航空、林院、外语等。
    五、今后的斗批改怎么做?
    要按照阶级路线办事,要保护少数。要调査研究,不要乱打。现在就有一些中学生。调査的材料不准,就要试打一下,还是要调査研究准确了好。至于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要作反复调查,不是那么简单。批判北大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也是不容易的,清华也是这样。改,主要是开学以前。你们提一些建议,按毛主席说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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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改革的事情是复杂的。大学按大学改,中学按中学改,你们要积累出经验来。我们要把你们的经验集中起来,再交给你们。至于在社会上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冲击四旧,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平衡的,不能一概而论,希望你们很好的来作工作。另外,破旧立新也是要经过调查的。有些表面,现在如牌坊都改掉了。
    我请你们来做客,他们紧张极了。中南海的很多地方都改了,怕你们看不惯特别是语录牌挂的很快。你们要打倒狮子,中南海里的许多狮子都搬走了。破旧立新在城市里搞了许多,但深入一想,较多的是表面的,看不惯的。反动的家庭也检査了一些,不是所有的都要检查。实际上破四旧立四新是个长期的任务。中国上千年来封建社会以及上百年来资本主义习惯势力的影响是很深的,只要国家向前发展,就会发现很多旧的东西。但搞的不好还会复辟,而且很容易复辟。农村大造反,也不是一下子容易解除的。
    你们说,要消灭伊斯兰教,有人已在行动了,这不对,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全世界四亿多人口都信伊斯兰教,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邻邦,去年访问的,都是这些国家,不可能提倡这样的口号。要懂得比我们年老的人还有迷信思想。比如农村结婚时,就有的要彩礼,他说是要收回代价。许多农村里翻身的贫下中农还是有这种想法的。思想是一切革命的先导,它也是革命彻底的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的,需要你们去闯,这个闯劲千万不可以挫伤。下面我来说几个问
    ①革命串联,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不是要你们一下子组织得很好,要逐步地达到。如果没有组织、没有计划,运输就会有困难。还有组织性、计划性问题。今后串联是允许的,首先是北京及大中城市先满足。全国一千四百万中学生,每
    十个人来一个,就有一百四十万,这是一个很大量的组织工作。因此火车就不在大站停,而且在中小站也要停,这样运输就复杂了。所以有这样一个设想,大中城市彼此串联的问题,要有组织些,有计划些。现在这两天都在庆祝国庆,再过两天就紧张了。现在天气就已经冷了,南方就要先来一下,过几个月就要更
    南方来北方就不好办了。要通过省市委按计划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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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大学与中学不同、大学与中学的斗批改任务也不同,大学已经有几个联合性组织,中学也发展了几个区域性的组织。现在重点就转移到半工半读及中学方面来了。
    ③在斗批改中,小学要开学,中学、高中的同学要辅导他们,帮助他们讲语录,讲讲短的社论。因为小学教师的整训还没有完,高中同学就要帮助一下。
    ④讲讲斗批改的方式问题。文斗要进一步深入,武斗比较简单了,现在还有种新的斗争方式,就是动不动就绝食,这种革命热情是可佳的,但可不能说很好。也不要马上就批评他,他木来就生气,不要火上加油,应该劝他们,这个办法无好处。你说为什么把自己身体挫伤呢?干革命要有精神,身体棒棒的。静坐绝食,这不是好办法,我们又不是在反动统治下干革命。就是在反动统治下也不是老采取这种方法。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气力要保存。毛主席的时代怎么能这样呢?绝食的办法,不是可采取的办法。遇到反动的家伙,他才不管你哪!一绝食就到北京,这办法也不行。在毛主席领导下,不宜采取这个办法嘛不论怎么样,跟毛主席精神不符就是不好。你看你们在天安门,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去那多好啊!如果已经绝食的,要热情招待,让他们气消了,再解决问题。但是你们不要对外宣传。不要怕麻烦
    ⑤还有,在斗争中没收财物的问题,应该没收的由公家没收。比如,枪支没收,交给公安局,财物交给人民银行。首先检查一下没收的东西,让他开一个单子,他应该自己开个单子,他承认自己是什么家庭,犯了什么罪,没收了什么东西。等于同学给他写了个证据。我们不能含含糊糊,现在有很多东西,堆在仓库里一大堆,弄不清,容易出问题。比如,有的人偷偷的把人家手表拿了,手表戒指戴上了,这会影响信用。有人问,“可不可打土豪分田地?”我说那可不行绝对不行。你们需要一点经费,国家可以拨给你们嘛!缴获要归公嘛!千万不要占那种使宜。青年人不要沾染那种东西。过去打土豪也是归公嘛,点滴归公嘛不拿一针一线嘛!
    六、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有最大的民主。“四大”和宪法上的六大自由都给了你们,你们还多了一个,就是放假闹革命。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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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包括苏联在内,只有中国敢这样做。其他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作。这说明毛主席英明伟大。
    既然有最大的民主,就要有高度的集中,有些权利不能都下放,红卫兵不能带武器,也不能发军装。就是民兵也不能发装束。法律、逮捕权掌握在法庭,公安部门手里,即使公安系统不健全的,可委托军队管这些事。你们报纸可以出版,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有些观点我们也可以不同意。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电台、广播是全国统一的机构,它要宣传一种声音,仝国要听它的声音,全世界也要听它的声音,不能随便由地方哪一个红卫兵占有。你们有许多声音不是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些都是重要的专政机构,当然还有其他喽!绝不能随便改动。既然有这样大的民主,就要有统一的领导,不然方向就会偏的。
    七、组织问题。
    现在发展比较多的就是红卫兵,但红卫兵是一部分。因为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的,吸收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参加的组织,还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怎么办?不能都发展为红卫兵,要逐步团结他们。个别的,经过长期考验,可以吸收他们。红卫兵以后对于剥削家庭出身的如何教育他们,把他们团结在周围这是个任务。拿全校组织来说,各种组织很多。有的文革,筹委会有倾向性。尽管要重新选举,多数还是被选上,少数还要求民主,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了少数还是有问题。文革委员会和小组,对多数和少数,要平等协调,少数不要气馁,但少数不能要求人家承认自己是革命的。要经过长期考验和斗争,如果你是革命的,大多数就会过来了。多数要保护少数,少数要争取民主地位,而不是要争取领导地位。谁也不能领导也不行,要成立一个协商机构,这些组织要经过个过程。十六条说,要成立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我们很希望各校很快成立一个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但是现在很少。有许多学校办不到,文革不被人信任,这样就要一个过程。多数和少数,在一起互相协商,才能在斗争中达到统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然后才能达到最后的团结。现在大学成立了三个司令部,还有这以外的还在筹备联合。中学也有些联合。我们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教职工的斗批改任务是个长期的任务。
    今天我讲了,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跟备战备荒为人民相互联系的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炮打司令部的问题;多数少数的问题;今后斗批改怎么作的问题;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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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制问题;组织问题。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的。一定还会很不完备。将来更多的和你们学习。向中央报告,变成政策,交给你们。今天就说这一些,你们要走了,再见了。总是要出去的,留是留不住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好欢送你们走了。最后咱们念几条主席语录,谁站起来领头?(群众:总理带头!总理站起来说)好,跟你们学。翻开第一页,毛主席说:(总理和大家一齐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切中外反动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一仝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大会通电
    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红小兵,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十六条,捍卫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在这埸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
    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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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人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两立。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就不能正确进行斗批改,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切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同志们,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不罢休!不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收兵!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多大的“声望”,如果他顽固不化,死不回头,我们都要跟他拚个你死我活,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踢开一切绊脚石,扫除一切害人虫。革命的红卫兵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迎着阻力走,迎着阻力行,迎着阻力向前进,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闯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毛泽东思想普照的红彤彤的世界!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向同学们问好,向同学们致敬!现在请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向大家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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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中央在
    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现在请张春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群众高呼:好!)
    张春桥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我来念一下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我先念军委和总政给中央报告,然后再念批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周总理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仝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那现在我来回答几个问题,你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长的要研究,我们回去定负责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现在有几个简单问题先回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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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1、有个工人同志,或者是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要求承认这次到北京来的行动是革命的。这个要求对,我们一直是这样看的。
    2、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证人身安全。这个要求完仝合理,我们负责通知各地绝对不许这样做
    3、本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叫上级处理,不得由同级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同意。底下一个是工资照发。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有些半工半读学校,我知道还有一些工厂,对不同意见的人扣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错的,我们可以下命令叫他们工资照发。不仅工厂是如此,就是半工半读学校,放半年假闹革命期间,半工半读学校的待遇还应该照样给,不许打折扣。
    第二个问题
    是刚才在这个地方讲了话的,南京大学“八·二七”串联会的代表说:我们有一千三百名师生,提出要求,由于地方上给他们很大的压制,刚才×××同志、同学讲得很清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通知那个地方的工作组的上级负责人,一定叫他们回到那个学校里去
    另外,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
    第三个问题
    四川大学到北京参观串联的同学请求继续留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留在这个地方的同学,住的地方发生困难,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要求帮助解决,我布置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一定替你们解决。
    第四个问题
    首都文艺界人艺的同志问的,我们中央批准军委的那个指示适用于全国大中学校,是不是适用于文艺团体?我们说同样适用
    第五个问题
    就是刚才开会的时候,外边有华中师范学校的七位同学要求进来,最后也发言,他们写了血书要求把他们受到压制的意见跟大家说出来,现在我们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说话,也跟大家见见面。(七位同学跟大家见面)
    第六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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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学说,在学校里因为由工作组工作的错误、路线方向错误引起的后果,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犯了错误的那一方在同学中制造出来了对立情绪,有的出现更错误的,采取不同的待遇,有被歧视的。我们木来要着手逐步处理这件事,错的一律取消,应该恢复正常现象。这类事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在北京先抓几个主要学校,立即实行,搞出点来,一有经验就通知全国照办。我们现在,一起来高呼几个口号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
    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现已超过百万,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加之近来气温急剧下降,很多人不带被盖棉衣,极易生病。切盼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待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
    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
    十月十八日北京地质、航空、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院校近万名师生员工,游行到天安门,表示“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晚八时三十分,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这些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记录整理女
    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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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刚才我已和主席团同志谈了一下,现在我概括地说几件你们所关心的国家大事
    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一百五十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五点,我才发现有两个口号单,并且确有问题,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是拿到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应该说通过这个口号单子时,是吸收了你们的意见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热烈鼓掌)这二十二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査清楚,査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热烈鼓掌)
    第二,关于开会问题。
    这次接见大会准备很仓促,距上次相隔十八天了,外地革命师生北京集中了将近一百五十万人,刚下火车的还不算。这样大的数目,再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和北京的师生、工作人员、红卫兵等,一共有一百六十万人左右。又要使外地师生都能看到毛主席,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外地同学来北京一次不容易,人人希望见到毛主席,同时又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做组织工作不能不把这个矛盾解决好。上次国庆接见,进行时间拖得很长,使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有些劳累,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还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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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们又要照顾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使他们过分累了,我们心不安,我们相信你们的心和我们样,我们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们要负起责任。
    廿年前,啊!廿一年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是陪他去的,解放战争在陕北打游击,也跟他在一块儿。我有过错误,主席纠正我,挽救我,我从来不掩饰错误,但是我知道错误,我就坚决地改,所以我以这种心情来爱护毛主席,至少不后于你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热烈鼓掌)大家想,到底是让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一次又一次地出来还是用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年国庆节一百二十万人走了
    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毛主席又出来了,主席又到群众中去,另外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你们。(群众欢呼: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太阳!)是啊!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和我们是心连心的,所以你们热爱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想见你们。但是,“十
    晚上的情况,证明没有准备好,毛主席要到
    群众中去,从金水桥等处,两次都过不去,有的同学还被挤伤了,到现在我们的心还很不安。今天这样做法没经验,要组织好这次接见是头一次的试验,没有把握,心中没有底,所以通知有反复。筹备工作是一步步布置检查的。我和杨成武、周荣鑫等同志专门看了路线。在天安门上还是在下面接见?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请主席下决定,主席决定在下面接见大家,但前进时司机同志很紧张,车开得快了些,观礼台上两万多人没有看着,不肯走,我说你们留下来吧,我想办法。这次花了一个半小时,但还有缺点,在最后五百米处挤伤了几个同学,我心中直不安,因为在这里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没有去看他们。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情况,要继续前进。当时两万多人,一围上不好办,只好到这里来。今天你们等久了,我五点半到天安门,看着你们上车我才离开。(热烈鼓掌)
    昨晚派了一万六千名解放军到各单位去帮助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守卫交通。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如泰山!(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因为我们有毛主席这样举世无双的伟大的领袖,缔造了我们伟大的党,建立了我们伟大的军队,依靠我们伟大的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才产生了伟大的领袖,造就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建成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无论我们还是你们都为此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们还要继续前进,所以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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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有人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刚刚开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对的!以后我们还要长征。我们要警惕敌人,因此,即使是万分之一可能的敌人捣乱,也要防备,这是防止敌人,不是对你们的。对你们,我们是很相信的,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还一次次出来见你们呢!我们都是自家人嘛!事实证明,不是什么事情也没出吗!这次改成巡行式接见,是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看到毛主席。
    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对的!正因为如此,有些事情一解释就清楚了林彪同志讲了好多次话,这次不准备再讲,最重要的就是“十·一”的讲话,调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这个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红旗》十三期社论,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当前的任务。所以,林彪同志这次没有准备讲话。我们支持你们把两条路线的斗争继续下去
    至于还有些个别的具体问题,不能在这里回答,请有关的同志以后向你们回答。我还要向第三司令部的同志道歉,因为是我请会议主席告诉你们会后接见你,但我们有其它事情,没有接见他们,望今天来的同学们,代我向他们道歉。我还想占大家一点时间,有几个简单的问题讲一讲
    关于同学们还要求见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的问题,你们的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也想见到你们。(热烈鼓掌)但是,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冋志领导下的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闻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脑子用得很多,需要好好地休息。我今天和他同车,是我亲自送他到休息地点的。康生同志快出国了,要代表我党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党代表大会,目前他正在忙着做准备工作。江青同志,有的同学十五日座谈见到她,你们看到她身体比较差,这两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苫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让她休息。所以,我今天没有去惊动他们三位。(众呼: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我一定向他们转达你们的意见。
    你们想见主席,以后机会多得很!你们在北京,还怕见不着毛主席?不过我应该记着这个事。(热烈鼓掌)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们。有人写了决心书,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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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非常好我们很感动。希望以你们这种赴汤蹈火的精神,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声起)我不想多说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呼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革命的红卫兵向解放军学习,当好解放军的后备队!抓革命,促生产,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全国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毛主席第五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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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表示:誓死保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十八日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又一次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检阅了由他们组成的雄伟的文化革命大军
    从八月十八日到今天的短短两个月中,毛主席先后四次专门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今天,革命小将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说,毛主席最了解我们,最关心我们,最支持我们。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四次接见我门,是对我们革命青少年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大鼓舞。他们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
    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佩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迎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一遍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髙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还纵情地唱道:“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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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直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在一个多小时中,毛主席乘车从夹道欢呼的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中驰过,不停地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招手致意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精神焕发,站在第二辆敞篷汽车上,同毛主席起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在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口号声和歌声像山呼海啸,出现了欢乐的高潮。
    从大连步行二千多里来到北京的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革命小将,当他们今天见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时候,热情奔放,向着毛主席不停地放声欢呼,表达了全国亿万革命青少年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这些革命小将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组成了一支“长征红卫队”,以顽强的毅力,跋山涉水,战胜重重困难,用一个月时间走到了他们日夜向往的北京。他们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决定把他们自己亲手缝制的,经过风吹雨打,纪录了他们战斗历程的“长征红卫队”大旗,献给毛主席。他们还以“毛主席万岁”为题写了一份决心书,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在革命的长征路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从南海之滨到天山南北,从黑龙江畔到康藏高原,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各民族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今天在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检阅的时刻,千百次地振臂欢呼“毛主席万岁!”上海、天津、广州、成都、西安、沈阳等城市的许多红卫兵小将,在毛主席检阅以后,当场立下了誓言:敬爱的毛主席,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在斗争中学,真正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捍卫你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你的好战士、好学生。谁要反对你,谁要反对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把他彻底打倒!
    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驶过了来自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革命小将队列前面小将们清楚地看到了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兴奋得连声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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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说:毛主席非常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中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最大保证!遵义的革命小将们从小听到的第一个革命故事,就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故事。他们学习革命传统的第一个课堂,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他们深深懂得: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干革命全靠毛泽东思想!他们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来到了毛主席身边,见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要继承遵义会议的革命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让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芒永照万代
    从中国革命摇篮江西井冈山地区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带来了在校同学日夜赶绣的一面红色锦旗,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锦旗上绣着十八个金字“祝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今天,当毛主席乘车驰向天安门广场时,这些革命小将尽情地欢呼歌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们还带来了亲手织的一双新草鞋,用红纸盒装起来,准备献给毛主席,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工农红军艰苫奋斗的革命精神,跟着毛主席干辈子革命,永远永远不变心。
    来自革命圣地的延安大学革命小将们,受延安贫下中农和革命千部的委托把杨家岭出产的小米和毛主席曾经劳动过的一块土地上长的玉米,带来北京转送给毛主席。今天,毛主席来看大家了,他们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无限激情,大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延安的青年,我们最最热爱毛主席最最崇拜、敬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敢革命,敢造反,我们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雄伟地屹立在敞篷汽车上,不时环顾两旁大道上欢腾的队伍,挥动手臂,向着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致意。人群中,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新疆喀什师专和新疆邮电学校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驰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点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有的学生见到了毛主席,含着幸福的热泪,当场写下了激动的诗句:“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对你感激之情千言万语说不尽!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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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领导我们干革命,一个牧民的女儿那能上北京。在难忘的今天,我向你庄严宣誓:海可枯,石可烂,永远跟你干革命的心不变。”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三百八十三名少数民族革命师生代表,看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军装向他们招手的时候,许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出身于奴隶家庭的彝族学生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奴隶。我的父母在我一岁那年就被奴隶主杀死。毛主席和共产党就是我的亲爹娘。”他握紧拳头发誓说:“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这次见到了毛主席,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一定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一定要天不怕,地不怕,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万多名来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怀着无限幸福、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检阅。下午一点二十分,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在某军事医学院的队伍前面通过时,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一位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同志们当场你一句我一句为这幅照片写下了题为《最幸福的“十最”》的题照诗:“写下最幸福的时刻,拍下最幸福的照片,记下最难忘的地点,举起最鲜红的语录,喊岀最响亮的口号,唱岀最衷情的歌声,交流最幸福的感想,定下最革命的决心,祝愿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军事院校的不少同志来京后急忙买了一册崭新的“东方红”日记本,要从见到毛主席的这一天开始写自己的红色日记。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见到毛主席以后写道:“四海红旗舞东风,五岳欢呼毛泽东,雄文四卷捧在手,最高指示印心中灵魂深处闹革命,苫练杀敌过硬功。洒尽热血为人民,保卫领袖毛泽东。”有的同志写道:“毛主席啊,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你的身体是多么健康,你站在革命航船的前头,指引着胜利的方向,激励着我们永远向前!”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同大家的亲切会见结束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五十华里的宽阔大道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久久不愿离开。他们一群群地围拢在一起,交谈着见到毛主席以后的幸福心情。人们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无限关怀和巨大鼓舞带到全国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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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革命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不怕风雨,跋山涉水,走过了二十一个县市。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杋”的教导,一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路向工农群众学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群众赞扬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
    大大太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革命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学习红军万里长征的革命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毅力跋山涉水,战胜重重困难,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大连步行二千余里,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
    革命小将们扛着鲜红的“长征红卫队”的队旗,身背背包,胸怀宝书,一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解放军的
    八作风,走到哪里就向哪里的工农群众学习;驻在哪里,就帮助哪里的群众担水、扫院子,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以解放军为榜样,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的工农群众热情地赞扬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老红军、老八路的红后代”,“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八月间,正当各地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进行革命大串连的时候,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学生李隆夫等被安排第一批乘车赴京进行革命串连。他们多么想一下子飞到毛主席身边啊!但是,他们又想,如果像红军那样,进行一次“小长征”,步行到北京,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吗?于是,他们下定决心:迈开双脚,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十五名革命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不怕风、不怕雨,不乘车、不坐船,逢山过山,遇水涉水,用自己的双脚迈过了辽宁河北两省的二十一个县市和一个农垦区,在广阔的天地里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一次严峻的革命意志的锻炼。一路上,小将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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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满怀革命豪情,把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踩在脚下。当他们在行军途中遇到六、
    七级大风和滂沱大雨的时候,他们就齐声朗诵毛主席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高唱革命歌曲,迎着风雨前进。有时,遇到大河拦路,他们就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伟大实践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壮丽诗句互相鼓舞,不搭船、不过桥,泅渡过河。小将们说:“毛主席七十三岁还畅游长江,我们是新中国未来的海员,更应该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当他们走得脚肿起泡,感到疲乏的时候,他们就朗读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立刻精神抖擞,勇气百倍。当宿营地蚊虫打扰,不能安睡的时候,他们就想起革命前辈走过的艰难历程,他们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的红军,不知好了多少倍,有什么理由叫苦呢?在一个月的征途中,他们就这样地战胜了狂风暴雨,越过百水千山,胜利地到达了北京。
    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伟大论述,提出了“我们要做革命的播种机,把毛泽东思想传遍每个角落”的豪言壮语,他们在途中边学习,边宣传,走到哪里,就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哪里。他们在田间、地头给社员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细心讲解十六条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在村镇、集市张贴革命的传单和标语,积极宣传毛主席亲白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天,不管远途行军多么劳累,居住条件多么不便,他们一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找报纸、学文件,在微弱的烛光下刻印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品。每当报上发表重要社论,他们就及时油印出来散发到群众中。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他们在进入河北省后,特地选择山路走,向偏僻山区的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他们为了让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一路上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购买钢板和纸张,印屜革命传单和标语;当党中央刚刚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他们就和社员道进行秋收夜战,一面干活,一面宣传。这些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员,既宣传了群众,又教育了自己。他们不但炼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把一颗红心炼得更红了。
    “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深深地懂得,要宣传好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自己学习好毛泽东思想。他们宁肯少带行李、衣物,也要带上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多带宣传品。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淋湿,却把全队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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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件雨衣用来包着《毛泽东选集》。他们说:“衣服打湿了,一会儿就会干的,宝书可千万不能被雨淋着,这是我们的命根子!”一路上,他们不论怎样疲劳,怎样繁忙,从不耽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他们越是繁忙,越是疲劳,越是有困难,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学,在实际斗争中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给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在“小长征”的革命征途上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不断成长
    “长征红卫队”的小将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沿途的革命群众。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都热情支持他们。印刷工人为了给他们赶印宣传品,彻夜不眠地工作;有的贫下中农骑车追赶几十里向他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传单;有的红卫兵连夜写信托他们带给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万疆。人们称赞这些革命小将带来了老八路作风,他们说:“有了这样的接班人,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就有希望了!”
    毛主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长征红卫队”的小将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沿途组织参观、访问和座谈,利用一切机会向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老前辈学习。从大连到北京的途中,他们同老工人、老贫农、老八路和革命学生一起,一共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在金县,他们访问了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马玉成。这位老贫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长期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革命小将。他们决心像老贫农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九月上旬的一个中午,他们来到著名的“塔山英雄团”浴血战斗过的塔山地区,瞻仰
    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塔”。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记录着当年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小将们站在革命先烈们用热血灌溉过的土地上,站在烈士纪念塔前,庄严地宣誓:“我们‘长征红卫队’要踏着你们的血迹,接过你们手中的枪,继续战斗,去完成你们未竞的事业。为了使伟大祖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为了建设和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我们随时准备经受千辛万苦,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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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祖国的首都,“长征红卫队”的革命小将们幸福地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隆夫同学还在十月一日那天代表全队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一起,受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现在,“长征红卫队”的小将们即将离京返校。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把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支持和关怀,把首都革命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经验,带回大连,带回学校,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了“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了北京
    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
    全国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到首都来串连,各地的学生互相串连,这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学生们在串连的革命大学校中可以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经受大风大浪,得到种种锻炼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到北京的学生,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做群众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党中央的十六条,把毛泽东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沿途的城市和乡村。群众称赞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老红军、老八路的红后代”,“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这些步行来京的学生,像解放军那样,坚决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做好事。他们每到一地,就访问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听革命前辈讲述斗争史,翻身史。他们不顾旅途的疲劳,为群众担水,扫地,干零活,参加秋收,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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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虽然离开了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床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开了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
    事实正是这样,不打算艰苦奋斗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想要“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永远忠实于毛主席,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大★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
    八月二十五日天刚破晓,在大连通向北京的公路上,有一支红卫兵小分队,肩挎背包,高唱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着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举着一面光采夺目的红旗,在明亮的朝阳下闪耀着几个金黄的大字:“大连一北京长征红卫队”
    这支长征红卫队是由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十五名学生组成的。
    不久以前,他们接到赴京串连的通知,一个个欣喜若狂,万分激动,多么想下子就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啊!
    可是,他们却没有急于动身,他们考虑的是怎样使这次终生难忘的活动更有意义。他们当中有的人,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身穿军装接见百万革命群众的照片,想起红军跋涉万水千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他们想: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既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要有钢铁般的革命毅力。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需要学习和发扬老红军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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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锻炼和培养解放军的吃大苫、耐大劳的作风。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倡议步行到北京去!
    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把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本髙髙地举起,满怀革命豪情地宣誓
    干革命,就要敢于走最艰苦的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要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硬骨头!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红卫队踏上征途的第一步,困难就接踵而至。
    行军的头十天,阴雨连绵,气候闷热。雨水打湿了衣服,汗水浸透了全身,行走十分吃力。
    这时候,他们从怀里掏出《毛主席语录》,边走边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几天走下来,个个脚上磨起了血泡,脚脖子又红又肿,走起路来一步一痛。这时候,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朗诵毛主席的伟大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在行军最艰旹的日子,打前站的同志在路旁写上毛主席语录,鼓舞着队伍前进: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我们最爱毛主席》,互相激励,奋勇向前。有的人还指着公路旁的里程碑,拍拍同伴的肩膀说:“我们离毛主席又近了二十里!”毛泽东思想就是力量!风雨算得了什么,疼痛不在话下!小将们学着老八路的样子,用头发丝把血泡穿破,在脚脖子上贴上膏药,继续昂首挺胸,大踏步前进。沿途一辆辆汽车,一排排大车,从他们身边驶过,驾驶员、驭手们热情地邀请他们上车,他们都一一婉言谢绝。
    九月二十一日,长征红卫队从河北玉田县的采亭桥出发,走到相距一百二十里的三河县。这是他们连续行军的第二十七天,也是行程最长的一天。这一天对于每一个长征红卫队员,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李增shen@①左脚的脚脖子已经又红又肿。上午,他拄着拐棍,紧紧跟着队伍,走了四十多里。下午,右脚脚脖子又肿起来,走道更加困难了。为了不让一个同伴掉队,大家叫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想:不能因为自已走得慢,推迟整个队伍到达宿营地,咬咬牙也得走出速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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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在他耳旁萦回:“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这时候,同伴们的鼓励在他耳边回响:“坚持!坚持!走一步,就离北京近步,走一步,就靠近毛主席身边一步!”
    他坚强地自言自语着:“痛吧,痛吧,再痛也抵不过毛主席给我的力量!”他拄着拐棍,挺起胸膛,迈开大步,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向毛主席身边走来。就这样,长征红卫队里这些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在要见毛主席的崇高愿望的激励下,用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了徒步跋涉的种种困难。他们跨过一道道山岭,趟过一条条河川,以平均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向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圣地——北京前进。
    这些革命青年在自己的《长征宣言书》中说:“我们的长征是宣言书。”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和革命青年是英雄好汉,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阶级教育的大课堂
    长征红卫队从大连走到北京,经过了辽宁、河北的四个市、十七个县,行程两千氽里。这两千氽里行程,是培养艰苫奋斗作风的大熔炉,也是提高政治觉悟的大课堂
    路上,他们对这个没有教学楼、没有实验室的大学校怀着深厚的感情,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
    在长征红卫队里,有两位打前站的同志。他们是负责安排沿途食宿的,但是,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了解受教育的材料,物色学习的对象,安排参加生产劳动有时候,经过一天行军,已很劳累,但是当大家得知打前站的同志已经安排好要和老贫农座谈,都兴高釆烈、精神抖擞地奔赴会场。他们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少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机会决不能漏掉
    在兴城县曹庄公社,长征红卫队战士们打听到这里有一个名叫周华的十三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就抓紧第二天出发前的时间,一大早把周华请来诙学习体会。这位小将从一九六四年以来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两年多来为集体、为五保户做了许多好事。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一面听一面记,不少人当场表示:我们年龄比他大,可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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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一定要向这位小将看齐,老老实实地学,扎扎实实地用,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路上,他们看到村村户户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有多少次,当他们列队行进的时候,正在地里干活的社员,打听到他们是上北京见毛主席的,就围拢上来。这些社员们的第一句话都是:“见了毛主席,一定要代我们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有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临别时,放声歌唱《东方红》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卢龙县人民印刷厂的工人,知道他们要印宣传材料,不吃饭,不睡觉,连夜为他们排版、印刷,直到天明。工人们说:我们能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出把力,感到非常光荣、非常自豪。
    工农群众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使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受到很大教育。他们说:工人、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就是比我们深。我们向工农群众学习,首先就要学习他们这种阶级感情
    长征红卫队一路上也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看到广大社员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金县二十里堡,原来是个严重缺水的山区。有的资产阶级“专家”曾经断言这里打不出水。但是,贫下中农反复学习了《愚公移山》,下定决心:就是把地球打穿,也要打出水来!现在,一口口二三十丈深的大水井源源不断地灌溉着农田,粮食亩产量比过去增加两倍多。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从大量这样的生动感人的事例中深切地体会到:劳动人民一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
    长征红卫队还顺路访问了一些革命遗迹。一天中午,他们来到塔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前,请管理人员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一著名的阻击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面对纪念塔,向烈士们庄重宣誓:“我们‘长征红卫队’要踏着你们的血迹,接过你们手中的枪,继续战斗,去完成你们未竟的事业。为了使伟大祖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为了建设和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我们随时准备经受千辛万苦,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这些革命青年在自己的《长征宣言书》中说:“我们的长征是取经队”。的确,他们一路上取到了许多在学校里见不到的“真经”。他们自豪地说:我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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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离开了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床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开了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
    红色宣传队
    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长征宣言书》中给自己规定,他们的长征是宣传队。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党中央的十六条。
    他们一路张贴毛主席语录,一路散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传单。在田头,在村旁,在灯下,在灶前,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在跟群众一起劳动的时候,他们都拿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十六条,读给群众听。
    有一天,他们走了八十里路,下午五点到达滦县王店子公社庄窝大队。他们看到许多社员坐在场院里剥玉米,觉得是个做宣传工作的好机会,便匆匆吃完饭,赶去跟社员一起劳动。这时候,天色已晚,他们就打着手电筒朗诵毛主席语录,读十六条,念人民日报社论,边劳动边宣传了三个小时。社员们很受感动,许多人称赞说:你们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长征红卫队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宣传,使沿途群众看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一代的优良作风。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精神,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得满满的。他们尽量挤岀时间帮助群众秋收,帮助群众干零活。一路上做了许许多多好事。
    过复州河的时候,既没有桥,也没有船,有一位老大娘正坐在岸边发愁。这时候,长征红卫队的战士们已经走得很累了,但是想起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有两个人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上去,一个背着老大娘,一个在旁边扶着,护送老大娘过河。河很宽,底下全是石头。他们俩脚上都打了不少血泡,水一浸,石尖一扎,痛得钻心。他们默念着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教导,坚持着把老大娘送过了五十多米宽的水面
    九月二十二日,长征红卫队到了通县。这时候,他们已经连续行军将近一个月了。他们没有首先考虑休息,而是向县人委生产办公室提出要到公社参加劳动。县里的同志看到他们劲头很大,没有劝住他们,只好在开介绍信的时候,说明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希望在劳动中给予照顾。他们到了生产队,却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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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们说:“要照顾,就照顾我们干重活!”他们和社员一起收玉米,拔小豆,个个活像小老虎。
    这一切,深深感动着沿途的广大群众。不少人称赞他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小兵”,“老红军、老八路的红后代”。
    丰润县七十多岁的郝和生老大爷,看了革命小将们的行动,联想起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地下交通员时,冒着生命危险散发革命传单的往事,回想起当年八路军的优良作风,老人家拍拍小将们的肩膀,兴奋地说:“你们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得对,干得好!我对你们很放心,你们一定能接好革命的班!”
    见到日夜想念的红太阳
    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这个伟大的日子,将永远铭刻在长征红卫队全体战士的心里。这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头天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
    长征红卫队的十五名战士,思潮汹涌,翻腾不已。
    世代雇农出身的孙凤岐,想起父亲在旧社会给地主扛长工,挨地主鞭打,逼得妻离子散闯关东的苦难岁月。是敬爱的毛主席,把他一家从火坑里救出来,是毛主席使他进了大学!
    张怀发记起了在解放区的孤儿院里,第一次喊“毛主席万岁”,第一次唱《毛主席是大救星》的情景。有一年过春节,老师给他们穿上新棉衣,并且告诉他们“这是毛主席给的。”那时候,他没有亲人,他觉得毛主席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多少年来,他是多么渴望着见一见救命恩人毛主席啊
    许许多多辛酸、甜蜜的回忆涌上心头,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怎么能睡得着呢?!有的人睡下去,又爬起来,记一段日记,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老是恨天色亮得太迟。
    幸福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队长李隆夫代表长征红卫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站在毛主席身旁,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在这最难忘的一小时里,他觉得一年前身负重伤,十多位同学输到自己身上的热血一直在沸腾,他一次又一次地轻轻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十二时二十八分,他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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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战友们列队走过毛主席面前,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他赶紧在毛主席语录本上,记下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
    这一天,他们当中有七位战友上了观礼台。当毛主席走向天安门城楼两侧,向他们亲切招手的时候,一股幸福的暖流,立时传遍每个人全身。他们用最大的力气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参加游行的另外七位战友,手里举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欢呼着从毛主席面前走过。经过连续两千多里行军,腿关节还有些酸痛,脚脖子还有些红肿。但是,他们走在游行队伍中,步伐显得格外矫健
    月徒步行军的劳累
    变成了欢欣的回忆。他们向伟大领袖表示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决心跟着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心跟着您,在共产主义的万里征途中奋勇前进!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1、《人民日报》发表的徒步来京的消息和社论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不是《人民日报》自己决定搞的
    2、同学们有不同看法可以昕听大家的意见,这两天可以暂时不报导这方面的问题,过几天中央了解情况再说。
    3、徒步串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会一下子都走光
    4、同学们提出来,人走了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多数同学来说,主要是进行教育,要彻底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
    5、你们过去反对工作组,批判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有些人出去了,他们可以得到锻炼,你们仍然坚持正确路线,思想就容易统一起来。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大连有十五位同学从大连跑到北京来,还有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同学,(上海同学走的比大连还长,不登报是因为走了一段路,坐了一段车。)他们都很可爱。蚌埠的同学十七号到达通县,问题出来了。(十八日主席接见)同学说:是坐车去见毛主席呢?还是继续走呢?还是走吧,下次再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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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瑞金-延安一北京,这个想法很好,现在看来雪山过不去,(谢富治副总理点着头用手比)雪山这么高,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吃什么,还要设粮站。你们坚持步行是好的,有时我们还要帮忙呀
    北京现在一天走出不到十万,很多还是北京的,外地的走的不太多。现在病号很多,(走出后)老乡是不是欢迎呢?我看有的可能不欢迎,要做好工作,可不能下最后通牒
    长征,有些人不敢,别的事情都勇敢,走这条路他不敢。
    走完了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原先我也想不通,怕字当头,都走了怎么办?现在看来一样,走了很多不是一样的办事吗?我看你们的观点,出去串联就统。有的在校保工作组的,在外串联就狠搞工作组了。因为工作组压了他,不压迫不革命嘛!
    出外串联,对北京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害处,只会有好处,不过时间拖长一点,没有什么,半年不行再来半年,(指文化革命)如果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国家搞好了,永不变色,那还是成绩很大了嘛!苏联搞了五十年还修了嘛
    出外串联不会影响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去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长征能炼出一批走路的人,走路是不大容易的事。
    (有人递条子问:长征经费怎么办?)
    这个问题没法答复,因为刚开始,我们正在研究,哪些地方有粮库,哪些地方没有,哪些地方有医院,哪些地方没有,医生怎么办?现在正在宣传长征的意义和好处,有的先做起来了,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给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又一封信
    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们
    十一月一日,我们曾经写给了你们一封信,告诉你们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要接见来京的革命师生了。因为来京的革命师生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为了把接见大会组织好,中央曾经决定分期分批组织接见。现在考虑到,分期分批接见,时间会延长,而且这几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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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大增加,已经接近二百万人。为了使广大革命师生更快地看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也为了中央负责同志的健康,中央决定改变分期分批接见的办法,准备这二百万人一次接见
    我们希望每个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除了遵守十一月一日信中所提出的要求以外,还请注意以下几项
    1.学习解放军,听从指挥。为了帮助大家,我们派了解放军同志和党政机关干部陪同你们,希望你们很好地同他们合作,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
    2.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检阅时,要雄赳赳气昂昂,整队前进,不要停留,不要拥挤,以免影响后面的同学通过。
    3.行进队伍要整齐,行动要健壮,行进中要保持规定的排面和速度。齐声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
    4.通过天安门后,不要自由离队,应按指定路线回到原来的住地。
    5.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镇静。不准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武器、弹药,以保证安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二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这是又一次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大示威,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大检阅
    接受了检阅的同学们,应当很快地返回本地区去,把毛主席给我们的鼓舞和教导,把在北京学习到的革命经验,带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坚决地保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证胜利地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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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各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讲话今天是个紧急会,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明天要接见外地二百万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在研究关于明天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事。我们信任你们,所以跟你们谈谈这些问题。有人听说毛主席要接见,就到天安门广场上来等。因为这次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只能用大喇叭广播,让他们回到各单位去
    这次接见任务很重,北京市从来没有组织过二百多万的大队伍来游行,每年
    十
    五·一”最多才一百五十万游行,这次二百多万,你们想想看
    你们要帮助党中央,军委和市委搞好这项工作,胜利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
    这次接见是在搞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时候;在我国发射导弹,敌人慌乱的时候;今年又是农业大丰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胜利的时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检阅,我们应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天安门。我们这次比“十·一”任务还重,但一定得比
    十·一”还要好。这次可能时间拖得很长,如果不很好地组织起来,那时间就更长了。虽然说在上几次接见的时候,主席出来站一会儿再回去休息一会,但那也够累了,主席疲劳了,那也不好呀!
    对外地的革命师生,不但安排住的地方,吃的地方,而且还要招待得好。我们对你们有几项要求
    1.不参加检阅,不到天安门去。你们要向雷锋,王杰学习,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市区联络总站,分站联合组织,通过你们的组织来做好这项工作。你们谁没有见过毛主席,以后给你们补,我不是把你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
    2.能回学校的就回学校做宣传工作,帮助解放军和其他组织做宣传,要遵守秩序,搞好队伍,通过天安门时要迅速。宣传毛泽东思想,今天下午你们回去好好地讲讲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接见的伟大意义。
    3.就是他们走後,还要帮助他们把屋子打扫干净(指外地师生去游行时)我们要以身作则,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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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06页,共5150页
    4.回来之後(指游行回来),劝他们回去,好好地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本单位的运动。劝他们回去。每天北京要来廿四万人,来的时候就连厕所都装七个人,火车头上都有人,但是回去的时候呢?每天只走两万多人,车上很松,有的还在车上躺着睡觉,你们算算这个简单的帐,这样下去,北京几天就不行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给他们讲讲,接见之後,要按照发票的时间走,回去搞斗批改,搞运动。
    5.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工作,使每个学校容量扩大。但不准住大会堂,你们要保护大会堂,因为每天要有好多人来开会。我们把问题说穿,即使我说错了,给我贴大字报,我可以改嘛!我们中南海都住上外地师生了,住了有三千人。你们回去要跟大家商量,不要拥挤,并劝同学和不参加组织的人不要拥挤。碰上问题了,要多给人家解释。向解放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6.帮助宣传,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林彪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地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仼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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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07页,共5150页
    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仝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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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
    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将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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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三日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心——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对来自全国各地革命师生第
    六次的接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从仝国各地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们,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万分鼓舞。他们纵情欢呼“毛主席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万岁!”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持续七个多小时的接见大会上,精力充沛,神采焕发,一直和大家在一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迈着稳健的步伐,先后九次走向城楼的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亲切招手、鼓掌。革命小将们通过广场时,狂欢跳跃,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身体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革命小将们满怀激动的心情说,我们的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相信群众,最放手发动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乘胜前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今天,首都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小将们,高举毛主席像和红旗,从全城四面八方连夜汇向天安门广场,汇向广场东侧的条条大道上。当朝霞映红天空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们使翻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迎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朗读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用毛主席语录谱成的歌曲。他们纵情地歌唱:“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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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十时十分,当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时,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杯彪同志,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贺龙、谭震林、徐向前、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台。这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浪翻腾的海洋。千万双充满深情的眼睛仰望着毛主席,千万双佩戴红袖章的手臂挥舞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不停地欢呼跳跃,“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就像滚滚春雷,震荡着首都的天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宣布大会开始林彪同志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讲话(全文另发)。
    林彪同志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前来北京看望毛主席和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林彪同志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上午十点二十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开始了盛大的游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挥动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检阅。在这支文化革命大军中,有来自毛主席家乡的革命青少年,有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等地的革命后代,有来自内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和金沙江畔的许多少数民族的革命学生,还有来自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子弟。他们带着全国各族青少年和亿万革命群众的嘱托,来接受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表达他们永远忠于毛主席,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意志,表达他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们,今天怀着无比激动、无限喜悦的心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一道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检阅。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含着慈祥的微笑,向革命小将们频频招手致意,使这些小将十分激动。他们兴奋地说:“世界上什么最红?天安门上的太阳最红!世界上什么人最亲?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亲!世界上什么最幸福?见到伟大统帅毛主席最幸福!世界上什么任务最光荣?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最光荣!”空军某军事学校的师生们刚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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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圣地延安进行政治野营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当年居住过的杨家岭以及“七大”会址,重温了我党我军的光辉历史。今天,他们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许多人当场写诗、写决心书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表示永远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斗一生,革命到底
    来自上海的数以万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今天欢欣鼓舞地来到了天安门。清晨,华东师范大学的革命小将们学习讨论着《红旗》杂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他们说,这篇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们回忆在上海参观党的第一次仝国代表大会会址所受到的教育,深切体会到,从党的第次代表大会起,毛主席就一直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革命胜利的最大保证。这些革命小将今天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无限激动地说:我们欢呼毛主席,就是欢呼胜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奋勇战,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
    从遵义这个革命历史名城来京的革命小将,今天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断高呼:“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遵义二中的一位小将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白己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最近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许多华侨青年,今天带着海外侨胞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他们回国前,印尼反动当局曾对他们进行了种种折磨和迫害,恶毒地迫使他们交出和烧毁毛主席著作。但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了这些青年无穷的力量。他们说,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他们不屈不挠地同印尼反动当局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保藏毛主席著作。今天,他们挥舞着祖国同胞赠送的《毛主席语录》,激昂地说:我们要学一辈子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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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用一辈子毛泽东思想,谁要企图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是想让我们华侨回到过去无依无靠的苫日子,我们坚决不答应。
    参加今天大会的,共有二百多万革命师生。在接受了毛主席检阅的一百多万革命小将中,有许多像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那样的革命青少年,他们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毛主席所期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他们的家乡出发,全程步行来到了首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从安徽蚌埠行军到北京的蚌埠铁路中学的十一名红卫兵小将,今天幸福地登上了天安门前面的观礼台。当毛主席岀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他们千百次地纵情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千百次地振臂欢呼“毛主席万岁!”他们说,“毛主席啊!我们步行串连来到您的身边,现在请您检阅吧!”这十一名小将组成的“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以顽强的毅力,从蚌埠出发,步行两千余里,历时四十四天,胜利到达北京。一路上,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并向工农群众学习。当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激动地说: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这样关怀,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把工人阶级的红色家谱一代一代续下去。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形象为榜样,山东省临淄县敬仲农中“长征赤卫队”,用八昼两夜的时间,平均每天以一百
    十里的速度,步行来到北京。他们今天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怀着无限敬意和感激的心情,把他们在行军途中缝制的“长征赤卫队”队旗,献给敬爱的毛主席。他们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向毛主席汇报他们步行串连的“战绩”。信中写道: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把您对我们的鼓舞和教导,记在心上。我们一定要跟着您干一辈子革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永远成为您所领导的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小小战斗队。
    参加今天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邓颖超、廖承志、张鼎丞、萧劲光、邓子恢、张云逸、杨秀峰、钱瑛、许光达、曾山、赵尔陆、吕正操、王树声、张经武、谢觉哉、杨勇、张宗逊、李涛、陈奇涵、陈漫远、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廖汉生、陈正人、刘建勋、赵毅敏、孔原、方毅、张爱萍、姚依林、李天佑、王新亭、徐立清、袁子钦、傅钟、邱会作、张池明、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吴克华、陈仁麒、李寿轩、崔田民、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仁、江文、黄文明、李真、郑维山、傅崇碧、黄作珍、李天焕、蔡顺礼、孔石泉、钟赤兵、周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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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至成、谭冠三、傅秋涛、王宏坤、胡痴、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沫、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荣鑫、姬鹏飞、余秋里、谷牧、杨奇清、江一真、刘文辉、惠中权、许德珩、高文华、吕东、徐今强、段君毅、刘杰、吴融峰、王诤、邱创成、王秉璋、钟子云、康世恩、李四光、旷伏兆、刘裕民、赖际发、蒋光鼐、钱之光、孔祥祯、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袁宝华、吴波、沙千里、陈国栋、王磊、林海云、萧望东、张奚若、楚图南、谢扶民、薛暮桥、胡立教、汪东兴、曾涤、李人林、谢有法、王屏、孙正江学彬、唐平铸、刘祖春、马纯古、王道义、曹轶欧、髙崇民、蔡廷锴、沈雁冰、李德全、解学恭、苏谦益、高扬文、马力、丁国钰等。
    应邀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的外国朋友,有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和夫人,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査禾多,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刚果(布)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库萨卡纳·普罗斯佩尔,安哥拉作家反帝战士达克鲁斯,新西兰人士艾黎,日本人士金泽幸雄,英国人士洪若诗,丹麦人士艾伯,美国人士加尔文。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陶铸李富春陈毅接见全国三十个单位同志的讲话
    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汪东兴、童小鹏。参加接见单位全国各地共三十个单位。参加接见人数:共九十多人。其中七机部参加的代表有王志有、苗志祯、孙明恻、桂大芬、王思琪共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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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今天毛主席接见了串联革命师生,今晚在中南海解决代表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专门请你们代表来,说明中央关心这件事。(介绍参加会议中央负责同志)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童小鹏等同志。周荣鑫:今天中央六位同志同大家见面,刚才汪东兴同志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了,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有很多问题向中央反映这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采取什麽样的办法?现在怎麽办?原来有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不多,外地来访的同志很多,这样就不能适合形势需要
    有下面几个问题1、同志们反映问题。
    2、需要解答问题。本来嘛,接待员不了解各地情况,但不答覆又不行,正在检査。
    3、你们要见中央负责同志,要马上见,要立刻答覆,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外地来京师生要成立联络站,要宣传工具,接待站解决不了,影响了工作。你们到中南海西门,不答覆不走,要冲进中南海,前些天门都关上了。请同志们想想,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门都关着,这说明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接待工作做得不够,希望大家想个办法。
    (冲进中南海之一员王富春同志检讨: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找麻烦。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忘记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请求处分。)
    陶铸
    同志们用什麽态度来对待中南海的问题,昨天晩上我和周总理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批评我们,为什麽把西门关起来?怕群众吗?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够,下午把大门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为什麽关门?下午发生了问题。王富春检查很好,不要给他处分。来反映问题都可以,来许多人向里面冲就不好。北勹,西门都冲进去了,这不好。六个国务院副总理讲了这些问题,没讲清楚我们有责任。今天向同志们讲清,希望同志们支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一边说保卫,一边拚命往里冲,这叫什麽保卫!对毛主席工作不利,对全国影响不好,影响了主席的工作。过去没有讲清,我们有责任,今天斩钉截铁地和大家谈清楚,我想讲清楚大家也会拥护的。谁不拥护毛主席呢?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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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十一中全会纠正了。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无阶级革命的司令部。
    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始终是多数,多数就是多数,在这一个时期,尽管少数人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只是少数,得不到全党支持,很快被肃清,被打倒。党中央,毛主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今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到中南海解决问题,首先要到接待室。接待室尽管有错误,但它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主持的,是可以信赖的。有错误可以整风,作风不好可以改进,今天不改明天改,不称职可以撤换。什麽事情都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统帅全世界的事情都要管。总理是大事归他管,不能什麽事都找他,总理怎麽能有那么大的精力呢!是不可能的。接待室的任务是忠实地听取群众意见和向上反映,但接待室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马上解决问题。它听意见,反映意见,如果做不好就是失职。接待室就在他们三人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领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委托他们。更重要的反映给我们,我们不能解决的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在的就是我们六位和李先念。现在有些同志不信任接待站,连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也不信任,甚至对我们也不信任。都要总理来解决。那天见钱信忠,卫生部文革是我管,主要是材料问题,你们要材料是革命的,
    新的卫生部党委要支持,材料问题发生争执的主要责任是卫生部。为什麽呢?因为中央有指示嘛!应当交给你们。说成反革命是不对的。一定要见总理,为什麽呢?就是因为十几天前中央指示卫生部工作很重要,我说钱信忠到目前为止不是黑帮,有缺点,有错误。现在看来讲早了,对运动有影响。我在医大检讨北医对我不满意,一定要见总理。
    应该信赖接待室,他们不能解决的,反映给我们,我们不能解决的,再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你们不是接班人吗?看你们将来到中南海办公,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来了马上就解决,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你们要求马上罢省委书记的官,这怎麽能马上答覆,我们也不能解决,只能由毛主席解决。
    (陈副总理插话:毛主席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中央政治局解决。)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了,应该打倒,都是修正主义吗?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可我说不是。要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一个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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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一个副司令员,还要有参谋长、副参谋长……我们在座的谭震林、谢富治、李富春都带过兵,我也当过政治部主任,我的时间最短,只一年多。我们要把我们解决问题的组织机构搞好,解决问题不是都能满意,有些满意,有些不满意。到中南海来希望很高,到中南海来是对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到中南海来解决解决问题,主要靠自己革命的办法,依靠自己,依靠革命,依靠斗争,依靠群众。什麽国家有那么多民主?我们国家有最大民主,集会、结社、出版、示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大串联,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今年我快六十岁了以前我们用铅笔写个标语都要杀头,上雨花台。现在你们要讲什麽就讲什麽,口讲,发传单,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中南海。现在政法学院两千多名学生,七十多个组织,你们要组织什麽就组织什麽,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起来,就可以发传单,集会,游行,示威。你们要开什麽会就开什麽会,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就在工人体育场开,要开到什麽时候就开到什麽时候。
    你们不是在中南海外边开会吗?游行,几个人喊口号就是游行。示威,打倒唯就是示威。我不赞成你们到中南海来示威,到中南海只能反映问题,谁有问题还可以向毛主席控告。现在还可以用炮轰,只要有错误就可以轰,轰到最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关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毛主席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利,有什麽不能解决呢?当然,革命现在还是有很大阻力的。有人受打击,来这里告状,我们接待室有责任派人送你们回原单位,保证你们安全和自由。总之,你们按毛主席指示闹革命,我们都支持。具体问题最後是回本地区去解决。我们分工了,山东、辽宁、江苏是我负责,安徽谢富治、刘宁一负
    到中南海来,有很多不能得到满足的,要求得到支持,我们完全支持你们。革命不是很容易的,同志们主要依靠自己,不能光靠上级,要靠群众。我们可以办的,如果我们不办,是我们没尽到责任。同志们的问题,有些我们不能解决你们现在来很多派,一派来要罢官,另一派来要复官,有的罢了三次复了官两次你们去辩论怎麽办?你们自己发动群众大闹革命,依靠群众主动解决。到中南海来可以,要派代表,来了反映了情况就回去嘛!过几天打电话问问解决了没有?有些问题要经中央开会讨论才能决定。你们要斗争嘛!回去斗争嘛!发动群众,取得群众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总之,冲进中南海是严重的错误。今天,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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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7页,共5150页
    党中央,国务院再讲一次,到中南海来是可以的,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是我们的心脏。我们工作有缺点,我们可以改正。希望今天开了这个会後,不再发生这种事
    李富春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陶铸同志讲话,我完全同意。我讲两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一个是我们支持同志们任何革命行动,只要合乎十六条,合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没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是毛主席提出的,体现在十六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许多问题靠同志们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经验靠同志们创造。
    第二是在座有机关同志,我希望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根除修正主义的根子,使我们每个人破私立公,使我们每个人思想革命化,带动,推动我们的事业发展,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强盛的中国。
    陈毅
    各位同志:我完全同意陶铸同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他们讲得很明白了,他们两位让你们根据他们的意见,检查你们自己的行动
    夜深了,工作很忙,我再补充两点
    我是搞外交工作的,每天与外国人见面,他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麽样,我有责任宣传文化大革命,我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外国朋友担心是不是很有秩序,是不是妨碍生产,地方工作是不是能进行?我讲,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思想水平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代,第四代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解决了问题。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在中国扎根,传遍全世界。七亿人口参加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是缺点在群众智慧和党的领导下可以纠正。这样运动就能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文化大革命就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不是半年一年的事情,而是多少年的事情,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世世代代传下去。外国朋友愿在中国取经,我说可能有不健康的现象,可能有的行动要出轨,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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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8页,共5150页
    行军有时要掉队,打仗有时要打败仗。这一点是补充他们两位的意思了。我们的行动是不是符合党中央的十六条,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考虑。
    我愿意向大家学习,和大家一起干革命,不同的是岁数大了一点,我个人犯的错误比你们多,我以一个犯错误多的同志的名义讲话。是不是你们的行动合乎要求?行动是不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过去我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猛打猛冲,结果失败,作检讨,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没有听清)
    九二五年,我冲过中南海西门,我是四个代表中的一个,有大刀我们也冲进去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这里当外交部长,副总理,没想到有人冲我,(陶铸插话:你们那时冲对了)我们那时冲对了。同志们,要很好的考虑,如果干革命,光相信自己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主观主义的。刚才检讨的同志是很好的。我相信这同志是革命的。你们是不是从反面考虑一下,我是很直说的。过去我常常因为过分相信自己,因而犯错误就更大,多想想就比较好,我是很沉痛地讲这个话。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要有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坐着不走,想见什麽人就见什麽人,不见什麽人就不走。列宁同志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份会变成错误了。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强调过份了,就过火了,就成错误了。有错误有缺点就要有勇气斗争,纠正了错误就变成正确的,这对革命有利。看见错误不敢讲,不斗争,就是机会主义,是对革命有害的。同志们考虑要用正确的办法纠正错误才能达到目的;用错误的办法纠正错误,就会错上加错。我不评论哪个人,不评论哪个代表,哪个单位,我只是这样抽象地讲……·(没听清)不用正确的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办,这就不好。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文化大革命,还要对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要搞生产、冬耕,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要把我们都围在中南海解决问题,不解决不走,三十人不解决就串联百人,还不解决就串联三千人,甚至上万人,这不是正确的办法。
    我多年来犯错误,我有个经验,顾全大局的人能给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不顾全大局的人,只看到那么一点点,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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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9页,共5150页
    革命不会有什麽贡献。要顾全大局,小局和大局之间,要照顾大局。你们二十几个单位来多少天了,对你来说是全部,对全国来说是局部,要大道理管小道理,千条万条,要照顾全国,全世界的大局。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几十年来最照顾大局。我给别人讲,他们说我合稀泥,折衷主义。我的话没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贡献就大,要破私立公。我的意见可能有片面性,你们可以批,愿接受同志们的意见。
    谭震林:
    同志们,同学们,职工们:陶铸、李富春、陈毅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我不重复了。今天很晚了,到会的代表同志一定会很好理解。我有一条建议,你们回去以后,要向其它同志们讲,向外地同志们宣传。今天的问题是以什麽态度对待中南海的问题,本来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何对待中南海就不存在这问题了。你们冲,不怪你们,责任在我们,总理讲了一次范围小,这次你们二十多个单位,九十多个代表,通过你们让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中南海是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在的地方,许多事情要到这里办,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解决问题要派代表来,通过接待室。因此不要占领那个接待室。你们占了人家接待室,办公也办不成了。你们想想全国有多少个单位,公社生产队七十多万个,几十万个工矿企业,他们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跑来了就不得了吧!要派代表,不要把接待站的办公室占了,要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协助各个单位很好地搞文化大革命。希望你们回去向同志们讲清楚,让全国各地都懂得这个道理。誓死保卫毛主席!谢富治
    没有什麽话好讲的,我赞成四位同志的讲话,刚才讲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个话我很赞成。文化革命是大道理,凡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那么我们就支持,支持这个大道理,支持革命。我个人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改造锻炼自己,向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师生和工作人员学习。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就是一面学习一面改造,我们这些人都是毛病比较多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文化大革命是大道理,刚才大家讲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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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毛主席在中南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全世界,以前在延安,现在在中南海。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在中南海。不管你是哪一位革命同志,我们都要誓死保卫中南海,毛主席,党中央,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在中南海。
    最近有一次北京的红卫兵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保卫北京的重点(单位)特别提到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是很清楚的。最近有几次出现了冲进中南海的北门和西门,这责任在我们,我们没给同志们讲清楚,不怪你们。今天讲得很清楚了,大家派人来告状提意见,完全有权利,是合法的,我们有义务,我们支持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一切革命行动。违背这个原则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有权利,我们有义务,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合法的,中南海不能冲,没有经过批准,谁也不能进中南海,不仅不能冲,也不能装扩音器,就是周围集聚成千上万的人也会影响在中南海的总司令部的工作。这个事情已跟同志们商量,这个不能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道理,服从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服从这个大道理,不能冲进中南海,有问题可以写信,可以告状。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党中央所在地不能随便进来,要有个好的工作条件,希望同志们遵守这么几条。
    我这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水平,是向你们学习的,我们很坦率,有什麽都讲了。讲错了就批评嘛
    刘宁
    我完仝同意以上同志的讲话。我很高兴的看到你们,谈一谈怎样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仔细的想一想这两句话,这里的工人同志。机关干部,革命师生,我是做群众工作的,如果要检査缺点错误的话,我首先检査这错误。我们现在知道,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北京,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全世界人民都眼望着北京中南海,大家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处在中国,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仝世界人民尊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崇拜毛主席,我们应感到非常的幸福。因此,我们应该认识这个问题,大家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厂、机关干部同志们,要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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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十六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形势很好;工业搞得好,农业搞得好。工机关干部同志们,大家都在内,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一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如何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只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使我们的工业,农业搞得更好,更好,更好!我们要坚决执行我们自己的口号,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想大家会同意上述意见,通过你们向所有的工厂、矿山、企业、学校、机关来宣传。现在我建议同志们和我一起站起来向毛主席宣誓:(全场起立)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陶铸
    提了很多条子,不一一回答了,分给在座的由各方面负责人去解决。同志们,我今天就讲一讲对中南海抱什麽态度。过去没有和同志们讲清楚,责任在我们,我想讲一讲同志们就会赞成的,全国革命的人民也会赞成的。毛主席是七亿人民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关系同志们,昨天毛主席又接见了外地革命师生六个多小时,今天又接见了一百五十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很好,我们大家很高兴,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相信大家会接受我们建议的。刚才陈毅同志讲得好,是感想,是看法,供同志们参考。总的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同志们闹革命,闹得很好,我们完全支持。毛主席号召大家闹革命,我们坚决支持,我们做好工作,更好地配合同志们闹革命,我们有这个责任。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我们改进,你们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能冲进中南海。
    有些具体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冇个条子谈到了广播学院,就谈谈这个问题。播学院同学要到广播大楼里去,有些方法,有些行动没有经验,不妥当,不允许。不是什麽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都是要革命的!我再宣布一下,革命越彻底越好,但是不是所有的机关都要开进去,我不赞成占领机关这个做法。你们可以开会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迎宾馆)、广播电台、新华社、外交部公安部、法院、检察院、国防部,(陈毅同志插话:外交部)你们都不要去!所有的机关都可以批评,你们不要接管机关,我的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刚才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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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一律不要去,尽管我们工作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是主张不来中南海是十分正确的,不去这些地方不影响你们革命嘛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有人说<人民日报>社论(指抓革命促生产>)“比修还修,比混蛋还混”,当然这是个别人的事了。革命和生产不冲突嘛!抓革命促生产嘛,搞革命可以把生产搞好,搞革命停生产是错误的,光搞生产不搞革命也是错误的。
    我们原来讲中学生不来,後来规定按十人来一人,加大学生才二百多万人现在就有八百多万。步行串联很好,不影响交通。今年我国粮食增产了,抓革命促生产,人民干劲很大,生产搞好了,干革命更有劲嘛!有些人往我们脸上摸黑,说我们妨碍生产。应该指出,不能影响生产闹革命。学生可以向工农群众宣传十
    六条,帮助学习毛主席著作,向工农学习和工农相结合
    希望同志们好好地研究研究〈抓革命促生产>。
    (这时,广播事业局递个条子,提到广播学院学生占了广播事业局。)现在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只是个方法问题。同志们是革命的,哪来的那么多反革命。有些行动,由于没有经验,你们年轻是不恰当的,但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都是革命的,只是方法不对,我不赞成去占领,这方法不对!不一定要去占领嘛!革命越彻底越好,不要去占领,不占领也可以革命,派代表去谈,提意见都可以嘛!中南海,人大会堂、迎宾馆、广播大楼、公安部等,不要去那里任务很重,广播担任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一刻也不能停,不要去占领
    生产问题,抓革命,促生产,是主席思想,不冲突嘛。抓好革命,就促了生光抓生产,光抓革命都不对。现在北京接待了八百万名次,这好嘛,但也要有个底,现在步行,接触就更广了,运输也不紧了。工人农民不要离开生产岗位学生也不要去串连,要相信工农群众能自己革命,宣传去可以,但不要去干涉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和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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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开个紧急的会,邀请各校革委会和三个司令部的负责人来开个紧急的会,十一号周荣鑫和大专院校各联络站见了面,因我有其它的事。那个会开的很好,很有秩序,谢谢你们。那次的会见我们比较满意。
    今天请了大专院校六十个单位,但时间紧。来不及,刚才登记来了五十三个单位,你们有红卫兵组织和革委会的和三个司令部的。我们有事找你们,一时找不到,你们说:“我们找你们,又找不到。”以后我想尽多接触你们,现在只能用座谈的形式。
    谢富治同志开了个会才来,我开完这个会还有会
    你们有事主要找主管部门,市委;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找国务院接待站。我们七、八个常委准备轮流在中南海值班,有事在中南海西门就接见一下。总得有人和你们谈一谈。现在国务院西门打开了,中南海的门打开了,我们七、八个准备轮流和你们见面,要集体领导,互相商量,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嘛!不能只让某某接见,不能一两个人说话,其它人说话不算。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因为我们说话都事先商量了。先请示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我们都是按照集体研究的意见回答问题,谁接见你们也一样。我把这件事通知你们,希望三个司令部传达。上次在中南海东门开了个座谈会,我和江青、谢富治商量过,集体商量回答你们,这是毛主席的工作方式,那次开会,我说:中南海西门关着不行,还是打开好。给大家解释,请你们帮助,结果说通了也见了效。
    以上是我格外的通知。
    今天比较紧急的事,天气一天一天冷了,外地同学一天来了好多,我们怎么能使他们串连好,学习好,生活好,怎么使大家有组织的看到毛主席,接见后顺利离开北京。主席接见采取了好多方式,各种方式都实验了,共接见了八次,有
    七次都没有很好地完成。到后来都没有人很好地领导组织队伍了。由于各单位带队人数不多,到天安门就无法带动了。十一月三日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接见不到百万人,未见到毛主席的还有一百三十万人,(11-13日)三天外地又到了
    六十万,平均每天二十万,到二十号(14—20日)共七天,如果主席不接见,可达一百四十万,怎么组织接见,是个大难题。外地师生到北京串连,主要是见毛主席,另外还要看大字报,参观学习,如果不帮助他们组织的话,那么他们的时间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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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高校的接待任务也很重,达二十万人,但整个比,还很小,只占百分之二十,其它单位、机关、各区居民、中小学负担也很重,看来你们的负担还得增加。
    有个设想先透露给你们,大中学校闹革命,搞串连这个假得延长到明年暑假以后,这里还有十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想法:冬天到来了,严冬季节坐火车轮船、汽车串连停止一个时候,停止一个时候到北京串连,到外地串连。这样有好处,集中力量可以搞学校斗、批、改。也可以搞社会的斗、批、改,这样可以提到日程上去解决。到不到工厂去串连,中央正在研究(这不属今天讲的)严冬停一时期免费串连,这样便于在冬季增加一个运输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增加生产做些物质准备,便于物资运输,特别是煤、原油、还有日用生活品,明年春天,更加加大运量,同时冬季铁路也可以进行维修。
    如果截止到二十号为止,到北京进行串连的人次已达到九百万人次,全国大中学校(包括农业中学、半工半读的)共有学生总数一千四百多万,这九百万人次除了重复来京的以外,再打个折扣,还超过了半数。自八·一八到现在才三个月,已达到九百万人次,还有五百万人次。过严冬,明年还有五个月串连时同样可以在以后更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进行。
    目前这个时期,要加强他们(外地同学)的军事训练,要从事政治训练,身体锻炼,学习参观,唱革命歌曲,学习解放军生活。把这项训练工作搞好了,下次接见就可以搞得更好,能否实现,要靠大家共同努力。相信解放军能够按着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同志的指示办事,做好这项工作。呼吁你们(红卫兵)也协助做好这项工作,你们现在人少,剩下的人不多了,但你们那里条件好些,有居住处,还有暖气及取暖的一些设备,是可以增加一些的,机关地区已负担很重了他们都增加,我们希望大专院校居住增加一倍,从二十万增加到四十万,清华最高数目达二万七,拿别的学校一比,还可以增加。这是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闹革命嘛!年轻人带头,特别北京茡生一定要给外地学生做一个好榜样,尽管工作繁重,你们做大哥哥的要帮助小弟弟、小妹妹,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你们要帮助他们学好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搞好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使他们多学点本事。我希望在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串连了,出去了还得回来,你们留在学校要多多帮忙,与解放军搞好协作,那个学校缺炊事员的可以从军队和地方调,有的学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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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炊事员都带岀去串联了,做饭有困难,要亐上解决。高校人员一下增加到四十万,也是有困难的,可以逐步增加的吗。先增加到三十万,后四十万,我们是主人我向你们呼吁:不管你们是哪一派,左、中、右、保守的也好。在接待任务这点上都要一致嘛!希望你们采取统一的行动,贯彻最高指示,听毛主席的话
    十一日下午主席接见后,有二百万人现在要离开北京,火车很挤,管它挤不挤,挤得上就走,最高纪录一天走十八万人
    你们红卫兵,革委会要采取统一的行动吗!是统一的革命行动吗!一定要搞好,让外地同学学习好,训练好,必须和解放军搞好协作,也要以你们为主体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你们不会发生大的争论的,你们要坚持下去,至少还得二十天左右,主席接见后,一时还走不完,在这一段时间,出外地串连的同学还有回来的,有条件搞好接待,今天与大家主要谈到这里,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有问题也可以提到接待站去。
    下面附带讲一讲徒步串连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还在研究,我认为坐车一段,走一段,不能叫长征了,徒步长征给我们树立典型的已经有大连海运,山东林艺安徽蚌埠等三四个,他们已经徒步长征到了北京,他们人数不多,一个队十几个人,现在我们正在收集他们的经验,具体如何步行长征好,我们正在想办法研究,以后通告。北京现在有不少走出去了,也存在些问题,步行的想留一留,但留不住,北京地质附中十三岁的女孩也步行长征去了,我们已派人去辅导,准备短途的实验,准备取得经验,以后全国取得经验再推广。
    我所讲的就到这里,今天讲的主要是接待问题,希各个院校回去取得联系与解放军搞好协作,下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提。
    第一司令部有人提:要求北京市内要进行徒步串连,外地的可以徒步回去。总理说:这种精神是好的,我们也设想,北京市郊的学生,外县的动员他们徒步回去,河北省各区让他们有相当大的数目坐汽车回去,也可以徒步嘛!
    有人问:现在北京的还要徒步怎么办?
    总理说:我们正在商量办法,当然小股的几个人先尝试一下,我们也不要阻止他们徒步,人多的,目的地远的,要有组织和充分的准备,我个人的经验还是先试验一下,不然半途而废不好,你们到井冈山去,这个地方很好,是革命的圣地,但都去也成问题,在那里要办个很大的粮店,一下子去几十万人,接待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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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我不同意都往一方去,有人要走长征的路,这个路有的还不通,也没有公路,还要过草地,上雪山,得有相当的计划和准备。
    有人提到:日前有些工厂压制很厉害,派别斗争很激烈,学生能不能到工去?
    总理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央文革准备召集那些被压制的以及来告状的工人开个座谈会,分批和他们解决,澄清各种问题,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叫我人也不好解答。
    又有人提:外地同学到各校看大字报最好不坐车,步行。
    总理说:刚才我说过,要这样做,组织步行去看大字报,排成队参观最后大家又提到关于接待卫生,粮食节约等许多问题,总理一一做了解答,后来,由于时间晚了,为了照顾总理的健康,大家要求散会,总理同意了,有问题的留下条子,以后国务院再具体解答。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中发[66]554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上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仝国掀起了革命师生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月二十日止,来过首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杠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章、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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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同时,为了准备明年春暖季节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免费输迭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也需要对前一阶段的运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前一阶段使用过度的客车、客船进行必要的检修。因此,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贯彻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圉内,专区范圉內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井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报告
    各位同志!今天召集中央党政军民各机关负责同志,北京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派岀所、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吉,各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大概一万多人来开个会,是个紧急会议。有一件事要大家分担责任,就是招待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国庆节前作过一次动员,效果很好。现在作今年最后一次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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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北京和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毛主席一共七次接见了来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战士。第七次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是这个月的十一、十二号。共接见了六百多万人。现在留在北京还没有走的共二百二十五万人,其中没有接见的大概还有一百四十万人。但实际上不只此数。因为有一些人住在认识的人家里,没有统计起来。这几天,从各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比例数更大,每天超过二十万人,有到二十五万的,有更多的,曾经一天到二十九万多人。原接待工作应付不了,容纳不下。昨天晚上,在永定门车站到先农坛、到天坛到处都是外地师生。用突击力量,大部分人才解决了。但这是临时性的突击,不解决问题。首先得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中央最近要发一个通知,准备把大中学校,包括军事院校,学生放假闹革命的时间延续到明年暑假,到春假不够。学生们要在学校,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还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要接触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原规定的时间不够,至少要延长到明年暑假,这样时间较宽裕,工作可以更有计划地进行。有了这个规定,才能有下面第二个规定。准备把各地免费乘车的时间,截止到十一月二十日,还有五天就截止。今年就不再供给免费到北京到各地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了当然徒步串连除外,这样革命师生大批来京的事情可停止一个时期,从十一月二
    十一日明年春暖时间,便于集中一切交通力量,进行对国民经济需要的物质和社会供应商品的运输,同时也可以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二年的生产备料。并且还可以进行这三个月增加的客运车辆、轮船的维修工作。以便明年春暖季节再来进行有计划的到北京、到各地串连。预计到二十号,大概到北京来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可能达到九百万人,现在大概七百五十至七百六十万人,已接见六百多万。全国大中学校,包括军事院校的总人数,大概有一千六百万。今年接见九百万,明年就少于半数了。明年从四月起到暑假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计划安排到北京来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到各地串连。为了做好这一次最后一批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和组织工作,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即使数目截止了,不再增加了不再来京了,但等待接见还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接待要超过二百万人,接近三百万,要很好做接待工作,还要帮助他们学习解放军。现在来京的各地革命师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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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多数是中学生。今年最后这次工作应该做得更出色,要比国庆节那次做得更好。
    根据现在的情况,原接待单位所接收的人数不够。还要增加一百一十万接待数目。这需要在我们国家机关,解放军,大专院校,北京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一起来分配这个数目。按我们昨天晚上紧急会议商量的数目,大概这样规定:北京市增加五十万人,由北京市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城市居民通过派出所、街道居民委员会来安排。因此厂矿企业事业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他那地方的宿舍、礼堂、俱乐部、一切公共地方,都要接待革命青年同学和红卫兵。中央国家机关、党政兵机关增加三十万人。大专院校,北京有六十多个大专院校,绝大部分学生都到外地串连了(二十号后要陆续回来,回来还给免费乘车),接待力量不够,我们动员外县一万人,解放军组织炊事队,共三十个炊事队,这样大专院校增加接待二十万人。解放军各兵种、军种、三个总部,其它附属机关军事院校,增加接待十万人。
    机关中急要工作还继续做,特别是指导生产业务,办理紧急行政、外交等工作还继续进行。但有一部分经常业务、不是紧急的业务,这种办公室,可腾出部分让同学们住。
    为着起带头作用,国务院,就是你们知道的中南海的中海,我同李先念副总理所住的地方,我们也开放,接待一万人。今天上午八点至九点已到永定门车站先农坛去领学生,等会我们回去就能看到。既然中南海那样小的地方,国庆节接待三千人,现在增加二倍,一万人,并且首先先做给你们看,等于增加七千人,那个地方能接待一万人,全北京市增加一百一十万就可以做到了。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一百一十分之一了吗!这就不是勉强你们了,大家打开门接待,给全国革命师生教职员工最好的影响。这是毛主席所在地嘛,十一号那天采用游行的办法接见一百五十万人,四十分钟就通过了。首先是毛主席的影响、威信,其次是解放军维持秩序,第三是北京市机关厂矿企业,特别是居民广大群众的努力,维持秩序的精神,值得钦佩。老太婆都岀来了。从东西长安街,从钓鱼台到八王坟,
    四十分钟检阅完了。只有中国,毛主席所在地的北京才能做出这成绩,相信这个成绩会推广到各城市,我们接待工作上也要做出接待三百万人的成绩来。除了负责接待外,还要进行教育工作,根据主席指示,我们从解放军抽出一部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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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外地师生组织起来,成营、成连。成团地组织起来。每连按住地情况,小连三个排,三个班,大连四个排,四个班,由解放军派出连长、排长,班长由学生自口选举。小连一百四十四人,大连一百九十二人。每一百人派三个解放军干部,百万就要三万。所以解放军抽调可以担负二百至三百万人的军事干部,今天集中,明天就进点马上动,用突击精神来实现,分到各机关、企业去,估计不可能
    二十日截止,接见就二十一号,因为还有组织工作,准备工作,还要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健康。所以还得准备一个时间,可能要延长到
    十二月十日,从现在起,我们准备一个月的时间,早走完我们早轻松,多打点日子比较好,不要想突击几天就卸包袱,应该锻炼我们。要学会与小朋友一一我们的后代交谈,一起学习。各机关、各单位除了紧急工作外,应该分出一部分时间做这项工作。要在斗争中学习,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准备一个月时间,做好今年接待工作,解放军给我们带头,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训练、军事训练。近道可以步行参观,远道的可以乘车,如石景山、西山、丰台、通县一带可以坐车。这样可以节约时间,节约车辆。还要进行文化教育,学习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连队组织纪律性,学习三八作风。要训练基本动作。首先要政治挂帅,学习主席语录、著作,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讲话,其它文件,不要太多,要少而精,军事训练也要少而精,参观的地方,要参观必要的地方,串连个地方,在附近的。要保养他们的身体,早晚不要出去,在家学习、讨论或休息,这样加强教育,还可学习唱歌,晚上还可以讲故事,招待单位和他们座谈。尽量步行参观,采取整队前往、整队回来的办法。这工作解放军负责,机关、各单位协助。生活方面由各单位帮助,但也要教育他们打扫卫生,帮助做饭,学习解放军。在青年时候进行这样的教育,有好处。最后一批做出个好的模样来。这次来的是农村的多,多数是中学生,还有小学生,他们的哥哥、姐姐带来的,老师带来的,更要照顾他们。我们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给他们这样的影响,他们会终身难忘,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各机关要做好动员,一个部,要有部长挂帅,矿要有一位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副厂长挂帅。总之要有一个负责同志挂帅。要向他们学习,先当学生,后当他们的先生。许多事情不知道,通过这次可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和破旧立新等工作就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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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就是这些。我相信解放军会作出我们的模范。解放军带头,他们要到二百至二百五十万的学生中去,成连组织,上头还有营、团干部,以团为单位,第解放军会带头;第二,我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好的作风,好的品质。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下,养成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把毛主席著作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使毛主席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化为物质力量。这一点我们各机关各厂矿都应该这样学习。
    有的同志问小学怎么办?我们正在研究,准备到一定时候要开学,有的已开学。但小学非要彻底革命化不可。首先,教师的思想要革命化,教师的队伍要整理,然后小学教育方针和计划才能改革。我们的教育方针要遵守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讲的,要使青年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均衡发展,当然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一个劳动者而不能成为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是旧社会资产阶级教育。我们是要社会主义教育,要使人人成为劳动者,通过教育要成为一个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象解放军所报道的,以学为主,要学工、学农、学军事,又批判资产阶级。这才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订出计划要发表,现在在准备过程中。
    富春同志要我表扬北京农业大学,这个学校地方比较小,现在接待一千五百人,要一下增加到五千人。这样竞赛,拿国务院、农大的比例增加下去,一百
    十一万的任务一定能完成,甚至准备超过。因为在路上的学生,我们劝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来。青年人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急于要见毛主席。所以我们要准备超额完成这数字。
    还有一个问题,医疗能力现在有限。从现在起所有的医疗机关,不论是地方的、中央直属的、解放军的、军事单位的,包括医科学校的高年级同学、护士学校高年级学生,一切医疗能力都要统统动员起来,暂缓出去串联,希望明年再出去串连。从现在起,我们已经停止免费外出了嘛。这个免费的外出、免费的回来,定的时间就停止了嘛。比如你二十天回来了嘛。所以希望明年再除去串联。能够帮助工作的,我们都要动员起来。因为现在三百万,或者超过三百万的师生许多是南方来的,衣服单薄。目前天气冷,很容易感冒。已经病了的不少。要使他们在主席接见后,欢欢喜喜地回去,这是我们的责任。请大家传达这决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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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紧急决定,大家要遵守。因为到一个紧急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备战演习。毛主席去年六月就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就是很好的备战演习。北京一下能容纳三百万人,一下接待下来,又能安全疏散出去,这就是很好的备战演习。所以医务人员、医务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应有这样勇气承担这责任。
    第二件事就是,供应杋关要做好工作。粮食蔬菜要充分供应,不要使街道感到缺乏。其它一些被子等等十分不够我们还要借。这次不仅是考勤,而且是文化革命中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尽管在文化革命中一些同志有错误,把这项工作做好,就可以将功补过。不要带着包袱做工作,要愉快地接受这任务,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嘛。所以这个精神,不仅在今天来传达,也希望你们传达给各学校,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完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在首都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革命小将们激动地说,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您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为我们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大大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在震撼全国和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髙潮中,在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
    六日,在首都接见了来自仝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革命小将的第八次接见,也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这次接见,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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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的总结,它将促进全国革命师生实行全程步行革命大串连。
    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连同国庆节在内,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千百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这样众多的革命群众见面,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举行的第八次接见大会上,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怀着无比幸福、无比激动的心情说,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您这样伟大的天才,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您最最热爱群众,最最相信群众,最最攴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您的心和革命群众的心紧紧相连,您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我们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革命小将们说,毛主席连续八次接见我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对全国革命青少年和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一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接见,推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定要把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迅速带回去,很好地总结革命串连和学习的经验更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加深入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改造世界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得更好。((1)(3)
    二十五日这天,虽然气温降到摄氏零度左右,但毛主席接见革命小将的喜讯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从五湖四海云集首都的六十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政治,把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动的指南,他们按照班、排、连组成红卫兵师、团,人人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迎着黎明前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条条大道上,结成一支支波澜壮阔的红色巨流。当太阳从东方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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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升起的时候,英姿焕发的革命小将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一所雄伟壮丽的毛泽东思想大课堂。
    十一点三十分,《东方红》乐曲奏响了,千万人心潮澎湃,千万双眼睛仰望着天安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顷刻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像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宣布大会开始。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革命小将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戕斗的敬礼。康生同志对大家说:毛主席接见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是我们的最大光荣!
    接着,盛大的游行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开始。
    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大道上的革命小将,以解放军强大后备军的战斗姿态,高举红旗和毛主席画像,迈着矫健的步伐,挥舞着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这一天,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直和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起,持续达四小时。一队队革命小将在通过广场时,尽情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含着慈祥的微笑,不断地向大家招手致意。
    游行结束以后,聚集在广场上的文化革命大军涌向天安门前,狂欢跳跃,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走向天安门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帽致意这时,观礼台上下,万众欢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十六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接见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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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八十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西侧的宽广大道两旁,以及西郊机场上,整个队伍像奔腾浩荡的红色长
    下午两点三十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领导同志,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分乘敞篷汽车,来到了革命小将中间。毛主席身穿军装,容光焕发,巍然屹立在第一辆敞篷汽车上,向夹道欢呼的人群不断地亲切招手。
    毛主席乘着汽车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多少人含着激动的泪花,多少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百万颗红心里迸发出同一个嘹亮的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小将们怀着无限深情,目送毛主席乘车驰过去。这时,红色大道上歌声四起,人们一直沉浸在无比欢腾、无限幸福中。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您在革命的长征路上勇往直前!”在二十
    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举行的接见大会上,从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江苏、吉林、江西等省区徒步来到北京的
    五百多支红卫兵长征队的小将们,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自山东省招远县的一支长征队的三十九名小将见到了毛主席,万分激动,要把伴随他们步行长征了一千七百多里路的一条扁担献给伟大领袖。扁担上写着:“接班人敢挑重担”几个大字。小将们说,这扁担,表示了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关心国家大事,勇敢地挑起革命的重担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来白郑州卫生学校的九名男女长征队队员,扛着“白求恩长征队”的大旗走在队伍中间。他们在长征途中,特意到石家庄市的白求恩墓前,重温毛主席写的《纪念臼求恩》的文章,表示要坚决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还到毛主席曾经视察过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去劳动,和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一些由女红卫兵小将组成的长征队特别引人注目。内蒙古的一支“红色长征队”的十多个女战士,出发前宣誓说我们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不做温室里的花朵。她们以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概,踏上征途,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当毛主席向她们招手致意的时候,小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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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她们表示,一定再步行回去,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带给草原上的革命人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行列中,来自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的家乡安徽省肥东县的革命小将们,带着肥东县人民以蔡永祥为榜样,轰轰烈烈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成绩向毛主席汇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激动地说,“蔡永祥能够成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我们全县人民都决心像蔡永祥那样,活学活用‘老三篇’,白觉地建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井冈山的革命烈士子弟岩红和杭州市第八中学的一个红卫兵,来京前曾经特地前往钱塘江大桥,在蔡永祥英勇献身的地方,去听蔡永祥生前的战友介绍蔡永祥活学活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灵魂的动人事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蔡永祥式的一心为公的毛主席的红小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军事院校的部分革命师生带着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成果,来向毛主席汇报。他们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号召,将“老三篇”作为座右铭,以蔡永祥为榜样,加速思想改造,让毛泽东思想在头脑中牢固扎下根子
    来自河北峰峰矿区永红中学的十八名小将,两次翻越太行山,到大寨去学习小将们看到了大寨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看到了大寨人破“私”立“公”的思想斗争,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小将们说,见到了毛主席,我们浑身增添了力量,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儿子、初中学生王月亭,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激动得连声说:“我见到了毛主席啦,见到毛主席啦!”这个只有十五岁的红小兵,早就背熟了《为人民服务》,走到哪里就用到哪里。王月亭说:我要像爸爸那样,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人民的老黄牛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二十五日大会结束前,高兴地来到各国来宾中间,同他们亲切会见。各国朋友们聚在毛主席周围,拿出《毛主席语录》,请毛主席签字他们激动地一再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各国外宾有
    中友协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科尔察区人民会议执委会主席彼·多德,代表团团员:地拉那市党委书记拉·伊弗蒂察,人民议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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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拉那区伏拉国营农场主席沙·扎拉,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冶炼车间主任克·科乔,培拉特“毛泽东纺织厂”先进工作者什·沙迪古,斯库台区布萨蒂阿中友好农业社社长哈·希马
    日本的西泽隆二和他的夫人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雷·纽恩斯
    法国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全国书记弗朗索瓦·马尔梯,中央政治局委员乔治·高蒂埃;
    意大利《方针报》社长朱塞佩·雷吉斯等。
    参加二十五日大会的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是:廖承志、张鼎丞、萧劲光、粟裕、邓子恢、杨秀峰、钱瑛、许光达、曾山、吕正操、王树声、张经武、谢觉哉、杨勇、张宗逊、李涛、陈奇涵、陈漫远、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廖汉生、徐冰、陈正人、刘建勋、赵毅敏、孔原、方毅、张爱萍、姚依林、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张池明、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吴克华、陈仁麒、崔田民、黄志勇、陈士榘、谭辅仁、江文、黄文明、李真、郑维山、傅崇碧、黄作珍、李天焕、蔡顺礼、孔石泉、周士第、朱良才、郭天民杨至成、谭冠三、傅秋涛、胡痴、彭富九、李信、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沫若、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周荣鑫、姬鹏飞、杨奇清、江一真、刘文辉、许德珩、高文华、吕东、徐今强、段君毅、刘杰、吴融峰、王诤、方强、王秉璋、钟子云、李四光、旷伏兆、刘裕民赖际发、蒋光鼐、钱之光、孔祥祯、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傅作义、袁宝华吴波、沙千里、陈国栋、王磊、萧望东、张奚若、楚图南、谢扶民、薛暮桥、丁莱夫、胡立教、汪东兴、曾涤、熊复、李人林、谢有法、王屏、孙正、江学彬、唐平铸、马纯古、王道义、曹轶欧、髙崇民、蔡廷锴、李烛尘、李德全、苏谦益高扬文、马力、雍文涛、丁国钰等。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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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热烈鼓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热烈鼓掌)向你们问好!(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现在让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呼口号)另外,你们是等了很久的,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来接见,我们不太可能一个个接见,采取集体的办法,今天能来的,都来了,我现在介绍一下:陶铸、叶剑英、康生、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张春桥、玊力、刘宁一、曹轶欧、谢镗忠、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唐平铸、汪东兴、周荣鑫、童小鹏等同志。都是你们点名要找的,还有几位同志,象陈伯达同志很想来,但这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鼓掌)江青同志也一样,几天接见,很累,不能来,让我向你们道歉。(鼓掌)还有一位文革副组长刘志坚,向你们请假,凡是能来的,都动员来了(长时间热烈鼓掌。)
    现在我同大家讲讲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一些方针政策上的问题,还没有决定的呢,我也给大家作个交待,至于你们来访问,来请愿,来上诉,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方针政策中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已经有了规定的,我们相信同志们会在木地的斗争中得到解决,至于还有许多带地方性的一些具体问题,一般的说:通过依靠你们自己在斗争的实践当中,就地与当地的党政机关协商解决,不可能一件一件地都由中央代替地方同你们直接解决。我想请你们设想一下,就拿这个学校方面来说,因为今天参加的绝大多数主要的都是学校的代表,全国的学校,比方每天一件大事,大学几百所,中学就更多,几千所,那么都要派人,派代表到中央来解决,设想一下,那我们在座的同志只能天天作接待,天天接见,天天协商,也不可能排得下来。所以一般的各个学校出的事情,如果都派人到中央来解决,不仅使中央,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没有时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林副主席帮助下,我们好好地来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典型的调查,实事地总结经验,掌握好方针政策,并且也解决不好你们从各地方提出来的具体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地方性的各个具体问题弄得清楚,解决得当,并且这样做也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当然,也不是说任何具体问题都不替你们解决,凡是能够在中央解决的,我们有把握解决的,而不至于回到地方行不通的,特别是你们这一次等了很久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帮助你们解决,这是我对今天要求大家来首先要告诉大家的,这是开场白嘛!可能这样说对你们不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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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满意,方针政策讲了,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么怎么办呢?我刚才说清楚了,有了方针政策的一些大道理,我们就会回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像十六条那样说了,毛主席这样说,依靠自己教育自己、依靠自己解放自己。根据我已经交待了,凡是能够解决的,我们决不推托,和我们在座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国务院的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各位同志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秘书厅来分别接洽,求得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去解决。还有,除去各学校来的代表和同学以外,现在在北京的还有不少工厂的代表,现在由我们全国总工会、党中央和书记处书记刘宁一同志负责,另外组织个接待机构,同他们接洽,也是按照刚才说的这样的原则,分别的接洽,也准备开这样的会,向他们讲一讲方针政策的问题。好,我现在给大家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前形势。
    我们说现在的形势大好,我想把陈伯达同志在今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段讲话念一念,这个是最后的发给我们党内的干部的稿子,不是外面转抄的草稿。
    他这样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三次(现在说已经是八次了)在天安门接见群众和国庆节的检阅,群众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同那么多的群众见面,亲自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信任群众,同群众共呼吸、同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就是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伟大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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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且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这是伯达同志的一段报告。现在全国来京的革命师生,截止到昨天已经接近千万,而八次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的领导同志接见的,已经达一千一百万人(鼓掌),这就是说,包括北京的革命师生,也包括北京的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的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今天这种形式的接见告段落,今天《人民日报》已经宣布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了这次接见总结了我们对三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正如伯达同志所说的汹涌澎湃的形势,但今年暂时停止免费乘车、乘船、乘公共汽车到北京来串联,等待明年春暖以后我们再继续组织没有来过北京的、没有见过毛主席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进行免费乘车的革命串联。现在正是寒冬的时候,我们跟着就要进行革命师生全程徒步大串联的试点,也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步行串联,不乘车,不乘火车、汽车,不坐轮船,进行这样的全程徒步的串联。今年作试点,明年春天将在全国来推广。
    我们现在看,伯达同志的那个报告已有一个多月了,就是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半年多了,从五月十六日算起。从十一中全会以后的公开发表的文件算起,也是三个多月了。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正在大、中城市推广到小城市,由大、中学校影响到小学校,由学校推向工厂,由城市影响到农村,由党政领导机关推向一些业务机关,由上级影响到下级,这种形势确实是大好,这是一种大好形势中的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所以,我们就必须认识,要在势不可挡的形势当中,要采取因势利导的积极方针,不能采取违反运动趋势的消极方针,譬如说,堵呀!挡呀!割断!这些办法不行,也就是我们对目前形势的那么一个看法
    第二个问题,谈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先念一段陈伯达同志在同一个报告中的几段话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吗?不!他并不会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经警告我们:“决不要以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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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这是伯达同志在两条路线的继续斗争中首先说的一段话
    确实如此,我们全国革命的师生和红卫兵,首先是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这是做得对。中央、党中央支持你们(鼓掌,呼口号)。我们要告诉你们,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当中,要区别两类性质的矛盾。我门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的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应该用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来解决,来批判。只有坚持不改这个反动路线,或者本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者是两面派表面上做的好像站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一边,讲革命的话,也做一些革命的事,可是背后搞阴谋,搞破坏像你们已经知道的北京前市委的彭真集团那样,就是两面派的。而这样的,那就是超过人民内部矛盾啦,转化为敌我矛盾。或者本来就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我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要认真地调查和研究材料,核对材料,区别两类矛盾。现在各地方正在开党的三级干部会议,来传达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决定的文件报告,这些,党中央曾经发过通知,通过各中央局,各省、市党委,自治区党委转告你们。我们希望你们让他们由我们党的省、地、县三级干部把传达会议开好,讨论好,把思想搞通,以便通过必要的检查和应该交代的问题的检讨,和你们一道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样,这就希望你们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不要冲进他们的会场,使他们会议开不成。也不要要求参加这些三级干部会议的人,都停下会议来,全部出来检讨。最好是能等会议开完了,党的
    三级干部省、地、县三级干部思想通了,就会对转到一些问题交待,就会更好些,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派代表参加党的省、地、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是党的会议,有些问题需要先经过他们酝酿讨论、认识,能够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能使全盘工作最好的进行,而不是只限于跟你们打交道。所以能够在会议期间,各地方学校代表或者仝体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左派要提些问题来质问、调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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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由各地方负责同志离开会场,到会外与你们接洽。另一方面你们也可以对省的领导或者少数领导同志提意见,送大字报,要求答复。这种希望也表示我们希望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区域能够认真地把党的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决议、毛主席林彪副主席的讲话、许多同志的报告文件认真地讨论好。思想搞通了,这样更会有利各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也同样的可以会同你们在一起去帮助那些少数犯错误路线的领导或者少数领导同志能够在会后改正他的错误,承认、认识和改正他的错误。这也是一种考验吗!因为这个问题,党的十一中全会刚开过以后,八月中各地的省市委同志回到本地还没能够传达,我们红卫兵的小将们已经冲到各个地方去了,那个冲击就使各级党的领导,对这个十一中全会传达也来不及深入学习和讨论。当然这个责任在他们自己啦。为什么我们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全国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们能够领会,为什么党的各级领导不能完全领会或者很不领会,很不理解!作一个对比,就说明各级领导对以中央毛主席为代表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没有很好的学习,没有很好的领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根本没有很好理解,所以就在行动上、在言论上有抵触,碰到我们红卫兵的运动起来以后,一冲击,就接受不了。也说明对我们领导的一个考验。
    康生同志有事,他先告退。
    (康生同志插话:对不住呀,我要接见一个外宾,新西兰党的负责人要与我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到那里去串联去了啊。鼓掌。)
    所以这一次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我们最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搞得更好一些,学习得更好一些,传达得更好一些,讨论得更好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向你们提出希望,希望你们打电话回去,帮助党中央解决这个困难。这是讲到我们怎么帮助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他的下级党委来认真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么在学校里呢?也有路线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过去的、学校的党的领导和原来的工作组,而不应该指向同学和群众(鼓掌)。至于在学生和群众当中,你们应该加强在革命左派当中学习,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党的政策,来坚持提髙自己认识水平,来坚持斗争的原则,讲究运用斗争策略,这样就能巩固和扩大左派的队伍,这样也就能够争取、教育和团结中间派的队伍,争取、教育和团结绝大多数的保守派。即使在同学和群众当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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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长期斗争后证明有几个少数的右派分子,也如同十六条中所规定的,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而在运动中间呢,我们还应该做工作,教育他们,接受改造。总之,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总要动员全体同学和群众来接受这个锻炼。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斗争中学斗争,我们就要把每个人都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中来锻炼自己,包括我们坐在台上的每个人都在内。(鼓掌)因为革命的学生都是青年,因为一般的来说,大学生都没超过
    十岁嘛!将来我们教育学制改变以后,年龄会更低一点嘛,所以在我们青年这个时代,我们会懂得,我们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比较多的,需要经过多次的摸索、反复、实践,才能使自己的认识逐步地树立起来。因为这样,所以在革命的青年学生中所组织的一些革命团体,派别就比较多,时分时合,各种政治倾向有变的比较多,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从青年过来的,当我们在青年的时候,比起你们现在情况来,我们那时比你们幼稚得多,落后得多了。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既然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得到这么大的民主和自由,那么就应该好好的运用你们青年革命时代的光阴,尤其是在宣布了放假一年(鼓掌),你们更应该把光阴看得宝贵,如何来运用得好,锻炼得好。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好好学习党的政策和代表党的呼声的我们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好好地去到社会,接触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调查研究,向工农兵的广大群众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按照林彪同志所说的吃透两头,上边请教于毛主席,学好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下边向广大的工农兵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从斗争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只有这样子吃透两头,那么自己的进步才能有希望,自己在路线斗争中才能提高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我们希望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要去抓枝节问题,要抓大关紧要的问题,十六条指出的已经很清楚。不要去调查生活小事,要调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大关紧要问题
    要研究正式文件,如刚才所说党中央的决定,负责同志讲话,我们报纸的社论;不要去相信传说,因为传说不完全靠得住的,如常常有断章取义的传说,失掉原来的本意了。也不随便传抄不正式的文件,没有正式发表的文件,比如我刚才念的,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就是正式的文本,我正式的念,读了两段全文,而在这以前,在北京街道上转抄的,不是正式传出去的,里头有不准确的地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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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这是对文件的传达不利罗,因为这两个文本不同了,而且也是对陈伯达同志,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我们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同志不尊重。
    同样的,对主席、林副主席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文稿,也要根据正式的机关发表的文件作准,不能根据传抄所述。我就常常收到这样的,说主席有什么诗稿,要我证明那是真的是假的。我不能够回答,因为不是报纸上,我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是新华社或者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我们不能负责回答。尤其是主席的声音,不仅影响全中国人民,世界革命人民也是洗耳恭听的,要听这呼声的。我们传错了,一字的传错都会影响不仅是中国,会影响世界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革命的青年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不是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吗!同样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要关心世界大事嘛!传错了主席一句话,影响就很大,我们应该把这个革命的责任负担起来,不可疏忽。
    总之,我们进行路线的斗争中,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按照主席的指示,树立我们进行路线斗争的正确的作风。因为,好的作风不容易。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暴露出我们某些党的领导机关某些党的领导同志,不仅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就是在思想作风上,也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作风的。而这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作风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在我们党内,有它一定社会基础。据说,在一些地方作风不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主席就亲自领导和发动这场史无前例、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文化机关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中进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革命的青年要在我们青年参加这个政治斗争中就要树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好的作风。这一点,你们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将来你们会看到有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要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我谈一谈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问题
    最近,中央又发了一个补充规定,这个大家在北京都看到了,那是十一月十
    六日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规定传达还不久,现在还不能说这规定执行的情况,因为仅仅开始,并且因为各学校的革命师生出外串联,多数还没回来,现在仅是开始纷纷的从外地归回本地。比如北京,从十一月二十一号以后,回到学校的人就渐渐多起来了。同样的,在外地串联的外地革命师生也逐渐的要回到本地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总要在十二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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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希望是这样,也希望在北京这个地方树立一两个典型,把这个平反的工作总结。过去学校党委或者前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地整了一些同学,整了一些革命师生,把这些坚持正确意见的、提出工作组错误的一些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虽然过去撤工作组的时候,在各校不同的情况下,有做的比较好一点的,有做的不够的,宣布一律平反了。但是从现在的要求看来,做得还是不够彻底。所以现在党中央又发一个补充规定,宣布凡是这些错打的,一律无效,宣布一律平反,恢复这些革命的积极分子左派的名誉!(鼓掌、呼口号)应该说事实是走在前头的,你们已经在这么半年的斗争中,证明你们是革命的,是左派,你们自己已通过你们的实际斗争和坚持原则来证明了,中央只是现在把这个客观的事实正式的加以肯定。所以主要的还是依靠你们自己,恢复自己的不应该受的侮辱,因为都是外加的错误的嘛,是不公的嘛!你们自己斗争,已经把你们自己解放了。首先要归功于你们自己的奋斗。关于档案材料就是更复杂了。现在各校的同学都还多数没回来,需要等待一个时候。但是在这个等待的时期,这个如同革命左派的同学说的首先要原工作组或者原校党委负起责来,把他所搞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期中,从五月十六号以后有关的材料集中起来。上报的材料,由上级的党委集中,他白己的材料以及工作组员的日记等等,也都应当把它负责集中起来,交给学校的革委会或者筹委会。分散的要把它集中起来。所谓集中,就是要封存,并不是拿去公布,更不是拿去参观,而是把它安放封存起来,等待学校的各派学生,首先是左派学生,多数回来了,能够选出代表,上级党委要参加,来参加监督,来当面焚毁,就是说,把过去这段时期的档案,一烧了之!(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有同学说:这样不是把一部分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烧掉了吗?我们觉得不会的,因为原来的校党委,原来的工作组在学校里执行错误路线所犯的那些错误,在群众中是多数都知道了的。这种政治上的错误,那里学校很多同学都清楚的。现在经过革命左派的奋斗,把这事情搞得更清楚了。在这次十月一号林彪同志的讲话,跟着《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十三期
    十四期两篇社论,阐明了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就更加清楚的使这些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了解这个错误性质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现在不仅革命左派已经能够公开的讲批判、揭露这些错误路线,就连过去偏于保守或者站在中间的,这些同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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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地觉悟起来,认识受了这个错误路线的蒙蔽,跟着犯错误路线领导走了一段路,现在逐步觉醒起来了,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掌声)。所以可以说全国的各学校,首先是大专学院,同错误路线斗争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点就是最有力的武器。因为人是决定因素嘛!人都觉悟了嘛!所以材料留下并没什么需要了,而且材料中比较严重的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犯错误路线的阶段中,主观的、人为的错误把革命的同学和群众划为左、中、右排队有的还搞了名单,有的还蒙蔽,欺骗了一部分同学检举另一部分同学。这些事情,都是错误的。如果把这些名单揭发出来,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名字不宣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鼓掌)好处就是说不致引起同学斗同学,群众斗群众,不至于增加同学和群众的互相对立。至于排队、搞名单、搞围攻、搞检举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受批判的。我们批判它的本身,不在于这个形式,有几个名字没几个名字,有名单没有名单没什么关系嘛!只要他排了队就是错的,因为不应该在群众中排队。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材料,有部分好像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料,但更重要的是本身的问题,政策本身就错的就应该受批判而材料公布了,反而有副作用。所以这件事情,请示中央、主席、林彪副主席还有中央常委,还有文革小组,我们再三考虑,最后大家共同认识,就是一烧了之为最好(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思想引导到注意更大的问题上,本质的问题上去,把我们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提高了,也便于帮助和教育过去受蒙蔽的、受欺骗的、跟随错误路线的那些同学。便于我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也便于保守派他们自己来共同学习。这个,我跟不少保守派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愿意这样做,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所以已经分散了的材料,譬如已经拿到革命左派手上的材料,除去他本人的由他本人处理以外,其他拿走的,或者分散了的,都应该最后三方面在一起把它集中起来,或者一烧了之。当然,首先原工作组要负起责任来,集中弄材料。对于犯这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在学校来说,原来校党委领导人,原来的工作组某些领导人,除去极少的小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人以外,一般的说他们犯错误路线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们作了彻底的检讨,承认了错误,愿意痛改前非,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党内斗争,人民内部斗争的这个公式。它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公式是团结,通过批判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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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学习这样的斗争方式。这才是从我们青年的时候,就学习了这样子的斗争方式,就会养成我们党内,我们国内,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健康的发展的大民主。第四个问题,我谈一谈大民主。
    这是前一次林彪同志讲话提了的问题,就是十月十号。确实是如此,我们中国青年、广大的革命群众,首先是你们革命的师生、红卫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在毛泽东时代得到这样的大民主,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想一下,哪个国家敢实行这样的大民主,哪个社会敢实行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包括炮轰司令部,炮轰,当然我们要求有材料,轰谁,但轰错了放几下空炮,这是不可免的,但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大放,就是最大的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在革命中经受考验。不仅有四大,现在还有群众创造出来的大串联当然现在串联是主要的限于学校之间,各地的学校之间,大、中学校之间。至于,在其它方面如何进行串联、进行接触,那还有待于新的规定。就是这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这是一个很大的民主。那么另一方面,宪法上给的自由呢,差不多现在都实现了。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这些权利都享受了,并且比宪法上还超过了。毛主席给我们放假闹革命,(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所以这样的时代那是跟我们那个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你们只有三个多月,一千一百万的革命的师生和革命的人民,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想五十年前左右我们在那个反动统治下,那是怎么闹革命呢?那时到天安门也来过,新华门也到过,那就得捉起来,坐班房。完全相反了嘛。就拿这个新旧对比,我们看到你们得到这么大的自由,说明我们就懂得时代的伟大,也就得更加同情你们。因为我们从那时代过来的嘛。现在你们处在这样青年的朝气勃勃的时候,应该给你们这个所有的权利锻炼你们,考验你们。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说有这么大的民主自由权利。那是不是没有限度呢?那也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你们不信来读一读语录219页,毛主席说:(大家齐声念:“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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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所以,我们要谈的大民主,就是要把这个民主、自由作一个重要的侧面,就是集中,守纪律。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我们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怎么会得来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呢?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几百万人游行受检阅,一下就实现了,一下就组织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得到的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那么我们就应该很珍视这个集中,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自由和纪律的纪律方面,就是说要尊重毛主席所规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重视我们党和国家的纪律。因为这样,才能有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才能得到保护,才能得到指导。
    全中国那么一小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说那一些很少部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不过是小撮人,在我们广大的人民动员起来监督之下,在毛主席的威望和领导之下,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之下,他们不敢公然的为非作歹,所以我们才能够放手发动群众,越是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更加保卫住专政。就这几点上,我们必须给同学们讲清楚。最近中央批转各地一个重要通告,就是要保护我们革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指示,有个地方说这是棵大毒草,那是误会了。根据北京市的重要通告,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转发给各地。(鼓掌呼口号)这个重要通告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鼓掌)从今天起(在北京也就是从十一月十八日起,在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布那一天起),如果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一个重要通告我们应该认识,它是保护革命群众的。(鼓掌,欢呼)由于我们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才得到这样大的民主,大的自由。那么坏人怎么来破坏?或者有些不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人物来破坏?而我们这个重要通告的主要的矛头是指破坏党的政策的那些事情。譬如说,过去在派工作组那个错误路线的时候,曾经把左派的学生拘禁起来。这是错的了,这就是受了损失的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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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现在我们就不去说他们的,因为它已经是错的嘛,我们批判了。但是现在呢,是不是还有呢?据我们査,还有些地方党委领导的人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严密地限制了,一般的情况下,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这就影响了有一些厂矿的某个派,工人的派别,或在学校里的某一部分的红卫兵,他因为由于过去的那种受到打击的,那种气愤,他想照样来做一下子。这样子呢,就把专政的权力给代替起来了。这种专政的权力应该是集中的,才能保护大家,一分散了,那么就会使这个专政的权力无法能够统一地实施了。所以这样的现象我们也是劝同学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激,一时的由过去受的压力,一种革命的激情所推动,做错了事。所以凡是同学们、工友们再这样做,我们总是劝阻,由他们自觉地不采取这个办法。而我们这个批评的主要矛头就是对过去的学校当局,原工作组的他们那些做的不对所引起的后果,我们从这样来批评。但是现在呢,因为后果已经从十一中全会以后三个多月了,我们应当早一点把它肃清了。所以这种现象,我们要求大家支持党中央的这样一个决定,因为这样子只有好处。所以我们更好地来进行革命运动,发动群众,凡是属于专政的事情,还是我们信任、尊重专政机关来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家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巩固,靠什么?靠我们有一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担着的、一支坚强的,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鼓掌,呼口号)所以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没有武装力量,我们就没有一切嘛,我们的政权就是靠着我们人民的武装力量夺取过来的。从反动的统治阶级手里头建立起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的中国。我们应该尊重、爱护我们这支武装力量,所以对人民解放军应该尊重。即使人民解放军这样巩固坚强的部队,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当然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在领导中常常提醒我们,即使有,我们应该采取尊重他们、重视他们的办法,把我们的意见提给他们,不应该取对待其它的一种机关的办法,冲进去、不尊重他们,因为我们的民主自由靠他们保护嘛,而不仅保护我们国内治安,更重要的保护我们国防因为有了这支力量,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拥护,有毛主席领导,所以现在全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对于我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鼓掌,呼口号)其次是我们另一个专政工具,就是公安机关、法院、监狱,因为它是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镇压那些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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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分子。这一点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尊重。当然,因为公安机关不象解放军那样子有一个长期的好的传统。确实过去,你们都知道的,彭真、罗瑞卿,这两个反党分子曾经施展过影响,所以中央也好,各地方也好是有些缺点,中央公安部我们已经在经过谢富治副总理同志,他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已经把中央公安部整理了,对北京市的公安局也进行改组了。但是不可能说,没有缺点,没有毛病,全国也是,因为在各地方发现公安、法院、监狱这些工作里头有毛病,有缺点,也应该采取对待解放军那样的态度,告诉我们,告诉各地党的领导。哪一些党的领导不听,可以找上级领导递交材料。对于这种专政机关,总是不要象对待其它学校机关似的,一下冲进去,还是尊重它应有的权力。而不是在人民中造成个没有权力的印象,这就是需要大家共同爱护这个权力机关,这个专政的机关,有意见用大字报,用信件给我提出,我们中央负责解决的,因为我们也跟你们样,关心两个专政机关的巩固。还有譬如在北京来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其它中央批准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这都是传达毛主席和党和国家的呼声的。我刚才说了,毛主席的声音,不仅全中国人民要听,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响往着北京,听北京的声音,因此这种宣传机关我们不要干扰它这些机关如果在宣传上发生了错误,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送信来纠正,我们来检查。但是呢,不要使它业务中断,因为报纸不能出版,或者广播中断,或者电视停播,这个会影响我们国家的信誉。如果发生错误,那就影响更大。所以我们欢迎你们来帮助我们来注意这些问题。但是不去干扰它的业务的秩序。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说你们得到这么大的民主和自由,还应该集中的,应该讲纪律的。
    你譬如说,昨天那样子的二百五十万革命群众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如果不是很有纪律的组织,怎么可能实现在一小时到二小时之间,稍微哪个地方组织不好纪律讲的不好就会出现偏差。只有中国,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才能这样做你们在北京,从你们每个单位来说,你们确实等了很久。但是呢,你们想一想譬如今天一百多个单位,我们只能用这集体的方式来跟你们讲方针政策的事,具体事呢,多数要靠你们自己回去斗争,部分的可以在这里给你们解决,这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来办事了。所以你们对于党的各级领导或者其它的领导提出意见,有的主张停止某几个领导同志的职权,停职反省,有的主张对某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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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官的。你们有权利提出,但是你总要允许各级党委特别是要党中央,要经过调査研究,全盘考虑,才能回答。不可能用限制几小时之内回答的办法来解决。因为这种最后通牒的方式,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那就必须要有效。这显然不可能有效嘛!当着八月、九月北京许多的中学红卫兵我跟他们打过交道,我总劝他们不要用最后通牒的这个办法,除去的确是剥削阶级的那个四旧,而且是表面看得出的,譬如一个牌坊把它打倒,二个石狮子把它搬走,这个最后通牒有点效用,因为一搬就了事了。有些事情呢?你譬如说,这个政治上的问题,要做各种考虑,一时之间也不能解决,尤其是任命的这个人那个人,称职不称职,罢官不罢官,这是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的权力,要考虑议定。根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仅是今天,将来你管事了,你们年岁大了,你们也学毛主席的方式。在现在中央不轻易赞成停职或者罢官,不是对某一个有什么偏爱,所以你们不应该这么设想。因为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报告毛主席的,这样重大的事情,问题是全面分析,权衡利弊。所以要锻炼你们,你们将来长大了你们管事了,也要学习这样的精神。错误是必须给予尖锐的批评,批评从严嘛处理从宽嘛,你们知道这个事情
    第五个问题,谈谈组织问题
    现在离开我们十六条的那个决定发表已经三个多月了。现在说明一件事情。由于学校里绎过一个执行错误路线的时期,所以工作组撤退以后,有的学校里的革委会或者筹委会,多数都受原来工作组的影响,因此十六条上所希望的各个学校里边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代表会,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而一个时期所存在的各种的革命组织,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一个形势,这就是反映我刚才说的学生中的各种思潮,左中右的分化呀,或者变化呀,因此有左派的组织,中间的组织,保守组织,分了然后又更大的分化,又合了,这个时期还没结束,还可能继续一个时期,这个是不是不好呢?我们觉得不然,这就是一个锻炼青年的时候,志同道合的、观点相同的结合在一起,容易考验自己。大家来在各种观点上来较量,看看谁的对,只要是文斗,不是武斗,不是造成一种有成见的对立,而是一种意见上的交锋,思想上的交锋,只有好处,因为革命的真理越辩越明,有好处锻炼你们。不仅在学校内部如此,在社会上的斗、批、改,对于整个社会上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也要如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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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成现在这个时期各种组织象雨后春笋的情况在这儿来发展,来考验。当然这个里头总要分化的,总要变化的。至于这些革命组织,有的是激进的左派,有的是保守的,是不是都经中央来批准呢?或者地方上党政机关批准呢?在我们看,那存在的客观的事实,你们组织起来了,也要按照革命的大前提,就是说,这种革命组织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规定办事,做斗争的纲领。这种组织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是革命组织,就是领导方向、纲领这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应该承认,不需要批准不批准。当然,相反的如果不是这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当然这种组织不能存在的,你们同学们,群众们,就要批驳它,打倒它的。所以在这种革命的学生组织中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激进的,保守的,有左的,有偏右的这是在组织的分化过程中,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锻炼,经过比赛,要经过较量,前进。我说的较量是讲的比观点呀。至于超过一个学校的全市的组织,恐怕到现在看起来也不可能是一种,譬如北京的大专院校就有三种组织,或许有更多的组织。中学就更多,有的是全市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这个都可以存在。至于现在是不是已经发展到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我们看现在还是串联的时代,还是串联的时期,还没有成熟到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全市性的组织也是部分的,不是象我们过去设想的全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和它的执行机构
    革命委员会,还没到那个时候。有这一派的暂时的组织,譬如造反团,也有另外一派的暂时的组织。恐怕这样一种时期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不能够现在就有一派自命就是代表全市的,它要在斗争的实践中给群众来认识它,承认它赞成它,成为他们的代表,这才有力量。大概关于学生的组织我们现在想比较沉着一点,就是仔细一点,更多的我们觉得不好提。至于学校里头的,原来设想的那样的全校的组织,那要由各个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奋斗,尤其在今年的免费乘火车串联的队伍回来以后,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组织来做榜样。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天出现这样的典型
    在这个组织问题上,我们附带说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我们根据红卫兵出现的时候就提倡大学解放军,刚才不是同学们也提出这个口号了吗?既然学解放军,既然如同林彪所说的,我们的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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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要真正地学习解放军的政治训练、军事训练、文化教育,这样子就要有适合于解放军生活的组织。所以当着最后这一次二百多万人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我们就派了解放军的同志,指战员同志,和政治工作人员,分到二百多万的外地的师生当中,大概你们看到的,你们里头有一部分参加了的。我们把他分班、分排、分连、分营、分团、分师组织起来,第一步呢,就是由解放军派了师部的,团部的,营部的工作人员,也派了连部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班长是留给同学们自己选出来的。这一次训练时间比较短,十天左右,但是成绩已经看的很鲜明。在二十五号那天,四五十万的部队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实际上只用了个半钟头就走过了。因为加上休息等等,只用了四小时,这就看出来,有组织和没组织很大的不同。没有组织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十一月十号那天嘛,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走过天安门的也才七十多万,那是八小时,这个二小时半就接近五
    十万,就看出有组织跟无组织的不同,有军事训练跟没有军事训练的不同。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想把这个接待的工作今年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将向北京的中学来提议,向全国的中学来提议,来由解放军的派去指战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那些同志来帮助你们进行训练。(鼓掌,欢呼)学习解放军当然要跟你们商量了,看你今天是赞成的样子,我们就准备。在我们中学首先倡议成立红卫兵的,清华附中是第一个组织红卫兵的。由中学到大学。我们既然叫红卫兵,就应该接受这样的解放军的训练。把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要学习政治,要学习军事,要学习文化,要学习组织,要学习我们的林彪同志经常提倡的三八作风,要学习我们解放军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有组织的生活了。中国的革命群众就是要组织起来才能更有力量。当然如果中学推行的好,大家赞成了,我们就会向大学推荐,这一点也希望大学同学你们好好地讨论。
    第六个问题,我谈谈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联的问题。
    现在免费用火车、轮船、汽车运送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在今年告一段落,到明年春暖以后再组织。而在这个期中昵,我们转向徒步串联,今天《人民日报》的报导上已经写了这个,报导了这一个要求了。过去也宣传过现在响应的数目也很大。现在在北京的响应的就差不多七百多个单位,人数也有相当大数目。我们现在打算在最近这期间腾出手来跟准备离开北京徒步回去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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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代表座谈一次。大概有一百多个单位,我们准备在下个礼拜找个时间给你们座谈。然后具体规定了。大概有这以下几件事,应提醒大家。
    1.就是全程徒步串联的,最好是先短距离的试一试,然后再进行长距离的长征。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做。特别是青年同学们非常热情地要徒步回去,可以先做短距离的试验,做得通做不通,习惯不习惯,养成了习惯以后再进行
    2.先在本省内进行,然后到外省去;
    3.先在交通要道上进行,不要先到偏僻的山区。在交通要道上居住的人很多,这样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物质供应也方便。有同学要求沿着三十年前我们长征时走过的老路去进行串联。这种志向雄伟的很,我们表示钦佩。但是那条路上有很多地方无人居住,没有人烟,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社会调查就无法进行。所以不一定要爬雪山过草地。那里没有人烟嘛。说要锻炼艰苫,这在那都可以锻炼,北京冬天郊区也很冷,要爬山,西山也可以爬嘛
    大家不要都集中目标向几个著名的地方,譬如说要到大寨去、要到大庆
    去、要到延安、要到井冈山、要到瑞金。大家都集中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招待不起了啊。还有韶山冲。现在大寨、韶山冲、延安都来电告急了,说人去的太多了。所以这一点呀,我们还需要进行有组织地布置。我现在只说这几点,提醒大家一下子,具体的我们另外单独找时间来座谈
    第七个问题,谈谈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
    因为我们理解,大家在本地你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你们总是想到北京来直接找中央,并且可以见到毛主席。你们的心理我们完全懂得,但是同时我们要给你们声明,都来了我们也应付不了啦,你们可以会懂得,譬如我们在座的同志,我们都有很多业务要做的,不可能每天跟同学们打交道别的事情都不做了。我现在讲我这个嗓子就没法恢复,我就打交道打到现在四个月。因为我们也是从青年来的,见到你们总是容易热情起来,话越说越多,声音越说越大,但结果呢,久而久之不行的。所以我们希望了解我们中央工作同志,特别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他们人很少,就是十多位同志,都找他们,他们也是忙不过来。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一个西南的学生代表团谈,我说啊,今天跟你们西南来的那个告状团七百位左右今天都见了面,那么昨天初步谈了话了,那么全体的人员呀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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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回去,留下少数代表等待问题进一步地研究。现在知道的,那个西南那个学生的告状团一共有十六个单位,(原来知道是十一个,现在是十六个)十六个单位嘛,有的一个学校到现在只留下一个人。如果是每一个单位一个人,最多到个人,那么也不过留下二、三十个人。等在这个地方再见见面,其它的六百多位同学都可以回去,因为斗争的总还是在本地嘛,你那个斗争的对象也在本地嘛,不是在北京嘛,所以,今天大家都见了,绝大多数同学都可以回去。如果原则解决了,全体都回去。(掌声)最后还有几个需要谈的留下极少数的代表,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每一个单位一个团体就从一个人到三个人就够了,最多留三个人这样子我们接待工作也好接待,我们也可以跟你们接触。当然了,以后接触都是我们分开来接触了。我们都是集体的吗,每天我们要常见面,我们要商量事情嘛。这个不仅希望你们如此,希望你们回到各地方去,今天在座的有东北来的,有华北各省的,有西北的,有西南的,有东南的,有华东的,希望你们如此,也希望你们打电话回去也如此,以后我们便于接待,也便于接洽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对你们的一个诚恳的要求。(掌声)
    最后第八个问题,还有些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不能够提前答复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说一下子,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
    1.一个是工厂。我们厂矿的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怎么跟工人联系,学习。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起草一个文件。起草好了以后,还要到工厂里去跟他们讨论,跟工人代表讨论,他们是革命的主体,需要问他们去,然后才好做正式的文件。当然草案以后会给你们看到的。
    2.是农村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个问题也正放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了,还在研究
    3.是县以下的中学。你们不少来自县以下的。这个县以下的中学,它一方面是中学,所以它跟大中城市中学有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农村,工作是它的主要对象,它又跟农村有联系;所以县以下的中学的工作,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也需要作一个专题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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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小学的问题,现在小学有的开学了有的没开学。小学怎么样子把小学的教育制度、教学的方针、方法,教员队伍怎么改革,这一个问题我们还在研究也要搞一个文件
    5.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我是跟不少半工半读的接触过,但是这一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还做分类地研究。当然,现在半工半读的学校,多数都是放假出来闹革命了,那么现在呢,要回到原地去了,可能他们要劳动学习了,或者在本地进行革命串联。究竟半工半读的学校跟学徒制的劳动怎么分开,怎么联系问题,这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也要解决的
    6.是1965年第一季度大专学校的学生因为一年的劳动的关系他已经分配到那个厂矿单位去了或者机关里去了,可是呢,他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一部分人出来串联了,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如何解决,我们现在也要研究做一个规定。所以这六个问题或者还有其它都是我们要在最近的期间要回答的。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譬如社会政策统一战线方面,譬如对于政党罗,或者说民主党派罗,对于资产阶级罗,还有对民族政策罗,宗教政策等等罗。那也是要进行首先研究以后规定。因为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讨论成熟,所以今天我不可能再继续讲了。总起来说,这是八个问题来跟大家谈一谈,这是作为对党的已经决定的方针政策的解释。
    啊,补一个问题,本来倒忘了,戚本禹同志提出,就是同学们在北京提议要成立一个红卫兵的国际性组织,这个问题刚才我说到全国性还不成熟罗,国际性呢就更不成熟罗。你们在宣传只管宣传,究竟能不能成立红卫兵国际组织现在这个条件不具备,条件很差。尽管岀现某几个国家对红卫兵很称赞,他称赞当然很好罗,如果真的实行,他们的那个制度,用得了用不了成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坦桑尼亚在民族主义国家中比较坚持反帝,它有一批海员的人到中国来参观,我们北京的红卫兵送给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他们带回去了,经过埃塞俄比亚飞机场,那个海关要检査他的东西,他就说我们是红卫兵不许检査。当然人家不听他的罗,报上就登出来了,说中国的红卫兵已经传到非洲了,那么这几位朋友回到坦桑尼亚,他们要想做工作不容易,那个地方要破旧立新啊,问题那的确就是多罗,因为那个地方还是在民族主义阶段,连土地改革还未进行,这个距离就很大罗。这是一个,对我们是欢迎的,但他们那个地方是不能实现的,还没到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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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还有第二种的,有的拉丁美洲的国家,有一个地方成立了红卫兵,写了封信给我们北京红卫兵,说要成立国际组织。但是它啊,那个地方的红卫兵的组织情况有点复杂,因为它的反对的对象不是修字号共产党,而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答复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修正主义的领导的国家,那它不要我们这个红卫兵,而它更不会让你们去了。所以说现在成立红卫兵的国际组织条件不成熟。而且我们一个国家的红卫兵不能称是国际性组织嘛,也总得大家共同发起嘛,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我们说,你们的志向很大,将来总有一天会建立国际红卫兵的。(鼓掌)希望你们不要成立这个组织,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自称嘛。我们这么一说就把他们吓住了,反而阻碍我们的工作宣传。今天我要向同学们讲清楚。另外的问题还有其他罗,另找有关的几位(转过来指陶铸等同志)给你们解释了。还有类似的组织问题很多,就是现在存在的以外的,还要不要另外成立组织。我们的意见是将来分批的座谈比较好,因为今天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还有工人其他等等就涉及了。
    啊,陈毅同志啊,你讲讲好吗?(陈:不,你讲吧!
    陈毅同志提议(热烈鼓掌),反修斗争,反对苏修为首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我们革命学生要宣传的一项工作罗,那么我们总是与党中央的对外的政策配合得好,这总是希望不管在北京的在其他各地的凡是要进行反修斗争的工作,都要跟当地党委,管外事的同志商量商量。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方面,要牵涉多方面。例如说,我们北京成立的反修路,我们做了很大工作,北京女二中的同学工作做的很好,但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大力量保护,防止他们挑衅啊。所以现在不是有些同学提倡要开反修大会,经过我们讨论以后,同学们也答应了也考虑了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啊,反帝反修因为是我们党的政策,每一个步骤毛主席掌握得非常之紧的,抓具体政策是抓得很紧的,因为表示我们革命的,举国上下革命人民是一致的行动,不给敌人以任何挑衅的机会,不给敌人任何可乘的机会,表示我们这个根本政策是仝国革命人民一致的,这一点希望革命的师生注意这个问题,请示下我们管外事的机关,因为这些机关也是全国一致的。这个机关问题我也是刚讲的,不仅是两个专政的武装和公安机关,不仅是中央掌握宣传的机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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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的外事机关,机要机关、中央的机要部门,还是需要同学们给予应有的尊重的。因为这些机关都是对外,这些机关都涉及最高机密要害,譬如人民大会堂,就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我们对内对外的许多会议在这里开,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岀入了,我们就有一定的规定了,这样才能够维护自由嘛。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来自这个地方,大家跟来讨论、来宣传、来讲解类似等等。
    啊,再补充几句。刚才陶铸同志说的就是工厂罗,工厂我们正在搞一个规定,过去曾经规定,在新的规定以前,旧的原来规定还一律适用。譬如到工厂里去可以联络,可以彼此交换、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但是呢,不要影响他们,中断他们生产,不要影响他们生产,这是有规定的,在新的规定没有出来,原有的规定就一律有效,在这补充说一点。陶铸同志是不是要讲啊?你们还有谁要讲啊?春桥?没啦,最后高呼:(口号略)
    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
    中发[66]590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了百五十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个多月以来革命师生进行串连和学习的一次胜利总结。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中规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现将一些具体问题补充规定如
    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
    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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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按前条办法),也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解放军派出的人员,对已被接见未离开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仍应
    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应热情地帮助他们安排好参观、学习以及尽早离开北京返回原地的计划。要对他们负责到底,直到把他们送上火车,欢送他们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须在北京站中转的,也要开给直达票,按照车票上规定的车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车,不要延误。
    五、徒步长征来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陶:你们来了几个人?
    同学:我们有三万多人,都回去了。只剩下22个代表了。陶:你们都是那些地方来的?(陶铸要同学介绍自己)
    童:他们已经造过我们的反了,应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不然他们又要造我的反了。
    陶:(对童)有错误就造反么!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见过主席没有?同学:来了两个月了,见过主席了。(有个同学答:我已经见过五次了)陶:见过五次了,那很好!
    童:今天找你们来,中央办公厅有个通知(按:9月20日通知)要县内中学文化大革命,不单独进行,有的学校运动停下来,看来不对,小将们就批评。陶:就是不对么!起了压制他们革命的作用,不对,不过你们搞了一个时期,现在歇一歇也好嘛!(笑声)根据办公厅这个通知目前看来已不合适了,不过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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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们也搞起来了,把你们文化革命压下去了,这是错误的,不对,已经搞起来,为什么不让搞,我们错了,有了错误就改。
    童:最近中央关于革命串连的通知(11月16日通知)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包括县级中学。(鼓掌)你们不要怕没有时间闹革命。
    陶:那如果不停一下,你们不会跑到北京来吧!地方压制你们革命,当然不对。童:地方压制是不对的!
    陶:你们搞,停了不对,你们搞,停了不对!
    童:你们县级中学串连和大中城市学校一样,不过来过北京见过一次主席就不要来了
    同学:明年我们去长征!陶:明年你们可不要再来了
    童:不要都长征到北京来!(笑起来)
    同学:明年我们不到北京来了,我们准备到井冈山去陶:你们决定吧,路线我们不规定
    串连你们和城市学校一样,放假也一样,你们回去以后不要怕受围攻陶:不要怕受围攻,受了围攻你们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回去放心闹革命,按16条,按毛主席指示,按林彪同志的讲话闹革命,你们回去中央给你们开一个纸条带上。
    童:你们回去要帮助县委闹革命!
    陶:你们要帮助领导,帮助县委闹革命,炮轰县委不要一下子把他们蒙头转向,你们一定要把革命搞好,你们以往造反造对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笑声)
    童:这次你们来了很久,我们工作人员在接待方面有很多缺点,你们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很正确,你们敢造反,就是超过了一点警戒线。陶:可以,过就过一点吧!
    童:你们犯了一点小缺点,但很快的作了检讨,这不能怪你们,怪我们工作人员没有把“老三篇”学好,没有作好说服工作。
    陶:不要检查,工作人员(对童)没讲清道理,责任在我们,你们没到过北京,谁知道中南海有个警戒线,有门就可以进么!不怪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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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北京小学教师长征队反映他们的要求,步行串连可以不可以?)
    陶:可以去!因为你们有条件,第一,学校没有开课;第二,是步行,不坐火车完全可以!(鼓掌)小教:市委不让去怎么办?陶:不让去你们到中南海找我们
    (接着全国65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要求回母校参加大革命)
    陶:原来对于65年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我们考虑过了,我来之前,要给总理谈,总理要指示,我才回答,不是一个人决定。(对县内中学同学)9月20号通知是根据农村五条制定,五条目前来看,已不适合了。同学:我们坚决拥护五条。
    陶:现在看来不适当了,未搞运动的也要搞,现在全部满足你们的要求,这个是经过批示的(对实习生)你们大中专毕业生,中专人多一点?同学(实习行):都差不多。
    陶:第一、只能是65年的大中专实习生;第二、凡是实习生,未参加工作的,参加四清的,可以离开的,缺他一个人不要紧的。以上情况可以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的地方实习生一个人顶一个技术员,走了一两个人影响很大,这样的实习生不行。第三、不是大三线地区(如大西南、大西北是三线地区)属于国防尖端科学的,这样的就抽不出来,这样的就不要回母校,或者可以分批分期回母校。以上还坚持自愿原则,愿回校的就回校,不愿回校的就在本单位参加。你们(实习生)回去以后要做说服工作,说从那些工作岗位上不能离开的同学,或者分批分期回校。
    (实习生提到复员军人组织问题
    陶:复员军人肯定全国的不搞,因为解放军复员的很多,都在工作岗位,你们65年毕业生恐怕也不能搞全国的组织,回母校我赞成,复员军人每年都有,搞搞联络站,组织一下可以,但不要是固定性的(县内中学同学要求陶铸再谈谈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陶:县级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同大中城市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大串连,组织红卫兵,这是第一。第二、已经闹起了革命的学校,因为我们有个通知停了,这是不对的,这个通知是根据农村五条来的,已经不适合了,中央很快有个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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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受那个限制,立刻恢复运动。你们来到了北京,有的见过毛主席五次(实习生反映:我们还没有见过。陶铸说:你们来迟了!)虽然停了,你们回校要把运动搞得更好,让你们停了不对,你们回去先试点,立即搞起来。第三、你们这次到北京来,不是违反中央指示,是合理的,是正当的,是革命的行动。地方如果说你们违反中央指示,就是压制你们革命,到北京来要见毛主席是对的,到北京来取经还不好吗?因此,你们回去受打击,受压制的话,我们给你们写个纸条,你们带回去,我们支持你们,革命不要怕压,越压越革命同学:有的学校已经上课了
    陶:上课不对,中学一律放假闹革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讨论。
    同学:有的高中毕业生已经回家,不到学校来了,有的学校已推荐、招生,有的已经分配工作了。
    陶:你们回去带一带他们,说服他们,回到学校闹革命,你们不同意他们分配工作的,不同意推荐的,可以和他们串连,要他们回校,推荐、选拔招生的不算,尤其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同学:学校搞文化革命,搞四清要不要派工作组?陶:不要!不要!当然不要工作组
    同学:没有搞四清的学校,如何和文化大革命结合?
    陶:就是搞文化大革命,不结合凹清搞(指未搞四清的学校)没搞四清的学校,也要搞文化大革命,至于具体问题。我们正在研究,马上发下去。同学:军委“平反”指示适合不适合县以下中学?
    陶:有个补充通知,一样的,和城市大中学校一样,通通适用同学: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留几个人在北京联络,可以不可以?
    陶:这个我们不作指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自己研究决定。同学:经费问题如何解决?
    陶:你们自己去解决,现在问题在县委,县委搞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最好和县委研究解决,先把县委搞通了,县委如果支持你们,和你们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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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小学教师长征队反映情况)(实习生反映情况,陶铸仍提出以上三个要求,当上海实习生谈到他们来北京,上海市委阻拦因而抢汽车和汽油要陶铸表示态度时)
    陶:好嘛!你们闯劲很足嘛
    县内中学同学:边防地区搞文化大革命和城市有什么不同
    陶:就是在作法上稍有不同,具体有那些不同,你们和当地研究,防止被外国人利用(四川实习生谈到工作组给实习生划分四类时)陶:不合理,不合理!你们回去造反!
    县以下中学同学: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所有提到的中学包括不包括县内中学?陶:包括,包括!你们也一样闹革命,一样串连同学:有的地方把黑材料和档案放在一起,该怎么办?
    陶:凡是从5月16号以后工作组整群众和同学的材料一律无效,一律烧掉。同学:你们今天对我们的讲话,代表不代表中央?陶:代表中央。(鼓掌,欢送首长。)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等接见徒步串联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参加接见的还有:陶铸、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刘宁一、肖华、童小鹏等同志。
    各位同学、各位同志
    自从十一月廿七日会见了近两万同志、同学,至今已快一个月了。虽然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革命串联已经停止,不过来访的仍然继续在来,直到现在又来了两万人。大家来的目的不一样,工作完了后,劝他们徒步或乘车回去。这些同学的数目很大,今天没有完全包括,我们准备另外找他们谈一次。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已经八次接见了同学们,到明年春暖时再继续接见。还有,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学校的几派,或一个省、一个大区到北京做联络工作的,数目很多,他们有个固定联络点,今天没有请他们参加,可能有少数参的。今天会见的是各地有问题要找中央、国务院、要求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中央各部解决问题的,大部分今天接见了。但有两种情况除外:有的刚到北京还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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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清楚的,没有邀请到这里来,下次再会见;十一月廿七日会见后未走的要求把他们的具体问题解决,看样子在北京不可能解决,这部分人也参加了。希望接见你们后,带着问题回本地去解决。
    今天参加会的,有的在大会堂,有的在中央大厅
    由于各地来的代表这
    么多,你们带来的具体问题,不可能由我们在座的几个人一个一个地解决。要求中央文革小组解决,但他们只有十几个人,要为中央调査情况,提建议,研究问题,今天他们还要参加另一个会,所以没有来参加。你们来,总是要见总理,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总理,不可能都见,抱歉!抱歉是抱歉,也没有办法不抱歉。所以今天集中起来和大家谈。
    今天讲几个重要问题,供你们参考。我在这里只能讲个原则,具体问题由你们自己考虑解决
    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的“补充规定”、十
    二月九日的“城市工业企业等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也是十条,这些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来的几个重要补充文件。大家要认真学习,这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总结了大家的经验,提出来的。今后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
    十一中仝会公报叙述了四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发表聂元梓等
    七位同志的大字报起,近七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许多重要社论,特别是林彪同志在庆祝国庆大会上的讲话,提到关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红旗》十三、十
    四、十五期社论都是值得大家很好学习的,我们再把它推荐给大家。还要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农村四清的前十条、二十三条规定,联系起来学。还有今年五月十六日党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最近,还要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发到基层单位去,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文件。
    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要很好地掌握党的政策精神,重要的问题在我讲的几个文件、报告都可以得到回答。希望同志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抽出时间认真地学习、研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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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讲形势。为什么我把学习文件这个问题放到最先来讲呢?因为现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是五月份的形势,现在把亿万人们动员起来了,不论在学校、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在交通要道,还是在偏僻的山区,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敢做的,在我们这个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能掀起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种形势的到来不是偶然的,首先要说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经过斗争的,是经过毛主席亲自调査研究,总结出经验,集中起来再回到群众中去加以检验,发现缺点,加以修改,再集中起来,使之成为系统化。这样不断经过反复,才提高到这样的当代具有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使中国人民就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所掌握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所以经过廿几年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解放后十七年,广大工农群众在农村、城市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了胜利成果
    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深入到广大人民的心里。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主席著作,推广《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我们青年,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了。今天在座的有中学生、大学生,在解放时还是儿童,现在成为一支革命的突击力量不是偶然的。今天的高年级小学生再过四、五年,也就成为高中、初中的学生了。亿万大、中、小学生占人口的六分之一,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力量。因此,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展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其次是党政领导机关。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学校来说是领导学校的因此和党政领导机关就是个对立面,所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斗争矛头就对准学校的当权派,学校的领导机关,然后对准党政领导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这是很自然的
    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外加大串联,宪法上规定的几大自由都有了。再加上一个学校放假闹革命。开始想放假到今年寒假,后来打算放到春节,现在决定延长到明年暑假。一千多万大中学生,加上高年级小学生,就不是一千多万而是几千万了。首先矛头指向学校的领导、工作组、当地党政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把领导层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习惯以及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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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工作作风,一直到官僚主义;更进一步严重的是错误路线;更进一步的是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只是一小撮。如前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开过一次大会(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明天还要参加一次大会。但是我们前面说的错误,许多地方都有。六、七月份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绝大多数领导都犯了错误。只是程度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错误路线。执行错误路线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当然有个别例,就是工作组也是这样,有的工作组没有犯错误,那是极少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击了错误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国家永远不变颜色。我们要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越彻底越好。运动要有起伏,不可能一直是高潮,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但从整个历史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它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就是立毛主席的思想。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树立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不只是放半年假就能结束的。放一年假,就是让大家冲向学校、社会、城市、农村,把我们这些处在领导地位上的老一代惊醒起来。在领导机关工作久了,不管在中央,不管在地方,甚至公社党委,在领导机关坐久了,就容易养成一种保守习惯势力,革新精神不断革命的精神就减少,甚至只想维护既得利益,维持现状。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当然还有经济基础,但思想是起先导作用的保守思想、怕革命、怕群众的思想多了,革命的精神就少了,甚至会不革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进行清理,就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在这里不光是告状的方面的人(领导干部、工人、学生)都有,每个人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象长江大河,波澜壮阔,一日千里,万马奔腾地前进。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深度是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我们在座的也在内,我们大家都面临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局面。如前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主要由我们来负,十一中仝会后,我们对于运动的发展常常估计不足,精神准备不够,常常以按步骤,分期分批等来加以约束限制革命串联。但这是革命,就不会受你的约東,总是冲破你的框框。举一个例子来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革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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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和红卫兵,十一月份再次接见,当时预计到北京来的。同时可达几十万,一百多万就了不起了,国庆节是这样,最高达到国庆节的数目就差不多了。毛主席说:“你还要准备可能达到二百万、三百万。”果然十一月廿七日的总数是二百八十万,八月十八日没有设想到这么多,国庆节也没有设想到这么多。革命不按你的思想前进。所以,随时随地需要遵照我们领袖的指示,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按最高指示办事。运动在发展,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群众运动还会更大地动员起来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农村的十条也出来了,工厂要起来,公社要起来,县以下中学要起来,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要起来。要有准备,要迎接它,而不是阻挡它;应该是支持它,而不是约束它。应该因势利导关心和支持,欢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学会大民主。主席说,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会大民主,在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和许多事业单位中,我们都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任何运动都是由少数积极分子起来,发展成为多数;新的形势又被少数人抓住,然后逐步地发展成为多数。我们的领导同志都要欢迎它。我们看看红卫兵,当红卫兵刚出现在地平线上,毛主席很快地把它抓住了,发展了,有了红卫兵就很快的有了串联,从城市到农村。所以我们对任何新生事物必须加以支持,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应当采取的态度。其次,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一切新鲜的事物,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向群众学习到东西,才能集中起群众的智慧,才能把运动推冋前进。党的规定总是在群众起来后,把群众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概括,成为祭文,领导冋志就应该以条文向群众解释政策,加以贯彻执行。首先是欢迎,站到群众中去,然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运动中受考验,这是我们每个领导应该做到的。在这个时候还要做官,就应该敲警钟。主席告诉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象主席那样安然地游过长江。当然,主席是高级的游泳家了。我们做不到这样,但是只要跟着主席走,有了错误,就要改正总有一天会学会的。会象主席那样游过长江;有一种人想前怕后,喝了几口水就上来了;还有一种人,下去喝了几口水就淹死了。在游泳中有这几种情况,在运动中也有这几种情况。我们要与人为善,不要把人一看就看死,只要他改,就要欢迎,这就是对运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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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运动正处在初期阶段,大家要认识运动的规律。正在这个时候,路线斗争正处在紧张阶段,从十月到现在,两个多月了,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在顽固地坚持反动路线,还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压制群众,进行反动宣传,甚至站在反动立场一边。在北京有,你们到其它地方去也还可以发现,虽然只是一小撮,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把这一小撮人抓起来,孤立起来。暴露出来的抓起来,暗藏的还要经过一时期。另外,我们任何一个革命的洪流,不可避免地总会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社会的发展象长江的洪流一样会把两岸的沃土带下去,灌溉新的土地同时在这种革命的洪流中,会遇到礁石,有时会有暗流、逆流,这就需要在运动中随时注意。你们在北京一个月,在街上看到贴的有些大字报,油印的印刷品进行反动宣传,别的地方也有。要准备迎接战斗,这种错误的反动言行,在路线斗争逐步深入的时候,是会出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向广度、深度发展下去时,要注意斗争中的偏差、逆流,同时要和木单位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并不矛盾,批判错误路线要同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要同斗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
    旧的东西都要改变,要去掉,建立新的、革命的制度。学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都应该联系斗批改。现在要做思想准备工作。真正要把旧的挖掉,把新的建立起来,必须要通过实践才能办好。工厂的规章制度也要经过实践。北京工人起来了,提出改变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劳保等。我们有的东西是从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有的保留了以前的旧的东西,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正确的。工资制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还有一些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但是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关系到几千万人的生活制度,需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彻底的改变。类似等等问题,我们都要把斗批改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进行革命,不断革命。下面就几个具体问题和大家谈一谈。
    (一)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联,到明天(二十日)就要停止了,要等到明年春暖再进行。当然在北京还有一部分没有回去的革命归生、红卫兵,还要给免费乘车回去,中途希望不要再停留了。从现在到明年春暖,采取什么办法进行串联呢?就是徒步串联的方法。有短途,有长途,绝大多数是到北京来的。有全程和半程的。现在在北京的劝他们回去。还有到别的地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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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到上海、井岗山、延安,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正在总结。我们准备找几个代表座谈,然后规定一个办法。但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人少为好,十个、二十个队,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行动方便,人家接待也方便。队伍太大,你一下子去几百人、几千人,既不利于食宿,更不便于招待。在农村吃饭、住宿都有困难,尤其是到山区,就更加困难了,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经验。第二条是先搞短途串联,取得经验。因为我们徒步串联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要脚踏实地地进行调査,要向工农兵学习,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进行一些工作。到公社、工厂、机关进行革命串联,加上调査、学习、宣传、工作锻炼、身体锻炼,都应该成为我们徒步串联的内容。路途要短一些,我们比较提倡在省内进行徒步串联,较为有利。我们还打算找几个代表谈谈。
    (二)对于中学、大学,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提倡在冬季进行一次短期军事训练,利用革命师生,红卫兵回校的机会,把各校学生组织起来,抽个空闲的时司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间十五至二十天。并不是把同学派到军队里去野营,组成一连一连的,而是派军队政治干部(团、营、连长)到学校去帮助训练。每天占用时间不准备太长,例如早晚时间进行操练。主要的是熟悉军队作风,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大学毛著,大学“老篇”。其它时间可以进行本地串联,还有很多时间进行政治活动。拿北京来说,准备先在中学试点,再推广到大学,全国都是这样试行。争取在明年
    四月,每个学校都试行一次。
    (三)既然多数同学回到学校了,那末串联工作怎么样呢?当然还要继续进行。同一城市的学校要串联,城市有工厂,有机关,有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都可以是进行串联的对象,还有郊区的农村。串联要按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五日两个文件实行。北京在外串联的有成绩的要留一点在外地,外地的要留一点在北京原则上是允许的,但无论如何不要多留人。你们不要学习机关那一套,弄成庞大的机构,搞官僚主义,要扫除它。各省的驻京办事处还有汽车,机构很大,你们不是批评他们了吗?你们搞些联络机构,又要汽车、电话,你们不要学这一套,否则不是让这种官僚主义的东西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了吗?比如,造反派设一个共同组织,在北京留两三个人就够了。我曾经和成都来的同志商量,二至三人就够了。当然有几派的,但人数不要多。联络机构人要少,希望你们自己精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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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试办。除这一部分人外,希望不要在北京停留,接待机构要整顿,要改革,来往流动的人多了无法进行。除必要的留在北京外,其余的,大问题解决了,在今年年内都回去。
    (四)各种革命组织,在学校表现更突出。经过半年多的革命运动,阵容更分明了。对学校领导、工作组、上级党委有意见的是多数,但观点不一定相同。些观点一致的,志同道合的在一起,形成许多革命组织。有的激进,有的缓和,有的进步,有的保守。但应该有个大的前提,不管在学校、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都是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规定办事。没有这个大前提就不是革命的组织。是反革命的组织。资产阶级党派,如民主党派,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学生的组织中大部分是革命的。有的组织受到学校前党委、工作组的摧残围攻等迫害,这样的组织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坚定起来了,经过考验成为左派。有的偏于保守,批评不够,保守派受蒙蔽,责任在于领导不在于群众。彼此之间有意见,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责任都在领导。根据北京和其它地方的调査,这些斗争,都是领导挑起来的。一些学校、杋关党委、工作组受到批判,他们就找攴持他们的一部分群众保护他,甚至围攻批评他的群众。这样的责任在那里呢?我们肯定,不断地肯定,责任在于领导外来师生去串联,支持学生批评党政领导是合理的。当然有些把口号提得过激些。没有调查,不可能提得很恰当。例如:到一个地方,炮轰××省委,火烧×省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炮轰、火烧,就是要考验考验你嘛!如果你有路线错误承认错误就是嘛!如果没有,学生总是讲理的。首先要欢迎批评,听取群众的意见,支持群众,不要和群众对立。特别是外地师生,一到就和他们对立,就尖锐起来了。批评的激烈一些,尖锐一些,这很好,对你是一个考验。要支持左派说服保守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现在到了一个总结经验的时候。这么多组织团结起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的运动发展到工厂和农村,这很好。这就需要革命师生向工农群众学习,作调査研究,学习毛主席著作,作社会调査,进行阶级分析。到机关、工厂、农村中也应该如此,也只有这样,使这个革命路线,阶级路线,才能掌握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支持左派,巩固和发展左派,团结大多数;才能把一小撮最顽固不化的孤立起来,达到十六条和二十三条所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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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这是运动发展的目的,把百分之一、二、三孤立起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团结——斗争——团结,这是主要的任务。
    (五)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关于斗争方式,十六条上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林彪同志在八月卅一日的讲话中讲得很清楚,对斗争那些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要文斗,不要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只能文斗,不能动手打人,对于同学们白己更不能用武斗了。尽管这么说,《人民日报》又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写了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十二月九日“关于工业企业十条”中就有一条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但某些地方的武斗没有肃清,个别地方有发展,北京在中学里打人的现象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所谓黑帮,甚至对自己的同学,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打,而且不是一般地打。因此,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严禁抓人、打人、私设拘留所。这次我们对西城、东城区等纠察队几个打人的地方拘留了几个人,在别的地方也拘留了几个人。因为他们不但打人,还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应该用专政的工具拘留他们,对他们专政,由公安机关审问他,要他们承认错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运动进行了半年,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允许的。对这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必须斗争,必须打击。不反对这些人,就要影响我们的斗争,革命发展受到阻力,革命群众受到打击,歪风邪气得到滋长。在学校中要树立一个良好的风气。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允许求同存异,保留意见,实行大民主。只有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有这样的大民主。当然与民主相联系还有集中罗!斗争方式如果在运动初期不很好地提倡,对打人的现象视而不管,那就会出现一种恐怖气氛,不利于运动。过去压制群众,压制左派,造成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如果让违法乱纪、打人的现象继续下去,还会造成恐怖气氛。现在范围还不太大,但是很不好。请大家放心,我们拘留他们,主要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们是青年,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工作方法也一样。我们的工作方法,十六条上已经讲了,革命只能靠自己,不能有任何包办代替。一个学校、一个工厂,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问题要有群众自己解决。应该争取多数,以少数说服多数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把矛盾上交,中央没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关,没有那么多人。拿学校来说,中央只能抓一两个典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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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北京来向中央告状,同时到北京观光。革命要在本地解决革命才能发展因为你们斗争的对象在本地。
    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罢官,或者叫停职反省,你们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并没有解决。因为领导犯错误不是偶然的。十几年老习惯了,群众起来了就是要压。他们在机关、学校、工厂做领导工作很多年,一定要在本地经过长期地斗争才能纠正错误、改正错误。当然有少数一开始就改了的,也有少数坚持不改的,两头小,中间大。有的愿意改的要给机会,在本地斗批改,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罢了官,他到一边休息去了,倒轻松了。如你们要罢官,中央一答应就完了,不是就算罢了吗?但中央要査清楚,证明他是非罢不可。同时经过中央来罢,使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少了。在当地经过斗争,使少数变多数,说服多数。少数变多数,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根据中央决定来造声势,中央决定可能造成一定的声势,但不巩固。
    所以工作方法很重要。矛头要指向领导,矛盾要在当地解决。一个工厂个学校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新的主张开始又是少数,就要再去说服多数,争取多数,做艰苦的工作。这种触及灵魂的工作,要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因此,希望你们在会见以后,原则问题谈了,具体问题带回去解决。再给省委,市委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考验他们。而被邀来的各地领导同志,照你的说法是揪来的,要下决心,在斗争游泳过去,接受批评,向群众学习,改正错误,有多少改正多少,要破私立公。对群众运动只能站在群众当中,不能站在外面,更不能站在对面。不管他年纪多大,资格多老,这次运动对大家来说都是新的,这些包袱都是从“私”字、“旧”字来的。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东西舍不得丢掉,私心杂念舍不得丢掉,是关系到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关系到我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所以,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的任务都要实现。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健在,我们一定要把运动搞深搞透。
    你们和一些领导一起来了。你们叫做“揪出来的”。我们希望你们能在本地解决问题。我们不希望你们把那些领导都带到北京。仝国这么大,不可能都在北京解决。结果浪费人,浪费钱,对于我们勤俭建国的方针不利。今天已经十九号,一九六七年就要到来了,希望你们带着这些精神回去过个革命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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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参加接见的还有:康生、李富春、杨成武、张春桥、吴德、刘志坚、彭绍辉等同志
    江青讲话: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你们是徒步长征从祖国各地到北京来的,我们欢迎你们,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你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路走着来的。你们拜贫下中农为师,拜工人为师,我们向你们学习。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志们要有百倍的英勇顽强的精神继续奋斗,祝你们继续完成长征宣传队的任务。我的话完了
    周恩来讲话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我现在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问你们好!
    你们从我们祖国各地跋涉千山万水,终于来到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我们欢迎你们,你们热烈要求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懂得你们的心情。我现在布你们现在回去,到明年春暖季节,我们免费乘车接你们来。
    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学习解放军的精神,有的走两千多里,最远的走五千多里,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全国的学生学习。你们自己说得对,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要更好地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做坚强的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现在你们快回去了,我们准备免费乘车送你们回去,如果你们愿意徒步回去,那就更好。学习解放军,做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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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长征的途中,吃多了粮食,用多了粮票,我们准备发给你们学校,补助你们。
    同学们、战友们,你们这种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将来一旦国家有事,你们是最好的解放军的后备队。
    同学们、战友们,让我们一起高呼长征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串联的全体出征战士《出征宣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卫兵吹响了进军号,嘹亮的号声响彻云霄。出征大军擂动了战鼓,革命的鼓声惊天动地。火红的旗帜迎风飘扬,造反大军气势雄壮,浩浩荡荡!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旧世界的顶天立地的造反者,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宣传员。我们满载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肩负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承受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红卫兵战士的委托兵分六路,到祖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背起行装,就要向祖国各地挺进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最高指示,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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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战斗队,我们是一支所向披靡的造反军。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出征就是去战斗,去造反,去革命!我们就是要和那里的革命群众一起,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斗垮、批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阳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我们就是要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文化革命之火!要把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全国去!让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黑货,把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垃圾统统烧光
    我们是一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队、宣传队。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这次出征,就是为了大讲特讲十六条,大立特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把十六条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言行,我们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我们的誓言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这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甘当小学生,我们是去学习的,去取经的
    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最坚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最厌恶:老子包打天下,自称"救世主"!
    我们是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军。我们要最坚决地向解放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队伍!
    我们是红五类的优秀儿女,父兄为打天下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们保江山舍得一身剐又有何惧!我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庄严宣誓:决不能让伟大的毛泽东想在我们这一代失传,决不能让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在我们手中断送我们一定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过来,传下去,千秋万代永远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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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我们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拼杀,杀出一个新天下,拼出一个通红通红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串联的全体出征战士1966年9月10日于北京(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1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北上》、《南下》《西进》战斗军团,到外地串联。行前周总理接见。〗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在开成立大会时,我没有到,今天有机会与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留在北京的全体红卫兵战士见面,我很高兴。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
    今天,你们到会的数目已比你们应有数目减少了,是因为你们有不少红卫兵到外地串联,去进行革命串联,交流经验,参观学习。革命串联是一件好事,在
    八月二十一日大会上我讲过,现在更进一步把你们准备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去。今天在这里举行南下兵团,到全国各地出发前集会。昨天下午同南下兵团司令部(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使我了解你们的准备情况、组织情况、学习情况。在上一次会见时确定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派了三四千人到全国主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去串联,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你们经过几天的学习准备,今天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的后备力量。这证明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新生力量是朝气,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预见是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今天集合在这里不是为了给我们看,而是表示你们强大的组织性、纪律性。从你们组织起,为的是南下,实际上不只是南下,你们是向全国五个方向前进,是前进兵团。最近学习动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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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你们前进兵团作准备。你们现在就要出发了,我和司令部同志答应来见你们,向你们讲几句话,其实你们已集训三天了,你们已经学习很多了,我看了一个“快报”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办有一个首都大专院校的快报,畅谈心得体会,这是解放军报记者同南下部分红卫兵座谈。你们学习的比我讲得还全面,我是起来就到你们这里来,没准备。不是谦虚,你们放假专搞革命。但我是过问这个事,总有些想法吧,现在就给你们谈谈我的想法,是从你们向我提的问题,今天起来学习了“快报”想到的,来回答你们。我今天现讲现准备
    首先我回答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前进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交流经验参观访问,有三个任务适合你们。首先你们去集中号称什么队伍?当然是红卫兵但别的地方也正在组织起红卫兵,那么你们去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呢?我想提出红卫兵(的)三个称呼,也就是表现他的三个任务
    第一、我们大专院校,同样的,中学校的红卫兵,昨天我们商量有一百个左右的要有组织的,又能自觉地遵守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纪律的中学红卫兵,去一百人左右。今天来了没有?请举手,站起来(鼓掌)。我们首先说明红卫兵(也就是我们想让你们作一个示范,组成全国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当然你们要问了,战斗队是不是马上就打仗啊?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靠的后备力量,林彪同志不是这样说了吗?不是在武战场上去打仗,而是要到文战场去战斗。(热烈鼓掌)另外,你们要在学校里进行一斗、批、三改,你们也要到社会上来一斗、二批、三改。今天你们要破四旧、立四新,这不是战斗吗?(热烈鼓掌)没有战斗的精神,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作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闯劲,是不可能去进行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在这点上,你们朝气勃勃,精神焕发,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你看北京有许多的事情,解放快十七年了,许多的事情我们仍是想做,并已经说过,或者中央写了决定、国务院下了命令的,仍做不动。但是你们成立不到个月,你们闯了很多的四旧,作了很多的好事(热烈鼓掌),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战斗精神应该值得称赞、直到提倡嘛?。所以毛主席早就说过,希望在我们身上,也在你们身上,更重要的是在你们身上(热烈鼓掌),未来更是属于你们的热烈鼓掌)。所以你们就必须保持这个朝气勃勃的精神,保持这个精神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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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保持这个有组织、有纪律,战斗的作风。你们现在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这是一场毛主席说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我们要大兴无产阶级、大灭资产阶级,因此,我们是战斗是文斗不是武斗。这点,你们部分红卫兵同解放军谈话,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你们应该学习十六条手册里的尤其最后一篇,也学人民日报九月五号的社论,我想你们一定读过多次了。因为这篇社论是把十六条中的原则性的规定,更进到具体分析、具体的解释,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虽然你们已经学了,但还不够,应该在出发的列车上好好的学习(热烈鼓掌)。今天的人民日报不是有四句话吗?也是我们常说的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学习。我们今天这次大会上就说了要“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热烈鼓掌)。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是对我们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的十六条,也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最高指示(长时间热烈鼓掌)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热烈鼓掌)所以你们红卫兵战士们要在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时候、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时候,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你们就必须)学习、熟悉、运用、掌握十六条。因为它是我们行动的战斗纲领。而这个战斗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在八月三十日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说的非常透彻,然后人民日报九月五号的社论又解释了这个讲话、解释了十六条的规定,发挥地、分析地作了具体的解释,很够你们学习讨论的。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你们不仅是战斗队,第二还要作学习队(热烈鼓掌)。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力量,并不是说你们已经是正式的后备军了,你们还在准备。因为从年龄上说,中学同学还不满十八岁,大学同学当然过了十八岁了,你们是要随时应征入伍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当然在这个地方我附带地交代一下,(你们的提议上就有)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要招收男青年,还应该招收女青年(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然,在座的解放军的同志是为了针对我们四清而提的问题。民兵是不再说了,男女民兵并肩战斗这在毛主席仝民皆兵的号召下,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热烈鼓掌)我想你们这个要求和提议经过中央及军委研究了以后,(在)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以后,我想会部分地满足你们的要求。(雷鸣般的掌声)。为什么叫部分的呢?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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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男女同等的数目。因为政治的平等并不是数目上的同等。我们要根据战争的需要、可能性,进行全局性的安排,必要地吸收一些女青年参加我今后的征兵工作。(热烈鼓掌)即是如此,所以你们的学习就更有意义了。不过,你们不仅要进行今天的文斗,而且要准备明天的武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所以,要把你们这种战斗的精神时时刻刻地保持着,永保你们的这种活力、朝气首创的精神。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要忘记这四个念念不忘,那么你们的活力、朝气、首创精神就会永远保持。当然,要保持这样的精神,一定要让无阶级的政治来指挥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就要进行学习。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鼓掌)。因为你们还很年青,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全的,这一点,我想你们一定会认识的。因为,凡是对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从实践中来考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的,做起来以后,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具有的。而我们年老的人常常对新鲜事物来说,容易偏于保守。遇到了新鲜事物(的)第一个思想常常是停止不前的,我是说的老实话。因为正如董必武同志所说的,我们从旧社会出来的人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是反抗了旧社会、背叛了旧社会,我们的思想是要建立新社会,可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旧的东西很多。反正你旧的不敢打破,新的进不去。所以在与新鲜事物接触的时候,一想是错的或者是不完全对(的),一定要仔细的想一想,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想一想,就会觉得第一想是错了,或者是不完全对,然后才能纠正错误,比较接近正确的。我们年(越)老的人也(越)要有这个自觉所以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的事情,老实说我是向你们敢干敢创的精神学习的,我确实从你们那里得到好处。所以从这点上说,你们的学习精神应该比我们旺盛。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千了几十年的革命了,做了一些对的事情,也做了不少错事。活到现在,对革命先烈来说,我们的生命是剩余的力量,因为多少个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先烈同志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精神还在。)正是因为我们是老一辈剩余的力量,我们就更应该多做、多学(鼓掌)而且要时时感觉不够,时时感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够。只有保持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保持晩节,才能做承先启后的螺丝钉(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说,我们这些老一辈共产党人应该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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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长时间的鼓掌)。我们如此,那么你们从这种学习精神上也可能得到一点启发。从这方面来说,社会的知识、党的政策的各个方面,你们知道的不还很多,就更要学习,更不能满足和自满。所以学习对于你们不仅是一个经常的任务,而且是一个为着很好地进行战斗,(今天的文斗,将来的武斗)你们更要好好地学习,勤奋地学习(热烈鼓掌)。你们学是为了用,要通过斗争的实践证明你们学的对不对,走了样子没有。当然也得说清楚,你们不可能学、一用就用的透,一点差错也没有。我们读了、我们学了、我们参加讨论的政策为在做的时候还常常岀偏差,犯错误,那么怎么能责怪你们呢?所以你们只要认真地学,勤恳的学,不倦的学,在斗争实践中来证明你们学的是不是对,那么即使有差错、有偏差、甚至于错误,你们是可以改正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常常听见有青年同学们跟我讲。我感到这一点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所以学,为的用,林彪同志说的很清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必须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长时间热烈鼓掌)。所以你们这个学习队从学校走到社会,已经碰到许多你们不很熟悉的事情,你们现在又从你们熟悉的北京要向全中国四面八方前进,你们会遇到更多不熟悉的事情。对于不熟悉的事情,你们首先要学毛主席的书,搞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査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査硏究也不可能把我们在北京的经验,北京所得出的一些办法马上下去(你们自己说的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样你们就要犯我们从前犯过的毛病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提出的问题你们是注意了的,因此你们就必须首先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要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你们就会既有朝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又有又能冷静,保持科学的态度。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要做得好更不容易。所以拿这个来锻炼你们、磨炼你们。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而且要从社会实践中去学,也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一方面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一方面深入群众,接触广大的不熟悉的群众:学生、工人、农民、兵士、一切的工务人员、切的机关人员,还有广大的市民;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也是另一方面的学习。因为毛主席告诉我们了,我们走入社会,对任何事情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是我们的先生,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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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既要学毛主席的语录,又要学今天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每一个、或者是几个战斗班组织起一个支队(或是中队),供应你们几本。有时单单学语录不够,还要学摘语录的全文,还要看全部文章才能懂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原则如何地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根据可能出现的世界情况,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热烈鼓掌),才能看到那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前途,否则决不是真正的。仅在语录上还不能解决,必须必要的时候读全文。当然我不是说每件事都要去读仝文,那就变成你们埋头书堆里去了,我也不是这样提倡。还要养成经常的习惯,要常期的养成,不是这一次形成的,这是一头,另一头就是到新的地方去,深入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一个战斗班作为一个调查单位,当然你们到各地方去首先一点就是要向首先到的北京的红卫兵同学进行访问,进行调查,进行谈话,而且要多听他们的。而决不要因为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后来的,我听了天安门上领导同志的讲话,我们读了不少社论,最后一天又听了周某人的讲话(笑声),然后你们就盛气凌人的好像比他们已经高明一等了,当然就不是好精神了。当然,我相信你们会注意这一点的(鼓掌)。要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时时地保持谦虚学习的精神。先听人家的,先调查一下问题,根据阶级的分析来看问题。如果那个问题你们能够从政治的小册子上,从毛主席的语录上得到解决,当然很好;如果出现了新的问题你们不能回答,不能解决,那么你们经过组织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到北京来问(鼓掌)。另外你们与学校的关系,与司令部的关系,你们通过这两个渠道,写信回来问。如果你们学校里红卫兵组织,北京司令部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么你们得到了回答,如果他们还不能解决,那么通过你们在北京的辅导员来回答你们,还不能解决,最后可由司令部、辅导员提到中央同志面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鼓掌)。
    所以学习要抓两头。因为你们有了精力,两头都吃透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透了、很透了,总是个粗粗地透吧!)以后才好进行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你们首先就会跟着先去的北京红卫兵对立,那就很不有利了你们不是说吗?他们会说你们是保皇派了,当然这个保皇派的名称也不那么恰当的。因为保什么皇呢?是指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皇,是不是啊?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掌)。甚至在一些领导中有这样的当权派也不是所有人的问题,必须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毛泽东的中国,毛主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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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就是变成漆黑一团了吗?是不是?总是部分的领导,部分的领导人呗,是这样。这在我们一九六五年讨论二十三条时,我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到各地方可以把二十三条也拿来读一读。二十三条中的许多规定,与现在文化大革命有密切的联系,这在十六条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学习是你们经常的工作,不仅在火车上学习,因为那个环境容易学习,你们到了目的地更要注意学习。否则,几个学校的,特别是大学的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或是临时筹委会的,他们叫苦说没有空学习,天天“上”没功夫学毛主席的指示下”没有功夫接触群众,不是吃两头,而是丢掉了两头,他们也觉得很苦恼。在一个青年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那还得了?所以今天你们红卫兵战士们更要注意这点,不管怎样忙,每天总要抽一、二个钟头很冷静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语录,来进行讨论。在进行社会调査研究以后,也要进行分析研究,把这两头逐步地抓起来,初步地吃透,你们才好战斗。所以学习就意味着战斗。这是第二步任务,是学习队。至于说你们放半年假从学校里走到社会上,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学校,你们都懂得了。这个比你们在学校里呆上几年,变成一个书呆子,变成一个头脑更加呆板了。越学越蠢的话,那现在还学什么?!这种革命学校那是千载一时,你看,在今天你们以前毕业的同学就没有得到,今天以后你们当然要做工作,你们正是一个千载时的革命转化的关键时刻,所以你们更要好好地学习,更好地工作(热烈鼓掌)。第三,你们还是一个宣传队(鼓掌)。你们去做工作,(你们自己提了),不要变成了一个工作组,出去包办代替人家那个地方红卫兵、赤卫队、学校的工作,这就不好了,这点你们很有点自觉。所以你们(有二个点)注意,刚才说,不要做保皇派,这个名称也不那么完全,对一个方面来说是适用(的)。
    要是宣传队,你们也要学的好,把北京你们听到的一些事情、做法,在你们调査研究了以后,首先跟北京去的同学交流经验。先听他们的,然后经过战斗班战斗组,或是一个支队,一个纵队讨论后,再去回答问题。当然我这个说法也不能太死板了,要是马上就要争论的问题,那也来不及讨论,但是总要注意,不要冲口而出,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你们一去马上就会争论起来,那就不好了。这是在北京的许多负责同志包括你们的辅导同志他们所担心的,就是不要一去,就和北京先去的同学、红卫兵对立。在这点上我是比较对你们更有信心一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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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鼓掌)。但是我说的更有信心是你们能够完成你们的任务,并不是说你们不会犯错误,我不敢做这个保证。你们还会犯错误的,但是你们有改正的精神,所以人家一指点你们,你们就会想起来。所以首先要与北京去的同学交流经验,不是今天在场的也有从上海回来的同学吗?也是你们红卫兵同志。在哪里呀?站起来!我提议你们与上海回来的同志座谈
    首先由在北京的交流经验,说到了
    就做到了。你们作个试验,因为他们去了已经有比较多的经验了,他们会有他们些看法,你们要谦虚。再说,这支宣传队首先要与从北京去的同学、红卫兵交流经验,第二步要向当地的同学、红卫兵交流经验,因为他们是木地的红卫兵组,你们要向他们进行调査研究、学习,因为他们是本地的么,本单位的么,他们是主人么,革命靠自己么,每一个单位革命内因为主么,外因为辅么。不管我们怎么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我们是外因么,是外来的因素么,你总不是内因么,内因靠他们自己。所以在先向那个学校的同学、红卫兵进行学校的调査研究,然后,就向社会上进行调查研究。社会的调查研究,就要和先去的北京中学红卫兵,跟当地的革命中学红卫兵联系最好是一道去,因为他们比你们晓得的多了。哪些地方应该首先急需解决,哪些地方进行初步的解决就可以了:比如我举例来说,重要的工厂我们正在生产,也在搞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我们去访问了,这种访问参观,你们总不要妨碍他们的生产,他如果开群众大会,你们可以参加旁听,这很好。如果他们正在生产,我们派人去了,他们派红卫兵接待你们在车间以外是应该的。如果你们想参观,就要得到他们那个地方的革命委员会的许可,不能说我们要看就闯进去,那不行。因为这是国家计划生产机构。而且我们相信工人老大哥做的比我们会更深入嘛,现在他们正在写社论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因为除这篇以外,我们还准备写几篇。“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重点放在尊重工人阶级,他们自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会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抓革命促生产。农民中贫下中农,可以组织起来,他们会在农村中,公社、大队特别是生产队,从搞四清起,他们也会根据
    四清的布置、部署、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现在是三秋已经开始,到了。什么秋呢?就是秋收、秋购、秋种。因为今年,照仝国的形势看,是一个好年成(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们应该积极地注意和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他们三秋工作,当着他们进行紧张的秋收、秋耕、秋种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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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间去劳动,参加学习。你们这个红卫兵是战斗队的红卫兵,目的去战斗,而且对社会去战斗,而且你们对自然界也参加了战斗(鼓掌)。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已经写了,我们打算还另外写一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是学生的革命运动由学生自己来搞。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同样会教育自己,解决他们的革命问题(鼓掌),所以,对于学生的革命运动,在社会上破旧立新的问题,工人、农民是热烈赞成的。不要造成现在有些地方领导错误地组织工农的学生,跟学生对立,斗争学生,这个也不好。这点我们已经发出了指示,还要重新靠社论来解决。其目的就是工、农、兵、学、公务人员、机关人员互相尊重。而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上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包含学校,首先是学校,跟党的领导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他们自己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联,但是不能象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要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有革命的秩序,生产的秩序,建设的秩序。我们还有国防生产,如军队,专政机关的革命秩序,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鼓掌)所以宣传队,你们对同学们、红卫兵们、社会上、还有机关,这是你们主要的宣传对象。而对工厂、农村,在必要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领导机关或是负责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同意,你们再进行适当的串连。而重点放在刚才所说的文教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那么党政机关它有日常的业务,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它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框框并不合十六条。十六条里说我们要斗某些领导机关、某些领导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就得调査研究了,就得提岀问题来辩论,还怕什么呢?我并不妨碍你们去调査研究、进行辩论,你们也可以贴大字报,跟他们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但是也要看他的反映,听听本机关的群众的反映。首先是调查,刚才说了,调查以后还要进行辩论。当然有些地方,你们一去,对你们这些活动就不欢迎,甚至于进行排斥、压制,那当然你们就要战斗了。但是必须看看是什么一种情况了,不能笼统地说人家不让你们做这件事都是排斥你们,都是压制你们。我刚才做了分析,如果你们到工厂里去,工人老大哥,他们那种革命组织欢迎你们,他们说现在我们生产,你不要到车间里来,不要到厂地上去,你到外面,我们派出代表和你们谈论,你们可以进行调査研究。你不能说拒绝你们参观。因为参观要有规定,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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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计划,不能随便进去闯一下子就闯了,那么它的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了。农村也是一样,机关,你们可以先进行调査研究嘛。即使有确实拒绝你们批评的,不给你们讨论的那种做官当老爷的态度的人,(但也不是这个机关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这样,)也要做分析,一分为二这个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在任何事物上都要运用的。你们就要一分为二地硏究问题,你们总要影响一部分和你们是同样见解的、同情你们的人站在一起来批判错误。这样的斗争才能发展和深入。更不要说在一个学校里,同学、红卫兵,更需要认真调査。你们如果这样子做,你们就不会犯工作组的错误,也不会变成保皇派。这样子进行宣传,你们就会时时掌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党的政策。所以我这里跟你们讲的,首先要讲这一部分。我们希望红卫兵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热烈鼓掌)所以联系起来说,学习既为了宣传,也为了战斗,宣传也是为了战斗。所以这三个任务是有紧密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对立的。(现在讲的主要的问题讲的部分,)现在讲一点这个前进的队伍有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是很大一个队伍了,超过两千人了,那么你们就要带着刚才说过的战斗精神、学习精神、宣传精神,又要很谦虚、很谨慎。要看出,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任务。因为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工人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学生也曾经在北京的同学没有去以前作了不少破旧立新的事情,这是主流、是好的方面、主要的方面。当然上海有另外种复杂的现象,并不是说北京不复杂,而上海是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形,我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也不是说没有封建的影响。那个地方你们并不太熟悉,去了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大的生产的城市,这个生产关系到我们全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大小三线的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工业的建设,关系我们的国际、世界民族革命的建设。有广大的进出口的业务,有广大的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也有进出口的任务,进去材料,出来成品。所以生产的任务很重,不仅如此,那个地方还有科学实验的任务,很多的尖端的科学在那个地方进行实验,进行中坚的生产,你们有许多同学、(学校里的人)你们懂。所以那个地方进行三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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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说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的主要地方。我不是把北京这个地方看成不是中心,这个是领导的中心。毛主席在那里,通过这个领导中心对全国进行工作的部署。可上海是进行三大革命最紧张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困难的一面。当然你们会回答,困难要闯过去嘛。我们一定要敢于闯,闯过层层的阻碍,但是我们也要有办法地、有准备地去克服在前进中的困难。就是说在我们排除障碍、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要使打击的方面、应该受打击的敌人,集中在最主要的目标上。也就是十六条所说的打击真正的,(不是听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分子;打击的目标真正的是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当然这里面包含最反动的买办分子、洋奴。但是这“洋奴”两个字又是个新的问题,你们拿两个字去一套,凡是在上海滩上的,你们看不顺眼的,梳那种怪头的,穿你们看不惯的衣裳的都叫洋奴,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笑声)因为你们在座的也有上海来的学生、有上海出生的学生,你们在北京学了几年,这次闹革命一回家去就什么都看不惯了,那也不行,你要作分析嘛。上海那样的习惯久了,慢慢地改嘛。有些东西不要急,要破四旧中主要的四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就把他搞掉。当然罗,你们现在这点你们懂得了,但是你们跟先到上海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是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里面有国际朋友、也有国际的工人阶级、象海员工人,但是有很大一批买卖的外国商人、很大一批游客、旅行的人,这里头一定有资产阶级的分子、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你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清呢?你去问他你是不是红五类?(笑声)这行吗?这就不可能嘛。这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只能作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影响他们,将来他们回去革命的问题、他们这个阶级分化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的形势真是象我们去年九、十月说的,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这个形势不论世界、中国、不论我们都是处在这么一个形势而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促进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我们只能促进,做还要他们自己做。所以对这些人要组织宣传,但宣传要有界限。他到我们码头上来,到我们旅馆里头来,到我们饭店里头来,我们可以做宣传工作。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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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主席的语录、贴标语。你们在座的不是有语言学校的同志吗?你们学英文的法文的可以用一用嘛。当然啦你们说起外国话来不能够通过他们许可罗,因为你们宣传么。但是你向外国人宣传就要适合于他们的语言,你们不能动口是“混蛋”、闭口是“狗崽子”(大笑)。现在你们自己也不常说了么,因为你们不能够没有很好地调査研究,给人家来一个闷头棒。现在这类事情,北京的同学已经有很大的改进。如日本的商人找了个四中,四中也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中学了是不是?他们(有准备地),对日本商人、日本的反动政客进行的访问,(他们)准备好了答复的话,头头是道。所以使那些反动的日本人不得不说他们的青年在这一点上是很得值得学习我们中国青年的。这样子做就是宣传(鼓掌)。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来说了。所以必须跟当地的革命组织进行联系以后,你们就会作的更好。你们不同意的可以争论,如发现他们错了,你们对的,那么说服他们,他们不同意,你们可以根据他们同意的,应该做的地方去做,不应做的地方不要强加于他
    果那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绝大多数不同意你们这么做,包含他们广大
    的群众,那么你们不好强加于他们,所以只有给他们大字报,跟他们进行辩论因为他们的觉悟、他们的认识不一致么,要等一等么。等待是不是使我们的敢闯精神受影响?那不见得。我不是说了吗,革命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要结合起来当然你们年青,不可能等得很久了,但是总有…(以下记录不清)你们到了上海,要先访问北京的同学红卫兵,然后一起访问上海的同学红卫兵,这样就更容易接近。至于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到那个地方你们比我知道的更多,那时发现许多问题需要你们想一想如何做。
    第二个是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概没有超过四百人。可这个地方很重要,是我们边疆,又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省,又是多民族,少数民族占多数,情况十分复杂,而对外那个地方,既有(苏联)中苏边疆又有跟印度接壤的一块地方。这样还有一部分跟巴基斯坦接壤,还有一部分跟阿富汗还有跟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所以那个地方边境的情况也很复杂,就是说:有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又有友好的国家,也有印度反动派领导的国家。这个领导的集团跟它的人民我们要区别开来,你们这是懂得的。因此中央有规定: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市城、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要把去那个地方的红卫兵和外地去的同学,跟外地去的红卫兵和同学劝回来。也许你们去他们已经回来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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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来就是离开边疆规定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到新疆的內地去,边疆大的很啊!是我们全中国很大的一个省。你们去新疆的几个学院,你们的任务很重,因为你们又要懂得边疆对外的政策,又要懂得民族的政策,又要做好在那个地方的革命串连、交流经验、参观访问。你们只有四百人,如果人力一分散,就没有几个人了,这个地区大得很。当然,你们是想往天山南北,那个地方,我们生产兵团会欢迎你的。你们要注意:他们招待你们会很好的!当然你们会注意的。但是他们给你们东西吃,你们一点不吃也不好,吃的太多亦不好。天山南北见牛羊么,现在葡萄瓜果正好的时候。所以你们既要讲纪律也讲关系。那里兄弟民族非常热情,因此那个地方值得学习的多得很,宣传工作需要你们做。那个地方如果进行战斗要跟当地的同学、红卫兵、社会当地的革命的组织、革命分子、领导中的革命分子要常常请教,因为每一个行动关系到政策问题很多。你们到了那个地方,首先一件事情,你们是很多数了,你们是吃不惯牛羊肉,专门吃蔬菜也可以,但人家一定要请你们吃牛羊肉,你一点不吃?那他就不满意罗,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这个队伍是不是习惯?不要紧,习惯都是(会)自己学成功的,迷信就要打破。关于吃东西的事情,我长到六十八岁了,最近几年才打破一个新的习惯我就是不习惯吃生葱生蒜,我今年捏着鼻子就把生蒜也吃下去了(鼓掌)。牛羊肉,你到西亚非洲(出)牛羊肉的地方,你不吃怎么行啊!这个“不习惯”是种迷信,打破迷信就解决了(鼓掌)。比如你们到了新疆以后,不能把所有的清真寺都象北京一样办成学校,做公共的机关。那个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结合在起,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如果本地的民族同学他们不动手,你们不能给他动手。那个地方的情形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你们四百人好好地去学习(熟悉),宣传,如何在那个地方战斗,而且要战斗的很多了。比如说那里有汉人的区域,最大的生产兵团,又生产又准备战斗。那个地方汉人最多了他们欢迎你们去。大概你们一去也会容易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人很多罗,可以有破旧立新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点,那里有不少上海去的呀,不是红
    五类的子弟,我不是在新疆讲过一段话吗?大概以你们现在观点要批评我了。我说一个人的出身不是白己决定的,但是选择革命呢是由自己。这个的确是如此啊!你从剥削阶级家庭中生出来,这个你自己怎么作主啊?我就没法作主,是不是啊,我出身在这么个封建家庭,但是你可以革命,背叛你的家庭,背叛你的阶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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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发生争论了吗?允许背叛,答应他们背叛、欢迎背叛,我们有些同学有这么个逻辑,他说你要讲到背叛先要骂他自己是狗崽子,然后才能背叛。当然现在这个逻辑也不大完全罗。你骂两句当然可以了,你对老革命骂他两句不要紧,即使你的家庭出身是个狗崽子,你现在革命我们也拥护,这个也是一分为二罗。但是年青人他怎么受得了啊!所以你们到新疆去虽然好,但是会碰到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他们到新疆去锻炼、去劳动、又学习,有什么不好啊?(你上海的学生难道就不好吗?)你们去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地方不顺眼的事情,你们要跟当地的同学,当地的机关群众、革命的群众先讨论,然后看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们破旧立新。据我知道很有些东西可以破除,(我讲的是汉族区域)兄弟民族区域还可以更谨慎。这个谨慎并不是保守。毛主席的政策里面有谨慎的部分。要集中主要的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团结可以团结的绝大多数,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分子。甚至剥削阶级分子。不仅是我们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改造他们。这是从阶级来说,民族问题从它本质上来说,也是阶级问题。
    其它地区的问题,你们到西北的人比较少,只有八十人的队伍,我看这八十人的队伍要集中。首先到西安,然后再到兰州,如果你们愿意分开就分成两个地方。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为什么?因为人数不多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有很大的好处。这两个地方斗争是很激烈的,你们大概听到了。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同学当中,在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你们要很详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工作。到这个地方去的只有两个学校,地质学校和林业学院,林业学院的学生将来还要到那个地方学习、工作(鼓掌)。西北是我国文化的摇篮,是我国民族的发源地。中国森林面积少,虽然地下资源极其丰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极其贫乏越是到西北,越看出来,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一切都会知道了,培养森杯树木也不容易,所以你们不仅要调査(主要调査政治情况),调査的情况要写回报告,向各个方面前进的人都有这个责任
    向中南去的有三百到四百人(三百五六十人左右)跟去新疆的队伍差不多这一方面你们如何分布你们自己决定去,当然如果是近的么,例如说一出发你们就碰上郑州了,大城市罗。中等城市还有新乡。然后就是信阳,武汉、长沙、,再就是广州。南下的同志不可能去这么多地方,关于到什么地方有两个地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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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面到华山峰,东边到井冈山(鼓掌)。但是要说清楚,你们不要统统跑到长沙去,到毛主席的家乡去访问(鼓掌),如果你们得到机会我不反对你们去,但是们不要说你们这一路兵团的动机就是这个,你们首先还是工作、战斗,当然还有学习罗。
    往西南要绎过宝鸡,二百多人,甚至更少一些,这次你们首先碰到的地方的成都,然后是重庆,贵阳,还有昆明。逐步地接近,可以分几个支队,你们自己组织
    东北去了三百多人。东北的大城市很多,东北比较好集中。两种任务你们自己讨论,一种是进行调査的任务,那你们要分散些,比如说,一个地方五十个人,那就可以分七个地方。采取先调查,然后再进行宣传战斗。当然战斗贯彻于整个进程之中,调査研究也是战斗。如果你们打算集中在一二个地方工作,那也可以,你们纵队自己决定,我们提倡这样的民主。
    所以你们五路:向上海、西北(新疆)、西南、东北、中南,都是要把三大任务结合起来。一切都是从调査入手。有的可以更加注意调査,调査清楚以后再进行工作,有的是一边调查一边工作。这由你们自己各个兵团、各个纵队、各中队,包括你们的司令部,通过你们的指挥部来决定
    昨天刘志坚同志讲了一个问题,大学解放军。我今天就没讲,在学习里应该讲的,他讲的很清楚,你们各个学校的代表都到了,你们可以把你们政治辅导员刘志坚同志的讲话传达一下。要学解放军(从吸收编制),因为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子弟兵。你们是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的、为主体的战斗队伍,今天是文斗队伍,明天是准备武斗的队伍,这样的一个队伍你们应该好好地大学解放军(长时期的暴风雨般地鼓掌)。首先要学习解放军,最高地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最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鼓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长时间的暴风雨地热烈鼓掌)。这样才能四个念念不忘,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不是有个歌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个调子我也唱不好,你们会唱,更重要地是学习,因为唱歌是表示一种思想感情。学习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第二件事是把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艰苦朴素的作风、革命传统,老革命优良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还要发扬光大(鼓掌)。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精神贯彻下去,互相监督,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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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外地去,首先要保持艰苫朴素的精神,就是艰苫朴素的工作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注意,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组织性要好、要强。你们现在是战斗支队,是红卫兵,要考验你们是不是先进的部队,那就要在实践中,在组织性、纪律性上,特别是在战斗性上考验。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去战斗;要学习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三八作风;在组织上表现出组织性纪律性;在行动上要表现出战斗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刚才谈到的几点任务,是一个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我的话已经说得很多了具体行动必须当地的同学、红卫兵、当地的领导同意,你们去做就有力量了,当然了,有些事情要闯一下子了,这就是要根据调査研究了,但更多的事情要经过辩论,以后再行动才更好么!不能因为人家不同意马上非加强一下,表示一个坚决坚持的态度,这样子就把问题僵起来了,是吧?僵起来以后,革命的同学、红卫兵采取一些绝对态度,那有它的客观原因,我们现在不要评论那个地方,那种方法对不对,因为你们不清楚那个地方实际的情况,马上说对还是不对,反而容易出现很多错误。一个地方出现那样绝对的情况,比如甚至几乎要动武,有地方甚至绝食,还有主观造成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搞清楚,然后再解决,这样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要对那个问题下结论过早,对或是不对,因它总是一种革命的热情,你们因为学习了你们懂得,你们不满意的事情要争取多数同情你们再做,就有力量,这就对另一方面领导机关,领导对立压制你们,必然就激动起来了。凡是你们到的地方,你们出发前每个红卫兵、纵队、兵团到什么地方定下后通知我们,中央会通知他们,他们会对你们好好接待,给你们便利。(鼓掌)
    你们出去了,在座的还有不出去的,你们是不是没事作了?(众:有!)有更多的事作。现在有四大任务,首先给你们念念十六条第十三部分(略)。
    第一个任务是革命串联,你们也只有精力到大中城市去,是搞重点工作。第留在北京的准备中日联欢工作,这个工作交给你们红卫兵,还有总部,造反司令部,以后都叫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同学说:我们是总司令部)有人说总司令部,你们总想“总”进去,现在还总不起来,你们不要垄断,有的工作还要让不是红卫兵的去作。有人说要取消芭蕾舞,有两条理由,中国哪里有用脚尖走路、脚尖跳舞的?第二,演芭蕾舞的大多不是红五类出身。我看这二个问题大家清楚。这次中日联欢主要是政治内容,政治内容也反映到各种形式中去。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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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古曲艺术我们也能把它改革成革命化了,可以让他们看。江青同志亲自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为什么不能演?你们很多同学不是爱唱红色娘子军的歌吗?特別是女同学。芭蕾舞“白毛女”比话剧还好,还精炼。不信你们到上海叫他们演场给你们看看。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岀身的来演岀可以慢慢改造。现在叫你们去演,你们也演不出来。这次中日联欢主要是政治内容,有反帝反修,学习毛泽东思想,中日友好,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景,一共五个。第三个任务,是红卫兵的,就要准备国庆节。出去的同学,你们要是和他们关系很好人家要留在那里,参加那里的国庆。你们不一定要回来。当然,回来可以看到毛主席,以前你们都见到过没有,(同学喊:没有到过)啊?什么?你们大多数见过,以后还能见到。今年国庆不是有十万人而是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那能都看到毛主席?红卫兵还有警戒、保卫的任务。我们很多解放军战士还没见过毛主席,但在福建前线、中印边界,打仗打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当毛主席的警卫战士还不光荣吗?第五,还要留下机动的队伍。要好好学习党的政策,哪里需要就调你们去。哪里有紧急情况,派你们去把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话带去,作联络员。你们先准备,由小而大,先由战斗小组做起。
    首都红卫兵的革命战斗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陈毅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
    今天,我们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仝国各地的战士们谈话,总部同志提议和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离开的以外,见一见。此外还有外地区学院的同学一千多人,也想见见,我们叫他们也来了。本来十号那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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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跟首都大专院校司令部战士见了面,我讲了一段话录了音,上午你们已经放了录音了,大多数同志都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听了,我不想全部重复,现在把主要精神再讲一下。我当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五十多个单位讲,红卫兵任务是三条。我说的红卫兵,包括首都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包括没有参加你们司令部的红卫兵,以及全国的红卫兵。我是向全国的红卫兵说的,在这点上,我们是同等待遇,一视同仁的。红卫兵三个任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我现在讲一讲这三个任务
    、战斗队:
    在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同志讲过,全国大中学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军。既然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一种战斗组织。要成为战斗队,就必须在斗争的实践中培养。提到战斗队,就有很多问题要提出来第一、你们的战斗,现在应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红卫兵斗争方式,要文斗而不要武斗。我现在念念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说过了,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红卫兵战士们,学了政策,学了十六条,学了林彪同志讲话,应该懂得,简单说,就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斗臭、斗倒、斗垮,而不是实行体罚,不管是打他,伤他的身体,这都不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反动的分子,也要揭深揭透,把他当个反面教材,通过揭发,激起群众愤慨,提髙群众的认识。严重的提交政府法办。对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都用文斗方法,而不是武斗,这个林彪同志讲得很清楚。大家懂得,拿枪打死一个人这不太难,瞄准就行,用拳头也很容易,人多势众有力气嘛,这更好办。斗争困难的,就是要掌握斗争对象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肮脏东西,或者是思想上一切反动的东西灵魂里的肮脏东西。没有材料,拿不出事实来,你就只能喊几句口号,喊口号是斗不倒的。掌握文斗,是锻炼我们用脑筋,调査研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如果你们懂得这些道理,才配得起作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的传统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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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双全,既有勇,又有智,好好动脑筋。你们在青年时代,要好好加强锻炼,多动脑筋。让你们的智慧在斗争实践中发达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发达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发达起来。勇气要在群众中锻炼出来,磨炼出来,你们青年时代要把智慧和勇气锻炼岀来,二者不可少一。要揭发对方的丑恶面目,有勇有谋,红卫兵战士要好好磨炼
    第二、你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有可能明天就被选为正式的解放军,拿起武器保卫祖国,那时你们就更要具备智勇双全。今天的文斗,就是准备明天的武斗。今天你们只能文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国内敌人用文斗就能解决问题。明天如果敌人侵犯,那就真正用上武斗了,你们就会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红卫兵要在大中院校广泛的发展,上百万的大学生,上千万的中学生,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红卫兵组织起来后,我解放军就真正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可靠后备军了。这个力量不是几十万,而是几百万,再过
    年就上千万。展望未来,这真使我们党、政府领导和解
    放军无比高兴,无比喜悦。
    第三、战斗要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对地、富、反、坏、右中间最坏的反动分子。十六条中第十条上说:“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可以看出,我们文化革命的重点,是那些在大中城市中的文化教育单位、党政领导部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所有文教单位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还不能这样说。你们可以对各个领导机关进行审査,进行批评,但不能说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那么我要问一问同学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胜利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错,你们会说,主要在群众,这是主席思想的精髓,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讲相信、依靠,发动群众,这是对领导说的。没有领导,谁去走群众路线,谁去放手发动群众,谁去信任群众呢?这个逻辑讲不清。所以还是要按
    十六条办事,还要按主席的对于干部要一分为二。全国各级领导有些是犯严重错误的,有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跟着上级领导犯了错误,象工作组这样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个责任要由上级承担,由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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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个别错误,要由本单位本人负责。即使如此,全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讲到某些党政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是不是就是黑帮呢?不能这样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是黑帮,没有这个等号。过去报纸上曾登过黑帮,是指北京前市委那个反党集团,那个独立王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伙黑帮。那一会儿,在报纸上登过黑帮这一名称,但是我们不要乱用,最近报上没有用这个词儿了,因为这样容易误伤,容易混淆,所以当时只限于很少一部分,限于北京前市委,并不是所有犯方向性错误的,都是黑帮,没有这个定义,这点要清楚。另外还要讲讲,犯了路线性错误,是不是就不革命,反党呢?不能这样说,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陈独秀领导时,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把中国革命搞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一场革命斗争中,还是革命的,很多人为革命奋斗牺牲,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第二次是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第三次是李立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四次时间更长些,王明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这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还是革命的。但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领导要负责任,但不能说他们不革命。这和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搞另外一个党不同,要区别开。所以对上海市委,有同志问过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他们不是黑帮,他们还是革命的?确实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命的。对情况要调査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检查,红卫兵可以讨论。界线要搞清楚。在这样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都提到敌我矛盾上去,如果根据材料调査真实,变为敌我矛盾,也必须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定,做出正确回答。除了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的,如前北京市委,是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他的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査定案。对党内外犯错误,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作这样审查。社会上是不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坏分子或资产阶级右派,为非做歹,破坏我们社会主义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我们必须加以分化,改造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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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后,他们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接受监督,那还给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的机会。这是人大代表会的决定。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的暗藏逃亡、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或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的也重新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对他们批判,杀杀他们威风是对的,他们总有不满意和对立情绪。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有剥削行为,我们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一方面对人民,对劳动人民,对青年进行文化革命的阶级教育,使我们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立“四新”中改造我们自己,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的情况。但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锋芒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阻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就要打击他们。次之,要打击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出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在这场斗争中,中学生走得更远些,行动更激烈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一说他们干得对,二称赞他们干得好,三告诉他们长期这样做是不行的,要违反政策,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第四、校内和校外的问题。我们红卫兵战斗,不仅在学校内,而且要走到社会上。一个时期在学校内斗、批、改,另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斗、批、改,就变成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内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关连,相互交换变化的,一时在学校里,时在社会上,然后再回到学校。”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两种都要。开始都在北京,在学校里搞,然后到社会上搞。现在你们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的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时在北京,一时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外,本地外地,这两种都需要,不要互相争论。有的大学人走的差不多了,有的走没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少,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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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搞,他们想自己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这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
    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红五类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戴红袖章,说话发言权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没有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没有红袖章,说话没有劲儿。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经成为大学、中学当前主要的矛盾。初期一个学校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之下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领导相同,方向相同,基础相同,只是见解不同,意见不同,因而有分歧是允许的。对这些组织都可以共存一个时期。只要承认党、毛主席的领导,在十六条的指导下,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这个争论大体已经过去。现在问题转向是红卫兵和不是红卫兵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大约有半数,中学也是这样。其他半数,大概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如中农、手工业者(独立手工业者)子弟,还有剥削阶级的子弟。后一部分大都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红卫兵工作最忙,而他们没有什么工作。闲的闲死,忙的忙死,没事的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点的还温习功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红卫兵怎样成为依靠力量,然后争取团结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们去做。
    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联,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见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些同志有急躁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北京住那么久,这个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外地来的同学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忍耐不住了,就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在北京车站,说什么样的人留下,什么样的滚回去。这不是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都——北京,毛主席所在地,我们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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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即使今年见不到,明年也可以见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见到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你们是外地的,不能见到毛主席会怎么样?希望你们回到学校,向这些同学作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住几天,招待好一些。要把我们真正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拿出来,让他们住好、吃好,把医疗卫生条件搞好,交通工具准备好,政治宣传搞好,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算生活在北京城的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你们走到外地也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因为前一时期去东北,西北派了一批人广州、南宁是我们边防前线,国庆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一个国际贸易交流会,有很多重要问题,让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第六、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国外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
    国外来的人,有左派,中间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斗争的方式,就是宣传,不采取行动。如对苏联大使馆,可以照女二中那样,把杨威路改成反修路,在那地方坚持了十天功夫,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
    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但有界限,大使馆不能进去,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有同学不懂,要上去,贴大字报,我劝他们,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有外交关系不让上,他们就下来了,很听话,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这样,我们更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国外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总起来,我们做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今天明天,区别两类矛盾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该区别行动和宣传,还要区别倡议和通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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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很爱下通谍吗?不能随便下。要下了能够有效。如果下了人家不理,就失掉了信用。我们国家对外也不轻易下通谍,只下了一次,就是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时,侵入我国领土,我们下了通谍,限他们三天之内撤出去,不到三天他们就撤岀去了,这是有效的。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对外可以提各种要求、倡议,政策性的问题也可以倡议、讨论。通谍就不行了。这是为了自己的信用问题。红卫兵出去,凡是这种情况要考虑,不是限制你们的首创精神。告诉你们有区别,那些是倡议,那些可以下通谍,这不是你们的干劲、闯劲压下去。
    习队:
    你们是放半年假闹革命,把学校学习放在社会上,在本地外地的实际斗争中搞阶级斗争,这是学习。照林彪同志说的话,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巧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熟悉语录。请教毛主席著作,要全面地读了解当时背景,领会精神,了解全面。还要学习十六条,已经出了小册子了,里面有七篇文章,以后还要陆续印发。《人民日报》又出了新的社论,准备印成册子,再发给你们。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纲领。我们要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应用它。内部文件不能印成小册子,可以通过辅导员给你们作报告。上面一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党的政策。
    另一头就是在群众中去学习,甘当小学生,向群众请教。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这两个月来。我经常接触你们,学了不少东西,你们的革命精神比我们初期干革命时高昂得多,你们的想法比我们那时高明多了。我们从你们中间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出去要到工农中去,到学生中去学习,获得知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査研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要调査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到一个学校,要和那里的同学一道进行调査研究。干革命要以内因为主,一个学校、机关,总要依靠本单位群众的觉悟,自己起来干革命。我们可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这是支持,但真正搞好,把那些反动分子揪出来还要靠当地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到外地去,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精神,调査研究,四同,作学生,不要一去就哇喇哇喇,这样很容易引起对立。特别去的地方,已经有了北京的同学,他们熟悉情况,首先要向他们请教,然后再向当地同学请教,了解情况,再把你们在北京学到的政策,向他们交换、宣传,得出正确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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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与他们一道行动,这很重要。这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上请教主席著作、党的政策,下吃透群众情况,真正在深入实际斗争中,把两头学好。
    三、宣传队:
    应该根据你们标语上所说的,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髙指示。党的政策也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重要的是要把你们学到的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通过群众考验,看群众是不是能接受,看看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是不是群众的要求,看一看是不是全面,同时也看一看你们是否讲清楚了。根据他们情况还有什么补充,通过总部转告党中央,国务院,增加新的东西。如果解释中有人反对,就要了解为什么,一方面可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可能解释不清楚,这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政策,从群众中来,通过你们再到群众中去,一般说基本全面,但总要补充的,这样才是走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坐在上面很想下去,但下不去。多数干部还是愿意下去的。你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走遍全国。当然我讲这话是形象化,不能全国都走遍
    是不是一去,就是深入群众了呢?那也不见得。你们有个总部,忙得很天忙到晩和我们差不多,成了事务主义者。他们政策不如你们学得好,你们可以与学校的同学在一起学习。总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脱离群众时间久了,红卫兵战士就不满,就要撤换他们,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要预先告诉你们,到群众中去,要反复的下去。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解放军。解放军的特点很清楚首先是政治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大学毛主席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你们也应该学习。其次是学习解放军艰苫朴素的光荣传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怕牺牲的一切精神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还击敌人的挑衅。我们要学习,你们年青一代更要学习。要学习和宣传这种精神,好的传统,要把这种精神传播到群众中去、同学中去。再次是宣传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有了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红卫兵就是真正的解放军后备军。你们在组织性、纪律性上一天天的加强,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没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影响广大人民,给不是红卫兵的作出榜样,让广大师生、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真正的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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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最后高呼口号伟大的中国大中学校红卫兵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毅讲话
    最亲爱的红卫兵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拥护周总理所谈的意见,我和大家一道坚决地执行。我今天到这里开会是和大家持一样的心情来的,听总理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是活学活用主席指示的典范。对我来说,我同意这个报告,用脑筋研究,贯彻到实际中去。这里面表现了文化革命的冲天干劲和正确指示,两方面结合起来,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另外,你们要我作国际形势的报告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时间不够了,那边还等着我和总理汇报,今天不谈了
    我向你们提出要求,今年外宾的接待予计×千,可能达×千×百人。归国观礼的海外侨胞规定×千多,可能达到×千多。总共×千多人。希望红卫兵参加这个接待成为主力,外力、外交部直接向你们要求,一道把接待工作做好
    总理报告已经讲了区别国内国外的问题,我就不讲了。我们最近有一报告讲了十条,(关于上述问题),报请中央、主席审批,林彪同志及其他负责同志看了以后,批下来发给你们,按这个做
    今年外宾人数超过过去任何一年。这次外宾、归侨那么多,为什么?当然是想看毛主席,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参观,最主要的来看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体大学的红卫兵要联合革命师生,联合中学的红卫兵、群众和干部做个群众的接待,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印象,让他们了解新事物——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他们回去做义务宣传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我们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能推动一切人,说服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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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照顾对方生活习惯、感情、以理服人。最近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到北京四中参观,到二中参观,到解放军某部队参观,我们接待了他们,他们非常称赞红卫兵的纪律性。他们热情地提岀许多问题,红卫兵答得不错,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锣打鼓地欢迎他们,打锣打鼓地欢送他们。(陈毅同志背了一段主席语录,未记下,大意是对日本的反动资产阶级要反对,对其他的要团结。)他们非常感动,他们私下透露:我们这些人在红卫兵眼里都是牛鬼蛇神来的人中有右派、反华分子。我们还是以礼相待,因为这是我们请来的。不请他们不来,更多的人来有好处。我们要干中国革命,要干世界革命,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在接待中锻炼我们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完了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南下战士《南下宣言》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
    红卫兵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吹响了革命串连的进军号,擂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造反大军雄纠纠,气昂昂,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旧世界的当然批判者、造反者。我们满载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和期望,肩负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承受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仝体红卫兵战士们的委托,满怀革命激情,向祖国的南方挺进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战斗队,我们是一支所向披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
    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出征就是去战斗,去造反,去革命!我们就是要和那里的革命群众一起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斗倒批臭。破四旧立四新,坚决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就是要扇风点火,扇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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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火!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中国,烧遍全世界!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烧成灰烬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队,宣传队。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这次南下进行革命大串连,就是要大力宣传十六条,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
    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同时,我们一定要把十六条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宣传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仝中国,普照全世界。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时刻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全国各地革命师生学习,学习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经验,学习他们“斗、批、改”的先进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我们的誓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保卫党中!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的天职: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要做到处处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
    八作风。我们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和阻力还会很大,但是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师生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的光辉照耀下,携起手来共同战斗吧!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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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刚才那位同学提得对。《人民日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同时又能够受到群众监督,就可以办得好些。党中央领导与群众意见相结合,报纸才能办好。
    最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
    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现在还很年轻,知道的事情还很少。你们有很大的优点,对政治敏感。但是,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
    我有几个孩子,我也对他们有意见。他们就只是上学,没有接触群众,即使书读得多,文章写得通,但和群众、社会没接触过,顶好不过是个书呆子,对社会无用;不好,还可能变成对社会有害的人。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评过去派工作组的办法,指出路线错误,原因就是它要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改换人们头脑的大革命,怎能包办代替呢?群众不同意包办代替,于是压制就来了。我讲的话,你们记下来,对大家贴我的大字报可能有用处影响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处,可以经过千山万水,看到群众种种生活,听到群众语言、群众意见。可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接近工农群众,使你们晓得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你们就可以用脑子想一想,考虑、判断。电灯,有电源。过去点油灯,要有菜油、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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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油。你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意见,得到许许多多养料,将来就可以变成灯光。如果不提倡你们走这一步。我们领导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点的,后代会批评我将来会责备我们。你们都年轻,为什么不到社会大熔炉中去锻炼呢?去吸收养料呢?你们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明白了。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现在你们搞政治或其它学问,假如你不是准备当书呆子而是准备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如果《人民日报》办得有什么不好的话,就因为他们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少
    你们记录我的话。我准备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我们年纪不小了,大字报攻攻有好处。我说话很蹩脚,不好听,不要录音。高兴记就记。记错了也不要紧。可能记错了,或者记的比我说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劝大家还是可以接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准备步行。步行的结果,好处,将来你们会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可能很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医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要避免各种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车也可能要碰车,坐飞机也可能摔下来。不要在步行中发生了困难,就埋怨《人民日报》社论。
    主要是让大家能接触社会,接触群众。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经验的总结。你们都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虑了,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你们步行,就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走过的路。毛主席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去走。(鼓掌)
    这样,发生了一个问题: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走路,就是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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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对!)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们过去小时候尝过很多苦头。你们现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尝到苦头,可能不会太多。我们那时候的苦头想起来很难过。现在,社会变化了,革命了,群众翻身了,这是在另一个条件下接触社会,你们可以比我们得到更多丰富的经验。他们走就走了嘛!你们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几天走的,也是抢火车的,并不是步行的。这不能怪《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范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都你们在步行这一点上,也要作全国的模范。(鼓掌)
    有的同学提出不同的意见,很好。赞成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你们可以批判我的。我讲话就是准备被人推翻的。你给我提意见,我给你提意见,互相提意见,这是正常的,这样才能进步。
    你们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人农民给你们提意见,你们不要生气。说的不对你们听了记下就行了。也可能说的对,你们认为不对。我多年前去农村,有的人和我意见不一样,我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不对。土改时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些群众的意见对,他认为那些群众的意见对。这并不妨碍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髙一步。因为有人反对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众中有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要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才要分析。群众不是一个意见,有各种意见,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话,意见,都要听下来,记下来。前两年,我那机关有些同志去农村搞四清,我对他们讲过一些话,最后向他们提出,要准备两个笔记本:一个记问题,一个记群众语言。群众说的话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话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那样:象个瘪三,就是群众语言太少了。当然,也不能说我的话一点群众语言也没有,我从小在乡下生长的。我说的是土话,但我如果完仝说土话,你们一句也听不懂。你们可以弄两个本子,记一大堆群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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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们同意步行串联,可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们学校几千人剩下几十个人,再走就剩几千外地学生了。
    我劝你们也走,你们回来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参加四清运动。我同天津的同志谈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们说,你不要给人家造成困难,造成灾难,人家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说,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做什么?结果,还是没走成功。说我年纪大啦,他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能够步行,比我们幸福。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其实走了,身体就好了。可惜没有说通。现在我来说服你们,不知道说得通说不通?
    (有人问:学校空了,反对路线何时批判?)
    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有人说:批判没有对象,都走了。)
    (有人问:北京的学生都走了,外地的人还来干什么?)
    你们都走了,到了外地,他们就在那里和你们联合起来,不一定来北京了。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问:走光了怎么办?外地同学要见毛主席怎么办?)
    到那时,就进行另一种部署。外地要来还可以来,北京的总不会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还会回来的
    (有人问:走多久?)
    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破四旧,是长期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判的。这样,你们的文章就可能多种多样了。破四旧,破什么?那么大的天地,
    四旧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破?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
    你们担心个人走的路程,时间不一样,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如何斗批改,揪黑帮?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地斗,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学校里的。你们的脑袋要武装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吸取力量。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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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可以!)
    有人问:有的红卫兵的红字可以加引号吗?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我们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红卫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红卫兵是无敌的。(鼓掌)
    又有人说:队伍大了好,但要注意质量。)
    那是对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样的人进来。同时,要让他改过(有人说:他们不敢触及灵魂,不承认错误。
    慢慢来,不能性急。没有韧性,就争取不了多数。我经常说,要髙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你们在长征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毛泽东思想结合,就会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不对?(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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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在这里对我鼓掌,出去还会贴我的大字报。我对有些人是不是赞成的话还抱怀疑态度。
    (有人问:照你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
    我也不能预料。就思想斗争说,是复杂的,长期的。不能想象,几个月,人的脑子就革命完了嘛!过多少时间,等你们回来后,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了反动学术权威,改了学制,建立了新的课程,是不是文化革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过:资产阶级革封建主义思想的命,革了几百年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为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搞思想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搞。我们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要是上百年,就泄气了?不搞了?(大家说:一定搞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破四旧、立四新,是长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旧书烧了,这能不能解决问题?书烧了,脑子里思想还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书,不要随便烧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书。少数人看看,批判,当作肥料,当作批判对象。有人说:鲁迅劝青年不要读古书,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鲁迅读古书都是拿来批判的,把毒草拿来一个个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处
    (有人问:总理说过放假半年,现在推翻了吧?有人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运动的规律,有些是我们预见不到的。有些发展情况,预见不到。原来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估计到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看到这个伟大的苗头。(鼓掌)那时,他支持红卫兵时,红卫兵还很少。一下子,全国都发展起来了,震动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
    从几个月的经验看,对运动不能划个框框。步行,回来,估计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课了。学校的课程怎么搞?我的孩子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学文科,我不赞成。我说,你要学文科,就下放劳动去。(鼓掌)在劳动中同样可以把文科学好,学得更好,有把握地学妤。如果不参加劳动,就想搞这文科那文科,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现在口头革命,将来还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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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学校怎么办,大家可以研究。我们现在学校的学制,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学制的框框。社会主义学制怎么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创造一个新的学制。(鼓掌)
    苏联就是按照资产阶级学制,培养了多少修正主义分子!国家变了颜色!我们采用另一种学制,进步会更快,学习得更快更好。我说的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过去的学制。
    我说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见,是和你们商量,探讨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学制。毛主席告诉我们亦工亦农,亦学亦兵。他提出这个方向,我们要在实践中具体化。毛主席希望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一个模范出来。(鼓掌)
    你们是不是想很快把运动搞完,赶快上课?这是个群众运动。个人的有些想法,是会被冲垮的。你们当中有人想很快上课,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课,也要学习。要把毛主席著作读通。把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抄一遍。字写清楚些。赞成不赞成?(鼓掌)
    (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你们在作记录,可能有人准备出我的大字报。我是一个解放了的人,没关系。有人记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也不辩护。我有讲的自由,你们有记的自由我在马列学院上课,他们都在记。我上课从来没有讲义。我说:你们记了些什么?我收了来看,每本都是不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哪一个做标准?
    (这时,一部分去中南海回来的学生代表提出来:还有些问题要单独谈一谈。)有什么话就一起谈,不要单独谈。有些问题,不要希望我一个个回答。你们去思考、思索、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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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你们自己解答自己的问题,比较好些。我可能解答错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涂。解答对了,也是硬灌的,填鸭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针。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争论,主要就在群众问题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工作组或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包办代替?硬压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问题,我就这样答复,就完了。我来,是向你们请教的,是做你们的学生。(鼓掌)
    (有人问:这篇社论的效果如何?)
    我看社论还可以,但有个缺点:没有讲到两条路线斗争。可以再补写一篇社
    (有同学称陈伯达同志为首长)
    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鼓掌)(有人问:出去对本单位的斗批改有没有影响?)
    为了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处。到处看看,听听,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处。
    《人民日报》有群众监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说明,提倡长征,是中央提的意见。估计有积极效果。不要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十二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
    思
    (有人说:要看效果!现在大多数已经走了!
    是坐火车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几天走了几万人,是坐火车走的。你们调查研究还没有到家。把学校空了都归罪于这篇社论,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们实事求是。我赞成再写一篇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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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这一篇。不然。纠缠下去,纠缠不完。唐平铸同志告急,我来是想当“解放军”,解放他们的,现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要允许补充、改正的机会。有人说发表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我倒是劝大家不要抢火车到外边去。步行出去,我赞成。不一定全校都走要有计划,可以留一批在学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车,对外地学生也有很大好处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发言,仍然说这篇社论与党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还说《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农兵学习》都是错误的,是贯彻反动路线的。)阴谋是没有的,疏忽是有的。我这样说不是包庇他们。我和他(指他身边的唐平铸)过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报》来接办《人民日报》才认识的。
    《人民日报》社论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点。不能抓住某一些缺点,就说六月一日以后一系列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倒。(有这样一张传单)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论都是我经手的。我不反对批评,也不批驳,把传单留下来,作为经验
    传单说要造《人民日报》的反,说六月一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六月一日以来《人民日报》是代表反动路线的?我怀疑这个传单。可以怀疑吗?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学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有人喊:明天就要!)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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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有人说:《人民日报》的人不让我们上楼,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这样的框框?为什么见报社的负责人这么难?)
    我要告诉大家,办报是件苦差事。他们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觉。又要办报,又要接见你们,忙不过来。你们对《人民日报》有意见,可以写信。都拥进来报就不好办了。写信,怎么尖锐都可以,骂人也可以。不要拥到这里来。这样拥,报就不好办了。
    (北京师范学院一同学谈一天来在《人民日报》的经过情况,谈了一部分关锋、戚本禹同志来到。因伯达同志要开会,平铸同志有工作,由关锋、戚本禹接替他们接见群众。伯达同志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大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戚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伯达同志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联,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竞如何进行?戚本禹同志讲了话。)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学生外出串联的紧急口头指示
    十三日晨,全市二十多个院校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到《人民日报》社,经过种种曲折斗争最后在二十四日凌晨三时(总理此时又参加了一个新的会议),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向总理反映了各院校将有大批革命师生外出串联,有可能导致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遭到夭折的可能,总理听取了详尽的汇报后,作如下最新、最紧急的口头指示
    情况已经了解了。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学生还很多,每天只能走十几万,根据这两天的情形,北京的学生每天走了四至五万。中央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准备发个通知。大致上有这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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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学生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二)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下决心,要有很多的准备。不要说走就走,不是说到那里就到那里,这里得有计划。比如:我们要到大寨,可是那里只能容纳几十个人,走多了是安置不下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电影学院"红旗长征队"出征宣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红旗长征队"宣告步行出征
    长征式的步行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新创造,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是对我们青年一代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最大信任,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大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色战士,伟大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为毛泽东思想而生,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毛泽东思想而献身!
    我们进行长征式的徒步串连,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更彻底的斗、批改;就是要更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坚决、彻底、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我们进行长征式的徒步串连,是为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工农兵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做群众的小学生,向工农兵群众学习,这样我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怎样斗、怎样批、怎样改
    我们进行长征式的徒步串连,也是为了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在社会实践,在群众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我们思想的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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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长征式的徒步串连,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向全世界宣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一代,是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代。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那是痴妄想
    我们进行长征式的徒步串连,也是为了响应林彪同志的战斗号召:"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去贡献我们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苦、不怕死!革命的过程从来就是艰苦奋斗的过程,谁要想舒舒服服地干革命,就只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自觉红"决没有"自来红″。我们就是要到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去学习、去磨炼。只有学习社会才能了解社会,才能真正掌握好毛泽东思想。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社会,改造自己,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革命自有后来人"!
    我们的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进行了三十年代的长征,杀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跟着毛主席进行六十年代的长征,就是要杀出一个红通通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发出《革命的倡议书》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更深入更广泛地向前发展,广大工农兵响应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敢革命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资产阶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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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阵地。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目前,在我们各小学存在着很多不适合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很多学校的名称,还反映着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思想,这种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因此我们向全市各小学提出倡议。
    第一、凡是带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色彩的学校名称立即改掉。(从22日上午八时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全部改掉)要求红卫兵协助。
    第二、凡是新定校名要有革命意义
    现在我们向大家正式宣布把我校原名"北京市宣武区老君地小学"改为"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
    注:红卫兵倡议把"宣武区"改为"火炬区"我们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原北京市宣武区老君地小
    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女二中红卫兵通告《大造修正主义之反》通告全市革命的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十点把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扬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三个红光耀眼的大字“反修路”。下午我们又把通往苏联商务参赞处的“北顺城街”改成“挖修根街”。我们大造修正主义之反,其是大快人心,经过那里的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赞:好得很!好得很!这一下子真是大大地震动了老修的黑宫殿,修正主义老爷们!“反修路”三个大字毫不留情地刺人了你们的眼睛,你们不感到刺眼吗?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大概一整天都坐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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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吧?我们要正告你们,北京市委的一批混蛋们,做了赫鲁晓夫的洋奴才,对你们这些像伙恭恭敬敬,体贴人徼,其可谓是你们的赫秃子的孝子贤孙。
    北京是反帝反修的中心,可是前北京市容却体现不了这种战斗的气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我们就起来造反,大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之反,捣毁三家村黑店,大造前北京市委的反,大造资本主义之反。现在,我们要反到你们详老爷的头上来了,我们就抡起千钧棒,敢把你们现代修正主义砸得稀巴烂
    有人絮絮叨叨、吞吞吐吐地说什么“国际影响”,这统统是谬论,请问你们所说的什么国际影响?国际影响难道没有阶级性吗?我们就是要讲无产阶级的国际影响,造成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正告一切修正主义的门徒我们既要反修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学校在修正主义的大门口,我们的地势好得很,我们不仅要改两条街名,而且把女二中办成一个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学校
    我们红卫兵战士还要把全中国的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东方红反修中学(原女二中)红卫兵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红卫区东方红理发基层商店(原西城区宣内理发基层商店)全体革命职工《告全国理发行业革命职工书》全国理发业革命的职工同志们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正向更深入地方向发展。当前革命形势大好,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猛烈地向资产阶级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冲击。我们理发行业也不例外。多少年来,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着理发行业,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少爷们骑在理发工人头上,任意胡来,作威作福,使理发行业成为他们统治的工具。理发工人成为为他们梳妆打扮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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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修正主义集团的前市委,又继续统治我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旧社会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那种油头粉面,吃喝玩乐的糜烂生活方式,是臭味相投,很感兴趣。他们不但不反对、不取消,反而变本加厉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提倡妖头怪发的资产阶级生活内容、生活方式。那些资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和那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泛滥成灾,在全市、全国进行流毒,使不少人受到毒害,受到腐蚀,这就打开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缺口,使理发行业变成资本主义复辟根苗的温室,严重的威胁着我们无产阶级闹革命的事业。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触及了我们闹革命的思想政治灵魂,理发行业的职工站起来了,要当革命的促进派,要当文化革命的尖兵、闯将大闹革命、彻底革命,坚决拔掉那些修正主义根苗,坚决斗倒、斗垮、斗臭那些贩卖修正主义的祸手,坚决把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夺回来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敢字当头,打破一切框框,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立在其中,铲除资产阶级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打碎旧世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郑重的向全国理发行业革命的职工发出革命倡议,立即废除统治我们多少年来的旧服务项目、旧服务方式、旧规章制度。
    、坚决不理妖头怪发
    1.取缔男式怪发:
    1)青年无缝式,2)青年有缝式,3)大背头留鬓角,4)吹波浪,5)吹卷曲,6)染发,7)高平方头,8)扒克头,9)青年胡,10)日本胡。
    2.取缔女式妖发
    1)有缝青年波浪式,2)无缝青年波浪式,3)长波浪,4)斜波浪,5)普通波浪,6)前额蟹爪式,7)前额葱须式,8)螺旋式和一切带有卷曲的波浪等等,9)电烫,10)冶烫,11)染发,12)正反荷叶头,13)资产阶级如意头,14)伤寒头,15)侨式头,16)梳吊辫等等怪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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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取销高级化妆品
    1)发腊,2)发浆,3)香水,4)止痒水,5)粘油,6)杏仁蜜等。
    三、废除旧的服务方式
    1)给顾客拉门,2)向顾客点头哈腰,3)提衣穿衣,4)不明身分乱称呼大爷大娘,5)对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称呼同志,6)理完发打闪镜,7)电话预约,8)门市登记,9)给熟人留号,10)找专人理发,11)顾客进门递面巾,12)给顾客摘镜子,13)女顾客冲头蒙脸
    四、破除旧制度
    1)登门下户(对工农兵有病照顾),2)包月外活,3)女顾客躺着洗头4)操作规程中部分不符合实际的消毒项目,如手消毒,剪子滑毒,5)质量标准,6)旧的师徒合同,7)技师称号,8)旧门面字号,9)持火车票优先理发10)先理发后收款,11)提成工资制度,12)物质奖励制度,13)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五、砍掉旧技术,
    1)刀削发,2)取耳,3)打眼,4)按摩,5)推拿洗头,6)刮边齐鬓角7)剪鼻毛,8)挖耳窝,9)绞脸,10)女顾客刮脸剃眉,11)摘眉毛,12)修指甲,13)剃满月头,14)剃死人头
    六、摧毁旧的习惯势力
    1)职工之间称呼哥们爷们等,2)讲行话,3)请客办酒席,4)年节送礼5)给死人办周年,6)小孩办满月,7)过百岁,8)话神论鬼宣扬封建迷信等等。9)师徒如父子之称,10)男女活技术界线,11)春节延长营业时间等等。
    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号召,把我们理发行业,办成个社会主义的大学校。更好的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服务,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此提出以下新措施
    广泛宣传最高指示
    1.营业室、宿舍必须悬挂毛主席象,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仼务,悬挂毛主席语录。
    2.营业室大力增添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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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前、班后读毛主席语录,少而精,针对性要强,不断解决活思想。
    4.经常宣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动、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树新思想:1)理发员和广大工农兵要建立革命式的新型关系,以革命为
    共同目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2)职工之间建立同志式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达到政治上的团结,政治上的进步。3)建立新型的师徒关系,制定突出政治的师徒教、学协议书,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2.立新制度:1)理发实行卖票制度。2)提成工资改为固定工资制度(九月分实行),3)理出朴素、大方,适合工农兵要求的发型。
    三、永当革命促进派
    1.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思想,清除私心杂念,树立革命人生观
    2.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革命原则,提高阶级觉悟,随时准备批判资产阶级,向一切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不调合的斗争。
    在此我们向全国理发业革命的职工,紧急呼吁,希望对我们这一行动,给予革命的支持。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仝胜誓不罢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木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冇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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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亳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岀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贴出充满革命豪情的向旧世界的宣战书。宣战书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的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过去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禁止改革。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红卫兵”们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职工,搬掉了门上“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命名的“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们激动地说,“全聚德个字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我们砸毁它,是决心彻底捣烂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是彻底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陋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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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得利钟表店”的革命职工们,在一九六四年以来曾经两次提出改掉老字号的要求,但由于前北京市委阻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职工们在“红卫兵”的鼓舞下,经过集体讨论,已改名为“首都钟表店”
    二十日晚上,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命名的“徐顺昌服装店”改名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人们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东风压倒西风!”
    在“荣宝斋”的玻璃厨窗里,挂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送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1)(2)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也是你们的后台,你们这里已经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袭!!”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来得到了理发馆、成衣店、浴室等服务行业革命职工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开座谈会,写决心书,发表声明。东城区百货管理处的一位干部说:早在一年半前,我们许多商店的革命职工就提出要铲除掉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家的旧字号,但是前北京市委不让我们改换。这次首都的“红卫兵”们干得好,我们表示热烈支持。
    “卫东服装店”(原“蓝天时装店”)全体革命职工在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上说:我们坚决响应你们的革命的倡议,我们完全同意北京二中等“红卫兵”关于反对做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的革命行动,保证以后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
    横额是:“兴无灭资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后通谍社会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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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现在我们红卫兵已经向四旧发起猛攻了,革命已经革到你们头上了。
    过去,在旧市委的纵容下,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钣、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不能容忍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齐向你们投过去,把你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巴烂,绝不留情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
    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最后,勒令你们在72小时之内到劳动局报到,上山下乡不得违令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坚决革你们的命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
    八月十九日晚,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仝聚德烤鸭店点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被革命职工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鸭店”。
    红卫兵点起的这把火,烧毁的不仅是一块招牌,而是整个全聚德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闯将,走遍了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全聚德的大小餐厅,挂的都是山水草木之类的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束缚着仝聚德。
    红卫兵痛恨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领导,痛恨资产阶级,也痛恨全聚德旧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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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24页,共5150页
    北京第十五中、六十三中的十名红卫兵在全聚德住下了。他们是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他们说:“我们要在‘全聚德’造资阶级的反,插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革命的职工热烈地欢迎红卫兵,他们说:“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红卫兵送来了毛泽东思想的东风。”共同的目标,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红卫兵到新华书店给北京烤鸭店订购了一百幅毛主席画像。北京烤鸭店的职工买回了第一批。一夜之间,从橱窗到餐厅,从厨房到宿舍,通通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外国餐厅的楼梯口上,原来挂的是一幅画着北京鸭的大画,现在是一条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外国朋友来北京烤鸭店进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灯塔。
    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在商谈如何改进经营。红卫兵提出,北京烤鸭店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面向工农兵的问题
    同志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话使老职工回忆起全聚德的历史。全聚德的阶级剥削史,是活生生的教材,教育了职工,也教育了红卫兵。革命的职工说:“全聚德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烤鸭店要为工农兵服务。”
    张醒目的标语贴在北京烤鸭店的门前:“欢迎工农兵进餐”
    北京烤鸭店的菜牌上,增加了五种菜,最贵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许多工农兵群众被迎进了北京烤鸭店
    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带进了北京烤鸭店,革命的职工要造反,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横扫一切旧规矩、旧习俗。他们说干就干,红卫兵们深受感动地说:“革命职工阶级仇恨深,行动坚决,干得干脆。”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讯: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肖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横扫一切旧习俗
    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的陈规陋习全被扫除,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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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勇猛前进的上海,又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二十三日从清晨到深夜,成千上万支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组成的宣传小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擂战鼓,唱战歌,到处演出宣传,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大字报,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为创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开辟广阔的道路。
    大商业职工,热烈支持革命小将这一革命行动,他们互相鼓舞,共同战斗起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木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残存的陈规陋习。职工们坚决表示,绝不再让这些腐朽的东西继续毒化人们的灵魂,定要把上海改造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城市。
    上海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解放以来,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猛烈进攻,经过多次移风易俗的群众运动,改革许多带有买办气味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街道、里弄、商店、建筑物等的名称。今天,无数红卫兵战士和广大革命职工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动了总攻击
    著名的南京路,是无数革命先辈曾经流血斗争过的地方,今天,革命小将和广大职工接过先辈的革命大旗,在这里汇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永斗”、“红卫”等。他们指出:“永安”是旧社会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这个商店早已成了人民的商店,今天我们决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
    在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一大世界,职工们和红卫兵起,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拉下了几米高的“大世界”这块旧招牌。解放前,在“大世界”这块罪恶的招牌下面,上海的大资本家大流氓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不知腐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今天,当职工们把最后一个“界”字拉下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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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路上,在附近大楼的窗口里,在路过的公共汽车中,数千革命群众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那些以资木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商店字号,什么“徐重道”、“雷允上”、“卲万生”、“吴良材”等等,也受到了革命小将和职工们的猛烈冲击,换上了有着革命意义的店名。
    上海《新民晚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建议,从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报社的革命职工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社会主义报纸而奋斗。
    濒临黄浦江的外滩,解放前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心。这里的一些高楼大厦上,还遗留着一些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残迹。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在这里大闹革命,他们搬掉了帝国主义者安置在大厦门前的铜狮子,铲除了墙壁上的洋标志。
    红卫兵和广大革命职工汇成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一切资木主义、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理发店的革命职工提岀了革命性的措施:彻底消灭一切“阿飞式”、港式的头发式样,立即取消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项目,如剪指甲、美容、摩面等。在一些原来只供应少数人需要的商品的商店,职工们也作出了革命性的决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供应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他们表示,要大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大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决不把自己的商店办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名店”,一定要把商业和服务行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新华社天津二十四日电天津市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抡起千钧棒,举起铁扫帚,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许多街道上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职工、居民提出更改旧商店字号和街道里弄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彻底破“四旧”,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天津市的面貌,让天津市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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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职工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在天津市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整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许多多商店拔去了旧字号,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中原公司的革命职工热情地贴出决心书,设立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建议下,决定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抡起铁lang@①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仝场革命职工举行庆祝集会,热烈欢呼“人民商场”的诞生。他们说,“劝业场”是恶霸豪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扶助下开办的,解放前,它是远近闻名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老虎摊”,今天,我们把它改为“人民商场”,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商场”办得好上加好。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具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革命职工二十三日晚集会,一致决议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以表达全厂革命职工破旧立新的革命决心。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抗大一附中红缨枪革命造反队(原一中)十万火急通令(关于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
    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马上就要开始,这次比赛是我国主办的,是一次和美帝苏修的混蛋″奧运会″相对抗的一次反帝反修的比赛。使这次邀请赛获得圆满成功,保证比赛的正常进行,是首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光荣责任。
    些被人民专了政的混蛋狗崽子们,不许你们参加革命观众的行列,不许你们看比赛,一些流氓狗崽子,二流子,无业或不务正业的混蛋,及崇洋的奴才不许你们看比赛
    为了使比赛获得成功首先是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我们现在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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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论个人或团体购票,必须凭本单位革委会介绍信,革委会开介绍信,要采取负责态度。
    (2)退票或通过革委退或退给原售票亭。(售票亭不得拒绝不收,应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如有私自退票者,其票格撕勿论!由退票发生的恶果自己负责
    (3)看比赛者自觉遵守秩序,协助维持秩序,并应以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比赛。凡事从革命利益出发,以毛主席身边的人民的荣誉为主。我们的荣誉是祖国的荣誉,尊严是革命的尊严。
    (4)一切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狗崽子们!在场外捣乱,格揍勿论!进场内或奇装异服进场者,揪出来,格揍勿论!有言在先,临事无谓言之不预!
    (5)以上规定,适用于一切国际国内的比赛和演出等场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群山沸腾,流水欢歌,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个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争当革命闯将,为完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现在要起来为革命造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动派的反,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阻挡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飞速向前发展,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向全国各大城市庄重宣告
    彻底铲除修正主义苗子
    (1)理发馆、裁缝铺、服装厂的同志们,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这些洋头,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许流行。不许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外国洋人的干儿子干孙子们做牛仔裤、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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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牛仔裙、什么鸡腿裤、蹲下撕毁式……·服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东西绝不允许生存。
    工农同志,你们不要再为这些社会渣滓服务了。我们深信,你们要革命,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你们决不愿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奴才和保姆日社会,你们受尽资产阶级的百般虐待和残酷剥削,今天是人民的天下,社会的主人是我们广大工农兵!你们应该造那些资产阶级老儿和狗崽子及其孝子贤孙们的反
    (2)商店、制鞋厂、委托商行的工人同志: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可是现在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流毒。你们绝不愿意让旧中国的悲剧重演,绝不愿意资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但是,解放十七年来,这些厂行自觉、不自觉地为那些资产阶级的宠儿、流氓、阿飞服务着,出售什么夜来香、香水、口红、这粉那粉、火箭鞋、牛仔鞋、髙跟鞋、大盖鞋……,收购、岀售资产阶级的破衣破罐、家财什物、外加封建老儿们的长袍、马褂…给社会主义放了不少毒。这些,在中国再也不能出现了!再也不能存在了!你们必须停止出售类似商品,不许收售对社会主义有毒的商品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你们横行霸道、不可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代,在新中国,绝不允许你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伃裙、港式衫、髙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你们必须在张贴此告示十天内,彻底改装。如若不然,广大的红卫兵将制裁你们
    、彻底铲除一切剥削现象
    (1)所有房主们,你们听着:解放前你们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置办了房产,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2)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这些资本家的钱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泪现在是归还给人民的时候了!今后那个剥削分子敢领定息,绝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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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旧社会的文人秀才老朽们、演员作家们,你们终日坐在书阁暖室内,不但写黑书、演黑戏,还利用“特长”,向国家、向人民索取高薪,过你们奢侈的生活。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劳动一个月,工资几十元,你们坐在办公室、排练场月,工资几百上千元,这二者有多大悬殊!这不合理的现象要彻底根除!你们必须主动向国家申请,请求降低工资。如若不然,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杂项
    (1)医院的某些少爷、小姐们,你们穿着白大褂、高跟鞋,或留着螺旋宝塔式的发样,在医院对资产阶级狗崽子们和和气气、关怀备至,对工农兵们,们态度生硬、麻木不仁。如今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你们在医院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是什么?作风是什么?你们明白!你们订的各项制度,对谁有利?你们也明白你们必须改掉旧习气,改掉旧制度,置身于工农兵之中,彻底为工农兵服务
    (2)各地的商店、街道的名称,凡是带有封建意识、资本主义企图的都应律撤换,换上有社会主义色彩、共产主义理想的名称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各地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们:不除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不能够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面对我们职工还存在的旧社会残余势力,我们一定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坚强团结高度自觉的七亿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得到你们的支持!希望你们在各地协助我们做好上述条令的监督工作,誓把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全扫光,剥削阶级思想全铲光,修正主义苗子全拔光!北京对违犯类似条令的处理方法是:格剃勿论、格剪勿论、格砸勿论
    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旧世界猛烈开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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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日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我们国家解放十七年了,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要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木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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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和苗子,造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我们就是造反有理
    现在,“飞机头
    牛仔裤”、下流照片和黄色书籍统治一些理发馆、裁
    缝铺、照相馆和旧书摊……的现象,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我们向理发、裁缝、照像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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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苏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我们也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呼吁:向残存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日习惯开火,砸烂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东方红二中红卫兵紧急呼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口跑掉。
    目前,有不少散居在街道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犯,劳动教养解除犯,少年管教释放犯,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资本家,伪兵痞伪警棍,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除名的这些混蛋们,长期以来厌恶劳动,贪图安逸,成群结队,打架斗殴。经常泡酒馆、茶馆,说坏话,做坏事腐蚀青年,或挑拨离间,造谣生事,或漫骂攻击政府,散布反动言论,严重地危害着首都治安。
    严厉警告你们这些社会渣子们,绝不允许你们这些狗崽子继续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现在是你们进入垃圾箱的时候了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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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新市委、市人委、劳动局、公安局、办事处、派出所和一切有关单位,立即采取措施
    家在农村的,限期还乡生产
    农村没家的,有关单位立即组织这群混蛋劳动,让他们赶快滚出首都去!在这群混蛋没离开北京之前,不管是闲在家里的还是作临时工的,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东方红二中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怒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又有多少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与我们长辞。想起这些,你们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暗暗落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你们起来造反的时候了!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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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
    想当年,你们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又带着我们冲向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我们跟上了。你们呢?难道你们要掉队吗?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人民群众在一道解决它,老革命就年轻了;一条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问题上跌跤子,这样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们用你们的鲜血和汗水写出了鲜红的前半生,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还能紧紧地跟上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五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首都红卫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强烈地鼓舞着各地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燃起了横扫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等反动腐朽势力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燎原烈火。“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搬掉切绊脚石,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战斗目标
    据来自各地的消息,连日来,许多城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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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散发革命传单,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短短几天之内,各地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旧店名、旧街名就被迅速扔进垃圾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许多陈规陋习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批批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和革命精神的新店名、新街名、新校名诞生了,许多符合广大工农兵利益的革命措施开始实行。资产阶级威风扫地,革命群众扬眉吐气。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到处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祖国各地。
    杭州、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郑州、合肥、南京、福州等地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倡议下,杭州市以宋代封建文人苏东坡的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西湖苏堤,都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六家以“张小泉”这个旧店主的名字作为招牌、并且一直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剪刀店,都换上了“杭州剪刀店”新店名。广州的革命小将们在街道和商店贴出许多大字报和宣战书。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革命职工,把康冇为手书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了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
    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广大革命师生,到处倡议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旧街名、旧店名统统废除。随着帝国主义在我国铺设中东路而设立的哈尔滨“秋林商店”,已经改名在成都、南宁、贵阳等地,革命学生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沿途张贴“向旧世界开火的檄文”,倡议革命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四川大学革命学生宣传队表示要坚决砸碎黑招牌,踢开绊脚石,让古老的成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然一新!昆明市近日公园百货商店的革命职工听到首都红卫兵革命精神的广播以后,纷纷议论:“近日公园”这个名称来源于封建朝代的“近日楼”,应立即改革。这个商店的团总支书记、曾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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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37页,共5150页
    匪徒搏斗而失去双手的女英雄徐学惠说:我们不但要改革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名称,而且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连根挖掉。
    河北省、山西省革命小将和广大职工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正在继续扩展。开滦煤矿的广大革命职工提岀坚决砸烂帝国主义遗留下的“开滦”煤矿的旧牌匾,更换官僚资产阶级用来统治工人的旧“工牌”。工人坚决主张改“工牌”为“工作证”
    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西宁,革命小将在大字报里写出了他们彻底革命的决心:“不破旧誓不罢休,不立新死不瞑目,造反有理!”
    目前,这个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涤荡着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表示:一定要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一定要打得一切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一定要铲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根子和修正主义的温床,一定要使每条街道、每个行业、每个工厂、人民公社商店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代红
    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首都和各地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连日来,许多地方的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并肩战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遗迹和旧习,共同欢庆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胜利。他们互送毛主席语录、贺信和喜报,相互鼓舞,相互激励。许多革命职工和贫农、下中农还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反得对,反得好
    在上海黄埔江两岸的许多工厂,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口、过道上、车间里贴出了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有些工厂还派出代表,上街和革命师生一起横扫“四旧”。((1)(3)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杨富珍、姜林根、王林鹤、孟德和、祁志超、程德旺、陈阿发等,一致指出,革命小将们向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猛烈的冲击,大快人心,干得好!一千个应该!万个应该!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灭资兴无“大会战”。
    天津市广大革命职工纷纷贴大字报,写支援信,决心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津铁路工人文化宫的革命职工们,根据革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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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建议,摘掉了“宁园”的旧牌子,改名“二七”公园,受到革命学生和职工的欢迎。已经改了新名的“正阳春”饭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建议和鼓舞下,扩大了受劳动人民欢迎的快餐部。
    在武汉,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横扫“四日”的革命行动,纷纷起来闹革命。八十高龄的“二七”老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敢死队队长张士汉,看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兴奋地说:我们当年参加“二
    七”大罢工,赤手空拳地同反动派斗争,什么都不怕。今天我看到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非常钦佩。我对我们的后一代完全放心
    重庆钢铁公司今天举行了有一万多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热烈欢呼革命学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表示坚决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说:革命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大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完全代表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愿,我们决心大力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在郑州市,郑州国棉四厂革命职工一千多人涌向街头,和红卫兵们并肩战斗打掉了本厂具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龙头鹤舞”大门和露天舞台上的“嫦娥奔月”。这个厂原来生产的“凤凰台牌”棉布,已决定改为“工农兵牌”。郑州纺织杋械厂职工还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动手捣毁了厂区封建主义的遗物,洗新了厂区和各车间的标语牌,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的口号。
    各地广大农村的贫下中农,也对红卫兵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他们说,我们贫下中农受尽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欺压,我们最懂得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的伟大意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合我们的心意。英雄刘英俊的母亲、贫农社员朱秀兰说:“革命小将们,你们干得好!我们贫下中农都支持你们。刘英俊活着的时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痛恨旧社会他是向‘四旧’开火的冲锋猛将。旧世界必须打破,新世界一定会建立起来连日来,乌鲁木齐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举标语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表示坚决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破日立新,彻底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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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郊区官渡区联盟公社桃源大队小菜园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把“小菜园”的村名改为“革命新村”。全队六十四户社员的家里都贴了崭新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贵阳市郊区朝阳人民公社的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的贫下中农社员,纷纷举行集会,热烈赞扬红卫兵破立新的革命行动。
    拉萨市郊拉鲁乡的翻身农奴,听到首都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以后,决定改换新乡名。他们说:西藏是我们翻身农牧民的天下,绝不能再让叛国头子拉鲁的名字继续玷污我们的乡村。大★大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活学活用党中央决定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正继续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攻击。他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中,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武装自己,认真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自从首都红卫兵们带头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以来,短短几天之内,这一革命风暴就席卷了仝国各城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迅速地同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结合起来,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涤荡着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各地都岀现了一派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妄图阻挡这一革命风暴的一切牛鬼蛇神和旧势力,受到了迎头痛击。在当前横扫“四旧”的斗争正在进一步广泛深入发展的时候,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斗志更加昂扬。他们表示,在斗争中一定要活学活用十六条,积极地宣传十六条,一切行动都以十六条为纲。各地红卫兵还纷纷强调指出,在斗争中一定要进一步发扬“敢”字当头的革命精神,敢于冲破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切阻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给予它们以毁灭性的打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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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一些学校的红卫兵们,每天上街横扫“四旧”时,都随身带着十六条,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宣传。他们说,十六条是我们的伟大革命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结晶。我们一定要好好掌握这个伟大的精神武器,把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打它个落花流水,把资产阶级的旧章法、旧规矩、旧秩序统统打乱。他们还说,凡是抵制十六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打倒就要揭发,就要批判,就要斗争。我们决心跟着毛主席闹革命,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反出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来。目前天津市横扫“四旧”的斗争正在继续广泛深入发展,全市四千多个百货副食品商店门市部,其中需要改换的旧名称已全部改为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店名。塘沽海关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砸烂了帝国主义旧海关的大沿帽,把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图案的关徽、臂章和铜钮扣砸得稀烂。
    上海市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也正在继续向纵深发展。许多街道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许多商店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招牌,橱窗都做仝新布置,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来自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这两天继续擂战鼓,唱战歌,涌上街头大张旗鼓地宣传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意义,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在有些剧场里,红卫兵们在征得剧团同意后,登上舞台宣传十六条,博得观众、演员和革命职工的热烈赞扬。((1)(2))
    英雄城市南昌的红卫兵们,这几天在全市各处张贴革命传单、大字报和发表演说,向“四旧”宣战。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一场革命是要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宣言受到了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现在南昌的街道上已经面目一新,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木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路名、店名都已改成革命化的新名称
    南京市的红卫兵战士们,这几天纷纷走上街头,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革命气魄,向“四旧”发动了强大的革命攻势。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到处贴满了红卫兵们革命的宣战书,他们写道: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解放前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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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帮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剥削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许多街名、路名、店名以及商场、剧玚、旅馆等等的名称还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我们一看到就怒火冲天!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粉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红卫兵们在广大职工的热情支持下,已经把那些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臭气的旧路名、旧店名、旧校名改掉,换上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名字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各民族革命职工热烈支持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横扫“四旧”的革命行动。许多红卫兵充满革命豪情地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我们的战歌是《革命造反歌》,我们的战斗作风是三八作风,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十六条是我们行动的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六条,熟悉十
    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贵州省的贵阳、遵义等城市,这几天也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上街头,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四旧”。贵阳市许多学校红卫兵在市内大街小巷贴出无数向旧世界挑战的宣言书指出,几千年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日风俗、旧习惯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们要彻底破除这些东西,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拿起革命的大扫把,大扫特扫。我们要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把旧世界的残余打个落花流水,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们的行动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使革命的人们精神大为振奋。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九六六年八日二十九日,《串连小报》记者报道:反修的大示威——一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记实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反修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首都二十一的万名红卫兵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祝《反修路》正式命名。几天前北京女二中的红卫兵小将们首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了,他们倡议将苏联大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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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的这条《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小将们这一革命倡仪立即得到了全市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大家都说:好得很!
    今天《反修路》上空几条横幅的大标语,特别醒目在紧靠使馆的第一条就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乂,毛泽东主义磅礴全球!”马路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造修正主义之反的火字报和祝贺《反修路》命名的贺信。当使馆的中国革命工作人员抬着喜报和主席的画象来到全埸时,全埸沸腾,爆发出一片“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声。八时许外国记者赶到,纷纷抢拍镜头,红卫兵手举红色语录本,高呼“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九时正大会开始,致开幕词后,献《反修路》的路牌,这时军乐队高奏《东方红》两遍。红卫兵小将将《扬威路》旧路牌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集中对修正主乂的仇恨猛烈敲击。在一片口号声和欢呼声中《反修路》崭新的路牌立在了路口。这时全体红卫兵面向新路牌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阿尔巴尼亚同志接到通知后立即赶来,当他门来到会场时,全埸情绪达到顶点,齐声欢呼“中阿战斗友谊万岁!”在热烈的掌声中阿尔巴尼亚同志接受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的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马列主义者都有伟大意义”,他在讲话的最后的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万岁
    抗大一附中战士在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不仅要破四旧,立四新而且要大造修正主义之反,就是要把反修的气味搞得浓浓的,让他们一踏上中国国土就胆颤心惊,我们的口号是“有修必反!一反到底
    石景山钢铁厂、钢铁学院、哈尔滨工大以及其他单位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欢呼首都红卫兵的这一举动好的很!他们说:《反修路》的命名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修正主义的威风,这是红卫兵革命的造反精神的一个有力象征,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胜利。
    使馆的中国革命同志倡议把八月二十九日定为《反修曰》,大家一致同意,大家表示反修要反到底,反它一千年,一万年,他们高呼“《反修路》的革命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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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告全国的通电,通电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是道道地地的败家子,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死敌,我们一定耍和它斗到底。”“让反修的旗帜在北京高高飘扬,伟大的旗手就是毛主席。”
    大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和口号声中结束,开始了将要持续两天一夜的示威游行。红卫兵的队伍中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带着红袖章,拿着红色语录本、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画象,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标语,走过《反修路》。游行中体现丁红卫兵全体战士和一切革命同志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拜,他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报记者报道)
    (载北京《串连小报》1966年9月11日)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卫旗)发出《破旧立新一百例》语录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把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的落花流水。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的命,要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要大破大灭资产阶级,大立大兴无产阶级让伟大的毛泽东主义光辉照亮整个首都,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我们是用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最有战斗力的队伍,我们是“四旧”的死对头,我们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要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开火,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彻底砸烂,我们要清算资本主义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我们要让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普照仝世界,我们要让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化,战斗化,毛泽东主义化,让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上。
    破旧立新一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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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2.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让毛主席语录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
    3.出版事业管理局,要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在新华书店大量出售,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辉照射到全国各个角落。
    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国人手一册。
    5.毛主席语录要人手一册,随身携带,时时学习,事事照办
    6.美术出版社,要印刷大批主席现成语录,尤其逢年过节,要大量出售语录和革命对联,满足人民需要。
    7.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挂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
    有关部门,要大量制做自行车,三轮车上的语录牌,满足人民的需要。
    9.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等出厂新产品一律带上语录牌,必须增加选道工序,必不可少。
    10.街道工作必须突出毛泽东主义,成立毛著学习小组,使家庭妇女革命化
    11.各校,各单位必须成立最高指示宣传队,使每个人随时能听到主席的谆谆教导
    12.各公园,各主要街道,要成立广播站,由红卫兵之类组织负责,宣传毛泽东主义,国际、国内时事。
    13.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14.街道居民委员会要成立几个报栏,使每人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15.今后各报纸,要突出毛泽东主义。社论少而精,要多登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16.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17.队员过队日,团员过团日,一律不许逛公园,要加强阶级教育和毛泽东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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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以后国庆节,每人都要带主席语录和花束,花束排成标语。
    19.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
    0.影剧院要把政治空气搞的浓浓的,放影前必须播主席语录,不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舞台,把那些不必要的流氓镜头除去。影剧院票价必须降低,为工农兵服务
    21.文艺工作者,要大力塑造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英雄形象,作品要贯穿着一条毛泽东主义的红线。
    22.各专业文艺队伍,要逐步改成像“乌兰木齐”,“海上文化工作队”之类毛泽东主义宣传队,要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毛泽东主义化。
    23.我国建国巳经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鲜血的压迫人民的,资阶级老王八蛋们,仍然拿着定息股息过寄生虫生活,我们警告你们,立即停业拿定息股息。只许老实改造你们的混蛋思想,不许你们剥削人民
    24.解放后还骑在人民头上,喝人民鲜血的房产主们,我们命令你们,你们这些王八蛋们赶快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决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
    25.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26.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允许任何流氓,阿飞存在,我们命令你们马上剪断牛仔裤、剃去阿飞头,脱去火箭鞋,退出黑组织。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在你们解放前所盘踞的大世界,警告你们,不许你们胡作非为,不然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27.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28.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29.照像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30.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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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信托商店不许卖古衣,西服等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喜闻爱见的东西。
    32.洗衣店必须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少爷洗裤衩、袜子、手绢,彻底打碎他们的妖气,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应大长无产阶级锐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33.浴池一律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服务,不给他们搓澡、捏脚、捶背不让他们再压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34.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35.一切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人物不许收藏黄色书籍,黄色唱片,如有违者,经清査出来,按企图复辟的罪名对待,进行销毁
    36.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决不许任何入玩睹博游戏。
    7.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用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
    38.一切服务行业必须面向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带阶级性。决不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切东西。
    39.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40.自己做小玩意欺骗儿童,变相毒害儿童的小贩们,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如有违者,毫不客气,另外命令玩具商店,马上停止出售小手表之类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玩具。
    1.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工农兵群众都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
    42.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43.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如有违者,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44.拿着髙薪的资产阶级的老王八蛋们,你们听着,解放前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你们仍旧拿着比工人高几倍甚至高十几倍的高薪,你们这是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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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血,你们有罪,从九月份命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负责,毫不客气。
    45.不许资产阶级混蛋随便逛东溜西,迕公园,如有买月票以供迕公园坐汽车为消遣者,一律把月票销毁,不许他们想入非非。
    46.除老弱病残者可坐三轮车外,资产阶级王八蛋一律不许坐,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三轮工人要减少,适当安排好工作
    47.地富反坏右和资木家们,出门必须带牛鬼蛇种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
    48.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
    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
    49.饭馆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王八蛋们吃喝玩乐的地方了,服务员不许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不给他们做山珍海味、办酒席,不诈在饭馆划拳,不能为这些王八蛋们服务。
    50.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
    51.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免得我们动手
    52.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乡生产。
    53.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
    54.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
    55.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命令你们赶快把在解放前剥削来的钱交给政府不许你们这些喝血鬼再任意挥霍。
    56.全国各地摔跤场一律解散,到派岀所去登记参加劳动,不许你们再毒害人民。
    57.命令全国各地靠欺骗人生活的变戏法的马上停止你们的勾当,去派出所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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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各杂技团,戏剧院的节目一定要改革,要演有意义的。演员一律不许打扮得妖里妖气,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肮脏的东西。
    59.命令那些没参加三轮车社登黑车的(即晚上到车站,大街小巷拉旅客多要钱,木来只有二里,他给你大街小巷窜拉五里,再向你加倍要钱)兔羔子们,马上停止干这种罪恶勾当,到公安局去自首
    60.把一些不符合实战意义的体育项目适当削减,大力开展国防体育,如游泳、登山,射击等。逐步做到十五岁以上青壮年每人有一套杀敌本领,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消灭来犯敌人。
    61.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
    62.写信一律不许写XX大人收等,要破除封建一套,提倡新习惯
    63.五类分子,黑帮分子家中的小汽车,电视,摩托车一律没收,电视交居委会给工农兵家属看。
    64.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
    65.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
    66.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白己起来命革,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
    67.禁止一切牛鬼蛇绅(旧官僚,地主,资木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教拳,教气功。
    68.任何演出或文艺广播、电影立即取消作者,演员,指挥等姓名;堵上个人名利这条路
    9.命令36岁以下者立即戒酒戒烟,绝不能培养这种坏习气。
    70.严禁开庸俗玩笑,讲下流话,千下流事,违者严加处理;严禁叫外号,职务等恶习,一律称同志(黑五类除外)。
    1.街道积极分子一律由工农成分先进同志担任,不能让资产阶级分子篡夺
    72.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里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73.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74.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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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自觉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76.建议以后凡是批判电影一律不收费,由集体组织看,个人不卖票,凡是黑五类分子不许看。
    77.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希望工农兵群众支持这一行动
    78.除有急事要事外,出租汽车一律不出租,不让资产阶级王八蛋坐
    79.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
    80.国家要大力发展汽车运输事业,减少平板车工人的繁重劳动。
    81.春节厂甸今后一律不开,我们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
    82.今后各大学,中学、专业学校都要办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学校
    83.我们学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假期要到工厂、农村、军队去锻炼
    84.我们坚决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农忙时放假去农村支援农业生
    85.沙发,躺椅等不能大量生
    86.金笔等一些太贵的用品不要大量生产(出口除外),因为这不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
    87.商店一切产品不能叫洋名,要用中国有意义的名。
    88.号召所有团员摘掉团徽,去掉达株毒草。
    89.医生开药方一定要废除用英文字写的洋框框,开什么药要讲清楚,签名要工整。
    90.我们坚决抗议不许把少先队改成全民队,这就没有它的先锋意义了。
    91.学校要把毛著当成教科书,用毛泽东主义教育青年
    92.各学校也要把锻炼身体、参加劳动放在主要地位,加强军事训练
    93.学校要废除封建的师生礼节,建立平等师生关系
    94.师范大学、师范学校、幼儿师范自今年起要吸收红五类子女进学。
    95.凡带有封建色彩、资产阶级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
    96.各个院落内外一律不许修篱笆,修小房,不能助长这种自私自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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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废除公园卖年票的制度,如工农兵需要修养一律由工厂机关发
    98.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
    99.黑帮分子一律根据罪行罚款。
    100.提倡简化宇,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市第一火炬中学火炬战斗小组发出倡议书: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高举起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我们要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火炬照亮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造资产阶级之反,大造修正主义之反,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它个翻天覆地打它个落花流水,把资本主义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橫扫得一千二净,杀它个片甲不留。
    为此,我们高声倡议:
    让旧的"宣武"区滚蛋!把"宣武"区改为"火炬"区。把"珠市口到广安门″改为"火炬街把″宣外大街"改为"文革街把"牛街"改为"团结街把"虎坊路"改为"工人路
    把全区的中学改为"火炬一中,火炬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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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区高高飘扬,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炬在我区熊熊燃起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市第一火炬中学火炬战斗小组(原北京市菜市口中学)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业学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
    全市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着一切剥削制度的旧残余,我们向一切剥削阶级发起了猛攻。但是敌人并没有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伎俩来抵制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粉碎敌人的阴谋,取得文化大革命彻底的胜利。
    目前,我们发现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他们为躲避"红卫兵″的搜査,采取了分财隐蔽的卑鄙伎俩,他们把在箱底深藏多年的金银财宝拿出来偷偷的放在他们混蛋亲戚家或者交出一些财产,而把更多的钱财更深的埋臧起来,以等候运动之后东山再起,仍过他们那混蛋生活
    为此,我们呼吁全市红卫兵及革命的群众提高警惕。并建议
    1.把木地区的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所有亲戚进行调查看他们有什么联系,看他们是否窝臧财产
    2.所要搜查的家庭一定要严格仔细,我们千万别上敌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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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警告和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分子,黑帮分子有联系一定要老老实实,绝不可窝藏他们的钱财,做他们的防空洞,否则的话,我们对你们绝不客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抗大第一无线电工业学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红卫兵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分校(原一○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岗山之火战斗队发出《勒令》:
    吸烟、喝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习惯,目前,社会上有一群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流氓,阿飞,成天吸烟,喝酒,他们追求欣赏封建社会的遗臭,吸烟耍流氓,酗酒胡闹事,我们要彻底粉碎旧世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向一切旧习惯,旧风俗开火!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黑五类分子,资本家老爷,太太资产阶级狗崽子严棼吸烟,喝酒,不许
    买烟买酒,如若出现烟酒者,抓住决不轻饶,如烟酒店对这批混蛋不加干涉,我们就造你们的反
    二、三十五岁以下的吸烟吃酒者,你们从此戒烟戒酒,和旧社会的旧习惯决裂,树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否则就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未学会吸烟吃酒者,绝对不许沾烟酒边,哪个小崽子学,哪个流氓混蛋
    敢顽抗,我们抓住决不容许,严加处理。
    我们的许多敬爱的老前辈,日夜为人民操劳,工作繁忙,他们吸烟完仝合理,应该,任何人不许千涉,不许乘戒烟戒酒之时,污蔑革命的老前辈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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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革命的建议,一定会遇到顽强的抵抗,现在就有不少狗崽子,混蛋们在烟酒店里死皮赖脸抗拒红卫兵,只有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才可冲破这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
    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并肩战斗
    抗大分校(原一○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岗山之火战斗
    队山海关铁路技工学校革命造反队翻印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发出《通告全市》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要彻底消灭!我们要造反!我们要大破大立!造旧世界的反。
    解放十七年来,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大混蛋们,打扮得妖里妖气,趾高气扬地坐在三轮车上,让上了年纪的老大爷拉着,看到这些我们非常气愤!解放前,这些混蛋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我们决不答应!因此,我们通告仝市,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不许乘坐三轮车,如有违抗者,我们将釆取革命行动!通告即日生效。望全市革命同志支持此项通告
    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就是要破坏旧世界,造反,毛主席给了我们造反的权利,我们就要造反、造反、再造反,造旧世界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资阶级的反!不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全国、全世界,誓不罢休!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旗路大街111号(即交中)红卫兵发岀《最后通牒》革命的形势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地冲击着旧的习惯,旧的思想,旧的文化,旧的风俗。打得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无法藏身,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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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旧世界的造反者。我们就是要造资产阶级的反,造旧制度的反,造切不符合革命的一切事物的反。造反,造反,造反精神万岁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在大街上造反。有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封建的老爷们,狗崽子们,还是极力保护,虽然他们表面上勉强同意我们造反,实际他们怀恨在心,有的流氓,资产阶级,旧制度,旧世界的辩护士们在暗中搞破坏造谣言……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不客气地发出最后通牒
    切非国营企业,立即筹备交给国家管理。
    在十一之前各路牌工作组等负责单位,把北京所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
    反动的,一切不是革命的路牌立即更换,换上革命的路牌。
    在商店、企业、社会上一切不健康的东西,群众为不拥护的东西,在十以前都要收回,否则后果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四、在十一以前,把鸽子一律卖给国家和自己处理,不要养鸽子,因为这是种旧的坏的习气。
    五、不许一切流氓,小贩在街上卖鸟卖蟋蟀,卖蝉。
    告那些流氓,如果你们再不老实,我们红卫兵对你们不客气。正告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混蛋们,你们老实点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就是勇敢,就是(编者注:此处有两个字不清楚),在你们看来就是可怕!我们要打你们,不让你们这些臭思想,臭习气,臭东西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逗留片刻。我们要誓死捍卫我们革命先烈用血换来的江山,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事业,而献出我们一切力量。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导师、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旗路大街111号(即交中)红卫兵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北京市人委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帝国主义的反,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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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受首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保卫我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北京市公安局在八月二十八日宣布驱逐令,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费多罗维等八名外国修女驱逐岀境。在我公安人员和红卫兵的押送下,她们已于八月三十一日被我赶出国境
    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是在一九一五年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受罗马总会指示设立的。解放前,这个修女会与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相勾结,狼狈为奸,一贯敌视我国人民,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后,这个修女会在罗马总会的指挥下,披着宗教外衣,借办学为掩护,一直同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哈尔滨等地天主教内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秘密勾结,刺探我国情报,印发反动文件,制造和传播谣言,煽动反革命分子阴谋骚乱,进行了一系列严重危害我国主权的特务破坏活动。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横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动势力。他们再也不允许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革命修女会在我国领土上为非作歹。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抗大一附中(原
    十一中)、北京女十二中、北京红旗学校、北京红大一附中(原女一中)等十多个学校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革命修女会的反。他们这一革命行动,立即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拥扩和支持。
    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受红卫兵小将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坚决要求,在群众集会上宣布了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圣心学校的命令,受到了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红卫兵的代表们,在会上纷纷发言,愤怒揭发这个修女会所犯的罪行,坚决拥护市人委的决定。八月二十八日晚,北市公安局在群众集会上,宣布驱逐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费多罗维等八名外国修女出境,立即执行。当夜聚集在修女会院内外的群众,群情激昂,许多红卫兵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以及被反动修女会摧残、压迫的受害者,在大会上争先发言,控诉和声讨这个修女会的罪行,并表示热烈拥护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的驱逐令。到会群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外国修女滚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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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红卫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造资阶级、修正主义、“四旧”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全中国,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红卫兵纵横三山五岳,威震五湖四海,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亚非拉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齐声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
    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注意到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了吗?红卫兵的造反胃口很大,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统统都要反。我们红卫兵不但要登上国内政治舞台大演造反剧,还要杀到国际舞台上大演造反居
    美帝和苏修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头子,罪大恶极,是我们造反的头号对象
    美国佬听着:我们红卫兵,既然是兵,就要打仗。我们是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将是反美战争的主人!美帝早已是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无数事实证明:你们不过是一只貌似强大的纸老虎。现在,你们已在越南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果你们还不住手,有朝一日胆敢把战火烧到中国人民头上,那么你们听着:我们将坚决同你们较量!“礼尚往来,来而不住非礼也”,把你们杀得屁滚尿流,打断你们脊梁骨的就是今天的红卫兵!
    你们知道吗?中国诞生了红卫兵,岂止宣告了国内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死,也宣告了你们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种妖魔鬼怪的死亡。我们要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我们将亲自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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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修是个叛徒,对怕死狗我们百倍的憎恶!苏修叛徒们,我们给你们的第个见面礼,是把你们使馆面前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叫你们认得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反修的,造反的!今天是革命小将,明天是反修大将!你的于老子一一美帝国主义的性命将断送在我们手中,你们也活不长!
    国际资产阶级都是在莫名其妙地谈论着红卫兵,老实告诉你们,红卫兵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爆破手!你们那里想得到,若干年后,绞杀你们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卫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会主义中国点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之火,必然将燃遍全世界!全世界都要出现红卫兵!亚非拉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代,拿起武器,起来造反吧!把压迫你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彻底打倒,彻底反掉!不要改良主义,不要折衷主义,不要和平共处,就是要“好战”!好同反动派大战!亚非拉革命的新一代,全世界革命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容忍,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造反才有希望!造反才有出路!造反才有解放!造反才有理!你们不是最渴望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要革命要造反!反动派最怕造反。亿万红卫兵在中国造了反,他们就马上完蛋了,他们是纸老虎。亚非拉造反的红卫兵们,全世界造反的红卫兵们,我们前面有刀山火海,有妖魔鬼怪,但是,伟大的红色统帅毛主席在指挥着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全世界革命大造反的道路。我们中国红卫兵永远是全世界红卫兵最强大的后盾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让一切妖魔鬼怪在国际红卫兵的革命大造反的面前发抖吧!
    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新世界必将在国际红卫兵的手中诞生!
    国际红卫兵,天下谁敌手!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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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我国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究竞如何呢?一勹话:好,好得很,越来越好。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都会不加犹豫地做出这种回答。任何真正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形势的人,都是着眼于新生事物的,都是着眼于新生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的。正是那些新生事物左右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正是那些新生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这两句不朽的诗句,正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生动写照。
    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后,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接见了百万革命群众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掀起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革命的群众运动犹如奔腾澎湃的巨澜,冲决着一切阻遏他们的堤坝,荡涤着阴暗角落里的污秽积垢,浩浩荡荡地奔向前方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唯一可循的指针。用毛泽东思想来认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大变化,就不会感到突如其来,手足无措,而只会觉得这是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新形势下产生了一些突出的新特点。
    这些新特点首先表现在,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为主力军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群众能否动员起来,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成败的关键。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运动冲破那些陈陈相因的条条框框的约束,如火如荼地兴起了,并且迅速遍及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群众的革命溦情就像炽热的地下岩浆一样迸发出来,焚烧着那些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牛鬼蛇神,焚烧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资木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现时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群众之广泛和深入的程度,是世界革命史上仅见的。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光辉战略思想的巨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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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59页,共5150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特点还表现在,革命的学生、革命的青少年及其所建立的“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成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在当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头角峥嵘的革命小将。他们驰骋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所向披蘼,形成了一股不可抵御的革命洪流,使得阶级敌人闻风丧胆。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全体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红卫兵。红卫兵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的话。我们的伟大的舵手和导师毛主席,从来就十分看重青少年的无穷魄力和革命性。他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正是靠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一这些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特点还表现在,由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
    自从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浪涛剧烈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革命的学生,尤其是红卫兵,满怀革命热情,纷纷走出了校门,革命波及了街头市面。大字报、传单、倡议等各色各样的红色宣传品,雪片似地出现在街头。他们集会、结社、办刊物,出现了一片令人欣喜的景象。街头市面上横扫“四旧”的革命好的很。低估这种革命的意义贬低它的作用,是十分错误的。这种破“四旧”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我国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一派大好形势,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亿万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结果。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型革命,它没有什么旧的规矩可循,在这场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岀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每个革命者都必须看到: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缺点是次要的,是可以在十六条的指导下,通过运动的实践得到纠正的。我们要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好、搞彻底,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也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因此,根本问题在于学会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是一切革命群众,也是我们红卫兵战士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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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应该成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红卫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第19-21页)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坚决贯彻十六条》现在,红卫兵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开火,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这一场革命大造反的狂风暴雨真是好得很!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了我们最有力的鼓励和亲切的关怀。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都齐声欢呼,热情支持。
    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行都要按照十六条办
    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六条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胜利地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红卫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是要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团结大多数,集中火力狠狠打击这些牛鬼蛇神,特别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被坏人钻空子。
    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所有红卫兵和革命同志的注意。我们要用阶级分析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按照十六条规定的政策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的斗争,不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我们要坚决打倒的,是那一小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阶级界限,见当权派就打倒,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这样做,只能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使阶级敌人拍手称快。因此,只有分清敌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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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斗得准,斗得狠,才能真正团结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我们红卫兵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那些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倒、斗垮、斗臭,还必须讲究斗争的方法,提高作战的本领。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对他们进行斗争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文斗就是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展开说理斗争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就要我们动口,动笔动脑筋,在斗争中充分发挥每个革命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的斗争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受锻炼、学本领、长才干的的过程,也是受教育、提高觉悟辨明是非、分清敌我的过程,我们应当努力学会使用这种斗争方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十六条的灵魂,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红卫兵是闯将,是先锋。红卫兵应当是团结群众贯彻执行十六条的模范,决不可以脱离广大群众。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红卫兵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红卫兵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要团结非红卫兵的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把本单位的绝大多数群众团结好,同他们一起,按照十六条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搞好。红卫兵要相信群众,同群众共同研究问题,共同执行任务,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由于毛主席的教导,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仅仅是一小撮人。对于那些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人,我们也必须经过严肃的批评,争取和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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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连,好得很,对于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有些人不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总想依靠外援,这是不对的。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经验,主要的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从贯彻执行十六条的实践中得到,得到的方法是自己去闯,去造反。有困难,无经验,走弯路,从下面这个意义上讲是大好事,即可以锻炼人。这种锻炼机会是难得的,万万不可放过。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强大的武器。正是十
    六条,驱散迷雾,拨正船头,使文化大革命走向新的高潮。我们要最努力地学
    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时时刻刻都按照十六条办事;最热情地宣传十六祭,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坚决、彻底、认真、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最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和一切违反十六条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让我们在十六条的光辉照耀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第21-23页)
    五、北京市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周总理:你们能给中央提意见,很好问:为什么单有红卫兵上天安门?
    周总理: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斗争会,外地来的人很多,大家都想见首长,十六日晚回来就研究十八日开百万人大会。把此结果汇报给主席。毛主席一定要求参加,并要求穿军装,后给主席赶制了一套军衣,十八日有坏人上天安门也不用怕,咱千咱的。
    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作出具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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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以后会统一。这些组织与红军是有区别的,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关于统
    起叫什么名字好,要叫大家讨论。
    周总理:我讲第三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木。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吴德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首都有红卫兵、赤卫队和其他各种组织,为了使大家能够联络,我们有个提议,仝市建立一个联络总站,各区成立一个联合分站,这是周总理的提议,地点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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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这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在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地方行不行?当前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红卫兵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这个,同意成立联络组织的。首都红卫兵的联络站是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成立的,红卫兵联络站也联络其他革命组织,以首都联络站为中心,具体任务要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创造,联络站过渡到总指挥部。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小将向旧世界进攻,用革命的精神向一切坏东西开战。使全市出现了大好形势,革命同志为你们热烈欢呼!你们作的对、干的好,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的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人民解放军非常支持红卫兵,他们派来了干部,支持大家的行动,保卫大家安全,同时传播毛泽东思想,市委也派一些人员来,向同志们学习,为大家服务。市委派些人来,同志们欢迎不欢迎啊?(大家说:“欢迎!”)
    今天会是市委召开的。你们有事情找他们为你们服务。为什么成立联络组呢?为了更好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好地革命怎样才能把文化革命进行的更好呢?
    1.一定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十六条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每位同志都要成为学习、贯彻执行的模范,对一切违背十六条的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2.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学习,共同战斗,团结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更好地完成。
    3.红卫兵要善于在斗争中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不断地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样就越坚定、坚强,聪明、能干。
    毛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相信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组织一定会按照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健康地成长。我们要不断地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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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司令部,哦!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来庆祝你们!(热烈鼓掌)
    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还有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我相信我们这个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
    红卫兵,顾名思义是兵,是青少年组织,对不对?(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战胜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切阶级敌人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我相信你们会继承这个传统的。
    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对!)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
    我们五个人,就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王××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有些地方需要红卫兵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的,不要被坏分子利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公安部、监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人民解放军尖端科学、机要部门(包括文件、档案)邮电大楼、自来水公司、水力火力发电站、广播电台、外交部、外国使馆、领事馆(不要进里边去,外面是我们的事情),各种仓库、银行、交通要塞、机场、车站、还有通讯枢纽部门如电话总机。现在不完全,你们再想一想,众人智慧大如天。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下面请杨成武同志给你们讲话。
    杨成武讲话
    今天我以极兴奋的心情,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同时今天江青同志让我做你们的辅导员,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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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们和你们的年龄差不多时就参加了游击队。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红卫兵,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书带在身边,一时一刻不能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红卫兵光荣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红卫兵同志们:
    我们非常欢迎红卫兵的代表,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你们没有这么个地方到一起,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你们红卫兵有权使用这个宫。全市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假如一天每个学校来两三个代表,一天就得接见几千个,一个大殿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这是个联络站,不是领导机关。但要有个过渡组织,一下子要把几十个单位联合在一起不大可能,不要急。学校中有各个红卫兵组织,你们有建立自己组织的自由。你们要互相见面,互相联系,互相帮助。可以互相比赛嘛!你们应当在斗争中考验嘛!,看谁革命搞得好,群众是会给你们作鉴定的。但联系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宪法规定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决不是限制你们。
    我们怎样帮助你们呢?党中央、国务院可以在这里设办公室。反映你们的意见。有的学校建立取消定息,这个建议很好,但总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呀
    十五中要求警察换上解放军服装,这个事好办,我跟谢富治副总理商量,九月日就改。但有些事情就得跟你们商量。有些红卫兵叫长安街为“长征街”,有的红卫兵叫“东方红街”,这就得商量。我们相信你们,尊重你们嘛,但是有些涉及到国家制度,就不能一下子改。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有的事不能你们一下通令就执行,那毛主席也得执行你们的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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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提了很多建立,我都看了,一定把意见转达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是说服从解放军指挥的吗?就得听话哟!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还得听我的。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总起来说,我跟你们谈三件事
    第一件事,支持你们,帮助你们。第二件事,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第三件事,遇事同你们商量,宣传解释
    我今天就提这点建议,你们商量讨论。你们的意见书、呼吁书、命令书这么厚一打子(做手势),我们都分了类,送给中央文革小组、送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发动小弟弟、小妹妹,自行车没有灯就通不过,人民警察十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三天就解决了嘛
    今天只是开个头,今后见面机会还多呢!你们不是说要把八月十八日作为纪念日吗?对这件事,我举手双手赞成。
    再说一遍,决不是限制你们,是帮助你们。今天不多谈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王任重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周恩来讲话
    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把红卫兵组织起来。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
    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各地学生来京学习,交流经验。大学生全部、中学生的代表来京,首先是组织工作,第二是动员工作。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因为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统帅,党和国家也是这样。学解放军就要学组织起来,现在红卫兵的组织不够严密,不严格,有的得到了一个人的同意就戴上了红臂章,开始打基础很严格,人多了就杂了,既然是后备军,就要有严格的组织。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联络总站已成立,它有三大任务:即:支援服务,爱护保护,宣传解释,是为你们服务的。现希望你们要把组织搞好,不致被少数坏分子钻进来,做坏事,做不好的事。《人民日报》对红卫兵已报导多次,林彪同志讲话也称赞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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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必须搞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也登报了,三八作风也要学,首先是政治挂帅,你们要好好学习解放军。红卫兵总章程怎样搞,现在还不清楚。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这么多组织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多数学校都有几个组织,这是因为青少年思想正在发展中,各种想法都有,因此就会有几种组织。革命委员会为什么未建立好呢?就是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见解认识不一样。文化革命中学校允许有几种组织存在,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十六条为纲、为基础,不宜于马上合。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
    红卫兵的名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一中全会时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习惯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也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你们成立毛泽东红卫兵登报不登报?不登报就批评;上海就未登,说《人民日报》未登过,中央不表示态度,这是对的。我劝你们讨论一下,是否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别的什么好嘛!不能强加于主席,但我们亳无责备之意,这是你们没想到的。各种组织起名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
    有的联合了,这只是初步的联合,不是最后的联合。有些大专学校在学校之联合成立了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还有些没联合起来。你们还要成立一个首都红卫兵总部,有几十个学校。第一司令部成立时,我派人去参加了。这一次也要派人去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三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即使出身不好,只要背叛原来阶级,表现又好,也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因为出身白己是不能选择的,但要以红五类为主体。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就复杂,五百多所学校,现在有几种形式的联合。有的分区联合,但也不见得都能联合起来所以第一步是本校组织起来。有的一个学校有两个组织,政策不能统一传达,组织纪律不严,这就不是一个战斗组织。组织涣散,领导很累,很容易脱离群众。是同本班同学很久见不到,二是没有统一组织,长期在外活动,脱离群众很危险,会开多了也不得了,解决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选代表,有的在外活动,有的在家活动,轮流做工作
    毛主席的老三篇要很好学习,从小就培养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作风,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木校的红卫兵要改进工作,成为坚强的战斗组织。组织起来,章程由你们自己拟定。有问题去找联络站,帮助你们解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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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好,就是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领先,靠十六条,有纪律性,要有共同纲领,以解放军作榜样,最重要的是学习十六条,社论和毛主席语录。
    第二件事是团结多数,团结起来。对出身不好的,吸收少数几个参加总是可以的,一个不要也不是绝对的,当然主体不能变,这是我们的政策。吸收后发现不好的还可以开除嘛!一个人出身不能一下子搞得一清二楚,如父亲出身很好母亲出身不好,就不算好,因为母亲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是男女平等嘛!地安门学红卫兵就开除了一个混进来的。但是只要背叛了原来出身,表现很好的也可以吸收。
    红卫兵入伍还要绎过审查,解放军有他们的手续。
    现在很多人都到外地活动去了,就是没有严格的组织。首先是组织好才能动员出去,希望各种组织都到联络站登记一下人数和负责人。
    政策问题:
    (1)团结大多数:问题依靠左派,团结教育中间派,孤立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红卫兵在学校是少数,一千多人中只有一、二百人,要争取团结大多数,除了顽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这种革命行动很好但要团结多数。在劳动人民中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到工厂首先要请教工人,还有农民、解放军、服务人员,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老工人的思想落后,可以说服。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到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够停。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机关是我们专政的工具。
    (2)敌我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击谁?依靠谁?主席讲过好几次了,大家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我们说的是那些暗藏的在城里捣乱的。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应当回去,要查有实据。右派分子有两种,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对没摘帽子的仍做坏事的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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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们的威风,他们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你们可以号召他们不领定息,已领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査,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下边还要讲这个问题。
    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他们还贪污盗窃,我们采取给他们一定的利润,他们自己经营,让他们自销自售。公开的好办,暗臧的不好办,你们可能说我们搞暗臧的,你们那么神通广大呀!你们那么消息灵通吗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但象罗瑞卿的岳母有血债。住在北京,被你们赶走了,这很好你们的老祖母有的就是地主家庭,不是因为我是封建家庭出身就进行辩护,毫无此意。我的父亲是小职员,每月工资没超过三十元,按党的政策我应是职员出身,我的祖父是县知事,我入党时就填了封建家庭出身,现在为什么要改?
    报纸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我们也可以贴大字报,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毛主席在解放北京后写的头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了孙中山的功绩,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他的功绩在纪念碑上也有。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天安门对面在“五·一”、“十·一”放孙中山的象是主席决定的。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以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她到外国,也营救过我们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和我们合作,解放战争初期也同情我们。她不是当权派,长期和我们革命合作,她对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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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妺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些东西摆在那里也不能打碎,不能用还可以出口。你们说大会堂语录少,我们不是接受了吗?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你们去搜査,最好请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不要单靠一方面,当然也尊重你们的决定,因为派出所的材料也不一定可靠,解放军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比你们靠个人调査的要全面一些。要考虑哪家应去哪家不应去。
    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年青的娃娃,有些小流氓行为,有的只有点偷窃。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剌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打人捉人、打伤了人,也打死了人。所以要调査硏究,要搞清楚。因此,搞地、富反、坏、右,也要研究,是不是迟缓了就不轰轰烈烈了,不见得,经过调查研究,还是可以查出来的。毛主席就是主张打击主要的敌人,团结大多数,便于团结中力量。打击面不能太广,否则中间派就会动摇。
    3、文斗和武斗问题:十六条写的清清楚楚,在“全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的社论中也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体罚,不能攻心,不能把他攻倒。你们要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待俘虏的政策,过去我们俘虏敌人也没打过。领导同志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他的态度不好可以批判他、斗争他,和他说理。少数人武装抵抗就可武装镇压,少数人在群众的压力下他还是怕的。
    搜査,确实要搜査的,你们也査出了不少东西,各种方式都可以搜查出来,要经过充分的调査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大家的热情可嘉,如果消息不灵,大家搞的非常紧张,这样搞久了会使领导失去信用。所以搜査暗藏的,逃亡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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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岀所,卫戍区硏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他们也没有写什么东西给你们,交给银行也没有收条,你们自己也没有登记,你们是要小心,搞久了就要损害国家财富,将来他不承认了,财政局有人贪污了怎么办?不能光凭热情,还要有组织。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以后再研究是否应该没收,这样就不至于弄错了。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査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我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要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陶铸同志插话:这也是体罚。)这就变成体罚了,对同学要讲清道理。
    我们是红卫兵,要保卫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不要损害群众利益,如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用的东西不能出口,其实,他买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嘛!卖出去还可以换外汇,买我们需要的东西,直接利益就更多。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最后,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我们要听他的,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这要保证正常安全。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当然有领导人坏的,就撤换,因为不仅国内,国际影响也很大,与学校广播不同。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生产上的事情,和维护好要害部门,这些界线你们讨论定,可向派出所、联络站、中央接待站提出问题,答复你们。
    我今天讲的目的是要把红卫兵组织起来,把政策好好学习一下,出发到各地方去,八月份出去的没很好组织学习,因此与当地的工人、同学、地方党发生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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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他们主张打人,而且要用皮带打,也有带小刀子出去的,就引起武斗,当地党委不好说话,多数派服了,少数派不服。这次大专学生到全国各地出去多少,真正组织起来就有纪律有组织性了,当然在斗争中锻炼,总部你们礼拜六成立,不在这两个组织的大专学校也可以派些人,中学的各校自己提出来也可以,没有到会的转告,临走时我们和你们见个面,不仅红卫兵,各种组织,不参加红卫兵的也可以出去,九月五日以前先要把外地来的三十万人送回去,才能出发。我今天讲的,一个是组织起来,一个是学习政策
    王任重讲话:
    团组织怎么办?因为中央未讨论,不能答复
    2、关于文斗、武斗。有人说,罪大恶极的黑帮分子,不打不过瘾,说他们怕的就是打。我看怕的不是打,怕的是揭露他们的罪恶,在政治上把他斗臭、斗垮。文斗才能提高认识,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摆事实讲道理,罪大恶极的,公安部门可以处理。我们反对逼供信,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清华搞出“打活老虎,不要打死老虎”,斗争时叫他们讲话,我们同意,只要事实俱在,不承认也是黑帮。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把敌人真正斗倒、斗臭、斗垮,你们要开动脑筋,不用拳头,才能打倒他们
    3、半工半读学生是否搞运动?搞。有的生产任务多要生产,出去要安排,革命、生产都要搞好。
    4、国庆节一定能够搞好,请到外地的同学放心。
    (编者按: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对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具体而且非常及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言(草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米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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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声春雷,横贯长空,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一声号令,千百万工农兵齐踊跃,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牛鬼蛇神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出了全面宣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纵横三山五岳,威震五洲
    四海,革命燎原烈火,熊熊燃遍了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害怕的要死。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就是在这场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诞生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革命的、战斗的群众组织;它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严格遵守党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群众的组织。它是汉、蒙、臧、维吾尔等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工人、贫下中农(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为主体的,敢于造反,善于造反,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彻底革命的红色队伍。我们是无产阶级造反大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坚强的后备军。平时斗黑帮,战时打美帝。
    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统帅。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六条就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要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处处事事以十六条办事。
    我们的纲领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经过革命的洗礼,锻炼成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三八作风"就是我们的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我们铁的纪律。我们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热情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儿子,做人民的小学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坚决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要求,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从政治上斗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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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垮、斗臭他们,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使命。把首都大专院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全中国、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为达此目的,我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怕神。刀山,我们敢上;火海,我们敢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那里,就造反到那里。我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要大反特反,一反到底!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一切反动派和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誓把旧世界打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砸它个稀巴烂!创建一个通红通红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铲除旧的,创建新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的红卫兵们:我们苦连阶级苦,仇连阶级仇。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敢反对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我们就要把他砸烂砸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的父兄跟着毛主席,为了解放中华民族,为了解放全人类横眉冷对千夫指,出生入死,临危不惧,转战沙场,献岀了一切。我们的血管里同样奔流着革命造反的血液,我们都是一个藤上的苦瓜,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在首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向旧世界展开仝面总攻,荡涤地球上的一切污垢!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得更旺吧!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将来的天,必将是无产阶级的天!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历史的车轮只会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共产主义
    红卫兵战友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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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条例(草案)》
    第一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进行工作,红卫兵战士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第二条: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吸收一切革命的,敢于造反的,以红五类子女为主体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依靠这支革命的主力军,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第三条:红卫兵战士必须努力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
    十六条,必须努力向解放军学习,发扬"三八作风",认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承抗大的光荣传统,做革命的闯将,做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红卫兵
    第四条:红卫兵战士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必须承认并贯彻执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宣言,遵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组织和纪律。
    第五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统一领导和指挥首都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监督和检査各级组织的活动。凡重大问题应由各院校红卫兵联席会议决定,反对独断专行、包办代替和乱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
    第六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红卫兵总部为常设权执行机构,根据需要,下设有政治部、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和后勤部最后,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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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你们好!我是来向你们祝贺的。我建议谢富治同志做你们的顾问,刘志坚、杨成武同志做你们的指导员。下面请刘志坚代表文革小组讲话
    刘志坚的讲话
    我代表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同志和我个人向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和没有到会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同志,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今天是来向你们祝贺的!刚才江青同志建议谢富治同志做你们的顾问,让我和杨成武做你们的辅导员,我感到非常光荣,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同志们,“红卫兵”,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战士,就是革命青少年的组织,也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大家答:对!)我们红卫兵最光荣的任务就是完成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所担负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别敌友,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其次,我们要组织队伍,要组织我们自己的革命队伍,要建立自己的阶级队伍,我们现在参加的红卫兵都是红色的战士,我们要依靠这个作为核心,坚持阶级路线,建立阶级队伍,以队伍作为核心,同时要团结那些愿意参加这一革命斗争的所有人们。
    今天在这里感到非常激动,我参加革命时只有十六、七岁,跟你们差不多有的可能比你们还小。那个时候,就是有革命的热情,我们知道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乂、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革命,要跟毛主席走!你们现在有毛主席的书做指针,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思想觉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高。因此,我们还要向你们来学习。
    回忆起那个时候,根据地也是好几块,红军只有第
    、四三个方面军
    抗日战争时,根据地也是好几块,有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也有四个野战军,但是后来都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最后走到一块,团结起来了!现在也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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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二十七号成立一个,今天又成立一个,我们都承认,都支持。我们希望就象过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样地,在同敌人,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当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最后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团结大多数要把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样才能够把它彻底地打倒!所以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我们斗争的纲领,还有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八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的社论,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这是毛主席思想的最新体现。希望大家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号召全国大学解放军。同志们都知道,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用毛主席在井岗山就提出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民主、三八作风武装起来的。所以同学们学解放军,就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三大民主。我们拿这些法宝,战胜了一切国内的敌人。
    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能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毛主席相信你们的首仓精神。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来当你们的辅导员,我们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向你们学习!相信你们,发挥你们的首创精呻,发挥你们的智慧,发挥你们的力量,一定能把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祝你们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修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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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正在荡涤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首都红卫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誓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毛泽乐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每个红卫兵都要成为最高指示的努力学习者,忠实执行者,热情宣传者勇敢捍卫者!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它,熟悉它,运用它,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它!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我们生来就是要革命,要造反!我们是毛主席的最忠实的红卫兵,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统帅。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势力的反,向整个旧世界猛烈开火。坚决地、彻底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要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
    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原则,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要革命、要造反,前面就必然冇艰难,有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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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青一代,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的捍卫者。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们必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团结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
    我们红卫兵要努力向解放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人民利益;要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认为,要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但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坚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光辉必将普照全球
    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好!我们是来祝贺你们今天的大会的,支持你们的革命的。(鼓掌)江青同志身体有病,没有一起来,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大会。我们也都在开会谢富治同志本来想来,他正在主持会议,不能来。杨成武同志正在开会,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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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代表江青同志、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和在座的几位同志向你们致以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规定我们的任务是一斗
    二批、三改,同志们看过吗?(看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进行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然后要组织革命的队伍,要讲阶级路线,对吗?(对!鼓掌)今天参加大会的大部分或全部是红五类子弟,你们要根据十六条团结要革命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对吗?(对!鼓掌)主席要我们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这几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主席在井岗山就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要向解放军学习,学习主席和林彪同志指导革命的法宝,因为这些法宝战胜了国内外切敌人!(鼓掌)
    我现在代表总理、江青同志来参加大会,是总理命令我们来的。建议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同志当你们的顾问,好不好?(好!鼓掌)由杨成武、郑维山和我当你们的辅导员,好不好?(好!鼓掌)杨成武同志在开会,没有来。回忆起来,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年纪比你们还小,水平比你们还低,我们只知道要革命,要造帝国主义的反,要造封建主义的反,要造官僚资本主义的反,要跟毛主席走(鼓掌)你们现在水平比我们高多了,因为毛主席在身边,指导你们,你们很幸福。(鼓掌)我们要把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鼓掌)回想起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鼓掌)只要你们按主席思想去做,是革命的,我们就坚决支持(鼓掌)
    解放军,入伍后第一天,就要学习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该团结在一起,你们赞成吗?(赞成!鼓掌)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要象过去的二、四方面军一样,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一样,在大方向致下,就是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好不好?(好!鼓掌)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把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样才能彻底地把敌人打倒,对不对?(对!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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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按主席的指示,按十六条指示,按林彪副主席“八六”“八卅一”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好好学习。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好!(鼓掌)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的历史任务!(鼓掌)相信你们一定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鼓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十天之内,这是第二次红卫兵座谈会了。刚才有的同学在发言中批评我们只关心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不关心中学的红卫兵。这个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只能说有一部分是对的,这有事实为证。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成立,我次也没有去参加,我最早最多接触的还是中学红卫兵。我与大专红卫兵讲话今天才是头一次。八月二十六日,为帮助红卫兵的活动,我们组成了联络总站,这天晚上我与两千多中学生红卫兵讲了话。当时我提出了三条任务:支持和帮助红卫兵;爱护和保护红卫兵;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解释党的政策。如果说再早,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上我就见了你们中学的红卫兵,这有电影为证嘛!
    有的中学红卫兵说,八月十八日前大学没有红卫兵,是中学闯出来的。这也不全是事实。不错,中学的红卫兵是首先走向社会进行大革命的,这我们承认、钦佩。但不能说大学在八月十八日前就没有红卫兵,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就有很多红卫兵嘛!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之后,红卫兵队伍就迅速扩大了。大家紧跟毛主席,这是好事嘛!任何事物总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不要认为只有八月十八日前的红卫兵是革命的,八月十八日以后的就是不好。同学们,大家不要闹意气,革命的红卫兵越多越好嘛!有的同志提出要在工厂也成立红卫兵,这很好嘛!越多越好。全国大学生有七十多万,中学生有一千多万,但这还不够多数,你们带了头,他们跟了上来。这很好嘛!革命自有后来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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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还怕有后来人吗?当然,有人提出有的同学有做官当老爷的思想,有官迷,这是不好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红卫兵不能有垄断思想。同学们,要冷静一些,要讲讲道理,要实事求是
    中学同学有闯劲,有朝气,这我同意。但也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不可改动的。八月二十三日,我首先接触的是十五中与警察同志争吵,提出限年底要改服装,我们感到期限是很宽裕的,但我们没等到年底就改了。可是改过后的实践证明,这种服装的颜色对进行指挥的效果,不如过去的好在光线暗的地方很难看清他们是在指挥,不如过去白色衣服看得清楚了。司机就有些反映。我也很担心发生事故。十五中的同学又提议要改变红绿灯信号,要绿灯停,红灯放行。与各方面一协商,司机同志首先不同意。因为大夜间,有雾天只有红色看得远,改了容易出事故。红灯是从铁路上来的,看得清,红灯不仅是指路明灯,也是保证安全的红灯。好在十五中的同学们还听话,我一讲他们就同意不改了。八月二十五日十五中四个同学和四个居民被反动资木家砍伤后,我马上见了你们,支持你们。二十七日就成立了联络站,把中学都联合起来,使于斗争。八月三十一日又开了第二次大会。九月一日开了第一次座谈会,那次中学到的人最多,我讲了三个多小时,在座的有的可能也去过。今天又开第二次,也是中学到的人最多,你们批评我不重视中学红卫兵的意见,我不能完仝接受(热烈的掌声)。八月下旬,女二中发起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搞了一周,最后集会发展到七十多万人,召开命名大会,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我当时给卫戍司令部下的命令是:要严密警戒,如果苏修人员冲岀来挑衅,要坚决压回去,不许他们伤我们同学一根毫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保证同学们有这个集会的自由(热烈的掌声)。
    可是,你们中学同志却也“将”了我两次军。八月二十三日,有几个中学要组织十万人的大会,公开审判五个小流氓,在发出的呼吁书中,也把形势讲得过于严重。中央是不同意开这个会的,有的学校批驳了这个呼吁书,我们是同意的。同学们想想看,我们是祖国的首都,对外有极大的影响,为五个小流氓召开这样的大会,会有什么效果、影响?我们经过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才算同意不开。之后,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你们又要组织十万人的示威活动。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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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也是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才算说服了他们同意不召开。同学们,中学同志闯劲的确大,我们承认,但有时也的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志批评我们对他们重视不够,这我完全接受(掌声)。请你们到总站去登记一下,五天之内,我们专门座谈研究一次(掌声)
    现在我来回答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说老实话,我们近来把很大的精力都用在帮助、支持红卫兵的活动上了。大家提的多是具体问题,要一件一件回答大琐碎了。电影学院的徐战士同学提出:目前红卫兵工作中有十个矛盾。我就借她这十个矛盾的题目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
    关于破四旧与斗、批、改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中已经讲过了,不再重述。斗、批、改就包括在破四旧中了,并不矛盾。在这里我想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是不能一切都反,领导中有正确的、积极的因素,不能说一切都是坏的,并不是说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你们传了一个口号,叫“炮打司令部”。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今后毛主席的话,一切都要经过毛主席批准,由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和由党委正式传达为准,不能乱传。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呢?因为毛主席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领袖。毛主席的一句话,不仅影响中国人民,而且影响世界人民,不仅影响今天前途,而且影响未来前途,不仅影响今天革命,而且影响未来革命。对这件事,主席不能一个一个声明和辟谣。但我们要是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就应该严格遵守这个要求。不听,这就不是好学生,好战士。抄的传的毛主席的话,是要走样子的,都不是正式的。“炮打司令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轰,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毛主席指的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抓、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个词早就不采用了
    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从十六条出来以后,报上就不用了,因为它不确切,面太广了。因此,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否则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所以,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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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都要以十六条为准则,一切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林彪同志讲的去做,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不折不扣的执行十六条。要把十六条当做战斗纲领当做红卫兵奋斗纲领
    北京有些学生前一段所以被打成右派,这是彭真搞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这是北京的一个特殊情况。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全国的院校、省委和中央局都是这样的。有的是一些领导同志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集中力量批评。但决不是所有的领导,也绝不能还没有经过揭发斗争就首先带这个框框去套,但还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首先定他是黑帮,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从学校斗、批、改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是有区別的。斗的对象改变了,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和地富反坏右。这就需要更注意政策,要打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十六条讲要打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从上海回来的同学说:“为什么不能说横扫一切资产阶级呢?”我们不要忘记主席的教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战略战术还是要用的。十六条中说:“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策略上要熟悉政策,按十六条办事。必须讲战略战术,学习战略战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集中兵力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这在二十三条中就写上,现在仍然管用,这是党的政策。到社会上去斗、批、改也是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我们要批判最反动的学术“权威”,但不是凡写过书的都要批判。普通的写一本书,都要批判,这就不知道要批判多少了。要集中精力批判主要的、斗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批各行各业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旧制度。革命师生从学校搞到社会,这是好事。我们承认你们的闯劲,闯了,就改进了。任何新事物,开始总是毛手毛脚的,都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斗争实践,然后才逐渐成长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二、关于本校的斗批改与外出进行革命串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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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有的地方革命没搞起来,你们就去煽风点火是完全必要的,你们早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支援点火是有限度的,只能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社会主义之火。那里的革命能否搞好,主要地还是靠人家内部,要靠自己解放自己,内因是主要的。对全国来说,点火是起了作用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要使大革命继续下去,就要有组织地外出串连宣传。大学走,也不是不让中学走自由走,我们不限制,但必须告诉联络站。红卫兵外出串连,有三大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这才能称得起解放军的后备队。这不仅对大学、中学,对所有的红卫兵都适用。都出去了,家里没人管事了。要分期分批去。出去的工作我说三句话:第一句话,进行革命串连。这是你们的名称,十六条没讲,是你们的创造,我们接受了嘛!第二句话,交流经验。第三句话,参观访问。集体出去要做好调査研究再进行工作
    关于斗批改与肃清工作组的影响的矛盾
    工作组的影响确实有,因为有90%的工作组犯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这个好办。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检讨还不深刻。可以让他们再回去检讨。如果部分或少数人还不满意,可以只同他们这部分人做检讨,直到满意为止。”第外语学院就是这样,听说工作组已经检查四个晚上了,有一部分同学参加,多数同学没参加。这很好,可以避免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同学斗同学的现象。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转入斗、批、改。清华不是转入斗蒋南翔了吗?至于有人说什么“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这是错误的,七月二十九日已经讲过了。
    四、关于本市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的矛盾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外地来的人较多,近八天中来了七十多万,吃住很困难。但是人家是来取经的,想看看毛主席,这是好事情。我们应当热情支援他们,帮助他们。有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要人家滚回去!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车站上的纠察队同志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外地来的红卫兵也有些对立情绪,这也不好。外地来的红卫兵则反映招待不热情。这种状况不好。你们中学提的口号是:“红
    五类请进来,黑五类滚回去!”说是可以,但做起来就难了。你从哪里知道谁是黑五类?有的地方把一列车拦下,查了五个多小时,把一部分人查成黑五类要他们滚回去。这是可能的吗?你们那么容易就划定谁是红五类黑五类?要是我来搞,你们每一个人要谈一个小时才能起码了解你们这个人,而还只是听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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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还要调査,不要那么自信。我们干革命,要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要进行调査研究。爸爸是革命干部,是革命军人,是红五类,爸爸的爸爸是什么呢?外婆是什么出身呢?社会关系怎么样?这就复杂了。同学们,事情不会是这样简单的,五个小时就把一列车人都査清了?连个旁证材料都没有,谁证明谁是红五类或黑五类?这是主观主义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的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的。国庆节北京市要增加一百万人,需要额外多运进多少粮食来啊!外地来的红卫兵,远道而来是不容易的,他们来看天安门,看毛主席,来学经验。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心里很不安。也希望大家回去劝说你们的同学不要这样做,要热情地接待他们。你们外出不是也要住人家的房子吗?不是也要被招待吗?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对黑五类子女的处理问题。总不能把他们全部赶走啊!我们的方针是对那些有血债的暗藏的逃亡地主、现行反革命分子才赶走。有人简单地说一句“送到农村去!”农村那来那么多的土地给他们种啊农村也不要呢!你送去农民还会把他们送回来的。你们只要留心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不能上交,也不能下放,要自己解决,不能“以邻为壑”。你们的工作很负责,把他们査出来,抄了他们的家,把他们赶到车站,甚至把他们押送到农村,这的确很负责任。但是你们不想想,他们要溜回来怎么办?你们送走了,但外地没人管。不能一下子全送走。不能幻想把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都一下子清除。我们是一个社会呀!问题并不那样简单,不能仝部赶走。那是无政府主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中学同志冲劲很可爱,但我也不能不提醒你们要全面一些考虑问题。不能对大专学院的红卫兵——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了几句合乎党的政策的话,就说他们是前怕狼后怕虎,是怕字当头,就是冷冷清清。不能那么批评,不能那样下结论。我们要一道研究问题,要讲道理,必须善于学习。我们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然后才是宣传队。
    对于内部问题和敌我矛盾问题,用文斗都可以解决。今天是文斗,如果发生战争就用武斗了。你们不可能把剥削阶级一下子都消灭掉。有人说,理发自己可以理,不要理发馆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我问他们几百万理发工人怎么办?都到哪里去?到工厂去,工厂有那么多地方给他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他们也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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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嘛!女同志长辫子都剪短了,长辫子不方便,但辫子长一点就是资产阶级啦?我看资产阶级不在这些。在于阶级立场上,精神上和战斗性上,它在灵魂深处。
    五、关于红卫兵与共青团之间的矛盾
    共青团中央是揪出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事情也巧,三个姓胡的犯在一起了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共青团领导都烂了,不能因此解散共青团组织,不能说两千多万共青团员都烂掉了,多数团员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北京的情况特殊一些,党团组织有不少不起作用,是需要考虑恢复。但我今天不能回答你们,这需要中央研究。中学同志提议红卫兵不搞什么“总部”“司令部”,我支持这个提议(掌声),可以考虑称为红卫兵联络委员会之类的。
    六、关于各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的矛盾
    革委会不是红卫兵的直接领导,但关系还是有的,红卫兵需要的一些用品革委会还是应协助解决的。如果革委会是大家支持的,你们和革委会发生行政上的关系。如有的院校革委会尚未搞起来的,要尽快搞起来。我们保证在五天内把各区的联络站搞起来,协助各中学组织起来,我说话是算数的(热烈的掌声)。
    七、关于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与八月十八日以后的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我不赞成这算个矛盾,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矛盾。我上面已经讲过了。
    八、关于红卫兵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有的一个中学、大学有十几个名称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只有一种,其它学校多数都是好多种。这也不奇怪。因为年轻人的革命思潮蓬勃起伏,不可能一下子都那样一致。只要是大方向一致,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按党的政策办事,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组织起来的一切红色组织都是合法的,都应该被承认,都应该受保扩。
    关于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你说是王麻子剪刀,他也说是王麻子剪刀,这样不
    知道哪一样好了。可是你不能不叫人家革命。阿Q要革命,而赵太爷压制阿Q
    革命,他就火了。可以允许几个不同认识的红卫兵组织存在,没有关系,可以进行革命竞赛,在革命斗争中来进行比较,看谁干得好。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一段革命风浪斗争的锻炼,最后总会万水朝东归大海,总会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里,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统一起来的
    九、关于红卫兵与非红五类青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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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这是一个重大矛盾。你们在院校中把家庭出身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惟一标准,这就可能发生偏差。一个人家庭出身他是无权选择的,他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真革命,假革命,要长期的看。首先出身好有了好,表现好,两好才算全面的好,要看革命表现。这话我说过好多次,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你还没出来,你怎么选择?你出来以后就没法选择了。我的家庭出身不是我选择的,革命才是我选择的。第一个不好是客观存在,但是能够改变,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降了无产阶级,就是好的。你们今天敢闯,再闯也闯不过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作了深刻的社会调査,哪个小将敢说他闯过毛泽东思想了,那不是太狂妄了吗
    家庭出身好,现在表现不好,忘了本也不好。我们老革命还要保持晚节呢你们新革命更要闯风浪,受考验。你们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为核心、为基础这是对的,吸收其它劳动人民出身的比例怎么样,你们自己考虑。
    对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只要他坚持革命,我们就应当欢迎。对一些职员、小商贩,甚至黑五类的子女,我们总不能全部把他们赶走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从小学到大学,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中农的子女,还有资产阶级的子女。就是一般地、富、反、坏、右,只要不是暗藏的;就是历史反革命,只要不是现行的,没有暗藏反革命的东西,老老实实在街道上改造还有过去国民党、三青团,过去为非作歹,现在改了的。这些人的子女,你们都把他们赶出去,不可能,当然吸收一部分去劳动是可以的(有的到新疆,有的到別的地方)。但是不能仝去,尤其在这个过渡中,存在的这些同学,你们能全把他们赶出去吗?那样我们怎能达到团结95%以上的人的目的吗?据我调査,清华的红五类占40%,职员、中农占20%,剥削阶级出身占40%。如果只要红五类,不管后两种,那么团结95%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也是红卫兵的一项任务。有的同学非让人家先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然后再去改造他们。骂了他们,还要他们高兴。这要多高的觉悟啊!如果你们光骂我一句“你是混蛋!”这我也不高兴。你们说:“你过去是混蛋,现在改造过来了。”这我可以接受。同学们,那样骂他们一句是痛快一下,但很不利于我们改造他们的工作。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团结了。你们要从团结95%以上同学出发,即使是最典型的右派,现在也还不处理。这是一个全学校的组织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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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红卫兵的范围。红卫兵总是少数。学校要有个组织,最好是革命委员会,中农出身的同学也要有他们的代表。
    你们提出,学生忙闲不均。你们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闲得“四脚朝天”。这样搞法他们怎能不闲呢?外出没有红袖章,感到灰溜溜的,他们只好在家看小人书睡大觉了。我们能实现团结大多数吗?十六条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十六条,不要把很大数目排除在外。你们是少数,但不能孤立。你们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教育争取团结他们。
    同学们!要允许别人革命。运动初期,有些问题跟不上来是允许的,免不了伤一些人。但是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运动了。你们天天骂他们,能改造他们吗?有人说:“对资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不可以骂?”骂是达不到改造他们的目的的
    十、关于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正常现象。大、中院校也不必强求一致,可以有先有后。不平衡是正常的,平衡是暂时的,总是有先有后嘛!这是主席的哲学
    我就打算讲这些了,有些问题下次再谈好不好!现在还有四批同学等着我今夜接见他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下,第三次座谈会咱们再谈好吗?(长时间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
    1.你们红卫兵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
    我们的红卫兵战士们,自五月初起,和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校领导的打击、分化瓦解的严峻考验下,由坚持革命观点的同志自然结合而成。这种经过斗争考验,同甘共苦的革命队伍,最团结,最坚强。所以,在革命斗争的风浪考验中,建立《红卫兵》组织是唯一的建队路线。而靠号召、靠报名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道路则是错误的。
    2.什么人可以参加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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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由革命左派青年学生首创的革命组织。既然是革命左派组织,也就可以称之为一种阶级组织。根据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打先锋,冲锋陷阵。事实也正是如此。因而,红卫兵组织中必须而且必然要由红五类或他们的子女占绝大多数。这就叫有成份论。首先吸收红五类及其子女中的先进分子加入红卫兵。但是,红卫兵之所以先进,是由于它有极鲜明的政治态度:要革命,要造反。因而,对于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态度鲜明、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阶级路线的,经过斗争考验表现确实好的非红五类,以至黑五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吸收之。但一定要保证红卫兵内红五类出身的人在人数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这就叫做不唯成份论,叫作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能够首先看成份,又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这样去组织发展红卫兵,才是真正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从我校红卫兵队伍来看,大约是由90%左右红五类子女和10%左右非红五类子女组成。
    3.红卫兵的性质是什么?
    红卫兵是一个革命组织,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左派的联合。从目前我校情况看来,红卫兵兼有共青团和民兵两重性质。红卫兵是一个武装组织,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红卫兵的最高领导,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由解放军直接领导红卫兵的具体工作。解放军的方向就是红卫兵的方向。红卫兵要绎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经过不断改进、学习,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4.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红卫兵的任务是什么?
    红卫兵的最高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必须在一切问题上绝对服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所作的决议、号召、命令,只要违反毛泽东思想,任何红卫兵战士都有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抵制并斗争到底。在对红卫兵人员、事务作批评、建议、监督的时候,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依据。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时候,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当前特别要学习、熟悉、运用
    十六条。句句字字,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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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根本任务是:在斗争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力量,是党的助手和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在我校它已暂时取代了共青团)
    红卫兵完全在广大群众中活动和斗争,化整为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把联系本单位的群众,在本单位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六条决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在学校里,红卫兵要团结广大革命学生,为建立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在社会和本单位执行纠察任务,保证正常的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严防坏人捣乱等等。
    5.红卫兵的编制和组织原则
    红卫兵是军事化的组织,是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即为学校中的民兵组织,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红卫兵的编制要学军,可以按班、排、连、营编制,也可以按大队、中队、小队编制。有一级文革组织,就有一级红卫兵的领导机构。各级红卫兵领导机构,要在红卫兵队伍内,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全面选举产生。民主集中制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
    在红卫兵内部要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教育,进行适当的军事训练象解放军那样,随时可以集零为整,独立执行战斗任务。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戕之能胜,以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战斗队。为随时参军参战作好准备。
    6.红卫兵和革委会的关系是什么?
    在我校,革委会成员均为红卫兵,革委会作为一个权力机关,它是领导文化革命的。革委会作出决定,红卫兵战士要执行,这就叫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革委会的领导必须是坚决革命的,否则这种关系无法成立。革委会无权干涉红卫兵内部组织建设,如吸收人员等。红卫兵要积极支持革委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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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红卫兵的组织生活是怎样的?
    红卫兵应当有严密的组织生活,否则红卫兵队伍就“招之不来,来不能战,战不能胜。”过红卫兵组织生活,第一条是大学毛泽东思想,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第二条是大搞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思想上的一致是组织统一的前提。第三条是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其他,可以组织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大抓阶级教育的宣传活动、文艺活动等等。总之,红卫兵的组织生活要搞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红卫兵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进行集中整训。总结思想,工作为下个阶段的工作、斗争作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学校对于红卫兵组织建设的几点看法,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1966.9.13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大家说要改名字,我看不一定要改名字吧!我开始参加革命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要改名,说叫无名,其实还是有名,一些人不是后来改了名嘛,姓陈吗?现在国务院参事室,请红卫兵不要去冲他。当时有人要我改名,我说不改了,国民党通缉我,我都没有改嘛!
    你们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实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迁徙),你们比宪法还超过很多呀!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我向你们说话是坦率陈词的,别的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自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自由!什么都可以贴嘛!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当然,你们打我,我是不会承认的。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像巴基斯坦、阿联等国家都信伊斯兰教,全世界有四忆人口,能消灭吗?这怎么能行呢?出版,什么都可以出版嘛!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呢?集会,要开多大就开多大嘛!当然,我们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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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要过问嘛!如北京公审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就不对。还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我把中学的同学找来说,最好把下的通知收回来,议一议,我正在说服他们,他们说还没有通知,真的把我们弄了个紧张局面。他们知道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没有下通知。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叫部队徒手去保护了。我对他们说:要是苏修向我们挑衅,绝不能让它损害红卫兵的一根毫毛。象这样的大会是影响到仝世界的,我们不得不过问
    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你们知道天安门开大会是要报导的吗?开大会仝世界都要报导的。所以,你们要搞那么多人游行,我们就要和你们商量了。
    关于结社有三条,要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例如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总之,是领导、方向、纲领。结社这三条是不可缺少的。大家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别人是不革命的。是不是革命的,要在实际行动中去看,去考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最早,五月份他们就进行了酝酿。七月份,毛主席就抓住了这棵幼苗。中学的同学感到这点非常自豪。有人提出组织有些不纯,开始很纯,而后来不太纯,将来就会看出来了,处理可以放到以后再说。搞革命组织就是结社自由嘛!游行,反美游行就可以。这是天经地义的,象反修路那样的游行,我们就要保护。凡是游行,我们就要过问,就要商量。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怎么能不过问呢?北京去上海的同学说,资本家游行,一万人不行,一百人,我们怎么能同意而不过问呢?我们的国家很巩固,象李文波那样的资本家行凶,楼下只有个女学生,楼上有三个女学生,结果砍伤了四个。这样的事要开大会,全世界是有影响的。象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的,要是有几个人或四个男同学那他就不敢了。当然,还有事情发生之后,公安局派出所不知道。八月二十五日出了事,就不能不过问。二十六日,我就叫成立联络总站,我规定了三项任务,大家知道嘛!我们对各个革命组织,在物质上是一视同仁,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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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你抄,世界上一报导,说我们的政策变了,要消灭人身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是巩固的。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身是不能采取消灭政策的。毛主席的三大法宝,并没有取消统一战线政策嘛!
    在学校搞四大,搞到社会上,我们是支持的,六大自由也给了你们。现在没有罢课,罢工和请愿的。要搞,我们也是允许的。当然,我们不要罢课,而是放假搞革命,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搞,此外哪一个国家能这样做?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能不能集中呢?(有人说:我们学校还没有享受到这些自由!)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晚上才来为你们服务!毛主席就是有意放的,提倡大民主只有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集中。集中什么?就是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剥削阶级的政。林彪同志说过,取得政权以后就要保扩,由谁来保护,主要的工具就是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一一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当中,关于文斗和武斗的问题,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林彪同志说:“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还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讲这些话也就行了嘛!但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不是还有
    专政要靠解放军、民兵,他们很忙。红卫兵先搞政治斗争,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决定了的。所以保卫专政的工具只有靠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民兵。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织了红卫兵,被军委下令取消了,这是对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人家是军队嘛!机关、法院、监狱,这些专政工具是不能下放的。如果有些人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斗争
    第二点是逮捕,还是让公安部门去办。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关于这一点权力是不能下放的。(有人问:蒋南翔可不可以斗?)蒋南翔可以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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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是专政的宣传机关,如新华社、广播电台、报纸都是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当然报纸上有时有个别错误,可以改嘛!有的不好,可以改组,如《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是代表党中央的,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如林彪同志和我的讲话,有些不能公开。世界人民是看中国的。《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彭真是个两面派,他讲了很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不然中央怎么会信任他呢?所以报上公布一个东西,中央是很慎重的。八届十一中仝会公报中也没登嘛!这里不仅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国际阶级斗争,所以党中央公布一个东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第四点是关于电视台,也要保护,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对同学的行动不能压制,但也要有集中,不要宁“左”勿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武装、法庭和宣传机构需要集中。(有人问:自己可以印报吗?)自己印报可以嘛!(有人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照象?)你们照象要费多少胶卷?照片可以由新华社供给嘛!一视同仁。一定要使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这是毛主席说的,要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人说:还是革命的。)有一个同学说: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这是对的。上次哈尔滨的同学说是反革命,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要我来答复。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历史,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当时他是总书记,是革命的。以后他叛变了,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对一些人的问题不是作唯心的解释。要看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不要说陈独秀没有一点作用,毛主席说在党史上不能不写陈独秀,因为他是党的领导人,他是个存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不能不写社会民主党嘛!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因为,我们对他的问题还没有作岀结论。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是大学生,我和你们讲话就讲得深些。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还参加了嘛!当然,并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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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就不去揭他,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我在党内四十五年,我受过毛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给我工作做。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
    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同学们不要贴大字报,我不是怕,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说我不革命,我现在还做总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
    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但是领导,就在犯路线错误时,蒋介石还通缉我呢!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的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们,周伯伯犯了错误吗?(有人回答:没有。)你们不会说周伯伯是不革命的吧!我说应该向你们讲一讲党史,让你们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后期。犯了错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林彪同志说:“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更多的人,要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一再说:“要允许大家革命嘛!口头革命家是不行的。要看行动。”哈尔滨的同学你们是好心,你们都是革命的,不是只想革命,而是有行动。上面这一段是党史问题。我告诉你们就是谈谈心,我不赞成不讲党史。
    关于出身成份问题,一看出身成份,二不唯成份论,三要看表现。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出身问题,要研究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日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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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
    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吗?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作纪念。可是我婶母是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哪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嘛!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当然,那时没有红卫兵,如果找红卫兵就好解决了。你们把封建的东西打掉了好多。政府就不好办。我为取消一个牌坊还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他反得可坚决,就是不同意。你们就来得彻底。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狮子,不也是被红卫兵搬走了吗?关于政策,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你们是少数,将来你们会是多数。要你来我往,不要长期对立,革命总是汇入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的。工作组的影响后果总要一个阶段才能消除。但是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哈尔滨的同学斗省委就有三派,一派要斗这个,一派要斗那几个委员,我在接见他们三派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也要共同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的木材不就减了产吗!那儿是出木材的。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同意不争论了,都下乡帮助搞秋收了,很好!关的人也交省委了。所以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第二遇到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不符合政策的怎么不能说呢?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我们没有讲清主席的政策。十六条,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还有《人民囗报》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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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八·八”还没有讲,有的同学说我讲了,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等”字就是讲了。要找错误缺点还是可以讲的,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例如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一点中学的同学感到自豪,我劝他,“八·一八”以后参加的也很好。到廿号就冲向社会,一些通令、布告、呼吁书、倡议书等都出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是赞同的。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我们在许多地方也是跟不上的。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我们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工作不能没分工。大、中学校,大中城市搞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生要互相信仼,互相支持。工人不能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他们和学校不同,这一点不能不尊重他们。农村只能和四清结合。农村三秋到了,只能抓三秋,不抓秋收怎么行呢?当然,他们文化革命和四清结合时间就要长些。你们学生将来可以有组织地去农村破四旧,但要宣传。当然,工厂也不要去干涉学校
    北京到外地,外地到北京的串联,北京可以到外地,外地也可以到北京来,外地到外地就不要搞了。这一点中学生的意见大,我也不能回答。主要是运输问题,不是接待问题。现在运输大大超过了,每天有四十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这些不要出大字报。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因此,外地去外地的串联就不能不停止了。当然,还有少数同学还把自由扩大些,这也是有的
    你们乡下到农村搞秋收,很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搞好和工农兵的团结关键时刻要执行政策。你们要好好学习十六条,可以发给你们人手一册。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另外,他们也不能说你们是反革命。我告诉他们要把左、中、右的名单和调查的材料全部烧掉,一律作废。不要在这方面多纠缠,要快刀斩乱麻,要把学生和工作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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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不然怎么搞斗批改?革委会统一不起来,以后再统一。你们再选举也不行吗?巴黎公社选举也不行吗?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整整二十天了,我因为忙,没有很早的来跟你们会见,很晚才来见你们,这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但是,总是来见你们了,今天能来见你们,这是我高兴的事。
    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口号声、鼓掌)同时向你们首都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喊口号,鼓掌)
    我曾经参加过其它两个红卫兵的司令部所属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召开的大会,和他们讲过话,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先农坛体育场,今天第三次与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见面,今天我讲话难免与上两次有些重复。重复的地方我讲的简单些就算了
    我想以这样的题目,首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出现的多数和少数的形势。少数,在学校里是少数,但也有的是多数,总起来说你们现在处于少数地位。正是这样,更有必要讲一讲。你们虽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方向,这一点值得称赞的。
    你们青少年是思潮起伏的时候,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认识了一个真理坚持一定的时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你们是少薮,但是敢于坚持这个少数的地位,这是特别好的品质
    首都各大专院校的当权派一般都被批判了。不管是属于哪一类,一般都被批判了。特别是首都各大专院校普遍都派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般都处于原来当权派的位置,所以多数也被批判。这样造成了你们与他们的对立形势,就对他们不满,对他们是否包办代替,压制学生表示怀疑,而你们正是那时涌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有优先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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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到的学校不多,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七月二十九日我已经说过了,我在清华的两次讲话也讲过了,为什么工作组造成这个错误的事情,少数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自己的意见不能申张,相反的另一方面,得到工作组的支持那一方面,给了打击甚至釆取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斗啊,围攻啊,甚至于打人啊,监视啊,这些行为,为什么造成这样,当然这是工作组领导的错误,刚才说了是属于路线性的、方向性的方针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为什么这么普遍,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为什么这样?来源就不是仅仅的一个学校,或那个学校工作组的错误了,那就是派工作组要负这个责任。在北京来说,各单位的工作组,都是市委派的了,而市委所以派出这样大的工作组,是由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批准了,同意了,甚至主张。有时还坚持的,所以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提到主要的责任归之于谁,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解决了,党的十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一中全会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长时间热烈鼓掌)。所以,党的十一中全会产生了从党内的在五月通过的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通知,发展到一个公开的在八月八日宣布的十六条的规定。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长时间热烈鼓掌)。同时,又在十中全会最后闭幕那天通过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八月十二号、十三号广播,
    十四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四年,从党的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四年功夫里,毛主席是从继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北平还没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在西柏坡所通过的文件,指出全国胜利以后的阶级矛盾,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了。由于那个时候的预见,直发展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理论,使我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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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咱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斗争为纲,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来进行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四年从十中全会的公报以来,毛主席在公报上讲得很清楚,亲自制定的许多方面的政策,确定了我们许多斗争的方针,一直连贯到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培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直到这一次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四年的丰富的斗争史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在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敢于这么做的(长时间鼓掌)。
    所以,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长时间热烈鼓掌)。所以我们总结了这四年毛主席的领导伟大和成功,增强了我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五十多天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我在许多的场合都讲过,我在清华第二次群众大会上我已经讲过。那么,既然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了这一段时期五十多天的方针和路线的错误。为什么现在还有学校的工作组还没有把问题解决,例如,你们这个总部所属的二十多个学校,据我所知道的,至少还有一半还存在着这些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是说,这里头有的是工作组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了这个情况,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向给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所压制的、所打击的、所排斥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宣布被错打了的那些什么反革命啦,什么非法的啦,什么右倾的啦那些帽子,应该统统的取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据我知道也有一些部门,就是对工作组所派出的部门,没有依照党中央十一中仝会的精神,负责解决这个对于少数派的这种错误政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向的问题,比如,举例来说,地质部就是一个例子(长时间热烈鼓掌)。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直到现在北京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个问题,而你们却大概比较集中的代表了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压抑的情绪,所以,你们造反有理嘛(长时间热烈鼓掌),因此,我现在不可能一个一个来回答你们每个学校所遇到的问题(鼓掌),但是我可以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就是凡是你们一直到现在,在过去工作组的时候,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些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动乃至于一些恐怖等等,我来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长时间热烈鼓掌)。就是说,凡是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称呼,统统应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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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既然已经取消了,就是错斗了的,错打了的,错写了的,把你们譬如说搞成分几类,那些错误的档案,凡是对你们压抑了的,冤屈了的,这类东西,凡是由你们提出,如果工作组或者在学校,或者在部里头,这样的材料你们告诉我们,我们负责把它集中起来(口号鼓掌),凡是那些错误的文件,错误的档案、错误的分类,经过我们的检査以后,属于工作组搞的,或者学校里搞的这些东西经过我们检查以后,负责告诉你们,那些东西一律无效,然后再把它烧掉(热烈鼓掌)。至于你们当时被错打了的,被压抑的被迫的写出来的那些检讨,哪个时候的笔记被搜査了去的,经过我们调查了以后,亲自清查出来,统统还给你们(热烈鼓掌)。当然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你们首先自己先提出意见,然后经过你们总部的核心小组,工作人员,再加上各校的红卫兵的代表,来开扩大会议,来分类,把那些问题提出来,列成单子,通过你们、我们派到你们这里来的联络同志,让郑维山交给你们,经过了这样的手续以后,我们再去一个一个学校调査,我们保证,这件事情说了就算数,就要做(鼓掌)。当然啦,这个是第一步,一定还相应还有许多问题,昨天晚上我跟你们的代表谈了差不多半夜,谈了四个多钟头(热烈鼓掌)。我今天也不可能一件一件都举出来,这个等到你们总部开了扩大会议,列出分类的表来给我以后,我们来处理。一句话,就是我们看,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看,你们这些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长时间鼓掌)。说你们不是革命组织或者甚至于诬蔑你们说是反革命组织,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的(鼓掌)。那么肯定了你们这些组织直到你们联合起来的总部,是革命的组织(鼓掌)。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问:既然你们是革命组织,那么那一些反对你们的组织,那么就是不是另一种性质的组织呢?那我不能这样说。你们也不可以这样说的(齐答不是),对,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意见,不能这样说(鼓掌)。现在你们在学校中,只有多数少数的差别,没有其它的差别(鼓掌)。那么我们拿什么事情来做标准呢?如果没有标准,就随便对你们也说是革命的,对他们也说革命的,那么你们要问:你这个是不是合稀泥呀(大笑)!我不承认,我没有合稀泥。我是站在毛主席的思想、党中央的方针上、立场上讲话的(鼓掌)
    另外,我们要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甚至在发动以前,我们许多大学已经大字报贴出以后,尤其特别是毛主席自己批发了的元梓七位同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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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报贴出来以后,首先是北京的各大院校、中学以至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的革命运动起来了,然后,根据党中央的提议,放你们的假,闹革命(鼓掌)。这样的尤其是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决定宣布以来,那就更加风起云涌的发展,就在这个情况下,我说我们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组织,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有三个第一所有的革命组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点,你们都是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鼓掌)你们照林彪同志说的,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鼓掌)。第三,党的十一中全会,八月
    八日十六条决定发表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是承认的。这个战斗的纲领,也就是你们红卫兵的战斗纲领(鼓掌)。所以这三个大前提,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过。没有那个提出说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既然大前提都相同了,所以不能在中间选一个说:你是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大家有共同的领导、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纲领,问题是在于行动,在于实际的战斗,那末,这要在长期的斗争中来考验、来证明(鼓掌)。所以我说在现在,全国的大专院校中学校里你们青少年的革命组织,不论是那一种,现在都承认这三大前提。因此得出结论,这些青少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的不分多数与少数。那末几种原因不但是不仅仅是由于上面我所说的过去工作组的错误路线,错误的方向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还是由于青年们的思潮是在一种起伏当中,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就是说:青年人看问题他可以这样看看,那样看看,那末志同道合的,意见一致的就结合在一起,这是种很自然的现象,很合理的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你们的青少年精神,我们不是称赞的吗?正是因为你们有这种朝气勃勃,首创的精神,所以文化革命运动当中,你们创造的很多革命的组织,首先就是红卫兵这个组织。
    大家还会想到大字报出在北京,毛主席举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份大字报,那么红卫兵呢,也是出在北京,清华中学三篇革命造反万岁的文章毛主席是称赞的我在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讲话和清华中学红卫兵的讲话都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个红卫兵的诞生,从你们学生革命运动的地平线上涌现出来了。毛主席首先就抓到了革命的萌芽(鼓掌)。现在形成了全国的学校,大中学校普遍性的组织。我们这个十六条的规定上,在当时,注意的是各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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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大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但这种组织形式,我们甚至于设想,要统一到全市,乃至于更进一步的联合。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前途是会出现的。可是在现阶段,现在这个放假闹革命的时期出现的比这个超过了,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因为红卫兵的组织更适合你们初期闹革命的状态。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学校,可以这一部分组织,那一部分组织,志同道合的组织在一起。这样子便于你们战斗,便于你们学习,便于你们活动,你们自己证明嘛!所以十六条上写的革命的组织那里有个“等”字,你们红卫兵就在那个“等”字里(鼓掌大笑)。你们不要笑,我这是老实话。我说呀,许多革命运动,我们还是落后于群众。因为红卫兵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嘛,你们创造出来的,是全中国大中学校的同学们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称赞起来。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称赞了你们,提到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写了红卫兵称赞你们。这都是在红旗成立之后罗!还不是你们先首创,然后我们。
    (很强烈要求坐下)我坐下就说不了这么清楚了!(鼓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学校不仅有多数少数,甚至于也不仅有一个两个
    三个。我就听到说,有些学校有几十个组织,这没有什么奇怪,我看这个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运动的初期,象雨后春笋一样,象百花怒放一样出来,让它发展一个时期(鼓掌),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我看这样子,我们这些青年人,你们这种思潮的起伏,革命个性的发展,有阶级性的,这种是有好处。独立思考,首创精神,就要在这种发展里来成长出来,来保养出来,你用个模子把大家一套,规规矩矩的,就是说那么温良恭俭让,那并不好,那不适合青年朝气勃勃的革命精神(热烈鼓掌),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党中央的方针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歧视,我们要一视同仁,同等看待。(鼓掌)但是这个道理我是讲了已经很长的时期,就是(鼓掌)这个月还是比这个月还久点,我是这么看的,如果说我从接触了清华问题以来到现在将近两个月了,我直是这么看的,这是根据,刚才说了,毛主席的教导,党中央的方针,来办事的,但是我们的许多干部,许多学校的工作人员,他常常不是按照这样一个前进的革命的眼光来看问题,常常用一种旧框框,老办法的态度对待这种新生事物新鲜的事物,那么怎么办呢?昨咋天跟同学们商量,你们这部分同学的代表赞成我这样一个倡议,就是你们现在所受的不平等的待遇,或者受的压抑,除去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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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宣判你们被冤屈的、被歧视的那一种称呼等等,刚才我已宣布了一律取消以外,还应该对于物质上的待遇也要得到的自由和便利(热烈鼓掌,呼口号)。办法就是要使学校的行政摆脱过去的学校的旧的行政当局的控制,如果那个学校的行政受了部的影响,那也摆脱那个影响,同时也摆脱,也不需要那个学校的现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或临时委员会的管理。因为现在学校里的据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革命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等,总是还没有能够包括全体的革命师生的代表,总是偏在一方面,或者比较偏在一方。(热烈鼓掌)当然罗,这个里头必须声明了,也还有一些学校是比较好的罗,受欢迎的罗。但是,这个不多。既然如此,所以,可以把学校行政机构超脱出来,另外派人,北京市派人来管理,而与过去校的当局、工作组,跟上面的部的关系,没有关系。超脱一点点去掌握这个行政机构
    再一个刚才所说的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这样一个原则下来处理这个事情,(鼓掌)这样子就可以使学校的革命学生组织,不管是多数的少数的,或者多种的,受到同等的待遇。那末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说的吃饭的事情,首先是住房子的事情,吃饭的事情,办公的地方,交通通讯的便利,广播的便利,广播是学校的广播罗,还有交通的便利还有其他等等(热烈鼓掌)就说呢,这一切的待遇同是革命的组织统统得到公平的待遇,合理的待遇。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的,因为
    五十多个学校,问题很复杂,但是你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你纠缠在这个里头,永远没有完。放假都快放完了,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怎么行呐?是吧!你譬如说你们出去,过去来北京的毛主席一接见,可以各个学校之间革命串联,出去也好,来北京也好,规定了一定数目就是同等待遇。坐火车都不要钱,这不就是解决了?你如果要一个一个领票,那事情可费事了,所以我想这个五十多个学校可以解决。当然派出人解决并不是所有的人大家都欢迎,也许还有一个处理不当,那么逐步的来改进。总之要超脱。这样子你们就会专心致志的闹革命(热烈鼓掌),这样把行政上的事情,有的学校,另外派一部分人来管。我昨天说了一个比较说是很难解决的地质学院。我说,仍是吵得不可开交,我来这样一个提议好不好,我说反正地质学院两派,多数少数,数目差不甚多,当然成员不一定相同了,这边学生多一点,那边是其他员工多一点,那么仍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不如把学院一分为二(热烈鼓掌),但是一分为二还不能解决,那就太简单化了。容易吗?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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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我们的郑维山,你们的辅导员,他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又是管北京的事情,我说他带着非武裝的武装人员去建立一个中间的革命地带(热烈鼓掌)。另外,同学们争吵,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动用解放军,但是,争吵得不得下地,我们来一个徒手的,不带武装的解放军同志调停调停还是可以的嘛(鼓掌)!当然罗他们只能这样处理罗,不能参入罗,参入就不对罗。我说一个非武装的武装调停,当然罗,我想这个话大家想通了,多数少数恐怕就容易达成协议了。不一定要郑维山同志真是带一个非武装人员去调停(笑声),是吧。我看这个事情,我就提议郑维山同志给你们去调停就够了(鼓掌)。所以,事情有时候看起来很难,剑拔弩张,觉得很紧张,你只要抓出一个主要的环节,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还是能够解决得了的。
    都是同学嘛,都是革命的师生嘛,革命同学,革命教职员工,为什么不可谈通呢?因为我三天前我就处理了一件事情嘛,哈尔滨工程学院有三派红卫兵,原来斗得不可开交,我们把他请到北京来几十位代表,三个方面各推五个人,一共
    十五位坐在前排,我们给他开圆桌会议,后排几十位,那末把事情讲清楚了,还不是大家愿意团结到一起。在这个时候抓革命搞生产,你们黑龙江霜冻时节很快就到来,争取在丰产之下的丰收,同时把那个地方的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尖端工业很快地增加上去,使我们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大大超产,这样一做以后,就可以把彼此间的争论暂时放在一边,先把这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世界革命的事情先做起来,一下说通了,大家回去就联合行动,这并不是难事。因为我们解决的是那个地方的具体问题。当然在北京有北京的具体问题,这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解决了,不能照抄了。但是大原则总是相同的,所以,多数与少数学校里的各种组织,在一个时候尽管是意见很对立,但是,如果经过协商谈判、总会找到一些共同行动来团结,比如我们面临着国庆,我们现在要组织起来,今天已经二十六了,只剩下四天了。这四天,我们把革命串联暂时停一下子好好为大家全心全意准备一个过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个伟大的国庆(鼓掌),表示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战斗纲领的基础上,我们表现我们全中国革命的人民的团结,给全中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民看,也向帝、修、反来示威,这有什么不好呀(鼓掌),这就可以找共同行动么,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共同努力来招待外地来革命串联参观访问,交流经验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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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半个月来就做得很好吗,外地的同学也感到比从前搞得好了吗,最近共同的行动很多,但是这种共同的行动也不妨碍我们各个派,多数的少数的,各种的自己的独立发展,因为只要你们觉得你的道理对,那就有同学相信你们他就会来了嘛,不是现在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嘛(鼓掌)!可是不管少数派还是多数派,我们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只要是这种主张他说得有道理尽管我们不完全同意,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听取他的意见,然后我们的道理自己认为比他对,就才来争论吗,这是我们四大,大辩大论,大鸣大放么,不仅是对于斗当权派需要,我们彼此互相争论也需要这样精神吗,所以要互相斗,对当权派特别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我们当然无所谓尊重了,你对于同学的革命组织要互相尊重么,并且对方如果有长处我们还要学习,还要互相学习,对方是对的,我们学习对方,有些做的我们共同的,互相支持,有了这样子,然后我才会做到互相批评。而批评要首先做自我批评,才可引起对方,他也自我批评,然后再相互批评,所以,这一种工作方法呀,这是毛主席经常所提倡的,只要他是革命的组织,我们就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批评,而批评首先要自我批评,引起对方共鸣,在这里的就会有同学们说了,那么对方有坏的人呢?那么任何革命组织也不可能担保百分之百的好,尽管你是正确,那总有不正确的地方吗?你革命但是你会犯错误么,这是一种情况了,还有你的成员也不可能人人都是经过长期考验以后,不会不出一、两个不好的分子,伟大的党,我们从历史上看,还不是出了一些坏人哪,但是尽管那些坏人,反党分子,但是并没有损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热烈鼓掌)。
    所以你们各个革命的组织,不管多数少数派,非到经过长期斗争的实践当中会发现个别的坏的分子,这个留在最后去处理吗?对方也是一样嘛,不要一斗争起来,一批评起来,开始航就抓住对方的一个小辫子不放。因为这种事情呀,长期斗争才能经过考验才能证明,究竞是坏人还是好人犯错误,所以,就应该允许个时期,何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不到一年么,才几个月么,不可能这样说定么,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保险,因为有了这个精神才会革命就不骄傲,做错了事情也不气馁,有过必改,胜不骄傲败不馁么,这样的精神才是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在党的七大、八大都讲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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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红卫兵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我是在那两个会议上也讲过,我说我们的红卫兵是三个任务,是战斗队,是学习队,是宣传队(鼓掌)。如果按次序说呢?首先应该把学习队应该摆在前面,因为首先是学习,你还是学生时代,毛主席讲到的,学生你还是以学为主嘛,不过我现在讲的是红卫兵,红卫兵在现在,在战斗当中,所以把它倒过来,把战斗队摆在前边(鼓掌)现在谈一谈战斗队问题。
    林彪同志在八月三十一号讲了,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强的后备力量(鼓掌)就是说,我们解放军把你们看成,把你们大中学校青少年红卫兵看成是他们将来取之不绝的源泉,补充的源泉(鼓掌)。但是又得说清楚,红卫兵它不是人民解放军的正式的后备兵,正式的后备兵,是广大的人民所组成的民兵那是拿着武器的,不脱离生产的,一旦有事,他就要防卫国土,打击敌人,追随解放军之后,甚至当解放军的前线的掩护,那是一支正式的后备军,即我们大中学校青少年的红卫兵,是一个非正式的可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民解放军的补充源泉(鼓掌)。正是由于这样,所以,红卫兵成为战斗队,首先它的组织里,是要以红五类的出身的子弟核心,为主体,这一点是对的,打下个基础,但是,不能说仅仅限于红五类出身的子弟,它总要吸收一些它周围的红外围嘛,比如说,有许多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弟,职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斗争中又很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把它首先组织到外围,然后吸收它成为红卫兵呢?这是许可的
    至于各个红卫兵自己章程怎么定,那是你们的事,但是在原则上是许可的,还有也许系个别的,虽然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但是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长期的斗争非常坚强,经过长期的考验,为什么不可以个别的吸收他作为后备兵,预备兵,暂时来考査他呢?并且作为他外围的一种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现在学校里存着这样一种问题,由于过去,我们从旧社会诞生的新中国,毛主席把六、七亿人口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二十二年的武装战斗当中领导到全国胜利,根据毛主席的话,依靠着三个法宝:有一个坚强的毛主席亲自领导毛泽东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人民解放军;第三有毛主席亲自所制定的和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使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由于这样的革命的法宝的成功,所以,我们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就能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样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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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把农村中土地改革彻底完成了,使地富分子参加了劳动,进行改造,而且争取团结和改造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这个共产党为领导,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里来,这样便于我们实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改造当中,不断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批判右派,批判直到今天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到破四旧立四新,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天才地艺术地掌握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发展的规律,把这个七亿人口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中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热烈鼓掌)。由于我们这样子把新屮国在旧的社会的胎盘上我们诞生着新的中国,所以除旧布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并且把它你融化在我们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艰巨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我们设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地富反坏右的这样的家庭人数,又有多少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人数,这不是几百万的问题,而是几千万的题。如果把独立生产都加在一起,就更大了,独立劳动者还是应该还是属于劳动人民,他今天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组织。但是他还是劳动者,这个应该说在劳动人民的范畴,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一个大数量,你要用劳动来改造他,他的子弟当然也要学习呀,当然应该地使他们更多地劳动改造,有些地方作得好,有些地方作得不好,这就看那个地方的领导,那个地方学校的当局是不是根据阶级路线办事或者不是根据阶级路线办事,或者有错误,但是,这是那些当局,那些领导负责,那不能怪那些参加学校的成分,你吸收他进来嘛,例如现在半工半读的学校有很多家庭出身差的,你还是要在半工半读中来改造他嘛,你就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活动,当然,如何组织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开过二次座谈会,这个问题还得继续给他们解决。总之,红卫兵这样性质的组织应该是以红五类的家庭出身为核心,为主体,但是允许吸收少数的劳动家庭出身的分子进来。同时又允许多团结一些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为他外围活动的组织,否你就容易造成对立嘛,你今天不管哪个学校总有非五类家庭出身的,你要实现毛主席号召的依靠坚定的左派,发展左派,争取和团结中派,这样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目的,只是把那百分之几的不好的放在外边,来孤立他,分化他,以后来改造他。因此你总要团结绝大多数,现在的情形就这个任务还未完成,当然我们也并不急啊!但是我们的方向要顺着这个方向,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去作,这个问题是今天学校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你们是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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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织,我就觉得有些问题,昨天晚上给我提想这个问题,这是好的,应该用点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创造性的试验试验,搞些外围的组织,使它在学校或社会上有个服务的机会、学习的机会,不然就会变成过去的情况,参加红卫兵的很忙、很紧,另外不少的人站在那里没事作,忙的忙,闲的闲这就不好,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第二个问题也是属于战斗队的问题,就是我们斗争、战斗要区别两类矛盾是敌我矛盾或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两类矛盾常常是容易混淆的大都是两类矛盾的结合部。如果屡犯不改,可以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也有另一种,虽然接近敌我矛盾,他又坚决的改正了,也可以又回到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来,在这个问题对你们比较直接的就是要研究炮打司令部的问题,这个炮打司令部的话,本来是一种比方罗,生动的语言,常常不一定内容是很确切的,一定要经过斗争,以后,通过实践,才能把这个生动的语言丰富起来,确切起来,壁如我给许多中学的同学谈,他说一个我们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按照十六条所说的很清楚,重点是在大中城市,这个十三条,就是这样说的嘛“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说我现在进行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我们在这个重点中,斗争中的主要对象,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有同学问,这个当杈派譬如说从本学校说还比较容易知道这个当权派是好是坏,总有个亲身经验可评的,而对于走到社会上来,曾领导这个学校的市委或某些机关他不很清楚,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的斗批改,他不清楚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夜里有同学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当权派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轰他几下子看一看,我的回答就是这样,确实从学校进入到社会不是那么简单,从本学校走到另外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些党政机关总是不同于木学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用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最初步的调査研究,毛主席说了,作任何事情没有调査研究没有发言权嘛!毛主席又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你对那个领导机关完全不清楚,别个学校或别个机关你去乱轰几炮,这个不能解决问题,革命串联是把那个学校的同学的革命精神鼓舞起来,革命劲头发扬起来,然后他跟我们站在一起,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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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批判错误的东西。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髙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眀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要从两方面去看,同学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调查研究从斗争、批判中逐步深入,被批判被斗争的领导方面应该有勇气走向群众,敢于在群众面前,在斗争风浪中接受批评,洗澡,错的承认就是错的,不是错的,也不要承认是错的,得有这样的勇气,在我们革命的队伍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双方就会把问题解决得好了嘛。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这一点我也要讲一点,大家都没有经验,你们想一想红卫兵的组织,清华中学最早的也就是六、
    七月,被称赞是在八月初,十一中全会十二日才闭幕,十八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就接见了大家,那个时候红卫兵就出现了,一出现我们一支持,毛主席接见以后就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嘛,一发展就不在学校里了,就冲向社会,冲向全国,社会没有精神准备,各地也没有精神准备,我们这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也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刚开会回去,十二号闭幕,我们自己还开会到了十六、十七号回到本地。不到几天,二十号以后许多同学,特别是中学的同学他就一下冲向全国你们想一想,在北京城里在全国都震动起来了,我们说这个震动是好事,因为过去都是保守的,都震动起来好嘛!就是没有经验,彼此都没有经验,所以现在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也有些经验,所以在这个里头要掌握分析两类矛盾。并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斗争,也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斗争起来就定不会发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可能发现,反过来以为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斗争的结果也不完仝吗,也不要紧,这种反复是长期会存在的。只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革命干劲跟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那就会搞得好,这是战斗队的第二个问题,有些问题以前讲过就简单说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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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还是战斗队里第三点文斗武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讲清楚了,因为十六条里有,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号的讲话里有,人民日报九月五号社论里又有,讲清楚了,在北京这个情况就有进步了,但是在全国来说那还是存在着,因为我们向外发展嘛,别处就比较慢一点,比如最近还有这样的情形,在上海或其他地方,有北京去的同学还坚持要文斗必须先武斗(笑声)这样一个道理,就让人说,假如出身不好的人你得先骂他混蛋再改造他,我碰到这样的中学同学可是多次谈了这样的话,我说你骂了他,他是反感了,你怎么能改造他呢!就对立起来了吗!他说,你不骂他,他不低头,他跟你这样讲,我说你骂他不低头,因此我说你必然就打他,打他就更反感了,那结果还不对立起来,这点他就难于回答所以说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辩论,但是还不够,他需要在实践中遇到一些反对,慢慢会想这个问题,也会有一小部分一个时候,讲不通的,会出现一些乱子,我们得好好教育他,也別怪他,说你们这样作的是走不通的,这条路还是学习十
    六条,学学主席语录,我们要以理服人,对敌人当然以力服人,一部分人问吗?那么反动的资产阶级还不是敌人?我说这个以力服人啊,主席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看你是哪一种敌人,拿着武器的敌人,我们拿武器消灭他,现在在我们的国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敌对分子,我们政权可以管制他,我们政权有武装,他如果乱说乱动,我们武装可以镇压他,如果他犯法,公安法院会逮捕他审判他,监狱里管起他来,劳动改造他,这是专政的工具可以使用的。所以因此我们要无阶级搞臭,杀他的威风,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靠他,所以这个力,我们已经有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威力无比强大,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有法庭的威力,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们才提倡文斗,不要打人
    第四点,学校跟社会,红卫兵不单在学校里,也不单到学校与学校之间串联了,也到社会上来斗、批、改,这是肯定的,但是社会的斗批改主要是搞破旧立新,至于对农村、工厂初期我们贴大字报是需要的,鼓舞他们,现在大的发展起来以后,农村的公社里的,工厂里的,还是由农民、工人,相信他们自己能够搞白己的革命,我们不要干预他们的生产,文化大革命他们自己会搞的,所以一切的企业、事业单位,他们自己会搞好,并且最近党中央又决定,在农村,在企业事业单位,在党政机关,在群众团体我们不组织红卫兵,只是学校组织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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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鼓掌)那么,在工厂里的、在机关里已经组织了红卫兵的怎么办,么这种红卫兵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做文化革命的工作,但是不发展,也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跟民兵组织混在一起,因为民兵要有武器的,为什么?因为公社里、工厂里、商业、机关、服务性的行业,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那个地方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它已经是生产工作人员了,他的年龄绝不是可以拿三十岁可以规定的,你要拿三十岁规定,那么,少数人参加红卫兵,其他多数不能参加,就容易造成对立,因此,他就要组织老赤卫队了,这不老年跟当少年对立起来了啊!也不好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经过多处试点,看起来也不适于组织红卫兵,还是应该作好民兵组织的工作,因为民兵也是注重成分,注重积极革命的分子,这点现在开始在这里宣布,特别是有些机关象外交机构、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或者是医院这样的组织有了红卫兵的,要说服红卫兵,要经过这种红卫兵本身的酝酿,他们自己来取消,否则是妨碍业务。因为他天天要劳动,要工作,几派的红卫兵,又跟外面有联系,常常把外边的想法引到他那个机关里了,特別是招待外宾,这次国庆就证明,我们接待亚非拉的朋友愿意跟中国交往的朋友,接待了一部分资产阶级作工商业的,来参观的这种人,他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是一样,即使是亚非拉的朋友也很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或者是中间派,而与他的习惯,他们穿的皮鞋本来都是穿的尖头子,他那里没有平头子,那怎么办呢?他穿的裤子也许窄一点,你都把他剪掉,那怎么行啊,他烫的头发比我们高,你又怎么办呢?他吃东西,他要吃,有些人要吃一点面包的,我们接待朋友吗,也照顾了他,一定要人家与我们习惯一样,这就强加于人,那就不可交革命的朋友,反帝的朋友,这些在旅馆里是很大的一种教育,所以这个问题要跟你们讲一讲,因为,大学的红卫兵比较懂得,中学的红卫兵需要对他们进行些解释,与其我们来讲,不如你们去跟家里的、或者的同学当中的弟弟妹妹来讲,好讲一些,容易讲通一些,这是学校跟社会,所以在社会的斗批改,主要是破旧立新,破四旧,立四新,这是个伟大的成绩,我们应该肯定,当然有许多事情的倡议还要逐步来考虑啊,不可能都是马上就执行的,但是总是好的倡议多,有些能够立即执行的,我们应该加快的作。
    还有本地和外地,这个第五点,在本地就要向外地串联,外地到北京来,直到国庆前后,我们都是这样的对流了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全国的运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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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就受到限制,就说运送同学,就要把我们运送物质的力量要减少一些,这是个暂时的现象,是可以的,长期是不利的,所以,现在主要是北京到外地,外地到北京,主要这样的对流,在国庆以后也许情况稍微有些改变,这还得计算,因为这个数量相当大,现在中心一个问题,就是到北京来的许多外地同学我们在国庆要把他们组织好,在各学校的,由各学校的红卫兵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大家手拉着手一直奔向天安门(鼓掌),要进行一个广大的游行,在外地的有些同学他们愿意回来,欢迎他们回来参加天安门的游行(鼓掌),至于外地之间,就是说,大中城市相互之间暂时不串联,因为这个火车运输忙不过来,输通不了,京每天对开的火车,在十五号以后有几天差不多出去要开出四十多列车,十多万人一天出去,因此在各地之间暂时不能够交流,主要是各地跟北京,北京跟各地,这是讲战斗队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学习队,这个不需要多讲了,我在前二次讲得比较多,中心个问题,我们红卫兵就是要用林彪同志的话,吃两头,上边请教毛主席、请教党中央,好好的读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著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根据党中央政策办事(鼓掌),这一方面,大学的同学,北京的同学要帮助外地的同学,帮助中学的同学来好好学习,这个事情我们红卫兵应该起模范作用,另一头就是到群众中去,通过实践来学习、向工农兵请教,当然有同学问,现在不跟工农兵串联,那你怎么请教啊?不串联并不是不接触,不串联跟不接触是两回事,串联就是我们闹革命也要闹到他们工厂车间里去、公社生产队去,我们把大字报到车间去,贴到他们的工作机关里去,这个不串联。但是我们派代表有组织的去参观工厂,参观农村,特别是农村现在帮助三秋的,收割,耕种,安排生活,收购,完全是可以参加的,在工厂里我们去参观见习,如果我们半工半读的学校,工业方面的学校可以去参观呀!如果有见习的机会还可以见习呀,对于机关我们也去访嘛!提些问题,他们那里有革命委员会给我们接待,这种接触并不排斥,而且还要提倡,所以吃两头,我们到工农兵中去接触,很有必要,这样就可以从工人农民接触当中学习,我们就从你们这里学了很多嘛!这两个月我从你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跟你们接触,不可能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作的事情,所以吃两头就是上请教主席、党中央,下请教群众,这都是我们要学会一点本事,学会点知识,首先就要做学生,你们本来就是学生,当然比我们更会作学生,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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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中,有机会就来劳动,比如这次搞三秋,秋收,很多的学校同学出去劳动,把学用结合起来,学了之后就用嘛,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所以这个学习队就是你们学校里以学习为主的事,红卫兵也要善于学习,所以这次我们在天安门过国庆,我们准备所有的奔赴天安门的群众每人的手上都举一个毛主席的语录(鼓掌),毛主席的话句句闪金光(鼓掌),我看这样的红色语录,比过去天安门大家手中的做的纸花要好得多(鼓掌)。我们这样的想法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因为两次,特別是十五号那次,口号一嚷大家把语录一举,红色海洋岀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出现(鼓掌)
    第四个问题就是宣传队。因为刚才说了红卫兵要是宣传队,宣传队呢,就是说要把毛主席的话,党的政策,要好好地向广大的学生、群众,城市的人民、你们所接触的人,向他们宣传,因为你们放假,闹革命,革命这行工作就是要做很好的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既然你们是红卫兵,当然应该做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宣传员(鼓掌),要宣传,那就要自己作模范,自己首先要熟读毛主席的语录,要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十六条决定,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领导同志的讲话,把这个人民日报逐篇的社论,我们把它印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大概你们得到了吧,我们不仅第一次想把纸运到,比较还是九月十一日的了,还是不完仝。把这个最近的许多社论都把它印出来,这里头关系到政策的方面很多,只要(鼓掌)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毛主席所亲自制定审查了的,各项政策的规定,也是解释十六条和政策的一些社论都把它印出来,使你们每个人有这个工具了嘛,你没有这个书怎么宣传。你们从实践中作模范,从宣传中影响你们周围的人,接触的群众甚至自己的家庭,对年青的同学,外地的同学,都给他们讲,这样子是个很好的推广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就是说我们和解放军样。最近我们报导了一个三月份我们邢台地震以后,我在那里亲自看见一个部队,来了三次大的地震,天天连续小的地震,包含着三十多个县,邢台的那一边将近二十个县,十八个县,我们解放军一声令下,那就是奔赴前方啊,那是跟人接在一起,来扶老携幼,救护他们。从这上我们就想到是不是把他们转为宣传队,来推广毛泽东思想,鼓舞他们这个战胜灾荒,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勇气。结果四月份果然作到了。最近人民日报的报导,大家会看到那里几乎所有邢台专区的不论哪个村庄他们都到了,人人做宣传员,人人都做劳动的能手,帮助劳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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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做宣传,你们既然红卫兵都是学解放军、学解放军,我们在学习上也应该注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发扬我们三八作风啊,发扬我们解放军的艰苦朴素,优良传统啊,也要学解放军勤俭的许多生动的例子,所以在宣传这点需要象邢台的那一个解放军家家户户去宣传,我相信在这个任务上,如果你们努力来做,你们三个总部在这个问题上比赛一下(鼓掌)。总之一句话,我最后要说的,不管你们现在是少数派,因为你们既然认为你们坚持的这些原则是对,你们就坚持下去经过斗争来考验,证明你们是对的,你们就应该坚持下去。(鼓掌)那么其他的同学,他们的其他的革命组织,他也要在真理上坚持嘛,既然多数真理当然就有共同性了,顶多各别问题就有些不同了。我们相信,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经过长期的考验,各学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的各种组织,发展下去,革命的个性也发展起来,各种创造的积极性都发展起来,我相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当中,你们会经得住考验的,那么到最后万水朝东归大海,到那个时候各种的青少年的革命组织,红卫兵的组织就归于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长时间鼓掌)另外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嘛,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深,搞透嘛,不仅是中国广大的青年受到了这个深刻的教育,而且要传给后代,我们是年长的,你们是年青的,我们今天跟你们讲,你们还要将来跟你们的下代讲嘛(鼓掌),要保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永不变色。(鼓掌)把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传到世界去,(鼓掌)要推动世界的革命,首先要在这次国庆中,我们对世界友人来到中国访问参观的要给他们以好的印象。(鼓掌)在这中间一些困难我们帮助你们解决,大家联合在一起,共同来行动,来过好这一个伟大的,我们的国庆节。(鼓掌)
    好!我们来高呼
    庆祝我们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周年纪念!(鼓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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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封信
    同学们,战士们
    我昨天在你们总部所领导的各校红卫兵全体大会上的讲话,有一句话讲得不完全,现在更正和补充如下
    “你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一个时候”底下应该接着讲“如果在辩论和实践中,经过你自己或别人证明确实是错了,或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者部分是对的,你们应该把对的行坚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对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错的。所以林彪同志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你们应该念念不忘的。
    以上这段话,希你们用适当的方法在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宣布一下。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周恩来
    九月廿七日
    九六六年十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号通令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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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它敲响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丧钟,宣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与之相反,另一条路线就是怕字当头,抵抗、压制、破坏革命群众运动,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路线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我们造反总司令部,就是在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的斗争中诞生的,我们在暴风雨中生,我们在暴风雨中长,我们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殊死的斗争,我们是这条路线的死对头,掘墓人!无论这场斗争多么尖锐、多么复杂,我们将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血战到底,不获全胜,死不瞑目!
    平时宁肯多流一把汘,秋收多打一把粮!现在我们对这条路线进行艰苦斗争,正是为了赢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大的胜利!
    正当广大群众拿起批判的武器,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拼死斗争的时候,却有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串连’旗号,要离开战火纷飞的战场,准备溜之大吉!这是一种可耻行为,当前对待两条路线的斗争态度是区分真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反革命的人跑到那里也是反革命,不改造思想,不触及灵魂,则不仅害了自己,也将毒害别人,其后果不堪设想,危险!危险!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同志一切受错误线蒙蔽而跟着错误路线转的人要勇敢站起来,大胆揭发批判,不许某些人打着串连旗号,逃避斗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要牢记主席教导,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拿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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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号通令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摘自《红旗》一九六六年十三期社论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及屡次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我们特此发出紧急通令
    各单位文革领导人应当马上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不折不扣的执
    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
    各单位立即召开大会,对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扣上反党帽子,黑帮帽
    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把非法整理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工作组负责人应当是随叫随到,随时准备听取群众的批判。
    四、不许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串连’的旗号,企图逃避本单位两条路线斗争
    我们深信大多数有问题的当权派和工作组负责人是要革命的,是可以改正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坚持反动路线,则不管他是谁,职位有多高,“声望”有多大,我们都要和他拼个死活,把他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踢开一切绊脚石,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号通令
    十六条中明确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我们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十六条的忠实捍卫者,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我们都要反对!目前,有些学校对抗十六条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有些革委会是工作队一手泡制的没有经过群众全面选举。它的产生就违反了十六条。现在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压制革命群众行动。为此,我们紧急通令:凡是在工作队一手操纵下组织的革委会、筹委会等组织要立即解散,新的革委会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选举制民主产生在新的革委会没有产生之前,一切权力应当归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不得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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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捍卫十六条的红卫兵战友们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有人写信给江青同志,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要求接见。(王力同志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他是关锋同志,他是戚本禹同志,我是王力。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看看你们
    我们听取同志的意见,把意见带回去,今天主要让同志们上来讲。(会上有重庆、甘肃、江西、湖北、云南、新疆、安徽、上海、辽宁、福建、湖南、贵州等十二省市二十个代表发了言。)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我们负责,把同学们在会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交的材料,我们带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报告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同志们的情况、问题、要求和意见。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欢迎冋志们通过各种途径再向我们提,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提出写成的材料,就往邮筒里一放,不要贴邮票,我们大体上当天可只收到。同志们提了大堆条子、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来不及看,有些看了看,有些还需要回去研究。我们只能够就同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条子与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同志们提出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和意见。
    现在文化革命形势怎么样?我们说现在的全国文化大革命是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到处是一片很好的革命形势,这是主流。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不是那样平平常常的、平平安安的,都是经过斗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判了前一段的错线路线,过去通过派工作组的形势来镇压学生革命、来镇压革命的学生、镇压革命的群众,这样一种形势受到了批判。工作组撤退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采取新的行式继续搞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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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从同学们的条子,同学们的发言也可以看出来,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上一次陈伯达同志也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向同志们保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支持一切革命学生,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鼓掌)我们坚决反对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切地方、一切单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误路线的人,又不向革命群众公开检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得已才出来参加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那就表明,他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热烈鼓掌)对于那些在错误路线下,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打成”假左派,反右派”的这样些群众,这样一些学生,这样一些工人,这样一些机关干部,不坚决地给他们平反,不公开地给他们恢复名誉,这就表明他们还在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热烈鼓掌,口号声),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一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这就算标志。有的地方工作组撤了,后一种形式叫什么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这三员也是在背后操纵而且也还是在学生的头上,还是继续的压迫学生、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样种形式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路线。
    只要是他镇压学生,只要他压迫学生,只要是压制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群众运动,压制无产阶权文化大革命运动,他换了一个招牌,他工作组换成什么员,三大员也不行。那也是错误的。或者在他们操纵之下,工作组撤退了,但在工作组撤退之前,急急忙忙地搞了一个什么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是什么临时筹委会,这样子的形式急急忙忙地一手操纵,包办代替的,还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继续执行错误路线,继续镇压学生,这样一种形式。上一次在这个会场上,向同学们这样讲了,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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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鼓掌、口号声)在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涉及到一些同学、一些工人、群众,涉及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是同学,这样算不算是(要涉及他们、批判他们)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决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仝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热烈鼓掌,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査人家啦,査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我们不要釆取这样一些办法。我们要同他们讨论,我们要把问题讲清楚,摆事实讲道理,贴大字报讨论,我们也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就是过去跟着走的绝大多数同学,他们还是一时被蒙蔽的,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的所谓多数那是虚假的,靠不住的。(热烈鼓掌)我俩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的话,我们坚持革命的正确的无阶教革命的路线。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绝大多数同学能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有的同学提出了问题,既是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经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同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的社论锋芒决不是针对学生的,决不是针对群众的,(掌声)它是针对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针对着社会上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能用这样一个口号作借口来反对革命学生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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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全部的人呢?(答:有。)肯定的有,肯定有。攻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反对毛主席的颁导,反对林彪同志,反对革命的同志,是不是有呢(答:有。)对于这点要警惕,不要上当。既要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惕,但是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未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有的同学有的工人同志们提出来,这个紧急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批语写了,就是提到凡是在运动初期,就是执行那个错误路线时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同志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成的材料应该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经过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当众销毁,提岀来这个应当坚决执行的!有的同志提出来,是不是适合于工厂,是不是适合县以下的一些单位、学校,是不是适于机关、企业,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党中央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凡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单位,不管是工厂,不管是工矿企业,不管是机关,不管是县以下的学校和其它单位,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律适用!(鼓掌)同志们注意,这是指这一次运动初期的问题,就是错误路线统治下的院党委或者工作组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哪,就把运动初期打成的所谓反革命右派,所胃反党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还有其它的帽子的这些同志应当彻底解放,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同志们是少数派罗,有好多同志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要坚决执行这一条。执行这一条也是要经过斗争。做到这一点,这条执行了,那么同志们也要注意,同学们也要注意,就是也不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我们建议,我们主张在学生当中不要戴保皇派这一类的帽子,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学,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学,我们对他们还是要团结的,对他们啊,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对这些同学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上一次在十万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的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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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冋志特别提岀了请同学们注意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斗竽的策略,注意争取团结大多数,这一个问题啊.在现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现在这样一个正确路线占了压倒优势、虽然还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同志们不但要敢于斗争,特别要善于斗争,要利用现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斗争的武器,注意政策,注意策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些单位刚解放、刚翻身,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有这样的现象,做了一些脱离群众的事情,这就不好了。有的同学。有的工人提出来工厂、工厂的工人可以不可以去调查材料,可以不可以同别人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学生是不是同工人农民联系联系,是不是可以。中央通知过,是发过这样的通知,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来对于非红五类的子女怎样看待,要不要团结,刚才我们商量,我们三个人商量,要团结的,为什么不要团结呢?应该团结么。另外,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要怎么样子的家庭出身,城市的阶级成份怎样子划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我们今天不可能具体地答复同志们这个问题。至今可以讲这一条,比如说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从1946年到现在20年了嘛,这样的划分法即1945年从前参加共产党的大都是中上级干部,高级干部,中上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子女才能叫做红五类,一般干部的子女就不能叫做红五类,这样一种划分法,至于如何划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也欢迎同学们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
    我想同学们提出来的是主要问题,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回答一下:这个说是被一些修正主义控制的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没有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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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陈伯达同志在这里开会,我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这个问题的内容和实质,刚才已经讲了,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操纵一些红卫兵组织,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红卫兵就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个红卫兵就不好。我们这是要争取团结大多数,批判错误路线,我们希望你们劝说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控制,摆脱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组织,整个地说是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经过中央十六条公布以后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的斗争现在面临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比较明朗的。至于还有的地区涉及到各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这个省委究竞怎样估计,这个省委究竞应不应做炮轰。这个省委究竞属于哪一类?这个省委的问题究竟应按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同志们还是要掌握这样一条,革命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抓住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析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这个革命的大串联是起了一个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成一片的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支持,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各个地方的问题还是要依靠自己来解决,依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判断,作出答案,自己提山解决的方案,进行革命的斗争,用革命的方法在解决它
    我刚才说了,说是不是要用这些名词,但是对各种家庭出身的,那还是用科学的名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用毛主席的名词,你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么!革命干部出身就是革命干部出身么!就是什么革命干部这个问题,我俩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什么叫做工人也需进一步地研咒。这个问题也有人提问,也不能把这个圈子推得大、死、小,解放前三年当工人才能叫工人,那我们现在解放十七年了,但这是不是混了一些坏人,怎么样的分析阶级成分,什么人能够取得阶级成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是用科学的语言,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语言,毛泽东的语言来讲话,不要用这些不科学不明确的概念,这样并不是就不注重各种庭家出身了,还是要注重哪,就是不用这种名词,而是用科学的名词,这么样是不是出身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按照科学的名词,家庭出身是什么出身呢?他是工人,他是贫下中农,他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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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干部,他是革命军人,不是说取消了这几个名词,就是取消了阶级出身,不是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子更科学地划分社会成分呢?
    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不能够回答,我们想今天就谈到这儿,有些问题在另外的场合回答,今天因请的单位太多了,有些问题也不好说,我们还是可以另外有专门的一个地区,也不是大家都要参加了。我们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很快地回去参加本地方的革命斗争,或者是革命串联,在北京呆得太久也并不能提出来,毛主席接见么,中央首长接见么,那很快就要接见么!
    是不是就讲到这里吧!同学们!同志们提出说,有些材料要交,要有个时间来收,现在我们办公室的王善(音)同志留在这里,同学们要是有什么材料可以给他。同学们,现在关锋、戚本禹同志来给我们做指示
    关锋
    同学们,刚才王力同志讲的,也就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意见,我们再没有其他意见讲啦!向同志们问好!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得到很大的锻炼,很大的提高,祝你们胜利!
    戚本禹
    向大家问好!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同学们
    很对不住你们,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很多天,因为有些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开誓师大会,我们去了讲了话。九日第二司令部开会,正好赶上我们也开会未能参加。我们商量,派周荣鑫、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出席你们的会议,会后放录音。虽然我没有出席你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录音同样放给你们听。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的代表在西门外又陆续地来了,我们不能不接见你们。十五日江青同志和我又在人大会堂东门,接见了第三司令部,也有第、二司令部和外地代表,那是六号答应的,十五号接见,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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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同学提出廿六个问题。不过对他们的问题,现在还没讨论,忙于开会,抽不出功夫,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我能答复和能表态的,我讲几句。最后关于大方向的问题我讲几句
    (北航同学发言,当北航同学介绍到“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播电台时)
    周总理问:你们过去广播台是都使用吗?(答:公用,叫联合广播台。)
    总理又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不让到“红旗”那边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回事,并认了错。)
    总理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凊。请你们自己去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当北航同学问到: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是“少数”的问题。北航同学提到最近有些谣言,说什么“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毛主席占少数”时)
    总理问:写大字报没有?(答:没有。)总理问:有传单没有?
    (答:没有。)(众答:三司令部传的很多。)
    总理说:这些问题我问过第三司令部,他们说没有,也问过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们说不对。我没听到,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处于少数呢?不可能嘛!我不相信。当时我和江青同志在一起,没有这个事情。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
    (北航同学说到关于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重新登记的问题时)
    总理说:哪能会这样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陈伯达同志报告中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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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陈伯达同志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都印发,他没有看过,怎么能算数?我的讲话,出的大字报也很多嘛,说我合稀泥,我的讲话印得多了,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他们没来人,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整个组织不会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领导混为一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哪一个组织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但不能反对苏联共产党,更不是反对苏联人民。刚才我很注意北航一句话,就是开门整风,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这种方法也很好,不管多数还是少数,这里是泛指的,都会有错误。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错误。“不管风吹浪打”,要善于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犯一些错误,有的犯的多,有的犯的少;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有的犯了就改,有的犯了不改,但不可能一点不犯,不犯一点错误,我不相信。当然,犯的错误有小有大,有轻有重,有不自觉的,有自觉的,但知道犯了错误后,马上就改,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值得提倡。即使犯的错误重、错误多,如派工作组、围攻少数派当反革命打,霸占领导杋构,不实行巴黎公社选举制、不用同等态度待人,等等。现在知道了,诚诚恳恳地整风,把自己的错误改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种态度很好。即使犯严重很多的错误,把对方当成反革命,把对方看起来呀,一方霸占了广播台呀,有电话呀,交通汽车呀,一切霸占,不是一视同仁,这个错误就是比较严重了对方就有很大不满。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工作组走了,压制对方的形式不改。即使错误多重,不自觉,现在知道了,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又诚诚恳恳地好好整风,检査错误,这种态度我高兴,我是欢迎的。我们欢迎与人为善嘛!毛主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管哪个左派犯了错误,同志要团结他。
    左派要在斗争中证明,不是自封的,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辩证法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工作组的错误
    (接着总理念“八·八”决定(即十六条)第七条最后一段“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不能说学生中一个没有,是右派分子也要在斗争中证明,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学生放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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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春节,还有四个月,六、七。八、九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这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北航同学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我欢迎北航同学的态度,开门整风这个办法好,不仅自己批评,还请其他组织同志参加,允许别人批评。“红旗”长期受压制,现在看来运动中应该算是左派了。“红卫兵”整风,“红旗”应该去听一听,但不要说话,旁听,听清楚了之后适当发言当然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说,没有人不犯错误,我这么说是不是又叫折衷主义了呢?人人有错误,这不是折衷主义嘛?不是
    “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Ⅹ×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査。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査,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査;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为什么不罢官呢?在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一般的都停职反省。看一看,经过考虑,看他在停职反省以后态度如何,看改正得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如何。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真、罗瑞卿……。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只是在运动中压制群众的,一般只停职反省,暂不罢官,中央决定停职反省就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你们开门整风的办法是个好态度,你们青年人要有这个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错误,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就改嘛
    (当地质学院同学反映受压制的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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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听了以后说: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次、一百次,你们压一次就受不了?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
    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你们很被动,你们上了当!)
    关于档案问题,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一样,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致有这样的东西
    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
    揭工作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
    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检讨材料。让受压制的一方写的检讨书。
    四、支持工作组的,供应的材料。
    五、写给中央、市委的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倾向性。把反对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党、反革命,把支持工作组的就说成是好的。
    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笔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
    七、工作组的会议记录
    这都是工作组整理的材料问题。据我们调査,大概有这么七类。这些材料,工作组走时没有解决好。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
    (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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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七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省得被动。叶林(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这样做了觉悟就多了点。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改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嘛!允许人家革命。
    (有人提出私人日记中的一些东西算不算是材料?)
    私人日记中的材料最好自己主动勾掉,免得误会。我不主张搜身,我反对这样做。
    (有人说已经搜了)
    搜了,要劝嘛。看人要看得远,人家一两次错了,就把人家看定了?你们还青年人嘛!这说明你们对立情绪还大。任何团体都可能混进反动分子。反动分子家庭子弟,第一、出身不好,反动家庭;第二、不能唯成份论。主席讲:一讲有成份论,二不能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好,背叛家庭,大义灭亲就好。出身好,不能唯成份论,“天生造反者”、“自来红”是不对的。所以谭立夫讲话是没有道理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有人提斗争大方向问题)
    总理说:我注意了这个事情,我正在研究。
    (地质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有人提到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和地质学院“七个等于”的大字报。)
    总理说:我看到了。要严于责已,宽以待人。先检査自己,开门整风。你刚才说从四号就开始检讨了,如是真的,这是好的。“东方红”有些群众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不要过多地指责对方。你们所在的也是革命组织嘛,没有那么多右派吧!在革命组织中,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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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革命中的“保守”也不是右派。大家努力前进,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组织中把自己锻炼成为经得起考验的革命者。自己去做,不要埋怨人家,不能光注意对方,学生中的右派那是另一回事了。坚持革命,何必怕成少数?看你坚持对不对,有道理就跟你,没道理别人就不跟你,如果坚持工作组错误,那就错了。
    (当地质学院又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
    周总理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今天报纸上提出长征式步行串联,这也是考验嘛!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同学步行串联,这又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我想见见他们。
    (当地质学院同学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在马路上办公时)
    总理说:这也是锻炼嘛!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有人提到“他把我们都抢光了,准备在马路上办公了。”)
    总理讲:在马路上办公也好嘛!在院子里搭个小棚子办公,我看也很好,可以锻炼嘛
    (有的学校提出,“有的组织被解散了。”)总理说:领导没有讲过强行解散那个组织(北医同学提到有人要解散我们的红卫兵。)
    总理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没有说过解散,没有这话。(机械学院同学汇报有人骂“修正主义红卫兵”)
    总理说:辩论,写大字报,不算群众斗群众。你心不虚,人家说你是修正主义,你怕什么?要把大是大非的问题弄清楚。我不能对具体问题都解答,你们自口去辫论。你们都要我去,我怎么能够分身呢?我也不是孙猴子。
    (当某院谈到组织了“敢死队”时)
    总理说:组织“敢死队”去干什么?去打架?如果不打架,只是口说,写大字报,你可以回答不是嘛!允许辩论嘛!有些东西可以不去理他嘛!你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你们不是修正主义的嘛!四大民主嘛,掌握这个斗争的工具,你心不虚你怕这个千什么?要把大是大非搞清,你如果是革命的,你要把腰板挺起来,是就是!非是非!但是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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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学院汇报,谈到抢广播的问题。)
    他抢广播台你就让他霸占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抢广播台?就让他占几天吧!这个东西不要怕,如果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好好学习十六条,《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你们要革命,要宣传,就是没有广播电台,你们还有舌头嘛!你们可以慢慢讲,无非他们声音大点,你们声音小点。你的道理对,群众就相信。真理在你手上,你就不要怕,慢慢讲嘛!如果道理对,人家赞成就行
    既然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一定会出现波折的,这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为什么十月份才提出呢?就是因为你们不解放他们,压制他们。过去你们不让他们,现在有些过分,可以理解。对打的办法绝对不能允许。
    现在刚报导一个步行串联的消息,你们相信不相信,那是真正长征去锻炼。你们要步行串联,要有决心,冬天了,大风天,大雪天,没有人家,不能乘火车、轮船、汽车。真正下决心走几步,脚疼了,起泡了让火车把你们拉回来。响应党的号召,拿出真正的决心来搞
    (矿院提出全部外出串联问题
    总理说:我们是提倡,要真正去长征,不是说着玩的,要经得起长途跋涉冬天到了,大雪大风,又没人家,不能抢火车、抢轮船、抢汽车。要真这样,不能走几十里,或者几百里,脚起泡了,就找医院,还找车把你们运回来,那还不如我们用车送去呢!要真正下决心。现在只是开始宣传,还准备连续报导和出社论。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自愿,不愿去的不能勉强。
    (有人提出,如果都去了,不会影响斗批改吗?)
    总理说:什么叫影响?出去串联也是斗批改嘛!是推动人家斗批改。我不相信百分之百都去。相互联系嘛,在家的斗批改,还有社会上的斗批改嘛
    (当农大讲到某人带领红卫兵到农大去抢档案时)
    总理说:你保他干什么?有人事材料没有?他把黑材料混在一起,你们又要上当了,好心又办了错事。我不是提倡抢档案,档案室里有时可能有这样的黑材料,人家怀疑是可以的。你们不要保护,可以打电话给谭副总理处理。你们挺身而出也是好心,可是错又落在你们身上了,自己和党委联在一起,越搞越被动当然,我们不提倡抢,你们是过分紧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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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同学们都这样不讲理?抢广播台就抢嘛!你要革命,你要宣传,你们还有舌头嘛!这里有北医同学写的信,写得很好,念给你们听一听。
    周总理:我们对今天部分同学的态度很不满。多数派应该首先向少数派承认错误,开门整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少数派的一些过火的作法,我们多数派应该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们多数派绝对不能动手打人。他们要什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总是会让我们宣传广播的。
    今天不行,过两天就行。我们北京医学院开门整风,热烈欢迎全院师生,尤其是少数派向我们开炮,批判我们的错误。后来他们也开门整风,也欢迎我们及全院革命师生参加,结果,两派关系较缓和了
    但今天会上不少学校是来诉苦的,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火,彻底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说: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即使有些地方做得不对,过去你们不是有很长时间做得不对吗?只要革命,你们总会锻炼出来的。大方向一致,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最后,总是可以团结起来的。你们的问题,我可以解决,但是要时间。这就是今天我讲话的出发点。
    下面回答十六所院校联合提出的七个问题。(十月九日大会主席团提出的)
    对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怎么看?
    你们可以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六条决定,可以看出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文件发表后)又有些发展。我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二条,主流和曲折的问题(略)。你们是闯将,是要革命的,你们做了些革命活动,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红旗》杂志出了一篇关于大方向问题的社论,解释得很凊楚了。十二期社论中提岀:(略)很清楚,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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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正搞学校的斗批改,真正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右派分子。当然,有时会有些过火,你们走到社会上面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打击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是好的,是允许的林彪同志也说了,这是大方向
    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
    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行革命大串联、进行学校、社会的斗批改,你们和当地的群众一起,轰当地的党委,也有轰错了的,打了空炮,到别的地方那就不这样打了嘛!也有轰对了的,他“怕”群众,把“怕”字轰开,“敢”字当了头就好了嘛!只要你们大方向对,有些缺点是允许的。总理接着又念了第二条第
    二段和第三段。又讲:过去你们在课堂上都是读死书,死读书,怎么能锻炼呢?越读脑子越死。现在不仅在学校里锻炼,还要到社会上去锻炼。现在你们是放假闹革命,过去我们是罢课闹革命,还得准备坐班房。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我们国家放假闹革命。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这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办得到。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学游泳,哪有不喝一两口水的呢?所以取得经验教训,过去少数受压制,两个月坚持不屈,证明他们是左派。但这还是初期,还要继续考验,不要骄傲,骄傲了就不行。他们是在压制下锻炼出来的,你]过去是多数,骄傲自满,结果就上当了。现在你们开门整风好,是你们受锻炼受考验的时候了,你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我看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
    关于红卫兵的阶级路线问题:
    (总理念第五条第一段、第二段)什么叫党的阶级路线呢?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领导发现,经过多次考验,一抓住不见得可靠。你们自己也是在斗争中考验的。(继续念第三、四段)分清敌我问题,就是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林彪同志讲话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和四清一样。(继续念第五段)你们写过错大字报,说过错话,不能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你们工作组的领导可能有修正主义的,你们受他们的蒙蔽,受了影响。你们开门整风,肃清他们对你们的影响就好了。工作组、校党委中可能有反党分子,受影响最深可能就是你们所谓的多数派了,支持工作组的,你们或者是革委会的,或者是红卫兵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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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觉,你们受影响多、犯错误重一些,比一般红卫兵战士多一些,有不自觉的,也可能有自觉的,既然认识了,就要下决心,和他们划清界线。但不要更“左”。北航的提出罢官,反而使别人不信任。跟他们一起批判赵如璋的错误,善于领导,完全会把你们和反党分子区别开来。反党和犯错误不一样,反党是敌我矛盾,跟
    五七年的一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每个人都斗一斗。可能高等学校多一些,中学要少一些,也可能没有。反对谁,联合谁,批判谁,这是大方向问题。分清两类矛盾,不分清就会混淆。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进行正常的辩论是正常的,辫论久了,就会形成先进的,中间的,保守的。特别是青年人,思潮起伏容易变化。这个问题落后保守了,那个问题就可能先进了。青年人思潮起伏,变化多端,不要认为自己是左派,什么都对头。过左了就是形“左”而实右保守想通了也可能变成左,中间动摇的想通了也可能变左。辩论是允许的,但不要打架、骂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仅是对敌人的,在群众中也允许用,这不叫围攻。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要养成这种民主作风。在不断肯定成绩、改正错误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一致,但又会出现不一致。一致是暂时的,不一致是经常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经常的。你们是大学生,学得多,回去你们自己去解释
    在辩论中要以理服人,你们过去辩论是压服,这不对!特别在工作组问题上,首先要保护少数,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发表意见,应用辫论的方法,不能压人般,一占多数,总想把别人压倒。过去你们多数派压少数派,工作组撤了,留下了不好的作风。习惯势力,支持工作组的人还有老习惯,压制少数。我们号召你们不听,七月底撤工作组,“八·八”决定(即十六条)本来能解决了,结果工作组余毒未消,个别地方甚至有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两条路线上来了,靠你们自己来解决
    在辩论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方用武斗,你们要拒绝。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问题是要你们自己解决,要通过辩论来解决,你们自己要用脑筋,不要以为从我这里得到几句话、贴几张大字报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们,那才不灵呢!要自己锻炼,不要恩赐,也不要自封。十几天你们要我见你们,我不见,心不安!你们在西门,来来往往,愤怒的很,实际上,我讲几句话,不如好好学习十六条,你看,我讲的不都是十六条吗?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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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不如你们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上面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过度精神紧张,特别是农大同学,慷慨激昂,好心办坏事,我只好大声疾呼,我都上当了!刘新权事情的发生,北航罗舜初、赵如璋,地质部何长工、邹家尤,七月份外办张彦问题的发生,科学院、国防科委、对外文委、清华这些工作组都搞了档案。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上当。要发扬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同志在大方向致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江青同志在十月
    六号讲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外地革命师生和第司令部全部赞成,你们红卫兵有三个大前提:
    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
    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你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斗、二批、三改以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
    领导、方向、纲领,这三条,如果你们同意,你们就是革命的组织嘛
    八月初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时,下旬和红卫兵打交道,九月和三个司令部打交道,还有联络站,就说照这些办就是革命的;不照办,谁也不能保证你是革命的。领导人犯错误,绝大多数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反党和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主要指工作组和院党委。你们要好好读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
    第七条:“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里说的是某些领导人,不是所有的领导人。“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后一种就是敌我的了。
    这四条你们要好好读。方向也好,阶级路线也好,都解决了。、多数派和少数派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是一时现象,是在群众运动中经过千锤百炼,最后分成左、中、保守,反动的叫右派。初期,这种现象也有,要分化任何组织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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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这三种。在初期受压制,受打击的左派要多一些,你们可能发现中间派和保守派多一些,占优势的左派要少一些。现在有些话不是领导人说的,你们别管他。你们要受得住这种锻炼,经得起考验,才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你们能在国务院西门外坐几天几夜,没有埋怨情绪,这很好,有坚持性。当然我不提倡这样做。锻炼不是靠静坐,靠你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运动中锻炼。这里是毛主席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府,在这里呼口号惊动毛主席就不好了,他要考虑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们提出的问题,经过独立思考,依靠你们自己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主要靠你们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包括我们在内。我先了解你们的情况,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就不能对症下药,有十句也不一定用得上
    我在运动中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学游泳,先做你们的学生,再做你们的先生你们是学生,主席说,你们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其它,军、生产、还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有知识,可以自己去认识,我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去认识。我们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工人农民也是这样
    串联的问题:我们是推动,不是带动。提倡步行串联
    四、三个司令部有无必要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白己去考虑,我不管。
    五、红五类、黑五类问题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干部是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干部子弟起来批判谭立夫的讲话,这就是革命的。谭立夫的讲话印了那么多,这说明了我们干部子弟中有这么一个错误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奋斗出来的,党所领导的,群众选出的,不是天生下来的。如果那样,就成了封建的皇太子了。(举了康煕的例子)封建社会靠自己的子弟,代代相传,结果腐败了。资产阶级就不讲这个了。资产阶级的英国首相区德利,就叫儿子做工嘛!当然和无阶级的情况不同了,他可以上学。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农干部有有利条件,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为什么还要特权呢?所以陈伯达同志讲,髙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都到下面去锻炼。当然这是建议,不是规定,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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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陈伯达同志的这个精神。到底下去锻炼,由群众中选出来的才是可靠的。当然,如果在运动中确实受群众拥护、欢迎,离他不行,也可以嘛!我们不能勉强下道命令,那反而不好了
    红卫兵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要执行政策,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得很清楚,不能自认为“自来红”、“天生造反者”,我们在文件中有红五类这个名词吗?我还没查到。十六条、公报、公开的讲话印发的,没有红五类这个名词。你们从书面材料上找到了吗?(大家答:没有。)你们讲了多次,有时我也就跟着用,不能算数,我讲了,出身好不好,还要讲表现。真正在运动中受压制,通过斗争表现好,即使出身不好,也可以吸收。要不然比共青团、共产党的条件还高了。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但我没有说过红卫兵就可以免除入伍检査。解放军是要选拔的,成份是第一的。实际上红卫兵啊!我谈个人看法,现在青年团在学校里不起作用,估计将来有可能代替垬青团的作用。我只是讲讲可能,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指示。你们自己去想,去考虑。所以加入红卫兵不能比党员、团员的条件还高
    六、形“左”实右问题
    形“左”实右,是过火的,打击面过宽,结果被敌人利用了。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我们准备写个材料,很好的宣传一下。
    七、关于九日大会的问题
    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去参加。十五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就等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主要问题回答完了。北京和外地同学还有什么问题?问:党员干部是否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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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分为二,党员有落后的,有不落后的。不那么绝对
    问:我院文革解散以后,有人把公章交给市委了,市委又单方面授权给少数派有保管和使用的权力,怎么办?
    答:这样具体问题我不答复,由他们解决。什么事我都管,那不就成了“万金油”了吗?
    我们想搞一个全国性的串联机构,设在北京?
    答:成立全国性的机构,目前还早一些。搞联络机构,全国搞一个还差不多你们搞了,别处还得搞,还有中学,这样一来,北京的房子就给分完了。(总理讲了哈军工在北京就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团一个。)本来是群众化,现在搞起机关来了。
    提倡长征串联,我们是长征过来的(指童小鹏等同志),经过了一年时间,还活到现在。当然是一些剩下来的人了。你们经过农村、厂矿可以互通消息。
    (廿五省市的红卫兵代表讲,我们在北京办个联络站,一是学习;一是想听毛主席的声音。)
    总理说:学习、各校可以自己学嘛!听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个借口。我们做主席的学生,要爱护主席的时间。好多同志(指内部同志)对我有意见,说我谈的时间长,话多。你们也可能抓住我这个规律了。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不是谦虚客气,我今天就有好多收获,这不是互相学习吗?
    问:“炮轰司令部”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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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
    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
    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受了伤,一九二四年就离开了我们。斯大林木来在他的后期可以发动这样的革命,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同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髙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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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一切权力归左派》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它的根本问题也是政权问题。一切权力必须归左派。
    当前开展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大破剥削阶级的
    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大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立毛泽东思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质还是为了政权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掌权的地方,要巩固政权,一刻也不能丢失在那些被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傀儡把持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起来夺权,要把敌人打翻在地,把他们赶岀政治舞台,自已当家作主。句话,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万万不可马虎大意和漠然置之的
    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窃踞领导权的地方,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的时候,必然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实施“白色恐怖”。在那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印刷权,不给;要广播权,不给;要交通通讯权,也不给。甚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丧失了运用“四大”的权力,有的还遭辱骂,挨毒打,不给饭吃,被关禁闭受尽压迫和欺凌;相反的,牛鬼蛇神却得天独厚,飞扬跋扈。这样就使得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甚至走入岐途。凡是有这种现象,有这种局面的地方,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就要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寸权必争,坚决把“印把子”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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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切权力归左派,才能使革命群众扬眉吐气,才能打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保镖者的反革命叫嚣和进攻,才能把中间群众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奋斗,才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有的左派这样做了,结果他们取得了自由,取得了主动权和支配权,于是叱咤风云,大显神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傀儡打得落花流水,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有的地方还没有这样做,革命派仍旧受摆布,翻不了身,直不起腰,那里的群众发动不起来,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运动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事实证明,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中,运动就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发展;大权操纵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其傀儡手中,运动就要停顿,就要天折。因此,权在谁的手里是文化大革命能否胜利进展和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这么严峻而又鲜明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个革命者都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但是,的确也有一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对“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还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在行动上表现也往往是动摇的
    有些人有奴隶主义思想,他们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桎梏箍得紧紧的,对切权力归左派”不可理解,对左派夺权的革命行动也认为是“过火”、“偏激”、“冒险”等等,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列宁说过:“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白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有这种思想的,应该把列宁的这段话作为座右铭,解放思想,当一个敢于冲决切罗网的狂飙式的人物,为“一切权力归左派”而英勇奋斗吧!
    还有些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或是胆小鬼的人,他们不敢与左派一起去夺权,在他们心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面红旗还没有树立。左派就是要夺权,就是要掌权!不这样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不会滚出历史舞台,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不这样干,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废于一旦。句话,不这样干,中国就要变颜色,历史就要大倒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愿做革命健儿的应该有这种英雄虎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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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不断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以及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干革命,把左派队伍变为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一定要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把大权夺到手。同时要防止小撮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钻到革命左派的队伍中偷摘“桃子”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把权夺过来,而且可以巩固地把权保持下去
    “无限风光在险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革命左派在夺取了一切权力以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更有力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首都红卫兵》第七号(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编者按:这篇文章首先提出了“夺权”问题。但这里提出“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是不策略的。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说“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
    而只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同学们
    你们好!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你们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这是革命的大事,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现在我先谈谈,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吗?(同学们:听的懂)我不会讲北京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大串联,我是极力支持的,当时还有些同志反对,革命大串联这个方针是主席的方针,中央的方针。外地的同学到北京十天、半月收获就很大,大串联使同学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眼界要放宽一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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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发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运输很紧张,现在不搞大串联是错误的,应该提倡全国性的大串联,现在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进行选举,各人都选自己,谁都选不上。我的女儿在上海医大,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原来规定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来北京,看来现在办不到。现在有人提出,在本省搞大串联,但坐车子也很困难。例如浙江省增加五百多辆汽车也解决不了。今年辽宁省的苹果增加一倍,就是运不出来。我们有1400多万中学生,我们要扩大串联但又不要影响运输。我们发现这样接见他们主席很称赞。我们现在把他们留下来,我们要开会,接见他们,给他们照相,他们这样做很好!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宣传。上海也有一批,他们从上海步行到沧县,地方要让他们上火车,我知道后就打电话叫地方上不要让他们上火车,要他们走,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例如给一双新鞋……。但电话已经晩了,地方上帮助他们上火车了,现在不能宣传这个,因为这是半程而不是全程,在路上再坐火车,还不如坐全程,因为这样好安排,有计划。我们提倡“长征红卫队”这样串联,但很不容易,我们提出来,你们会同意的。因为你们是革命派,这样串联就能把全国大串联搞好现在有人要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想往我们脸上抹黑
    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样一搞是否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你们根据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看怎样去解决?正因为我们在考虑你们的意见,才没有继续登。现在我们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目前北京有外地革命师生一百五十万人,生病的十万人。过去由于谭力夫讲话影响很坏,使得许多不能来北京(指非红五类子女)现在一来,大家革命热情高,二来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认为冬天来的少,却恰恰相反,广东来的最多。而且来北京的多,出北京的少。现在就这样通知,北京的暂缓出外串联,让外地的先疏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关于“长征红卫队”的消息晚一点再继续登,压一下。二是给北京的同学发个通知暂时不外出串联,当然你们要做工作,但我们压也压不久,过了两天我们就要大力宣传,这个宣传与《人民日报》无关,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警觉性很高很敏感,怀疑把你们运动搞乱了,这样一提把仝国都轰起来。我说的话,这是有所收获,你们要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我们认为这样会更加巩固你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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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调査一下,没有登报以前,北京市走的有多少,怎样走的?是坐火车还是走路?(登报以后,走的又有多少,他们有多少坐车,有多少走路?)你们就可以调査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强调的是用两条腿走,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你们还是看几天。我们不是要他们巫火车,而是要他们用两条腿走路,你们可以宣传。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警惕性很髙,敏感性很强,这个问题,中央是好意,退一万步讲,走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少了,全国其他地区多了,可以把仝国搞好,那也是有所得有所失,他们可以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炮轰,到处火烧。这样就可以把仝国的革命之火点起来,只顾本单位是不行的,全国这个责任,你们要担负起来,现在我们要求,在全国更好的组织我们的革命队伍。
    希望你们支持中央的决定,因为你们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我就是要和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是中央决定的,得到毛主席批准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是陈伯达同志和我抓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有根本的变化。现在《人民日报》基本上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支持革命派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同志很负责任,抓得很紧,我们要求得到同学们的支持。现在,我们一个是主席接见,在天安门开大会,由林彪同志代表主席讲话,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红旗》的社论,来指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希望你们支持,《人民日报》改组后,贯彻主席思想,坚决按党的方针办事,唐平铸(现在《人民日报》代总编)原来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是我们要过来的,主要骨干中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同志都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当然要你们大力支持。我们还要讲《人民日报》还有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但不准《人民日报》出版是不行的,如果不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日报》不出没关系,就是《前线》不出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的。《人民日报》从六月一日以来,你们可以一篇一篇社论检査,看他办得怎样?《人民日报》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们的一些好意见,例如在玻璃板下,主席象上面压着总理的象就要调查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人的平时表现如何?在厕所中发现主席象要彻底追查,保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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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上刺刀是在晚上,白天没有。因为主席有指示,要保护好人民大会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我们要求你们也保护这些地方。
    (同学插话:有《人民日报》的人盯我们的哨,又一同学说:我们对这些表示遗憾。)我对这些不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对了。我的话就讲这些,现在同学们讲
    (邮电同学指出,多数派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后,虎虎地往外走政法同学说:他们这些人出去了还要保,在外边也保。)陶铸:出去的多数还是要革命的,他们过去受骗了
    同学:他们岀去就要几个月,因为是走,这样学校的运动什么时候才能搞陶铸: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好办法?
    同学:他们现在认为这个社论很支持他们,我院他们的敢死队都要出去了陶铸:出外点火嘛,我不是主要讲锻炼,锻炼只是一个内容。
    蒯大富: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师院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光了
    陶铸: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1400万人,不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院女学生: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陶铸: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陶铸: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
    陶铸: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同学: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关系是一致的吗?
    陶铸:是一致的,都是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们能不能制止住?(同学答:能制止住。)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联)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重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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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联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住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
    必须很快地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要很好的组织。
    大家说,社论没有写分期分批,当时是想到了,但社论说,主要强调大串联的意义,我们可以就接见十五个人发表社论,宣传大串联的意义,提出要分期分批。陶铸:现在四点半了……。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要求接见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木禹等同志,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
    陶铸: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们是第三司令部的,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么,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同学时的讲话
    〖10月25日,北京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林学院、农机学院等院校的部分红卫兵战士,就《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的发表去问《人民日报》社。下午,陶铸在国务院接见了这些同学的代表,晚上陈伯达、戚本禹、关锋同志于《人民日报》社接见了这数百名红卫兵战士并讲了话陈伯达讲话
    刚才那位同学提得对。《人民日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同时又能够受到群众监督,就可以办得好些。党中央领导与群众意见相结合,报纸才能办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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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现在还很年轻知道的事情还很少。你们有很大的优点,对政治敏感。但是,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我有几个孩子,我也对他们有意见。他们就只是上学,没有接触群众,即使书读得多,文章写得通,但和群众、社会没接触过,顶好不过是个书呆子,对社会无用;不好,还可能变成对社会有害的人。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评过去派工作组的办法,指出路线错误,原因就是它要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改换人们头脑的大革命,怎能包办代替呢?群众不同意包办代替,于是压制就来了。我讲的话,你们记下来,对大家贴我的大字报可能有用处,影响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处,可以经过千山万水,看到群众种种生活,听到群众语言群众意见。可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接近工农群众,使你们晓得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你们就可以用脑子想一想,考虑、判断。电灯,有电源。过去点油灯,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意见,得到许许多多养料,将来就可以变成灯光。如果不提倡你们走这一步。我们领导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点的,后代会批评我们,将来会责备我们。你们都年轻,为什么不到社会大熔炉中去锻炼呢?去吸收养料呢?你们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明白了。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现在你们搞政治或其它学问,假如你不是准备当书呆子,而是准备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众,懂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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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民日报》办得有什么不好的话,就因为他们懂得群众,懂得社会少
    你们记录我的话。我准备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我们年纪不小了,大字报攻攻有好处。我说话很蹩脚,不好听,不要录音。高兴记就记。记错了也不要紧。可能记错了,或者记的比我说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劝大家还是可以接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准备步行。步行的结果,好处,将来你们会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可能很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医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要避免各种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车也可能要碰车,坐飞机也可能摔下来。不要在步行中发生了困难,就埋怨《人民日报》社论。
    主要是让大家能接触社会,接触群众。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经验的总结。你们都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虑了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你们步行,就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走过的路。毛主席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去走。(鼓掌)
    这样,发生了一个问题: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对!)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们过去小时候尝过很多苦头。你们现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尝到苫头,可能不会太多。我们那时候的苦头想起来很难过。现在,社会变化了,革命了,群众翻身了,这是在另一个条件下接触社会,你们可以比我们得到更多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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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走就走了嘛!你们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几天走的,也是抢火车的,并不是步行的。这不能怪《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范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都你们在步行这一点上,也要作全国的模范。(鼓掌)
    有的同学提出不同的意见,很好。赞成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你们可以批判我的。我讲话就是准备被人推翻的。你给我提意见,我给你提意见,互相提意见,这是正常的,这样才能进步
    你们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人农民给你们提意见,你们不要生气。说的不对你们听了记下就行了。也可能说的对,你们认为不对。我多年前去农村,有的人和我意见不一样,我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不对。土改时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些群众的意见对,他认为那些群众的意见对。这并不妨碍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高一步。因为有人反对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众中有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要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才要分析。群众不是一个意见,有各种意见,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话,意见,都要听下来,记下来前两年,我那机关有些同志去农村搞四清,我对他们讲过一些话,最后向他们提出,要准备两个笔记本:一个记问题,一个记群众语言。群众说的话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话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那样:象个瘪三,就是群众语言太少了。当然,也不能说我的话一点群众语言也没有,我从小在乡下生长的。我说的是土话,但我如果完仝说土话,你们一句也听不懂。你们可以弄两个本子,记一大堆群众的话。
    (有人问:我们同意步行串联,可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们学校几千人剩下几十个人,再走就剩几千外地学生了。
    我劝你们也走,你们回来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参加四清运动。我同天津的同志谈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们说,你不要给人家造成困难,造成灾难,人家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说,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做什么?结果,还是没走成功。说我年纪大啦,他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能够步行,比我们幸福。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其实,走了,身体就好了。可惜没有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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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来说服你们,不知道说得通说不通?(有人问:学校空了,反对路线何时批判?)
    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有人说:批判没有对象,都走了。)(有人问:北京的学生都走了,外地的人还来干什么?)
    你们都走了,到了外地,他们就在那里和你们联合起来,不一定来北京了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问:走光了怎么办?外地同学要见毛主席怎么办?)
    到那时,就进行另一种部署。外地要来还可以来,北京的总不会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还会回来的
    (有人问:走多久?)
    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破四旧,是长期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判的。这样,你们的文章就可能多种多样了。破四旧,破什么?那么大的天地,
    四旧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破?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
    你们担心个人走的路程,时间不一样,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如何斗批改,揪黑帮?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地斗,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学校里的。你们的脑袋要武装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吸取力量。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杋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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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有的红卫兵的红字可以加引号吗?)
    (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分为二。)
    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我们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红卫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红卫兵是无敌的。(鼓掌)
    (又有人说:队伍大了好,但要注意质量。)
    那是对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样的人进来。同时,要让他改过(有人说:他们不敢触及灵魂,不承认错误。)
    慢慢来,不能性急。没有韧性,就争取不了多数。我经常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你们在长征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毛泽东思想结合,就会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不对?(鼓掌)
    有的在这里对我鼓掌,出去还会贴我的大字报。我对有些人是不是赞成的话还抱怀疑态度。
    (有人问:照你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
    我也不能预料。就思想斗争说,是复杂的,长期的。不能想象,几个月,人的脑子就革命完了嘛!过多少时间,等你们回来后,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了反动学术权威,改了学制,建立了新的课程,是不是文化革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过:资产阶级革封建主义思想的命,革了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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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为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搞思想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搞。我们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
    要是上百年,就泄气了?不搞了?(大家说:一定搞彻底!)
    批判资产阶级,破四旧、立四新,是长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旧书烧了这能不能解决问题?书烧了,脑子里思想还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书,不要随便烧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书。少数人看看,批判,当作肥料,当作批判对象。有人说:鲁迅劝青年不要读古书,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鲁迅读古书都是拿来批判的,把毒草拿来一个个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处
    (有人问:总理说过放假半年,现在推翻了吧?)(有人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运动的规律,有些是我们预见不到的。有些发展情况,预见不到。原来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估计到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看到这个伟大的苗头。(鼓掌)那时,他支持红卫兵时,红卫兵还很少。一下子,全国都发展起来了,震动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
    从几个月的经验看,对运动不能划个框框。步行,回来,估计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课了。学校的课程怎么搞?我的孩子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学文科我不赞成。我说,你要学文科,就下放劳动去。(鼓掌)在劳动中同样可以把文科学好,学得更好,有把握地学妤。如果不参加劳动,就想搞这文科那文科,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现在口头革命,将来还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将来学校怎么办,大家可以研究。我们现在学校的学制,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学制的框框。社会主义学制怎么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创造一个新的学制。(鼓掌)
    苏联就是按照资产阶级学制,培养了多少修正主义分子!国家变了颜色!我们采用另一种学制,进步会更快,学习得更快更好。我说的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过去的学制
    我说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见,是和你们商量,探讨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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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告诉我们亦工亦农,亦学亦兵。他提出这个方向,我们要在实践中具体化。毛主席希望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一个模范出来。(鼓掌)
    你们是不是想很快把运动搞完,赶快上课?这是个群众运动。个人的有些想法,是会被冲垮的。你们当中有人想很快上课,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课,也要学习。要把毛主席著作读通。把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抄一遍。字写清楚些。赞成不赞成?(鼓掌)
    (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你们在作记录,可能有人准备出我的大字报。我是一个解放了的人,没关系有人记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也不辩护。我有讲的自由,你们有记的自由。我在马列学院上课,他们都在记。我上课从来没有讲义。我说:你们记了些什么?我收了来看,每本都是不一样的。各种版本不一样,哪一个做标准?
    (这时,一部分去中南海回来的学生代表提出来:还有些问题要单独谈一谈。)有什么话就一起谈,不要单独谈。
    有些问题,不要希望我一个个回答。你们去思考、思索、讨论、比较。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你们自己解答自己的问题,比较好些。我可能解答错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涂。解答对了,也是硬灌的,填鸭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针。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争论,主要就在群众问题上: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工作组或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包办代替?硬压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问题,我就这样答复,就完了。
    我来,是向你们请教的,是做你们的学生。(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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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这篇社论的效果如何?)
    我看社论还可以,但有个缺点:没有讲到两条路线斗争。可以再补写一篇社论
    (有同学称陈伯达同志为首长)
    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鼓掌)(有人问:出去对木单位的斗批改有没有影响?)
    为了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处。到处看看,听听,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处。
    《人民日报》有群众监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说明,提倡长征,是中央提的意见。估计有积极效果。不要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二十二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
    (有人说:要看效果!现在大多数已经走了!)
    是坐火车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几天走了几万人,是坐火车走的。你们调查研究还没有到家。把学校空了都归罪于这篇社论,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们实事求是。我赞成再写一篇社论补充这一篇。不然。纠缠下去,纠缠不完。唐平铸同志告急,我来是想当“解放军”,解放他们的,现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要允许补充、改正的机会。
    有人说发表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我倒是劝大家不要抢火车到外边去。步行出去,我赞成。不一定仝校都走。要有计划,可以留一批在学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车,对外地学生也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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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
    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发言,仍然说这篇社论与党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还说《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农兵学习》都是错误的,是贯彻反动路线的。)
    阴谋是没有的,疏忽是有的。我这样说不是包庇他们。我和他(指他身边的唐平铸)过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报》来接办《人民日报》,才认识的
    《人民日报》社论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点。不能抓住某一些缺点,就说六月一日以后一系列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倒。(有这样一张传单)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论都是我经手的。我不反对批评,也不批驳,把传单留下来,作为经验
    传单说要造《人民日报》的反,说六月一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六月一日以来《人民日报》是代表反动路线的?我怀疑这个传单。可以怀疑吗?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学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有人喊:明天就要!)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有人说:《人民日报》的人不让我们上楼,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这样的框框?为什么见报社的负责人这么难?)
    我要告诉大家,办报是件苦差事。他们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觉。又要办报又要接见你们,忙不过来。你们对《人民日报》有意见,可以写信。都拥进来,报就不好办了。写信,怎么尖锐都可以,骂人也可以。不要拥到这里来。这样拥,报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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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学院一同学谈一天来在《人民日报》的经过情况,谈了一部分,关锋、戚本禹同志来到。因伯达同志要开会,平铸同志有工作,由关锋、戚本禹接替他们接见群众。伯达同志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
    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大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戚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伯达同志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联,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竞如何进行?戚本禹同志讲了话。
    戚本禹
    关于出去串联问题,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自已应考虑留多少,走多少,我看题不是那未严重。这篇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再写篇社论。
    我们很赞成现在有一批革命派同学到外地去。我到外地去了一次,在火车上听社论。目前,有些省斗争很艰苦,空气很不好。你们在北京,北京的形势大好,你们从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有的同学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他们在学校里还是少数派)。你们的形势反正很好!外地斗争很艰苦,我去过一些学校,我也到外地去过,去几个学校开了几个座谈会,外地斗争很艰苦,希望去一些人把北京的经验,北京的革命精神带到外地去。我希望北京的同学能够有组织地分散到各省去。把中央的精神、十六条和十三期社论带下去,会起到促进作用。你们到那里要先作学生,不要先当先生。
    在学校里不要叫他们(指原来保工作组的——记录者注)保皇派了,他们是受蒙蔽的。他们出去也好。我在外边问了一个出外的同学,我问他是哪一派,他说是保工作组的。我问:你现在还保不保了?他说不保了。他们在外边是炮轰派我问他:你在外边是炮轰派,怎么在学校里是保?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过,他说要考虑。我觉得他们这样出去有好处,那会使他们变成你们的战友。在外边受围攻,反革命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
    (关锋同志插话说:没有反革命的围攻就没有革命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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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60页,共5150页
    坐火车不坐火车不是绝对的。我们提倡步行,提倡走路,过艰苫生活,这是中央提倡的,是毛主席的意见。现在有一种倾向性错误,有的革命干部子弟,象谭力夫到那儿先住招待所。还有的要坐飞机,这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我们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另外有的地方资产阶级当权派用火车票控制同学,压制革命派,不给车票。不给车票我们就走路。兰州的同学就是这样,汪峰不给车票,他们就走,要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知道了,就打电话派火车。
    (关锋同志插了一句:走路就是革命。)
    方面可以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力,有的青年没车票就没办法了。你们在北京守着中央,可以到处找中央文革,找陶铸,找总理,你们可以到处闯,大闹天宫,那天到天安门,你们不是冲过了金水桥吗?我是很赞成的,保卫毛主席嘛!
    不让出来,不给车票,他们就自己走,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走路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冲破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封锁。在地方上不让坐火车,他们就没办法,毛主席指出,让他们步行。你们在北京,象北航的、政法的,有事就到中央,中央文革,甚至可以冲上天安门前的金木桥,你们不是冲上去了吗?
    《人民日报》社论写出了一些艰苦奋斗的精神。陈伯达同志说,社论有缺点,要重写一篇社论补充。我同意这个意见。重写一篇社论,就是你们造反的功劳。你们回去根据情况研究一下,可以走一批留下一批。
    (有的同学说:已经走光了。)
    你们不要给我施加压力,你们组织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你们还可以控制,你们是有能力的,是有办法的,怎么会都走光呢?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讲话我这些都是不算数的,对与不对自己思考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基木特点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主席接见后,群众发动越来越充分,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天来,全国各地兴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十月六日的誓师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其他同志都到会了,江青同志、周总理都讲了话,念了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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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群众范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是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批判,对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是有重大意义的,对犯错误路线的一些同志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锻炼青年一代有深远的意义。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实在令人高兴,令人兴奋。如石油展览会,同学们发现布置有问题,不是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突出别人。那个事情不怪石油部,也不怪×××,是工交部陶鲁笳,是他们布置的。像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极好的事情。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告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当然,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要做很多工作。
    但形势不像有些同学估计的那样严重,一些同学完全出于一片热诚,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前些时候不是有流传吗?(说毛主席是“少数”,“孤立”,××被包围了,要推翻十一中全会决议……)是不确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很凶,实际上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同学们一片好心,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常好,但是形势是一片大好形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罗!另外,在党内还有一个思潮,一个是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护身符;另外还有一批世界观没改造的或没改造好的糊涂人,需要我们做工作。对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要有区别,有提出这个路线的人,有执行这个路线的人,执行这个路线的人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是多数,自觉的是少数。执行了这条路线里头还有轻重之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并且实行改正错误和坚持不改的要有区别。矛盾的性质,犯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当然也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如果坚持不改,那他和群众的矛盾,和党的矛盾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对抗性矛盾,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希望这样人越少越好。改正错误和不改正错误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公开检讨错误,是不是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假左派、真右派”,“政治扒手”等这些人认真平反,是不是支持革命派,是不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标志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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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从六月份算起的话,还不到五个月。确实有那么些人,由于认识问题,没有经验,当然也和世界观分不开,犯了轻重不同的错误。民主革命搞了多少年,开始也不知怎么搞法,所以在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很多同志很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些同志,只要认真改正错误,特别是确实改正错误,我们都是欢迎的。当然不是不要群众批判,没有群众的批判不行。至于同学之间也是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受错误路线的蒙蔽,不要排斥他们,而要耐心帮助这些同学,争取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改正了,我们就欢迎。现在北京许多学校,不是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了吗?队伍扩大了,这样才能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说到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对负责人,只要今天改正,我们也欢迎。至于同学一时受蒙蔽,我们也要耐心说服他,帮助他。
    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大家如何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从具体事实,具体材料,争取多数,团结多数。我们不能采取工作组整我们的办法去整他们。工作组整我们不是硬压吗?戴“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甚至给关起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我们不能硬压,这是需要警惕的。总的说来,斗争形势大好,越来越会斗争,斗争的策略也有进步。有一个学校,批判开始就对立起来了,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搜他们的笔记木,以后觉得不好,主动道歉,双方都流了泪了”。那一部分说:“是啊!我们过去错了。”不少人加入到这方来,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大多数是好同志。
    我讲的不为准吧。以《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准。最近要发表社论,体现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社论不能草率从事。形势实在是好啊!同志们,你们说,看到同学还没解放,还受压制,就生气。不要说你们生气,我们也生气生气就把形势……(未听清),但和以前比,就没法比较(指几个月前)。要再和以前比一比,如和去年刚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比,那时好多地方不转载,《红旗》都不转载,伯达同志是总编辑,他的话就是不听。和那时形势比一比,那时何等嚣张,那时我们也不敢和他拉一拉。
    现在宣传工具,例如《红旗》、《人民日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红旗》也有困难,《红旗》内部运动的任务也很重,老唐这里有没有。我看也有,老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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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月三十一日进《人民日报》的,(讲了《人民日报》过去在吴冷西控制下,围攻左派的事实。)文化革命以来,到五月份,一直出错误。主席讲,对《人民日报》不能象对《北京日报》一样,过去反修文章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对《北京日报》我们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攻击它,对《人民日报》用换人的办法解决。《人民日报》写《二论突岀政治》时,《解放军报》烧了它一下,我们也幼稚,比你们年龄大几岁,还是很年轻的,火气大得很
    五月三十一日进来以后,从社论看,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清华的工作队,公然把《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当作毒草来批判。(唐:还有几篇。)同志们!那时你们受压制呀!我们呢?(同学说:那时你们不是进了中央文革了?)进中央文革又怎么样?比如师大,林杰是师大的毕业生,师大少数派去找林杰支持他们,工作组孙友渔就说林杰是北京市右派学生的牵线人,林杰的背后是关锋,关锋的背后是陈伯达、康生。当然斗争的方式要注意,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得复杂一点。我们的斗争方式和你们不一样,有所不同。形势好,现在和过去一比较,就清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破产很快,你们六、七月份时估计有这样快吗?所以能这样快,最根本的是毛主席领导得好,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要害,加上广大革命群众,个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一个是广大革命群众,把反动路线打倒了。
    你们北京师范学校形势怎么样?(同学回答:再过三天就剩下传达室的人了火车票放在传达室,谁爱走就走。)那天以来(指二十四日)对一些同学的心理我还是不了解的,我们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争取一部分同学,现在都拉出来了,争取不过来,将来又卷土重来,怎么办?
    (同学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又问:“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不要贯彻?”)
    “当然要贯彻!”(同学又问:“人都没有了。”)“材料呢?”(同学说“都抢过来了,抢过来是不是要公布,揭发、批判?”)
    你们考虑是有道理的,我看不要紧,谭力夫带着一批人走了,他想,你们批判你的,我带一部分人走,将来好卷土重来。可是现在一分为二了,众叛亲离了回来了一部分人揭他。他们(指受蒙蔽的群众。)出去把眼界开阔一下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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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呕气,不认这个账,出去看一看,叫人围攻,听人诉说,那里没他的帐,就容易接受,出去是有好处的,有时不要光从一个学院来看,要从全国来看。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有些地方斗争很艰苦,(唐:有的地方还得去冲一冲才行。)(同学问:就全国来讲,当前文化革命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批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广泛的斗批改不能对立起来。欢迎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标志,刚才说了
    全国川流不息地,北京要到外地去,外地还要到北京。(群众反映接待不过来了,学校走空了。)我看还是好处多,我们都没有经验,看看到底怎么办,都走不可能,今天晚上不是有好几百人攻工交吗?(有同学说:到工厂调査,和工人开座谈会的情况。)那很好啊!(北航同学讲了“红旗”战士被扣的事,关锋表示知道了。)那是好事嘛!叫他们扣起来是好事嘛
    所以工厂到底怎么搞法,(同学说:中央有规定,不能串联,卡得很死。)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山西有个解悦,我鼓吹过她那篇文章,听了她的意见。她厂的红卫兵分两派,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四千多人,她那一派一千多人,对立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不要进车间,不要妨碍生产。(有同学批判《人民日报》
    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中一段不让串联的话。)当时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据我了解,当时是那样考虑的,不少地方挑动工农斗学生,鉴于目前形势,写了这个社论。现在考虑和工农结合的问题,采用什么形式,你们也想想,我们也想想。(唐:文章发表是以社论形式,但实际上是中央政策规定,一个问题是生产,是很重要的问题,工厂的工人也是要起来革命的,许多地方内部搞得很复杂,生产幅度下降很大,最重要的是稳住,当时不光是学生不去,工人也不要到学生中去。一些省、市委煽动的口号就是“保卫省委就是保卫党中央”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发表社论要制止这种现象。)十六条里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贯彻这一条,贯彻主席的路线,还要积累实践经验,大家可以考虑。(同学们说,现在实际上是只生产不革命)是啊!要他抓革命,他不抓,(大家谈了很多工厂的情况)可以找工人开座谈会,抓革命,促生产是中央的精神。
    工厂有个问题,现在开始搞的有多少,没有搞的有多少,分期分批怎样掌握,是要调査研究。一下铺开到全国,也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搞过的暂时停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怎么办?你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映,作个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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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学批判十月廿二日社论)大胆想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得太高了?我的看法不如你严重。社论发表得仓促,表达得不好,没提两条路线的斗争。长征这是中央、主席的意思。我们的领会有我们的局限性,体会这篇社论要多花点时间、多想一想。你们怀疑是可以的,我还是给唐平铸同志讲几句话,三十一号前我和他还不认识,他是相当困难的啊!我从《红旗》想到他很困难,班子整顿也很不容易,这是吴冷西搞了多少年的。《红旗》总编辑是陈伯达,但几个副总编辑搞了七、八年。《红旗》是半个月出一期都很困难,老唐每天都要出报就更困难了。我们一块搞的吴冷西嘛!不要把事情孤立来看(是社论扭转了方向?)看看再说,让实践检验检验。(一个人说:社论应该准确、迅速宣传党的政策)迅速往往不能准确啊!
    会议的精神要搞几篇社论,正在考虑怎么安排,你们可以给报社写文章啊不要写那么长。
    唐平铸:对这篇社论的看法,不是大毒草,是《人民日报》主持写的。提出这篇文章的不是我们,那天常委开会,提出要搞步行串联,不对生产、交通有影响,同时还要搞大串联。主席坚持要很大,有人说一百五十万人超过了北京的接待能力,毛主席说
    三百万人才行。二十一日晚上,总理在政协礼堂把长征
    红卫队的事讲出来了,只是发消息,社论是前三、四天交给伯达同志的,他没功夫看,当晩就发了社论,第二天征求意见,总理他们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晚上大家就来了。总的精神还是主席、中央的,发表的时间、表达的是否完全,由我们负责,现在看来有许多不周到之处:
    1、和两条路线斗争应挂起勾来,应当说明,解释这一问题2、分期分批没有提出来
    3、应更稳妥些,当晚不发表较好。
    今天同志们提出这些问题都很好,本来还准备了一份材料,解放军行军的经验,有一系列问题,现在北京市的串联火车还要让外来的同学先生。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一点来看,如伯达同志说的走三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我们同学经过这样一个长期的锻炼,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对我们是很大锻炼,可以和工农群众很好地结合。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说法,我不同意说现在只要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政治上的“万水千山”是第一位的,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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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锻炼的需要。(同学说:现在有三种串联:走去走回,车去走回,车去车回。)关锋:都可以嘛!
    (大家对《人民日报》社论又提了很多意见,还提了很多问题)关锋说:改标语口号与总理无关,有些问题我可以讲,有些问题我不能讲,我和戚本禹是普通工作人员,有些不是我们能解答的。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很好。很愿意听你们的意见,是否每个意见都同意,互相可以保留意见,我们就是要创造这种社会风气,我正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的问题,大民主是很大的好事,想有机会和大家座谈座谈。大民主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要考虑斗争是复杂的,如《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手的问题。和《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不一样,你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将来会明白这个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不结合是不行的,但是怎么办?要做调査研究,是否可以考虑比较有组织的跟班劳动,分期分批怎么搞,大家研究。
    有没有到山西的?山西很值得一去,情况了解得不太多,我看去一点人好,去太原。当然话说出来会得罪点人,来的人不多,来的信也不多
    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当时考虑没有经验,一下子铺开不行
    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被接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北京第
    、三司令部代表。〗
    张春桥讲话:
    红卫兵成立全国性组织,一定要通过中央讨论。你们有这种积极性很好,我们不反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条件如何,是不是没有这种组织不行,是不是第位的问题。因为整个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央都直接把指示告诉全国人民,每一次接见都提出了当时的中心问题,竭力避免形式主义。过去开会一定要作报告,报告三小时,现在都打破了这些,毛主席向来都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讲的就不讲嘛!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党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毛主席的路线是经过斗争得到发展的。现在上千万人在串联,到北京来了几百万人,有的来过几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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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法统计了。原来想分期分批地来,现在都打破了。这么大的运动也不能下框框,很多问题群众在串联中能解决。天南地北,从哈尔滨到海南岛,在群众大串联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解决。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串联的单位今天可能是左派,在大动荡中青年也允许犯错误,观点也可以改变。大动荡中建立这样的组织,有非常不稳定的可能性。现在你们要做艰苦,细致,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少数派,过去你们被斗是光荣的。在革命运动中如何把左派组织起来,团结大多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是讲话,发通告能够解决的。现在就缺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组呢?还要看一看,因斗争在发展中变化很大,组织问题放在后期比较好。现在不要急於建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岀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戚本禹讲话
    大方向是对的,潮流所趋,红卫兵是否代替共青团还得考虑。红卫兵全国组织是一种趋势,将来总会建立的,这是大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全国红卫兵的大事,对整个世界震动很大。因此这么大的组织不能仓促成立,要做很多工作。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主席不能做你们的统帅,这不是小孩闹着玩的事情,牵涉到国际关系……你们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发了大字报,外国人都很感兴趣。我们俩人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对人家国家的红卫兵斗争不利。日本出现了,被抓了,就搞秘密组织,抓是抓不尽的,革命的大火是扑不灭的。你们搞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有联系可以抓,这样好心变成坏事,对外国(革命)并不有利。
    红卫兵全国性组织,将来是要成立的,但要经过一定时期。文化革命运动,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大动荡,大分化,比较稳定的时期……你们要成立,不要比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要比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要急於成立这样的组织,到时候你们不成立也不行,那时候我们再听听你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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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还很艰,你们要更好地做些踏实工作,你们会讲话,会分析,都是风流人物……到各地联络,调査硏究,哪些是左派,保守派是哪些,哪些人拥扩毛主席。
    你们要做踏实工作,不要打旗号,目标小有好处,懂吗?将来是要建立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光明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四号通令平反,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坚决、彻底,胜利地作好平反工作,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四号通令
    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管他是工作组也好,是“联络员”、“观
    察员”或其它变相工作组也好,一律必须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律必须是随随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不许借故推脱。
    二、平反必须认真、必须落实、必须彻底。在运动初期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的工作组(或其它变相工作组)必须当众宣布无效,公开为这些同志恢复名誉,彻底解放这些同志
    三、必须全部、干净地索回“黑材料”,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军委指示办事或当众销毁,或退回本人。
    四、如果有一小撮顽固分子拒不承认错误,继续压制群众,就坚决造他们的反!就坚决同他们斗争,斗垮他,斗倒他,斗臭他!他们的结果只能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五、有一小撮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他们或封闭“黑材料”,或故意把“黑材料”与档案等机密文件混藏,企图阻挠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告这一小撮人你们放老实点,马上把“黑材料”和机密文件分开,否则,革命群众照样有权采取行动,不受你们的束缚,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六、平反工作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政治措施,是为了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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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保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政治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政治措施。以上通令不仅学校适用,工厂、农村、各部门、各单位、凡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击了革命群众的地方,都完全适用!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胜利地作好平反工作,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同志开会去了,先由阎长贵同志听我们汇报情况。(主要关于十月七日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来了以后,先听了一下情况,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接着问起我们还有多少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有多少,问我们以后准备怎麽办?我们讲照常办公,准备开联席会议。〗
    戚本禹同志问:你们能召集起来吗?北航的能来吗?他们要改改吗?行的话就改,不行的话怎麽办呢?他们有多少人?(指造反联络站)几个单位?他们开始就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他们是比较反对工作组的。我特别要质问你们一句上次开会时(指八月二十七日晚),我说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有两个司令部个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听得懂吧?(指八月
    十七日晩讲话能否理解)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我要你们做工作,有人说不干了。我说还是要干下去,通过你们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边。不然的话,我为什麼要支持你们成立组织?花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做工作,把红卫兵战士带到毛主席一边。关于“十一·七”事件,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是革命行动我都支持。他们对你们的突然袭击,你们自己检査一下,这是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我事先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说我叫他们去的,可能认为我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的。我对第三司令部也是支持的,我对双方都不责备
    (接着,戚本禹同志谈到辟谣问题)
    我不想辟谣,不想表白自己。现在有的人借我的名义写什麽<打虎记〉,我也没有辟谣。我说要从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考虑一下(指十一·七事件),有前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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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的,为什麽会产生这事。第三司令部也发生过,第一司令部也改组了,这是矛盾的表现。毛主席说,没有矛盾就不能发展……要想的开阔些,不要想不开,总是要发生这事的。水火合在一起(指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总是要爆发的
    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我每次接见同学从来没有讲的这么彻底。(指八月二十七日)我可以受处分,但我没有说过界线。我觉得你们受毒太深了,现在我不说太多。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为什麽<红旗〉十三期社论要发表?那时不行了!围攻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有组织。你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没有回来,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文化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麽首先举起革命旗帜的,被打成“反革命”、“游鱼”、“小牛鬼蛇神”?一个学校整死了许多人……白色恐怖,整个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说偶然的。它直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在中国搞复辟。六二年就搞单干,文化革命一开始,姚文元发表了文章,但还是冷冷清清,不让搞文化革命,反对文化革命。为什麽要在上海发表?他们就是对和平演变很感兴趣。文化领域里的帝王将相统治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国家还象什麽样子?特权阶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的国家就要变成资木主义的国家了。学校里也是这样,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不要多,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一步步垮下去了。少数人变成贵族,多数人变成奴隶,给他们当牛马。文化革命刚一搞起来,就触及灵魂,他们要压下去,怎麽压?谁革命就压成反革命分子,把生气勃勃的文化革命,没几天压得冷冷清清。国务院办公室一开始很多人,一下子没人了,冷冷清清,没人敢来,有人来,也盯梢……你们要把国家得失放在第一位,个人得失不足为重。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得也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我跟第三司令部也讲过。你们受了蒙骗,做了错事吧
    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就认不清方向,看不清错误,甚至坚持错误,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殉葬人。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林彪同志说“这都是林彪搞的。”林彪同志是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点动摇也没有。他自己走到反面去了。我不是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相信你们司令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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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红卫兵战士是好的,这坚信不移,能认错,站到主席一边,他们(指革命左派)要等待你们,你们要积极跟上。
    我看如果釆取正确态度的话,就好办。跟他们谈判,要甘拜下风。先对他们肯定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可能有错,不能每件事情都对,但大方向是对的向真理低头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是英勇的行为。明明是真理,不敢承认,是软弱的表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人说这是软弱,而无产阶级都不这样看
    你们要顶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後,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不知要向真理投降多少次。“叛徒”,我们可做反革命的“叛徒”,做革命的叛徒是可耻的。历来的造反者都被敌人称为“叛徒”,从奴隶社会的斯巴达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被人呼为“叛徒”。革命者历来就是日世界的叛逆者。把要革命的同志称为叛徒,那么,他们自己站到什麽立场上去呢?你要进步,就是要叛变旧的东西。讲″"投机″是不对的,即便有些人误解,也不要紧,真正认识错误的,回到正确路线的,比原来正确的有免疫力,下次有经验,坏事变好事。相反,一直正确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也可能转化。参加“
    九”运动的许多人都是这样,陆平、蒋南翔都是“
    九”的。但不要拿
    这个去攻击左派。你们可以从保守派变成革命派,他们也可能变成反革命。你们以前〔指运动前)表现相当好,但这次犯了错误。你们自己跟他们谈谈,如果不行,你们就说:“你们来领导!”有没有这种勇气?“我当红卫兵,你当领导。”包袱少一点。他们不一定干,那怎麽办?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我看也不要甩乌纱帽,"你们要我们做工作,可以当副总指挥,可以当小兵,如果开除了,我重新组织。"我看很好办!叫我的话,就这样。
    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岀现修正主乂,就这样造反。你们要敢说一句话:“好得很!大方向是对的!但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对。”“你们说我们不彻底,你来!”有时你们做工作好一点,有时你们不行。目的一个,把战士带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有人说,这是折衷,什麽是折衷……?(没听清)“你们北航‘红旗’正确,听你们的!”走到毛主席一边嘛!破了嘛,再立嘛!我看可以跟他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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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方面有个包袱,党团员较多,看到少数派过去都是表现不好的,现在积极起来了,想不通!如果让他当领导人,能不能把红卫兵带起来?
    (答: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能带
    (有人提到化工学院建议解散三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是革命组织的事,我不想插手。群众的组织自己来搞,你们正确就听你们的,他们正确就听他们的;搞成就搞成,搞不成就解散。不要有包袱,主要根据群众的大多数,都是摸索。第三司令部办了些好事,第一司令部也办了些好事第二司令部也不能说一件事也没有做。如果多数人说不要了,你们也解散。如果让北航来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好,坚持正确路线。你们自己处理。
    (有人问:为什麽不参加他们的组织就是不革命?就是保皇派?我们也要革命,也是革命组织,为什麽不能把它改造好?)
    他们是革命的组织就可以加入嘛!你们过去就不怎麽革命嘛!你们为什麽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呢?低不下头来?红卫兵组织将来要统一的,这是我的设想。要是我的话,就加入他们的组织。如果你们都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将来红卫兵要代替共青团,有这个可能,我过去提倡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还要公开提倡你们就是低不下头。他们这种精神很好,你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行动“好得
    (有人问到相互打人的问题时)
    我向来不主张打骂,但对打人应用阶级分析。红卫兵打红卫兵,我不赞成多数派打少数派有,但少数派打多数派我没听说过。
    (我们问到为什麽党团员大多数属於"保"这方面的?)
    根本原因是北京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团中央已经修到家了。对党要分析,党内斗争很尖锐。六二年国家的航道就要改变了,都是毛主席在坚持斗争。你们想一下,那时快散了,毛主席是中流砥柱,没有毛主席没有斗争就不堪设想
    我们没有怀疑,党员多数是对的,对陶鲁笳我们不是批判了吗?我当面问他我骂得对不对?他说:“对对对。”他算什麽革命者?是资产阶级政客,两面」
    (我们说,对陶鲁笳的讲话很敏感,总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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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批判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的,而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的。党内有斗争。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苏共的一套,是灌输资产阶级路线的。我过去也是念呀念的,对照"老三篇",讲得对还是不对?
    (谈到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
    现在不是你们问我,而是我问你们,你们自我教育。有些人向上汇报别人举一动,一言一行很积极,不是对错误进行教育,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党的建党原则里哪有这样的一条?把人搞得谨小慎微,这本身就是个人主义,没有造反精神。为什麽?你们自己分析。我们为什麽要主张销毁黑材料,有的人认为整理了半天,烧了,很可惜!
    不能否认党内有正确路线,但那些影响还是有的。为什麽主张销毁?因为这些材料都不符合实际,写出来,加以"提高"就写成"反党"了。我不主张这样做,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汇报上去。要是这样,我一天可以抓出你十几个错来。青年人,讲话总是有错的,错了就改嘛!共产党员不计较个人得失。
    〖到後来戚本禹同志不让记,他讲了很多问题,没记好,所以不一定完全,也不符合他木人的原话,请看时注意,有错的话,由整理者负责——外语学院陆为民〗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都红卫兵》记者文章《这个反非平不可》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一个多月以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大批判。其规模之大,遍及全国,来势之猛,所向披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凯歌向前。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
    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与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非平不可!
    毛主席亲自点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直逼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逼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六月十九日晩,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人在走访了北京市委大学接待组许克敏同志以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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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革命激情,根据许克敏同志谈话的基本内容,整理贴岀了一张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革命的文字,不胫而走“二十二个问题”被校内校外的革命群众争相转抄。革命派看罢,人人摩拳擦掌,拍手称快。“二十二个问题”在全国之内转抄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充分反映了全国广大革命师生不可遏止的高昂的革命热情,表达了广大革命师生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长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这是一张主张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大字报。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对这张大字报怕得要死,恨得入骨。他们对这张大字报和蒋书铭,曾宪均等人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围攻和迫害。他们向全国拍电报,寄材料,发声明,画框框,定调调,耍阴谋,造谣言把“二十二个问题”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把蒋书铭、曾宪均等人打成什么“反革命”、“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小‘三家村’”小牛鬼蛇神”等等,等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千奇百怪的“帽子”,应有尽有,荒唐透顶!蛮横至极!以贺××为首的北京林学院工作组还对他们实行了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一连串非法的迫害:蒋书铭等人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言谈行动的自由被限制,公民权利被剥夺,甚至连助学金也被无理扣除。蒋书铭等人被监视、被盯梢、被训斥。工作组还三天两头地开大会小会斗争,对他们进行逼、供、信
    事情远不只一个林学院,在清华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在北京的许多院校在全国广大地区,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利用对“二十二个问题”的所谓“批判”,在无锡市,在全国范围挑起了一系列群众斗争群众,学生斗争学生的严重事件。许多真正的革命闯将,仅仅因为转抄或支持、同情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就遭到“批判”,围攻,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在无锡就因为对“二十个问题”的“批判”,围攻,无锡市的学生运动被压了下去。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横遭扼杀。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着严酷的考验,他们在斗争中摸索,在动乱中摔打,在围攻中锻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船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入歧途,革命处在紧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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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象一阵春风吹遍全国各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回到北京。八月八号,一声春雷响彻万里山河,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十六条公布了!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又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拂开层层迷雾,拨正船头,升起风帆,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向前
    八月中旬,清华大学赵锋、马建武等二十多名革命学生组成“平反小组”贴出大字报《学习十六条,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翻案》。
    九月一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二人发表联合声明,阐明态度和事实真相。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字报的围攻,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诸如此类口号标语的满天飞。“平反”斗争阻力大得很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困难的环境里,革命同志刻苫学习毛主席著作,默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斗争。“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话鼓舞着他们斗争前进!
    在这场艰苫的斗争中,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他们从五百多名革命战友反映的情况中认真分析,认真思考。为“二十二个问题”平反的斗争,不只是几个人和几个学校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大事”的问题。“二十二个问题”一定要平反,非平这个反不可
    十月三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进攻的冲锋号。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参加大批判,宣布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就在十月四日,蒋书铭、曾宪均二人贴出《事实胜于雄辩》大字报,十月二十二日蒋书铭同志在林学院愤怒控诉揭发了贺Ⅹ工作组的滔天罪行,受蒙蔽的群众逐渐觉悟,同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起来造这条反动路线的反。坚决支持蒋书铭等人彻底平反的呼声响彻林院
    共同的斗争,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造反者紧紧联系在起。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向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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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强大、连续的斗争。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XX承认
    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已印发传单),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他们,同情他们。平反取得初步胜利。
    “二十二个问题”在北京平反了,但是,时至今日,在其它许多地区,在其它许多单位,革命的“二十二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翻案,受迫害、受打击的许多革命群众仍然没有彻底平反解放,仍有一小撮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花招,玩手腕,对抗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抗十六条,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这一小撮人,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红卫兵闯将们就是要坚决造他们的反,把他们全都踏倒在地!
    最近,北京林学院“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红教联等革命组织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彻底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全国翻案联络总站”(暂定林学院),联合全国革命力量为革命的“二十二个问题”彻底平反,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从以上报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二十二个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批判”围攻、迫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的个滔天大罪,是猖狂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我们要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就必须为被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二十二个问题”进行坚决彻底的平反,就必须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非平这个反不可,这个“反”我们是平定了!否则,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只是空话。中央军委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在于此。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让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高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坚决、彻底、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争取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首都红卫兵》第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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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关锋
    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想一想,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么样?在座的有多少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左派队伍中的小问题不要争,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容忍、忍耐、宽恕。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不发展还行,抗日时比这更乱多了我到一个土匪连当指导员,十八岁,是个学生,他们看不起,后来我就剃头换装原来抗日时期队伍很小,不是后来发展到几万人吗?成份复杂不要紧,改造嘛文化大革命,不仅革命,是革命力量,而且也当革命对象遇事先批评自己,再批评别人。
    说八·八团,在善于和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和不同观点的人说话,不同意见要商量,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左派顶打顶揍,如梁山伯排座次就是用大石,无产阶级不要那一套,不要出头露面,艰苫的担子自己挑,第三司令部排场不要讲,不要退岀,要内部整顿,搬出文化宫。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如抗日救国时打了几个胜仗就几万人了,队伍要浩浩荡荡,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
    反蒯冇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清华很复杂,一个人错,缺点要改,内部要整风,左派不善于利用敌人矛盾,而自己却被敌人利用。我们是革命的主力,也是革命的部分名字不要改,退出是错误的,不对的要改
    当司令你搞不好,我当也当不好,慢慢学嘛!王力
    你们不要退出,要改革嘛!关锋曾对八·八团一人说:“你们不应攻潘复生。”想一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有几个人那样站在革命师生一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呢?中央文革小组不也是我们几个人吗?湖南省委问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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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时的讲话王力:你们除准备开这个大会以外,还准备开什么?
    北航“红旗”代表:我们要开批判第二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和进行内部整风
    “三司”(第三司令部,下同)代表:最近以来,连续发生砸我们司令部的严重事件。据不可靠的消息,西城区纠察队和第二司令部纠察队(部分)要联合搞垮第三司令部。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来一次反扑。我们要追查根源,准备开一次大会
    关锋: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相信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西城区纠察队我们也去了一下,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讲了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他们不定同意。他们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第三司令部要砸他们,搞得很紧张。他们砸了你们,你们不要砸他们,你们要做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大多数是会服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王力:要相信大多数,他们暂时受了蒙骗,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
    第一司令部代表(石油):《论造反者》是我们学校“保”字号写的,是大毒草,但谣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关锋:你们可以去宣传,《论造反者》不是姚文元写的,与姚文元同志毫无关系。姚文元同志根本不知道。我看过那份东西,是不正确的。
    “三司”代表:我们那一份从长沙来的急电,你们收到没有?王力:收到了。
    “三司”代表:长沙来了几个同志,他们想马上亲自向中央反映湖南重要情况
    王力:你们觉得张平化怎么样?
    司”代表:我们觉得很坏
    “人大”代表: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讲话,影响面很广很坏。王力:这个报告已经影响到全国,张平化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报告很坏。“三司”代表: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比谭力夫讲话还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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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三个多月,你们看形势怎么样?“人大”代表:形势大好,可能出现大的反复。
    “三司”代表:反复是背定的,但每反复一次,斗争就深入一次。
    王力: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岀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过去的问题摆一摆,现在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十一月份开的大会较多,十一月六号开了一个大会后全国各地也开了不少大会。从十月份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究竞怎么办好?现在你们还准备开两个大会?
    关锋:你们要跟反对你们的人接触接触,我相信反对你们的人中间大多数还是好的。
    王力:你们的核心要搞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象打仗一样,打一仗后,就要休整一下,提高斗争水平和策略。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团结他们、扩大队伍,把队伍搞得浩浩荡荡。因此,你们要坐下来,总结工作。关锋:西城区纠察队,你们可以好好地跟他们谈谈。
    王力:当然,原则是不能让步的。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
    关锋: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
    王力:这个通告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现在天气冷了,许多同学要回来怎么办?要有一个打算
    北航“红旗”:我们要开展小整风。
    王力:他们要回来了,可能对你们的做法有些意见,要辩论,你们要做好工作,争取主动,要有一个精干的队伍,没有巩固的核心,要带好这么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他们回来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究竟怎么办?北航“红旗”小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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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革命形势在发展,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中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关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王力: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徒步串联,也要有许多准备,要熟悉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不要都到雪山草地去,那里没有群众,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家也不可能办那么多兵站,不一定都到那些出名的地方去,不要凑热闹,主要是和工农相结合。
    关锋:你们步行去,他不欢迎怎么办?不欢迎,不要动手,开始可能不欢迎你们,他们要看你们的行动。
    王力:总之,你们几个司令部都面临着许多具体,共同的问题,要考虑考虑,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大会上。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地点:北京钢铁学院,陈伯达、关锋等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团总司令部全体人员〗
    陈伯达:在座的有哪些学校呀?(各学校报校名)钢院在座的有多少人?北航“红旗”有多少人?地质“东方红”有多少人?还有哪个单位啊?(答:林学院)向林学院同学道歉!(群众鼓掌)我们很久就说到你们学校去,可惜说了两个月都没去。
    关锋:刚才伯达同志说,向林学院同志道歉,本来说要去,后来没去。现在道歉!(鼓掌)
    陈伯达:道歉干什么鼓掌哪,道歉就是我们不对嘛!(鼓掌)同学们不要太客气,欢迎去,还不晓得哪一天可以去,不能随便许诺言,随便答应,到时候去不了就失信用了,刚才道歉就是因为我们失信用了。我们文革小组失信用的地方很多,刚才向你们道歉,就是表示我们不完全正确嘛。听得懂吗?我讲的中国话很不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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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大家安静下来听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群众:好!)
    陈伯达:刚才有条子说我们不关心文艺界,现在有文艺界的同志在吗?(有!)可见我们很关心嘛。
    关锋:伯达同志想跟大家谈点意见,请大家坐
    陈伯达:现在想跟大家交换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大家安静下来就好谈一些。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现在文化大革命有些新的情况?(众答对!)主要是什么问题啊?主要是什么情况啊?(众答:打人)在哪里打人呀?
    (众答:好些地方都有,学校、工厂同学:湖南在工厂打伤一百多人。
    (关锋问伯达:电报看过吗?陈伯达同志说看过了,并说这也是有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陈伯达:为什么打你们啊?为什么工厂里要打人啊?众答:就是因为要黑材料不给)
    要黑材料不给就打人吗?是不是你们要得很急呀!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也是很急的。(热烈鼓掌)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自己也掌握了情况,我们也向中央反映了情况,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几次发下了指示,发下了文件,你们知道中央批转军委的一个文件吗?(众:知道)你们知道中央又搞了一个补充规定吗?(众:知道)
    同学:湖南还不知道。
    陈伯达:湖南还不知道?你们报告的这个情况很好。中央批转军委指示,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面写着,要在群众当中宣读的,如果没宣读,应要求那里的党委宣读。宣读以后怎么办呀?他们不交怎么办?(众:打!)我这人生平没打过架,让反革命打过那是有的,但从来没和好人打过架,不打架还是可以革命的呀我没有和人打过架,你看我还算革命的?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必要的。在机关、工厂、学校,我们想,这不是我个人想,十六条规定不要打架的,打来打去最重要的最大量的还是打了自己人,还是好人挨打,不管他有什么错误,打了他不一定认识错误,反而坚持错误。我们是希望改正错误好,还是希望犯错误的人坚持好?(众:改正错误好!)看来打架也没有必要嘛!最后关于黑材料问题,错误的领导、机关不交出黑材料来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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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革命不在乎这个机关有没有他的黑材料,交给你是革命的,不交给你还是革命的,他有黑材料,你是革命的他也不能证明你是反革命的;如果你就是不革命的,他那里没有你的黑材料也不能证明你就是革命的。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众:对!)要动脑筋想一想,我的话也还是可以考虑的,不一定都对。有人贴大字报说:“陈伯达站出来”“要罢你的官”“陈伯达,我们要坚决和你辫论”我说这都不要紧,我们如果是对的,就不怕辩论,如果是错误的,没有人和我们辩论那也是错误的。我想我这个人会不会是乐观主义?我今天来和大家随便谈点意见,希望你们碰到的问题除了本机关、本学校的以外,还有一个工厂的问题和个工人的关系问题,是不是这样?(众:是!)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去,我赞成大家的志愿,你们……。可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看法,所以需要和大家商量,是商量不是命令。我不是首长,大家都叫我首长,我不是首长,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思想上必须改变一个观念,旧社会有句俗话:“官就是民之父母”,知道不知道这句话?(众:知道!)这个观念必须改变,我好多年以前到乡下去与农民谈话,农民对于干部有些意见,我说:“你们有意见为何不提?”农民说:“干部是父母官怎么能说呢!”这就给我一个启发,我就沿路讲了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父母官而是老百姓的儿子。(众鼓掌)我在《红旗》杂志登过一篇讲话《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包括你们在内,也是人民的儿子。(鼓掌)这样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到工厂去,如果去,一定要抱着做勤务员的态度,当人民的儿子,这样工作起来就不困难了,如果做一个指挥官去那就要碰钉子。毛主席过去批评过一些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吗?(众:知道)知道就要学嘛!你们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特别要向有经验的农民,有经验的工人学习,和他们聊天、谈心,了解他们那里有什么问题,这样你们才有发言权,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诚诚恳恳地做群众的小学生,才有可能当群众的先生。我这里补充一句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能做群众的先生,向群众学习好的,才可当先生,学习不好的还是不可以当先生。(鼓掌)听到你们的鼓掌,大概我这个意见得到你们承认了吧?(鼓掌)让我们知道工厂一些问题,学生到工厂去,一部分工人和学生有矛盾,我看这个责任首先主要在学生,不晓得你们觉得我说得对不对?(鼓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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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大毒草,如果是大毒草,你们就贴我的大字报,敢于贴,这样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旁的和我有同样态度的人,包括关锋同志,这样谈可以不可以?(众可以,同意!)所谓责任在学生,因为学生年轻,还没有经验,不会和工人结合,你们学生革命热情,革命精神好,但是没有适当的方法,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你们的任务,你们的革命任务是完不成的。
    (关锋说:要有一个适当的方法
    要有一个好方法,没有好方法,革命任务也完不成。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懂得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群众的头上,就是意见对的,强加在人家头上,也要碰钉子,也是行不通的,你们说对不对呀?(众答:对!)你们十几岁的人,还不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二十岁左右的人还可能想想,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懂得,因为他们年龄大一点,经一堑,长一智,懂不懂呀?这是毛主席讲的话,现在我要读一段毛主席的话,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现在请关锋同志帮助读一读
    关锋:伯达同志划出来让我读一下
    陈伯达:读得慢一点,你们听了记下来,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现在不要吵了,吵了谁也听不清,变成赶热闹。我们来不是为了赶热闹的,是为了谈问题,跟同志们谈心交换意见。
    关锋:我现在念了,在一卷一三四页第三段“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
    陈伯达:主席谈这段话时是当时在江西根据地有个扩大红军的问题,不讲究方法,光是研究扩大红军。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了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你们读过这段话没有?(众:读过!)好象半懂的样子。读过毛著是一件事,用起来会不会是另一回事,可以读得很熟,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不会用,那样读了也等于没有读。现在给我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会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挤,这样挤,这样推很不好,东面、西面坐下来好不好?我们是商量问题呀,不是看戏呀!我们也不会演呀!你们这样子,我们很不安心,我们给你们惹了祸了…后面坐不下,可以到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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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同志们不要到台上来,注意首长安全。
    陈伯达:刚才他说的话是错误的,没有什么首长、安全问题,我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上来,都是一个群众嘛!我也是一个老百姓嘛!可以考虑考虑嘛!挤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台上听不见,没喇叭)这倒是个理由,台上听不见,没喇叭(一条子:有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一部分工人斗学生怎么办?)有这样的事,是在考验你们会不会做工作,如果你们会做工作,要向工人做工作,工人了解你们不歧视你们,那么这种事情就会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要挑也挑不起来,他就孤立了。
    假定工人一下子听不进你们的话,因为有坏人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坏东西进去你们的话他听不进去,你们怎么办?我说这时候你们就要耐心,不要心急给大家坦白地说,我这个人非常心急,但在群众面前我就经常警告自己,不要心急,群众听不进去,群众与你意见相反,我们就要想一想嘛!我们的意见究竞还有哪些地方有缺点,如果我们的话是对的,群众听不懂学生腔,也感到你们是学生腔,所以你就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
    所以,要学会跟工人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语言问题,群众的语言对我们年轻人是缺少的。当然,我也是缺少的,我在群众当中靠的就是个态度问题,我的态度比较好,是跟他们商量的态度,是当小学生的态度,所以有些群众就可以听我的意见。但是有些人就不一定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是听我的意见,还是很好的,但后来不听了,因为情况变了,不适合他们的口味了。所以这些问题,我也经常想到,要了解做群众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跟工人和农民做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有可能怀疑。上一回我在政协礼堂跟些同学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九四七年我到晋西北做土地改革工作,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家是中农,他的侄子是贫农,衣服穿的破破烂烂,不成样子,象叫花子,我看到他侄子来了,他们可能谈些家里的话,就出来了,把门顺便关上了我就停在门口,在门口停了停,听到一句十分惊人的话:“这个人可能不是好人吧!”当时我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知道的,又是上级派去的,他们也知道,那是我年纪也不算小了,我住在那里好几天了,相处的关系很好啊!他们还有这种怀疑,我认为他们这种怀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群众怀疑,就说群众不好,不能老子天下第一呀!不能你的话每个人都要听啊!过去和你不认识,你是叫张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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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李四,过去怎样,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大家就忽然听你的话啦?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如果忽然就听你的话了,反而不太对,不知对不对?
    你们的程度比我高,你们是大学生,我是初中没毕业,又读了两年师范,小学还没读完,你们的程度比我高,我说的话你们可能听不进去,你不过是个小的知识分子,我是大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听你的?我虽是小小的知识分子,但年纪比你们大了些,我接触的群众比你们多一些,走的路比你们多,有些话还可以听一听,还有参考的价值吧!现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和工人的关系问题,这个认识如果不正确解决,就会给人家挑拨,就会被坏人利用。学生和工人打起来很不好,如果工人和你们打起来,怎么办啊?我看是走为上策!可以跟他们说我们来是好意,可能我们的工作方法不那么适当,以后再说吧!妥当不妥当啊?可能你们说我太妥协了,还是打他一下吧,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要搞文化革命吗?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怎么动起手来了,动起刀来了,什么棍子不棍子的,这样不是文化革命的方向不对头了吗?如果有人打你们,你们就退让好了,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是原则也要坚持,但不要用打架来解决,真理是不能用打架来解决的。越打矛盾越厉害,对不对?净我说,没有你们说话的余地,你们不同意也可以表示表示。(众:同意)你们年轻,容易打架,我年纪大了,比较不好打了,不适合你们的口胃吧!(群众:适合!)
    这些话我曾经和一些人交谈过,那天在政协礼堂开了一个会,有北航“红旗”参加,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参加了,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保护过他们以后,他们到各地就没有注意工作方法,就不好了。当然,发生了问题,我们也受连带,负了责任,请同学们注意,请和我们接触过的同学注意,你们做的事情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都是在大会上说的,都是在幕前说的没有在幕后说。我们不搞任何阴谋诡计,我们讲原则,讲党的路线,讲毛主席的路线,我们不搞拳术,(关锋:不搞两面派)现在有的人误会,说是我们操纵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有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还有一分知道,我们也是错的,我们确实百分之百不知道,所以我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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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希望同志们谨慎,和群众搞好关系。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辫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杈派辫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辫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我嗓子哑了,请关锋同志讲几句
    关锋同志讲话
    刚才伯达同志讲的精神就是让大家注意工作方法,学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任务是过河,方法是桥和船,桥和船的问题不解决,任务就不能完成。你们到工厂去,工人和你们冲突起来,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起来的,冲突起来了,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高兴了;如果方法不适当,他们就利用你们的缺点,利用方法不适当,被他们挑起来了,对谁有利呀?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没利?(众:没利!)对同学们有利呀?(众:没有!)对工人有利呀?(众:没有!)只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利,他们就高兴了陈伯达同志接着说:
    他说他们胜利了。现在思想还没有互相打通,停一下再说吧!现在我在上海也有点名气了,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是大毒草。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因此说是大毒草。我的电报说抓革命促生产,要革命,但是不能中断生产,不能停止生产,如果中断生产,中断铁路运输,那么大多数工人就不会同情我们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情我们的,因为不能停止生产啊!中断生产运输,必然扰乱了国家经济建设,国家经济计划,我们是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我们的革命就是促进生产,而不能中断生产,更不能停止生产,现在是社会主义经济,象一个大机器样,各部分联系着的,一个地方停止工作,整个机器都停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不能意气用事,你们说对不对?(众:对!)是不是停止生产闹革命好?我们说工厂革命冇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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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这是保证生产,同时要保证质量,要保证质量,听懂吗?(众:懂!)不能降低质量,你们进工厂要注意这样一条,保证质量、产量,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不要去扰乱他们,这是要很好注意的;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离开生产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你们赞成不赞成啊?(众:赞成!)没有饭吃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吗?你们这些人来北京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因为这几年生产搞得很好嘛!不然怎么有可能啊!不然在北京就会要饿肚子的,那还行啊?
    关锋同志念: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饿死,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马克思的话主要是讲的农业生产了,工业生产也不能停止几个星期呵!全国的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那还了得啊!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做主人的国家,工业生产停止几个星期就乱了。交通运输也不能停止,现在有些人在火车站上,让火车不能开,好些车停在那里这样做是不利的,这样坏人可以利用来攻击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革命更有理由了,帝国主义也会称快,所以不能这样做。总而言之,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停止交通运输。你们北京各大学有在外地的学生和工人结合有这样做的,可以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快点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连工作方法问题也告诉他们。要着重说文化革命是促生产呵!不要让敌人找借口,不要使群众不满意,因为停止交通,群众不满意,停止生产是不满意的。如果什么地方有大问题要到北京反映情况,不要成群结队大批地来,可以派少数或几个代表来。你们都不高兴了吧!说到这个地方,鼓掌的就不多了,我希望你们鼓掌的人多一点,我不勉强让你们鼓掌。(群众鼓掌)学校是可以放假闹革命,因为不直接搞生产但工厂、农村就不行了。
    关锋同志插话:学校可以停止半年、一年闹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上课,工厂、农村不行啊!工厂停止生产闹革命不成啊!农村停止生产,农时一过小麦就播不成了,大家明年就不要吃面了,纺织厂停止生产大家就不要穿衣服了主要想跟你们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生和工人接触中的工作方法问题;一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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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主要的意见讲完了,有反对的意见可以递条子来,不一定站起来说话,站起来说话怕人家有反对的啊!可以递条子嘛!
    陈伯达:现在街上有许多文章,包括我在内的文章和讲话,有些是假造的姚文元的《论造反者》是假造的,林彪同志《论左派》也是假的!林彪同志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还有我和“誓死卫东”战斗队的讲话完仝是假的,名都没听说过。请大家帮我辟谣,我没有这个讲话。听说很多学校翻印了,上了当了。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也被造谣,有这样那样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文章。跟你们说,正式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关锋同志插话:如果林彪同志有那样的文章,还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不要听谣言,听那些假东西。还有《论造反者》那是假的,我替姚文元同志辟谣,冒充姚文元写文章的很多,好多人替他写文章,什么猫呀!狗呀!等等。姚文元有文章还不在报纸上发表呀!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问题妥当不妥当呀!慢慢地想一想吧!补充一句,有时文革小组同志接见同学、接见工人,有些人记下来了,有些地方记得不准确,这是另一回事,这不能说是谣言,但以后力求准确,不要加油加醋,最好让夲人看看再说。今天讲话不一定正确,也不要马上写出来贴到街上去,这是和大家商量问题,这是经常的现象。
    关锋同志插话:有一个条子上说,我到工厂去听人说,不应当规定那么死几个小时工作,三、四小时搞文化革命。他们的意见是,在完成生产指标的情况下搞文革,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
    陈伯达同志说:我的意见还是一定要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完成生产计划没有保证,如果能够完成了,还可以超额完成嘛!还可以质量更高嘛这样不是文革更有劲了吗!精神更愉快了吗!不更多快好省了吗!革命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吗!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就没借口了嘛!他就没有理由了嘛!这样看来我们意见比较一致吧!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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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们大家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话:“同志们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首都红卫兵》社论《再论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须彻底作好平反工作;彻底地作好平反工作,就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如果不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彻底平反,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空谈,就是可恶的欺骗!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补充规定”,都再三强调必须交出“黑材料”,必须“平反”。这两个文件,切实保证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两个文件的宣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坚决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谁违背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谁对抗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谁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一定要严办
    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不分敌友,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这条反动路线残酷地扼杀了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几乎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断送
    事情很明显,要拯救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为过去被错斗的革命同志平反就根木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对革命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为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平反,是对同志负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是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表现。你是革命者,你就一定积极平反,彻底平反;你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你就一定不平反或反对平反
    事实证明,至今,平反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些地区,象重庆、长沙等地平反运动很不容易进行。
    在工厂、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平反比在高等院校阻力更大,更不容易。过去被打击得越是严重的革命群众,现在平反越是不容易。
    平反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这些人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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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下,有那么一伙人,他们过去是“抓游鱼”、“反干扰”,斗群众的先锋;现在,他们是反平反的干将。这些人发展下去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不管是学校也好,是工厂、农村也好;也不管是学生也好,是小学教师也好,凡是被错打成“反革命”等罪名的人,都应一律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凡是因为给工作组和院党委提意见而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革命群众,一律彻底解放!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当众焚毁,他们被迫写的检査必须全部退回。谁不这样作,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要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平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同样的,平反运动也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本报今天登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篇文章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广大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掘墓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是这次平反运动的主力军
    早在二十七年前,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就告诉我们:“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得成功,搞得彻底。同样,在平反运动中,也必须这样作。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来平反,就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葬入了坟墓!
    仝国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全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平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争取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更大的彻底的胜利
    六、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清华大学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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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揪住叶林不放,连所谓"八·八"串连会的某些参与者也把叶林认为是头头,可是叶林算老几?叶林的腰杆为什么这样硬,至今不检查?刘涛同志的态度为什么这样暖味,至今不表态?问题在于他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
    王光美来我校干了什么勾当?"六·一九″,她以饮差大臣的姿态出现在清华园,震动了整个清华。她在清华执政期间,清华园内死气沈沈,革命师生被打入
    四海之中,黑帮分子逍遥法外。叶林残酷地镇压了清华的革命群众运动,王光美就是他的后台老板。
    她到清华园内的那天,正是"六·一八"之后,她在工作组会议上说了些什么话
    她到清华是镇压革命的。
    她来后,"六·二四”事件就发生了,大家不健忘的话,有名的"电话事件她就是主谋。
    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
    七月,她灵感到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规劝"叶林突然调转了矛头制造了
    七·一九"后"批判黑帮"的假象
    七月二十九日她在全校辩论台上出现,极不自然地发表了一篇语无伦次的、和稀泥的讲话,企图定下工作组问题辩论的调子,让叶林溜过去,不回答同学提出的"你为什么删掉毛主席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打人的四句话"的问题。会末,刘涛用念条的手段结束了这场会,将同学提出的问题无休止地拖延了下去,会后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增。王光美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王光美到清华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她是来夺权的,来和党中央毛主席争地位的,她就是想搞一个"王光美、叶林王国",而临时筹委会却当了她的帮凶。大家不是记得刘涛在"六·二四"会上说什么"我妈妈说的……"你妈妈算老几?只要她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阳奉阴违,搞神秘化,我们就要反对她,揪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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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最敬爱是毛主席,全中国人民的毛主席,全世界人民的毛主席,谁想夺毛主席的权,想和毛主席对抗,我们就和他拼命!
    现在王光美看到叶林保不住,想甩掉他,自己不出头露面。我们决不让第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于,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如果你再继续搞鬼就让你滚下台,党的阳光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1053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7月29日,刘少奇在新市委召开的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看他那慷慨陈词,不可一世的劲头,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如此气急败坏!
    这篇讲话是一篇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抑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黑话。他大肆放毒,用意极坏,看后真令人火冒三丈!不管你刘少奇是什么人,窃取多高地位,只要你敢反对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拚命,把你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让我们剖析一下他的讲话究竞是什么货色
    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长达十几分钟的谈话,刘少奇他半句也没提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相反却极力贬低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威信。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住嘴!不准你胡说!这场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在全国点的火。一开始,《解放军报》就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四篇光辉著作就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的指南。"接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亲自给全体革命师生指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辉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心连心,给革命群众最亲切的指示。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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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就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哉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早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照得通亮。而他却说什么:"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晓得。"想用这句话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吗?这是妄想!想用这句话贬低我们最最伟大的毛主席吗?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黑手再大,永远也遮不住金色的太阳。
    在你别有用心地提出"保护少数″时说什么:“"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也讲得并不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你真太狂妄了!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摆在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前头。你明明犯了错还自吹自擂什么"我讲的并不错嘛!"还在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要大声质问:刘少奇!你算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借保护少数之名,偏偏提了李世权这个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狗杂种。他说:"清华有个学生,写了这么个口号(注意:他把这个叫做口号,口号是什么意思?这里略去原"口号")同志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就垮了,只好拿去扣留,这是保护性扣留。〃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你明明是借"李世权事件"在万人大会上发汇你内心的私愤!本来同学们就大有怀疑:为什么大家无比愤慨的要求揍他,工作组却百般解围,后来竟安然脱险。相反,对于蒯大富、刘泉、刘才堂、陈继芳等革命的好同志,你们却无比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要立刻打成"反革命",原来你们有前有后,有牵有干的配合得风雨不透。请问刘少奇,你对李世权为什么如此感兴趣?!要我们"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出反动标语,多发表些反动言论"?你的用心究竞何在?我们强烈要求,限你们在两天之内交出李世权这个狗杂种,交给革命师生整治他。狠狠地砸烂他的狗头!
    二、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报》社论早已指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干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认识一切,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不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毫一厘一分一秒也不能离!而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洋洋万言,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他提到他小时怎样干革命时说:"比你们更幼稚,更不知道怎样干革命,只有革命热情就革了。在革命中间经过一番曲折,后来就慢慢地学会一些。"说这么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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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必去学什么毛泽东思想了,只要有热情,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你们看看我就是这么干的,也升得这么高。怕我们明白,再加上一句我们过去的事情,你们以后都会遇到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那就是"照我的路干吧,不这样不行!"恶毒!恶毒!殊不知现在的敌人太狡猾了,他们的把戏越耍越巧,他们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学会了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三刀的手法。要公开地不叫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岂不太露骨了吗?怎么行得通?!于是又来一着,他说:"特別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他的框框划了道又一道。你为什么那样害怕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来分析形势呢?为什么非把我们搞进"具体问题里去不可呢?《解放军报》社论强调指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就能明察秋毫之未,见微而知著,就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拔开迷雾洞察一切,使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无处躲藏!"说实在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最怕我们这一着的。他们生怕我们抓住马脚不放,就千方百计地耍花招,搞阴谋,或者故意搞迷魂阵,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地束缚我们。我们要问:前一阶段清华大学里大批了顿″大胆怀疑论",究竟是谁的主意?你们为什么那么怕有人怀疑呢?你们这些人实际上最蠢不过了,老是自己暴露出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你们才真正是天下第一号大糊涂虫
    老实告诉你们,你们越怕怀疑,我们越要怀疑,动文动武,较量一下看。无名的小卒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照样啃你这"老帅"。
    取消党的领导
    刘少奇的讲话是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左"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最明显的代表!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使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动活泼的朝气,失去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战斗力,因而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刘少奇说:"在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难道我们党中央的总的方针就在于支持吗?这显然成了群众的尾巴。又说:"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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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种极其消极的态度表现得多么明显!再看一看前一阶段北京各地的不少党组织不就是如此吗?由于他们长期陶醉于高高在上,极不虚心,严重地脱离群众,因此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过低,他们这些人极容易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大肆宣嚷,有的直弄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这些人势必要被群众所抛弃。
    那些由于认识不清而堕落下去的同志,我们应该击他一掌,大喝一声,以让他们赶紧换换脑筋,迎头赶上去。对于那些有意压制群众的人,我们可不那么客气了。因为他们成了绊脚石,又往往不愿意自己滚开。那就只有动手搬!清除出去!刘少奇对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极看不顺眼,他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饭了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干革命难道我们干革命是因为吃饱了饭没事干才干革命吗?这简直是对革命师生的极大诬蔑!我们清醒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多么艰巨,我们进行的又是场多么尖锐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造我们的反已经十几年了,他们越搞越猛烈,他们的企图是要翻天。
    我们就是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礻会主义江山才造修正主义的反,才干革命的!造我们的反造了多么年的先生听说我们造反就大惊失色,侮辱漫骂,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现在一见局势已成,忽又装起糊涂来了。懵懵懂懂地谈起梦话来了:″你们千什么呀?吃饱了饭没事干吗?"可笑!
    四、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一再说:"干革命靠我你们了",实则却表现了对群众的极大不信任,生怕同学们打黑帮打错了,一次道道又一次道道"。他中要给同学们指一指路,真怕年幼无知的同学们弄出乱子吗?不!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生怕把所有的黑帮都揪出来。他说:"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是什么。第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这就是很明显地给革命群众加框框,意思是说,抓出这么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别再费神去揪了!又说:"有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错误??说的倒真轻松,难道这些人只是犯了一些错误吗!看看总理怎么讲的在北京过去的旧市委……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就是大家说的黑线错误,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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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罪行。不光是错误。"反对毛主席这仅仅是一种错误??镇压群众这也仅仅是一种错误??否定得那么轻松,这完全是罪行!
    工作组是谁派的?!现在还不清楚,很多工作组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罪行,如清华的叶林就是一个。同学们要揪他,刘少奇讲话了:"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内他们和你们在一起,作得好的,作得错的,也是和你们一道,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运动中的错误缺点,要由你们作结论,当然他们的历史情况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就没有办法做了,你们就不能做了。"这无非是说,你们千万别揪住不放,因为历史你们不知道,结论你们不能下!这纯粹是胡扯!什么是历史?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牛鬼蛇神是一次大暴露,是真金是烂铁,烈火一炼就分出来了!照你这么说,我们还有权力揪谁?!清华的黑帮,我们不也无权揪了吗?因为鬼才知道他们的历史是什么玩意?!看看江青同志是怎样说的:"老革命要看他的一贯,特别要看他在革命紧急时刻的表现。陈独秀不也曾是党的领袖吗?但后来成了叛徒嘛!"这话真是给了刘少奇个耳光!收起你那套"光荣"的历史吧!不管你是谁,多么"权威",只要你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要冲上前去,拼着命干也要把你拉下马来!
    请看"保护少数″的背后:刘少奇的讲话用了一半时间翻过来调过去地讲"保护少数"。少数是要保护的,而且必须保护:像我们学校的蒯大富在当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应该保护的少数!可是遗憾得很,一贯对清华了如指掌的刘少奇,(因为清华只有两个极端反动的东西他都知道了,不但名字记得,观点也都知道了,而连清华的同学还不一定知道呢!)对蒯大富这个名字却健忘了。谁人不知,钦差女将在清华整了蒯大富近一个月,结果总理亲自为他翻案还不行。而蒯大富却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这不是极典型的例子吗?刘少奇为什么不举呢?实在奇
    怪,他反复几遍地招呼同学们保护少数,保护X,要叫他们活动,叫他们多写
    反动标语,用心何在,不是明明白白的吗!亏你喊得出口!
    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可是阻力大得出奇!叶林腰杆子硬极了。同学们要揭他一揭,马上千百声斥骂充入耳膜。王光美更厉害,揭他的大字报一贴出,就批上一片"混蛋″、"右派"的大骂声
    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说得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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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学校里体现得多明显啊
    多少天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耍了多少手段来扼杀群众的革命热情。"临筹是一个什么东西?完全是王光美的御用工具,完全是运动的绊脚石,说穿了就是帮凶。可是靠压有什么用呢?!清华园的形势发展不是回敬了你们响亮的一记耳光吗?!
    前天,刘Ⅹ突然出大字报了,要造王光美的反,"大大方方"地端出许多"内幕″。老实说,这实际上全是旧闻了。你也有些太不高明,明明知道王光美还挑不起这个责任的重担,却偏偏硬压上去,这哪里行呢?实际上叶林不过是一个赤膊上阵的打手,王光美也不过是委任坐镇的大使而已。步步为营的暴露是暴露,
    子暴露还是暴露,刘Ⅹ如果真想暴露内情的话,何不干脆一些呢?
    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必将荡涤一切时代的污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一切盘踞在新中国的修正主义巢鹤,在我们最最敬爱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毛主席的亲自抚育下,一个光辉灿烂,更新、更革命的新中国将更加朝气蓬勃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同志们,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多么亲切的重要指示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让我们为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而拚死地战斗吧!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从八月四日到现在,过去了十八天,清华的新生,革命的精神,应该说是在天一天的增长。今天因为下雨,不可能把各方面意见都在这个会场上讲,所以很多同学要求减少发言。给我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向你们讲几句话。
    过去的,过去十八天,我是很想早一点来,但是呢?工作不能够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来,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们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热情,这样勇敢,这样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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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从你们学校来说,只有到你们中间来,才能够深入实际,才能够深入群众。但是,我现在来,还是浮在面上。没有?那笑什么呢?我是说真心话!你们想一想,我不到你们班上去,不到你们宿舍去,不到你们食堂去,有什么办法把你们现在那种不必要的隔阂,不必要的对立,不必要的误会解除呢?但是,你们会问我一句:“你怎么这样自私?”我不是自私,因为我说了话不能兑现,我感到难过。我相信你们双方把不同的意见讲出来。可以找到一个团结的基础。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今天公布十四天了,你们在学校有了团结的基础,为什么还有误会,还有隔阂呢?有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我来说,很不清楚,所以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三张大字报。我说还很少。同学们你们提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所以我先要交待清楚,我知道,对清华知道的事情还是很少,因此,我今天只能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供你们讨论的时候,交换意见的时候参考
    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想,这几句话是中央在全会上批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本质的东西。当然具体说来,可以罗列很多,也可以抓住一点强调。所以,同学们不满意或者还有部分不满意,那是可以的,可以理解的,你们有权利叫他们,叫叶林同志或其他同志到你们中间来作一次检査。他刚才已经向你们保证,你们叫他来他就来,另外,他们现在还在集屮训练学习,在总结经验,检査错误,他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看起来,这是真心话。我们只要带着毛主席所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帮助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需要的,所以不论你们一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系或者多少系,或者一个革命组织或全院要求他来,他就可以来。如果还有同学对他们个别同志或者某些同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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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也可以贴大字报,要求他们看或抄给他们,让他们口头回答或书面回答我想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经常提醒我们改正错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依靠群众,在群众中学习,来改正自己错误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这个,上次我说过,几乎带有普遍性。毛主席说,全国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所以这就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就是说,当初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学校,许多机关,许多部门,或者揭发出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怀疑他们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不相信他们,要求按照四清的工作要求,上级派工作队,这是初期的情况,是很自然会发生的。尤其是在北京,我上次讲了,因为前市委由黑帮统治着北京市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很迅速地采取的办法。
    那么,我们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派出工作组,把黑帮的或者怀疑是黑帮的,或者怀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权夺过来,这是一种办法。另种办法是让那个地方的群众起来革命,乱一个时期,让群众自己起来,自己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下,自己走出革命的道路。这两种方法在当时都是可以的。(同学要给总理打伞)别给我打,你让我说话嘛!让我快一点说完不好
    这两种方法在当初开始时是许可的,两种方法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们当时的新市委,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没有把两种方法都来试验一下,只用了种办法来救急,派出工作组。另外又没有很好交待政策、任务,这就更错了,这就给工作组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使工作组难以避免发生错误。事实证明了嘛,有的重,有的轻,有的长,有的短,所以这个责任上次我也交待了,应该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一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而中央全会的公报呢,你们大家都是读了的,你们从公报中可以看到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你们在那里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所以,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毛泽东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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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报上也可以看出,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四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着这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条红线,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也指出了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也指出了我国在国际上进行反帝、防修、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同时,也就把我们这个五十多天来各级领导所犯的路线错误,也就明确地指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这个责任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新市委。那么现在中央的问题已经在公报,在“决定”中解决了,那么就应该转过来,把中央的“决定”、公报毛主席的精神,推广到北京各个部门、单位,推广到全国去。
    你们在十八日,在天安门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你们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也站在你们中间,因此你们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鼓舞。但是,你们想一想,全中国七、八十万的大学生中,上千万的中学生中,成万万的小学生中,他们还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幸运。今天在会场上递条子的就有兰州来的同学,有哈尔滨来的同学,有南京来的同学,长春来的同学,还有别的学校来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当时被坏人打伤了,脑震荡,刚才在台上我见到了他。为什么他们到北京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或者工作组的错误还没有像北京这样得到充分的解决。甚至那个地方党的领导,那个地方的领导、工作组,犯了比我们这儿,比北京新领导错误更多的错误,他们打伤了人,实行了白色恐怖。你们想一想,这就说不单是你们一个学校,是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要不是毛主席亲白主持、亲白关怀、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错误还得继续。那么你们就要问了,那么怎么办呢?毛主席不能各处都去,但你们懂得毛主席自己不能去,但毛主席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中国,并且影响了全世界!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们武器,这就是八月八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日公报。所有革命的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的干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所有一切革命的,愿意革命的人,都可以拿起这个武器,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地方出现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相信,革命的群众会起来斗垮他,斗臭他。任何地方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群众一定会批判他。任何不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妨碍我们革命前进的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制度,我们都要改革它。一句话,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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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主席最懂得群众,最相信群众,时时刻刻依靠群众,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交给广大的革命群众,交给你们,相信你们自己会当家作主,自己会起来革命,把问题解决好。所以,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地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到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此,我就说说我第二部分所要说的话了,就说到清华园了。刚才我讲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也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何必再讲。因为我已经来了两次,实际上不止两次了,大会来了两次了,也总算建立了革命感情,建立了阶级感情嘛。这十八天,你们是在这革命的,在这闹革命的。比如说,你们的临时筹委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也严格地批评了工作组;刚才台上讲话的同学也批评了工作组,也批评了筹委会。既然批评了,我们就应该改革了。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把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想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讲了,要求大家学习、运用,用林彪同志的话讲,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要你们在革命斗争中自己锻炼自己。你们想一想,哪一种问题,用十六条的标准来衡量它,对还是不对,必须在实际的工作中、斗争中衡量,不是在字句上来争论,而是在行动上来考验自己。所以我赞成你们可以开大会也可以开小会,也可以开中型的辩论会,有言论自由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旗帜下,在这个前提下,你们来争论是可以的,是需要的。你们可以写大字报,写小字报,写信,有出版的自由嘛!可以有各种组织,在这个前提下,有“红卫兵”,还有其它一些组织,例如刚才的还有“敢死队”,还有“战斗小组”等等。有“八·八串联会”,有“八·一八串联会”,“八·九”的,他们不叫“八·九”,叫“斗黑帮串联会”。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所以你们可以分开开小会,也可以合起来开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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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有人说了,这样不是不团结了吗?我看争论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坏处,会促进你们团结得更好。年轻人更不要怕争论,各种意见只要大前提对了,不同的意见交换嘛。放半年假,就是要你们斗批改,斗批改中就有争论嘛。所以,由争论在原则上统一起来达到团结,这是最有力量的团结,最好的团结。所以这些争论,这些讨论由你们自己决定。集会结社,在革命这个大前提下由你们自己解决。
    那么,这样有的同学提出,对过去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谈?我刚才已经交待了不论对工作组、对筹委会有意见仍然可以提嘛。筹委会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可以跟他们讨论,批评他们。至于对过去被工作组打击了的那些同学,用各种形式被斗了的同学,工作组今天再三再四地向你们赔礼道歉。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应当说一句,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的心情,我代表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向你赔礼道歉,而且你们如果还有意见,再向北京新市委提,向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提,我可以转达,有什么信,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转到。我再说一遍,我欢迎你们给我贴大字报。但是一切辩论,总是指导前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是为了引导革命,指向前进。那么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十六条学用结合好。刚才说了,要把全清华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仝校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年级的或者各班的文化革命小组,要把它由下而上地用巴黎公社式的不记名投票办法选举出来。这是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的权力机关。因为你们闹革命,不能只有小机构,要有全校的权力机构,这就要靠你们自己把它建立起来。至于选举的方法如何,可以由你们自己讨论,也可以由筹委会提出,也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出办法。一个系同意了,可以先由一个系搞试验,可以试点嘛!选的代表不好,不合适,可以撤换,这是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法,这种办法是最直接的,是革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所以希望你们在这方面也能加紧地进行。你们把十六条学好了,用好了,把革命的全校组织的成立起来了。那么你们就更有力量地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同样更有力地进行从社教运动以来的三大革命
    这里提一个问题,不少同学从八月四日到今天,至少有两次了,要求把蒋南翔揪回来,斗他。你们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代表旧清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治。你们不仅要推翻他,批判他,还要斗垮他,斗倒他。他是过去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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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头子嘛,我们从八月四日到今天曾劝阻你们说等一等,那么今天开完会就不能再劝你们等了。那么,同学们,我要提一点意见,要斗,你就要学毛主席著作,不打无准备的仗。十六条不是说了嘛,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有了红卫兵的组织,原来还有纠察队的组织及其它组织,一定要维持革命的秩序。问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一下子把他揪回来,一两万人围上来,我这个老红卫兵也没法维护秩序。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坏事,群情必然要激愤起来,要是没有准备好没有组织好,没和大家讲清楚斗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很容易涌上前,他再说两句顽抗的话,那就很容易动起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说打一两下没关系但是人多了,你推我撞,万一失手,不就把一个斗争对象打没了?你们的目的是把他斗倒斗臭,把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揭发岀来,暴露岀来,你们要斗倒斗臭他这样的人,不能再让他掌权了。为的是斗倒一个警戒一百嘛!他这个对象没有了,就挖不出东西来了。所以主席说,不论对敌对的人,对敌对的思想,要斗争批判的时候,不打无准备的仗。不仅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斗黑帮上,都要这样。所以我赞成你们斗他,但是你们要有准备。至于如何准备是你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只是向你们建议。此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他一个人,清华也不只他一个,他是一个头子,应该有准备地斗,来教育大家,把大家的警惕性提高,这样斗批改才能深入,才能很好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今后,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搞得更快更好。这样做了,我们清华大学,才能算是真正的新生了;这样做了,清华的革命师生员工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我所以切靠你们。
    另外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但是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们还要见面的,我结束讲话。我们大家都起来,请一位同学来指挥唱歌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园必须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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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清华园太乱了。”不!我们说“乱”得还不够。有许多旧势力、旧框框束缚我们“乱”。红卫兵出来了,猛受围攻;革命串联会出来了,备受指责甚至有人出来斗黑帮,也被说成闹分裂。真是天下怪论!
    旧清华的老框框太多了,太可恨了!清华园必须大“乱”,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
    “你们唯恐天下不乱!”对了!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这个天下不乱。旧清华在黑帮统治下十几年,受毒受害太深太重,这一潭死水,不用大力量来搅怎么搅得动?不大“乱”一下,怎么能反出个新清华?
    那些怕“乱”,对新生事物指手划脚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旧习惯、旧势力的代表。快醒醒吧!你们不要不自觉地又当了旧习惯、旧势力的保皇派!
    “要加强领导,不能无政府主义。”对!我们是要加强领导,但这绝不是加强框框,绝不是限制群众,而是根据最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去鼓励、号召新生事物,并为之鸣锣开道,是根据中央一斗二批三改的精神,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我们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有一段“无政府”状态是必然的
    “你们闹分裂,要注意加强团结。”如果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叫闹分裂,那我们果然是分裂家了。我们要坚持一斗二批三改的大方向,反对拖延斗黑帮的时间。学十六条,必须在一斗二批三改的斗争中学;团结要讲,必须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讲。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
    我们反对无原则的团结。那些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不讲阶级的人,不是糊涂虫,就是怕“乱”,怕群众运动的胆小鬼!
    “你们只夲领少数人冒进,你们脱离群众。”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就敢提出《共产党宣言》。多少革命先辈闹革命,不是从少数人开始吗?对于少数愿意革命的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动不动就横加指责,难道这是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吗?
    须知,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手里!但是,这少数终将成为多数。目前的清华园必须大“乱”,在大“乱”中,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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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原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九六六年九月,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的大字报《革命少数赞》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得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真理在谁手中不能由人数的多少而决定。在真理的争论上,决不能采用任何简单的表决形式而定其正确与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分子所掌握时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一种光荣权利
    然而,少数派确实是不大好当的!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埸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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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曲和误会,经得起种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双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甜、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曲、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呀,什么前途、命运呀,……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那怕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寘理,绝不随波逐流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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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
    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在暂时的革命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性格,我们永不变质,定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
    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切”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
    理
    造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和一切革命者的本色。要革命,就得造反。对待革命造反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你是革命派么,那你就必然积极支持革命的造反。你是反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革命的造反怕得要死,你就必然污蔑、阻挠、反对革命的造反。
    革命的造反好得很!只有革命的造反,才能完成
    批、三改,才能彻
    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毒根,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
    要造反,就得怀疑。马克思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怀疑一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精华。
    怀疑一切”是久经考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它,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指出共产主义道路的方向。列宁运用它冲破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运用它,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引向光明引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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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牛鬼蛇神企图变天,修正主义到处泛滥,我们不怀疑一切,不用毛泽东主义去检验一切,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派的反,那怎么行呢?
    怀疑一切”是建筑在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好一切事情。我们无限信赖、无限崇拜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主义。对于其他人,其他东西,我们都要疑它一疑,检它一检,符合毛泽东主义的,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违反毛泽东主义的,就坚持反对,坚决斗争。
    敢不敢“怀疑一切”,敢不敢“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敢不敢造旧世界的反,标志着一个人对你死我活、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无认识,是否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作为观察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否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统帅一切。
    有些人问:“你们什么都不相信,都要打倒么?”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怀疑一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才能垄断的战斗口号。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怀疑一切”、“造反有理”这一光辉的思想后,被怀疑、被打倒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奉劝那些小心翼翼的同志不要再做旧世界的顺民了,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吧!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则隆起脖子嚷道:“你们反对党!”先生们,别再卖“老子就是党”的狗皮膏了。你们这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的野心家、阴谋家们,你们的保皇党,修正主义的党,为什么不能怀疑呢?!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把你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职位多高,“声望”多大,不管它隐藏在市委也好、地委也好、省委也好、中央也好,只要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它们就混不下去了,它们的丑恶嘴脸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梁美梦就要彻底完蛋了。
    切牛鬼蛇神都对“怀疑一切”的口号怕得要死,但是“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经过阶级斗争大熔炉的烧煅,“怀疑一切”的口号正日近渐射其真理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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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保皇党徒们滚它妈的蛋去吧!“怀疑一切”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它必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无产者,刮起“怀疑一切”之风吧无产者,刮起“造反有理”之风吧
    举起你的双手,挥舞毛泽东主义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建设个通红通红的新世界!
    “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
    统帅一切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你们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马克思提出“怀疑一切”,难道他会怀疑他自己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也许你们会说,“怀疑一切”,注意这是一切啊我们要问:“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注意这是“任
    何”啊!“任何”和“一切”岂有本质之异?按照你们的分析,这不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也要问个“为什么”,也要“周密思考”,“绝对不应盲从”了
    形而上学的先生们,你们是永远不会正确理解人类世界的!
    毛主席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怀疑和相信,就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没有相信,就无所谓怀疑,没有怀疑,也就无所谓相信。怀疑是建立在相信真理的基础上,相信则是从怀疑之中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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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个问题进行怀疑,无非是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和真理相对照,是符合还是违背。不轻易相信,而要检验检验。
    对,还是不对,这必然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怀疑是亳无意义的。
    既然,以毛泽东主义为客观标准,如何又能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呢那末,你们怀疑不怀疑解放军?怀疑不怀疑大庆大寨?怀疑不怀疑三颗原子弹爆炸?一万二千吨水压机?雷锋、王杰、刘英俊?这个问题倒是很天真!
    既然,怀疑就是看一看它是对还是不对,其目的无非就是弄清其真相,那末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我们还怀疑什么呢?难道对于某个固定问题会永远怀疑下去吗
    怀疑,就是要检验,凡是久经考验的,凡是口完全证明是真确的,就从怀疑之中引出了相信。我们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无比的相信、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又难道是凭空得岀来的吗?解放军、大庆、大寨、雷锋、王杰、刘英俊,你们不认为它们是久经考验的吗?稍有常识的人,大概都会不言而喻了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东西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想,宣传事物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摘自《矛盾论》
    更奇怪的是,竟然还有如此可笑之谈
    如果公安机关怀疑一切,那么就要把全国人民抓起来了!”不动脑筋的人们难道你们不感到可悲可笑吗?
    怀疑是具体的,并不是抽象的。有了问题才谈得到怀疑,凭空怎么能乱怀疑呢?怀疑是有根据的,怀疑绝不是无中生有!!怀疑的过程,是检验的过程,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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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査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怀疑一切是反动透顶了!”这是“王八蛋的怀疑一切!住口
    绝不允许诬蔑、侮辱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你们为何如此之恶?为什么偏要我们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居心险恶,起码也是一个大糊涂虫!…
    形而上学的先生们,收回你们那一套吧!动动脑筋,冷静地思考思考
    至于谩骂,无暇于此顾及了。还是送你们几句最高指示吧!“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
    无论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
    《反对党八股》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于昆明云大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年10月7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
    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井冈山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革命的组织。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基本条件
    他们是“敢”字当头,富有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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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必须要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他们必须用接班人五条标准时时刻刻要求自己。
    四、他们必须要向解放军学习,坚决贯彻三八作风。
    五、他们必须甘当群众小学生,善于听取群众意见。
    六、他们必须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
    七、他们必须是红五类子弟和一般出身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基本观点必须是
    认为临筹执行的是错误路线,并且敢造其反。认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犯了右倾错误。同意上述观点的非红五类子弟可加入井冈山战斗团报名处:到二宿舍212领表填写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召集人:蒯大富、彭伟民、鲍长康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大搏斗,是一次大战役。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现在革命的大火,已经烧到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屁股,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的来源,我们坚信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上所说的,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习惯势力
    现在文化大革命虽然阻力很大,但我们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表现。因为文化大革命越向纵深发展,越接近胜利,就越会遇到它的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挣扎与抵抗,所以,我们认为全国的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最后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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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我们党内就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六月份、七月份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扭转了错误的方向,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贯彻十六条的阻力是极大的。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公开地抵制和违抗十六条,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
    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园內同样存在,而且非常典型。以前以王光美,叶林为首的新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镇压清华的革命,制造臼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清华园內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打到了阴山背后。工作组撤销以后,由它一手泡制的临时筹委会继续顽固地执行着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成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块不折不扣的绊脚石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来是错误路线的抵制者,但在八·二四以后,他们迫于高压,走上了严重右倾的危险道路,对于经常压制欺侮他们的临筹一让再让,不敢同他们的错误路线展开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而使得临筹一条形“左”实右路线基木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了。
    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全体战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宣誓:我们坚决彻底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斗倒斗垮斗臭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扫除切害人虫,搬开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它的诞生将在清华文化大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井冈山红卫兵每个战士必须是彻底的革命者,必须是彻底的造反者,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职位多高,“声望”多大,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抵制,就要对他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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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的座右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我们斗争的誓
    井冈山红卫兵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它也将在暴风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将在暴风雨中成长和壮大。让我们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井冈山红卫兵这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无情的嘲笑、咒骂,围攻、压制和打击,想置它于死地。但是井冈山红卫兵将在骂声中成长,在围攻中壮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它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发展为支一切旧势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历史将无情地嘲弄那些对井冈山红卫兵的谩骂者和诽谤者。
    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井冈山红卫兵准备挨骂,准备受打击,准备挨围攻,准备承受最大的牺牲。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前进道路上会有千万重艰难险阻,但是困难只能增强我们的斗志,压力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永远不当观风派,誓死不当真理的叛徒。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能丢!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井冈山红卫兵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老虎屁股就要摸,刀山火海也敢闯!
    “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十六条!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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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临时主席团
    临时主席团等于临时筹委会,它是通过非法选举产生的。现在临时主席团继续执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井冈山红卫兵对临时主席团的错误路线,坚决揭露,坚决抵制,坚决批判。帮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认识和改正错误。
    二、对待清华大学红卫兵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和临时主席团一样。它是临时主席团错误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贯彻者。井冈山红卫兵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绝大部分战士采取真诚团结的方针,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你们总部的主要负责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
    对待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井冈山红卫兵坚决真诚地团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让我们一起来批判经常欺负和压制你们的临时主席团的错误路线,共同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四、对待广大革命师生
    我们对待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采取坚决真诚团结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真正的党的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瓦解少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于不同出身的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①有成分论
    ②不唯成分论③重在政治表现。一句话,我们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干革命热烈欢迎一切支持我们的革命师生员工加入井冈山红卫兵和井冈山战斗团(外围)
    报名处:二宿舍212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召集人: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
    成立原因,为什么要成立井冈山红卫兵?
    在全国内,十六条的贯彻,遭到极大的阻力,革命造反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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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如此,清华园内更是如此。
    清华园内,清华大学红卫兵忠实地执行工作组的形“左”而实右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不敢抵制这条错误路线,使得这样一条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在
    八·二四以后充分暴露了他先天不足的软弱性
    为了坚决地抵制,反对这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我们向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郑重宣告: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诞生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开航了。让我们高声欢呼,举起你的双手欢迎它吧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四号决议—一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
    我校所谓的临时主席团于9·25日发出通知说,不准转抄、印发中央各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对此问题,我部负责同志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1、临时主席团的通知对我们没有任何效用。我们将继续转抄、印发和出借首长讲话记录
    2、临时主席团通知上说,此决定是由市委办公室请示中央得出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造谣,借中央名义压人。9月18日我部负责同志见到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同志,问起此事,戚本禹同志说:“可以转抄,不是已有很多人转抄了吗?”9月26日凌晨2时,我部负责同志见到周总理,问起此事,总理并不知道中央有此决定。如果不是临时主席团造谣的话,请临时主席团说岀市委办公室同志和中央同志的姓名,以便我们査对。
    3、中央首长的讲话绝大部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真理。中央首长的大多数讲话对于坚持真理少数派是有很大鼓舞作用的,尤其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讲话,已公开表示对少数派的支持,少数派听了后大为振奋决心更大,信心更足。少数派喜欢首长讲话,但有些人,害怕首长讲话,实际上是害怕真理,害怕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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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央各首长的讲话,并不一定都是100%符合主席思想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我们建议大家取其总的精神,而不能当着最高指示生搬硬套,各取所需。
    5、凡是中央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通过五人以上的记录整理(必须是负责的),我们认为即可以转抄、印发和出借;如果有同志迫于压力不能转抄,请将记录送到我部,我们负责转抄、印发
    誓死捍卫十六条!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
    十六条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周总理讲话多次指出,多数派和少数派,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待遇。鉴于我校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经常制造恐怖气氛,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施加政治压力,因此,广大革命师生,尤其是那些持有真理的少数,处在被压制状态。他们忍气吞声,有理不敢讲,有话不敢说。他们怕“揭老底”,怕围攻,怕孤立,怕专政,怕再来个“十二校联合行动”句话,他们怕“八·二四”遗毒。对于这种情况,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1、对于敢于坚持真理的少数,坚决保护。政治上受到压力,我们给予政治上的保护;肉体上受到压力,我们给予武力保护。坚决要使一切革命群众免受心灵的摧残和肉体的打击。
    2、坚决响应主席号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除对行凶或顽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人一律不许打
    3、坚决反对物质上的专政。工资级别、不合理的助学金制度等应到运动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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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革命的师生员工,只要你们坚持真理、只要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井冈山红卫兵就坚决支持。如果你们受到非法压制,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和保护。
    5、井冈山红卫兵每一个战士,如发现有压制革命的现象,应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并报告总部。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保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誓死捍卫十六条!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检査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仝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绎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反动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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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清华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讨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
    我还要特别检査一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给我打电话査问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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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
    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已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
    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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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硏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仝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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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22页,共5150页
    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査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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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一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句,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句,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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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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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睿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仝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査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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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竞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髙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
    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林杰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讲话
    亲爱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遵义红卫兵的同志们东方红公社和部分革命师生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红旗》杂志仝体革命同志向你们问好!谢谢你们对《红旗》杂志的关怀和支持!你们这种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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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红旗》杂志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并……(没听清)我们条件不好,对你们招待不周到,特表示抱歉!
    你们是红色的战士,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学习你们的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学习你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造反,善于造反的革命才干
    林彪同志在“十
    国庆节的讲话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
    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按:雍文涛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根据现场录音抄录。全文如下。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能够参加大会挺高兴,大家一起讨论,对谭立夫同学讲话的批判,是捍卫十六条,执行十六条,肃清这个错误路线在一部分同学中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是支持的,赞成的。(鼓掌、口号声)
    我们知道,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公布后,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岀现了一个新高潮,革命形势非常之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林彪同志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非常及时地,正确地向我们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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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这种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这就是说,有极少数人还顽固地坚持无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而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结果为他们所利用,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热烈鼓掌声、口号声)
    谭立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掌声、口号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掌声、口号声)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掌声、口号声)因为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立夫一个人的问题,(掌声)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掌声)这正是我们赞成批判谭立夫同学错误言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他。(掌声)当然,(掌声)一时受蒙蔽的人如果觉悟过来,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作斗争,那他仍然是真正的革命派。(掌声)对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而且必须彻底肃清他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掌声、口号声)不破不立,正如《红旗》第13期社论所指出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掌声)
    我们完仝相信,所有的革命师生员工是坚决拥护十六条的,是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六条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坚决肃清它的影响,认真地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掌声),大家紧紧地团结在十六条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下,战胜一切阻力,为彻底地、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奋斗!(热烈地鼓掌)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总理首先问了我们学校各个组织的情况,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多少人?同学一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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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几个组织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査之事)同学答:七个,今天又来一个,八个。学校共十几个组织。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査,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我把我能说的话说了,不能多说了。我说过中央仝会解决了。(有的同学追问,总理回答:基本解决。)组织、思想上完全通要有个过程。
    张: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张即张春桥同志,下同)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总理: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査?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总理接电话)同学:领导谈话可以印吗?
    张:有个青年,他的传单说我主张武斗,我怎么能主张武斗呢?我不更正因为这个印传单的打了人,一更正,这个人受压不小。最近这个青年来信说:“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印了传单未得到您的同意。”这样我就算了。
    总理:我们讨论
    王光美不去检査,不能当场检査,一去检査肯定下不
    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我这里说的话,二十二号讲了,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们碰到澳大利亚共产党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査,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你们考虑。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怎样,你们看了。现在全国广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敌人也在仰望北京。《参考消息》有吧?(同学答:有)有外国记者评论大字报有多少中央委员点了名,希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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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革命派的人听党的话,你们要努力实现革命目标。我们在开会,今天下午中央决定了,你们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况讲清,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査,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这与蒋南翔有关。
    总理: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蒋南翔他接触的主要两个人,一是中宣部××,一是前市委××。这里面比较接近××,后期与×××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张:我到北京第一次开会就和蒋南翔在一个组,他对×××说得多,对×调子越来越低。
    同学:陶铸同志六月十五日说蒋南翔性质定了,王光美七月还说蒋南翔性质未定
    总理:这是个人的看法。斗蒋南翔也有各种看法。同学:我们可以和王光美谈话吗?
    总理:这必然要和上面有牵连。你们把问题摆在她面前,会牵连到别的。同学
    总理:错误路线就是这些。毛主席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十二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十六,七日他才回去,各省委还未传达到,你们红卫兵就围上去了。他们有的现在还未开省委委员会。要有个过程。这两个月很忙,你们闹革命,我们一方面领导你们,方面向你们学习。我们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也这样。司令部常常碰不到头,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报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回答。廿二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毛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你们大学生知道的。现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健在,全会又解决了。现在中央若是修正主义起作用,那你们起来造反,现在不是。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的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査,不通过再检査。
    张: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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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赔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
    同学:内外有别是指什么?总理:内外有别是指国内外同学:有的同学给破了。
    总理:发展不更坏吗?那样的传单发出去,影响很不好。党未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那就是全会解决问题了。
    (同学讲形势……)
    总理: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十月六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样的传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你们的大字报,已把这个问题给贴出来了,再把它传出去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再搞会走远的。(电话)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国生根,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一句话能解决,必须大家认识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点在文化机关中,也是逐步深入。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毛主席还在总结新的经验,你们认识也有个过程
    同学:完仝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总理:那些事,你们可以拿出来批判。下面要解决还要经过长期斗争。大字报的问题,传单的问题,要牵涉到别的,而别的中央解决了。根据《红旗》社论你们完全可以深入批判
    我们准备把蒋南翔材料全部交给你们。
    同学
    他们(指谭立夫等)走了。
    张:他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达到效果。批判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代表一个阶级。(总理: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直接攻击他个人的别的学校就不必,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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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陈独秀他不在时,我们还要批判,这样还更深,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群众万人大会上问了几个怪问题,就会下不来台,我们有亲身经验。几十年斗争证明,斗争刹车总是主席刹车,是组织上、时间上,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还要。党内的事都说了
    同学:她说可以有走资木主义道路的社员。总理:她错就可以批判,她有历史根源……。
    总理:内部馆的问题那也不必,要贴我的大字报去贴。要你们认识到自觉地不出就行了。对联的辩论,刚开始,工作很难,就怕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发展到谭立夫的讲话,代表了。开始不是坏的,有的发展下去就不好了。慢慢发展思想是有所发展的。分化,合并总是有的,青年的思想变化快,没有什么包袱。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我们要改造他们,更何况子弟,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要两好,出身第一,还要有表现,最后归宿还有个表现好。这个,谭立夫不同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工作组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除了几个特殊的,几乎都或多或少犯方向路线错误,没派工作组的党委也是一样。党的干部,绝大多数还是认识问题
    张:不点名还是一样发挥作用。
    同学:我们要向反动路线开火,绝对树立毛主席的威信
    总理:对,而且要深入彻底批判,注意影响,路线要彻底批判。张:书面往来。蒯大富他在群众大会上宣誓,大庭广众上恢复了名誉总理:何长工的大字报在街上多了,政府是中央领导的,政府威信没了,不好。街道宣传两条路线斗争思想性多些,人名偶尔提到可以,不要把人的名字过分突出,让帝国主义、国际上知道了,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强调思想性、政治影响,北京、上海、广州影响大。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任何事情总是事实在先,认识在后,红卫兵就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了。社论是经过调查才写成的……。八月四号就不让王光美在清华活动。
    张: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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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査,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査,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査,可以背靠背
    (同学谈到三个司令部)
    总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
    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査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査,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査,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査稿做为书面检査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仝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仝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
    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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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我当时认为北
    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部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冋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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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辫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底稿看不清)准备过程及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
    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晩些时候贴岀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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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辫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辫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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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冇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一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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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王光美(签字)1966.10.10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一百个为什么》
    (1)五月廿五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夜李雪峰、蒋南翔就到北大看到这张大字报。为什么毛主席直到六月一日才看到这张大字报?是谁在起阻碍作用?
    (2)康生同志八月四日在北大说:"…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这张大字报,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感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和另外两同志也觉得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了压抑,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
    当时彭真巳被罢官,到底是谁对康生同志施加了压力?
    (3)为什么姚文元同志斗争了十年才获得解放?这里面到底谁在起主要作用?柯庆施之死、艾思奇之死,为什么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4)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评论。这个评论到底好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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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自从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后,解放了革命群众,革命左派扬眉吐气。全国一片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这时对派工作组毛主席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但是为什么却在全国派了大批工作组?这是谁出的主意?(注: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才从南方回到北京)
    (6)王光美为什么偏偏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来,并参加了清华工作组?到底是谁派王光美来的?(注:六月十九日正是北大6·18事件之后),王光美说:“是少奇同志叫我来关心一下清华的运动的。”
    (7)为什么薄一波在六月中旬以后,到处奔走,把许多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他的后台老板是谁?
    (8)王光美自己宣称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组员,但为什么她能指挥清华工作组的核心小组,并且直接导演“反蒯斗争”呢?
    (9)王光美参加清华工作组十分神秘,躲在幕后,秘密策划,化名“何同志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时,她才又神秘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里到底搞的什么鬼?
    (10)王光美在四清中就提出可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王光美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在清华大整群众对同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人自杀,一人死亡,制造了白色恐怖,又一次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积极推行的干将呢?
    (11)为什么全国那么多高等学校,王光美不去,偏偏到蒋南翔统治的清华大学来
    (12)为什么在我校群众斗群众的“反蒯斗争”期间,刘少奇先后几次来清华?有何指示?刘少奇到底总结了什么经验?与王光美在清华大整同学到底有何关系?为什么有人说“蒯大富是反革命”是刘少奇下的结论?
    (13)为什么王光美在七月十九日突然紧急刹车,停止整群众,转入所谓的“斗帮
    (14)工作组撤走后,为什么急急忙忙一手泡制出一个临时筹委会?(这个临时筹委会后来成了压制群众的新形式),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均是如此,是偶然巧合呢,还是统一布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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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为什么工作组撤离清华后,全部到市委党校整训,而王光美却能不去市委党校呢?
    (16)王光美口口声声说“后来不了解清华大学的情况”,可是王光美却为什么支持我校“八九”派,给他们出谋画策,让他们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呢?(17)为什么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头目刘菊芬和王光美谈过话后,态度一反往常?为什么刘涛(即刘少奇之女)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反对和压制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呢?
    (18)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给刘少奇、王光美及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李雪峰等人贴大字报。临时筹委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向新市委谎报情况,骗来十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大字报撕得精光,并污蔑革命群众是“右派翻天”。制造了轰动全国的8·24事件。我们要问:8·24事件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谁?撕大字报者要保卫的入是谁?
    (19)“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木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流传那么广?为什么在江青、康生同志八月六日于天桥剧场提出修改方案后,反而流传更广了呢?
    (20)谭力夫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在这篇“海瑞罢官”式的讲话中极力美化工作组,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把矛头指向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十一中全会否定的错误路线鸣不平。谭力夫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加吹捧,大量铅印,流毒全国?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21)谭力夫的讲话反映了一种什么思潮?
    (22)为什么谭力夫在九月十一日还公开说:“不是我轻妄,敢和中央首长辩论。”并污蔑江青同志的意见“完全是彭真的那一套。”谭力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狗胆?是谁在支持他?
    (23)谭力夫讲话中,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但却大引特引刘少奇的话,大叫什么“就是不下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完不久,谭力夫就喊出这些话,到底是替谁说话?什么意思?
    (24)为什么林彪副主席提出有一小撮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有人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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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为什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我们批判谭力夫的讲话呢?[说明针对谭力夫的讲话,周总理说:“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张春桥同志说:
    他们的东西在于他代表一个阶级。”陈伯达同志说:“谭力夫的讲话是株大毒草。”]
    (26)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为什么在北京受到的阻力那么大?是否仅仅是彭真在起作用?全国批判“三家村”时,是按谁的指示批判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仝国各地为什么那么多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谁在违抗最高指示,从中捣鬼?
    (27)周总理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说:“凡是中央过去的指示和北京新市委决定中有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和主席指示的,我们应该把它废除。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这段话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28)为什么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指出绝大多数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而王光美还说:“对工作组过去的工作,成绩缺点各占几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替谁说话?
    (29)八月八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英明的决定是毛主席与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
    (30)为什么《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各地阻力还这样大?是谁让王任重提出矛头指向群众的口号“秋后算帐”?
    (31)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一个正式插手过清华一次?
    (32)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红旗》杂志第十二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其中“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改成了“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对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为什么在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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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中全会刚刚开过,反而更加突岀强调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明确提出要抵制错误的领导呢?
    (33)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检査,要经过党中央讨论。并说:“王光美有些问题不能回答,要避开。”还说:“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首长的这番话说明了什么问题?
    (34)某首长十月九日和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回你们学校检查面对着面,会下不了台。”究竟是谁下不了台呢?
    (35)为什么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执行的路线完全不同?
    (36)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第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也支持第三司令部?为什么又有些人对第三司令部怕得要死,想尽办法要搗毁第三司令部呢?(第三司令部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37)为什么王光美在清华拼命打击蒯大富同志,而在十月六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周总理却让蒯大富带领宣誓?并且蒯大富同志现在是首都第三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
    (38)《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准,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分
    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
    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段社论说明了什么?(39)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从上面所说的,你们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40)为什么当北京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刚开始,北京大中学生空前大量外流?偌大的清华,为什么只剩下几百人?这里面是否有阴谋?
    (41)为什么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有人大骂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等同志,就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是谁在后面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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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为什么谭力夫、刘京、贺鹏飞、刘涛和刘涛的弟弟这些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在批判运动刚开始就云集广州呢?难道是巧合吗?
    (43)为什么刘涛等人南下广州途中住在华丽的中南局的招待所,被奉为上宾。而中南局第一书记恰是王任重?
    (44)为什么有人扬言,一个月后要杀回清华园,踏平“井冈山”,活捉蒯大富呢?
    (45)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入竞贴出“刘少奇万岁”的反动标语
    (46)十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一百五十万群众大会上为什么开得这样不正常?为什么没有统一的指挥所?第二次口号到底是谁授意写的?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删去了?
    (47)周总理说十月十八日大会的口号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一句是根据群众要求加进去的,为什么要把这句加进去?
    (48)为什么彭真能在北京搞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统治?到底是谁在包庇他?为什么彭真、蒋南翔等原北方局的人升得那么快
    (49)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原北方局成员问题这么大?例如彭真、陆定刘仁、杨尚昆、林枫、乌兰夫、蒋南翔、邓拓、李雪峰、刘澜涛等等?
    (50)为什么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在北京挑动群众斗群众,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留用旧市委的几个书记万里、赵凡等,都有很大问题新改组的“北京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也是个大黑帮?为什么新的市委书记马力是原唐山地委书记,而王光美四清所在桃园就属唐山专区?我们要问:是谁任命李雪峰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是谁在改组北京新市委问题上搞的鬼?是谁?[注,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
    (51)为什么蒋南翔在去年“一二·九”纪念会上吹捧彭真和刘少奇?
    (52)为什么大野心家彭真在一九六四年一月石油部的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
    四十七岁就认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53)陈毅八月卅日报告中说:“彭、罗、陆、杨的问题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的,林彪同志也发现了。揭发是毛主席首先揭发的,我们对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搜集周总理、林彪、康生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准备搞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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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些大黑帮头子如此猖狂?谁在包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搜集刘少奇的档案材料?
    54)彭真、罗瑞卿等在未揪岀来前到处抛头露面,到底是谁在支持他们?王光美为什么也到处抛头露面?而江青同志却一直被压抑呢?
    (55)为什么江青同志七月廿六日在北大说她受了好几年的气,受了好几年的排挤,还得了心脏病,到底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打击江青同志?(56)揪出了彭真等黑帮后,为什么有的人的态度那么暖昧呢?
    (57)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在六月十日就揪出蒋南翔,为什么在王光美指挥下的工作组一次也不斗蒋南翔,并且王光美七月份在清华说蒋南翔的性质未定,王光美的这一结论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58)为什么蒋南翔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还拼死抵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群众斗了蒋好几次都没有把他斗下来,蒋南翔为什么这么硬呢?到底是谁在支持蒋南翔呢?
    (59)为什么蒋在要被揪出来时还对他的黑帮党徒们说要他们坚持20年呢?20年后他们把希望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呢?
    (60)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同蒋南翔有密切的黑组织关系,可为什么林枫直到蒋南翔被揪出二个月后的八月份才被揪出来,到底是谁在包庇他?
    (61)黑帮分子彭真、陆定一草拟的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件(前中央文革小组五人汇报提纲),为什么会得到中央批准而四处散发?
    (62)前几年,是谁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谁不提倡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陆定一压制毛选发行是谁给他撑腰?
    (63)为什么由林彪同志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
    (64)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在1945年《七大》的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在1956年《八大》总纲中却改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什么在《八大》总纲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呢?难道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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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七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八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却被改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为什么也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除去了呢?这是偶然的吗?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如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时,如果背离了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要问: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从我们的党章里删去了呢?
    (6)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和修正主义的论调有什么不同?
    (67)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什么刘少奇却偏偏离开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去搞自己一套,什么“两种教育制度并存,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来同毛主席相对抗呢?刘少奇为了推行自己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辞辛苦,跑遍了半个中国去做报告,下指示,搞试点目的何在?
    (68)六三年四清时,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条,又是谁提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后十条,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
    (69)为什么六二年时,大刮单干风,是从谁刮出来的?为什么六四年要在全国大搞“托辣斯”化,这又是谁出的主意?《人民日报》为什么刊登社论“政治落实于业务”?这是什么思想?
    (70)《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指出:“在一九六四年党内出现了形‘左’实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种错误做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二十三条保证了四清运动在正确轨道上前进,避免走上邪路。”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71)一九六二年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兴风作浪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这时正是需要大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仝国人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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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期重新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大肆宣传?而这本书修改后仍然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72)为什么王光美讲话时都说:“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就想起了少奇同志的教导
    (73)四清运动是谁把王光美派到桃园去蹲点?又是谁到处让她做报告,到处放毒?宣传那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为什么王光美从桃园蹲点回来后,刘少奇就武断地说,仝国三分之一烂掉,并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后十条
    (74)为什么《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当时发行那么多,同学几乎人手一册,而毛选却发行那么少?而现在又为什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停止出售了?而且许多单位把刘少奇著的书都收回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75)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讲话时说:“要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到底要吃什么“小亏”,占什么“大便宜”?刘少奇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说“前十年是革命,后十年是建设。”难道在建设时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吗?
    (76)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谈到保护少数问题时,单举清华李世权的例子。李世权在六月十四日写出了矛头直接针对毛主席的反动口号,难道说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属于要保护的少数之列吗?刘少奇为什么单举这个口号在万人大会上宣传呢?
    (77)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查不仅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丝毫认识,反而态度十分强硬呢?
    (78)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査不仅对自己四清中犯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没有认识,反而大谈什么“四清经验”呢?是不是想翻案?
    (79)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穿上了草绿色的车装,接见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见,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80)为什么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正式提出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统帅?
    (81)为什么这次会后,刘少奇没有单独出过面,而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位退到第八位?为什么有的人靠边站了?
    (82)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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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彭真等黑帮被揪出来后,为什么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中还说:“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呢
    84)周总理八月五日在清华大学说:“……革命者要保持晩节,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为什么此时要提出革命者要保持晚节呢?
    (85)七月十六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群众见了面并且畅游长江一小时其伟大意义是什么?
    (86)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那么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是谁任命的?
    (87)为什么叶剑英同志十月五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讲话中指出要保卫毛主席及林副主席,并宣布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副统帅?并说:“这是中国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
    (88)《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这段话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谁还在坚持错误?
    (89)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中央问题中央全会(指八届
    十一中全会)“基本解决,组织上已解决了,思想是否解决我也不能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90)戚本禹同志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一些人的司令部,你们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你们要好好考虑。”这另一些人的司令部到底是谁
    (91)为什么《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什么说:“有一小撮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92)《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的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在他们的包庇下进行的。”你怎么理解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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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现在纪念我们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为什么有这么重大的意义?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明对敌人和人民群众的鲜明态度,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意义?
    (94)为什么《人民日报》十月十九日的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再强调要“杀回马枪”,“痛打落水狗”,“至强敌于死命”?到底哪些人是落水狗?
    (95)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再一次突出强调“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96)<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指出:“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只不过是一两个人或几个人。”在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么流行,提出这条反动路线的那一两个人到底是谁呢?
    (97)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首先把大多数干部和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起打成黑帮,其次把非红五类子女打成“混蛋”,然后在红五类子女中挑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们最终要“保”的是谁?
    (98)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它的惨痛历史教训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99)为什么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
    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岀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是怎么做出这番佔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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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为了使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胜利前进,你准备怎样做?你要接什么样的班?做什么样的接班人?你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
    结東语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
    任何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多老的资格,多高的职位,多大的“声望”,也不管有多少人保他的皇,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搞自己的一套,我们就要把他打倒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誓死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点燃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着旧世界猛烈冲击,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一直至灭亡。最近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一些群众,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就要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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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烂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的。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杄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问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
    从六月四日以后,就是我们几个高干子弟凑在一起,长期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共同战斗,还自以为我们最革命,最敢造反,自封为“左派”这些都是板端错误的。这样下去也必然会摔跟斗的。
    工作组进校后,刘少奇给过我一些黑指示,现在我把自己所记得的揭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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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关于文斗武斗的。六月中句,在北京许多学校中有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他让我们出一张大字报讲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中贴的那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按刘少奇的说法写的
    六月十八日有一个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
    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了的。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岀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蒡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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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以上就是在工作组撤离学校以前刘少奇的一些指示。
    我再讲讲王光美的情况吧!六月中旬,王光美就想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当时是去清华还是去师大一附中还没肯定。究竞为什么她选中了咱们学校。这个原因她没有跟我讲。在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实际上已经决定到清华来了
    后来据刘少奇跟我讲,当时给了王光美三个任务:1.到清华的一个班或一个系蹲点。2.了解一些情况向上反映。3.让她自己锻炼。她到清华来的目的是不是象王光美在她的检查里所提到的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的工作和问题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大多数,以痛击清华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不是光看宣言,主要是看她的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吧?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她来校看大字报。看了刘才堂同学的大字报后,她就问我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具体的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晚饭时她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围她的同学,声明是少奇同志派她来看大字报。工作组的同志为她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冲破了她称为“拉合尔式”的包围。晚上到了工字厅,在工作组长和各系文革负责人的会上哇喇哇喇地说开了(这有记录,以后可以全文公布,我现在拣重要的谈)。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她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的第一天就讲了这样的话。当时在学校里同学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游了街,同时冲破了工作组的框框?到学校各个单位比如食堂、工厂去串连,确实有些乱。但这个“乱”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这个“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破了旧秩序,建立了新世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乱呢?乱子多,恰恰说明群众运动没有被工作组压下去,而王光美却在这里大加指责,居然怀疑到这些是什么幕后人在捣乱。从这可以看出,王光美一来就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神神秘秘地来到了清华园。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正式充当了一名不普通的工作组员。她当时为什么不敢见同学,要保密呢?她说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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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围,挤伤了人,其实这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是同学老是看到你,还用得着围吗?你是真正想接近群众呢,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皇后”的地位呢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向叶林汇报工作时,王光美又以不平凡的工作组员的身份向我们发了指示。让知情人检査、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隔段时间听群众批评,让他们检讨,看是不是能通得过。通得过就可以上阵。(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辅导员、班干部等开了多次检查会也下不了楼的原因)最后又说:“领导小组要纯。”这个纯是怎么个纯法呢?难怪有很多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志从领导小组的核心被清除出去了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它真是象王光美后来所讲的是假左派自己跳出来,是蒯大富同志挑起的辩论吗?不!其实这是阴谋!是工作组一手搞的政治陷害事件!早在六月十四日,叶林就曾经让我组织围攻王铁成同学的大字报。六月十九日就说有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目的是要夺权。而在六月二十二日又提出两条战线,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同学等人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讲的一条黑线,一条白线。后来王光美又说没有什么白线,就是一条黑线。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同学当成黑线人物了。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
    蒯大富同学这一派。二、王铁成
    许克敏谈话纪要。四、有
    人怀疑郭影秋是黑帮。五、女生食堂的问题。六、中国青年报社论是大毒草(指《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七、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记不清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这“七股歪风邪气。不打击不成,否则就“没法向修正主义中央开火”,并说这不是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斗争本身的性质就是夺权,夺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并且布置了批判蒯大富同学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批判他要夺谁的权;3)驳怀疑一切、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工作组当时要我们在他身边引起大辩论。而且把时间确定为当天晚上。这时蒯大富同学与工物系同学辩论也达成了三条协议,于是就将计就计。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不要纠缠在电话事件’上,(电话事件纯粹由于是她自己要搞的,别的人为了给她保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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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的。)辩论要抓住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大会上讲“我妈妈说……”的原因)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之后,他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队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和前校党委有联系”。当时她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为了打击革命派,不惜耍阴谋、放暗箭。另外她还讲到文化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有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队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队一块干革命”。这一篇谬误百岀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宣言书。请看,反蒯的理论不就是出于这里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逻辑不也就是出于这里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也出于这里
    真正的革命左派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早就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也讲过好干部的三个条件,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的压制下,他们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敢于起来造反,敢于起来革命而王光美却对此害怕万分,拼命地定调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假左派。”还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谓“党的组织纪律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可是王光美却要我们听工作队的,实际上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干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我们当时对于王光美还是
    十分信任的,我自己的奴隶主义又是十分严重的。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尽管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看过蒯大富等同志的大字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假左派,以至后来成为工作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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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群众运动的“反蒯”干将。我在这里向被自己压制过的同学、向受自己蒙蔽的群众赔礼道歉。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自己这一派的)去开辩论会了。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很多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今天晩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这派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夹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象资产阶级议会一样,我们也确实受了他们的影响,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当时王光美所讲的话,就象后来《闪电》所揭发的那样。
    为了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王光美大打出手,不辞辛苦地筹备了斗争学生的大会,残酷地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还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她到底是怎么样导演这几次残酷的斗争大会的呢?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一次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来辩论呢?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没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反对工作组的这些同学,确实是炮打司令部,但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王光美说:“他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包庇,配合保护黑线。”后来听说蒯大富在城里的时候,她说:“如果叫他,他不来的话,更说明他是搞地下活动,他就是参加他们那个地下组织的会而不搞由党组织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当天晚上开了第一次斗争蒯大富同学的大会,王光美坐在甲所听实况。第个发言的是蒯大富同学,她会后说“我越听越生气,几次想打电话让你发问”。她说蒯大富同志发言之前先读那么多语录,简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她听了蒯大富同学发言后气上加气,给贺鹏飞发言层层加码。这次大会后她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没有能把她要讲的话讲完,尤其是还没有驳斥“蒯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实际上这说明她十分惧怕而且污蔑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决定七月八日再开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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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王光美对我们讲,。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工作组。与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若不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没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在讲到赶走工作队时,她说“把现在的工作队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了解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是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并阴险地让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在辫论过程中就使党员表态、下楼,这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当时表示怀疑工作组,这些党员干部就无法下楼,老是在那挂着。无法参加运动。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査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最后给工作组定调子,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王光美对斗争学生确实是下
    番苦功夫。每个人发言如何上纲,如何分析甚至于发言人是否拿稿子都想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卖力气,确实是象毛主席讲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因此她越是卖力气,就越是残酷地镇压了群众运动。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白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在那天晚上,王光美又坐在甲所,直接操纵会场,多次给我打电话要给蒯大富同学上纲。斗争蒯大富的大会开了两次,“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的帽子在同学头上挥舞着,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学生斗学生仍继续进行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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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一日听过斗争王铁成的练兵会后,王光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并且对王铁成同学也是上纲再上纲。她说:“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王铁成则是更露骨的。各有各的特点
    在谈到王铁成的处理问题上,她说:“大家说他是反革命,他自己表面上也承认是反革命,不宣布戴帽子,他如果改造,有实际行动,我们把他放在清华园,革命师生监督改造他。如果不改造,随时处理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后来曾对我讲,本来还要讲家庭出身好的人反对工作组应如何作,后来想放到斗李忠大会时再讲,因斗李小忠的会没开成,所以也就没讲了。为了让犯“错误”的同学悔改,把她四清时的幻灯队找来放幻灯,加强“思想工作”
    在工作组的高压政策下,王光美以国民党训政的办法对待群众,由害怕群众运动而滑到了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连我们这几个铁杆的保工作组的在一起开会,王光美也认为是非法,因为没通知工作组。贺鹏飞等同志后来对她很有意见,不想找她,她又质问我,为什么贺鹏飞他们不来了。弄得我们很不好处理。斗学生在这时已经达到高潮了,但七月十六日叶林突然声明把运动中心立即转向黑线,而在此以后,王光美也就很少与我们接触了。
    后来,大概是听说工作组要撤走,就急急忙忙搞选举,这事实与《闪电》揭发的样
    七月底,她突然离校,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讲到什么关键问题,也没有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更没有说把蒯大富同学打成反革命是对还是错,就是这样,王光美也怕得要死,坚决反对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我想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时,她就威胁似地说:“你到底动摇了啊!”贺鹏飞等人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木质的认识,过于迷信自己的母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造反,尽管自己同意他们这张大字报,但始终也没在上面签字。
    七月二十九日晚,王光美回校来。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刘少奇给定的调子,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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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系工作组长说,现在也好嘛,检验一下我们两个月来的工作到底如何。又大讲工作有成绩,企图压制群众起来造反。中央早在十几号就指出不同意组织一派学生整另一派学生。而她直到这时还认为斗蒯大富同学没斗错,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三十一日(大约)周总理接见我们之前,贺、乔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工作使自己初步认识到应当抛弃私心杂念,个人感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跟王光美谈起时,她还十分傲慢地说:“看谁跟毛主席跟得紧吧!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回去过。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象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王光美在校的四十几天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官做老爷,用“训政”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很不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顽抗,企图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关
    下面我再讲讲工作组撤走后,刘少奇、王光美的言行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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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岀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日,我与妺妺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竞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木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岀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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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
    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冋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白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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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木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査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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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岀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晩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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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
    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辫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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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八月十八日的晩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白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木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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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仼重一听特別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岀现武斗,当天就让昌乃强和刘菊芬谈了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王任重跟我诙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裝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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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
    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晩,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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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没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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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岀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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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己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米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
    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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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眀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
    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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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一意干革命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
    同学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志们,我也没有多少好讲的,我来看看你们,预祝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的成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王力同志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江青同志来问候同志们了!我代表关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学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很久没有到清华大学来了,今天,在一九六六年的年底能够到清华大学来同同志们和同学们见面,我们非常高兴!(高呼: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我们是在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斗争中度过的,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六年快要过去了,我们清华大学很多同学们,到各个战线上,以及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去参加战斗的同学已经回到学校了,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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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刚才我们见到许多清华大学的同学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清华的同学们自己回答。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中国历次大革命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而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面前摆着新的战斗任务,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战斗任务,许多同学提出来要求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好不好?(好!)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让我们进一步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提议:上一次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在接见一些同学们的时候提出来,我们是有这样的提议:就是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再学习《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这两篇讲话都提出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的问题。(高呼: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进一步提高同志们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认识,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批判这个刘、邓路线!(打倒刘、邓路线!)
    同时也提议:大学的同学们是不是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学一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当中进一步分清楚哪一些是无产阶级思潮,哪一些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哪一些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非毛泽东的思潮。让我们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让我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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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让我们自己的队伍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非常无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部队,来迎接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我们有这样的提议不知道同学赞成不赞成?(赞成!)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姚文元同志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变革!我们能够参加这场运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九六七年就要到来了,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将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更深入的文化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总进攻(彻底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几万万人的革命风暴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兴起。我们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战友应该投入到这个风暴当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
    我预祝大家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我们一起来喊几个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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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谈几件事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问:他不回答呢?)这个事我可以办嘛!你们把提纲交给我好不好?(我们要她揭发刘少奇)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了,你们可以看他的检查和解答的问题嘛!当然,你们会区别真假。另你们可以找叶林、刘涛嘛!叶林是组长,工作组有什么问题都通过他,刘涛也知道,另外贺鹏飞也知道一些,李黎风也了解一点。再远一点,乔宗准,孙矩也知道一点,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让他们说真话嘛!
    再有一个,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只好回答说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提法,性质就变了。(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你们提的口号要恰当,你们在学校里怎么提都行,我不管。在外面,我一看这些口号就知道是左派同学干的,所以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今天公安部就接到了政法学院的一个电话,要公安部公布十几年来处理犯人的数字,今天我把政法学院的同学找来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打电话。
    另外,关于叶林那封信的问题,当时我看了之后,回去査了一下,发现是假的,不是今天写的,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谁知道你们已经印出来了。(我们已经裁去了)他们是很狡猾的,十二月开黑会怎么会写出来呢?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他们去抓没有通知你们,你们在广州不是有联络站吗?可以打电话叫你们的人和他们联系一下,一块搞吧。回来后还是先让他在经委检査,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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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到清华来吧!(我们已有人去抓王任重去了,可不可以让他到清华来?)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主席写的吗?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是在主席指导下写的,当时主要由胡侨木执笔,主席审定后定稿的。写这篇东西集中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对于总的精神大家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总结三次“左”倾错误,而刘少奇当时是右的因此,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胡乔木是怎么搞的?)这个人是不学马列主义的,他是地主出身,又不分析白己的家庭。我常说要首先好好分析白己的家庭正如董老说的,凡事多想一想,才能比较正确,比较符合主席思想。(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象样的党史)没有,现在又忙,过去胡乔木有一本《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现在你们都能批判了,我们全党全民的马列主义水平正在空前提高啊
    (还问了关于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及刘少奇的悼文,刘少奇临解放的投降主义思想,刘涛的生母王前同志的一些事情)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北京大学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提出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旧世界的汪洋中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更把马列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天才地创造了现今改造世界的最强大最伟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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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它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在从旧世界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仍然大量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且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还在产生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修正主义思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艰巨卓越绝而又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意义的工作,还仅是开始,远没有结束。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造,还在沿用着这些腐朽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应当是:横扫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才一百余年,作为一种学说,是已经确立了,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战胜它的顽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远没有砸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肖阶级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们国家现行的各种制度,从党政机关各种制度,到工农业生产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到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营业制度,到教育界、新闻界、历史界、文艺界的各种制度,总之,包括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来批判、改造它们,要破字当头,在大破中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制度,以便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就提出三个破立新的大胆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以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动员组织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适用和必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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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木应大搞特搞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们不利于搞群众运动,因而,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地发挥,智慧和力量得不到充分地运用
    2.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象接受新党员的表决权等)因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全党在搞。
    3.由于他们不受群众监督,尤其是那些反党黑帮分子,肆意对抗党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往往以反党大帽子压人,因而,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他们搞阴谋,以篡党、篡军、篡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它们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妨碍领导与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5.它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
    6.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考验一辈子,采取入党的方式检[査]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以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7.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木主义复辟的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思:资木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8.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反映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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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它的最低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最高纲领:在仝球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的选举制:《十六条》第九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人民才有选举权,敌人没有选举权。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党中央一级不能改选,但要更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林彪同志任副主席,由他们二人负责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它原则上应以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基础,只把那些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修正主义分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清除出去
    2.军队各级党组织原则上也不改选,只要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适当地调配即
    3.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可指派专人到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首先组成地区、省市、自治区两级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暂时代替这两级的原党组织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改革党、团组织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立即动手作,这是由全国当前革命形势决定的。目前,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很多党组织不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他们镇压、迫害,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是: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已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展开了大搏斗,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组合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伟大阶级斗争时代。代表反动势力一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凭借职权,占着优势,疯狂地向革命势力反扑。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斗争形势,以使斗争利于无产阶级,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敌人越猖狂、越挣扎,就越临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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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就越临近更加伟大的新胜利。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透过貌似强大的表现现象,看到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纸老虎本质,狠狠地打击他,把他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胜利,它将为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下可靠的基础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用党政两套组织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业务又是紧紧相联的,二者绝对不可分割,正象人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刀子和锋锐不可分割一样。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但是,资产阶级的党政两套组织形式,人为地使政治与业务分离,形成党组织是抓政治工作的,政府就是搞建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造成国家机构庞杂,浪费人力物力,搞繁琐哲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因而应该立即废止,实行党政合一,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任务。下设各种组织机构,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反对党政两套,而且臃肿庞大的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办公室,到茅房草舍、田间地头、到工矿企业、到厂房宿舍、到军队驻地营房、到柜台边、到一切有群众的生产部门、单位、农村、工厂,把办公室牢牢地建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做既劳动又办公的人民勤务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个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三脱离干部,一是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看不到群众的点情况,觉不出一点群众的阶级感情,不知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高高在上,严重地脱离实际;三、脱离生产劳动的边。他们难道能够领导群众干社会主义?难道能领导好?他们难道能做群众的勤务员、一个普通劳动者?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领导只能是反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修正主义的领导,当官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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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的领导,根据自己的意愿乱发号施令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必须彻底反掉,换上毛泽东主义的领导。办公室工作制度的罪状与党团组织一样,而且各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更要以十倍的干劲彻底捣烂它
    在办公室里是干不成革命的,只能当官作老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日让他三脱离,他一天也呆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砸烂它!把脚跟站在人民一边,把办公室设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都变成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劳动者
    这个重大变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以上就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就是应该造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旧东西的反,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用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一切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最光荣、最英明、最天才的旗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展眼观未来,定将是赤旗环球!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
    北京大学东语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乔兼武杜文革八月三十日
    L原注]按贴岀的大字报原文排印。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杜文革(原名
    杜文忠)是东语系缅二学生
    (编者按:这两个学生的大字报,有一些积极因素,如成立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等,但是,它偏激地提岀要取消一切党团组织、取消一切办公室等等,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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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邓小平是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一切,失去政权,也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坚决执行最高指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也越大
    我们认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巳久,早在一九五六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公开推销赫鲁晓夫集团的反动黑货,大肆吹捧苏共二十大,大反所谓个人崇拜。说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谈到关于领袖对党的作用时,非但不谈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却大反所谓“对于个人的神化”,说什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最后,赤裸裸地反对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说什么“个人崇拜是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定地执行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九六二年,当我国由于苏修的破坏和天灾的袭击,使经济发生了暂时的困难,邓小平便趁机带头大刮资本主义风暴。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一九六四年我国文化领域内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由于周扬之流从中破坏,运动搞得极不彻底。可是,就是这样也大大激怒了邓小平,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讨伐,公开反对文化革命。据黑帮分子万里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透露,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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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那么完美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邓小平自己则污蔑革命派说:“有些人就是想批判别人岀名,踏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辫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邓还说什么:“学术观点、教育观点不致不要紧,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
    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坏四清运动。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扼杀是个典型事例。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个彭真。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这就是彭真的后台邓小平
    九六五年一月底二月初,在彭真亲自指挥下,前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佩云在会上对北大的社教运动疯狂反扑。陆平的反革命言论到北大后,遭到了革命派的愤怒反击,正在陆平处于“人人喊打”的绝境时,这时,一方面彭真出场,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停止争论,即所谓“两肚子气”;另一方面邓小平则说他“欣赏彭佩云的发言”,夸奖陆平的反革命言论,“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继之,就由邓小平召集了所谓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一面自称他看北大社教运动的仝部简报,但同时却颠倒黑白地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名:一曰: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一开始就以烂掉了的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争:曰:没有实行三结合(即未与陆平黑帮同流合污);三日:斗争方法有严重毛病(即所谓对陆平黑帮搞了过火斗争)。为了嘉奖陆平、彭佩云的“反革命功绩”会上决定让这两个家伙参加工作队的八人领导小组。同时还委托万里在会上动辄就是总书记如何如何说的,以此来给革命派施加压力。
    在五月三日的所谓中央书记处的会上,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改毛主席亲自主特制定的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中明文规定:“逐步做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结合。”但邓小平擅自决定机关、厂矿、学校的四清要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结合起来)。这里不仅把“逐步”改成了“立刻"而且实行“三结合”也给改成“二结合”了,象陆平之流的黑帮分子,如果工作队一开始就与之结合,试想,群众又如何发动得起来?结合起来,除了搞反革命,还会搞出别的名堂吗?可见,邓小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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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三月九日到十九日,第一次国际饭店的反革命会议尽管召开了,陆平黑帮打散了的反革命阶级队伍也算重新拼凑起来了,但工作队的领导权还操在革命派手里。因此,要彻底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撤了队长张磐石冋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起,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
    邓小平反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铁证如山的,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参与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已破产了,但我们还必须痛打落水狗,把它的反动面目予以充分揭露,彻底清算他的罪行,肃清他的影响。
    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师范大学
    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同学们,同志们
    今天师大和其他学校学生召开大会,对北京市委犯的错误路线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是很好的革命行动
    我们市委书记处的大部分同志都来了,我们的来,第一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是听取同学们的批评,向同学们作检查,我们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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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指引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一个新的高潮,整个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坚决彻底肃清它的影响。
    广大革命师生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坚决捍卫十六条,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作得很对,很好!这场斗争展开,革命同学,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更好地使他们摆脱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的控制,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
    至于同志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我们要强调,主要是靠自己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串联,互相交流经验,但主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自己思考、解决
    对于出身问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毛泽东思想的语言,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名字,这并不是就不管出身了,究竟什么是革命干部?什么是工人?我们还得研究,如解放十七年了,难道只能是解放前三年当工人的才算工人?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来划分阶级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快地回去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串联,不要老呆在北京。今天就讲到这好吗?
    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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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木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杄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的讲话
    〖十月二十九日晚八时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和余秋里同志(石油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奉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在工交政治部大楼会议室接见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岗山战斗团部份战士,就井岗山战斗团红工兵揭露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大庆展览中的严重政治问题和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对此百般抵赖并挑动工人斗学生的严重事件发表了讲话,在会上戚本禹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给井岗山战斗团红工兵的指示信,现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信全文公布,并将戚本禹同志、余秋里同志的讲话整理如下,供同志们参考。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邮电学院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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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里同志:我是奉陈伯达同志的指示,陪戚本禹同志来的(戚本禹:我是陪你来的),他是文革小组同志,他是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的,首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请戚本禹同志讲话,我也讲讲话
    (由刘宝华等十余位同学揭发陶鲁笳在大庆展览馆的政治问题,挑动工人斗学生等问题)戚本禹同志:是否就讲到这里,看来大家几天几夜不睡,很疲劳了,你们给伯达同志的信,中央文革的同志都看了,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也都看过了,记者每天都在报导。我来之前,陈伯达同志作了指示,我先念一下,然后请余秋里同志讲话同学们
    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馆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本来打算同余秋里同志来会见你们,因为我有事情不能来,特请戚本禹,余秋里两同志来给同学们说明展览馆布置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鲁笳检讨。谨此问好。
    陈伯达二十九日晚余秋里同志:
    我热烈拥护戚本禹同志代表陈伯达同志给我们的指示,伯达同志这封信,把我们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对大庆展览的造反,我完仝支持。它有错误就要在群众面前揭发,这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同学们发现石油展有政治上的错误,这表明北师大“井岗山”的红卫兵同学们政治上的敏感和尖锐,值得我们向同学们学习。同学们在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伟大斗争里面,表现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决、勇敢,我们应该向同学们学习。我今天上午接见了一些同学并作些调査。我们佩服你们这个队伍很有战斗性,很有组织性,很有纪律性,政治上很勇敢,敢于揭发政治问题,向政治上的问题作斗争,不愧为伟大的红卫兵战士!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展览馆里的政治问题揭发出来,这对石油职工,特别对大庆职工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我想再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展览馆我是没有参与的,我参与了,我也要检查,当然不能逃避。我介绍一下,我过去是石油部长,六三年我参与过,我过去说过展览馆不应该有我一篇纸、一个字,我说大庆的伟大成就应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现的油田和建设起来的。最近了解了一下,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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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的经过是这样,在去年七月十八日大庆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展览,有六百多个党支部集中在那里展览。到八月间,中央工交政治部钟民同志到那里视察工作,认为这个展览很好,提议到北京扩大展览。九月间,中央工交政治部作出决定搬到北京来,找石油部汇报,石油部政治副主任林崇珏说,不管搬到那里,定要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突出政治。以后陶鲁笳同志也到大庆看了这个展览,也认为不错,也说要搬到北京来。以后(大概十一月份)薄波同志作了一个决定,要在北京展览。因此,这就说明提出到北京来展览,是国家经委、工交口、工交政治部,决定是陶鲁笳冋志,审査也是他们审査的,大概经一波和鲁笳及其他副主任审査,材料是大庆政治部提供的。当然,提供材料的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提出、决定、审查的是工交政治部。尤其严重的是十中全会后,还展出带有政治性错误的东西,鲁笳同志更要负主要责任,因他参加了十一中全会。这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最近展览馆我也看了一下,我认为有许多地方对大庆事迹有歪曲,不是完全反映大庆的事迹,不是完全表现大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如什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那时是根据毛主席五八年九月到武钢视察时提出的指示:象武钢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我是支持大家到大庆去的,到那里看一看,批评他们。我认为批评他们不是损害他们,而是爱护他们,支持他们,革命同志就是要经得起考验,批评。同时学习毛主席抗日战争时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生
    面战斗、一面工作。本着毛
    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办起来的。正如毛主席“五七”指示一样,以工业为主,兼办农业。所以大庆不管男的女的都干,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大搞粮食,很快做到自给。大庆油田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实践论》《矛盾论》“老三篇”搞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伟大纲领性的文件。而展览是不符合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的。所以内容上大庆斗争是艰苦的,但反映的方法是不对头的。如:大庆那时是困难的有灾荒,但我国工人表现的很勇敢、顽强,要战胜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没有油,按毛主席指示,我们千方百计的在我们国土上搞出油来。这个展览,我认为不符合大庆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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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同志们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过去不去看?我不愿意去看。我在北京时间很短,八月二日以前我都在外面。最近经同学们揭发我才去看了,我完全赞成同学们的揭发,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最后我还表示,同学们到展览馆去闹革命,受了委屈、侮辱、谩骂、摄影,我定去査,査清后,一定向同学们道歉,赔礼。(鼓掌)我讲完了,最后,请戚本禹同志指示
    戚本禹同志:
    下面我讲讲我个人的意见,没有和文革小组商量。大家造石油展览的反,很好毛主席告诉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同志们做得很对,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很好,坚决反对反毛主席的人,宁可不吃饭、不睡觉、坚持斗争,这一点余秋里讲了,他很佩服,我也很佩服。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就会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就能保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口号声
    你们给伯达同志的信讲:“……展览馆主办人却利用大庆工人所创造的英雄事迹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而是突出那些执行、推行和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说,你们造反,是造的大庆的反,造毛主席的反,这完全是错误的(同学们说:这完仝是胡说八道!)对!就是胡说八道!你们造反造得对,你们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造的反。(口号声)
    这次造反中同学们受到围攻,受到迫害,有的把脖子也弄破了,我和秋里同志向大家表示慰问。我们说革命就不怕围攻。我们要准备受更大的围攻,而且准备牺牲我们的生命。围攻是锻炼,围攻才能成长,没有围攻就不能成长。这次被围攻最厉害的同志将来冇可能是最坚定的左派,这点围攻不算什么,准备迎接更大围攻,准备牺牲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口号声)
    伯达同志信中讲,主要责任是工交政治部,是陶鲁笳。刚才余秋里同志讲了过程,为什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而突出别的人呢?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这个必须彻底交待,这一点要叫他交待!(众:陶鲁笳要向毛主席请罪)对!就是要向毛主席请罪(众问陶:你向毛主席请罪?陶点头:请罪,请罪。)
    陶鲁笳同志不仅仅是这件事,这是整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一个表现。他的错误远远不只这一点(众:我们要揭发他)不仅在大庆展览馆挑动工人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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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三刀,他是两面派!在邮电学院也是这样,是两面派,挑动学生斗学生。(众要罢陶鲁笳的官)文化革命以来,他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地质学院辫论时自己装作“左”派,说:“我支持什么,什么,”明明是他在策划的,他反过来一下就成了“左派”了。(口号:撤陶鲁笳的职,罢陶鲁笳的官!)毛主席从来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我们也允许陶鲁笳改正错误,但陶鲁笳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改正错误,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和亳不对自己错误进行检查他需要的是权术,所以很多同学受他蒙蔽了。认为他是好人,甚至有人还说他是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听了后真可笑。邮电学院是他策划的,但后来又……(众说还带了红袖章呢!)完全是两面派,两面三刀,邮电学院群众斗群众,责任既不在多数派,也不在少数派,而是在陶鲁笳。邮电学院、地质学院、钢铁学院、北师大同学都应叫陶鲁笳回去好好检査,(鼓掌)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鼓掌)不好好检查就不让他过关。(鼓掌)
    刚才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说,十一月二日准备开会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众说:我们还准备批判陶鲁笳)对!我看加上他。(口号)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有错误请同志们提岀批评,我说得不对的陶鲁笳也可以批评,但请考虑我的意见。另外,刚才同学递的条子,除了几个建议,我和秋里同志商量定一下。第一条,展览馆必须恢复原来面目,让广大群众进行批判、彻底消毒。我转达给伯达同志,如果石油部同意的话,可以恢复吧!第二条,展览馆的解说词交出批判,请秋里同志考虑。我看可以。(秋里点头说可以)第三,如果工作需要给我们出入展览馆的方便,现在你们已经进去了吗?(众说还没有)我看可以嘛,余秋里同意嘛!他会布置的。第四条,通令全国大庆展览同样处理,由秋里同志负责,允许人家调整嘛,但要批判。第五条,工交政治部应向毛主席请罪。请罪,陶鲁笳已答应了。(众呼:要求罢陶鲁笳的官)
    罢官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答复,批判好,比罢官还重要。彻底消毒的问题由余秋里同志回去研究。同学们批判时,要把大庆精神和大庆展览馆的错误严格区分要把大庆的成绩突出出来,这是我们的一面红旗
    为什么和工人发生冲突?当然领导有责任,但因工人很敏感,大庆是工业上的明珠,不许有一点灰尘玷污这一明珠。所以同学们批判时,要严格区分开。刚才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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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同志讲了,大庆就是靠“老三篇”、“两论”,靠主席思想起家的,而不是靠某某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搞出来的,要靠这个搞起来,那才怪呢同学们今天讲的很好,我和秋里同志向同志们学习,你们学主席著作很好,活学活用,我的认识水平没有你们高,我看了你们的材料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你们形成了一套一套的。你们这一课比在学校上半年课还学得多,过去在学校越学越糊涂,越学越蠢,越学越修。现在越学越聪明,越学越活,越学越热,毛主席思想越学越多。你们五天五夜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来时还没想到同学们有这么高的水平,这是我没有群众观点,我回去要检查。(大笑!)
    你们有办法搞大民主,一轰就把经委会议室占了,大民主嘛?我来了,余秋里同志也来了,有了这么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巩固。余秋里同志是国家计委付主任,你们可以监督他。我是个一般工作人员,这个小“官”也可以监督批评。陶鲁笳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官”也很大嘛!不好就可以打倒嘛!他不髙举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打倒他嘛!我们希望他很好地改正,实在不改,我们也没办法面对同学说支持你们,一面对工人说是被迫的。(陶:我没有这样说。众齐声说:这是抵赖!)
    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不能耍权术,这是毫无共产党员气味的,这样做完仝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做法,无产阶级政治家哪有那一套?为什么拿这个对革命同学?!(众呼:可耻!)这就是可耻的(众说:陶鲁笳一再骗我们,老找不着他,总是说在中央开会。)中央开会是事实,可是,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在接见嘛!你就没有点时间接见?你以前布置围攻左派有时间,现在就没有时间了
    (北邮一同学问:陶鲁笳说总理不同意召开批判薄一波的大会。)我问过总理他说:没有这种说法。共产党员不能搞两面派,为什么要揭破陶鲁笳的面孔呢?我心里有气,你过去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你执行的是薄一波的那套很荒谬的东西,你是坚决执行和支持的,你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今天突然变成了“左派。薄一波给地院的信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中央。”清华的蒯大富就是被薄一波打成“反革命”的。那时你是扮演什么角色,你现在又扮演什么角色?犯错误是允许的,但要检讨,也允许改正错误。听反映李仁林就有改变,有揭发,而你呢?揭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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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北邮多数派和少数派在会上提出问题时)
    戚本禹同志接着说:你们两派意见有分歧,我看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创造者、执行者,你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不要讲人家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两派有什么意见按主席思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主席的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解决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互相保留。你们都是革命的。要认清主流和枝节。在大方向上要一致。你们互相争论不休,陶鲁笳就感到高兴(众说:对!他倒高兴。)如果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不高兴,你们要认清大方向,认清主流。把枝节放在一边,否则你们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三天三夜也不会争论出个结果。我们的任务很艰巨,一斗、二批、三改,还要到全国串联,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结合,向工农学习,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当然我不是和稀泥。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保留。不要同学斗同学,这样就上当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还是要团结起来。因为这里有少数派,我这里就说这句话。多数派很多是革命的,我接触的多数派,大多数热爱毛主席。(举例从略)对少数派要讲究方式,允许人家保留意见。如过去四方面军张国焘是个叛徒,一些红军战士跟他跑了,毛主席是否怪这些战士呢?没有,因为他们是战士,后来许多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并且很多成了很好的同志,我就见到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有一个同志腿坏了,还勤勤恳恳地工作,是白求恩、雷锋、张思德式的战士。如果毛主席也和我们一样,把他们打倒,那么很多的同志就不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而且当时推行这条路线的人有的改得很好。接班人五个条件有一条,第三条(略),你们看看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牢牢记住主席的教导。这是主席多年经验的总结。我们要作接班人,就要作到这一点。多数派很好检査,少数派要注意团结,你们考虑一下,考虑一天吧!不同意,可以给我写大字报。
    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火烧孔家店—一讨孔宣言》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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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万恶的孔家店,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它吸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吞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一座吃人的"阎王殿"!
    孔府是一家恶霸大地主,孔府的土地上万顷,横跨四省(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佃户以千万计,任其蹂躏。在孔府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多少人在皮鞭下丧命,多少人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孔府一席酒,穷汉半年粮",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孔家店是一切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的大黑店!是一切反动统治者制造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的大黑店
    孔老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制造一套反动的"礼教"理论,要人们服服贴贴,甘受奴役。
    孔老二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要人们"畏天","知命",忍受剥削压迫,不要起来反抗。他把敢于造反的人骂作"乱臣″、"贼子",他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个混蛋理论的"创始人"!
    孔老二把体力劳动看作卑贱的事,瞧不起劳动人民,大骂向他请教怎样耕田怎样种菜的人是"小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反动的谬论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借口,孔老二是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罪魁!孔老二卑视妇女,他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妇女、侮辱妇女的祸首。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企图掩人耳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他是折衷主义的头号鼻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大辩护士!孔老二身为贵族,做过官僚,爱的是剥削压迫,恨的是革命造反;但他却大言不惭地大讲什么"仁义道德″,提倡所谓"仁爱"。这真是自欺欺人!孔老二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手、伪君子!
    孔老二似乎以教育为"专长",但他主张″学而优则仕″"焉用稼",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奴才和走狗。其实孔老二自己正是切剥削阶级丧家的乏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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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二的这套"理论",是一切剥削阶级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理论的根据,他制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四大绳索,他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孔家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学说是反动的学说,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孔家店是反动势力的老巢
    于是,封建帝王吹捧孔老二,把他的歪门邪道捧为"圣经贤传",给他封王祭祀,披上了种种神圣的外衣,大有不可侵犯之势;
    于是,窃国大盜袁世凯供奉孔老二,率百官祭祀孔老二;
    于是,头号卖国贼蒋介石"尊崇孔老二,提倡发扬孔家店的"旧道德";甚至连帝国主义者也到孔家店"朝圣
    现在,中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但是孔家店、孔老二的阴魂不散,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仍企图利用它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孔家店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
    在前几年资木主义势力向我们发动的猖狂进攻中,孔家店的旧货纷纷出笼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宝。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大力鼓吹要″真正体现″ˆ儒家理论,其至还要到曲阜去开″朝圣会议″。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干的反革命复辟的勾当,真是猖狂之极!"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更可恨的是,直到今天,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时时想用它来死灰复燃,资产阶级还时时想借尸还魂,妄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简直欺人太甚,如何容得!
    孔家店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象征,是"四旧"势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支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障碍!
    孔家店应该打倒!孔家店必须打倒!
    五四"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曾经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由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没能深入广大工农群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孔家店″并没被彻底打倒。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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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孔″"读经"又成了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金字招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是企图利用所谓"王道"来征服中国人民。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并没有忘记。今天由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导、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旧世界彻底死亡的丧钟敲响了,彻底"打倒孔家店"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踏着先烈的血迹来了!!!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要彻底荡涤一切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要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孔家店"这个两千年来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吃人的魔窟,今日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是旧世界的彻底批判者,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最高信仰,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那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在那里造反!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今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全国人民庄严地宣告:造孔家店的反!打倒孔家店!火烧孔家店!把孔″素玊"拉下马来,砸他个稀巴烂!我们要把切四旧势力的代表统统打倒,什么周公、鲁公,什么宗圣、复圣;什么圣谕,什么钦赐,统统见鬼去吧!
    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捣毁"孔家店",火焚孔象,刨平孔坟,揪出尊孔、祭孔的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让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在我们的背后嘁嘁喳喳吧!让那些"白脸土匪"去给我们横加种种罪名吧:"舍得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造孔家店的反是造定了!一反到底,彻底捣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就是要骑在"圣人"头上拉屎拉尿!向孔家店开战!向旧世界开战!打它个落花流水
    世界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象一轮红日光芒万丈,普照天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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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1966年11月7日北京(原载《讨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兵团在天安门宣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孔家店的反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祟拜毛泽东思想!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哪里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在哪里造反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全世界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赤化全人类
    孔家店”统治了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它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吃人的阎王殿”
    孔家店”是反动的儒家学说的渊源!
    “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象征,是“四旧”势力的代表!
    孔家店”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
    “孔家店”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在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时时想利用“孔家店”这具“僵尸”死灰复燃,借尸还魂,企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简直是白日作梦!
    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它个稀巴烂!“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坚决要把孔“素王”拉下马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就是我们的钢铁意志
    穷追猛打,一反到底,不获仝胜,决不收兵!——这就是我们的战斗风格!毛主席教导,铭刻心中,三八作风,雷厉风行!——这就是我们行动的准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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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挨打,可挨斗,不可低下革命的头!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是您伟大的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伟大的思想,把我们送去长征,造反!“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不把孔家店彻底打倒,不把旧世界彻底推翻,我们誓不罢休!
    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髙高矗立在广场中央,即将走向征途的战士聚集在这里肃然致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我们井冈山战士高举革命的大旗,造反的大旗,向反动势力的老巢孔家店进军唯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那里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到那里去造反!我们造孔家店的反是造定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奋勇前进,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原载《讨孔战报》196年11月10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战士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坚定决心,来到山东曲阜,大造孔家唐的反!大造孔老二的反
    林彪同志早在八月三十一日就已经指出:"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识,象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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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起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广大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非常热烈地响应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离开学校,徒步长征,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纷纷走上社会,深入农村,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壮举!它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崭新的局面,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农村中,一个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斗批改、横扫“四旧”的高潮就要到来!正在到来!
    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蚀剂,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不破不立。要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必须大破"四旧",与反动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斩草要除根,擒贼先擒王。"四旧"的根子在哪里?反动的传统观念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子在孔家店!罪魁祸首就是孔老二!
    孔家店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老巢,孔老二是反动透顶的”儒家学说"的鼻祖
    破″四旧″必须彻底捣毁孔家店!彻底打倒孔老二!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因此,本报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政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来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指导一切,最忠实地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本报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最充分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地反映岀群众的呼声,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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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反动的东西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因此,本报将最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孔家店的滔天罪行,以及孔老二的混蛋理论,不把它们批倒批臭,决不罢休!
    要革命,就会有阻力。但不管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形形色色的公开的或隐蔽的阶级敌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阻挠我们彻底革命,本报都要予以坚决回击,毫不留情!
    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的战报的创办,完全是为着人民的解放,为着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同志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踊跃来稿,认真监督,及时批评指岀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乃至错误为争取讨孔斗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北京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196.11.10(原载《讨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全国革命的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切革命的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于十一月九日来到山东曲阜。
    我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来到曲阜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但要在学校进行斗批改,还要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走出校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跟工农兵一起革命,一起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向旧世界,向四旧势力最大的代表孔家店猛烈开火用我们改天换地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我们要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我们整个生命和全部力量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印在人们的脑子里,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斗争中炼就一代无产阶级的英雄,在斗争中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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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四旧,必须捣毁孔家店!
    你们看,从古至今,是什么人把孔老二吹捧为"圣人"?是什么人把他的理论奉为经典"?是封建皇帝,是恶霸地主,是土豪劣绅,是买办文人,是汉奸卖国贼,是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是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是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混蛋!因为,正是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制造了一套″剥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个维护一切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混蛋理论;正是孔老二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封建主义统治的反动纲领;正是孔老二大骂贫下中农和劳动妇女是最难对付的"小人"、"女子";正是孔老二把不甘受剥削压迫而起义造反的农民骂作"乱臣"、"贼子";正是孔老二把鲜血淋漓的皇帝宝座披上了一层"王道″"、″仁政"的外衣;正是孔老二为地主阶级提供了一整套剥削贫下中农的"愚民政策";正是孔老二把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盖上了一层"仁义道德"的纱布
    孔老二是孔家店的祖师爷,孔家店是封建主义
    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墙脚,是修正主义的根子,是一切剥削阶级、
    四旧势力的代表。孔家店的书都是替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说话的;"孔孟之道是剥削阶级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之道,是维护私有制度、私有观念之道,是剥肖阶级的辩护词。剥削阶级四旧的本质就是私有观念,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要大破四旧,就必须火烧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把孔家店的反动理论及其影响彻底扫除干净
    立四新,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我们要"公字当头。无产阶级四新的本质就是公有观念,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林彪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思想,就是要破旧立新,破私立公,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但是,解放十几年来,孔家店阴魂不散,力图夺回它已失去的天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那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利用孔老二这具僵尸,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干着反革命复辟的罪恶勾当。他们把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捧上了天,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孔老二这个反动理论制造者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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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什么"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十六大家的神圣头衔,这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牛鬼蛇神还亲自到曲阜"朝圣",拜倒在他们的"先师"孔子"的脚下,演了一出资木主义复辟的丑剧。孔老二的反动理论成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乂、修正主义的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它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蚀剂,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障碍
    红卫兵战友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上述情况能够让它继续下去吗?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孔家店及其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统治和奴役了我们几千年,我们的祖祖辈辈受尽了剥削压迫,它夺去了我们多少生命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今天,剥削阶级妄图利用它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美梦,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不革命,不造反,我们就要重新回到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地位,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必须彻底地造它的反,打倒孔老二!捣毁孔家店!扫除一切害人虫!
    革命靠什么?造反靠什么?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群众,依靠革命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农兵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一起革命,共冋造反,火烧孔家店,铲平孔丘坟,砸烂孔老二,搬掉一切绊脚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战友们,同志们,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孔孟之道还恋恋不舍,对大恶霸大地主的衍圣公府的溃灭十分不忍,他们要编造出种种借口,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天塌下来擎得起,我们坚决沿着毛泽东思想大道奋勇前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造反到底,革命到底!
    有人说:"衍圣公府、孔庙、孔林等都是国务院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胡说!
    衍圣公府是恶霸官僚地主的大庄园,他们世世代代勾结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他们里通外国,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直到现在那里面还窝藏着国民党党旗,将该死的狗相,军阀的的刀剑,伪满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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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手册,日伪情报……,孔庙、孔林是传播封建主义毒素的老巢,那里吹捧孔老二是什么"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我们要问:这些都是什么文物?难道国务院要保护国民党党旗,保护蒋该死的狗相,保护四大家族屠杀中国人民的刀剑吗?难道国务院要保护封建主义的"先师"、"师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吗?这是小撮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打着国务院的招牌窝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黑货。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一定要把它戳穿!有人说:"保护孔庙、孔林、衍圣公府是贫下中农的意见。"这是污蔑!
    孔老二所代表的削剥阶级、大地主"衍圣公"剥削了贫下中农一两千年,多少贫下中农被他们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难道贫下中农要保护剥削和压迫自己的混蛋吗?难道贫下中农还要保护屠杀过自己父母兄弟、妻儿姐妹的刀剑吗?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种种手段,打着贫下中农的招牌,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能够答应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谁这样说,我们就要坚决揭露,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有人说:"孔庙、孔林、衍圣公府等处正在按照革命师生的意见进行改革。"这是欺骗
    看看他们是怎么改的吧!他们把孔老二的泥塑象用木板挡起来,把毛主席象放在封建皇帝的题词下面,把衍圣公府门前的石狮子用语录牌罩起来……如此而已。这是假改革,真保护!假革命,真改良!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在孔妻的牌位前面写上"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在孔象后面挂上"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的毛主席语录。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行为,我们表示最坚决的反对,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有人说:"你们要烧孔庙。
    这是造谣!这些人听说我们来曲阜造孔老二的反,就害怕得要死,视红卫兵为洪水猛兽,总想往革命的红卫兵脸上抹黑,制造种种谣言,挑动群众围攻我们,说我们火烧孔家店就是要"火烧孔庙″。不错,我们就是要火烧孔家店!"孔家店是什么?孔家店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招魂处,是一切反动人物演出复辟丑剧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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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是封建主义、资本全义、修正主义的象征,是剥削阶级孔孟之道的代名词。我们要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掉孔家店这个四旧势力的代表,烧毁私有制,烧掉私有观念,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有人故意把火烧"孔家店″"这句革命语言跟"杀人放火"的"放火"混淆起来,企图造谣污蔑,阻挠革命。这就暴露了他们把革命群众视为暴徒的险恶用对此,必须坚决揭露。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企图在这上面捞根稻草,那是枉费心机!
    上述种种谬论,必须戳穿,必须打倒!
    十分明显,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是两条路线、两种方针、两条道路: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是″怕″字当头,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是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还是画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的手脚?是突破旧框框创造革命的新秩序,还是不求进取,墨守成规?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还是站在群众的后头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地批评群众?是大破大立,还是调和折衷?一句话,是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造反、彻底革命,还是修修补补稍加改良?或者甚至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何去何从,形势将迫使各级党的领导迅速抉择。我们希望一切党的组织能够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而不要用种种借口,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做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仝国革命同志们,目前亿万人民群众正在髙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大破″孔孟之道",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贫下中农、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在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凶残镇压下,苦大仇深。孔孟之道,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基础。现在,由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震动全世界。孔家店今天不把它彻底捣毁,孔老二今天不把他彻底打倒,更待何时?管他什么"至圣先师",管他什么万世师表″统统见鬼去吧!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坚决把它打倒!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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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坚决造反!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我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们坚信,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一定能够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仝国必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个崭新的新世界就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用战斗去迎接它的莅临吧!
    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奋斗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胜利必将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1966年11月10日于曲阜(原载《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点建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
    中等学校
    文教宣传机关
    红卫兵战士
    工农兵同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切革命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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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认为,非常必要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孔家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基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解放十七年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刻也没有停止制造夺权舆论。而孔孟之道,孔家店的黑货,就是他们制造反革命夺权舆论的重要根据。
    九六二年,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踵到曲阜“朝圣”,在历代统治阶级“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万世师表”的封号之外,又把孔丘冠以“教育家”、“思想家”、“音乐家”等等十六大家的名号,把孔孟之道现代化,企图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孔孟之道是中国人民的大敌
    孔孟之道是孔家店的灵魂,是封建主义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罪恶渊薮,是私有制、私有观念的最大维护者,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最大辩护士;孔家店的反动统治思想体系是几千年来朿缚亼民的精神枷锁,它死死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强大的旧的社会习惯势力。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
    孔家店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大敌当前,必须坚决地把它打倒!
    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用毛泽东思想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树立的“孔家店”的反动“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不打倒“孔家店”,一切剥削阶级的阴魂不散;不打倒孔家店,“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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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05页,共5150页
    不能打碎精神枷锁而得到彻底解放;不打倒孔家店,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树立不起来!
    四、打落水狗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敌人“宽容”,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五四”以来,“孔家店”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反动派总是以“尊孔读经”对革命进行反扑,“孔家店”是历来反动势力复辟的祸根
    对“孔家店”及其所代表的四旧势力,对那些“尊孔”、“复古”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坚决打倒,毫不留情,狠狠打,打得他永世爬不起来!反对调和折衷,反对妥协投降
    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还是“怕”字当头,利用种种借口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两条路线尖锐地摆在各级党的领导面前。我们希望各级党委能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彻底打倒“孔家店”,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各级领导应该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反对任何形式的阳奉阴违。
    反对改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保皇派!
    六、打一场人民战争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必须在全国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把全国各地“文庙”中的“孔夫子”“文宣王”的泥象捣毁,控诉“孔家店”的罪恶,展开对“孔家店”的大声讨,大批判,人人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使“孔家店”的黑货无处藏身。
    谁要是提倡尊孔复古,谁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决把他打倒!
    七、深入工农兵、进行革命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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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06页,共5150页
    全国红卫兵、革命师生,应该立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进行徒步大串连,进行广泛的社会上的斗、批、改。到工农兵中间去,向工农兵学习,跟工农兵一起大破四旧,大破孔孟之道,彻底打倒孔家店。把农村当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锻炼成长。
    八、举行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的游行示威大会
    十一月底,我们将在曲阜召开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向旧世界开战的游行示威大会,并且把孔丘泥象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一起拉出来示众,火烧孔象,刨平孔坟,砸碎封建皇帝歌功颂徳的庙碑及贞节牌坊,捣毀各种神庙中的偶像,取缔一切庙会和迷信活动
    九、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
    希望红卫兵和革命长征队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斗、批、改,使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的社会改革运动家喻户晓;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为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创造新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希望各地各宣传机关广为传播,在全国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
    十、建立全国讨孔联络委员会
    全国所有“讨孔”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
    联络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讨孔战报》将作为这个组织的机关报,向全国发行。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交流经验,总结战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崇高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北京农业大学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北农大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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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07页,共5150页
    会议开始时,北农大工作组同志向谭震林汇报了北农大运动情况,并向谭震林、秦化龙提了一些意见,接着工作组组长吴学艺向谭震林系统地汇报了北农大的运动情况,汇报完了以后,谭震林作了下面谈话。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说,叫他乱嘛!怕什么?叫他乱几个月,我对工作组开始没有怀疑,工作组一进校,为什么与广大群众顶牛?陈伯达同志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指八月三日去北农大检查。)
    八月三日我去北农大作检査,说你们工作组做了许多坏事,主要是指妨碍了群众。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
    秦化龙有什么问题啊?他是听我的,我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是听我指挥的。原来工作组去学校的,去是专政的。不敢做的事,你们去做了,工作组必须做检査,这是毛主席说的。检査了没事做,人家写大字报,你们去帮助粘粘,打扫打扫厕所。吃了饭收拾收拾碗筷。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九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从总的来看,那是妨碍了群众运动,是我们这些人,是中央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传到全国,北农大的学生还是守纪律的。
    九六二年原谅了王观澜。少奇同志召开了座谈会,王观澜参加了,提了些意见,少奇同志采纳的。……目前,按“十六条”办事,要敢字当头,运动的主流是好的,逆流是少的。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有人不赞成,农口是统一的,别的口不统一。掌握红卫兵不能靠联络员,要靠我们这些人,联络员会走样,这次要解决,在运动中说错话,做错事,错了就改嘛!林总说,朝令夕改,我们就表态,今天错了,明天就可能对,右派可能整左派。这是我个人意见,要按十六条办事,红卫兵坚持红五类,中农、小资产阶级暂时不要。观澜同志的问题,到北农大不能讲,谁讲开除谁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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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的问题解决,河北、内蒙的问题就解决了。农口的问题这次也解决了嘛!张修竹的问题,是中央组织部介绍的,结果是个黑帮。我发现他:第一,总理批评他,他不虚心,在我面前发牢骚。我找他谈了几次,我装不知道。第二,农口召集农工会议,开始他不参加,之后参加了,他想转移会议形势,他从四清回来,他参加文化革命,他有了问题,叫他去四清嘛,付主任、政治部主任现在不都没有了嘛。有些人隐隐约约出来了,进去了。不要怕,凡是有私心杂念总要(有)天会暴露,你们还要做准备,作第二次检査,可能到九大会弄清。中央做了处理,没有公布,天安门主席号台、名单、排队可以了解了嘛!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学会走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和土改、合作化都不同,学生的水平比我们高。昨天晚上,我召集了气象局的红卫兵座谈,发现了一个同志水平较高。今后你们要注意在运动中发现人才。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谭震林对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按“十六条”的规定办事,对校文革不赞成的,可以通过群众讨论改选,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去办,不称职的可以改选,少数派要靠多数派去做工作。党委要站出来领导斗批改,改变党委领导软弱无力的状态。要善于掌握和运用“十六条”和毛主席语录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一字一句的去讲
    发动多数派与少数派辩论,人数多采取对等的办法,不是靠多数压人,要摆事实讲道理。王观澜是不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要大家来说,不是少数人说了算,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你们党委要相信多数,敢于站出来领导;把百分之
    九十的人团结起来,然后做少数人的工作。要充分利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揭发,大批判十四个字,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党委要领导斗黑帮,向着斗批改的方向,并要把纠察队组织起来,维持革命的秩序,严防学生斗学生,不站在群众之中去领导群众,就是尾巴主义。总有少数,主席从来没讲百分之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只是斗争的结果
    有关农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过去我这样讲了,现在也不收回,总支、支委改选以后要管党的生活,所有党员都必须执行十六条,学好、用好语录,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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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权派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农大两个司令部,个是郝文等一帮,一个是改组后的党委。“保皇”与“批皇”相结合,只保不批是无原则的团结,多数派也应当是这样,彻底地批判之后再来保么!关于责任的问题批了之后上报中央,因为还有别人的账,中央自然有他的处理办法。有人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写了不好的文章,但要与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区别开来,批也不能乱批,错了批,不错的不批。涿县分校劳动过多,只是执行中央方针的缺点。
    要辫论就要有辩论的条件,多数与少数是对等的,不要拿多数来压少数,不论多数还是少数,对合理的意见都要接受,对不合理的意见,要经过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说服对方。对少数派有几派就承认几派,一视同仁,给他们以办公用具,文印纸张交通等方便。运动中产生这个派那个派是代表一种社会思潮,到一定时刻就要岀来的,老革命如此,新革命也是如此,要给他们以方便。文革委员会和党委会的工作都要恢复起来,把群众引导到一斗二批三改的方向上来,现在揪出来的有三十多个,将来发现了新的可以再斗。要说服多数派,斗争时不要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免得将来被动,因为要划右派分子还得经过法律于续,总之要搞好农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靠一个十六条,一个毛主席语录,还有社论和党内一些指示。
    王观澜同志回学校去,也要先做好多数派的工作,然后住到少数派中间去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勇敢地站岀来领导,不要随便讲话,要谈话就引经典一十
    六条,语录。要让青年学生闯一闯,因为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蛋清出来呢?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出点乱子就不叫群众运动,要学十六条讲十六条。党的生活也要抓。干什么呢?党的生活就要按十六条办事,坚决执行十六条
    炮打司令部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司令部而言的,不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互相打
    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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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他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乂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辫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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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幅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白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木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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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位发言的,点了我和刘京的名,既然点了将就得上台,所以我抢先发言。行吧?!(笑声)
    我昨天发言,有人底下跟我说:“你说彭真的观点还有人鼓掌,这不是盲目崇拜吗?”还说要写大字报。刚刚这位发言的,也问我所说的右派指谁?大概也是指所谓“彭真观点”的这句话。我愿意把这句话重说一遍,我问白之其,你们那伙人为什么说气候不适宜?他说
    是由于文革领导不力。二是由于工农革
    干子弟老说阶级分析,老说阶级斗争,别人就不敢说话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压制一部分群众而发动另一部分群众啊?”他又说
    呀!我考
    虑得不全面。”(笑声)本来嘛,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能讲阶级斗争?!我看,这就是彭真的“放”!这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掌声)就是只准右派进攻,不准左派反击!(掌声)就是只准右派翻天,不准左派造反!(掌声)就是只准牛鬼蛇神岀笼,不准革命人民降妖伏魔!(掌声)叫我执行彭真的“放”的政策,罢了我的官,我也不干。(热烈掌声)我昨天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今天还这么说,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掌声)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没有右派,我看今天参加会的人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辫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上台讲话很威武地说:“我们不是一百人,是三百人!”你就是有五百人,那我们全校五千人怎么样?你们才几分之几呀?!百分之五还没达到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右派是什么。其实这三百人中,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从现在辩论会上就看出来阶级斗争很复杂,过去我们对阶级斗争、右派势力估计不足。工大这么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平静?为什么几翻骚动又下去有问题!你们看,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工业大学就这么坚强?工大的左派这么多?见鬼去吧!(掌声)
    我上台不讲宣言,不进行自我表白。有人心虚,上来就讲参加辩论会的目的咱就用不着来那一套!宣言管什么事?一文钱不值!(掌声)我不讲宣言,见鬼去吧!就看你的实际行动嘛。有的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掌声)其言善辩,而其行极丑!(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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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辩论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有对立情绪?革委会在杜万荣支持下成立起来了,酝酿是“不够充分”。不然,我们还可能上不了台。我们上台,有些人看了不舒服。他反正看你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我们主持这个会,要是不发言,他说你高居于群众之上,置身于运动之外。你要是发言呢,开头发言,说你划框框定调子;中间发言,说你态度暧昧;最后发言,又说你作结论。别活了!(掌声)不是要开会斗黑帮吗?斗宋硕是刘京的大阴谋,斗晋军是谭力夫的大阴谋,他说你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你要是不斗黑帮,他又说你放弃了主攻方向!彻你的职,罢你的官!怎么办呢?(有人喊:“让他们发言!”)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再说开辩论会,不开吧,他说你心里有鬼,不运用“四大”,不敢发动群众;开吧,不上台又说气候不好,说老讲阶级斗争,溜之呼也。这种人,就是会躲在暗角里,吐几口唾沫,吹吹阴风,登不得大雅之堂。也不过是跳梁小丑!(掌声)回忆回忆,出了一个好汉叫郑志强,我们为他鼓掌(掌声),其他人就是草包,软骨头!都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热烈鼓掌)只配夹着尾巴过日子,(热烈鼓掌)大将一名,叫做吴钊,给三系点了一把火。可是上台来,讲了十五分钟,十分钟开场白,五分钟论据,虚晃一枪,下去了!你说没辩论吧,上台了。你说观点吧,他不讲。(笑声、掌声)刚刚又上来一位大将叫做张晋民,不讲别的,上来念別人写的大字报,说什么工大有没有群众斗群众,可到北大调查!莫名其妙!(笑声)这是什么问题?我只知道主席教导: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得亲口尝尝梨子。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大笑掌声)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土包子,脑子死,我们是山沟里出来的,说话粗。
    辩,又不辩,又要辩。只派几个小卒子在台上晃,就是拖,他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热烈鼓掌)有人不讲,说材料还不充分。“十大罪状
    个月前就出来了。我就奇怪,结论怎么出在材料之前
    啊!(大笑)这些同志们,或者暂时叫他们同志,你们不要糟踏手里的语录木子吧!(热烈掌声)你们不配!
    有人讲我和刘京在昨天的讲话,是犯了大罪,竟敢不按十六条,而另给群众划框框。我们原来想:讲或不讲反正都得得罪人。干脆还是讲。我们划什么框框了?不是讲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的问题吗?刚刚这位发言的,还要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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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的看法,要注意主流和支流,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说行,我们说就是划框框,这根本不平等!(掌声)刚刚有同志给我递条子,说有的人使劲记我的讲话。同志们,不要紧,让他记,我还得照样讲。共产党员是襟怀坦白的!(热烈掌声)
    关于曲钟缓的辩论会上,有人在台上喊“要罢刘京的官!”有的同志上台去说:“谁敢动以刘京为首的文革一根毛,就和他们拼命!”会后有人说:“刘京听了鼓掌了”,但是据我所知,要求罢刘京官的人讲话刘京也鼓掌了。为什么看不见呢?不鼓掌,他说你冷若冰霜,鼓掌他又说你带有倾向性。我看是你自己带有倾向性!同志们,请你们记住这样一个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热烈掌声)根本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反问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们老拖时间,算什么?就是有这种人,我们明明知道有人手里有厚厚的一迭材料,为什么不上台讲讲,还说需要调査。你还调查什么?工作组刚进校你就作记录了,你还调査什么?他逗一逗,讲一点,这是为什么?明明在他的心里的那个黑角落里,还有他自己的私货!(鼓掌)
    我们辩论,目的是为了总结工作,更好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会关心扫除他们的方法呢?(掌声)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还有第三条保留了,王明环还讲了一条标准,我们昨天没好说,就是斗了“左派”还是右派?是革命群众还是牛鬼蛇神?(掌声)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热烈掌声)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地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长长知识,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敌人很多,我们打完一个再打一个,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热烈掌声)党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真正的右派要放到后期处理。(掌声)在这里辩论,是总结经验,是为了今后更有利地斗这些人!(热烈掌声)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怕辩论,我们怕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烈的阶级性,你也念语录,可是你念的语录倒帮了我们的忙。(大笑)是不是?同志们,(群众:是!热烈鼓掌)同志们,这是个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思想要是能用来打革命群众,那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热烈掌声)
    怎么能叫这些人没意见?我们下台,你们上台。当然,你们不做出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大笑,掌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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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热烈掌声)你们要辩论我们给你们讲台,给你们准备扩音器,要会场给你们会场,要听众给你们听众,你们还要怎么样啊?!你们又不敢上台,你们再不上台,运动可要往前走了。
    有人对三大任务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王明环说:你说自己心中只装革命二字,怎么上台来净散发个人主义的臭味?运动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什么结论了呢?革命的同志心如火焚。有人说我们抢话筒打断人家讲话等等。因为我们看不惯你们那一套,就是要夺话筒。(掌声)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群众:干革命)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热烈掌声)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下星期可能干脆不出面。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掌声)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掌声)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髙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笑声)(掌声)我们认识杜万荣,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到结尾。(掌声)这一点就定性了!(热烈掌声)事情一定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热烈掌声)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掌声)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象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里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象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鼓掌)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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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的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什么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对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象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开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不来参加,表示“罢会”。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丶。我们认为,杜万荣之所以好,第一条就是好在这里。有的人之所以以为他“坏”,也就“坏”在这里。董舒的大字报论点没驳倒,这问题早有人谈,但没抓住。为什么核心问题要回避呢?董舒不是说: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淸的根本原因在于杜万荣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一语道破实质!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反动,篡改了党的政策,要把我们的大字报批倒、批透、批臭!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
    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大笑热烈鼓掌)
    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有错误,请大家批判。但是,中心一个意思,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掌声)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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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掌声)我们的运动不管出现多少曲折,都是要照样向前发展。该扫到的,还是要扫到。(掌声)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们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掌声)无产阶级总不能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热烈鼓掌)
    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几顶“帽子”还是还给你们。你们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头上有蓝天,有红太阳,而你们,是蝙蝠!(大笑,热烈鼓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不是靠嘴皮子说岀来的,它是客观存在。你在底下准备了多长时间,拿着一迭稿子在那里念,而我毫无准备,上来就讲,信口开河(掌声)
    同志们!工大的阶级斗争要找到现象,要找到根子,在我们工大阶级斗争到底尖锐不尖锐?(群众:尖锐)复杂不复杂?(群众:复杂)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要想这些问题。运动拖了一个星期,这是怎么回事?要不,别人牵着你走,人家宰了你,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湖里糊涂地过日子,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能湖里糊涂地过日子,为什么?前途是什么?要想一想?成天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象那些人(指着游泳池)还有兴趣游泳。(笑声)就是不愿想大问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希望大家好好想想,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串起来想,有人反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要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个头绪来,只有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就是个糊涂虫
    我校运动怎么搞?今后我们怎么走?(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对要冲破重重迷雾,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现在迷雾还不算多,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在群众运动的泥坑里打千百万个滚,摔了跤,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我们的运动还没有摔过大跤呢?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的父辈可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我们的历史从那里开始?就从现在!(热烈鼓掌)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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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大笑)同志们,我讲话不好听,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但是,我爱讲老实话。
    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说:“老子反动不要把反动”扩大到非无产阶级家庭。你们说:“这话好乖巧呀!”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是什么?我们必须揭露!(掌声)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静场,群众呼口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掌声)我们这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工农革干子弟刚搞了这么几天,就有嚷嚷过“左”了。修正主义统治了六七年之久,我们才几
    十天,这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呢!(掌声)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动,而且,我自己的组织还没有成立,是不是?(群众:是!)不要着急,同志们!该诞生的时候自然就诞生了!(热烈鼓掌)反“左”?怎么关心党的政策?你们离毛主席比谁都近,从哪儿够得着脚呢?(掌声)
    阶级路线问题是个焦点问题,以后还是要大谈,有不同意见的,请上台来谈你的高论。不愿上台的可以下面开小会谈,不愿意谈的可以写大字报。总之,希望能说出来,在讨论和辩论中,我们共同进步。本来是阶级社会,不让讲阶级,不行!当老百姓时要造反!当了官还要造反!以后当上当不上?我们努力争取,反正要造反!(掌声)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掌声)我就敢说。无产阶级,两个肩膀支着一个脑袋。没有坛坛罐罐,怕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我们端着枪要对刺,心里急得象揣着一个兔子,你们围着树绕圈子,跑得象个兔子!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掌声)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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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工作组的遗毒未消工作组的阴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义的遗毒不消,是彭真的阴魂不散!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群众:他们不敢!)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热烈鼓掌)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掌声)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准备在群众中滚它千百万个滚,爬起来,洗干净,再前进,在斗争中我们扔掉的是修正主义毒素,我们得到的是无阶级斗争性,(掌声)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提到阶级路线,大家都喊万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喊它万岁!资产阶级也喊它万岁!我活了二十几岁,我没见过,我爸爸活了几十岁,也没听他说过!(笑声)有人说百分之一错也不能说它好得很。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必定还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掌声)搞这种怪论点的人,大概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给否定了。(笑声)这种人是虚无主义。说得好听,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举着红旗干什么呢?(群众:反红旗)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露出白旗。“旗帜白”,白之其,反正是白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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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提个严肃的问题,以后我们运动如何搞,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群策群力。我们相信我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也是可以革命的。我诚心诚意说这句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搞文化大革命嘛。团结要讲,我们讲两种团结。第种是核心力量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而空谈大多数,那就是右倾,就是陈独秀的路线。有了核心的团结,还要有外层,再外层,直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叫第二种团结。只讲第一种团结,不讲第二种团结,那就是“左”倾,就是王明的路线。一定要做好团结中间的工作。但是没有第一种团结,我们不打几个胜仗,中间派还瞧不起我们。那就谈不上什么团结。从某种定义上来讲,我们加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团结大多数,主席在七大上曾讲过这么个意思。中农、小资产阶级等是中间的、动摇的。他隔着窗户一看,屋子里无产阶级没有几个人,他就该说:“我老婆有病,孩子无人管,牛还没喂呢!”如果他隔着窗户一看,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整齐,再打他几个胜仗。好,你不用去请,他自己就来了,这回,他老婆也没病了,孩子也放心了,牛也喂过了(大笑)同志们,真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讲什么“平等的团结”,什么“不分高低主次”,意思是“你不团结我,我还不团结你呢!”这种人一边去啦!他都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怎么可能诚心诚意跟我们闹革命。(掌声)你们还要他干吗!!
    同志们:我校运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可仝靠大家了。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业大学有特殊校情,对这个烂摊子估计不足,我们就要犯极大错误。从我们系、我们班、从我们接触的同学中,确确实实看到,要革命的,可以革命的是多数,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表现很好,使我很受感动。革命的更要革命,不太革命的要革命,不革命的别捣蛋,反革命就叫你完蛋!(热烈鼓掌)言多语失,有错误请大家考虑。怎么看我们周围这些活人,他们和我们呼吸着同一空间的空。却可能想着两样心思。同志们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就要吃亏、上当。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党的阶级路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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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革命同志: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鼓掌)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为了便于同志们了解这篇讲话的内容,我们作出如下简单注解,鉴于各地版本不同,不便注出页数、行数,请同志们耐心地依序向下寻找。必须指出,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的版本已经被篡改过多次,许多重要的地方,都被篡改,并加以粉饰。我们已经印发了订正材料,但本注解还是暂按流行版本注释,这样做,谭力夫同志想不认帐也办不到。
    (1)标题“北京工业大学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是讹传的,实应为北京工业大学
    三系(无线电系)文革组长。现在谭是工大红卫兵总负责人。此讲话是谭8·20在我校关于工作组问题辩论会的发言,历时近2小时,听众约1500人,全校有4800人,并非全校都听了这个报告
    (2)白之琪,三系普通青年教师,其父是革命烈士,中共正式党员,5·29给宋硕黑帮党委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成员之一,后来又反过方志西工作组,方志西工作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工作组,方志西本人在人大被当作黑帮斗了,工作组的两个副组长:魏明、肖英都是原单位的黑帮。白之琪被杜万荣工作组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大游鱼之一。杜万荣工作组整了给方志西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包庇了方志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
    (3)“白之琪一伙人”,只要说工作组有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的人就被谭力夫同志等人说成是白之琪的余党。
    (4)“彭真的放,就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
    是把所有持有与校
    文革意见不同的人都说成“右派翻天”,“牛鬼蛇神出笼”,把矛头指向人民内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
    (5)“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你就五百人,我们有五千人,你才几分之几,有什么了不起”!“蠢蠢欲动”等等,等等。在8·20以前,部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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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约300人)进行了革命的串联,准备组织起来进行辩论,谭力夫同志说这些人是“捣乱”“蠢蠢欲动’,“你就五百人,我们有五千人·
    (6)“有人上台来就表白一番”。鉴于辫论会气氛极坏,校文革组织了一些人在台上对发言人往下哄,谩骂、侮辱、打断压制别人讲话、大搞群众整群众。因此,有人上了讲台,就先说明希望大家能木着十六条精神,尊重事实,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压服,不要打断人家讲话。这就是谭力夫同志所谓的“有人上台就表白一番”。就是这样的“表白”也无济于事,辩论台仍旧成为谩骂、侮辱,打击不同意见人的钓鱼台
    (7)刘京:校革会主席,党员(为了选进临时校党委,工作组把他提出转正,提前转正的主要原因是抵制反工作组逆流中“立埸坚定,旗帜鲜明”)。三系学生,与谭力夫同班,革干出身,曾在谭力夫发言后在会上公开表示完全同意谭力夫的观点。
    (8)郑志强:普通青年教师,职员出身,平日表现一般,曾参加过给黑党委和方志西工作组贴大字报,工作组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游鱼之一,辩论会上是他第一个上合发言,谭力夫同志讥讽他是“好样的”
    (9)吴钊:一系学生,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曾给方志西工作组贴过大字报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
    (10)张晋民:六系学生,出身革干,曾在大字报上加批注,尖锐地向方志西工作组提过意见,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游鱼之一。
    (11)“念別人的大字报”“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为了更好地认识群众斗群众,五系青年教师何文辰同志曾到北大进行调查,回来后和工大进行比较,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张晋民同志上台要念,被哄下台来,根本没有念成。谭力夫同志讥讽为:“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道梨子滋味的”。要知道梨子的滋味首先必须吃梨子,但是吃了苹果,通过比较不就更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如果有人一生下来除了梨子之外没吃过任何别的东西。那他也就根木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如果有人闭塞视听,那他什么事也认识不了,现在谭力夫同志的苹果梨子理论已成为抵制革命串联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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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准备材料”。由于谭力夫同志等人无视现实,采取不承认主义、视而不见,因此一些同志积极准备材料,统计群众斗群众,整了多少人,最甚达什么程度,斗黑帮走知情人路线,少数人路线,各系的情况汇总等等
    (13)曲钟援:一系学生。出身职员,曾是四清工作队队员,在牛街纺织厂四清期间,工作队认为他泄漏机密是反革命分子。纺织厂工人认为他是好同志,因此双方展开辩论。
    (14)“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1)是否放弃对敌斗争;(2)是局部还是全局;还有第三条保留了,王明环讲了出来,这就是:斗的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平常群众还是牛鬼蛇神,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
    “是否放弃对敌斗争”指的是工作组是否放弃了对黑帮的斗争。
    “是局部还是全局”指的是群众斗群众,是个别系,个别班级,还是全校性的。开始谭力夫等人不承认有群众斗群众,后来无奈只得承认,但死咬住是局部的,不是全局性的,抓了斗黑帮就是“没有放弃对敌斗争抓住了大方向”其实就连斗黑帮工作组也是走的少数人路线,知情人路线,甚至于搞了黑帮斗黑帮。特别是“斗的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平常群众,还是牛鬼蛇神,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这句话仝盘否定了革命师生的造反精种,谭力夫同志承认有群众是被斗了,即罚了,斗了,但又把革命群众说成是该斗的“右派”“牛鬼蛇神”,这是公开的与十六条唱反调
    (15)王明环:三系学生,出身革干,是三系文革副组长,现在是工大红卫兵的负责人之
    (16)“我们辩论,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能欢迎大家研究扫除他们的方法”?“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的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真正的右派,文件上写的明白,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们总结经验,只是为了更准更狠地扫荡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根木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说:我们怕辩论
    以上三段引文不难看出谭力夫要把与他意见不同的革命群众,当右派,牛鬼蛇神来打,而且威胁说,现在“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到运动后期,再处理你们,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准更狠地扫荡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一指革命群众。谭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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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蛇神怎么能欢迎大家研究扫除他们的方法”,又说“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可见这个“他们”无疑是指“牛鬼蛇神”,但是谭又接着说“他们说,我们怕辩论·
    这段话更加无疑是针对不
    同意见的革命师生说的。黑帮讲不出这样的话来,何况公认的黑帮分子根本没有参加辩论会的权力。把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说成是“牛鬼蛇神”,谭力夫是抵赖不了的。
    (17)“我反正权力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这是对无产阶级的诬蔑。谩骂和恐吓,决不等于战斗。
    (18)“有人要把运动引入歧途”。谭力夫同志把按照十六条检査前一段工作批判方向,路线错误的革命师生斥之为“把运动引入歧途”。
    (19)“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这句话是谭力夫用来保卫工作组,不准群众批判错误路线的。群众起来批判错误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这本是极好的事情,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高兴才对,谭竞破口大骂。谭的父亲包庇反革命分子,打击革命干部,是个蜕化变质的反革命黑帮,这句话就表明了谭力夫对他父亲问题的态度,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这句话已被有些单位保皇,保黑帮、保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人,拿来对待革命群众,成为抵制一斗、二批、三改的理论根据。
    (20)“土包子上台掌了权”。必须指出的是谭力夫本人,是“洋包子”而不是“土包子”,哪里见过困难时期吃“荷兰冻乳”,家中挂满电影明星照片的“土包子”呢?
    (21)“一讲阶级路线,他也来讲几句。你怎么配呀”!“我们认识杜万荣工作组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至结尾。这一点就定性了。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杜万荣的阶级路线,杜万荣同志的左派标准是:听不听工作组的话。(6·21在工农革干子弟会上的讲话)如果你不听工作组的话,尽管你是工农革干子弟,照样受打击,受排斥,不让你听雪峰冋志报告传达,不让你参加抗美援越示威游行等等。相反,出身不好的那些所谓听工作组话的“左派”倒被重用,尤其是杜万荣在处理方志西的问题上,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混淆了敌我界限,打击了革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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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包庇了方志西,颠倒了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杜万荣在贯彻阶级路线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谭是6月9日从四清地点回校的,一回来就以保方志西的面貌出现,打击革命同志,上了台,果然是“既得利益者”。这就难怪他说,“从这一点就定性了”。“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这也是他本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烙印
    (22)“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还行”。典型的“主席思想过时论”,这是板端反动的论调(23)董舒:六系学生,出身职员。
    (24)“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篡改了党的政策”。刘京、谭力夫同志在8·12,十六条公布后第三天抛出了一张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了对阶级路线的看法:“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作者注:红五类子弟不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应加上革命军人子弟)及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队伍的主力军
    他提出的阶级路线的前一半基本正确,但不完全。应该完全按十六条: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两个95%。刘京,谭力夫的后半段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工农革干子弟不能全划为左派,正确的提法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不能都算左派,左派必然有一个发现,发展、壮大的过程,左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左派的条件就是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当然在发现,发展壮大左派队伍时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即首先要在工农革干子弟中发现、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并成为左派的核心。)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这张大字报末尾狂妄地宣称:“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我们的想法如果对,那么就能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木本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来在实践中修正”。这是在十六条公布后第三天提出米的,公开与十六条对抗,于是就有人批评刘京,谭力夫的大字报篡改了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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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辩论合实际上是的钓鱼台,辩论组织组组长一开始就说:“让他们狗崽子放,放完了再一个个批”这就是他们组织辩论的目的。
    (26)“工业大学的阶级斗争尖锐不尖锐,复杂不复杂”。我们说尖锐,复杂但是这首先表现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势力之顽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广又深,坚持错误路线的习惯势力顽强。但是谭力夫却把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当作牛鬼蛇神,大喊阶级斗争,目的是,要把这部分群众视做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27)“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爱讲老实话”。实应为“黑窝窝里出来的洋包子不讲道理”。“专爱胡说八道”
    (28)“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七斗八斗,斗得你们改造思想了,我们就团结了”。“先孤立,有可能团结了,再团结”。完全把革命群众当作斗争对象,孤立对象,公开抵制十六条。
    (29)“有人老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再一次为他的抵制十六条,创造“政策”的恶劣作法吹嘘。还诬蔑按十六条办事的革命!生是只会按本本、条条办事。毛主席的本本,十六条的条条,我们是学定了,读辈子,干一辈子革命。
    (30)“我校有80%是剥削家庭出身”,这是谭力夫自己造的谣。实占30%。(31)“到劳改队里,你也得听大多数的?”这是黑话,公然把广大革命师生比成劳改犯
    (32)“世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这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为了给他的抵制十六条,创造“政策”找理由,不惜贬低毛泽东思想,谭力夫的做法是相当恶劣的(33)“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刘京、谭力夫在8·12“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里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是唯物的;‘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对联是辩证的,两个加起来就是辫证唯物主义的了”。有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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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这种提法说:“黑格尔加上费尔巴哈,不能等于马克思”不能机槭相加。他就在这篇讲话里讽刺人家。
    中国医科大学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同志们:
    现在我讲一个问题,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终究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同学打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也不是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部可以充分地揭,你们不要着急,人们有高度的觉悟,能辨别。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顾瑞华的回信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们不信任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怀疑,观察你的领导。经过每个人的审查,领导好的,走社会主义的就拥护,不要打倒。领导不能信赖的就可以怀疑。如果不对就放弃怀疑。中学生批评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是“敢”字当头,有很多顾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不强。什么是老革命?我这样的人谈不上老革命。毛主席、董老才算是真正的老革命。在社会主义就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是高级干部,住洋房,坐小汽车,现在要打碎整个旧世界,与自己有牵连,自己思想准备不够。老革命就是以前革命,新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考验,经过考验可能有部分人不能过关,大部分人能过关,是革命的。没有你还不能革命吗?没有张屠夫也能吃上没毛的猪肉。没有张屠夫还有李屠夫、王屠夫。当前我们要努力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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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阶段没跟上,派工作组我也赞成。我在北大讲过一次话,运动嘛,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运动要又运又动。过去学校不能串联,现在校内,校外都可以串联这就有进步,就抱着欢迎的态度。我这次比上次有点进步,你们要欢迎。
    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使全国运动开展得很好。前一阶段搞得不好,我们再按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精神,要搞好,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运动搞好。这次面广,深度也很深,阻力很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各种阻力阻碍你,这是严重的斗争。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十六条,团结革命人民就能把他们打倒。现在有些当权派,利用党的威信,利用我们对党的高度信任,尤其是用工农兵来抵抗,来维持他们的统治。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不要把精力分散了。人大从晚八点到早五点开了万人大会,对郭影秋拥护的是多数,反对派是少数,他们对郭影秋翻来复去的辩,把黑帮放在一边。你们把贫下中农请来耽误了生产,贫下中农不知道你们学校的事情,贫下中农怎么能帮助你们呢?就像他们选队长,你们不能帮忙一样。不要靠多数压倒少数,要依靠真理。说郭影秋是左派的,你是保皇派,说郭影秋是黑帮的,你是反党。不要互相压制,要摆事实讲道理,双方提岀辩论,双方轮流当主席。革命是靠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筹委会不要搞清一色。同学中。医护中首先要搞当权派,不把革命权力拿到手,就不能搞好革命运动。不把权力拿到手怎么能批怎么能改呢?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前提,不能分散力量。内部问题看法不一致,可以进行辩论,不要互相压,可以内部解决。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联,怎样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革命的大字报看的人越多越好,你怕什么?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我们这么民主?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力多大,只要你是不革命的,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去革命,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每个人只有支持你们的权利。彻底消灭阶级,建立战斗的新社会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建立新的思想、新在感情、新在风俗、新的习惯。谁也不能阻挡这个潮流,旧东西要刷洗掉,运动不是搞过火了,而是还不够。绝大多数人欢欣鼓舞,少数人不满意。我国就是怪,广大人民需要的就赞成,不需要的就打倒;别的国家也怪,广大人民需要的就打倒,广大人民不需要的就赞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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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的是多数人的拥护,而不是少数人的拥护。每一个革命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越不舒服,就越说明我们的方向对头了。社会还存在阶级,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赞成,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他革命,就会看惯的。花岗岩脑袋的就是不革命,也不满意,我们就来个让少数人彻底不满意,多数人满意。这是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编者按:陶铸在这次讲话中肯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怀怀疑一切是对的。这就不妥当了。但他又接着说: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这样就把前一句话否定了。)
    北京航空学院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六条摘录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论摘录
    有两种相反的方针,两种相反的政策,两种相反的作法。一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在运动中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另一种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前一种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后一种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
    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人民日报8月11日社论
    同对待其他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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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定贯串着的精神,就是要信仼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任何人如果不去掉“怕”字,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甚至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毛主席决定发表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象一声春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四个月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对起来革命的群众进行压制打击。甚至在中央公布十六条以后有些领导人还公开和中央对抗,变本加厉地对革命群众进行围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实行白色恐怖。其害非浅,流毒甚广。
    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是很大的。这种阻力主要集中地体现在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合旧的社会习惯势力所贯彻执行的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
    遵循什么路线前进,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必须真正地、彻底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面,以我们学习十六条的心得,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谈几点看法。聂元梓等同志5月25日的大字报好在哪里?
    十世纪北京公社的宣言书”好得很!值得反复读上几十遍!但是,你可曾想过,这张大字报究竞好在哪里吗
    “好在它敢于造反,充满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对!但是,聂元梓等同志为什么能够一眼看穿宋、陆、彭的大阴谋呢?要知道,如果看不出什么问题,有多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是白搭
    我们认为,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聂元梓等同志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对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有敏锐的嗅觉。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积极引导”之类的鬼话,在许多人看来是平常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却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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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出“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害怕群众、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的路线。
    宋硕等人清楚地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将是他们这群反革命黑帮的末日,他们极端害怕文化大革命的丑恶嘴脸,必然也在他们所执行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上暴露无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空前强烈的抵抗。他们顽固地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起来“造”他们“反”的革命群众进行无情的打击,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宋硕是如此,陆平是如此,匡亚明是如此,张承先也是如此……。总之,一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无不如此!聂元梓等同志正是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勇敢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积极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好也好在这里!!!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革命的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努力提高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觉悟,就能够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正确方向,拨开一切妖风迷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意味深长的变更
    让我们再从一个意味深长的变更说起吧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段意味深长的修改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亲爱的同志,你可曾深思过吗?两条路线,两种领导,两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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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上述意味深长的变更告诉我们,两条路线,两种领导的斗争,不仅在北京市有,在北大有,在航院有,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从地方到中央,一直是长期存在(参见《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社论)
    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大“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另一条是“怕”字当头,害怕群众,不让群众起来造反(特别是“造”他们自己的“反”),只许群众在所谓“加强领导”、“积极引导”之下,规规矩矩,冷冷清清,一有“越轨”就立即压制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
    两条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风浪。请看看“5·25”以后的事实吧!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列出大事索引聂元梓等同志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陆平黑帮对聂元梓等同志疯狂围攻,一些领导同志也“怕”字当头,对这张大字报横加批评
    毛主席对这张大字报坚决支持,一声令下,电台广播,报纸发表,全面开花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残酷镇压;派工作组,企图限制群众,把运动纳入框框,形成工作组与革命群众的对立,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错误,撤消了工作组,并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仝会上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然而,一个半月过去了,从航院到全国,十六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两类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和修正主义司令部)、两条路线(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和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了。那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左派,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正在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亲自率领下,沿着正确的大方向奋勇前进。谁反对他们,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谁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然而,那些顽固地执行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的人们,也打着“红旗”反红旗,暂时欺骗了一些群众,组织起修正主义的司令部,阉割十六条的革命精神,对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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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到处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农斗学生,压制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妄图继续把运动引入邪路。
    这是当前全国普遍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这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前的突出反映。斗争还在继续,还在发展
    两条路线斗争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包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开来,用不同方法来处理。
    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由于他们过去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必然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必然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打击群众。他们釆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草命的界限,打击草命派。注意:害怕群众,打击群众,这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的突岀特征!他们之所以被揪出来,往往是从这一点上开始自我暴露的!你要革他们的命么?那你就要紧紧抓住这个特征!敢摸“活老虎”的屁股,管他是什么“老革命”、“老上级”,只要他压制革命,就要大造其反!就从这一点上发起猛攻,冲破压制,打开缺口,把权夺回来,然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夺取胜利!聂元梓等同志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我们揪出我院黑帮分子周天行之流,不也是这样干的吗?如果觉得他们是“老革命”,“老上级”,“老正确”,就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他们明明露出来的这个狐狸尾巴,视而不见,或者不敢造反,那我们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就会有放跑牛鬼蛇神的危险!
    有些单位或工作组的领导人,他们主观上还是要革命的,也能够领导群众革几下别人的命,甚至揪岀几个牛鬼蛇神。但是由于他们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又热衷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他们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害怕群众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因此,他们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压制群众,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革命群众对这种错误的领导,虽然不是打倒的问题,但是必须同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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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单位的负责人(这里包括有些在工作组撤消之后,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文革领导人,当他们是普通一兵时,也许他们勇敢地战斗过),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缺乏认识,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同样是执行着“怕”字头的错误路线。革命的群众应该格地要求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促使他们挺起腰杄,“敢”字当头,领导好运动。如果有些文革领导人老不争气,老落后于群众,以至于成了绊脚石,那就只好抱歉了,罢免他们,让他们重新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提高觉悟。
    上面,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后三类领导。他们执行的路线,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我们在同这条路线斗争时,必须严格把二、三类同第四类区分开来,分别对待。然而,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执行了这条“怕”字当头的错误路线,就都要坚决抵制、坚决批判、坚决斗争!任何折衷主义、空喊团结,和稀泥,抹光墙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站到了错误路线的一边,我们也要坚决反对
    必须充分注意到: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在当前,那些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对自己的错误抱什么态度,广大群众对他们的错误抱什么态度,是转化的关键条件。只有坚决的斗争,才能促使向好的方面转化,防止向坏的方面转化。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从来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在当前这场史无前例、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中,每一个领导者都更要重新受到检验。如果第三类领导能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就能被群众所谅解。如果他坚持错误,变本加厉地继续压制群众,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职位多高,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只能从量变到质变,堕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打击的重点对象。躲也好,压也好,多顽固一天就多记一笔账!我们决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一定要估计到矛盾可能转化,用最坚决的斗争促使他们悬崖勒马;如果他们顽固到底,那就只有斗争到底!这种斗争完全属于正确的大方向!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两个前途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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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但是,斗争的大方向,不是少数几个孤家寡人所能掌握得了的。只有那些紧密地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的领导,才能和广大群众一起,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必须同时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于坚持错误路线的一小撮当杈派,就必须先夺权,才谈得上正确地进行斗、批改
    作为一个领导者,即使还是要革命的,但是,如果执行一条不相信群众、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的路线,那末
    在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战斗中,由于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让广大群众运用充分说理的办法,从政治上、思想上把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而只能少数人瞎忙,大轰大嗡,形“左”实右,斗而不倒
    对极少数别有用心,企图在群众中制造分裂、制造混乱的混蛋,由于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无法予以揭露和孤立,就不能使他们处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和层层包围之中,就可能对他们欺骗了一部分群众的现象听之任之,熟视无睹,甚至自己也上了他们的当
    在对待广大干部的政策上,由于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无法在充分摆事实的基础上区分四类干部,区别对待;由于心里没底,又不依靠群众,就不敢放手让干部们为自己申辩,就会一律采取高压政策,只敢打“死老虎”,不敢打“活老虎形“左”实右,一方面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一方面又可能使尚未充分暴露的牛鬼蛇神蒙混过关
    在对待广大革命群众的态度上,由于不是彻底地信仼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只能和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一部分群众合得来,而和另一些群众合不来,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当受到群众批评时,就反感,就暴跳如雷,怨气冲天,就怀疑这些群众受坏人挑拨,对于群众中思想意识的问题,不是相信群众自己能够教育自己,而是对他们看不顺眼;对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只要出了自己头脑里的框框,就觉得别扭,觉得“危险”,就会纵容甚至挑动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围攻,犯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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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待自己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等等的缺点错误上,由于不相信群众,就只相信他们,就偏心,当群众起来揭发他们的问题,甚至烧到自己头上时,就大发雷霆,大骂群众对“老革命”不尊敬,大骂群众“要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要炮打无产阶级当权派”,就会完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包庇坏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最后,还有一条,在对待两条路线的斗争上,由于自己执行了一条害怕群众的错误路线,当然就会对群众起来批判错误的路线感到莫名其妙,“小题大作”,不可理解,埋怨群众“揪住老革命不放”,指责群众“脱离了斗、批、改的大方向”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强调要“一分为
    “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指
    出缺点”,使错误路线得以继续流传,使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无法贯彻总之,如果执行一条害怕群众的错误路线,就无法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无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不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在一方面,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瞄不准,打不狠,揪不干净,斗不彻底;在另一方面,又会出现斗争一切干部,斗争群众的严重现象,这种人,总要迷失斗争的大方向!
    这些,都是我院几个月来活生生的历史证实了的啊!
    其前途如何呢?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走过场,革命造反精神就不能万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会重新登台。“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怕”字当头的路线,是代表了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利益的路线!
    只有坚决执行“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才能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才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坚决支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狠打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是代表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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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路线,两种领导,两个结果,两个前途。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路线,别的领导,别的结果,别的前途吗?没有了!航院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北京航空学院文化大革命到底贯彻着怎样的路线呢?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航院文化革命有三次两条路线的大斗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是在不断地和错吴路线斗争中得以贯彻执行的。
    第一次大斗争大致为六月八日以前,黑帮分子王恒、周天行把持下的院党委积极追随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集团和忠实执行××单位(我院的顶头上司)的指示,贯彻着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不许群众造反,造反无理。这些人有些奇怪的逻辑,就是只能群众自我批评,不能揭发领导的问题;一反对他们,就是什么“反党”。因此,每次运动,从来整不到王恒、周天行之流的头上。有些党员、干部、群众,也习惯于按顶头上司的指示办事,却不习惯于按最高指示办事,更谈不上揭发顶头上司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无限信赖院党委”就是谬论之一,因此群众就根本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过。这条压制群众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保证了王恒、周天行在我院顺利地贯彻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培养控制了一批供他们使用的“驯服工具”
    我们再来听听×Ⅹ单位某些领导人在五月份对我院文化革命的指示吧!“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对群众要进行正面教育”,“群众、学生可能对院领导提出批评,怎么办?不引导。”“青年学生容易激动,要正面引导,抓活思想。”“总支以上的干部这一点一定要清醒,党委要掌握对敌斗争。”等等这些话怎么这样熟悉啊!一查,对了,怎么和宋硕的那些黑指示相似到这等地步难道你们和院党委精心策划的转移目标的“红专大辩论”航是什么“正面教育”吗?你们支持院党委向革命左派进行围攻就是“正面引导”吗?你们到底要加强谁的领导?你们要把群众运动引向何方?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面,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你们贯彻的是什么路线?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你们搞些什么鬼?
    那儿有压迫,那儿就有反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任何人也遮挡不住!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犹如一声春雷,造了错误路线的反;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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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解放出来了。我院一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学生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摆脱一切束缚、框框,向院党委发动了猛攻,及时识破了一切阴谋鬼计把矛头对准了黑帮分子,他们执行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
    第二次大斗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和以××单位×局副局长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单位某些负责人策划下,工作组在航院的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贯彻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当群众把矛头指向黑帮分子时,就是赵如璋提出:“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一极端错误的口号,大搞“全面开花”,以此来对抗中央的“两集中、三开火”的指示,挑起了群众中的混战。
    也是赵如璋,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依靠、依赖中上层干部,反对主力军学生开进三大部(政治部、院务部、教务部)去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还是赵如璋,多次转移斗争锋芒,人为地制造低潮,企图把运动引入歧途。在这关键的时刻,革命师生看清了工作组是什么样货色,就把火烧到工作组和×单位,要“造”他们的“反”。这时,赵如璋看见贴了他的大字报,就脸色发黄,浑身岀冷汘。而当他惊魂稍定之后,就公然挑起一场群众斗群众的“大辫论”,给革命同志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打了下去,运动又纳入了“造反无理”的轨道。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斗争。
    又是一声春雷,毛主席一声令下,撤走了工作组,把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重新解放出来了。
    可是,人们没有料到,在“造”了工作组的“反”后,在十六条公布以后又碰到仍然坚持“造反无理”的筹委会
    第三次大斗争,就是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的斗争。
    这次斗争比以前两次斗争更加复杂,曲折,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斗争交叉着进行。××单位某些负责人纠集院内守旧势力,极力反对革命师生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批判,对彻底批判错误路线的红旗战斗队进行一次次新的围攻,某些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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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企图把红旗战斗队打成“反革命”。老实告诉你们,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航院革命左派的队伍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组织起来了在斗争中,路线觉悟不断提高,每个红旗战士都决心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而勇敢战斗
    立足航院,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四个月来,特別是十六条公布以后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白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这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就是这种阻力的集中表现。
    四个月来的斗争实践也告诉我们:阶级觉悟不是空的,阶级感情不是空的,要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要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必须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具有高度的自觉。
    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和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贯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远的不说,六二年反对右倾倾向和六四年反对形“左”实右的斗争就是明证。正如《红旗》杂志社论所指出:“我们的每一步的前进,都经过粉碎阻力的斗争”,“这一切,都是经过同错误倾向,错误路线的严重斗争而取得的。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当前,又到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紧要关头
    全国范围内,规模这样广阔,影响这样深远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单靠党中央几个领导人就能解决的吗?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没有广大群众的事吗?我们难道仅仅是具体地按照布置来斗几个已经揪出来的黑帮,而对我们的领导执行什么路线却不闻不问吗?不!黑帮分子我们要斗,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批教育制度我们要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更要坚决捍卫!
    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努力提髙路线觉悟,用人民战争来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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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上,这场斗争在党中央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它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只有靠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完成!
    我们红旗战士是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首先是捍卫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红卫兵
    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首先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放心吧!您的伟大号召,我们牢牢记住了!那些大肆歪曲事实、偷换概念,指责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院外”、“不务正业的论调,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做半截革命派,要我们只“关心院内大事”,做只看见鼻子底下事物的目光短浅的庸人。不!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者!我们所念念不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航院变不变颜色的问题,而是中国变不变颜色的问题,是世界历史会不会大倒退的问题!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立足航院,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我们不怕当少数,不怕受围攻,不怕带“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在所不辞!
    头可断、血可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决心不可丢!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决不能停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坚决捍卫您的正确路线,沿着这条路线,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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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原是我院《红风》战斗组九月十四日写的一张大子报。大字报一出,立即受到我院红旗战士和外地来京广大革命师生的热烈欢迎,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根据大家的批评意见,《红风》战斗组又重新进行了修改,
    九月二十日贴出了修改后的大字报。这一次,再由部分红旗战士进行了修改,写岀了此稿。热烈欢迎革命战友们继续提出批评意见。
    但是,也要指出,直到目前,还有一些同志对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敢去理解。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大概是由于此文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就拼命反对,想尽办法诋毁这篇革命的大字报。他们先是抓住这篇大字报起草小组里个别成员的出身问题及过去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行尽歪曲、造谣、诽谤之能事,发起大规模的人身攻击。但是,这种最卑鄙的作法,恰恰暴露了他们在真理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相。人身攻击不成,他们就极力歪曲作者原来的观点,企图把这篇革命的大字报打成“毒草”,说什么“你们抹煞了阶级斗争”、“你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们炮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你们是运动的阻力”、“你们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等等,等等。“资
    阶级右派”“反革命”的大帽子接连飞来。但可惜的是这些帽子都戴不到我们头上,还是物归原主,请他们自己留用吧
    对于这些论调,我们在此不一一驳斥了。看来,此文所到之处,都可能会遇到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艰巨性作好充分的估计,准备在围绕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冲锋》:《论少数》
    十六条中讲:"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这里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保护真理,保护少数人可以保护真理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时候,是少数;毛主席在中国的大革命时期,也曾是少数;
    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一出来就受围攻,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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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中旬,首都各大专院校都出现革命师生赶工作组的行动,他们还是少数。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少数人不一定代表真理,但真理在开始时,必然在少数人手里。
    为什么这样讲?
    在人们思想中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相当大时,就会阻碍人们去认识真理。所以般说来,在大多数人都还在这种旧的习惯势力的框框中兜圈子时,必然会只有少数人最先突破旧框框去认识真理,为真理而斗竽。这样,经过斗争,多数人才慢慢地掌握真理。所以,真理在开始时必然在少数人手中
    有人说,你反动!你把多数放在什么地位?我说你不要急。请问,真理在开始时,哪一次不在少数人手里?
    真理既然开始时在少数人手里,那么少数人为什么一直就很少得到保护呢?为什么总是受迫害和打击呢
    我们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四旧",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认识的反映。被旧思想束缚住的人,见到新事物总是想不通,于是就反对,就斗争。这是必然的,因为旧势力不会那么痛快地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开始时,总是弱小的,而且必定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暂时强大的旧事物,总是企图扼杀新事物。这是少数人不受保护的根源。但是真理毕竟不会被压服,真理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换言之,新事物必定胜利,这样的少数必然会转为多数,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真正懂得这个规律的革命者才会真正做到保护少数。否则便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大喊大叫保护少数,也决不会付之行动的
    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
    〖林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接见了北航红旗战斗队、地院东方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部分同志〗
    亲爱的红旗战斗队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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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向你们问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们向切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冲锋陷阵,我们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红旗》杂志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陈伯达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但我们还有缺点,诚恳地希望你们多提意见,贴大字报和批评。
    这期社论(六六年第十三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写的。同志们,你们学习得很好,我学习得不好。我念一段林彪同志在
    十·一”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我们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这里我再念一段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开的。公报是毛主席亲自参加写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小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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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复最后一句:“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我不妨在此念一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英明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他们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通过钻进共产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占有的老阵地,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夺取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占领的阵地,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合乎历史规律的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既然是挖一切剥削制度、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就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法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识破他们,并且要更加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使敌人的阴谋在广大群众日益觉悟的情况下永远不能得逞。
    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仍是“怕”字当头。他们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离开十
    六条,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搞宗派活动,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制造一部分工农群众反对革命学生,造成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一些局面。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混水摸鱼。我们对于这些人本来是好心善意地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就会脱离人民,结果就必然会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党的八届十一中仝会号召仝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仝会公报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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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我们要自觉的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去回答和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坚决地捍卫和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捍卫和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我们就是遵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写的,如果说这篇社论是对的,那是林彪同志指示的结果。如果不对,那是我们《红旗》杂志社同志的责任。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林彪同志指示。以上是对社论的说明。
    最后,同志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五敢精神,同志们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你
    意为捍卫十六条、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惜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
    特别要学习的是同志们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康生谢富治杨成武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代表谈话康生:(看了我们的《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后)你们这个《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得很好嘛!你们批赵如璋批得很好嘛!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都支持你们。(我们请康生同志给我们的文章批示)我再很好地看一遍。
    谢富治:谭力夫的讲话是修正主义的。你们在科委和赵如璋斗争二十几天,做得对!干得好!我早就公开支持你们少数派的斗争了!
    (我们说:我们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要防右,而在斗争顺利的时候要防“左”,注意政策和策略。)
    谢富治副总理立即亲切地和我们握手说)有水平!(并指示我们)要注意争取大多数人
    (我们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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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副总理亲切地说:好
    (我们说:我们正在批判谭力夫讲话)杨成武:批得对,应该批
    (我们说:我们开会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说:对!对!今天就是支持你们的!你看,哪次都没有这么多,都来了(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陶铸、康生等同志都出席了昨天的大会)(我们说:我们“红旗”在北京是被骂臭了的。)杨成武:不是臭,而是香,他们说你们臭,领导说香(说到关于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时)
    杨成武:中学和大学不同,要多多的诱导,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只要你们坚持按
    十六条办事,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一定能把他们团结起来!
    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北航红旗战斗队《论“怀疑一切”》最高指示
    凡事应该用脑子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毛主席语录》192页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主席语录》199页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语录》253页
    革命导师语录
    马克思的二女劳拉问马克思:“你所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答:“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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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304-305页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指马克思)都以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査,任何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么除了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
    前言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这个口号一经同广大工农兵,尤其是革命的青少年相接触,就紧密地和伟大的革命实践联合起来,一经被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闯将所掌握,就变成了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
    谁最害怕这个口号呢?不是其他人,正是阶级敌人。这些在历史上将要被彻底埋葬的垃圾,他们一直害怕马克思提岀的这个口号,他们更害怕群众掌握它马克思提出的富于批判整个旧世界,富有强烈战斗气息和极端认真精神的战斗口号“怀疑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使阶级敌人为之丧胆,它就象一把犀利的宝样,把修正主义的金科玉律,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修正主义用来培养接班人的奴才哲学和欺骗人民的各种招牌,都统统地被齐根斩断了,孕育修正主义的和平宁静的环境被彻底打破了!革命人民有谁不为之热情欢呼呢
    革命的群众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好得很。可是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摇旗呐喊,把“怀疑一切”看得一团糟,什么“资产阶级的口号”呀,什么“反动的口号”呀,什么“一小报别有用心的人才喜欢这个口号”呀,什么“时代变了”呀,什么“在这个口号的指导下斗了所有的当权派”呀……。这些人看到我国的当前大好形势,却满目凄凉,伤感备至。他们为什么这付样子呢?俗话说“兔死狐悲”。看来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些人何以如此,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些人有时洋洋写上几篇大文章,还引用了一些名言,企图用这些话来证实他们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所引用的话对他们自己就是最尖刻的讽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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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大喝一声,快收起你们那一套吧!你们企图诋毁马克思,阉割“怀疑一切”的实质,借以达到压倒群众,抵制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卑鄙目的。这除了暴露你们自己的伪善可憎面目之外,统统是徒劳的,你们决不会由此捞到一点东西。、应该如何对待“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部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理论决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学习革命导师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目前,有些人就象有同志比喻的那样,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专家,他们老是围绕着“怀疑一切”这四个字兜圈子:“什么是怀疑”?“什么是一切”?“你要怀疑那一切”?“马克思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马克思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统统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这些人还自称他们自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真正的革命者呢
    四、“怀疑一切”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造反的哲学。批判、革命、造反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
    在马列主义的哲学里,批判就是批判整个旧世界,革命就是革整个旧世界的命造反就是造整个旧世界的反
    “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
    列宁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以评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怀疑一切”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抱批判的态度,有批判的吸收,有批判的弃取。凡革命的、科学的、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凡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就吸收、就拥护、就发展。否则,就革它的命,造它的反,把它抛弃,把它消灭
    “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査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相信、就拥护、就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批判、就斗争就坚决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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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一切”决不是“否定一切”,怀疑不等于否定,马列主义的“怀疑一切”论者与怀疑主义的怀疑论者根本不同。有人企图用黑格尔对“怀疑论”的讽刺来击倒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这不是不自量力了吗?这不是太可笑、太愚蠢了吗?这些人竟可怜到连起码的历史知识和哲学发展史的知识也不懂,真是可悲之极。告诉你们,被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击倒的黑格尔,在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的中国,即令你们拿出吃奶的力气也决不会再把他扶起来!你们是肯定扶不起来的!
    五、“怀疑一切”与“造反有理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还是在1939年就提出了“造反有理”这一理论。这个理论推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压迫和奴役劳动人民的“造反无理”的理论。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
    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我们认为,毛主席提出的“造反有理”和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都是公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决不会为资产阶级所喜欢。谁要是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否认马列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就等于否认马列主义。这不是最明显了吗?
    “造反有理”和“怀疑一切”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的总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造反有理”和“怀疑一切”都是批判的,斗争的,反抗的理论,都是革命的,造反的理论。
    有些人不惜笔墨,什么“主要矛盾的转化”啦,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引用了一段又一段主席语录,把矛盾论都搬出来了,可是弄来弄去,转化来转化去,分析来分析去,把“怀疑一切”的实质给弄没了,转化跑了,分析走了。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怀疑一切”过时了。同样的,他们把手里的文字凑来凑去玩来玩去,又得出了一个结论:“‘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这批才子们大作的特色,这就是他们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蠢驴技俩。然而当他们在那里肆无忌惮的蹂躏马克思的话和毛主席的话时,他们还在高叫他们是保卫马克思,保卫毛主席呢!
    六、“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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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经常谆谆教导我们,要我们“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呢?还是他老人家的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都要动一番脑筋,花一番功夫,去观察、分析它、硏究它,以便认识它的本质、本性,从而掌握它的内部联系,掌握它的规律性,继而进一步用这种规律性造福人类社会
    我们的极力反对“怀疑一切”的英雄们,记住主席“实事求是”这一教导了吗?没有,他们根木没有,他们反对对客观事物作一番硏究工作(研究的过程本身就包含有批判),对于他们来说,至于什么规律性不规律性,他们是一概不感兴趣的。只要了解到一个事物的一点点皮毛,他们就心满意足了。难怪这批天生的蠢种,对于严格“实事求是”态度的“怀疑一切”反对得如此起劲
    以前,他们看待周围的事物不“实事求是”,毫不费力,现在反对“怀疑一切”大卖气力。这大概是这批才子们的人生辩证哲学吧
    七、“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
    那些对“怀疑一切”想不通的人,那些大反“怀疑一切”的英雄好汉们,他们同样对于“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对于“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他们同样是想不通的。
    那些拼命反对“怀疑一切”的人,实际上是在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在这批“咬文嚼字”的才子们看来,“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不是也应该批判吗?在他们看来,一个“凡事”,一个“好好想一想”,好家伙,这还了得吗!你们是不是又要“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又要胡乱猜疑了?是不是又要把“老革命”打成黑帮了……他们的这一套不是又来了吗!
    这些人为什么这样颠三倒四,神经失常呢?假若也“用脑筋好好想一想”的话就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一批十足的盲从主义者,一批十足的奴隶主义者!怪不得他们是这付丑样子!
    八、“怀疑一切”与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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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有它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决不是为其他阶级服务的,更不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古到今,无论在中国,也不论在外国,曾有过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提出过如同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的口号吗?曾有过一个为统治阶级效命的学者提出过这个口号吗?有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曾用过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来反对马列主义吗?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国家,有任何个无产阶级的叛徒,政治野心家曾用过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吗?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没用过,铁托没用过,赫鲁晓夫之流没用过,中国以前的陈独秀没用过,解放后的政治野心家也没用过。而现在这批人一口一声的说“怀疑一切”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怀疑一切”是修正主义的口号,“怀疑一切”是一切牛鬼蛇神混水摸鱼的口号,这不是天大的怪事吗?
    我们说“怀疑一切”是无产阶级战斗的口号,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这就是“怀疑一切”鲜明的阶级性之所在。
    作为历史上将要被彻底埋葬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作为历史上最落后,最腐朽最庸俗的阶级,作为不惜用庸俗进化论、真主论、有神主宰论等反动哲理来维持奄奄将葬的僵尸阶级——资产阶级,永远也不会欢迎马克思提岀的“怀疑一切的理论,更不会把它作为本阶级的口号,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简单哲理吗!有人说:“怀疑一切”抹杀了阶级分析
    我们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提出的“怀疑一切”正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分析周围的一切,审查周围的一切。这其中就包括了阶级分析,包括了历史分析和唯物辩证的分析,试问:怎么能得出“怀疑切”抹杀了阶级分析的结论呢?
    毛主席说:“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斯大林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假若按照这批人的逻辑推理,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和斯大林的这些教导也是抹系了阶级分析吗?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反“怀疑一切”的英雄们看来,谁要是光谈分析,而在分析前面不加上“阶级”二字,那就是抹杀了阶级分析,他们就要大叫大嚷,他们就要造你的反。这批可怜的英雄们,就是这样的一些笑料中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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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怀疑一切”与马列主义认识论
    “怀疑一切”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我们要认识某一个事物,就要从事变革该事物的实践。我们要获得认识,就要参加社会实践。我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要参加革命的社会实践。
    我们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再由物质到精神的反反覆覆的过程。
    毛主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获得对任何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都不能逾越这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第一个阶段的认识,再反回来放到实践中检验,由于世界发展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必须不间断的从事社会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随时修正我们的认识,发展我们的认识。
    不难看出,在获得对某一事物正确的认识过程,是要经过对该事物的本身的某些方面及其外部的联系作一定或多次的肯定—一否定—一肯定的结论,而最后才能对整个事物作出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要问,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当对于事物某一方面作出肯定之前,在原来的暂时的肯定被打消而转入否定中间,以及在否定被打消转入新的肯定中间,究竞存在不存在对该事物或该事物的某一方面产生怀疑的阶段呢?我们认为是肯定存在着这样一个“怀疑的阶段”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人们认识事物,而没有对整体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以前,对事物之整体或其某个方面产生怀疑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的。可见怀疑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不是错误的认识,也不是不动脑筋的盲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论任何人,不论认识任何事物要得到正确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对该事物或其某一方面产生怀疑的这个环节。谁能举出例外的例子吗?
    有人大嚷大叫说:“怀疑一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违背了主席的“实践论”的教导。还说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从来未说过什么要“怀疑”。这只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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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这些人对“实践论”一窍不通,说明他们要硬着头皮来反对马克思的:怀疑切“,除此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十、“怀疑一切”与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矛盾着的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形成了这个事物,而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促使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原来的统一体破裂,新的统一体形成,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复杂,都在动,又互相影响。因为事物总在不断的变化所以你说它是这个事物吧,又可以说它含有点别的什么东西,甚至可以说它是别的什么(有人要骂我们是诡辩家了)所以辩证法告诉人们不要用孤立的静止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用老眼光看问题,不要认为他昨天革命,今天不用说也革命,不要认为他昨天是“老革命”,今天也一定是“革命者”,不要认为光头的一定是和尚,也不要象某个同志比喻的一些人那样认为“有奶的都是我妈”。马克思提出的“怀疑
    就是要人们辩证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
    看问题。马克思提岀出的“怀疑一切”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十一、“怀疑一切”与自我批评
    那样拼着老命反对“怀疑一切”的人,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缺页……]
    我们知道,阶级敌人是最善于伪装成各式各样的进步姿态,他们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大反毛泽东思想,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是化妆成村姑的白骨精,假若我们不用毛泽东思想怀疑观察分析一切,没有怀疑批判一切的革命精神,就很难把这些敌人统统揪出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必然激烈地表现,无产阶级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经验,阶级敌人也不断总结反革命斗争经验。文化大革命进行越深入群众发动越广泛,阶级敌人手段就越隐晦,越毒辣,因此运动越深入就越需要“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不让一个敌人溜掉!
    十五、我们相信谁?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我们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我们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相信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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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给我国和世界革命指引的正确方向,总之,我们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经过人民检验,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相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事业,革命斗争一定能取得彻底胜利。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怀疑。不仅如此,一旦证明这个人或团体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证明这个方针路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把他彻底打倒!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说,我们的相信和“怀疑一切”并不矛盾。假若你弄清了“怀疑一切”的真实意义,那你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相信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的结果
    十六、结束语
    “怀疑一切”虽然马克思在很早就提出来了。然而作为一个革命的战斗口号,能和这么多工人、农民、学生相接触,并被他们所掌握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从这一点来讲“怀疑一切”也是一个新事物。
    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一场大喊大叫,必然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就是在这种大喊大叫声中,在同旧事物的搏斗中,新生事物成长壮大
    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正在成长壮大而不是在枯萎衰老走向死亡的新生事物。
    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战斗口号—“怀疑一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将得到永生,必定会得到永生!
    让那些咒骂“怀疑一切”,不惜一切力量反对“怀疑一切”的英雄们,在无情的铁的历史面前,见鬼去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十六条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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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同志
    我是关锋,他是戚本禹。昨天打电话说北航、地质学院部分同学找我们谈一些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才米。不过我们在开会中间,林杰米了一趟。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计划一个半小时,我们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们意见的人发言,说不完还有下次,斗争是长期的。(问:前两个月的斗批改如何评价?)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现在还开会,同学们知道吗?(答:不知道。)
    (此时关锋、戚本禹同志要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再回答)
    我先说点意见,回头戚本禹同志补充纠正。《红旗》社论发表的背景是什么?这很清楚了,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我佩服你们的精神,也包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但有些情况你们不一定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头脑也都得复杂一点。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当然,也要查对。我们要人在学校,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看得更远一些,这样对本校就会看得更清楚。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它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学们都学过党史,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到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风才在思想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当然现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这样高的威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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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气花时间。群众斗争群众的根子怎么造成的?许多地方是工作组造成的,留下来的恶果和影响。
    北航、地质这两地方我没怎么去,航院一次也没去过,地质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报,那时你们还不认识我。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外地来的同学、工农我们都接待,他们给了很多情况
    这个在社论上讲得很清楚,坚持错误路线
    的人,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工作组造成的这个恶劣影响,看来不彻底批判是不行的。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还需要调査,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众:有)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査,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不是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观察员吗?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査。所谓观察员是临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在地质学院工作,现在无所谓了。怎么消除分歧呢?群众互相都不要怪,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志们、同学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你们在场的同学应该多多帮我们的忙。有没有人在捣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学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两院的,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如果你们赞成这篇社论的话(众:赞成)大家讨论怎么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同学之间,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不要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地质学院你们愿意批判邹家尤吗?(众:愿意)愿意就好吗!不要群众负责,双方都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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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你们对学校情况了解得多,对社会情况可能不了解。远的不说,自五七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关锋:四大自由)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六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直到六六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从党的公报中好好看看,可以看得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开始的。首先《海瑞罢官》跳岀来,公开跳出来攻击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喊冤。这文章一出来,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后来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来了。(关锋:我和戚本禹还在里面挨训嘛!你们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
    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六月十八日以后冷下来了。派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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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你们这里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个礼拜接待室的人员很多,反映很多意见,可是过了一个礼拜,门口冷冷清清。有,是来诉苫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揭发党委的。那一天,一个也没有。
    聂元梓的火是毛主席点的。当时红卫兵寄来很多信,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不是反革命。主席回来后,扭转了局面。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群众斗群众采取了新的形式。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关锋:这里有没有“红旗”、“东方红”的人,你们回去可不要骄傲。)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但贴了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道理。错误路线有没有呢?那些同学都是很好的。(关锋:那里受骗的同学、工人、农民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我们与外宾谈话时,有两位同学,两种观点向我们宣传,我们认为那个反对工作组的更有道理。他没有说。后来观察发现那个保工作组的人对党感情深厚。我们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人。但你们是不是紧跟了毛主席呢?会不会南辕北辙呢?
    毛主席思想接受不那么容易,有许多同志经过长征,但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他们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鲜血,但是还是跟不上毛主席。他们还长期不理解主席思想路线,我们就那么容易理解?
    关锋同志:去年十二月才明白这一点,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你们提出许多问题,要调査“红旗”、“东方红”,当然有缺点,有错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绣花还会扎手,把手扎破呢!要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要揪着不放,要揪着错误路线不放,不要揪着同志的缺点不放。我对你们做工作,也要对“红旗”、“东方红”做工作。总之希望你们学习《红旗》十三旗社论。这社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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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写的,也不是林杰写的,他们参加了起草工作,但这是经过中央的,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可以保留,但要好好学习,来纠正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正确的认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部分战士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往前看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多么大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正在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天天跳啊,乐啊!我们最热烈欢呼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认真地读吧!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京全国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副统帅的讲话说出了我们多少月来的心里话!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多少难忘的回忆啊!在《红旗》战士受攻击、遭谩骂、谣言满院、一片叫喊要在红旗战斗队中抓"右派"的日子里,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生死搏斗的日子里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去练习造反,炼就一身过硬的造反木领!在艰难困苫的场合,我们含着泪,高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我们眼望北斗星,唱着东方红,我们的决心啊,只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斗争的实践告诉了我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灵魂,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大民主(这里所指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大民主,即大吗、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是谁提出的?只有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伟大贡献!
    是毛主席的大民主,粉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守旧、保皇势力的猖狂进攻!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搏斗中,大民主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伟大法宝!正是毛主席的大民主,使我们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一次又一次识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诡计,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透过迷雾,辨別方向,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正确道路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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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有大民主;只有大民主,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吗?你就必然举起双手欢迎大民主,你就会充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就必然不怕乱,充分运用"五大",把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进行到底
    你是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你见了大民主,就必然脸色发白,浑身出汗,群众的每一个革命行动和无情揭发,都会使你歇斯底里大发作,跳起来。正如《十六条》上所说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怀疑一切"是大民主的战斗口号,只有敢于、善于用毛泽东思想来怀疑一切,即思考一切,分析一切,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才能搞成轰轰烈烈的大民主气氛奴隶主义者,盲目主义者,折衷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最反对怀疑一切,他们从来不敢怀疑上级领导人,怀疑上级指示,怀疑自己。这些人老犯错误,老是被动老作检查。
    斗争的实践又告诉了我们:大民主看来乱一些,时间花得多一些,工作麻烦一些甚至彼此争的脸红脖粗,但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武器!一场大辩论,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本身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在斗争决策的前夕,我们就是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本来亮自己的观点的!在矛盾重重的时刻,我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抬头的时刻,我们就是用通宵的,甚至长达几天几夜的大辩论来克服它,来使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
    斗争的实践再次告诉了我们:大民主就是最好的调查研究!一个领导者能力的大小,不在于他有多少主意;而取决于他对大民主的态度。大民主是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强有力的武器。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中,我们红旗战士就是按照毛主席的大民主的最高指示办事!我们一没有斗争经验,二没有工作能力,但我们靠了大民主,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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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阶级敌人和思想敌人!没有办法吗?开一个调査会,往往一个个新的主张件件新事物,通过大民主,就出来了!
    斗争的实践更是告诉了我们,是否赞成并实行大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那些只爱往下灌,只爱当"钦差大臣"宣读"圣的人,对大民主很不理解,很不认真运用的人必然会犯错误,必然脱离群众,那些破坏、敌视大民主的人,必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
    大民主是反修防修的最好武器!没有大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和国家就会变颜色!没有大民主,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几个月来给我们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大罪证,就是破坏大民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保证就是大民主。
    造反来自何方?来自毛主席的大民主!毛主席的大民主就是造反有理的保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年青的战友们,毛主席青少年的战斗就是我们的光辉典范!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就要豁出命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大民主,为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大民主而大喊大叫
    让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拿起大民主的锐利武器,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勇敢奋斗
    让我们同声欢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群众路线万岁!大民主万岁!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部分战士十一月四日与人民日报记者座谈记录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红旗”战士:自从《红卫兵不怕远征难》那篇社论发表以后,大部分都长征去,我们留下来的到北京社会上去,到工厂去。戚本禹同志答:与工农结合,大方向没错
    问:我们到工厂去了几趟,看到真正工人的造反精神比我们好,现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迈开脚步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了解社会。我们到工厂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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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人谈心,替工人抄大字报,和工人一块劳动,搬到工厂去住
    我们是到光华木材厂的。工人同志纷纷要求我们去,那里路很远,我们准备搬到那里去住。
    戚本禹答:到工厂与工人一起住,不要打破他们的生产秩序。当然有的生产秩序也是要打破的,靠群众去创,去打破,这样就可以了
    张春桥答: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至於怎麽样搞,你去闯,去摸索经验
    问:有人反对我们进工厂,例如:北京玉器厂,光华木材厂,红旗战斗团也对我们提抗议。
    张春桥:这是一件新鲜事物嘛!当然有人反对,(笑)反对你们进工厂的指导思想是怕你们打破了他们的生产秩序。如果你们注意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好了,他们就不反了。首先你们应该和工人接触,现在不要到车间去,因为他们内部不统一,也谈不了多少话。我以前有几次到工厂去,也是这样,要等工人下了班再和他们谈话,否则你们到这派师傅那里去劳动,另一派可能全部停工,那就不好了。
    问:我们想搞几个点摸索经验,是不是你们也深入配合我们搞点,总结经验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好!好!好!还是靠你们去闯吧!找几个工人谈谈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时间:11月19日下午3:50到6:10,地点:政协礼堂三楼。参加接见者北航红旗同学约五百人。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伯达:你们到过哪些地方?
    (同学们答:上海……。王力:就是没有到过福建?到过天津没有?我是天津人我的话是天津话。)
    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提几个问题。提多了,睡觉睡得不好,答复不完。你们到过那么多地方,没有问题?
    同学:我们去第一机床厂,不让进,说我们不符合中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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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你们爬墙进去的吗?
    同学:昨晩第一机床厂派了二十七辆汽车游行,还通过天安门广场,叫北航红旗滚出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另一同学:他们叫北航红旗从工厂滚出去。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三司令部还接见他们。)
    提几个问题:(1)目前可不可以到车间跟班劳动?(2)我们在光华木材广,保守派一百多人要把我们从工厂撵出去。他们在学校已没有市场,现在却联合各厂的保皇派,散我们的传单。
    陈伯达:我给你们谈一点小意见。用造谣、混水摸鱼的手段,想取得群众信任没有一个不失败的。我们希望同学们,做记录或不做纪录,每句话都要落实,每个字都要落实。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这样,我们就站住了,事实就完全清楚了。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所向无敌。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基本上站在真理方面,站在毛泽东思想方面,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年纪轻,也有一种可能,给对方加了一些帽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对不对?赞成吧?!(众鼓掌)你俩自己年纪很轻,政治上敏感,有勇气,敢于斗勇,接受毛泽东思想比较容易。这是你们的好处。这是你们的优点。但是,你们有缺点没有?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讲你们的缺点。(鼓掌)同学们鼓掌,是真的,假的?(鼓掌)一个人尽讲优点,你们尽听优点,听了觉得了不起,这就包含着很大的危险。你们就容易骄傲,容易自己满足,觉得谁也没有我高明。这样,本来是对的,可是按照辩证法,就要转到不对的方面。中国有一句古话:“行百里,半九十”。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路,算走了一半吧!最后十里路,最难走了。走了九十里路,觉得了不起了,可是偏偏这十里路不容易走(众鼓掌)可能要发生错误。要跌倒的,不是前面的九十里路,而是后面的十里路。对不对?我是文革组长,他们三人是造反团的。对不对?王力、关锋:伯达的话,也是对我们三个人说的。
    陈伯达: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做文化革命工作。有时做的对,有时做的不对。我经常对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说,要提高警惕,不要冲昏头脑。反对我们的人看着我们,看着你们,要跌下来了。我对我们造反团讲的话,也对你们讲了。你们好好想想我们的话,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批判。我们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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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批判,赞成你们监督。不要称我们“首长”。我们不过是小组。我的官出你们小多了。你们有司令部,有造反团。你们可以蔑视我们,可以批评我们。但是如果是对的,你们可以接受。我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虽然现在有这些名义,也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我的知识很少很少,还不如乡村的老太婆。不妨跟你们说一些闲话。1947年春,一天我在一个贫农家吃饭,贫农的老婆,被人瞧不起。我问她,你家在什么地方?他说:在蔡家庄。我说:你们搞过土改没有。他说:搞是搞了,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看,这不是工作组包办代替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有事要和群众商量,我在脑中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概念、一种行动。原来我还没有明明白白,听了这位女人的话,想了毛主席的话,什么叫群众路线呢?现在闹明白了,最根本的东西是有事要和群众商量。我们读过毛主席著作,又经过了整风,又听了毛主席的许多话,但要领会,就不那么容易。我是个低能的学生,因为这样,就写了一篇文章,有事和群众商量。一个普通的女人,无意之中讲两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当群众的学生。如果这样做,就会多多少少成为有出息的、给群众办事的人。现在,你们有很多同学到群众中去,我认为是很对的。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下面说几句话,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以为我给你们泼冷水
    要像毛主席那样到群众中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到机关、到别的学校中去,都要懂得和群众说话。一个是态度,一个是通不通。首先是态度问题。我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普通话,所以请了一个翻译官。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给群众谈话的态度问题。你们感到对不对?(鼓掌)我的话可能是无的放矢。你们走的地方比我多,我是同你们商量,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今后工作非常艰巨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同学之间,说话、吵架、打几下也容易。我不赞成打架,从我个人利益,也不赞成打架,打几下就完蛋了。从整个利益,也不要打架。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并不容易,要说服人家。一个家庭有好几个方面,夫妻、父母、兄弟,经常闹家庭不和。你们到群众中去,与在学校不一样。你们同学读书有共同点,几点钟上课,几点钟下课,剩下是大家的,这个规律好掌握。你们到工厂、农村去,他们有他们的情况,你们不一定懂得。你们以为工人都听你们的,不一定。昨天晚上这个事情,给你们很大的警告。昨晚我到机床
    谈了四个
    钟头。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只许这方面说,不许那方面说,这就辩不起来。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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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同学们谈话,听说第一机床厂与你们有关系,有工人对你们说了不少意见。我就想,学生的确需要向工农学习,同工农打成一片。我们学生到工厂去,首先抱着做小学生的态度,不是带着一个当先生的态度,我来教训你们,你们应当怎么做,变成瞎指挥。与大家商量,两三个人谈都可以。不要采取工人或老工人不喜欢的手段。当然,他们的话也有打折扣的。那几位同学到第一机床厂去,你们爬过墙没有?(同学答:没有!开证明信去的。)我说,你们北航要特别谨慎。你们在体校坚持二十八天,这种坚持精神是宝贵的。(这时,江青同志来到会场)江青:不要录音。我们与你们谈谈心。伯达同志与你们谈谈心。
    陈伯达:你们争论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认为北航是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刚才打听一下,才知道你们到过什么地方。我只看到一些电报:这里说北航学生怎么样,那里说北航学生怎么样。我就有一个感觉:你们要会做工作,要懂事。不然,你们过去坚持二十八天的荣誉,就要受到损失。你们做得不好,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支持你们不对。我个人问题没什么,主要在文化革命中要善于学习。你们懂得毛主席的话吗?“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这是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一个题目。如果认为过去当了左派,就不需要再学习了;过去抵抗了工作组的错误,就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了,百分之百地正确了。那么,刚才说过:“行百里,半九十”,你们走了九十里,最后十里没走好。何况还没走到九
    十里,还差的远。可能你们现在走了十里,也可能只走了一里,还差九十九里昨天我保护少数几个工人,多方面用各种措施、各种行动,支持现在被打击的。但是多数派的语言,给了我启发。工人多数派中,有些工人,可能他们没有地位不怎么样,但对他们的话,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学,到工厂不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是一个谦虚态度,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按我们的意图办事。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你们有少数人拥护,但多数人没有争取过来,老工人没有争取过来。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讲话,她既不是多数派,又不是少数派,她的话,批评多数派的做法不对,这对少数派有利,她的话可能比少数派的更生动、更说服人。刚才讲的是一个对群众的态度问题。你们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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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你们不要瞧不起老师傅,老师傅在工厂有威信。他们下子与你们不一致,不要勉强一致。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俩要看行动,我刚才说到1947年的笑话,农民看你的态度,然后逐步变换。我那时用行政公署的工作组的名义下去,那里是老根据地,日本人破坏的很厉害,第一天晚上给我们吃糠窝头。他们看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地给我们改善生活。工人农民就是这样。他们看你的工作是不是给他们办事。我最受激动的是我们住在房东家里,他是个中农,他侄子是一个贫农。当我同房东闲聊时,他侄子进来了,这时,我就出去把门扣上,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可能是好人。”我们已经去了两三天了,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还怀疑我们。你们到工厂去,一下子工人就会听你们的话?每一句话都会听你们的?不一定。
    1957年我在一个城市联系一个工厂,我同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批评一些青年人利用劳保,好吃懒做,不上班,占半天看病,医生看了没有病,他们就闹,医生就给阿司匹林;每次大扫除,从铺盖底下翻出的都是一包一包的药。他们本来没有病,不做工,拿了药不吃。我才晓得劳保条例这么糟糕。后来我跟他们说,中因有句成语:“船顺风走得快,逆风走得慢”,老工人说叫青年讨论,解放后生活这么好,他们不懂得。我走后,他们讨论了一个星期。劳保条例也有这样的规定:多少年工龄,在半年内做两个星期的工作,就可拿仝部工资,再过半年又做两个星期的工作,又可拿全部工资。这样,做三四个星期的工作,就可拿全年的工资。我的一个熟悉的工人,说了我很多好话,我到他家去参观,他爱人在纺织厂工作,有病在家,我说很久了吧?她说:没关系,照拿工资。她不感到这样不对。前年我又到这个工厂同他们商议,班组长每天参加劳动;车间主任可以一天参加几个钟点的劳动;厂长、党委书记也参加劳动。这个厂对我是有好感的,但提这个问题,就顶了。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到他们厂里去劳动,想用这个办法触动他们。那时,还想以这个厂作样板厂,到他们厂住两天。但他们厂里太糟糕了,把一个给人结婚住的房子给我住。我们住进去,四周都是工人,工人有了变换,不一定以前都见过。我这个人没有技术,能做什么劳动?后来工人能我安排包装劳动,可不简单,包不好就卖不出去。我转了一下,看见一个堆废的地方,我们就捡废品,这个最可靠了。开始工人们看我们有点怪,这些是下脚料,没有用的。可能我今天给你们泼冷水。第二回有工人又说,这些东西可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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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是百分之百的好钢,那我就不给你们服务了,给钢厂服务了。第二天有工人叹口气说:遍地都是金子。我们住了两天,就听到各种不同的反映。我们捡的不光是废品,也有成品,要他们展览一下。我用劳动去触动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长,他们都是老工人,但是我们开会都是说不拢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不喜欢劳动,我们都是老工人,我们怕一劳动,工厂出事故,工厂的组长管修理,实际上工人很不满意,工人的机器坏了,要等他们修理,这是从苏联学米的。本来他们同我很好,但接触到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就不听了。其中重要的理由是小组长劳动,怕机器设人修理。我就说,机器坏了,有人劳动,有人修理,我承认你们是老工人,但有两大问题:你们十几年脱离生产,你们技术不如工人,这样劳动几个月就赶上工人了。另一个是怕面子,车间主任忽然下车间劳动,面子不好看嘛!后来我去大庆回来又到天津,还没有解决,我就生气了。参加劳动也这么难?我提出厂长下放劳动,我去代厂长和书记,但他们市委书记也没有说。我讲这么多事情,同工人说话要懂得他们的思想情况,还要懂得与他们谈话。我的话不行,但基本上听得懂。我说这些,对同学们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到工厂要交朋友,要谈心,先当学生,这样,学生和工人结合,才能结合得好。昨天,厂里多数派说,学生来参加劳动,我们欢迎,为什么不欢迎?但在我们生产时,他们来串连,我们不赞成。你们到工厂去,要懂得工人的心理,群众的心理。不但要团结少数,而且要懂得团结大多数。他们欢迎你们去劳动,同吃同住同劳动,你们不要一下子拥进去。这不可能,要有计划、有组织、分期分批地去。有人说我说的话是反映老工人老农民的话,说我年纪老了。我不同意。我接触过大量的青年工人。你们在接触老工人时,有落后的东西,不要那些落后的东西嘛!老工人在工人中工作很久,有威信。必须懂得团结他们。工人的生产、文化革命要搞好,要团结他们
    爬墙不是你们。你们要说服机械学院的同学。这个错误,首先是工厂的领导,他们为什么不开门呢?我们去时,他们鼓掌可少鼓一些,对你们同学,可多鼓一些我这些话,他们不反对。(江青插话:有些工人受了蒙蔽。你们要原谅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有对抗情绪。他们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后操纵,有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你们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机床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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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说话。今天我替工人说话。可能你们要批评我折衷主义。江青同志,你讲讲
    江青:同学们!同志们!我首先要你们原谅我,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今天关起门来谈心,不许记录,我们谈心。刚才吃饭时,我还想了很久,对左派同学要进行一点帮助。我这是一点建议(鼓掌)事实上,你们的革命行动,冲劲,干劲,革命的组织,都是在我们知道以前,你们就搞了。但是,我们发现你们的革命组织受迫害、受压抑,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这个人要作一些自我批评,世界上没有圣人。我也常说错话、做错事,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很快跟上主席思想。就是对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在紧跟紧追。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你们可以作证。我们支持你们,学习你们,就有人对我们有意见。我们不怕。问题是我们整个小组对你们负有政治责任。(鼓掌)而你们同样也要对我们负有政治责任。(鼓掌)我感觉最大问题,我看了一些材料,7号那天,我接见了一些同学后,我病了,这几天好一些,我知道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想来与同学们商量。你们的主流是非常好的,勇于革命、敢闯、敢干、不怕天、不怕地,是好的。但不太讲究策略,我就忧虑。这一点讲得对不对?(同学:对!)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我这个人像孙悟空,“身在水帘洞,心追取经僧”。我心里想看你们,当我知道北航同学在受折磨,我非常难过,我确实哭了。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们一块儿去。(同学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小组大部分同志很是激愤。但我们受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不能去。你们不是唐僧,你们是革命先锋。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以后,你们又出现了新苗头,分不清敌、我、友。这是战略问题。这个不懂,这儿打一炮,那儿打一炮,目标就不那么集中。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年轻时也是这样,没有你们那么顺利,没有你们聪明。在这个问题上,不讲清楚,要犯错误。一是要分清敌、我、友,一是要把自己的核心力量扩大起来。要团结那一批受蒙蔽的人,看准了目标,孤立最少数。我也有点左派幼稚病。7号晚上(问:清华来了同学没有?清华同学答:来了!)最热闹了。同学们发了一个电报,反对我们总理。我不知道总理说了些什么话我知道总理受中央、主席的委托。这样一来就要大乱。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贴帅的大字报。林彪同志,恩来同志,我认识三十多年了。贴出来后,又撕了。不经辩论,这不妥当。随便贴副帅的大字报,从政治上考虑不妥。既然已经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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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采取撕的办法,可以用大字报辫论嘛!撕了,他倒神气了。散发了很多传单。你们自己分不清敌、我、友,从党内到同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席不是讲过吗?!“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从团结的人。这样才能打败敌人。你们以为越少,越以为少数派是革命的。我觉得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对他们不要用“保皇派”、“罢官”等名词。你们不是扫四旧吗?对他们要做艰苫细致的工作。我有狭隘的经验。做工人农民的工作好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害怕。能不能提出这么个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同”是原则,“异”是枝节。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问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看到,不仅我们老共产党员对民主集中制做得不好,有些青年同志也不容易冷静地坐下来,作些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过分性急、认真。你们有没有这个?(同学答:有)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俩,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做法。你们有没有这样做?不能认为我们自己都是一贯正确的吧?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共性要在个性之上,没有集体就不能革命。个人利益不能强加于集体之上。但不一定不能改正错误,也还可以教育。刚才伯达同志讲,你们才走了五步、十步,就四分五裂。我们希望你们真正革命者好好地读读毛主席著作,只读语录,不能解决。
    陈伯达: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必须读毛主席著作。许多青年非常认真,真正了解毛泽东思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思想。要艰苫学习。江青同志说过:“战略策略非常重要。
    江青:战略问题,要把敌人缩小到最小的范围。同盟军是什么?“我”是什么?还有一个间接同盟军,又是什么?那就是敌人之间的矛盾。敌人有很多矛盾,不能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
    陈伯达:现在敌人反来利用我们的矛盾
    江青: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他脱离群众,做起总指挥,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我批评他,是爱护他。阵地应在学校,要掌握着核心,把阵地组织好团结同盟军,并善于利用间接冋盟重,孤立最少数,不能乱打一遭。我没有准备,想了一些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军队在林副主席领导下(军委主席是毛主席),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冇人钻空子,调子越提越高。对不明真相的人,要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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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思想有问题的,要批评。你们还辩不过谭立夫,辩不过依林。看你们谁辩过他?(同学高呼:一定驳过他来!)你们有没有这个气度?(众答:有!)我在解放后,除了病只能做幕僚,第一我是共产党员,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干部,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我年轻时,读列宁“国家与革命”,读了六次,没有懂多少,可是我懂了一个问题: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是压迫人民的,眼看国民党压迫我们,我们连爱国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不是今年五月把党内、军队的内部问题基本解决了,你们能有这样的民主吗?(众答:不能:)不要跑到法院去抢保险柜实际上,文件早已转移了,要逼着他们交出来,不能上他们的当。公安部也不要去冲了。你们是不是说,今天江青来给我们划框框、定调子。有些问题已经解决
    不然不能这样。不能出乱子。你们革命的大乱,越乱越好。有革命的大乱才能搞好革命的大治。治与乱是对立的统一。有些人怕乱。没有乱,就没有治。要知道,敌人只是一小撮,不要看着好像哪里都有。我相信,你们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接班人
    还想讲一个问题。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少数同学,只要他们检査得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后人。你们要主动找他们谈。他们有人找你们谈,你们不感兴趣,对吗?谭立夫作了一点检讨,不坦白。你们不要采取他们采取过的办法。对谭立夫,也不要打他,要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还算什么本事?对承认错误的,要欢迎归队,要把是非搞清。觉得他的检査岀较深刻,就要团结他们。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互相之间又会斗。我们最反对挑起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工人。你们下工厂,最重要的是到工人的宿舍去,向他们请教,像一家人一样。我解放前与工人同吃同住,像一家人,不那么难。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他们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如果一哄就上车间,工人会害怕把机器搞坏了。红卫兵一定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农村去,要给老农挑水,做农活」做几天,他们就会说这个孩子不错。徒步串联就能起到这个作用。群众的智慧大如天。不要哄进去。真正做思想工作,要到工人农民住的地方。去车间工作时怎么能做宣传工作呢!要同吃同住,先把友谊搞好,先服务。在陕北王家湾时群众要毛主席回王家湾,群众检讨说:主席走时,只给小米吃,我们把面藏起来了。我们说,对我们很好,小米也是很好的粮食。要到工人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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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指示、十六条,建立友谊。他们不会反对你们。工厂同你们不一样。你们放假,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我建议与工人住在一块儿,吃饭,谈心,宣传中央指示,访贫问苦,用这种方法来做群众工作。如果你们不能与工农结合,你们能不能坚强起来?凝固起来?(同学答:不能?)在同学间要做艰苦工作,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没有准备,讲这一点。还有一点,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要求,可写信来,简练一点,你们原谅吧
    陈伯达:刚才江青讲了与工农的关系,同学与同学关系,要注意战略策略。不懂得毛主席的这些思想,就不会搞革命。(关锋递条子说:不能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我们就不能胜利。对同学,要团结他们,争取最多数。(江青: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他俩转变过来,我们就要鼓掌欢迎。(江青在搞清是非的基础上,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不然就没有是非了)不然你就成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了。不能依靠吵架和打架,吵架有些也不可避免但不能吵得不能说话
    江青:你们不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吗!有一点我觉得主席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彭德怀一开始就反对毛主席。在井冈山,彭德怀以两个团打主席的一个团。他到井冈山后,系了一个起义的好团长,把部队弄到他自己那里。对四方面军也是如此(张国焘一个坏了嘛!),主席说不能杀。主席一直讲要团结他,要有这个气度。这一点很重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击溃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明,应是个汉奸,这是我个人意见,七大时不选他,主席做工作要选他,做反面教员。他现在在莫斯科,写文章骂我们。但主席长时间保护他们。在原则上主席做了很多斗争。主席团结了很多反对他自己的人。你们应学主席这点。你们现在又开除一个,他不是谭立夫,不是方立功。你们要做工作,批评他们,要他们不要这么搞。这一点是中国革命胜利…主席团结了许多直接反对他的人,主席从不以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对待他们。我学的不好。我想我们应当互相勉励,努力学习。
    陈伯达:你们要研究一下,总结一下。要善于总结经验,把各地方的经验好好地总结一下。
    江青:没有出去串联过的,建议出去见见世面,增加你们胜利的信心。主席建议设兵站,五十里设兵站。不一定走雪山草地,那里没有阶级斗争。你们要到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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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斗争的地方去。安源煤矿是毛主席首先去的,一步一步走去的,碰一个人就讲个人。走路,不要坐火车、轮船,运输有困难。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天下,锻炼一下不要紧。我们过去能走。我想你们也能走的。不要把打击目标扩大。王力:会议开到这里结束!(学生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作人员:让首长先走
    江青(又回到扩音器前):同学们,我不是首长,就是江青同志(同学们又热烈鼓掌)
    北京地质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为了彻底完成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务,经《东方红》战斗大队,《红勘联》、《红物联》、《红普联》、《红水联》、《探工战斗联队》、附中《东方红》支队、《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等革命学生组织的民主协商,联合成立《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以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作为纲领,以毛主席的话和党中央的指示作为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东方红》公社是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革命的党团员为领导核心。《东方红》公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东方红》公社充分发扬民主,信任群众、放手于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彻底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东方红》公社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革命左派,依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依靠革命的党团员,彻底孤立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经过斗争,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95%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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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揭露他们,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彻底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防止帝修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斗争。因此,马马虎虎、模棱两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高度的革命热情,以彻底革命的精神、严肃的科学态度投入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目前这种阻力在我院仍是很顽固的,很强大的,因此《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有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敢字第一、破字当头,做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坚决抵制、批判、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日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就是暴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造反。造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的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不革命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现在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在今后的斗争中,《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自觉地、积极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觉悟,增长才干,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充分利用大字报这种新式武器,进行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
    《东方红》公社认为,“六·二○”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我院有极深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严重威胁着我院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根本任务的完成。当前关于工作队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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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辩论,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目前的大辩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
    《东方红》公社认为,前我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工作队一手包办产生的,而且一直贯彻着工作队的压制民主、打击革命派的错误路线,已经不能代表我院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意志,已成了我院文化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宣布脱离原院文革的领导。另外,在筹委会成立以前,原院文革委员会只能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讨论,协商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均由原院文革委员会负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此宣言于1966年8月17日在《东方红》公社成立大会上通过。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关锋: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戚本禹:错了就改嘛。
    关锋:对!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戚本禹:(没记上。)
    关锋: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听取意见(按:指九月五日起“东方红”公社到地质部请邹,而邹却溜回地质学院,不去地质部)。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一个共党员为什么要怕学生呢?听听有什么要紧,听听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按指九月二十三日地院发生的严重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一斗、二批、三改,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当然,这里的情况我知道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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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但这点是肯定的,邹家尤应该和他们(按:指“东方红”方面的同学)见面,至少他没有把他们的话听完。就算是错误的话,也要听完嘛
    戚木禹:你们看,是否把扩音器安一下,(按“东方红”要开批判斗争会,“红卫兵”等方面不给扩音器)你们负责安好,用完你们收回去。
    红卫兵: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他们自己安,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戚本禹:大家都在这儿,你们安,你们收,还要什么借条?红卫兵:我们让他们打个借条吧
    戚本禹:你们有困难,我们不勉强,就算了。
    关锋:没有扩音器也一样开嘛。我们过去打游击也没有扩音器嘛。戚本禹:你们的红卫兵是否也参加批判邹家尤?
    红卫兵:我们可能参加,因为今天早上九点钟直到现在还都在紧张地斗争。已经很迟了…。
    戚本禹:你们要是怕累就不参加好了。人家也是战斗了一整天,人家不累吗?于革命就不能怕累嘛!我们相信你们大多数还是好的。你们看是否去广播一下,让大家都来参加,实在不愿意来就算了,你们现在去把喇叭装一下,大家的财产要大家用嘛。
    关锋:大家的财产是为大家服务嘛戚本禹:对,为人民服务嘛
    红卫兵:我们要说清楚,他们已经抢了很多广播器材
    戚本禹:大家的东西嘛,怎么能算抢呢?他们又不是外来的强盜,怎么叫抢呢?大家东西嘛,广播器材是你的吗红卫兵:当然不是我的。
    与关锋、戚本禹同志来的另一位首长:你们去安一安吧,这个会是中央文革主持的,是他们叫你们安的。
    红卫兵: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这里,“东方红”的领导人也在这里,大家都听了,我们安、我们拆,我们保管
    戚本禹:你们管,新的文革成立以后,归新的文革。但是今后器材要为两方面服务,既广播你们的,也广播“东方红”的,不就没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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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邹家尤不到地质部去和同学见面是不对的,他们到地质部去是正确的,他要是见了他们,就不用等十几天了。
    戚本禹:你们的文革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是不是不欢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你们要是实在不愿意和我们见面也就算
    红卫兵:我们不是院文革的,我转达一下吧!
    关锋: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的,你们的院文革为什么不来见我们?我是给院文革写的条子,为什么他们不来见我们?陈伯达同志的批示你们广播了吗?戚本禹:我们是陈伯达同志派来做观察员的,陈伯达同志的批示你们广播了吗?红卫兵: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批示,若是有,我们一定广播。
    戚本禹:刚才不是有很多同学抄了吗?让抄了的拿出来让他们抄一下。(“东方红”方面一同学递出批示的抄本,红卫兵代表抄了一份。)批示全文是兹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同志到地质学院做观察员
    陈伯达九月二十三日
    戚本禹:你们两个,一个负责安喇叭,一个和院文革转达一下,我们请求见他们。(红卫兵代表出去后,稍停,北航“红旗”的一名战士找关锋同志汇报情况,关锋同志很关心他们,问他们:“你们学院原工作队长赵如璋接见你们没有?”并表示:“赵如璋同志如果不接见你们是不对的。”后来又有北航的另一派意见的人,对关锋同志说他和“红旗”方面的意见不同。这时一位“红旗”方面的战士过来说:“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滚蛋!”关锋同志马上解释说:“不要这样,让他把话说完,出身不好也可以把话说完嘛!”紧接着)关锋:赵如璋为什么不签名呢?为什么十几天不见面呢?那人:我认为对待一个军人,这样不对
    关锋:我认为是对的,要坚持大方向嘛,你们回去想一想那人:反正我们有点想不通。
    戚本禹:你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的这些话主席早就讲过,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得很清楚,这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不怕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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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别说一百个,就是十个群众让他去,他也应该去。他是工作队长,整了同学嘛。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按:此讲话是根据记录和录音整理的。第一、三条中“检查”两字,关锋同志原稿上是“检讨”,讲话时讲为“检査”。〗
    同志们,我代表戚本禹同志向大家问好!(鼓掌)今天让同志们等了好多时间对不起你们,向你们道歉
    下面讲几句话,在大革命时期不应该讲长话,应该讲短话。我和戚本禹同志拟了几条意见,对最近东方红公社的同志的行动表示我们的态度。(鼓掌)下面我就照本宣读。(鼓掌)
    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按:地院前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査,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该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第二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按: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应负责任,也应该去检讨
    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援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第四条: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这是我和戚本禹同志的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可以写小字报,也可以写大字报,我们都欢迎。(鼓掌)
    你们既有不同的意见,坐下来好好讨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把工作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彻底搞清楚,在十六条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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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讲话
    同志们
    我代表我们市委完全拥护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东方红”同志们的要求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你们学院里边还有不同意见,希望你们通过讨论逐渐取得一致。对于特别是“东方红”的同志,对于红卫兵、赤卫队的同志,我们不要给他们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我相信他们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有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对或者是不对的,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所以特别要求我们“东方红”的同志主动地团结他们,团结大多数。因为彼此都是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应该很好地商量,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很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两方面很好地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次,谈一谈我们市委在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里边是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的,所以,这种路线错误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市委来负,当然工作组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进行检讨,一次检讨不好就再次检讨,检讨到真正把路线问题弄清楚为止
    邹家尤同志今天只是表示一个态度,以后还应该继续开会,进行系统地检讨。以后同学们要他什么时候来检讨,他就应该什么时候来检讨;要他在什么范围内检寸,他就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检讨。
    最后提个建议,今天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希望红卫兵同志也要很好地进行次讨论,也希望“东方红”的同志很好地讨论一下。
    刚才关锋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期间要讲短话,开短会,现在时间不早了,现在就按关锋同志的意见,今天开个短会,会就开到这里。散会,同意不同意?(静了好久)
    东方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应当及时解决,比如待遇一致问题,还有吃饭问题,(笑)还有工作队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很好地解决,希望你们在讨论时也谈谈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同意散会,最后让我们呼几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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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相信持有不同意见的两部分同志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红卫兵、赤卫队是这样,对“东方红”也是这样现在我看是严重的分歧,我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想一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大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只看你骂过我,我骂过你,这不怪群众。
    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到底怎样呢?十六条公布后,群众是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在十六条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十
    六条公布后,是不是都执行了十六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结束了?也不是。就是有极少数人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利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仼,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农民斗学生,这在社论中不宜多说,讲的这样深刻,因为还有外国人。今天,这是相信大家是革命的,我可以跟大家讲,现在确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那么极少数人用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更隐蔽的方式,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斗革命的群众,他们这样做是好事,更暴露了他们自己。在十六条公布以前,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十六条公布后还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坚持搞鬼,这和十六条公布以前就不一样,性质就不同了,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们也希望越少越好,我们也希望邹部长不犯这样的错误,这只是一般而论。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才能很好的贯彻十六条,不破不立,我们几个赞成这样做,要批判。路线错误是什么错误呢?路线错误就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左派,制造了一个“反干扰”阶段,打击给院党委提意见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赶工作队的。当时很早起来赶工作队是对的,应该给他们平反,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文革组织的领导。在二十几天的“反千扰”中,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舆论,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这不管用,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些问题包括邹部长,千万不能认为对我有激烈意见的人不多,自以为得意,那就糟糕。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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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在“反干扰”中积极反的,不要他们作检讨。但必须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坚持错误的路线,那就很危险。
    据我了解,在新市委和工交口所属单位所派出的工作队和所属学院的问题是严重的。例如:清华、师大就是这样。北师大的工作队队长撤了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当然也可以。
    我认为最近邹家尤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东方红”的人去地质部,你跑了,十几天不见面,群众要你见面,你去嘛!你为什么不敢呢?你怕群众。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呢?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怕群众呢?落到这个可悲的地步。群众要求提得髙,要求罢官,可以提嘛。我前几天讲了四点意见,不是也有人提要罢我的官吗?我说可以,怕什么呢?为什么和学生站在对立的地位呢?群众的冲突,在同学中造成严重的隔阂,要由工作队负责,由地质部负责,由邹家尤负责,你不见面嘛!火越激越大。你们整理了材料,就可以说明这是敌对情绪,为什么有些材料不写呢?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为什么不出面?而你的女儿在那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群众打了人,骂了人,都不怪群众,我们可以相互谅解,最后责任根源由地质部负责。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检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听到冲突,我们是很着急,你邹家尤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你为什么不说“错误是我犯的,你们要打就打我。”有的就做得好,虽然也犯了路线的错误,但十六条公布以后就做得好了。
    邹家尤部长讲做一面派不做两面派,希望你是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和另外一派住在一起?这不但同学有怀疑,我也有怀疑。造成这样分裂局面的根源在那里?我看不怪“东方红”几个人,也不怪红卫兵几个人,应怪地质部。过去造成这个局面,现在又造成这个局面,邹家尤付部长应该痛心,不应对那些同学抱敌对情绪
    王焕,你是一个党委书记(地院,刚任一年),一个共产党员,你也应有个明朗的态度。一个大电台、一个小电台,你为什么不能管起来?但相互不要骂,不要骂狗崽子,以后从口头上取消。广播台可以安排一下,每人一小时。印刷,你也应该能负起责任,双方应该平等。传单也不要骂。骂解决不了问题,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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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要说服。吃饭问题,你应该管起来。车的问题,你也应该管起来。不然,你还怎么叫党委书记呢?你还算不算数呢?要有原则的争论,不搞无原则的纠纷。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我是不了解,看到这种现象,我们是很不满意的。越闹起来分歧就越大。
    院文革我建议你们也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吸收他们参加。你们写来了一封信表示支持我和戚木禹同志的四点意见,是不是支持?接到你们来信的同时,也接到了好几封信,也有讲道理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也有骂的,当然不要紧。
    今天在座的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心口如一,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当面怎么说的,背后也应该怎么说。今后再发生冲突,首先要邹家尤负责,其次是王焕。王焕同志,我们宣布的四条你赞成不赞成?你以前是什么态度?你]应和他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能坐山观虎斗!如果是在后面挑拨群众,站在后面坐山观虎斗,那么迟早会被群众揭穿的,别看现在有些同志看不清,总有一天会揭穿。
    家尤,你应该首先到“东方红”那里去,你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也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我对两部分同志都没有气,我就对邹家尤有气。为什么没有气?同学中这样冲突为什么不难过?如果没有你的错误或你把错误向大家讲清楚,能按十六条办事,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冲突了。你必须讲清楚,要对意见大的讲清楚,也要对意见少的讲清楚。
    要告诉工作队,千万别以为多数派赞成我们,就得意,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看不清是一时的,多数是会起来的,不会跟错误路线走。谁在后面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他自己倒霉!同学不要互相赌气,要互相谅解,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好好讨论,通过讨论会取得一致的。
    我还建议从根本上考虑一下,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光要看到地院,也要看到兄弟院校和外地的情况,你们不是看了地院和外地的传单吗?毛主席不是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联系起来好好想一想。真正要革命的犯点错误也不要紧,没有经验嘛!要按主席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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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要谈你伤了几个人,我伤了几个人,眼光要放大些,心胸开阔些。我就先讲这点,我想听听邹家尤、王焕讲一讲。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消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付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探矿机械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所需要)
    (五)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卡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另外,李富总理还交给我们找地质部所谓黑帮谈话的权利。)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时间:上午〗同志们,同学们:
    我今天主要是来解决一个问题。今天早晨两点钟,李富春副总理召见了《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五位同志,李富春同志作了五点指示,刚才已经谈过了我现在釆取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学校里的问题,就是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怎么处理,本来这个问题么,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过去关锋同志在这里讲过,周总理在9月20日也讲过,最近中央批准军委关于军事大会院校的报告中也讲过这个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已解决,但在你们学校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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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关于在地质部的部份,按刚才李富春的指示来办。在学校里据说还散存了很多,今天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解决。
    今天,昨天找了你们学校各个部分及院文革的负责同志开了个会,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有这么几条
    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
    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的材料也应当交出来。
    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
    毛主席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这个问题也是党的政策问题,我们相信全院大多数师生员工会自觉地执行这个决定,刚才我们讲到了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嘛!我相信大多同志会执行这个决定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执行这个决定,那末我们同学之间,由于这个问题而产生的隔核就比较容易消除,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肃清工作队错误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今天就讲一个问题,不是来作报告的,双方达成的协议我来传达一下,也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
    北京机械学院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机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国红五类子弟的一封信》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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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泽东
    亲爱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同志们,阶级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首先我们全体红卫兵向你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同学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今天我们从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从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来到了各地。我们来的目的就是造反。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就是来造资产阶级狗崽子的反,造剥削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阶级兄弟姐妹们:这个反我们造定了,我们就要反到底!不管它有多高的职位,不管它是多大的权威,只要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造它的反!我们就把它揪出来,打翻在地,使它永世不得翻身
    亲爱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在黑暗的旧社会,大恶霸地主,罪恶滔天的资本家,它们的双手沾满了我们父兄的鲜血们骑在我们父兄的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在吃人的旧社会,这些剥削阶级混蛋王八蛋们,喝我们父兄的血,吃我们父兄的肉,它们不劳而获,肥得象猪一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我们穷人翻了身。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日日夜夜盼着变天,有杋会就兴风作浪,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钻进党政机关、学校等部门,依仗势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不劳动,过着荒淫无耻花天酒地的生活,对我们工农兵实行专政。在学校里这些狗崽子对剥削阶级的臭少爷臭小姐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对我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实行专政。在旧社会,这些霸道们门说剥削有理,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阶级兄弟们,我们要起来造反,今天,我们造反就是有理!有理!!我们只许无产阶级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旧社会,我们受尽了这些狗崽子的欺凌侮辱,今天它们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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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在我们头上,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我们就要对资产阶级狗崽子实行专政,对它们不能有半点仁慈。毛主席又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阶级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
    阶级兄弟姐妹们: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的天职就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砸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阶级兄弟姐妹们:我们是用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战士,我们是工农兵的坚强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天不怕,地不怕!谁要反党,我们就革他的狗命唯要反对毛泽东主义,我们就要它的狗命!谁要想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就打个落花流水,斩草除根!
    团结就是力量。阶级兄弟姐妹们,相隔千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在起,我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战!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旧世界开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原载《首都红卫兵》196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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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二战斗组《南下宣言》
    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来自伟大祖国的首都,来自我们最最敬爱的导毛主席的身边。我们红卫兵是毛主席的最忠实的卫士,毛主席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红司令。我们是红五类子弟,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过去,我们红五类的父兄,跟着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南征北战,大杀大砍闯江山,今天我们跟着毛主席,冲锋陷阵,猛镇猛反换新天。我们深深地懂得,不造反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祖国,不造反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不造反就没有前途,不造反就没有未来,不造反就没有出路,不造反就没有共产主义壮丽的明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是靠造反生活的。我们是造反的后来人,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我们有魄力,有智慧,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能继往,能开来,祖国的未来是我们的,世界的未来是我们的
    我们来到祖国的南方,就是来干革命的,来造反的,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点革命造反精神之火的。我们大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的,污浊肮脏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用毛泽东主义的威力无比的铁扫帚,横扫勿论,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大立毛泽东主义。我们有毛泽东主义武装,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不怕苦,不怕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管你资格冇多么的老,职位有多么的高,"名气"有多么的大,只要你抵制和反对毛泽东主义,我们就造你的反,拆你的台,夺你的权,罢你的官,进行彻底地肃清。我们要大讲,特讲党的阶级路线,处处事事时时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树立红五类政治、组织上的绝对的优势。不懂得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十足的大笨蛋,不讲党的阶级路线就是百分之百的政治糊涂虫。我们第一是有成分论者,又是不唯成分论的”重在表现"论者,对于黑五类的子弟,你要革命,我们欢迎,那么你就应当首先欢迎和拥护党的阶级路线,背叛自己反动的家庭,造反动罪恶的老子的反,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在运动中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否则就是重在表面"恶在心灵的混蛋。一些坏蛋、王八蛋,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一听到党的阶级路线就刺耳,就按耐不住发自黑心污脯深处的妖焰鬼火,于是就暴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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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地大发作,谩骂、攻击、反对。对这些比驴子还蠢的,长着顽石般脑瓜,甘作旧世界殉葬者的人坚决镇压。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容牛鬼蛇神横行,对于地主、资木家、反动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若狂妄不法,就砸碎他的贼脑瓜,亳不留情,要革命的站岀来,跟着党和毛主席,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完蛋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在登山中学会登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阶级斗争。我们红卫兵要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要完全、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真正的红卫兵,要坚决地,拥护和贯彻党的政策,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持文斗,就是坚信毛泽东主义,威力无穷,所向披靡能战胜一切鬼蜮;坚持文斗,就是充分揭露,严肃彻底地批判。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斗倒、斗垮、斗臭,彻底肃清。
    我们红卫兵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通过运动,红卫兵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象解放军那样讲政策,讲策略,发展壮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分化、打击一小撮反动的右派
    向旧世界开战,向新世界迈进。我们红卫兵对于旧世界既造起了反,就造个干脆利落,造个彻底,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打垮,砸烂,用斗争迎来完全崭新的毛泽东主义的红通通的新世界!让毛泽东主义赤化仝中国,赤化全世界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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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毛泽东主义万岁!》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最高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救星,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顶天立地的旗手,是稳如泰山的舵手,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前进的灯塔和北斗星!是当代的列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进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强大、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国人民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定胜利的绝对保证。
    用毛泽东主义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是真理的旗帜!是革命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正以无比强大的威力磅礴于全世界!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象这样伟大的领袖,象这样伟大的理论,单单称为"毛泽东思想"够用了吗?不够!不够!一千个不够!一万个不够!我们提议:把"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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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只有称毛泽东主义才说出了我们红卫兵的心里话,才反映出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
    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最高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对最最敬爱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我们坚决要把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插遍全球
    我们红卫兵要进行一斗二批三改,要破"四旧",要立"四新",要干革命,靠什么?就是靠伟大的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是我们红卫兵的生命,是我们红卫兵的灵魂,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总之毛泽东主义是我们红卫兵的一切力量的源泉!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怎么说,我们红卫兵就怎么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敢于与天斗,敢于与地斗,敢于与黑帮斗,敢于与一切牛鬼蛇神斗,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呀!毛主席,请您放心吧!革命的重担我们来挑!旧世界我们来砸碎!新世界我们来创造
    我们热爱毛主席,就必须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主义。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在当前,就必须努力学习十六条,熟悉十
    六条,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勇敢地捍卫十六条。
    我们要当好毛主席的红卫兵,必须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要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红卫兵队伍,并且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这支队伍。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处办《紧急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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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院校的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尤其是这样,不同阶级出身的人,站的立场不同,说的话不同,干的事也不同。我们应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周围的一切人,分析周围的一切事物,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革命的造反精神,目前在仝国空前高涨,这是件大好事!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
    我们就是要造反,我们造反就是要造到底!造一切帝国主义的反,造一切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封建主义的反,造一切资本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造反"这是有阶级性的,绝不能把"造反"这种手段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不加区别!对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否则就站错了立场,这就是同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造反"与搜查国家机关应该严格区分开。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没有确凿充分的事实证明这个机关全部烂掉之前,乱轰国家机关,搜查国家机关,拿走机密文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同志们想想,伃细想想,这样做,巳不是成了造无产阶级的反了吗?即使这个机关烂掉了,也只能报告中央公安部门去搜查,绝不允许擅自闯进国家机关胡作非为,这是为了防止坏人乘机从中渔利,我们每一个红卫兵和革命者都是完全理解的!
    造反"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对老干部更应该如此。老干部是我们无数革命老前辈在与敌人经过无数次浴血战斗,经过千难万苦,经过了无数次坐狱、拷刑,经过了无数次的流血牺牲最后剩下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宝贵财产,他们是我们的老前辈,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应该尊敬他们,爱护他们,保卫他们。
    当然也有极少的老干部蜕化变质了,我们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必须批深批透,文斗中绝不留情,把他们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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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臭、斗垮,肃清他们的影响使其错误思想永世不得翻身。同时给以岀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但是绝大多数老干部他们是经过战火考验的,经过各种千难万苦的考验的,经过鲜血和头颅考验的,我们信得过,完全信得过!也许他们犯了这种或那种的错误,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我们千万要提防敌人利用我们的老干部存在的一些缺点或错误加以歪曲扩大,甚至无事生非,阴谋搞掉我们革命老前辈,搞掉我们的革命教师,破口大骂,任意侮辱,无情毒打我们的老干部,他们的"爱憎"的确很分明,他们的确是"敢″字当头,"敢"得惊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多么恶毒的阴谋啊当然我们不允许用任何借口(那怕是有些错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忘记阶级敌人时刻想搞阶级报复。
    我们呼吁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啊!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啊过去可能我们受了蒙蔽,做了些错事,说了些错话。但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毛主席说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述有什么错误不抛弃吗?"为了革命我们不慎犯了错误,为了革命我们更应该坚决、彻底、痛快地改正错误,这也是革命左派的特点之一,这才是好同志,我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们呼吁一切革命者不再参与搜查国家机关和无充分理由而毒打老干部的事
    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高呼: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革命的警惕性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处办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原载《首都红卫兵》196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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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铁道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陶鲁笳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职工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今天的大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是以诚恳的态度来听取同志们,同学们对工作组,工交政治部和我本人的批评的。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战胜谁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八月八日,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即得到广大群众,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这个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的公布使广大群众,广大师生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中共中央这一决定,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也是检查我们前一阶段运动的重大标准。现在我们与大家一起学习,认真贯彻这个决定,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方向,路线的错误,提高我们的认识,这点我觉得在当前说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点使我们认识到,什麽是正确路线什麽是错误路线。前段运动,我们工交部有四十四所髙等院校,根据屮央决定检査,除一两所以外,其余都程度不同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发生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即使一两所没有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作组也犯了包办代替,压制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够等错误。这也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走工作组,是十分英明的。工交部各高等院校在文化革命中,普遍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大家知道,铁道学院也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我有直接责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得很,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势。广大革命师生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这使黑帮分子、反革命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魂不附体。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但是过去一段运动,在大好形势下也有阻力。这个阻力来自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一段工作证明,工作组成了运动的绊脚石。这个情况,工作组制造了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的手脚。所以在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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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形势下。在大好的主流中,也有这么一股逆流,这么一股阻力。刚才几位同学说得很正确。说得好。拿铁道学院来说,同学们说的“六·廿”运动事件,叫“六·廿”运动更好些。要恢复“六·十”的出色形势。“六·廿”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六·”以前革命师生和工作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一方面,像刚才那位同学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的彻底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工作组怕这怕那,用许多框框来束缚群众手脚,六·廿运动就是这样出来的
    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六·廿运动,我们说是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绝对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样叫颠倒黑白。六·廿运动是什麽运动呢?就是批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我说批评得有理,反对得有理,赶得有理。革命师生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敢想,敢说,敢干。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天不怕,地不怕,毫无畏惧,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你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资格多老,地位多高,群众有权反对你,有权赶走你。刚才同学说了,六·廿就是这种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今後贯彻中共中央决定,还要靠这样的造反精神。没有这样的革命精神,这个运动是搞不彻底的。那末在六·廿这样一个铁道学院的好得很的形势下,我们采取什麽态度呢?有好几个同学批评了我,这完全正确。我没有经过调査,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第二天就来学院讲话。我和一些同学座谈了,我说过,来的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有什麽理由第二天非来不可呢?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乱,来,无非就是怕乱嘛!所以,在这个形势面前,我们真正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彻底革命的,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和群众站在一道,至少也要像对我批评的那样,先进行调査研究嘛!不进行调査研究,偏听偏信,像同学批评的那样,只听一面之词。一夜功夫……第二天……革命师生在一起,深入革命师生里……这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原抄录者注:大字报撕破)。为什麽匆匆忙忙地来了呢?告诉
    同学们,听说是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当时没有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很多同学说,很不满意这种说法,即使是占领了电台、电话总机,又有什麽了不起呢?我今天看了李乾红的六·二二声明,看看他的精神,一句话,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声明中有一条,支持广播电台同志的革命行动。同学们要广播自己的东西,工作组不让,他就要革命,要干,干的有理嘛!这里反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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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不是信任群众。毛主席一贯教导,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没有这样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六·廿是铁道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的首创精神。我讲话尽管也讲了支持革命群众的话,也讲了三个好得很,刚才有同学批评我白说了。因为那末一来,讲话的基本调子是要压服同学们,说工作组是革命派,为工作组辩护,要把轰轰烈烈的局面纳入我主观想像的工作组领导下的有次序的革命。是撑了工作组的腰,给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也讲了工作组的五个缺点,与现在中央的精神来比较,叫做假批评,真支持,完全不是中央决定的精神。为什麽强调是工交系统派来的呢?强调这点,无非是用上方宝剑来压制群众,这就无怪乎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的讲话是一篇错误的讲话,对工作组後来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有直接的关系,同学们说定了调子,是定了调子的。我们实际上也想了,为什麽要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当时刚才有的同学也讲了,最根本的一条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来检査。毛主席教导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信任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我在六月廿一日的讲话是违反这一教导。为什麽说它是在灵魂深处呢?因为我在口头上讲了,但在灵魂深处和口头上不一致。我们没有深入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对于广大群众的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风格,对在运动中每时每刻的新事物,新创造缺乏感性知识……我们的感情缺乏无产阶级的感情,对广大群众没有感情,相反,对工作组倒挺冇感情。对工作组偏听偏信,相信工作组胜于相信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阶级大变动,缺乏深刻的阶级分析。在这样阶级大变动的新形势下,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用脑子中的旧思想,旧框框看待这样的新事物。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记得六月廿一日的讲话里,建议建立各级文革委员会,在目前的情况下,院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要由工作组派一人兼任,这是完全不相信群众的。为什麽要派工作组兼任呢?就是不相信群众起来闹革命
    第二,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尽管我们嘴上对别人说,不要怕乱,到自己身上就怕起来了,群众真正起来了,又怕了,这叫叶公好龙嘛!六·廿运动就像同志们所讲的,脑子里怕乱,现在怕乱是什麽东西呢?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实质是怕群众,怕革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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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民主。有怕乱的思想,必然反对敢想,敢说,敢闯的革命群众。他们起来,大胆行动,常常在我们所谓老革命新问题的…发生许多顾虑。对运动中的带头人总要找些缺点,错误,不是先看大方向,总是先找岔子,找毛病,这是完全违反中央决定的。决定里讲了嘛,在这样大的革命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我们(包括工作组和我们在内)这点是工作组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找带头人的岔子和毛病,甚至搞些不确切的材料,夸大缺点,错误,把他们和坏人混淆,这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违反了不整群众的原则。二十三条规定了不整群众。不整群众,就是把学校分为除了当权派,就是群众。当权派里再一分为二,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铁道学院说,李、王两位同学虽然是学生会主席,就不是当权派,对他们根本不应怀疑,即使是群众中真正的右派,也要到运动後期酌情处理。因此把问题夸大,甚至怀疑他们与黑帮有联系,势必把运动方向弄错,而且把好人当做坏人搞。这是很严重的,不把矛盾指向黑帮,而是指向群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黑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待。今天听到了在所谓
    六·廿事件中遭到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同学的发言。我听了这些材料,我心中感到沉痛。为什麽把敢想,敢说,敢千,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一他们一片热心,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想一想如果扣在自己头上,精神痛苦该有多大?当然影响不只一部分遭到围攻,打击的同学。它的影响是群众斗群众,同学斗同学,造成革命群众分裂,这是很严重的後果。这个恶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沉痛的教训要深刻记取。所以我要在这里向遭受打击,围攻,甚至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所以,同学们,同志们,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你们还说我们是老革命,我们心理十分不安。老革命比起同学们,同志们,我们是大大落後了。我们真诚地向毫无畏惧的,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青年一代学习。当然,最根本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学的好,我们学的不如你们,大大没有同学学的好,也用的不好,千条万条根本一条就在这点。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没挂帅,是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问题。稍离开点毛泽东思想就要犯大错误。工作组要负责接责任,上级要负责,工交口,特别是我个人要负责。今天传达了吴德同志昨天的讲话,新市委也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首先上级要负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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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组也要负它的责任,各有各的账。我们上面要承担责任,不能都推到工作组。这个错不单是铁道学院,是相当普遍的,这是责任问题。必须指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党,团员,他们没有责任(上面一句重复了一遍)我要重复一遍,责任在上边,在工作组。怎麽能在他们呢?他们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工作的嘛!这一点要讲清楚,这是有利於革命师生内部团结的讲法,加强团结。现在由于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而产生的恶果,就是革命师生员工内部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对工作组错误的看法,对前一段的错误,争论不休,争论得很激烈,很凶。这种情况不只铁道学院一个,其它学院也是如此,这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恶果。人民内部这样争论不休,不利於我们进行一斗,二批,三改。
    工作组郭鲁作了初步检査,有的很满意,有的很不满意,两个都是很。看到这隔阂,隔阂比较深,比较尖锐。我对工作组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对工作组有决定,要撤离。同学们可以揭发批判,揭够,批够,需要再来检讨还可以回来检讨,市委决定中讲过,但是两种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对立。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有的同学说,这样辩论要辩论多久呀!什麼时候才能斗,二批,三改呀!我觉得这个意见有道理。但是既然有不同意见,还要辫论,但有了中央决定可以加速我们统一认识。我看两种不同意见,按中央决定精神,认识有了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比方说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同学,今天也揭发批判了工作组的不少错误。有的同学说:可以不可以说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你们同意不同意?(有人说同意,有人说不同意)不能这么说,恐怕不能这么说,这两句话怎麽能放在一起呢?这两句话不能放在一起。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怎麽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错误不是主要的,为什麽要撤销工作组呢?这是我的意见。(掌声)大家都鼓掌,好像都表示同意,不赞成的也可以辩论嘛!
    我上次犯了定调子的错误,这次我表示不再犯这个错误。工作组集中整训,就是为了按中央精神总结前阶段工作,揭发批判前阶段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现在工作组内外夹攻,上下夹攻,这样经过一段斗争,我们的认识就提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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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是件坏事,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条件是首先要充分揭发批判这个错误,认识错误,承认错误,然後采取措施,坚决改正错误。一句话,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由坏事变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对工作组批判揭发,对方向性的错误,路线性的错误作斗争,就是为了使坏事变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犯了错误也不要怕,要彻底唯物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把坏事变成好事
    其次,关于工作组还要说一点。周总理在清华一次辩论会上说,工作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好心肠没有办好事情,这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现在不要他们背包袱了,要诚恳地向同学们检讨。这一条是符合铁道学院的情况,即工作组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好心肠没办好事,但工作组的错误主要由郭鲁同志负责。郭鲁同志刚才讲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的文件是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给我们提出了光荣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现在我和大家一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决定,要像社论里提出的,学习它,精通它,运用它。主要是学习它,统一认识。刚才讲的师生有对立有隔阂,要消除。以中共中央文件为武器、为准绳来统一认识。按决定精神,大家学会决定中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相信革命师生,采取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一定能够做到。就是要按照中央精神,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什麽叫枝节问题?例如在辩论工作组,要澄清许多事实,我有很多问题无法讲,因为我没带录音机,句两句常有出入,不要在具体情节上花过多的时间。要抓大方向,要抓事物的态度问题。至於某些具体情况会有出入,我们一定要在大问题上一致起来。当然百分之百的统一也不可能,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有这一条就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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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革命第一要有革命的武器,第二要有组织。决定中讲,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机构。按中央精神,重新改选文化革命小组。原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立的。选举是个很大的事情,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放在什麽时间,我看放在消除隔阂以后再选比较好。隔阂大,就很难产生。据别的学校的经验,要花很长的时间,一个班一个星期产生不出来。我不是定调子,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根据中央决定,搞好运动的关键在于信仼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生产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在上面讲的再也不能犯前一阶段的错误,就要相信群众,否则就会犯错误。将来革委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群众学生,先生的问题。当领导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当学生和先生的问题。要坚决依靠革命左派,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关键就在这里。
    我坚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会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同时学习和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字报撕落)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会进一步团结起来,冲破重重障碍,发挥革命造反精神,恢复六·廿精神。在前面的发言中,有的同学说六·廿以后冷冷清清,班与班,系与系不串联,没有那样蓬蓬勃勃,这是前段错误路线的恶果。现在,我们要发扬六·廿革命精神,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矿业学院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
    矿院红卫兵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他们说你们给煤炭部的大字报,把煤炭部变成了大报纸。(大家笑)是一个大标语。全世界非常注意矿院红卫兵的斗争。(鼓掌)我们斗争搞得很好,要总结经验,把这个仗打得更漂亮。希望红卫兵有什么意见将来可以提出来。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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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很多了,我刚才收到了几封信,有的是红色游击队给我的。我说的对不对,大家来讨论,对的你们就听,不对的你们就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嘛我今天准备讲几个问题:、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问题
    四、怎样巩固我们的队伍
    五、怎样和工农兵相结合。
    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我归纳了一下是这样,时间不一定够,谈到哪里算哪里第一个问题江青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讲了我们目前形势是大好的。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小撮人说是搞糟了,我们就说现在形势大好。在一年以前的时候,刚提出《海瑞罢官》的时候是冷冷清清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对上海岀的小册子就不让在北京卖,只是批判吴晗。现在不仅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的黑线被揪出来了,而且把我们因家中从解放以来一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也都挖岀来了。所以苏修美帝他们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世界上的第一件大事情。他们非常害怕这件事情。他们原来希望我们国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变,看来,毛主席这一代和平演变是不行了,但是我们这一代比那一代更厉害。他们非常惊慌,非常恐惧。他们天天骂我们,他们骂我们,我们才感到舒服呢!这说明我们做对了。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敌人疯狂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明我们做对啦!这是形势。
    从煤炭部来说,长期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对煤炭部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还有很多批评,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家答:不知道)毛主席说过:煤炭部做官当老爷,还不如改成煤炭科算了。这是对煤炭部的批评特别是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毛主席多次批评了煤炭部煤炭战线上广大职工做岀了很大的成绩,给我们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而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干好事。煤炭部张冧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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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口号)但要打倒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继续炮轰,狠狠地打击!(鼓掌)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煤炭学院怎么搞法?你们搞得很好,大家都提岀要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有一个红卫兵战士来信,对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有一个批评,抓两条路线的斗争抓得不紧,提了意见。不管他是哪一派的,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就要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我们国家从解放以来,一直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一直在斗争。这两条道路反映在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党内有一批人,一小撮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以来这一小撮人整天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内大多数革命的同志,坚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直在斗争的。十月革命解决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问题,十月革命开辟了这个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十月革命没有真正的解决。怎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无产阶级胜的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国家胜利的问题,都是十月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十月革命解决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至于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怎样保好江山,十月革命并没有解决。所以,十月革命的故乡,就发生了修正主义,发生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的事,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说明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怎样保持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国家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榜样。就是在个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怎样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怎样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这一次在学校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抓住这个纲。其它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一些做法上有些不同,这个红卫兵里,这个班里,这个派里的同志和那一派的同志,只是有些做法上的问题,不是什么很大的原则分歧,就不要再纠缠不休。要用最主要的精力去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世界命运的问题,要紧紧抓住这个纲。昨天,江青同志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红卫兵战士要很好地学习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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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下在我们学校怎么抓两条路线斗争的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从解放以来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革命同志都清楚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需要很好地认识清楚。
    他们提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方针,这是修正主义的方针,“三和少”就是跟帝国主义和跟修正主义和跟反对派,资产阶级右派国家和,少去帮助那些革命的国家。“三自一包”就是南斯拉夫的白负盈亏嘛!就是企业不要搞社会主义,对搞社会主义经济没有信心。上一次我在二机部对他们说:如果那时候不是毛主席掌舵,而是他们掌舵,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那社会主义企业很快就会解散了。就在那个时候,哪能还有社会主义!我们有伟大的舵手,有个掌舵的,(才使)我们的国家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如果他们掌了舵,农村里很快就会分化,那个时候已经分化了。分化的很大,产生了新地主。如果继续下去,就要产生新的资木家。上海已经出现了许多地下工厂。我们这些年就是在大风大浪里过来的。有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掌舵,我们全靠这一点。我这样说,可能有些人反对,他不了解这一点,就象我们坐在船上安安稳稳、安安静静地睡觉。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绕过了许多暗礁,经过很多斗争,绕过很多危险可以看岀舵手的重要性,统帅掌握国家命运,领袖是很重要的。什么人接班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谁来接班呢?我们现在高兴了,我们党中央选出了林彪同志,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来接班。(热烈鼓掌)我们国家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掌舵。林彪同志作我们的副统帅,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有保证。而由那些人掌舵是不行的,他们整天想怎么和苏修和平共处,不要搞紧张了,说什么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和苏联的关系搞坏了你们孤立了,帝国主义反对你们了,进不了联合国。他们害怕得不得了,要对敌人投降。农村也不行了,还是包产到户吧!把地分给农民吧!还让吴晗,翦伯赞做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准备。我们国家如果还是这些人掌舵的话,他们就要变成新贵族,你们其中有人还可能变成背叛自己阶级的新贵族,而广大工人、农民还要做牛做马,我们国家就变成苏联了!向帝国主义妥协了,不支持越南了,和苏修妥协了,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要重新做牛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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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国家命运,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命运。我们每个人要关心这件事情,把自己投入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我们经过学校的斗争,就能认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有重大的意义。要立足矿院,放眼世界。(鼓掌)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命运。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还剩下阿尔巴尼亚,那么全世界历史要走曲折的道路,要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什么外国人关心你们的斗争?关心煤炭部的大字报?他们要关心,就是关心到世界革命了。因为他们感到这个斗争同他们有关系。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不是一点事都不懂的,他们还有点阶级敏感性。我们有阶级敏感性,他们就没有吗?他们嗅到气味不对,希望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破灭了,所以他们要骂呀!我们要把主要斗争矛头,主要斗争方向对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矿院的、煤炭部的,甚至以煤炭部更高的,要狠狠地斗。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要发给全体红卫兵战士学习。那里把刘、邓路线,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来了,就是要抓住这条斗争的纲,抓住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个纲,他们是最大的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很激烈,你们矿院就是一个典型。从你们矿院双方矛盾的斗争来解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形,把矿院的斗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认识,这样我们就会把斗争提高,把斗争的纲抓住
    至于矿院的一些小丑,斗争他们,批判他们,用不着化很大精力,用不着老跟着他们纠缠。他们只不过是小走卒,你们几千人和几个小卒纠缠没有多大意思。要抓住大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纲,通过斗争小走卒来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有同学说要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材料,我们说材料都在你们这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五十多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围剿革命派,你们最清楚。那是他们的路线贯彻下来的。如果你们到北京市每个学校去一下,什么自杀、围攻、斗争、残酷斗争,把那些材料集中起来,汇合起来,那是惊心动魄的
    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有一个同志卧轨了,他写了遗书,是很好的血书,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情?他卧轨没有死,压断了一条腿,现在还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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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你们看看王光美,她是凶神恶煞,他批示工作组长作报告,她光写厉害话,简直是凶神恶煞!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有的人给我贴大标语,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看给她贴大标语,她是什么东西?那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啊!电影出来后,她很得意,很欣赏,飘飘然,自以为得意,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我建议你们看看这部电影。她个人坐在屋子里边戴着项链,穿什么衣服,她是哪个阶级的?(同学回答:资产阶级的)还有同苏加诺唯唯诺诺,简直给祖国丢脸!我们国家要这个样子?这样子还不变质?早就变质啦!他们怎么能够允许革命师生有革命性!你们不是很会写文章吗?谁写了给我。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对他们一小撮人,我们要藐视他,只要群众起来,有毛主席领导,那么我们什么阻力也可以冲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因为他们还有一小撮小兵,所以我们如何进行斗争还要很好地研究,虽然他们是一小撮,但毕竟还是那么一小撮秋后算账是从你们院传岀来的。(同学们说: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你们很了解,我就不说了。(同学们:不了解)王任重原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事中央文革不知道,是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揭发的。你们可以揭发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起义的叛徒”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我们是叛徒,我们
    就是要叛变他们(指王任重),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徒。秋后算账你们怕不怕?(同学们:不怕)账是要算的,我们现在就算!武汉革命师生给我寄来很多王任重的大字报,这就是算账!我看写得很好。他们把我们看成“游鱼”,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他们作威作福。但是,他们一定要破灭,要失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秋后算账不是反攻倒算吗?资产阶级把账本藏在地下、天花板上,很多地方。那一小撮人算什么,我们不怕!你们不怕吧?(同学们:不怕!)
    怎样团结大多数?我们团结大多数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靠的这个思想,把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把国民党打垮了,把地主打垮了。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靠团结大多数。矿院同学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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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多数团结起来了,但是有缺点。要真正地掌握、理解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的方针,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一撮顽固的势力
    哈尔滨师范学院,他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怎样团结大多数的呢?这个学院原来的革命派有三百多人,现在发展到二千五百人;多数派原来三千多,现在是四多。革命派不仅在人数上,而且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了阵地。开始他们争材料很厉害。他们学习毛著后,组织大家学习,提高了认识。这些材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搞的,不能怪同学,要揪上不揪下,不要死材料,要活材料。光要材料不要思想就不能触及灵魂。后来采取了争取的办法,保守派非常感动,自动地把材料交了出来,当众烧毁。对于受蒙蔽的同志再采取教育的方法。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著,做政治工作,开个欢迎会,个别谈心,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劈拍劈拍的暴雨不好,造成两方面的对立效果不好,后来改变了方法,用毛主席的方法找他们谈心。有的同学找他个别谈心的时候,被赶出去,不谈话,没有办法,所以再三去,非常诚恳。他们两个晚上不睡觉,看材料,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地谈,结果使受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学非常感动,使他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源实质。说:“你们先造反,我们后造反。”这边说“革命不分先后。”后造反的同学说:“我死也跟你们,跟定啦!”也有些同学退出了保守派的组织,他们就开小欢迎会、大欢迎会,读语录,对他们进行教育谈心。革命派确实做了许多工作。
    有个外地同学在串联来京时,一路上受了很多教育。到天津时,他写了声明,要退出保守派的组织,要革命,要造反,造反以后再见毛主席。(注:一路上他感到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确实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不起毛主席。)有的同学退出首都红卫兵以后感到有压力,他们那一派说他是“叛徒”,你们起义是“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他们的压力很不好受,你们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告诉退出来的人,不要怕他们说你们是起义,要顶得住,要坚定就永远坚定,造反是造定了。你骂我多厉害,我也要革命,你骂我“狗崽子”我们也要革命,是不是狗崽子要经过实践来看。同学们说,我们向毛泽东思想、向真理投降,感到无限光荣、无比自豪。过去受蒙蔽,现在站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就是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的是习惯势力的影响,那就要帮助他们,而不要提得很高去批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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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时有人对我说,要我不要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因我院“首红”一小撮人把戚本禹“一一·一二”的讲话叫大毒草)要硬一些。我的话硬不硬?(同学要起来)我从来也不承认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对红色游击队(保守派)提一点,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可以争取。你们在一些个别做法上是有缺点,要克服缺点把工作做好。他们不是不敢回来吗?我看还要求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我相信你们会有这样大的政治气魄的。(这时戚本禹和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条标准,接着回答了几个条子。)煤炭部其他副部长的好坏,由你们自己决定。张霖之是不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你们自己决定。
    四、怎样巩固自己的队伍?刚才还漏一点,就是抓人的问题,你们抓了三个人是吗?我想,除了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对那些反对戚本禹的不要抓,你们抓了没有?(同学:没有!)你们做得很好,没有抓戚本禹可以炮轰,戚本禹是不怕炮轰的。(掌声)不要给这些人扣上“反革命这是我要说的。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也不要抓,这是陈伯达、江青同志要我代他们说的。但我个人的看法,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要批判(大家叫喊:抓!)你们要按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不客气。不要抓得太多,要抓少量的最坏的。不那么坏的,要放在学校里作反面教材。受群众监督,你们考虑一下,但是不要私设刑堂,拘留所。中共北京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批转的,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个“通告”是针对保皇派发的,对革命的同学也是有约東作用的。搞秘密组织进行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活动的要抓,要坚决镇压。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不是睡大觉的,吃干饭的。李洪山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抓。(大家呼口号: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好得很!)我的讲话还有缺点错误,不会好得很。总理也批评过我几次,但是
    二”的讲话,还没听过批评。(掌声)(按:“首红”一小撮造谣
    家们说总理批评过戚本禹同志“
    二”的讲话,戚本禹在这里这么讲是有
    针对性的。)反对戚本禹,不能说是反革命。不要抓!
    现在,红卫兵发展中遇到了问题。毛主席在建军中遇到的问题,红卫兵遇到了。毛主席说,军队是为政治服务的。解放军是突出政治,我们红卫兵应该怎么办?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拥护刘、邓路线?遇到许多问题,如反对极端民主化,强组织性、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遇到了。我们要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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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学习,提高我们红卫兵—毛主席的战士的水平、战斗水平,我们的队伍就能巩固壮大。特别要说一下,左派队伍常闹纠纷的问题。左派的队伍要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否则就不能继续做左派。左派必须在革命中不断前进,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团结,否则左派就要有变化。现在左派的矛盾无非就是几种,一种是原则分歧,对这种分歧不应该合稀泥,不应合二而一。应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争论清楚;第二种是方法、做法上的分歧,可以通过互相间的研究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时,要求同存异。这些意见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搞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第三种是思想作风上的一些分歧。由于这个,你个人主义,他狭隘,就闹起来了,这种矛盾很多。这要经过学习“老三篇”,学习毛著来解决。左派要在斗争中不断前进,要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否则,如果左派队伍不团结的话,斗争就不能胜利。特别是领导核心,一定要保持密切、牢固的团结。当然我是说在一定基础上,在路线一致,即在毛主席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如果哪个成员不适合,可以改选,但要经常保持领导核心。如果没有领导核心,我们就没有办法作战。只要这个领导核心,他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他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每个成员就都要拥护他、支持他,不要拆台。这对斗争很重要。如果你们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团结的队伍,就要打败仗。
    五、怎样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你们有些人要下厂、下乡搞革命串联,怎样和工农结合,和群众结合呢?你们要安排一下,如果都走了,都去了,路线斗争谁来搞?下乡、下厂也要搞路线斗争,也要抓这个纲。而毕竟我们还是矿院的,煤炭部也要有人。所以要安排一下
    领导核心中,不要所有的人都下去,要分期分批地下去。这个月谁去,下个月谁回来。有纪律性的问题,不要极端民主化,我愿意来就来,我愿意走就走。既然参加一个组织,就要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对立统一的),什么时候串联,什么时候回来等等都要经总部同意。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例如解放军,也这样愿意走就走,愿意来就来,那还能打仗?现在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红卫兵也有人各自为政,老子愿意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活动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溜。我们班、排、连,小队有队长,战士要服从班长,组长的。当然我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如果有不同观点感到这个队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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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可以退出。而这个队伍执行的是毛主席路线,你不服从它,大家各一摊,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至少这支队伍不是坚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下乡、下厂有些人有热情,要安排安排,都下去以后,学校的斗批改、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人搞了。下厂可能和工人有冲突,有些正确的冲突,和保守派的斗争。也有的是不必要的冲突。和工人中思想保守的人,也会有斗争,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红卫兵下去,应该怎样和工人结合?刚才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机械学院等十三个院校的四百多人到第机床厂去劳动,在工人中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经验很好。他们拣重活干,与工人劳动服从命令听指挥,尊重老工人,在业余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访贫问苦,做好事,女同志甚至帮助工人家属带小孩,洗尿布,见活就干,很快就和职工打成一片。有些职工起先反对他们,后来说“你们不愧是好样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名不虚传。”很受感动。他们在帮助工人学习毛著时,工人很高兴地说:“你们这样一说,我心窍大开,毛著说到我心坎上了。”他们放掉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当小学徒,很主动。如果你先当老师就很被动。你当小学徒,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工作方法,你要当老师,就打败仗。我也在工厂做过学徒,一进去机器一转,我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你要摆架子,还能行吗?他们每天上班都提前擦机器。工人说,毛主席的红卫兵,名不虚传,评价很高。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很注意进行斗争的方法,他们访问了个受压制、受迫害最大的一个工人李加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整理出这份材料,做为活教材进行教育。那里有捍卫团,他们就把材料给捍卫团看,给他们念讲,原来有些受保守派蒙蔽的,通过这些教育以后,感到自己打错了自己的阶级弟兄,痛哭流涕,于是捍卫团发生了大分化,很多人参加了革命派。这样的下乡、下厂,我感到很好。我希望下乡、下厂的同志,都要以“红旗”大队的这些同志为师,学习他们的榜样,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跟工人打成一片,做工人的小学生,在农村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起促进作用,起先锋作用
    北京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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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谷牧接见工交联络站和北京化工学院部分师生谈话纪要
    谷:你们的闯劲大,原来说来两个人。现在来了这么多。(同学笑了)女同学这么多
    同学:是的。
    谷:女同志造反造得更好嘛!你们都是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的造反队”的
    同学:是。还有工交联络站的同志谷:你们造什么反?
    同学:我们造薄一波、陶鲁笳的反,造工交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谷:那你们的权力比我和余秋里都大
    同学:我们工交系统联络站不仅搞计委口负责的几个部,而且搞建委口负责的几个部。
    谷:你们和第三司令部有联系吗
    同学:我们工交系统造反联络站是第三司令部的,象地院“东方红”、林院“东方红”、轻工“红鹰”等等。我们“按十六条革命的造反队”也是联络站的,我们哪个司令部也不是,是独立兵团,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最高司令。谷:你们和第三司令部有矛盾吗?
    同学:我们在造刘、邓、彭、薄等反党分子的反上是一致的。在造工交口,造薄波、陶鲁笳的反上我们是联合作战的,在大方向上我们是一致的。谷:你们是在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时候联合起来的吗?同学:是的。
    谷:收到你们的信说见不到徐今强?同学:只见到他的秘书了,说徐部长很忙
    谷:我保证你们见到徐今强一次,好不好?(同学:那太好了!)
    同学:最近《红旗》杂志发表了十五期社论,如何理解社论的精神?革命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大批的人去工厂,应如何对待?
    谷:学生搞革命,总是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总的精神是欢迎学生下工厂。开始时大批下厂了,以后要具体安排,逐步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我的观点是先下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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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厂、大厂。重点厂、大厂是国家的骨千,要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学生的力量要发挥。你们是什么学校就去什么工厂吗?同学:是的,打算这样做
    谷:这个办法也好,有利于揭发部里的问题(赵同志插话:可以由部统一安排下厂
    同学:部里不给开介绍信。另外,本地学生不能都到本地的工厂去,那么路费怎么解决?
    谷:路费问题要上报总理硏究。
    同学:在外地串联还没有回来的,是否可以不回来就地下厂?谷:这个问题要研究。
    同学:我们发现纺织部、地质部、林业部有私自烧黑材料的情况,这是不是反革命行为?
    谷:关于私自烧黑材料的问题,我已通知各部停止烧,没有协商好的,就不能烧,否则是错误的。同学:这只是错误吗
    谷:你们给上纲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象薄一波烧材料,销毁罪证,这是明明白白的反革命行为。具体到部里的问题,是没有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是抵制中央指示。
    同学:说他们这样做,是抵制中央指示,我们认为是说轻了。
    谷:你们的意思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反革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过,犯了路线错误,一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同学:矛盾也可以转化嘛,总是抵制中央指示不改正错误,就会转化成敌我矛盾。谷:他们再不改,矛盾就会转化。
    同学:中央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工人成立了革命组织就会有人脱产,如何对待?脱产的人数是不是有个比例?还有,有关保密厂的问题怎么办?学保密专业的能不能进保密厂?
    谷:“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我们研究过,现在先搞起来,没有经验,
    十条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进去,工厂中这么多造反组织,一个脱产的也没有,不可能。按十条规定,不提倡脱产,要在业余时间干革命。基层干部要做到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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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下,最好半天生产,半天脱产,不能形成管理阶层,不能一脱产就在上面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中,脱产的要少些才好,脱产的要尽量少,脱产越多的越没有发言权。南昌有几天除了水电厂外,都停工了,有的工厂也临时停工,这不好。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关于保密厂的问题,有的地方木身就是保密的,是有关战备的,这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这样的地方同学们就不要去。学保密专业的是否可以到保密厂去,以后可以考虑,中央要作指示的。有些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把情况讲清楚了,同学是可以不去的。
    谷问王:你是代表工交造反联络站来的,还是代表造反队来的?
    王答:我主要是代表工交造反联络站来的,顺便把我院的一些问题反映一下。我们工交联络站重新改组了,我们要重新宣言。现在,发起的单位、其它院校和各部共十个单位,我们要求谷牧同志和余秋里同志承认这个联络站。谷:昨天经委不是承认你们了吗?
    同学:他们是口头承认的,实际上百般刁难。我们要揪薄一波、陶鲁笳,他们也不给材料,薄一波的反党罪行为什么不能示众?他们不搞,我们自己汇编材料中央积极支持我们。就是中间那些人物,怕这怕那,就是怕丢乌纱帽
    谷:我承认你们的联络站,凡是你们革命造反的要求,我们都积极支持,必要的物质,我们一定给你们。关于薄一波的材料问题,薄一波批的文件,薄一波与陶鲁笳在各地的演讲稿可以给你们。只要有利于揭发薄一波的问题,又不违反中央的保密规定就行。这点我们是一致的。在工交口不把薄一波的问题搞深、搞透,毛泽东思想的根就不能扎深、扎牢。以前我们想先批刘、邓,然后再批薄、陶,这是框框,看来群众不等我们了。薄一波是与刘、邓联系在一起的。工业七十条、托拉斯就是他们搞的。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同学:是不是我们也派一两个人一起去查一下材料?谷:我们一定派人去查,请你们相信我
    同学:经委给中央汇报的材料,能不能要回来?
    谷:这要与余秋里商量,不能定,工交党委会记录、给中央的报告要与中央商量,要由中央保密库处理,可以给的,就把底稿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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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现在经委关门搞斗批改。陶鲁笳第二次检査,票都不给我们,我们冲进去造了反,他们才给。以后开批判会,要叫我们参加。
    另外,我们要把薄一波揪回来,彭真都从被窝里给拖岀来斗了,薄一波为什么不能斗?我们不能让他去休养了!薄、邓等人的儿子在搞鬼,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对准林副主席,他们是有后台的,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与斗批改联系起来。我们要求中央三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否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请你请示中央
    谷:这个问题报告中央了,三天之内,从今天算起,好不好?
    你们现在很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有框框,一下子去掉还不睿易。我愿与你们保持密切联系。工交口是我和余秋里分管的,我支持你们,余秋里也支持,我们是一致的。以后你们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以前接见得很少,今后要改正。这要向总理、江青同志学习。我们是上压下挤。同学:你们应当自觉革命。谷: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同学:陶鲁笳怕群众就怕得要死
    谷:我们不怕群众,心中没有鬼,就不怕嘛。我们怕你们干什么?还得靠你们反映情况呢
    同学:你们要是坚决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就听;你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造你的反。谷:欢迎你们造反。
    北京医学院
    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陶铸同志在国务院接见了北医“八·一八”红卫兵,“工农兵”红卫兵,“长征”红卫兵和医大“红旗”公社的六位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当日午夜以后,陶铸同志的秘书在国务院的西门外向北医,医大等在场同学传达了陶铸同志的讲话要点。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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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今晚我刚从外边回来,听到你们要求接见,现在六位代表接见了。昨天找了孙正(国务院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张孟旭(文教办公室主任)听他们汇报了情况,委托他们向同学们谈话。今早以为大家走了,晚上回来才知道没走,大家等了两天两夜。(张同志解释道:陶副总理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并且这里还有很多女同学,现在他让大家回去
    (二)要求见面的问题准备在十二日以前,卫生部门召开了一个会议,钱信忠、张凯同志准备作检查,陶铸同志到场,你们大家都参加,今天到这里的同志全体参加,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三)关于罢官的问题,同志们完全有权利提,我完全有责任听,并向中央反映,最後由中央决定。中央九月廿七日已经决定撤钱信忠卫生部党委书记的职务。现在由孙正同志担任新的党委书记。党委改组的问题同志们完全可以提,卫生部党委要不要改组,如何改组,中央要进一步考虑。今後整个卫生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主要由孙正同志负责。凡是同学们所有的革命行动,孙正要坚决支持,孙正如果不革命,大家可以造他的反
    (四)关于向卫生部要材料的问题。
    (1)陶铸认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2)十一月三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3)方向问题,比如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4)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的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5)要求总理接见的问题,全国只有一个总理,总理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们应该爱护总理,大家不要见总理了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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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针对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员谷喜春的问题,随便谈了一下。〗戚本禹:我听说你们要抓一个人,我很关心,来听听。同学:谷喜春该抓不该抓?
    戚本禹:你们先不要抓他,可以斗斗他,斗他主要是把同学的认识提高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水平上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狗腿子。小狗腿子很多,这种人为了批判他搞大会,不值得。批判他是为了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
    王力:批判他们是为了肃清影响,团结同志。经过批判,如果他们悔改了,我们欢迎。我们要争取中问派,团结大多数。你们要提高斗争水平、斗争艺术,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思想,看到整个斗争的全局,不要扭在这个小家伙上。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巩固,不要光靠大会。现在已开过几次大会,很有政治气氛了,下面需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斗争要分析,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有利于争取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对戚本禹)同学:他三次挑动外校同学打人
    戚:打人的要有确凿证据,看他是不是策划,有确凿证据的可以抓
    同学:有人反对十六条抓不抓?说“十六条片面,依靠左派不对,应该依靠红五类,如果我有能耐,给毛主席贴大字报。”
    王力:赞成刘、邓路线的人是不会赞成十六条的。(戚:不是片面,是反对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战胜刘、邓路线的产物。可以让他讲,但我们要批判他,要揭发、要斗争。
    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字报当然大部分是革命的,但大字报也有反革命的。戚: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同学:江青同志歉虚)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王力:我们要深入地工作,看他的时代背景,是不是有计划,有政治阴谋,有没有地下组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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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掌握政策界限,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句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同学:中央发出通告后,公安局有三个人来我校,让我们把彭瑞聪黑帮放掉,结果让我们顶了回去。可是有人打群众他们却不管。
    王力:(对戚本禹)是,是有这种情况。中央通告是保护群众的,性质不一样再一个,要经过群众讨论。最好也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同学: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缺点,错误是可以提的,问题是在“
    九”前后
    掀起的这一段小小的逆流,不是这样。(同学很少有革命派提意见的)革命派也有提意见的,九月下旬,在中宣部开会时,你们北医的不也参加了吗?
    北航“红旗”也提了很多意见,批评得很尖锐,都很有用嘛!但不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方式。
    同学:现阶段,如何处理同工农结合和学校内运动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同志们自己安排,学校的如何搞?社会上如何搞?同工人、农民运动如何结合?与工农是一定要结合的,这是一个方向。如果只停留在学校中没有工农,那就没有文化革命的结果,就不会真正地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竞要达到什么目的,学校的教育改革也就不知道改到什么程度。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结合,要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学校的教育制度要改好,若没有工厂、农村的彻底革命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工厂、农村的运动也需要学生参加。
    北京外交学院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陈毅接见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团及红卫兵战士时的讲
    同学们,你们好!
    你们很辛苦,你们今早四点多来到这里,为了见我,你们为了革命,我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坚决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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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很忙,早上下午都开会,七点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一个协定,来已经十一点半了,从四十号(指外交部办公厅)把你们接到这里,确实因为很忙。不是不见你们,明天看报就知道了。
    誓死保卫毛主席,我和你们是一致的,我保卫毛主席保卫了三十八年,我至少不落后于你们,能不能赶上你们,这个很难说,但我愿意赶上。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很多标语,我对这些标语不发表评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认为,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领导我们的党是占绝大多数。我比你们了解的多。我党在毛主席和林彪副统帅领导下,是最巩固的,最安全的,什么人来反对毛主席就一定要惨败的。今天不是别的什么,应该是彻底地消灭修正主义,彻底地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信心。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们没有信心,我也不是没有信心,我们都有这个信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年青人好猜,我也是从年青时期过来的。毛主席掌握的是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毛主席一辈子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把一切敌人和各种反动派都打败了。(这时大家一齐振臂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今天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就来帮助你们解决,我们都是一起搞革命的(听完了学院运动情况介绍以后,陈副总理接着讲)我们支持你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精神。
    (我院同志对郑为之的第二次检查提了十个问题以后,陈副总理又问大家)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一同学提完问题后,陈副总理接着讲)把你们的问题都交给我,等我再调査研究,等中央会议完了以后,再向你们回答。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两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搞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是院长,工作组我也参加派了,但是我没有做院长工作。北京市委派工作组我也参加了。任何错误都不回避,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同样可以参加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我参加路线斗争四十多年了,我也犯过路线错误,我也多次站在正确路线参加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
    问题等调査一下,等中央会议完了以后再回答。有材料一定要退,材料一定要彻底查要给你们,全部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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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要求陈总代表我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联系)我多次给他们提出来,要他们派人到外交学院、外语学院,但是我没有权力命令他们,我可以催他们。周总理三番五次跟我讲,撤工作组以后,不要我插手。北京市委人力不够,我派政治部人员经常和你们联系。不能说不让插手,我就什么也不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陈总站起来讲)
    我很感谢你们在这里等了二十几个小时,你们要发扬这种精神,你们这种精神我很赞扬。苏修、美帝国主义非常害怕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最害怕红卫兵、反对红卫兵,我就坚决支持红卫兵
    国际关系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
    邓小平(简称邓):怎麽谈?本来昨天要谈的,是不是要这样谈!上次你们
    三方面的意见都听了,这次谈话人数多少不一样,八、八、六(三方面意见的参加人数)。有道理,多也有道理,没道理,少也没有道理。主要靠革命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今天主要谈今後怎麽办?革命师生怎样团结起来,自口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撇开院党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一斗
    二批、三改。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现在双方争论最厉害的是院党委的评价问题。有三种意见,恐怕还不止三种意见,大致上是三种意见,各种意见恐怕还有不同。统一了方针以后,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一斗"里面。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斗,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可以放到这里边来。对院系领导进行批判,最后定性质。院党委错误的性质和个人错误的性质,是院党委是黑帮?或者是某些人的错误严重?情况不同,都是斗字。同学之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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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不可以统一起来呢?双方同学不要顶牛,要平心静气,头脑冷静下来,这样定性质客观一些。我想没有人想把黑帮定成不是黑帮,把不是黑帮定成黑帮。我还是用上次的语言,大家不要用“派”字
    第二是过去的那些帽子统统不算数。现在的革委委员只领导一部分人,总要统一起来嘛!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国际关系学院的责任主要放到革命师生身上。总要想办法搞一斗,二批,三改,顶牛顶久了总不好。我们不能说哪种意见对,哪种意见不对。我们还没有发现绝大部分同学想把运动搞坏。大家都赞成十六条,那里有方针,政策,观点,任务,目的,还有方法,争取团结大多数是方法,达到结果。最后还有改字,在斗、批的基础上改。过去有两个框框,一个是旧的资阶级框框,一个是苏联的框框。我们自己有“抗大”。这是仝国性的问题,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大破。今天搞“抗大”,情况和过去有些不同,要劳动,要结合实际。你们这个学校是要学外语,否则就没有工具,这是个原则。怎麽办?可以讨论,总的原则是办抗大式的学校,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抗大式的学校,我们没有办法,靠你们,这是以后的问题。现在第一个字(指斗)大家就顶住了,那怎麽能搞第二个字呢?
    第三个字呢?顶牛顶久了不行。一些问题可以搁下来,不要什麽事只有我才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大家都有犯错误的权利,都要相信这一点。你们犯错误,产生这样或那样错误的权利比我们大得多。两次我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在运动中自己提高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话。是在大革命中提高自己,取得经验,对今後参加革命工作得到益处。现在要把过去那段放一放,团结起来。要在三个字,斗批改三个字的基础上,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过去那些不算数,同学之间的一些问题不算数。看能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师生参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委员,还没弄清性质,不能哪个都一律撤职,先摆在一边。院党委没有领导权,连倾向性也不能有
    李富春(简称李):今後你们的文革受北京(市)大学部文革领导,院党委会为你们服务。至於他是黑帮,个别是黑帮,斗了以后作结论。你们有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三方面都有。有统一纲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里有任务,方针,政策,方法,你们要在运动中学习它,运用它,熟悉它,掌握它。这不是光读几遍就能掌握的。要通过实践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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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纲领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纲领,离开了这个不行。因此,我建议同学们凡是妨碍团结的事不做,咱们要团结大多数,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同学之间要放弃成见,统一思想,统一纲领。我们今天听你们讲已经是第三天了,因此我建议今天不说具体问题。苏采青(政治委员)是不是反革命,以后到批改时再说。批改后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就不是反革命分子。批的有反革命言论,就有反革命言论,批的有反革命行动,就有反革命行动,将来批的时候再争论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提出要对院长定性质刚才小平同志说了,斗了再说。是什麽样的人物?是犯了什麽样的错误?什麽严重错误?是不是黑帮?辩论结果是什麽就是什麽。说是哪一个就是哪一个。现在争论,二顶牛,不利於团结。先斗吧!于苇(院长)也斗吧!斗的结果得出评价。把党委搞清楚,把党委个人也搞凊楚。于苇好不好?甘陵好不好?都要在斗争中搞清楚,不要现在下结论。第二,我看现在学生中没有左,中,右,取消左,中,右,取消“派”,凡是革命的都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律算革命的。如果分了左,中,右,那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里我只讲三点,妨碍团结的只有这三件事
    同学们团结起来,组织国际关系学院筹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院党委根本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受北京大学部文革小组领导。谁也不能指手划脚,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靠你们的力量把革命搞好。我这几点建议供你们考虑过去有错误,院党委要承论错误,你们自己按照党中央八月八日的决定去干。斗,斗一斗,革命委员会就总结一下经验;搞批,批一批,再总结经验,调査一下,搞改,如何使国际关系学院符合抗大的教育方针,符合抗大的作风,要求抗大的作风和抗大的精神和国际关系学院相结合,改造你们的教育,改造你们的学制,改造你们教育方针
    国际关系学院的一斗、二批、三改,靠你们自己。你们天天看院长,有的看了一年,有的看了两年,有的看了三年,院党委是什麽人物,你们自己清楚,有什麽牛鬼蛇神,你们比我们清楚。改,你们有的读一年书,有的三年,你们也比我们清楚。要改嘛!如果大家都是抗大式的,就没有改的任务了。教育仼务,提了一个改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还不是抗大式的许多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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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的。现在学校里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都有,我们不大了解情况,对国际关系学院更不了解,更生疏,如何搞法,只有你们有资格,我和小平同志没有这个资格。你们亲身有体会,亲身受教育,你们自己去搞。清华,北大,师大,资产阶级影响更大,资产阶级权威,教授更多,改更费力。你们才五,六百人,比起来相差远了,他们的任务更艰巨,你们的任务比北大轻。但是国际关系学院是个新学校,过去只有“抗大”,没有国际关系学院。到底国际关系学院有没有抗大作风和抗大精神,你们可以考虑。我建议明天开个会,党委作个检查,然後成立文革委员会,再进行批判斗争。你们三天讲了八,九小时,我讲半小时的权利我只有这点可讲。
    同学:上级领导是否领导我们?李:也领导,受北京市委领导同学:斗某一个党委委员可以吗李:由你们的文革委员会讨论。
    同学:"八·一八"红卫兵在两处成立,搞分裂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党委後面有没有人,还要追。为什麽不让里英璞(人名)来?
    邓小平:前天晚上和大家谈,三部分同学搞到一块,不管多数,少数,再少数,原来的多数也好,少数也好,中间的也好,这个中间不是左,中,右的中。
    八,八,六交换意见,大家也同意了。後来说要加个党委委员里英璞,冯铉同志告诉我了,你们两部分让他来,一部分不让他来。
    里英璞:我想来反映一些情况,自己对党内外情况不清,事实我问了于,冯两院长,请示冯铉同志,冯铉同志讲名额已定,经冯铉同志解释后,我同意不来。
    同学:里英璞为什麽要来?我们今天的会是团结会,不是揭发会,也不合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ⅹXxX:责任不在于同学,而在于冯铉同志,冯铉同志为什麽不把情况反映下
    邓小平:我澄清一下。冯铉同志打电话给我,开始说八、八、六,後来说党委委员里英璞要来,就引起了争论。两部分主张他来,一部分主张不来,第一次是这样。今天的会是团结起来,不是争论。你(指里)写了份报告,我看了,无非用了一些字眼。你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请求接见嘛!今天开会的目的是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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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同学商量今後怎麽办,根本不谈揭,斗,改。这是今天会的目的。今天冯铉同志又报告说:这样下去不行,是否说服不让他(里)来的同学,让他来。这样算达成协议。冯铉同志和我通电话达四,五次,我们讲的话都一样,没有发表偏袒谁的意见,两次谈话都一样
    李:这里面有没有什麽“阴谋诡计”
    邓小平:除了我到学院和三方面商量,中间拉了个冯铉。(里)今天来了就算了。他(里)的信我看了,无非一些报告,草案底稿用了右派字眼,这些单独讲也可以。上次不是和安民同志讲了吗?我们不是偏袒那一部分,这方面多说点那方面少说点,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商量今後怎歴搞,得出两个办法。我来过问这一件事,希望大家能搞出一个统一的革委会领导。原来的各系代表全部不用,用无记名投票大家可能赞成。大家要把过去的疙瘩解开,搞文化革命委员会,三天不行五天,五天不行
    七天,七天可以搞吗?
    于苇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参加了人大的辩论会,也是一样。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卡住了,我们去了,最後还是收拢起来了。打仗无非是准备子弹,要有队伍,队伍无非是你们学生。党委有错误,说左,中,右是错误的。今後学生中是否有右派,也许有个把,这是尾巴。假如苏采青是个右派,是否说她好的人都是右派?不一定,人总是有个认识过程,现在需要捏拢起来,赶快转入斗。辩论嘛,可以大、中、小型的辩论会相结合。革委会成立了,要统一一个办法。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过去那些不算数,要捏拢来。党委会有权利揭,如果是上级机关的,任何时候不能讲。至於文革运动中的情况,你可以说嘛!发表你的意见嘛!无非是一、二十人的问题,一个个定性质,究竞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敌我矛盾的处理方法,人民内部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个学校都有这个问题
    同志不要顶牛,既然都要革命,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十六条,那就可以团结起来。(有人说这种团结是合稀泥,是合二为一。)这不是合稀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闹革命,赞成贯彻十六条,大家都赞成这几条,这是有原则的团结,这是最高原则的团结,如果是反对最高原则的人,那就不团结。这几天和你们搞熟了,我也替你们着急,如果这样是一个诡辩,那样是一个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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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麽过日子呢?有问题大家放到桌面上讲,不要猜。如果说是阴谋诡计,我要问,你们偏要里英璞来是什麽道理?但我不问这些话,我不问,不要搞枝节问题要在大原则上团结起来。红卫兵成立是学院的事,一个学校不要搞两个,两个要\合起来。如果都是那个原则,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属,革命军属子弟这红五类,还不能团结起来?这怎麽是合二而一?第一,红卫兵要统第二,改选文革会,再搞斗批改。将来斗批改中有不同意见是难免的。十六条提出要搞大是大非,不要搞小是小非。
    同学:揭发被说成是“右派”、“叛徒”怎麼办
    李: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都冇有权利揭发,你们可以揭嘛!摆事实讲道理,真理在你们那里怕什麽?
    邓: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李:客观存在的问题躲也躲不了,护也护不住。
    邓:总要有个全面估计,把问题理出来,对于苇的问题有多少条,整理出来李:整理出来可以定性
    邓小平:辩论中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我一个帽子过来,你一个帽子过去,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五次不行,十次,最後总要取得一致意见。革委会成立起来就是斗,不要离开这目标,目标集中了,是非搞得更清楚。苏采清的问题先不搞,同学之间的问题也不搞,集中力量先搞一,二十个院系领导。现在红卫兵的情况是有对立情绪的,这是必然现象。富春同志着急,不着急也可以嘛!问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怎麽搞
    同学:我分不清党内和党外机密。
    邓小平:党委委员有权揭发,刚才说的都不是国家机密。你们有权揭发,可以贴大字报。究竟党委在运动中打击右派到什麽程度,大家可以辩论。这里面有种意见。实际上不止三种意见。大家都要听取反面意见,要冷静一点,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什麽性质跑不了。它是客观存在,你定高了不行,定低了也不行李:实事求是
    邓小平:革委会自己作决定不行,要脱离群众。党委会要摆开,上级党委也要摆开。冯铉同志是联络员,他有多亼缺点错误可以揭嘛!他不联系,今後谁联系?中央有两个同志,想把你们团结起来,找哪个人呢?也可以找北京市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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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人不多,冯铉同志参加几次会了,了解情况。问题很简单,不要提的那么多。真正难的三个字,要斗,要批,要改。不能顶牛,这样顶下去,顶到什麽程度?
    李:“革命的同志要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念两遍)要多看看,我们开这个会是希望你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邓:大家揭嘛!揭材料,大家揭岀来,无非是大字报,揭岀来整理,然後对个个人,对党委来一个辩论。不揭也有自由,他没有材料揭什麽?他看法不同揭到什麽程度就是什麼程度,不能说所有揭的材料都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要求这样,解释清楚就算了嘛!可以分两段:第一段揭,第二段辩。辩了可以定性质。辩,实质上就是定性质,这是个方法问题。革命委员会要讨论,你们就那么些班,可以集中起来。是不是时候,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革委会?我看是时候。是不是可能,问你们。如果还是老样子,冯铉只能离开,这个联络员不能当。今後怎麽办?可能不可能?今天主要商量这个问题。富春同志说了,可以开个会,校党委作检讨。管他批评的好坏,听一听,这都是办法。这要牵涉到上级党委的一些问题,上级党委也要自我批评,是不是时间,也是方法问题。问题是达成个协议,搞个革委会,按无记名投票,不行来个比例,教职员工加两三个人,这样只剩下个头了。今後不用"辩论"这个字,可以用讨论,是讨论问题,带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出错误也出不了多少。你们将来也会揭出来许多小问题。小问题让他一下就完了嘛!商量一下,是不是时候了,需要不需要?可能不可能?有些问题,今天是辩论不清的。
    同学:我赞成成立革委会,对党委的问题要重新揭。
    李:成立筹委会也可以,我同意这个办法,重新揭,定出一个星期或十天。邓:红卫兵搞一个,不要搞两个。革委会成立了,红卫兵也要统一起来。再不捏拢起来,在另外的问题上还会表现出来,会有三个红卫兵。这个问题上有三个什麽,另一个问题上也会有三个什麽。既然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有了团结的基础。先搞筹委会,搞一段斗批改就一致了。
    李:现在院党委,上级党委脱离了。
    邓:今後冯铉同志再过问就危险了。跟你们讲话很多,辫子就被你们抓住,这样问题就很难处理,我们也算几十年的老革命了,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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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讲错话呢?冯铉同志不管了,去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去和北京市委联系,肯定还会有争论的。只要大家都要革命,就可以在运动中慢慢统一认识。若不然只有一部分人,各人活动自己的。联络员也没有了,这样的会也召集不起来,不可能召集今天这样的会,这是个现实问题。可不可能搞个筹委会。总要有个办事的机构,总要整理材料
    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只讲批评,第二段对院党委究竟是一成好,两成好,三成好;一成坏,两成坏,三成坏?应该有不同意见,否则就是否定另一方面的意见,不利於最後概括,要实事求是。先揭,然後讲不同意见。同学之间不要戴那些帽子。连队指导员都懂得辩证法。优点有一点记一点,缺点有一点记一点,对党委本身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如果先把缺点堆起,没有另一方面的材料,那怎麽定性呢?先不戴帽子说“黑帮”、说“如何”,都不说,最後集中起来。人家说那一点做对了,为什麽不能讲?这也不是实事求是。那一点应肯定的,还是应肯定。ⅹxx(彭德怀?)作了总结后,毛选四卷上还有他的名字。他那一仗打好了,还是打好了嘛!你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没有勾掉,以后是否勾掉?以后再说。人家说了几点好,也不要说是保皇派嘛!先揭,把问题揭透,然後辩论这里要讲不同意见。我想他是四类,说他是三类,二类不妥当;如果是三类说是
    四类也过了。对一个人的估计要妥当。如果是二类,那是基本好,最後总要把几方面的材料摆岀来,才能作岀客观的评价,但首先要揭。搞斗,搞揭,总要有人主持,有人搞材料。搞了筹委会,在斗争中群众更清楚了,到那时也许能无记名投票了。半个月,一个月也可以有了筹委会,就好办了。斗的后期要改选,要不主持会议也有困难。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要有统一的领导机关。筹委会也可以换人。两个办法,一个是各搞各的,一个是抓一个筹委会。冯铉总是要离开的,仅是联络员。有系的文革分会,班的文革小组,总要有几个组织嘛!今後建立了代表会议,这是最高权力机构
    同学:是否只有红五类才可以参加红卫兵?
    邓:我看不一定,平时表现好的,也可以。学校不加入的很少,最多百分之
    十
    同学:不!百分之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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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对表现好的,你们是否应该接受。红卫兵像你们的情况作用不大,实际上是双重领导的。
    同学:是否给我们五分钟商量商量。李:可以,给十分钟,我们也休息休息(休息以后)
    同学:我们还希望冯铉同志当联络员
    邓:冯铉同志如果再当联络员,那就是黑帮分子了,是找我们吗?那就也许他讲错话。冯铉同志,我们两个害了他了。好!搞个筹委会,搞个比例。
    李:各种不同意见,适当照顾。
    邓:反正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大家都很熟嘛!为什麽不能交心呢?你们要多少人?党委委员,各系领导统统退出。教职工他们开个会,自己选,两个教员,一个工人,学生提出二十个,人太多了,太多了也不行,基本上按意见,适当照顾人数
    (接着两方面协商)
    李:10:7:4,加三个教职工
    邓:用表决办法,讲道理不清楚,建立筹委会,还会有困难的。在座的通了,大致上也差不多了。当然还有些头头没来,因为限制了人数,但你们毕竟是头头。
    十个不行再加一个,一个主任,两个主任,两种意见,一个主任是教职员。为着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所以要改组。校党委离开,不能领导院文革。
    李:上级党委也不领导你们的筹委会,受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大学部文革小组领导。在大方向,大前提下把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了,可以斗。首先是揭了事实再定性,严重的可以斗,揭也是斗。
    邓:比例定下来了,他们(指多数同学代表)要回去做工作,不是他们几个能定下来的。筹委会成立起来开个会,富春同志至少要去一次
    李:你们三派意见,两个红卫兵,我怎麽来?站在哪一边?
    邓:十个不行,十一个嘛!告诉同学不在乎多几个人,不要说哪方面吃了亏,双方面占便宜了,今後还要重新选
    李:打破界限,互相工作。邓:为什麽不可以搞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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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要互相串联,变成宗派就不好了。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在大前提下,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高的。
    教员:教职工中也有不同意见,也应按意见来选(指选举)。三方面去管了,那就又发生问题了
    邓:我担心冯铉同志再联系上,是否上级领导一个人,今後富春同志管一下辫论会时去听一听,主要是这个程度。做这个工作就是站在超然地位。我看筹委会容易产生,一天两天时间就够了。上级党委有个联系,可以告诉富春同志,可以讲错话。如果你们不相信他(冯铉),他去干什麽?我们不是要把他塞给你那由市委派个联络员,明天就派,教职员由他两个(先继国、王继堂)负责,如果你们三种不同意见,推代表去,教职员也不满意。为什麽你们去?既然冯铉离开了,上级就马上也离开,产生的结果给李富春汇报。筹委会产生后可以再一次开会,富春同志给大家见见面,研究要不要校党委。上级党委的同志讲一讲,先讲后讲都可以,反正要讲。开次会宣布筹委会,富春同志出席,然後转到斗上来,这也是比较快的办法。
    李:希望你们筹委会快建立起来,红卫兵统一起来,要不然我怎麽鼓掌?总有一方面不满意。我们不能站在矛盾之中,只能站在矛盾之上。
    邓:红卫兵不是权力机关,实际上是民兵邓、李:10:7,4:3,达成协议了。
    邓:从他们(指少数派)的地位,你们要想一想,要客观一些考虑问题,这对自己是一个提高。各方面都要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就好办了。要麽春秋战国,战国春秋,搞它几十年,呜呼哀哉!要客观考虑问题,你站在我的方面想,我站在你的方面想,一定要让步,连民主党派都可以协商,要照顾一下对方,大家应采取这个态度,不采取这个态度,成立筹委会也没用,这是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这方面讲了很多,彼此之间都采取这个态度就好办了。运动前你们吵过架吗?要吵也是小事。校党委要检讨,总不能现在撤职。还没有辩论。校党委可以管管吃饭睡觉,学习毛著由你们领导,雷打不动,一小时,二小时都是文革会的事。对红卫兵的领导也是你们文革会的事,然後他们加入。彼此考虑一下对方,不然要顶牛,要恢复到两个月以前。以后要同志式地进行,这是正常的,没有辩论才是不正常的。有的叫辩论,有的叫商量,你们不捏拢,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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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批,三改就搞不好。各方面都要采取自觉态度,没有这个自觉态度,各方面就不容易合拢,就这样,估计还会有问题。
    李:搞大是大非,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同学:评功摆好是逆流
    邓:那不叫评功摆好,叫实事求是地诙问题,最後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一定要摆出几方面意见,筹委会成立后首先搞揭,揭了再辩,辫中自然有不同意见不允许对方发表不同意见是不对的,不能为大家接受是另一回事。你如果是黑帮,定了几条优点,也取消不了黑帮。总之,应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不许采取讲这方面的意见就不许讲另一方面的意见。
    同学:我们要公布右派学生的新动向,并让于苇,冯文跃停职反省。邓:这个道理富春同志讲了。
    李:凡是影响同学团结的事不做,凡是影响同学团结的话不讲。同学:这不影响同学的团结。
    邓:这个问题请富春同志研究一下,我看这样的问题还是能达成协议的。停职反省,何必争这个东西?他不领导这个运动,为你们服务,矛盾跑不了。在揭的当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我刚才讲了三点,刚才大家说同意,现在看有人不同意了。同学:我院党委委员,党员不揭发李:你们可以做工作。
    同学:我们学校有框框,说党委是革命的
    李:打破框框靠你们,如果是上级党委给你们的框框,就打破嘛!邓:今天真是初步有了统一意见,有开场就好,以后争论就好多了。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革命的职工教员们
    今天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国际关系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就由筹备委员会接受过来。这个筹备委员会还是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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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将来要在革命中间,在运动中间经过全面的选举,成立全校的文化革命委员
    这个筹备委员会根据同志们的要求,同志们的意见,来进行工作。如果有不好的,同志们可以随时撤换。在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希望同志们团结在筹备委员会的周围,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同学们,我想要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学五百多人,教职工二百多人,学校不算大,问题很多,意见很多,我们希望大家在一个大方向大原则下团结起来。什么大方向?大方向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原则就是这一个,在这个大方向、大原则下团结起来,不是合稀泥。
    十六条给了我们任务,给了我们政策。我们就按这个任务,这个方针,这个政策办事。任务就是在国际关系学院一斗、二批、三改。首先是斗,这个斗就是炮打司令部,而不是同学与同学之间斗。凡是妨碍我们同学之间团结的小是小非,我们不要计较。凡是妨碍我们大方向的,妨碍我们斗批改的,我们同学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们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进行辩论,在这个讨论和辩论中间逐步达到我们思想认识一致。以便使我们行动统一。斗,我同意同学们提出来的首先是揭露,炮打司令部。不仅要有炮,而且要有炮弹,没有炮弹,空炮打不准。同学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讨论,希望大家来揭,(要是炮打院党委)揭了他们以后,把各种揭露材料收集起来,我们研究,究竟院党委是什么东西,这时我们才能打得准,打得很。同学们不要在大原则的前提下搞什么你整我一下,写大字报来个最后通牒。同学之间还来什么最后通牒呢?那样我们就是转移了方向,转移了炮打司令部的目标了。希望我们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不是给哪派,哪一种不同意见来说的,我是希望大家能在大方向、大原则下团结起来而说
    你们的任务还很艰巨,除了斗以外,以后还要批,还要改。国际关系学院(刚才有同学递条子给我)要改名称,我同意,同学们可以考虑改什么名称,以后待中央来批准。你们可以讨论几个名称,以后待中央决定采取那个名称。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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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我今天简单地向同学说一说。希望同学们在运动中来学习、熟悉、掌握和运用十六条,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体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简单地说一说,有些同学要到各地方去革命串联,我赞成。革命串联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要串了一去就全不回来了。革命串联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所以,我们国际关系学院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推迟十天、半个月,也应该让同学出去革命串联。要采取谦虚慎重的态度,要采取主席指示我们的戒骄戒躁的态度,不要包办代替其它学校的运动你们到各地去,一方面要把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炬带到各地方去,一方面要把各地的经验带回来。你们告诉各地方的同学,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的学生永远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不要同工农兵造成对立,这点很要紧啊!
    据说兰州、西安有人利用学生与工农兵对立,我们不要上当啊!留校的学生可以继续闹革命,至少要继续收集炮弹、收集子弹、炮轰司令部。
    因为十二点还开北京市红卫兵大会,不能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就完了。大家团结起来,首先炮打司令部
    北京外语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语言学院部分师生的讲话被接见的有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部分队员、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以及语言学院部分革命师生。
    陈总:先声明一点,昨天一点钟,我才睡觉。我不知道你们来。如果知道,我马上就来。年纪老了,有时睡5~6小时,有时睡几小时就够。你们没有睡觉很对不起。他们(外办同志)确实没有告诉我,今天早上才告诉我。学校没有供车,这不好。八点半我还要去中央开会,只能说一小时。时间有限,以后还可以见面。要刘新权回去检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放他。他犯了错误,我不能包庇
    (王玉宝同志代表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来了以后,马上就接见我们,说明首长对我们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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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二外曾有七个同学来找我谈,后来中央打电话来就开会,没有谈成,还有二百多同学等了几小时,由于我参加中央全会,接见外宾,没有和他们谈,以后再谈。以后你们可以再来,或我到外语学院去,下面我听你们讲吧
    (接着我院同学5~6人就“六·一六”事件,“扫障碍”等情况简单向首长汇报了一下。)
    陈总:我应该很早就找你们谈谈,但一直没有找。你们来找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是时间,不要急。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如果一开始就正确就不会走弯路中央决定指出,要经过反复,你们学校刘新权没有去是一个反复,刘新权去了以后又是一个反复,中央决定公布以后又是一个反复。反复有好处。凡是正确的东西总是要被接受,错误的东西总是要被揭露。你们的讲话,我看很有道理。你们的立场是对的,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作队要回去检査,揭开盖子,我没有理由反对。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
    具体的事“扫障碍”、“六·一六”事件……·(下边原稿断了)……要彻底闹革命,这一点我站在你们一边。我们坚持真理就不怕驳,也不怕打成什么东西要具有这种精神。是不是今后还有反复?革命要搞彻底,几天就能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有反复你们不要说我有鬼!贴大字报不定很正确才贴,贴错了以后再收回,不一定犯法。王屏讲了话,就有人贴出了“外交部里有大鬼”的大字报。大黑帮就是指的我,我打印了以后马上送毛主席以及其他单位。我告诉刘新权不要追究。外交部也要烧一烧。毛泽东时代有这样的青年也不错。我不能承认我是大黑帮。这不是自我吹嘘,到运动后期要作结论。如我看了以后隐藏起来就不对了。外交部贴我的大字报,有人说他是反革命,进行围攻,我知道后立即阻止。不要组织围攻,但可以让大家发表意见。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能承认。至于修正主义,十几个副部长,部长助理,司长是不是有修正主义我不能担保,可能有里通外国的,我们一定要査出。你们可看外办的大字报,有外交部秘密的不能公开有的中央委员也不能知道,就是常委有的该知道,有的不该知道。(如国防、原子弹)。你们讲我的好话,我不一定听。有些人说我的坏话,我一定不打击报复。运动结束后,我要严格抓外交学院、外语学院。文化革命,明年一月份结束,仅仅是一个阶段,革命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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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的问题,雷阳、王越毅、刘新权,还有你们的党委书记罗士高犯了错淏,你们要揭发。今天你们揭发了一部分,但可能也有人为他们袒护。全部工作队同志都要回去,住在那里检査,接受你们的意见,他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澄清事实,我要求周总理支援
    有的人说工作队犯了大错误;有的人说工作队是好的。工作队犯了错误,我要承担责任。因为工作队是我派的,犯了错误往他们身上推也不对。但他们具体怎样搞?我不知道,我只听汇报,一星期听一次。工作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伤害了群众,打击群众,运动走了弯路,该负责的就负责。大家可以提意见可以给刘新权提,也可以给我提。我也有答辩权利。我不能定案,随便定案就会犯错误。文化革命要一直搞下去,要有白我批评精神。刘新权是老红军,革命几
    十年,我相信他有这么一点精神
    这是我个人意见。我不是指示、划框框、定调子,正确的以后才能决定。中央决定是个武器,给了我们方向,不是全部。
    我很担心一个问题,同学意见分歧很大,意见不一致。一部分要工作队回来检査,一部分不要检査,怎么办?一个星期以前,我就跟刘新权说了,他同意。他是个老红军,还是有这点精神的(指自我批评),张彦没有拿出去(指送二外)他的错误更严重。最初阶段有的被斗,有的斗人;第二阶段斗人的又被斗。工作队回去检查可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但不能全部解决。有的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被斗的,工作组承担起来,同学互相谅解,他说,不能怪我,我们这一部分人也不同意,你为什么盲从。北京好多学校都没解决,就涉及到同学的根本团结,不能和稀泥,折衷。我是斗人家的,也是被人斗的,被人家斗得很厉害。你们被斗算不了什么!你们要讲故事,运动以后可以讲。我斗人家的时候,想想自己挨斗的滋味,头脑就冷静了。挨斗后,我痛不欲生。不自杀。什么时候自杀都是不对的。我不是指那个同学(张荣丽),斗我斗成那个样子。我想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并不恨他的。我在二外讲了一个小时,有人递上条子来说,少罗嗦,不要和稀泥,搞折衷主义,我就不讲了。群众斗群众,外交部工作组要负责任,同学们都是有理由的,不是无故的
    今天外语学院是很重要的高等院校之一。群众有能力。全部交给你们办,不派院长书记。同学中大的有两派,实际上三~四派。这要靠同学自己解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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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刚刚开始,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你们同艰苫共患难,要拿起枪一起打鬼子(指美帝),我们无能为力,不是滑头,完全是不了解,情况了解的很不够。外交任务接见外宾,中央有会,你们可打电话,派少数代表来找我,这样大的问题,不能草率处理。开大会请外校参加,周总理、陈伯达、他们也去
    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十位同志的讲话〖被接见者:五位辅导员、五位同学〗
    大家辛苦了。昨天我和你们学校的一、二百人谈了话,预料到你们今天要来你们中间有五个辅导员,都是教授啊,以后外语学院我们不派院长了。我们派了张锡涛,不行;刘柯,不行;又派罗士高,也不行。如果再派,过了三年又是个不行。学校还是要靠你们来搞。你们讲讲你们的来意。
    (被接见的谈了学习十六条后对工作队错误的认识,不断提高了一些,但“我们”还认识的不够,学得不好,一定要认真更深入地学习它。那一、二百人回去放风,好象陈总完全支持他们一样,叫我们等二、三天再看)
    他们这个态度不好,我并没有叫他们做这样的宣传,但也不要怨他们,不要在同学中制造分裂,这不是那一派失败、另一派胜利的问题。我并没有讲无条件地支持那一派,我只是讲了态度问题。我是说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不是完全否定工作队但也不是完全赞成,他们不是完全错的。我说这是折衷主义的讲法,他们大家都笑了。运动中间大家都有错误,互相承认有利于团结,他们听了有人鼓掌,有人不鼓掌。
    (有人介绍了被接见的一方对“六
    ”、“六·一六”的看法,认为不
    能说这是革命的)。
    这个对啊,我看你们对“
    ”看法比较公正。昨天我没对“六
    三”、“六·一六”发表具体意见,这让大家来辩论。我不能发表意见,随意损害仼何一方,也不损害工作组。是他们的,他们承认,不是他们的,不能硬塞给他们,那一天我没有发表意见。
    (被接见的说,对工作组批评应是善意的,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陈总点头,同学又说那一些同学叫辅导员、党员、积极分子都是“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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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保皇派吗?那当然不对了。你们是不是担心刘新权检査过头了,就会有新的困难,(答:对!),刘新权同志的问题,得两方面都同意才行。
    (被接见的讲到“六·一六”事件,说到他们说刘新权篡改中央指示。)赵锡波讲话不能代表中央,他讲的仅仅是他个人意见。我也是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讲的话也不能说是中央决定,我讲的,你们可以说陈毅怎么说,是个人意见。你们是否和红旗大队的协商,学生中好好协商,一致了,刘新权再回去作总结
    (有人提到《外交部有大鬼》这张大字报)
    我对这点不在乎,不叫刘新权追究这个事。当然这是错误的。有人怀疑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是错误。彭真,北京市委发生问题了,怀疑不是犯罪。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我是红的、黑的,在大革命中来辨别。是红的,他们骂不黑,是黑的,也红不了。这张大字报,我打了几份,送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看了,我心里没有鬼,有鬼,就不给看了。
    我对他们说,你们有革命行动,你们也有错误行动啊,你们的错误行动引起了广大同学的不满,不能使人们服。说外交部里有大鬼,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不在可以给我道歉,也可以不。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不应讲这样的话。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讲话要有确实根据。我说这也不见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有意见也可以提……,不要不服气,不要斗气,不要争个面子,要这样就不对了。一定要你们向我投降认输,谁也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要向你认输呢?这有些人听得进,有些人听不进。你们应做工作,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我看你们这边容易通,他们那边不好通,你们要冷静地考虑这个问题。你们来参加革命,不是今天就结束了,将来还要建立共产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仅仅开始,我干了四十多年革命,犯了许多错误,我不能对我的过去肯定切或否定一切。你们革命刚开始,怎么就敢肯定你们是完全正确的呢?(这里是指少数派)。这也太主观,太武断了。将来你们也要犯或左或右的错误。我不能随便伤这部分或那部分,或者是工作组。刘新权是个老同志,不能为了满足大家就牺牲他,那样的话,那个还听我的指挥?这是不讲道理的。我认为以后革命中有两个可能。被人斗,人家斗我,或者是斗人家,总之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要随时准备挨斗或斗人家。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同学挨斗了吗?后来原来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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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人又挨斗了,如果所有的被斗的人都觉得冤枉,而斗的人觉得自己有理,这样吵下去,刘新权回去也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连学都开不了。我还要讲那句话我斗别人时,我就想到被斗的情景;我在被斗时,就想到我在斗别人的时候情景,这样,斗的方式也慎重些了,也神若泰然,宽容人家,不记仇了
    斗黑帮是最重要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昨咋天我讲到这儿时,没有鼓掌,神情不同,看样子思想还有距离,有的接受了,有的接受不了。看来刘新权回去的时间还不到。刘新权很好,他要马上回去,说无非给我戴高帽子,无非给我游街但我还要批评,我错了,我检査,要把他们扳过来。我看你们斗的最主要的还是刘柯、李棣华、石春来,他们是彭真的一帮,石春来大字报好好看看,特别是那
    四十多张大字报,是非常好的材料。学术权威霸占了我们的学校,毛泽东思想得不到贯彻。工作组不是主要问题,把工作组斗烂了,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要完整地理解,不要随便截一段,各取所需。我看有些同学有些偏激(只学第七段)。
    说到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但今后不要打人)
    没有这个东西,要文斗,不要武斗,才是主席的话。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彭真反党集团也并不是不给岀路。彭真没有戴高帽子,没有逮捕,没有看管。
    (在谈到“六
    ”会上,有人说“扫除外围,突破缺口,层层上压,直
    捣老巢”老巢就是外交部。)
    不光是外交部,老巢还要老些。(答:指党中央)。你们有红卫兵吗?有多少?(答:有,一百多人)。
    (讲到消除分歧,团结对敌)。
    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完成文化大革命任务?你们是否和他们协商
    (答
    红旗大队已宣布革委会为…?)他们宣布了非法?我看这样可不可以,几方面的人,由我来主持一个会议,各方面的意见都来发表,我不作决定,你们自己来解决,我只谈谈我的意见。我不犯工作队的错误。红旗大队的学生说,他们挨了斗,遭了冤枉。我们要学习伟大的毛主席,他受了十五年的排挤打击,二0年到
    三五年,中央把他赶出来,到了地方,还留党察看,但他从不见怪,不报复,后来反而重用他们。中央很多人反对过他,斗过他。所以我们要能宽宏大量,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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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的风度。他们是四百人,是少数,你们是多数呀,四百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要团结起。我也受过冤枉,被抓起来了,关了七天七夜,那时也想大概已完杀了就算。最后我讲道理,他们放了我。后来他们都听我指挥,他们很感动,说我不报复,这支军队好得很。他们中很多人很勇敢,许多人牺牲了,今天我想到他们就难过。有的后来见了我说:“老首长,那时我们差一点枪毙了你。”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杀了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在革命中这种错误是难免的。要记住这个仇还行?看到外交部“有大鬼”这张大字报,我动都不动还哈哈大笑。你太幼稚了,乱叫乱喊,青年人沾上这种毛病不好。但现在不好讲要革命就准备受冤枉,革命中有些错误完全可以谅解,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说服他,让他转过来支持你
    我说过刘新权可以回去作检査,但并没有讲过要交给他们处理。他检查,请周总理、文革小组的,我去参加,听听大辩论。不过,准备不好,就要游街挨打,这样不好,是错上加错。我们不愿意看到局势继续混乱,错上加错,乱上加乱。不能为满足这个伤那个,不能让工作队受冤枉,他们是执行我的命令去的,我就不承担一部分责任?我要是牺牲他,不是黑帮也是黑帮了。对同志不应该这样,外语学院没搞好,刘新权去也没搞好,就是我去也搞不好,没有办学经验吆。还都靠你们来搞,你们可以搞好的。我讲你们没有错,那边也没有错,错主要在领导,在上边。他们听了很不髙兴。他们说党员等一开始就不积极。(这就让他们说好了)。毛主席说不应该派工作组,不过说实在话,六月初很困难,怎么说党团员都是黑帮?保皇派?没有敢指挥,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的局面所引起的,刘新权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和你们协商,他有缺点,但他同彭真、刘仁没有任何联系。张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难说,但他们讲不要埋怨他们,不要和他们争吵,要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工作,应该承认的就承认,应肯定的就肯定,你们要找个办法,使两边不吵架,有这个基础,刘新权再回去做一次总结,进行选
    运动初期,外院出现混乱,这个张锡涛、罗士高要负责任,但运动的初期是否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是自然的。不能讲你们对,他们错,就是黑帮抓了来杀了也没有用,要进行思想工作,对工作组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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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权最大的错误是造成二派的对立,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我说我采取了折衷主义,不能拉一方打一方,伤了一方的感情,不能肯定一方完全正确,都要分为二,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主席的指示。学生没有罪,对方都要照顾对方。怎样才能协商一致,和在一块,解决问题。当时他们听不下去,我们不能伤学生,伤群众,十六条里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还是坐下来学习十六条,如果第四条学好,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否则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输,如果对文化大革命有贡献,就是牺牲我也可以,刘新权也有这种精神,他是个老同志,他说要把错误全包下来,我说不行,有部分同学不能答应,(答:绝大多数同志不能答应)。刘新权说,没关系,无非是给我戴高帽子、游街。我说,你不是张彦,戴高帽子也不怕,受了伤都不怕但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他们说都对,对了,我说,就是你们四百多人都是马列主义的,那三千多人怎么办?三千多人都成了马列主义者了,还不行,还有七亿。还有全世界呢!同志们太偏激了,希望你们作艰苦的工作,他们是可以说服的。
    所有同志,哪一方来我都支持,支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补充一点,错误的就不支持,正确的就支持。这是分水岭。刘新权暂时不回去,你先回去作艰苦的工作,不要再出现运动初期的那种恐怖局面。实在不行,找中央文革小组、找总理。两个工作组都是我派的,都没搞好,大家对我有怀疑是比较自然的。最大的问题是消除分歧,要好意地团结他们几百个同志,团结少数,保护少数,总有一天他们会转过来支持我们的。他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但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宽宏大量。毛主席遭到过很多打击,我也反对过毛主席,但他上台后还重用我,反对过他的不一定反革命。有个民主人士,原来特别拥护毛主席,我反对毛主席时,他和我吵得很凶,但是后来叛变了革命,我还是跟着毛主席一块儿干的,你们一听又得赶快记笔记,会叫我大黑帮了,(众笑)。毛主席看人不是看你支持与否,是否反帝反修。二外和你们学校不一样,张彦是完全错了,刘新权不是完全错了。但张彦也是干了三十年,这次运动中犯了大错误,但意气用事,乱斗一气不好,刘新权戴高帽子游街不好,有人说我包庇张彦,也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随便处理一个人。光戴高帽子游街,但思想问题不能解决,弄错了余心不能释然。天塌不下来,不要忙嘛!准备好了,刘新权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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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四点了,我要参加刚果(布)的国庆会去了,不能和你们多谈了。(和大家一一握手)。
    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华侨三校代表讲话
    文化大革命主要靠你们。学校今后怎么办?有没有黑帮?工作组错误是什么性质?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不是耍官腔我不是不管。当然,我可以提意见。但意见只是意见,主要靠你们去解决
    六、七月间最大错误就是违反了毛主席依靠革命师生的教导:派工作组就是包办代替,不依靠群众。只是工作组几个人,几十个人决定问题。这错了,是路线错了。现在把权交给你们了。毛主席决定撤工作组,并不是说所有工作组都错并不是每个组员,每个组长错了,最近外面这一点传得很厉害。对工作组要分为二,对的要肯定,不对的要批评。
    现在工作组撤了,我们也不插手了,我们要把权力交给革命师生。不仅交给学生,而且交给老师。老师很多是好的,不是黑帮,他们要教书,还要靠他们。学校没有老师,学校就办不成。如果没有老师这怎么行呢?高年级学生不能教吗?我也不能教。也要交给工人,但主要是交给学生,80%是学生,也要吸取部分教员、工人
    这两个月工作组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做了这样那样的工作。做了那些工作,你们自己去批判。外语学院、华侨三校的工作组是我派的,张彦工作组也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要冷静评价,不要一棍子打死。工作组有什么错你们慎重研究。有人说工作组犯了滔天罪行,是黑帮,这话没有意思,我承认派工作组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执行我的命令吆,我是要他去打黑帮,搞牛鬼蛇神的,他们可能做了些好事,也可能错斗了一些人,损害一些师生的革命积极性,主要错误是开始没有体会主席依靠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思想,最大的错误是包办代替,这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应该检讨。革命同志犯了错误是许可的,哪个同志不犯错误,应该允许他们改正,要团结那些犯了错误又愿改正错误的人。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就说:要团结犯了错误的又愿改正的人。张彦的大错误是宣布文委有反革命政变。并且镇压了这个政变,斗争了二十九个人,斗得很苦,其实他们斗的是革命群众,是较好的同志。昨天中央才决定让他们停职反省。罢不罢官,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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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罢官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外办副主任呢?但还要看他检査得如何,也可以下放劳动,给以出路,允许他改正错误。
    我老实跟你们说,我说话是很有倾向性的,我有自己的主张,我不模棱两可,我不搞折衷主义,不讨好那一边。宁可在大革命中犯错误也不搞滑头,不怕罢官,我就有这个勇气,下放劳动,当服务员也可以,扫地、擦玻璃都行。有话就要讲,要发表意见,革命不参加怕革命是不行的。有些意见我同意,有些不同意。我不给你们和稀泥,我不哼哼哈哈
    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有较好的,有很坏的。我相信你们有革命热情,我们要把学校交给你们,这对你们也是一个考验。相信你们有本领,能公平合理处理工作组问题,把革命搞好,现在运动由市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你们有问题可找市委、康生、陈伯达等同志,我们也要向他们汇报,向政治局汇报。我今天向你们讲的,也要向中央汇报,但你们回去不要说我的指示,贴大字报,这样就混乱了,好象我做你们地下工作了。
    华侨三校和外语学院代表先后向陈毅同志反映了情况,提出了问题和意见。中央决定公布后,我们就不管这些学校了,而是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了,因此我们不再插手了,否则,政治上、组织上不许可,希同学们谅解。我只能说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你们可听,可不听,对的就听,不对就不听。但不要传,不要写大字报,我没有顾虑,只要对同志团结有利对文化大革命有利,讲话从考虑个人得失。
    有人要把刘新权揪出来,不但要把刘新权揪出来,还要把他的后台揪出来还要去搞王屏,搞我,我欢迎,我不怕,革命还怕这个,怕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了有人说我是大鬼,我接受这个挑战。刘新权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我;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各个有个人的账,刘新权有刘新权的账,我有我的账。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是压不住的。说刘新权是黑帮,不对。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那么说。前天就斗了张彦。张彦和彭真有关系,但张彦的问题还没有定案。刘新权和彭真有没有关系,提出这个问题是不违法的。但是你不能下结论嘛。提外交部的问题也可以。市委、蒋南翔的髙教部、陆定一的中宣部坏了,外交部可什么问题不能提呢?怀疑外交部也可以,拿出证据来嘛!外交部也有回答的权利。你们挨了整,动起来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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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整人呢?也要给外交部回答的权利这才是公正的我们提出彭罗陆杨的问题,我们是有证据的,他们也有说话的权利。政治局扩大议,还给他们讲话的权利,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还没有去掉,等开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提外交部的问题,可以提,不要管,要有证据,群众能辨别的。不要靠多数压人。6月初,外交部有人贴
    大字报,说外交部是反革命。有人告诉我,我说不要阻止他们让群众来处理鉴别。不成问题的问题何必斗呢?所以没人斗他们,不要靠多数去压人家,我们主张靠真理,翻译处有好多是外语学院毕业生也有人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统治着。有一批人写大字报压他们,也有一批人拥护。我说不要阻止人家贴,也不要阻止一批人去拥护。在运动中,让各种意见表达出来比较好,搞它一年半年后,最后会水落石出的。我们靠真理,红的说不成黑的,是黑的也说不成红的。彭罗陆杨就是黑帮,要搞政变,反对毛主席,这是定了的。任何人替他说话,也说不成红的。
    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北大都改组了,这是必要的措施。别的部也可以换,大革命吆,大民主,横扫一切,扫错了也可以。扫嘛,黑线不可能那么清楚。革命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意见提的对不对,过一个时候就清楚了,两种意见,过一些时候,就可以看清哪一种对,让事实来解决,来作结论但不要一提到外交部、工作组就发火这不好。应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吆!至于有些人别有用心,这个问题现在不讲,以后再讲。
    外语学院、二外、外交等学校反映材料,说有人不但反我,还反毛主席那级。有人提岀:“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检査毛主席”,清华等人提出“打倒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割裂开来,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但也不必辟他。外交部工作完全可以审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最恨外交部,你为什么要恨呢?如果外交部是修正主义应马上罢官。外交部是不是里通外国,这才是要害问题。我一当外交部长就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我完全可以向党交待,没有放松警惕。不要总是去猜,要有事实根据,不能随便怀疑,什么人都不相信。如果认为这是框框,是黑话,这不对。框框有时是要有一点的,要说框框,毛泽东想就是一个大框框。我们大家必须遵守这个框框,这个框框不能突破,突破了这个框框,就是反革命了。我们同学提外交部的问题。外交部的问题可以提。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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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说:“给我贴大字报也欢迎。”毛主席是伟大的旗手,最英明、最勇敢、最民主,应该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怀疑毛主席、党中央就是不对。你说什么都不相信,那就相信你?
    你们不了解情况,就说外交部有鬼,你们的勇气倒很多,我倒佩服你们的勇我一点也不怕,我晚上睡得很舒服,有人说外交部有修正主义,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有没有里通外国的事情。外交部有没有修正主义?不能说。外交部知识分子成堆,80—90%是大学生懂外文,没有修正主义?不能说,活见鬼!要通过这次运动,把外交部好好烧一烧。是不是里通外国的鬼,也很难说。我直说,外交部要肃清修正主义。孟用潜就是大黑帮分子,已经揪出来了,他自也承认了。青年人,讲些过分的话,是完仝可以谅解,不要去追,不要去审查档案,查成份、查历史,把他们打成反党。
    王屏六月份在中南海接见67个外语学院的学生,他们交谈了一张大字报《外交部有大鬼》我马上打印出来,明天同志每人一份,也给了毛主席。我心里没有鬼吆,为什么要隐瞒;要隐瞒,就说明有鬼。要求警惕外交部里的问题这是好意外交部也应当受中央审查。经得起审查就光荣,经不起审查就罢官、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人家讲了错误的话,贴了大字报,不要斗人家,这不对。对他们来讲讲了错话,就应当检查,而不要还是顽固,这不对。既然错了就应该承认。你们说,你们受了委屈,有些地方,斗过了火,我同情你们。工作组有问题,应该道歉。华侨三校的同学,要求工作组回去,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我同意工作组回去尽快回去。外语学院同学提到刘新权工作组是不是黑帮。检查要实事求是,不要屈从于少数而得罪了多数。这个意见我可以转达
    给党中央、毛主席、外交部、侨委提意见都可以,都欢迎,提过火也不应该斗你。你们可以给外交部写大字报,也可以去看大字报。给我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几十张,不是一张两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这是幸福。经过大革命,经过审查清楚了。外交部工作好做了,我在对外的斗争中就更勇敢了提意见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斯大林说,有5%就可以。我听你们的意见,有好处,当然不是每句话都听。有的时候,提的意见,自然有过头的,有人过去有问题吆,挨了整,他就要发泄嘛?那边没有什么。但是,总不应该带个情绪,这就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了。说我是反革命也不太要紧,挨了打受到冤枉也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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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40页,共5150页
    受了表扬也不要高兴,得意忘形。只要是真理就要坚持,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杀头也要坚持。但是如果不对了,那就不要坚持了,要赶快改正。就是过火点,也不要打击报复
    工作组问题,我的看法工作组的派出,就是错误的,应该由派出机关负责工作所犯的大小错误,我应该负一半责任。16条出来,证明开始就不应该派工作组。开始就应该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工作组它仓促上阵,派出机关没有很好交待政策;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很好理解,我们也没有很好理解。只要错误就是包办代替,这是方向的路线错误。
    文化大革命以来,校党委、院长他们的办学方法不对,存在着与广大革命师生的矛盾,他们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有的就是黑帮有的就是彭真派去的最初是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广大革命师生与黑帮的矛盾。结果一开始派出工作组,开始是大家很欢迎,因为是党派来的吆,一去发现有人讲话过火,框框就来,外语学院有人戴了高帽子,斗了学生,大字报有过火的,工作组不去和这些青年闯将协商,而是去追査他们,结果造成了群众与工作组的矛盾。一部分同学斗党员,号召起义,说党中央×××是高薪阶层,一部分同志就起来反对,这样形成了同学对立,打冲锋的同学是保皇派。工作组在这时显得毫无能力,就搞扌障碍。结果很快就形成了与工作组的矛盾。当前千条万条是如何搞,如何解决两派矛盾。工作组问题不是障碍,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好多是老同志,一下命令都勇敢服从,应该考虑现在去检査是否对团结有利,希望你们少数派多数派、工作组都考虑考虑。
    在外语学院看了两天大字报,外交学院看了两天,看到你们青年人劲头很大我很佩服很高兴。你们比我们过去条件好,比我们过去进步,有这样的接班人我很满意。学校交给你们办。所有学生应该团结起来。把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好。过去学校院长书记都没办好,后来派工作组又犯了错误。现在要看你们了看你们怎样领导?你们要把学校办好,超过苏修美国。身在外语学院,要看到全国,全世界,为了全党,不要在小问题上纠缠
    现在都是要消除对立,打冲锋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工作组回去能够有助于团结,最多戴高帽子,挨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说明你是好党员,回来我给你记功。我已经对外语学院、外交学院等工作组讲了话,大家要考虑如何消除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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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派要做多数派的工作,多数派要做少数派的工作。工作组要做全体革命师生的工作,斗错了人,工作组要向他们道歉。
    同学们,你们刚十八、九岁,刚刚开始就遇到这一幕,这是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千万不要错过,能不能成为我们很好的接班人,要在这场斗争中考验。工作组的错误造成了这场考验,没有工作组也许是个损失,看你们能不能上好这堂课,上好这堂政治课,就能提高一步。你们不要的可能记很多主席语录,实践生活体验很重要,我不能损害少薮派,损害多数派,也不能损害工作组。如果损害了工作组,以后谁也不听我的指挥了。工作组是你派的,你现在煽动人家来整我,以后没人听我的话了。工作组应在这场斗争中受教育,吸取教训。不能再随便怀疑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要见到就着急。双方都做工作,多数派多做工作。斗错了,应该道歉,今天不道歉也不要紧,十年以后也可以。为什么非要你们现在道歉呢?少薮也要做多数派的工作。工作组认错了就行了,不要怪同学。工作组回去检査应该是一次团结的会议。工作组也做了些事,应该肯定成绩,这对鼓励同志有好处。工作组那些是方向性的错误,那是什么性质的错误,由你们考虑革委会成立要协商,不能光是多数派来决定,其中闯将要占8/10,教员2/10你们应该站得高,看得远,高姿态,不要决不让步,不要纠缠在一些小问题上,你们少数派、多数派、工作组将来要在战场上见面,美帝将来打进来,我们都要拿起枪在战场上见面,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作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什么问题不可能解决的?十六条下来几天了,问题还没解决,这不是浪费国家财产和时间吗?你们赶快成立革委会,团结起来,赶快进行斗、批、改。美国人打进来。我们大家要上前线,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不能解决呢?为什么这样仇恨、争吵,饭也不在一起吃,共产主义风格很不够,坚持原则是应该的,但更大的原则是团结起来。我偏少数派讲很危险,偏多数也危险,偏工作组也不对。但这不是稀泥我们要为伟大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团结起来
    少数派不喜欢冷冷清清,说明你们积极;多数派听工作组的话,整你们过火,不要责怪他们,责任在工作组身上。过几年,你们毕业了,参加了工作,难免不犯错误吗?我派你去当工作组,你不犯错误啊!你犯了错误,我让你检讨你检讨了,我还揪住不放。你们挨斗的,斗过人的,都要好好想想。军爱民,民爱军;政爱民,民爱政,这都是相互的。不能光提拥政、拥军,那就是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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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文化大革命有一把锁锁着,有三把钥匙可以开
    第一把钥匙,主要是看你们了(少数派),看少数派勇不勇敢,就看你们今天敢不敢讲几句公道话。这样你们就从少数变成多数了。人家就拥护你了,说明你们没私心,不这样做你们会孤立下去。如果你们说工作组犯了滔天罪行,是大黑帮等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主要问题看你们,要用你们的钥匙去干第二,多数派,他们能承认你们是革命,不是反革命,但方法不对,并承认斗你们过火了点,这样应该满意了,算了。
    第三,工作组,工作组要把问题承担起来然后成立革委会,其中一定要有敢闯的人,在运动初敢于批评领导的人。
    希望你们(少数派)深思我们的话,你们能采取正确态度,问题就解决一大半,多数派同志意见也要改一改、就行了。他们听工作组的话原则上没有错。工作组是我派的,我不是黑帮。假如我是黑帮、他们也不是黑帮啊!但是关键在于少数派,举足轻重的是你们。
    外语学院上次来200多人,我跟他们谈了,临时因有事,所以这一点没谈,希望你们回去转告他们。要宽宏,要大量,要照顾全局,不要计较小事。现在多数派、少数派,都要稍稍让一让就行了。现在关键在于你们,你们达成协议后工作组马上能回去,把责任仝部承担下来。你们(少数派)是革命的,在发动革命中,你们吃了亏,挨了斗,我同情你们,但是有一个事实,放在你们面前,你连几百人上千人都团结不起来,不叫什么革命家,还在我面前吹嘘,我看你们没有本事。毛主席挨了二十几次斗,但他从不记仇,不念旧恶,他从来不斗人,从来就是教育人,毛主席能团结全党,团结七亿人民。这是真理在你们一边那么为什么不能团结人。你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也不是反革命啊!毛主席说,我们中央委员会不能清一色,要摆一些反面教员如王明、李立三、彭德怀,原则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要少得多。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怕什么。你们现在这一段,只是一个插曲。你们也要警惕,是否有人在挑拨,工作组中、教员中学生中,是否有别有用心的人,但现在不谈,以后再谈。反动标语写一张两张定不了案事。害怕了,听到外交部有大鬼就不得了啦。有人说总理出国;每次都是高级官员,这次都是低级官员,他们也这么猜。其实总理问我能不能去,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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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5年我出去时多,今年文化革命工作紧,我不在这儿?这些流言蜚语,不要计较,否则会犯大错误。工作组计较了流言蜚语,就犯了错误
    大家都有一个团结大多数的问题;毛主席团结大多数的人,团结全党,团结犯过错误的人,还要团结全世界人民,只有毛主席才有资格担负这个任务。
    工作组的问题很简单,顶多回去戴高帽子挨斗回来,我请他们吃饭,你上了我的当,是我派你去的。
    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陈毅接见外事口几个学校的学生时的讲话
    我要提前讲话,我站着讲,我站惯了。大家积极热烈发言,旗帜鲜明,不是模棱两可,我赞成你们的态度。有些重大原则性争论,不能含糊其词。今天多数派,少数派,没有讲话,我都不得罪,来个折衷主义,但总要找个办法解决这个题,怎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可以在这个前提下把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的人团结起来,消除分裂对立的情况
    我出席这个会议,感到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就象毛主席说的那样,我不认为有什麽了不起的,致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中央全会公报中有五个克服:克服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刖缺点,克服错误,克服社会上的阴暗面。你们现在一派人开会,另一派不参加这派人一个主张,另一派人另一个主张,用大字报盖大字报。二外就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互相不理,不招呼,甚至打架,以尖锐的语言攻击对方。刚才那个同学讲的也有些道理,是有人身攻击,你们对他的话要耐心听完,我就是耐心地听的。我来不是发指示的,发指示又要犯错误。我已经犯了错误,刘新权的工作组,华侨三校的工作组,张彦的工作组,就是我派的。张彦的工作组是最坏的工作组,口经可以说是黑帮了。其它工作组怎样,还要审查他的工作。张彦停职反省
    五天才得到中央批准。人家以为我包庇张彦,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权力。我要是滥用职权,一个晚上就可以停他几十,几百个。但是,这是关系一个人今後的问题。他是副主任,处理这个问题要慎重,我怎麽能一个人决定停职呢?还有组织决定,不能一下子用大权把人压倒,不能来了老子揍你,那样做有些人会说我有革命热情,可是过后我还要一家一家地去给人家作揖、磕头、道歉。张彦和彭真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不清,没法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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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十条精神,工作组最好不派。工作组派去了,工作组做得也不好。但是,这是毛主席亲口说的,不能说工作组都是坏的。要一分为二,要保护。你不要又造谣乱传,找对证,还找到毛主席那儿去?他都七十三岁了,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后面有大鬼,刘新权后面就是我。就是北京五十九个学校,全国两百个学校都来揪我,我也不怕。害怕就不是共产党员。我就那么不争气?我迎接这个挑战。看看我陈毅到底是人是鬼。大革命对任何人都可以怀疑,这不犯罪。彭真、陆定一、罗瑞卿、髙闵、杨献珍都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麽你陈毅不犯错误?开始我就对工作组说让大家去搞,红的说不黑,黑的也说不红。
    知道我情况最清楚的是党中央,是毛主席。我和他在一起四十多年了,我也清楚他。我也有很多大字报没有贴,我对那些同志那么满意也不可能。他们要贴唯的大字报都可以,不要划框框,我们的同学不要怀疑他们的动机。革命运动横
    切,最后是人是鬼,是红是黑,总会水落石出的。党和毛主席,广大的群众是公正的,我们就依靠这一点。
    我对个人的问题不愿谈,欢迎贴大字报。你有见解可以贴嘛!对不对那是另个问题。你一张大字报怎麽能给我定论呢?我一张大字报也不能给你定论,要事实下结论。
    我们多数派同志有好几千,少数派同志有几百,几十,都是革命师生,都是党的依靠,是党培养的接班人,党和毛主席对你们抱有极大的希望,这是根本的
    问题。
    所有的同志对我的讲话满意,但只是宣传对他们有利的观点,这样搞得我也莫名其妙,不敢讲话了。我不能指示,要靠你们掌握。如果你们能把我的意见选择几条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什麽,如果说有什麽资格,那只是经验多一些。你们能很好地学习毛主席思想,学外语,准备为党干五、六十年。我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世界是属於你们的。我六十六了,顶多能工作二十年了,那时就八十六了,看到青年们这样积极热情,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我很高兴。
    本来五点钟我就要接见一个不见报的代表团,晚上我要是能把节目推掉,我愿意熬战一夜,和你们谈话,我愿意和少数派谈,我不怕。对我怀疑的,我要和他们见面。我不是你们革命师生的敌人,而是你们的同志和朋友。我是同情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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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师生一边的,是站在多数和少数整体一边的。今天我讲话伤害少数派我不干,伤害多数派也不干,这只会使局势更复杂,不利於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我也无权伤害工作组,我没有这个权利
    张彦镇压革命,和彭真的关系难以交待,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这个同志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总还做了些好事,怎麽能在两个月中犯了错误就给他一条绝路呢?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要帮助他改正错误。李宗仁回国都不这样待他,毛主席接见他,周总理和我到上海去接他。他杀了几十万共产党,难道就不是大牛鬼蛇神吗?我们揭露张彦是积极的,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对大家都有教育意义。有时我们说扔了吧,毛主席说不,要废物利用,拿来用一用,增强无产阶级力量,做反面教员。这就不是以消极地打击处理。我们不能损害工作组,也不能包庇工作组,包庇错误立场就不对了,那样无鬼也有鬼了。工作组的错误我也有份,我愿同工作组一同来检査。工作组当时天天就在这个屋里向我汇报,犯了错误我有份责任,我怎能推卸责任呢?我们要讲请道理,达到团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外事……(不清)中外交(学院)、二外、华侨三校这些学校的工作组都是我派的,我派的工作组最少,共四个,所以犯错误犯得也少,同学们谅解这个情况,派工作组出去犯了各种不同的错误,可能有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可能是镇压群众。犯错误的轻重不同,有的工作组成绩多些,要大家评,不能光少数派评,也不能光多数派评,也要征求工作组本身的意见,这才是民主,我要是自己就下结论,以后谁也不听我的了。派我们是你……错了你老先生就躲在一边了功劳都是你的,错了你就溜了,这样不是黑帮也是黑帮。有些错误我同意了,有的没同意,全挑起来也不对,各有各的账。不要各强调各的,不能说我都正确,不但口子越拉越大,打人了,口舌战了,大字报战了,互相都说被打了,我这个审判官就很难讲话。
    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要找老师,要找毛泽东思想,不要片面引用毛主席的话,要全面地找毛主席的话,要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哪个是片面的?我不讲。你们不要片面,要理解我讲话的精神,要完整领会毛泽东思想,那么几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用不着对立。工作组撤走后已经对立两个星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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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四、五,周总理代表中央正式通知我,外事口几个学校,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二外、华侨三校归“八办”来管,而我不要插手外语院校的文化革命,由中央文革小组责成“八办”来管,我完全拥护,政治组织上都不管了。我问他:“同学来找我,我还可以不可以见?”他说最好你去抓机关的革命吧。我这几天每天见同学,我给你们讲,这是非法的,是违背总理指示的,还要去找总理解释的。我完全可以一推不管,也不会犯错误。我被同学的革命热情感动同学来找我,我还是要见。我是共产党员,我也要参加革命,干革命不是非法的各校提出要我去走走。这周或下周,我有机会一定去。这回我的责任也没有,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了解一下情况,发表一些议论,还可以谈谈看法,有好处。现在对立得很厉害,需要第三者说说话,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外交方面门市部太多,二外文委对我满意,因为我去得不多。昨晚九点开始斗张彦,会开得有秩序,是文斗。今天下午是否武斗很难说。在二外几分钟就理了两本条子要我回答。我这个岗位就是经常犯错误。因为没有时间,我要是能见你们,去你们学校,对文化革命有点帮助。我愿意去。
    你们停课到明年二月,时间多,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不要急于解决。我们就不同。你们太性急了,这样批评太性急了,这样整会把我老头子整死的。天塌不下来,工作组跑不了,问题是要解决的。怎麽思考一下,找到一条路,就需要整地向毛主席著作请教。
    昨天几位同学把话传错了不要怪他们。我也不怪他们,也许我没有讲话,也许他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们回去不要传错了,增加复杂了。
    工作组是应该回去检査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要坦白交待,检讨错误。在工作组问题上大家都要学习,通过对工作组的评价大家都提高一步,不要有另外个想法。同学有另外一个想法也不犯法,但主要应采取这种态度
    大学生活不能过一辈子。再过两三年你们就要出去工作了。今後你们去当工作组也要犯错误,也会被揪回去斗,这样想想问题就容易解决。
    我听到有少数同学挨了另一部分同学的斗。工作组以党的名义组织斗,有的斗争方式很恶劣,使同学精神受到损害,受了苦。同学们一定要把问题搞清。这是文化大革命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问题,要求回来澄清,同学们的这个主张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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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吹嘘,我讲话素来痛快,有时很错,有时很准,你只要一讲我就懂了。我过去也挨过斗,不要以为我是靠褓姆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的。挨斗不是坏事,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准备今後几十年中还要挨斗。你们挨的算什麽斗?文得多了,这要感谢毛主席,无非是不吃饭,不睡觉,让写检查,逼供信,带髙帽子游街,派人盯梢嘛!我们过去挨了斗,不准辩论,拉岀去就枪毙了,吊在梁上打,吓死人。我绝不造谣,用冷水灌鼻子,用棍子夹手指头,问你招不招手会完仝见骨,皮破肉烂。我不是在诽谤共产党,这些问题毛主席来了纠正了这种刑才是逼供信。这是有悲惨历史的。你们挨的还是文斗。要吸取教训,以后你们当干部斗人就不犯错误了,这是千金难买的教训
    外语学校说他们那里三天不让吃饭,一星期不让看病,还有人盯梢,我听了哈哈大笑,这是小巫见大巫,你们那不算什麽,算不上。我不愿自我吹嘘,一个革命(者)不挨斗就算革命家?斗得越多越好,没挨过斗那就危险了。伟大的领袖挨斗挨得最多,有二十多次。你们不要把这些写成大字报来宣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不好。
    毛主席思想最有意义的是人家斗了他,他受了委屈,不报复,不急于要澄清。毛主席在三四,三五年受了严重的迫害,没有他的领导,
    (数字不清)江西
    苏区沉入血海,教条主义搞不下去了,要毛主席上台。有人说要把江西的账算了。毛主席说只要让我来,我就努力干,现在要团结对敌,把长征这个问题搞好,别的将来再解决,现在不要解决。中央好多同志反对过,斗过毛主席,毛主席还同他们合作,不念旧恶,站得高,看得远,"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大,不是眼中有一点灰尘就受不了。这次斗毛主席我不在,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毛主席上台时,我没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打游击。当打电报告诉我毛主席又领导革命时,我感动得流了泪,感到中国革命有了希望,他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主席不是狭隘的个人报复主义,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你反对我,拥护我都行,拥护我,我也不是那么欣赏你。我不是责备那么,那么挨过打要澄清,在某些方面那么是有理的,我要求那么学习毛主席,听懂了这些话,着重听这个那么就有办法。
    二八、二九年我反过两次毛主席,犯了两次大错误,就觉悟高了,就不反了你们说你们不反,不要把结论作早了,几十年大革命就说不定,还要考验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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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主观上拥护,好心肠,还是犯了错误,毛主席思想也不一定学到手了,我就是反对,拥护,怀疑,再拥护的。伟大的毛主席思想是全世界的天才思想,我们不见得就领会了,就没有抵触了,你们十,八岁就会领会了?我很怀疑。毛主席思想很重要的是实践,解决团结问题也就是证明你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实践,不通过实践,领会了只是假的
    少数派有优越的地方,你们挨了整,你们是拿着这批资本团结全体同学斗黑帮,还是拿着它不很好地利用,这是你们的问题。我建议拿着这笔资本去搞团结,不要指责多数保皇包办革委会,跟着工作组走,不要认为(我)就比你先进,这样团结就越来越远,就搞不到一起。要站在最前面,学生和学生,阶级友爱第你们要是能替多数人,工作组讲话,就有毛主席的风格。扭住不放,就是挨了斗,风格就比较低。毛主席就是先斗过蒋介石再说,才挽救了中国革命
    我就学了毛主席。一次我代表中央上山去找游击队,他们把我捆起来,吊起来,说我西装革履,出入南昌,广州,是国民党特务,硬不讲理,七天七夜挨了打,还要枪毙。後来我说服了他们,放了我。那次他们把我左脚的小拇指都搞段了。有的人现在还在。後来这支队伍由我指挥在南京,上海做战很久,成了一支很好的部队。这些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比兄弟还亲。後来他们有机会就对我说那次待我不好,很难过,说要是枪毙了我就太可惜了,就犯罪了。革命中你有错,我也有错,就不谈了。我们要比阶级兄弟还要亲,我绝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他们,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牺牲了,很有共产主乂风格。但他们把我们捆起来七天七夜无论如何是错的。我能处理得好,是学毛主席的,是老师教的。你们不要以为成天学毛选就懂了。中央四位负责同志说要当你们的学生,那是鼓励你们前进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就真的高明了。
    多数派也不要凭着多数指责少数派。工作组进来,合法的进来的,拥护它,这不坏,应该拥护,这没错。工作组犯了错误,为什麽把错误搞到我们头上?将来还可能同党中央对立起来呢!你们也有你们的理由,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你们光坚持一条就不好,对立起来无助于团结对敌。他们强调自己有预见性,赶走了工作队,达到了目的。你们要同情他们挨了斗,我们要多讲他们的好话,赞扬他们。少数派替多数派讲话,多数派替少数派讲话,大家也替工作组讲好话,也要工作组讲讲哪些对了,哪些错了,这样开半天的会,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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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衷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也不赞成。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还会翻了船?我错了我就承认,不错我就不承认,把错误推在我身上我不同意。被斗的人体会到痛苦,也要谅解斗人的人。斗人的也不要以为自己老有理,也替被斗的人想一想。可能我们错的多一些,他们没错。谁有这个高姿态,谁就是这个大革命的领导力量。谁以为自己就是对的。正确的,就会使局势更复杂
    你们干革命还刚刚开始,把学校交给你们,你们要很好地管起来,这是毛主席给你们的很好的考验。团结起来,一斗,二批,三改,不要校长,院长就是替毛主席争口气,打击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要争这口气。不要所见太小,所争太少。我讲得很透彻,不含糊,我不怕犯错误。不然就很危险,就还得派校长,你们还得搞二次革命。打架,大字报互相骂,你盖我的大字报,我盖你的大字报,不派工作组还得派调查组,党代表,还是老一套。学生自己不能管自己,要麻烦国务院,麻烦中央。老实说,我管外交部一个大部是有经验的,管军队也有经验,管一个学校管不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思想。问题完仝可以在互相郑重,互相让步的基础上得出原则的结论,很好地解决。你们干革命还要几十年,
    (不清)你们是今後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有什麽
    杀父的冤仇?就是有杀父之仇又有什麽了不得?还是革命为重。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沉得住气。斗错了我不记较,还在你的领导下干。我们要有这样的高姿态,你不是领袖也是领袖。
    这几天我就卖这本经。过去我错斗过人,我都道歉的。二七。二八年两次对我是很难忘的教训。五四年五反。五二年,五三年三反,我处理太严,我道了歉。处分有的取消,有的减轻了。斗错了的人我就报中央,我不坚持,立即改正,我就不是顽固派。人家斗我时我难过,我斗人时我也要想想这种心情。革命中混战乱斗是很难免的,挨了斗再斗人,劲就不那么凶了。
    我的话不带任何约束性,不强迫多数派,也不强迫少数派接受。除此外别无他。我只是以同志的资格发言。少数派,多数派开会商量一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回来斗黑帮。工作组问题如果两派游击比较一致,随时可以回去检查,对立情绪是工作组的后遗症。为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全部牺牲也应该,无非是戴高帽子下跪,你们都是老红军,戴了高帽子,我请你们吃饭,给你们赔礼,挨点斗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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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麽了不起。刘新权这个老红军是不错的。这四十五天我讲话是有倾向性的,那就是搞好团结,搞好大革命……(一句话不清),中央解除了我的责仼,我不要卷进来,我就不相信解决不了。依靠群众的觉悟,完全能解决。少数派教育少数派,多数派教育多数派,多数派和少数派互相教育,联合起来教育工作组。老同志犯了些错误是难免的。你们以后就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能的。好了,我得赶快走了,以后再谈。我很高兴和你们谈话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对于你们的观点我都不发
    发言就要犯错误。大家要团结。我不倾向于
    这边,也不倾向于那边。关于到外交部与刘新权辩论的事,说是围攻也可以,说不是围攻也可以。刘新权在外院的错误要一分为二。是党的干部么!你们的气量太小了,应该向毛主席学习。
    刘令凯说外交部里有大鬼也可以,要是有鬼,就算你立功了,要不是,你就得道歉。张彦是黑帮,有人说我也是黑帮,我不是黑帮,如果我是黑帮,为什么我还反对彭真,反对罗瑞卿,反对彭德怀呢?我要是黑帮,我早就升官,当然我现在官也不坏。
    我有经验,我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张彦被斗了,我过去也挨过斗。当时挨斗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谁都可以挨斗,谁都可以斗人,你们将来参加工作,也要犯错误,也要挨斗。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斗争张彦大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同学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还有在边的很多校外头支援我们的所有同学们
    我想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两部分同学互相斗争的问题,还是我们集中全力来斗这个张彦(对!鼓掌)
    现在有这个困难呀!很多校外头的同学要找我谈话。有山东的,也有哈尔滨来的,还有张家口来的,有的是沈阳来的,找我谈话,我又不得不(看他们很迫切)找他们进来谈,可是下面递了条子,又将我的军,简直对这个斗争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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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将我这个军让我怎么办呢?我就得罪你们这边,又得罪他们那边,你对我这个人有个谅解,有个促进。一个是大家递了很多条子,这些条子已经是一本书了提出很多的问题,有些同学还保持礼貌,有些同学语言是非常尖锐的,这个我不在乎。那么这个我要看,那么又来条子了:为什么你不叫我们开斗争张彦的会呢?你在那看,那我又停下来看,那么又来条子了:为什么递了条子到你面前了你又不看?向你们诉苦啊,没有别的意思。我不偏袒任何一方面。你们这些同学有两个红卫兵给我挂上袖章了。你们这里有三个红卫兵,我倒不是争取那一个红卫兵给我挂上袖章。要是你愿意挂,我没有办法拒绝。外交部的红卫兵给我挂了,外语学院也挂了十几个红卫兵了。如果我走出去的话,还可以挂,还可以挂,很感谢。(掌声)外交部昨天成立红卫兵大会,一定让我出席,我就出席了。外交部我不能不去出席,出了席的时候,我讲了这个话,你们把我是一个老红卫兵,犯了错误,能够纠正,能够这样解释我就很满意了。我不干革命,就不犯错误,我干这样多少年的革命,不可能不犯错误!干革命象毛主席、林彪同志、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他们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但我不够那个水平,我学也学不到。我愿意学,但可学不及
    所以我今天要讲,我现在要讲啊,无论如何不要同学斗同学啊!同学之间的对立形势是张彦造成的。张彦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跟彭真这个黑帮的关系要很好地来审査,彻底地把他挖掘出来(掌声)!一定要用思想,要用脑筋,要用分析。这一句话就带有一点批评了。如果是我这个批评的不对,你们如果是不能耐心地进行斗争,两派还是表示不同意这个问题,结果就放松了彭罗陆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搞阴谋的大黑帮集团,这个张彦可能卷进去了,也可能还没进去,要査实,并没有袒护他的意思啊!如果他真是黑帮,我袒护他,我就是黑帮,我愿意在大会上斗,愿意枪毙,这个东西不回避。入刀山,下火海,我不逃避这个问题的。你们要放心,不要以为我今天来替那个当说客,但是同学们来互相斗怎么办?这个同学有什么罪啊?在这个大运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的。我派张彦来,我就犯错误了,派他到对外文委,派他到外语学院,我就犯错误了,我向你们公开承认这个错误,我不隐瞒,我在毛主席那儿讲了,我是犯了这个错误,周总理那儿讲了的,我特别动员周总理来搞了五天。我并不隐瞒这个错误啊,外交部里也要贴大字报,第一外语学院说我是大黑帮,我不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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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彻底地揭,彻底地挖,我如果是个黑帮,我这个作用就比张彦大得多了,就不小于彭真了,比彭真小一点也小不了多少(众笑)。我是搞外交工作的,我如果是个大黑帮,我一定里通外国(带气拍桌子)那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不逃避这样的问题(带生气口气越来越重)完全可以,你们是很欣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为了革命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掌声)。但是我坚决反对我们同学做这件事,不团结的现象我坚决反对(掌声),我的那次讲话引起了很大的误会,我那次讲话有两个同学写了很长的信来批判我那次大会,这种革命精神我非常佩服,只有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个权利,才说你们这种光荣的,我完全拥扩。为什么一个青年学生不能批评一个副总理啊?完全有这个权力,行使这个权是对的,什么大字报都可以贴,但是不能定案,你定我的案,要广大的群众同意。还要中央审核才能够定案。不能说你一张大字报就定案了。这很危险。那你一份大字报,我贴一张大字报,也不是定案了吗?那就是群众斗群众,革命同志斗革命同志,这个纠纷没有完了,我这是再三讲,我那天讲的话,两个同志写了很长的信批判,信转到毛主席那里了,转到李富春总理那里了。李富春退回让我看看。我跟周总理说了。周总理说他把你的意思误会了。我主要的是劝同学们被斗和斗人家的。我并不是什么温情主义,并不是施仁政,并不是什么折衷主义要你们放弃原则,放弃革命的原则,没有这个意思。如果那个样子,完仝错误的。我不会这么做的,那我就要耍阴谋了
    我那天讲的话,在对外文委、在外语学院我也讲过,凡是能够到过的地方我都讲了。我认为这话不错。现在我们人民内部有这样个矛盾,怎么解决啊?只能就是用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有什么办法?它不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只能用一个消灭一个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同志式的互相让步啊(下面同学说用团结——批评—一团结)是团结—一批评—团结达到更高的团结。你们不愿意听什么让步这个话,不大愿意听妥协这个话,我不能够在你们面前卖好!我还是要讲,今天让我讲几分钟,我很感谢。我讲的话又可能引起误会,可是我还要讲,这个毛主席能够成为七亿人口这样个大国大党,人民的领袖啊,就是在某些方面他做出了让步,他坚持原则而外,在某些方面善于作出让步,善于照顾,那天不是讲了宽宏大量吗?为一个革命的目的采取妥协这是列宁讲过的,妥协有两种,如果是反革命的妥协我们坚决不同意的。一种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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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协,我们是可以妥协的。现在两方面不团结,那么怎么办?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外语学院改好,把外语学院办成这样个毛泽东的外语学院的大学。我很佩服你们的水平很高,我讲话的毛病你们都能够抓住。我很佩服,我并不嫉妒。我这个讲话可能是有些毛病的,要反复说明一个问题,可能这是个词不答义,可能也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的流露,都有可能,我并不逃避这个问题。我在中央的会议上作了交待的。但我还是要讲这个问题。我讲的还是有些道理的。你不能把我估计得这么低,我还是有水平的。你说我对毛主席的思想一点都没学过,不能够这样讲你说马列主义我一点都没学过,只是向你们道歉,搞了几十年落后了。但我还是带起跟着你们一起前进!(长时间鼓掌)是不是我想我讲这句话你们一定接受的不接受我还要讲。可能我一走,你们的大字报又出来了。那你们有权利贴起,你们可以到周总理、毛主席那去建议。这个我都要准备。有个条子“一切的后果由你负责”。这个是外交上经常用的话,(众笑)我可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顶多是罢官,顶多是打成黑帮,顶多是下放劳动,就是这个,无非是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后果就是这么大,顶多是开除党籍!但是我还要革命,美国人打进来我跟你们比赛,看我们哪一个冲锋在前!(带气拍桌)(长时间的鼓掌)
    我那天讲的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有被斗的,有斗人家的。这个被斗的同志应该向那个乱斗的同志想一想,那个乱斗的同志向被斗的同志想一想,这样自己团结起来。我们说你们的革命不是今天。不是文化大革命干完了就不干了。是刚刚开始。你们以后要干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我们现在六十多岁了。只能十年,二十年,无论如何还是有限。你们还有几十年。而你们同学,在这里的同学,今后要同生死,共患难。新中国的大业,世界革命的大业,由你们来负责,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有什么怨仇啊?(大声)(众鼓掌)我不能够理解,我不能够理解(大喊)这个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非毛泽东思想在作怪,你们要好好地检査一下(台下众:对!我们是要认真检査)(鼓掌)我这个人就是任何时候是讲老实话的。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是坦率的,所以我这个人搞外交不得那么死(下面听不清楚)……我不能够在今天对你们同学讲一些和稀泥的话,对你们这一部分同学讲和稀泥的话:哎呀!你们好,你们很革命啊,你也好,你也很革命呀!(众笑)不注意同学的团结。今天的这个团结很多同学写信来担心这个团结。要讲几句话。我讲话只能是一个人的意见。我相信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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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革命师生,你们一定能够解决你们的团结问题(大声)(众鼓掌)要请同学们谅解的,要同学们认错的,我讲过这句话,我到你们这个地方应该比周总理多周总理来了五次,我至少应该比他多一次。我应该来。我讲过这个话的。就在这个地方讲过这个话。怎么能够收回去呢?那个人就不可靠了,讲了话就不认账,现在有很多同学问我讲过这个话。为什么不来呢?就是那个中央十六条以后周总理当面通知我,说北京市有个决定,中央决定几个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不归我管了,让我不要插手了。我就不能够来了。我来是非法的,我来是犯纪律的。但是有很多外语同学,第二外语学院的同学到外办去我还是见了,以同志的关系见我讲话,我再三讲,过去我领导的,我解除这个责任了,我管外事系统的文化大革命的,并不是我要回避这个东西嘛!我是不怕革命群众的,革命的群众越多越好,革命的师生员工越多越好(鼓掌)我不害怕,我是过去挨过打的,受过人家捆的,人家把我吊起来的。可是人家还是把我放下来,以后他还归我指挥向我道了歉。我用不着吹嘘这个东西了。将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都平静了。斗批改你们是新的外国语学院,搞得很好了。我可以给你摆龙门阵。现在摆这个东西就是一提,哎,你这个地方又是搞什么大阴谋(众,笑)。不是这个问题我是革命的。我为什么怕革命的师生呢?我没什么怕的,顶多遭点儿冤枉有什么关系呀!我说是毛主席,
    (听不清楚),是遭冤枉最多的一个,可是毛主席
    十五年以后成了全党的领袖,现在成了全世界的领袖(长时间热烈鼓掌)我讲这话不是别的意思,是有助于你们的团结。你们遭了点冤枉,遭了斗,这个时候采取一点搞姿态,最有助于解决内部分歧,我们来团结的。我是讲这个话,我在外院也讲,在你们这二外也讲,在对外文委也讲,对外文委也有同志在,对外文化出版局也在这里,你挨了斗的,在革命运动中受了损害么!你挨了斗么,现在张彦犯了错误么,张彥现在我们把他揭露了,我们一致跟张彦斗竽。你们挨了斗,证明你们是正确的么!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你们是正确的么,那么我就要善于利用这个地位,善于利用这个地位来团结全校来搞革命,这个你们是又要说我们这个有资格讲话呀,我还是要这么讲。我劝你们这部分被斗的同志,我想单独找被斗的同志开个会,但是问题是时间抽不出来,没有办法讲。你们采取一个高姿态,我挨了斗,受了苦,受了打击,遭到恶劣,把我围攻得很苦。这个时候张彦犯错误了。张彦有罪,我们已经昭雪了,平反了。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革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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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要善于利用这个光荣地位在同学中间起作用,我说我这个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并不代表哪一部分利益来劝你们放弃原则。那么我们在张彦的欺骗下参加斗争的人,这部分同学,这个不能怪你们。这要怪张彦,怪我,是我派张彦米的使你们走上这个歧途。你们不是青年同学,青年学生吗?你们没有什么经验,个时候没有看清楚嘛!你们也要善于利用你们这个地位,利用这么个地位举行些自我批评,跟其他一些同志团结起来,是不是啊,这个—一这是最好的一个团结的道路。
    我昨天,前天外语学院部分同学去协商,木来我也不应该去的,因为我已经宣布了不能够领导外院的文化大革命,我不愿意去,而且我去了一定拉着我讲话讲话就可能讲错什么问题,我去,我还是去了,因为他们大家要求我去,那天个上午,没有什么节目,我去了,我还是谈了看法,我讲了今天北京的大学差不多没有哪个大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两部分同学互不相下。当然这个话你们以后又会记下来找我的差错了,也许有一个大学已经解决了,你为什么在这里造谣啊,这个就没办法讲话了,这样子不谅解人,哪个还敢讲话啊,什么人也不敢讲话了,清华大学是怎么样,已经是这个样子,刚才北大递了一个条子,他说他北大也是这个样子,也不是他一个北大的同学这么讲的,我也不能根据他讲的来下北大的结论,张彦在这儿讲北医工作组不行是无的放矢。我不能够重复这样的问题。但
    般地说,北京的大学中一般的同学之间的团结问题没完全解决
    是不是外国语学院,一外,你们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一个经验,这是很好的经验。哪些同志哪些同学在这个问题中起了积极作用,我是衷心拥护的。尽管我是搞外事工作,不管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我还是有这个,今天我来也是这个问题。上午恰恰没有什么安排。这边斗争张彦,我说我无论如何要抽这个机会去。关于我这个发言又没有想。让我发言我总要表示个态度。这个北京市委和办的同志是不会误会的。(下面两句听不清)。昨天晚上我碰到周总理,问是否去一下,两派已经达成协议了,斗争张彦,这是个很大的进展。周总理说,他不能来,今天没时间。他见到我了,托我问你们好(长时间鼓掌)。我们团结起来斗张彦,把他斗臭、斗垮、斗倒。下一步审查院党委,究竞怎样,只有你们才能解决,只有你们才能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鼓掌),我们偏听偏信就要犯错误,我们也不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听人家的报告,我们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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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牵着鼻子走了一段。那你有什么办法,这个错误怎么不承认呢?过去的院党委,院长,副院长这个问题也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査他们的全部历史,审査他们的全部工作,给他们作出结论。不能够一味说他们都是黑帮,也不能够说他们现在不是黑帮。可能有各种情况不同。那就我们经过斗、批、改。我们创造了个很好的办高等学校的经验,特别是办外国语学校的经验,对全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有意义。(掌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还没有看到哪里把办学校,办髙等学校的权交给了革命师生员工,还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做出了经验,作出的很好,这当然有世界意义。那个时候我还作外交部,我就可以马上向外宾介绍啊。你到我们外语学院来参观,这个教学改革比你那里水平高明得多。我们可以要他参观,因为这里又有工,又有农,又有读,还有兵,而外语学得很好。现在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是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任务。通过斗原先的院党委。李昌也恐怕拉来斗一斗(鼓掌)。斗原来的院党委还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搞长一点,可以搞短一点,最主要的是服从伟大的革命事业,搞好外国语(鼓掌)。这个老实讲叫我发表意见很困难。我是最爱发表意见的,我没经验,你们有这个经验。毛主席问我你看这个学外国语三年还行哪,如果不要四年哪,起码恐怕要四年哪,其他的大学校就可以两年就行了,或者三年你学外国语。我说这个东西将来由外国语学院的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鼓掌)。毛主席说,对,很好。你们去搞。我说这个革命不是转移目标“哎呀,陈毅是一个大阴谋(笑)就是转移目标”什么目标啊,就是张彦、李昌,原来院党委的这些人,我们斗需要一个过程。你要帮助他,改造他们,让他们重新做人。他与我们外语学院有关系。在这个目的上来斗。我们这个斗、批中间就含着改所以一边破,破中有立,立在破中。我们就斗出一套,斗争中间,批的中间就有整套的思想,整套的办法,那么就是新的开始。那么就是新的开始。我不是上次在这讲话有很多毛病,也要做检讨
    我说外国语学院是培养外交接班人的。将来希望大家在外交上接班,当大使当参赞,当外交官。有个同学就大批判了:他要用名利思想来引诱我们。我们愿意当一个工人、农民的(笑)。这个话你不能服我的心啊。这个外交战线是个重要的战线。我们外语学院这个任务不担负起来,我们找什么人来担负啊,这个话你说我就错了。没有错,现在我国这个外交战线上有些同志是很称职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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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同志是不称职的,怎么办?就要靠你们起来,新生的人起来代替。这个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掌声)。同学说这个是名利思想,我这个就不好说话了,我最好是外交部长不当,我到农村里去当个公社社员是不是更好呢?其实这个办法是最偷懒的一个办法,对自己最不负责任,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国际阶级斗争你有点儿害怕。你说你到农村里去当个公社社员,你不是机会主义是什么?我要培养一批毛泽东思想的外交官,培养一批无产阶级革命的外交官,培养一批能够在外交战线上能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马列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今天我们外交中不完全够这个水平。这个责任就放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努力(热烈长时间鼓掌)还有同学来问我你在首都剧场答应了,我们先斗张彦,为什么你过去三天以后你在对外文委又说这个话,你说你是中央负责同志,你为什么说了话不算话?你马上给我澄清,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气愤了,大喊)(大笑)同志们这种尖锐的态度我很佩服,你们生气勃勃,敢想、敢斗、敢闯,你来用在我身上我也不见怪(鼓掌)我这里要澄清一下,但我一澄清,主席团呢?两方面的同志就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你讲不好啊,可以引起两方面的不愉快,我才晓得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赞成先斗张彦的,有些人是不赞成斗张彦的,恰恰这个问题有分歧。我讲了个先斗张彦的话,引起一个波涛我想这个问题一切严重后果我可以负责。我还是要讲(大声)我那天是这样讲的,因为领导上让我参加跟赞比亚代表的谈判,我不能在那儿呆了,停下来。你们外语学院有一、二百同志啊,在走廊上遇到了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是可以先斗张彦,我是讲了这个话的。但是现在对外文委斗这一步还不能下台呀!怎么能够可能啊?那就不可能啊,两部分是一定达成协议呀,我是讲过这个话的,这个我只能够做出回答。这次张彦回来,还是我在对外文委那里起了作用啊,我不起作用,他今天还不能在这里斗嘛。我那天讲错了一句话,你这个得给我记个功劳吗!(鼓掌)总理、市委要我不参加,不领导这个外语学院的文化革命了,我完全照办了。但我可以以个人的资格参加。我不逃避这个责任吗!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原先他在外办先过关,先斗。对外文委有同志参加了,他们就提出来让张彦到对外文委,外办的同志就问我,我说最好是我们停一停。就让他们到对外文委去斗一下,我们派人去参加。我还是个障碍吗?我就不障碍了嘛?那么到对外文委,你“二外”学生又去了,于是,又要把张彦拉过来斗。所以我只好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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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了两天吗!两天三天我劝他们同意,他们同意了,他就到这里来了。这个斗争对象我们要保护啦,障碍很大啊,障碍很多啊,他这个材料是相当多的啊,全部要挤出米,你们要听我这话,彻底地斗倒、斗垮、斗臭。在这里过了关,也还要到对外文委,还要到外办,还要过关,去对外文委。文化出版局他也去作过报告的。是否那里作就是作检讨,经过这样彻底的办法帮助他能够重新做人。要给他这个机会,这个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所以如果说我讲了那么一句话,引起一部分同学高兴这句话,另一部分同学不高兴这个话,因此又引起两部分同学争论不休,我向你们两部分同学我都承认错误。那么就是我那天不接见二外院的学生,就不犯那个错误。我千错万错我那天不应该在走廊里接见二外语学生,但是不接见又犯一个错误,你为什么不接见(拍桌子)(众笑)你怕,你怕我们(大声)所以目前这种斗争环境啊,那天我就讲了那一句话。有的同学写条子不满的,我说要冷热结合。这个话啊,我这个人不是遇事都把毛主席,引用毛主席的话讲在前面头,我这样子,只要是思想符合毛主席啊,我就讲就行。这个话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就是冷热结合,要高度的革命热情,还要非常冷静的头脑。我们热,热血沸腾,比太阳的热度还要高,把旧世界要把它烧掉。我们冷啊,非常冷静,就是“泰山奔玉泉,二色不变哪……我们都不动(不清楚原引的是什么)我们完全争取主动。如果说是我讲这个话,我跟外国语学院的同学,我跟他们同学讲过,我这个人讲话是有很大倾向性的。我当共产党员,我没有倾向性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掌声)倾向性就是要搞垬产主义(大声)(鼓掌)跟西哈努克谈判,跟阿尤布总统谈判,跟布麦丁谈判,跟塞古谈判,我这个倾向性就没有收起来,我还是要讲的(掌声)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使人家能够接受啊!他不是中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我们说这个时候,全体二外学院,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革命热情很高,很好的冷静考虑一下,我们是斗争黑帮,改革外院,建立外院一个新型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语大学,来做工作。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但是还有时间,9月、10月、11月、12月,但也只有四个月。我们要大破大立大建设这个叫用脑筋,还是这个调子,跟我讲话基本上一样。如果说错了,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可以考虑,讲错的地方,我应该改正。还有大礼堂外边的许多校外的同学,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什么中央领导人,我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外事工作人员。中央的负责的是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陈伯达同志等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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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你们的意见对大会的意见能够转到。山东来的,张家口来的和北大、医学院的,广播学院的,我是不能够插手的。我讲话是无效的。如果有时间我能够参加你们的斗争大会,我愿意来学习。不过是你们用大条子把我们整住了,我就又不能够听,不能够看。
    我说外交工作还是比较好做,外交工作就是非常死板。毛主席、周总理上面控制得很严,机动性不大。我赞成这一条,使我们在这一条少犯错误啊,就是我们控制得很严,遇事都要请示。法国大使请我们吃饭,我都请示周总理点头了我才统一地安排。不然你是里通外国(大声)。我还能讲几句法文呢,说你不会讲法文啊,你里通外国这句话我总会讲啊。你怎么的,一定要有个安排,有秘书有翻译,还有西欧司长一起去。先跟周总理请示硏究谈什么问题,出席宴会的先开个碰头会谈一谈,应该是很严肃的。那我就不想在这个地方这么乱讲话了。在我们同志讲了话可以谅解,可以承认错误的吗?那么紧张生活就没有办法生活。那天我在法国,我还是开了个玩笑。他跟我讲戴高乐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我便哈哈大笑,问我笑什么,我说戴高乐是个社会主义者,那教皇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了(鼓掌)法国的摩尔他是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也是社会主义了,亚非国家的许多皇帝也是社会主义了,你是那样的社会主义,我就觉得你可以这么讲了如果象十月革命列宁那个社会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跟你那个不同。他也搞了个现代画,搞了现代化的两个现代画,粗线条的画。我说你这个画我不喜欢。“我是个名画家啊”!你什么名画家?!我都不喜欢你这个绘画。我也是在开玩笑。你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看法国的大使就那么怕?老实讲,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有党的领导,有七亿人口作后盾。这个外交工作还是好做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外语学院,有几个外语学院第一、第二。还有华侨的外语专科,还是要为我们提供新的战士。这个任务你们不能够推辞。你们可以转告,你们可以不干这一行,那没有话说,你们要留在这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掌声)我希望你们解决这个。成立一个能代表你们全体大多数人的意见的革命委员会(鼓掌)。三个红卫兵啊,我都支持。我希望个能够协商成为一个统一的红卫兵(掌声)我希望你们这个红卫兵不仅在外语学院起作用,在北京市的红卫兵全起积极作用。采取积极的态度我就积极的支持。不管你这个外语学院的同学也好,我也好,我们在革命中总难免犯这样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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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我们自己可以纠正,我们互相批判,我们自己纠正,一定把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把张彦和我们外语的其它黑帮彻底揪出来斗垮、斗臭、斗倒!(喊完口号,似完了以后,但又站着讲了下面的话)
    我向你表示我完全站在你们全体革命师生的一边(掌声),我也希望在这次大革命中由于同志们的批判,使能够把我身上的许多旧东西能够洗得干干净净我愿意利用同学们的批评,因此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这些话,我们交换,光是我批评你太不公正,光是准许你批评我,我不讲这也不公正。我们是相互的,相互的。讲得对的我们就接受,讲得不对的,我们就斗批改。还是要批,这是搞斗批改好不好。
    今天下午和越南还有谈判的,我不能参加了,准许我告辞。还有的校外的这些同学,你们的意见我可以转到五人小组,转到周总理那里。我不能跟你们见面了。你们无论如何要谅解。我见面,我讲话是没有效的。但是有个同学讲得很好你为什么不调査研究就发言。你这个完全正确,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们这里外校同学你叫我跟二外同学的讲话,你们若能够考虑,多少有点帮助。这个本来我来的时候,现在就不能够来。我一出来人家就跟我讲,你出去少讲话,讲话讲多了不行,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人,喜欢讲话,讲话必长,讲话必错。那有什么办法?还是本来面目比较好,要装一个什么样子那不行。装一个什么样子,如我这个本来面目,这个你到外交部去问,到外办去问哪,很多红军的老同志都知道我这个人哪,多少年就是这么个样子。当然这个是以老卖老,又可以来一个大字报(众笑)
    我想同志们还是让张彦把那一套资产阶级的臭东西,十分忍耐地使他讲完然后我们每一个上台来有计划地控诉,有计划地揭发(鼓掌)。这个同学上台揭露,也许有某些同学不大赞成,也要听完他,同学他揭露有这个权,不要打断他(掌声)另外一个同学上台,他揭露我们某一部分不同意的,也要耐心让他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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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如果每个人的揭露都是100%的毛泽东思想啊,不能够这么高的要求。当然我这个讲话也不是100%的符合毛泽东思想,可能讲几句话是好的,可能不正确。同志们有保留地来听,我看今天这个斗争会还是很有效果的。我祝贺同志们获得成功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有人给外交部贴大字报,不要管他们。你们不要动用多数压人家。我们主要是靠真理的,你们不要阻止人家去贴大字报。是红的,他们也说不成是黑的,是黑的,也说不成是红的。过一二年就都会水落石出了,这也没关系,群众是可以检验的。
    有人别有用心,不要管他们,外语学院有人反对我,还反对毛主席。清华大学也有人说,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怀疑也要有根据,有事实。不要什么都怀疑,打破一切框框。要说有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大框框。如果突破这个框框,那就是反革命了。你什么都怀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自己
    “外交部里有大鬼”这张大字报我已经打印了,还送给毛主席一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不是几张,而是几十张。在毛泽东时代这是幸福的。这使我在对外斗争中就更勇敢了。给我提意见不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有百分之五就行了,意见过了头没关系,我看工作组主要错误是包办代替。
    (编者按:从陈毅在外事口的这几次讲话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他是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他说:
    有人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检査毛主席”,清华等人提出“打倒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割裂开来,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清华大学也有人说,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怀疑也要有根据,有事实。不要什么都怀疑,打破一切框框。要说有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大框框。如果突破这个框框那就是反革命了。你什么都怀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自己。框框有时是要有点的,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大框框。我们大家必须遵守这个框框,这个框框不能突破,突破了这个框框,就是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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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罗陆杨就是黑帮,要搞政变,反对毛主席,这是定了的。任何人替他说话,也说不成红的。彭罗陆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搞阴谋的大黑帮集团。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北大都改组了,这是必要的措施。
    六、七月间最大错误就是违反了毛主席依靠革命师生的教导:派工作组就是包办代替,不依靠群众。只是工作组几个人,几十个人决定问题。这错了,是路线错了。工作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伤害了群众,打击群众,运动走了弯路,该负责的就负责。工作组问题,我的看法工作组的派出,就是错误的,应该由派出机关负责。工作所犯的大小错误,我应该负一半责任。16条出来,证明开始就不应该派工作组。开始就应该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工作组它仓促上阵派出机关没有很好交待政策;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很好理解,我们也没有很好理解。只要错误就是包办代替,这是方向的路线错误
    二八、二九年我反过两次毛主席,犯了两次大错误,就觉悟高了,就不反了。毛主席上台时,我没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打游击。当打电报告诉我毛主席又领导革命时,我感动得流了泪,感到中国革命有了希望,他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人说我也是黑帮,我不是黑帮,如果我是黑帮,为什么我还反对彭真,反对罗瑞卿反对彭德怀呢?)
    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陈毅在外交部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同学的讲话(关于红旗大队的同志要见周总理)
    陈副总理说:周总理很忙,不能接见,要我来接见你们。你们要见总理或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每天只睡几小时就起来工作,你们在这里等,他们也不是睡觉。总理很忙,明天还要开红卫兵成立大会,还要开一个万人大会。你们根据十六条这个大原则团结起来,我说的和总理是没有出入的,你们的问题,万人大会是能解决的。现在我以个人名义发表点意见……你们可以记录。你们提了三个问题:(1)革委会不民主;(2)要求中央首长参加辩论会;
    (3)要求首长接见。
    1、革委会不民主。谁也不准压谁,现在你们是少数派,他们是多数派,将来你们也可变成多数派,他们变成少数派。你们想一想,你们也要象他们这样压他们,他们怎么办……有人说我是折衷主义,合稀泥,这是有道理的。合稀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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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一种是有利于团结的合稀泥,另一种是无原则的合稀泥……我不能挑动同学斗同学,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就有倾向性,就是倾向于团结……现在整个北京,没有一个学校对革委会没有意见的……有人说,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刘是交部副部长,外院工作组组长),我不信革委会就坏到这种程度。
    2、红旗大队要求中央首长参加辩论会,中央首长很忙,不能参加,我也不能参加。我若参加了就支持了多数派。今天我接见了你们就支持了你们,我接见是非法的,但我愿意接见,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说不算数。首长不接见有两种原因:(1)忙;(2)两派意见不一致,说不好会增加分歧。今天总理不接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3、工作队问题。学校里分成几派,有人说这是工作队造成的,其实这是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的体现,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山东全部都没派工作组,也分成几派。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斗争的反映,也反映到中央内部来了
    对
    工作组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说半对半……。对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这张大字报,我实在看不下去,但是这比外交部的框框少,顾虑少,不要一棍子打掉……有的人提出把古洋书封起来。……马克思主义也是洋书,毛主席的书翻译后,也是洋的,
    怎么办?……有的红卫兵要求各使馆人员都要拿主席语
    录……。总理把他们的意见汇报了。
    外语学院有二十多个组织(同学说,有七十多个)这是好的,要加强联系,不要分歧……无论如何要按十六条办事。对工作队的问题,多数派的意见认为是好的,但也有严重错误,你们的意见也不能作结论,我看了很多大字报,都是提人家的,没有一张写自己的,我要写大字报就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先写我,先写自己的,再写人家的……。工作队是我派的,工作队的错误我负一半责任。工作队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压制群众……但不是滔天罪行
    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写在前面:十月十日,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五个红卫兵组织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以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主任,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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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队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做了口头指示,罗贵波副部长于十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口头传达。本文是根据罗贵波同志发言稿,逐句抄下来的,下面是罗贵波副部长传达的全文。〗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
    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査的,所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査,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岀来的材料由检査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清査,将工作队员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起来,这些材料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启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都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派人彻底査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还让工作队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检査澄凊,随传随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增旺等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继续检査,同学们要他们什么时候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纪要〖总理接见外语学院的少数派代表,谈了该院两条路线斗争展览会的问题。〗(关于展览会到外地展览)
    总理:要提高一步,改进一下,可以出去。出去就要打响这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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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要去看看这个展览会,然后再出去总理:你们学校党委检查了没有?同学:没有。
    总理:我看你们就是对上面有兴趣,你们学校党委反而没事干了。
    同学: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总理:这是不健康的党风,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后安子文也是这样,这是很不健康的党风,主席很反对。同学:有人不但汇报自己,还汇报别人总理:这是全国很大的问题,一定要纠正。总理:你们这些人代表多少组织?同学:七、八个。总理:观点是否一致?同学:一致
    总理:怎么这么多,观点一致要少而精嘛!(谈到纠察队时)大学要什么纠察队大家都是红卫兵嘛!纠察队好象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与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代表谈话纪要当外院代表控诉王屏在亚非作家会议前夕所做的镇压革命师生的报告时,总理说:“亚非作家会议期间相当困难,参加会议的那些人,(指我代表团成员)后来都被批判了。中国的历史会发展得也真快,不知你们是否料到,我反正没有料到中国的历史会发展的这么快,也许你们比我们更猛一些。
    当外院代表谈到一些领导、工作组和“多数派”的一些人,用平时的思想汇报来攻击“少数派”的革命同志时,总理说:“把别人平时的思想汇报都翻出来攻击这个方法好不好?同学:“当然不好。”
    总理:“这个方法不仅对左派不应该,而且对其他同学也很不好总理:“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我觉得不好。但以前谁汇报思想多谁就靠近组织。不仅要平时经常汇报思想,而且期终也得思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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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摇头):“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內很坏的东西。”同学:“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我觉得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很有关系。”
    总理:“对,你说得很对。你叫什么名字?许多党员就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这不能怪党员,他们也以为自己忠于党。所以,当你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感到很委屈。所以,你们要把眼光放大一些”不要只停留在刘新权身上,当然我并非包庇刘新权,就是我让他停职反省的。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大的方面。党内这种作风很不好,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我们党內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我们说的忠诚,是胸怀坦白,眼光远大。”
    “你们学校两派对立时间很长,有许多因素。‘多数派’做了一些工作使你们不满,加上一些党员不独立思考,对党的干部迷信,主要责仼在领导。领导把责任承担起来,把同学解放出来,就会好些
    当外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有问题时,总理说:“你们要看什么情况下讲的。比如,我今天讲是对你们,如果你们拿去转抄,我不负责。我是对你们具体情况讲的。只是关于党内作风,这是一种恶劣作风,这一点是对全国的。”外院同学谈到陈毅一直“和稀泥。
    总理:“其实他也是好意,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外院一个同学谈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总理:“当然,还远远没有结束。”
    外院的同学汇报了展览会的内容之后,总理说:“你们也说了,这个展览……(漏
    五个字)就搁浅了。我倒不想搁浅,我想提高。光搞外交部我当然不同意,问题是如何让他起作用,现在大字报越来越多,太多了起不到作用,反正乱子多了也不痒……(没记下)你们经过考验是左派,但不能满足,要提高水平,成为坚定的左派。现在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太多了,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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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好比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样的标语就很响亮。但太多了,就很困难,就没人看了。那么说,我这话变成‘黑话’了?问题看怎么贴法。展览会这是个形式,用好了又是一个新事物,别人就要学习。所以不经过我这一关,我不能让你们就这样拿出去
    “赫鲁晓夫下台,我们反对他是一个因素,但他自己也把他丑化了。他那一套思想,加上他的流氓行为,非下台不可。在反修中我们一直没有用漫画,大概有八个国家画了漫画,我们研究了几次,还是没用。”
    院同学谈到陈毅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总理说:陈毅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把陈毅‘黑话’搞出去,将来势必要做结论,这样党就不能同意。尤其在党内说话走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如果都拿来批判,就不行了。你们搞一个新的,搞好了我一定去看。但陈毅同志的事例外。”
    “陈毅同志确实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国际事务我只花很少一点时间来管。陈毅同志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批评他,他从来没有抵触情绪。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起来年岁不少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外事工作他都要请示我,我也要请示主席,主席说了算。所以外交上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上次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受大家欢迎的,林付主席也很称赞。陈毅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讲什么。
    “一外情况很复杂,就因为当时亚非作家要开会,对局势估计太严重了。刘新权把他的大字报拿到政治部,而把同学们写的血书扔到纸篓里,这完全没有阶级感情,我听了都有点生气。”
    “展览会我同意提高,拿出去做为民主新形式来推广。你们自己要求提高,我当然很高兴。任何民主形式都要正面地运用,不要用乱了。大字报万岁!到共产主义社会也适用,我们要会用。当然一个时期乱用也没关系。”
    你们以后创外交部一定要人少,这是国家保护机关,把事情搞大了,势必要我出面,我出面就得劝你们回去,国际关系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大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没有毛主席能有大民主?我就没有作过这个梦,你们也许想得更伟大些。所以大民主这个形式要真正应用,当然我不是让他们不犯错误,但尽可能少犯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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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讲话摘要〖本月十三日夜八时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我团红卫兵代表,听取关于“12·5”流血事件的详细汇报,周总理充分肯定了我红卫兵战士的革命造反精神。接见历时五个半小时,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其它革命组织代表。〗
    你们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周总理还鼓劢我们说:“干革命就是要闯,敢于打破框框。”
    (当我们汇报受伤红卫兵战士的情况时)周总理关切地记下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你们回去了解一下,如果需要,可以把他们接到北京来治疗。”
    周总理十分关心石家庄左派队伍的发展,他说:“工人造反者,学生造反者和外地去串联的造反者要联合起来,最好能有统一的组织,以本地为主,这样才有利于调查。”
    (在谈到和工人相结合时)周总理指出:“你们要虚心向工人学习,适当参加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起搞革命。要扎下根,不要蜻蜓点水,可以到工农中住
    十天、半个月,甚至半年
    周总理还对其它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和第二外语学院代表的指示
    〖总理首先询问了外语学院(以下简称“一外”和“二外”)各个革命组织的情况。〗
    当问到一外各革命组织团结的情况时,总理说:现在是合的时候了,清华不是讨论合了吗?(问一外)保守派还有多少?(答:土崩瓦解了,还有几个战斗组。)(问一外)你们那里是否有接近李洪山观点的?(答:有)与李洪山有没有关系?(有)揭出来没有?对保守派要教育。对李洪山类似的人可以辫论,可以检举。(当一外同学又介绍了一个反动学生后)反动的揪出几个来
    (二外同学问总理怎么不到二外去?)总理说:主席一回来,我就选中二外。江青,伯达同志到广播学院。原来想蹲点,后来被清华的问题拖住了,以后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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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也沾上了,还有中学。你们那里发展了没有?要争取扩大队伍,但不要太急,把保守派瓦解一下。今年快结束了,不可能再和你们讲话了,时间实在排不出来。周总理在听取了两院代表关于学校的情况介绍后说
    外事口各单位大势所趋,任何单位都可以成立革命组织,外交部成立了。过去对于外交机关是否成立红卫兵和革命组织需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不一定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是青少年的组织。革命组织可以打破框框。既然外交部可以成立那么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外文出版局、外文印刷厂、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都可以成立革命组织。这要靠内因和积极性
    、外事口串联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串联?既然成立革命组织就可以串联。要因势利导,把口子打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中全会以后,第一阶段是受资产阶级的压;第二阶段,主观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到底怎么搞,要摸索出经验来。现在硏究工业、农业分期分批搞,写了文件,有的已经发下去了
    开始,对红卫兵的成立有些限制。但是,这是个亿万人民的革命群众运动,雄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群众把一切框框都冲破了。这说明革命群众接受毛主席的领导和倡议非常快,任何压制、阻挡都是不可能的,不能按照你的轨道走。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己找麻烦呢?还不如主动,迎潮而上,否则就会被潮水淹没。鲁迅在给柔石《二月》写的序言中就讲到过三种人……。过去切运动都分步骤,这次不分了。
    昨天与陈总讨论过了,原则上支持你们,允许你们串联。过去为什么加以限制?因为有国际政策,过去有些事捅出去了,我们还不知道。香港已发了消息,北京城里的大字报,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在电讯里,香港报纸上就出现了。又要提倡串联,又要注意政策,怎么办?政策和业务要区别开来。政策可以讨论,具体业务不要参与,总有一定的机密性。机密问题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定时期是杋密的,如原子弹的爆炸,爆炸之前是很机密的,打响以后就不机密了。最尖端的东西是有时间性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许多类似的东西都是这样。外交上的些问题,不能都上大字报。今天国内有阶级斗争,国际也有阶级斗争。外交战线包括业务情报,还有一个杆子。为什么中南海,公安部,外交部不能进来,党和国家机密总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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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能搞革命组织,就一定要和外交部、对外文委、其它机关的左派、积极分子联系在一起。大字报有的不太恰当,有的革命组织,他们可以告诉你们那些问题帮助解决。外交部有机密的,拿到这里米,我们负责审査,要尊重业务。外交学院两派观点不明确,可以去动摇内在因素,可以去联系。外交部有一、二人,你们可以去联系,但不要替人家革命。二外可以和文委联系,再影响外交学院
    外交部、外办,你们可以去串联。在那里找间屋子,搞个联络室。文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可以看。
    黑材料问题。外交部又发现了一外的部分黑材料,封起来了。二外的黑材料找到宋寒毅追问,限他一周内将所存的黑材料收回来。收不回来,不要让他过年。他找不到,你们可以给他介绍,让他带两个人一定要把黑材料送回来。一星期以后,有隐藏的就处理。(有人问:有人烧黑材料,撕黑材料怎么办?)总理说严加处理。
    四,把外事口都动员起来,联系起来。最近财经口联系起来了。财办的八个单位都有造反派,外事口还没有,我今天点火,你们也可以去说。机关的我说了,学校就三个,外交学院两派态度不很明确,你们去做工作,斗争再分化一些。外事口的单位和学校(外办、外交部、文委、经委、中侨委、外文局……)都活动起来,阵线就比较广了,解决问题就集中了。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个目标,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事情才能搞好。
    把外交战线各个学校、各个部门联系起来,各个组织都发展起来。学校多数人都回去了,接待可结束了。回过头来,
    月份把党、政、军深入发动起来,各
    口就都发动起来了。你们都是学外语的,在斗争中,业务可以提高。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学习、提高。我们期待左派更快地团结起来。保守派瓦解以后,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争取多数,加强影响外交学院和其它部门。张彦问题和外办、文委联系起来;刘新权问题和外交部联系起来。外交战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程度多深?时间多长?就可以搞清楚
    学校各革命组织的联合问题,还要作准备,不要强加于人。没联合以前,共同联系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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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保守派要加入少数派组织可以吗?)要有个考验时期,观察一个时期再吸收,不能无条件地吸收,否则会搞垮了左派队伍(在插话中,总理还谈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张彦问题。(一个同学说:张彦要反攻了。)他的一切把柄都在我手里,翻不了。我刚下飞机,他就要求见我,来三次电话要见,我就是不见,最后说有份材料要给我,拿来文委打成“反革命”的二十九个人的材料,矛头是对准陈伯达同志的。我一号回来就负责审查他的案子。张彦是小饶漱石,是个两面派,是个个人野心家。他对我说:“矛头绝对不是对准陈伯达同志。”我说我看了材料再回答你。我看了马上指出他有问题。张彦原来在我的办公室三年多,五八年成立外办,带着几个人过去了。刘少奇对张彦很赏识。他稍有才干,平常做些工作倒可以,到关键时刻就暴露岀来了。张彦在饶漱石的时候就陷进了一些,到彭真的时候就陷得更多了。
    张劲夫和张彦住在一个院,他们都是从华东来的。现在张劲夫孤立了。有一次张劲夫说到一勹话,说是陈老总说的。我说你在科学院,陈老总也不管,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到科学院后,中央的消息很闭塞,每晚都到张彦家里,张彦对他说堆消息。
    文委同志说:最近张彦为什么反攻?外办态度很不好。李昌的司机李振江被张彦打成反革命,住了二十多天公安局。文委革命同志要外办来平反,外办不管。郝德清却要文委革委会管,革委会就出个通告给李振江平反。如此草率,引起文委同志们的极大不满。)
    周总理说:要郝德清自己去检讨。这个人做事太不认真!
    文委同志说:我们要求和二外师生一起搞张彦。)总理说:我同意这样做。第二、关于陈毅副总理的问题。(周总理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今天第次听你们讲这些情况。需要到外事口去讲话了。不但在一外、二外,其它单位也要讲了。
    陈毅同志作检査也要有准备,我已经请他准备了。外事口比财贸口单位多,你们既然认为你们的观点对,就宣传你们的主张,已经给你们开放了。现在更加证明我的四点建议的必要性。现在外事口可以串联了。我还要到外事口各单位做工作,争取在一月四号前,我先作报告。外事战线上,从去年以来有很紧张的斗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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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既然要在外交战线上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到全世界去,你们就要把基本观点弄清楚。所有口的工作都要做,先接触财贸口,第二个是你们外事口,你们也要做些准备工作。
    张彦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坏极了,比在文委的还要坏,是最恶毒的报告。张彦在对外文委搞的完全是一套特务作风。你们好好地写一篇批评六月二十四日报告的文章,要揭其灵魂深处,搞得深一点,张彦每死,不是死老虎。
    第三、关于去工厂和步行串联的问题。去工厂第一步只是调査。步行串联,能纟过深入调查,得出结论。真正步行的不多,大城市不如中小城市,大学不如中干部子弟不如工农子弟,但也有例外。
    一位同学说:长征搞接待站不好,妨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有的接待站条件很好,来到就住下了,不利于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建议取消。)
    总理说:这个问题提得好,谢谢你!但是不是就取消?可不可以变变形式?人多不利,人少可以脱开接待站,自己找地方住,和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结合。
    中央民族学院
    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癒学生谈话纪要〖被接见者: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藏学生〗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一九五九年达赖叛国,西藏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一九六○年和六一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一九六二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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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四年,西臧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一九六五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班禅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岀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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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实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木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最后,总理勉励西藏同学回西藏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北京政法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政法学院作的八点指示、向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问好。
    二、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刘富元同志不是反动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个好同
    四、工作组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就回来,是不对的。我告诉他们到“少数”同学中听取意见,他们不听。第二次回去后,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又回来了。回来后不回去,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批评。
    五、法院(按:指最高法院)对工作队处理不好,怕这怕那(我看怕什么,就有什么),怕字当头,你们批评他们,我支持。工作组是市委派的,但是,人是法院的,法院有责任。
    六、在法院批评,还是回到政法学院批评呢?请你们讨论决定。我个人意见,在法院批评是可以的,但是主要还是回到学院比较好。你们离得那么远,时间长了不合适
    七、赞成你们文斗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叫沈兰村站起来,可以站起来回答问题,不要站得太久,回答完了再坐下。沈兰村我不认识,他怎么样,你们比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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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多数派要做工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逐步把他们团结起来。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纲领下团结起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斗争,实行一斗、二批、三改。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说明:谢富治副总理九月十三日下午三点半,在公安部接见了我们北京政法学院廿名红卫兵同志,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谢富治副总理的谈话如下
    (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少数派反对工作组的方向是对的,不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派工作组就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主要责仼在上边,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嘛!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这个错误。现在学校里很多隔阂,很主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派工作组这个错误路线造成的,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央政治小组没有管政法学院,你们直属高教部,党的工作是前市委,高院也只是管了一点业务。(注:高院即最人民法院)
    工作组的同志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总的方向错了,工作组肯定要犯错误,叫我去可能也要犯错误,各个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程度也不一样。至于保工作组的人,责任就小了。工作组是否有顽固分子呢?如果有,就坚决斗争。至于你们那个工作组有没有顽固分子,我不清楚,为什么去后又回来了,情况我不了解,又不能下结论。
    (二)现在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在十六条的纲领上团结起来,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符合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一斗、二批、三改。
    你们要团结,团结的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十
    六条,还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这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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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结的思想基础。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有了最高指示,有了行动纲领,又有共同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破
    四旧、立四新,这样就能够团结起来,要团结就得有个团结的愿望,没有团结的愿望那是不行的。
    (三)真理有时也在少数人手里,真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在多数人于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多数只有一次,其他很多时候是少数。毛主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他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毛主席手里
    现在有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揪工作组,一派保工作组。大部分少数派是反工作组的,大部分多数派对工作组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总的方向是对的。不只是政法学院,其他学院也是这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就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我们支持少数派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么就不支持多数派吗?不是。多数派的革命行动我们也支持,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至于个别人,个别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就应该向他们靠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绝不应跟他们对立,正因为你们是多数派,更不能用多数派压少数,那样矛盾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加深矛盾,千万不能多数压少数。现在学生闹革命,有些地方动员工人、农民去压,全国大学生一百多万,工人几千万,农民几亿,那么一下子就把学生压瘪了,这也是方向错误
    (四)看问题要看大是大非,要看主要方向,少数派的方向是对的。至于他们的某些作法有缺点,个别同志有些问题,你们不要搜集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派一个小组专门搜集我的缺点,毛病也可以搜集一大堆。毛主席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这是最高指示,要顾全大局嘛!只要你们坚持这个原则,分几派也可以,但是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你想压倒我,我想压倒你,这是不是四旧呢?我看是。你想把别人压倒这不是四旧吗?你们搜集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不要搜集他们(指少数派)的问题。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团结的话多说,他们就是有什么毛病,可以叫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嘛!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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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说,允许青年犯错误,只要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小缺点允许他们犯嘛!我相信他自己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五)学校要给少数派的待遇:如电话、会场、扩音器、交通工具等,还要照顾少数派。毛主席说过:“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么责任主要地应当放在外来干部身上。”“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和地方干部关系弄不好,那么主要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身上。”“在老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老干部应当负主要责任。”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矛盾,是否可以说多数派可以多负点责任呢?我看可以这么说,你们可以不赞成。对于少数派,学校里要一视同仁,还要加以照顾,因为他们是少数
    (六)可以批判杨秀峰同志,批判工作组,少数派要批判法院其他负责同志也可以,有权批评。只要有材料就行,哪一个作得不好,都可以批评,应该欢迎批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大会还是小会,前次我在八条中已经说过了,还是在学校范围内,但是,非要开大会不可,我也不能下命令,你们可以做点工作嘛实际上他们已经开过两次了,这两次会有成绩,有经验,也有个别教训。他们自己也会总结的,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这样做(有同志讲到刘富元的大字报“杨秀峰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回去后,可以向刘富元同志他们讲:“何必出这样的大字报呢?”我们外边的人要相信他们,鼓励他们,不要底下拆台,这样作就顶牛了,不好了。你们今天又出声明,何必呢?他们再来个,不是越闹越分裂了吗?你们同学之间不出这些东西,通谍也不要搞。(有同学说:我们没发过通谍)好!我支持你们!你们这张声明我不支持。你们有问题自己要纠正,不要光找别人缺点,可以在下面同他们商量。他们的大会有成绩、有经验、有教训,要鼓励他们。至于杨秀峰同志是不是黑帮,后来他们的发言不那么说了,我赞成他们这个做法,他们按总理的指示批评杨秀峰同志,没有当成敌我矛盾,你们不要光看这个海报
    (七)对刘富元的看法:我和戚本禹的基本精神、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支持少数派批评工作组。支持刘富元是因为当时刘富元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我并没有简单地支持刘富元一个人嘛!少数也保护刘富元。刘富元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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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代表三千多人的少数派吗?这个毛病你们抓住了,我马上承认错误,不是刘富元每一个行动都支持,是通过刘富元支持少数派。戚本禹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自五七年反右一直到现在,一直斗争很坚强,这点中央都很清楚。(有同学讲:我们和少数派在工作组问题上,分歧在于他们说,沈兰村黑帮是高级特务,我们不同意。
    谢富治同志又说:“少数派批评工作组就叫同志们去批评,要给他们方便,你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我今天是针对你们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在这里讲你们学生好得很,你们的革命精神可爱得很,就是有点小疙瘩解不开。你们真正是革命接班人哪!“你们回去要注意,弄得我很被动的事不要干哪!我支持少数对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支持。你们可以辩证地去理解,你们要主动地同他们靠拢,顾全大局,把我不支持你们的话通通讲出来。今天,我主要没有支持你们,几乎没有。我们跟少数派讲就不这样了。”
    九六六年十月,谢富治给北京政法学院的指示
    )向全体革命师生员工问好(二)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错误
    (三)刘富元同志不是反动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一个好同
    (四)工作组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就回来了,是不对的。我告诉他(沈兰村政法学院工作组组长)到少数同学中听取意见,他不听,第一次回去后,没有听完少数同学的意见又回来了,回来后不回去,是完全错误,应该批评。(五)法院对工作组处理不好,怕这怕那(我看怕什么就有什么),怕字当头。你们批评他们我支持。工作组是市委派的,但人是法院的,法院有责任。(六)在法院批评还是回政法学院批评呢?请你们讨论决定。我个人意见在法院批评一下子是可以的。但是还是主要回学校批评比较好,你们离得那么远,时间长了不合适。
    (七)赞成你们文斗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叫沈兰村站起来,可以站起来回答问题,不要站得太久,回答完了再坐下。沈兰村我不认识,他怎么样,你们比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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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多数派要做工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多数派的工作,逐步地把他们团结起来,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团结起来,在我们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纲领上团结起来。在我们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斗争,实行一斗、二批、三改。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童小鹏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座谈纪要关于修正主义红卫兵?
    童说:今天我见有人问陈伯达同志这个问题,陈伯达同志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是指哪一个红卫兵组织,指的是红卫兵的个别人,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谭力夫。”
    有人问:“中央领导人几次不接见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修正主义红卫兵?童答:“不是,林彪同志、周总理在天安门上讲了,一切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组
    2只
    有人问:“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现在是否还有效?”
    童答:“完全有效,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关于传说“江青同志对别人讲毛主席在中央是少数的问题。”
    童说:“那是谣言,总理在昨天已澄清了。”张春桥说“江青同志讲的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时期文艺界的事,那时主席和江青同志是少数。”
    孙同志说:“从遵义会议起,毛主席在中央一直是多数,威望很高,不仅那时是,现在也是,将来仍然是。”、关于“怀疑一切”的问题?
    童说:“有人提‘怀疑一切’的口号,陶铸同志听了说:‘毛主席能怀疑吗?林彪同志能怀疑吗?’陶铸同志讲话的前提是不能怀疑一切,被人误传为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外都可以怀疑,这样意思就改变了。
    北京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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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首都三司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彻底打倒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是伪君子的诡辩术,是一种市侩哲学。它就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辨真伪,鱼目混珠,借以达到维护旧事物的反动目的
    折衷主义实质上就是调和主义。从哲学上说,就是调和矛盾,反对矛盾的斗争和转化;从政治上说,就是调和阶级斗争,反对革命变革。它用诡辫术冒充辫证法、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它是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向我们进攻的“精良”武器和惯用手法。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马列主义的敌人常常采用这种狡猾的手法,打着“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旗帜、把自己伪装起来,偷偷地把马列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欺骗群众。因此折衷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一切阶级敌人就更加猖狂地利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向我们进攻,来迷惑群众,以作垂死的挣扎揭开折衷主义的画皮看看我院运动中的种种弊病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折衷主义平均地对待矛盾的两个方面,反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对突出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强调事物的次要方面,从而模糊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达到维护旧事物的目的。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一些遇事专门“和稀泥”的“泥瓦匠”就要大忙一阵,他们跳跳窜窜,手拿抹刀,大兴土木,到处修修补补,添梁加柱,唯恐颓垣倒塌,危楼将倾请看“泥瓦匠”的几个“杰作”
    在揭院党委的问题上,有人说××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不许揭发,等问题揭出来了,又说对××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当权派也要“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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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批判工作组时,有人却说什么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还是“革命”的工作组;甚至说什么工作组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只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什么工作组贯彻了阶级路线,可是在贯彻中有严重问题;什么抓“游鱼”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可是“罚不当罪的极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全面的”评价简直是不伦不类,这些“精辟的”论证实在让人啼笑皆
    然而,对这派伪君子的伪善“公正”的面貌,确实有些人受了蒙蔽,这些“全面的”论点确实听来音调和谐,节奏稳健,容易入耳。于是那些人就指责我们“偏激”,“过火”,“别有用心”等等。
    折衷主义调和矛盾,又反对斗争,用对立面的折衷代替对立面的转化,用折衷主义的杂拌,来阻挠革命的变革。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斗争的结果,必然使矛盾发生质的转化。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领导矛盾的新生方面进行斗争,战胜矛盾的腐朽方面,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折衷主义则恰恰相反,它阉割了辩证法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企图把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调和”起来,变成折衷主义的杂拌,从而阻碍事物的转化。
    有些单位工作组撤出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彻底批判。这主要是那些错误路线的“卫道者”们在作怪,而这些“卫道者”们中间的“巨人”就是工作组泡制的筹委会。他们所惯用的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折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筹委会大抹稀泥,把重大的原则问题说成是“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正因为他们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庸人的,折衷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所以就出卖了原则,颠倒了是非,使自己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积极引导矛盾的新生方面去进行斗争,战胜矛盾的腐朽方面促成事物的转化,也就是说没有彻底革错误路线的命,树立起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来,用这种折衷主义的杂拌,阻挠了革命的变革。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块绊脚石!
    应该指出,在我们同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之所以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是因为思想认识的问题,是因为怕犯错误,就回避矛盾。企图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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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进行调和,这些同志应该深刻认识到折衷主义的危险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抛弃私心杂念,打碎折衷主义的束缚,自己解放自己,作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折衷主义必须彻底批判
    折衷主义是革命辩证法的死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狡猾的敌人,它抽掉了辫证法的革命灵魂,以达到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目的,因此,折衷主义是修正主义统治的有力支柱之一。不打碎这个支柱,修正主义就不能根除,斗争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揭露折衷主义的实质,揭穿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彻底批判之,坚决打倒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坚决打倒折衷主义!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首都红卫兵》第六号,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仝体起立,总理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北京邮电学院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阎长贵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的讲话
    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多数派”方向有错误,如果不搞清这一点,那就达不到团结。当然绝大多数同学是认识不清楚受蒙蔽;在学生中如果有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个别的。《红旗》十三期社论支持了你们,你们高兴,我也高兴。《红旗》社论威力很大,在社论的影响下,过去保工作组的同学纷纷站过来,我们要珍惜胜利果实,本着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团结大多数,我们干革命不要怕自己队伍大。应该坚信多数会到我们这边来的。掌握原则,运用政策
    运动还可能岀现新的反复,出现反复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受锻炼。当然我们不希望反复。你们过去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我表示同情,但我也向你们道喜,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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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受到了锻炼,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工作组对你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修正主义的反,揪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搞这场革命,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会在中国出现,我们的国家就会变颜色,到那时,我们就会掉脑袋,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就是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们必须懂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前一阶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要歧视他们,并不能说你们现在的大方向是不正确的,说你们已经歧视他们。我跟戚本禹同志一起工作,很了解他,他支持革命的同志是坚决的,不但毫无改变,而且越来越坚决。你们要争取团结其他同学,现在工作很艰巨,他们错了,改了就行了,不咎既往,要把他们的错误挂在反动路线的头上。还有“自来红”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出身好就是革命的,这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让人家革命。谭力夫就是这样的人。谭力夫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十六条的大毒草,你们要好好看看,是一篇很难得的反面教材,要认真批判,这不叫群众斗群众。现在形势很好,但也要看到困难,准备有新的斗争,我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对你们工科学校这样关心政治很钦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光是军队和专政机关的事情,人人有份,谁忘记了谁就是政治上的庸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治的问题也是政权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一,就是毛主席教会我们用大民主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只有敢於造反,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出现修正主义。对於犯错误的人要团结他们,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帮助成好同志你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人的。这里边很有学问。你们到外地去串联,为什么不在同学中串联,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有的学校,他们有人转变过来被多数派说成是“叛徒”,少数派方面又有人说成是“投机”。你们不要这样最後,我再重复一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精神是坚决支持革命的,同时要求革命同志讲究斗争策略,即不仅要敢於革命,而且还要善於革命。
    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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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昨天阎长贵同志已经跟我谈了。
    关于罢陶鲁笳官的问题,北邮转抄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记录不确切。其它的记录是这样的: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笳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邮电学院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是指的运动的前阶段,邮电学院斗了很多革命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是与工交系统陶鲁笳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不开的。不仅邮电学院这样,陶鲁笳所领导的地质学院等院校也都是这样。革命同学反对这条路线,是做得对的,在反对这个错误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
    陶鲁笳是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的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
    我揭破陶鲁笳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希望同学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如果有人利用我的讲话说革命同学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这是错误的。个别革命同学在运动中提出的过份的主张,只要改正了,就不是什麽了不起的问题企图揪住个别革命同学一时提出的过份的说法,来反击革命同学,把枝节当成主流,这是不应该的,这不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纠缠不休有可能影响运动的大方向。
    革命同学要团结多数,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十六条的第九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临时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权力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才好办事有了革委会,就可以把斗批改很好地抓起来。怎样进行斗批改?有两条路线,毛主席的路线和反毛主席的路线。要按毛主席的路线进行斗批改,正确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而不是谭力夫那样的假阶级路线。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不执行这个方针。有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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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把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路线,象李贵、安静中、白之其都是因为反对错误路线被打成了反革命。革命的左派要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按照毛主席的方针进行斗批改
    北京广播学院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在广播大楼门口接见革命师生谈话
    〖姚文元同志由广院学生和广播局战斗团的同志陪同,从大楼里出来,冒着寒冷的夜风在大门院子里接见了革命师生。〗
    同学喊:同学们!姚文元同志来跟大家见面了!(在场同学及广播局战斗团同志热烈鼓掌欢呼。)
    姚:同学们!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
    (有的同学跟姚文元同志握手,同学们纷纷向姚文元同志谈学院的情况。姚: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
    同学:我们几次来向他们(丁莱夫派的工作组)要黑材料,他们不给!姚: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同学:姚文元同志,您不知道学院现在的情况·
    姚:广播学院不是贴了我们的大字报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不是有人还要造江青同志的反吗?
    同学:姚文元同志,希望你们到我们学院来了解情况
    姚: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同学们!跟大家商量
    你们留下几
    个代表,我们一起来处理今天这个事,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看其余的同学都回去,大家同意不同意?同学:好!同意
    爬在门上的同学喊:姚文元同志!我们要进来!你要他们让我们进来!姚文元同志与警卫人员商量,这时,王寿仁同志趋前,姚跟王寿仁同志商量:是不是让他们进来?
    王:(对负责警卫的同志)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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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打开了。门外的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大门,与在大楼内的同学汇合,而后就纷纷上车。战斗团的一位女同志对姚文元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也关心广播局的运动情况。
    姚:好,好,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你们也要支持他们的行动嘛1战斗团的女同志答:我们是支持的。
    这时,汽车开动了,广播学院的革命师生唱着革命歌曲,乘车离开大楼返校,姚文元同志鼓掌挥手送走了革命小将。
    谈话中,姚文元同志还对警卫部队和革命小将双方做了思想工作。姚文元同志对小将们说:你们不要责怪他们(指警卫部队),他们是执行任务。姚文元同志后来对警卫部队说:你们要理解他们(指小将们)的心情,要理解他们的行动。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按: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丁莱夫操纵广播局派到广播学院的工作组拒不执行紧急指示,并将工作组整学院革命师生的黑材料藏到广播大楼里,企图"秋后算账″。学院的革命小将多次要求处理黑材料,工作组不理睬,十一月二日广院小将再一次到广播大楼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工作组竞封锁大门,把小将们阻拦在门外整整一天,进行刁难,不予处理,最后小将们忍无可忍,冲进大楼查封黑材料。〗周总理第一次电话指示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原广播局副局长、局党委政治部主任):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刁
    革命小将们打开了政治部的一个柜子,这时有人通知学生代表接周总理打来的电话。)
    周总理: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你们看好不好?同学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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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周总理: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电话还未打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已来到广播局。以下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时到三日凌晨。地点:广播局总编室。〗
    开始,先到的同学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词)正式见文件是五号。是十月十几号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情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岀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李哲夫继续交待。)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车委指示没有?李:没有。从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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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工作组应该怎么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有关系吗?(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Ⅹ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李(吞吞吐吐):不知道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简称王)王: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张:制定过执行的具体办法没有?
    王: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情不清楚。(说完出去
    这时,反对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一个人(女)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指接见开始时革命同学向首长汇报的情况),全面了解情况。"此人出去后又进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来。支持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战斗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上一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李哲夫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指李哲夫)说的,你们第一不上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与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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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很多地方纷纷打来电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仝部当众烧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米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青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写的检讨退回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同学:有人整理的材料还交出来,怎么办?
    张:没交出来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学不好团结,等他们觉悟了,他们会交给你们,或者自己销毁。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并且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对工作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时期,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需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们听了,也要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帐,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消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得简单了,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个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作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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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岀来批,其余的封存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作检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姚:我们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手打倒"代表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动荡回去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査。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你,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査。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号在第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号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隐藏,允许现在不全。你可以说可能现在冇些东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来,但要保证不能隐瞒,不能转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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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査一査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你们的讲话都要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的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消毒,大会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通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大)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们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吗?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査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张:学院你们管不管?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区別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们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当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同志连忙点头说:是,是,是。)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交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査一査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李哲夫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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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别这样详细的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同学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们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中拿岀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诬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大家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所谓受害者”和一位干部反对中央首长支持革命学生,要求首长一定到×楼干部处办公室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旧不放,非要首长去看看不可。)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转身往政治部走。这时王寿仁连忙挡住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走下楼。
    中央戏剧学院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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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门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岀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北京体育学院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中央首长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再次接见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周总理、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与代表进行了座谈。〗
    江青同志做了重要讲话,摘要如下
    “贺龙是保刘的一个干部,是站在反动路线上的人,应该搞一搞。贺龙解放后一直衰退,这回想混过文化革命,所以要触动触动他,但要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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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指前《体育报》,《人民日报》负责人)口头上还宣传毛泽东思想,可把贺龙的批语用粗黑体字登出来,主席的指示都只在内部传达
    七、红卫兵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关于一副对联的辩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股歪风
    (一)自来红
    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九六六年八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他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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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万倍!强的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革命立场上最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最热爱,我们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为了革命要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的政,要他们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崽子,和一切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转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九六六年八月初,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阶级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就是要干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就是要讲成份,就是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阶级不贯彻它的阶级路线?难道只许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专我们的政,不许我们造他们的反吗?他们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反动逻辑,真他妈的反动透顶。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要“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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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大搞我们的阶级路线,灭资兴无,彻底革命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日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帐王八蛋们吗?难道左派里我们不占压倒多数反而让他们占上风吗?不,领导权必须是我们工农革干子弟牢牢掌握。唯成分论固然不好,无成份论更是混蛋!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中尤其是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于污泥,怎能不染?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主要靠家传吗?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一基本如此!有的家伙把工农革命干部子弟与地主少爷相提并论,表现上不偏不倚,其实折衷,骨子里反动!干革命就是要看成份,我们就是要有成份论对于岀身坏的,我们的态度是: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请滚蛋,反革命的叫你完蛋。要革命就要真正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而他们重在表现,首先就重在对阶级路线政策的表现。一听阶级路线就抵触,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样的人,也是要革命的吗?这样仇恨党的政策的家伙,就是反革命。对这种坏蛋不能团结,只能专政党的阶级路线是分清敌我,纯洁队伍最锐利的武器,是阶级敌人篡权复辟的大障碍。对她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革命人民最拥护。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忠实的狗崽子们最最反对。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仇视,疯狂攻击,反对工农革命干部子弟
    “你们工农革干子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少爷们:在你们的眼里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祖传的“真理”就是“工人农民天生蠢笨”。我们呢,自然“头脑简单”,一不会投机钻营、个人奋斗。二不会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虚伪作假,“重在表面”。三不肯迎合你们那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读死书,死读书……。总之,对个人成名成家不感兴趣,却净叨念“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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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共产主义”等等你们不可思议的东西。真个“呆头呆脑,傻里傻气”,“有什么了不起”呢?老爷们,少爷们!老实告诉你们:你们那套发了臭的“了不起”的烂货,我们压根不稀罕,从心眼里讨厌恶心!我们最热爱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信仰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先辈血汗开创的人民江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绝大多数工农革干子弟根子好,思想纯,作风正,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朴实,没有虚假,私心少,革命性强。一旦在大革命实践中锻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马上就成为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比那些娇里娇气的少爷小姐,这就很了不起!“工农革干子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论调“工人农民天生蠢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腔,都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理论”,是疯狂反阶级路线的具体口号。我们要把它彻底打烂!谁敢这样胡说八道,我们就撕烂他的狗嘴,跟他刺刀见红!
    干部子弟就是养尊处优,坏透了”。老爷们,少爷们,你们自己过去养尊处优,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如今,你们被专政了,痛苫了,骂句“养尊处优”。你们这样骂,无非是我们的父母当了“官”。你们骂我们“坏透了”,无非是我们父母跟你们作对,你们实在不舒服,于是破口大骂。你们骂对了!我们的父母就是革命的,要专反革命的政。我们就是要学习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对你们造反,与你们为敌到底!你们骂我们真是难得的光荣。我们对你们就是要坏,越坏越好
    “你们仗势欺人,盛气凌人!”说得对!我们就是要仗无产阶级专政之势,欺你们这些与社会主义为敌的人!我们就是要大树革命小将的正气,大灭那些反动的坏人。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满意吗?随你便!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怕你们造反!你们胆敢翻天,我们就立即坚决镇压!老爷们、少爷们,过去你们当政之时,当初黑帮专我们的政,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时,你们是何等猖狂!那时你们为什么屁也不放一个?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夺了权,翻了身,扬眉吐气,你们就大喊“不要盛气凌人”?对你们这帮坏蛋只有彻底造反!只要你们不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彻底背叛本阶级,就将永远挨欺
    “出身不好就不能革命了吗?”“你们不团结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当然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一切真要革命的,我们一定团结。一切可以革命的,我们一定争取。但是一提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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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不让你革命,就说不团结人,这又发自什么感情?如果谁死守着自已老子套反动的阶级立场,阶级偏见,阶级报复情绪不放,还有“团结”的旗帜保驾,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左派进攻,以抗拒改造,抗拒革命,那就是妄想,白天作梦!对于这种反动家伙,首先不是团结,而是斗!斗过来了再说。斗不过来,那就专政!根本谈不到团结!我们的团结,是左派整掉右派的团结!此外,没有其他的什么团结
    “出身不好就是倒霉!”少爷们,你们“倒”什么“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什么人才感到“倒霉”?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我们很知道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的父母今天被人民专了政,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老实改造又不甘心。本想利用暂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向上爬,走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钻进大学,混他个“教授”、“专家”当当。小汽车,小洋房,白大褂,实验室……舒适优裕,名利双收。虽不如过去那样显赫,却也自在,可以不到“乡下”去“受罪”了。而且说不定还可以捞点政治资本,把住点权,“和平演变”,重新上台,依然故我,光宗耀祖
    万万没料到来了个“可
    恶”的阶级路线,卡死了这条“飞黄腾达”的“通天”之路!而且旧教育制度被砸得稀烂,资产阶级“教授”、“专家”等等,你们心上人就要绝种了,美梦黄粱好不悲伤!而那些历来为你们所看不起的工农群众及工农革干子弟,却要直接掌握文化、科技各阵地,打破你们的垄断。工农直接掌握理论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你们实在不甘心,一肚皮怒气冲天,于是哀鸣发自内心,呼曰“倒霉”!你们剥削就叫“不倒霉”,不听你们剥削就叫“倒霉”,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过去你们当政之时,对我们是那样凶残狠毒,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剥削压榨,为所欲为。特别对我们的革干子弟,更是斩草除根,抓住就杀,一个不留。我们有多少小兄弟、小姐妹、小伙伴,刚出世不久就惨遭毒手!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如今,我们的父母跟着毛主席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我们当了政,对你们非但不如此,反而准你们上学,给你们指出路,让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去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给你们以彻底革命的机会,要你们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这是何等的仁至义尽,何等宽宏大量!这又有什么“倒霉”?你们心中非但不感毛主席之恩,颂共产党之德,反而诬之为“歧视”、“倒霉”,骨子里坚持你们老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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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99页,共5150页
    套反动的阶级立场,阶级偏见,阶级报复情绪,仇恨阶级路线,仇视工农革干子弟。一有杋会就疯狂反攻倒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叫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混蛋透顶!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要象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结在尖刀尖上,挑岀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阶级路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父兄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来的。一个字都是鲜血凝成的,字字千钧重。它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我们要以生命捍卫它!谁胆敢歪曲、反对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我们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先辈血汗打出了它,我们就要继承下来,发扬下去,永不失传!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把阶级路线举得高高的,艰苦奋斗,逐步争取、教育、改造、团结绝大多数要革命的人,组成我们旗帜鲜明浩浩荡荡的阶级队伍,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
    让那些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少爷们向隅而泣吧!让他们去暴跳如雷吧,让他们去胆战心惊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其孝子贤孙,将革命进行到底!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齐向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原载《红卫
    兵报》1966年11月1日)
    九六六年八月,清华附中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写的大字报《做顶天立地的人》
    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过去受压迫,受排挤,受打击,受尽了凌辱,受尽欺负。现在我们要翻身,要造反,要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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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00页,共5150页
    过去一些工农革干子弟在敌人软硬兼施、名利诱导的情况下,唯唯诺诺、不声不吭,做了一名不闻不问的小人。
    些工农革干子弟造反未成,灰心丧气,敢怒而不能言。
    些工农革干子弟甚至开始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马前卒,牺牲品。现在,我们要站起来革命了!要造反了
    还能再“老实”下去吗?眼看着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兴风作浪,赤膊上阵,屠杀我们的阶级弟兄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能!不能!再“沉默”下去,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好江山丧失干净!
    还能再“畏首畏尾以小人自居”吗?让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趾高气扬、神′
    十足,当官作老爷,俨然以老子命令威胁我们?不能!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就会重新夺权,重新掌权,在精神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仍然是敌人精神上的奴隶。
    不能呀!千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志们哪,过去我们矮三寸,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班里大权我们掌,核心小组要永远为你们服务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655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65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光荣的,伟大的,自豪的工农革干子弟们,放手干吧!谁敢动工农革干子弟根毫毛,就砸他个稀巴烂让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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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01页,共5150页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一九六六年八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刘京、谭力夫的文章《从对联谈起》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绝非大多数,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一一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一一应该如此”
    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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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指岀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个“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的确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冋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仇”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不疼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
    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一一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
    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做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中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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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在辫论会上的发言
    刚刚这位发言的,点了我和刘京的名,既然点了将就得上台,所以我抢先发言。行吧?!(笑声)
    我昨天发言,有人底下跟我说:“你说彭真的观点还有人鼓掌,这不是盲目崇拜吗?”还说要写大字报。刚刚这位发言的,也问我所说的右派指谁?大概也是指所谓“彭真观点”的这句话。我愿意把这句话重说一遍,我问白之其,你们那伙人为什么说气候不适宜?他说:“一是由于文革领导不力。二是由于工农革干子弟老说阶级分析,老说阶级斗争,别人就不敢说话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压制一部分群众而发动另一部分群众啊?”他又说:“啊呀!我考虑得不全面。”(笑声)本来嘛,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能讲阶级斗争?!我看,这就是彭真的“放”!这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掌声)就是只准右派进攻,不准左派反击!(掌声)就是只准右派翻天,不准左派造反!(掌声)就是只准牛鬼蛇神岀笼,不准革命人民降妖伏魔!(掌声)叫我执行彭真的“放”的政策,罢了我的官,我也不干。(热烈掌声)我昨天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今天还这么说,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掌声)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没有右派,我看今天参加会的人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上台讲话很威武地说:“我们不是一百人,是三百人!”你就是有五百人,那我们全校五千人怎么样?你们才几分之几呀?!百分之五还没达到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右派是什么。其实这三百人中,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从现在辩论会上就看出来阶级斗竽很复杂,过去我们对阶级斗争、右派势力估计不足。工大这么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平静?为什么几翻骚动又下去。有问题!你们看,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工业大学就这么坚强?工大的左派这么多?见鬼去吧!(掌声)
    我上台不讲宣言,不进行自我表白。有人心虚,上来就讲参加辩论会的目的,咱就用不着来那一套!宣言管什么事?一文钱不值!(掌声)我不讲宣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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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去吧!就看你的实际行动嘛。有的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掌声)其言善辩,而其行极丑!(热烈掌声)
    为什么辩论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有对立情绪?革委会在杜万荣支持下成立起来了,酝酿是“不够充分”。不然,我们还可能上不了台。我们上台,有些人看了不舒服。他反正看你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我们主持这个会,要是不发言,他说你高居于群众之上,置身于运动之外。你要是发言呢,开头发言,说你划框框定调子;中间发言,说你态度暧昧;最后发言,又说你作结论。别活了!(掌声)不是要开会斗黑帮吗?斗宋硕是刘京的大阴谋,斗晋军是谭力夫的大阴谋,他说你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你要是不斗黑帮,他又说你放弃了主攻方向!彻你的职,罢你的官!怎么办呢?(有人喊:“让他们发言!”)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再说开辫论会,不开吧,他说你心里有鬼,不运用“四大”,不敢发动群众;开吧,不上台又说气候不好,说老讲阶级斗争,溜之呼也。这种人,就是会躲在暗角里,吐几口唾沫,吹吹阴风,登不得大雅之堂。也不过是跳梁小丑!(掌声)回忆回忆,出了一个好汉叫郑志强,我们为他鼓掌(掌声)其他人就是草包,软骨头!都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热烈鼓掌)只配夹着尾巴过日子,(热烈鼓掌)大将一名,叫做吴钊,给三系点了一把火。可是上台来,讲了十五分钟,十分钟开场白,五分钟论据,虚晃一枪,下去了!你说没辩论吧,上台了。你说观点吧,他不讲。(笑声、掌声)刚刚又上来一位大将叫做张晋民,不讲别的,上来念别人写的大字报,说什么工大有没有群众斗群众,到北大调查!莫名其妙!(笑声)这是什么问题?我只知道主席教导: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得亲口尝尝梨子。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大笑掌
    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土包子,脑子死,我们是山沟里出来的说话粗
    辩,又不辩,又要辩。只派几个小卒子在台上晃,就是拖,他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热烈鼓掌)有人不讲,说材料还不充分。“十大罪状”,一个月前就出来了。我就奇怪,结论怎么出在材料之前啊!(大笑)这些同志们,或者暂时叫他们同志,你们不要糟踏手里的语录本子吧!(热烈掌声)你们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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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讲我和刘京在昨天的讲话,是犯了大罪,竞敢不按十六条,而另给群众划框框。我们原来想:讲或不讲反正都得得罪人。干脆还是讲。我们划什么框框了?不是讲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的问题吗?刚刚这位发言的,还要求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要注意主流和支流,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说行,我们说就是划框框,这根本不平等!(掌声)刚刚有同志给我递条子,说有的人使劲记我的讲话。同志们,不要紧,让他记,我还得照样讲。共产党员是襟怀坦白的!(热烈掌声)
    关于曲钟缓的辩论会上,有人在台上喊“要罢刘京的官!”有的同志上台去说:“谁敢动以刘京为首的文革一根毛,就和他们拼命!”会后有人说:“刘京听了鼓掌了”,但是据我所知,要求罢刘京官的人讲话刘京也鼓掌了。为什么看不见呢?不鼓掌,他说你冷若冰霜,鼓掌他又说你带有倾冋性。我看是你自已带有倾向性!同志们,请你们记住这样一个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热烈掌声)根本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反问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们老拖时间,算什么?就是有这种人,我们明明知道有人手里有厚厚的一迭材料,为什么不上台讲讲,还说需要调查。你还调查什么?工作组冈进校你就作记录了,你还调査查什么?他逗一逗,讲一点,这是为什么?明明在他的心里的那个黑角落里,还有他自己的私货!(鼓掌)
    我们辩论,目的是为了总结工作,更好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会关心扫除他们的方法呢?(掌声)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还有第三条保留,王明环还讲了一条标准,我们昨天没好说,就是斗了“左派”还是右派?是革命群众还是牛鬼蛇神?(掌声)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热烈掌声)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地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长长知识,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敌人很多,我们打完一个再打一个,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热烈掌声)党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真正的右派要放到后期处理。(掌声)在这里辩论,是总结经验,是为了今后更有利地斗这些人!(热烈掌声)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怕辩论,我们怕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烈的阶级性,你也念语录,可是你念的语录倒帮了我们的忙。(大笑)是不是?同志们,(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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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热烈鼓掌)同志们,这是个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思想要是能用来打革命群众,那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热烈掌声)
    怎么能叫这些人没意见?我们下台,你们上台。当然,你们不做出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大笑,掌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能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热列掌声)
    你们要辩论我们给你们讲台,给你们准备扩音器,要会场给你们会场,要听众给你们听众,你们还要怎么样啊?!你们又不敢上台,你们再不上台,运动可要往前走了。
    有人对三大任务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王明环说:你说自己心中只装革命二字,怎么上台来净散发个人主义的臭味?运动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什么结论了呢?革命的同志心如火焚。有人说我们抢话筒打断人家讲话等等。因为我们看不惯你们那一套,就是要夺话筒。(掌声)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群众:干革命)是让我们千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热烈掌声)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下星期可能干脆不出面。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掌声)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掌声)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髙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笑声)(掌声)我们认识杜万荣,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到结尾。(掌声)这一点就定性了!(热烈掌声)事情一定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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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万荣!(热烈掌声)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掌声)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象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里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象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鼓掌)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已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的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什么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对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象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开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不来参加,表示“罢会”。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杜万荣之所以好,第一条就是好在这里。有的人之所以以为他“坏”,也就“坏”在这里。董舒的大字报论点没驳倒,这问题早有人谈,但没抓住。为什么核心问题要回避呢?董舒不是说: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的根本原因在于杜万荣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一语道破实质!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反动,篡改了党的政策,要把我们的大字报批倒、批透、批臭!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
    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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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大笑,热烈鼓掌)
    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有错误,请大家批判。但是,中心一个意思,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掌声)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掌声)我们的运动不管出现多少曲折,都是要照样向前发展。该扫到的,还是要扫到。(掌声)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们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掌声)无产阶级总不能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热烈鼓掌)
    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几顶“帽子”还是还给你们。你们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头上有蓝天,有红太阳,而你们,是蝙蝠!(大笑,热烈鼓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不是靠嘴皮子说岀来的,它是客观存在。你在底下准备了多长时间,拿着一迭稿子在那里念,而我亳无准备,上来就讲,信口开河(掌声)
    同志们!工大的阶级斗争要找到现象,要找到根子,在我们工大阶级斗争到底尖锐不尖锐?(群众:尖锐)复杂不复杂?(群众:复杂)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要想这些问题。运动拖了一个星期,这是怎么回事?要不,别人牵着你走,人家宰了你,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湖里糊涂地过日子,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能湖里糊涂地过日子,为什么?前途是什么?要想一想?成天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象那些人(指着游泳池)还有兴趣游泳。(笑声)就是不愿想大问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希望大家好好想想,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串起来想,有人反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要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个头绪来只有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就是个糊涂虫!
    我校运动怎么搞?今后我们怎么走?(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对!要冲破重重迷雾,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现在迷雾还不算多,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在群众运动的泥坑里打千百万个滚,摔了跤,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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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摔了,再爬起来,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我们的运动还没有摔过大跤呢?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的父辈可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我们的历史从那里开始?就从现在!(热烈鼓掌)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大笑)同志们,我讲话不好听,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但是,我爱讲老实话。
    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说:“老子反动不要把反动”扩大到非无产阶级家庭。你们说:“这话好乖巧呀!”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是什么?我们必须揭露!(掌声)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静场,群众呼口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掌声)我们这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工农革干子弟刚搞了这么几天,就有嚷嚷过“左”了。修正主义统治了六七年之久,我们才几
    十天,这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呢!(掌声)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动,而且,我自己的组织还没有成立,是不是(群众:是!)不要着急,同志们!该诞生的时候自然就诞生了!(热烈鼓掌)反“左”?怎么关心党的政策?你们离毛主席比谁都近,从哪儿够得着脚呢?(掌声)
    阶级路线问题是个焦点问题,以后还是要大谈,有不同意见的,请上台来谈你的高论。不愿上台的可以下面开小会谈,不愿意谈的可以写大字报。总之,希望能说出来,在讨论和辫论中,我们共同进步。本来是阶级社会,不让讲阶级,不行!当老百姓时要造反!当了官还要造反!以后当上当不上?我们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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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要造反!(掌声)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掌声)我就敢说。无产阶级,两个肩膀支着一个脑袋。没有坛坛罐罐,怕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我们端着枪要对刺,心里急得象揣着一个兔子,你们围着树绕圈子,跑得象个兔子!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掌声)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
    有人说:“工作组的遗毒未消工作组的阴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义的遗毒不消,是彭真的阴魂不散!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群众:他们不敢!)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热烈鼓掌)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掌声)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准备在群众中滚它千百万个滚,爬起来,洗干净,再前进,在斗争中我们扔掉的是修正主义毒素,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斗争性,(掌声)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肖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提到阶级路线,大家都喊万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喊它万岁!资产阶级也喊它万岁!我活了二十几岁,我没见过,我爸爸活了几十岁,也没听他说过!(笑声)有人说百分之一错也不能说它好得很。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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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还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掌声)搞这种怪论点的人,大概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给否定了。(笑声)这种人是虚无主义。说得好听,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举着红旗干什么呢?(群众:反红旗)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露出白旗。“旗帜白”,白之其,反正是白旗。(大笑)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提个严肃的问题,以后我们运动如何搞,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群策群力。我们相信我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也是可以革命的。我诚心诚意说这句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搞文化大革命嘛。团结要讲,我们讲两种团结。第种是核心力量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而空谈大多数,那就是右倾,就是陈独秀的路线。有了核心的团结,还要有外层,再外层,直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叫第二种团结。只讲第一种团结,不讲第二种团结,那就是“左”倾,就是王明的路线。一定要做好团结中间的工作。但是没有第一种团结,我们不打几个胜仗,中间派还瞧不起我们。那就谈不上什么团结。从某种定义上来讲,我们加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团结大多数,主席在七大上曾讲过这么个意思。中农、小资产阶级等是中间的、动摇的。他隔着窗户一看屋子里无产阶级没有几个人,他就该说:“我老婆有病,孩子无人管,牛还没喂呢!”如果他隔着窗户一看,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整齐,再打他几个胜仗。好,你不用去请,他自己就来了,这回,他老婆也没病了,孩子也放心了,牛也喂过了!(大笑)同志们,真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讲什么“平等的团结”,什么“不分高低主次”,意思是“你不团结我,我还不团结你呢!”这种人一边去啦!他都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怎么可能诚心诚意跟我们闹革命。(掌声)你们还要他干吗!
    同志们:我校运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可全靠大家了。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业大学有特殊校情,对这个烂摊子估计不足,我们就要犯极大错误。从我们系、我们班、从我们接触的同学中,确确实实看到,要革命的,可以革命的是多数,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表现很好,使我很受感动。革命的更要革命,不太革命的要革命,不革命的别捣蛋,反革命就叫你完蛋!(热烈鼓掌)言多语失,有错误请大家考虑。怎么看我们周围这些活人,他们和我们呼吸着同一空间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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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却可能想着两样心思。同志们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就要吃亏、上当。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党的阶级路线万岁!)
    切革命同志: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红卫兵是左派组织。红卫兵是阶级队伍。红卫兵,顶天立地当中站,牛鬼蛇神心胆寒!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唧唧喳喳,说什么这样提不对,什么不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啦,什么红卫兵脱离“群众”“左”倾啦,等等,等等。
    这完全是胡扯!想反红卫兵就干脆点,少拐弯抹角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卫兵。你们企图把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迷惑群众,浑水摸鱼,纯粹是痴心妄想!
    红卫兵,就是对敌人造反成性。红卫兵,有缺点,有错误,这都可以批评。左派同志与革命群众说我们脱离群众,我们要虚心接受。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骂我们脱离“群众”,骂我们“左”,正说明我们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敌我分明!
    红卫兵,究竟怎样呢?
    红卫兵的领导,是党中央,是毛主席!!
    红卫兵的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的主力与骨干,是对牛鬼蛇神造反成性的红五类子弟
    红卫兵的战士,有革命先辈的光荣造反血统!有对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有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谁违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就一定造他的反
    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196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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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北航附中革委会、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
    你校×Ⅹ×同学给了我们一封信,问了我们对联的情况,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附带寄回)我们的对联是
    鬼见愁
    基本如此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们对她们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的对联的上、下联是别的学校写的,我们改的,横批是我们加的中间也是我们加的。但是这种强烈的阶级分析的精神,这种迫切要求贯彻阶级路线的心情,则是全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的强烈愿望。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付具体的对联,作为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宣战书”。我们是“造反专家”,我们就是要向,而且已经向那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们宣战了,通过这付对联,给了彭真的所谓“重在表现”当头一棒。这付对联骂在彭真的阶级路线身上,痛在资产阶级小狗崽子们的心里,痛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
    (2)我们的这付对联,是革命的对联,因为这付对联工农子弟都支持,资产阶级子弟都反对。
    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我们说唯成份论不对,但无成份论更不对。我们是唯阶级论者。“阶级斗争”我们学得不够,但我们懂得,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出身好的,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但也有小撮叛徒,那些出身不好的小狗崽子们,大部分都是不革命的,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只有少数人,在彻底背叛自己家庭以后,才有可能站在革命的一边我们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和彭真“重在表现”阶级路线唱“对台戏”的誓无两立的。我们的两联是说要有成份论,横批是告诉同志们不要唯成份论,中间的“鬼见愁”,是谁反对,谁见着它发愁,心里发疼、发毛,恨得咬牙切齿,谁就是鬼,谁就是资产阶级的忠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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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有血债的人的子女们大多不满,愤怒到极点,他们看到了“反动”和“混蛋”两词,便责问我们:你的“混蛋”是什么意思?骂谁是“混蛋”,我们回答是:你们家里反动,自己还替家里说话,你就是混蛋!你如果在这付对联面前心里发毛,你就是鬼!你不敢革自己父母的命,不敢革自口心里的鬼的命,为什么不能骂你是混蛋呢?
    我们这些人,以前在前市委的阶级路线的控制下,被资产阶级小狗崽子们骂为“自然红”、“骄傲自满”等,把我们压在他们的最底下,我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永远给我们撑腰。我们就是要和那些资产阶级先生们右派先生们斗争,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把他们一棒子打在地上,以至休克,再踏上一支脚。叫他们永世不能抬头,叫他们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甜头”。
    北京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付对联,我们不怕,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打破了班与班的界限,校与校的界限,一起干革命、一起造资产阶级旧意识的反,哪里有阶级兄弟受打击,受迫害(北京出现多次打击、迫害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事件、反革命事件,甚至岀现过多次惨案、血案)我们就到哪里支援,就到哪里造反。我们没有框框,没有顾虑,哪里有资产阶级思想流毒,我们的反,就造到哪里去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她们问是什么人搞出来的,可以告诉她们,我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红卫兵。北京各大中学校差不多都已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是一支阶级队伍,阶级的力量。我们是成份是“一色红”的,全部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
    我们还要问问,她们(给我们写信的)是什么人?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警惕,她们写信的态度,我们觉得不大对头,请你们介绍一下她们的情况
    如果说起形势,说起我们的态度,几天几夜也写不完,但总归一条:阶级社会,不搞阶级斗争不行!不造反不行!不搞出火药味不行!!革命是暴动,是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革命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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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匕航附中革委会北航附中“红卫兵”8·14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周总理:你们能给中央提意见,很好。问:为什么单有红卫兵上天安门?
    周总理: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斗争会,外地来的人很多,大家都想见首长,十六日晩回来就研究十八日开百万人大会。把此结果汇报给主席。毛主席一定要求参加,并要求穿军装,后给主席赶制了一套军衣,十八日有坏人上天安门也不用怕,咱干咱的。
    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作出具体的办法?
    周总理: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以后会统一。这些组织与红军是有区别的,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关于统一到一起叫什么名字好,要叫大家讨论周总理:我讲第三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岀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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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岀对自已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为了便于同志们了解这篇讲话的内容,我们作出如下简单注解,鉴于各地版本不同,不便注出页数、行数,请同志们耐心地依序向下寻找。必须指出,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的版本已经被篡改过多次,许多重要的地方,都被篡改,并加以粉饰。我们已经卬发了订正材料,但本注解还是暂按流行版本注释,这样做,谭力夫同志想不认帐也办不到。
    (1)标题“北京工业大学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是讹传的,实应为北京工业大学系(无线电系)文革组长。现在谭是工大红卫兵总负责人。此讲话是谭8·20在我校关于工作组问题辩论会的发言,历时近2小时,听众约1500人,全校有4800人,并非全校都听了这个报告。
    (2)白之琪,三系普通青年教师,其父是革命烈士,中共正式党员,5·29给宋硕黑帮党委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成员之一,后来又反过方志西工作组,方志西工作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工作组,方志西本人在人大被当作黑帮斗了,工作组的两个副组长:魏明、肖英都是原单位的黑帮。白之琪被杜万荣工作组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大游鱼之一。杜万荣工作组整了给方志西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包庇了方志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
    (3)“白之琪一伙人”,只要说工作组有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的人就被谭力夫同志等人说成是白之琪的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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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彭真的放,就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是把所有持有与校文革意见不同的人都说成“右派翻天”,“牛鬼蛇神出笼”,把矛头指向人民内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
    (5)“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搗乱”,“你就五百人,我们有五千人,你才几分之几,有什么了不起”!“蠢蠢欲动”等等,等等。在8·20以前,部分革命师生(约300人)进行了革命的串联,准备组织起来进行辩论,谭力夫同志说这些人是“捣乱”“蠢蠢欲动’,“你就五百人,我们有五千人……”
    (6)“有人上台来就表白一番”。鉴于辩论会气氛极坏,校文革组织了一些人在台上对发言人往下哄,谩骂、侮辱、打断压制別人讲话、大搞群众整群众。因此,有人上了讲台,就先说明希望大家能本着十六条精神,尊重事实,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压服,不要打断人家讲话。这就是谭力夫同志所谓的“有人上台就表白一番”。就是这样的“表白”也无济于事,辩论台仍旧成为谩骂、侮辱,打击不同意见人的钓鱼台。
    (7)刘京:校革会主席,党员(为了选进临时校党委,工作组把他提出转正,提前转正的主要原因是抵制反工作组逆流中“立埸坚定,旗帜鲜明”)。三系学生,与谭力夫同班,革干出身,曾在谭力夫发言后在会上公开表示完全同意谭力夫的观点。
    (8)郑志强:普通青年教师,职员出身,平日表现一般,曾参加过给黑党委和方志西工作组贴大字报,工作组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游鱼之一,辩论会上是他第一个上合发言,谭力夫同志讥讽他是“好样的”。
    (9)吴钊:一系学生,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曾给方志西工作组贴过大字报,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
    (10)张晋民:六系学生,出身革干,曾在大字报上加批注,尖锐地向方志西工作组提过意见,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游鱼之
    (11)“念别人的大字报”“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为了更好地认识群众斗群众,五系青年教师何文辰同志曾到北大进行调査,回来后和工大进行比较,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张晋民同志上台要念,被哄下台来,根本没有念成。谭力夫同志讥讽为:“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道梨子滋味的”。要知道梨子的滋味首先必须吃梨子,但是吃了苹果,通过比较不就更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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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一生下来除了梨子之外没吃过任何别的东西。那他也就根本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如果有人闭塞视听,那他什么事也认识不了,现在谭力夫同志的苹果梨子理论已成为抵制革命串联的“理论基础”。
    (12)“准备材料”。由于谭力夫同志等人无视现实,采取不承认主义、视而不见,因此一些同志积极准备材料,统计群众斗群众,整了多少人,最甚达什么程度,斗黑帮走知情人路线,少数人路线,各系的情况汇总等等。
    (13)曲钟援:一系学生。出身职员,曾是四清工作队队员,在牛街纺织厂四清期间,工作队认为他泄漏机密是反革命分子。纺织厂工人认为他是好同志,因此双方展开辩论。
    (14)“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1)是否放弃对敌斗争;(2)是局部还是全局;还有第三条保留了,王明环讲了出来,这就是:斗的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平常群众还是牛鬼蛇神,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
    “是否放弃对敌斗争”指的是工作组是否放弃了对黑帮的斗争
    是局部还是全局”指的是群众斗群众,是个别系,个别班级,还是全校性的开始谭力夫等人不承认有群众斗群众,后来无奈只得承认,但死咬住是局部的不是全局性的,抓了斗黑帮就是“没有放弃对敌斗争抓住了大方向”其实就连斗黑帮工作组也是走的少数人路线,知情人路线,甚至于搞了黑帮斗黑帮。特别是“斗的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平常群众,还是牛鬼蛇神,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这句话仝盘否定了革命师生的造反精种,谭力夫同志承认有群众是被斗,即罚了,斗了,但又把革命群众说成是该斗的“右派”“牛鬼蛇神”,这是公开的与十六条唱反调
    (15)王明环:三系学生,出身革干,是三系文革副组长,现在是工大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16)“我们辩论,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能欢迎大家研究扫除他们的方法”?“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的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真正的右派,文件上写的明白,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们总结经验,只是为了更准更狠地扫荡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说:我们怕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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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段引文不难看出谭力夫要把与他意见不同的革命群众,当右派,牛鬼蛇神来打,而且威胁说,现在“呼呼地扫一片,扫不干净”到运动后期,再处理你们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准更狠地扫荡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一指革命群众。谭说“牛鬼蛇神怎么能欢迎大家研究扫除他们的方法”,又说“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可见这个“他们”无疑是指“牛鬼蛇神”,但是谭又接着说“他们说,我们怕辫论……”这段话更加无疑是针对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说的。黑帮讲不出这样的话来,何况公认的黑帮分子根本没有参加辩论会的权力。把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说成是“牛鬼蛇神”,谭力夫是抵赖不了的。
    (17)“我反正权力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这是对无产阶级的诬蔑。谩骂和恐吓,决不等于战斗
    (18)“有人要把运动引入歧途”。谭力夫同志把按照十六条检査前一段工作批判方向,路线错误的革命师生斥之为“把运动引入歧途”。
    (19)“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这句话是谭力夫用来保卫工作组,不准群众批判错误路线的。群众起来批判错误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这本是极好的事情,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高兴才对,谭竟破口大骂。谭的父亲包庇反革命分子,打击革命干部,是个蜕化变质的反革命黑帮,这句话就表明了谭力夫对他父亲问题的态度,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这句话已被有些单位保皇,保黑帮、保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人,拿来对待革命群众,成为抵制一斗、二批、三改的理论根据。
    (20)“土包子上台掌了权”。必须指出的是谭力夫本人,是“洋包子”而不是“土包子”,哪里见过困难时期吃“荷兰冻乳”,家中挂满电影明星照片的“土包子”呢?
    (21)“一讲阶级路线,他也来讲几句。你怎么配呀”!“我们认识杜万荣工作组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至结尾。这一点就定性了。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万荣的阶级路线,杜万荣同志的左派标准是:听不听工作组的话。(6·21在工农革干子弟会上的讲话)如果你不听工作组的话,尽管你是工农革干子弟,照样受打击,受排斥,不让你听雪峰同志报告传达,不让你参加抗美援越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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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相反,出身不好的那些所谓听工作组话的“左派”倒被重用,尤其是杜万荣在处理方志西的问题上,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混淆了敌我界限,打击了革命群众,包庇了方志西,颠倒了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杜万荣在贯彻阶级路线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谭是6月9日从四清地点回校的,一回来就以保方志西的面貌出现,打击革命同志,上了台,果然是“既得利益者”。这就难怪他说,“从这一点就定性了”“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这也是他本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烙印。
    (22)“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还行”。典型的“主席思想过时论”,这是极端反动的论调。(23)董舒:六系学生,出身职员。
    (24)“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篡改了党的政策”。刘京、谭力夫同志在8·12,十六条公布后第三天抛出了一张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了对阶级路线的看法:“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作者注:红五类子弟不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应加上革命军人子弟)及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队伍的主力军。
    他提出的阶级路线的前一半基木正确,但不完全。应该完全按十六条: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两个95%。刘京,谭力夫的后半段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工农革干子弟不能全划为左派,正确的提法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不能都算左派,左派必然有一个发现,发展、壮大的过程,左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左派的条件就是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当然在发现,发展壮大左派队伍时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即首先要在工农革干子弟中发现、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并成为左派的核心。)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这张大字报末尾狂妄地宣称:“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我们的想法如果对,那么就能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本本条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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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来在实践中修正”。这是在十六条公布后第三天提出来的,公开与十六条对抗,于是就有人批评刘京,谭力夫的大字报篡改了党的政策。(25)“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辩论合实际上是的钓鱼台,辩论组织组组长一开始就说:“让他们狗崽子放,放完了再一个个批”这就是他们组织辩论的目的。
    (26)“工业大学的阶级斗争尖锐不尖锐,复杂不复杂”。我们说尖锐,复杂但是这首先表现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势力之顽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广又深,坚持错误路线的习惯势力顽强。但是谭力夫却把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当作牛鬼蛇神,大喊阶级斗争,目的是,要把这部分群众视做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27)“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爱讲老实话”。实应为“黑窝窝里出来的洋包子不讲道理”。“专爱胡说八道”。
    (28)“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七斗八斗,斗得你们改造思想了,我们就团结了”。“先孤立,有可能团结了,再团结”。完全把革命群众当作斗争对象,孤立对象,公开抵制十六条。
    (29)“有人老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再一次为他的抵制十六条,创造“政策”的恶劣作法吹嘘。还诬蔑按十六条办事的革命师生是只会按本本、条条办事。毛主席的本本,十六条的条条,我们是学定了,读辈子,干一辈子革命。
    (30)“我校有80%是剥削家庭出身”,这是谭力夫自己造的谣。实占30%(31)“到劳改队里,你也得听大多数的?”这是黑话,公然把广大革命师生比成劳改犯。
    (32)“世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这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为了给他的抵制十六条,仓造“政策”找理由,不惜贬低毛泽东思想,谭力夫的做法是相当恶劣的。(33)“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刘京、谭力夫在8·12“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里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是唯物的;‘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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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应该如此’。对联是辩证的,两个加起来就是辫证唯物主义的了”。有人批评这种提法说:“黑格尔加上费尔巴哈,不能等于马克思”不能机槭相加。他就在这篇讲话里讽刺人家
    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要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岀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在10月24日的讲话中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了,这是株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从中吸取点‘油水’(菜油、花生油)。脑子里有了‘油水’就可以跟他辩,把他驳倒。你们不把谭力夫的讲话驳倒,你还搞甚麽革命”?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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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有的红卫兵的红字可以加引号吗?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我们的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的红卫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红卫兵是无敌的。(鼓掌)
    (又有人说:队伍大了好,但要注意质量。)
    那是对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样的人进来。同时,要让他改过。(有人说:他们不敢触及灵魂,不承认错误。)
    慢慢来,不能性急。没冇韧性,就争取不了多数。我经常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你们在长征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毛泽东思想结合,就会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不对?(鼓掌)
    有的在这里对我鼓掌,出去还会贴我的大字报。我对有些人是不是赞成的话还抱怀疑态度。
    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谭力夫:《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米:我的检查》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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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
    我叫谭力夫。我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被流传很广,这个发言的基本精神是完仝错误的。会上同志们起而批判,批得对!批得对!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毛主席又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衷心地欢迎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并要和大家一道,把这个错误的发言批深、批透。勇敢地承认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积极投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中去,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彻底的大胜利奋斗到底
    我的那次发言,错误很多,有很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想就几个主要的问题做个初步的检讨。
    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是坚决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路线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反对群众,甚至镇压群众,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依了这条错误路线,则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折,断送,半途而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必须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发言的错误,首先在于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
    我在学校系的文革小组和学校红卫兵总部都先后作过一段工作,说了一系列错话,作了一系列错事。这个发言,不过是对于错误的一次说明,一次大暴露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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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积极投入,但是却很不理解,没有认真地下功夫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地学习文件,特别是十六条,没有认真地钻硏党的方针、政策,又带着“四清”的框框,“反右”的框框。我从四清前线回来,一投入运动就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里,凭感情说话,凭感情做事,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光凭个人的感情,不凭毛泽东想,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过去在宋硕黑党委的统治下工大的工农革干子弟受歧视、受压迫、受打击其程度是很深重的。对这点,我深有体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翻了身,获得了解放。杜万荣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后,我们这些过去的“造反派”变成了“当权派”。当时,我真感到种从未有过的翻身的喜悦和痛快。我本来以为工作组是党,是毛主席派来的我把工作组看成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那时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都倾注于工作组身上。对工作组的那种朴素的感情,使我没有充分地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派工作组这是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路线。毛主席说:“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一条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工作组是再好的同志,也绝难做出什么成绩,不管他作多少事,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那条错误路线服务,运动的实践业已证明,我校的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白己教育白己,白己解放白己。而是包办代替,并且发生了斗群众的现象,压制了群众运动,把运动纳入了按部就班的“正规化”轨道。使我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变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工作组撤走后,它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害怕群众的错误思想并没有走,这就叫做阴魂不散,这个阴魂也附在了我的身上。
    工作组走后,本应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彻底批判,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运动走到正路上去,可是,我当时对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毫无认识。十六条公布后,又没有仔细地学习十六条。当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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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里有的又不是毛泽东思想,有的是刚刚翻过身来的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偏激情绪,有的是刚得权又恐失权的紧张心理。这时一部分同志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先我只是觉得我校工作组不象别的学校是“较好”的工作组。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长,认为这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而急于要转向一斗二批三改。后来,要批工作组和要斗黑帮的两种意见尖锐起来了,我就对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我“怕”字当头,以为这是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人迷惑了少数出身好但有个人主义情绪的人,要来“夺权”,要先拿工作组开刀,进而把这批刚当权的工农革干子弟再打下去。错误地把左派造反,当成“右派翻天”。我要为无产阶级“保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这个辩论会上的发言
    请允许我在这里,公开向被我骂过的白之琪等同志道歉赔礼,承认错误,向由于“发言”的恶劣效果而受委屈,受压制、受打击的其他同志们道歉赔礼,承认错误;也向被这个错误发生影响而犯错误的那些同志们道歉赔礼,承认错误。
    为什么我竞然会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是我的行动,背离了领袖的谆谆教导。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我是工作组的“既得利益者”。只看到工作组“解放”了我们这一批工农革干子弟,却看不到工作组又压制了另一批人,其中还有革命的积极分子,更看不到这是一条违反历史发展前进的,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迷惑和蒙蔽了一批工农革干子弟,利用他们对毛主席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来为之服务,用新的形式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何其毒也!这次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我们一个“既得利益”的“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说到底,是多个“私”字,少了“公”字。有了这个东西,势必模糊自己的视听,势必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在紧要关头,就会不自觉地背离伟大毛泽东思想。发展下去,就是“特权”,就会自觉地脱离人民,脱离革命,反对人民,反对革命,镇压人民,镇压革命,这就是修正主义,这就是法西斯!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啊!
    这个发言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发言中所讲的阶级路线,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的阶级路线,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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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从来都是: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十六条中关于阶级路线也是很清楚。
    可是,我在发言中,仍然坚持“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基本如此”的对联。我那时不认为这副对联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它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并没有把它当政策。我当时觉得矫枉必须过正,对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得讲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才可能团结。不如此,则不足以消除修正主义的“重在表现”的遗毒。
    这副对联或类似这副对联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出身好的人,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除了革命家庭给予的好影响,也会受到社会上给予的不好影响,也有四旧的影响;而出身不好的人虽然有他家庭给予的不好影响,可是还有十年来的教育,还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的改造。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所反映。只讲一个侧面都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好的可以变坏,坏的可以变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对无论什么出身的人,最根本的还是要讲重在政治表现,都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考验。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灵魂照红。
    可是,我却认为自己是“白来红”,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对出身好的人就信任;而出身不好的人则不信任。对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只强调剥削阶级四旧对他们的影响,实质上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灵魂的威力估计不足。对这些人,我只强调了斗争,而忽视了团结。甚至更错误地提倡什么“孤立”,好象队伍要“纯洁而又纯洁”。其实是关门主义,是宗派主义,是小圈子主义,是和毛主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哉略思想背道而驰的,其实是宣扬了唯成份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抱有这种小圈子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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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
    这条形“左”实右的阶级路线,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我的发言“堵”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志的嘴,“剥夺”了人家的发言权,歧视这部分出身不好的群众,压制了这部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群众,这就在客观上起了动员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的坏作用。
    现在我深感自己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党的事业,给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父辈先烈,对不起广大群众。我心里很难过。
    我在革命战火中出生,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是人们用血汗小米喂养我,是党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我虽然犯严重的错误,但仍然不忘—毛主席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的命根子,党的事业就是我要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革命到底这条路线就是走定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紧要关头,我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离开了毛主席说了损害党的利益的话,做了危害党的利益的事!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也不会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呢?我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过去,我不相信我自己错了,我也不承认我错了。可是十月份,我出去串连了一个月,到外地走走,看看,知道了一些情况,听取了一些意见,同时重新学习了运动以来公布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摘抄,特别是结合这些实际情况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老三篇”。从而,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有关“发言”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
    现在,我认识到,我犯错误的内在根源,就是我有严重的“自来红”思想,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可是我片面夸大和强调了革命队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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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没有看到这些“影响”还不曾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在和工农兵相结合中,在改造自己灵魂的斗争中真正变成自己的血和肉,而是忽略了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使我不免地要滑到唯心主义泥坑的边缘
    我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天生的造反者”,是“当然”革命接班人,有很大的政治优越感,高人一等,觉得自己已经行了,已打了“红色保票”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认为自己主要是学习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而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不大要改造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不是什么思想意识的问题。毛主席的著作也学,但学得不好,用得更不好,尤其是“老三篇”学得不好,学起来劲头不大,觉得道理都“懂”了,其实很少触及自己的灵魂,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抓自己灵魂里的阶级斗争,其结果,是思想防线薄弱,骄傲自大自由散漫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我深深体会到林彪冋志的指示非常正确:“‘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自来红”思想有所发展。觉得自己在运动以前就和黑党委斗争,很了不起,以“当然左派”自居。干起工作来搞“一言堂”,不把群众的意见放在眼里,特别是听不进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更听不进反对自己的意见,搞“唯观点论”。骄傲自大,狂妄得不行。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主席又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我却直接违背了领袖的教导。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错误是很晩的,很困难的。现在我由衷地感激同志们尖锐的批判所给我的帮助。没有这个压力,很难觉悟。
    不管什么“自来红”,什么骄傲自大,什么自由散漫,什么“既得利益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私”字,都是私有制的产物,都是剥削阶级的低级趣味都是四旧。运动以来,我一直是在“整”别人,整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整“右派”等等,就是没想到要整整自己,就是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扫一扫自己头脑里的四旧,在自已思想里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之大搏斗,来个触及灵魂,就是没有把自己摆到革命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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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很缺乏自我革命的自觉性,要想成为一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想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想永不背叛自己的誓言不进行这么一场改造灵魂的彻底的大革命,是根本不行的。只有丢掉“私”字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次犯错误给了我沉痛的教训,“自来红”害死人,不改造思想害死人,总之不好好学习毛著害死人。“白来红”否认白己头脑里的阶级斗争,放弃思想改造,结果必然产生修正主义,因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唯心的思想,反动的思想,使社会倒退的思想,象我这样七年在家里,十七年在学校里,本来就比较脱离工农基木群众,比较脱离劳动,十分缺乏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并且生活优裕,如果再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加紧思想改造,那怎么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呢?那怎么会不出修正主义呢?
    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大革命。它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改善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就是,党无所畏惧的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政各级领导。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使亿万群众都来关心国家大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鼓励群众大胆怀疑,大胆批评,大胆“造反”。不迷信,不盲从,不管他“职位”多高,“权利”多大,只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如此修正主义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只要修正主义一露头,立刻就会被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亿万人民置于死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不然,它不敢这样做,它反对这样做。它不但将保留下修正主乂的祸根,并且无情地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残酷地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党和人民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并且在修正主义一旦产生后,不能组织有效地反击。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有机可乘,就会阴谋篡党、篡军、篡政,造成修正主义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资本主义大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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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复辟反复辟,颠覆反颠覆,政变反政变,“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的殊死决战!
    毛主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千,谁干?”
    我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决不灰心丧气,一定牢记毛主席“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教导。我还要投入战斗。毛主席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犯错误本身是坏事,但可以使人们得到教训,可以把它变成好事。经过这一下,真正触及了自己的灵魂深处,闹起了大革命,搞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真正开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真是好得很!
    这个发言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反动思潮的必然产物,必须把它批深批透。对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同志,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严厉的批评,正说明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党和毛主席在解放我们。先触及灵魂,获得解放。如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把灵魂改造了,则今后就可少犯错误或不犯这种大错误,可以不出修正主义!
    我坚信,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一定可以改正错误,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更积极地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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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四日江青同志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和红卫兵两千多人,并做了重要讲话,其中着重讲了阶级路线,经本人同意后,现将部分节录如下
    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同志们的确应该关心重视,务必充分注意。要说阶级路线,很简单,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革命。许多同志常给中央文革小组来信,问岀身问题。我们说,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尤其你们都很年青,最大才廿岁,大多数长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十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不起决定作用。最近有些人总爱讲红五类、黑七类的,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做不对。正如周总理给你们讲过的,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哪次用过“红五类”、“黑七类”这样的名词?总之这样做不对,这会影响团结,危害革命。你们说对不对?(齐答:对!)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出身好坏不必背包袱、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要更加严格要求下去,要严于律已,宽于待人,要充分发扬父兄传统,继承老辈革命精神,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干一辈子革命。剥削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人,要肃清家庭的反动性,力争彻底背叛,根本不用害怕、耽心,只要不和老子一样,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问,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见人的成份。但不依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观点。
    好吧,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这个问题就说这些供你们参考。
    (二)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二)“纠察队”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三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于八月二十五日晚宣告正式成立,于八月
    十六日上午开始执行任务
    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宣传品和禁令我们要和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做最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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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决定
    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红卫兵的迫切需
    要,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的武器、粮食、方向盘!一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象和毛泽东纪念章,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査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火
    六、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今后,生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的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
    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八、査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岀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査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以上决定,红卫兵纠察队员一定要积极宣传,严格遵照执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带头执行。对无故违反者,要进行批评。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反革命破坏者,要进行亳不留情的坚决斗争
    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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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指挥部第一、二号通令的内睿和精神全部包括在第三号通令中。此通令自颁布之时起,立即生效!)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
    十点估计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
    1、主流
    现在,红卫兵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开火,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天翻地覆。一个无产阶级的崭新世界经岀现在地平线上。这一场革命大造反的狂风暴雨真是好得很!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站出来大力支持。工农兵齐声欢呼。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在北京城里走一走,无不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这是运动的主流。
    红卫兵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毕竞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做为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应该最听毛主席的话,勇敢地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按照"十六条",予以克服和纠正,把运动引向符合党的政策的更高级的水平2、谨防把红卫兵打成反革命
    但是绝不能看到红卫兵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就颠到黑白,就否定主流,就攻其一点,尽力夸大,不及其余",把红卫兵打成立场错误,方向错误,打成"反革命″。有一些坏人在这样做。有一些思想方法不正确的革命同志也在这样做我们希望一切真正革命同志,不要跟着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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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主流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在斗争中改正的,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认识这一点。
    3、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除了对有血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惩办外,我们反对武斗我们红卫兵要警惕坏人捣乱,警惕他们挑动红卫兵,挑动群众打人的恶毒阴谋。这样的坏人,通通要捉拿法办
    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政治上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倒斗垮斗臭,我们决不要打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要他不动手行凶,也不要打。打人,不能够充分暴露坏人的丑恶面目,不能够真正把他们斗倒、斗垮,不能够彻底孤立他们,不能够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不能真正斗倒黑帮,也不利于对部分人教育改造。
    打人,不利于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反而引起他们的恐慌,使他们脱离我们,脱离改造,脱离革命
    打人,不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
    有许多坏分子乘机起哄,乱打一通。打伤我们的同志,破坏我们的运动,我们要谨防这些坏分于从中渔利。
    我们红卫兵应该谦虚谨慎,讲道理,尊重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专横跋扈,蛮不讲理,老虎屁股摸不得,草菅人命,把人打死。听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就动手打人,那样做,是国民党法西斯作风,是恶霸的作风,决不是真正的红卫兵作风
    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最勇敢地捍卫十六条,捍卫党的政策。现在是真正的红卫兵站出来的时候了
    4、分清敌我
    十六条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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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在一些单位、一些学校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我们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就岀现过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人人喊打的偏差。
    十六条中说的干部的四种情况难道不适用吗?当前特别突出的是大量地混淆了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界限,即三类干部和四类干部的界限。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所有红卫兵和革命同志的严重注意。我们不但要敢于革命,而且必须善于革命
    只有分清敌我,才斗的准,斗的狠。才能真正孤立反党分子,才能真正斗臭、斗倒、斗垮他们。
    5、左派内部的团结
    毛主席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语
    录P216)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和主体的"红卫兵″"红旗"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因此"红卫兵″"红旗"内部的团结统一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我校"红卫兵"是高度统一的左派组织。我们感到要想达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必须做到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统一的基石。
    (二)内部必须经常开展尖锐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时注意抵制个人主义、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名利主义,反对无原则和平,把组织生活庸俗化。总之一句话:斗争即团结。
    (三)坚决防止个人突出,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四)必须有一个富于批评自我批评精神的领导班子,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枝节问题上不纠缠,提倡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共同领导。
    五)全体红卫兵战士都必须注意谦虚谨慎,提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服务的精
    左派内部有分歧有矛盾这是必然的,没有矛盾没有分歧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为了团结,大家必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并建议:用疏导的方法消除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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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团结,即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共同确立一个革命目标,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互相了解,通过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过程达到真正的革命的团结。只有左派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达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一致,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必须注重左派内部的团结6、团结大多数
    依靠左派,孤立少数反动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口号决不是右倾的。
    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们,我们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斗争的考验和痛苦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可以团结的,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们。其中少数人,政治表现很好,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阶级路线,也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红卫兵"。前北京市委负责人歪曲了"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的责任是恢复"重在表现"政策的本来面目并忠实地执行和贯彻到底,决不能把"重在表现"政策一棒打死,因为"重在表现″政策是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提出的。我们是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的重在表现论者。第一位第二位的关系决然不可颠倒。
    工农子弟是左派力量的基础、中坚,工农、革干子弟是一根藤上长出的瓜。革干子弟决不可以傲视工农子弟,更不能排斥打击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永远同工农子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注:农,指的是贫下中农。)
    7、关于联系群众问题
    十六条的灵魂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红卫兵是闯将,是先锋,但红卫兵决不可以脱离广大群众,另搞一套。马克思说,我们要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红卫兵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把本校本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本校本班的大多数群众教育好团结好,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在本校本班的广大群众中生活、斗争,红卫兵要参加大革命,非红卫兵的革命群众也要参加大革命。红卫兵要相信他们,同他们共同研究问题,共同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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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联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有困难的单位我们愿意鼓励那里的革命群众自力更生,不愿意包办代替,也不可能包办代替。有些搞串联的人不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总想依靠外援,这绝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适合自己的经验不能从外面取经得到。只能从毛泽东思想从十六条上得到,得到的方法是自己去闯,去造反。有困难,无经验,走弯路是大好事,可以锻炼人。这种锻炼机会是难得的,万万不可放过。
    我们红卫兵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必须带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不要狂妄自大,不要少爷小姐作风,不要吊儿郎当,对于人民我们永远是谦虚谨慎,恭恭敬敬甘当老黄牛的。
    8、关于破"四旧"
    在形式上破"四旧"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在人的灵魂上破"四旧"则是艰巨的,也是最主要的,最本质的。
    在形式上破"四旧"有一些偏差:
    有人见到辫子长一点就剪,甚至把女同志的头剃光。有人不问青红皂白,谁家都抄,甚至连革命干部家也大闹一场;没有任何阶级性,这是绝大的错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有人不许商店岀售点心,只许卖窝头。有少数流氓坏分子借破
    四旧″之名,大肆进行流氓活动和破坏活动……等等。这些必须制止!流氓坏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让党中央、市委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9、关于新市委
    我们红卫兵战士信任新市委,支持新市委工作。因为新市委是毛主席委派的。我们也相信,新市委不会辜负毛主席的委托
    当前,我们热切地希望:新市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
    十六条精神,勇敢地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大胆地引导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红卫兵对十六条的态度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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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就是当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政策。我们红卫兵战士必须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我校及其他学校有的同志甚至有个别红卫兵战士没有这样做,他们不重视十
    六条,不按十六条办事,甚至有的说十六条是框框,执行十六条是右倾路线,这统统是谬论。什么框框?!没有十六条文化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正是十六条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方向,使革命重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广泛深入地学习十六条,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是红卫兵的首要任务,是衡量真红卫兵和伪红卫兵的分水岭
    红卫兵战士们,你是否拼命地努力学习十六条了,你是否忠实地执行十六条而丝毫不改变它的本来面貌;你是否最热情地宣传十六条了,使十六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你是否勇敢捍卫十六条了,而在一些错误认识面前丝亳不动摇呢?
    我们相信,全体红卫兵战士们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天职,因为我们是毛主席最最忠实最最勇敢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红卫兵战士们:忘记了我们的光荣称号没有?忘记了我们的光荣职责没有?忘记了我们屑上的重任没有???
    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现在,阶级敌人动起来了,不仅向我们的阶级弟兄开刀,而且向我们敬爱的革命老前辈开刀了!!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刀了!!!红卫兵现在不挺身而出,还待何时?!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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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年匈牙利发生的流血惨案,我们还没有忘却吧?那是怎样的惨不忍闻啊!许多革命者全家被杀害了,许多工农兵无辜地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血海深仇,我们绝不能让这惨案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但是,就在现在,有一批阴险毒辣的狗崽子,怀着对革命前辈和革命后代刻骨的阶级仇恨,乘革命之机,对我们进行疯狂阶级报复,妄想造成屮国的匈牙利事件,妄想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横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发,搬走橱柜,拆除电话,将文件乱翻一气,说这是“特殊化”;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
    他们象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却坐上汽事扬长而去。他们象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杈,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简去排队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
    他们这群洋奴,强行封闭高干病室,却改之为“外宾病室”。
    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字,叫喊什么“房子应孩平均分配。”
    更恶毒的是,为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野心,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等等。这完全是放
    屁t
    更有极甚者,竞然狂妄叫嚣“改组党中央”,竟然要给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贴大宇报。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真他妈混蛋1混蛋!!混蛋!!!可恶!可憎!!可恨!!!该除!该斩!!该杀
    我们可亲可敬的革命老前辈和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遭到污辱,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失!毛主席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巳,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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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如果你们胆敢动一动,我们红卫兵饶不了你们!就和你们刺刀见红!要你们的狗命!
    毛主席说:“如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市红卫兵战士们,擦亮眼睛,警惕起来!握紧拳头,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这一小撮形“左”实右的地主、资产阶级小崽子们,让他们永世不得抬头,永世不得翻身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1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
    当前,全市广大的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进行査抄,査出了坏人,抄出了赃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种革命的行动,好得很!但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行动中存在一些问题,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乘机搞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密组织,严密纪律,严密行动,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真正把这一工作搞彻底,搞胜利!
    为此目的,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草案)
    要深入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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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査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査。在未了解清情况之前,不要草率进行搜査,以免搞错或被坏人利用。要力争做到査得准,不错査一家,也不漏査一家。不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
    二、要通过组织
    在査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査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被某单位査过的家由此单位负责到底,其他单位要过问,必须与此单位联系。
    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后发制人”。
    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敌人想复辟,想捣乱,都是办不到的!我们丝亳也不怕他们!我们红卫兵绝不乱动手打人。我们与他们文斗,正是证明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文斗之后,情况査明,到那时,该专政的专政,该宽大的宽大,该给出路的给出路,但如果谁不老实,胆敢动武,进行阶级报复,那就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这就叫后发制人。查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抓住主动权,要力争文斗到底,不出现武斗。
    四、一切缴获要归公
    毛主席说:“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们査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査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支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赃物等。所査收的一切物品,都不要损坏,要全部归公,交给国家。红卫兵身上,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赃东西!各单位里,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赃东西!
    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
    毛主席说:“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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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黑六类分子家属中主动检举、自愿要求检査自己的家、并配合协助检査者,要取欢迎态度;立功者,可以宽大。査抄的方法和程度要根据对象,有所区别,不要一律对待。査抄的物品,要有重点,要有分寸,不要影响家属的正常生活,但是査抄必须要仔细,要彻底。黑六类的家属中,多数青少年有革命的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只要他们能够彻底背叛家庭,坚决革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我们要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为着这个目的,所以要调査研究,所以要区別对待,所以要文斗。在査抄的整个过程中,随时都要提髙警惕,亚防坏人钻空子。
    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
    我们查抄,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打击敌人,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沉重地打击敌人。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岀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进行大张旗鼓地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通过斗争,彻底斗倒、斗臭那些吸血鬼;通过斗争,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长无产阶级的威风;通过斗争去教育、争取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烙印,使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改造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通过斗争,促使革命群众的团结,万众一心,群胆群威,英勇杀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发动更Ⅲ广大的群众,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来!
    七、给出路
    《十六条》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确实査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岀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
    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规定,望红卫兵纠察队员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参照执行。望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督,我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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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红卫兵战土,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我们要人人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遵守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如果哪个红卫兵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群众可以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情节严重者,要进行处分
    我们红卫兵战士,要时时、事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坚决照办
    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此文本根据《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4版)
    九六六年八日二十九日,北京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项禁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一切牛鬼蛇神,剥削阶级人物胆战心惊。但是反动派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向我们最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及革命的老先辈发起了进攻。我们决不答应!决不答应!!!为防止右派翻天,特发以下禁令:
    1、革命干部、军人、工农兵家里一律不得搜査,不得勒令退房、换房。已搜查过者,如没收了文件物品必须立即退回。
    2、军车、小队车一律不许截,更不许搜查。3、对党、政、军机关任何人不准随意搜查。
    4、革命干部、军人家里的保姆(非黑五类)勤务员不准勒令取消5、到地、
    反、坏、资产阶级家里搜査,要有本校红卫兵总部证明。没
    收物品一律打收条上交总部或派出所。如有趁机贪污盜窃自肥者,发现后严惩不饶
    6、黑五类子弟决不准冒充红卫兵招摇撞骗,如发现严加惩处。7、外地来京者因不了解本地情况,一律不准到任何地方搜査。
    8、上公共汽车、下饭馆、买东西必须按价买,任何人不得例外(有免费证者除外)服务人员如遇上述情况应切实负起责任。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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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遇违犯上述禁令及发现各种不合理或反动传单,真正的红卫兵有全权干涉。
    2、执行此禁令时,如遇阻力当事者可立即向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报告。(电话:28局2131转596或28局1671)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如要翻天,立即镇压!真正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1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九六六年八日二十九日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
    林彪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了按照《十六条》办事,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对于身份不明,情况不明白的人;对于犯有错误以,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但性质未定的人,对于已经定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律不准打
    我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卫兵,必须坚决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十六条》办事
    以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讲话为界,今后,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最高指示,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乘机行凶者,一定要严加惩办,坚决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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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手里,我们用文斗,一定能够把敌人彻底斗臭、斗垮、斗倒,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原载北京《红卫兵报》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六号通令
    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人民日报》社论
    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
    本部于九月三日颁布了第五号通令
    通令中说:“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了按照《十六条》办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棼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由于通令中所说的不够具体,现在我们特作如下补充。
    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侮辱人、逼供信、等等,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四、关于逼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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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注重调査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口供,逼岀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人利用,这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以上五条,作为对第五号通令的补充规定,望红卫兵同志们参照执行,望广大革命群众监督和配合我们执行
    纠察队员有权根据以上规定进行工作,有权干涉和制止一切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行
    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决不会束缚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革命,相反,只能使我们的战斗力更强,使我们更善于革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这是一切阶级敌人所最害怕的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七号通令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论政策》
    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二十三杂》
    本部于八月二十九日颁布了第四号通令,提出了七项规定
    现就目前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补充规定。本部以前所发的通令,如有同这个通令不一致的,一律以这个通令为准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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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村成外省市逃亡、流窜到北京,或隐瞒成份,隐瞒历史,隐瞒罪恶活动而混入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确实査明后,要勒令其离开北京,回原籍,由受其迫害。了解其罪恶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监督督劳动,实行改造。
    处理这类人,要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处理办法,由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决定。这样做,是为了不放走一个隐名埋姓、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在这类人中,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进。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
    这类人的家属,子女,若不属于上述四类人,本人又能够独立生活,或本人在京有人抚养,就可以不离开北京。
    这四类人离京限期由原订九月十日以前;现改为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如有特殊情况,还可以考虑酌情延长)。第二条
    ,关于资木家
    资本家不必离开北京,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
    爱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奉公守法的资本家,一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与他们的矛盾还要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原则。2,关于右派分子。
    巳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不再属于右派分子的范畴。但如果摘错了,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右派分子不必离开北京,继续留在原单位,由原单位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处理,更便于对这类人的斗争、监督和改造。3,关于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
    有历史问题,已彻底向组织交待,经组织上作过结论,摘掉帽子,并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权利,本人没有现行反动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接受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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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人中如果有原来所作的结论不合适者,可以在运动后期由组织和群众重新作结论,现在不要急于处理。
    4,关于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
    要把这类人与地,富,反,坏分子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可以让他们在原单位、原街道继续工作和居住。就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接受改造。这类人中如有摘错帽子者,可以由组织和群众重新作结论,但不必急于处理。
    对于以上四类人中违法乱纪,有现行反革命言行者,要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制裁。第三条
    、要有组织手续。
    对于确实査明,属于第一条中所说的四类分子,要通过组织,限其按期离开北京。办理其离京手续要以本人所在单位和派出所为主,查抄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要主动配合,并且最好与原籍所在单位事先取得联系。其户口迁移手续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单位直接负责。其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或个人可以间接配合,不得直接干预。这是为了防止坏人从中捣乱,从中渔利。2,要给予生活保证
    要保证其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物品。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一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岀路。不要对他们进行武斗,要保证他们在路上的安全
    以上规定,即日起生效。
    派出所,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在此以前所处理的情况,如有与此通令不一致的,由有关部门酌情考虑,负责处理。
    我们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决不是对敌人的宽恕,相反,我们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原载北京《红卫兵报》一九六六年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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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50页,共5150页
    九六六年年九月十一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
    毛主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战士正是如此!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前一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行动的大方向始终是革命的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处理,如:抄家、驱逐四类分子、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处理不当的极少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所说:是“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里,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此,我们对于第六、七号通令作以下补充和说明
    我们再次说明,对于顽固不化,拒绝改造,民愤极大的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必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
    所谓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包括剥削得来的财物。
    四、资本家留在城市里,发动受其剥削压迫,最了解其罪恶活动的工人来监督改造他们。这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资本家所最害怕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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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与资本家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负责任地把脏水泼到别人的院子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武斗,不是体罚,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正如我们在第六号通令中所说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决不会束缚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革命,相反只能使我们战斗力更强,使我们更善于革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这是一切阶级敌人所最害怕的
    反革命势力猖狂反扑,这是革命势力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触及灵魂的必然结果,是由反革命势力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错误地估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总是错误地估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大动荡是大好事,历史上每一次的大动荡,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可以预见,在群众运动的风浪中,必将涌现出无数智勇双全的革命闯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必将诞生一个通红通红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群众运动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宣言
    为了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道路,排除障碍,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深入发展,取得彻底的胜利,经过东城区大部分学校的协商,今天我们在这里向全市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宣告,《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分队正式成立
    纠察队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的先锋组织。它是由既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能执行党的政策的优秀红卫兵战士组成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及其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是我们的红司令,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最高的领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努力学习"十六"条,忠实执行″十六"条,热情宣传″十六"条,勇敢捍卫"十
    六"条,这是我们纠察队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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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纠察队必须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和执行"十六"条,因为"十六"条是我们当前行动的最高纲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是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毛泽东思想最新最高的发展。十六条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十
    六条坚决彻底地反对、防止修正主义,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措施。
    我们纠察队的每个战士应该最富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们的战士一定能成为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敢造反、敢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能征善战的虎胆英雄。
    ,我们的纠察队要向解放军学习,我们的作风是″三八"作风,我们的纪律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一辈子群众的小学生。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定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而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要与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作最坚决的斗争。
    在我区纠察队成立之前,西城区纠察队代职了近十天,我们向全体西城区纠察队战友们学习,并致以革命的敬礼。今后,让我们携起手来,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吧!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红卫兵战报》1966年9月10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九号通令“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毛泽东
    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
    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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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浪冲天春汛怒,奔雷动地早潮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东流之水,浩浩荡荡,狂奔不止,猛烈地冲击着旧世界的堤岸,把整个地球都震动了。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无不拍手称快。他们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犹如一轮红日,放出了灿烂的光芒;看到了中国毛主席的红卫兵冲锋陷阵,大显神通;看到了革命的洪流锐不可挡,必将埋葬一切旧世界!相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伟大的运动面前,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们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疯狂地攻击红卫兵,掀起了又一次反华大浪潮。如此这般,只能暴露他们内心的空虚,只能说明他们日暮途穷、末日快到的惨局,只能象蠢人一样“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任务
    “十一”将到,世界各地、各界外宾将云集北京。他们能来到北京,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失败!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北京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完全有责任、有义务,用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用我们革命的造反精神,革命的纪律,去鼓舞同志,去争取力量,去痛击敌人!
    几项规定
    1.充分利用外宾参观、访问、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的机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种带到世界各地,烧起世界革命的烈火。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对待外宾,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要站得高,看得远,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3.每一个纠察队员和红卫兵战士,都必须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做妇外宾保卫工作。
    不要阻拦外宾的车,不要围追外宾,除了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不阻拦外宾照相,保证他们的正常活动。对于外宾的衣着、装饰、爱好,也不要干涉
    仝市的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为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而奋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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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十号通令“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相信,全国大串
    连的革命行为,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
    周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迅速地向纵深发展。学校中的斗、批、改,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上的斗、批、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从北京烧到全国,形成了燎原大火。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个全国革命大串连的新形势正在兴起
    全国革命大串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件大好事。没有这样一个大串连就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这样一个大串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深入发展。全国革命大串连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高潮的标志。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北京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去外地煸风点火,学习经验,这是我们北京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外地同学奔赴北京,串连,学习,这更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外地的同学不怕困难,冲破层层阻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他们这种为革命敢闯,敢造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京红卫兵和革命同志,应该举双手拥护中央决定,用最大的革命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学,为了保证全国革命大串联的胜利,我们向全体红卫兵提出几点要求:
    全体红卫兵立刻动员起来,深入地学习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领会全国革命大串联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以便统一行动。外地来京的同学,大部分出身红五类家庭,他们是来干革命的,是来学习的,我们应该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阶级兄弟!对于一部分出身非红五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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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我们也要热烈欢迎。但是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有人破坏全国革命大串联
    、全体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尽一切可能解决外地来京同学的困难,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各单位负责人应当迅速地,尽可能让出房子,和市委取得联系,把外地同学的住、吃、交通、医药落实下来,并尽力满足他们的交流经验的要求
    、全体红卫兵立即组织起来,加强领导。各单位要有专人负责,成立接待组和区、市的接待组取得联系,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定要坚持文斗》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汹涌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荡涤着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切污垢;熊熊的革命烈火,无情地燃烧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广大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毛主席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战士,正是如此。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学好毛泽东思想,用好毛泽东思想,按照
    十六条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唯可靠的保证,是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党的政策,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红卫兵,就要誓死保卫党的生命,保卫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执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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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文斗,最根本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解决思想意识问题,解决灵魂的问题。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才能在阶级敌人的灵魂深处“刺刀见红”,才能把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才能彻底批判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使广大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他们的反动毒素。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才能大破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灭资兴无,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文斗,还是要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露,大批判这些形式,还是要靠亿万革命群众发动起来,抡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理在我们方面,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用文斗是完全能够取胜的,是完全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为什么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因为今天是我们掌权,我们执政!枪杆子,刀把子,都在我们手里!解放前,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他们对待革命人民的办法,就是惨无人道的屠杀。因为他们害怕真理,害怕革命,他们见不得太阳。现在的天地颠倒过来了,我们推翻了敌人,我们还要把一切敌人彻底打倒,彻底消灭。我们不但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还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用武斗是办不到的,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依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用文斗是定能够彻底胜利的!所以,我们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对于地、富、反、坏、右分子,都不要打。我们要用文斗,对他们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以此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年青的一代。同时还要给他们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我们用文斗而不用武斗,绝不是出于对敌人的宽恕,恰恰相反,敌人最怕的,正是我们用文斗的方法,步步紧逼,撕开他们的画皮,亮出他们的灵魂,拆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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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种种阴谋,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垮,使他们在人民群众面前臭不可闻,永远站不起来,永世不能翻身。
    我们要正告一切阶级敌人: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讲文斗的,我们是紧握着枪杆子讲文斗的,如果你们胆敢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我们红卫兵、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和革命群众一起,协助政府,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扑!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决不会束缚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革命;相反,党的政策会把我们的斗争引向个更高的水平,使我们战斗力更强,使我们更善于革命,使我们的运动更深入地发展,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原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第24-25页)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程家宝等三人被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打斗八天之久。下面是程家宝等人的揭发材料:
    九月六日,我们在一起商量,打算出去串连。因为在这以前,我们班(高三
    (2))从工作队来了直到九月初一直是仝班同学每天必到学校,然后点名,直到破四旧时仍然不让大家岀去。我校红卫兵一小撮领导人(西城纠察队头目)在号召大串连时贴出一张告示,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人尤其狗崽子不得私自外出。当时学校只出去几个同学。我们决定不听这一套,白己到外边去串连。看看大字报,学习一些经验。九月七日我们打算乘下午三点十四分的火车去上海。经后来了解我们在车站被纠察队(西城)发现了。他们原打算把我们扣在火事站扌顿,可我们后来上了火车没有被他们发现。当以后他们知道我们走了时便开始沿途追踪
    我们到上海在大学抄了些大字报,然后又决定先去广州。因为当时上海大字报还不太多,打算回来时再看看。从上海到广州的途中,火车上由北京的几个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临时纠察队,并声明,凡是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全部下车。并开始逐个车厢盘问岀身。到了车站便被他们轰下车去。我们五个人由于没在一起,其中两个人下去了,那三个便去广州了。我们看广州去不成了,便回北京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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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估升北京站都是西城纠察队的,可能会打我们一顿,我们就决定从丰台站站下车,徒步回北京。
    九月廿四曰夜十二点有三个西纠队员(马学达、柳永福、萧怀青)戴着西纠的袖章,到了程家宝家里说:“走,有点事。”把程带到学校。当夜被关到“牛鬼蛇神劳改所”,这时王福生巳被关在这里。让我们巫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六中红卫兵保卫组组长来了(他负责劳改所的工作)把我俩两个分别带到一个小屋里训话说:“昨天我们可没动你们,你们要是老老实实交待,便饶了你们,否的话,后果你也知道。把你们运动中做的反动的事,都写出来。少一条咱俩算帐!”说话时手里不停地挥动抄家弄来的指挥刀。他临走时对劳改所的看守说:“他们什么时候写完了,什么时候给他们饭吃!”说完就走了。下午四、五点钟左右这个保卫组组长又来了,看了程的材料,又看了王的材料,后对程说:“今天我可没动你,先放你回去,回去后在家杲着,随叫随到,如果找你不到,回来再算帐
    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多钟就将程放了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八点半,西纠的两个队员(俞跃达、桑水生)带着西纠的袖章,说:“西城纠察队找你有点事。”当时他们口袋里带着刀子,然后就把万明押到学校,推进劳改所。两分钟后保卫组组长(姜晋南)来了,说:“喝,你他妈小子来了。”说罢就用皮带套着脖子拖到一间戒备森严的小屋。当时屋里躺在沙发上的杨振峰,(此人是我校的团委书记)旁边站两排西纠队员(雷进、盛鲁阳、王晓军、王冒明、罗小明、付前进、朱支前……)就开始审问,裼振峰怪叫一声“跪下”然后就开始打。用皮带抽身上,木枪乱打,用板儿带抽脑袋,打得皮开肉锭,鲜血直流。王冒明让万明把衣服脱了,用拳猛击上腹,打得万明直到出汗为止,然后又用木棒子、木枪、皮带乱打一顿,才押回劳改所。又让万明写东西。劳改所看守刘xx、陈荫林及西纠的俞跃达、桑水生又来了,用棍子皮带乱抽乱打一顿,在写材料时王冒明、王晓军、付前进等又来了,用皮带抽,将万明打晕过去了。然后又用木棒打醒,继续打。第二天,天刚亮,陈晓伦(西纠队员)就又来了说,“我改行了,我不打排球了,练踢球了。”然后一脚一个跟头踢了万明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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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天早晨(九月二十七日)三个西纠队员(俞跃达、桑水生、宋春毅)
    七点左右到了程家宝家里,当时都带着西纠袖章(宋春毅没带),这时程正上厕所回来,他们就说:“你他妈的干什么去了!走,有点事!”这三个人一左一右将程押到了学校,押到劳改所。姜晋南说:“我看了你写的材料了,不行1”说着让程看看万明的伤说:“你瞧瞧,你要是不老实交待,就是这个下埸!”说着就让他去写,这时王福生还在里面,他的脸巳经肿了,姜晋南说:“我今天给你放了,在家里老实呆着,随叫随到。”就把王福生放了。这时栗胜利、王冒明、盛鲁阳、董良翮、王晓军、罗小明、付前进、还有好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每人手里都拿着武器,有摩托车锁、履带、大刀、匕首、木棍、板儿带、还有弹簣鞭、钢丝鞭、塑料鞭、木枪,然后就先用木棍等硬的东西打头部、脖子、关节、膝盖、乱打,然后就让我们把衣服撩上去,用各种鞭子,轮流抽,嘴里还嚷:“老子平时受气,今天得出出气”,“你们他妈的怎么不狂了”“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样才能触及你们灵魂”“这不叫打,不许说这是打,说这是教育”“别看中央文件出来了,还是照样打你们”“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这是我们新发现”“文斗触及不了你们的灵魂”“把你们运动以来干的反动的事交待出来”一边说一边打,用木头棒子打头部时说:“他妈的,怎么还不流血!”又用拳头猛击眼部,直到把眼睛打肿起来,只剩一条缝为止。看有一只眼睛不行就说:“这个还不够劲’’然后又用皮鞭抽眼睛,以后又用棒子朝脑袋砸,用钢刀猛抽脸部:”还说把他手指头打断了”用棒子打脸时,必须把牙打掉为止。我们每人的牙都披打掉一颗,打完了又让写,一边写一边用棍子敲脖子。过了一会儿又说:市委要来检査就把他们关到另外一同小屋里去,把窗户堵得严严的,把门锁上,过了一会西纠的栗胜利带着一帮人,其中有一个外校的(西纠队员)来叫门,门锁着就跳窗户进来打,让我们轮流趴在地上,他们用大木棍子,抡着跳起来打,每人打一百棍子,然后,一个人打累了又一个人打,以后又在身上乱跳:来回跑。开始的时候,先打腰部看到吐血了,就又打臂部,又让我们给他们磕头打完了从窗户跳出去走了。到了中午每个人给了一个窝头,当时我们的牙被打掉,根本没法吃,看守说:“你们他妈的还浪费粮食”,逼着我们吃
    到了下午六点多钟又把我们押回“牛鬼蛇神劳改所”这些人又把我们打了顿。快八点时,听到外边嚷:“快来人,王光华回来了,上王校长家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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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两路,一路上王光华家去等着,一路到王少励家。过了一会儿把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来了,让他脱了衣服,就押到另一个屋去了,这时就听外边嚷道:“快来呀,王光华来了”就听到外边跑来很多人,这时就听那屋子里乱打乱嚷,王光华直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就没声了。约莫五分钟左右,把我们叫了出去,到了那屋,只见王光华仰面朝天躺在地下,刘兆平正往王光华身上泼水,地上全都是水,王光华的头刚一抬,刘兆平笑着说:“凉水真灵,泼上就醒了”。他们又把王光华打死过去了。王光华四周全都是人,只留下王光华躺在地,双人床上也站着是人。然后让我们俩每人拉着一只手,把王光华拖了出去,拉到屋外一根大树底下,就让我们回劳改所了。然后又把劳改所里关着的当权派伍继广(现行反革命分子)汪一净(蜕化变质分子)叫出去给王光华做人工呼吸,还让他们俩比赛,看谁做的快,还在旁边抽他们,同时哈哈大笑。以后就把王光华弄到原来关我们的屋子里去了。九月廿八日早上又是这些人来把我们打一顿。他们说:“昨天晚上打王光华没赶上,真可惜。”有的打完我们又到那屋打王光华去了
    打我们的时候,打出血来了,直往地下流,他们就让我们把血抹到墙上写的红色恐怖万岁下边,说:“这都是用血写的,谁流的血都往上抹。”到了下午听说王光华死了,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四点多钟以前把劳改所的黑帮四个(伍继刘敬、李雁书、单承佐)叫了出去,说车来了,就把王光华拉走了。这是黑帮拉出去的。
    九月廿九日这些人又不时进来打我们。下午一个西纠队员(朱支前)来了,拿起桌子上的油漆往万明脸上抹,当时脸巳破了,还说:“王光华已经让我们打死了,你的好好交待吧,不然也跟他一样”下午五点多钟来了一大帮先耠我们训话,告诉我的王光华巳经死了。“你们过去跟王光华是好朋友,他死了,你们也得跟他一块去,再让你们活一会。六点半就来了,就让你们找王光华去了。”说现在你们归我们四个人管了(王冒明、栗胜利、陈晓伦、朱支前)生死大权在我们手里,你知他们管干什么的吗?他们就是管打人的,你们打算怎么死?是油烧还是电烧?”又问:程:“你们兄弟几个?”程说:“五个”他说:“那更应该死了,王光华哥儿们一个,我们还给打死了呢!”“你们临死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再过一会你们就完了。”“你们先写遗书去”“你们的户口我们都给消了”“打王光华的时候,我们四个人(王冒明、王晓军、栗胜利……)拿木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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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周,喊‘一、二’一齐刺,你们这是第一关,要是没死,算你们幸运,咱们再换别的。
    会儿又来了一个(金亚利)手里拿着尼龙的绳子,说让我们上
    吊。以后他把绳子穿过房梁,作成绞刑架,让我们轮流站上去,把脚下的椅踢开,在空中吊一会儿,然后再放下来,说:“这样吧,先让你们听听你们的好朋友王光华死的时候的惨样。”原来黑帮劳动完了没让他们进屋,这时把抬王光华尸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伍继广叫进来,给我们讲他们抬王光华时的情况。伍继广说:他们抬的时候,王光华的身体巳经僵硬了,只有大腿根的地方还可以弯一点,身体巳经凉了,抬出去的时候,火葬埸的那个人说:“这小伙子身体够棒的!”就拉走了。伍继广说:“以前我当团委书记时,王光华就很坏,这次又破坏文化大革命,应该死,死了遗臭万年。”接着又让伍继广上去试试,后来又把我们吊了回,吊完以后又说要给我们宰了。把灯关上,让我们看看刀,然后把手用尼龙绳子捆上,把头用衣服蒙上,把嘴用布堵上,然后用刀子压在胸前乱划,拧胸前的肉,弄了一会来了一个人(姜晋南)说:“先别弄了,市公安局有通知说:十·以前不许系人,十·一以后随便,先让他们过十·一”后来那些人说:“算你们幸运,过了十·一再说。”以后再也没事,没弄以前他们还让我们摔跤,还说你外语学得不错,给我背一段”,又让我唱外文歌,我说:“我唱个国际歌”他说:“谁他妈的让你唱这个”又让我们两个表演,说:“你们就装作老朋友,好些日子不见了,偶尔见了面,要表演的象。”一遍不行,又让我们再来一遍
    九月廿九日下午,劳改所的看守(陈荫林、宋春毅、段宏瑞)聊天说:“王光华虽死了,但脸上还此你们整齐,只是脸上有一个坑,嘴里往外流东西,陈荫林用手摸了摸说凉了,王冒明还踩王光华的脑袋来看,身上一块一块的特别硬,然后又把王光华的书包拿了出来,把里边的东西都分了,书包也被他们(西纠队员)的外出串连用了,连王光华的皮带也拿了自己用了。王的书包里有一双草鞋也被看守(陈荫林)穿上了,当时书包里有毯子、日记、运动记录材料,身上还有七块钱,另外还有别的东西,全分了。
    三十日朱支前等又来了,往万明脸上抹了油漆,下午红联兵的负责人(陈岳)进来了,又打了我们一顿。晚上,王冒明又来了,让我们学笑,让伍继广学哭给他嗑头,用脚踩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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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日晚上,金亚利(西纠队员)带着一个外校同学(西纠队员)来到劳改所说:“这里边的人,随便打,没事。”然后他站到床上,拿着木枪说:“个一个来,先让黑帮过去,每人打断一根木枪为止,后又让我也去,每人也打断支木抢,打完了说:“等我串联来再说!”
    晚上十二点保卫组组长(姜晋南)来了,叫醒我们说:“今天给们放了,回家老老实实,三号休息一天,四号来校报道。”临走时把万明打了一顿,并说:“我们就是打人了,怎么样?”,我们在那里(劳改所)睡觉时,不许翻身翻身一顿棍子乱敲。晚上不许上厕所,有尿往床上撒
    黑帮念语录时,先洗手,然后对语录磕三个响头。另外,还让黑帮用塑料管子抽万明。
    劳改所里有一个叫孙世勋的老师,一天朱支前叫他:“你他妈怎么回来了?”孙说:“我从台湾起乂回来的。”朱支前说:“是不是跟徐廷泽那样回来的?”“你为什么跟你老婆离婚?你想到没想到你回来这样?”孙说:“没想到
    九月廿八日下午,我校红卫兵在劳改所贴了一张通告说:“没有指挥部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去打人,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天,保卫组长(姜晋南)给了劳改所看守每人四块钱,说这是看黑帮的补助费。
    临放我们时,姜说:“这叫后发制人,先让你们放,然后再收拾你们,这叫策略问题。”
    这就是我们被关在“牛鬼蛇神劳改所”的基本情况,共把我们关了八天。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学生王光华
    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男,十九岁。出身待查。平时在校表现和社会表现较好,他积极要求进步,申请人团,并利用每星期假扫休息时间去西板桥商店义务劳动。同志们反映,他是“有礼貌的听毛主席话的好学生”。
    王光华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一贯很积极。早在四月初就写了全校第一张揭发校党支部的小字报,点起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使得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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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派心中忐忑不安,因此他们对王光华进行了种种压制。五月九日王光华和同学xX去团中央反映了我校运动情况。接着又先后写出了许多揭发校党支部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同旧市委的爪牙——我校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同资产阶级保皇派(我校红卫兵某些领导)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当时我校工作组、红卫兵的某些领导入和革委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推销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手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也盛行一时。搞得一些同学不敢说话了。可是王光华不畏强暴,勇于坚持真理,大胆发表自己的正确意见,同错误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得那小撮人怀恨在心,因此被打成“政治扒手”“投机分子”
    革命大串连开始后,九月七日,王光华冲破六中红卫兵中一小撮人的层层封锁、阻挠,第一个打破“非红五类出身的不许革命大串连”的谬论,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连去了。王光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加激怒了这一小撮人。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在幕后者的策划下,一埸疯狂的政治迫害开始了。西纠的骨干、六中红卫兵的某些领导刚一得知王光华等四人要外出串连,便马上布置在车站值班的西纠队员严密控制,企图在车站扣留王光华等四人。计未遂,他们又马上派人跟踪追击,妄想中途追回;但其阴谋又未得逞。
    九月x日和王光华一起串连的三位同学先回来了,我校西纠头目姜晋南(现巳被公安部逮捕,杀人凶手)立即把他们抓到学校。毒打一顿,押到“劳改所”写检查。因得知王光华在重庆,于是立即派四名红卫兵到重庆去抓,阴谋又未得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多钟,王光华回到北京。姜晋南得知后就布下天罗地网,八方搜査。但王光华并未直接回家,而先去了王校长家。大约八点多钟,他刚一出王校长的家门,就被这些人抓住,押到了学校
    当晚九点多钟,全校戒严。王光华被押到“劳改所”,刚一进门姜晋南劈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随后剥去他的上衣。然后,十来个暴徒解下皮带,兽性大发,手持各种凶器(木枪、木棒、皮带、钢丝鞭、电线鞭等)蜂拥而上。四五个人组,把王光华围在中间,用木枪向他身上猛刺,乱扎,木棒向他背后猛击,肋骨顿时披打断数根。他翻倒在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随之而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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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凶恶的毒打,和狂妄的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他昏了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猛踢他的头颈,狠狠地吼道:“触及触及你的灵魂!”
    王光华被打昏死过去后,便被他们拖到外面,让黑帮做人工呼吸。暴徒们又泼了两次冷水,仍不见苏醒,就又拖进一间空屋子里。次日清晨,王光华到厕所小便,尿里全是血,出了厕所就又昏倒在地上。以后,那些混蛋又毒打王光华数次。但是,王光华并不屈服,继续吃力地呐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想打死我灭口吗?……”又过了几分钟,他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有些暴徒为了从王光华口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材科,建议由校医抢救。但另一些混蛋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行,根本不顾王光华的死活,就不让人抢救。这样,就把一个左派学生活活地给打死了。
    王光华死后,他们并没有通知王的家长,当夜十二点钟,他们就趁夜深入静,这到东郊火葬埸烧了。在许多天之后,他们才到王光华家去,把自行车骗走,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我们打死了。”他们向王光华的母亲勒索了二十八块钱,说是火葬费。还威胁说:“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把你家满门抄斩。”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战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一切当权派、炮轰一切司令部",这是纯粹的反革命口号,这口号出自于那些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人的口中。这是射向党的一颗恶毒的炮弹。我们说: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抽象的超阶级的当权派是没有的,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就支持,支持他们,正是为了更彻底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球之际,我们的敌人会以更加狡猾,更加阴险,更加恶毒的种种卑鄙手段,向我们的党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我们务必不要放松革命的警惕
    敌人总是做蠢事,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们的意愿总是与人民的意愿相违背的,这一小撮牛鬼蛇神,越是猖狂,越要遭到惨败。如今的人民不同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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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毒蛇化成美女还是要挨打的,敌人是不甘心自身的灭亡,他们必然还要做垂死的挣扎。但是,难道它们向党射出几支毒箭就会使它们的日子过的好点吗?不!相反,会使他们失败的更彻底,更悲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反动派敢抬头,人民的铁拳必将重重地把你们打个粉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28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报》编辑部《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
    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这是目前摆在我们每一个红卫兵战士,每一个革命青少年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林副统帅明确地给我们指岀:"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坚决按照这个指示去做,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运动胜利地进行下去
    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在中国也搞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一句话,就是企图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乂的反革命复辟。我们每个红卫兵战士每个革命青少年,每个革命的同志我们能够允许它们这样猖狂吗?我们能够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吗?不能!一百个不能!一千个不能!万万不能!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同广大工农兵一起彻底粉碎这一小撮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们同那一小撮牛鬼蛇神做斗争一定不能有半点麻痹大意。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正如林副统帅所说的:〃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分清敌友,决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决不做任何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小撮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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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神和钻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伙同一道叫嚷什么″要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很明显地就是在公开地与毛主席唱反调。它们叫嚣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妄想煽动群众去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怀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它们变天做舆论准备。我们警告这一小撮牛鬼蛇神:你们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广大革命群众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谁要是胆敢攻击党和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把它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跺上几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一切事物(包括每一张大字报、每一张传单、每一个倡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决不因为一时冲动,而进行不负责的盲从盲动。决不可把自己的感凊凌驾于党的政策之上。一定要让我们青年人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热情用到革命的事业中去,用到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中去,而决不能让它被坏人利用、引入歧途,去干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这种反革命的勾当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我们一定要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严防阶级敌人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兴风作浪、搞反革命复辟。
    在此,我们要严正地警告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听着,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们现在提出"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这个问题,就会束缚我们的手脚,而停滞不前。如果你们这样幻想,那就"请"你们等着吧,事实会说明问题的告诉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们现在提"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这个问题,正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火力,炮打你们,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打得个丢盔解甲,打得你们死无葬身之处。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每个红卫兵战士、每个革命青少年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切行动,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在一起,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支持我们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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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革命司令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胜利地进行到底!!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28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滕久昕《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最近,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狗崽子叫嚣什么要:"炮轰一切司令部",要"打倒一切当权派”
    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我们的最高统帅、最高司令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林副统帅也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革命的青少年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教导,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同时还应具有辨别真假、分清是非的能力。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
    我们说:"炮轰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而绝不是说:"炮轰一切司令部。"我们说要打倒一切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而绝不是说"打倒一切当权派″。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狗崽子们,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混蛋们,你们想用″炮轰一切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这两个抽象的反动口号来迷惑革命群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梦、妄想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资产阶级混蛋们,你们胆敢乱说乱动,我们立即镇压。
    我们是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我们要用鲜血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滕久盺(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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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退休老工人徐沛田。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今年八十六岁。他父亲是洋车厂主,而徐木人一九
    七年前就在旧社会戏院当茶房多年,一九三七年
    九四零年在北师大当工
    友。一九四零
    九五六年在北京六中当工友。五六年退休后,因只身一人,
    直在六中生活。解放后,这位老人工作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在我校多年管打上课铃,一直没出过差错,还曾及时发现教导处失火,消除了一埸火灾。他退休后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做些勤务工作。几次有病住院,党治好了他的病,他非常感激毛主席,他常说:“要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我感谢共产党
    九月三日,以六中红卫兵XXX为首的一小撮人,把他赶出校门,他无家可归,
    在街头流浪两天,给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后经派出所送回学校
    回校后被锁在屋内,我校红卫兵一小撮人竭尽武斗之能事,对老人进行了种种非人的迫害。以我校红卫兵西纠队员,朱xx为首的一小撮人把他拉出来,口叼着破鞋在操埸上爬行。一直爬到厕所,又将徐推入小便池,混蛋们在他身上尿尿把徐折磨的非鬼非人。十月三日下午徐又被我校红卫兵头子西纠要员王冒明
    (现巳被公安局逮捕,杀人凶手)陈ⅩX等叫到淋浴室,用开水浇头。怕他出声
    用绳子勒脖子,又用冷水反复浇了多次。把徐的头皮都烫掉了。徐受不住哀叫道“饶了我吧,小祖宗……让我死了吧!”而王冒明等人听了只是哈哈大笑。徐回宿舍后奄奄一息,不醒人事。四日清晨,徐要求治疗。他们却不许他出门。四点
    多钟王冒明、陈ⅹX等人,又毒打徐,再用开水浇老人头部,并百般戏弄,让这
    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唱歌,跳午,还让他吃屎喝尿。然后将徐嘴堵住,拉到后院厕所要老头自己上吊,但老人被折磨的哪里还有力气。于是他们就用绳子套住徐的脖子,把他拖到凳子上,让他自己踢凳子,可怜他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个混蛋一脚把凳子踢倒绳子断了徐摔了下来。这时老头巳昏迷不醒。这些残无人道的家伙是耍将徐至于死地而后快,故又将尼龙丝绳子,套在徐的脖子上。就这样老工友徐沛田就被活活吊死了!而他们却四处扬言,说老头“畏罪自杀”了还把老人的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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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九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毒打六中教师王明湖。
    王明湖(王明湖,六中俄语青年教师,其父曾当过伪县长。本人表现一般。)在校值夜班。胡Ⅹ×在值班室里对王说:“王冒明找了你一天,晩上还找你,什么事不知道,不过你得作作准备”。过了一会儿,一个学生进来蛮横地说:“王明湖,有人找你,你跟我来!”王问:“是不是王冒明找我?”答:“你跟我走吧!”走近王冒明屋时,有人高叫:“让他进来”!押送者答,“来了”。这时勹]口和各通向王冒明屋的通道口都有了人。屋里的留声机放着爵士音乐,满地都
    是黄色唱片。忽然王背后有人大喊一声:“王明湖!”王回头一看是陈XX,陈
    用一张唱片朝王的头部猛击,接着屋内王冒明,朱XX一跃而起,拳头巴掌齐上,
    打得王明湖满脸是血。王冒明将王明湖的棉衣,背心剥下来,让王堵鼻血。接着王冒明又把王明湖的手表揪下,并冷笑着说:“私人财产,可要保护。”朱×把将王的毛主席象纪念章抓下,戴在自己胸前说:“嗨!我又得到了一个”。这一小撮暴徒,把王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并抓住王的头发往墙上拼命地乱撞,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暴徒们打完一阵后,又把王抓起。强迫他在屋子中同立正站好,随之又是一阵疯狂地毒打。过后,让王面向墙站着个暴徒一脚踢在他的背上,王全身扑倒在墙上,引起一阵狂笑。几个暴徒输番照此踢王,王五脏剧痛,巳被打得浑身酸软。但暴徒们仍强迫王站在屋子中间。不
    等王站稳,陈XX便从后猛来一个“扫堂腿”,把王拌倒在地。随后又强迫王站
    起来,拿他来练扫堂腿。一个家伙还不知足地说:“我们今天摔这小子,怎么手脚不如过去那样利落了?”王的小腿巳被踢肿,站立不住,翻倒在地,昏迷不醒。
    接着,几个法西斯暴徒又动用了“坐土飞机”的刑法。他们揪住王的四肢轮起向下抛,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王的内脏象炸裂一般,又昏了过去。一个暴徒又飞起一脚,正中王的小便,顿时肿了。暴徒们又在王的肚子上,胸上踏来踏去。食物立即从王的口中喷出,大便也踩了出来。最后暴徒们还不罢休,将王上衣全部剥光,王冒明用钢丝鞭猛抽三四十下。共他一伙用皮带头抽,一个家伙还怪叫“抽他一百皮带,少一下也不成!”王冒明还命令王,”你小子自己记数,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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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重打”!“要是喊大了,打死你!”这样又打了一百多下,当他们再一次强迫王站起来时,王扶着墙刚一站起来,又昏死过去了。
    过了一些时同,王冒明又叫道,“站起来!让你小子尝尝晕死的滋味。”王刚站起来又晕死过去。这样晕死了三次,最后再也起不来了。当王再次苏醒时,王冒明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埸!”[和干部子弟做对”纯是胡说八道,王明湖初中教王冒明外捂,王冒明依仗老子(王家锡,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巳被揪出)的权势不务正业,而从事流氓活动,因此外语不好。王明湖平时对学生要求较严,因此批评过王冒明。王冒明怀恨在心,借文化大革命之机,行此个人报复]。
    此时,王冒明见单XX(单为教导主任,有严重问题,劳改成员)在旁边,
    就吩咐单说:“你给他训话!”单“训话”大意是,你知道你是为什么挨打?你
    过去一贯打击干部子弟,法西斯教学。同时朱XX手拿拇指粗的纲棍又抽打王。
    王低着头,不知谁说:“你把头抬起来,”话音未落,刀光一闪,利刃砍在王的额上,血喷老高,接着让王用白衬衫绷头。王冒明说:“我们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于是有人给王上药,王冒明却抄起一瓶子药水一下子倒下去,王又昏迷过去,直到九日深夜,王才清醒。
    后来,有人一摸,王的脉膊不跳了,他们认为王死了。叫大夫来打强心针,
    王深夜不断吐血。他们便把王拉到第二医院,从王身上只搜出一元多钱。朱XX
    说:“你这小子只有一元一角钱,花了我不少钱,你回家给我这来,”当王稍醒
    时,一个看守威胁说:“你这小子装死,等你稍好点,看我再罚你”。朱XX也
    对看守说:“大夫说了,打了活该。这小子要再装死就活着送到火葬埸去。”其实大夫并没讲过这些话,却坚持要求王住院。朱问大夫:“死得了死不了?”大夫说:“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要住院”。朱听说没有生命危险,便说:“那我们拉回去”。
    九日王醒后,全身麻木,只觉胃十分痛疼。暴徒们让王和女劳改成员住在起。把许多被子盖在王身上,堆成被子堆,有时一压就是一天,连公安人员叶尔梓都未找到。九日后王开始吃饭,一天只吃一二两。王冒明强迫王吃十一二两天中午,正要吃饭。霍ⅩⅩ(石油附中,也是暴徒)说:“王明湖这小子太坏,不给他饭吃。”看守说:“有碗剩粥给他吃。”(粥上有一层煤灰)霍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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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这小子吃这个”。他给王说:“把手拿过来。”把粥扣在王手掌上,不让他用碗。王刚吃几口,霍又拿红药水给王洒上。还觉不满足又去食堂弄了刷锅水,碱水,又苫又涩,强迫王喝。又拿少半个馒头夹上一块带煤灰的咸菜,让王也吃
    以后,暴徒们又用火柴烧王的头发,把王的头发点燃之后,直燃到头皮吱吱
    响,然后再烧别的地方。朱ⅩX发现后,更是高兴。立刻说:“这可真好玩,咱
    也来烧吧?”这样“劳改所”里的成员,不分男女都被烧了一遍。朱XX直烧到
    没火柴了才停止。
    天后王冒明又来了,用刮脸刀给王明湖剃头,连皮肉带
    头发一起刮,还让反革命分子伍XX(劳改成员)做助手。
    十二、三日后强迫王写检查分两个方面
    抵制毛泽东思想;二、如何与
    干部子弟作对
    十五、六日,王明湖能下地了,这一小撮暴徒又开始疯狂地折磨王了,先让王“锻炼”身体。吃饭前围着炉子跑二十圈(这时王走步还很困难)下蹲三十下王根本蹲不下,他们就用木枪压)。原地跳二十下(王也跳不起来)举胳膊二
    三十下。后又连举城砖(胳膊仍未好根本不能动)。过了一段时间。王××(王冒明之弟)又让加强“锻炼”,下蹲跳二三十下,跳绳五百下(连接跳十个才算)王跳了几十下就出了一身汗,快晕倒了。王××还说:“你看,锻炼身体多好啊!”“出了一身汗”。十六七日,就让王开始劳动。王冒明说:“你小子别坐着,你得劳动劳动,这屋子生火你负责”。
    十九日陈伯达等同志亲自来到六中,才救出了王明湖,带走了劳改所里被扣押的人。当时王明湖伤势依然十分严重,神经失常,大便不能控制,现在还在危险之中。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毒打工人高生金并关押其八岁的儿子。
    个女学生(红卫兵)私自拿走了同院电影洗印厂工人高生金家的一本语录高生金向她去要,那个“红卫兵”不但不给,还对高又骂又打,高生金很生气,也还了一下手。因此,那个“红卫兵”就告到了六中红卫兵这里,于是劳改所长
    朱XX就带着打手十余人气势汹汹到了高家,把高生金押进学校,还带走了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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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八岁的小孩高岩(后由他们起名为“小萝卜头”)。朱XX等把他们押到东方
    红公社刺刀兄红战斗队,关上门,什么也不问,就进行了非法的搜查,抢走了所有的东西(钱、粮票、毛主席象纪念章等)然后,让高袷他的工厂打电话,接通后,朱xx就抢过电话胡说一气,当时,工厂的人提出由厂方处理,朱却说:“放了就太便宜他了,让他在这儿尝尝滋味!”于是,就让高稍息、立正多次,然后就是一阵毒打。木枪、皮带一起上,而且他们还让高岩用自米水管打他的父亲阼毒打之后,把髙生金打得头破三处,血流满面,前胸后背都肿了起来,使他卧床十月,不能上班
    接着,他们又把高岩押到“劳改所”,给他起名叫:“小萝卜头”。却对高岩的母亲说什么:“高岩要和我们干革命,要和家庭划清界线,不回家去了。”
    高岩的母亲多次来要都不给,暴徒朱XX却总到高生金家无理纠缠,大叫:“造
    反有理”,高生金说:“你们造我的反,打了我,有什么理?”朱XX大叫道:
    “我没理,就是要造你的反!”因为高生金和他爱人都是工人,高出身中农,他爱人出身贫农,所以他就说:“你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朱ⅹx却蛮不讲理地说:“我不管什么无产阶级不无产阶级,就造你的反。”髙生金被他们气得不行,朱ⅹⅹ却乘机敲榨勒索,要去了十五元钱,二十三斤半粮票,四两油票以及被子,棉衣等物,说是给小萝卜头吃用。但在“劳改所”里,他们却让小萝卜头吃剩饭,小萝卜头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管制,不给一点儿人身自由,还强迫他打人
    后来,在高岩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才在十一月十四日放出了孩子。小萝头走后,入伙的饭都被他们吃了,过了好多日子,才给了高家几元钱,又过了好多天,才把衣服被子还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市第六中学。当时,学校部分教师正和解放军同志开会,商量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工作。只听到“当”的一声门响,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开门进来,随后又走进几个人。大家一看,原来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成本禹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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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同志态度很严厉地问:“你们在干什么?!”当老师们问答以后,陈伯达同志就亲切地笑着说:“好吧!我去看看外地革命师生。”原来陈伯达同志把老师们误认为六中红卫兵的那一小撮入了。
    陈伯达等同志看过外地革命师生后,就直奔“劳改所”。把在那里关押的人都带走了。这时,“劳改所”门前巳经聚集了一些老师、工友、和外地学生。陈伯达等同志出来了就亲切主动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
    走到“劳改所”前面的一棵大树下,看见树上贴有一张市委发的“重要通告”(即:任何单位不许私自扣押、打人等等)伯达同志指着通告问老师们,“们都拥护吗?”老师们说:“当然拥护罗。”伯达同志又问:“你们同意他们那样搞吗?”(指“劳改听”所做所为)老师们答:“不同意。”伯达同志又问老师们为什么不管。老师说压力大,不敢讲话。伯达同志又对着通告,点着“劳改所”说:“这简直是对市委通告的一个讽刺!”
    老师们请伯达同志到接待站去给大家讲几句括,伯达同志欣然同意。但走到《红卫兵报》编辑部门口时,里面的人要伯达同志进去。人家也就都进去了。站了一屋子,这时,红卫兵的一小撮暴徒王xx(王冒明之弟)等也来了。所以,老师们成到压力很大,发言不踊跃
    老师们向首长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谈到王光华,徐沛田时,伯达同志都问了
    原因,由《红卫兵报》和王XX等作了回答。当谈到左派学生王光华被活活打死
    时,戚本禹同志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拉开军大衣的扣子,使劲脱了下来。显得非常生气。问到老工人徐沛田惨遭勒死时,伯达同志气愤地说:“父亲是洋车主,不能算他的账!”
    讲到了“劳改所”,陈伯达同志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家庭也可以吵架嘛。可不是这样搞法(指武斗),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之后伯达同志又拿起桌上的一分《红卫兵报》,报上正是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和不要武斗的文章。伯达同志说:“这报上登得很好,我那儿还有几张报呢!”王力同志说:“他们并不准备实行之。”(指那小撮暴徒)伯达同志接着说:“他们不是不实行,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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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伯达同志又问报社为什么不管那些事情。伯达同志说:“你们的报要停止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后米,伯达同志又责问同去的市公安局局长。问他为什么不制止。又对大家说:“讲(干)革命,要有这点胆量。现在北京公安局不支持(制止武斗),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靠毛泽东思想吃钣,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匕首、短刀短枪。我们相信群众,我们什么也不怕
    因为还有一个会要去开,陈伯达等同志要走了,伯达同志临走时还说:“红卫兵负责人,请他来。你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要再关他们。红卫兵负责人回来,不要用这个方法(指武斗)整他们,要团结他们,批评才能团结。”最后,仝体教职员工一直把陈伯达等同志送出校门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傍晚七时多,陈伯达、吴德等同志又一次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
    陈伯达等同志在“劳改所”里査看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又十分气愤地到木
    工牵间,去看暴徒们让反革命分子李ⅩX为他们打制匕首的砂轮机,“劳改所”
    看守们也跟了进去。伯达同志向我校工友要匕首,工友说:“我没有,看守们有”。看守们就赶快溜出去了。陈伯达、王力等同志就在木工室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劳
    改所”的问题。这时,看守们气势汹汹地叫道:“X(指那工友)在首长面前
    造谣!”并大有动武之势。伯达同志气愤地说:“不许动工人!过去你们打人,应向被打的道谦……今后绝不许再犯!”
    又过了一会儿,陈伯达同志就走了。吩咐公安人员在“劳改所”里照了象,带走了两大捆匕首以及其他凶器,拆掉了岗楼。这样猖狂一时的六中“劳改所”终于跨台了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剌杀六中耿小西。
    继“劳改所”之后,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粗。“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现巳被公安部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学生耿小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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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公开行刺,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打算把耿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刺脖子两刀,都未刺中要害,以后就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拾得了一条命。
    那天行刺之后,在暮色中分明有人看到西纠要员ⅩX对鲍说:“快把刀子收
    起来1快把刀子收起来!”
    第二天,又有人见到西纠头目栗XX对一人悄声说:“昨天又捅了一个
    (三)炮打中央文革
    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铁血纵队《中学生问中央文革—一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最高统帅把文化大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
    我们的革命后代要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最努力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自十三期社论发表以来,从社会上到学校,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到如今已经历时两个多月了,我们心里有话,不能不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中学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讲给中央文革小组听
    、简单化、扩大化:我们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肃清它的遗毒和影响,彻底批判它的立场问题,掀起一场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但是,在中学里,某些组织,某些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行个人怨恨主义大暴露之实,对要革命的同志,要革命的组织,大搞突然袭击,进行人身攻击,采取谩骂、恐吓、讽刺、挖苦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已经把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称作革命的一方,称作始终一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一方,而把另一方当做批判对象,把无原则纠纷不负责任地上升为所谓原则分歧。重新制造和加深了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挑起大规模的整人整群众,来转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甚至有些学校发生了武斗,也有学校批判运动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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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期社论,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人马上把一方看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把犯错误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这样一场严肃的斗争,已经被学校里的某些人简单化,扩大化了。
    中学的运动,在这阶段,一直无人问津。中央文革对这样的现象,难道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
    二、中央文革小组深入群众不够,自展览馆会议以后(10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运动是不够深入群众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经常在上边发议论,对一方是表示坚决的支持,看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对一另方表示不满意,以至形成比过去更加规模的一派压另派的情况,更有些人把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的讲话,捧作圣书经典,大力翻印和学习,这些人一遇到什么事情,便说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是怎么说的。自7月28日后中学生对毛主席著作没有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有些同志根本就不学。
    十六条也没有深入学,运用的也不好。
    十六条说得很明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决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的讲话,已经束缚了一部分人的思想,阻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
    总之,一句话,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
    我们殷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群众中走一走,听一听,“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到运动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关于斗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自工作组撤走后,前一个阶段,学生自己领导自己,对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运动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应当怎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未走向正轨,而且社会上也流传着什么学校革委会和最先成立的红卫兵搞斗批改,只是所谓的大方向正确。至使一些人以此为理,死死抓住工作组不放,而对斗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感兴趣,对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无人过问,有些人甚至为他们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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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叫屈,使他们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将的一些作法,却被另一方批判得一无是处。这些小将看到这种作法是很难过、很痛心,他们提醒学校的斗批改能不能进行到底。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深入调査,对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怎样进行斗批改问题明确表态,指明方向。
    四、中央文革小组指导不够:在这场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革命小将是没有经验的,我们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坚决跟着毛主席学会做路线斗争,但是,我们感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在按毛主席思想统一方面引导不够,(如没有发表有关指导性社论,以致更加深了两派不和)使本来一大批敢想、敢闯、敢干、敢革命的革命小将热情挫伤很大。有的革命小将对党的阶级政策掌握不够,阶级路线调子唱得高了一些,如今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一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在这些小将面前指责,说他们的作法是形“左”实右等等。使他们很不好说话,很是被动,迫切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加以正确引
    我们认为这些批判的对象,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大部分是出身农,革干、革军、革烈的在校的学生,难道他们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难道这些最先起来造反、同阶级敌人有着刻骨仇恨的小将们,会在革委会里制造所谓斗批改吗?大多数的干部子弟是要革命的,他们同党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在旧社会里我们的父母受尽了鞭打和饥饿,万恶的地主和资本家吮吸着他们的血汗。他们起来反抗了!他们跟着毛主席造旧世界的反了!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入枪林弹雨,用对人民的忠诚和鲜血打天下!我们一想起这些,一股子承父志的烈火燃满了胸膛,一想起这些,我们就无限感激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
    难道他们的孩子会忘掉这一切吗?会背叛党的事业吗?不能!不能!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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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一代,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第一次起来干革命,难免犯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有勇气正视,有勇气改正,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把我们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我们革命后代一定要做狂风怒号中挺立不拔的青松,要做惊涛骇浪中盘盘的石山,来源于对您无限忠诚的革命坚定性,就是革命后代在复杂的艰苦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可靠保证。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告诉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主席又说:“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我们最热烈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编者按:这份大字报反映了一部分中学生中的“革委会和老红卫兵”的情绪
    他们承认:有的革命小将对党的阶级政策掌握不够,阶级路线调子唱得高了
    但是,他们对别人把他们犯错误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满。由此,他们对当前中学文革形势看法也很悲观:一些人以此为理,死死抓住工作组不放,而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感兴趣,对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无人过问,有些人甚至为他们喊冤叫屈,使他们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将的一些作法,却被另方批判得一无是处。
    进而,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不满:中央文革对这样的现象,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深入群众不够,指导不够。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深入调查,最热烈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这份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善意的。
    这份大字报反映的一部分“老红卫兵”的情绪是值得重视的。由于他们本身的弱点,加之受到工作组的错误引导,他们在文革初期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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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话。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对立面的强大压力、甚至过火的批评。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政治上处于十字路口
    这种情况并不可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但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结果也会差别很大;有的人学会了游泳,顺利地到达彼岸;有的人在风浪中随波逐流;有的人被风浪吞没。)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封公开信》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木论》只能解决资木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木主义已经打倒,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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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
    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
    “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竞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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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別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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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一—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绎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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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査”。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辫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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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伊林·涤西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编者按:这封信批评林彪关于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部分是正确的。它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批评林彪第五次接见的讲话是正确的。它说: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它说:林彪的第五次讲话,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一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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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这一段话有正确的因素,也有不正确的因素。如它说: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这是不正确的
    可是,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这也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复杂化,往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一问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现了一片空前未有的大好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但对运动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最近以来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明白,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木着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要
    牢记心间。许多中央首长,像林副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毅副主席等在接见革命师生时,总是讲主席英明、伟大、正确,讲主席怎样教导,讲自己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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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主席思想,每次开会都不忘学习主席语录,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同志也经常接见革命师生,也经常讲话,但他们中的一些讲话很少引用主席语录,很少说主席的英明领导,很少提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经常听到是:我说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支持你们;不然的话,我就怎样怎样;我要你们做甚麽甚麽为什麽处处突出这个“我”字呢
    二、前一阶段由于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造成了白色恐怖。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一局面。而最近又有一些人采取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些人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保皇”,“修正主义份子”并且仝国通牒,四处捉拿,封街道,查火车,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其名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难道不是更大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吗?更大的对立情绪不是正在形成吗?这切究竟是由何方引起的呢?是谁在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调査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而是偏听偏信呢?就拿我们北航来说,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就只听“红旗”战斗队方面的意见,根本不听红卫兵一方的意见呢?为什麽有些情况《红旗》反映得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相信,根本不下来调査一下呢?例如:十月中旬,我院红卫兵赤卫队及林学院等其他一些院校的红卫兵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反映情况,等了十一天十一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接见,最後还是总理出来接见的。而我院《红旗》反映情况确为什麽很快到达中央文革小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群众之上,而是深入於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髙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於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即使我们的红卫兵有些地方不对,难道就应该采取不理不睬冷淡的态度吗?
    四、中学革命小将在文化革命中,遵循主席教导,做岀了巨大贡献,是他们最先掀起了社会上的扫四旧,是他们最先成立了红卫兵,是他们首先批判揭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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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组;是他们首先打破了校与校之间的界限,搞起了大串联;是他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很多好的倡议……在中学小将们大干特干,大闯特闯之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你们支持了没有?你们鼓励了没有?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个承认红卫兵,支持红卫兵,赞成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中学小将)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麽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更高地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励他们更好地干革命?甚至还听说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同志也骂中学小将是“大棒子”“宪兵队”,并建议在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解散,这是甚麽原因呢?
    五、十一月八日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及北航红旗部份战士冲入国防部一事引起了军委的重视,於是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在京军事院校革命生大会,当时周总理,陶铸同志,军委四位副主席及许多军队首长都出席了大会,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为什麽没有一个人参加?还有些人冲进国务院,中南海,直接威胁到主席安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麽对此事不表示态度?而是由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等副总理出面表态?
    可能有些人读了我们的文章後,会大骂我们是炮轰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说,绝不是这个目的,我们的确有许多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心里有话,不能不讲,说出来总比闷在肚里强。讲对了很好,讲错了。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们是在所不惜的!最後,让我们一起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编者按:有些人骂他们是“保皇派
    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
    “反革命”,“右派”,“修正主义份子
    并且全国通牒,四处捉拿,封街
    道,查火车,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也认识不够,难道说仅仅是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吗?尤其不妥地是,他们还为这时已经干了许多坏事的西城纠察队辫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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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批判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二问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贴出了《一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在这个大字报中,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几个我们所不理解不明白的问题,不对之处,热情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革命群众批评指正。
    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十月八日第二司令部和第司令部的部份院校在北京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一个同志参加。同样都是红卫兵,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对第三司令部特別重视呢?而对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如此冷淡呢?难道只有第三司令部才有资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林付主席说过:”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为什麽不支持第一司令部还第二司令部的红卫兵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呢?为什麽不相信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的几万红卫兵也是要革命的,也是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呢?
    中央曾一再指示,对所有的革命组织都要一视同仁,那么为什麽中央文
    革的某些同志对红卫兵却不一视同仁呢?为什麽对航院《红旗》更是特别宠爱,多次单独接见他们呢?如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单独接见《红旗》,有些其他战斗队的人要求进场时却被拒之门外,而且会议一律不许作记录,一律不准外传,如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方针政策,为什麽不敢拿出来交给群众,为什麽害怕与群众见面呢?在我院《红旗》战斗队也没有联络员,有问题随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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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有指示随时召见《红旗》战斗队,而其他些战斗队尤其被人称为多数派的战斗队却往往等好几天也见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难道就只有《红旗》是革命组织是左派吗?而我院其他战斗对和其他院校的许多战斗队就不是革命组织,就没有左派吗?
    三、大连海运学院打响了红卫兵长征的头一炮。这是红卫兵熟悉社会了解群众进行艰苦锻炼的伟大创举,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当你们听到大连海运学院长征队的消息後。你们的态度是怎样呢?你们支持了吗?你们鼓励了吗?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首先发现了这种新生事物,支持红卫兵去长征,首先鼓励红卫兵到社会实践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後,有些人不相信毛主席会支持长征,甚至於认为鼓励长征是阴谋。於是就到陶铸那里去讯问,陶铸同志告诉他们主席是很支持长征,周总理也认为这篇社论讲的不错,他们仍不相信,却指名要求戚本禹同志接见。为什麽这些人不相信陶铸同志而相信戚本禹同志?为什麽呢
    五、由于前一段实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领导下很快认清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然而有一些人现在还揪着工作组不放,不断叫他们写检査,还有叫他们劳改……难道广大工作组的同志就不愿意革命吗?难道这部分同志就不愿意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为什麽不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那么对於目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表示了甚麽态度?难道还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时时处处都是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要认真地相信群众,真正的依靠群众,真正的放手发动群众,相信95%以上的群众是要革命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错误的最後让我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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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封公开信
    我们认为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非找中央文革小组不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大量翻印,有时搞得出入很大许多人光中央首长讲话就有好几册,整天看中央首长讲话,这样就不能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对群众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解放自己是很不利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把白己培养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就必须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再次,首长讲话是根据某一部分人,某一具体情况讲的。但有人不问当时情况如何,不管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就大量翻印,按此照办,有时出入较大。结果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起了包办代替的作用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为此,我们认为
    1.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一个联络站的形式,应深入基层了解运动的情况,听取人家的反映,不要下框框,定调子,让群众在大革命运动中自己辨别是非,分清敌我,提高认识。
    要及时出社论,指导群众深入学习毛著,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
    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的意见,提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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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辫论整理的会议纪录11月30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我们将与李洪山辩论的会议纪录整理如下:请同志们耐心地阅读,并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批判李洪山的言论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李洪山的“讲话”与谭力夫的发言同样是株大毒草对於谭力夫的“讲话”
    时间:1966年12月1日上午九点地址:杭大楼414室参加者
    除李洪山外,有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初“五湖四海红色造反总部”、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等单位的部份师生、林院部份工人参加了辫论会
    问:“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提出的理由是甚麽李反问:“你们的看法如何?”
    众:“我们的观点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问:“写这幅标语的经过怎样?思想的指导是甚麽?李反问:“你们为甚麽说这幅标语反动呢?”众:“我们要你说。”
    李:“那我就说:先读几条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凡事要动脑筋想一想
    我为什麽要写这幅标语其理由有三:
    (1)(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念到桥梁时说)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起桥梁作用的。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不能领导,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中,并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不要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一样,说它是合法,没有理由,说它不合法,它还存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可以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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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査,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陈伯达讲话‘林院我现在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时间去”。到现在还没来一次。北大、清华倒是去过。小组的人不少,正组长、副组长从来不来蹲点,即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什麽完全在北京。新疆、哈尔滨、广州也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一个人。都是群众自己搞。毛主席说:“谁不到群众中来,就不能当领导毛主席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跨其谈,乱发议论。见到中央首长讲话就抢得要命,视为珍宝。现在已有八册不学十六条,不看最高指示,连十六条中指出的六篇文章谁学到了?有几个人看?恐怕有人现在还没学过。若看首长讲话,没有时间看最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不行,他还得当小学生,不能当领导。他只能当小学生,不能当先生。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甚麽东西都要怀疑。现在一事一物划框框,特别最近北大辫论会一开始就定调子这就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辩论一天聂元梓就烦了,群众不干又辩论一周。变来辩去,终归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十三期社论以后,北京掀起了高潮,两派是比较和睦的。如林院东方红找我们,我们也找东方红商量。但时间不长,只有
    三次。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到今天有两个月了仍然是分裂。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到11月27日有些人还是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个月以后,还是这样。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这样的传单满天飞。北京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为什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甚麽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後期酌情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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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谭力夫。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讲是株大毒草。我说是革命的演说,基本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说:‘毛主席批示大量印发’(众追问)是听联络站说的,你去调査。谭力夫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是革干子弟,中共预备党员,北工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个(复)杂的文革小组。《红旗》十三期社论後,哪个组织,哪个学校,如果不太广播批判谭力夫的,就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学校都一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说:‘现在还没有把谭力夫打成反革命。’现在没有,将来没有。批判谭力夫讲话,是群众斗群众发动了95%以上的学生来批一个普通学生,这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向群众斗群众。即使是右派现在也不能批判,要放到後期去处理。根据这三点已完全可以踢开。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全都下来。这样的文革小组不踢开行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要下来,他没有全面调査,他没有去过哈尔滨、新疆、州(念毛主席语录)到群众中去调查……”众问:“毛主席能不能到全国各地去呢?
    李答:“这个问题於那三点无关,我不回答。谭力夫的讲话我认为是革命的演说,不能批判
    众问:“为什麽?
    李答:“因为(A)用阶级观点分析,(B)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C)
    激起了群众敢想敢干的精神,基本上是符合毛主席阶级观点的。”众问:“错在那里?”
    李答:“讲阶级路线有些偏激。”
    众问:“谭力夫讲主席廿年代讲的,你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麽行?这话对
    吗?
    李答:“这话是对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反对硬套。谭力夫主张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念林彪讲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有人问:“那么你认为谭力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了?”
    李答:“基木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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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条甚麽路线?》
    最高指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甚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主席亲自提出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但是从今年六月以来,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却是曲折地发展的
    六月一日,我们伟大的统帅批准广播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後,似如一颗特大的原子弹,在北京,在仝国立刻爆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中央北京新市委某些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许多多的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等等。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被熄灭了。
    在这个时期,即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直到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才把运动的方向纠正了。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说一不二。他们到处参加斗争、批判、辫论会。还给做些指示。在人们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还重要似的,视如珍宝,到处传抄。指导运动。有些同志给群众定框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如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在北大广大师生员工批判张承先的工作组的大会上就给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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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的首创精神。由此,目前北大师生员工四分五裂。若问一个同学:你们北大有多少红卫兵组织?他会说,“多极了!”“数不过来!”在北大至今没有出现个真正的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从十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後,北京市立刻又出现了一派沸腾的新气象,群众运动的高潮又来临了。可是时间不长。在十月六日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讲了话。从这天後,在北京市,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乂,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
    从十月三日至今已两个月。这两个月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却至今不觉悟。在十一月廿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讲:“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甚麽‘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混淆了矛盾性质,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而却忘记了目前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某个问题,在一定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只看表面,不看本质,抓其一点,不及其馀。对“谭力夫的发言”这一革命的发言,视为“大毒草”,“修正主义的”,“形左实右得很”等。有组织、有目的挑动一大部份群众(几乎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去批判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发言(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红卫兵)还说甚麽“批判得好!”“应该批判!”“批判他的讲话又不是批判他这个人,又不让他弯腰带高帽子。”等等。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的高潮给打了下去
    敬爱的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敬请您对此调査,尽快地拨正航向吧!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我们向毛主席、林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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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96页,共5150页
    席保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管它是以右倾岀现,还是以两面派出现还是以“左”倾形式冒出来,我们坚决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它批倒、批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坚决认真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十六条,发扬干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积极响应您的:“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鲜红鲜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赤化世界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於生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
    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
    戕斗队红卫兵《永向党》小组《革命到底》战斗队《好得很》战斗队1966.12.2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
    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等《踢
    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在这里
    十六条没有说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况且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坐在上边不广泛深入下层,不作全面的调查硏究,到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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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发议论,作指示。他们的讲话不管对与否,到处传抄翻印,拿到手里视为珍宝,去指导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主要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
    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鲛人则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所以象今天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儿行呢?不解散哪儿行呢?目前它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把它搬开,自己起来闹革命,紧紧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猛前进。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
    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红卫战斗兵团《永
    向东》战斗队、《革命到底》战斗队红卫兵《永向党》战斗队、《好的很》战斗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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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来,我们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二份大字报,“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们继续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势如暴风骤兩,迅猛异常,磅礴於全中国,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前一阶段由于执行了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运动走了一段弯路,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一局面。运动本应当更健康、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果运动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正常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广大的革命
    青少年和革命群众是应该而且能够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步步深入,逐渐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周围,向同一目标共同奋斗的。但是为什麽现阶段运动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呢?为什麽群众之间的隔阂不是在逐渐地消除,而是在逐步地加深,对立情绪逐渐严重呢?
    、一些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曾被压制的人,今天翻过身来,本来应该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但他们却反过来去压另一部份同志,并且搞得与前一阶段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谁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呢?
    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此在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中都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多数派”和“少数派”大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难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多数派”提出来的吗?不是!是当时在北京的某些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来的。难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少数派”们发起的吗?也不是,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起的。既然如此,那么是谁把“少数派”定为“左派”,把“多数派”打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呢?为什麽允许“少数派”中某些人藉批判资产阶级之名去斗争多数派”呢?现阶段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不正是由此而引起的吗?这难道执行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个责任究竞要谁来负呢?
    四、十六条明确指出:“在目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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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有相当一部份人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区别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反正只要是“当权派”就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轰”,来“烧”,来“打”。十六条中早已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但目前却如何体现呢?那还有甚麼好的和比较好的呢?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这样的作法难道是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吗?符合十六条吗?你们对这种作法表示了甚么态度呢?是大力支持了呢?还是坚决反对了呢?
    相反,以彭、罗、陆、杨为首的百分之几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逍遥法外,躲在一边,舒舒服服,就是混在我们的好干部中企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像目前这样既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也不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能分出哪些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哪些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这样的方向和方法对头吗?
    五、目前相当一部份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根本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发表,一顶顶大帽子就连续不断地扣上来。他们根本不能写大字报,一写出来就篇篇被骂成“大毒草”。这种人的处境与工作组在时被压制的那些人的处境又有甚麽区別呢?还有一部份人整天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根本不参加运动,目前这种人在日益增多,这种现象是由甚麽原因引起的呢?这样一些现象难道还不普遍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吗?你们认为这种现象好吗?你们采取了甚麽措施呢?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的运动不是健康地,深入地向前发展,而是在停止不前很难进行下去的危险。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你们做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应该负多大责任呢?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祇能有二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不站在这条路线上,就必然站在那条路线上。凡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就一定能够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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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就必然导致运动停止不前,或走弯路。那么,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们你们是站在哪一条路线上呢?你们贯彻执行的是哪一条路线呢?最後再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清华939战斗小组翻印1966.12.7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小组》
    前言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后,立刻跳出一些人,破口大骂:“混蛋”“王八蛋”“一小撮顽固保皇派”
    “你们胆敢炮打无产阶
    级司令部”“谁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
    刹那间,大帽小帽、
    大罪小罪一起堆上来,看来这些平时口口声声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并未认清反动路线的所在。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就应该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受批评呢?为什么别人刚提出几个“问号”,就立即打来一个“惊叹号”的大棒,将人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鬼蛇神呢?“言者无罪”就只能由你们这些人独享吗?其他群众就没有这些权力了吗?!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完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官气十足的关锋、戚本禹就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了。为这些人敲下警钟,且莫再复蹈:“院党委是代表党的”“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老路
    今天我们也来问几个为什么?
    是充分相信群众吗?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了“少数派”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而对于“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至今没有肯定?这实质就是否定了“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呢?这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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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保卫社会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虽然“多数派”同学受了一些错误路线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但是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心是真的,是火红的,他们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是刻骨的,他们要改革旧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心情是迫切的,否定“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这叫相信群众吗?“大方向始终不错”只适用于“少数派”吗?中央文革小组某一些人高高在上,少数派同学随时能得到他们的接见,授以密计,而“多数派”同学要求接见则是难上加难。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是这样做的吗?不是!不是亲近他们,而是疏远他们,不到他们中间去了解情况,不愿听他们反映问题,不是团结他们,而是指责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另一派的领导,不是尊重他们,肯定这部分群众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看不起他们,以恩赐的态度说:“我叫他们‘少数派’不要叫你们是‘保皇派’”,而不是肯定地说:“你们就不是保皇派”。由此观之,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的相信群众就没有做到“充分”,如何判断“多数派”群众的大方向呢?送给你们一段最高指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是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是放手发动群众吗?
    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不努力解放“多数派”,使他们也轻装上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们是受蒙蔽”,恩赐了一个“不叫你们保皇派”的酸菜包子(似乎原来就应该叫保皇派似的)。当一部分人大骂某些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是保皇派,大肆攻击一些红卫兵组织,抄总部,打人、开私信,撬他人箱子,开逼,供,信所谓“澄清问题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听而不闻?当别人一反映情况时就说:“你们要看人家的大方向。”虽然给说了两句好话,却是完全站在偏护肇事者的立场向多数派塘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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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抚安抚。这实际上是放纵肇事者,鼓励他们大造一部份群众的反。这些人见有依杖便大打出手,全国各地有抄总部,抄群众的家,抢档案,打人的现象发生,以至发展到冲军委、冲中南海(因为原米封机关,封报社并没有受到文革小组的批评,实际上等于纵容)这些都有中央文革的责任。更有甚者,戚本禹竟蛮横指责一部分红卫兵为什么不去投拜第三司令部足下,谁是左派就恁你戚本禹一张嘴就定了吗?告诉你,你所宠爱的某些左派,我们不“感冒”,许多群众也不“感冒”。尽管他们总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总是以左派自居,你又总是替他们涂脂抹粉,但是大家却总看他们不象。要相信群众,是左派他们自己会去争取群众群众是讲理的,也会主动团结在他们周围,不用你们去劝说,不需要你们给几个钱,不是左派的,你再怎么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中央文革小组现在放手发动群众了吗?没有!他们是双手紧紧扶着少数一些人去批判另一部分群众,去击垮另一些战斗队,另一些红卫兵组织。表面上一些人大会小会轰轰烈烈,大字报,大标语满城飞舞,实际上真正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是少数,多数人都被拒之门外。中央文革也要负责任。因为他们对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感兴趣(例如,第一司令部开批判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就一个人也没来。以后戚本禹甚至说:“你们批判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的,而是从本身利益出发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是采用依靠少数的左派去团结多数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而是采用了宗派主义的作法,把政策方针先交给一些人,去批判另一部分人,这样一部分群众就总得不到上面的正面教育,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总是解放不出来。企图用错误路线去解决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团结问题怎么可能呢?送给你们两条毛主席语录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线也在这里。”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是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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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某些地方的少薮派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了群众时,当某些人对其他群众战斗队采取攻击、谩骂、报复、整垮的手段时,群众提出了意见,表示不满,指出这是以错误路线批判错误路线,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却总以:“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等等理由不让批判。其实这正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你是真左派吗?你就应该从大局出发,注意政策、策略,团结群众,就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相信群众都是讲道理的,你的言行真有理,并向群众说明了,群众是会支持你的,没有道理,群众就要不满,就要反对。正确的领导,对待群众不应该偏一边,你做得对就支持,做错了就应批评,而不应该为其圆场。左派还用得着你上级去保吗?有错误,就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听听意见听听批评,能改正错误的是好样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背定不是左派。
    当群众反映强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一看不行,就在后面摇一摇羽毛扇,暗地里给一点批判,作些指示。不让群众批评,却暗里指点,这不是十足的诸葛亮训导阿斗的政策吗?扶着拐杖走路练不出左派来!
    据传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又暗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开始了”。
    就我们来看,这传说是可能属实,因而现在航院红旗等战斗队正大喊“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则,看准了红旗战斗队的方向,就可分析出中央文革小组的气候
    有人以“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口号来反对我们,但是你们用错了。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如果你们宽宏大量的话,请在你们写的标语后面也签上我们的名字。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不这样就不能解决全国革命师生的团结问题,不这样就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最后提一句话,伟大的群众运动必须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而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却是突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思想,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谈,再见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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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判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丢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1966.12.2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北航红卫兵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出世了,他们把心里疑惑问了出来、得有理!有理!!毛主席说:“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提意见……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
    然而,有的人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对“三问”却极力加以压制、批驳,说什么这是“放屁
    狗胆不小
    “立场错了
    “这是反对中央文革”、“谁
    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这些人的谩骂没有说出他们丝亳道理,难道问中央文革“疑问”就是“放屁”,就是“立场站错了”?还是什么反革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把话讲完?要知道谩骂是最无能的、无理的表现。这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径。毛主席说:“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碍真理,凡是真理都不装样子,他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作下去。”希望你们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作下去
    有的人说什么“狗胆不小”,我们说又有那些怕钉子,怕受打击、怕遭报复的人才胆小如鼠,不敢提问,无私才能无畏,就算你们说对了,我们干革命推翻旧世界就是要胆大包天。凭借你们那可怜的鼠胆够用吗?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把它拉下马!
    有人说什么“你们立场站错了”老实告诉你们,正是因为我们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要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疑问问出来。主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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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如果你们对他们的疑问可以解答,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你们也不知其然的话,请不要老子自封为“天下第一”
    有的人说:“这是反对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如果你们记性不好的话,还会记得当初有人给工作组提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压制群众,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难道你们还要重蹈复辙吗?照你们的逻辑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叫“反革命”!
    那反革命会满天飞的,你中央文革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不管你是哪级领导,他不执行主席的正确路线,不符合主席精神,为什么批评不得?主席说:“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老百姓的道理的呢?毛主席说:“我还是一个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做为我们政策的基础。”更何况八一纵队只是提了几个问题。我们就何致把他们说成反革命呢?这够用吗?
    北航红卫兵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反对盲从,坚决打倒奴隶主义,向中央文革提了三问,“三问”问得好!好得很!“我们中国人民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脑筋来思考并且我们自己来定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请谩骂者们记住这句最高指示,又要暴跳如雷,还是冷静下来想想运动以来的问题。“三问”是否问的合理呢?是不是也触及了你们的灵魂呢?同志们!让我们在主席思想指导下同打倒各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那种更隐藏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来示众。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长期以来犯了路线性错误,必须加以批判
    (一)不贯彻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是头头路线。坐听头头汇报,对头头指示,抓头头的司令部,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广大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则很少宣传鼓动,不蹲下去,不抓活思想,对于群众中的分歧,不是提倡用四大方法,自己去解决,而是以支持一边,不支持另一边的办法,弄成一边倒,一言堂,不了了之。对于受蒙蔽的大批群众更是不关心,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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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等着”。极个别人的讲话还暴露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戚本禹同志在接见第二司令部时说“……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支持你们成立组织?花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去作工作……”。
    (二)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突出四个第一,而是就事论是地应付具体问题,当群众中对立情绪很大时,不是提倡辫论、分析,不说团结的基础—一共同的革命利益、革命目标,共同的指导思想—一毛泽东思想,不是充分讲清道理,而是急于解决问题。重物质支持轻精神支持。对于群众中的活思想抓得更是无劲
    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然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态度举动、大家作为榜样。他们的讲话有许多人视为珍宝,因此他们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主要是
    (一)运动至今冷冷清清,各红卫兵组织头头脱离群众,两派红卫兵间对立情绪很大,互相视为仇敌,老死不相往来。而各红卫兵内部,政治局面都是死气沉沉,战士跑不出头头们的框框。思想相当“一致”,铁板一块。结果是形势倒来倒去,总是一边倒,一言堂,各种意见不能充分交锋,总有一“派”的革命朝气被禁锢在闷葫芦里。
    (二)群众中间对立情绪得不到解决。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宣传、互相辩论,而是互相提防,互相瞧不起,互相压。红卫兵是个新生事物,第一步哪能都走对?不论受过压制的,还是受了骗上了当的革命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都是革命的阶级弟兄。错误在于推行反动路线的人。群众有什么错误可指责的呢?内部不团结,你要我认错,我要你认错,弄来弄去只能叫亲者痛仇者快
    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群众就不能真正得到解决,那末请问,不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不能紧密团结起来,又能靠谁去打倒它呢?
    总之,中央文革小组只有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立足于广大群众,放眼于广大群众,着手于唤起广大群众的自觉,突出四个第一,才有资格当好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之间的桥梁。否则,就要变成运动的绊脚石!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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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永向党战斗队等《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一评陈伯达同志二个月运动的总结》最高指示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
    “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甚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序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甚麽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的。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既然陈伯达同志作为文革小组的组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报告,那么就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就具有历史性的文献。那就要根据文化革命的客观规律,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一十六条来总结,将要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来总结,即(1)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於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2)就应该分析运动的形式,找出运动的特点、规律性,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经验,有甚麽教训,今後的任务是甚麽,如何去做等等。以用来指导运动,使运动蓬勃发展。可是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月运动总结又是甚麽货色呢?现在剖析如下
    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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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表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而陈伯达同志是怎样去做的呢?
    陈伯达同志在他的总结第一个问题“形势大好”中第一句话就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正的宣告失败了吗?事实将给陈伯达同志一个很好的回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以新的形式继续。虽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深入人心,但是在当前运动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完全占统制地位。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左”倾路线所霸
    林彪同志是怎样分析当前运动的形势的呢?
    十月一日的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正在继续
    十一月三日的讲话指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同志们注意:林彪同志讲的是“破产”而不是“失败”。)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路线的批判。”
    林彪同志的讲话中,根本没有否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而是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破产并不等於失败。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仝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於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须要一个长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过程。”
    在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宣告失败了吗?否!
    为甚麽从十月六日以后,几乎在全国全北京市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修正主义红卫兵总部”?为甚麽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至今己经两个月,各学校各单位仍旧是分裂局面,各学校中分成两派或几派,团结不起来?为甚麽在各学校中那“左派”也批不下去呢?而“保守派”批判也批不下去?为甚麽一部份人被某些人捧上了天,而另一部份人却被压得喘不过来?为甚麽各学校几乎一大部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想出去串联?好些学校成班成班的一个人也不剩,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走,走一个人就几个人,愿甚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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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走就甚麽时候走?为甚麽各学校的大字报栏冷冷清清,没有几张大字报呢?即使是有,中央首长的讲话确占70-80%以上呢?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当前的两个战线斗争”一段指出“在今後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需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可能有人会说,毛主席在这段不也讲了反对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吗?这不正和江青同志讲的“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不是一样吗?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毛主席指的团结,是团结各抗日党派,即这些抗日党派在抗日中可以合作。如果不是抗日时期,就是我们的敌人,如国民党。而江青同志讲的对象是学生,团结对象也是学生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学生在学校里是党的依靠对象而不是团结的对象。看问题必须用两点论。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必须从中找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抓住木质的东西,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又不会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个真正的革命者观察运动的形势,必须要有革命的远见,不仅观察到运动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眼光远大,决心大,干劲足,才能站在运动斗争的最前列。
    而陈伯达同志对运动的分析,除了盖了一顶大帽子“形势大好”之外,只是罗列了运动的现象,毫无具体内容,使人看了不知所向。难道这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就只是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吗?没有其他成绩吗?既然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为甚麽不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成绩、经验和教训?
    真正的没有成绩吗?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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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後,在北京市立刻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批判了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破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两面派的代表陶鲁笳等等,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而陈伯达同志却看不到这些广大群众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不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吗?
    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戚本禹)对这些成绩不仅闭眼不看,反而对广大群众起来揭露批判两面派陶鲁笳时骂群众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马列主义的态度出发的,把功劳归於自己。
    难怪陈伯达同志在总结中不提这些成绩
    把运动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是方向性路线的错误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又明确指出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中的问题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目标不许用仼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份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後期酌情处理
    陈伯达同志在总结中,用了一个不小的篇幅,不厌其繁地谈甚麽“八月八日通过《决定》还只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注:真是官僚主义!不是文革委员而是前文革小组长)就跳出来(请注意这里之跳)提出对抗纲领(请注意这里是对抗)对他的纲领为之翻印、广播、不亦乐乎。……”虽然这里陈伯达同志谈的还很阴(隐)晦,其实指的是谭力夫和“谭力夫讲话”。谭力夫是一个甚麽样的“大人物”呢?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三年级的学生,中共预备党员,革干子弟,北京工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谭力夫在一次辩论会上发了言,整理成稿,转抄北京各校及全国各地。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看到一个青年学生勇敢地、洋溢地抒发自己内心(的)话,能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基本上能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能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学校中的具体问题,无不兴奋、无不称赞。
    可是《谭力夫讲话》传达到各单位、各学校确吓昏了一些人,他们抓住了《谭力夫讲话》中的缺点大叫大骂,说甚麽谭力夫是工大的小吴晗。《谭力夫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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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吴晗的《海瑞罢官》毒还大等等。说谭力夫是一个“修正主义红卫兵”,还造谣谭力夫有两个秘书,岀门坐小卧车,外出串联住招待所等等。在各学校中,原来在“扫四旧、立四新”(中)的革命先锋、革命闯将立下了不朽功劳的红卫兵组织,几乎被骂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组织”、“修正主义红卫兵总部”、“修正主义红卫兵”等等。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没有权利革命,不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若批,那是假批判,真包庇;你若不批,就说你顽固;你若讲团结起来批判,那是假团结,若是团结那是右倾;当你揪出两面派陶鲁笳,说甚麼“你们那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别人出去串联是点革命之火,而你出去串联就是放毒。即使是很革命的同志吧,受了“修正主义红卫兵”地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闭眼想各学校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了。没有否认这个“修”字,说甚麽《谭力夫讲话》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谭力夫是修正主义红卫兵”。即使是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应该批判”或是“谭力夫发言形‘左’实右得很”。总而言之,无论甚麽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修”字,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左”倾路线,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把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引向歧途。在北京各学校,一天不骂谭力夫,那简直不算甚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仝国,没有一个不贴谭力夫的大字报的,而且谭力夫同学外出串联每到一城市,还没有落脚,全城消息已经传开“谭力夫已到××市”。
    个普通大学生的发言,却吓了中央某些首长,急急忙忙抛出《谭力夫发言》是“修正主义大毒草”,挑动了一场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如果同志们正视一下现时之後,就看一看、想一想自己学校的真实现状吧目前,在学校中,还有多少学生和教师,开了几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有多少人参加,开的效果如何?学校的大字报栏是空的还是贴得满满?大字报的内容是甚麽?准备外出串联的同学是真出自真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是学校没有甚麽事可干没有兴趣?他们出去准备几个月的粮票,准备出去多长时间?你们学校的文革运动轰轰烈烈,还是冷冷清清?你们学校的两派或几派团结起来了没有?分歧是甚麽?属於甚麽性质?请同志们想一想这些问题,再问几个题?我想对自己参加运动还是有点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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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同志对於群众斗群众倒很感兴趣,而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示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确只字不提。
    陈伯达同志这句话倒还不错:“有些人口头上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真龙,六神无主。”这句话太美了。用这句话描写陈伯达同志自己我看适当极了。
    、以讲“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为名,行大骂群众运动之
    红卫兵是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新事物,当时被一些打成反革命组织,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扶植和抚育下茁壮地成长的,如汹涌的海涛,冲刷着一切害人虫
    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每个革命者必须明确地表示他的态度。毛主席早就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後头指于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於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就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陈伯达同志是怎样对待红卫兵运动呢?
    陈伯达同志任中央文革小组长,不全面深入下层,不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对运动无统筹安排。大学的运动搞不起来,中学的运动冷冷清清,处於停滞状态从十六条公布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窃取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威信,到处发议论做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是指导文革运动似的,而对十六条指出的毛主席的六篇文章不感兴趣,每天学习几乎是学习首长讲话。甚至有人说甚麽“你们辩论就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条件的第三条来说”,而他自己却找不出一条主席语录作为自己的论据。
    由于以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使一些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广大党团员和青年积极份子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派”,甚至被中央某些首长视为“保守派”(注:周总理说的)压力很大,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谈。许多红卫兵和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进行徒步串联,熟悉接触工农,锻炼意志。但是有的同学由于受压力大,含着热泪出去串联,甚至冇的同学看到学校这般冷冷清清的情境,一气之下借出八九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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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票,准备出去到明年开学再回来。也有的同学不想再念书了,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到农村去落户。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可是,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却危在旦夕。敬爱的统帅毛主席!您的红小兵是多麽期望听一听您的伟大的声音啊!
    在陈伯达同志的总结中,高谈阔论党的阶级路线,以迷惑群众。其实是给那些真正敢说敢闯、敢革命、干造反的革命小将泼冷水。破口大骂说甚麽“青年天真地提出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基本如此’,迷惑学生。”
    从这句话中,充分暴露出陈伯达对这件事根本不了解。这幅对联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提出这幅对联的青年学生是北大附中高三四班的。大约在七月初,看到高三班一个女同学打出身好的男同学,他气不过,出於对阶级兄弟的爱而贴出了这幅对联。这个女同学,她父、母亲都在香港,个人表现即为落後。这难道是一些青年天真地提出的吗?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为甚麽这幅对联会出於北大附中呢?而传出後,一般在中学辩论得那么激烈呢?请看一下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一些班级学生的阶级出身吧!
    在北大附中,出身成分最好的是初二五班,全体40人,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烈属家庭出身的21人,占45%,职员出身11人,占24%,家长是历史反革命、右派、现行反革命、黑帮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共计14人,占31%,而最次的一班,40多人,出身【此处5个字不清楚】人。而清华附中呢?举高五(五)班为例。全班48人家庭出身人数占全班%工人
    革干
    职员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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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2
    反动军官3
    小业主1
    叛徒
    知识份子1021
    这班团支部干部几乎全是出身不好的。如:团支书出身资本家,支委三人个的父亲是叛徒,一个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另一个的父亲是工程师
    过去在黑帮份子陆平统治下的北大和黑帮份子蒋南翔的统治下的清华园,我们出身好的不去夺取最去夺权,自己不去树立阶级的优势,难道还等那些黑帮份子去树立吗?在这样的修正主义统治下学校中,出身好的抬不起头来,受到压抑,而出身不好的却耀武扬威。有些同志在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彭真的前北京市委贯彻了严重的违反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好几年,看不出问题,不去反抗。而对我们革命小将的过激一些的行动却万分注意,这是为甚麽?毛主席早就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对於修正主义的校党委,还能用改良的手段吗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所写的“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
    陈伯达同志,当你听到这些话不觉得刺耳吗?看到这些情况不觉得刺眼吗?陈伯达在总结时破口大骂这幅基本上是革命的对联,说甚麽这些是一种“自来红”的谬论。甚麽“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革命青年最勇敢,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你扣个大帽子吗?吓不死人,就你这一招,是逃不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的,赶快休矣!
    陈伯达还认为骂得不够劲,所以,他又说:“现在学校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自己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这句话真可谓睁着眼睛说瞎话,老给我们扣上一顶“捣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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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的帽子吗?扣不上!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讲“自来红”这个词,向来是带引号的,而且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改造,也没有否定别人能革命。
    在学校中到底是甚麽样子呢?到底谁在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和学习?又是谁能响应毛主席向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学习?谁最爱毛主席,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而又是谁反其道而行之?在学校到处找政治避风港又是谁不上课去逛大街,一男一女走人工湖?
    请陈伯达同志睁开眼睛正视一下现实吧!不要被一时的表面现象迷惑了视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听一听毛主席的教导吧!“你对那个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没有调査,不知底里,对於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通
    许
    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麽?要不得!要不得!反对瞎说!”
    我们也知道这幅对联有些偏激,但是横批是“基本如此”呀!群众自己慢慢地会改的,现在不就流传着比较完善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了吗?
    这幅对联一传出来,绝大部份岀身好的同学无不拍手称好,觉得自己又翻了身一样,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并非就抬不起头来呀!一个出身於资本家家庭的同学说:“这幅对联就是革命的!如果不承认就是混蛋,还有甚歴改造的价值呢?我不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我就是混蛋。”
    在这里赠给陈伯达同志几段毛主席语录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我们应该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比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这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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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陈伯达同志总结的初步的,不完全的剖析,我们越觉得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向《红旗》十三期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负责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岀国民党‘训政’来对待群众,捱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
    右派
    份子
    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像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把毛主席脚下这块绊脚石搬开哪行呢?不解散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废,就会流产、夭折。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於极其危机的时刻我们必须停止内部枝节问题的争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
    九》,《永向党》战斗队红卫兵《永
    向东》1966.12.5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易振亚,万会秦在林学院辩论会上的发言
    为什麽我们提出抗议呢?因为我们早就写条子要发言,因为这个辩论是一言堂,除了李洪山同志一个人发了两次言,其他全是反面派。因为我们是比较支持李洪山的,所以我们要求发言,但轮到我们发言了,我们看人走得太多了,我也不打算讲了,我既提出抗议了。
    那我就讲一点,因为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准备辫论。可是根据我们自己商量的结果,谈一些问题如果我讲的不够的,还有万会秦同学来补充。首先我要读一段主席语录:“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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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怕有人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和李洪山同志一样,怀着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心情。带着无限崇拜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对不管甚麼人,他只要有缺点错误,我们就要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李洪
    志的发言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当然有个别的地方我们允许保留。是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为什麽这样说呢?我们本来准备写文章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清华人少,也没有搞,这次我刚串联回来,也没有时间,因为有些地方整理了一下,结果没带来,所以我想谈几个问题。
    第一点:我们对文革小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中央。其馀,尤其是第三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我们觉得是反动的,就是他们说:“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我们说现在像以前,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就是个地区,应该和党中央分开来,结果,他们完全一直到现在还违背这个精神。本来中央文革小组就不是党的组织,更谈不上甚麽党中央的问题,当然更谈不上甚麽毛主席了。有人说据内部的可靠消息,说蒯大富是个代名词,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主席,这种才是……对个好像……我不说了,你们估计,你们自己是了解。(群众纷纷质问是谁说的)我再说一遍,有人说这是可靠消息,恐怕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说的,蒯大富只是个代名词,我的记忆力差,可是不是完全照原话,就是意思是这样蒯大富只是个代名词,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主席等等
    (万会秦接着说:我们没有听中央文革成员说,这本来是不该讲的,既然已经出来讲了,那就讲吧。实际蒯大富已经成了代名词,他代表一种革命造反精神,有人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党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革小组,这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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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发言:王力同志在十一月份接见了第三司令部的同志,就是说关于蒯大富的个人问题。第三司令部和我们清华大学的井岗山红卫兵有些争论,不管怎麽样,他的意思是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也从来没有说过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他的意思是蒯大富现在是少数派,或者是清华的一些熠派,或者是仝国的一些少数派一个像徵,或者是一个代表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王力同志说的,从来没有说过像他们说的那样话,如果他们说过这样的话,请他说,甚麽时候,甚麽地点,听甚麼人说的。)
    (群众高呼:对!掌声)
    关于这个问题,他刚才已经做了解释了,蒯大富做为代名词,这有传单可证。(群众:把传单拿出来看)
    但是,这个传单比较少,我现在不能给你看(群众打断他的发言,要传单)
    他说:好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尤其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话说完。
    (群众:让他把话讲完)
    对!即使是右派份子也要到运动後期处理。我有言论的自由,也可以讲,也可以不讲,我的态度我现在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我现在就是不讲。
    (插话:我来澄清一下,我是清华的一个教师,关于中央文革讲的这个话,我听清华井岗山红卫兵,他们有一个传达,他们是这样讲的,这是我听说的一个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接见井岗山红卫兵的一个同志。因为蒯大富同志有些作法脱离群众,违反了党的政策,所以中央文革小组这么讲,因为蒯大富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有缺点有错误,你们要好好帮助他。我听到的传达是这样的意思,根本不是甚麽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我根本就没有听到这样的传达,这是我们学校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
    八总部联合同志给我传达的。不是他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这样讲的,让他拿出证据来!)
    (热烈掌声,众呼造谣可耻,拿出证据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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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造谣可耻,我完全赞同。但是,大家看,我是不是带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讲话的,我的话仅一半还不到,你们就来了几个人发言了。我实际上发言,个发言,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发言,是不是这么回事?
    (群众言:让他好好说)
    大家这样做,我很感谢,让我把话说完。好!最高指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甚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们和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整天忙於事务性,不调査研究。这个问题李洪山同志已经清楚说过了。所以我今天这里就不再仔细说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根本问题是篡改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毛主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现在我们就是要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大家可以思考。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等等经常告诉我们么!你要革命就要有一个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来领导,那么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中也说过(……听不清)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把党的领导说的没有了,把我们的党,也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把党说成一团漆黑四分五裂修正主义,就是说不堪设想了。我们当然有事实,摆事实讲道理。首先第点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听不清)但是中央文革没对这种意见,这个谈话就流传于全国。没有进行肃清,实际上助长了这个讲话,戚本禹11月12日讲话实际上比这个同志讲话更厉害,这个谈话人是谁呢?就是陶鲁笳,陶鲁笳已正式被批判了,但他这个讲话已影响了全国,中央文革小组不闻不问,最近(……)说多数派是党团员,他(陶)问大家是不是?大家说是!问:“多数派为什麽是党团员,这说明甚麽问题?”“保自己”(此时有人轰动,有人提让他讲完)讲完可以批判麽!你们这样啊!我讲不完了!陶鲁笳说:“过去我们依靠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当时党团员保守相当严重。工作组,陶鲁笳及中央其他人说犯了错误是由于依靠了党团员才造成的。我们认为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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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就是目前左派中,党团员应该说是大多数的。他们应该是左派的核心,紧紧地依靠他们,才能壮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的顽固派。他(陶)说,把大多数党团员说成是保守的落後的,相当严重,如果不批判,对……(听不清)那不就是大多数都是反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又是甚麽呢?这种提法完全是和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论说相对立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
    党章
    里也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家也很清楚,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毛主席重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又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么说来,大多数党团员都是保守落後的,相当严重的,不是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戚本禹11月12日说:“学生…(不清)”他的意思这样说,他说……还说62年中国的方向变了,党处於四分五裂状态,这个是甚麽话,中国的方向变了吗?这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绝大多数来说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有些人个别的犯错误。(念条子,要求说明身份)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讲,我们有权利。我们现在整个党坏了,大多数坏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解散,因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不好,那么中共当然应该解散。他们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解散。同志们你们允许解散吗?他说共产党员不好,团员不好,他们是保守落後,大多数工人农民是受欺骗受蒙蔽了,是保守、保皇,当然大多数学生也是保皇小丑,大多数是红五类出身,也是五保户等等不一样,情况多啦……就是黑
    五类,现在不说黑五类了,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的人。陶鲁笳同志说
    (众
    轰)为什麽谭力夫是个学生要到处批判?为什麽这个流毒这么广,而且流毒这么大?下面请看谭力夫的发言……。27号,他又在北工大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陶铸说,现在哪级党委都可以反对,祗要你不革命,这样一来那个组织就可以
    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党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
    小组织袛要执行党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众:就是体现党的领导)对“体现”。可以说是原来中央的领导,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把党的领导抽象成毛主席的领导,现在变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甚麽中央的领导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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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的。凡是不正确的就反对,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抽象成了空中楼阁了……说他是正确的,这个推论的结果呢?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需要成立,毛主席也不需要缔造中共。根据他们的谬论,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只有一个毛泽东主席,那么甚麽事都可以了,革命就可以胜利了,完全是一个谬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们承认的是时势造英雄,伟大的领袖对革命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说领袖决定了一切,他检查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假如是符合……但是要反问一句,毛主席虽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是溃败,支部建设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甚麽原因呢?毛主席肯定过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严密的党的领导,即使内战时期也只是团里才有了党的领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北伐战争是最後失败了。不管各级党的组织是不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领导,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都说成是黑帮都说成是是反革命。这是片面斗争。我们在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可以体现党的领导,如果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体现党的领导,那么还要党章党纲做甚麽呢?无产阶的政党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代表者,而红卫兵是甚麼组织呢?社论谈得很清楚,是革命群众的组织,不是甚麽阶级的先锋队。请问大家,如果一个小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他连党纲党章都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可以在汽车上读语录,难得这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吗?我认为按你们那个说法就等於谁都可以体现党的领导,谁都是一样,只要有一个组织,党组织是这样,不是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那么红卫兵,党组织是平等的,这样一个概念谁也不会承认。我们说难怪陶铸曾经说过好的领导,党委好的领导,一般的可以放在一边,搞搞伙食,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麽有的党委,我看也没有几个真正好的,起码是一般坏的,般的没甚麽祗能搞伙食,我觉得即使不能领导文化革命,也可以参加文化革命干嘛要放到一边去搞伙食,那么他文化革命之後思想要落後到何等程度?
    毛主席说:“为什麽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还有人民的敌人存在
    请
    问,我们大家如果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阶级敌人?帝国主义消灭了吗?国内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都消灭了吗?我们说没有,所以说在这个形势上定要有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而现在各级党组织没法领导,无论那个单位那个学校,都不受领导了,我们要大家好好想想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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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化革命时间可以改变,不同于一般,我们说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好好思考思考。列宁教导我们“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是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的,是不能允许和那些可能把他埋葬的人做任何妥协的。”所以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再说几句话,现在我们都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敌人比任何敌人凶恶几倍,他们是潜入我们肝脏的敌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脸涂红涂包龙图,而把革命群众革命党员,革命干部,革命人脸上摸黑,打成反革命,打成牛鬼蛇神,打成保卒,保皇派,保守派五保户;还有甚麽,反正多了吧!名词很多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是应该想想看,现在陈伯达说要冲垮的修正主义红卫兵,就是指有不同意第三司令部观点的同他们差不多的红卫兵组织。我们说全国和第三司令部不同观点的人,其是多数还是少数。当然我们根据我们初步来看(与中央文革小组原则上的分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再三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乂者同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者、大资产阶级者最深刻的区别。毛主席在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也说一切言论要有利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所以我们说在有阶级的社会存在内巩固加强还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很大分歧,很重要的分歧,因而在目前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对派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因而现在恰恰是甚麽回事,现在提倡所谓——一陶铸说的—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实际上我的看法,这个就和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搞的糊里糊涂,结果搞了个无政府的东西。陶铸是怎麽说的,大家可以听听嘛!还有(?)的问题现在的劳动群众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民主的问题,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苏家坨的贫下中农到人大去进行关于郭影秋的问题辩论,陶铸同志是怎样说的,贫下中农不了解学校的情况不要参加辩论。可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我们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人民群众是聪明的,是孙悟空,是齐天大圣,不了解情况就不能分析了吗?这样说来,人民群众是一无所知,睁着眼瞎说,糊里糊涂,这不是把群众看成糊涂虫乂是甚麽呢?苏家坨贫下中农要和人大同学辩论,他们对(同一个人)同一首诗有原则分歧,人大同学说郭影秋的诗是反动的,苏家坨的同志说这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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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是好的,有利於社会主义有利於广大工农群众,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允许不同意见,允许辩论。为什麽说不要辩论呢?他们各有各的立场,贫下中农由于出身利益所在,他有他一定的特殊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打上个阶级烙印,所以说每一个话都有阶级烙印。毛主席这样分析过中国五百万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十几的人是熟悉马列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大多数是不熟悉的,左右摇摆。工农群众他们眼光是亮的,所以我们要听,究竞听谁的话,是否被迫把工农,贫下中农打成反革命,陈伯达说:敌我不分的人并不是革命者,并不是马列主义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我们许多红五类,许多革命干部的子。,他们父母究竟是甚麽岀身,在解放後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谁最革命谁敢革命,谁跟党最紧。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是谁立场最坚定,谁先看出右派的真面目?是知识份子吗?不!是贫下中农,是工人,我们说谁的眼睛最锐利?希望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当时的的确确有大多数知识份子犯了错误,不少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退一步说,不了解学校的情况,那么省委市委地问题,是工农最了解,还是学生最了解?我们说工人、贫下中农最了解情况。而现在那个地方祗要工农一出来说话,就要说领导挑动群众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我问问大家,北京市文化革命开始时,苏家坨贫下中农来人大辫论是谁挑动的呢?没有人挑动吧?(人大同学: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郭影秋在苏家坨了吗?(我是人大的,最有发言权——人大同学插话)
    我说话都有片面性,实际上没有完整无缺的东西,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说简单一些是可以的。
    我去过青岛,青岛市委书记,张敬涛同志是60年调到青岛去的,以前刘少奇曾在那里,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张做市委第一书记,几年来各方面工作搞得很好,谭启龙也承认工作搞得好,这几年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当然这是毛主席的领导。但是也要有人贯彻嘛。由于他平时比较深入群众,比较能够和群众打成片,所以他的身体平时也很坏、文化革命刚开始时,他现在由于对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了几句话,被青岛医学院学生戴了高帽子。打得很重,而後来工农知道了就起来辩论,中央文革也没有去做仼何深入调査,就彻消了张敬涛的一切职务。这样一来一个是党内处份,对党内斗争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而不是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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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希望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能改正错误,为什麽要把这些同志搞臭搞得抬不起头来?
    【青医同学插话:我是从青岛来的,他说张敬涛罢官是由于对派工作组问题说了几句错话,根本不是这样,张敬涛在8.25-8.26号他继续组织许多不明真像的工农,打电话调来人,一次电话一个单位,工农停止生产,围了青医、山海山化三大院校的革命学生,打伤了一些人,(在山医敲锣打鼓宣传十六条……吓死了一个心脏病人)这个情况很严重,找谭启龙解决这个问题,他搜集材料,经中央批准,撤销一切职务,青岛市某些人不甘死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甘心撤销张的一切职务,於9.1牛鬼蛇神造谣说:党中央毛主席来电话恢复张同志一切职务,结果9.1祗一次反复挑动几十万人。连郊区的也来了,据说有的生产大队进城围攻学生还有工分。这个消息不确实。这时已罢了张的官,於是谭启龙出来辟谣,这些谣言当时一般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说青医打了张敬涛,把张膀子上刺满了大针,戴上高帽子,七十多斤重,残酷斗争四个小时,造谣很多。工农(听了)不明真象很气愤。九月一日又围攻了一次学生,张敬涛罢官决是因为说了句错话。】
    易振亚接着说:要按十六条办事,骂人是不好的,所以不许挑起骂人,不好现在不要骂。(他念递上的条子)“清华二丑,清华第二个谭力夫式的人物。我门感到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调查材料嘛!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再举例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农民根本没有受人家的挑动就起来了。西安西边有一个八桥,当时我为了调査这个情况,当时同去的还有一个造反派,他们说那个地方谁最活跃?就是地富反坏右最活跃,还有“四清”中被罢官的四不清干部。我们专门找贫下中农出身的老太婆,不识字的。他们几个人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我们单位中把第司令部说成是革命左派,我感到这是不妥当的,一部份人是为了革命利益部份是为了混水摸鱼,把造反都说成左派是不对的。工农受了挑拨蒙蔽欺骗。毛主席说:工农眼睛最亮……这么多都受了欺骗,这就不行,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工农兵,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请问大家,在现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起来革命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不是知识份子起来革命,所以广大工农基本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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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忽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专政是对谁专政,把第三司令部捧得这么高,简直是革命左派,红五类被打成修正主义的,打成保皇派,保刘(?)派,保××派,或者五保户等等反革命的名称,现在广大工农群众都是受骗,这么多都是……(听不清)好像第三司令部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第三司令部的成员是复杂的,有……有……。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但是也要有阶级观点看问题嘛!清华大学蒯大富是左派吗?我认为算不了左派。反革命?我没有这样说,起码蒯大富不是革命左派,因为他做了不是一个左派所能做的好事,撒谎造谣的事情,他说他是贫农,後来又是上中农,现在也不说上中农了,现在又说是革命干部了,其实是反动军人(被俘虏後)44年参加共产党,後来犯了错误,我看不一定是革干,我看不一定是甚麽革干,所以说,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拉拢一批打击一批,我们好好想想,为什麽拉一批,为什麽打击一批呢?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很大的问题,都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他不是对广大群众最大限度的民主。其他关于党内斗争问题说几句,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的的确确是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动不动就这是黑帮,那个是黑帮,这是保皇,那个有严重错误。这个也要搞臭,那个也要搞臭,毛主席一贯主张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毛主席说过:党内斗争应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现在我们的同志……不说了,现在就是唯恐別人批评不倒,唯恐别人不是反革命,唯恐别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这一点你们想想有没有党内斗争问题。由于时间问题就不按毛主席的说了。
    关于林彪同志的领导问题,刚才有人说林彪可不可以怀疑的问题,我和大家不同,我的看法是林彪也可以怀疑怀疑,为什麽,文化革命一开始,陶铸就定调子说林彪不可以怀疑,我认为是不对的。这是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他是我们党内受拥护的,是副主席。我听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场反修大战役,所以将来如果产生了修正主义领导,还应不应该反对,如果将来产生修正主义不能怀疑,这样修正主义怎麽打倒?而且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每一事情都要采取批判,为什麽我们不怀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呢?就是因为毛主席经过多年斗争的考验,做为全党统一的承认,经过斗争考验的,他完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林彪同志我们了解的比较少,他的地位实际上也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以前的地位一样,刘少奇那个时候谁知道他会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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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的错误?而刘少奇在党内文件上,多少次决议都写得很清楚,确定了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中国马列主义的代表,而且还说毛主席是红区工作的模范,刘少奇是白区的模范,所以说,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起码从……(听不清)以后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许多文件中都确定了刘和毛主席是中国马克斯列宁主义的代表,还说毛主席是红区工作的模范,刘是白区工作的模范,是抵制了“左”右倾路线的杰出代表,现在还能犯这么大的错误。林的革命经验比刘少,刘在二零年在上海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组长,历史经验比林彪多,而林呢?我们在仝党了解的根本不太多。我们也对林怀疑,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怀疑如果有了根据就一定要怀疑。如果没冇证据就不能无根据地怀疑。
    【众问:有甚麼根据?甚麽地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易答:在现在我还不能说林怎麽样,根据一贯的历史教训就应该这么看,刘那个时候大家不能怀疑,现在有事实,大家怀疑对了,毛主席经过多年斗争的考验和仝党的公认,最了解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完全正确。不能犯错误,林彪没有那么多的根据证明他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马列主义的,党的决议中没有说过这样,我反对无根据地给林彪贴大字报,而有了根据就应该坚持到底,不怕死,斗争下去。(以上根据录音整理,语句不通处亦未加改动。)
    整理者: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锷未残》战斗组等七个单位(注:此发言是他们在十二月五日晚,林院与李洪山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的发言。)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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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白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北航红卫兵纵队《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八一纵队的同志们最近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有支持的,也有谩骂的,什么“八一纵队的混蛋们、先生们”呀,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们”呀,什么“保皇死党”呀,等等。还有同志最近批判了戚本禹同志11·12的讲话,对此事出现了“戚本禹同志最坚定的革命左派”等标语。
    我们认为,对八一纵队同志们的大字报,对批评戚本禹同志11·12讲话的大字报,每个人有可以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且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向中央文革提问题,批判中央文革某些成员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讲话,贴他们的大字报却有典型的意义,对这样的大字报抱有什么态度,却有着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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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红旗战斗队的《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论)是相当闻名的,但是看来其中最精华的一节,正在被某些同志遗忘,(或者本来就没有看过,没有理解,没有深思)下面我们全文摘引这一节,以备忘和重新引起某些同志的深思。
    意味深长的变更
    让我们再从一个意味深长的变更说起吧。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的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段意味深长的修改告诉了我们什么?亲爱的同志们,你可曾深思过吗?(引自《东方红》报,着重点是原有的)
    亲爱的同志,你真的深思过这段意味深长的变更吗?
    我们认为,必须深刻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用严肃的政治态度来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将来真个有个地区,某个省、某个中央局,甚至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你们青年一代经过这样一场大演习,经过防修反修的大演习,也就有了胆量、有了闯劲,就可以把它砸掉。青年们敢不敢砸掉那些修正主义,就要看这场文化大革命……·锻炼青年一代成为这么一个力量:敢大破大立、敢讲敢闯,无论将来在学校里头,还是在机关中间、社会中间以至于在党的领导机关,甚至在党中央出现了这个东西就靠你们。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的最大希望,最殷切的希望。”(根据讲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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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有典型的意义。对这样的大字报抱什么态度,也有着典型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到了中央文革这一级,如果认为它的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它的某些成员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批评,还敢不敢造反。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问题不理解,能不能向中央文革提岀问题?
    我们认为: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必须坚决造反,一造到底,而不管它是哪一级,不管他是谁。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乂的根子,才能保证我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另一方面,从中央文革来说,它要坚持正确的领导,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听取广大群众对它提出的意见、批评和问题。
    给八一纵队的同志们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在批判戚本禹同志的大字报上贴上“戚本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穿就是要压服不同的意见。
    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批评不得吗?坚定的左派就没有缺点、错误吗?他们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不得吗?他们过去是坚定的左派革命,就永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吗?否也,这乃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教训,绝对不应该再去犯过去的错误。曾记否,在我院批判工作组时,提出“工作组是革命的”这一口号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必须真正按十六条办事。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不尽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別是非,分淸敌我。”在辨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不讲道理,不摆事实,只是谩骂,采取棒子打死的态度,绝对不是革命者的态度,必须反对党八股、反对裝腔作势,借以吓人。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这种东西,生怕人家反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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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碍真理的,”“这种吓人的战术是剥削阶段以及流氓无产者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的:一要“敢”字当头,二要摆事实,讲道理。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学习林彪同志11月3日的重要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的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毛主席
    值此给您写信之际,我祝福您老人家—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愿您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自从您亲自主主持制订的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文化革命大军有了方向。文化革命正蓬勃於中国大地。但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们,他们阳一套,阴一套,极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号召全国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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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路线。全国一个空前的文化革命高潮就要来临,全国革命群众就可以团结起来,实现大民主,这真是好得很!
    可是很遗憾,十月三日之後,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陈伯达同志说:有修正主义红卫兵(虽然後来改正了)。本来要求搞本单位文化革命的同志们(以后称“多数派”)都被骂成“修”字号,“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派”。少数派把错误全都推给多数派,把自己打扮得绝对正确。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少数派不是把矛头对准工作组和原党委的领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贯彻者),而是对准同学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少数派力图挤垮多数派的红卫兵组织,进行谩骂、污蔑、抢劫等种种违反十六条的活动。多数派的红卫兵时手足无措,纷纷检查自己,而不是指向反动路线贯彻者,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严重错误的党内领导人员。红卫兵组织也松懈了,分裂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同学、群众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深了。其实,运动初期,同学中有不同意见,因而有些互相压制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完全可以通过运动慢慢解决的。根本不必要用批判多数派的办法来解决。多数派也根本谈不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这样做,祗能重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覆辙。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全国打架情况严重,伤人、死人也增多,难道当地领导机关都是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全国的干部差不多是变质了。人们不能不深思。多数派被骂得抬不起头来。抢广播台,抢黑材料,唯我革命。别人都是保皇派,假批判,真包庇。对於这些违反十六条的错误行动,有人不仅不制止,反而说这是革命行动。这怎麽会不流毒仝国呢?(国务院要求大家保卫国家杋密,档案等,有人又说抢黑材料是革命行动,这怎麽能不发生冲突,造成损失呢?)
    十月以后,关锋、戚木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似乎多数派就是只有向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似乎多数派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不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似乎多数派比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可恶等等。戚说:你们(指多数派)为什麽低不下头?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老人家领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您老人家救了全中国受苫受难的人民,戚木禹有甚麽权力要我们低头。难道我们有搞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有罪吗?难道我们没有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戚本禹的这句话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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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全国有多少革命闯将惨死在戚本禹的一句话之下,给文化革命和今後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多少的损失?十六条中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藉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份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後期酌情处理。”“任何”这二字是不可忽略的,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必须执行的。十六条中又说:“……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戚本禹就是利用别人的“错误”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十六条中说:“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利用群众这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关锋在11.20说:资产阶级攻击三司,实则攻我们。关锋的这句话,就是不许任何人对三司的作法提意见·就是挑动三司的革命师生去斗争“攻三司的资产阶级"。企图文过饰非。怪不得大街上大标语说:“攻击三司就是攻击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要被关锋、戚木禹等人扼害了。十月三日之後,他们根木没有接见过多数派,企图对多数派施加压力。老实告诉关锋等人,没有你们,我们照样闹革命。十六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祗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关锋、戚本禹是变相的工作组,是褓母,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出发,不先当群众的学生,後当群众的先生。这里划框框,那里定调子,不但不愿听群众的呼声,反而根据想当然胡说八道,挑动群众斗群众。多数派打成“修正主义”和“要低头的人”
    关锋、戚本禹无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更是令人发指,关锋11.20说: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样?在座的有多少被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那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且不说关锋把多数派和对他提意见的人打成“敌人”,在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关锋根本不相信十六条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关锋把自已说成是救世主,把自己置於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您老人家之上,把功劳归於自己。关锋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化身。绝对正确,并准备对对他们提意见的人大打出手。关锋把全国说成漆黑一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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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布流言蜚语,企图镇压革命左派,还自以为得意。其实,关锋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挑动全国性群众斗群众的祸首,他们企图挑动三司革命师生来保他们。关锋、戚木禹很可能是野心家、阴谋家。他们从来不号召三司学习毛主席著作,更不提学习“老三篇”,破“私”立“公”。在他们的讲话里,从来没有引用主席语录。他们整天抛头露面,企图收买人心,老说,我怎麽怎麽,我们怎麽怎麽,摆出一副老子就是党的架子。关锋等人根木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根本不知道正确意见的产生是群众中二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断互相修正的结果他们根本不知道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找多数派,不先当群众的学生,後当群众的先生,他们自封左派,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不需要改造的人。他们根据当然发号施令,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这样做,没有不失败的敬爱的毛主席
    我对十六条和您的著作学得非常差,但是我有一颗捍卫您革命路线的红心,我有勇气向一切按我的水平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开火,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者,但是我不怕。难道清华大学红卫兵都是右派吗?保皇派吗?难道事物是静止的吗?难道我们永远是错误的吗?您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不树立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实现大民主,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暝目
    敬爱的毛主席:
    今後我一定要更努力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颜晓东1966.12.9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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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错误路线而引入歧途,后来又是由于我们的伟大领袖亲自扭转了这一错误,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请问,你们在北大蹲点至现在,尤其是《红旗》
    十三期社论发表至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领导下搞得怎样?你们是按照《十六条》这个最高指示办事的吗?你们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
    2.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造成了白色恐怖,请问你们,现在是否还存在这种局面?现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到底实行得怎样?到底是不是已经真的大民主了?
    3.请问你们,从三司透露出来的绝密资料来看,似乎你们暗地里给他们下了要他们奋起保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否有这次会议?如果你们真的贯彻了主席的指示,按照《十六条》办事,那么怕什么,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害怕别人,才见不得天,要“关起门来讲,不要记”。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对群众的任何指示都没有关起门来讲的必要,你们的声音应该让全国都能听,为什么只能让关在室内的三司的人,才能听到呢?
    4.请问你们,目前群众到底是敢字当头还是怕字当头,还是保字当头,这三种人的相对比例怎样?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
    5.请问你们是怎样引导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你们对原来的多数派、少数派是采取了同一种态度呢?还是采取了不同的有偏见的态度?你们承认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还是承认少数才是受害者,而多数派是鼓吹者?目前群众的对立情绪怎样?你们心里有数吗?群众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地出现了严重的武斗现象,不少阶级兄弟无故丧失了生命,而且发展趋势有蔓延的倾向,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原因在何处?责仼由那里来负?是否还是原来反动路线影响的结果?怎么样立即制止这种事件的继续发生?
    6.从中央首长前后的讲话来看,个别首长讲话前后有天渊之别,是不是作为中央首长,没有自己的一定的见解?还是他们也受到某种压力的缘故呢?这种现象的产生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会有多大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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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三司部下的人为什么对周总理倒不是那么信任,把调和折衷的大帽子住总理头上戴,而对中央文革的人倒是如此的五体投地呢?是总理党内外的职位,还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样不如你们这些人呢?
    8.请问中央文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底是否已经取得了胜利?资阶级反动路线是否已经破产,还是比以前更加猖狂了?
    9.请问你们,你们眼里的原来的多数派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人民?还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呢?第
    司令部召开的10月9日的大会,为什么你们一个也没
    有去?而10月6日的会议你们全部都到呢?为什么原来的多数派要见你们,连续等待一昼夜,结果还是我们亲爱的周总理出来讲话,而你们到底没有出来?为什么少数派要见就见,还要找上门来?你们承认不承认大家都在闹革命?
    10.请问你们《十六条》中有这么一段话(第七条最后一段“在运动中除酌情处理”应当怎样理解?谭力夫是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吗?显然不是,因为至今尚未依法处理,那么请问你们,他是属于一个大学生吗?他在不在一律不整范围之内,还是个例外?他确实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就凭他一次讲话是否就要定他的右派?就算他是右派了,那么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该处理右派的时候了吗?
    11.请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党内一些秘密不断泄露出来?是群众钻入机要部门抢出来的,还是某些人泄露出来的?是从那里泄露出来的?
    12.请问,全国所有省市中,在你们看来,有那一个省委市委是属于四类党组织中的第一类党组织的?到底有没有?难道《十六条》中明文写着的这一党组织是一句空话吗?
    1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你们自己该不该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你们讲的话是具有指导性的,你们的讲话难道都符合毛泽东思想了吗?都符合《十六条》最高纲领吗?还是有所出入?还是背道而驰了呢?你们自选吧?
    14.《十六条》明文写着“各级党委……(第十六条最后二段),请问,这个指示你们执行得怎样?你们贯彻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吗?你们当群众的学生当得怎么样?你们的片面性、局限性避免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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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十六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第四条),请问原来的少数派是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呢?还是由你们保驾出来的?文革小组不断出来给谭的讲话作下结论,请问这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吗?是让群众自己去认识真偎了吗?
    16.中央文革小组是仝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请问运动的下一步怎么走法?斗黑帮吗?恐怕办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真正胜利,决不投入打黑帮,中央文革还是引火烧身,开始触及自己的灵魂吧!
    十六条是我们的最高纲领!
    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十六条,而不是任何一个首长的讲话!坚决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定要使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不获全胜,死不瞑目!
    十六条真正才是党中央的话!十六条才真正是毛主席的话!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是要对照十六条来行动《捍卫十六条战士》1966.12.9.新斋820
    九六六年十二月,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
    红旗十三期社论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改的条件口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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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小部份人,本着抓权的目的出发,打算先下手为强,匆匆忙忙地起来来一个“急刹车”,这也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不宣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发动群众,势必要有相当多的人要被赶出去,你们这样做是不能完成斗批改的光荣任务的。事实是,现在没有转入斗批改的条件。
    进行斗批改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或是群众选举文革委员会,或几个革命群众组织(红卫兵、赤卫队、红旗军)组成联合指挥部。否则群众你斗你的,我斗我的,抓不住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当权派”也分成对立的两部分(这个对立并非敌我矛盾),给坏人造成可乘之机,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进行斗批改又必须首先弄清依靠谁来斗。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但是前一阶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谓多数派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被说成是“修苗”“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小丑”。多数派本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精神,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少数派去造反,骂人家“假批判、真包庇”,“你们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批判的权利”等等中央文革与以默认。似乎只有少数派的领导人才是当然的左派,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的,才是真正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才有权利批判?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决不能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前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少数派”单独斗批改,只有重复过去多数派的错误,中央文革仅仅依靠少数派也同样是可悲的。
    进行斗批改,又必须弄清怎样斗批改。自从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中央文革很支持斗批改,特別是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许多学校都进行了斗批改,清华大学一下子把“黑帮嫌疑分子”送入劳改队;石油学院也是一个典型,他们经过大辩论,定了十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各校都知道了不少打“人民战争”的经验。现在统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或者是阴谋,而坚持斗批改的组织被骂成“修正主义的假红卫兵”人们不禁要问,究竞什么样的斗批改是马列主义的?是阳谋的呢?现在这个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事实是现在许多地方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甚至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一部分人破口大骂,抢这抢那,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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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抄西,有的公然喊出“抢有理,偷无罪”“革命的强盜好得很”。违背十六条的现象在某些程度上还加大了。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众之间的分歧不是消除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大了。这种情况下怎样正确地斗批改呢?
    目前许多群众没发动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思想上尚未得到真正彻底批判,怎能急于斗批改呢?必须实行真正的大民主,而不是假的大民主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担心再大民主下去,明年四月以前完成不了斗批改的任务,实上越不发扬民主,越不能达到统一,欲速则不达,只能是“乱无终日”。为此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和革命群众一起,进一步研究解放少数派,多数派“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犯错误的干部问题。清华现在开展解放“黑帮”的辩论很重要,要解放大多数干部,必须进行辩论。
    中央文革小组对目前的形势如何估计,你们也同意“急转弯”吗?最后赠一条语录与中央文革小组共勉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1966.12)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一是批判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立夫讲话的错误?》
    目前,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好象谭力夫讲话已经批倒、批臭,谭力夫是修正主义份子已经定案,只等运动后期处理了。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希望“左派”给我们以发言权,有错误请大家批判。谭力夫的讲话许多地方有严重错误,在理论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违反十
    六条的,在实践上则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需要,被其利用,为其服务,必须彻底批判,消除余毒,现在谭力夫已检查了两次,我们欢迎。
    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以红五类自居,宣传“鬼见愁”对联,又以为自己与前校党委黑帮进行过斗争,就自命为自来红,坚定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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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错处是,对待出身不好的人,主张七斗八斗触及灵魂,以此达到团结大多数。
    第三个错误是,因为工作组支持了红五类子弟,使他们翻了身,处于领导地位了,有了“既得利益”了,于是对工作组就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保字当头等等。
    但是,在于有些人口头上批判谭力夫讲话,而行动上推行谭力夫讲话。请看!这些人自以为是“少数派”,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自命为当然的“左派”,“红色司令部”。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他们到一处,不做社会调査,不做阶级分析,见了“少数派”就支持。须知少数派中也有左、中、右之分,尤其是工农兵中的“少数派”更与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内的学生中的“少数派”不一样。这种盲目的“少数派”优越感,不正是自来红的新形式吗?与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一样的货色。
    这些人刚一解放出来,就大骂“多数派”“保皇”、“修苗”、“右派他们开大会搞批判,而把多数派置于一旁,或“批判”一通。他们有时也忽然提出“团结大多数”,但前提却是多数派“低头”“投降”,而中央文革某些人甚至说什么“我们要是你们,早就加入他们(‘少数派’)的组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不能向自己低头,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谭力夫讲话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此,而他们也不例外。
    这些人口头里叫喊“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但造谁的反呢?事实证明,他们只能造别人的反,不能造自己的反。他们原来在受压制时,有种本能的反抗,“要造反”,而一旦掌了权,有了“既得利益”就“保”字当头了。现在有人竭力“保”中央文革,甚至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要求别人支持你们,你要没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何必要人“保”呢?为什么不号召大家起来“反”呢?真正批判“讲话”的错误,就应该丢掉“保”字,大立“反”字,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错误,应当着重指出,只是表现在“少数派”中一部分人身上。但是他们是无罪的,错误要由中央文革来负,为什么全国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了“讲话”之后,还会犯相同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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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在于有些人不是真正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内容,和错误影响,而是揪谭力夫这个人。这些人热衷于给谭力夫扣上“修正主义红卫兵”、“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全国通缉,甚至利用有人给谭力夫之父谭政文(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已故)的一张大字报把谭力夫说成是“黑帮崽子”。我们看过那份大字报(再未见过第二份给谭政文的)主要讲的是生活问题,请问谭力夫的政治观点与他父亲的这件事有多少关系呢?这样做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把谭力夫搞臭。
    更使这些人感兴趣的谭力夫的后台。中央文革一开始就怀疑他有后台。后来谣传四起,什么“谭力夫、刘涛在广州会议”呀(所谓秘密军事会议),什么“地下司令部”呀,什么“与刘××有特殊关系”呀,等等,等等谬论。所有这些中央文革不但知道,而且某些人也捕风捉影地说一些错误的话,起了极坏的作用。这种宣传显然收到了“效果”。原来有些根本不知道“谭力夫讲话”的人也煞有其事地把它说成是“大毒草”。一提起来就要骂几句以“划清界线”。后来他们发现无后台可追,“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是的,谭力夫的讲话代表着一种思潮,不是一个人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某些同志不应该过早地定框框,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更不能说“鬼谭力夫”,后来有人利用这些名词,把持有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谭式人物”“鬼谭力夫们”借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为了消除这一恶果,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与谭力夫平反,这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最后,赠一条主席语录与中央文革某些同志共勉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该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第一把火》
    文化革命以来,中央文革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但是运动阴暗面很大,为了迅速冲垮阻力,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认为必须炮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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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开门整风。为了帮助中央文革整风,为了强化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提出如下问题
    、什么目前运动搞不下去?为什么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这段运动是热热闹闹还是轰轰烈烈?
    二、学校中究竟有多少同学在认真学毛选?为什么不少群众用首长讲话代替最高指示?
    、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日趋严重?为什么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
    四、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吗?这两部分群众照现在这样下去能真正的解放出来吗?
    五、可以不可以炮轰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一炮轰就砸烂狗头?毛主席的大民主在群众中扎根了吗
    六、斗、批、改何年何月才能开始?为什么多次偏离运动的大方向?
    七、上述问题,值得深思,我们认为只要中央文革无所畏惧,开门整风,贯彻毛主席的大民主精神,就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斗争将走上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毛主席的大民主万
    近几天来,一向平静的北大突然大动起来了,大号的标语到处皆是,又开大会又开小会又发表声明又喊呼吁,好一派“繁华”景象,就连一向沉默的北大文革常委也活跃起来,首当其冲地于十二月七日深夜十时许,出人意外地在《擦亮睛,投入战斗》的乐曲声中,广播了一个《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大学红卫兵更出人意外地号召于11·15去五四操场集合,准备游行,接着又于十二月八日开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大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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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乎,井岗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狠且最高的要数井岗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岗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难道形势果真如此严重吗?难道真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你相信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吗?你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威望,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你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吗
    那么,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辫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每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每一个仔细分析现存形势及几个月来文化革命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应该跟着人瞎说,胡说指责当前的运动,而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并站在他们的前头,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结果,获得胜利!
    革命的同志们,都不可忘记张承先对“六·一八”形势估计的教训
    然而,北大众炮如一地认为当前炮轰中央文革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抓住大辩论中的一些皮毛小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场亚肃的关系文化大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争论归结到几个人身上……如此等等他们说,这次提倡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多是“保”工作组的,这不是反扌是什么?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随时检验每个人,而每一个组织也都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潮流之中。过去,井岗山曾代表着革命势力,炮轰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所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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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不是已滑到相反的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了吗?而过去那些所谓“保”字号同志,由于少数派夺权后反过来受到压迫发现了问题起来造反,代表革命势力,不也是很可理解的,怎能说成是“反扑”?
    文化革命中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一直在进行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充分的辩论中,背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那末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革命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如果说,当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话,那末,这种反扑,在北大就更明显,北大文革常委的莫明其妙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示威游行,几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声讨誓师大会,以及井岗山的“砸狗头”“混蛋”的声和“上海市的保皇派滚蛋”的岂有此理的大标语,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你们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运动不明真相、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而挨骂最多的井岗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每个革命者应从中吸取教训。
    北大必须大乱!然而几天来,北大一直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意见果真如此统一吗?我们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真正发扬林彪同志所指岀的大民主,敢想敢说,不要怕大风大浪,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还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不敢直率地发表白己的意见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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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过天晴,望东方已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同志:举起你的双手吧!
    《虎山行》战斗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批评不是攻击,更不是反对,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在这里,他老人家明确地教导我们,提意见本身是革命的,无可非议的,至于所提之具体意见如何,那可以商量辩论
    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而给威信蒸蒸日上的林副统提意见,尤其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
    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一个显著标志。认真的批评,就不管错误缺点的大小。职位高低,威信的高低,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有什么深远意义呢?
    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于领导干部是有益的、必要的。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
    千千万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才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这样才能确保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往下传,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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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这封公开信居心险恶,是射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我们说:“这封信表达了两个作者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责任感,通篇洋溢着革命热情。
    有人说:“林彪同志批评不得,”我们认为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谁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批评谁。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祖国江山万代赤红。有的同志说:“不能给林彪同志贴大字报”,我们认为可以贴,贴大字报不过是批评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对林彪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可以贴。
    纵然,伊林、涤西两同志提出的意见,一些同志真不同意的,也不能由此否认写公开信的革命行动。
    我们是同意两同志的一些看法的。曾记得《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客观上援助了工作组,帮助他们镇压运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发表讲话,随着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就利用这篇讲话,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起劲地抓起一小撮右派来,给许多革命群众以很大的压力,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人炮击省市委的运动一度处于低落,最典型的是湖南,张平化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做了一个报告,湖南就狠抓了几天“右派”,至今还有一些人,仍利用林彪同志这篇讲话,来攻击造反派,我们看林彪同志的这篇讲话,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肝胆之言,是否像反革命,请大家斟酌考虑。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
    编者按: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11月3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革命小将的大会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是毫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我们副帅的指示,给了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我们遵从林副主席的教导,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江青同志:(注原话摘录)“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谈谈心……你们不要记录不要抓我的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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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为什么怕人家抓小辫子呢?告诉江青同志,你既然对三司的左派坦率陈词,为什么怕拽露给非左派呢?你怎么看待非左派的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
    因为我们支持了你们,向你们学习,就有人说我们是你们的后台,这不要紧……我们对你们负了政治责任,而你们也同样,也对我们负政治责任。
    (按:中央文革对左派负了政治责任,对大多数群众也负了政治责任吗?是放手让他们“万类霜天竞自由”还是“踏雪寻梅”?“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央文革若遗弃大多数,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你们看过西游记吗?(众答:看过。)我有点像西游记的孙猴子,身在水帘洞,心在取经僧,我心里总想着你们,九月份……听说你们静坐斗争了十几天,(问:在国防科委)不,不……何长工,对地院同学受害(声音已变),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同志们!如果我不是×××××就要和你们坐在一起(激动地哭起来,全场为之落泪)。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受中央常委管制的,我们好比孙猴子,被唐僧赶回了花果山水帘洞,心里总是想着取经的僧。你们不是唐僧,是革命的先锋,我们心一直跟着你们的。
    嗟夫!如此英雄侠义,盖世难觅;救命恩人,原在这里!你救了我,我保卫你,何惜肝脑涂地!试问教我们感激你的小组,还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你们最近出了些不好的苗子,就是分不清敌、友、我,这是策略问题;就是这里打一枪,那里打一炮,目标不太集中,就有点使人忧虑……例如清华同学,
    七号你们发了一个明码电报,反对我们的总理,上面还打了×××!最近农大有个叫伊林的,贴了我们副帅的大字报,你们与坏人作斗争,调子越来越高……你们辮论过谭力夫、伊林;你们为什么不批驳他,你们革命还能革到哪一步?批判他,你们有没有气度?
    (按:分清敌、友、我,这是策略问题吗?是因为目标不集中吗?
    反
    对我们的周总理],这难道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存疑: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伊林,那个用花更大力气?中央文革封选的左派,一切都是策略问题。“保守派”!你们的一切都是立场问题,必须检查彻底,再彻底!)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讲战备问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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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战备问题……”够了,勿须评下去
    少数派=珍珠,多数派=鱼目(一文不值)
    少数派——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冲劲,革命组织好得很
    多数派——统战对象!赶快解散,投奔“左派”,否则——“你们能够自立吗?”(戚)
    同志,你仔细想一想,不批判错误的东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不到贯彻文化大革命如何能进行到底?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1966年12月11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二)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红旗,红书,红袖章,红人,红心,红思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顶天立地的红卫兵。
    红卫兵是革命造反大军,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资本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
    今天,我们就要大造旧民主的反,因为它不适应阶级斗争的发展,因为它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它更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它势必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它限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大破旧民主,大立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这种民主是充分相信群众的。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这种民主比其它任何民主更为民主。人们完全有各种行动、言论(除反革命的)自由,甚至有组织政治团体,批评各级领导的自由。最大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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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有最高的集中,这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再高,官衔再大,谁要违反毛泽东思想,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就要批判,就要斗争!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今天阶级斗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与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阶级敌人“宫庭政变”与我们镇压“宫庭政变”的斗争。今天的阶级敌人的特点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样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应该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份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力。”这样就使一切牛鬼蛇神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个也逃不掉。”
    今天,是人民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是工农兵群众直接走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铲除产生官老爷的社会基础,使每一个干部都成为焦裕禄式的真正的普通“中央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什么首长之类,使群众的每一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管理国家大事。只有给予群众无产阶级大民主,并在群众中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解放生产力,继续推动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只有在思想上得到彻底解放,才有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永远彻底的翻身,正如林彪同志所指示的一样:“中国人民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树立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算是思想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只有充分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才有可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集中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在六个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直领导着我们为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而奋斗。
    毛主席支持了北京大学七位革命同志的“北京公社宣言,”给予了人民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份子有揭发其错误的权力
    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给予了人民群众自己教育白己白己解放白己,自己闹革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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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接见了串联的革命师生,给予革命师生群众拉起队伍南征北战干革命的权力。
    我们红卫兵要为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争无产阶级大民主而决一死战
    无产阶级民主得到最充分的发扬吗?没有!没有!现在我们没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没有保卫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的民主,没有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动不动就给你冠以“保皇派”的帽子,动不动就给你封上“修正主义”的头衔,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又总是尊称你为“受蒙蔽的保守派”。“保皇”在我们身上挂不上号!谁对牛鬼蛇神最仇恨?是我们!谁对旧教育制度最仇恨?是我们!不畏冰封雪压英勇不屈斗黑帮的是我们!不畏风浪大揭杆而起竖起《红卫兵》大旗的是我们!横扫四旧,大立四新,最先走向社会上的斗批改的是我们!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我们要把他们砸个稀巴烂!对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就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未分清性质的当权派,我们就主张先揭发,后定案。我们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我们反对的是主观盲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造反兴趣,这样才能防止阶级敌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才能集中火力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造反,造反,你脱离了毛泽东思想就造反无理。所以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就要反对,就要批评,就要指正。我们要求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是我们还没有向上级汇报情况的民主,没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还没有批评和监督上级领导的民主。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各级领导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应该批判,这样才能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才能彻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求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一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
    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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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级段指向地主、资木家)是小资产阶级狄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真正的红卫兵战士们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资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替换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思想仼人偷梁换柱吗,仼意篡改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被人断送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我们要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
    只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才能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能挽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战士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正是为无产阶级事业开山劈岭,铺筑大道!
    风暴险关学闯道,冰山绝顶要开花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仝球是我家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四问中央文革小
    组》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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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我们陆续贴出了《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中央文革小组中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我们坚决支持。同样,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要坚决抵制
    我们是运动的实践者,是一个群众,对身边的事清楚,体会深。我们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问题、批评和监督,正是我们对党对人民负责,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还很年轻,主席思想还没有学好,甚至有错误。但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坚信真理,修正错误,坚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在我们《三问中央文革小组》贴出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错误的思潮。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问题
    我们在一二三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当前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
    题?提出这些问题是不正确的吗?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直到现在对这些问题不回答不表态?是真正准备采取共产党人的态度欢迎来自于群众的批评监督呢还是反对呢?
    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
    《二问》《三问》相继贴岀以后,现在又冇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
    八羔子”……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
    扬言要“抄”我们,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
    我们刚贴出
    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
    有人还造我们谣,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那些人为什么这样惧怕我们的大字报?这些现象你们看到了吗?了解了吗?这是正常的吗?你们是默许、支持还是准备制止反对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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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不是有人又在以新的形式执行了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如果我们大字报有错误,欢迎批判。但目前的做法不是用毛泽东思想,不是用“四大”作武器,而是围攻、压制、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又出现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是谁的责任呢?
    四、岀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难道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最支持最关怀的所谓“左派”就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又一次把矛头指向群众,这种做法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五、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群众对领导机关的批评监督,下级批评上级,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及其重要的保证。难道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就没有缺点,就没有错误,就没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吗?就批判不得吗?“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人家话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为了更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更应当热情地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评吗?
    十六条中指出:“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
    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正是
    说明了运动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应当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这样才会把运动领导得更好。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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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
    《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指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现在看:中央文革错在哪儿
    缺乏全面调査研究,缺乏明确的方向性指导。
    中央文革本应该统筹全国,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比如在不同的“派”中,中央文革则常听少数派的,而没有好好听多数派的;有的中央文革有些同志接见革命群众时,很缺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精神,而是哇喇哇喇乱发议论,戚本禹同志11.12讲话就是一个典型。在全国,基本上是坐等来京汇报,请愿,控告。张春桥同志上海之行也是等到形势危急才去的。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由于中央文革缺乏仝面深入的调査硏究,故而也缺乏明确的部置与方向性指导。
    不相信群众,没有广泛放手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竭力支持了少数派(指工作组在时被打击压制的)(如北京三司)(如关锋所说,如果中央文革垮了,他们又将会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大功劳。然而是它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指那些受工作组错误路线蒙蔽过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成了少数派的事,他们纵横全国各地开大会,出广告,下通牒,抢材料,真是杀气腾腾,“所向披靡”,可保字号的多数派只是在一旁观望,“触及灵魂”,各单位运动不能广泛深入。这里除了多数派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外,和中央文革的领导是分不开的。10.6三司开大会,中央文革仝体组员参加,10.9
    司开大会,却没有一个“光临”,平常少数派
    要求接见,简直易于如反掌,而多数派却难上加难
    如此等等。为什么?原
    来在中央文革不少同志眼里:多数派太差劲,“保呀,保呀”而且其中还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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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而少数派呢?那是革命的“主力”。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现在在少数派中,也发动的不够,不少中央文革同志(如关锋、戚本禹、王力)很喜欢抓头头,授秘计,不可避免地出现少数派某些头头(如蒯大富)神秘化而脱离群众,甚至有时运动群众
    、不是真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甚至有些包办代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摘自十六条)中央文革支持少数派,解放了少数派,但问题就在这,少数派是中央文革硬保过来的,而不是中央文革在毛泽东思想的高水平上给以好好的指导,使之充分地接受两条路线斗争经验,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不是吗?不少文革小组的同志惯于找少数派的头头们暗授秘计,喜欢为之解决具体问题,定框框。如司令部解散问题,名字问题,整风问题,联合问题都有文革小组同志的旨意(“井岗山”传达的11.19,11.20讲话——绝密材料就是一桩)。这样少数派(如三司,井岗山)头头貌似深谋远虑,实际上原来是一身框框,这样怎么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增长才干,学会斗争呢?由此看来,他们重犯了多数派头头所犯的某些形“左”实右的错误是难免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几次大反复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了外力的作用,小反复更是这样。有如: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一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即使是调子本身是定得对,也不利于发扬大民主充分利用“四大”武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四、严格说来,中央文革犯了方向性错误。
    十六条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9.25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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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不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泄私愤图痛快,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直接违反十六条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方向性错误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什么前段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迟迟不能深入发展?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后,越来越顽固,甚至其表现形式转移到少数派方面?为什么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普遍深入人心的时候,两派对立情绪有些加剧?为什么全国各地武斗现象越发严重?……这里尽管有其它原因(如还有个别党委领导继续执行反动路线,有些群众还受蒙蔽)也与中央文革的某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与领导分不开的
    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会犯有这些错误?这里未能做具体深刻分析。一般说来,错误的根源是: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理解不够,或者有所理解了,但贯彻,执行得不好。而根本上还是有些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未牢固确立起来,甚至夹杂着“私”字,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有所反映,故而出现了这样,那样,或形“左”或右的错误。
    最后愿以几段语录共勉。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反对自由主义)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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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五、首都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
    (四)党中央耐心地对犯错误的红卫兵进行教育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临时召开这个会,在座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现在移上台,一视同仁过去我和红卫兵谈话总是在台下。今天讲对外问题。红卫兵六月诞生后,七月发展,仍是少数,但是被主席发现了,抓住了这个新生事物,主席对清华附中给予极大支持,这在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中谈到过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带上了红袖章,影响全中国,振动了仝世界,成了一股青少年突击力量。这个最新力量,不仅中学发展了,大学也发展了,已推到全国,推到社会各个方面,工厂、企业、事业、科研单位,甚至农村也出现了红卫兵。过去我们有一个时期曾设想大中学校组织红卫兵。初期限于大中(专)院校,其它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停一停看一看。发展了的不再发展,没有的就不成立了。大中学校红卫兵向各地串联,而其它红卫兵先不串联,到后来被这种蓬勃发展的形势冲破了其它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也以战斗组的形式出现。现在看起来是大势所趋,影响全国各个方面,影响全世界,大家都在注视着我们红卫兵的发展,这是伟大的创造在别的国家没有。我们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外国朋友,是友谊的标志,作为留念促进革命友谊的发展。现在全世界注视着红卫兵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这说明红卫兵对仝世界的影响。目前由于条件不成熟,不可能组织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也不能自称,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有的能公开搞,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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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公开搞,即使他们要搞,我们也要调査一下,看属于哪一派。这是下一阶段的事
    今天讲红卫兵对外影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而且也关系到毛主席在国际上的影响、声望的问题。现在谈三个国际活动。
    第一个国庆活动,在首都是好的。当然是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努力学习十六条、党的方针政策、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争取对外大方向一致。这样下功夫,增强了我们红卫兵的团结、战斗力,增强了对外战斗力的致性,收获是很大的,国际评价是好的。这些消息在《参考消息》上登了好多过去大学生能看到,(叫周荣鑫同志注意一下)以后中学生也可以看《参考消息》因为它每天都有大量关于红卫兵的报导。
    第二个活动是广州对外商品交易会,外国人大多是商人。在贸易战线上,我红卫兵也起了相当的作用,给出口商品提出了很多意见。展览会晚上让红卫兵参观,三十天有三十七万人,平均每晚一万多。这么大的数字,但红卫兵遵守纪律,秩序很好,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破了商品出口的框框。那些不能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打破了,面目一新。我们出口商品换回急需的东西,促进我国工农业发展,尤其是尖端科学的发展。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很辩证,打破了我们原来对对外贸易的一些错误看法。所以三十多万红卫兵,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外国人很多的印象,不但没有影响交易会,反而今年比去年的贸易额还增加了,反映很好。在交易会前,我们工作人员对红卫兵去参观交易会还怕出问题,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两次大活动,证明了我们红卫兵阵容的强大。
    第三个活动就是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以前日本反动派阻挠破坏,日本青年不能来。但日本左派青年响往中国青年,带有狂热,响往中国,要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上千人想到中国来,受到中国青年的热烈欢迎。今年与去年不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一个更新的阶段,他们来可以有更新的体验。今年日共修正主义压制他们,不让来,他们和佐藤政府一起压迫他们,日本青年在反帝、反修,反对反动政府的斗争中打开了这一条路。从两方面看,我们的斗争热情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他们又反帝又反修,这样相见会分外知己。同志们对第一次联欢的影片提出了批评,今年中日联欢,去年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带有低级趣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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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镜头,今年不能再出现了。当时还有彭真的镜头。去年彭真还出来欢迎日本青年,那时彭真耍两面派还欺骗党。今年不仅揭发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还揭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就更要作好接待,接待那些排除万难的日本青年。按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中央有了国庆活动、广州对外贸易交流会的经验,又有了筹备中日青年联欢的经验,原以为问题不大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注意,结果出了问题。这证明了越是不注意的地方越是要岀问题。主席说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事情发生了,中央就要抓一下。中央昨天知道了,今天把大中学校红卫兵各总部召集来开这个大会,(这时有人递条子叫总理坐下。他说,开会老坐着,难得有站的机会。)进行商量。我们要有坚强的阵营做这一个工作,这个责任就放在首都红卫兵的肩上。我们思想要一致,在原则基础上的一致,不要勉强合稀泥。是不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呢?我们正在研究。
    自从五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提出以来,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到现在半年多了。我们的运动如火如茶。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三个多月来,证明我们的阵营是非常强大的。来北京的人有一千一百万以上,截止十一月二十日,按日本报纸上所说的,一千一百万人等于东京三个月分期分批搬了家,等于一个大上海和郊区十个县分期分批搬了家。最后一次,主席接见了二百六十万,等于天津搬了家。这是红卫兵伟大阵容的表现。三个月内八次接见(实际上十次接见),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有组织有纪律地接见,没有我们伟大的领袖就没有这种场面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这种场面。冬季暂停免费乘车串联,北京到外地串联的同学逐渐回来了。日本朋友来晚一点,来了,责任就落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了。我们的队伍强大了,经过几个月的斗争,要总结一下,我们要整顿一下,主要不是在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杋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第三司令部、政法公社、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形成的造反联络站,这样的组织都要总结一下。不可能在斗争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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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都是正确的,根据十六条,进行总结。总结出来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
    要团结周围的同志,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广大的同学,要教育他们,帮助时保守的、中间的同学,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不是指责他们,和他们对立这些保守的同学曾经打击了左派,但都是同学。斗争的矛头要向上,向着犯错误的当权派,向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有人支持他们,挑拨他们,我们不要受他们的挑拨,不要上当。这样叫善于斗争。在这里说容易,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江青同志讲,要掌握大方向,又要运用策略。你们总结一下,好的推丿错的纠正。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共同把矛头向上,而不要向下。相互之间争吵,大辩论不可避免。不要把矛头放在同学之中,要向上。回顾一下,大家的经验不足,有些组织,特别是中学,运动初期,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我开始接触的都是中学生。从红绿灯到警察的服装……比较有成绩的是反修路的开幕,这些尽是红卫兵干的事。这是九月初的情况。后转为大学,成立了第一、二、三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开始偏于保守,也要支持。第三司令部人数少,也要支持,他们过去是受打击的。十月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红旗》十三、十
    四期社论,十月六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把态度表得更明显了。运动是发展了,今后还要发展。过去偏于保守的、中间的,今后方向如何?要向上。第二司令部十月二十二日他们表示要开门整风,我欢迎。我说,为什么你们处于保守、相信工作组的话?要检査怎么受骗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少数是自觉的;多数程度不严重,少数程度严重。开门整风人家先批评这更加不容易,这种勇敢精神我称赞不知做了没有?过去偏于保守的是不是一无是处?不是。中学开始是蓬蓬勃勃的,冲向社会,破旧立新,影响全国,取得很大成绩。当时大学还没有腾出手来。当然,运动初期免不了要出现缺点。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这个运动如火如茶,好象长江的浪涛,
    带走了泥沙,下游就肥沃了
    总账算起来,主流是好的,正如现在大学中学大串联走向社会、工厂。过程中有变化,招待外地红卫兵开始很热情,后来人越来越多,就有了不好的提法,有的在火车上就把他们叫回去了。九月下旬就改过来了,国庆节就搞得很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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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接待了二百多万。我们原想接待一百万,毛主席说不仅是一百万,要做三百万的准备。我就讲接待三百万,结果二百六十万。明年北京城要突破三百万。保守了没关系,只要跟上形势就好,我们的工作要紧跟。掉队的,赶快紧跟,决不保守,不固步自封,否则摔大跤。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保守一点,赶快改过来,目前方向没抓准的,要丢包袱,才背了几个月嘛!青年同学比我们不保守,比我们强,犯错误的同学方向没抓准,要赶快改。无论如何,大前提是对的,这就是承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外地红蔗,按十
    六条办事。他们大前提没有错,但行动偏了,保守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醒他们一句,让他们赶上去。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帝路线的过去的工作组,帮助领导纠正错误,犯错误的不要气馁,不要不服气。当然,团结不是一天的事,要通过批评,要象毛主席说的一样,通过批评或斗争。我们存在各种思潮、派别,这是阶级社会、历史的反映。但青年变化快,在共同纲领上一致对外,任何时期都有左派、中间、保守的统一战线,为祖国的光荣,为主席声望的提高,我们要把工作做好。哪一个组织是反革命的吗?不会。走向另一个轨道,那是反动的,当然不允许的。这方面要警惕!革命左派也会被钻空子的。人的思想是社会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如有漏洞,也会被敌人利用的。一个团体内总是各种思潮在里头斗争、动荡、分化、改组。各学校的派别反映了社会的思潮,大方向是一致的,要走到共同点,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弃私立公。这是林彪同志的号召。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说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数。果然,选出来大家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象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协商就能代表较大多数的意见。莫斯科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年的会议,是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大前天六号晚上,通过向中央文革报告要扩大组织。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西城区……左派等,要经过商量。廖承志跟同学见面就说中央文革决定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七日的行动。打人是错误的,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打人是原则问题,是错误的。西城区纠察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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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成绩,但骄傲起来,犯了错误。我不是下结论。看了你们(指西城纠察队)的第一号至十三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就有问题,对老干部要保扩,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老干部,包括我在内,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你们保老干部太多。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了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在那里笑呵呵,他那革命的灵魂已不存在,象这样的人保护他干什么!不要去保护他当时我知道后很不满,这个风气没有纠正过来。你们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你们(西城区纠察队)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得力助手,他两次到你们那儿去,引起你的误会。他抱着好意要帮助你们,他是我们杰出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阐发得那样好!他跟毛主席那样紧,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要尊重他,跟他学习。你们管辖下的六中,那样打人,完全违反十六条,你们自己整顿嘛!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了没有?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七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塞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侮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解放军。……打这打那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是革命的需要!为什么这样?你们青年思想起伏大,要用“四大”,有错误就承认嘛!毛主席放手让你们闹革命,相信你们自己教育自己。青年免不了要犯些错误,等你们成熟了,就知道这段斗争。毛主席要你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犯了错误,就要纠正,要是不改那就不好。甚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峰、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是有很大成绩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我提醒你们,我讲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一半对就了不起,但我没有坏主意,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讲话的。这次接待日本朋友,我们要联合起来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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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抛弃私心杂念,即使有错误意见,可以保留。我们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要求对中日联欢有共同的行动,对以后北京大专院校的团结方向打个好的基础。
    中央两次文件,十月五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平反”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现在找个典型都没有,现在还在争。你们是各红卫兵代表,是负责的,可以谈一谈究竞用什么方法组织工作机构,十四个单位如何组织成一个领导要恢复在民族饭店的秩序,那种打架的方法对敌人是需要的。当然争论是可以的,和日本青年也一样,不隐瞒政治观点。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你们要学习解放军!最后一批接见,主席调动部队军事工作人员去训练,收到了成绩,建立了营、连、排、班的组织,每天学习,晩上文娱生活,学语录。现在宣布:十二月二十日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二十万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北京的中学训练一个月,然后转到大学。冬季过军事生活很好。我在清朝尽管梳过辫子,我是南方人,我在北方搞军训,身体很好。你们现在与我们受统治时不同了,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条件比我们好,你们按毛主席的话去做。今冬训练为明春出去串联更有锻炼。这次中日联欢,我也让部队帮助你们,当然还是主要靠自己
    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招待日本朋友一定要以红卫兵组织出现纠察队的名字改不改由你们。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
    周荣鑫:海淀区ⅩⅩ×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
    周总理生气地说:“我不同意。”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子,读了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斗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如此,何况我们红卫兵自己!所以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在北京城里!
    再谈斗争的大方向问题。进行彻底批判那些还不改的人,要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要深入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大方向!要把许多隐蔽的敌人揪岀来!他们成不了器,但他们还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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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被敌人利用。如果做错一些事,他们会钻空子。我呼吁,不用受蒙蔽不要上当!这一小撮人还在活动!
    大街上出现了反动传单,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革。你们是放假闹革命,有责任揭穿这个问题,看看是谁搞出来的。要整顿自已的队伍,特别要把骄傲去掉,真正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继续把革命搞好。
    问题很多,我这个讲话希望对同志们有参考价值,我讲的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对,有错误可以写信给我,我欢迎。但基本原则我是坚持的
    廖承志等同志讲话(略)(群众递给总理许多条子)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哪一派?
    总理回答:第一司令部开始成立时(后来有变化)偏左,后又改组。现在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最好不由我来封的好。
    总理继续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
    西城区西纠察要求跟我谈话,我愿意单独跟你们谈。说老实话,咱们要以诚相见。我赞成陈伯达同志说的,高干子弟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也不赞成。这样办不好,不提倡。革命靠自己,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相信只要有一颗相信毛主席的红
    要紧跟毛主席,革命群众不抛
    弃他,你们是可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
    最后,总理说:要记住毛主席的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要气馁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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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自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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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部分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错误
    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群众组织、工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觉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
    认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谋、耍诡计,反对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真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坚持文斗,不许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无产阶级有利,对革命群众有利。只有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进行武斗,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制造事件,挑动武斗,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有不同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毛泽东想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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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认真改正错误,就要:(一)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够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指南,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加强调査研究,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商量,讨论问题,善于团结广大群众,要欢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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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7页,共5150页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江青接见向《红旗》杂志贺喜群众的讲话同志们、革命小将们
    你们好!我已经睡觉了,吃了安眠药,听说你们来了,还是来看看你们。你们的造反精神好得很,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我们和你们心连心,要坚决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那么一小撮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编者加)就没有大民主!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和革命小将一道干革命,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到底!对不对?(群众答:对!)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不要怕!我已经吃过安眠药了,今天同志、革命小将们来,我还是来看一看。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分离,我们在一块儿。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群众: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我背不好,背不全。是我们一定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毛主席非常爱护你们,关心你们,这一点我想革命小将是会懂得的,我们心连心。我吃过安眠药了!我说得不定对,我来看看同志们。(群众请江青同志回去休息)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参加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刘志坚、阎长贵同志。〗
    你们谈的这些情况很好,过去很少与你们座谈,直接联系少,间接联系多以后要经常联系,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首先向你们学习,我们要从你们这里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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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与一部分中学生讲了,知道了许多事情,今天与你们谈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们应经常和你们接触,我们相信你们会给我们许多真实的材料,这样我们头脑里可以有许多材料了,大家还准备给我们提供什么?
    有人问:准备在十七号开个大会,象十月六号一样,内容是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代表发言
    2.平反问题:外地很严重,至今未平反,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把材料抢出来平反
    3.一小撮人反对文革,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4.与工人结合问题。(以上四点是大意)
    伯达: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文化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表现,还是长期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换脑筋的问题,从个脑筋换成另一个脑筋,用无产阶级脑筋换资产阶级脑筋,这是件不容易的事。平反的问题,要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简单宣布平反能不能解决问题,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想。材料烧毁了,也平反了,但是思想没革命。他(指当权派)思想不革命,还可以随时写黑材料,主要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也要革命包括我在内。不革命是不可能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不断前进,不断有新的经验出来,有许多的经验被新的经验代替了。要不断革命,不断改造,如果不懂这一点,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成了前进中的绊脚石了
    你们对我们有无产阶级感情了,在有阶级的社会,所有感情是有阶级性的。你们对我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很感激,感谢你们。
    同时你们还要不断鞭策我们,帮我们改正。我们不可免地有缺点有错误。这和踢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两回事。你们要中央文革帮助,我们也要你们帮助。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
    我们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过,中国共产党有三大作风,一条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条是群众路线,一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同一切剥削阶级区别的标志,我们不可能没错,有错必须改,所以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
    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插话
    有人说:矿院反映说:“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已公开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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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
    有人反映:保守派党员特别多
    陈伯达插话:共产党员不是买到的,如果可以买到就成假的了。
    有人问:清华有人叫嚣要为陆定一翻案,大家贴了许多大字报,保守派就说是不让他们发言。大家组织起来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对反革命逆流进行反击,有人说是一言堂。(大意)
    江青:首先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康生: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矿院有人说:保守派说:我们揪文革、戚本禹等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你们揪王任重也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关锋:王任重在北京,湖北、湖南情况与中央文革没关系,没汇报过文革不负责任。轰他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还有人反映:我校秋后算帐派说:“你们闹吧!秋后再算账。江青:现在不是算我们的帐,是我们算他们的帐
    有人问:有人造谣,毛主席在一次部长会议上承认了三点错误:1.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2.支持红卫兵,3.支持革命大串连。
    康生:这是反革命造谣。这些话是主席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的,(即:有些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我就是这样革命的,就是支持聂元梓,支持了红卫兵,支持了大串联;这就是我的“罪”)(主席是引用他们的话对他们说的。)
    有人反映:我们斗争了很长时间,把×××的官罢了,大家觉得胜利了(大
    江青:把官罢了,还要斗。光罢官不行,黑东西没抖出来,不解决问题,要
    有人反映:关于给林总提意见,攻击林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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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林总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的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矿院东方红反映:多薮派说(保守派),你们少数派不怕当反革命,我们也不怕当反革命。
    江青: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有人把反对林总的标语,传单隔墙投到林总家里去,你们也可以给他们贴,你们认为他们谁是后台,可以给他贴
    揪对不对?
    陈伯达:对!(鼓掌)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
    红卫兵小将们、战友们
    你们好!(热烈鼓掌)毛主席问你们好!(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很关心你们,他的心情象你们今天这样的,非常关心你
    你们刚才的讲话,水平都是很高的,我讲不出,我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向江青同志学习!)我们没有做多少事,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是本份,如果做错了,就要批评,(鼓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不怕批评。批评对了就接受,(热烈鼓掌欢呼)批评的错了可以不要理他。如果他是反革命,那就要跟他斗到底。
    我只想讲这么一件事,就是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的不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样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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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
    (众高呼:要!让他们两个低头!)(周荣鑫、雍文涛低头站在台前)
    好,安静,小将们、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们啦!是不是让他们先回去?(众对!)让他们回去!他们纵容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看重他们的责任。现在,我讲讲专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很稳固呢?我认为基本上是稳固的。但是有某一些地方、某一些人,有一小撮拿着武器到处要杀人、打人。在这一小撮面前萎缩、退却,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了。没有很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哪来的大民主啊!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萎缩的,所谓不介入的那样一种态度的专政机关。同时,对那种顽固的堡垒要坚决摧毁它!因此,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掌声,口号声)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一小撮做了这样的坏事情的小家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但是,对于这一小撮如果不实行专政,你们也就很难达到革命的团结。我的话完了。(掌声,欢呼声)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欢呼声)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同学们,正象刚才江青同志所讲的,同学们在这里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很大进步,进步得很快。大家逐步地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保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国家统统把它拉到后边,我们能够站到世界上最前头的保证。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我现在向同学们讲的还有几句话。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人同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全体劳动群众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掌声,欢呼声)这样,我们将无往而不胜!但是,那些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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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幕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自以为能够用武斗的办法,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自以为能够用阴谋诡计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自以为这样就能达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们自以为这样就能够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告诉他们,错了他们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觉悟下,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胜利属于谁?是你们!是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些不愿意向无产阶级投降的人,他们走的是失败的道路,灭亡的道路。有一些年青人被蒙蔽、被欺骗,走了迷路。我希望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同我们一起,站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只有这样,才是他们的出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周恩来同志讲话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我现在来庆贺你们北京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开幕的成功!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完仝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两人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话、重要的话都说了,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我只说一点。
    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以及发展到全国,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一个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马上加以鼓舞。因为我们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国大专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伟大领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就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所以,这支红卫兵——革命青少年组织的诞生,我们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许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事业。你们看,有了红卫兵就有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就使我们伟大领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们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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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所以,这四个月的发展,也值得我们总结总结经验。这一次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成立也就是要来总结四个月以来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发展经验,也就是要把红卫兵中间,经过斗争锻炼证明出来是革命左派的小将们团结起来,来带动我们中学的革命同学,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在一起。当然,处分了少数几个,就是十几个,就是几十个,就是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这些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把他们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教育我们大家。刚才两位同志都说了,当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应更下定决心,认识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以此为戒,你们的眼睛是亮的,所以我依靠你们,信任你们,发动你们,把这一小撮犯错误、犯罪的孩子逮捕起来,教育他们,树立你们革命左派的正气,使阶级的力量更加生长起来,更加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最好的一个经验的总结了
    刚才两位同志也说了,你们这一次讲话的水平比你们四个月前的水平提高很多,这是一个飞跃。但是,不要以此为满足,还应该争取前进,还要争取更进步的飞跃。红卫兵在中国的诞生不过五、六个月的时光,仅仅是我们革命青少年组织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希望你们从这个第一步、很好的第一步迈起,向前猛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学斗争,在游泳中学游泳在这次大风大浪中学会大民主,要学会总结经验,只有学会了总结经验,我们才能不断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希望你们牢牢记住这句话,永远不能骄傲。骄傲要使人落后,歉虚才能使人进步。所以,我们在此祝你们进步!进步!永远进步!好,我们结束这次谈话,我们来呼几个口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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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向各位同志,各位哉友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个月以前,我到阿尔巴尼亚去,上飞机的时候,红卫兵战友们告诉我,要我到国际去串联,去宣传你们的红卫兵运动。
    同志们,我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等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宣传了我国的红卫兵运动,我认为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鼓掌)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方面取得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们的一盏明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你们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了全世界的革命青年,他们羨慕你们、赞扬你们、崇拜你们,希望能够在他们国家,象你们现在这样子的幸福。可是同志们,你们这样大的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麻烦,好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派代表来,一个一个地到中国来看你们,一个一个地来访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搞得我今天接见,明天接见。一句话,你们这个运动在仝世界的影响,有时是你们想象不到的,是用言语所不能回答的。正如江青同志讲的,正如陈伯达同志讲的,正如周总理讲的,他们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后的运动是个宝贵的指示,我完全同意这三位同志对同志们的讲话。除了三位同志讲的以外,×××同志要我提几点要求,我觉得同志们有很大进步,但是还要更加进步。怎么更加进步呢?我补充一点,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接班人的
    五个条件,要不要学习这五条?(众:要!)学了没有?(众:学了!)学好了没有?(众:没有!)照我们讲没有学好是很自然的。因为什么呢?这五条是我们终身的奋斗目标,我也没有完全学好,也是终身的奋斗目标。头一条,我们真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什么呢?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就是现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划清界限。以毛泽东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思想去彻底地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条,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为一个革命家。怎样的革命家呢?代表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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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世界上劳动人民大多数利益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家,要去反对那种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种反革命。这一条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彻底打垮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条,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善于团结左派,同时团结绝大多数的人,同绝大多数的人能够一道合作,我们对于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也要争取他们同我们道干革命,甚至于反对过我们的,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我们就是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我们一道干革命的。但是,我们要反对那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坚决向他们作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使得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垂死挣扎。最近,我们在街上看到有这样的标语、大字报,一小撮人,有的写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特别是林学院的李洪山,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清华大学的易振亚,易振亚是反对我们林彪同志的。同志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你们说?(众:反革命!)对!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我们是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但是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斗争到底!彻底地斗垮他们!
    毛主席讲的第四条,就是要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实行民主,实行大民主。什么样的大民主呢?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呢?对广大人民、革命群众实行最大的民主;对一小撮反革命,实行严厉的镇压。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地改正我们的错误,不要骄傲,不要独断专行。今天我听到你们有的同志发言,对于你们的工作还有自我批评,我很欣赏这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毛主席的五条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因此,我就想向同志们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这五条,并且拿着这五条,每天检査检査自己,同时也看看别人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士,还是假的。我的建议就是这么一些。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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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正象他理解你们一样。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说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这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不妥当,你们完全有权利批评。但是对那一小报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会提高他们的身价)我蔑视他们,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他们只会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因此,我希望你们这些革命的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小将们,要作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求同存异,把组织壮大起来。只要组织壮大起来,什么“霹雷”战斗小组、“梅花”战斗小组…,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主席从来是相信群众的,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脱离了群众,那一小撮人就会无所作为。那么你们要说他们一小撮人为什么干了那么多坏事,又打人骂人呢?就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掌握了一部分政权,因此就要摧垮他们!请问左派的队伍不壮大起来能摧垮他们吗?(众:不能)能打倒他们吗?(众:不能)那么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好好讨论一下。我的话完了陈伯达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一场大革命。在我们祖国进行的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这是个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要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我们一定能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许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敌人是什么呢?正象毛主席经常说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敌人是纸老虎。这个纸老虎在广大革命群众包围之中,他们只要一被揭穿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好好记住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这个教导。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敌人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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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一小撮,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我们要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不断总结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各个方面的经验。这样才能更顺利地前进,才能象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团结大多数。只要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能将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昨天我在一个会上说过一句话,今天再重复
    敌人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让我们大家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同贫农、下中农联合起来!工农劳动群众同革命师生、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同志们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祖国的各个阵地胜利万岁
    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你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完全同意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现在我不想多说了,只提一点意见,就是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做了一些坏事,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对这个问题联系到个问题,就是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联合大学发起了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新事物,马上支持、提倡。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也发展到社会扩及全国。八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红卫兵和革命的大串联,肯定了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国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红卫兵这一个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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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令天参加大会的所有红卫兵珍视这样一个光荣称号,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支持。在这个时候,红卫兵中出现了纠察队。纠察队在历史上,本来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岀现的,叫工人纠察队,是保卫工人阶级,镇压工贼、资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宪兵的。但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另外,几个坏分子犯了法,我们把他们逮捕了,对他们实行专政。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用民主的方法,取消好不好?(众:好!)既然好,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全国胜利以后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会懂得民主和专政的区别、关系和作用。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后周总理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十二月十八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同志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张春桥同志首先问各校抓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到会的各单位代表作了汇报。〗
    江青同志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经中央批准的,不仅对他们适用,对你们也适用。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看管。告诉公安人员要看管好,和他们说好随传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你们也要按通告办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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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严格遵守通告。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不够送公安局条件的,可以警告他:不许乱跑,老老实实在自己住的地方呆着,不许回家,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跟他们讲清楚,不要害怕,要好好交代,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你们一起干革命
    (清华的同学说: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
    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跟她讲,不要让她往家里跑,让她跟同学们住在一起。你们跟她说:“我们帮助你,你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家里划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们要问一问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话,就跟你
    块儿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话,就留在学校里,让她揭发王光美的罪恶。贺鹏飞也让他揭,他揭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贺鹏飞,你们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学校里呆得很好,请放心,我们帮助他。贺鹏飞在家里惯得太厉害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学习什么主席著作。他在学校里,你们好好帮助他,如果能学习进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话,就很好了。你们要帮助贺鹏飞,让他自己向家里打电话。帮助他,改造他。你们红卫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们就怕做思想工作。贺鹏飞过去搞了些幕后活动,现在要帮他,做思想工作。你们把贺鹏飞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实在不听,要那样做,犯了错误,你们负责。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抓?
    中央文革回答:贴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报的可以抓。贴江青同志大字报的要分析,如果是恶意攻击的可以抓。贴关锋、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抓(戚本禹同志讲的)。象贴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凶,动武的可以抓
    江青同志: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关锋同志: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在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西城区纠察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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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抓人交给公安部,不要送公安局。公安部是谢副总理管的,我们相信他。西城区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还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的。我建议公安部队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它的全部由军队接管。(谢副总理表示同意)
    搞社会主义,不搞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成了官僚主义了。这不行。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它。一些机构是官僚主乂的,也要搞掉它。
    (在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并且谈到全国总工会的书记、副主任不出来接见时)
    江青同志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总主任、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象广播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
    (在谈到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时)
    江青同志说:最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到刘少奇手里,就被歪曲了。刘少奇的老婆是个大资本家,真不得了。
    北京的“通告”(指十一月十八日的通告)是中央批准的,对任何人都适用。我们进城十六、七年来,官僚杋构重重迭迭,学校也是这样,我们这次要搞掉它。我们原来那套机构,好多都是从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我们要搞套新的、社会主义的机构。我是为大家服务的,我是你们的啦啦队。
    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的国际影响很大。
    各省委的驻京办事处以及各省在北京开的饭店是搜集情报做特务工作的。例如,四川饭店就是李井泉搞的,晋阳饭店就是彭真搞的,公安部要下令撤销,把这些坏家伙都赶回去,把房子收回来。这些要跟总理讲一下,都把它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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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副总理表示同意,说回去和总理讲一下。)司递条子: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同志: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不好的东西在影响着你们,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抓王任重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你们抓人可以直接押送公安部。
    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二司造反联络站一个同志——一北航“红旗”的,递条子给江青同志,建议
    三个司令部联合起来。)
    江青同志:这个建议很好,现在是时候了。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搞一个仝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革命派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浩浩荡荡地干革命。人少了,人家老抄。你们可以求同存异,统一思想,一起行动。不仅左派、中间派可以联合,右派也可以争取。我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现在发表还不合适,太早,等你们要联合起来时,我再给你们讲。
    戚本禹同志:三个司令部联合起来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们合并时,可以找聂元梓、蒯大富参加。
    张春桥同志:从现在到明年四月份这段运动怎么搞,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下次你们把意见搜集上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林杰谈《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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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背景:看看北京街上的大字报,在两次会上(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江青、伯达同志的发言,这就是背景。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些作了检查,少数人不但不检查,还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利用群众,进行反扑。从北京看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江青同志、攻击伯达同志
    有些人的确挑动群众斗群众,武斗严重。如重庆,他们就操纵一部分群众打死了十多个革命群众,有学生、有工人。夺取新的胜利,就是打退资产阶级新的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你们怎么理解?
    (众:这篇社论大快人心,第二天哈尔滨有十万红色造反者举行庆祝示威游行)
    既然你们组成十万人的示威,证明你们理解得很好,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多人上街游行呢?这说明广大革命群众很好地理解了社论精神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航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忠实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林副统帅,有的直接指向毛主席。这些大字报是反动的大字报。这一小撮人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应当坚决镇压。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只允许革命群众有这样的大民主,决不允许资阶级、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自由和民主。对敌人专政和十六条不矛盾
    如有攻击林彪同志、攻击毛主席的自由民主,那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坚决镇压。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攻击林彪同志、攻击毛主席有民主自由,那我们公安机关是干什么的?那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管这一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就无情地镇压。
    现在工人起来了,学生深入到工厂,实际上学校的斗批改和社会的斗批改结合起来了,工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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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学术的幌子制造舆论,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海瑞罢官》,工农群众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它披着古典文学,小说的外衣,而工人、农民忙于生产,没有什么。主要在学校里和文艺界。
    现在由学校走向街头,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工人进行镇压,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相反使工人觉悟起来,和革命学生相结合。形势变了,整个看,文化大革命是出现了新的形势
    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也需要革命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从“五
    四”运动革命知识青年充当先锋队,然后和工人相结合,和农民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这次也是这样。
    究竞怎样做法?学校斗批改和下厂、下乡的关系,主要靠大家去做、去摸摸索经验,创造经验。你们可以和北京下厂较好的学校,如北航“红旗”串联下,有几个学校下厂好的,可以串联座谈。我也没下厂去,说不好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狼狈为奸,反动学术“权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舆论。两个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他是他的笔杄子。要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过去已经搞,现在要搞,将来还要搞。如批判吴晗、周扬等等。
    现在有些人攻击中央文革,说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黑帮。这完全是诬蔑。在江青同志十一月廿七口的讲话就能看出,最近北京市革命左派召集了
    十万人斗争彭、陆、罗、杨四大家族的大会。
    文化革命以来一直同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坚决的斗争,批判他们,揭发他们,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围攻压制革命左派。这样严重地扼杀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被迫起来斗争,这样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必须彻底批判、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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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84页,共5150页
    有些人还很顽强,这段斗争比前一段更加尖锐。我讲的都不算数,可以看江青、伯达同志的讲话。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自己就会垮台,矛盾的性质就会转化。我们不允许有人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主席,对这个我们要采取专政手段
    我们革命左派(在斗争中证明的)同志应团结大多数,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孤立一小撮。你们刚才谈的很好嘛!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争取了犯错误的人,把他们团结过来,这是我的理解,我的毛著学得不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一个是敌我矛盾,个是人民内部矛盾。(念语录第五十四页)学学这两篇文章,对理解当前的斗争形势和武装我们的思想,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民主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有些人对革命群众的做法,如抓起来,不理解。这可以看《论人民民主专政》,当然我们的打击面要小,是一小撮人。打击那些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攻击林副主席、毛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可能讲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可以提意见,打着提意见的旗号来迷惑群众。那些小家伙就得教育,也许可以揭露出来,我们相信这样会发动群众,大多数人也会揭露他们的。
    (众:为什么以前没采取行动?)
    这种思潮在北京早就出来了,现在在北京形成了一股逆流,这个面一定很窄抓了以后,整理材料送到公安局去。
    (众:对一个地区如何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
    北京有一条线攻击北航“红旗”、三司、戚本禹、关锋同志,攻击江青、陈伯达同志、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一股风,一股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它地方当然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哪个是,要群众来判断,群众会看清楚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等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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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问了大会“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的准备工作情况。〗
    王力:把这个斗争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具体来讲,就是开这个十万人大会,用这样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的意见,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不知对你们是不是浇冷水?就是不采取这样的方式,不用这样的十万人大会斗争。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学生,用全国的名义,用十万人大会的形式斗争,若在北京创造这么个例子,那么全国他这个斗争的锋芒会起到
    姚文元:实际上,现在应该集中对刘、邓路线。王力:现在已经揭出了刘、邓。姚文元:他(指谭力夫)不值得。
    王力:在刘、邓路线中他是个小走狗。有这么一个问题,看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是这么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就是十万人斗争小流氓
    戚本禹:那不是我们,是北京市委
    王力:我们那里那个王任重,他没有跟我们请示,没有跟小组请示,没有报告,没有讨论,就支持了这样一个会,出席了这样一个会,而且这个会在大革命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已经有一个王任重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戚本禹:你们大家研究一下,看看到了现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你们个学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矛盾是批判刘、邓反动路线,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怎么搞是个大问题,你们创造一个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模范。
    王力:利用谭力夫的材料,抓住对谭力夫的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还是抓他的根子刘、邓,把他提高到刘、邓路线上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个文件,林彪、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还没有传达(印过了),那里就提出了刘、邓路线。这个问题要向整个红卫兵传达。刘、邓这个问题
    现在满街上也看到了,现在要把
    这个问题揭根」。根据这样的情况,用这样大的规模搞一个谭力夫未免太不适宜。并不是说不要斗谭力夫,你们要抓住谭力夫的问题用更适宜的方法把他搞臭,把他的影响肃清,把他的一帮人瓦解,把广大的中间派搞过来,你们自己也从斗争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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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你们一定要联系到刘、邓路线,才能把谭力夫的危害性批深、批透,才能使中间派看到这个东西的错误实质在哪里。
    王力:他是以反对毛主席路线为目标的,他有个纲,就是刘、邓那个纲。姚文元: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做群众工作。学校里开个会,左派发言,包括那些曾受蒙蔽已经觉悟过来的人也发言。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
    戚本禹:谭力夫他有个处理问题,谭力夫要放在公安局不合适,开完会后让他回来,对他还需要开个会,但是要开这么大的会我们没想到。(有人提到,有人要造明天大会的反)造反也未定合适,商量嘛!造反也不一定对,方向不能说它错了。
    王力:你们方向是对的,批判谭力夫嘛!为什么全国印谭力夫的讲话呢?还不是他那一套,是当权派搞的。福建省委有个中学印的非常漂亮,是福建新华书店印的。工厂也印,机关也发,谭力夫是个小走狗、小话筒,几十万人的激愤到谭力夫身上就错了。
    戚本禹:要引到刘、邓路线上来。
    姚文元:谭力夫可以抓,抓了也可以嘛!让这种小角色来表演表演也没什么戚本禹:抓了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要再说什么了不起,出于群众之愤。的确他在仝国很多人利用他的讲话,你们自己可以要求公安局开个会。
    (有人提到前天工人体育场开斗争会挤死人了)姚文元:你们跟市委讲过明天派人没有?戚本禹:明天我追查一下,他负责任。
    姚文元:明天斗争谭力夫,有人来看谭力夫。他们一听说都来。
    戚本禹:这个事情我们有缺点,我们没有很好地跟你们商量。你们跟我们讲,我们又没有很好地听,情况又不太清楚,又说一万人,又说十万人
    王力:刚才我来之前还有人说是一万人,所以我们听说是一万人还有些动摇戚本禹:首先我们负责任,问题是现在看看怎么办?昨天你们打电话说十万人,今天《解放军报》社又说一万人。这件事,怪我们的记者,不在你们,这个会开不开责任在我们,首先是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你们打招呼。现在是怎么能把它解决好?
    王力:怎么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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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搞这个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死鬼了,他还高兴了呢!我们要想办法争取这些人,告诉他不要做他们的替死鬼
    姚文元:替身
    王力:另外,中央提出刘、邓路线问题,连各个省、市委的也给他们开脱了点,给他们减低了一点,主要的人要负责
    戚本禹:这样搞,那个当权派刘、邓很高兴,他们可以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李洪山可以斗,他是现行的。李洪山和谭力夫还有区别,你们说呢?如果你们有材料,还可以说服我,我只看过这篇讲话,对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
    姚文元:这是他的演说
    戚本禹:那还不够,你们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你们如有这种材料是能说服我的,我很愿意能说服我的,我不会包庇谭力夫的,你们可以相信。我当面批评过他、骂过他,你们把这些事闹清楚嘛!这一点可以相信,王力、姚文元,我们都不会包庇谭力夫的,谭力夫的发言我们看了就立刻指了出来。
    王力:我们是晚了一些天,但一看到,就立刻作为大的政治问题提出来了。姚文元: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提到了
    戚本禹:看明天怎么办?一个是明天的会不开了,马上通知,出宣传车到处去说我们的会不开了;另外,把这个会变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会,成不成?王力:变内容就有个对群众的问题,几万群众。(还不如不开呢!)戚本禹:如果到时候批判谭力夫,而谭力夫又不到场,不行,你们下不了台。(有人提一司印发江青、陈伯达等同志最近接见三个司的讲话)
    王力:有多少收回多少,全部收回,提出批评。不然以后怎么能商量问题呢?姚文元:那以后不讲话了。
    戚本禹:经过硏究,谭力夫是小人物,决定在学校里深入地批斗。你们学校可以斗,要欢迎他归队,当然比较难,要做很多工作。因为当时抓了李洪山,我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你们扣了谭力夫完全有理由。你们把控诉材料印岀来,你们到处去张贴都可以,这比你们开大会效果都大。把他上纲到刘、邓路线上来。你们成了多数,可以成立临委会。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把核心提高、巩固。只有一千多人不好,要利用好的形势,现在这么大好的形势只有一千多人不是你们的光荣。……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也要控诉,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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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你们可以提几条,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拥护你们的纲领,有组织性,他们承认,你们就要,过来以后不成了,还可以开除,那当然是个别的。
    (有人提到黑材料还没有交,就报名参加“东方红”)
    有黑材料不交不成。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要有实际行动,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有组织约束,你们可以学习毛选《古田会议的决议》,队伍要有组织性。现在有些红卫兵没有组织性,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要有组织性,分班分组,有班长、指导员。没参加的有些会议可以让他们旁听。有了组织就有战斗力,没有组织,没有纪律,要有战斗力是不可能的
    姚文元:要学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许多人个别地跟他谈心,从思想上解决他的问题,联系群众要做这个工作,要抓活思想。部队里四个第一嘛!尤其是活的思想第一。除了组织许多活动外,还要……。最近,明天的会不开了表明上看是给你们造成许多困难,但是还有好的一面。也是对我们一个锻炼,比如这样讲,事情总有两重性。暂时决定不开了,我们是很困难,是不是也可锻炼下我们的队伍。凡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来一个转变,在策略上变变,对我们的队伍也是一个考验,也能锻炼人
    戚本禹:是不是你们就讨论一下,赶快采取措施,其它的事情以后再研究这次已经认识到了。你们赶快想办法,就说没有准备好也可以嘛。如果要旗帜鲜明点,可以把你们的观点谈一谈
    (有人说:没有宣传车)
    严格地说,我们不太主张用宣传车。王力:你们是不是同意这个意见?(同意)
    请他们帮助你们宣传,
    司令部,市委。
    (有人说:市委老于给车)
    戚本禹:你们给他们说说,说明天的会不开了,王力、姚文元、戚本禹来了有这么一个意见,我们要去宣传,让他们给你们宣传车。也不要强迫他们,实在不行就算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一个车子也没有。
    王力:我们还要去一、二、三司令部,我们也不同意他们开一个斗争西城区纠察队的十万人大会,我们要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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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你们赶快去商量商量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出席者: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组织代表。〗王力
    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个问题,关于准备开一个大会,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与大家商量。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很好,马上就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讲了话,会议精神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刘、邓路线问题,林彪同志的讲话也讲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路线究竟是什么路线?提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更深入了。文件已经发下来,过去发到县、团,你们见到了没有?(答:没有见到)马上要发到党的基层组织。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目标要更加集中到路线的提出者。错误路线不仅仅是几个月,六月至七月仅五十多天的时间,在我们党的各条战线上,其流毒影响是极深的。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在这两个月里,成绩是很大的。错误路线深入工厂,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哪里有革命就到哪里去镇压。对于这样的血腥镇压对于这些死不回头的家伙,一定要专政!不能软弱无能,否则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就不能深入。一定要对他们专政,一定要把反革命的逆流打退。现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了一些大会,抓了一些人。中学生首都兵团前几天那个会组织得很好,目标集中在刘、邓路线上,揭发刘、邓路线的流毒。在会上,江青同志与周总理都讲了专政与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很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明天)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这样,这里做个榜样仝国学着做。斗这些狗腿子,不集中搞刘、邓路线,这样做使那些大的会在背后高兴。要搞将帅。(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能让他们保住主帅,牺牲车马。)这些小狗腿子不好,扣起来,把幕后、背后的操纵者揪出来。看看这些家伙到底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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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可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十五万人大会搞这些小毛崽子,这是方向、日标的问题。过去新北京市委斗争几个小流氓,这是王任重他们搞的王任重也没有报告中央文革。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它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对这个会,中央文革批判了王任重。这样的会,毛主席也是反对的。今天我与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这个会不要开,(按:指几个单位准备召开的揭发、控诉、批判西城区纠察队的大会)类似这样的会也不开。可以在学校批判、斗争,不要把这些当作主要目标,还是要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刘、邓路线。这些(指上面说的小毛崽子)放在学校批,放到刘、邓路线方面,攻总根子,把他们工作,当作一个小部分。把受刘、邓路线影响的人分化、团结过来,把左派队伍扩大起来,提高我们的政策斗争艺术、斗争水平。这两天也冷,花那么大力量斗争这样小家伙的会不要开了。这样的局势已经是很好的局势,我们要利用这个局势。
    (下面,戚本禹同志请大家谈谈意见)(有人提:这样的会我们想放到后期。)戚本禹
    后期开十五万人会也不合算
    (有人提:李洪山等该抓不该抓?)该抓,反对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该抓王力
    同学们提出的要派代表参加审讯,(审讯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细致的工作。你们要派代表搞审讯,不相信公安局的人,你们要派人,我们坚决支持(鼓掌)
    刘、邓路线很多,人不来也可以斗。我们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没有来。(有人提到:人大提出批判邓小平)
    你们可以把大字报写出来,印出来,送过去。戚本禹:
    打一个仗要有把握,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打。(有人提出要斗张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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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张文彩好象不值得,张文彩做了很多坏事,可能后面有人挑动,要真正把问题揭出来,改组(公安局)也好,给他一点压力。周荣鑫也斗了一次,也没有斗出什么事情,把西城区纠察队的材料多掌握一些,要打得有准备
    王力
    那天斗周荣鑫,问他谁批的?他说:“我批的。”谁叫你批的?他说总理叫他批的。这样矛头就不对了。搞更多的材料,要作调查,要有准备再打,要打就打准
    了解其内幕的,直接知道情况的,是队员。队员大部分是好的,把队员争取过来,他们能揭发领导的问题。
    (有人提出他们学校的摩托车给纠察队抢了的问题)这是破坏活动,要破案
    (有人反映了江西告急的情况)戚本禹
    南昌简直是反动统治。
    (北大“井岗山”一代表提到批判聂元梓错误路线的问题)
    希望你们与聂元梓冋同志合作,聂元梓是左派,要支持她,一起搞。要合作,聂元梓是一面旗帜,她做了好几件好事,在上海起了不少作用,一定要与她合作!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开始,针对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员谷喜春的问题,随便谈了一下。戚本禹:我听说你们要抓一个人,我很关心,来听听同学:谷喜春该抓不该抓?
    戚木禹:你们先不要抓他,可以斗斗他,斗他主要是把同学的认识提高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水平上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狗腿子。小狗腿子很多,这种人为了批判他搞大会,不值得。批判他是为了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王力:批判他们是为了肃清影响,团结同志。经过批判,如果他们悔改了,我们欢迎。我们要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你们要提高斗争水平、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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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思想,看到整个斗争的全局,不要扭在这个小家伙上。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巩固,不要光靠大会。现在已开过几次大会,很有政治气氛了,下面需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斗争要分析,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有利于争取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对戚本禹)
    同学:他三次挑动外校同学打人
    戚:打人的要有确凿证据,看他是不是策划,有确凿证据的可以抓
    同学:有人反对十六条抓不抓?说“十六条片面,依靠左派不对,应该依靠红五类,如果我有能耐,给毛主席贴大字报。”
    王力:赞成刘、邓路线的人是不会赞成十六条的。(戚:不是片面,是反对
    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战胜刘、邓路线的产物。可以让他讲,但我们要批判他要揭发、要斗争。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字报当然大部分是革命的,但大字报也有反革命的。
    戚: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
    (同学:江青同志歉虚)
    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王力:我们要深入地工作,看他的时代背景,是不是有计划,有政治阴谋,有没有地下组织联系。要掌握政策界限,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同学:中央发出通告后,公安局有三个人来我校,让我们把彭瑞聪黑帮放掉结果让我们顶了回去。可是有人打群众他们却不管
    王力:(对戚本禹)是,是有这种情况。中央通告是保护群众的,性质不样。再一个,要经过群众讨论。最好也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同学们对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缺点,错误是可以提的,问题是在“
    九”前后掀起的这一段小小的逆流,不是这样。(同学很少有革命派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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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派也有提意见的,九月下旬,在中宣部开会时,你们北医的不也参加了吗?北航“红旗”也提了很多意见,批评得很尖锐,都很有用嘛!但不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方式
    同学:现阶段,如何处理同工农结合和学校內运动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同志们自己安排,学校的如何搞?社会上如何搞?同工人农民运动如何结合?与工农是一定要结合的,这是一个方向。如果只停留在学校中,没有工农,那就没有文化革命的结果,就不会真正地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学校的教育改革也就不知道改到什么程度。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结合,要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学校的教育制度要改好,若没有工厂、农村的彻底革命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工厂、农村的运动也需要学生参加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出席者: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组织代表。〗王力
    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个问题,关于准备开一个大会,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南小兵(音)……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与大家商量。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很好,马上就要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讲了话,会议精神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刘、邓路线问题,林彪同志的讲话也讲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路线究竞是什么路线?提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更深入了。文件已经发下来,过去发到县、团,你们见到了没有?(答:没有见到)马上要发到党的基层组织。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目标要更加集中到路线的提岀者。错误路线不仅仅是几个月,六月至七月仅五十多天的时间,在我们党的各条战线上,其流毒影响是极深的。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在这两个月里,成绩是很大的。错误路线深入工厂,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哪里有革命就到哪里去镇压对于这样的血腥镇压,对于这些死不回头的家伙,一定要专政!不能软弱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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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就不能深入。一定要对他们专政,一定要把反革命的逆流打退。现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了一些大会,抓了一些人。中学生首都兵团前几天那个会组织得很好,目标集中在刘邓路线上,揭发刘、邓路线的流毒。在会上,江青同志与周总理都讲了专政与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很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明天)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这样,这里做个榜样仝国学着做。斗这些狗腿子,不集中搞刘、邓路线,这样做使那些大的会在背后高兴。要搞将帅。(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能让他们保住主帅,牺牲车马。)这些小狗腿子不好,扣起来,把幕后、背后的操纵者揪岀来。看看这些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可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十五万人大会搞这些小毛崽子,这是方向、目标的问题。过去新北京市委斗争几个小流氓,这是王任重他们搞的王任重也没有报告中央文革。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它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对这个会,中央文革批判了王任重。这样的会,毛主席也是反对的。今天我与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这个会不要开,(按:指几个单位准备召开的揭发、控诉、批判西城区纠察队的大会)类似这样的会也不开。可以在学校批判、斗争,不要把这些当作主要目标,还是要对准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刘、邓路线。这些(指上面说的小毛崽子)放在学校批,放到刘、邓路线方面,攻总根子,把他们工作,当作一个小部分。把受刘、邓路线影响的人分化、团结过来,把左派队伍扩大起来,提高我们的政策斗争艺术、斗争水平。这两天也冷,花那么大力量斗争这样小家伙的会不要开了。这样的局势已经是很好的局势,我们要利用这个局势
    (下面,戚本禹同志请大家谈谈意见)(有人提:这样的会我们想放到后期。)戚本禹
    后期开十五万人会也不合算。(有人提:李洪山等该抓不该抓?)该抓,反对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该抓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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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95页,共5150页
    同学们提出的要派代表参加审讯,(审讯那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细致的工作。你们要派代表搞审讯,不相信公安局的人,你们要派人,我们坚决支持。(鼓掌)
    刘、邓路线很多,人不来也可以斗。我们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没有来(有人提到:人大提出批判邓小平)
    你们可以把大字报写出来,印出来,送过去戚本禹:
    打一个仗要有把握,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打。(有人提出要斗张文彩)
    斗张文彩好象不值得,张文彩做了很多坏事,可能后面有人挑动,要真正把问题揭出来,改组(公安局)也好,给他一点压力。周荣鑫也斗了一次,也没有斗出什么事情,把西城区纠察队的材料多掌握一些,要打得有准备。王力
    那天斗周荣鑫,问他谁批的?他说:“我批的。”谁叫你批的?他说总理叫他批的。这样矛头就不对了。搞更多的材料,要作调查,要有准备再打,要打就打准!
    了解其内幕的,直接知道情况的,是队员。队员大部分是好的,把队员争取过来,他们能揭发领导的问题。(有人提出他们学校的摩托车给纠察队抢了的问题)这是破坏活动,要破案
    (有人反映了江西告急的情况)戚本禹
    南昌简直是反动统治。
    北大“井岗山”一代表提到批判聂元梓错误路线的问题)
    希望你们与聂元梓同志合作,聂元梓是左派,要支持她,一起搞。要合作,聂元梓是一面旗帜,她做了好几件好事,在上海起了不少作用,一定要与她合作!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戚本禹: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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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讲话(王力翻译)
    最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大中学校一些同学开了几次座谈会,还连续参加过几次大中学校的大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今天准备向大家提一点意见,供参考。因为江青同志和其他同志还要讲话,我主要讲一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怎样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坚强的大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更好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是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是无阶级的思想革命,是无产阶级革除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这样我们就要用头脑考虑在革命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是很高的,这种革命热情是很可贵的,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热情,我们什么事情都搞不成。但是只有革命热情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导也是不行的。对不对呀?(众答:对
    我想建议同学们熟读毛主席的几篇作品。头一篇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决议。这是毛主席写的决议,经过许多调査研究,经过许多酝酿,同很多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写出来的决议。这个决议事实上是我们建党建军的纲领,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在建党方面经验的最重要的总结现在我们的情况虽然和当时的情况不一样,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现在的群众运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下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要晓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在革命当中我们许多很好的革命青年、很好的革命家也要在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胜利地战胜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九页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我们队伍里边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是革命派,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方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总还有一些旧社会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的影响,封建阶级的影响,能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都已经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化了?我想我们思想是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还不能够说已经化了,不晓得对不对?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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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过低的估计了大家的革命性啊?(众说:不是!)大家就没有个人主义吗?(众说:有!)我看有的人,个人主义少些,有的人,个人主义可能还比较厉害些。个人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小团体主义有没有呀?(众说:有!)因为小的枝节的问题争论不休,打来打去。本位主义有没有呀?(众说:有!)自由主义有没有呀?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我们革资产阶级的命的同时,要革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里的影响的命。赞成不赞成啊?(众说:赞成!)还是保留好还是去掉好?(众说:去掉好!)去掉了好,那么,请大家读一读毛主席的这一篇著作。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中我们会有许多经验,我们要结合这些经验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这篇著作所讲的问题是万古长青的真理,对我们现在还是完仝适用的。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刚刚建立起来,碰到了许多问题,这篇著作读起来会特别亲切。同学们革命的热情,革命的气概很好,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个人主义呀,本位主义呀,自由主义呀,小团体主义呀,这样一些东西都要克服。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学习这一篇,如果同意的话,可以读,可以组织讨论。(众说:同意!)结合你们现在的经验,要跟实际结合来学习
    第二篇是《反对自由主义》,在第二卷三一七页。这一篇是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白己在内所存在的那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非无产阶级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影响作斗争的重要武器。这一篇不长,大家如果同意的话,可以读,也可以讨论。(众答:同意!)
    还有第三篇是第四卷二四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学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全世界的军队所没有的,包括十月革命以后的红军还不能够做到,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真正做到了。这是毛主席对于军事建设的伟大贡献,对于无产阶级军事建设的伟大贡献。它对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红卫兵是完全适用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学习?(众答:同意!)这是靠自愿,以自愿为原则。
    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必须见之行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要同我们的行动结合起来。我介绍的这三篇著作,主要的是同我们现在的实际行动有关,希望在学习之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出现更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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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红卫兵以后,还是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来进行活动。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自觉地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把红卫兵建设得更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广大群众更可以团结。不晓得对不对?(众说:对!)
    总结三两句:介绍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以上三篇著作,正是为着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队,这样我们就批判得更有力、更彻底。介绍毛主席的三篇著作目的就为了这个,为着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为着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得落花流水。
    我在两次会议上曾经说过,现在还要重复地说,谁如果不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就让它灭亡!(热烈鼓掌)
    江青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是符合事实的,最近我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有的是全体中央文革小组参加,有的是部分参加的。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边学习,边斗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我个人认为日前的形势是大好的。这个可以比较,和去年这个时期比一比,去年11月份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那时仝国是一潭死水,压得很紧,而今年,蓬蓬勃勃地起来了,象刮十级大风,有的地方低些,目前处于高潮,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国际上,我们的国际友人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关心的,对红卫兵战友是非常钦佩的,赞美的。而我们的敌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身发抖和惊恐,简直把红卫兵看成洪水猛兽,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摧残一切,大家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厉害骂我们呢?骂得很好。我看一个革命者如果不被敌人骂,还算什么革命者,对不对?
    中国无产阶级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害怕得要死,现在红卫兵成了他们的头条新闻,惊动全世界,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光明前途,看到敌人在发抖,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感到孤立,其实是不孤立的。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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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怕孤立,我们的形势大好,这不是比较而言,你们说对不对?(众:对!)过去你们能进大会堂吗?(众:不能)他们不请你们,过去大会堂许多装饰不是革命的,七拼八凑,不怪服务员,怪领导,1964年开民兵代表大会时,有幅所谓的国画,是反革命的画,我说把它弄掉,他们不听。可是他们怕你们,怕小将,这次破四旧,他们赶快摘了。(笑声,鼓掌)现在应看到红卫兵起的作用,对红卫兵战友们的革命战果要充分估计。错误我们都有,我和伯达讲的是两个方面,不要以为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光是缺点,缺点我也有,伯达也有,有时,说错些话,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的大好形势
    另外讲一个原因,我们革命的性质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其他国家如苏联就没有进行这场革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没有改造。在苏联四旧多的很,这就逐渐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进入个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掌权之后,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次获得了解决,这就是说在社会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表现在我们党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始终贯穿的。因为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当错误路线起了主导,革命就挫折,就失败,当正确路线起了主导,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红卫兵组织内有没有?你们说有没有?(众:有)所以,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斗争,边学习,伯达同志刚才提的那三篇文章很重要,对你们重要,对我们也是很重要,我们不学习,有时也忘。《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我经常学,经常接受党的教育。我记得比较深,主席对我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这时江青同志面对总理说:这一点总理知道)大家知道,我在主席面前,没受到什么赞扬,老受批评,这样很好。是严师,我是小学生,学的很不够,对你们的革命行动造反精神,也要好好学习,我不好好学习就掉你们的队,我不是说过吗?要紧跟一头嘛,要紧追一头。
    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在社会各个角落都有,如果没有矛盾,社会就停滞不前,要看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何处,你们是大学生,高中生,里面有没有初中生?(众:有)你们要更好的学习主席著作,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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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的文化高,我想你们比我学得快,但由于你们的斗争经验,可能领会得慢点,在领会精神方面,随着年龄和经历有所不同,认识随着斗争发展。边斗争,边学习,学懂了一点东西,可以用很长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把革命的性质搞清楚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开六大,七大时都讲革命性质,那是资产阶级性质,无阶级领导的革命。而现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十几年了,敌人还利用各种的传统、习惯、四旧来腐蚀我们的党,军队和政府机关、企业,如果不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这些小将去冲那些旧东西,它是不会自行跑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较量十几个回合,他们执政了十几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左派队伍组织不起来,我们如何壮大左派队伍,这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很好地学习毛著,就是要破私心杂念,破个人主义。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个人和集体是对立的统一。问题是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还是把集体放在个人之上?是把小集团利益放在上头还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上头,我看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摆的不妥当。要善于分清敌友,要善于利用同盟军,这是毛泽东思想更重要一环。我们左派队伍如何壮大起来,我在些场合提到过,求同存异。同,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异,就是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不一样。你们能不能经过协商,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前几次座谈会有人提出,北京搞一个统一的联合组织,问我行不行,我们完全同意,但不能包办代替,我们不是工作组,要搞统一行动,我们不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敌人就高兴了,敌人就要钻空子,敌人就会利用我们的矛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是很重要的。要联合就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你们同意吗?(众:同意)在这基础上要学会协商,不要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要有气度,搞政治就是要有气度,容人的气度,懂吗?(众:懂)青年人容易犯毛病,我青年时也有,容易看到人家的缺点,不看人家的优点,而对自己的缺点就看不到。光看人家的优点,把自己的优点放在后面,这样就容易团结起来,能不能?(众能!)我想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你们比我们聪明。你们问能不能联合起来?你们不要问,由你们自己搞。你们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要给敌人留空隙,利用敌人的矛盾,利用同盟军,才能彻底孤立敌人。这一点不太容易。你们要好好谈谈,你们现在处在第一线,你们都是大学生,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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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1页,共5150页
    初中生不多,但是要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但要读语录,还要读好多文章。讨论、漫谈,年级高一点的,还可以读一点马克思列宁的书。如果不是边斗争,边学习,在斗争中学习,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不行了。一开会就背语录,我背不过你们。我只注意领会,我年青时也背不了,我一本书读了六遍,《国家与革命》读了六遍,懂了一两句,即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压迫人民的机器。原文记不清了。我觉得,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大家团结起来,要搞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搞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枝节问题。路线问题不解决,错误路线害死人坑人。王明错误路线,占领四年,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区损失到百分之十。我们是过渡过来的。现在这条反动错误路线,玷污了多少人呀!该不该辩清?(众该。)不久要把林彪、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到你们那,你们要好好学一学。此外,一定要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要坚持和工农实行三同。否则你们没有韧性,冲两下能行,但坚持下去不行。在三同中,要做调査研究,不要单听一面意见,要从多方面了解。现在有些反革命骂我们说:“你们只听一面的意见,偏听偏信”,其实我们两面都听,反革命意见,听它干么?(热烈鼓掌)其实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我是听到过的。在这里我不愿提他的名字,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丑
    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谦虚,这就是实事求是,对自己不要说的太高,对別人不要说的过低,这样事情就会办的更好一些。这样不会转移革命的方向,所以左派队伍组织的壮大要学一些东西。大前提一致,是要讲原则。看谁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谁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这个纲提起来,分水岭就清楚了,中间群众就可以争取。在斗争激烈的时候,中间的人是很难存在的。不跟左派跑,就跟右派跑。我想讲的这个问题,不知对你们有没有一点帮助。
    最后我讲一个问题,西城区纠察队,还有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问题。这个组织形式是不妥当的。它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这个组织,从开始到现在,要看经过,看其多数和少数,关于它的功,我调查不够,初期在破四旧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坏人利用,当了宪兵,打人。他们自己私设刑室,关人。听说广播事业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许多人。广播事业局来了人吗?(没人答)广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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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2页,共5150页
    院来人了吗?(答:来了!)是否有?(答:有,是软禁。)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査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来了吗?(答:来了!)吴新起来了吗?我要认识认识你,你们自己改正错误这好啊。(吴答:好!)(大家鼓掌)对极少数人要专政。如不专政,你们的大民主没保证,我们也没保证,他们可以抢小汽车。一会抄这,一会抄那,但大多数是好的。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付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付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拍桌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我就要鼓励他们,自己起来造反。吴新起给我来信说要解散纠察队,我们要鼓励他们自己起来批判。然后,他们愿意到那个组织去,你们都欢迎。好不好?(众:好。)所有的纠察队都要解散,你们红卫兵以后不要再搞纠察队
    关于抄家问题,有些严重的地、富、反、坏、右的家,可以抄,你们抄的大多数归公了,主要抄政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家可以抄,有的小家伙抄了人家的表,白己带上了,知道的要交上来,钱自己花光了,要自觉地做检査。但是,你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不是主流,以后,抄谁的家,可通过公安局去抄。要抄政冾的,如文件、材料等。最近,小将们抄了不少东西,给我们看。从陆定一家抄出了不少东西,都展览了。财宝不要抄他了,要做展览。今天××到了吗?(没人答)不要象西城区纠察队那样捉人,你们不要再犯。不要把人捉得太多了。毛主席向来主张群众监督,七亿人口,如果将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捉起来,就有三千万。多捉了,背上了包袱。对西城区纠察队要看有功、过。过、是小撮人的错误。(问吴××……答吴起新)你们大多数人没有错吧!不要灰溜溜地,抬不起来。我们也作过检查嘛。你们大多数觉悟了,就不觉得有压力。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梁老彬、吴小宗,他们把打人惨叫声录下来听,这是什么行为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红卫兵不要搞纠察队,“纠察队”纠察别人,本身就不好。千万不要破坏红卫兵的名誉。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你们的红司令。国际上敌人都怕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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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3页,共5150页
    你们应该负政治责任呀!我希望你们要珍惜这个光荣的称号。我希望看到左派队伍壮大起来。把那些受蒙蔽的人团结起来,孤立一小撮人。不要遍地开花。要各个击破,有的反革命分子攻击说我们提斗批改是“左”倾,其实,我们一直在斗批、改。他们这么说,就是无知、愚蠢。我希望你们去掉私心杂念。你们不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要支援受压迫的民族吗?你们要想想,你们的责任多么重大呀!你们思想,你们的肩上挑的是什么呀!我们自己也想一想,自己肩上挑的多重。要把我国建成一块红色基地,去支援受压迫的民族,和世界人民革命我的话先讲到这里。
    康生同志的讲话
    再过一个礼拜就过新年了,恭贺同学们、战斗员们的新年之喜(掌声)。这个年的确是新年,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新年(掌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年,它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新年(掌声),它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年(掌声),它也将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胜利更大胜利的新年(掌声)
    谈起过年来,想起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九年过年的时候,主席元日致词写了篇文章,大家记得不记得,大家不记得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将革命进行到底》(掌声)。我们今年这个过年就是要掌握住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指示,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从六月一日到现在过年的时候整整半年了,半年中间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导下面,大家根据毛主席革命路线去斗争,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进行了很大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还要我们在明年更加努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绝不会轻易地退出舞台,它还要进行各式各样的反复,我们看到最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象李洪山,象易振亚,象兰小冰,象赖锐锐,象谭力夫等人,在他们的后台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反扑,我们当前就是要彻底地打垮它们的这种反革命的活动。(掌声)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叫你们学习三篇毛主席著作,江青同志的讲话不是让你们关起门来作检讨,而是叫你们掌握起这个武器把反革命彻底打倒(鼓掌),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进行到底(掌声)!最近这个时候你们左派队伍在毛主席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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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4页,共5150页
    下不断地壮大,西城纠察队和其他一些地方受蒙蔽的同志逐渐觉悟起来,这种形势非常好,但是我们还不能放松,还不能松劲,他们还会用各种方法来活动,他们反革命还会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应该特别提高警惕。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掌握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把我们的队伍更加巩固、扩大起来,打击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争取教育团结绝大多数的同学,提高我们的警惕,加强我们的战斗力,加强我们的思想武装,准备迎接一九六七年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的胜利。(掌声)
    周总理讲话
    各位同志、同学、红卫兵战士:
    刚才江青同志全面把文化革命的形势、特別把红卫兵的活动,方针政策讲得很清楚,伯达同志讲过学习主席的三篇著作,康生同志讲过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新的胜利。
    我想各方面都提到了,我想补充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进京以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提出的,取得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伟大的预见贯穿在整个十七年中,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指出了下阶段的纲,这个纲直贯穿十七年,特别是62年十中全会公报,大家都读了,看得更清楚。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不断前进,特别在近五年来,在关键时刻,是主席亲自端正了方向。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是必然的局面。这个阶级斗争弥漫全国。毛主席最近与外国友人说:“我们搞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找到一个重要办法,将阶级斗争搞到全国、动员亿万人民触及灵魂,深入到每一个人思想深处。从大中院校,党政机关逐步发展到工矿企业、科学研究机关、农村。这个几万万人参加的阶级斗争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在陈伯达十月作的报告上,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广这样的深,既要处理敌我矛盾,又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集中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一小撮牛鬼蛇神。这是敌我矛盾、敌我斗争。同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两条路线斗争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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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5页,共5150页
    举毛主席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这两条路线斗争涉及面更广,涉及整个人民内部,敌我矛盾是涉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到底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也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有。虽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提出和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坚持不改,继续顽抗,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边,就发展成为敌我矛盾。这个毛主席在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说过,伯达同志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和他的报告中引用了。正是因为这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也就打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愈深入愈彻底,就会把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国庆社论和林彪同志十一月
    三日的讲话,特别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红旗十三、十四、十五社论也提出来了。这两个月斗争的开展从北京看得很清楚。
    学校学生红卫兵造成新局面,造反派声势壮大,保守派削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依照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决定法办了、制裁了。最重要的是两条路线斗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深入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成绩,目前仅仅是开始,只能说刚刚开始深入,还不能说已经深入。把学校两条路线的斗争引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要从高级机关引到下级机关,从城市引到农村,还要一个过程。
    我今天接触到几个方面的问题,发现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基木功,要深入调査研究、调査材料。上级党政领导然后到工矿企业、事业、农村很好进行调査。逐步掌握材料,否则只能叫几个口号,可以在大会上把被斗的人压住,还不能很好触及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能深入到思想领域中。这样深入的思想革命,不掌握材料,是不能真正使他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所以要在思想上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表面的斗不能真正改正。要调査清楚。江青同志说过:每个人都要学习。我要向你们学习,你们要向更多的群众、社会学习。行动是有思想指导的,有了错就要改。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占领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占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挤掉资产阶级思想。
    你们青年人敏锐,容易接受新思想、去掉旧思想、要使斗争深入,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智慧,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毛主席、下有群众。现在两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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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6页,共5150页
    斗争必须结合思想。青年人允许你们犯错误,列宁、毛主席都说过。我们有小错淏难免,知道了就改,不要犯大错误。青年人犯了错误要改,首先要靠自己,还要靠同志和朋友。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要向上,对领导,今天集中给你们讲一讲,更好的是开小会,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交谈深一些。在社会上的斗争,你们准备到工厂、农村中去,徒步串联。
    为什么现在会议这么多,这么频繁,就是造反派得了优势,造反派现在新的问题也来了。以前被压是锻炼,我们支持你们。现在占优势,是否就够了呢?相信会说不够。不会的向上请教主席著作,向下请教群众,互相学习,彼此帮助共同提高。真理掌握在你们方面,所以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你们要教育团结他们。这是好事,但容易造成一种现象,队伍不整齐了,杂了。你们队伍要整顿,保守派要整风。左派也要整风。现在串连回来了,要整顿、学习、巩固、不是静止地学习,要边战斗边学习。
    但我们一定要看到还有起伏,运动是波浪式发展的,这是规律。你们要把调査研究工作作的更好、学习得更好。掌握政策,掌握方法,以便更好地在下阶段展开。
    今天主要是你们听,我们讲,过去我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谈的意见,我们支持了。但不能算是中央的决定,不要认为是党的决定,因为要作为党的决定,还要有个实践过程。你们拿回去写大字报、宣传、油印、特別是广播,影响周围的群众。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制定政策要有个过程。我们应取得密切的联系。前天谈了这个问题,马上有人广播了。我们的谈话作为参考不是党的正式决定。传出去了有时候容易造成被动,要费很多功夫。当然这也是锻炼,是一种不打招呼的锻炼,突然袭击嘛!我们要互相守信义,说不让公开就不公开。这样大民主才能继续。当然也不要大惊小怪。黄河长江汹涌澎湃,上流带点泥土下来,下流变成肥田沃土。我们目前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关起门来搞,敞开门来搞。在北京有国际影响,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敌人反对,朋友支持。大家都想听毛主席的声音。你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北京的革命同学,你们的责任比你们想象的还重得多。你们放假闹革命,有最大自由,但是不要忘记要有民主,还要有集中。想到毛主席,想到四个念念不忘,每一个步骤不是个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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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7页,共5150页
    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北京的红卫兵在毛主席身边,影响很大。所以必须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得更好。你们的宣传、组织、纪律都要重视。现在运动只是初期,67年的新高潮比现在更高,要有所准备。你们要好好学习,真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你们要提高,等于我们提高,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因为今天不早了,不再讲了。现在有几个问题回答:
    小学教师问题正在讨论。农村十条规定,正在讨论。65年毕业生要求回母校。有的工作要搞几点决定。:复员转业军人,荣誉军人要求回答。是上级谈过的。以后都搞几条规定
    徒步串连收集了一些材料。半工半读还要座谈陈伯达
    我再补充几句。我刚才讲话,你们是否感到有点毛病?我们小组有同志说发言不好,没有讲两条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复讲过,包括我自己在内反复讲过,今天讲话疏忽了。在毛主席旗帜下,组织浩浩荡荡大军,更好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不是不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组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战斗队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得落花流水,我在有次会上说过,谁不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就让他灭亡。文革小组内有批评的,不因我是组长就不能批评,造组长的反(江青:爱护他,才造他的反)没有批评自我批评是不能前进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经常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今天作一个自我批评。
    周总理
    谈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几个意见,大家问我们的意见,还在准备当中就是关于小学教师问题,关于下厂、下乡农村问题,中央正准备发个文件。关于
    六五年毕业生的问题,也要做几点决定。关于复员、转业、荣誉军人的要求也要做几点决定。关于徒步串联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要作几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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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8页,共5150页
    最后还要讲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毛主席十二月二十六日过生日的事情,大家提出要进行祝贺。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不要过生日,不要送礼,这是防止旧风俗长期以来的影响。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破旧立新的号召,主席不赞成,就不要搞生日庆祝会了。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来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江青同志解答一个问题
    问:现在许多人要下工厂,农村怎么办?
    答:我认为目前不适合大批地下工厂、农村,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判,你们串连出去半年了,你们出去串联刚回来,现在有的人还没有翻身有的才平反,还没有深入斗争,我觉得这个时期,边学习,边斗争,头脑中清楚了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下工厂、农村,这样比较好,大家看怎么样?(众好!)
    我们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型座谈会,倾听你们的意见,然后,到一定时候,再召开象今天这样的会,集中谈谈我们的意见。这样配合起来,把反动路线搞得更清楚,批倒、批透。
    我坚信,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定会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对荣高棠的问题进行彻底揭发,严肃批判,坚决斗争,使他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我们要坚决把国家体委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取得最后胜利,以保证我国的体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发展。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把体育队伍办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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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见人: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穆欣等同志。归纳要点,清华大学蒯大富、陈育延整理。〗
    、成立起草小组,起草红卫兵的条例,提出红卫兵要遵守的几条(不搞繁琐哲学)。七人小组有清华、北航(红旗)、北大(聂元梓),地质(东方红)政法(政法公社)、廿五中、二中组成。
    二、张春桥:主席前天讲(25日):特别反对要很多经费,反对红卫兵要很多经费。实际上人家容易用钱来收买,红卫兵不需要很多经费。陈伯达同志说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用捧左派,拿钱收买左派。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可怕的是左派被收买。”江青同志:“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伯达同志:“红卫兵应该成为一个朴素的战斗革命团体,不要搞套机构。行政瘫痪了,我们自己来管理,行政管理和红卫兵组织要分开。学校为什么要校长呢?学生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学校,可以成立管理委员会。我们要建立新学制,社会主义的新学制。不但要关心国家大事,而且要善于管、要管理自
    、江青同志(一再强调):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蒯大富联系陈伯达和总理接见时建议学的三篇文章……)
    伯达同志讲:"没有纪律就造不了反,就不能有力地造反。红卫兵不应该搞山头主义。老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头脑的反,这怎么行!这样就可能被腐蚀。你们要向解放军学习。”
    江青同志讲:要把我们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小猴子,现在我感觉你们有点涣散,精神面貌不正常。
    江青同志提议我们军训一个时期(鼓掌),蒯提出在清华搞试点,江青同志同意了张春桥说: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就可以军
    江青同志:中央可能发通知,让各地同学都回自己学校王力:“批改的任务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下厂要有目的。”
    陈伯达同志:“军事训练要突出政治、主要是搞政治、清思想,时间不太长。”刘志坚:“派几百名战士去清华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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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阶级斗争形势,
    江青同志先后讲了三次“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附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错误的地方,把一些不适当美化的人美化了(指刘少奇领导的白区工作)。现在错误路线跟那时(六届七中)关系很密切,目前还在跟我们较量着,你们现在就封候了,行吗?
    (北航红旗同学说现在没事干了)。陈伯达同
    “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江青同志:“阶级斗争激烈得很哪!”有人说到刘少奇检讨的问题时,
    江青同志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1964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长达七个多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査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是假的。”
    说到王光美的问题,
    “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当时我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戴上项练,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一个大国主席的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又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她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戴项链。’结果这次一看电影(指刘少奇访印尼纪录片),她又戴了。电影为什么不放啊!到清华去放一下。”
    江青同志责成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五、蒯大富问:十二月十二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大意为刘少奇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揪不适合,不策略,清华贴刘少奇大字报,主席亲自叫伯达同志去制止
    江青同志:“那是几个月以前。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六、江青同志:“有人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敢去清华,其实不是这样。那时中央有条纪律,不准去清华。这次没有这个规定了,因此我们要来清华听听各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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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江青说:“你们都说没事干,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们看不到。例如,街上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把原来可以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地方都用红漆给刷上语录和标语了。这一方面是很大的浪费,一方面是有政治阴谋的,使得大家没有地方贴大字报了。这难道不是事吗?”
    八、清华大学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
    戚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九、蒯大富问王力同志:“能否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我们编入大字报?”
    王力同志说:“可以交给你们。”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大专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清华大学井冈山蒯大富发言:《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来揭发、控诉、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腥镇压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动员令,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半年多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司令部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根子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一贯地,公开或隐蔽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把我国引入资本主义的歧途。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白领导的、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一小报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因此势必遭到他们空前激烈的疯狂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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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一日毛主席批示了聂元梓同志的马列主义大字报,亲手点燃了文化革命熊熊烈火,大火所到之处,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烧得焦头烂额,显出原形,革命群众拍手称快,斗志大增。当大火直逼刘家门楼之际,把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吓得潭身发抖,而当他们惊魂稍定感到日子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大批工作组,妄图扑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
    我校革命师生在仝国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之下,向蒋家小朝廷猛烈开火。正当蒋南翔在清华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之时,叶林率领刘家工作组开进清华园急忙忙罢了蒋南翔的官,妄想切断从蒋南翔通向上面的黑线,弃车马、保将帅。
    工作组一进校就搬来了国民党的“训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束缚群众的手脚,妄图把群众运动纳入他们自口的轨道。当革命群众纷纷贴大字报质问工作组,工作组感到站不住脚的时候大扒手王光美奉刘少奇之命潜入清华,当上了工作组的太上皇,干尽了坏事。
    他们瞒上欺下,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已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是党的化身,招摇撞骗,一于遮天,不可一世。
    他们挥舞大棒,围攻迫害革命左派,大搞“反蒯”斗争,把800多名革命生打成“蒯氏人物”、“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妄图扼杀革命造反精神。
    他们制造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进行围攻、盯梢、软禁、逼供、按手印、抄家,揪“蒯氏”后台、无所不用其极。逼出了数起自杀案件;而对黑帮却执行条“兵临城下”的右倾投降路线,运动群众,“温”斗黑帮,为黑帮分子蒋南翔开脱。让黑帮分子坐在豪华的工字厅中养尊处优,逍遥法外。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又是何等的鲜明啊
    在这条反动路线统治下,一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被打了下去,清华园变得冷冷清清。
    王光美工作组在清华怀着不可告入的目的,背着党中央,背着中央文革大搞独立王国,大捞政治资本,大树对刘少奇的迷信,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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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王光美一反常态到处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之下矫柔造作,迷惑群众,为工作组评功摆好,公开吹捧刘少奇,默认了“刘少奇万岁”这一反动口号
    在刘少奇的幕后指挥之下,王光美竞敢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为工作组的反动路线辫护。到处放毒,说什么“不要简单化”“完全没有错,谁还行”,“工作组有成绩有缺点,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说”等等,甚至以参加劳动,到食堂打菜等小动作来笼络人心,以至把吹捧她的大字报都贴到王府井去了
    她公开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抵制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她在八月初私下召并“座谈会”,鼓动一些人“顶住”,又唆使成立“八·九”串连会和革命师生自己组织的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八·八”串连会对立,在同学间制造分裂,把水搅潭,从中渔利,用心可谓险毒矣。
    王光美还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反动血统论,毒害青年,乘机把“叛徒”“黑崽子”“混蛋”“右派翻天”等帽子扣在革命群众头上,挑起群众斗群众,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光美的罪恶实在太多了!她是清华园内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头号大抄手!她必须作第二次公开检查
    可是,小小的王光美又算老几?她的大后台是刘少奇,刘少奇就是镇压清华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刘少奇手下大将老奸巨滑的反共老手薄一波,也不甘示弱,为资产阶级反动潮流,推波助澜,迫不及待地登台表演,把黑爪伸进了清华园。他一面给亲信叶林下密令,与光美配合,镇压文化革命。一面又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两次来校当众与蒯大富辩论,亲手给蒯大富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与王光美一吹一唱,配合得何其好矣
    薄一波还通过两面三刀的政客陶鲁笳,疯狂地扼杀了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我们严厉正告:老扒手薄一波,罪责难逃,铁证如山。你必须回清华还帐!薄一波的黑根子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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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作组滚蛋了!王光美溜了!薄一波也夹着尾巴逃跑了!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又耍了个新的花招,一方面一手泡制了由高干子弟组成的伪“临筹”。另一方面又派出王任重这只哈叭狗,假冒中央文革之名,行使刘、邓反动路线之实。
    王任重这个政治流氓,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明里支持革命的“八·八”派,暗中给保守的“八·九”打气撑腰,他表面是人,暗中是鬼
    就是这个王任重,当面摆出一副批判反动路线的架势,背后与王光美勾勾搭搭,密信来往。死心塌地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就是这个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派岀联络大员,左右清华运动,替刘少奇传话。为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张目。
    就是这个王任重,一手策划了连工作组也望尘莫及的“八·一九”“八·二
    四”等血腥镇压革命派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把直逼黑司令刘少奇的熊熊烈火扑了下去。
    就是这个王任重,通过其女儿搞“红旗红卫兵”,打着红旗反红旗,贩卖折衷主义,妄图把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引入歧途,保其过关。
    就是这个王任重极端害怕、仇恨革命大串连,把到湖北去造反的革命师生视为洪水猛兽,布置层层围攻,无所不用其极
    也就是这个王任重,挥舞“秋后算帐”的大棒威胁压制革命群众。政治流氓王任重,年关已到,我们向你算总帐的时候到了!王任重必须回清华交帐
    几个月来,清华园上空刮过一阵又一阵的黑风,升起一团又一团的黑云,其源盖出于刘、邓黑线!什么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一个个都只是登台表演的小丑而已,一个个对清华园唾涎三尺,其源盖出于刘邓司令部!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刘少奇!刘少奇不但在清华园,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五十多天把全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对全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刘少奇不但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而且是十几年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地坚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刘少奇是中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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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5页,共5150页
    权派!罪恶累累!他与国际观代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他为彭、罗、陆、杨的反党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张目。又何其毒也!
    当前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的深远意义在于,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带领着这一代革命青少年,革命人民闹革命,让革命小将在斗争中学会打倒敌人的本领,学会反颠复、反复辟、反政变的本领,总之学会革命造反的木领。但是,刘邓反动路线却实行高压政策,大搞白色恐怖,把敢闯敢干生气勃勃的革命小将的豪情锐气打下去,恨不得将之打八十八层地狱,妄图将革命后代一个个变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庸人。这样下去,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中国的第三代“和平演变”
    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管你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只要你反对毛主席,就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刘、邓女将王光美执政时期,在森严恐怖的法西斯统治下,清华的革命派并没有因此被压服,即使在斗争最艰苫的时候,我们仍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阳光。“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主席的教导,犹如黑夜中的北斗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在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不少同学含着热泪,用鲜血写下了刚坚的誓言:“我要革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平地一声春雷起,八届十一中全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战斗的纲领—一十六条,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校革命派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五十多天你死我活坚韧不拔的斗争,终于赶走了大叛徒薄一波,驱走了政治流氓王任重,轰走了政治扒手王光美及其刘家工作组。
    我校革命造反派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情,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之意,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共戴天之仇,奋起千钧棒歌造反,勇猛斗争。在斗争中,组成了自己的革命队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井冈山红卫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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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6页,共5150页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敲响了刘、邓路线的丧钟,吹响了全线反击的进军号,我校革命群众立即投入新的战斗,掀起了一个批判刘、邓路线的新高潮。在革命的风暴里,在斗争的烈火中,我校左派力量大联合,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了井冈山兵团。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12月25日,井冈山兵团五千余人,车出清华园,大游行,大宣传,大反击,搅乱北京城,震动仝中国,影响全世界!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攻。大长革命派的志气,大灭反动派的威风。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奋勇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那些被打击了的阶级敌人还会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都只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而已,反革命阴谋家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裁决。
    那些还未暴露的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动员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蒙蔽至今还不觉悟的糊涂人,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进行疯狂的反扑,以攻为守,抵制批判反动路线,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米的发展。
    最近在重庆,在合肥,在哈尔滨,甚至在北京连续发生群众斗群众,武斗事件。这都是谁在幕后操纵呢?我们决心揪岀黑后台来,扫除一切害人虫。在北京,在全国,吹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社会上一小撮牛鬼蛇神闻风而起,一些顽固追随反动路线的人也越走越远,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等小反革命喽罗也一个个杀将出来。什么“霹雳”、“梅花”、“四野”也纷纷出笼。
    为什么他们的炮火如此猛烈,目标如此集中,步调如此整齐,气势如此凶狂甚嚣尘上?
    难道这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从清华,从北京,从全国无数事实证明了,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有后台的大反扑。这个后台是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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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7页,共5150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要穷追猛打,不管你是露出来的,还是藏起来的;不管是杀气腾腾,还是装死躺下;不管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通通把他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打垮,批臭、砸烂,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决不犹豫,决不留情,决不客气,决不怜惜彻底埋葬刘、邓的反动路线
    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1966年12月27日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聂元梓发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席卷全国,震撼了整个世界,敲响了一切反动阶级的丧钟,革命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但是,那些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却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吓破了胆
    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保住他们的独立王国,他们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泡制了一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多么阴险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斗争。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以新的、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新的反扑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刮起了一阵阴风。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现在我们定要乘胜追击,追根究底,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臭,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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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8页,共5150页
    水有源,树有根。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总指挥、总头目?谁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总统帅?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指挥者,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种种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罪恶勾当
    他们公开支持反党叛国分子彭真亲手泡制出来的反革命的“二月提纲”,并把它作为中央文件,散发各地、流毒全国。刘少奇、邓小平是反革命“二月提纲”的支持者和庇护者。
    他们竭力反对和企图扼杀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对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康生等同志施加“压力”。这个阴谋由于被毛主席戳穿了才未得逞。他们还背着毛主席,大派工作组,一度“控制局面”,颠倒是非,棍淆黑白,镇压革命群众,围剿革命派,妄图扼杀文化大革命,达到继续实行他们修正主义统治的目的。
    他们又一手策划制定所谓“中央八条”,想把所谓“内外有别”、“注意泄密”等八条枷锁,套在革命群众的脖子上,想把莲蓬勃勃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刘少奇、邓小平是扼杀革命群众运动的总指挥。在群众运动的烈火扑灭不下去时,他们就撕去了假面具、露岀凶相,竟然命令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白色恐怖。他们的得力打手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把北大革命的“六·一八事件”,污蔑成“反革命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少奇、邓小平对此不仅大加夸奖,而且命令他立即总结成所谓的“经验”刊登出来。这还不够,他们居然还在这个反革命的“经验”之前,加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示”。在全国推广,说什么“别处发生类似情况也要照此处理”。这样,就在北大、清华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镇压革命的白色恐怖。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这样的镇压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刽子手
    请大家看一看,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发展到了怎样严重的地步,他们竟象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对革命群众采取公开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制造流血事件的反革命手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严正的批判。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而是采取新的形式,更隐蔽、更恶毒、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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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9页,共5150页
    阴险地来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企图继续欺骗人民,维持统治,扼杀革命。在北京大学,他们就继续玩弄花样,通过王任重,想拉拢一批人,打击革命左派,想继续控制北大局面。多少年来,北京大学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斗争的重要阵地。
    刘少奇、邓小平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们死死拉住北京大学这块阵地。陆平倒了,就派亲信张承先来;张承先倒了,又想通过王任重来统治北大。但是,你们这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把戏,再也欺骗不了革命群众。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照妖镜,一切阴谋诡计,都逃脱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这里破了。你们必须彻底交代在全国和在北大所犯的一切罪行,你们必须彻底向人民低头认罪。
    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职位这么高、资历这么长,却如此恶毒地制定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处心积虑地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刘少奇、邓小平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自今日始。他们直是和毛主席的方向、道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
    早在1942年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就在新四军内胡说过:“不应该放弃民主义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拿不出去,对群众没有号召力”。在他看来只有三民主义的旗帜对群众才有号召力。
    在1945年刘少奇、邓小平就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刚得到清算,但刘、邓背着毛主席在党内又伏下了一条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黑线。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竭力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四六年曾幻想政协实现,走向和平、也即妥协的道路;并且在土改中实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
    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梦想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四九年入城后,就一步步走向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道路,闭口不谈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竭力阻止工商业改造。
    九五一年他们公然阻止把老区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他们更支持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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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矛盾就愈来愈大。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时,他们就更加和这个革命格格不入,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相呼应。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他们就公然扯起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旗,提岀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以此来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对抗;还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大搞阶级调和;又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这是为“全民党”作舆论准备。更不能容忍的,他们居然把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的党员义务第一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篡改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他们是如此害怕和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也掀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妖风。刘、邓就是国内这股逆流的总指挥。那时刮起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单干风、翻案风,就是在他们的支持和怂恿下刮起来的。一直到一九六三年,他们居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和毛主席对抗。刘少奇、邓小平又是扼杀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大黑帮彭真、陆平勾结在一起,打击革命左派。邓小平盗用了中央的名义,亲自主持了1965年3月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一次黑会,完全背着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指挥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反攻倒算。刘少奇还亲自批示了革命左派给毛主席写的控告信,指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公开印发,并组织反革命打手,对革命左派进行反攻倒算,血腥镇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又阴谋泡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公开出来镇压革命群众,搞白色恐怖,制造流血事件,他们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得更为完整、更为公开、更为反动了。这是他们一贯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发展,是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新的条件下的表现。正是这样,他们也就走向了末路。
    实践证明,刘少奇、邓小平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必然走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的反动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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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他们是这几十年来所有反党集团的包庇者、大黑伞。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叛国集团和最近的彭、陆、罗、杨反革命叛国集团,都受到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保护,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反党集团都是在刘、邓的保护、包庇、掩护下才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只有彻底批判他们,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彻底斗倒彭、陆、罗、杨反革命叛国集团,才能彻底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有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彻底批倒、批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使中国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毛主席教导你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已破产,但还没有彻底打倒、彻底肃清,有些地方还在垂死挣扎,妄图反扑。我们必须乘胜追击,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我们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现在正是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要严正警告刘少奇、邓小平,你们必须彻底缴械,抛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则,矛盾就会转化,人民将会审判你们,历史是无情的最后让我们高呼:
    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1966年12月27日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发言)
    北师大一附中陈永康发言《愤怒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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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目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这里,我们要向到会的同志们,向全市、仝国的革命同志愤怒地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文化大革命的血腥罪行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忠实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团中央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校。工作组进校首先宣布:刘少奇的女儿、我校高一学生刘平平为工作组组员,并指定她为革委会主任
    工作组一进校就热衷于在革命学生之间制造分裂,热衷于让同学们在桌面上划分所谓“左、中、右”,大揪“投机分子”,极力挑动学生斗学生,完全转移了主攻方向。团中央工作组所执行的这条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当时就遭到了我校许多革命同志的强烈反抗
    六月二十日我校高三(二)班陈永康、何方方等同学,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贴岀了一张彻底革命的大字报——《揪岀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作组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张大字报尖锐地写道
    “自从六月九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大革命群众备受压抑。”指出工作组“盜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德元(工作组组长)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地依靠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斗争的视线。”这张大字报还无情地揭露
    工作组是“和他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你们“斗争起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板得这样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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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勹唱得这样高,牙齿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最后这些大无畏的小将们在大字报里下定这样的决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唯一的行动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都要把他揪岀来,砸个粉身碎骨!不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连根铲除,誓不罢休!”
    同志们,这是一张充满了革命小将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是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好得很!读了令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
    在当时,这张大字报多么清楚地讲岀了党的阶级路线!又是何等深刻透辟地、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它象把利剑,直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头目——刘少奇,它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这张大字报写得何其好哇!它为反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吹响了进军号
    刘少奇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本能,见了这张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歇斯底里大发作。就在陈永康、何方方等同学贴岀了《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张大字报当天下午,刘少奇就迫不急待地接见了我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多次对镇压这些革命小将下了一系列黑指示。刘少奇恶毒地诬蔑陈永康、何方方等同学“就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不是黑帮不肯定“。这简直是胡说
    八道,放他妈的狗屁!他还诽谤陈永康、何方方组织革命同学和反动路线进行顽强的斗争是“非法地煽动群众”是在搞“非法的地下反革命活动”。并且公然宣布何方方等革命同志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是“坏分子”。下令要组织同学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500对50张大字报”的绝对优势“压倒何方方她们!”刘少奇一次不放心,两次不放心,唯恐工作组镇压不住,反动的命令竟然下达十四次之多!紧步刘少奇的后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得力帮凶和忠实打手胡克实也杀气腾腾地说:“这是右派学生有阴谋的捣乱”一定要“坚决反击!坚决反击!!坚决反击!!!”在刘少奇的策划和这一切反动命令的指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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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迫害革命小将的血腥大镇压就在我校开始了!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中旬,根据刘少奇的历次指示,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许多革命同学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和“大字报围攻战”,每次斗争会工作组都组织几百人,上千人参加。六月二十四日,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长达8小时!斗争会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个名叫石琪的人,自称是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吹嘘他“每天向党中央汇报”,实际上就是向刘少奇汇报,骗取了广大革命同学对他们的信赖。他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利用广大革命师生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党的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挑拨起了广大同学对陈永康等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大会上,石琪百般颂扬刘少奇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此来证明陈永康、何方方等革命同学下决心把工作组的“后台”揪出来彻底砸烂是极端反动的,在斗争会上同学冲着陈永康等同志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有的同学把吐沫唾在他们身上,有的用弹弓向他们射击,还有的甚至伸出手,重重地打在自己阶级兄弟的脸上,血顿时流了出来!
    开完斗争会,已经是深夜十
    点了,一些被斗争的革命同学们甩掉了工
    作组派去盯梢的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不顾寒风和细雨,忘了饥饿和困倦他们面对着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默默宣誓:继续干革命!他们望着中南海,想念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与工作组斗争的日日夜夜是毛主席的话给了自己以无穷的力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成了他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座右铭;“山下旌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黑板上抄录的大量毛主席诗词,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胆略和气魄;每当斗争困难的时候,《国际歌》高亢雄壮的声音就会响起,大家热泪盈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自己不回家,不睡觉、不吃饭,是一心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什么今天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这到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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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这些革命同学天天生活在拳头和责骂声中。在学校里,他们是完全被监视的对象。这些同志之间也被工作组的“不许再接触”的命令隔绝开了。工作组迫害革命小将简直不择手段,他们甚至连我们的同志庆祝党的生日也不上。七月一日,王作组还气势汹汹地闯入同学的家,让交出什么“后台”。抗美援越大会也有很多同志不让参加,有的即使参加了,也被人盯梢。特别是每当这些同学想起工作组宣布的“不许向中央上告,否则从严处理”的四条专政措施想起工作组把他们和党中央、毛主席远远的分开了,他们心里多么难过啊!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一次不成开两次,两次不成工作组就按刘少奇的指示又开了第三次!刘少奇必置革命小将于死地而后快!刘少奇的用心何其毒也
    通过这样的几次大规模斗争会,我校从高三年级到初一年级1000余名教师同学中就有200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投机分子”,扣上“怀着卑鄙的个人主义目的,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帽子。通过这样的斗争会,正如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石琪所说“树立起工作组的最高权威”,企图勾掉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革命造反精神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刘少奇对我校曾下过这样的黑指示:“反工作组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潮”。于是他就“杀一儆百”,由胡克实把我校的血腥镇压事件写成所谓《北京师大一附中反击假左派经验总结》登在中学文化革命通讯上,并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大力介绍。刘少奇妄图以我们为样板,镇压全市、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必置文化大革命于死地而后快,用心又何其毒也!
    斗了学生还不算,工作组还根据刘少奇的所谓什么“让全部老师起义”的黑指示,让老师下班检査、洗手洗澡,挑起更大规模的学生斗教师、教师斗教师的罪恶活动。许多革命教师要求:大敌当前,要集中火力斗黑帮,自己有错误以后检査多少次都可以。对于这些,工作组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限定教师几天之内交出检讨,并且给他们规定题目,如“和黑帮的关系如何”“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陈永康、何方方是不是恨之入骨”等等。就这样在刘少奇、工作组订的框框下,大多数老教师检查二、三次都通不过,有的写了二、三寸厚的检查还是不行,强制承认是“主观反党”。许多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工作的好党员、好青年、好班主任,挨整几次都通不过,有的还被打成“黑帮”送到劳改队,剃去头发。同志们,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呀!而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却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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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举地过了关,不受整、不挨骂。这真是革命的“有罪”,造反的“无理”!不革命的观潮派、保守派却无罪、却有理!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里,黑白在混淆历史被颠倒!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中国上台,根本不让人民革命,他们的反革命手段多么毒辣
    就是在刘少奇的授意下,在下乡劳动期间,刘少奇、工作组所泡制的革委会,把所有老师都当成牛鬼蛇神,驱使他们和地、富、反、坏一块儿扫街,不许和贫下中农座谈,老师自己也不许开会!同志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在几个月的资产阶级专政统治下,白色恐怖是多么嚣张,有多少革命师生被压、被斗得抬不起头来,他们有理不能讲,有话不能说
    是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使我们革命造反派翻了身,站了起来
    十六条公布,《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它大长了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给了资产阶级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十月一日我们革命造反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十月十四日,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何方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无比关怀和极大鼓舞,这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日薄西山,眼见得土崩瓦解。我们知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
    现在,北京不是有一小撮混蛋在恶毒地叫嚣“刘少奇万岁”吗?他们不是狂妄地要我们的“林彪同志靠边站”吗?他们不是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干‘革命’”吗?和这股反革命逆流相呼应,我们学校的那几个混蛋蠢蠢而动,对抗十
    六条,行凶打人,挑动武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对此我们要坚决镇压。
    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后台,是镇压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一份象样的检查。我们要正告刘少奇: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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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我校犯下的滔天罪行,这笔账,我们是要算的,一句狗屁不值的假检讨想溜之大吉,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在此我们强烈要求刘少奇必须回我校为被你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同志彻底平反!必须向全校师生做深刻的检査!一次不行就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满意为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红旗》社论的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要你这样做。指导我们这一行动的思想基础就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打倒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1966年12月27日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发言)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全体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向您报喜,在您伟大的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大会胜利结束了。这是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重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革命,对于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目前,仝国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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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8页,共5150页
    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完蛋的日子已经到了!
    敬爱的毛主席,您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的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您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他们不顾您的反对,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派出工作组去镇压革命。他们把敢于造反的革命左派、革命群众打成"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等等。并提出什么谁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谬论!他们釆取各种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围剿革命左派,而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却是百般包庇,使他们蒙混过关。您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被他们搞得冷冷清清,"黑云压城城欲摧",革命出现了危机!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没有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征服,没有被"反革命"的帽子压倒,我们又起来造反了!
    在您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十六条诞生了!十六条的诞生,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朝着您所指引的方向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耍阴谋、放暗箭,策划反扑。他们支持一批反革命混蛋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很明显,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您,指向了您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何等恶毒!我们怒火高万丈,气愤填胸膛谁敢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光辉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我们对您的光辉思想、伟大著作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想到您,我们浑身是劲,读了您的书,我们的眼更亮、立场更稳,听了您的话,我们的革命意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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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来的实践,我们更体会到,您的著作就是革命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千条万条,学习您的著作是第一条。我们饭可以不吃,水可以不喝,觉可以不睡,但是您的伟大著作一时一刻也不能丢!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跟着您,一辈子闹革命!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您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中发[67]2号
    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
    毛主席早在革命初期就指出,农民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现成后备军,以后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九五八年,又号召“实行全民皆兵”。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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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说:“教育要革命”。林彪同志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峰,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要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岀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重大措施。这样做,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中共中央、国务院殷切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大中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
    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着重学习以下几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査的序言和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和时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文件。有些学生还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同时,要学会《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等歌曲。提高阶级觉悟,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军民一致,团结对敌。军事训练,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
    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和战士,到革命师生中充当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团政委,负责军政训练。大专院校人民武装部和原来的民兵组织,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各校革命师生应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二十天
    总参、总政设立仝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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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短期军政训练的方法,要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制度。今后每年暑假或寒假期间,各大中学校都要实行这种训练。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革命师生遵照执行。
    2007年3月31日初稿2011年7月2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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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6)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六节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本节资料
    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各级党政机关必须认真按着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劾,促进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把我们的党政机关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领导机构。
    、对党政机关的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
    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
    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革命干部在运动中应该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保密制度,但不许任何人利用“保密”,“组织纪律”等等借口来限制和压制群众运动。革命干部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任何形式整革命群众,不许因为给干部提意见而调动他们工作,公布他们历史,停止他们的党团组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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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揭发领导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干部,必须认真予以平反
    五、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改选。各种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是否接受同级党委的具体领导,由他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六、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以交流经验,互通情况,进行调査研究。同时应当欢迎学生、工人、农民到机关进行革命串联。任何不允许革命串联的作法都是错误的。保密机关可以在机关外部设立接待站,接待来串联的革命群众。
    七、建立少而精的主管日常工作和业务的领导班子,保证完成工作任务,在夺权的单位或者领导瘫痪的单位,要打破级别限制,用群众推选和上级批准相结合的办法,把那些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千劲的干部,选拔到临时的领导班子中来。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级党政机关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来了,十三期《红旗》社论讲得更清楚了。但是,看来阻力还很大,关于执行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定要贯彻,要认真照办。十月六日陈伯达同志与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志讲了话,也说了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宣读了十月十五日指
    小
    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北京医学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原来院校多数派同学(即工作组派)自动组织起来,提出要开门整风。经过系列工作他们认识了过去作错了,他们自动提出开门整风,自己进行了批评,并请原来的少数派(革命造反派)参加,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这种现象很值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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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这样推动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现在这样做法,革命派对他们也是理解的,现在他们学校(北京医学院)大方向一致起来了。
    现在革命队伍中有几种情况:革命坚决积极派(即左派),另外一派部份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还有一部分是处于保守状态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要耐心的工作,不要把他们统统叫作保皇派,这样两方面都睿易接近。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最主要的要学习十六条,特别学好二、五、六、
    七等四条,所它弄清楚,要好好学习。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关锋:今天召集大家开个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请教,谈谈机关干部怎样进一步发动的问题。机关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还有些什么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束缚着大家的手脚?如党内党外呀!委员会里多数少数呀!如委员会中常委、书记是少数,讲了不通怎么办?有些问题能不能同大家去讲?
    最近
    山西有一些干部来反映的就是这样。煤炭部怎么个搞法?你们和矿业学院怎么联系的?有什么经验也可以谈谈
    戚本禹:机关有机关的特点,怎么搞?煤炭部不是很热闹吗?目前一个新的特点是机关与学生相结合,还有工人。……机关与学生怎么结合?中央有意要搞个机关文化革命的条条,应该搞什么?甚至可以由你们去写,可以一家写一个我们再看看,然后提交中央讨论。机关革命是大事情,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重视,已提到议事日程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讲话后,煤炭部的同志首先汇报。在汇报中谈到煤炭部的当权派虽然“承认”“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组织,但又说“到后期要给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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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几个右派来”。这时,戚本禹同志插话:“不要等后期,现在就可以‘交出’来!”(大家笑)
    在谈到唯一的一个司局长因为敢于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黑司令”时,戚本禹同志问:“现在解放了没有?有没有参加你们的组织?”煤炭部同志说:“他不敢参加
    接着文化部的同志作了汇报。
    在谈到部里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工作队是林彪同志派来的。”戚本禹同志插话:“这是造谣!
    在谈到肖望东通过别人散布说陶铸批准他去休养时。关锋同志插问:“什么病这么厉害?”
    在谈到部里有的司局长散布风声,说肖望东中央保定了。戚本禹同志说:“陶铸保不保我们不知道,中央文革没有保,我们声明。”
    汇报中谈到目前文化部机关大多数干部被安排去搞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文艺单位群众。而部领导不积极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既不能妥善安排接待工作,又妨碍了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时。戚木禹同志插话:“有什么问题,可以造反嘛!
    在汇报中建议请北京市委协助文化部搞接待时。关锋同志说:“文化部有没有和北京市委联系呀?”
    汇报时说到肖望东躲起来,不到群众中去,也不来看大字报时,关锋同志说“不可以下一道命令吗?”戚本禹同志说:“请他来看大字报!”
    文化部另一同志接着汇报了文化部机关在“八·一五”出现的镇压革命群众事件。其中谈到了文化部的很多同志,过去在旧中宣部阎王殿下,都有“辫子”可抓。关锋同志说:不怕他们抓不行吗?戚本禹同志说:今后要抓大“辫子”就抓他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这才是大是大非。
    戚本禹同志对煤炭部的同志说:你们在煤炭部门前造反,对面北京饭店住着的外国人都很注意,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又说:你们可以调人去门头沟,发动工人与你们一起搞,先取得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又作补充汇报。
    谈到法院当权派曾组织“秀才”给江青同志写大字报。戚本禹同志问:“写了没有?”法院同志回答:“没写成。”戚本禹同志说:“可惜没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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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同志汇报有的人审案不下去调查,高高在上时。戚本禹同志说:“如对蒯大富,法院要光看材料不调査,就得判死刑。”
    新影厂同志汇报厂里文化大革命情况时,
    谈到很多十七级以上的业务干部,顾虑重重,他们又不是当权派,但又是十
    七级以上(煤炭部同志也就此作了补充,说有人放出风说十七级以上都是冲击对象)。戚本禹同志说:“级别就应该打破,你们不要承认它,这个东西本米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不合理。当然,黑帮有些是十七级以上的。”关锋同志插话
    八、九级,十级。”
    新影厂同志还谈到电影学院来厂造反,被厂里保字号的人,以厂是新闻单位为招牌给轰走了。关锋同志说:你们可以再请他们来。戚本禹同志说:你们的办法太少了。
    各单位同志提出机关能不能成立战斗组织的问题时。关锋同志说:你们不是已经成立了,搞得挺好嘛
    关锋同志又问参加会议的煤炭部的同志:“你们这些人哪些人写了检讨?”煤炭部的同志回答说:“没写。”关锋同志说:“都顶住了,很好
    有的同志问到,给中央文革写信怎样才能收到得快?关锋同志:寄中央文革接待站、《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都可以。投邮筒最快最后,关锋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
    关锋同志说:这个座谈会就开到这里,我简单地说几句。把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还要费很大力气。这条路线,决不只是五十天的事,十七年来就存在着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刘××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再远可追溯到七大以后。要真正批倒、批臭这条反动路线,还要花费很大力气。要打倒一小擐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斗批改,也要花很大力气。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动群众。中央工业十条、农业十条都已下去了,工矿、农村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广大机关革命干部多数是要革命的,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很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委托我们开这个座谈会。毛主席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机关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搞它几条,以能更充分地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目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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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谈了许多意见和情况,我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你们也研究一下。你们干部多,经验多,可以议它几条。(戚本禹同志插话:跟群众在一起议)和革命群众一起研究研究。今天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同志。煤炭部、文化部、高等法院各有各的特点,议的时候会有所偏重。议几条交给我们考虑,再综合在一起如大家同意,可以和群众商量共同搞,或者几个人单独写一个也可以。(整理者按:指起草机关文化大革命文件)
    文化部的同志要求戚本禹同志对文化部的运动讲几句话
    戚木禹同志说:你们自己先搞着吧,需要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讲话关锋同志说:你们先干起来嘛!实践论嘛。
    戚本禹同志又说:你们文化部需要一场风雷!你们现在是文质彬彬,太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造反嘛!你们今天提的问题,大部分你们自己都可以解决。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木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十二月廿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关锋、刘志坚、唐平铸同志邀请几个中直机关的同志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戚本禹同志在座谈结束时讲话。〗
    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不靠消息灵通,而要靠造反精神。你们(指调查部同志)对孔原的情况不比学生知道得多?消息灵通得多?还是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的革命,这是没有问题的
    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靠机关的群众,但也要与外面的群众相结合,(刘志坚插话:还有本系统的群众)
    可以搞串联,一概不准串联不行。有些部门(如机要局)有特殊性,但有些问题,中央作了规定,就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办
    保密问题是看对谁保密。保密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不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密。保密是有阶级性的。他们借保密压制革命,你们就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抵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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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有别,什么叫内外有别?“别”在要把中央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般单位更好,更火热,更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冷冷清清。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査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你们是如何保卫毛主席的?压制出刘,邓大字报的人究竞是站在哪一边?不是这个问题的话,至少也是麻木不仁。什么上级指示纪律。《人民日报》在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时写的评论,毛主席作了重要修改
    (关锋:你们机关还没传达?有同志回答:还不知道)学习一下就对照出来。这是主席最高的建党思想。对错误的东西,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要抵制,管你地位再高,天王、老子,也不听。机关干部已经上了许多当了,应该总结一下。(关锋:安子文是个大叛徒,包庇了很多叛徒,也是红卫兵搞出来的你们组织部应该知道嘛!现在有一批叛徒在机要部门,这多危险呀!)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办,总结一下,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不然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什么叫全局?办理一封人民来信,接待一个来访,这就是全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个纲,抓住了,才是全局。丢了这个全局,还有什么小局?由于刘、邓现在许多部门都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门已经烂掉了,这就是证明。不解决这个全局,如何有局部?不把一个部门的运动同全局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如何能搞得彻底?
    我们要有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
    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这本身就不符合最高指示。还是按最高指示来办
    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整理)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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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现在有人讲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农民运动也可以,没有什么抵触,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就很大,这是什么道理呢?实际上是真正地对工人、农民运动还是不认识的。所谓没有抵触,是没有革到你的头上来,有的人讲这个话我看有道理,说我们对革别人的命我们很勇敢,很坚决,什么搞地富反坏右,搞土地革命很勇敢、很坚决,搞四清很勇敢、很坚决。为什么?那是因为革别人的命,现在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是可难受了,就反对,就感到苦恼,感到烦闷,就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就镇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不是随随便便就好过的,光有革别人的命的勇气,没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不革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的老爷作风,革掉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这个勇气,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什么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彻底性比我们强,这里我想还有一个道理,他们年青,生动活泼,旧思想比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看他们包袱少,他们没有当官作老爷,没有那个臭架子。检查起来,我们自己作官当老爷的时间长,臭架子大了,革命扭来扭去,扭到我们身上,没有这个决心最后把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包袱、自己丑恶的东西甩掉,没有这个决心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忠实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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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战部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徐冰同志:
    中全会已经开了,中央关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经发
    表了。以十一中仝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再一次劝告你,请部领导好好考虑迅速行动。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来信的批语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住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附件
    送主席审查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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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苫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致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全国总工会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富春同志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查,十七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从此就势必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突出、人的思想工作不突出。不是四个念念不忘,而是屡忘屡错,有时全忘全错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十七年来就是糊涂人、资产阶级代理人。相反的进城就干资产阶级一套,热衷于苏联一套,把毛主席多年来创造的根据地一套正确的政治工作第一,群众路线仝部抛弃。什么抢房子,搞家具,工人福利、休养所、工会法、劳保条例、工会独立、争权、争钱、争干部。工会组织搭的架子很大,不以劳动者的姿态平等对人,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而是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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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足。至今未改掉苏联一套办法,整天讲什么工会业务,有时也讲改革业务,知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阶级路线不明确,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义的圈子。你曾经主持过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又有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强调学习、贯彻毛主席思想,对于工会工作是起了重大作用。但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苏联一套,未有大破,就不能大立。
    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人提出取消县以下的工会,以及全总又改为“消亡依然是违反阶级路线,群众路线,紧接着就是大反复,更加强调工会业务。彭杨反党分子甚至连把“党的屮心工作就是工会的中心工作”也否定了。空讲“活跃群众工作”,反对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脱离备战、备荒、为人民,那里还有“活跃群众工作”?
    尤其严重的是,最困难的时期,大庆油田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解放军,而全总竟有人前往大庆,反对大庆一套,被大庆人赶出来。这笔帐至今还未提出讨论过。长期否认大庆经验,说大庆无工会工作
    以上问题和有些工会“权威”一贯不强调甚至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强调中国经验,一味学苏联有直接关系,中毒非常深。
    国际工作同样是一个根源,究竞是按中国的还是苏联的,毛主席思想挂帅还是苏联修正主义思想挂帅,听我党中央的还是听苏联人的。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
    六四年一直是争论不休,我在一九四九年曾犯过严重错误,迷信苏联甘当贾桂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举手,同意了居心不良的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我知道建国以来,有人始终未摆脱苏联的一套,国际部是揭岀了一些执行者,但是主导人物至今未触动一根亳毛。
    据说全总党组有些人担心得很,怕群众照团中央的办法处理,我和马纯古同志说,应该站在群众一边,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司令部。这一个领导机关既不能批判自己,也不敢揭露坏蛋早就应该被推翻,让群众彻底捣毀重建新的。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们应该和自己过去的一套划清界线,卑视它,敌视它,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现在红卫兵青少年干得好。我看才是六级台风,我们应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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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谁也躲不了,越怕越被吹倒,全总党组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以上看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刘宁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査,十七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从此就势必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突出,人的思想工作不突出。不是四个念念不忘,而是屡忘屡错,有时全忘全错,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十七年就是个糊涂人,甚至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进城就干资产阶级一套,热衷于苏联一套,把毛主席多年来创造的根据地一套正确的政治工作第一群众路线全部抛弃。什么抢房子,搞家具,工人福利,休养所,工会法,劳保条例,工会独立,争权、争钱、争干部。
    工会组织搭的架子很大,不以劳动者的姿态平等待人,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而是官气十足。至今未改掉苏联一套办法,整天讲什么工会业务,有时也讲改革业务,那知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阶级路线不明确,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乂的圈子。富春同志曾经主持过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又有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强调了学习、贯彻毛主席思想,对工会工作思想起了重大作用。但仝总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苏联一套,没有大破,就不能大立。
    人民公社化之后,有些人提出取消县以下的工会,以后全总又改为“消亡”依然是违反阶级路线,群众路线,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紧接着就是大反复,更加强调工会业务。彭、杨反党分子甚至连把“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工会的中心工作”也否定了。宣讲“活跃群众工作”,反对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脱离备战、备荒、为人民,那里还有“活跃群众工作”?
    尤其严重的是在最困难时期,大庆油田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解放军,而全总竞有人前往大庆,反对大庆一套,被大庆人赶出来。这笔帐至今还未提出讨论过。长期否认大庆经验,说大庆无工会工作。
    以上问题和有些工会“权威”一贯不强调甚至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强调中国革命经验,一味学苏联有直接关系,中毒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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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作同样是一个根源,究竟是按中国的还是苏联的,毛主席思想挂帅还是苏联修正主义思想挂帅,听我党中央的还是听苏联人的。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
    六四年一直是争论不休。我在一九四九年曾犯过严重错误,迷信苏联甘当贾桂,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举手,同意了居心不良的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我知道建国以来,有人始终未摆脱苏联的一套,国际部虽已揭了一些这样的人,但是主导人物至今未触动一根毫毛
    我们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全总这个司令部。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好好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这些问题我应该复主要责任,欢迎同志们彻底的揭露,放手的批判,我决心和过去的一套划清界限,卑视它,敌视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们要使全总工作彻底破旧立新,把工会真正办成毛主席思想的学校。全总党组同志们也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
    刘宁一九月二日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仝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仝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刘长胜一贯跟着苏修跑,实际上是苏共党员,是“三和一少”倡导者的大伙计,在全总国际和国内工作上推行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线
    张修竹是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脑后生有反骨,在全总工作期间散布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支持反党分子出版为高岗翻案的《刘志丹》书,并在杨尚昆面前积极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打击别人,抬髙自己,一心想当全总副主席,由于遭到正确路线的反对,阴谋没有得逞。杨尚昆为了培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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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羽,就把他安插到农办做副主任。张修竹到农办后又跟反党分子×××勾搭起。一直到今年还鼓吹试行包产到户,企图在农村进行资本主义复辟。
    狄子才一向为黑帮头子彭真、刘仁所赏识。是漏网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三次党组扩大会上为反党分子赖若愚鸣不平。58年,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在十中全会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后,公然反对阶级斗争,和主席指示唱反调。受到杨尚昆的宠爱,同杨尚昆一个鼻孔出气,反对划阶级,反对工会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学解放军,反对学大庆,反对破除洋框框。在机关五反运动中,向党组猖狂进攻,说机关五反扩大化了、过头了。在四清运动中,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和平谈判,保护右派分子。他到处伸手,抓权,抓人,积极顺着杨尚昆的杄子往上爬,是十足的资产阶级野家我们一定要彻底揭发这些黑帮分子,把他们斗倒、斗臭
    我们热切希望全体革命同志积极投入战斗,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挖掉条黑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时间:凌晨,地点:全总八楼。下面是全总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总造反,于十一月四日凌晨四点至五点四十五分刘宁一同志在全总八楼接见时的谈话记录(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同志在场并有以王家扬、王仲明为首的工作组成员参加)
    刘宁一同志说:你们这种造反精神是革命的,但不能不睡觉,你们不睡,我怎么能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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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宁一同志谈(下面简称刘),我已经接到你们两封信了,(指李同怡同志和卢贤林同志给刘宁一同志的两封信)你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呀?众答:我们是文工团的。
    刘:“32111”是你们搞的吧?关于这个舞蹈我还想给你们提些意见。一开始是不是好像大家在说什么,在议论什么,刚在议论的时候突然一下起火了,工人、家属拿起被子,你也去我也去,手里都拿着被子冲向火场(大意),那天我看过了,整个剧情还不够曲折,这个戏还在演吗?抓革命,促生产,首先是思想革命化,“大庆”谁搞的呀?(指“大庆之歌联唱”)
    众:是李有为黑帮为首搞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参加。刘:噢!坏家伙编的。最近你们还编些什么?众:最近忙于演出没编什么刘:话剧是不是你们编的?众:不是,是话剧团搞的。
    刘:从前搞的煤矿那个舞蹈是你们搞的吗?(指舞蹈“小张转变”)众:是舞队集体搞的,有詹生平等几个同志主要负责刘:那个不错嘛!众:是在五八年搞的。
    刘:思想性很重要,没有很好的思想是演不出来的,我印象很深,那是个好舞蹈,有一定的思想性,有阶级性
    众:好!?李有为还不让演哪,早就“枪毙”了,到煤矿都不让演,下去演出连服装也没带。
    刘:噢!行行都要政治挂帅,什么是政治?(问大家)。众: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
    刘:对!你们演戏习惯了,熬夜也习惯了,所以晚上不睡觉。怎么样?谈谈
    吧
    众:我们昨天下午四点钟来的,我们来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黑材料的,因为军委指示一个月了,全总党组始终没有认真平反,所以我们就造这个反,我们也不是个人要,我们要回去是和群众商量,是烧毁呢?还是怎么办。我们来到这以后,党组在行动上最起码是不支持的,黄民伟同志不表示态度,模棱两可。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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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椿同志,我们等了他两个小时以后才来,来了以后被迫拿出了一小部份黑材料总之,他说是给时间搞。是按中央指示平反吗?我们还没有像有些单位那样嘛,把文化部给砸了。我们坚决要求把黑材料给我们
    刘:还有什么材料?
    众:有文字整理的,有向上汇报的,有工作组的日记和会议记录都没弄到手,顾大椿有,党组每个成员都有,但是不给我们。在我们团搞的讲用会,主要是“黑信”问题,都没给我们
    刘:黑信?什么信?
    众:就是您批的那个。(众拿出了“告全国革命同志书”给宁一同志看)刘:今天夜里给了我一份。我看过了。怎么样?(向大椿同志)你们谈谈顾:党组叫我来负责这个事,到文工团开了三个座谈会,个人检查退了众:我们都检査了,有的没退完。(孙宝贵同志说:我还有两份个人检查的材料没退)
    刘:你们都写了吗
    众:有十一位同志写了。顾大椿同志一来到文工团没找我们谈,先不是找我们受迫害的同志,而是先找革委会和干部谈的。我们感到大椿同志不像中央负责同志那样,不像周总理那样支持受迫害的同志。党对我们就像母亲一样,大椿同志代表党组来,但大椿同志感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理解大椿同志到底站到那条路线上去了,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大椿同志开始在文工团就谈,谁来检査、什么时间来检查由党组研究决定,大椿的讲话和中央精神是不符的,所以大椿同志不为我们撑腰,党组一直不给我们解决问题。
    刘:全部退,有多少退多少
    众:还有,我们成立了组织,要求刻公章,也不给我们开介绍信
    刘:你们自己刻嘛!你们得造反,造反应该支持,造反还用批准哪?我看你们就自己刻嘛
    (大椿同志连连点头,刻刻,刻嘛)
    众:中央批转的军委紧急指示相隔十二天还不给我们传达,我们在外面得到这份材料向歌舞团宣读了,以后他们才被迫匆匆忙忙在一个一个小组里传达大椿给我们的阻力很大。王家扬说工作组只是受了李雪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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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应该这样说,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对马纯古同志说)是不是?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工作组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工作组釆取的包办代替,划框框,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怕群众,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反的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
    众:有人说反对王家扬就是反党。
    刘: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很好的锻炼自己,这是考验,对全总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反对党组也不是反党不能采取打击报复的态度。反对工作组也不能说反党,都不算反党。对来自你们的批评应该是欢迎的。我接到你们的信,说有20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不但不是反党,而且是革命的,应该欢迎。提意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根据毛泽东思想,大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斗、批、改。这一次运动是我们党非常好的大事情。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统统没有做过的事情,毛主席做了。这一点是创造性的,从马列主义创始以来,没有一个提出使社会主义永不变色。这次运动包括我在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此两头是好的,上面毛主席领导的好,毛主席有魄力,下面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起来了,中间的领导干部落后,原因是对毛主席著作学习不好,落后于形势。对派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就接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贯彻执行,而是走到相反道路上去。你们不要把这事情当成坏事,而是好事,这个事情锻炼了你们。从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就越感到毛主席的伟大。
    众:对,是这样。
    刘:革命嘛,就有阻力,十六条不是说有阻力吗?革命就有斗争,比如你们那个戏,我认为是好戏,不是有人不让演吗?这也是斗争,这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所以要吃透两头,带动中间,广大的干部要投入进来。你们今天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继续干,再接再厉。当然你们感到委曲,但不受委曲就得不到锻炼。希望你们继续干,还要锻炼,不要看成是个坏事。怎么办?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老三篇”,十六条,昨天林彪同志的讲话,昨天和前天的社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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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对全总、包括我在内多提意见。希望同志们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团结大多数,团结群众,把毛泽东思想学深学透。
    众:全总整个都是冷冷清清的,工人日报,干校没有大字报,文工团刚有几张
    刘: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嘛,所以你们今天是革命的行动。你们也不要不吃饭,不睡觉,八路军打仗还要睡觉嘛,我们要准备几年,甚至还要长,革命是长期的,你们把问题提出来了,你们找材料,很好,不找也要退。这都是中央指示,如果不退,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我责成全总党组把全部文件清理一下,把材料清査岀来,和群众一起商量。要全部彻底的清査,要付诸于行动。今天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说全总运动拖拖拉拉,全总办事就是拖拖拉拉,我很着急(向大椿)可是我已打电话说了好几遍了。你们心情我很理解,我13号晚上接到信,我看了,我的秘书也看了,我很着急,15号我指示了打了两次电话(向康永和)是吧?老康?
    康:是、是。
    众:工作组是一个一个跟我们说的,是偷偷的退检查,没有在大会上退刘:那不好,要公开追,召开全体会议,要彻底改,要开大会。众:有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组的赵风荣说,能改一点算一点。刘:那不行,要彻底改,要开大会,25个同志是革命的。众:一直到现在,连大椿同志都不敢说是革命的。
    刘:没说再说一次。检查一次不行,再检查,你们别着急,火气别太大。你们贯彻,全总也贯彻,从行动上贯彻,要认真贯彻,你们这里要贯彻,别处也要贯彻。干革命不能拖拖拉拉,应雷厉风行。我的意见,大椿,你们党组再检查次,不但是对文工团,对整个全总机关,全总的日常工作多了一些,革命的事情拖拖拉拉,应该退的就退,该烧的就烧,有的属于群众之间的问题就烧掉,否容易引起大家不团结,想存入档案的绝对烧掉。运动中贴大字报是革命的,贴错了也是革命的。有的单位把贴的大字报照了像,我说你们照像干什么?不能照,统统烧掉,照像是不行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运动中提什么意见都没有错,问题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任何国家,任何党,都不敢像我们这个国家这样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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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你让美国贴大字报,让苏修贴大字报?(众笑)他不敢。只有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这是我们国家的健康,人民的健康,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民主。大民主要有,还要集中,集中在毛泽东思想上。你们跟王家扬没有仇吧?
    众:我们过去还不认识他呢。
    刘:对嘛,只允许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能按另一套办,只许有无产阶级思想,不许有资产阶级思想,把错误思想,私心杂念,通通去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之下才能真正团结起来,才是真正的团结。全总要统统清査,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要检査,要批判。谁也不会说他彻底批判了,我还要枪毙他,不会。(众笑)没有工作组也有错误,也有怕群众,怕革命,因为这是个思潮。别看我在这里谈的这样漂亮,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旧思想总是要反映岀来的。比如说你们在这里坐着,对我很客气,我还没什么,如果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提得很尖锐,我就不高兴了,如果说我是黑帮,噢!我就火了,我就要说:“为什么要贴我的大字报?”这是因为触及到个人了嘛。红卫兵是伟大的创举,红卫兵一露头,毛主席就肯定了,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主席一号召,全世界就震动了,苏修怕的要死,所以他把我们留学生赶走了。有些人就恨、一听说要造反就很害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它是革命嘛,就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你们大家来,很好。有些事要提出来,仝总要检查,有关的事凊要和你们商量。我看封门都可以不做了,因为它思想没解决问题,你们给我脑袋上贴了封条,我就马列主义了?谁敢偷偷摸摸消毁材料,罪加三等。办公室还要办公嘛。
    众:已经封了
    刘:启封嘛,封了也还可以消毁的,有些人别看他不讲话,他满脑子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封门他要消毁也可以消,这点我有经验,这就要党纪保证。你们革命不能不睡觉,革命还有每个战役嘛,同志们一夜不睡,不吃饭、干劲高。阻力很大,一夜也解决不了(宁一同志递给大家烟抽)
    众:我们在工人日报印传单就一夜没睡觉。刘:为什么不睡?
    众:开始他们不给印,我们要造反他们给印了。工人同志是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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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好,我支持,为什么不即?印了嘛,我是赞成的。你们不回去睡觉我也不安心,我怎么睡觉!那么大的官架子那还了得。
    马纯古: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冋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査。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我们这次检査,并不是检査缺点,而是搞了二十几个自己的同志,上次大椿同志回来说,文工团同志们讲得都哭哭啼啼的,伤了同志们的心,我心就更动了,一定受了冤枉了,不然眼泪从哪里来的呀?是搞错了。现在翻过来,承认错误,现在应该深刻检査、平反。支持你们的革命干劲。现在有些具体政策还没落实,当然精神有,据说还有个文件
    刘:解放军报《社论》好好学习,昨天林彪同志的讲话好好学习。巧:刘宁一同志是我们领导,但是具体事情都是我们负责
    刘:十月一日以后富春同志说要我过问全总的事,我很久没管全总的工作了。马:我主要负责,我是党组副书记。把同志当成敌人来怀疑是不应该的,要平反,要道歉。你们走在前头了,今天同志们来,我们非常感谢,帮助了我给我们上了一课。
    刘:反正这样说,我在别处也这样说,工作组在的期间,所有材料,只字不留,因为这是路线问题,没检査的检査,没烧毁的烧毁,用党性保证。
    顾:党性保证。
    马:我上下午都在办公,我家住在X,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好了。有些事情
    不清楚我来找你们。这是忠实不忠实毛泽东思想啊!以后你们来找我吧!我来管这个事情。
    刘:这也是一个教训,以前和文工团同志们接触的少了,有官僚主义。我看到李同怡同志那封信,感到问题很严重,你们这些小青年怎么就是赫鲁晓夫哪?必须要彻底搞清楚。
    众: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的公章问题?刘:马上办。
    众:还有我们在外边串连,集会用的兵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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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可以
    众:我们要电话。刘:好
    众:杨锦华同志的问题怎么办?他是我们工人子弟,从小擦皮鞋长大的,我们团工人子弟本来就少,我们要把他接回来
    刘:唉!可以马上去接。
    众:杨锦华也是载着反党帽子走的,带病退职的,还给了他退职金顾:我最近才知道。
    刘:要公开平反。也和你们是一案?众:是
    刘:也平反,马上平反,在群众中宣布,马上处理,可以接回来。众:这件事要交给我们,由我们派人去接。
    刘:你们派人接他,马上处理。材料整理以后由老马负责处理,该退还的退还,该烧的就烧。可能你们指工作组笔记本还没有集中,笔记也要烧,统统烧,老顾,不要偷偷摸摸的烧,把大家集中一起当众烧。讲演要批判的就批判。有关群众之间的要烧掉。顾全大局,防止群众之间不团结,因为这都是工作组稿的
    众:我们工作组检查时都往李雪峰身上推刘:不能推,不要怪群众。众:对,这是工作组挑起的。
    刘:对,大家坚持党的政策,这样就好办了。
    众:工作组给定的性质,我们团有一部分同志不明真像,简报是工作组一手搞的,为了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拿出来批判。
    刘:可以批判。过去家扬也做了些工作,他不是创造者,是执行者,只有把错误彻底批深批透,才能改正错误。好,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就这样吧座谈会结束后,宁一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此讲话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过宁一同志审阅,如有错误整理者负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总文工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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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3页,共5150页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此系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十二月三十日夜里十点,宁一同志接见了全总文革接待站人员代表。宁一同志与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这个搞工会工作的很抱歉,什么事也没管,只挂个名,许多工作是同志们做的。
    同志们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今天来电话要见见,这没什么,都是同事嘛!快过年了,我刚参加了宴会,总理还有个会,我就请假了。等一会还有煤矿造反队同志们要见面。和你们一样,一天睡四个小时觉。同志们很辛苦,我把情况和康老、富春同志讲了。
    现在从学校到社会,从社会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运动发展很迅速,我们工作也没有个章程,中央要我做这个工作也没做好。
    现在有个新的形势,来势很猛,刚开始。革命的烈火到处烧,究竞接待工作怎么做,没有经验。以前接待重庆造反工人,主要是平反问题,那时比较简单,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支持他们就完事了,就回去了。近来就比较复杂,最近就更复杂,有全国性组织四十个,各地来京的组织有四百多个
    (李如育同志插话说,昨天全国性组织已经达到六十个,各地来京组织算在起有五百多个。)
    全国工矿交通企业事业单位很多,不是全总一个单位所能解决的。这是个大好形势,说明我们工会需要革命。工厂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都有。有些工厂占统治地位。当然数量不多,也不过小撮人,反动路线一出来,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就结合起来了。对我们工会也有影响,而且很深。还有,刘、邓在党内的长期影响,刘有二十多年,邓有十多年,中间加上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陈云的影响。党、政、工、团都有这个影响,各部门都有,是比较普遍的。具体表现:不是政治挂帅,是利润挂帅、利润原则,怎么赚钱怎么管工人、控制工人。党内,工会都不是政治挂帅,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控制、管。一些不合理制度是修正主义的。如合同工、临时工、学徒工制度问题也是这样,分化工人阶级,临时工、合同工生活上没有保证,政治上受歧视,经济待遇不平等,受剥削。用这种办法成本降低,利润提高,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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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4页,共5150页
    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接待方针不明确,没经验,对文化大革命形势认识不清,交代不清,包括我自己也不认识,不能及时掌握形势发展。开始发毛巾、肥皂,现在要宣传用具,要经费。对规律要研究,定个章程。来了热情接待,支持革命,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宣传用品可以多给一些,也不是没有限制。北京来了八万职工,可以给些纸张、笔墨、油印杋之类,给其他东西有困难,要根据“十条”精神,尽量说服,少给经费问题群众组织基础怎样不清楚,给多了不行,大家尽量做说服工作。有的职工来了,发脾气、封门,他们出于义愤,我们也要谅解。这些多是少数派,有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还有的多数派思想比较保守一些。来的人比较复杂,今后还会复杂
    今天和富春同志谈了,同志们要求给个明确规定。他说首先应向同志们表示慰劳、大家很辛苦,工作不好做,积极工作精神应该表扬。
    方面要做艰苦工作,另一方面从斗争中摸索,搞个章程,已有一些人在开始搞。关于反映情况问题,江青同志有批评,如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应报主席,这次只报告给富春、陶铸同志,今后有的问题要直接报到中央文革小组,报到毛主席那里。(代表说简报没什么内容。)过去简报没什么内容,一般化。以后要加强
    中央问我全总有多少人参加接待工作,我第一次报告是一百六十人,第二次报告是二百人。这个力量不小。接待工作要以政治挂帅,这也是个锻炼,各方面都要经受考验。资产阶级向我们宣战,现在是仝面的斗争。军队、工厂、农村、机关各方面都要自觉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这个大运动中考验自己,在大海中学会游泳。我们是做接待工作的,是前方,各省、市全总都要和革命工人同志合作,一起搞革命,一起对全总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进行斗争。在革命烈火中烧全总,看谁烧得怎么样,要不就烧焦,要不就烧得更坚强(包括我在内)情况就是这样的。
    同志们很急迫的要解决些问题,我愿意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代表:接待工作组织混乱,渠道不畅通,许多情况通不了天,不能很快到你那里
    宁一:通天应该是到主席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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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5页,共5150页
    代表:武汉有个海报说你打电报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改为“毛泽东思想造反总部”是否知道?
    宁一:我知道。没有电报,已回答。紧急事,如多少人启程,通过省委、铁路等渠道反映,总工会也应该是渠道。你们马上作电报式的电话记录上报。写五份,给总理、文革小组、国务院接待站和我各一份,送简报一份
    代表:全总接待机构层次、手续多,是个官僚机构,应该打碎
    宁一:你的意见很好。不要一般性简报,接到重要情况应作专题报告。电报式的电话记录最快
    康永和:第一线的同志写简报。
    (这时,安生同志汇报哈尔滨市委操纵下的一伙人打人问题。)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提倡五大民主、六大自由,反对法西斯式
    做法。这类情况要立即向中央反映,可写专题报告,不仅汇报中央,而且要向公安部汇报。
    代表:有的职工带来材料和录音带,要交中央,我们没办法送上去。宁一:是否交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康永和:可与职工同志一起去。宁一:应与文革接待站取得联系。
    代表:文革接待站预约接谈时间有的排到四月份,工人等急了怎么办?
    可以直接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代表:我们汇报情况时,涉及许多政策性问题,党组负责同志却不去听汇报。
    可作专题反映。如精简下放职工,全国有两千万,不好解决,但几天
    之内接待了多少,可搞个表报送上。
    代表:建议到各招待所去,把工人组织起来。如借钱问题,应到招待所解决。今天一开口就借了两千多元。
    宁一:凭工作组证借嘛!
    代表: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没有工作证
    今天借了,明天还借呢?代表:有的是平均借给每人五元。
    宁一:我看不能平均借,平均借就糟了,应由群众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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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6页,共5150页
    代表:油印机可放到招待所,到招待所去进行政治工作,使招待所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站。
    宁一:对
    代表:各部门接待工作应统一,像接待红卫兵一样,应有个总口。宁一:我明白这个意思,不能一家一个样。我们作一个提议,倡议成立联合接待站,我赞成联合。一是服务上门,一是群众路线,根据这两个原则,建议统一归口。你们写一个倡议书,一式三份,给中央文革小组一份,中央办公厅份,给我一份。我叫汪东兴、童小鹏召集个会,具体进行研究
    现在各地来京好几派,你答应接见一派,回去就打架。根据江苏、氵
    西、安徽等地经验,把省长找来,先分批谈,再统一谈。谈好了,回去就不打架
    吴兴亚同志请示一个问题:天津的服务队按劳动合同分到各企业工作,实际上是临时工,他们来问江青同志的二条指示是否适用他们?
    宁一:也适用。
    又问:能照你说的告诉他们吗?
    宁一:服务队等适用江青同志的三条指示。如第一条(念第一条,刚念完被另外的事插断。谈话又转到接待工作)
    宁一:对接待工作的领导干部,你们可以进行选举。选一个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政治,联系群众,有政治水平,有干劲,年青力壮,即符合林彪同志提出三个条件的干部。可以重新选,也可以补选,根据十条办事。对上访工人应非常热情、负责,对工人的革命是赞成、支持,不是躲避、抵制。
    (代表们谈到全总党组怕群众,对待上访工人的错误态度后。)
    这个批评我完全赞成。
    代表:全总党组在接待工作中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上访工人采取拖、顶、压的态度。
    (宁一同志点头同意。)
    代表:我们接待人员没有参加运动的时间。宁一:可以轮班
    由于有个工人组织要求见宁一同志,会议匆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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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7页,共5150页
    全国总工会文化革命职工接待站接待员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武宗圣、朱敏影整理)
    团中央
    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
    今天我和学校的革命师生同学们来参加团中央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麽要改组?第二个问题,团中央机关如何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问题:团中央为什麽要改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各学校的革命要求来决定的。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讲。这是方向的错误,这是路线的错误。就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学表现出来的,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为什麽犯了这些错误?我参加了团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我提了三点意见
    第一条,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对于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有全面的了解。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概念就比较清楚了。在这里我不妨向大家念一念!八届十一中强调指岀……(念第三部分第一段)这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所下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毛主席不仅在这三个组成部分发展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是知道的,第一,人民战争思想;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第三,党的建设。如何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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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8页,共5150页
    中国共产党,这一些都超过马克思超过列宁。林彪同志说过,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毛泽东。今天,马克思叫马克思主义,列宁叫列宁主义,为什麽我们不叫毛泽东主义?(全场热烈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毛泽东同志谦虚,不要我们叫毛泽东主义,而叫毛泽东思想。实际我们心里都叫毛泽东主义的。(全场再次高呼:毛泽东主义万岁!)同志们,我们公报中,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从公报中国内问题来看,不仅仅证明了九条(指主席的重大决策)……这是举的九条,实际上是十二条。我可以提些意见,供同志们学习参考。国内部分:毛泽东同志……(念公报一,二段)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什麽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三和一少”打败了。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
    然後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即二十三条再次指出了,(念公报,从略)所以是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从十条到二十三条,从六三年到六五年不到两年,系统地提出了二十三条,再次提出了……(念公报,直念到十四条。注:李富春同志已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条指公报中关于英明决策,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第四条关于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以下类推)第十二条仝会强调指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念公报)总之是十二条。四年之内提出了十二条重大措施,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杈派。这十二条都是毛主席提出的。同志们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这个公报中可以看出伟大舵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我们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同志们务必了解毛泽东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至少了解过去。我们讲的。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想一想,没有毛主席我们有没有这个礼堂开会?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在十八层地狱下受罪,我们是毛主席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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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很不了解,很不得力。我这六十多岁的人跟着毛主席三十多年,天天跟,一直跟,有时掉了队,跟不上还是跟。你们都是青年,要成为红色接班人,接什麽班?毛主席提出五个标准,首先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我们如果脑筋里不够,或者少有,或者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够资格接班。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没有这一点,只抽象地接班,就要掉队,决不可能接班。我们接班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团中央主要同志犯错误的第一问题,也是主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过去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立场是不坚定的,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立场。这点,我知道。包括我在内,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少,千丝万缕在我们脑子里,如果不经常不自觉地思想斗争,不经常学习“老
    三篇”,做一个纯粹的人,我们就或多或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这点对于团中央负责同志是个极大的教训。同时也要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真正走了群众路线。我说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陷害群众。所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第三条,专门讲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专门讲了各级党组织的四类情况。第四条专门讲了一个让群众自觉教育自觉,自觉锻炼自己。但是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站在群众之上,不让群众自己教育白己。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犯错误主要由于这三条,同志们可以揭发批判,但不外是这三条,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甚至走了相反的道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压制群众,不少工作组甚至陷害群众,所以团中央要改组。因为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所以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为什麽要停职反省呢?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除这些同志外,其他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可以继续揭发,批判,如果犯了严重错误,还可以停职反省。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停职反省了,团中央怎麽办?党中央建议成立一个临时书记处,总的任务是总结九大以来团中央的改组。这是第一。第二是筹备召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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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会。团中央全会为什麽还要筹备?因为只有团中央委员还不够,还要有四方面的人员参加:一,从文化革命中来看,要高等学校的代表,主要是全国大中学校团的代表。二,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青年工人代表
    要从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的贫,下中农代表。四,要产生解放军青年代表。只有这四方面的人参加,才能把会开好,产生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书记处。临时书记处的任务:一。总结九大以来的工作;二。筹备团中央全会,必须有四方面的人参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青年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临时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路金楝贫农出身,王道义工人出身。成立临时书记处的主要任务我讲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成立青年团机关筹委会的任务。现在青年团机关包括团中央,青年报社,青年岀版社,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革委会,团中央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参加临时书记处的工作。我希望这个礼拜内酝酿,真正民主无记名投票选举革委会。原来的书记处一个都不参加文革小组,文革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团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
    各学校,各机关对团中央的错误,可以继续揭发批判,用大字报,小字报贴到团中央机关来。我们决定派三个解放军的得力干部来接见同志们。我们建议在这里的红卫兵撤走,红卫兵维持秩序做得很好。党中央保证团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证把团中央改组成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团中央。
    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上走群众路线的。站在青年之中的团中央。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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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李富春与在莫斯科被苏军警打伤的留学生唐必铭等
    四人的谈话
    李富春于八月十六日接见了×院×××所唐必铭、张秉福、虞心田、刘玉山,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李富春说:“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支持你们炮打司令部。”李富春再三强调指岀:“掌握政策、收集材料,扩大队伍这是你们现在要作的事情!这样才能打得准、打得狠,不调査放空炮不行。”李富春老把这话概括为“个支持,三个办法。”
    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时说:“要炮打司令部、不准斗你,只准炮打司令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不准学生斗学生,不准技术人员斗技术人员,而是斗领导者,斗当权派!”“批,批真正是反动的技术权威,对一般科技人员不要个个都打。”“改,改你们院、所的技术路线、干部政策,思想作风、技术制度。要使××所的研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手里。”
    在谈到“敢”和“怕”时李富春说:“××部我们过去就批评过,××、×过去也批评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炮打司令部,不敢引火烧身,怕字当头,怕火烧起来,不做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总是想把自己包起来。包括你们院,甚至部。”“敢和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敢”是正确路线,“怕”是错误的路线。
    在唐必铭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到底,世世代代传下去,李富春说:“好!好!好!你们是革命接班人,就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没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不能接班,接班就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也是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坚持斗争,才能到共产主义。”
    关于防修、反修,李富春十分激动的说:“你们已经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了吧。苏共领导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十月革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背叛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要反帝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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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修,把反帝反修的旗帜高高举起,反修为什么不可讲呢?唐必铭同志把反修的旗帜高高举起怕什么?”
    李富春再三指示:“你们现在要作的就是掌握政策,收集材料,扩大队伍。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团结群众,你们要多作工作,扩大队伍。靠少数人要吃亏,靠少数人达不到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学十六条要掌握政策,上面我派人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支持你们炮打司令部。明天我派××同志去,这是一个好同志,助你们一臂之力,帮助你们揭盖子。道路是曲折的,消防队灭一次火也不要怕,我再派人点火,再来一次革命。真理不在手里是站不住脚的,真理在你们手里。三个支持,三个办法,同时外面帮助你们一下火烧起来看你们的本领,看你们自己,本领是锻炼出来的,群众自己解放自懂政策,掌握材料,斗也好、批也好都能搞好,有锻炼过程。必要时,直接和我打电话。
    在谈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被戴黑帽子时,李富春说:“你们不要怕,你们有什么‘黑线’?‘黑线’就是李富春,‘黑线’就是党中央十六条。你们要把十
    六条掌握好,你们就不会岀偏差,就不会抓你们的辫子
    当谈到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回去被盘问时,李富春说:“你们就说就是我李富春,李富春讲了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你们领导想干什么?”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直属单位出席人员,有机关代表高明等七人,临时书记处书记王道义,文革主任周宝兴,在这次座谈会上,团中央直属单位有团校、青年社、少年报社同志发言,团中央机关有魏章玲发言。
    座谈开始,富春同志说,今天因时间关系,先请团校同志讲,如果有两派人,两个人讲,如果是一派就一个人讲。
    当团校同志说到把左中右名单都公布了,富春同志问:这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团校的同志说:现在的筹委会也搞了整群众的材料,是否要清理?
    富春同志说: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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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社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青年社)说:打扰原来的文革小组,按观点自由结合成立战斗小组,这样做我们是同意的,问题是编委会等一些人没有组织。这些人又想组织起来,又怕组织起来。
    富春同志说: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青年社:×××,大家说他不是反革命,但是他还有其他问题,那怎么办?富春同志说:他的其他问题,以后解决。要说服同志们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打击面过宽,要注意政策,不要弄得人人不安。
    青年社:被镇压的五个革命同志,要来看纪云龙(社长)的日记本,他们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不同意他们看的。
    富春同志说:关于平反和销毁材料,要坚决按中央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事。要讲杠杠,这是条铁杠杠、除本人检讨材料交本人以外,其他一切材料,什么排队名单都集中起来当众销毁。不管那一派有意见,中央都是这个意见,不然会引起群众对群众的怀疑,不满,甚至群众斗群众。中央不赞成这个做法。中央的这个补充规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中央颁布的,这就是最高指示。大家不是拥护毛主席吗?我们不要再犯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有同志想找材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事实何必在日记本上找材料呢?
    青年社:我们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以纪云龙为首的领导小组,不能往下转移,搞人人过关。
    富春同志说: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査。大家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提高觉悟,取得经验,大家来学习“老三篇”,就可以破“私”立“公”,在这个基础上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要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青年社:希望富春同志在百忙之中,多关心一下团中央文化革命运动。富春同志说:有人给我写小字报,说我是走马观花,叫我下马看花,要求是正当的。我有官僚主义,但工作太忙,会议太多,实在很难摆脱。
    青年社:有的受打击的革命同志,要求平反时,对他的缺点错误的看法,也要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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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同志说: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少年报文革筹委会主任(以下简称少年报):我们这里有两派富春同志问:你们有多少人。少年报:三十八人
    富春同志说: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少年报:上下左右一起烧,是不是富春同志提出来的
    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笑),上下左右一起烧,怎么个烧法?
    少年报:怎样看待群众运动的有些过火言行?
    富春同志: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亚疗院同志:富春同志有否谈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
    富春同志说: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中国青年报社同志:我非常担心马上会发生群众斗群众。
    富春同志说: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一定要按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要善于互相倾听不同意见,善于互相商量,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反动路线的错误,就是斗群众的题,就是依靠一部分群众压制一部分群众,如果我们现在还继续这样做,还会犯错误。我们要大民主,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重复犯错误
    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谈
    我对团中央的工作是关心的,不是不关心的。这几天,一直有事。二十六日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我参加了;二十七日接见,我又参加了,搞了一天;
    十八日中央常委开会,我又参加;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给来京的文艺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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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江青同志、总理去了,我也参加了;昨天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万多外地工人的大会,我又参加了。今天不开会了,我来找大家开会,和同志们谈谈心,请不要记。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是新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同志们写大字报让我下楼调査情况,我都应该做。我每天总想挤时间,以后还想挤时间和印刷厂的同志谈谈,到团中央去看看我稍微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平反和材料问题。
    这个问题,临时书记处要督促各单位迅速做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十月十六日的补充指示,把有关的材料处理好,彻底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不要等待两条路线的批判,也不要等待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解放一批受打击、受压抑的革命群众。希望各单位筹委会、红卫兵负责同志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平反工作一定要搞彻底。我认为,过去搞的整群众的材料,贴的大字报,我写你的,你写我的,一律不算数不仅领导点群众的名,而且群众之间相互点名的,凡是不对的,一律不算数。不论工作组来了之后,还是工作组来之前,《人民日报》三个横扫之后写的,反正是点错了名的,都算在内,一律不算数。这样比较彻底,不要使群众之间引起相互的猜疑、埋怨。
    第二个问题
    听了大家汇报之后,初步印象,不管是多数派,不管是少数派,只要是革命的,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只要是真正贯彻十六条的,就要欢迎这些同志革命。欢迎青年同志们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敢想、敢闯,好!要爱护这种革命精神
    我的意见,当前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然后批判青年团的错误。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新体现。这个问题,在我来说,也是逐渐认识,逐渐提高。经过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全国革命同志敢想、敢说、敢闯的影响,经过毛主席的教导,我也才逐步认识,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但有时还跟不上,跟得不紧。八月十八日,红卫兵一出现,毛主席就抓住了,于是全国就出现了那么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是一个新鲜事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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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到街头,这又是一个发展。我是跟着认识的。学生起来以后,必须和工农结合。首先是工人起来了。目前中央正在研究工厂如何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实践经验。最近中央准备起草一个文件,如何在工厂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是逐步跟着毛主席走的,因此,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问题是如何紧紧跟着毛主席,紧紧跟着毛泽东思想,紧紧追随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这是主席讲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林总讲的吃透两头
    团中央的运动也是要发展的,不会是停止在当前的状况的。因为团中央的运动不仅受本机关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影响,还要受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影响,所以现在要给团中央各单位定调子、定框框是不适宜的。还是要靠群众的首创精神,靠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很多问题被初生的东西打破了。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都提高了,我随着运动,思想水平、认识水平也提高了。我也不能墨守陈规。你们亚疗院长作报告可以讲四十分钟长征,我要摆老资格,那得讲两个钟头摆什么老资格?不管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都要向群众学习,都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点请亚疗的同志回去告诉你们的院长
    第三个问题:我也先念两段毛主席语录。
    第十一页最后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第七页最后一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分清敌我,把真正的朋友团结起来,把真正的敌人打倒,而且在敌人中也要分清主次,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政策和策略问题。不仅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团结中间的力量,而且注意间接的同盟军,而且注意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法国虽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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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但戴高乐表示反美,我们对法帝国主义这个间接同盟军要利用,建立邦交,做点生意。为着反对修正主义,孤立最主要的修正主义—一苏联,我们对东欧有些修正主义的国家,态度有些不同,对罗马尼亚态度有些不同,对有些国家做点生意,主要是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朋友要团结,间接的同盟军也要利用,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争取胜利。
    这是分清敌友的问题。把大方向搞对头了,枝节问题就要放后面一点,甚至放轻
    以利于把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我看团中央各单位都有一个分清敌我
    团结多数,对敌人要分清主要的次要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地调查,但我看来都有这个问题。只有这样认识清了,才能实行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大家抓住大方向,丢掉枝节问题,不要舍本逐末。我希望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注意学习毛主席这两条语录,分清敌我,团结多数。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在群众中实行大民主,有问题平心静气地谈。大家抓住大方向,去攻击主要的敌人。
    因此,我建议,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的报告,在文革小组长中间,在筹委会委员中间,在党员干部中间,在团支委中间,在红卫兵负责人中进行传达,非党员也可以,都念念这些报告。林总主要讲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伯达同志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念一遍不行念两遍,两遍不行三遍。领会了中央的新精神,就更有思想武器了。与其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不如读这两个文件,这是中央正式发表的。
    有一点要注意,革命的同志,不但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还要学会团结反对我的意见的人。只要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学会团结反对过我的意见的人,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地方。彭德怀从二七年起,长期以来在党内与毛主席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总是耐心地教育他,团结他,希望他改正,搞了三十多年。出了彭、黄反党事件以后,毛主席还不准备开除他的党籍,给他以岀路。从彭德怀有不同意见,由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走到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三十多年。我拿这个例子来说明毛主席的伟大,说明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反对我们的意见的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我耐心教育你,耐心说服你,耐心团结你,你几十年还不改正,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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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彭德怀是这样,对王明也是这样。直到五六年王明到苏联去养病,养病养病,变成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毛主席对他也是长期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在他没有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以前,总是团结—一批评——团结你替苏联修正主义讲话,变成里通外国的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所以,同志们也要注意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政策。这也是属于分清敌我,分清主次,尽可能地团结多数的问题。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是主席始终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估计,敌我矛盾还是极少吧?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这样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个公式,这个方针,抓住大方向,抓住主要的敌人进攻。
    今天,我只能在原则上向同志们介绍一点毛主席的精神,毛主席的经验,不可能回答你们各个单位的具体问题,请同志们谅解。我尽量安排出时间,和印厂的同志谈谈,到团中央各单位去看看。如果我只管团中央,那事情也好办。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团中央机关和团中央其它机关,来多少?(王道义:二十三个)(有同志说:太少了)你们如果认为太少了,可以报告中央再来几个也可以。(团校和团中央有同志说,有同志反映解放军同志来的时机目前不适合)欢迎马上来就马上来;欢迎,但迟点来的就迟点来;不欢迎的就不来。就是这三种情况。各单位的情况各单位去讨论,好不好?达成这个协议。总而言之,不管哪一种,都要经过群众的讨论,就是有少数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不同的意见,不要强加于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接着印刷厂有位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曾听富春同志讲到“团中央书记处犯了错误,不等于团中央各级党委都犯了错误”,是不是这样说的?)
    富春同志说:“我说的是不等于各单位都犯了错误。
    (团报的同志又提出,曾听说富春同志给一轻部的同志讲过:“筹委会是革命群众选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这样说过?)富春同志说:“我没有说过筹委会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看它实行的是什么路线。各级文革筹委会,实行了什么路线,就是什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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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69页,共5150页
    (出版社的柏淑兰同志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富春同志说,周风格有病,可以暂停对她的批判。但是,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她就犯病,不批判她就不犯病这怎么办?)
    富春同志说:那她就没有病了。如果是真病,是一回事,那就背靠背的批判,或者是否可以考虑暂停一下,如果是假病,那是另一回事了
    三、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江青讲话
    青年的、老年的科学工作者:我问你们好!
    我是今天下午一、两点才知道你们要开这么一个会。今天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毛主席叫我作同志们的小学生来了,来倾听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来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列主义的书读的不多,毛主席著作学得也不怎么好,但我学懂了一点,就坚决去作。我们是个大国,所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方面;但我们又是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反驳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工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兵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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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比我老一辈的革命者面前,说不上什么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了。我们这些人里,有些听不到别人的批评意见。我认为这很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允许压制民主。在这里我庄严地向同志们宣布:如果我有什么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贴我的大字报!我们还要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谢谢同志们!
    陈伯达讲话
    我们今天的会开的很好,陶铸同志说这是科学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个很开的开端。本来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要开的会,把某些自然科学所、自然科学家也找来一起开。有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都碰到的问题,其它研究所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谈谈,交换下意见,这有好处,所以开个万人大会。可以说,这是科学界破天荒一次大会,可惜这个会是个偶然集会起来的大会。对你们是偶然的。对我们是临时被通知的。这个偶然的集会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效果,可能会产生我们现在还预想不到的效果
    我作科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七年了。没作工作,犯了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说的话可能是空话,说说可能有好处,也许可能减少点官僚主义错误。下面讲到木题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从东方转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转到东方来了。西方资本主义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文化转了个圈,来了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在东方起来了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的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后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被看成“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
    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这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跟每个人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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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代人的迷信,对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对科学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能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西方资产阶级刚起来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时代的文化,经过很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文化。在几百年以前,凡是圣经没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就要烧死的。亚里多士德没讲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多士德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前资产阶级建立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搞工业,就需要科学,需要与封建主义不同的文化。
    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走上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思想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阶级,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斗争,如孙中山就进行了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的谭嗣同也作过一些斗争,但他们的思想还是跳不出过去的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虔提出的。后来他也不干,听说他抽起鸦片烟了,再也不闹“打倒孔家店”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向反动了。解放后还有一批人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
    九六二年搞了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家乡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对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过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后来,他们要保护孔家店,这是“保皇派”。“朝圣会议”不是简单的事情,是一个标志,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保皇派。
    中国无产阶级已有一个任务,破除对封建主义的迷信,这个担子中国资产阶级挑不起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外国人的奴才。他们还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鲁迅就嘲讽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要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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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为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要求很远,毛主席让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的苗头。现在应把这一点看成是最大任务,必须做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老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能与修正主义斗争。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最伟大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文化方面我们不可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可能!)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或都没有完满解决。完全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个普遍真理。不仅在中国、亚非拉美,而且在欧洲、美洲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了。恩格斯在世时就对城市暴动提岀过疑问。以后修正主义产生,修正主义者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搞暴动了,街垒战是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这样欺骗群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为孤岛,然后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再进行农民战争,看起来这是可能的。
    百法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在农村就组织了游击战。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把武器交给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错误。意大利也有较大的农民游击战,本来也可以夺取政权,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去,也是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换了个副总统、副总理和议员等。这都是靠不住的,资产阶级要踢就踢掉了,当议员可以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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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主席的名言,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否认,半修正主义的党也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边的
    无产阶级取胜了,无产阶级怎么?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
    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说辩证法三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后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统一,不管怎样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的辩证,只能是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世界,也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还存在。矛盾是一切物资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榜样。我们是否可以在自然科学方面超过欧美呢?完全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的伟大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方面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把理论同实践、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能乱来,都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这场斗争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苫的,在他们的脑子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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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东西,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冲突中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随便讲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革自己的命,革自己脑袋中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不应该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慢慢懂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作不到的
    现在讲讲个别具体问题。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是蒙昧的,他不能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限,变成了保皇派。上月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査,没有不可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的,行动也是错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就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査,没检讨,他说他检讨了,检讨了没有?(台下回答:没有!)我是不当保皇派的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问尹达检讨了。(傅崇兰同志台下高声说: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的谣言我有什么必要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党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时间不早了!同志们应该休息了,明天再继续战斗。在今天这个大会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听取了不少意见,对我们向大家学习有很大好处。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愿意当一个小学生,对这句话是不是了解了,还不敢说。因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科学革命。所有科学工作者,无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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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接见的有工人代表十人,“二·五”大会主席团十人,院文革四人,长春××所工人,中南××所工人二人,共二十六人。〗
    总理:各所在哪里?(代表们讲了各所的地点)科学院嘛,我都不知道。刘西尧(总理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科学院必须彻底革命,才办得好,不革命就办不好。
    总理(问一个代表):你家住在哪里?回答:山东蓬莱
    总理:你看见过海市蜃楼没有?回答:看见过。
    总理:我是六十岁见到海市蜃楼的。
    总理:(问一个家庭出身是小职员的人)你家出身是什么?回答:小教职员。总理:你爸爸干什么?
    回答:我爸爸六四年死了。过去是北平伪法院检察官,在人大会堂旁边时生活很苦,我五五年入党,经组织调查,同意我填表写教职员
    总理:你念过几年书?
    回答:×学毕业。(别人插话:他父亲曾当过法院院长)总理:你祖父是地主吗
    回答:大概是,听我母亲说过一些。总理:你外祖父是干什么的
    回答:我二舅父叫程国之,一九一一年跟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担任伪国大职员
    总理:想不起这个人,国之是号,不是名。根据你的情况,你看应该填什么?(未回答)
    总理:填表太简单了,从表上反映不岀来什么情况,最好作调査,作社会调査,从自己开始,这是主席讲的基本功。如果叫我填,我就(不)填小教职员家庭岀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晩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晩年写了一篇《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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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晩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戚本禹对我讲,你应该填职员。我才不填呢!我填封建官僚
    (代表中有一位廿四岁的大学毕业生)总理:你是什么出身?
    贫农,团员,大学毕业
    总理:你是贫农出身,怎么念得起大学呢?答:国家供给的。
    总理: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红卫兵冲击封建遗留下来的残余……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这一段话的意思大意是:总理问大家从什么地方来,答从革命村来,总理不知道哪里是革命村,大家说就是中关村,现在改成革命村。总理说中关村还是先叫中关村,因为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苏联大使馆前面那条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前几天举行了开典,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张小洪提出的她主持大会。他们真有办法。把越南代表请来,但是不好讲话,问问阿尔巴尼亚来了没有?当然来了,反修吆!阿尔巴尼亚好讲话。
    总理:真是后来者居上,望尘莫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这样。我十五岁时还什么都不懂。我先跑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有时路是外国名字的还记得清在北京呆了十七年,现在出门就坐汽车,不自由,北京的好些路的名字都不知道(大意)
    (X,八、廿五大会执行主席,数学所)
    总理:华罗庚在你们所吗?答:现在在东方红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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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没有抄他的家?(答:没有)斗没有?(答:斗了)有没有体罚?(没有让他坐下来)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岀道理,要乱岀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XX,科大,廿岁,十系三年级)
    总理:你完仝是个解放牌。
    (科大XXX给总理看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给科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公开
    信)
    总理:这是一个号召书,造反队三、四百人,有没有吸收科学院的人答:没有。
    总理:凡是打进来的人,像ⅩX一样没人管。东方红大学革命造反队有新的
    任务。
    (周总理又问到XXX所一个同志)
    总理:国家科委情报局搞什么呢?有没有重复,要精简机构,统一归口总理:下步运动怎么办?大家商量。
    (被接见人头脑发热,没有领会总理的意见,都争先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
    刘西尧:我们不是一言堂。打架,在道理面前打嘛。当然我不同意打架。总理:应地所就是打出一些事情,那么几个人还没有谈完,也没有调查完你们革命造反队不是有队伍吗?其他所也有队伍。要求出去调査,你们做些核实进行全面的调查,继续进行揭发、辫论,不要老停留在应地所的问题上
    天文台工人说:什么十四条,七十二条是修正主义的总理: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的,什么内容你知道吗?(问了很多人看过没有,都答没有看过,只有一人看过)你研究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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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没有研究过)
    你们不清楚就好好读一读,叫(文革的)高学文同志把十四条印发下去,再进行辩论。
    (被接见人大家都听不进对方意见,总理生气了,站起来。大家辩论到科学仪器厂刘存仁883人联合写的大字报后,在科研厂有七人被打。)
    总理: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要重视成分,也要看表现。
    工人:张劲夫做检査,有些人反对,不让检查,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前天早上去一百多人到院文革,在
    十分钟作出决定,会是开是不开?
    总理:青年嘛!能不犯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只要能改正。
    XX:他们到处抓人,大闹院部,作顶帽子,跑到机要室,裤子都不让穿,不
    然就是保皇派。
    另一方:反对,这是造谣
    总理:话传多了,总是要走样的。我小时候做游戏……话传刘西光那里,再传给我,是要走样的。人总是有主观性,有倾向性的。岁数大的,对青年人要好好帮助。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开会总是啦啦队,时间拖得很长,一方面讲保皇派,一方面讲别有用心,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保皇派是少数人。要创造一个辩论气氛。开会要守秩序,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已经差不多了,还没谈啥问题?
    XX:大会秩序问题,张劲夫是先讲还是后讲?(总理出去)
    刘西尧:你们都不民主,我看你们双方的意见。历史上犯错误的都是搞一言堂,只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是马列主义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总理进来)
    总理:要有二方面人讲话,每方面讲三个人就差不多了。搞两天就行。王锡鹏还要让大家讲话嘛!当然讲话不要太长,廿分钟。七月卅日以来,他的认识有发展,应地所武藻文又撤职了。人换得太多,让刘西光负责王锡鹏提的问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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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让院里去回答。其他方面的意见为第三方面意见,搞五、
    七、八个人发言,搞好了两天,搞不好三天
    ⅩX:张劲夫先检查后辫论,还是先辩论后检査?
    Ⅹ:(工人)先让检査。(有人反对,不让检查)
    总理:张劲夫可以先表态,你们别搞得太绝了,连人家表态都不让,不行,要让人家表态,不要什么都讲,什么都讲也讲不清楚,讲不全总理:张劲夫可以。总理
    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山,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岀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
    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面是毛泽东旗。艾地牺牲了,印尼革命又受到挫折,但是印尼共不是不革命的。
    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粉饰加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想粉饰它是不行的没有时间怎么办?就得挤睡觉时间,我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时总理打了一个呵欠,总理告诉前面一个人)你要经常提醒我,一讲话就不累了,这是解放自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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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西尧说:非党团员也来了)群众这两个字我看了最抵触,这样一来,党团员就不是群众了吗?这不是高高在上了吗?党团员也在群众之内,可以填党团员、非党团员。我是从那个同志的家史借题发挥的,是我问出来的,回去拿这件事来斗争他是不行的,我是保护他的。
    红卫兵问题:红卫兵好得很。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有人问,户口在这里,回去怎么办?要先和那里打个招呼,人家要不要?要注意工农联盟,不然回去也是消耗国家财富。通牒是通牒,国外通牒也要等几天。假如你和他们讨论,你一定同意他们的做法。(大家笑)真正的高级干部还没有触动他,现在都是中级干部,好办,高级的你们要点,但是要讲道理要批评……。
    今天是聊大,不是指示,最后如果变成你们的意见,你们自己去讨论。我做为毛主席的学生、战友,还要努力学习,当好学生,当好战友。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臼,瞿秋臼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岀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
    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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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总理:你们是怎么选举出来的?
    答:是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有的来不及选举,所以今天只派了临时代表来。我们是超过半数当选为代表的。
    总理:不过半数的,那就不能当代表了!不超过半数不能当代表,那就不能保护少数
    总理,那怎么办呢?
    总理笑着说:你们今天来的是科学院的,是搞科学研究的,当然你们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但你们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呀!如何保护少数的问题?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扩
    代表里不应该有清一色。你们搞科学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土,也算是一个党派。
    有时,有的人大代表选掉了,但新的又会出现,不能保证清一色。但左、中派应该占绝大多数。不同的意见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当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能当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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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家在政治上对他们的要求是低了一些,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允许他们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可以逐步的改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其中就包括中间偏右。代表中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当代表。即使少数人是错误的,你们可以批驳,通过批驳,通过斗争,来增强自己的才干,若你们批不倒,那说明你们自己还没有掌握真理,况且往往少数人掌握着真理。有不同意见也能促使我们改进工作,因此要充分保护少数,让少数人也有代表。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九月七日晩,在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职工两万多人参加的辩论大会。辩论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同志是否是黑帮,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简记如下
    科学院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早就想到你们这儿来,但工作时间很难分出一些时间来,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今天有机会来了,这是一件高兴的事情,首先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庆贺你们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已经表示了这个愿望和决心,那么我们有责任支持你们这个愿望和决心
    你们是科学院的同志们、职工们,你们很懂得我们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就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人民日报》今天社论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是六三年毛主席亲手制定的,要我们全国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大抓三大革命运动,这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四年了,毛主席这时候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检验每个人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检验每个人发表的意见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破旧立新,破四旧立四新的关键问题。你们是作科学工作的,你们懂得怎样检验每个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感情,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检验。尤其是中央十一中全会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八月八日公布的十六条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就更加武装了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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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作为你们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战斗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科学院的问题上,在工作中要会更好地掌握这个战斗纲领,凡是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研究的,你们懂得这个战斗纲领,你们是要好好学习它,应用它。应该如我们的林彪同志所说,应该活学活用这个纲领,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们觉得科学院的问题与科技大学一样,是斗、二批,三改的问题,也是辩论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但你们应该很好地应用十
    六条这个战斗的武器来分析讨论弄清这些问题,然后作结论。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不简单的问题,而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能不分出很多时间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关系到全国的问题。现在科委的问题我还不能作最后的发言,同样科学院也是这样。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他忙得很,很紧张,手下没人,只好向解放军那里要了四、五个同志,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要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把尖端的科学研究、中间试验放在一边,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有许多材料证明,我很不安心。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抓革命促生产,我坚决相信最后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在斗争过程中最紧急任务不能受影响。我让刘西尧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批准了的。你也知道,但现在还没有安排,这不能怪你们,要怪我们领导抓的不紧。我有个想法,在座的两万人是搞科学的,你们比我懂得,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我相信所以坚决拥护和信任毛主席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懂得了,你们是能白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你们当中会涌现出许多能干的同志。问题是现在联不起来,你们还是你们,我还是我,我没法和你们联系。我很想在你们当中找人听听意见,首先是听听反对院党委的意见。你们可以调査天文台找了那些人,××新找了哪些人,这样,我不是只听一方面意见,我要听多方面意见。前天我决定来,但中央有会要处理紧急事件,我不能来了,我看了你们的记录稿,本人的发言稿和摘要,这些比听快些。今天两方面的意见很对立,听听也好,可以看看你们的主要倾向直接的感情。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位同志发言,他要发五分钟言,但主席团没有转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归中宣部的,我们商量时请自然科学方面四十多个所找人发言的,社会科学方面我没有承担责任,但我也同意有时间的话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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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同志、社会科学以外的、及科技大、北大、清华的都来讲更好。但讲一句公道话,应让自然科学研究的先讲,所以我们达成协议,这是多方面商量,要不然倒好,我做了好人,我毫无此意,带有这种感情不合适。刚才我说要有阶级感情,但阶级感情要与实事求是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我当时同意他发言了不关主席团的事。因为这位同志很热心,我欢迎,不过五分钟嘛!这倒好象我是好人,主席团反而武断了,我得为他们申诉
    否则这样有点强加于我。我知
    道你们的感情,科学院压制了不同的意见,压制了群众,这种感情我理解,我支持。但事情还要加以分析,如何解决科学院的争论?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査研究了,就是因为把问题分析清楚,向你们作报告解答问题,不过调查解决社会上的敌人,更加是为了有力地对自然界的敌人,搞好科学试验。你们担负的责任比哪方都重要,你们当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是经过党十几年培养的,是国家的财富。如何团结好科学院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致对敌,搞工作,干革命,这是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推动一下,起一个螺丝钅的作用。我需要一点时间,清华的问题才开始,科委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知道你们不能解决就不能忍耐了。我建议是否不开大会了。我收到很多条子说:这么长的发言我不高兴听。我觉得可以分开,一个一个单位的讨论一下张劲夫的发言,这个争论,就是有的放矢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张劲夫讲了三个问题,关于那个号外和其他一些措施,影响到科学院压制了群众。你们认为这些事如何?他表态如何?可以讨论两三天,比较深入些,可以有多数意见,少数意见。或几种意见,得出几种结论,搞出来很好的答案嘛,很简单嘛!通过五十多个单位讨论再开大会就好回答了,我这个建议,你们可以意同,也可以考虑,提岀别的办法(群众鼓掌通过),我并不要今天晚上就回答,请主席团决定。要合起来开,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开,可以在二、三天内作出解答(周总理去接电话后)我可以告诉你们打的电话是什么。我们的红卫兵,我们最可爱最英勇的红卫兵,他们想在各个战线上破旧立新,不仅在人民中,在国内破四旧、立四新,而且在国际领域上也要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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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裝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可爱的小将们的确做得好,两天之内把示威运动,靠他们自己组织万人来庆贺。结果两天内来了很多学生,机关人员、贫下中农,通过主席台的就有四十万人,井井有条喊着口号前进,没出任何事件。好!我们的红卫兵兴头大了。他们向全国出发了,不知那班,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对于下一步怎么办再研究。你们可以在火车站上喊口号嘛!示威嘛!不要武斗。这样的事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电话又来了,回来又接着讲)红卫兵孩子们真是可爱,打了电话,听说是毛主席的话就下来了。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一些道理,凡是不妨碍中苏人民友好,凡是批评他们领导人的大字报,可以贴在车站上嘛!不要上国际列车,他们不懂得车头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这个你们懂嘛!跟他说说就知道了,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要接中国火车头。今天中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边界城镇、国防要地去,象东北的海拉尔、新疆伊犁、塔城等。内地的红卫兵不要去串联。我们在北京不了解边防上的事。那里有本地的革命师生群众,革命靠自己嘛!毛主席说革命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单位都要靠自己本单位来搞,批当权派,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了错误的当权派。(只有本单位知道)外地来串联,只是煽风点火。我来就是煽风点火的,煽什么风?点什么火?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煽风点火要有自己的燃料,才能煽起来。革命要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嘛!边防的事当地人知道,容易讲得清楚,内地去的不了解不容易讲清楚。边防的人也不好拉他,他是北京去的,就打电话来了。红卫兵有错误就改,真是好孩子,的确可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前途在他们。我们放手让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放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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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闯革命。但说到你们,你们可不能放半年假噢!你们究竟不是科技大学。科学院和大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搞三大革命嘛!我也不想把你们的争论拖得太长,就提了刚才的建议,也许比较合适。
    你们主席团可以决定,我不能来,也要请刘西尧同志或一位秘书来。只能代表一个单位的意见,不能代表全院的意见。各所可以联系本所的情况分析、批判张劲夫的发言。这样我等于和你们几十个单位接触了。因为今天这样的发言人家没兴趣了。插曲都会有的,今天海拉尔就是一个插曲。当然,主流是好的,今天这个事是主流中的一个小流。我们要敢于斗争和学习。我们都要学习。原来我们想红卫兵出去总会搞好,但是现在还是出了一些问题,要我们去解决。自从
    八·一八”后北京的红卫兵大批出去了,问题多了,要我们解决,不要怕,要敢于面对革命中的发展。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比如改名为反修路这件事,我们对他们佩服的很!我也上了一大课,到科学院也上了一大课,向你们学习。单听方面发言不好,各种意见我都愿意听,到以后再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讲一下,得出满意的答复。“八·二五”大会,多数人要罢张劲夫的官,提出了意见书,我当时接过来了,要请示中央,并把我硏究的意见报告中央,不能随便。我当时不应该说“接过来”,说错了一个字,有人要揪,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好错呢?你们要知道,打电话也可能说急了,说错了一二个字的。我的办公室电话特别多,难免不错一个字,你们应该原谅我。即使我说的没有错,听的人也有主观偏见还会听错呢。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揪了。真要钻牛角尖了!我弄清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到该回答时再回答。今天还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外地的同学来了,提了不少意见。信,我没法答复了。回去研究后,交有关单位回答你们。今天还有中学来的红卫兵纠察队,我谢谢你们,这也等于接见了,不要再接见了。
    还有人写了条子让我回答,今天不能回答了。重要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回答。既然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你们的工作与我过问的问题有关,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以便我在为党多做几年工作中学一点东西,与你们接触学一点自然科学,当然只学一点规律
    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改造到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自己。我是一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跟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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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于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做的不够,越要赶上去。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今天在座的有六千工人,工人是老大哥,应该向工人老大哥学习,但工人也不应该骄傲,我刚才不是说了,要改造到老嘛!最后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我看今天会开得很好。陶铸同志说,这是我们科学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很好的开端。本来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会,原来想和自然科学所、自然科学家也找来一起开。有些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碰到的问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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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也有这样的问题,一大家在一起谈谈,交换一下意见,这有好处。所以开这样个大会。可以说是科学界破天荒的一个大会。可惜这个会是偶然集合起来的,对我们也是被临时通知来参加。这个临时可能产生伟大的效果,可能产生我们现在预想不到的伟大效果。
    我作为科学院的副院长已经长达十七年了,没做好工作,犯了一个最大官僚主义的错误。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说的话可能是空话,说可能有好处,也许可以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的错误
    下面讲到本题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以东方传到了西方。现在又转了个圈子,又回到东方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始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是落后的国家,如刚刚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成功,现在成了世界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谁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方向努力,中国就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是各方面的。并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不巩固的问题。同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个人联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对古人的迷信,对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破除迷信,科学就不能发展。过去,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启蒙学派。他们否认封建主义文化,经过很残酷的斗争去破除封建主义的文化,在几百年以前,那时候凡是圣经上没有说过的话,谁也不能说,说了要被烧的。亚里斯多得没讲过的话,就不能说。说了,旧势力、反动势力就起来说:“这个亚里斯多得没有说过呀!你胡说八道,发疯了。”几百年前,欧美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剥削制度,反对封建制度,是经过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要搞工业,就要科学,需要与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纪以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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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走向反动,变成保守派,变成一切反动思想的保护者。中国的、亚非拉的,特别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血。有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进行了一些斗争,如孙中山进行过一些斗争。还有改良主义的,谭嗣冋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的思想还跳不出过去的老框框。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川人吴虞提出来的,后来他也不干了,听说抽起鸦片烟来了,也不再闹打倒孔家店了。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起来以后,很快就走上了反动。解放后还有批人,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一九六三年还搞了一个“朝圣会”,到孔夫子的家搞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可见破除孔夫子的造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来不是孔夫子说的话不敢说。资产阶级起来的时候讲“打倒孔家店”,从解放以来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还要保护孔家店,就是保皇派。破除封建主义这个担子资产阶级挑不起来,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任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破除封建主义的迷信做得还不够,中国还有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阶级的崇拜者,另方面当洋奴才,他们还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嘲讽说过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要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人民的要求,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要是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就能与修正主义斗争,创造苏修和西方所不能创建的最最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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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科学上,毛主席就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有解决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接触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和没有完全解决人完全解决的是毛主席。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普遍的真理,不仅在中国,在亚非拉,而且在欧州,在美州各国,包括英国在内也适合。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后进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根夲问题,就是要建北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战争
    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城市暴动的经验,后来武器发展了,新式武器发展了,城市暴动就有问题。恩格斯在世时就提岀过疑问。修正主义产生了,修正主义者说.武器发展了,不好暴动了,街巷战不好搞了,城市暴动不好搞了,所以要搞法斗争和平过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欺骗群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现在亚非拉人民首先起来。把欧美变成了孤岛,然后欧美国家再进行农民战争,这是可能的。
    当法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希特勒战胜了法国,法共就在农村组织了游击战。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把武器交给资产阶级,这是历史的错误。意大利也有过较大的游击哉,本来也可以夺取政权,但是后来不去夺取政权没有坚持下去,也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他们把农村发展起来的武装完全交给了资产阶级,换得了副总统,总理和议员等,这都靠不住,资产阶级要踢就踢掉了。当议员可以有汽车,别墅,这样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们变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主席的名言,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此,修正主义否认。其实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城市比较狭窄,可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活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岀政权”,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证明,在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在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面的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了,无产阶级怎么办?有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伟大的贡献。现在有些修正主义国家,半修正主义国家否认阶级斗争其实都是阶级斗争很厉害,越否认越厉害。
    在哲学问题上,毛主席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后来斯大林给变成四条。毛主席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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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是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统一。不论怎么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就是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些具体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毛主席最仝面、最系统、最完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方面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
    我们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超过欧美呢?完仝可能。我们要相信人民的伟大仓造性,这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同实践、理论同劳动、理论同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战胜一切困难。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能乱来,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中国的一句老话,毛主席把它变成了马列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的科学态度。
    我想讲的是否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要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他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
    这场斗争对很多人说来是很痛苦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发生了新与旧的冲突,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冲突,有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经过批评和白我批评,掌握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
    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随便讲几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命运、世界的前途。每个人应革自己的命,革自己头脑中的命。毛主席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革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封建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才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才慢慢懂得了这个群众性的口号有深刻的意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人民群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办不到的
    现在讲两个具体问题,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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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郦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周恩来接见了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政治部、组织部及监委共七十一人(581工厂工人代表交给周总理很多传单,周总理坐下仔细地看了一看)。总理:印了那么多的东西?通过谁?
    581厂工人:没有通过谁,是我们革命串联起来的总理:印了那么多的东西,难道没有通过领导?我不信。
    581厂工人:总理,说实话,是没有通过领导。我们是自发的,领导不知道。总理:自发的,难道你们今天来,也是自发的吗?
    581厂工人:总理,请相信我,是没有通过领导。因为我们的观点与科学院印刷厂的红卫兵的观点差不多,我们与他们串联以后,他们就利用休息时间和写大字报时间给我们印刷的,没有影响过业务。
    总理:那好了,就是通过了组织了,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给你们印呢?为什么不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你们谁知道?
    刘继英(天文台代表):上次我们天文台一个同志去印刷厂印刷,那个厂不给我们印。(注:天文台与印刷厂红卫兵观点不同)。
    总理:张劲夫同志,这件事你知道吗?张劲夫:事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总理:为什么不给他们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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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劲夫:当时院文革与院政治部研究过,也与印刷厂联系过,但该厂不同意后来请另外一种观点的同志,请他们想办法,到外面去印,钱的问题,由文革签个字,可以报销。就是这样解决的
    总理:印刷厂有多少人?有否印毛选的任务?还有没有空?
    581厂工人:有四十万部毛选的任务,任务很重。因此,他们是牺牲休息间和利用写大字报时间给我们印刷的传单和大字报材料
    总理:那么该厂工人有多少?是几班,一班、两班、还是三班?是不是还有空的时间?你们那一个知道?(指了指581厂的同志)你知道吗?
    581厂工人:我不知道。
    总理:谁知道?张劲夫同志,你知道吗?张劲夫:我不知道
    (总理又看了看印刷品,新技术局有“新兵”、“红嫂”……战斗组)总理问新技术局代表:你们有那么多战斗组呀
    新技术局代表:我们有一个战斗组只有五,六个人,大的也只有十来个,因此战斗组很多
    401所代表插话:总理,我们401所(指一分部)有五百余人,就有四十多个战斗小组,有的还没有参加战斗小组哩。
    总理:你们有那么多战斗小组,难道意见都是不同的吗?
    401所代表:我们是观点比较一致下的几个人组织起来的。从辩论情况看,不少战斗组的观点是相同的,从我们四十多个战斗组来看,通过辩论,大致有致四种不同观点。有的同志插话:现在出现了比较相近观点的几个战斗组组成个战斗大队。例如,天文台他们就组成了东风大队,红旗大队。
    总理:印刷的话,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应该印刷。根据宪法规定,公民就有出版的自由。科学院不管那一种观点,除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以外,都有出版的自由。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管那一种观点,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都是公民嘛。我们都要给他们方便,给他们创造条件。上次(九月七日总理参加了科学院的万人大会)我主张分各研究所辩论,就是为让更多的同志发表意见,给他们以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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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结社,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五七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若不是公民,那就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了。
    十六条的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因此,都应该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民主。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科学院的革命同志,就应该给他们民主、自由、不管是多数,少数都应该给他们出版自由的方便。没有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这是院党委的责任。没有给同志们的这种自由,政治部更有责任。大家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政治是统帅。政治落实在人的思想革命化。过去说政治落实在业务上,后被《解放军报》推翻了,因此,政治落实在业务上是错误的,政治部、组织部、管政治、管组织、是对的,肯定的,但你们不能不管业务呀!印刷厂印刷那么多的毛选任务,这是印刷厂的业务,也是政治任务,多么大的事,真是连党委也不知道,真是没有人管?很简单嘛,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总理叫他的秘书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的秘书来了,递给总理一张电话记录条子)总理念电话记录条:“该厂五百多工人,其中有一百多职员。”(总理问他的秘书:谁告诉你的?)
    秘书说:是该厂的秘书。总理问:他叫什么名字?秘书:我不知道,没有问他。
    总理说:“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五百多工人,为什么有一百多职员?哼!可能校对的也算职员了,那就差不多了。有一百六十万册毛选任务一至三卷到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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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已经完成了廿五万册,到国庆节前还能完成十五万册。印刷毛选的任务占印屜厂总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五
    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九月份?党委一个同志:大约是八月底接到任务的。
    总理:九月份完成四十万册,十、十一、十二还有三个月,嗯,年底就能完成任务了,抓紧一点,还能提前完成任务,你们院党委同志,还有那个(581厂的)工人反映得对,印传单是没有影响业务,但是还有百分之五空。总理接着说不能同意的观点可以印,不同意的观点不能印,都应该平等嘛!我首先声明,这里是有阶级性为前提的,我不是说的彭真所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工人同志是利用休息时间,利用写大字报时间,没有影响业务时间来印刷的,但是用的是国家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的铅字、油墨、纸张和机器等,那么就应该都人人有份。国务院里的服务员(我们是在国务院里的一个会议厅被接见的)本来想组织红卫兵的,但后来没有组织,但他们不能因为你们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不准你们来开会,也不能不给你们倒开水。今天你们来开会的,就有不同的观点嘛,我们不是学生的红卫兵,都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印刷呢?九月七日我已经发现了,因为当时送给我的印刷品中,都是一方面的意见,而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的印刷品,他们也向我提出了意见。我想你们总会解决的。但到今天已经十多天了,可是院党委、政治部没有给他们解决。因此,科学院里民主还是很不够的,业务也没有抓好。业务对科学院是最好的考验。印刷厂为什么不派代表呢?
    科学院出版社代表:过去我提过几次,但一直没有解决。
    总理:为什么不解决呢?因为是巴黎公社那样选举可以随时变换嘛,印刷厂应该有代表参加,是否可以召开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大会,现在是否巴黎公社那样选举不是时候?
    有同志说:现在不是时候。总理:为什么不是时候?
    有同志说:因为下面意见不统一,有分歧。
    总理:就是因为下面意见不统一,有分歧?科学院几年来是有不少问题,并不是科学院几年来问题解决了,其他所里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并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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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科学院几年来的问题,都是没有很好解决,因此,要解决科学院里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总理:科学院有多少人?你们由多少人选一个代表?
    陈鹤芬:(401所一部文革代表):科学院有两万多人,是否可以五十人选个代表?
    总理:那有很多代表了陈鹤芬:只有四百多啊
    总理:那倒不多,那是否可以五十人选一个代表,你们回去以后可以讨论下参加院的代表大会,一定要选出不同意见的人当代表。
    新技术局代表:总理,有的可能选不出来总理:五十个人选一个还选不出来吗?这个同志说:是这样。
    总理:那是否压制民主啦!过去院党委就是压制民主了
    新技术局代表:不是压制民主了,而是我们有一百五、六十人,另一种观点的只有七、八个人,还不到五十个呢,因此选不出来
    总理:少数人,应该有代表,多数人垄断是资产阶级的。
    武雨琴(院政治部副主任):我们政治部下面的宣传部和组织部,他们说都要派一个代表参加院文革
    总理: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中央有部,有的公社下面也有部,这个名称应该好好改一改,首先从解放军做起……要造成民主的空气。即使科学院里的院党委问题解决了,科学院里的意见,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因此就有百家争鸭,所以并不是科学院的问题解决了,能选出代表来,现在就应该能选出来的,你们同意不同意现在按巴黎公社那样来选举(总理站起来)我们来举手表决一下。
    个同志站起来说:总理,我们还没有征求所里同志的意见呢?
    总理:那倒是对的,你们还得去征求群众的意见,怎么办呢?就是代表你们个人的意见吧!回去以后再征求意见,同意现在选举的代表请举手。总理一个个的数了一下说:有廿一个呢(共四十五个代表)你们刚才说不是时候,不是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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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的同志同意现在选举吗?当然啦,这是你们个人的意见,也可能代表你们所里同志的意见。几万人的意见,总是几万人的意见容易听,有些事,有的打算我也可以与你们商量、商量,因此请你们快点准备选举,不同意见的,应该派出代表来。
    现在科学院没有生气。我们刚才听到一个消息现在告诉你们,但我并不是来提倡戴高帽子的。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千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对于科学院的问题,我还没有最后报告给党中央,我还要给同志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些,但还不够,还要继续创造一个民主(听不清)自由的空气。科学院很缺乏这种生气,我说的各个所的领导也是这样。
    在组织上要保证同志们给以充分自由的便利,临时文革要扩大,不同意见的都应该要有代表,人数多了(指各个所的)代表可以增加,但总数不要超过一百个代表
    要创造一个讨论的,民主的空气,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空气,科学院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
    个同志插嘴说:总理,我们要你来作个报告,大家都等着呢?
    总理:还可以讨论斗、批、改,可以讨论业务,还可以讨论一下彻底的革命化。讨论领导问题是对的,但还要把别的事情讨论一下呀!两万多人,人是决定因素,一边可以搞革命,一边可以搞生产,搞科研。印刷厂文化大革命没有影响生产,这很好。秦力生(党委委员)说:七日以后我院一些国防任务都干了,没有影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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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七日以后,没有影响生产,这是好事。请你们写一个报告给我。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中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了,陈伯达同志也在八月十三日给主席两个报告,这个报告主席在八月十五日批准的,八月十八日我给你们念过,后来也请刘西尧同志给全院同志们传达过,后来林彪同志也讲过,我也讲过,是林彪同志先讲的,九月七日以后,《人民日报》也前后发表了不少的社论。
    印刷厂很好,应该表扬,但还有百分之五的空,应该很好利用,与他们商量,南量,要让不同意见的材料应该印一印,但不要印得太多了,材料不要那么多每个所的不同观点,一张纸就行了,但要能反映出来。例如:对十四条反对的有多少?部分反对的,部分同意的有多少?全部同意的有多少?不要一条条都写出来,因为十四条,一条一条都很清楚嘛!你们告诉前面几个数字就行了。关于十
    四条的问题,现在还在修改,没有全部废除,因为当时还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中央批的,但并不是不要你们批判了,你们可以批判也可以全部反对。
    原子弹上了天,就没有把你们科学院忘掉,把你们科学院也放在里面了。当然啦,还有工人,还有解放军等。(总理看了看桌上的信)不要那么多的信,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把你们这些信从上到下全部看完,还不是请我的秘书来看,请他来给我分类后,让我来看。请我的秘书来分类还不如请你们自己来给我分类好。现在我只能请我秘书来分类
    你们要把不同意见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多种不同意见都写在纸上,但不要超过一千字,四、五百字最好。可以首先请文革小组讨论一下,然后提交给大家能把大家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反映上来,使大家都能满意,都没意见,这也是对代表的最好的考验,若是这样,你的代表也算当好了。
    关于党委会和政治部在运动中应该要有生气,最严重,群众叫你们黑帮。廿
    五日(指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
    刘西尧:我是通知他的,去不去要他自己决定。
    总理:这是对的。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有生气就是有干劲。但不能有骄傲情绪,骄傲就不行。这样自己也能解决一部分。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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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杜润生斗了没有?
    张劲夫:没有,怕群众有意见。总理:怕什么呢?杜润生现在怎么样?张劲夫:自七月十二日起,杜就停职检查了总理:杜润生担任什么工作?
    张劲夫:停职以前担任秘书长、党委委员
    总理:谁给他提的那么高?是中宣部?还是组织部?
    张劲夫:不是中宣部。是五八年,通过组织部我们给他提的。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追一追呢?中宣部已经烂了,组织部的安子文也被揪出来了,但你们回去不要写大字报。把杜润生放得那么高,你们也没有生气,为什么不好好的追一追呢?怕群众有意见,你们院党委可以扩大一些,先叫杜作检査,看你们是否能与他划清界线,也可以请文革代表参加。院党委对“应地所”(按:应用地质研究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有人说我有倾向性(指九月七日总理在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我感到奇怪,当然,这是个别的。“应地所”我首先找王锡鹏等同志谈的,也找过天文台的同志,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另一派的同志谈过话。“应地所”代表来了没有?
    个代表站起来说:我来了。总理:你叫什么名字答:我叫顾震潮。总理:我找过你吗?顾震潮:没有。
    总理笑着说:这就是一个证明吧!我也没有找武藻文同志(当时是“应地所”的工作组副组长)谈过。你(顾)是那一派?顾震潮:我现在也改变了。
    总理笑了笑说:你现在也变啦!我就是怕你们给我贴大字报。
    话说多了,总不好。本来就很简单,我事先准备一二百字,你们来了我给你们念一下,这样就不会出问题。若这样,你们就可能会给我提意见,说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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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情,人家好不容易见到你,两句话就完了,真是太没有感情了。我知道你们回去后是要有交待的,但是你们不能带头贴大字报,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就不好办,多管了,心总不安。学生对郭老有很多意见,说科学院有很多问题。但实际上科学院郭老管的不多,因为他是科学院院长,所以对他提了很多意见。对科学院问题的结论,以后要与你们来商量,还要与党中央讨论,才能最后决定
    现在,王府井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还是反动的,说要采取统一行动,取缔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多伊斯兰教徒,而正是帝国主义伸手的地方。这样帝国主义会笑的,有的同志很担心,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干部,相信他们能掌握党的政策的。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百分之百的都对,相信自己百分之百都对,这样定会摔跟斗的,我就不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都对。
    能否与杜润生、卫一清划清界线,这是对院党委的考验。“应地所”已经三个月,科学院里的问题种种因素很多。你们都很紧张,但他们(指杜、卫)倒很轻松,当然了,这是一种风凉话。有人说,现在蒋南翔很轻松,但斗争起来他们就不轻松了。斗争杜润生和卫一清时,可能会牵涉到一些人,怎么办?不要怕揪出来!
    你们上次(九月七日)会没有开完,是否将他们的发言稿印一印,因为还没有取消他们的发言权。以后大会发言准备新的了,旧的大家都不感兴趣了。
    问:总理,我所红卫兵提出来,要扣科学家的工资,你看如何掌握政策?总理笑着说: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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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总理,红卫兵、红卫军、红卫队与文革的关系如何?
    总理:红卫军已反映到中央军委了,至于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与文革的关系,中央正在研究,今天不作答复。
    问:总理,过去困难时期,科学家和干部补助的,现在群众有意见,红卫兵也下了命令,要求扣回来,这政策如何掌握
    总理: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九月廿日上午,熊复同志受陶铸同志的委托,会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个红卫兵的代表二十四人和学部负责人潘梓年同志,并向他们讲了话。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来中宣部工作时间很短,只有半个月,很多情况不了解。我们认识一下吧!(分别介绍)
    我们听说学部的文化革命小组解散了。今天我们请潘老(潘梓年同志)到场,是作为学部负责人请来的
    今天没有可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红卫兵有两个组织,一个联队,一个总队。如果你们愿意讲,我也愿意听,你们看怎么样?
    (插话:还是先请熊复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吧!)那我就先把意见谈
    有的同学要求把张际春同志交给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斗争。关于这个
    问题,我在不久以前受陶铸同志委托,宣布中央关于张际春停职反省的通知时已经说过,欢迎学部的同志们对张际春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据我所知,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已经开过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只要你们准备好了,要开大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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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我们对学部的同志这样讲,对文教及其它部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讲。
    二、据我们了解,你们有两个红卫兵组织,相互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们双方最近都召开了辩论会,据你们通知是讨论吴传启问题,中宣部派了杜大公和其它一些同志去听你们辩论。他们的任务,是把听到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也已经把他们听到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如果杜大公同志他们在学部讲了什么话,那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你们辫论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提交我们或者口头告诉我们,我个人可以负责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同志们更多的提供书面材料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向陶铸同志汇报)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愿意听取你们双方面的意见,随时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四、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最近两次讲话也指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们赞成全学部的革命同志们都按十
    六条,按林彪同志的指示,也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我受陶铸同志的委托同大家见面所要讲的,就是这四点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正式记录稿)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姚文元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全国科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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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日报》红卫兵指挥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革命红卫兵等五个单位发起,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姚文元两位同志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姚文元同志讲了话,坚决支持这个大会的召开这给与会的上述五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以很大鼓舞和有力的支持。这里将姚文元同志的讲话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同志们
    我们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热烈鼓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穆欣同志和我来参加你们今天的大会。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热烈鼓掌)刚刚,我们读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也只有经过我们的不断地批判,才能彻底肃清它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和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任何的风浪中,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烈鼓掌)克服一切阻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声)
    在十月六日十万人的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了讲话,今天本来是要想放江青同志的这个录音的,因为没有找到,找了一下稿子,等一会儿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
    在六号的会上,也宣读了中央批转的军委和总政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央的紧急通知,也就是当前我们运动的非常重要的指针。等一会,就请有关同志来宣读,那么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了我们小组的意见。下面就向大家宣读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地听。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长时间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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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首先要分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揭发,也要批判。其目的是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在运动中,群众中有错误是难免的,有些过火行为,领导应该原谅,就是打错,领导也应该原谅。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自封,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要让群众起来揭发,更不应该提岀抓扒手。就是革命左派,有缺点也要自我批评引火烧身。你们有错误有过火行为也要承认。
    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打错了没有什么错误,打错了也不能说是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是指领导
    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
    不对
    答:作为部长,不应该在群众中说任志是革命左派,不应该提“扒手”,“抓扒手”就会引起群众斗群众。“扒手”是用心不良的坏分子,兴风作浪,利用群众斗群众,把问题搞乱(后又说:十六条上第七条的条三段讲的就是“扒手”。)不能把群众说成是"扒手″,这是错误的,是曲解了社论。用“谨防扒手”作为挡箭牌,就是不要炮打我,炮打我就是扒手,实际上是自己保护自己,还要部长来保护。如果他能引火烧身,就不造反了
    、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
    造反有理。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要揭发批判,你们是群众产生的,没
    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责难你们是不行的,宣布你们是非法的,是不对的。所文革按巴黎公社那样选举就是合法的,要从下至上提名。你们不能作检査,运动后期也不能作检査。
    文化革命决不能人人过关。
    四、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
    答: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揭发领导的问题,就是坚持党的原则。我没有说院,所党委是黑帮,帮助院、所党委成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最好的立场,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立场。难道向领导歌功颂德,就是党的立场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违背十六条,就是领导不敢动手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不敢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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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答:十六条上第七条的第一段,讲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提出“抓扒手于”就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
    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领导怕群众革自己的命。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批判,有这条路线的思想,也要揭,也要贴大字报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答:搞错了也要平反,先把问题轻的释放了,一个一个地解放。
    宋学士的问题在全所大会上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现在没人敢替他说话
    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答:家庭出身与本人要分开,党的阶级路线是要有成份论,不能唯成份论,要重在政治表现。要象十六条中说的那样,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盜窃国家机密等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一般干部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要是搞错了,也要平反。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
    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部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开始方向就不对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首先是触领导的灵魂,首先是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你们原子能研究所就那么多马列主义吗?就那么好吗?领导就那么好吗
    领导历次运动都革别人的“命”,这次革自己的“命”,就怕起来了,用各种办法抵制
    触及人们灵魂不是给人人写大字报,这样做结果就把炮打司令部,斗批改放过了,那就错了。斗批改主要是解决领导和领导机关的问题,领导改了,群众就改了,领导不改,群众就不好改。
    江一真同志没给我汇报过,我也没有给他布置过工作,我们一贯主张领导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的,真金不怕火烧,是真金就烧不烂,不是真金一烧就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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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搞,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
    派,不能斗,你们的运动还搞什么呢?只有把缺点和错误找出来才能改
    十六条包括机关和各企业单位,这也例外,那也例外,还搞什么?
    你们是一般干部,对当权派来说,你们就是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机关和学校一样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
    答: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政治陷害,群众怎么能陷害领导,把领导打成反革命呢?领导的问题是要给群众辫论,还要经上级批准。
    十、什么是牛鬼蛇神?
    答: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牛鬼蛇神。般干部就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十一、有的群众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战斗组织,但怕有人说是和“东方红”战斗小组唱对台戏,说转移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答:你们可以组织起来,你们又不斗他们,还欢迎他们参加
    十二、有一个团员带头到(党)支部串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去了,有人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冲散支部大会,矛头指向群众,企图搞垮支部。
    答:去支部大会串联、提意见是可以的,党员都在,还要欢迎群众来支部大会提意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足
    十三、文化大革命是曲折和复杂的,革命就是有进有退,有起有伏,你们要有准备,还可能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要准备挨斗。看来江一真保任志保过了头,我找他谈谈。
    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不同意见代表讲话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现在有二条路线。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读一读几篇主要文章,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应当全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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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提一提对科学院基本问题的主要意见,交给刘西尧。他们发表意见,首先是小组会议讨论。中央开会听取他们二人对基本问题的主要意见,不是枝节问题
    我因时间关系对各单位帮助很小,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对外问题,目前只能这样,把问题搞清楚。下面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
    问:中央军委的指示科学院是否也适用?
    总理:中央军委的指示的基本精神适用,如放假就不适用。关于压制少数派,不同意见的革命派,在学校里许多机会都讲过,接见
    次红卫兵都讲过
    第三次讲的更多一点。
    业务档案不能交给大家,现在说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如排队,不应该排么!初期思潮起伏,不应该排左、中、右,这些材料应揭发出来。检査材料应交还本人。被整理材料,拿出来和被整的人商量,中央说当众烧掉,以免在学生中造成不真实的错误。分队排队的也不要留痕迹,否则群众斗群众,被整的人平反了,整人的多数是革命群众,主要责任在工作组。不应往下推。我们主张烧掉。这时总理问张劲夫同志:科学院有没有分类排队?张劲夫同志回答说:个别单位有×××厂有,××所有。
    所代表问:我们单位被认为反革命复辟,搞了许多材料和调查材料。现在有些在,有些不在。我们和张劲夫讲了几次,和所党委也反映过,总共不下廿几次,他们一直不公布。
    总理:这个材料分三种。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当时不是对群众,对科学家是否有个排队,因此我们在家时就定了几个原则,认为划个界线较好,李副总理也参加了,同意这个原则。产生于八月八日十六条的第十二条,大家知道的了。
    第二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反对排队吗?应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时确实有些学校排队,群众更不该排。
    文化大革命前,一般档案工作,我有四十几年党龄。组织部还有我的材料么!党的组织生活。本人还要参与讨论并同本人交待,这是正常的。党委各个时期鉴定,转移工作支部要讨论,结论给本人看,这是正常现象。
    非党员怎么个方式,我所知道,在鉴定没有明文规定,有些知道,多数不知道,既然都是国家干部,你们可以提一提。旧的历史有权搞清楚,弄清后也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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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界线不清,红卫兵冲突就大,说明我们对非党同志鉴定意见不完全,当年没搞清楚。所谓科学家技术人员以上应当怎么办?各种设想都没有确定,你们批改,我对这是有意见的。
    第三种,有些政治鉴定,态度立场怎样?应该是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怎么能搞清楚?公安保卫机关,主要是不要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这也依靠群众,不能只搞几个人。保卫机关要发现反革命分子,暗藏的敌人,破坏事件,也要依靠群众。主席在延安就批评了不执行党的绝对领导和充分相信群众这一正确路线。因为罗××管公安部么!彭×也过问政法问题。当然,有的也贯彻了,他不敢公开反对么。反对主要来自阴暗面,谢富治同志管公安部以后,主席指示才得到贯彻,现在的这类档案是否都正确要清理,但不能一下都清理。刚才叶文学同志所说的材料,必须加以分析。我看一种是运动的错误材料,和你们交待马上交待烧掉。过去错了吗!第二种材料中对于党员一般档案,毕业和转工作可以让他们看。第三种是非党员干部,可以查清一下。个别的由上边审查,可以不相信这类材料都是正确的。
    关于Ⅹ×所档案,回去之后就把档案封起来,××所在打开保险柜的时候很乱,我没想档案不一定很完全,现在科学院党委要负责。你们封起来,从这里解剖一个麻雀,把问题搞清楚,搞清后再向你们公布
    过去划的左、中、右什么的都一笔勾销,那种划是错的。对别人进行侦察别人不再偷看别人文件,笔记、日记,偷听电话,盯哨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坚决反对的。
    就揪住Ⅹ×所问题,解剖下来,你们同意不!大家回答:同意。
    ×所问:运动初期所党委赵××,庞××泡制了一份材料,没有什么证据,把几十个人打成反革命,写了一份材料,没给党委讨论就盖上党委的公章。我所文革成立后,要求把材料交给我们。
    总理:把材料交来,我解剖二个麻雀。我很高兴你们揭发了这二个问题问:有单位要档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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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档案问题复杂。宣布一下,主要是院所存放,所文革査封起来,不能再开。有遗失你们负责。张劲夫院党委几个人……·私自销毁,要严加处理。所里的你们负责封起来,然后
    问:封档案是否检査一下?
    总理:谁检査呢?封起来大家签字么!不同意见的一道去,不同意见都有要有民主精神,不能只院党委,革委会。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大民主么!没有来的,告诉他们一下,如没有他们,可以提出抗议
    问:我们所六月十二日有个会议,布置抓小牛鬼蛇神,群众要求公布,想看下怎么反击的,反击后十一个人打成黑帮。怎么报上去的?怎么反击的?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不可以要求所党委回答?
    总理: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没有?答:以前问过。
    总理:你讲你讲你的证据,他回答。他不回答就默认了
    革命造反宣传团:目前要在科学院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以前揭发批判不够,影响还存在,请总理给指示。
    总理: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你们根据这去做么!提到纲上来。
    问:十六条规定,文革在党领导下,怎样在本单位体现?总理:如果还信任,就可选他,如果垮了党员起来奋斗。×所:审干问题……调查材料
    总理:审干,审什么干啊?要审干办公室、干部部什么?现在审什么?你把材料给我。审干办公室对运动也不利。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宁一赵毅敏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时的讲话
    十月卅一日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和红卫兵联队,委托高宣扬、贡发信等几十位革命同志到某部向前学部工作组副组长时代和工作队员罗毅、吴映平、王长庚、文哲、申谊等人收回他们在学部工作期间搜集的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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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作日记。刘宁一同志和赵毅敏同志接见了高宣扬等五位代表和全体革命同志,并分别讲了话。
    刘宁一接见高宣扬等五位代表的讲话:关于工作组的情况,因为不是我们派的,我们不清楚,是宣传部派去的,我们不管这个事。刚才听说你们来了,来不及回来,上午到飞机场去了,下午参加了纪念鲁迅的大会,才回来。
    吴传启同志是革命派。你们和吴传启同志是一起的。你们是革命的左派,我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你们要把这类材料收回,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中央和军委有指示。但是对工作组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我们有个原则,有个规矩,不管什么检査材料,凡是材料,笔记该退回的退回,该当众烧掉的当众烧掉。传达这事有多少日子?(某部文革主任插话:两个礼拜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材料,你们提出要求退回是合理的,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开批判会,他们应该去参加。今后你们不必来这么多人,打个电话就让他们去,我们负责通知他们。只要有材料就退还,一时来不及就明天退回去,我和赵毅敏同志负责。你们说,他还给过我一份,我没见过,我负责清査,如果有,我就退回。你们不用怀疑,我真支持革命派的,我是支持造反的,你们和吴传启同志在一起,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有事打电话就行了。潘梓年同志、林聿时同志、吴传启同志我都熟悉刚才开会时,我听说你们是同吴传启同志一起的,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是右派装不成左派,是左派也打不成右派。你们革命嘛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反对嘛!派工作组本身就不对。有事你们告诉我就行了。如果谁还有材料要跟你们算帐,你们告诉我就行了,我支持你们。(赵毅敏同志:中央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负责给你们解决。(你们说那份材料还给我们部里一份,我负责清査。)这礼拜我就让清査,凡我们派出去当工作组的,都让他们清査,马上让他们找,你们不必那么急。(赵毅敏同志:宁一同志说了,我们一定负责。)不但这个材料我们要清查,他们有什么演说、讲话我们也要查。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这是共同的事业,我们要坚决贯彻十六条,我们要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只要站在革命路线上,咱们大家就一起干。你们査出这几位同志有什么错误,我们要负责。因为他们在我们这里工作,这不是你们的和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事。(高宣扬希望把这几个同志的材料交给我们……罗毅说他烧掉了一些材料。)他们手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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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们不知道。咱们都站在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我们要根据党的利益来检査。你不能说谎,烧了不能说没有烧,没有烧也不能说烧了。我们要从思想上,从党的纪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就解决不了
    我们还要负责检查他们的言论。因为干部在我们这里,你们不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了解。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错误路线不是他们创造的,就看他们的态度怎样。不是谁对谁有什么成见,我们对革命要负责任,他有错误思想,我们要批判。
    没有别的,我送给你们一份刚才大会的讲话稿子吧,我有两份刘宁一同志接见仝体革命同志时的讲话同志们:
    我代表我部的革命同志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向你们致敬!我们对你们那边的情况虽然不熟悉,但是听到好多同志讲,吴传启同志和你们是革命左派。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我很高兴。因为上午去飞机场,下午开会,到现在才来我很对不住你们
    你们提出问题,宣传部派的工作组到你们那里作检査,并且把他们搞的材料退还你们进行批判,这是完仝合理的。我在一礼拜前已宣布过,凡是我们派出去当工作组的和我们这里有关同志搜集的材料,让人写的检查,揭发的材料,必须全部退回。没有必要保存的,当众销毁,应退回的一定退回。凡做了错事,还想保存的,就是变天思想。社会科学部什么时候开会,他们就必须去检査,他们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必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大家都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我们部负责让他们将应退回的材料都退回。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就是站在反动立场一边。这样做,对他们是帮助,他们还在这里工作,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打成右派,是要让他们站到毛主席边。我们是一条心,都是要保卫党中央的。
    你们来,使我们的同志态度更加端正,因此我们对你们非常感激。大家不必激动,我一定负责让他们检查。你们认为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有事也随时告诉你们。我们要彼此相互信任,我们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虽然我们彼此叫不出姓名,我们要彼此相信,共同向错误路线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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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刘宁一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谈话被接见者: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队”七十二位代表〗
    同志们,你们很辛苦了!你们来了一会了?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吧?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吗?你们到我们这里来,非常欢迎。等了这么久,我在开会,很抱歉。不晓得大家很早就来了我因为开会,听说大家有些问题,是不是?大家见见面,谈谈也好。
    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管。昨天有那么几十个人来,我今天才知道你们那里不是一码事。你们有几派?你们分两派吗?你们叫什麽名称?(答:红卫兵总队)你们总队和联队不是一个编制吗?你们都是研究什麽的?不是在一快儿的吗?昨天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的态度是首先听取意见,向你们学习。首先是学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首先做学生,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昨天因为时间很短,也没有谈什麽,他们说是来要材料的。我这个人有点官僚主义。你们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要什麽材料呢?後来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在中宣部参加了工作队,他们说是运动中的材料。後来我说,部里礼拜前,我们就告诉了参加工作队的人,按军委文件办事,清理一下,应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应销毁的销毁。他们昨天来了很久,大概是上午来的,我到飞机场去了,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去了(指纪念鲁迅大会)。我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来要材料,就这么一回事,中心是要材料的事。我说大家既然来了,要材料,究竟他们手中有什麽材料,我不清楚,应该交给有关的机关。我说:"你们先回去,等清理好,有什麽材料,片纸只字都不能遗漏",今天他们又打电话来问材料清理好没有。今天你们来了,我以为又是他们来要材料了,其它的还有什麽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好嘛!你们讲,我听
    (问:联队已经把你的讲话大量散发出去了,这个讲话你看过没有?)我不知道。
    (有同志给刘宁一念了联队印发的传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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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材料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他们印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他们是来要材料的。他们讲,我听;你们讲,我也听,我学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怎麽办?我不能参加意见,应该根据主席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昨天来,不是听我作结论的。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谈情况我就听;昨天他们来,我也不认识,他们说,我也听。大家都按十六条办事,我们都拥护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按十六条办事嘛!他们印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什麽时候印的,我不知道
    (有人插话:我听联队有同志说:“中央书记处书记说话了。”“要按刘宁同志指示办事。”)
    书记处并没有委托我,我不能代表书记处。他们来是要材料的,我在门口遇到了他们,我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大家谈材料,就这么回事。昨天他们讲,我们听,今天你们讲,其实我们肯定地说,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讨论,根据十六条讨论。我相信不管几派,只要根据十六条,认真学习主席指示,问题都能弄清楚,一定能团结,统一。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
    你们写了什麽大字报,我不晓得,因为他们昨天只谈了材料问题。要我处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问题,我处理不了。你们也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讲一讲,我研究问题也方便。我的原则是,谁讲话,我都听。他们是要材料来的,没有找中央书记处,根本谈不上代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我的态度是,谁站在十六条一边,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反对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支持谁。他们大字报怎麽写我不管,我不负责。现在街上大字报多得很!他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和刘祖春不同,他是管事的,我不管学部的事,他们来不是叫我下结论的。问题值得研究,因为我没有听过工作组汇报,我只按十六条办事,不能干预他们的事情,你们是怎麽辩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宣部管的,你们应该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办事
    他们是来要材料的,既不是来找中央,也不是来找××部。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清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科学部的事情,只有通过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去讨论,去解决,他们也没有给书记处打过报告。过去我不懂得这些事情,现在我越来越懂得了,希望同志们按十六条办事。十六条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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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一条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我相信社会科学部的群众,能通过辩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谁站在十六条立场上,谁就是革命派。他们要抓的话,什麽都可以抓,因为传单不是我发的,我既没有看,也没有签字,要是我作了报告,我在材料上签了字,他们可以批判我。我的指示就是让群众讨论,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传达,昨天可能还会听到另外的传达,但是有一点,所有社会科学部的问题,完全由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自己讨论解决
    毛主席说,应该相信群众。你们来了,你们拥护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我不能说你们不对,凡是××部来的,我都热情接待,我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认真讨论,自己解决问题,我同你们都没有成见,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发生工作联系。材料问题都按军委指示办事,我已经告诉那四个人,把材料清理出来先集中,要凭党性,片纸只字不能保留,中央怎样规定,就怎样来搞
    这一条要肯定,他们昨天是要材料的,不是找中央的,不是找x部的,应该说也不是找我的,而是我碰到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说我是代表书记处的。
    材料问题你们不要急,按中央决定办事,我们集中以后,听候中央处理。工作组不归我们管,我们不能销毁,也不能保存,不能交给你们,也不能交给他们。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你们两派斗争那么尖锐,不听你们今天的汇报,还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你们今天这样一说,使我增加了知识。只要我们坚决站在十六条,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什麽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我要进一步学习学习。我实在不熟悉,但我相信哲学社会科学部广大群众会把问题弄得很清楚的。毛主席说,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事情再复杂,经过讨论也会弄清楚。你们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同志插话:红卫兵联队方面,有人说林杰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今天就谈到这里,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代表:请总理指示,两个组织如何团结。
    总理:慢慢做工作,路线错误,关键是对待群众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群众。院党委也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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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组也好,不相信群众,包办代替。凡是受打击,受压制,有反抗精神的,应该承认他们是先进的是左派。我们保守了,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容易偏激,知识分子不免有这个习气。过去错了总不服气,对了要回敬一下。这种情绪是有的,影响矛头向上。错的要自己批评,你们着重检讨,他们会欢迎,才能够有统一目标对准院、所党委。(总理在这里突然插了一句:院党委有人要离职务,总还有部分人要留下工作嘛!)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矛头引向院党委,谁先这样做,谁就先进,但不能偏激。偏於落後的,保守的,要勇於承认错误。现在先进的,过去受压制有反抗精神,犯错误的检讨了。受压制,这是锻炼。你们认为是真理就要坚持,要站稳立场。先进的落後的,只要站稳立场就不要紧。先进的偏激了不能团结群众,如何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这也是受教育。为什麽要大民主,就是为了不变色,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世世代代发扬大民主,敢於错误的领导斗,领导不能在群众之上。
    串联队这么多人,处境与想法差不多一致吧!教育好这部分人也是贡献。两方面接近後又有信问题。少数人先看到就教育落後的,受压制的先进了带你们,团结多数,教育多数则符合十六条;如果偏激就走向反面,这是运动的规律。合对,不合则错,过之则反。这方面我对学生讲的很多,按说不应当对你们讲人不犯错误的很少,你们对毛主席著作是学了一些,但没有完全实践。人永远正确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於过,三七开。象林彪同志这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大家前进的也不多。一般同志哪能无过错?承认过错不应难过,应该愉快。对过去认识不够,做了些错事,承认了过错就没什麽。串联队这么多人,处境观点於你们大概一致,如果有没认识的,你们去教育他们。教育好了就是对科学院的一个贡献。
    代表:为什麽有比较好的同志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这不怪你们,责任在我们。过去,主席思想贯穿在组织系统里较少,没按主席思想办党。<红旗〉十四期社论你们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以后到科学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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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是要求青年敢想,敢说的,中国党没有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现在应该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这样,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青年团不起作用,为什麽红卫兵能起作用?冲向前,冲到社会上去?可见群众不是不能发动起来
    党团员天真地认为党的领导人都是对的,如我今天说的话都是随便讲的,哪能都是对的?如果想一下再说,就不会这样随便了。你们可以抓住我的一句话责问我,贴我的大字报,这可以嘛!我是奉命去解决清华问题的,这是个难题,我只能那么讲,我现在还只能那么讲,没办法。过去总是机械,你们感到很委屈。这点我们是理解的。那些现在是先进的同志,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我们所以落後,是天真和机械。这有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毛主席来发现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後才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表会上还作了党章的报告。(按:原稿如此)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就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提出问题。有很多问题你们都是想不到的。<人民日报>登了大字报,<北京日报>停刊了,这都没想到吧!中央下的决心很大,也只有我们中国党才能这样做。造反有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是发挥了主席思想的,你不能不承认。红卫兵才成立,一下子就冲到社会上去了,搞了不少成绩。红卫兵所以敢闯就是有造反精神。两百万红卫兵到北京,相当於把两个蒙古的人,比阿尔巴尼亚还多的人搬到北京,秩序井然,这只有在毛主席时代才存在。应该有这种敢於造反的精神,把委屈去掉。遵义会议到“七大”,在这期间,开始了党内整风,统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七大"以后,廿年来,应该按毛主席思想办党,但是辜负了主席的希望,陆定一是反党分子,安子文现在还未公布,可以给你们讲,也是反党分子。廿年来一直在主席跟前,就没解决张劲夫(注: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也是利用党的威信,搞些个人手法,蒙蔽了你们。就谈到这里。
    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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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准备,我今天是带着耳朵完全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文化大革命才使我有机会和同志们接触。来京十几年,今天第一次有机会来这里,没什么讲的。我也不会讲话,也没有准备。上次我讲了点,你们的记录我看了,基本精神是那样。(王树申插话:我们是根据录音复制的,你要收回去的那段话我们都删掉了。)“斗、批、改,红色造反军”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条子,“东风”战斗团又和我说了一下,要我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也愿意。今晚十二点确实要回去开会,这星期我有件事要做,下星期我愿意来向大家学习。同志们有信我可以代转,有什么事可以通过建委,建委是上级机关嘛,直接嘛!也可以去接待站。《红旗》杂志社的,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吴维汉同志
    我第一次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不符合主席思想。宋仰初同志来这里几天了,这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一方面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宋仰初同志学习这种精神。宋仰初同志有个孩子叫宋信鲁,写过一封给南京同学的信,我读过了,信上谈的是高干子弟如何做好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很感动这孩子是造反派,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我没有见过他,是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是来学习的。开会前,我对开会的同志有个调查,这里有个名单我走的时候把这个名单还给你们,我不带走。十二个代表填的成份中,贫下中农工人、劳动人民出身的有九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是职员,是自由职业者。如果不是高级职员,则是知识分子了,出身都很不错。作这个调査,我有个想法我们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出身于贫农、工人的,过去受压迫,可能逃过荒,要过饭,对旧社会是有感受的。我们的命运和党和毛主席是连在一起的,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解放已经十
    七年了,也是喝党的乳汁长大的。别的不清楚,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我们的精力、生活和我们的今天都是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的。懂得这一点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但不见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成长得更快。知道这一点,问题就好商量,就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保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在革命时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建设时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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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本的问题。老一辈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政权问题,没有政权便没有一切。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国家政权这个大事。这不但是法院、军队的事,每个同志都应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关心政权将来掉了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讲过,政权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最大问题,如果从这点考虑,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讲到彭、陆、罗、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政变集团。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要使我国改变颜色,这些人不揪出来的话就要发生政变的。去年以来,毛主席一直在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双方都很紧张,敌人在活动,我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们保卫政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是一句空话。敌人在拿出全部力量,我们也必须拿出全部力量。每个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一想,在这场大的斗争中究竟做得怎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拿出全部力量了?(宋仰初插话:还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真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如果真有这种精神,才有力量。斯大林说:“只有伟大的目的,才有伟大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中,干劲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成正比,我看成平方、立方的比例。随着对运动的进展,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现在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提高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家了呢?这是不容易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中央早就讲过,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对运动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头。和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深刻得多,甚至不能相比。今天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很激烈的,当前形势我说不清,也说不好,我们要抬头看形势,埋头做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要根据形势来安排工作,否则就要迷失方向,也不可能有效地斗争。当前斗争怎么样?我要提出请大家考虑。斗争很尖锐、很复杂。同志们不仅要看到研究院,还要看到北京,看到全国大家可以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看看标语,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
    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
    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这张大字报前面的语录还是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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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党。”还有人说谭立夫的讲话好得很,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还有人说江青同志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树申:有人说江青是形“左”实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指向谁?这个动向值得注意。甚至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如清华大学有人贴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
    在当前这样的斗争中,头脑要清醒,有没有人想在北京挑动更大的武斗事件呢?其它地方已有了,北京市还没见,有没有人想制造这些事件呢?这是不是值得警惕的呢?有些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做垂死的挣扎的。自然他们要失败的,他们毕竞是纸老虎,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样大的斗争中,你们两派之间如何处理好关系,应从当前的形势出发这样就容易解决些。如果斗得厉害,就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就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高兴了。(王树申:宋普还笑)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别的不想说了,是不是我们共同学习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
    关于形势问题,我只是提一下动向。毛主席说过,要站得高一些嘛!斗争形势是越来越好的,但总有个起伏。(念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略)这一条是对准谁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六月初,大家轰轰烈烈起来了,大家批判揭发党委的问题,有人忘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人把矛头不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指向群众和般干部。这个账要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上,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上。有的同志在他们的欺骗下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在座的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说句良心话,你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反党分子”,是“反革命”、“右派”?现在总该清楚这些问题了吧!这一点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双方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经验教训。这是共同的财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打击谁、孤立谁,同志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目标不要搞得过大、过宽,要集中打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反动的人。有人是愿意改正的,可以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宋仰初:如果再不站过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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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一小撮。过去受蒙蔽的,现在还同样受蒙蔽?现在应该清醒了。我们应该站出来坚定地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认识不清了。受蒙蔽的也会发展的。也会变化的。上次我讲了,青年学生如果坚持错误,是会滑到两条道路性质的错误上去的。有一个青年学生被逮捕拘留了,因为他发展到反对林彪同志的地步,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打击了敢于斗争的同志,今天应站出来和他们一道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应该站过来。过去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得不紧,现在就要跟得紧,继续认识不清就要成问题罗!有错误不要紧,认识不清不要紧,受蒙蔽不要紧,但继续受蒙蔽,认识不清就不行了。从我们内心讲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也可能犯错误的。站错了立场,毛主席指出了,就应该过来嘛!马克思说:“学会走路必须学会摔跤,学不会摔跤就不会走路。”在什么地方摔跤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嘛,如果摔了跤,吸取经验教训就不摔了,摔了跤的同志,免疫力可能更强一些,我们要学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宋仰初聪明的人摔跤后,马上爬起来,而愚蠢的人可能会摔死。)毛主席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坏事可变成好事,好事要力争不变成坏事。毛主席说,犯错误使人更加聪明,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成好事。我这不是为同志们开脱,我是要同志开阔一些,两派间不能搞折衷,两派中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不这样看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真理只有一个,谁是真理,谁代表真理,不以主观决定的,而是以客观的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的。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在那个问题上就一定正确。王树申同志?(王树申:对!对!对!)看问题要看主流,要看基本方面,看到主流,再提缺点。如果看到你的大方向正确再给你提意见,还不接受就不对了。(宋仰初:“斗批改”这个组织也要这样,几个组织可以来竞赛我一面当学生,一面也要提意见,学生也可以给先生提意见嘛!)你们这一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进行批评,(宋仰初:你们不要抓别人的“小辫子”)要有团结的愿望,否则这种批评是不诚恳的。李峰同志你能接受吗?(李峰:没关系,我们搞过开门整风。)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计较,大家要心胸大些,眼光放远些。(宋仰初:要注意大是大非,不要计较小事小非。)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来看,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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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比他高大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他。无产阶级的胸怀,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不是比他大的多吗?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现在大家是习惯用他来表示聪明的人。被敌人打这没有什么,是阶级斗争;被同志打,这是难免的误会。要受得起委屈,能曲能伸,顶天立地。顶毛泽东思想的天,立地是立于工农群众之中,这种解释是否合适?在诚恳的批评之间,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可能大部分对,小部分不对,可能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但也不应该因为百分之十而否认百分之九十,我们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走路时,前面有一个坑,有人说你要注意,要掉到坑里去了,有人就接受不了,如果他不喊,不就掉到坑里去了吗?(宋仰初:批评要掌握分寸,你们计较太多,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十
    二位都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在受锻炼,都得造反,在走向目标的问题上,可能要犯一些错误,应该提高来分析。语录念了,也不一定能达到……。是努力的目标,更是方向,但你离开目标,那么目标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主张打人的,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打人的,打人最厉害的,打人最凶的是坏人打人的事,毛主席已经说过:“以后不要打人。”林彪同志也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总的话,不要打。邮电研究院我不知道,打人最凶的人是坏人,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真理在谁手里,是不靠打人吃饭的,是靠讲道理的,没有道理才靠打人吃饭呢!对你们的“
    ○”事件不必调查了,谁打了人也搞不清楚。王树申是不是挨打了?(王树申:掏了我的脖子)我看不要紧,革命左派是打击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李峰:今天才知道打人的事不要调查了)可以分析“
    这个事件,这个现象
    不要纠缠谁打了谁,否则同志会不高兴,而对方高兴。我讲,我们的敏感性不如阶级敌人,不如对方,不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以,被打的同志不要计较这个事,不要采取针锋相对,这样有利于团结,站到一条线上,便于共同斗争。我上面并不是解译第五条,是乱讲的
    (念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略)
    这里说保护少数,我说几句。江青同志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多数和少数。在真理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组织原则上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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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中,尽管暂时是少数,但是掌握真理,所以暂时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不掌握真理的多数是虚假的。如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就是由少数变为多数的典型例子。…过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有没有人挑动呢?陶鲁笳十月十四日在邮电学院的讲话很坏,以前挑动多数派斗少数派,这次又挑动少数派斗多数派
    对工作组的走,进行热烈欢送,放鞭炮,开绿灯,这是对“拦路
    虎”的最大刺激,有的还唱将军送,不知研究院怎么样?(我们这儿也是这样,戴红花,放鞭炮,开绿灯,护车绕道。
    保护少数,有的人讲话是不正确的,正如“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也去保护,这就不对,我认为这样保护少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辩论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明天、后天,甚至下一周进行,方不辩,要耐心等待。就是正确的意见,另一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别人还没有认识嘛!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能统一就统一,不能取得统就保留意见,这样就好办一些。我看你们一开始辫论不一定就先辩“11·10”事件,什么问题成熟就可以先辩论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先准备好就先辩哪个问题。“11·10”事件可以先记一笔账。(宋仰初:现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别看搞了六个月,还早着呢!)
    宋仰初同志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开头,你们研究院怎么搞法还要研究。工厂、农村和学校不一样,和你们研究单位也不一样,事实证明,抓革命抓得好的,生产也一定好。这个辩论可以商量,不一定从“11·10”事件开始,路一步一步地走,饭一口一口地吃,仗一仗一仗地打。要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
    (宋仰初:院党委也在这里,部党委、院党委,包括我们建委在内,这么多,点错误缺点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不要为你踢我一脚,我抗你膀子而争起来,应该联合起来对准当权派。)(王子刚:账算到我这里,这个账一定要算的。)(梁健:账算到我这儿)
    (蒋华日:当林彪同志在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讲话中讲到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院的筹委会就提出对院党委不能再提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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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以梁健为首的院党委是有错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谭立夫讲话影响很深,危害很广,甚至还运用到选举文革小组中去了。就在两个月前,就有人对一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定调子了,说他们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不是牛鬼蛇神了。而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批判,写检査因此,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你踢我一脚,我抗你一膀子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足够的认识,怎么能够团结起来呢?
    宋仰初: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得不对,我收回。
    周秉忱:还是尊重阎长贵同志的发言,对上面那个同志的讲话我还不太同意呢
    阎长贵:解铃还须系铃人,同志们两派之间的分歧很大、很深,原因很多,但共同的一条在于领导
    宋仰初:同意。
    王树申:我们也这样干。
    阎长贵:你们的领导在两派对立中有很大的责任,过去有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这种和那种办法,叫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个责任在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能否使对立消除与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同志们很敏感,你发言和不发言,你偏向那一边,大家看得很清楚。领导同志要把火引到自己身上,要引火烧身。这次运动,每个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经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级领导班子也不会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嘛,可以揭发批判。你是黑帮、右派也是跑不了的,不是也别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天罗地网,是人民战争。我很佩服地质“东方红”公社对何长工的检査搞得很细致,比人事部门还清楚。你真正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轰轰也好,人民群众是想把领导打成左派,不是想把你们打成右派,这样去想,领导同志就想开了。就是右派,党也给出路嘛,实际上怕也不行,难道你怕了就不把你这个右派揪出来了吗?革命同志也不会手软的。如果你不是,革命同志也不会手硬的,要破四旧,立四新嘛!
    最后讲几句学习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说:“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现在三人一组,五人一组,革命组织很多,究竞用什么统一思想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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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思想的指导思想。统一和团结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要讲原则和策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团结是合稀泥,不是真正的团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象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个革命同志的必修课。
    同志们:用“老三篇”和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籍对比一下,可知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宣部也出过好多小册子及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都不成,真正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老三篇”。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为人民服务,改造私字,提倡一个公字。“老三篇”归结起来是树立公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活的毛主席著作,上了书的要学,认真学,学习一辈子,没有上书的也要学。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作大文章。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象历次接见就给各级领导同志树立了榜样,就是如何对待群众。有些领导人对待群众怕得要死,可是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江青同志讲紧跟毛主席,紧追革命小将,其实两头离得最近,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可是我们在下头和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但还不了解群众,毛主席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国庆节的电影,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群众又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担心,毛主席太伟大了!毛主席的举动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吗?这个没有上了书的毛著不是更亲切吗?学习他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学习林总、陈伯达、江青同志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林总的言论摘录中,看看林总是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去彭真、陆定一他们反对学习毛著,诬蔑为形式主义。林总讲,应该注意实用效果,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活学活用,学活的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是具体工作人员,上面谈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对了就参考,不对的欢迎同志们批判。
    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
    总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来了多久了?
    (接着询问了多少单位,各单位来了多少人,是来串联的,还是来开会的?)众:是来反映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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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哦!反映情况。那么就听听你们的反映吧!(看名单)中南区许友梅同志是哪位?请他发言。
    (许友梅同志代表四十九个单位到会的同志,向总理汇报科学院系统京外各大区运动的大致情况。)
    代表:根据各地同志的反映,简单地汇报一下
    运动中的领导问题(内容略)
    (总理看了西北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周志和同志的信)
    总理:周志和同志来了吗?(周:来了)你的信我看了,你何必用血指呢?不用血指我们也会重视的,我看了很难过。
    代表:二、转移斗争大方向,公开对抗十六条。三、领导定调子,划框框。
    四、把群众、工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五、封锁消息,互不通气。
    六、用“抓革命、促生产”作挡箭牌,压制群众
    (当许汇报到武汉办事处文革和分院领导人追到火车站逼迫赴京代表退票
    总理:他们(指赴京代表)来了没有?(来了一部分,八个单位,廿多个人)今天到会没有?(来了)湖北现在行动起来了,你们赶快回去闹。(总理知道汇报人是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又问:杨献珍在武汉你们知道吗?……杨献珍现在倒舒服。有人说他是死老虎,其实现在还没有“死”。他在党校工作了十多年,影响很大。
    代表:七、害怕群众,压制群众。八、不执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指示。(当许汇报到兰州有的单位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重新在群众中抓李贵子式的政治扒手时)
    总理:兰州的情况怎么样?李贵子的问题到底弄清楚了没有?(众:弄清了,他是个政治扒手)
    省委利用他,现在受他影响的同志觉悟了没有?
    (众:群众已经觉悟了领导还没有觉悟,领导都是保皇的。)汪锋已经倒了,还有什么皇?
    (众:省委秘书长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讲,我就是李贵子的后台!)哦!这个人倒有意思,还有这样的人!如果李贵子回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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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应该枪毙,很多大字报都说要枪毙他!)
    (当汇报到科学院京外各单位运动比北京地区单位差得远时)总理:啊!北京搞了半年,水平不高,外地还赶不上北京?众:差得远!封锁消息,首长讲话我们都看不到总理:你们这次可以带回大批材料嘛
    代表:现在感到问题很多,我们这次上北京是开了眼界总理:你们要自己创造,不要光借北京的众:上边领导压得很厉害
    (汇报武汉的运动:武汉主要是学生运动,机关差得远)总理:“长办”不是搞得很凶?大家也是机关!代表:“长办”里边有长江工程大学的学生。
    总理:科学院同学校差不多嘛!你们还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
    众:他们对于干部有很多规定,不准把大字报贴在外面,不准同学生一起搞。总理:你们把它冲破就是了。
    代表:湖北的王任重威信很高,大家都很相信他
    总理:那也不一定。“长办”的林一山牛皮还不是很大的?说他可以直接同主席谈话,还不是给揪出来了。(众:学校是重点,我们不是重点。)科学机构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大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你们革命干劲很大,这里(指会场)的革命气氛浓起来了,以后回去能这样浓就好了。
    代表: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现在提几点要求:第一、事先要解决领导问题,请中央派联络员到各大区(指各分院)去,可以上传下达。
    总理:联络员搞不好就变成工作队罗!还是上下交流好,我们派人去,你们也派人来。
    众:第二、建议在科学院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总理:可以派代表,总不会百分之百搞工作,同搞业务总有点冲突,可以挤挤。以前我对科学院是亳无所知,我搞科学院搞了一百多天,现在觉得科学院不完全象机关,又是机关又是学校,有的还附设工厂,有点生产。我就只有这条认识,特点是属于学校与机关之间。科学院不应该办成机关式的,应该是研究理论与生产结合,抓些尖端,指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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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理分析所一同志谈到地理所的同志要求到大自然中去步行串联)总理:野外工作更重要,是实践嘛!所有的所都可以搞串联,但总要有比例啊!派代表大家轮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和大自然结合,到农村去,接触社会,接触自然,科学院也会出现徒步串联的情形
    武汉一同志问:我们这次来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并听取中央首长的指示,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回去,这是不是革命行动?
    总理:这还用问?
    众:这很重要。我们这次来,他们说是破坏生产,说是违反中央指示……压力很大。
    总理:当然是革命行动!不然我就不接见你们了(一同志问;车票能不能报销?)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吗?(众笑)
    代表:希望总理继续过问科学院京外单位的运动。
    总理:问是问了,问得很不好。搞了一百多天,科学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推,现在只能提几点意见
    代表:下面我们各单位同志共同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总理指示(许友梅同志汇报到此结束,另由华东区杨炳华同志提问)总理:(又看了登记表,问许)你是湖南哪个县的?(许答:永兴县)
    为什么你们总不写县?仝国两千多个县,你们研究地理的都记熟了没有众:没有)
    总理转向杨炳华:你是哪里的?杨答:山东青岛市的。)
    代表:根据各地运动情况,提岀以下共同的问题,请总理解答、指示总理:必须串联,交流经验。你们的首创精神很好。每个所都可以派人串联,具体化,要根据各所的具体情况具体解决。怎么办?具体情况具体决定。我要每个都答复你们,就太舒服你们了。我已经说了,科学院有它的特殊性,同一般的院不同,大方向确定后,具体问题自己解决,培养你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信任你们。但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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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再进行串联。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不很深入,一定要待两条路线的斗竽深入后,然后再往外。
    (这时,声学所南站的同志说:他们几乎全部回来了。东站有三个人是由上海骑自行车到北京来的。)
    总理:全程骑自行车?(是的)多少天?(十四天)中途没有休息,累不累(不累)这倒是串联的新办法!你们多大了?(一个廿二岁,一个十九岁)你们年轻力壮,没有事做,当然可以来。你们单位不是科室的,是直属单位,当然可以来,但是最好是就地闹革命,少数人可以来。真正搞水声学的还是在海上好,来北京搞水声学只能在颐和园。我们不能象慈禧太后一样在颐和园里搞海军。(众笑
    (当提到有些地方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没有工作拚命找工作时)
    总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正在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对厂矿企业,你们是半生产性的单位,等中央的文件出来,对你们也会一般适用的,但不完全适用。你们既是机关,又是学校;你们既是生产机构,又是教育机构。教学相长。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接合,把每个人培养成为既能搞生产劳动,又能搞科研的劳动者。科学院具备学习、科硏、生产三个条件可以搞学习、科研、生产的三结合,从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成为真正的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科学院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留下来的大、洋、古,杂得很。我没有说科学院不能分散,我主张科学院要因地制宜,能合又能分,能独立作战。要彻底地改,要把大、洋、古修正主乂根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彻底挖掉,这是科学院的大课题。学校的斗批改和社会上的破四旧、立四新都同你们有关。你们的确是各方面的集中的地方,都负有责任,应该好好地搞。革命是第一,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促业务。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都要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从苏联学来了很多,厂矿里领导与被领导对立的情况很厉害,长期当官做老爷,不是站在群众之中,就是修正主义根子。革命最主要的是思想革命化。林彪同志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听到了没有?(众:没有,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千部才能听到。)大革命以来,党团员的界限要看革命的积极性,许多新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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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第一,思想革命化关键在于领导。这里领导很少,他们不让你们来嘛,也可能有几个。
    政治革命是夺取政权,经济革命是所有制改革,思想革命是关键性的问题这次是更深入的革命,深入到政治思想战线上了,进入了新的阶段。人人要从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东西。当然,首先是批判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中心问题。要搞的透一些,揭发、批判科学院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性质、程度、时间的长短,坚持不坚持。科学院是否有反党集团,还有待于斗争的发展,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作出结论。不论在北京,全国都要这样,这是革命的中心任务。矛盾要指向当权派,不能针对群众。有后台的当然要揪,产生群众斗群众,要责备领导,群众是受蒙蔽的,自觉的是个别的。总之,斗争矛头要针对领导,普遍地执行了错误路线,更不允许领导矛头向下,推卸责任。运动初期,敢于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长期受压制还能坚持的就是左派,当然是少数。有个别错误可以改正,要团结大多数。当然,群众有先进、落后、激进、保守之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就可以在原则基础上达团结。现在科学院革命正在深入,这样抓革命,生产才会有起色。
    科学院印刷厂担负印毛著一百六十万册的任务,每个月四十万册,还是能超额完成,挤出时间来搞。不能绝对的五天工作,一天运动,不能机械。科学院里的情况各有不同,可以大家轮班,安排好了到外面搞串联,一般工厂、机关可在本地串联。科学院有特殊性,多的我不敢说,一百个人分十个人出来串联完全可以吧!你们不比中学生,是会安排好的。大串联北京来了一千一百万,原来打算百万,三个月里分期分批,把(相当于)东京、上海(的人口)搬来了,本来这是不可设想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预见。你们趁这个机会,借了东风就来了
    说通了,你们就一定着重业务,越讲革命,你们越会重视生产。今天就给你们解决串联问题,彼此串联,交流经验。至于每个所如何具体化,还靠你们
    (遗传分所同志提到建立分所不符合三线建设方针,布局不合理等。)要砸碎这个破烂摊子是可以的,但不要把房子砸碎。(掌声)众:我们要造院党委这个反,不知道该造不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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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该造。(掌声)(有人提到研究生问题)
    总理:研究生不能完全象学生,他有一定的研究任务,也是抄袭苏联的。在家里抄资料,査数据(枯燥无味),这点我也很同情你们。出去串联!不要在家里读死书,可以和同学一样。但有一点,如果负有重要任务,就应该留下来搞。研究生本身也有斗批改的任务
    (声学所提出定方向同其它系统有联系时)
    总理:可以与各单位联系。任何科学都有多方面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研究问题
    (遗传所同志谈到他们所已撤销,怎么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所撤了,不存在生产任务,你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大搞革命,象孙悟空在花果山上,自由自在地大闹一番。需要的时候,会把你们找回来的。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找刘希尧同志解决。
    可:有些地方的领导说我们又不是机关,又不是学校,所以听不到什么重要报
    总理:我现在给你们宣布,你们又是机关,又是学校。(鼓掌)等一下请北京话讲得好的给你们读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问:如何划分当权派、干部、群众?
    总理: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须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奇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来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成牛鬼蛇神。干部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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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划,你们一毕业就是干部,但八级老工人,工龄廿多年还是工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同时毕业的,进科学院的成了干部,进工厂的成为工人、群众,这根本不合理。
    群众是对领导而言,群众大家都有份。群众与干部不能对立,党员不叫群众,非党员叫群众,这更荒谬。党团员怎么与群众对立?这是一笔糊涂账。我向组织部提过,现在发现安子文是个不好的人,统治了廿多年,他不听取意见,把群众和党团员对立起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把党团员冲击得最凶,这是自食其果。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党团员造成的,是上面,有的人,也要把他冲掉。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冲击的东西太多了。
    领导不引火烧身,是否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理:也应该算,但有轻重之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说都是坏的。炮轰司令部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的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当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错了改了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时过了,有时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总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也就对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髙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吧!革命不革命,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时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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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不对的,不能丑化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当然会出现些缺点,象长江流水一样,总会带走一些肥沃的泥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要在运动中掌握规律,不断总结。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理解。就是在联共党史、中共党史上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将来党章要改革的地方可多了我告诉你们,主要靠群众,不要从我们这里取万应灵药,我们这里只能是原则。主要靠群众,不要拿我的话,再加上在北京抄一些首长讲话,就拿回去发号施令这样做反而不好。那样做,你们反而会脱离群众的。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回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吃透两头
    最好能统一领导,但也不一定。我们在科学院试验证明不灵。有许多新的经验。我不能跟你们打官腔,我说的都是实话,到底科学院怎么办,还得你们创造经验。文革只能维持现状工作。革命要依靠你们自己,我只能告诉你们一点方法。我仅仅把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和身体力行的一点点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主要应求教于毛主席著作。等一下听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关键在于抓革命,抓革命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是领导思想革命化。领导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吃透两头,一头是毛泽东思想,一头是群众。革命要靠你们自己。当权派问题是严重的,要动员群众,是什么货就是什么货,检讨的好就过关,检讨不好就过不了关。即使是比较严重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以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以前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的,也不要马上叫他停职、罢官。停职反省有利的一面是把他们的威风扌下去,说话有人听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停职了,没有人找他们的材料了,不利于批判斗臭,他们倒可以休息了。李雪峰、吴德同志检査了几次通不过,搞得很累,我们只好保护起来了,再检査也是这个样子,检査稿上都有了。彭真倒舒服了,现在小将要把他们拉出来斗,当然要有准备,否则就围起来了。停职反省可以在运动初期、中间或最后,看运动的需要。标准是扭着他批判才好。这是运动的规律,总是不断地在学,大家要找规律
    问: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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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大搞反动学术“权威”,这当然是少数,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
    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保护措施,有几位做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问: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是否回来参加运动?
    总理:有的要调回,有的不调回,这要利情况。有的工作队本身正在检查就不要调回,有的可以回来搞文化大革命,还是回来好。这最好由那些同志和工作队本身商量
    是否可以建立科学院京外单位驻京联络站?
    总理:在科学院搞一个联络机构,为你们服务服务。六个大区分院搞六个人就行了,搞两个宿舍一个办公室,一个电话就行了。不要设大机构,设什么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搞了一套官气。我们也不好泼冷水,慢慢改。你是工作人员,建议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机关多了还要精简下放,(全场大笑」鼓掌)我劝你们批判要向上,工作要向下。
    问:是不是各大区分院派一个总理的联络员?
    总理:派联络员容易出乱子,还是你们这些联络员好。革命靠自己,每一个大区派一个人到北京和刘希尧同志联系,他再跟我反映就行了吧。
    希望总理根据科学院的特点,对我们下一步作个指示
    总理: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指示哦?我上面的意见已经包括了。
    业务班子要搞一个,革命班子群众自己选。搞得好可统一,搞不好也能分成几派,你们要团结争取大多数
    运动首先是批判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科学院以科研为中心,把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一个方针在斗批改中解决。科研力量这样强,你们潜力很大,正在兴旺时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要好好使用这个力量。时不再来,我们是追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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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迎上来的。要好好地干这场大革命,即使花些时间也是应该的。科技力量很强,过去的确没有搞好,但是也要一分为二,科研也作出不少成绩。
    科学跃进的革命,超过先进国家的建设。两年四次核试验,主管部门有成绩,协作单位也有成绩
    你们潜力还很大,你们是很有希望的队伍,人不少,组织好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你们把北京的经验带回去,掌握好,主要依靠群众。好,已经三个钟头了就说到这里。
    (结束后,总理饶场一周,向大家挥手告别。)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今天想给你们谈谈领导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中央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你们看了吗?
    (众答:没有看。于是刘西尧同志当场念)
    十一中全会四个月了,这是四个月摸索的经验总结得出来的。大的原则十六条有了,这次比十六条更进一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以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党政机关为主。十一中仝会已有四个月了,从五月十六日起算已七个月了,接触了一些工厂的情况,比十一中全会初期更加前进了一步。我是九月
    七日到你们那里讲话的,当天有社论,(按:指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九月十五日有农村五条、工业六条,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比如红卫兵接待外地师生,我们认为一百万就差不多了,你们也认为耽误生产,我们赶紧号召大学欢迎,态度不好的,我们批评了,把学校占了一些,十一月来势更猛,冬季到了,大家赶着来,我们准备百五十万。主席说:“准备二百万、三百万。”现在整个是接见了一千一百万设想被来势冲破了,这时看你采取什么态度,应该欢迎,拒绝就是保守。碰到新鲜事物,是进步的就支持。林彪冋志跟主席跟得紧,我们也要紧跟,一点明就跟。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谁知道有这样的形势,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有梦见,你们梦见那是你们。潮水总是要涨的,每年涨潮,(问一个同志)你看见过涨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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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年高,只有到现场才认识,去弄潮。如果怕,可能会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昋没的,观潮的三种。
    柔石写《二月》的时候,鲁迅是观潮的,那时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弄潮的。后来柔石牺牲了,过了快四十年演这个电影是堕落了。一个革命者,有革命壮志就可以跟上形势
    (总理指着“十条规定”说)
    不会每一个规定都准确,经过了四个月,好一些,也不能再具体,太具体反而束缚了。大家可以比较,是进步了。在同志们中争论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十六条强调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这是用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条
    第二条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群众成立了组织,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革命是中心,阶级斗争是纲,以革命促生产,就是深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促生
    第三、四、五、六条是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八小时工作,业余闹革命。科学院重点工作要八小时,不太重点的可以把工作时间占用一点,将来思想革命化了以后再补。机械生产不允许这样,你们很懂,有一些确实要八小时。有一些不定,思想革命化以后六小时可以做八小时的工作量。劳动要遵守纪律,要提高质量,生产没搞好是思想革命化没搞好。
    我们用革命推动了一下业务,两弹上天是事实,有的参加试验的人的家都抄了,是高级知识分子。抄家不对。把保姆解雇了,夫妻二人都上街买东西,但革命意志仍旺盛,两弹还是上了天。这是要很准确的,核弹在天上掉下来可不行。红卫兵不知道,看他们生活高了一点。以后我们要减少差别,减少资产阶级法权有人对这不满是合理的,但抄家在行动上不十分恰当。科学院抄家的很少,你们做了这个工作。真正的革命者总不会影响工作。
    关于老干部,揪了几天,有的比较好,有的有闷气,还是应该心情舒畅,要在革命中经风浪,既经受革命考验又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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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一个生产班子。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以前总是要有统一领导,《人民日报》社论上也有,但我在科学院试验失败了,要谁来统一领导呢?中央不能派,这等于工作组,张劲夫拉下来了,裴丽生又不行,你们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作了各种试图都不行。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仝,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第七条是矛盾如何解决。应该自己解决,不要跨级。一闹就到我这里,我不能一请就到,这样耽误了你们。党委现在不行,也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允许他犯错误,让他改嘛!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査,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
    今天在北京体育场斗旧北京市委的彭真等六人,彭真是两面派,你们对彭真还不如对张劲夫了解,对彭真你们只是粗线条的了解一些,就知道那么多材料。今天有七个人发了言,只能讲那些,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如果是一般的,就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处理,就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继续游泳第一种人是善于游泳,自由自在,如主席仰游长江那样。第二种人有勇气,有干劲,不会游,喝了水,学会了。第三种人不会游,又怕,不敢前进,慢慢退回来,就落伍了。第四种人又不会游,起又起不来,最后淹死了。
    不外是这四种人,大多数人在游泳中,不怕喝水,敢于喝水。
    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査,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如章士钊,反动的东西很多,但近三十年来不反共,对我们同情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八十多岁写了三十万字的柳(宗元)文,这是古典文学,他是拥柳的,柳宗元文章严谨,有独立见解,这是纯古典文学,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供参考,但不作主流。文章写好后,准备印,正好文化革命开始了,没有印,否则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看来还算有先见之明。红卫兵要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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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我们保了,后来红卫兵要他在门上写一付对联: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卫兵有很多起,要是今天去一起,明天去一起,他骨瘦如柴,八十七岁,几天就完了。
    干部要在风浪中考虑,身体不行,可以修养,养好了再批。革了几十年命,政治思想不好,不可救药,身体还是要养好。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有矛盾要自己解决,斗争矛头要向上不向下,矛盾不上交。在科学院,革委会不好成立,大体上两派还存在经过思潮起伏,要在大原则上团结多薮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革委会可以做些联合的事情,如对外,这有好处。有矛盾白己解决,不好解决时,双方谈判非万不得已矛盾不上交。工厂更是如此。
    第八条是不要互斗。第八、九、十条都是这样。第八条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压制了的,办错了的要平反,不要压。矛头反过来对领导,在科学院,矛头对院党委,第一名是张劲夫,但也不限在张劲夫上,整个院党委都要批,他们要彻底检讨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査。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白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第九,第十条属于群众之间。要文斗,不武斗。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解决。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有激进的、(左的、造反的)中间的、保守的,各派竞赛,人的思想会有变化,各组织的成员也会有变化。初期组织多是正常的,科学院现在有十多个,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一个时期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硏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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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以后要讨论。
    这个文件(按:指“十条规定”)供讨论和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可提具体措施,提上来明年修改
    这个规定是九日公布的,我想用科学院作试点,今天首先召集造反派、左派的同志,以后还有别的同志,然后提方案报中央
    上次与全国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商量搞业务班子,不受别人的约束,搞业务,每个所或单位出一至二人,要是革命又懂业务的,所长、书记别的人都行,一至二个代表。参加科学院的会,全院百把人,中央派人参加,选出常务小组,专门领导业务,院党委不管,也不受各方面管。人选要革命的、懂生产,不恰当的可撤换。业务要独立进行,不受文革领导。业务代表能当选,或者当选后能否胜任都由各单位文革监督,可以罢或撤。业务班子直属国务院领导,这是第件事。
    第二件事,现在院党委不能领导,已经瘫痪了,要经过批判看看哪个能留哪个不能留。他们只能作检査。大会小会批判,要把一切错误批透、批垮,严重的错误要批臭。院党委现在不能行使党委职权,以后,是不是一个不留,我不作预
    第三件事,革委会现带有临时性,大前提大家承认了,但一到具体,在许多问题上还有距离。暂让革委会过渡。临时革委会推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放在各所、各基层。全院选举前,一定要先在所内健全起来。现在革委会是联络组织
    斗争矛头是对院和所领导层的当权派。各所问题由所作结论,所以下还有小当权派,放后一点。
    革委会搞革命,监督业务代表。院文革和业务班子是平行的,业务代表靠各所监督,领导还是一元化,文革要监督业务班子,但业务班子不能监督文革这段话谈长了,以下不能这样。这是头一次谈想法,谈得多一点,你们看行不行?
    (以下是代表的发言情况及总理的插话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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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谈到某单位造反派多)总理:好!
    (有的单位造反派仍少)要做工作,要教育。
    有人说:现在我所有两派,造反的占三分之二,是否可选三个业务代表总理:一次选三个,都要过半数,那不全是左派,还是协商协商,不行可以等一等。
    (在谈到要搞好业务时)
    科学院主要是科学研究,但又象工厂,又象学校,你们是最好搞三结合的地方
    有人问:业务代表是否可选非党团员?
    总理:第一、二、三把手不行,还有第四、五把手,业务班子的成员可以是非党群众,规定上也没有说是要党员,选出后,不合适可以撤换,主要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
    (在谈到选举的人数时)
    可以每单位选两名,一正一副,不考虑观点是一句空话,让两个人都参加会以国家事业为重。
    有人问:院党委怎么办
    总理:党委什么也不管,要检讨,过关的可保留。以后造反派成了多数,可能两个都是造反的。
    (有人揭发张劲夫阳奉阴违,希望总理赶快处理)
    我的办法决定了就宣布,我等了一百天了,抓的张劲夫的东西很多,你们不要为我担心。现在院党委对业务是靠边站。革命他们还是对象。
    有人说:我们要打倒张劲夫,张劲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够了总理:好!但还有很多人被蒙蔽,要好好说服,造反派要很好地实现团结批评—团结
    (有人提到,不要用“靠边站”这几个字,因为串联队也这样提过,那是为了保护张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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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保护他。好!我对他们(按:指串联队)不说党委靠边站。院党委在我的头脑中早就被否定了。
    有人提出:张劲夫迟迟不能打倒,对我们斗争可能不利。
    总理:大家要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学会大民主,掌握住这个法宝,不在张劲夫的官罢早、罢晩,一哄而起不巩固,因为还有很多人不觉悟。我在搞斗争方面比你们多了几十年,锻炼自己是很重要的。张劲夫罢了官他最轻松,我也轻松
    八月十三日我向中央一报,把张劲夫一罢,叫刘西尧去,你们大鼓掌,小鼓掌的人意见就很大。我不把这个偷懒的办法告诉你们,就是要你们游长江
    蒯大富比聂元梓巩固,因为一个容易,一个不容易。聂元梓一下子就成了全国、仝世界的知名人物,锻炼少。蒯大富、王锡鹏都经过我们的手,我不随便捧,自己奋斗的可靠。
    (有的同志说到张劲夫目前还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时)
    这些人在我们面前一眼就可看穿。当然,他们也还会迷惑一些人。(有人又提出要罢张劲夫的官,改组院党委时)现在院党委等于是集体停职,你们看保留谁?有人说:串联队现在不和我们辩论,我们怎么办?总理:想法打进去!
    当有揭露串联队现在采取的手法,等着中央发社论反左时)
    总理生气地说:“见鬼!妄想!”并问:“这是串联队还是张劲夫放的风?不是有人要秋后算账吗?秋后早过了,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在谈到串联队不同意造反团喊“打倒张劲夫!”时)喊有喊的自由嘛!
    (原子能所有一位工人发言,他原是串联队的,现在造反了。也揭发张劲夫到中关村大操场看大字报还要派人保护,总理很注意听,并且记下了那位工人的名字和单位)
    总理:你们可以在大会上揭发。工人绝大多数受蒙蔽,以后会觉悟的。张劲夫有很多手法,戳穿了他就是一个小人。前一段,工人支持他的多,不对头,有的工人被张劲夫的小恩小惠迷住了,我们要做工作。看大字报还要人保护,说明他心虚,我们要调査,可能还有不少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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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喊“打倒保皇派!”时)
    我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提“保守派”的,不要说“保皇派”,要耐心做工作有人说:现在做串联队工作很困难没有什么进展。总理:上面还有支持你们的,要做工作,急什么?有人说:串联队还在保张劲夫
    总理:下面我要问问他们(指串联队)保张劲夫的哪几点。不过,他们比你们策略。
    有的同志说:现在罢张劲夫的官有好处总理:罢一个张劲夫不解决问题。
    (好多同志谈到现在做工人同志的工作不好做,困难大,效果不好。力学所的一位同志提出说,应该做工人同志的工作,这是有作用的,比如力学所对工农兵大队的批判就起了作用,使工农兵大队进步了。又举了一个工人的例子,原来是保所党委的,经过运动的教育,他参加了工人造反团。总理此时也记下了名字和单位,表示注意。)
    (有人提到现在要所串联队辫论,要打游击战、近战、夜战)要有耐心,要说明,要用鲁迅的韧性战斗。
    (有人谈到由于喊“打倒保皇派!”而引起武斗时)
    喊打倒保皇派不好,以后不用“保皇派”这几个字,坚持用“保守派”,保皇派这三个字本来就有点侮辱人,再一喊打倒就成了敌我矛盾,不提这个口号。打倒张劲夫是打倒他一个人,而串联队的群众还是我们的朋友,偏右的朋友。
    (有人说,这是策略问题)
    总理马上严肃指出:“这是战略问题。”又对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一个同志说:“你们是生气。”
    (有同志谈到“反张必反串”这一口号时)这样提不好
    (在谈到串联队的人虽不多但很精时)
    这是多少年的统治,有这样一帮人。搞一个生产班子,每单位两个人。你们原来是少数,现在人多了,要前进要变成多数,后浪推前浪。革委会完全统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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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渡性的,搞某些联合行动不行。现在要以革命为主导,业务属中央管,这两种意见我都考虑。
    (在谈到串联问题时,有的是学员,有的是六五年毕业生,有的好久没工作,都想去串联)
    串联要讨论,无组织不行,推选代表或者轮流去,每次出去十分之一。关于串联问题我们要发通知。有人问:文革管生产吗?
    总理:以后业务班子选出来后,就不管了有人问:是否复员军人不能成立红卫军?
    总理:不可以成立独立性的组织,可以成立联络组织,仝国不要搞独立性组织,你们是科学院的红卫军,不是全国性的,当然可以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总理:本来想分开讨论,(注:本打算第四批接见院党委委员等)不可能了,时间太晚了,我想把我的意见讲一讲,有几个建议请你们讨论。十条看到了吧?(答:看到了)院部收到了吧?还没讨论吧?(答:没有)首先讲一下十条的情况
    我记得我跟大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九月七日,从八月十三日过问科学院的事到现在整整四个月了,四个月的发展变化很快,科学院进展慢一些。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学习大民主,还是有一些进展罗。不仅科学院是这样,全国也是在主席领导下,在大风大浪中不断地学会搞大民主和怎样在大民主条件下集中,这切都在学习。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在学习。九月七日我听大家讲话时,正是第一篇社论发表,第二篇社论是十一月十五日了。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通知,九月中旬关于工业的六条,是个内部文件,加上两个公开的社论。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以抓革命为主导,促生产。首先是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才能促进生的发展。这四个月是思想革命化的开始,是初期,开始摸到了一些经验
    最近我邀了工交、财贸部门的一些人和北京的一些工厂,科学院也有工厂(中间试验厂),也有教学(研究生),三者兼而有之,科研主导方面。是四个月的经验得出十条,这是个大原则,比过去进一步了,当在十一中开会时,是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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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但运动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一发展起来,就超过你主观的愿望我这里说的主观愿望就是分步骤、有计划的,可它有它的客观规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世界上没有过的。只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依靠伟大领袖的天才预见,敢于领导、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把几亿人民动员起来,就不限于大中学校的几千万人了。就是大中学校也超过了原来的范围。比如(来串联的)红卫兵,开始时人还不算太多预计不超过一百万,可是国庆节前后都住满了,你们科学院已有点为难,有点情绪了,太麻烦了,工作不能做了。后来我们做了些工作,转变了这个情绪,改变了一些计划,我这里也住了一万多人,总算把国庆节搞得象样子了。国庆节以后来的更多了,中学生规定十分之一,结果自己选自己,百分之百都来了。有的顺便把小弟弟、小妹妹都带来了,根本冲破了你的计划,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本来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主席说,你别打算一百五十万,要准备二、三百万。后来北京最高达二百七十万,加上一些住在亲戚朋友家的,快三百万了。主席的话说对了,领袖有预见性,事物有它自己的规律,你限制不了。总共一千一百万,最多的有来过九次的,去掉重复数还有九百多万,没接见的还有三分之一多。(此时有一秘书同志向总理请示吴玉章治丧问题,下边有人问是谁?)吴玉章同志病故,九十岁高寿了。(此时又对秘书说)家属要发表,要说服嘛!治丧也要改革,治丧委员会去掉了,灵堂不设了,化灰后开个追悼会。这也是改良主义的。希望你们管事后,要把灰扬到水上、土上,这才是彻底革命。恩格斯也讲过这个办法。彻底革命不是一步登天,是要经过步骤的,你们在座的有激进派、造反派,也要等待。在你们眼里看,我总有点改良味了,我坦白地说,从我思想上也还是认为这是改良的,事物发展是有曲折的,大方向是向革命走,但还得有个过程对红卫兵是欢迎来,有过几种设想,但还是不够,最后调来了十万解放军,才照顾过来了。人的正确思想要通过实践产生,不可能凭空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时代的发展,推动了领袖的天才发展到最高水平,领导同志的评价是对的。红卫兵来的规模事先不能予想,个月达一千一百万人,连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三个月就分期分批地把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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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北京来了。最后一次二百多万,把天津也搬来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产生智慧。今年八次接见,就有许多不同形式,主席把它提炼加工。今年给明年打下了基础,而明年又会有创新,这是主席哲学思想的巨创,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狠抓革命大促生产,只有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有生产的大发展。十六条只能设想到那个程度,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主从关系,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四个月证明,这股伟大的革命洪流冲击了各个方面,从学校有了红卫兵,归功于清华附中了,毛主席抓住这个新的苗头,就发展起来了,很快推广到全国。如同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先从河南开始,这回发展更快,并且创造了串联的新形式。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工厂到农村,阻挡不住,是大势所趋,方兴未艾。应因势利导,要迎接它,不能阻挡。反动路线就是压,不能对党委、工作组提出批评。因为冲击了旧秩序,受不了啦,就压。压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但绝大多数是压,不是从下而上,不是从群众中来,所以犯了严重的错误,使得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遇到阻力,而错误路线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在科学院也不例外。
    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路线,高举了革命路线,有了十六条,革命的组织在文化教育单位和机关里象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推进了革命。但是因为领导的思想不能如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总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老想有前有后,特別是领导冲击了,不管它,让它那样。例如一些高等院校,这也没有预见到,过去谁敢想?党章上也从没讲过,领导垮了,但革命仍在搞。谷雨,你想到过没有?(谷雨答: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也许科学院有几个天才想到了。讲老实话,学校党委垮了,革命仍在搞。再派人去还不是工作组?选也选不出来,都分成好几派,历史上,党章上没有这么做过,总该有个领导吧!北大罢了陆平以后,党委也建立不起来,后工作组也做了,不仅党委瘫痪,就是十六条中的革委会也没有建立起来。有的临时革委会、筹委会还是自上而下、包办代替的产生的,也冲垮了,不起作用了,分成很多派。半年多,没有革委会,工作继续在做,革命继续前进。学生少了,但是接待工作还是完成了,串联还是进行所以九、十月时,我们没有想到要放假到明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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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秋天。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下去,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红卫兵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现在的十条原则,在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详细,打开了一些限制。错误路线是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是极端错误的。要深刻批判,它是有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十一中全会后,有分期分批的设想,过去运动也这么搞过,但现在是要动员几亿人民进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大革命,不是过去的规律所适用的了。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通过实践。现在工厂的几条,还要搞农村的几条,以及小学的,这都是原则性的不能太具体,要不断地充实补充。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科学院,因为它是一个研究、生产、教育的组织。
    十条贯穿了以革命为主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第一条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并行的、并重的,也不是抓生产才能促革命。一个时期的生产耽误一下,但是思想革命化了,就会有更大的丰收和跃进。比如铁路,上北京的最高达到每天进三十万人,出二十万人,过去不能设想,还不是打破旧规律,出现了新规律?
    第二条强调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文革,这是十六条上有的,这是一个方向。要深入加强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也要兼顾各种工作的进行。为什么前一阶段北京市委比其它地方的反动路线来得厉害呢?根子就在旧市委。今年五月间清出了一个彭真、刘仁反党集团,它十七年来,表面上搞革命,背后搞阴谋,两面手法,做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今天公开在群众大会上批判,过去没有在群众中深入公开。现在的目的是要挖根子。他们过去在干部中散布了很多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根子,批判修正主义思潮,言行是好的,应这样做。当然要掌握材料,要调査,即使这样,也需要一个时期。革委会没有多大权力,因内部有各种思潮、派別。科学院比学校还好一点,还有一个革委会,但还是过渡性的,还只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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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共同的事情,统一行动,对外联系,还不能作为革命的权力机关,现在权力还是在各派组织手里,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科学院还是青年多吧?平均年龄有多大?三十岁左右吧?(答:三十岁多一点)有青年工人,还有一些离开学校也不久,总还是青少年嘛。这个时候思潮起伏,存在着各种公开的组织,这好嘛!是允许的。
    三、四、五、六条是解决生产问题了。以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建立领导机构,逐步把生产抓起来
    第三条说的八小时工作,业余搞革命,这是一般的。你们既要有一般的,又要有特殊的。例如,印刷厂就要八小时工作,印毛选只要有纸,多印一些更好。也有些厂现在没有那么多活,可工作少一点,多搞革命,工作多了再赶上去,业务忙的、尖端的要保证八小时。工作量少的,要多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今后抓业务。总之,不能把业务放下不管,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说走就走,这不乎劳动纪律。规定的业务总要完成,我不能因为跟你们谈了话业务就不抓了,白天我还要开会,批文件,全国、中央的事我还要管,不能光跟你们谈,回去连文件也不批了、不管了,还得好好批,好好完成任务。不管业务那不行,这是劳动纪律,人人要有自觉性。同样要保证产品质量,不能因为忙,批文件就草草了事最重要的是第六条了,要搞个生产班子。八月份陈伯达同志提出的两条中就谈到了。到现在还没有搞好。我向科学院建议,我已和各方面交换过意见了,就是在全院成立业务会议或业务行政会议,名称可以自己定,要以业务为主,行政在其中。行政是为业务服务的。每个单位推两个人,因为存在着不同派别,这个派有,那个派也有,两方面都同意那当然好,不行就一方面派一个。但不以政治派别为标准,而是以革命精神和业务水平为标准,不一定是所长、副所长,更不一定是党委书记,甚至不一定是党员。这样你们可有一百多个人,商讨和规定业务计划来管全院的业务。在业务上,党和国家派人来领导,现由刘西尧来领导,这个业务机构直属国务院。不经过院党委了,它已经瘫痪了。其它单位有些党委瘫痪了他们的业务也直属省或市领导。各所、各厂也成立业务委员会,可吸收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以革命精神和业务能力来定。看这两方面,要政治挂帅。各室也可以成立业务小组,不管党委、支部、党员、非党员,就看革命积极性和业务能力就这样一杆子到底,可把科学院的业务抓起来,以利于将来科学院的改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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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班子要受群众的监督,即是受革委会的监督,不适当的可撤换重选。中央派的不得力的可以批评。业务班子不过问文化大革命,但受革委会监督。
    第二个建议:文革组织,科学院有个形式上的,也是临时性的,不健全了。
    九月份曾打算按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条件不成熟,但现在还不能产生。有的所选的是正式代表,有的还没有解决,愿意更换的就更换。尽管它还没有很高的权力,但还可作联络缓冲、协商的机构,有点共同行动的权力。这个革委会还要不断地改进,逐步地成立正式的革委会。现在成立正式的为时尚早,不要急,因各派争论还没有解决,各所文革也有瘫痪的,总要想法成立几派协商的革委会。通过半年多的运动,有先进、后进、激进、保守,有左派,有比较偏右的组织,不管怎样,都是承认三大前提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十六条、十条。当然,十条还有讨论的余地。总还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提出一个三反的,如果这样,我现在就不同意它存在。各个组织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没有区别那就怪了,那就不合乎人的思潮规律了,人还要不断地端正自己的思想。现在又化整为零了,还会分,两万多人嘛!这没有什么,清华、北大也这样,北大最多了,有几十个组织,尽管有聂元梓,现不可能统一,要经过曲折。思想革命就必然要有些波折。能有文革最好,还没有成为权力机构,应该有这个协商机构。毛主席说过永远不会清一色的,中央就是这样嘛!刘、邓现也还在政治局常委嘛!要承认错误可以容纳,当然还要长期考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是这样,这就是毛主席思想在组织路线上的伟大之处。列宁也有这个伟大的气魄,他的政治局里有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他们开始也不是那样好,他们中还有人曾到社会民主党去告过密。列宁的政治局都是统一战线的。斯大林初期也是斗争的形式,没有排除在外,中期犯了肃反扩大化,作敌我矛盾处理,给以肉体消灭,而主席是给他机会让他改正。如对王明,解放后十多年,在苏联成为修正主义,他一直反毛主席,将自己置于党外,本来他就不是马列主义者,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争取他,争取到最后。因此,在科学院你们还是青壮年期间,思想起伏时期,政治经验刚刚积累的时期,一方面用斗争求团结,一方面要允许别的派别存在。我不同意说一切权利归左派,或下令解散哪一个组织,不能用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一切权利归农会来套。即使左派占优势,也要用斗争教育团结争取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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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一个辩证的思想。左派的正确部分,争取了大多数,但新的正确的思想又要出现,又是少数,这样又向前发展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向前发展,不断前进,而不是以一种主张独霸,这不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精神,还是资产阶级垄断独行的思想。反过来,保守观点要放弃,才能赶上先进,总是这样不断地前进。所以,我建议革命的组织要在原则问题争论后,取得一致,对抗情绪要消除。但前进中还会产生分歧,再辩论,再大串联,有所访问、学习再取得前进。目前革委会可成为协商的机构,可监督那个业务班子。
    第七条是矛盾不上交,最好在本单位解决,不得已再到中央。你们有两级所里矛盾最好在所文革内协商解决,否则到院里,最后得不到解决只好提到国务院,不要一下子就提到国务院来,组织应搞好一点,应减少矛盾上交。
    第八条是领导与群众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前压制群众,十一中全会以后打击报复的也还有,一定要认真平反。现在档案还封存着,中央十月五日和十一月
    十五日的两个规定,还要好好执行。上次说了要封存,还是有一两个单位宣布了左、中、右名单,是科仪厂吧?这没有什么好处。我说无论如何不宣布,这是中央和主席极力主张的,你们不听,我很遗憾。主席的决心我没贯彻,我很难过,希望大家以诚相见,我有错你们批评,我知错必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如果手上还有整人的材料,你们在这次讨论十条时还是要交出来,交出来就是对党忠诚,不然将来被抢出来,不论哪个人或组织,都要严一点处罚和批判。另一方面,抢到材料的,不要把黑名单公布了。我要对中央负责,过去划的左、中、右,原是不对的,现在如果仝调过来,也不一定都合适,也没有这个规律吧?左派不能自封,也不能别人封,要靠斗争中考验。我再次诚恳要求你们转达我的意思,就是对名单,有些会议或讲话可以公布,以后再不要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是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烧了之。我以四十五年的党龄和我经过党内痛苫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陆、罗、杨就是使用过这种作风,这是不好的。要在青年一代建立健康的作风,时组织上多几个人,这种组织是不可靠的。当然我理解你们被院、所党委打击时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们上有主席、党中央,下有群众,一旦说清楚,左派就正义伸张了嘛!你们现在总不像过去了嘛!在反动统治时期,就是受了压迫也得革命,搞不好还要掉头。现在这几个月的委屈难道还要用同样的方法,以其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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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治其人之身吗?所以毛主席的大字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是不要学那种错误的方式,要以堂堂正正的战斗作风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九条,可以建立革命的组织。各种组织总有分歧,要互相发扬大民主,进行讨论,不要造成对抗,不要武斗。科学院还较好,但现在有些苗头,中学同学又有人打人,我召开了他们的一个代表会,有同学说大方向正确,打人是小节问题。可是互相打下去就没有完了,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道理了。今天斗彭真的大会也没有打他嘛!何况人民内部矛盾。对中学生可以慢慢说服,你们三十多岁了,要提醒你们打人不要还手,总会赢得同情的。我们对解放军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冲不开枪,最后说一句‘你做错了事,你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了!’”难道各派不可采取这个办法吗?各派多责备自口,少责备对方,一个巴掌拍不响。毛主席常说,对对方的要少批评,对自己方面的要多批评,这样才能团结。同样这可以用到我们这次运动中,这样就可以少架,少打人了。
    第十条,串联。科学院可以串联,但不是大串联;外地可以来取经,首先不能大批地来。一次不能超过百分之十,时间不能太长,十天到两周,好轮换,最多一次,是眼科学院串联。北京到外地只能少数人去点点火,革命不能代替,相信人家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出去的就更要少了。不是说京区两万多人可以出去两千多人了,我不是说的你们北京的呀!听说都有的在整装待发了,传话又传错,真担心。帮助分院要有组织、有计划,串联可以在本地,你们和学校还是不样
    希望你们把意见带回去,希望你们五十多人把十条讨论一下。还是希望你们把革委会搞成协商的。每个所,在文革领导下讨论
    若文革瘫痪了,可几派
    协商临时成立一个协商的领导组织,领导讨论和学习。明天你们革委会讨论提些意见。我谈了几个建议:(1)成立业务班子;(2)革委会成为一个协商的组织各派在观点上比赛,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嘛!(3)作风问题;(4)党委如何处理。现在这个党委既不能管业务,更不能管运动,要报中央,以后专门谈这个问题。你们党委也自己讨论,写封信把结果告诉我,如意见多,我再另外接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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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洋海同志,你还要不要谈了?(于:刚才接见时我都谈了)那你是不想再说了。院党委肯定是瘫痪了。现在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考验所以下的各级原打算搞统一领导,研究了多次,不行。不如让它瘫痪着,既不领导运动也不领导生产,这是党章上没有的。学校中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创造,是毛主席一整套建党思想,将来要写成东西,兄弟党同志在问了,一直到革命接班人问题。列宁是在革命前建党有一系列的创造,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就少一些而后期停滞了。党委瘫痪了还一样抓革命促生产,这也是一个创举(下边大家提问题)
    有关六五年毕业生能否串联的问题
    总理:六五年毕业生口径不一,中央有些人不清楚,如有了岗位就不能随便行动。如分配工作就应该是工作人员了。如在四清工作队,现在多数要解散回来什么叫转正?(有人答:转正前四十六元,转正后五十六元。)那转正不能作为依据,他们有工资嘛。又增加二十多万出去串联,国家也担负不了。
    (有人说:陶铸同志同意了)
    陶铸同志说错了。两天之内我们就印发一个通知,应该承认这个错误。我认为是没有分配工作的。你们提到了级,我们的级要垮了,斗批改以后要垮。我们考虑斗批改以后,要改供给制了,不过是逐步的。要把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逐步缩小。即是资产阶级法权中的东西,要丢掉了。你拿了工资,就占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哪能那么随便。过去是我们不了解情况了
    有人问到平反中的问题。
    总理:只要是被宣布了的,要平反。平反是领导平反,不是个人平反,是要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换句话说,科学院的罪魁祸首是张劲夫!张劲夫来了没有?你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张站起来,总理转向他)
    你是不是罪魁祸首?你承认不承认?你勇敢地说(张答:是)你要不要负责任?(张答:我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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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你理解不够了!还不是根据你的报告?!从现在起你要再搞阴谋,再搞,你就要犯罪了!我要警告你和你的整个集团。张劲夫同志啊!我今天还称你同志,我忍耐四个月了,整整四个月了。从八月十三到今天我才说,我就是要等待大家觉悟,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斗争。我就是不把结论过早地加给你们。不要以为你搞的那些活动我都不晓得!你要走张彦的路,你自己去走
    (沉默了一会儿)
    平反的事情,责任在上边,根子在刘、邓,但底下是科学院张劲夫,院党委、所党委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劲夫。不要互相道歉,那还成什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是烦琐哲学。所党委书记应把一切责任负起来!
    三、有些单位问到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辞退等问题
    总理:你们本单位自己先研究。有些问题很具体,你要让我回答,等于让我犯错误了
    不要带成见,错了就是错了。总之,一切矛头要指向上边,不要
    同志之间。抓革命促生产,主导是抓革命;抓革命的主要方面是思想革命化;思想革命化的主要方面是领导思想革命化。要请教两头,上头请教主席,下头请教群众
    四、秦力生问到临时工、合同工提到的几点要求如何处理?
    总理:这不是一个科学院的问题,这是全国的问题,你们用得是否恰当,你自己检查。他们可派代表与总工会去谈。
    原则要坚持。你们总想向上交
    你们就是想抓根稻草,让上头给你们解决。你们自己造成没有威信了,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嘛!
    五、院里是否成立一个国防任务委员会?总理:请刘西尧同志记下来,这个我们注意了。、非常脱离实际的业务工作搞不搞?总理:搞不搞,搞多少,在业务会议上解决。
    七、院部职能部门是否也参加业务会议?总理:是
    八、有人问到停职检査的问题。
    总理:停职检査,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好象非停职不能检査。我要说,不停职也可以检査。要贯穿这么一个思想,不如不停职,让他无权,让他检査,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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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停职反省。让这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游过去。每个人要学会游泳,学会大民主,学会大民主下的集中制。有这样几种人:
    1、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好,掌握得好,可以游过去。
    2、刚刚学游泳,喝了多少口水之后,最后还是游了过去。当然吃了些苦头,甚至歇了几次。
    3、害怕,萎缩不前,自己落伍掉队、淹死了
    有没有第五种?当然也有救起来的。他又承认了错误又不行,救起来吧!现在很多停职的悠闲自在,游不过去。
    九、有人又提到各级党委有瘫痪的怎么办?
    总理:我没有说各级党委都停止活动,主要看它在党员中的威信。我不做“保”字,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要有个创造性,不能用老框框来回答这些问题。主席早就说了“很不理解”这个话了。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只要现在不能认识清楚,就不能彻底革命。不把这个民主搞好,国家还会变颜色,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要老框框。这次游泳不是中南海,是渤海,是长江
    十、有人问到院领导小组问题
    总理:不开会,它就没有作用了。两、三天告诉我还开不开?这周我还要见你们一次。
    整理者:中国科学院张栋、刘嘉善、孙廷祺)
    广电部
    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6年12月9日晚10:30,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到丁莱夫办公室,会见了丁莱夫、杨祚铭、王寿仁、王永庆等人。关于广播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春桥同志问广播局有多少群众组织。
    丁莱夫回答主要有三个组织:战斗团、纵队、造反团春桥同志问:三派组织主要分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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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莱夫回答: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捍卫团(战斗团)认为我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自觉地执行反动路线的。纵队不同意他们这种提法造反团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做法不同于捍卫团(战斗团),他们不同意捍卫团(战斗团)的一些做法,也认为纵队举的旗帜不高
    春桥同志问:党委同三个组织有什么关系?
    丁莱夫答: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常找(或揪)我们春桥同志问:你检查几次了?丁莱夫答:三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几回?丁莱夫答:一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舒服一点吧?有打成反革命的吗?丁莱夫答: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文元同志追问:一个人也没有?丁莱夫答:没有
    春桥、文元同志立即提出政训队的问题。提出周××事件。文元同志问:周××是什么问题?
    丁莱夫答:他们说(指战斗团)是把他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没有调査查。………
    五月二十五日Ⅹ××用保密电话说,周××准备同其母亲去南方,任务急,今晚走。……周××回来后(五月底)讲,到南方见了大人物,对丁莱夫是后期处理。他写了张大字报,对我提了十条,没有实际内容。……还有几件什么反中央的事都是没有的事。对他的怀疑,是否搞什么东西,向×××讲了,也向保卫处讲了,指出不要搞监视,出几张大字报没什么了不起。文元同志问:实际上呢?
    丁莱夫答:他说(指周××同志)技术处长监视他,最近捍卫团(战斗团)说围攻了他,把他打成反革命了。六月中旬,Ⅹ××说他去上海见到江青了春桥同志问:你知道周××去上海见了江青同志,你讲了没讲?丁莱夫答:向局文革小组讲了。
    文元同志问:你们怀疑了布置了对付的办法没有?丁莱夫答:没有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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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桥同志问:为什么把他打成反革命?丁莱夫答: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
    春桥同志问:你们向张平化讲过怀疑,没有向下面布置过?丁莱夫答:没有向下面讲过。
    春桥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用布置,你们就会影响下面
    文元同志说:如果不知道是遇到江青同志你们会怎样?……捍卫团(战斗团)是什么理由?
    丁莱夫答:捍卫团(战斗团)没有讲理由,把他叫到台上去了一下。(周××同志被监视提审,引起战斗团战士的关心。在一次战斗团大会上把周××同志请到台上和仝体同志见了面,并宣布要为周平反,同丁贼做不调和的斗争)
    (当谈到几个群众组织的性质时)
    丁莱夫说:我说捍卫团(战斗团),纵队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谁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就支持谁。
    文元同志问:你觉得几个组织是否都符合毛泽东思想?
    丁莱夫回答:捍卫团(战斗团)批判反动路线是正确的,但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时只取一句话,就不合原意了。如有关中央军委指示传达的问题,根本不是扣压指示,抗拒指示、违反毛泽东思想。……我认为是针对院校的,也认为局里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所以没有研究出措施。两次答辩会都是这个问题,是怎样就是怎样,不是自觉的。
    春桥同志问:运动发展的慢是什么原因
    丁莱夫回答:是领导的不好,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七月底以后领导被动春桥同志:是否“砸烂阎王殿”以后?
    丁莱夫答:学院大字报出来后,局里有的单位群众还去过学院。文革选不出来,一批判反动路线,那些人(指战斗团)最积极
    春桥同志:你们是否积极、坚决?丁莱夫答:不认为不积极,不坚决。
    春桥同志:你们也积极、坚决,但同群众积极、坚决不到一块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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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莱夫说:同他们(指战斗团)提出的问题有分歧,发展到完全对立状态今天的报告没有同我见面,就发到下面去提意见。他们(指宣教处在丁莱夫授意下为他起草的12·9报告)不是提意见,而是批判,说丁莱夫又放毒,帽子给我扣上了。
    春桥同志:批判也是提意见。你事先不提意见宣教处怎样起草丁莱夫答:我没有提意见。
    春桥同志:你算什么党委书记,宣教处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宣教处?丁莱夫答:过去讲话是我自己起草或讲几点意见由别人起草。春桥同志:你是推托责任,或者是不负责任,这比你发表意见还坏丁莱夫说:这次是自下而上。
    春桥同志:你两者必具其一,第一,不是我起草的;第二,下面讨论的丁莱夫答:我也修改了两次。
    文元同志:毛主席早就严厉地批判过这种作法。
    春桥同志:自七月以来,你的日子不大好过,自上而下不行,自下而上也不
    丁莱夫说:日子不好过,被动了三个月。文元同志: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
    丁莱夫说:思想水平不高,问题抓的不够,主观主义。春桥同志: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元同志:你们在肃清刘、邓影响做了什么工作?丁莱夫这时回避实质问题不答,东拉西扯,推卸罪责。
    春桥同志:你不怕(成了)修正主义电台?我向你说过,四月十六日第一个播的是谁?还不是电台。丁莱夫说:新华社也播了
    春桥同志:你不觉得这是严重问题吗?丁莱夫说:我做了检讨
    春桥同志:你做了检讨?你当成什么事,你是孤立的看这个问题丁莱夫说:我不是孤立的看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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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桥同志:你就知道检査工作组问题。你们警卫的很严,内部怎样?你们是听哪个司令部的?
    丁莱夫说:根本是盲目性。春桥同志:先不要讲盲目性
    文元同志:今天时间晚了,你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还要听听三个群众组织的意见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接见时主要是同学们汇报情况。先从学院的情况谈起,一直谈到广播局的情
    况
    谈到“11·2”事件。同学们汇报说:陶铸在接见广播局保守组织《誓死纵队》时说我们是错的,我们准备找他辩论。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一天写一封信给他,把他逼岀来,要他澄清事实谈到在“11·2”后,同学们进入广播局揪丁莱夫时,
    张春桥同志插话说:“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在天安门上,我们批评他,要他检查错误,他不接受,跟我们吵了起来。”
    谈到丁莱夫纪念“12·9”时
    张春桥同志对同学们说:“你们怎么没有造反?那天我们把所有的事都安排了,专门在家里等了一天,可是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想,是不是消息被封锁了?是不是电话被控制了,打不出来?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坐车到广播大厦,在外面转了一圈,看到广播大厦灯火辉煌,我们就到广播局里去了。”找到丁莱夫和杨祚铭,我们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这么热闹?你们知不知道社会上有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他们什么也没回答。我们又问,你们把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给平反没有?他们说,我们广播局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起毛主席为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廿周年题词发表的问题时说:姚溱、吴冷西等人推说要等《人民日报》版面空了再发表,主席的题词是
    九月中,他们一直扣压到12月9日,这是他们搞的阴谋。
    在谈到掌权问题时,
    张春桥同志说:广播局一定要左派掌权,中间派不行,右派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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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跟学生代表商量说:广播局搞起来会不会停播?学生代表:战斗团完全能控制广播局,不会发生问题。
    张春桥同志:我们先找你们谈,还要到广播局去找他们三个组织谈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张: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找你们党委谈过。我们知道你们有好几个群众组织,基本上有三个,我们都想谈一下,先和你们谈。我们了解过一些情况,但不很多。你们各派都写过信。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打算怎么做,或者你们认为需要的,我们都想了解。姚:就这样吧,你们说,我们听代表:要不要先挨个介绍一下?
    姚:介绍一下吧,你们哪几个是主要负责的?张:你们有没有团委呀?代表:没有,我们只有联终员
    (代表汇报丁莱夫的“七·二九”黑报告,当谈到丁莱夫说群众批评他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时)张:这是谁说的?丁莱夫?代表:对。
    (代表汇报丁莱夫搞假选举阴谋)
    张:那你们局里现在还没有选举文革委员会?代表:没有,还是旧文革领导。张:是指定的,还是选举的?
    代表:选举的,但实际上是指定的,基本上是局党委和各大口负责人(代表汇报丁莱夫在广播学院事件上,对抗中央文革的罪行。谈到丁说“不能说一千二百人都是右派”时)
    张:那时特别对一千二百人讲了话,说你们是受蒙蔽的,包括工作组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再三讲。
    代表:他根本没有传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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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汇报局文革迫害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当谈到有人问周海婴去南方干什么时)
    张:是不是丁莱夫直接问的?(代表介绍情况)
    张:丁莱夫说他不知道周海婴是中央文革派去的姚:他们对周海婴采取了什么行动
    代表:准备开斗争会,会议程序,口号都拟好了(代表汇报斗争梅益情况)张:梅益开了几天会?代表:四天。后转入小会
    张:有材料可以给我们看,因为情况很多,先谈当前情况。政训队呀,软禁室呀,都是怎么回事?都解决了没有?现在还存在吗?
    (代表介绍政训队情况)张:政训队有多少人?代表:九十多个张:黑帮占多少?
    代表:六十三个。群众十八个。
    张:政训队还存在吗?黑帮是怎么定的?这有六十多人,还有十八个人,还有工作人员,三种人。
    代表:对。
    代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被送进政训队的王××同志):说我们是中间人物。
    姚:中间人物?(笑)
    张:中间人物和黑帮一样待遇吗?代表:政治待遇上基本一样张:和工作人员呢?代表:不一样
    张:现在这样的还有多少人?最多的时候多少人?代表:十八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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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软禁室怎么样?
    (代表介绍软禁室情况,谈到走资派,原中控室主任景润身时)张:他真有木领吗?技术上怎么样?代表:他根本不怎么样。张:你就讲讲软禁室内幕姚:软禁室有多少人?代表:八个人
    姚:控制室一共多少人?代表:××××人。张:现在还禁闭着吗?
    代表:没有,但没有公开平反。张:多久的时间?
    代表:最早是八月底去的。张:其他单位还有没有软禁室?代表:大楼里只有一个
    (代表汇报有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电视中出现丁莱夫,《誓死纵队》些队员欢呼)张:哪一次接见?代表:大概第六次。
    (代表汇报当前运动的阻力和几个组织的情况)张:誓死队有多少人?代表:他们说五百。
    张:丁莱夫找过你们这些人开过会吗?代表:没有,他不敢
    (代表汇报我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妄图用所谓“党纪”来镇压造反派。胡说什么“党员对党组织有意见,只有按组织系统向上一级反映,不能公开贴大字报。”代表批驳了这种谬论,并请示首长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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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你刚才已经答复了嘛!这样答复就可以。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包括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造他的反,不然,就要陷于苏联赫鲁晓夫式的统治。向上级控告?赫鲁晓夫的上级是谁呀?(众笑。)
    (代表汇报传达室刚刚摘掉刘少奇的题词)姚:他们想毁灭罪证嘛!专家接待室是否还挂着?代表:不知道。
    张:你们大楼有多少人?代表:×××人。(代表汇报政治情况)
    张:政治部有多少人?你们战斗团占多少?代表:政治部×Ⅹ×人,我们只有一人。张:你们开会在剧场开?能容纳多少人?代表:××××人。(代表汇报
    二"事件,《誓死纵队》要首长上×楼政治部时)
    张:那天非让我们到×楼去不可,气势汹汹。那天我们家里有事,不然就去
    姚:后来我们要去,他们又不让去了。
    (代表汇报《誓死纵队》派人到国务院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状)张:我知道。他们要找我辩论,我没理他们。(代表汇报“
    四”事件)
    张:我知道。
    (代表汇报“一二·九”大阴谋。姚: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嘛
    (首长上车时,代表说:“欢迎首长常来”姚:革命还要靠自己嘛!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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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同志首先说:“我们想首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听你们谈完后再发表意见。今天,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先听,也没有带什么题目。”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先从《纵队》本身如何建设,基本成份方面谈谈《纵队》头头丁宝庭开始汇报。当汇报到丁莱夫的“6·3”报告,传达了邓小平
    九六六年五月卅一号对首都新闻界的讲话,肯定新闻单位没问题时,张春桥同志说:“这话是站不住脚的,吴冷西就坐不住了嘛,怎么说没有问题呢?!”姚文元同志说:“有些情况稍微扼要一点。”张春桥同志说:“主要谈一下《十六条》公布以后的情况。”运动初期可以说很不理解,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一次一次的讨论这个问题,看情况怎么样?
    丁宝庭汇报《十六条》公布以后,局里运动情况。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什么时间感觉到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在场人大都回答在撤销工作组时才有感觉。
    张春桥同志说:“丁莱夫对五月三十一号邓小平的讲话传达这么快,同样,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却传达这么慢,为什么对正确的东西就听不进去呢?一个人的脑子不是真空的,不是被这种思想占领,就是被那种思想占领。为什么丁莱夫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传达这么慢?因为在他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到广播学院那天,丁莱夫也在场,态度很坏,公开和江青同志顶起来了。”
    当汇报到局里有同志贴出“彻底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的大字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丁莱夫表现也很不冷静时,
    张春桥同志说:“是很不冷静。各种事物总有两种不同意见,一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有什么不好呢?”当汇报到广播学院革命小将因为派工作组问题来局里贴大字报时
    张春桥同志说:“这个我们完全懂。我们到广播学院时,群众说,我们是含着眼泪欢迎工作组的,但想不到工作组来后是整我们的。”
    《纵队》说丁莱夫镇压革命师生是听了张彥的话等等。
    张春桥同志说:“不要把原则问题说成是枝节问题,应从当时的斗争环境里去看两种意见,为什么有的听得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比如丁莱夫为什么对邓小平五月三十一号的讲话和张彦的一句什么话就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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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
    个人象在大风大浪里,可以把你冲到左边,也可以
    把你冲到右边,但阶级斗争还有能动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看到有些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作战很英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站错了队。
    张春桥同志又说:“他(丁莱夫)的架子太大了,态度很不好,在广播学院,在天安门见过几次面,但谈不到一块去
    九’全北京只有广播局灯火辉
    煌。九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晚上我们去找他,听他介绍情况,没法谈思想距离太大了,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还指挥警卫部队对付广播
    学院的小将。”
    接着,丁宝庭汇报十二月九号纪念毛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的情况。张春桥同志问:“十二月九号纪念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吗?”丁宝庭等说没有。
    张春桥同志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贯彻中央指示,如何纪念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进行斗争,在这样的大会上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通得过?那天他(丁莱夫)光讲通不过,没说遇到什么阻力,我们也没来得及问他。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毛主席在去年题词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谁决定在十二月九号这天发表?九月份题词来了,到十二月份才发表,这不是阶级斗争?还是版面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说:“我们来审査片子时,已是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在广播局还看到刘,邓等的照片和他们的题词还挂着,为什么没有换?这是紧跟哪个司令部?为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不紧跟,而对刘,邓的东西跟得那么紧呢?‘6·3’报告他就跟得很紧嘛!丁莱夫的党委是不称职的。电台是政治杋关,是最灵敏的政治机关,外国人对北京电台广播的一句话都猜半天。广播局不是和毛主席同呼吸的。十一中全会这样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迟钝?我没有责备你们的意
    这时随来的秘书同志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开会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谈不完了,以后有时间再谈吧!”
    有人问什么时间再找首长汇报,张春桥同志说:“不是你们找我们,而是我们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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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
    姚文元同志: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十一中仝会以来,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你们想一想: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你们大部分是党员,也有些是团员跟谁走,现在是很分明的了。五月份以前,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跟谁跟得紧,跟毛主席呢?还是跟彭、陆呢?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那一条路线的胜利,关系是重大的。这是大方向。
    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还是什么,要从大局来考虑
    “4·16”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政变的信号,这不是技术问题。当时,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播在前,新华社在后,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是最紧要的关头,彭真的最后的决战。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我们是批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当然,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分析事实考虑大局,否则要看不清楚。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否则我们就看不清。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各方面组织都有,丁莱夫也打电话,当时我们不在家。我们认为: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让他们进来。如果是我,我不那样处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我处理这类事很多。那时冲国防部,是学生没办法了,闹了一天一夜,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我当时说,我是中央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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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要我办手续。那里的火烧得很大,我是来救火的,还要我来登记。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要积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那样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听群众的意见。革命靠群众,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
    我们的同志看问题,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有些观点不要固定,要看得宽点深一点。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江青同志首先详细询问了广院革命小将受到丁莱大操纵的保守势力殴打,迫害的情况。江青同志还询问了丁莱夫借口保卫大楼安全,调动军队封锁大门,挑动军队和革命小将对立的罪行。江青同志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她叫人打电话把傅崇碧叫来。江青同志说:“我要先从思想上缴掉他的械,打打他的威风。”
    傅崇碧来了后,江青同志严厉批评他说:这是头一回听到的发生在北京城、发生在毛主席身边的事,以后不允许再发生。军队要和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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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又对代表说:光从外面保卫大楼的安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内部搞掉修正主义。不然,外面守得再严,内部还是照样播出“4·16”按语那样的鬼东西
    江青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广播电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近我们专门派了我们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组员姚文元同志到广播电台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木来不具体管哪个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象广播局这样重要的单位,我们管定了!
    江青同志说:对丁莱夫我们已经观察半年了,我早已不称他是同志啦。你们要很好地组织对他的斗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准备好,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可以去参加,我也可以给你们作一发炮弹。你们准备一下,还有广播学院要搞一个象样的全面发言,批判丁莱夫和丁莱夫的工作组
    江青同志还说:上次去广播学院,不知道党内还有个丁莱夫。如果那时候道,让他上台低低头,广播学院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不过象现在这样也好
    江青同志还要代表们警告丁莱夫,不许因为临时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领导贴了大字报,就随便解雇。临时工、合同工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丁莱夫工作的。
    江青同志看了有的代表带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亲切地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你们是革命造反派,就不要用“捍卫”这两个字了,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好了。
    江青同志还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那套反动的血统论和形“左”实右的东西。她说: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江青同志勉励代表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她说:在有些情况下,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要冒风险的。革命战士就不应该怕冒这个风险。
    接着江青同志询问了广播学院运动情况。学院曹惠茹同学回答说:我们准备分批去地方台,帮助地方台揪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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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表示支持
    江青同志说:你们一定要在学院里把反动路线批彻底再去地方台。姚文元同志还强调说:要把中央台、学院搞好了才能走,江青同志问:广播学院有没有必要办?曹惠茹同学答:我认为没有必要办
    伯达同志也在接见中亲切地插话,对代表进行了启发、勉劢。他说:你们不要说首长怎样怎样,我们都是人民勤务员,是小小老百姓。我们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江青同志接着说:你们说机构要大大精简,这很对。现在有些机关很庞大,是得精简。官僚作风也得改变。什么部长呀,局长呀,都是为人民服务,脱离群众是不行的
    亲切的谈话和鼓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把参加另一个会议的时间推迟了近一个小时。谈话给了代表和我局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使我们终生难忘。
    文化部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5日上午文化部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上海几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去礼堂造肖望东的反,让他做检查,当时守卫大门和礼堂门口的警卫和部分党员干部不让造反派的同学进去,造反派同学不顾阻拦,举着红旗高喊,造反!造反!造反有理!冲进去!一直沖进礼堂,当时礼堂会议已经开始,陶铸正在讲话,最先冲进去的同志,由于不认识陶铸,误认为是肖望东在讲话,就抢了话筒,抢了陶铸的眼镜和讲稿。陶铸同志在了解了造反大军的来意之后,立即接见了造反大军的代表,答复了代表提岀要肖望东作检査等项革命要求,并给全体同志讲了话,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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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同志热情地赞扬、高度地评价了造反大军的革命造反精神。在造反大军走了以后,陶铸同志在会议上对刚才的造反大军来造反一事提到多次。现将几次讲话整理如下。
    (一)(造反大军刚走出礼堂)会开得很好嘛!他们来造反,增加了革命的气氛。(全场鼓掌)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大无畏的精神,要“敢”字当头。青少年就是敢想,敢冲。刚才来的那些青年,就是敢!多威风啊!打着红旗,一进来就喊:“造反!造反!造反!”(热烈鼓掌)把你的官架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刚才他们(指造反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勇敢得很,一上台就抢话筒要说话,为了革命,无所惧,有大无畏的精神!就靠这些人接班,接班人就从这些人里产生,这些人是国家的栋梁!
    青年人敢于革命。苏联为什么修,就是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毛主席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指造反大军)如果以后有个赫鲁晓夫站在台上讲话他们就敢把他揪下台来,拉走嘛!(热烈鼓掌)
    我们有许多人是“老哥尔洛夫”,就是不爱学习,做官当老爷的,得给一点压力
    要相信同学们,他们是讲道理的,一次讲不清楚,多讲几次嘛!总是可以讲清的,刚才不就讲清楚了吗。
    (二)今天文化部的同志,在这儿开会保密,没讲清楚,他们来这里要文化部作彻底的检查,这是应该的,正当的要求。你不改正错误,那造反是应该的嘛我们很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不够,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因此必须给点压力。当然还要靠自觉性,但是没有压力,轻飘飘的不行,我是赞成给点压力的。可是,不要把他压扁了,压扁了就不好了。群众的压力,只有把你压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到今天为止,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林彪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尽管如此,要解决,拖下去不是办法。今天他们来造反要肖望东作检查,(回头问台上的革命群众)是这个目的吧?(回答:是!)这个目的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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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作报告,我来北京不久,又没到他们学校,他们不认识我,以为是肖望东在此
    (众笑)他们是很讲道理的,现在知道了就会
    回去。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同意腾出一层楼来给部长们办公。
    部长们要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决支持他们,彻底检査、批判,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有一条,还是要讲文斗,不要武斗,武斗是不可以的。“随叫随到”是法律名词,不要多用。但现在是革命非常时期,用也可以。部长们要挺身而出,你们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要站出来,要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站在他们边。不要害怕,不要怕群众,你改正错误,就支持你。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苫,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我让他们(指肖望东)从明天起早上八点钟去上班,去解决问题,晚上十二点回去休息。一天不行,第二天再接着嘛!休息还是要休息。他们(指群众)要革命,领导上总也不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采用绝食,我是同情的。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绝食三天,滋味不好受,也是不得已的,现在就要吃得饱饱的干革命,斗到底
    时仝国一开始没有,西安的就在大街上贴大字报、标语,在大街上进行大辫论,这还是文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他们说这是革命的,是新的伟大的创举,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众笑)
    但是,还是要文斗,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学会怎么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采取一看、二帮,这是早就提岀来的,这样才能使事业兴旺。一定要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
    对付敌人要采取“打落水狗”的态度,要学会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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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现在宣布开会。
    听得懂吗?我有个开幕词。我说话有困难,请一位同志代给念念今天的会议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即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发表人物发动的文化革命,由意大利一位诗人坦丁,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
    在我国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历史标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位伟大的文化闯将—鲁迅,用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白历史的新开端。
    鲁迅当时还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在“五四”前夜,他发表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用“吃人”两个字,尖锐地揭穿了中国旧社会制度的最大秘密,同时,他有了这样的预见:“要晓得将来绝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鲁迅在这篇作品中,反复地这样说。他的思想认为,必须完全推倒这种吃人的制度,他“呐喊”着:“救救孩子!”这就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了
    当前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九六三年,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的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改变了。同时,其它剧种也进行了改革。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着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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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70页,共5150页
    历史打破了反动派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迷梦。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端。文艺史上充满着激烈的冲突,新和旧的冲突、现代和古代的冲突,这些都是反映社会阶级的冲突。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用当时的新文艺作为摧毁封建制度的一种重要武器。现在,无产阶级同样必须用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作为摧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经常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式,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因此,我们在文艺上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我们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不是应该削弱,而是相反的应该更加强啊!我们的革命文艺团体,要实行自己的光荣任务,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阶级还存在的时候,否认文艺上的冲突,是完全错误的。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了,但仍然会有新和旧的冲突,会有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预见的或者不可能预见的冲突。那些冲突,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上面来的。
    我现在就讲这些,作为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文艺大会的开幕词。
    江青同志的讲话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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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他组织人写的。第二个阶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并且还得自己参加改革工作。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向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卅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廿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净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虽然有的词我们还在用,但内容是完仝不同了。例如忠这个词,封建地主阶级是忠于君王,忠于封建阶级的社稷;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广大劳动人民。又例如节这个词,封建阶级所谓的气节,是属于帝王的,属于封建阶级社稷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决不向少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敌人屈服。所以,同一个忠字、节字,我们还在用着,阶级内容是完全相反的。至于艺术形式、就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一个民族,总有它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我们如果不把祖国最美好的艺术形式、艺术特色加以批判地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错误的。相反,全盘肯定,不作任何推陈出新,也是错误的。对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形式,我们也要按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指示,来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他们什么好作品都搞不出来了。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的所谓“经典”作品,也不过那么一点。他们有一些是模仿所谓的“经典”著作,死板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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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飞舞、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
    等等,名堂多
    句话: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
    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还有一小撮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搞起来的。
    在今年五月以后,进入了全国性的几乎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岀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
    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已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竞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
    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呀,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而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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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这以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社会,大破四旧,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拍手称快,但是过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找材料,调查硏究,这才又追上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完全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从五月十六日到现在,六个多月了,就是这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这点,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我的体力也还能支持的话,再来同文艺界的革命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块来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
    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的结果,旧北京市委和你们团的旧党总支的某些负责人则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几年内,你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的工作中,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仝国的京剧改革树立了一个样板。我相信剧团的大多数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已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一定能够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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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破一小撮人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把剧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国庆节演岀革命现代戏,我们做过多次讨论,支持了你们演出,反对了那种企图抹杀你们京剧革命成绩的错误观点。为了你们的《沙家浜》能够上演,也是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们对红卫兵小将们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们说明:这些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对你们这些革命成果不给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对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实证明:广大的人民是承认我们的成绩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是给予我们以好的评价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和锻炼之后,我们还要经常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为京剧改革和其他文学艺术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革命任务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你们剧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还没有真正的进行深入、广泛的揭发和批判。在这里要严肃地指出: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木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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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剧团内,并不是所有干部、党员、团员都犯了错误,也不是所有干部都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而是必须区别对待,摆事实,讲道理,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宣传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的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否则,就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果实。薛恩厚等人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做为好的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由于没有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肃清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剧团的影响,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你们剧团的运动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篡夺了领导权。这对将来剧团的建设将发生很不利的影响。我建议你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对魏晋等三同志的去留问题发生了争执。必需说明:他们已经不是工作队,他们已经撤离了你们的剧团,在国庆节前,我接到你们全体成员来信,坚决要求把他们三位同志调回去工作,经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讨论决定,才又请回去帮助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做了一些好事,是本分;做错了,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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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群众的批评。这三位同志,我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这三位同志有什么缺点错误,你们是可以批判他们的,他们也应当主动地进行检査。现在你们中间既然有一部分成员坚决要求他们撤走,我们经过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将来,另派同志去负责团里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根据中央的规定,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米领导。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可以重新改选或部分改选。所有选举活动,都必需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不能由少数人把持。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绝对不允许利用这三个同志的撤走,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在这里,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我希望:全团同志能够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北京京剧一团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的革命样板团!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恩来同志讲话
    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我同意和支持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庆贺北京四个文艺单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新的文艺单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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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场革命,反动了亿万革命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仝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起来的,亿万群众白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白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板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文艺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些成就,都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冲破了旧中宣部、日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障碍而取得的。这些都是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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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些样板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工农兵登上了戏剧舞台。这个革命运动必将在各个文艺领域里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白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苫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坚持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实践上,曾经犯过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文艺革命的成果,不但受到国内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全世界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和热情的赞扬。
    这里,我想从大量外国同志和朋友赞扬我国文艺改革的言论中摘出一小部分,来看看我们这些崭新创造的伟大的世界意义。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左派共产党人汤姆逊,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称赞京剧改革和工农学哲学运动是两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在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刚果(布)作家隆达和阿巴连续看了几出京剧现代戏,他们说:“好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看过京剧。老实说,我们都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想从中国的艺术作品中了解新中国的现实生活,但是京剧却都是描写过去生活的,那种生活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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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革命者不喜欢。法国的资产阶级倒是喜欢的。这一回我们看了表现现代斗争生活的京剧,戏里面的人物,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非洲人,不用翻译,都能理解。”
    同志们请看: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是何等热爱我们新的革命京剧啊!他们是何等期望我们的京剧能够表现现代的斗争生活啊!他们说得多么深刻啊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京剧演出现代戏,用京剧来教育人民,其意义是很深远的,对人的启发教育是大的。”团员杉村春子(著名话剧演员)说:“日本的戏界的朋友都很关心京剧演现代戏的问题。站在第一线的(中国)演员们的任务很重大,不仅要把中国的戏搞好,同时也是日本戏剧界的榜样,人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戏剧界的朋友。”他们从京剧革命中看到了戏剧的方向
    许多外国朋友谈到了京剧改革的世界意义。英国友好访华小组一位成员说“京剧现代戏对于世界文化(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我相信,这对世界文化会是一个贡献。中国将会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特别是对那些受英、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国家,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更是这样。对于那些民族文化受摧残的国家,如希腊也是如此。”他们从中国京剧革命中看到了工农兵登上舞台的伟大意义。危地马拉一位剧作家说:“没有理由来阻碍戏剧改革,应该用社会主义内容来代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让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登上舞台。”这种态度是多么鲜明!他们从京剧革命的成就,看到了新中国革命人民的英雄姿态,看到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看到了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辉煌胜利!
    外国朋友们不仅从政治上背定了文艺革命的成就,而且认为:“这些京剧革命的样板戏,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十分杰出的。”越南一位同志对现代京剧很称赞。他说:“这是毛泽东文艺方针的胜利。现代京剧在唱腔方面有很多的改进念白也好懂了,看了演员的表情,观众对剧情就更容易理解了。”日中友协总部理事长宫琦世民说:“老实讲,以前我对京剧的改革能否成功是有怀疑的,但看了演出,我放心了,你们改得对,改得好。你们不仅保持了京剧固有的特色,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日本一位评论家看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后说:“非常好我早就听说中国在尝试给京剧以新的主题,反映现代生活,这次看到了演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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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受教益。你们给旧的程式赋予了新的生命。剧中滑雪,登山等场面,都保持并发扬了京剧翻打的美的特色,这个尝试是非常成功的。舞动步枪的动作,一点也看不出有挥舞青龙大刀的痕迹,大花脸夸张很适当,与现代服装配合在一起,点也没有不调和的感觉。总之,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就是一些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革命京剧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非常出色”。
    我国对古老的芭蕾舞剧的改革,也使得世界各国艺术家十分钦佩。《红色娘子军》已经在阿尔巴尼亚演出了,受到了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戏”。
    九六六年“五一”节来华的各国外宾,对我们芭蕾舞剧《白毛女》反映也
    十分强烈。阿根廷外宾瓦洛塔说:“《白毛女》是革命的芭蕾舞,演技高超,布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乂。”“苏联的《天鹅湖》则是苏联政治和艺术僵化的象征。”
    加(拿大)中友协代表团普遍反映革命的芭蕾舞有很大教育意义。爱德华兹表示他原来不大喜欢看芭蕾舞,但中国的这种芭蕾舞他是喜欢看的。团员丹纽森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剧,因为西方的戏剧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苏联也是如此。
    日木松山芭蕾舞团参观中央歌舞剧院时,团长清水正夫说:“我了解到屮国的芭蕾舞不仅要演剧,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对日本人民的很大支持。要学到真正的芭蕾舞必须到中国来。”
    我不再多举了。从以上的反映中,我们可以看见:全世界革命人民是多么高度评价我们文艺改革的成就!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文艺的方向。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将要走的道路!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但只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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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小撮盘据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促使文艺工作者思想革命化,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认真地同工农兵相结合,使我们的文艺大军成为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化的战斗化的文艺队伍。所有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要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不做那种只在口头上讲讲的“口头革命家”,要努力做一个真正言行一致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正如江青同志所说,文艺团体中犯错误的人员,要区别对待。要分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少数混入文艺队伍的坏人,是要从文艺队伍中清洗出去的。对于大量的犯错误的人,要分别错误的不同性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真正地认识错误,真正地改正错误,就应当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允许他们革命
    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给领导或对工作组提意见而被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都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他们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当交给他们本人处理其他整群众的材料,应当全部烧毁,不许隐藏,不许转移,不许私自处理。否则要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靠文艺工作者自己动手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正确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文化革命十六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努力团结大多数,包括受蒙蔽的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艺战线上的斗批改搞深、搞透、搞彻底。我们一定能够用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来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的文艺!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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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谢镗忠同志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衷心地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指示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她非常热情地肯定了同志们过去的成绩,又明确地指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的方向,并且谆谆嘱咐大家应当掌握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对同志们寄予殷切的希望和关怀。我们大家要对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岀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军指战员及部队全体文艺工作者,向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在此宣布,我们将要派干部去上述各单位担任行政和党政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主要是负责行政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任务仍然由全体革命同志经过充分酝酿,以巴黎公社的方式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来负责领导。
    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大喜事: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仼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我们相信,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和鼓舞下,我军的文艺工作,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灭资兴无,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等方面,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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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胜利。我希望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和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的全体同志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革命
    同志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十六条,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积极地、认真地完成一斗
    二批、三改的任务。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把我们这几个单位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宣传队。
    三、做一辈子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努力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作岀好样板,进一步发挥样板田的作用。决不辜负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决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部队的全体文艺工作者,都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中央军委、总政的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吴德同志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她的讲话不仅对北京市京剧一团,而且对整个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是拥护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把江青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北京京剧一团以及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成为军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并且向北京京剧一团和其他几个单位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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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的文艺界,过去受到了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等直接指使一些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江青同志进行戏剧改革的工作。这种罪恶活动,充分证明了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我们决心同你们站在起,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臭,坚决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北京京剧一团曾经是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勇敢单位,并且做出了成绩。我们完全相信,今后在中央军委、总政和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北京京剧一团和其他单位,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把剧团建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化革命样板团,成为北京市和全国剧团学习的榜样!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我原来是反对录音的(有人说:既然本人反对录音,我们不同意录音),但是现在呢,我又赞成录音,(有人说:既然本人同意,就可以录音)。(掌声)为什么呢?根据我的经验哪,我有很多讲话一记录,记得很不完全,而且各种版本,完了以后又批判我,我也说不清楚究竞是不是这样说的,两下自己会矛盾所以我现在由反对录音,到同意录音,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对于我到你们这儿来也是有各种说法,(有人请他坐下讲)说我没下汽车,连汽车都没下,就对我院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这个,如果我态度不好,我可以检查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没有下汽车,恐怕大家还不认识,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同志们批评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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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了。这个,我来有各种说法,各种意见,这个,听得见吧!(大学请他坐下讲)这个,说的很多也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看了今天阎长贵同志带来的材料,说这里写了个大字报,啊,这个,谁介绍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讲的情况,说中央陈伯达同志见了那些人也说:“我看你们可以回家,但必须老实交待问题,不要搞鬼,否则我们就不好说话了”。那么,大体意思差不多伯达同志大概是那样讲的,下面讲我的讲话追忆,这里,韩炳田同志是那位同志?(张天祥说保卫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对陈桂保同志讲你是个老红军,你对政策掌握得基本上还不错,基木是文斗没打人。设拘留所不好,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我现在回忆,基本上差不多,我说公安人员才能拘留人。这个要隔离反省,要经过上级批准,那么这里好象不是隔离反省,都在一起不利于斗争。这个,下面是不是讲一些自杀问题,不自杀了,象讲故宫放毒啊!是啊!说是要改造自己不能竟向人民放毒,那是不行,这个对吴仲超,批评他说是你,你是有问题的,在郑家真的使用上啊!是个叛徒,我看基本上差不多。大家批评我,我是要材料了,这是有的,到这儿要材料,我,当天就要来,我一点也不了解情况,不看材料是不行的,是要材料看一看的,当然要材料是不是态度不好,这我可以检查了,当时说话怎么样子,也没有录音,现在有个录音好办了,当时说话态度怎么样就可以……啊,所以不反对录音就是这个道理啊!
    但是同志们相信一点。无论是陈伯达同志,无论是我个人,我相信我们对各种黑帮是不会包庇的,希望同志们能相信这一点。这个,比如唐兰,我问过唐兰因为我看见有一个人象他,我说有没有唐兰!他说是唐兰,我问过他,问个他嘛,啊,这个是不是有同志会怀疑啊!可能没有,因为我听到有这么一个片面的反映说我和唐兰认识,我和唐兰大概认识,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大概和唐兰交过锋,那么唐兰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认识他就会包庇他,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人是贯反对我的,骂过我的。在那个讨论李自成的时候,《光明日报》的记者反映是骂过我的,骂得很厉害的,你说这种人,就说我个人的关系上我看也不会包庇他的。这个吴仲超,陈伯达同志会不会包庇他,我想,是不会包庇他,是吧?陈伯达同志是个很有高原则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理论家,他在这个反对黑帮的反对右派斗争中一贯坚决的,他是坚定的左派。不仅是吴仲超,比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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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超更大的右派,像周扬啊,彭、罗、陆、杨啊,都是跟陈伯达同志认识的,么陈伯达同志既然认识,他一贯地跟他们斗争,希望同志们不要顾虑
    这个刚才那个同志讲得很好了(有人说:×××)她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放弃斗争了,这个态度很好了,因为就这样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一,他们不会包庇他,就是比如说戚本禹包庇唐兰,你们要坚决地和戚本禹进行斗争,不怕!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就和他斗争,是吧,这个,我想不会,你们大家大胆相信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从来不包庇右派,从来是站在这个斗争最前线,尽管我们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在维护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是丝毫不动摇的,这点,我希望同志们放心。
    下面我讲关于故宫的问题了,我讲点我个人的意见。上次我跟这个故宫一个同志通电话时我也讲过这些意见,因为我怕在传话中有传的不对的地方,我愿意亲自来一下,这个,我讲清楚,错了吗大家批判,我也可以从这些批判得到这个提高。那么我认为这个故宫的斗争啊,在故宫的阶级斗争中,在几年接触当中,我觉得故宫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故宫,究竟怎么办这个故宫,还是很大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里一个很大的斗争,我希望同志们把我们的注意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大方向,刚才争论的意见是可以争论了,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比起这个大方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故宫嘛!是帝王将相的过去统治的个中心,这个封建王朝所在地,这个地主阶级的一个老窝,那么我们劳动人民接管故宫以后,本来应该把故宫变成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因为它有很多材料,阶级斗争教材,应该是不是办成一个阶级教育的一个阵地,象这个四川的《收租院》哪,那样的,办成这么一个。
    但是故宫由于过去的领导上包括吴仲超这些人长期以来执行了文化部的资产阶级路线,执行周扬的、陆定一的。夏衍的、林默涵的这些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你们的材料没有揭发很多,这些的事情,是吧?所以把故宫变成一个宣扬封建毒素,宣扬地主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阵地。本来应该是一个阶级教育阵地,是我们劳动人民拿来教育我们后代,教育我们自己的阵地,但是这个故宫长期以来,这个在文化部领导下变成了资产阶级阵地,变成一个宣扬封建阶级生活方式、宣扬封建毒素阵地等。这是我是不是否认了故宫的成绩呢?(对陈桂保)总的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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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直是有这个意识的,有这么一个看法的,我在过去在你们故宫展览看过的时候在本子上也写过意见,我们很多同志来看过你们的展览啊,也都有这个意见关锋同志,我接触的其他的一些资料所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见。我们觉得接管它以后,本来是应该为我们服务,结果变成我们为他们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革命同志在这里,工作辛辛苦苦的,但是我们给人家做嫁衣,我们给别人干事情,这点应该说是很痛心,很痛心。我们党派那么多干部到这里来应该把过去人家向我们进攻的阵地,变成我们自己的,向敌人进攻的阵地。所以我说这个故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很大的斗争,究竟怎么办故宫展览是个很大的斗争。是不是我否定了故宫这几年的成绩呢?故宫革命同志做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不想否定,你比如最近办的《收租院》很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吧,还有红卫兵在这里当解说员,刚才有个红卫兵就很好吗,我们故宫就应该这样办,是不是!群众到故宫以后,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认识到阶级敌人的这个所有罪恶,是吧,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是吧,可是我们把它办成一个……这当然不是同志们的责任,同志们在这个时间进行斗争了,这主要是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错误领导造在的,但是,我们呢?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不能把故宫变成一个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这么一个展览,变成一个我们向敌人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攻的阵地,要使得那些外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看了以后就要低头认罪那么一个阵地。但是我过去看了一些外国人的报导以后,很痛心,他们那些外国资产阶级看了你们故宫以后,非常欣赏,非常称赞,说这个怎么好,那个怎么怎么好,这个馆怎么好那个馆怎么好,写了大量的外国报导来表扬你们,我觉得毛主席讲的话很好,这个语录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些外国资产阶级说好?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好,很佩服,你看这些地主阶级创造了这么多东西在那里耀武扬威,他们死亡了,但是他还是统治着,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来统治我们故宫,在散布他们的毒素,在用他们的那些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后代,这不能容忍过去故宫领导把故宫资产阶级捧得九天之上,我从来主张对资产阶级权威,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我们还可以用他。你比如唐兰这个人,虽然他过去反对我,但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还有点所长,还可以用他,但是,必须是我们对这种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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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利用他,说清楚,就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些人,而不能让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捧场,如果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党员,个革命者,那就是背叛革命、没有气节
    唐兰散布了许多东西,但是,今天你们给我看的材料里,没有唐兰的材料,这个在孔子讨论会以后,就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是讲话,有的是文章。使孔子的思想万古长青,我们故宫的同志应该批判这些东西,什么万古长青?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得了?就把关都关起来,这些小将们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等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的保护起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以后,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子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作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要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传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象唐兰这种人宣扬孔夫子万古长青,你们就应该批判他,批臭、斗臭
    我刚才看到故宫的工人同志,阎长贵给他们作的发言,刚才我也听了,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很好,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希望你们也参加这个批判,工农兵可以参加这个批判,他们批判能够一针见血。能够把这些事情批透。你们也要参加这个批判。故宫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工人结合起来,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这个阵地展开进攻,把它夺回来。要大造资产阶级这个阵地的反,大造封建阶级的反。我上午看了一些材料,下午带回来看了一些材料,我觉得你们造了不少反,写了一千六百张大字报,但是我觉得很不够,造反造的不够,你们就没把你们故宫的问题,这个材料里也有一点,但是这个相当不清楚。这里一条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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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你们这条黑线就没有很好揭发。从旧文化部甚至于还有一些新文化部的东西,这条黑线一直贯下来的。从故宫这个麻雀解剖可以看到文化部、宣传部很多问题。但是觉得揭发还不充分,是不是这样呢?(常振生插话:不让揭发当中给煞车了,工作队给煞车了嘛!)……是不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发言了吗?哪些材料我觉得很不充分,还要充分揭发,造反得还很不够!这一点你们要向兄弟单位学习。有些单位造反的很不错,他就从本单位的问题,造到文化部,火烧到文化部。所以我觉得你们造很多反,有很大成绩,但是还很不够。我们故宫的革命同志,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地把反动的文化部的资产阶级的故宫的统治彻底摧毁!把这个阵地夺回来,要办成给劳动人民服务,给人民服务、给革命服务,把故宫变成一个阶级教育的阵地,使每个到北京的人参观了你们故宫以后,能够提高革命觉悟,回去更好地参加斗争,而不是看了你们故宫以后,回去想当皇帝,反对社会主义。
    山东过去有一个人,我过去看到一个材料,他看了故宫以后,他就在皇帝坐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回去以后就说,我坐了皇帝的宝座啦!于是就在那里招兵买马,设立东宫、西宫。这是实在的事情。这是你们故宫过去办的这么一个成绩人家来了以后,想当皇帝,当然,那人成份不好了,是富农分子。是不是富农分子,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是那么个人。(阎长贵插话:通过故宫的参观,应该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如果不痛恨旧社会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本来应该办成一个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帝王将相的控诉、对皇帝的控诉,对剥削阶级的控诉。可是,我们来了以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欣赏。这是方向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我们现在就要扭转这个大方向。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故宫变成革命的故宫,人民阶级教育斗争展览馆。把反革命的阵地变成革命的阵地。当然,我也说一下,我不是来主张毁坏这里的文物。你们这里有很多文物,尽是绘画,反动的家伙画的,这些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因为它是我们人民没收来的,没收过来的应该加以保护。但是有些不能展览,不要把文物釆取简单的办法,一把火烧掉我相信你们不会采取这个简单的办法
    我需要说明一下,因为陈伯达同志对孔庙也是这么个指示,他说对孔庙的东西,对孔庙不要烧,牌位他主张烧,牌位可以烧了。汉碑他不主张砸的。你们这里的文物,那还是人民的财产,那是我们没收过来的,是我们的财产。但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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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这些东西,这里有路线斗争的,有立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处理的方式,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能象他们那样搞,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要我讲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故宫的展览,我过去有点感性知识,对你们这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很对不起大家,我对你们这里怎么个斗争方法,是那些内容,我不很了解。我相信这个问题依靠你们自己来辩论,自己来解决、我想这里也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表现在那些方面,是个什么程度,表现在那些人身上,这些问题我都不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拘留所的问题,你们集训班也好,拘留所这个问题,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设立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就设立拘留所本身这个问题,不要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看。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许他们有,也许没有。这个表现,不会表现在一个方面,如果这里有的话,会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这光是一个拘留所的问题,设立一个集训班,把几个人关起来了,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应该纠正。现在纠正了,单就这么一个问题来说,我想不把它当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拘留所是不对的,但是拘留的人呢?你比如吴仲超这些人!当时(这些你们刚才没有讲)我来了以后,批评了吴仲超。因为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就要问哪!你们没有材料,没有材料我就要一一的问,我说,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吴仲超。他有个纸帽子,我说这个纸帽子给你戴就很好哇!你应该戴,也有好处啊!我说:你是反动啊……上面写着的是封建的什么东西。我说:你们是搞封建毒素,我看就是搞封建毒素的。他还承认。吴仲超他承认说:戴得对戴得对。我这方面你们就不用说了,这也要说。你们要灭他们的威风,说我来给他们长了志气,没有给他们长志气!我看我是灭他们威风的。可能灭的不够,因为我还不了解许多事情,没看到这些材料,就今天才看到。
    戴帽子问题,你比如还有个国民党叛徒,当了什么业务部主任,简直岂有此理。我很生气这件事情,我当时把吴仲超狠狠地骂了一下。这个你们有人在场吧?(阎长贵插话:有人在……)你们都看到了。当时,那个人(指郑求真)还说了句:什么叫叛徒?我说:你就叫叛徒,他说:我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我说:参加共产党也是叛徒。你过去是叛徒么,你参加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改变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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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立场,我看是不是混进党内的,你要审査一下的(张天祥插话:他先参加共党,后脱党的)。如果是当了国民党的什么委员(群众插话:是区分部委员。张天祥又插话:先参加共产党脱党后,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很值得考査。前几年还当个什么业务部主任,那就岂有此理了!这种人,我们给他个生活出路就不错了,他还当了领导,他能领导什么?(群众插话:还让他到保密工地去了呢?)那真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这种人,我看是应当彻底批判的,而且以后不能让他担任领导工作,让他下台。当然,同志们那天批评也对了,那天我没有很多批评因为我不了解很多事情,而且时间也不够。因为当时陈伯达同志要我把这些人拘留所解散,把这些人带来,他给训话,训完以后,叫他们回家,这么一个方针我做为小组的成员,我要执行我们组长的方针。所以,我把他们带来。刚才你们不是问为什么带来呢?为什么带给陈伯达同志,因为他叫我解散集训班,把人带来,我只能按这样做。我想陈伯达同志讲话,讲得很好。他批评他们,你们提的,说是没有经过群众,没经群众讨论,我想经过你们群众讨论,大家也会同意的,你们现在不是都同意吗?当然,如果时间充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时间比较仓促,伯达同志当时有指示,马上要带去,要解散。当时,有中央通告啊!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从大局考虑一下,当时通告印发出两天了啊天了,如果搭上我们那次会呢,实际是四天了,我们第一次基本是四天了,这个通告我可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中央通告,它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群众的,这个矛头是这样。有些领导人,他为了镇压给他提意见的群众,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抓起来,关在拘留所里边,我们这个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抓的右派分子,你们这里抓的是不是都是右派,你们将来可以一个个的审查,我不作结论,这里也不能作结论。那么,对右派分子这些私设拘留所,象我们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对这些人私设拘留所也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有法律嘛!也是反对的。当然,是革命群众要这样做,要给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不要那么做,硬做了的话,我们处理这个事情中央通告发了,要处理,因为中央通告发出来,就是要群众处理。可是,发了好几天,这里没处理
    刚才,你们讲了,你们也准备处理,我也相信,你们也准备处理,但是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处理,别人把那个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了市委,市委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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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勋同志把这个东西拿给陈伯达同志,你们想想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看,你们做为陈伯达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马上解散。因为说
    要马上解散,要处理,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群众,我们也希望你们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陈伯达同志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要解散拘留所,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你们要理解这一点,没有通过群众的这个问题,如果时间充分,当然可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当时那样做就要跑来,把你们文革人找来,两面谈通,经过文革同意把它撤销,我看也可以,也是正常的,因为不准私设拘留所是我国的法律,党的纪律,宪法里面有规定。那么宪法这些规定,它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七亿人民的讨论,所以这里不发生一个不通过群众就解散当然,你们也不是认为这就是错误,是个方法的问题,不发生这个问题,当时这样处理也可以,因为是通过你们文革的同志。当时这位老陈同志(插话:陈桂保同志),陈桂保同志,他是同意,也是赞成的。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不是恰当,你们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我想这样处理还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时间充分些,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工作,给你们各派作一些工作,因为当时摆着这么个局面,很多单位都撤,当天晩上都检査了,当天晩上报告上这里还没散,你们说是不是要马上处理,因为中央文革的东西,中央批准的东西,我们说了就要作。我希望同志们能谅解这一点,希望工人同志们能体谅这一点。当然你们也有理由,打电话给文化部批准,要走市委,其实你们不打电话也可以,你们自己总结一下,不请示也可以,因为你们当时成立时也没有请示嘛,所以你们成立时没请示,撤销时撤了就算了,撤了就完了。你还请示,弄了半天,结果弄的……它就晚了,你们希望文革晩来一步就好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撤一步就好了。当然,你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就是我们没有跟你们商量一下,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大革命当中,很多事情它是很偶然的,它不能用预先的想法,各种事情不能按照想象非常合理,非常妥当的办法来进行的,在进行中它总有些……有时这点照顾不到,有时那点照顾不够,总有这些问题,我想你们也会有这些事情的,有些事情处理上照顾不够啊,引起一些群众的意见,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谅解这些问题,问题不大,这些问题我建议你们,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们在拘留所的问题上,不要再展开大辫论了,就这一个问题上,就是设立拘留所不设立、撤不撤销的问题,对于文革小组究竞是不是………(听不清)我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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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扯这些问题了。你们两边都是好意,他们对文革小组提出意见,也是为了帮助文革小组改进工作,都是好意的,我非常感谢大家,无论是对提意见的同志,或者是不同的意见,我都表示感谢,我希望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再继续纠缠了
    今天我的发言,意见大家听的差不多了,我说不要再讨论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们在大方向还是能够一致的。在大方向一致的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一个具体问题呢?你们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需要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作好工作。同志们来找我,我当时因为到工厂去了,没有接见你们,很抱歉,你们那一派同志也写信给我因为我们最近每天都很紧张,昨天也在长辛店,搞的也是很晚,群众大会呀,我们两次饭都没吃,搞得很晚的,工人也没吃饭,争论的比你们还要……简直要武斗了,两派也是非常激烈的,你们还是比较文一点,因为你们都是文化单位嘛所以这些问题上呢,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存异,不要再继续争论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大方向的问题。有人递条子说:“为什么说集训班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这样,就是这个集训班把人拘留起来,看管起来,这个问题不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待。那么至于你们搞的里边是不是有对这些黑帮斗争当中,比如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说没有把他交给群众斗争,这个问题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没有交给群众斗争,把文化部的这一套继承下来了,那么是不是继承这一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继承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这个情况我没弄清楚,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是不是其他方面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由故宫的革命群众来讨论,应该由你们自己讨论。那么作为集训班本身这件事情,如果不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看,这个集训班或叫拘留所了,因为我们习惯叫拘留所,实际上是拘留所了。
    你们大家也都承认是个拘留所了,那么这个拘留所的话我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事木身不要作个什么路线问题来看待,如果他们拘留的是些群众。所以我那天问,那是我要问的,究竞你们拘留的是什么人,是要问的,如果拘留的是群众人家给你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这个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它是现在拘留的是啊……所以我问了以后啊……我对那个事情就兴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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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是吴仲超,什么唐兰这些人在这里,我心里大体都明白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是不明白的,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人拘留了,因为很多拘留所我发现都是拘留进革命群众,所以我从形式上看也差不多,也是这些人。“黑帮”“右派分子他们脸上也没有登过记,他就写个名字,他也没有。所以我也弄不清楚是些什么人?不过它拘没拘留群众,我是要问的,是些什么人,我是要问的,那么问了以后,我是得要材料看的,困为我不看材料我怎么知道。凡是到拘留人的地方他都说是“右派”,所有的人我问他,他都说是“右派”,所以我问是右派吗?我也要看材料,这也是一种调查硏究。后来我一见吴仲超,我也不认识他,吴仲超我知道,因为过去的材料,我看到过他,人不认识,但是材料看见过,还有个人我看他象唐兰,他过去手上有个金锍子,我看他手上也没有金锍子啊!是不是呢?他手上没有金锍子啦!所以我问他,这没有个唐兰?他说他是唐兰。我说你手上没有金锍子啦,那家伙是个资产阶级啊!他手上经常搞个金锍子(插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搞掉的),所以,我并不清楚,就没法判断了,因为我只见过他面,这个总在他手上,他拿出来,我看他没有,我说这个人是不是啊?也弄不清楚。象!所以我就问他,我一听说是他们俩站在这,我心里大体也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后来很严厉批评他们,过程就是这么回事了,我也不包庇你们任何一方面,如果是你们故宫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上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有的同志提的,有反动路线的影响。那么你们自己提出来,自己经过辫论,辩论清楚,有什么就要检査,没有就没有,采取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不能在这里,这个问题上讲任何意见。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
    集训班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上我看不要再争论了。
    如果你们说,是承继了文化部的东西,那么承继了什么东西?如果不相信群众,表现在那些地方?如果不是,通过群众斗争,而是通过一些专人斗争,那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来讨论,你们来自己辨别清楚。在讨论当中,你们还是要态度好一些,摆事实,讲道理,当然刚才的态度很好了,但是我看还可以更好一些。因为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嘛!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嘛。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谁讲的对就服谁嘛。不要形成我是一派,我这派就是不给你这派低头。你是你这派,如果把这个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搞成派系的争论的话,我看这不符合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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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但是,你们这…我并不是给你们作结论,说你们这就是什么斗争了,不是那样,我没有任何什么印象。但是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本着毛主席的指示,本着十六条的精神用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分歧,在解决这些分歧的基础上大家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那些资产阶级、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这是路线问题。还有人提出故宫……,各文化单位,有没有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在故宫,在于故宫的特殊论,这些问题我看你们自己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不能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你们的工作组怎么样我不知道,工作吗?大部分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但也有少数的工作组,它们作的还是对的。你们这儿究竞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文化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很厉害的,你们是不是受到影响,我不清楚,也可能你们那儿作的好,也有这种可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这个由你们自己来讨论。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你们机关、工厂,不再发展和成立红卫兵组织。现在我院革委会的委员,还说要成立,原来中央有那么个意见,红卫兵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组织,不是老头老太太都搞红卫兵。如果你们成立的话(陈桂保同志插话是不是什么文艺造反军?)也可以保持下去。(插话:刚新成立的)我看成立的红卫兵,还是叫什么?(常振生插话:红卫兵新发展的)你们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如果都是三十岁以上的,改个别的名字,也可以嘛,这个问题,我看问题不大。(霍海俊插话:都是青年)也可以成立嘛,那有什么呢?(常振生插话中央已经规定了,这个文件在这儿念了,现在还要成立红卫兵,这是什么问题?)(张天祥插话:本来我们故宫已经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我就是红卫兵,他也是红卫兵,另外就是因为没有吸收他们,他们最近另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常振生插话:机关单位不许成立嘛)中央是这样的,你们成立了以后(群众插话:是不是把发展的情况谈一谈)啊,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谈一次也谈不清楚啊!我看这样好吧:红卫兵问题,你们既然成立了,也就不要这样争论来争论去,这个中央指示不中央指示
    因为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其他情况也都成立了,成立了也就算好了,因为按照宪法呢,群众可以成立各种组织,有这个权利,因为中央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死的,不是命令性的东西,中央的意见希望不要在机关里边……。因为红卫兵是个青少年组织,希望提倡这个东西,那么你们这儿成立了,我看你们最好不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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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别的组织也可以嘛,你们叫什么革命战斗队或什么队啊,什么小组啊,都可以,现在百花齐放嘛。为什么一定要利用这个红卫兵呢?我看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了好不好?
    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看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鼓掌)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岀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谢镗忠:今天主要听你们的,文革小组委派我们俩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也向你们学习。三条都发给你们了,看见了吗?这是讨论的,看你们对三条有何意见,来共同修改,搞岀一个在全国文艺界都比较适用的几条。如果有别的也可以谈是否这样开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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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新近工、农业的十条都看到了吗?现在小学教员、文艺团体、红卫兵、机关等等也搞几条。这三条是属于最基本、最必要的,保证运动能开展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纲领。对文艺界,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指出了方向、路线、政策,而且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好好学习。那些不属于条,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搞一个文件,争取中央批准。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做小学生,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赞成的、不赞成的、补充的都可以讲。
    文艺工作者步行串联,更便于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与工农结合方能改造思想。
    现在不是演出不演出的问题,而是彻底革命的问题。(代表发言,略)
    姚文元: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研究一下。有些意见很好。现在不是正式指示,要中央批准后才能正式落款。大家多提意见。目前小学教师也要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弄出来以后再请大家提意见。
    谢镗忠:请三司的同志及时收集一下意见,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需要加的就加,需要减的就减。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斗无非有几种,面对面,背靠背。今天十万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要消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必须贯穿在整个运动中,不是三个月以后就不批了,然后就改。要贯穿在整个运动之中,但在一个时期要有所偏重,使同志们对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要很好地学习社论,在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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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一步,好好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段时期内是必要的。这不能说这就不叫斗,这是斗刘、邓,也斗他,也批他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能分割开来看。你们看这个意见对不对?不对可以批评。具体要落实到单位,斗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也是一种。各单位做法不完仝一致,有的单位斗不起来,战斗组多,你也要斗,我也要斗。要根据各单位运动发展的情况。
    这里写的三条,与各单位没有什么矛盾,要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至于先串联后串联,各单位可以研究,不是同时都这么做
    参军问题。很多单位给江青同志写信,也有给军委、总政首长的信,都收到首长都看了。你们对解放军的尊重,希望参加解放军的行列,我表示感谢。但不可能都来,全国有四十多万文艺工作者,不可能都来,大家也明白。有些单位希望参加解放军,总理也说过可以参加,总理讲话是包括打仗在内,真正打起来,部队文艺单位就不够用了,要扩大,到那时,一切为前线服务,可以多一些。在目前条件下,搞更多的人来恐怕困难。现在宣布参加解放军的单位,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正在熟悉,具体工作我们都没管,自己闹革命,总的精神是自己闹革命。三条宣布后,也希望不要给你们多少条条框框,自己去闯出一条路子来。很多人不希望订多了,束缚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这也是对你们的考试。只是总的精神看你们领会得如何,自己去干革命,军队也按这个办法,有十六条,再增加几条就够了。至于今后的体制问题(自负盈亏),目前不能解决,以后逐步解决。今天首先是把革命闹起来。
    姚文元
    革命总是先有事实再有概念,工厂的十条总是工人闹起来才有的。先闹革命才有条例,革命还是靠自己。要相信十六条的基本精神,相信自己能起来,能自己教育自己。当然,大革命中会碰到许多钉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锻炼出来才更扎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批判;彭、陆、罗、杨、周扬、林默涵……也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毒根要肃清:文艺界要彻底改革。文艺界的革命要靠左派,武器是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纪要和十一月廿八日的讲话,都要好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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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组织队伍冲锋陷阵,把革命干起来。条件艰苫、工作困难能锻炼人。毛主席作社会调査就是徒步,靠两条腿,把工农组织起来闹革命,应该有这种精神。一小撮省市委开始镇压
    群众,不许他们串联,后来给钱、给物质,想收买革命左派,是否有人上当,还要看一看。不要怕艰苦条件,不要怕困难,自己起来闹革命。陈伯达、江青、康生同志是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希望大家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很好地学习江青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有的段落很深刻,发挥了毛泽东思想,实际上给文艺界指出了方向,交待了政策,希望大家很好地学习
    文艺界经过这场斗争,要有个新局面,要靠大家。革命左派是锻炼出来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还有一些,他们是经过一场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艰苫的条件才能锻炼出坚强的革命者;没有困难,没有阻力,是不可能锻炼出革命者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同资产阶级作顽强斗争,才能锻炼出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起来闹革命,遇到困难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行学习。只要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取得胜利。牢牢记者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最主要的武器,问题是要真正掌握
    (根据章雪萍的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由记录者负责)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抄印中国计量院全无敌造反大队翻印
    国家体委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十一月二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并邀请了贺龙副总理,荣高棠出席大会。十一月四日,多数派些出国运动员等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要荣高棠出国。当晚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讲了话
    陶铸:今天是给你们送行的。请总理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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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讲话(呼梁丽珍、倪志钦、庄则栋、陈满林、郑凤荣等优秀运动员的名字)。徐寅生,你到过我们国务院吗?贺总昨天那么紧张,你们还去了!
    我们第一是送行,壮哉此行,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争光。我们是新时代的国家,毛主席时代的祖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应该送你们。有四位政治局委员送你们,还说不重视
    (有人插话:有总理,三位副总理。)
    第一是欢送,因为你们出去,要好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用徐寅生写的那篇文章对照,好好地活学活用。贺龙,江青同志推荐,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也读了不是很光荣嘛!你们过去做出了出色成绩,很光荣,今天有责任把这个成绩再不断提高。要联系到比赛,联系主席的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到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要站得高,看得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心胸更应宽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王杰,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我感到你们这次责任大,任务重,你们应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昨天提这么个要求。我们首先对你们希望很高,一时没想通,落後了,是暂时的,这可以改。首先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不要有私心杂念,有个小小的个人得失,就应排除。所以今天临别赠言,是不仅象过去所说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献出火热的心;要浑身是胆,发扬“五敢”的精神,才能战胜。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祖国,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你们曾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了林总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立竿见影。为什麽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却这样有一点自暴自弃?希望这是一时错误。如昨天毛主席接见大中学校百万红卫兵,越南同志还去看乒乓球表演,这不仅是尊重你们,也是尊重祖国的体育界。这次是面临着国际斗争任务,这个任务应该是讨论的主题。前天陈总接见我想来,忙,没来了。今天逼我来了,不让来也得来。你们不能象红卫兵那样不见就大闹。
    没想到在国内多数、少数;激进、保守发生分歧,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麽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麽要出这个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每个人。在座的能说我们没犯过一个错误?我们几个(指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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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同志)也都是这样。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哪个没有错误?为什麽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昨天在天安勹接见红卫兵,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我马上找黄中,李梦华来我这里。老实说,我对你们有看法。誓师大会时还让贺总去。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至於学校揪工作组互相争论,对荣高棠有意见,他们却不能荣高棠出席不出席亚新会。但国家体育队不能象学校一样,把观点带到伓委来。你们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这样想。徐寅生不是有文章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就豁出来了,一想到个人,精神紧张,手就软了,要向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学习,不能与那一派纠缠在起。这一派不让荣出国,我就支持荣出国,你们立场站错了,就是有私心杂念这就是个人出气。过去出国,就没有搞过誓师大会,这次搞了,搞到体育馆来,又请了各派,还有外地革命师生。应学习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不能这样搞,搞得这么乱!一个统一的国家体育队,这样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相反。昨天我就与黄中、李梦华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麽这样关心?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後,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今天要挖根子,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否则怎麽能有说服力呢?对你们是负责的,支持你们,同情你们。你们还年轻,毛泽东思想还没生根。徐寅生有一篇文章之後,就没有错误了吗?有没有?你们这些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徐说:不符合)(别人插话说:徐寅生不出国)不出国,想通了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要写一篇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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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行,鼓励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哪个报社都可以登。这是给徐寅生出两个难题,看你们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不高,学得勤不勤,用得活不活,下的工夫狠不狠不然为什麽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帅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麽?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麽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我告诉黄中、李梦华,不管是荣高棠知道不知道,他都要负责任。你们谁也不能驳倒我,你们有意见回去可以贴大字报,留一张大字报也行,我等你们一分钟,当然这是“将军”。我很难过,我不是不器重你们,为什麽不能辨别大方向,责任是在领导,首先直接在荣高棠,不应该养成你们的娇气,应该立即改。
    文化革命才是开始阶段,时间长,你们回国後,要学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怎麽把出国问题与荣高棠问题搞在一起?出去不出去,运动员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他。这样做造成一种风气,带有私心,个人主义感情。我要有无产阶级感情,为绝大多数着想。去比赛应去掉这些想法,到广州你们再谈一谈。
    总之,不多占时间了,你们要休息。今天点了几位运动员的名字,因为熟悉些,不光是他们的责任。今天看了你们几个队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共同拟的吧说明你们认识有改变,我很高兴。昨天这个请愿,我完全不同意。誓师大会,请愿不好,改了就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只要改了,就是好的。林总说年轻人可以改。你们也意料到这样责备你们吧!一时错误,你们中没有人超过三
    十岁吧!还是红卫兵的年岁。林总还说:我们不要犯错误,要保持晚节。活到老,学到老。对你们是允许犯错误的这是教训。体育队是为增强体质,备战备荒为人民,不是为个人荣誉,不是为锦标;是为集体,为阶级荣誉,要一切为人民为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学习“老三篇”,专门利人,毫不利己,这样思想就会前进了。徐寅生不出去可以写一点东西,出去的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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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03页,共5150页
    毛泽东思想挂帅,要注意劳逸结合。错了只要改就可以,责任由体委领导负,我们负,减轻你们负担。你们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去争取胜利,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争取胜利,做好团结,友好工作,做好斗争,争取胜利。荣高棠不出去,你们就不去,不对。他们可以提出荣高棠不去,你们也可以提荣高棠可以去,但不上车不对。誓师大会,请愿,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是表现出来把公与私混在一起了,我们坚决反对
    陶铸的讲话
    到北京不久,管体育未管起来,昨天才开始管。总理的话,语重心长,同志们昨天晚上已传达了。出点错,犯点错就改。林总说“朝令夕改”嘛!我们今天速送行,原来迟了。你们开誓师大会,请愿,不算了,今天再送行。把个人的题抛开,为党、为人民着想,什麽都想得通;否则什麽也想不通。背着包袱搞运动不行。总理听了很难过,因为是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解决了。总理给你们送行。好好把思想总结一下,不要背包袱,要兴高采烈。你们有包袱没有同志们还是有觉悟的,出这么个问题,讲完就完了。走时要想想总理为什麽这么讲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评价很高,好的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说我们一切搞糟了,实际上搞好了,一切搞好了。文化革命搞好了,世界革命就有希望;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定要出修正主义。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白发动,领导的。昨天主席在天安门上站了七个钟头,为什麽?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今年粮食又增产了Ⅹ×亿斤,钢产量可达×万吨。
    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一意为人民。讲两个故事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褓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四百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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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04页,共5150页
    文化革命以来,各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你们出去应该以更新的面貌表现文化革命的成果,应该表现在比赛上,应该带着文化大革命提高了的觉悟的情绪,以新的革命面貌比出更大的成绩,搞誓师大会,请愿就不好,有这个问题不暴露不好。出国的体育队,不应有多数和少数的概念,回来再说。出去不要为文化大革命抹黑,昨天黑一点,手巾一揩就没有了。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你们挑行不行,你们向国家负责行不行?黑龙江省委书记揪住不放,我说不放也可以,你把军事生产都管起来!但又说管不了,就把省委书记出来。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原来想把两条路线搞搞,承认错误,当时可以考虑。问题是这么样就走了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麽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怎麽行?
    你们代表国家,不是代表个人,荣高棠你们熟悉点,私人感情好点,但不能从感情考虑,今天决定不是少数派的意见。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继续犯路线错误,自己不好好改。今天一五一十讲清楚,没有保留。
    贺龙同志讲话
    首先,工作我未做好,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高棠有高棠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总理、陶铸同志的指示要想想,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岀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
    (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回去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陶铸:他不应该去。)
    要争国家输赢,阶级兄弟有话好讲。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到金边还要讨论,要转得过来,要转九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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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05页,共5150页
    (陶铸:飞机上就要转过来,不然怎麽打好球)
    不转过来,球打不好。你们昨天是“私”字,不是“公”字。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有人拥护他。不转不行,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定要转,一定要讨论。黄中、李梦华、赵正洪要负责赵正洪你可不要阳奉阴违呀!千部首先要通,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有私”,和荣高棠有私情,打扑克,打台球,打麻将……,不是为毛主席,为共产党。总理管这么多事,把矛盾上交,我也很痛心,就是罢工嘛!不转不行,今後我参加你们的会议。
    陈毅同志讲话
    根据总理,陶铸,贺龙的指示,思想转过来了,完成任务就有了保证,否则集体荣誉受到损失就不好。那天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我来讲,总理讲了,我清楚了。应该百分之百地根据总理,陶铸同志和贺总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争取金边比赛的胜利。这个胜利非常需要,它直接打击了美帝、修正主义、反动派,为国家争光。我看了你们的保证书,很高兴,完全相信你们能够解决思想问题。和柬埔寨要友好,和十二个国家的运动员要友好。出国前思想上有这样一个转折,真解决了是个好事,是个很大的考验。这是灵魂上的大暴露,这样的问题你们年青人在和平时期不容易暴露,现在是个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总理告诉你们的解决办法,可以更坚强。你们不是在和平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为民族,为国家,为党,为毛主席争光!
    (陶铸:还要为文化大革命争光!
    有什麽见解可以保留,回国後发表。执行任务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们支持正确的行动,双方不正确的都不拥护。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要带着委屈情绪,要放下包袱。祝你们勇敢地去争取胜利
    周总理最後又说
    有人提出,荣高棠不去,你们坚决要求荣髙棠去,荣髙棠不去,你们也不去这不对,不能搞请愿誓师大会。你们有娇、骄二气,要挖根子,这决不是偶然的,我坚决反对公私结合
    陶铸同志最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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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06页,共5150页
    <体育报>不是封闭,需要整顿,是总理批准的,是暂时停刊。报办得不好,检査一下宣传毛泽东思想好不好?高举毛泽东思想够不够?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能办好报纸。不光<体育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也都停刊了嘛
    彭文选、应水根、顾克炎记录整理)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同志们
    你们都是外地来的吗?
    (是!众报:有湖北、贵州、上海、四川、河北、江苏……除青海、新疆、西藏、吉林外)
    是全国的会议,二十九个省市,参加了二十五个省市,你们都见了毛主席吗?众:没有,大多数没见过。)
    大多数没见过,那你们到明年春暖再见。你们早点来就见到毛主席了(众:以前不让我们来,这次我们造反来京的,不合法的。)
    你们来到中南海开会,就合法了。我代表国务院、中宣部欢迎你们。你们想见见我,我从地方调来的,事情多,比较忙。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再见你们。你们来无非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支持,我们义不容辞,我们坚决支持!(鼓掌)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何人也没有权力阻止革命。下面我先讲一讲。
    你们在座的观点是否一致?众:是?个别人说:不是!)
    要革命,要解决问题么,基本上一致的,那好谈了。不一致我们可以保留我的话你们听懂吗?(众:听得懂!)你们听话的本事强哪。荣髙棠不让你们来吗?(众:是!)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见过一面。你们要求不让荣高棠去印尼(指参加亚新会去柬埔寨。这是口误)我们接受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提得对。体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京、在全国都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只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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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路线,才能搞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保留资产阶级的旧东西,生怕我们触动它、摧毁它,这样怎么搞得好呢?我们不但要彻底摧毁它的私有制,而且要摧毁产生私有制的一切因素。它要维持这些东西,我们不摧毁它,那我们国家就会变色。同志们要闹革命,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鼓掌)
    毛主席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有这么大的民主自由,宪法上的民主自由都给你们了,有集会、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还有串连,这是毛主席给的,你们造反出来,我们支持你们。体委要把革命搞彻底,就是要依靠大家!只有先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你们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彻底揭发批判,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彻底把他们揪出来。各省市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都回去了,你们要配合他们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就要依靠当地广大革命群众。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建国十七年,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全国人民支持和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但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彻底清除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体育队伍办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使我国体育事业搞出更大成绩。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能出更大的成绩,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才能拼命去干,人的因素第一么。即使我们取得一点成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没有革命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一切工作要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
    我讲具体问题罗。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是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我过去在广州十几年,香港有个足球队,虽然个人技巧不坏;但总出风头,集体力量就不行了。对体育我是外行,但我是重视体育的,这叫“外行重视”(掌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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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我在这里插一句,我没有很快见大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还没有请示总理,总理不点头,我说不行呀,不能乱说,乱说那不是一派胡言吗?(体育)这个专业队伍是逐渐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但是由于领导的问题,突出政治不够……·。革命是命根子不抓不行,但练还是要一点罗!听说你们专业队半年不练就要报废,胖的胖了,跑不动嘛。我不要紧,反正你们也不要我。文化大革命要搞到明年九月,九个月不练,那再练起来就困难吧!抓革命要强调,训练要在这个前提下,给个适当的位置。上次四点建议抓革命促生产是对的,但强调革命不够。训练放在什么位置,你们自己去研究,去考虑。抓革命使训练受了点影响是可以的,思想提高了,一下就赶上去了。训练的具体时间你去考虑,象早上练二个小时,还有一天可以搞革命,不要生疏了!当然,我谈的是个原则。主要时间抓革命,留一些时间训练,有时需要整天搞革命也可以,个星期,十来天,你们说可以吗?(众:可以!)但不要过长。我们要培养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人,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岀来的,奇迹就是这些人创造的。革命搞好了,会有新的成绩。没有人的高度思想革命化,新的体育水平是不可能创造的。国际比赛不是锦标主义呀!这是阶级斗争!国内搞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国际比赛也是阶级斗争,形式不同。现在看来,国际比赛看样子还不少。
    (念第三条)这条所说,同志们有意见,要求还没有达到。我请示总理,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笑)十天要跑远了可不行罗!现在这一条加一点,到外地串连也可以,但以十天时间为限,总理是最关心体育界的!(鼓掌)不仅总理,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都关心体育!(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什么要关心体育?搞革命要有身体嘛!你们看毛主席身体多健康呀!总理今天开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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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钟头会也不疲劳,很有精神,我可有些疲劳,我比他小十岁哩!但是我当过兵,跑是可以的,搞器械不行,翻杠子不行,翻不过去。过去在黄埔当兵的体育不行现在我讲话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可以补一下,那就是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鼓掌)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总理快七十岁的人罗,七亿人民的总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他。要不,你们来当总理。(笑)你们可以派代表先找体委,找中宣部,或找文办“口子”,我是部长又是“口”长。我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再请示总理。但有问题要依靠你们自己革命,在本地解决。还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坚决斗争,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毛主席不是叫我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不是叫我们要学游泳吗?我现在还不会游泳,怕喝水,老是别人帮助,要不就往下沉。你们要自己革命,自己解决问题。不要什么事都找上面请愿。如果上面都安排好了,那你们还叫什么革命呢?当然这次你们来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欢迎。以后你们回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十六条,林付主席的讲话,总理、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些作为武器,进行斗争这四条意见,用中宣部名义,不用我个人名义,代替以前的四点建议,发到各个省市去。我讲的四点意见,大家如果认为可以,是不是就定下来啦?(鼓掌)同志们这次来总有点收获罗!收获不大,总有点点子!搞革命要有上面的支持,但主要靠你们坚决革命、坚决斗争,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确运用十六条,再加上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席卷仝国。全国都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中国文化革命具有世界意义。
    有人说我们孤立。我们孤什么立呀?七亿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一起,通过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多出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焦裕禄那样的英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那我们什么事还作不出来?现在我们原子弹都搞出来啦。苏联不给我们,完仝是我们白己搞出来的。解放前,我们连脚踏车也不能造(有人说:自行车陶铸说:你们叫得文雅
    我讲的是土话,比较形象。众笑)解放前,我们造
    手榴弹爆炸力还不强,现在我们的原子弹能同导弹相结合,美国搞了几十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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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很雄厚,搞岀来不奇怪。我国刚解放,工业基础很差,千疮百孔,这么短的时间搞岀来,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群众的创造。我们国家搞好了发生什么影响?过去人家叫我们是“东亚病夫”,人家都瞧不起,在外国有的中国人冒充日本人。现在我们的国家威望很高。全世界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仰望着北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靠毛泽东思想彻底革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我国建设好了,那影响多大!这个影响同样起延安解放区的作用,中国好比世界的解放区。过去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因为我们坚决革命,所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这次红卫兵搞了,全世界左派都来看。苏联变了,只有我们越来越红,就是大多数的人当家作主、真正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苏联垮了,南斯拉夫早就垮了,什么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好一些罗,蒙古、×差不多了。(我讲过足球要打败××,但这次是二比一败了,没有关系,下次再来,最终,革命的总要胜利的。)其他国家都变成修正主义不要紧,他们变过去会再变过来的。相反中国变就影响大了,有的人会说:“搞来搞去还是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优越性。”不搞文化大革命,可能变,但变了还会变过来。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对这一条是很熟悉的。)几千年来总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无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最终无产阶级是要埋葬资木主义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不会变。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必须用阶级斗争来巩固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消灭旧意识,消灭资产阶级,马克思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列宁死得早。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但有片面性。毛主席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全国人民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共产主义一定会取得全中国、全世界的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附件:对于体育运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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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由于工作很忙,不能接见你们,委托我(刘祖春同志)转达四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各地运动队伍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坚决捍
    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真正建立起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
    各地专业的运动队,要切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大力搞
    好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式可以采取停止一段时间的训练,集中搞运动;或者在保证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保持有国际比赛任务的运动队和运动员,必须把党和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并根据需要安排足够的训练时间,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各运动队可以在本地进行串连活动。(到外地串联也可以,时间不超过十天。)
    四、有意见可以派出代表到上级机关以至中央反映。
    上述意见,应当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听取群众意见,然后作出决定,请示当地党委批准执行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括号内的两句话是陶铸在这次讲话中的补充意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批判以荣高棠为代表的体育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开得好!(鼓掌)大家刚才讲的这些事实,确实是讲的好,挖得深。(鼓掌,口号)许多的事情,不仅在座的许多同志,恐怕不都清楚,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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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清楚。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常常是从领导方面接触到的一面。另外呢,很容易站在上面,听一些报告,没有深入到你们中间来。从你们方面,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题。所以常常不容易看到全面和透过现象看到全部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进行,必须把它进行到底!(鼓掌,口号)譬如,就拿体育界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在运动场上的,或者登在报上的,或者写在报告上的,或者是听荣高棠在什么会议上讲的。比如说,在人大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说得满好,觉得成绩很大。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体育界确实是有成绩的吗?因而就常常被成绩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得深、看得透
    比如我们在座的,担任中央工作的四位同志,我们对于运动也有某些爱好,因为我们最近确实看到一些成绩啊!但是,不晓得成绩的后头,却潜伏着这样深的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惊心动魄地听一听的。所以,不仅你们学到了东西,我们也向你们学到了东西,我们应该感谢你们。(鼓掌,口号)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一切问题,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运动也是样,运动成绩的后面,如同刚才许多位同志讲的,尤其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一种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了吗?当然了,我不是说这种风气已经到处都是了,那当然还要一分为二了,应该说我们体育界的成绩也还是主要的。但是,还有这一面。如果不是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你们造反派带头,现在争取了多数了,大家争着起来,是不会把这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根子挖出来的。(鼓掌,口号)另外,我们有时看到这样的现象,也曾经说过,有些锦标主义,有些个人突出,有些不突出政治,但是这些话虽然说了,不起作用,当着胜利的时候,听不进去这些话。毛主席也曾经教导我们,我们提倡体育运动是为着首先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这就是为的全民皆兵的这一个思想,打下物质基础。这是在毛主席的题词上,第一句话就说了嘛!但是呢!真正做起来,总是把这个放在次要地位或者放在不重视的地位,甚至蔑视它,否定它。所以光是从上面来,最高指示都不传达,必须有另一方面的重要的补充,也就是说另一方面。如主席常说,要从群众方面来看一看。从群众方面看,如果仅仅是在运动场上、比赛场上,是不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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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那是大家看到的一个争夺胜负的现象。只有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能把你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动员到北京来,开这样一个大会,没有这个大就不能有这个彻底的揭露。所以我们应该说,要谢谢你们这次勇敢地到北京来,促成这个大会。(鼓掌,口号)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必须从两方面来解决,从上面,还要从下面。这次群众的发动是真正的动员群众。毛主席在天安门第次(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讲了,跟林彪同志讲了这件事,我们真正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最近毛主席跟一位外国朋友说,这一次我们真正找到一条主要的环节,把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真正找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推广到全中国了,把亿万的人民动员起来了。(鼓掌)因而,这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反映到体育界里所以,刚才许多位同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我们体育界。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动了体育界的这一次运动的开展。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更深入一层,即思想革命的问题。林彪同志最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提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这个思想革命就拿我来说,我读了徐寅生的报告全文,毛主席亲自批了的,加以推荐的。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是近两年我们体育界,特別是乒乓球队取得这样的胜利,确实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主席的著作学得不错啊!而体育界出了这样生动活泼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又是运动员自己写的,这不是学用结合在一起了吗?所以,我还有点迷信这篇文章,我还有点过分地高兴。我就没有料到,因为我没有看过《体育报》,因为一天看几份报纸已经忙得很了,总是看《人民日报》,看看《北京日报》,看看《参考消息》,没有功夫来看《体育报》。你们想一想,应该是一回事,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
    所以,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鼓掌,口号)这是很不调和的,因为我们接触了一些体育运动的事情,顶多是来观看比赛了,看了有些报告,而本质上是另外一些会议。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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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所以,事情必然会要暴露的,这个暴露就是刚才最后一个同志说的了。就是在出国这个问题上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凊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岀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嘛!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而且正是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会总结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见他了。(鼓掌,口号)因为,我说所谓不再见他,就是不再对他寄予希望了。当然今天还不是见了他,(笑)但是这样的形式见他,(笑)这对我是头一次啊!(鼓掌)确实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了,这两件事把他这个人的本质暴露无遗了,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也没有。(鼓掌)因为我比较跟他熟一点,抗战时期我也跟他在一个地方工作过,武汉、重庆,看这个人表面现象有点能力,但是滑头滑脑的。(笑)那当然是在他青年的时候罗。青年的时候嘛,有时候也可以所谓是一种活泼,因为他不是“七·七”事变前会叫“梨膏糖”吗?“梨膏糖啊,你们大概不大清楚罗。我们老一辈子很熟悉这个事情,芦沟桥事变,在北京城里也唱卖梨膏糖,所以印象是这么一个角色。不晓得从那个时候一直发展到现在,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彭真的徒弟——两面派罗!(鼓掌)所以,他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应该说,你们批评得对,他是彭真型的人!(鼓掌,口号)不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入狱经过的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査。(鼓掌)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对我们全体的运动员同志讲一讲罗。你们现在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你们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斗争中学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大民主中考验。你们在青年的时候,学习这些经验是及其宝贵的,因为对人的一生,青年时候的印象,在人的一生中最容易造成深刻的印象,打出一个健康的基础。所以,你们揭发荣高棠这件事,不仅造反派首先揭竿而起了,造他的反了;我想保守派也应该有这个觉悟,过去受了他的蒙蔽,现在应该觉悟起来了。造反派也不要因为你们受他们压制,比如刚才一位河南的同志讲的,一位是南京的吧?南京的同志讲的,把各地方受压制的情况都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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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令人愤怒的。因为不仅是北京的体育学院,全国的体育界都有这样的现象,都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所以说,这条反动路线在体育界所造成的后果严重的后果,有时候是罪恶的行为,不是仅仅在北京,而且是影响到全国。在这里头我们要取得了深刻的教训,同时呢,也就锻炼了我们的造反派。因为你们是首先受到压制的,遭到了迫害的,因为受压制和迫害,也就锻炼了你们,考验了你们。(鼓掌,口号)你们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把你们在这三、四个月中或者有五、六个月,从六月起的话,那就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把你们逐渐地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左派。(鼓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个光荣的称号也不是政治不挂帅和毛泽东思想不领先就会拿得稳的,而是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进行锻炼。(鼓掌,口号)在一个时候,可以表现得很坚强,但进一步要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还要经过多次的锻炼,(鼓掌)也许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年、两年,也许要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锻炼。(鼓掌)拿我自己来说,总算一个老革命了,但是要做一个坚定的左派,还得继续努力!(鼓掌,口号)我不是常说吗?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追毛主席!(鼓掌)那末,你们当然罗,条件比我们好罗。时代跟我们从前不同罗,你们会超过我们,但是也不要因此就骄傲起来,骄傲使人落后嘛!这点大家总会常常记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曾经一度做了保守派的,受了荣高棠蒙蔽的,不管是体委里头的同志,或者体育学院的,或者各地方的,或者北京市的,我看哪,只要觉悟起来,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但个人认识,还要能够经过集体整风,大家共同来检讨,吸取这个教训。造反派应该给予帮助,只要他们愿意前进,就应该欢迎他们!(鼓掌)因为我们十六条上讲了嘛,我们造反派应该不断地帮助、教育、争取团结最大多薮嘛,应该实现这个目的嘛。所以,我相信十六条上所提到的,我们运动的结果总要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鼓掌)也就是说总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顽固不化,改不过来。而且这个事情并不需要起来过问,就拿刚才说的出国这个问题,就可以证明。
    当时开誓师大会的时候,十一月二号的时候,到国务院,开始先到贺龙同志家里边,示威请愿的时候,那是十一月三号。这两天,我们出国运动员的思想处于什么状态?等到我们五号吧,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四位同志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讲清了这个大道理,这时候,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国家争荣誉,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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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国家争荣誉?还是跟荣高棠走?这个问题一问就清楚了嘛!嘿,就是可能多少年的糊涂,一旦就清楚了。人的思想变化常常是在顷刻之间,就是一个大的跟斗栽倒下去,就买来一个明白了。(鼓掌)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岀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晩上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没有辜负党、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鼓掌)我是有这个信念的,因为一时的糊涂嘛,青年人有时候是有的。荣高棠他有各种手法,他把一些青年人迷惑住了。当然罗,造反派要找我罗,说你们为什么没被蒙惑住呢?偏偏他们被蒙惑了呢!当然罗,这是有点高低罗,我得承认这个高低罗,不承认也不公道,你们是先进嘛,他们是后进嘛,总有个先进和后进吧!掌声)实际就证明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玩弄两面派,玩弄手腕,来蒙蔽一些
    个时期里可以取得某一些成果,但终究要被揭穿的。你们看,我们党多
    少个错误路线都破产了嘛,这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破产了嘛。(掌声,口号)确实的,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今天永远望不见她的光辉,永远不能胜利前进。(鼓掌)有这个例子,也就很生动地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总是要勉励从国外回来的体育界的取得胜利的同志,你们也不要骄傲啊这仅仅是一次考验,还要继续考验,后进的超上先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仅仅是在比赛场上的一时的胜利。保持长胜的精神,靠什么呢?要靠毛泽东思想!(口号)在这个地方,虽然徐寅生同志写了文章,还有错,发生了学用不一致了。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对青年人还应该勉励,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真正学用一致,真正地,全心全意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么,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在学习的时候才能取得成绩,那么在斗争的比赛场中,在战斗中也能取得成绩。(掌声)这些都是我们活生生的事实了,就拿这些事实对比,就看出来了荣高棠的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质。所以,你们今天这个大会,我们应该说是开得很成功!(鼓掌)我们应该把它介绍给领导同志知道。掌声,口号)这一点,我就提议,请我们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同志转告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今天这个会议介绍一下。(掌声)怎么介绍呢?他就回去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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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介绍给我们伟大的领袖知道,(口号)介绍给林彪副主席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知道,(掌声)介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知道。(掌声)好!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因为底下还有他们三位讲话。(掌声)
    我先给你们说一件事,方才想起来没有说,就是同学们问的了,张以瑞死的问题,这也是正象我刚才所说的毛主席指导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从上面下去调査,收集了一些资料,还不能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希望我们体育界的同志们,比如说造反派的,你们来组织一些调查组,来进行群众性的调查。(鼓掌)首先是体育学院的造反派了,体委的造反派了,北京市的造反派了,京市的革联。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希望保守派的你们也有人来参加,揭发那样更有力量。(鼓掌)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我们革命的造反精神,把这件案子,从群众方面,从领导方面结合在一起,彻底査清这一件事情!(鼓掌)我相信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会破这个案子!(鼓掌)所以我附带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许多方面都关心这个事情。
    要我指挥,我的嗓子不行,你们哪一个来定调子。(最后,周总理指挥大家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陈毅同志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参加了国家体委和全国运动员,全体革命的同志们批判荣高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个人参加了这个会,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好。(掌声)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掌声)今天把他揭露,为我们人民体育运动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完仝赞成你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掌声,呼口号)今天我们热情很高涨,而且很愤慨,有很多事实不揭露,我们不知道,揭露出来使我们触目惊心,才知道我们队伍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许多同志遭受迫害,遭受打击。我们平常还认为看到这个成绩,留恋这样的成绩,忘记了它这个阴暗面。现在揭开来看,内部乱
    七八糟,某些方面很腐朽,不揭露、不打扫,要败坏我们整个所事业,使我们怎能不触目惊心!因此,你们以具体的例子,以具体的事实,说服了我们完全站在你们一边。(掌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周总理指示的,非常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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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归功于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派”。左派,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整个的阶级斗争,整个的国家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要看到说是他们这里面有些人,或者有些什么我个人或者看不上眼,再因为个人的关系没放好,我们就忽视他的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看他在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掌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要在细节上面去看问题,在生活上去看问题,主要看他的政治,在阶级斗争中间,他站在哪一个阶级方面。那么,这个少数派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拥护他;荣高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我们打倒他!(鼓掌)总理已经讲得很亲切了,就是说我们参加了这一次揭竿而起,参加这一次发动揭露荣高棠的大会。我们这些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起了带头作用。但是呢,要做一个坚定的左派,永远做一个坚定的左派,作为一个很好的左派,那么在任何革命时期,都能够起积极带头作用。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是不容易的,还需要我们大家努力。我看这一点是应该打动你们的心,这一点也打动了我们的心。(掌声)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革命中间,我们也有过很多错误,也做过很多的好事。在我们做很多好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骄傲;做了很多错事的时候,自己又懊悔。懊悔也不行,懊悔过去了,怎么办?与其懊悔过去不如现在继续努力,还多少会有所补救。因此,在这里面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同志,一部分同志或者有很多同志,对荣高棠有好感的或在这次被荣高棠欺骗下面的,蒙蔽下面的,拉拢下面的。我们这里要有觉悟我们在一个时候受蒙蔽,受拉拢,受欺骗,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在今天已经揭露他的本质了,我们还不跟他划清界限,我们就要错上加错了(掌声)我们对他恐怕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验了!因此,我们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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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革命的左派,做一个坚定的左派,对这一部分受欺骗的同志,我们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我的意见,他跟荣高棠不同,不能把他和荣高棠之间划一个等号。对青年同志,青年人、青年同志,只要是革命的同志,我们还是要作为革命同志,把他团结过来,大家来做这个坚定的左派。(掌声)在体育运动中间,我也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人了,没有参加体育运动的领导,谈体育,讲体育,讲得很多。我们一个时候,只看到荣高棠的好处,但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发觉的,就是这个人对上面就是奉承、欺骗、奉承;对同级的呢?就是拉拢,打击,挑拨;对下面就压。这一点有些发觉。因为他常常为体育事业要出国,制定体育计划,不时要跟我打交道,总是感觉到这么个问题,总不愿意讲体育运动内部有什么缺点,总是反映好的方面。如说受他的欺蒙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没有亲身来,没有亲身生活在这里面,不大清楚,那就不大明白。今天的这个揭露,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因此,要考察一个同志,要观察一个同志,要分析他的灵魂,不能看他的言论,要看他的行动。(掌声)教训很深刻,给了我们全体同志很大的教训,在革命造反派精神的感召之下,继续前进,争取我们体育界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完全的胜利!(掌声)我们喊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贺龙同志讲话
    同志们:
    没讲话以前我有个稿子,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今天揭发的这些问题!大部分我都不知道。荣高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因为我是老粗,根本看不起的。我非常拥护周总理的这一番话,陶铸同志、陈毅同志讲的我很拥护,讲得很深刻,我坚决支持!(热烈鼓掌)我刚才要拿起我的稿子讲,不拿起稿子讲,我讲了前一句,就忘了后一句。由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宣告破产。革命形势大好!(热烈鼓掌)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于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左派队伍不断壮大,这时候曾经被蒙蔽的同志觉悟过来,团结一致,向以荣高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热烈鼓掌)并对他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罪恶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形势好得很!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过去的少数派同志是革命的!(热烈鼓掌)他们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十六条办事,在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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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统治白色恐怖的控制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压力下,坚持斗争,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他们能在斗争中,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我热烈地赞扬并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热烈鼓掌)他们不愧为革命的左派!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同志们,荣高棠的错误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体育战线上的反映,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段斗争中,是否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向荣高棠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革命左派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斗争艺术,不仅敢于斗争,而且还要善于斗争,重视人的工作,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乘胜前进。多数派的同志,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只是被以荣高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蒙蔽,一时辨不清方向暂时落后了。但他们不负担错误路线的责任,只要提高觉悟,起来斗争,都应该受到欢迎。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晩,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热烈鼓掌)希望同志们继续给我提意见。(热烈鼓掌)我坚信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定会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对荣高棠的错误,进行彻底揭发、严肃批判、坚决斗争,让他坦白交待,彻底低头认罪。我们要坚决把国家体委和直属单位搞深搞透,彻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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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胜利,保证我国的伓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发展。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指示,把体育队伍办成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贺龙同志补充发言: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
    陶铸讲话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总理讲了话,我们本来可以不讲话的,总理代表我们都讲了嘛,讲得非常之好嘛!(鼓掌)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鼓掌)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个批判斗争荣高棠的大会开得非常的好。(鼓掌)我坚决地攴持!(鼓掌)上面七位同志的讲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我完全的赞成。(鼓掌)总理讲话不要说了,我是坚决地拥护的了。(鼓掌)
    我现在讲两点意见:第一点就是我是支持体委、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鼓掌,口号)但是我要承认一点错误,就是支持得迟了一些,应该是支持得更早些就好了。(鼓掌)为什么呢?因我刚刚来,对体委情况不清楚,主要的对荣高棠,刚才总理已经定了性了嘛,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嘛!(鼓掌)还认识不够,认识不透,但是总感觉到体委有问题,体委文化大革命运动搞不起来,有问题。同时也感觉到荣高棠可能不能够领导这个体委的文化大革命,有这个认识。但另方面,总还对他寄予希望,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呢?批评、帮助叫他站起来呢?那时我们还没有放弃对他的一个希望,最后,我们就是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刚才总理所讲的,就是在出国啊,运动员出国啊,前后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但这是暴露他的本质
    个人好坏,好,也不要说他一千桩好,有那么几桩好的,本质的好就可以确定你好。坏,也不要看他很多桩的坏,有几桩本质的坏,可以确定他是坏。(鼓掌)因为荣高棠在出国这个问题上面,把他本质是完全暴露了,对党是不忠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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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体育界完全变成荣家的体育界,不是七亿人民的体育运动员,而把我们革命的运动员,人民的运动员,把他变成个人的东西。所以今天暴露的问题不奇怪罗。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个人的感情的拉拢,物质的刺激,切的一切,就很可以说明嘛,就是为着树立个人的威信,为着把体育,把体委,把全国体育界变成个人的东西。不是为党来培养革命的新运动员,不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来争光荣。所以这桩事情暴露,是个木质的暴露,我们看透了!因此,我们觉得荣髙棠是没有希望的。决定彻底来揭露批判他。(鼓掌)这正如你门讲的斗倒、斗垮、斗臭!(鼓掌,呼口号)斗倒、斗垮、斗臭,刚才你们下面喊口号,我们又不举手,你们喊口号,(这时回过头问三位首长)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举手吗?(贺龙说:我举了)你举了啊!我们三个人没有举。这个打倒荣高棠我们没有举手,讲荣高棠我们没有举手,讲荣高棠是党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也没有举手,(笑声)那你们是看到的,我们讲老实话么。我们在那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花招啊?我们没有什么花招,假如花招的话,我们就举手了举手你们就高兴。(笑声)不举手你们会怀疑我们嘛!你们这几个同志为什么不举手啊,是不是还要包庇荣高棠啊?不是的,同志们哪,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总理、陈总、贺总我们赞成的,赞成把荣高棠打倒的!(鼓掌)所以赞成罢他的官的!(鼓掌,呼口号)但是我们内心赞成,我们还是没有举手。为什么没有举?还是中央决定,毛主席决定!(鼓掌)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要求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报告林彪同志,报告文革小组。(鼓掌,呼口号)你们很清楚嘛,这么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怎么能当国家体委的第二书记啊?怎么能够领导七亿人民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运动啊?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鼓掌)但是要讲一句,还是要中央、毛主席、林彪同志决定。(鼓掌)这是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就是外地来的同志很多,我曾经讲了一次话,主要的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一个串连的问题。最近我们搞了四条,送给总理,送给文革小组审査去了,我想今天简单讲一讲,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思想,(鼓掌)那末在体育方面就是抓革命促训练罗。(鼓掌)过去体委提了四条,宣传部批了,给各地作参考。看来这个四条是有错误的,主要的革命强调不够,训练强调过多,业务强调过多,同志们批评这个是完仝正确。现在宣传部发通知,撤销原来的四条。(鼓掌)但是抓革命促训练总的原则还是要定下来,运动员总是要训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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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完全不训练是不行的,我们全国有一万三千多运动员,学校的不算,假如年都不到体育场上去锻炼一下子,还可不可以搞运动呢?我不清楚,因为我是不好运动的。(笑声)但我高兴看运动。(鼓掌)恐怕不行,我问了很多同志,讲不行。总是要到运动场去锻炼一下吧!(但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主要抓革命。(鼓掌)应该拿主要时间来搞革命,(鼓掌)不可能设想,我们脑子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思想不革命化,能够搞好体育,搞好运动,不可能的!(鼓掌)所以搞好运动就是我们国家的高标准的。美国它也搞运动,象他那样搞运动,我们不要的。是按我们的标准来搞运动。(鼓掌)也象我们搞原子弹一样的,搞其他的生产建设一样的,搞各方面的工作一样的,要飞跃的进步!(鼓掌)人家
    十年,我们三年,或者两年,(鼓掌)我们这样一个标准,这样的要求,革命的标准,革命的要求,没有革命化的人,没有革命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鼓掌)所以在文化革命运动期间,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要求,主要的搞革命,拿一定的时间来训练。(鼓掌)在运动很紧张的时候,也可以停止一段训练,(鼓掌)停止多久呢?那你们去决定。我们向总理请示了,这个十天不够,他们讲不够,十天左右不够,十五天左右吧!(鼓掌)加上五天。主要的再给你们这些时间吧,但主要的还要通过同志们决定,遇到一个很紧张的情况,可以停一下,停半个月算什么呢?(鼓掌)还有一个串连的问题,串连的问题,党中央还要研究罗!我讲的还是个人意见罗!还要中央批准才算罗,我还讲我那个意见,我请示过总理的,原则上总理赞成的,串连主要在本省,在本市,因为是的嘛,一个大市与个本省体育运动员力量不小,好好团结起来嘛,组织起来闹革命嘛。要必要的时候,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几个大区,华东、华北几个大区,或者中南几个大区,几个省,可以互相组织几个人,去支援,去放火,去支持他们闹革命,(鼓掌)我看有必要,过去总理讲也不要超过十天,我看也可以加五天嘛,也可以搞到十五天左右嘛,是不是啊?(鼓掌)
    那末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罗,我们这个十五天在春暖前就完了,明年春暖以后,见毛主席没有时间怎么办?我看明年春暖以后,我们见毛主席再商量商量嘛!(鼓掌)是不是啊?全国的运动员只有那么一万多人嘛,我想一定要见到毛主席。(鼓掌,呼口号)如果同志们见过了,那当然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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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罗,没有见过的我看应该见一次!(鼓掌)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能见一次,增加我们无穷的力量啦!(鼓掌)
    我的话完了。(鼓掌)最后我喊个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注:首长讲话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高教部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你认为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答:不是的。现在很多人说我是彭真干将,这是捕风捉影,很多事情是没有的,说
    九时代就与彭真在一起,这根本不能成为罪状。关于这些我给中央
    写了检查时材料核对
    问:你认为你犯了错误了吗
    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别人提了意见,我叫别人表态,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对清华大学,我并没有主张镇压。在北大有同学为我辩护,我不知道,有人去围攻,我还打电话给艾知生,叫不要围攻。
    我是六月三日、六月五日、六月七日去学校的。六月三日我去召开一个干部会,对贴大字报,开始思想上不是积极支持。这是错误,但是应该欢迎别人对我的批评,而且提出应该保护批评意见,但是不要保留太久,保留几天,就要有下面意见来辩论。但是我对大字报不是采取镇压的态度。六月五日我给全校做报告,还是表示要引火烧身,六月七日,我对当时一些大字报和钢院大字报不符合我的实际的地方,如给邓拓捧场问题,也只是有些应酬话,并没有那样讲,刘小石公布了原始讲话,当时我认为有的不符合事实,讲可以用大字报澄清,这也不是反扑,但这里面并没有布置要围攻,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对群众贴大字报不是引火烧身,不是敢字当头,并没有进一步搞白色恐怖,下面怎么做我不知道。当时我是讲过高干子弟动向,要调查这个问题
    我在清华大学,我不认为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在全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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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校比较来说,我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还比较多,政治工作抓得比较多。现清华出来的学生还不能说政治不行,清华大学中工农成份比较低,这我有责任,但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当然教育同学并不是教育要反党的。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搞三结合是好的,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主席著作学习简单化问题。
    答:这是具体问题上的一个错误,对同学学习主席著作应该积极支持,但到现在拉单扛念语录我还不同意,对于答问题用语录等我也不同意。我还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是针对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学习马列主义要自觉来讲的,但我不是反对、仇视学习主席著作的。
    问: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高峰”问题。
    答:高峰并不是贬低的意思,我当时也说的是马列主义,顶峰好象就不能发展了。毛主席也说不要搞“顶峰”。“最髙指示”是十一中全会上讲的,讲高峰亳无贬低毛泽东思想的意思。即使如此,也是用词不当,提不到反对毛泽东思想
    问:关于女生食堂问题。
    答:这可以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女同学身体不好。出发点是这样,不合适可以改,但不能机械地这么看,培养好是为了将来去挑担子,这不能说是修正主义。比如体弱的搞个体弱食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是从发现女同学身体不好而提出的。
    问:打击调干生问题。
    我没有打击任何一个调干生。现工科来讲:攀登科学高峰,年青一定是
    好的。这并不是讲排斥调干生,有的人搞管理工作,不一定要那样,可以提前年,教务处如何处理调干生,我没有过问。那天斗争会上讲××××怎样,我并不知道,李思问就是调干生,我不承认是修正主义路线。我并不承认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能证明我是和彭真勾结反党才行,关于和彭真问题,我写了一份材料给中央,现在大字报和广播中很多关于这方面是“捕风捉影”。我和彭真有工作联系,但无什么秘密活动。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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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问:打算怎么办?
    答:(1)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2)相信群众会清楚。(3)也可以比较一下,是否全国各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清华大学是抵制的呢?是否大家举了,我不举?可以比较一下,相反我举得还高些。高教部刊物《人民教育》六零年四月份的一期上,三篇文章是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杨秀峰、叶圣陶、蒋南翔。我讲:“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只有我这一篇讲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的例子很多,你们可以找64年以来到66年,我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有
    十次之多,讲我举
    得不高是对的,但比较起来我还是宣传得多些。还建议在高教党委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过去杨秀峰没有这样做。
    问:对陆平的问题怎么看?
    答: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没有详细材料,没有细细地研究他的情况,而清华与北大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陆平比我严重。在社教中有“镇压革命”问题而且躺在前市委大学部身上。现在我们参加劳动,我没有出过大字报。如果让我出大字报,我也可以出,比如关于与彭真的问题。中央如批准,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看。五八年以来,清华的工作,还是不断前进的,成绩是主流,别人可举例;那个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比清华好,教育战线是不是贯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不发表意见,我认为解放后工科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我的材料,我知道的很少,很多事实是不符合的,比如讲:××老工人揭发我吃芽豆去两头,开午会等,这是不对的,我可以和其他高级干部比较一下。三堡只是开会去,一般是不去的。我参加十一中全会,要求:到底大家揭发了一些什么,我想知道,把大字报给我看,而我也出大字报,请群众核对检査。从开始一直我未取得发言权。听说清华250个支书打成黑帮,即使我是黑帮,他们怎么也是黑帮?对于工作组我是欢迎他来,清华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清华的学生。我没有讲过“艰苦奋斗廿年”,讲的是讲一个学校,从五年、十年、廿年总可以看到。我看到些大字报,与原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部里是两边抄,无政府状态,没人管先按这两个要求实行了就可,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调查研究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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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林记录并整理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
    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反革命阶级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他们总是想复辟,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阶级梦想在中国实现其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是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舆论制造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必须对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
    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翦伯赞从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活动不自今日始。揭开翦伯赞的罪恶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认请这个反共知识分子的真面目从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到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卒翦伯赞是一个老牌反革命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的极右派。翦伯赞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跟着他的主子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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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翦伯赞混入了共产党。混入党内以前,他反共反人民混入党内以后,他继续反共反人民。
    混入党内以前,他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混入党内以后,他依然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不同的,混入党内以前,翦伯赞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走卒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混入党内以后,翦伯赞却以“进步教授”、“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孔来吹捧蒋介石国民党。毒害人民的黑货裹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包装。
    民族解放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搏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就丢弃了祖国的大片锦绣河山,龟缩峨嵋,大搞投降反共的活动。
    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抗日战争独立自主的方针,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罪恶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抛出了反革命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
    在这一本自吹为指导“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①的反动著作里,翦伯赞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他无耻地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有了“蒋介石将军”,“有了这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才会“更为坚决”。②
    蒋介石卖国投降反共活动越猖狂,就越需要有人在他的头上描绘“民族英雄”之类的灵光。翦伯赞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吹捧蒋介石的调子也就不断升级。
    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八月日,又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有力地抨击抗日战争中的投降派;明确地指岀蒋介石是暗臧在抗日战线里的投降主义头目,是同汪精卫一样的“李精卫”
    就在这个时候,翦伯赞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为了进一步吹捧蒋介石,特地写了《再版代序》。在《再版代序》中,他把蒋介石从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升级为“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肉麻地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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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蒋介石这样的伟大,他的天才,他的明确的预见,他的正确的领导,他的坚决的意识,他的有力的号召,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人民,不分阶级种族,党派,职业,像铁一样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抗战,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之下,都能坚持的继续下去。”③蒋介石的帮凶白崇禧、陈诚,无恶不作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等,在翦伯赞的笔下,也变成了优秀的“正在领导并坚决执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缺一不可的人物”④。翦伯赞这个蒋介石忠实走卒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
    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领导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事实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而翦伯赞却说没有蒋介石
    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他这样做,是有他的卑鄙的政治目的的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反人民,维护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叫嚷“限共、溶共、反共”,说什么“共产党应该服从国民党,任何人都要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违反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翦伯赞也跟着叫嚷什么只有服从蒋介石的“正确地指导”,才能争取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否则就是“大众之敌”⑤,其卑鄙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政治服务。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翦伯赞的反革命立场丝毫未变。
    九四六年二月、一九四七年二月,翦伯赞两次原封未动地再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这年十月,翦伯赞在再版《历史哲学教程》时,也只是把“蒋介石将军”改为“现在的领导人”⑥其反动内容完全没有改变
    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反动统治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就在这时,翦伯赞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主子—一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他在一篇文章里⑦,津津有味地描绘蒋介石“屈尊”和他会面拉手的“荣幸”场面,连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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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说了几个“好好好”,都描绘得非常细致。主子“屈尊”与奴才拉手,奴才受宠若惊,铭记不忘!真是反动透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铁一般的历史表明,翦伯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革命,真反革命
    土地改革运动的破坏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在蒋介石反动政权完全崩溃的前夜,翦伯赞装着革命的样子跑到了解放区翦伯赞是不是从此改变了他的反动立场呢?没有。他只不过改变了战术,继续反共、反人民。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伟大的土地革命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翦伯赞的老根,他为了包庇他的大地主家庭,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土地改革之前,翦伯赞就给他的地主老子写信
    块钱一斤的肉可以放肆
    吃,一块钱一亩的田不要买。”⑧他的反动老子得到这个信,立即行动起来,匆忙变卖土地,转移财产,到土改时,他家八百多亩土地除了几所住房和一所花园以外,差不多都卖光了。翦伯赞还怕他的家庭在土改中“受屈”,竟以政府工作干部的名义给当地政府和农会写信,说他家“是革命家庭,财产可以分掉,但不要作地主看待”。明明是反革命家庭,硬说成是革命家庭;明明是地主,不让群众作地主看待,这就是翦伯赞的反革命逻辑。
    地主的财富是从农民那里剥来的,贫农下中农均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但是,翦伯赞在一九五六年回家时,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花园,就恶狠狠地说:“这原来是我的花园,怎么现在都改成菜地啦!”看到贫农分了他家的房子,竞然训斥贫农说:“房子这么烂了,怎么不给我整一下!”接着还把房子都照了相。照相记账,这不明明是准备反攻倒算吗?
    翦伯赞的父亲是一个罪恶昭彰的大地主,勾结军阀,贩卖人口,霸占民产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但是,翦伯赞却为之百般颂扬,他公开对群众说:“我父亲是一位为人很正直、很朴实、很有学识的人”。他用来吹捧蒋介石的那套手法又用在他父亲身上了。一九五○年,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死了,翦伯赞指使他的弟弟大办丧事,做道场,摆酒席,并且在北京请人写了碑文,准备为他父亲立碑。还寄回过一篇自写的祭文。一九五六年回家,一下车就直奔其父亲和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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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31页,共5150页
    的坟山,整衣朝拜,静默致哀。直到一九六三年,翦伯赞还“命令”群众,保护好他家的祖坟,一不准牛踩,二不准有水,三不准开荒。
    好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急先锋,漏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
    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逆流,国内反动的资产阶级蠢蠢欲动。就在这时,翦伯赞又伙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揭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
    九五六年五月,翦伯赞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湖南“视察”找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当地富反坏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翦伯赞就拍案大骂:“是谁不给你们饭吃,是毛主席,还是基层干部?他们为什么不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对四类分子说:我“是代表你说话的”!
    “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和全国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而翦伯赞却在“视察”湖南以后,胡说农村“几年来没有一点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只是房子比过去破烂些”,“在清朝时,农民还可以说话,现在连话也不能说了”。翦伯赞说的清朝,是地主阶级的天下,他说的“可以说话”的“农民”,其实是地主。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向往的是地主阶级的天堂,他在煽动地富反坏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复辟。
    九五七年春天,右派分子费孝通一马当先,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翦伯赞不甘落后,紧跟而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⑨。这两株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两颗信号弹。
    翦伯赞在这篇文章中,污蔑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喊而不放,放而不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教条”;甚至造谣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要“挖思想、整人”。直到一九六
    四年他还污蔑“二百”方针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翦伯赞所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究竞是什么呢?他要的是,只许资产阶级右派“放”和“鸣”,不许无产阶级放和鸣;只许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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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不许无产阶级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一句话,他要的是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作护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毛主席指岀:“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⑩翦伯赞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大毒草,如什么“政治设计院”,“党天下”,“定息不是剥削”党委退出工厂”、“退出学校”,等等,都是“良药”、“忠言”,都是“对共产党的缺点痛下针砭”,要共产党有“雅量”。①①翦伯赞就是如此密切地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翦伯赞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反右派开始后,他看形势不妙,摇身一变,假装“反”起右派来了。?
    翦伯赞是怎样玩弄“反右派”的把戏的呢?
    翦伯赞明明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中大肆吹捧右派分子对党的污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后来写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却悄悄改变为“是不符合事实的”。①②翦伯赞在“批判”右派分子“要杀共产党”的谬论时说,共产党没犯“死罪”,“而且杀也不是办法”。①③请问:这是反右派,还是向党进攻?不管翦伯赞怎样乔装打扮,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翦伯赞这个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但是,他“躲了初一,躲不了十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被揪出来了
    反对史学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九五八年,广大的革命史学工作者,乘着反右派胜利的东风,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了史学革命。他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一次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阵地,打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教授和学者的威风,大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对这次革命,翦伯赞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资木主义复辟的黑风。这时,翦伯赞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奔走各地,写文章,作报告,对史学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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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极力丑化史学革命。他说:
    “内容丰富多采、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
    “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①④
    史学革命一无是处,“糟得很”,这就是翦伯赞的结论翦伯赞还在几个根本观点上向史学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
    第一,一九五八年,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含意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翦伯赞却污蔑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以论代史”,必须“废除”。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⑥翦伯赞却说什么“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研究历史“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就是“虚无主义”。①⑦翦伯赞明目张胆地用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
    第二,史学革命强调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翦伯赞却污蔑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是把今天的政策、口号塞进历史中去。①⑧翦伯赞真的反对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吗?不,他从来都是用历史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前他用历史“拥蒋反共”,解放后他用历史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历史“研究”没有一天是脱离政治的。他反对的只是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服务。
    第三,革命史学工作者提出要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新史学体系。这件事可触怒了翦伯赞,他暴跳如雷,拚命叫喊旧的史学体系是打不破的,胡说什么帝王将相是历史运动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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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组织者,地主阶级关心农民,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而对劳动人民,却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这再一次暴露了翦伯赞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第四,史学革命中,广大的史学工作者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走出书斋,参加现实斗争,向工农学习,和工农结合,编写“四史”。实践证明,这是史学工作者又红又专的道路。翦伯赞却说:“对于历史硏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是“知识的泉源”,①⑨企图把史学工作者拉向脱离现实的反动道路
    翦伯赞反对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反对批判帝王将相,反对歌颂劳动人民反对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和工农兵结合,反对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史学革命,就是保扩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就是要用历史这个武器,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作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
    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翦伯赞不仅疯狂地反对史学革命,而且借古讽今,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九五六年,翦伯赞写了《(琵琶记)的历史背景》一文。一九六二年二月,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历史问题论丛》时,增加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段话:
    “《琵琶记》这个剧本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因为从这个剧本中,我们可以听到时代的呼声:反饥饿的呼声。”②⑩
    大家知道,《琵琶记》所宣扬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点,剧本的题诗就讲得很清楚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对于这样一个地地道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剧本,翦伯赞居然说从中可以听到“反饥饿的呼声”,而且是“时代的呼声”,这完全是胡扯。翦伯赞这样胡扯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翦伯赞故意渲染“大饥荒”,说什么“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豪华的生活”②①,这就是污蔑我们当时是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中;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攻击我们的干部同封建的官僚一样,只顾自己过豪华生活,不管人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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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国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坏,和连续几年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经济生活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污蔑我们“喝大锅清水汤”,“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吴晗、邓拓之流,叫嚷我们的“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翦伯赞则射出“反饥饿”这支毒箭。不难看出,翦伯赞同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完全是一丘之貉。
    我们国家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蓬蓬勃勃,光辉灿烂,任何困难压不住我们,任何破坏吓不倒我们。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造谣和污蔑,如同蜀犬吠日一样,不能损害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根毫毛。相反,那些造谣者、污蔑者是决没有好下场的。请看,吴晗、邓拓、翦伯赞之流,不是已经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灾顶之灾了吗?
    九六一年,翦伯赞写了《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他还亲自到内蒙访问,回来又写了《内蒙访古》的通讯和诗,大肆鼓吹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翦伯赞甚至扬言,“擦干王昭君的眼泪”,是他平生的一大“志愿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的一个宫女,后来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这件事经过了两千年之后,为什么引起了翦伯赞这般热烈的称颂呢?
    这是由于一种政治需要。这
    翦伯赞自己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在塑造
    王昭君这个人物时,历代戏剧家“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又说应该让王昭君“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②②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究竟贯彻了什么“时代精神”?体现了什么“个人意图”?怎样让她“为我们的时代服务”
    翦伯赞说:“昭君岀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五十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②③他还写了一首非常恶毒的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②④一个女子嫁到匈奴就给汉王朝换来了五十年的和平,使“燃烧了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②⑤。看,王昭君变成了翦伯赞的和平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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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常识。一个普通女子怎么能够改变整个统治阶级的政策?翦伯赞所以要把王昭君吹捧为“民族英雄”,塑造为“和平女神”,是为了宣扬民族投降主义。((3)(4)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清朝地主阶级分子彦德早就讲过了。他说:“身(指王昭君)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②⑥翦伯赞只不过拾起了这个地主阶级分子的余唾
    从现实看,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奴颜婢膝地跑到美国,他的御用文人们就大肆宣扬,赫鲁晓夫冋艾森豪威尔一握手,开辟了人类和平的新纪元。这是弥天大谎。那么翦伯赞所谓昭君出塞换来五十年和平,同样是骗人的鬼话。
    翦伯赞在昭君出塞这件事上所大肆宣扬的“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②⑦的谬论,用现代更眀确的语言说,就是任何一种和平总比战争好。这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去乞求和平。
    从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谬论出发,翦伯赞把所有的民族斗争都说成是“悲剧”和“灾难”。他说:“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②⑧
    列宁教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民族关系的“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②⑨。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压迫民族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都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必须坚决反对;同样,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都是进步的,正义的,必须坚决支持。翦伯赞把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说成“灾难”和“悲剧”,这不是把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也说成“灾难”和“悲剧”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极端仇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污蔑民族解放战争要造成毁灭人类的“灾难”和“悲剧”,必须扑灾。不难看出,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上,翦伯赞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如出一辙。
    把翦伯赞宣扬的这套观点放在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来看,其反动性就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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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利用我们国家的暂时困难,互相配合掀起了一个反华高潮。他们一方面不断侵犯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制造边境事件,实行扩张主义,一方面咒骂我们“好战”,“侵略成性”。毛主席领导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分子刮起了一股“三和一少”的妖风,攻击我们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太强硬了,应该“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援太多了,应该“少”。翦伯赞大肆宣扬“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民族解放战争是“灾难”和“悲剧”,这不正是要我们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屈膝投降吗?这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乂义务吗?他所说的“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不正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好战”吗?
    很明显,翦伯赞在塑造王昭君时所贯彻的“时代精神”,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精神;所体现的“个人意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意图;所谓让王昭君“为我们的时代服务,就是在六十年代再来一个“王昭君”,为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服务。
    翦伯赞的《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和《内蒙访古》,是两株大毒草,宣扬的是投降哲学,必须彻底铲除
    为吴晗辩护,顽固地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诋毁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千方百计地扼杀这场即将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翦伯赞就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打手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③⑩。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要从政治上揭穿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政治要害和阶级实质,把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纯学术”问题。翦伯赞也是按着这个调子跳舞,他连讽刺带挖苦地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的文章(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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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去了,超过学术,进到政治领域了。”吴晗、翦伯赞之流向来是打着“学术”的招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政治问题是要害。他们不让我从政治上批判他们,这是一个大阴谋。革命的人民揭穿了他们。
    吴晗宣传海瑞是紧密地配合着现实政治的。他所写的“海瑞”不是四百多年前的海瑞,而是现实中的海瑞,即在庐山会议上被党中央批判了的,以后又被罢了官的右倾杋会主义分子。翦伯赞为了替吴晗开脱,竭力掩盖这一点,说什么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他写的“是个真海瑞”。他妄图通过这种诡辩,把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问题,拉到“纯历史”的领域中去。
    翦伯赞还搬出吴晗的历史来为吴晗辩扩,说什么“思想批评要联系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
    不提历史倒也罢了,提起吴晗的历史来,那同翦伯赞一样,臭不可闻!吴晗是胡适的弟子,他和胡适一样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
    翦伯赞说吴晗是他的朋友。这一点,倒完全符合事实。翦伯赞和吴晗在解放前是拥蒋反共的朋友,在解放后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朋友。正因为这样,打在吴晗的身上,疼在翦伯赞的心上
    当翦伯赞看到替吴晗辫护不能奏效时,就给吴晗打气,他说:在这场革命中别人会吓昏的,吴晗能顶得住”。这不是要吴晗坚持反动立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翦伯赞还叫嚷文化革命“过头”了
    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的老爷们,多年来一直在大肆放毒,你们的毒草和谬论,塞满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从来没见你们个人说“过头”了。现在,人们刚写了几篇文章,你们就气急败坏地叫喊“过头”了。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头”,直到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方兴未艾新的高潮还在后头呢!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反对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翦伯赞之流的几声哀鸣,绝对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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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木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③①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典型
    翦伯赞家乡的贫农下中农说,翦伯赞是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一坏透了的家伙”。完全正确。翦伯赞这个反动的学阀,解放前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摇旗呐喊,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解放后,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又充当了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文人。他
    三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不与人民为敌。
    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依为命,狼狈为奸。大家知道,翦伯赞疯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之时,就是旧北京市委和陆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他加官晋爵之日。翦伯赞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一下子提升为副校长。此后,翦伯赞感恩戴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效劳也就更加积极了。可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
    翦伯赞曾经扬言,他这个“老马克思主义者”是打不倒的。可爱的先生,你的牛皮吹得未免太大了。
    风雷动,旌旗奋。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
    五洋捉鳖”,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统统都是纸老虎。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横扫千军如卷席
    切牛鬼蛇神统统要被吞没
    注释
    ①②《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七
    页
    ③④《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三九年八月再版,第二五、二二页。
    ⑤《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第一二六页。
    ⑥《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一九四七年十月第四版,第七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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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追怀冯玉祥将军》。见《时代批评》第五卷第一○七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⑧本文所引翦伯赞在他湖南家乡的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均见史卫东等同志的调査报告(载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湖南日报》)
    ⑨《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⑩0《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页
    ①①①③《拥护大放大鸣,反对乱放乱鸣》。《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九
    ①②《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二月新一版,第一○页
    ①④①⑤①⑦①⑧《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①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①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②⑩《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二页。
    ②①②②②③②⑤《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五一、四○一、四○八
    九五、三九六、三九八页。
    ②④《内蒙访古》,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三○页
    ②⑥见呼和浩特市王昭君墓碑。
    ②⑦②⑧《内蒙访古》,第一二、二六页。
    ②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页。
    ③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五页
    ③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三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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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时的讲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六六年的问题(与六五年的)不一样。
    六六年毕业生的共同要求是早日分配工作,最好在春节前分配完。过去的分配表定了,有的单位接受了,现在看来那个表过时了,不适合现在的要求了。革命发展了。深度、广度正在加强,现在已经影响到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中心城市,已到农村。工厂的十条和农村的十条发表后,已整个铺开。革命运动这样大发展,势必影响经济布局和制度,今后会慢慢看岀苗头。原来分配的单位不一定合适,整个经济布局有些发生变化,根据现在的情况应该作些变化
    另外,理科、文科、师范有些单位更不会要那么多了,这些同学不可能都到大城市了,有的可能要到中小城市,到农村去了,要重新分配。所以,必须重新考虑分配方案,如果勉强派了去,没有工作做不好。因此,要给我们两个月的考虑时间。革命正在发展,新的高潮就要到来,工厂、农村
    有的学校强调特
    殊情况,要尽快分配。不能一个、两个学校地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计划的,要按计划办事……。
    十二月、一月、二月还要留在本单位搞,少数人可以到附近去串联,春节后将分配方案重新公布。到那时候可采取两种态度,愿意接受分配的就到新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新单位不急需,本人也愿意留在本校搞文化大革命,可以报到后再回校参加,明年暑假,再到新岗位上去。
    如那个工作岗位确实需要,需要新生力量,本人又愿意去,那就到新岗位上去,这是符合抓革命促生产的。
    五年的已毕业一年多了,岗位上又急需他,本人又愿留在本单位搞的,就可以转正。当然六六年的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一年嘛!
    还有教育制度,期考、入学考试、毕业鉴定等,统统让文教张孟旭同志于廿日、廿四日和你们开座谈会谈谈,听取你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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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与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座谈纪要
    〖周总理点了代表们的名,询问了代表们的工作单位、籍贯等以后,周总理很仔细地听了代表们的意见和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总理:今天到会的有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你们要求回到母校参加斗批改,进行全国革命大串联,还有一部分是应届毕业生代表,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快些分配工作,你们这两种意见的代表今天一起来开会,这是巧合,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赞成你们在一起谈谈,我们是来协商的,是平等的,我们同修正主义国家不一样。
    六五年同学说:我们的三项要求,陶铸已经同意了
    总理:这个我知道,我号召你们先破自己,先从自己身上搞革命。比如谈到关于转正不转正,工资和级别的问题,你们六五年毕业实习生和六六年毕业生合起来先革掉这个工资的命。你们平均年龄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你们负担较少,经验少,改革起来容易。
    对六五年毕业生我先给你们提几个问题,树立个对立面。我提三种情况,你们看有没有?
    1、本单位文化大革命很需要你们,你们年青,有闯劲,你们刚毕业,是批新生力量,有些人确实离不开,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2、因为有固定、具体的生产任务,不能离开,离开就会影响生产。
    3、你们六五年毕业生中,有由于经济负担重和工作已经固定等原因,白己还不愿离开原单位。
    同学回答说:我们认为这三种情况都有,我们毕业生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认真地考虑过了,认为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但与陶铸十二月七日谈话的精神不矛盾
    六六年应届毕业生说:我们绝不同意六五年毕业实习生离开工作岗位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
    总理:我不是有意识地把你们安排在一个会上,但是我不完全同意六六年应届毕业生同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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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年同学读主席语录第一八六页中间一段“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总理:我就是同意这个意见,我对你们六五年毕业实习生离开工作岗位的问题也要从各方面看。
    同学们:陶铸不是在七日和我们代表谈了吗?
    陶铸:我讲了,我又调査了一下,情况不够了解,全国性的情况不同,谈错了可以改,讲得不适当,可以改正错误。现在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各工作单位的电报象雪片似地飞来,我要负责的。
    总理问:全国已经有多少地方响应了你们的号召?
    同学:除台湾没有解放外,现在各省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
    总理:噢!这么多呀!中央原则上同意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的要求,但是不能凡是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就可以出来作为前提,如果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那是不民主的,必须取消没转正这个前提。再举几个例外,你们绝大多数没转正,这是中央下达文件指示的,这回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他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的话,给予他串联的机会,若不串联,愿意留下的,则可以适当地给以转正。
    同学:我们全国六五年实习生的情况不同,有搞四清的,有安排工作的,有最近安排工作的,有劳动锻炼的。
    总理:如果工作很需要你们,而真离不开工作岗位怎么办?
    同学:我们考虑过了,如真不能出来的,我们会照顾到工作的需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暂时不出来或不出来。
    总理:如本单位需要他工作(工作需要他),要他干革命,应留在单位工作,不能离开岗位;如果单位人多,能够走的可以出来。你们刚毕业的,有朝气,年青一代,新生力量。你要知道,某些单位也需要新生力量,不能全部出来。没有具体分配工作(包括四清工作队员),出来对工作不影响以及已经分配工作的,如可以离开的,还是可以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大串联。这要在自愿的原则下,尊重自愿,互相协商
    陶铸:(看着稿子说)关于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回母校参加斗批改和革命大串联的问题,谈三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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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没有分配具体工作或分配具体工作可以离
    开岗位者,妥善安排不影响生产者,在自愿原则下,可以返校参加斗批改和进行革命大串联。
    2、参加城乡四清工作的实习生尽可能参加全国革命大串联及回校参加斗批改。但是原单位工作需要,本人又愿意留原单位工作者,就不要离开工作岗位
    担任重要工作不易离开,特别是尖端工程,离开就会影响生产的就不要
    离开
    总理:工作需要我们,要服从工作需要,如果能够走,确实不影响工作,还是要他们出来。生活要安排,因为你们是拿了工资去串联的。说不要工资了,这是偏激情绪,是脱离群众实际的,不能这样号召。革命需要留下就留下,要安心留下(去则安心,留者安心)。现在基本上分为:工作需要,不十分需要,愿意出去的,不愿出去的,转正的。如我们总结经验就不再犯错误了。分期分配要考虑,因牵动面太大。
    六六年应届毕业生说:(指他们迫切要求分配工作)六五年毕业生的要求是违背最高指示的,违背抓革命、促生产的,是脱离工农兵群众,与当前革命形势不相符合的。(宣读了北京化工学院“抓革命、促生产”战斗兵团制造的观点)
    总理:不要扣这么大的帽子,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同学们:(争论)
    同学:我们代表见到首长,可是全体同学没见到,我们请总理、首长接见我们全体同学。(同时递上同学托代表带来的请柬和信)
    总理:我答应见全体同学,但今天不行(廿三日),你们不就是两三万人嘛同学:中央文件快些下来,同学等得很着急。总理:要尽快下来,但总得有个过程。
    同学:外省、市来两万多人,市委不接待,我们认为市委应该接待我们。(陶铸开了个批条)
    总理:总部有多少人?(十三人)太多了吧!留下几个就行啦!(总理和陶铸一再说)全国各地的同学不要再来北京了。你们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你们应该做好这项工作,都来北京,国家的负担就不得了啦!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太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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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同志接见了赵秀山等二十三位同志,并且作了重要讲话下面是陶铸讲话的要点。
    今天主要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是否没有畅所欲言,但现在快一点多了我来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十月六日我曾答应到你们那里去讲次话,到现在还没有去,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对何伟同志还要观察,寄予希望,希望何伟同志能够站起来,如果能够站起来支持你们,这不是更好吗?但现在使我很失望,我曾经希望何伟同志能站起来,但他硬不站起,怎么办?现在不能动摇,我来代表中宣部和文办讲一次话,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态度。张平化同志不是去讲过一次吗?但这次与上一次不同了,现在情况变了,需要把教育的盖子完仝揭开,那一次没有完全揭开盖子,也就是说,没有揭开何伟同志的问题。我同意你们说的意见,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是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赵秀山、肖克杰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教育部的问题到底从那里着手?总不能说批判赵秀山、肖克杰同志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刘凯风同志你考虑过没有?教育部的问题究竟从那里着手解决(当时刘未表示什么意见),段洛夫同志你考虑过没有?(段:应该从解决何伟问题开始)现在已经肯定何伟同志是不能领导教育部文化大革命运动了。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蒋南翔等黑帮,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搞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司令部没有搞好嘛!现在搞得群众那么对立,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开会说明这个道理,要再一次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再一次帮助他们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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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第三、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査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査,迟不审査,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査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第四、我看有些问题双方面有不同观点,应通过辨认来解决,不应该拒绝辨认。有些同志拒绝辨认,这是不对的。难道自己是认为掌握真理的,还怕辫论吗?千万不要在下边搞冲突,我们要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要搞大辩论、大民主。当然,大民主是革命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对敌人就没有什么大民主,而是对他们专政。在人民内部意见不一致,应该辩论,不要怕辩论,不要逃避,真理越辫越明嘛
    第五、关于平反问题。要中央规定彻底搞、认真搞。已经按规定处理好黑材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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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昕、王宏志、何新露、叶桂萱、徐秋英五同志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为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请们原谅。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査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去占领这个阵地。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同志给陶铸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辫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日
    卫生部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黄树则接见山东省卫生系统赴京部分同志时的讲话黄树则,卫生部副部长。首先由山东赴京同志汇报所了解的山东省卫生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况;并要求黄树则同志传达陶铸同志对医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的口头指示;要求解释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医院文化大革命报告的精神;请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文化大革命的布署等问题。
    黄树则同志说: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好,都说明了:(1)不管哪一个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2)当前必须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要彻底批判、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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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河南)医学院赴京革命师生和山东来的同志以及正在北京其它院校的革命师生,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医院的文化革命问题,特别是附属医院的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对林士笑谈话的批判,(指河南医学院赴京部分革命师生十二月一日主持的揭发批判“老爷卫生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对卫生部医政司司长林士笑十一月廿一日谈话的批判),和部里起草的(卫党字133号文的批判)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教育和促进作用。这次医学院的革命师生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检査,我们要深入检査。今后,医院,特别是附属医院到底如何搞法需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谈谈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
    中央批转的华东局报告,各地理解不一样,卫生部对这个指示也讨论过。
    河南医学院的革命师生来后,我们又当面请示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指示:不是文化大革命停下来搞四清,完全不是。请示陶铸同志后更加明确文化大革命不能停,这是肯定的
    事实上,从最近各地革命师生开的座谈会也说明了医院、教学医院都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问题很多,需要去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垮,医院也不能例外,必须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过去有的同志提出按四清布署进行就不斗批改了。不是的,一定要搞斗批改。关于按四清布署进行,具体已向中央汇报,陶铸同志指示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证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不能停下来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四清布署只是说在运动中不能影响医疗,还要把医疗质量提高,不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下。
    、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医院有其共同的特点,有医疗任务需要去搞,陶铸同志指示文化革命在业余时间进行。但又因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有教学任务,不但医疗制度要改革,教学制度也要改革,所以必须和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结合着搞,和医学院是分不开的,革命师生要一起搞
    至于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根本的还是充分发动群众,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大家很好地安排,是能搞好的。至于运动初期和运动中没有经验,安排不当,出现的缺点是难免的,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发动群众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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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的。陶铸同志指示,医院和学校一样,要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有一点,不能影响医疗。关于串联问题,陶铸同志指示,要利用业余时间,例如星期天。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医院同志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安排到外地串联,这个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作为参考
    、医院的革命组织问题。九月份提岀的红卫兵等组织(指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撤销或保留一个时期,不再发展,其它组织等中央指示
    按四清部署问题。陶铸同志指示,还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这样就不能促进生产,医院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同的(指和学校不同的)只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医疗任务要保证完成,要提高医疗质量。四清部署不是停下来搞四清,只是方法不同。(问:方法不同在哪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四大”还要进行,不影响医疗时间仍可大辩论,无论医院或机关,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是没有问题的。医学院当然包括附属医院的文化大革命,要革命师生一起搞。最近各地对医院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希望有几条具体指示,河南医学院赴京革命师生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已送交中央,我在电话上问了一下,中央还没有研究。这些建议可作为参考
    (问:那就按十六条办事?)
    那当然应按十六条办事。(问:科研单位怎样进行?)生产抓主要的,不能放,具体安排由群众讨论嘛!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在完成科研计划以外的时间搞运动。(问:工厂十二条说工人可以成立革命组织,医院呢?)中央指示提到过红卫兵等组织,总理十一月廿九日讲话中谈到了八个问题,提到成立仝全国性组织条件还不成熟。(问:单位里可以成立战斗组吗?)中央指示提到过红卫兵等组织,这个“等”字到底包括哪些还不明确,你们去研究吧!中央没有提出不同意成立什么组织,只是提出红卫兵等。红卫兵可保留一个阶段,不再发展。(问成立联络站不可以吗?)那当然是可以的,现在北京也有嘛。(问:医学院同学到所属医院搞文化大革命这算不算串联?)医学院学生到所属教学医院去,这不是串联。(问:请具体解释一下,什么叫四清部署?是否派工作队?)不派工作队,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在业余时间进行,问题主要在于影响不影响生产。当然具体安排不是一点伸缩性也没有,已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能停;没有进行的,可按四清部署分批分期进行。但所属医院、教学医院怎能分期分批进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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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医学院结合着搞。河南想停,我们已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能停。(同学们要求黄副部长也打电话到山东)那可以,你们可以回去传达,(医疗修配厂等同志问:我们有的同志是造反来的,算不算串联?是不是革命行动?)这不算串联,反映情况嘛,是革命行动。(黄副部长临走时,医疗机械厂丁克让同志问黄副部长:我们想组织一支长征巡回检修队是否可以?)可以嘛,为人民服务嘛,面向农村这是党的政策,为什么不可以呢?(又问:卫生厅不同意怎么办?)你们斗争嘛!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一)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从五月中旬全国开始动员以来,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六月一号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得很!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了评论的,以后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蓬蓬勃勃的运动压下去了。一直到毛主席回来,开了十一中全会,批判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运动又开展起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在这以后,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了
    七个月的特点是有反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运动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是以学校为中心,以学生为先锋,通过革命大串联,向全国发展的。毛主席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师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晶主席帮助下,得到了很大发展。资产阶级和保守的都目瞪可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条新闻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是自己起来闹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冲击,把他们打倒消灭。但是运动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够。工厂、农村,各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群众起来以后突破了这个界限,运动进入了工厂、农村、企业、科研等所有单位,更广阔的,以席卷全国之势,向各方面伸展,好的很!过去,消火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上改变了所有制,接管了工厂、农村,由地主私有制经过土改变为农民所有制,然后又变为集体所有,58年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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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领域内,要着重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所有制的剥削阶级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革命。
    (此处有几句没有记清)既然如此,学校里有资本主义的东
    西,工厂、农村、机关里都有,所有部门都存在的呀!不是不存在的呀!既然存在又是反动的、又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为什么不把它扌倒?不在各方面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这些东西搞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空话。有阶级存在,有三大差别存在,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它存在还会发展的,会叫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列宁的故乡,苏联建国49年了,现在变过去了苏联事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过去了。尽管形式上有共产党,有苏维埃代表会……我们十七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如果现在不更加地武装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象苏联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十多年,就带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不坚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产生资本主义的东西,难道我们国家不会变化?所以文化革命不光是文化界的事,是全社会的。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因素,这包括我们每个人脑子里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所以说,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七个月的运动,五十天的反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讲的,比巴黎公社不知伟大多少。现在全世界三十亿人口,多数还受压迫,没有得到解放,只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得到了解放。如果我们能巩固下来,并且前进,就是对全世界的巨大鼓舞全世界仰望北京,仰望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搞好了,全世界的前途有希望。如果中国革命搞不好,对全人类的希望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然,毛泽东思想是灵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是如果受挫折,世界革命进程就要推迟。这取决于我们,走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假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消灭掉。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迈进的保证。从世界革命讲,意义巨大。胜利了,对全世界是巨大鼓舞。现在不仅在学校、文化机关开展了蓬蓬勃勃的规模巨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进入了各方面。工厂,上亿人口的工人和家属,农民五亿多。这不是一般的破四旧的问题了。工厂搞了十条,运动推向了工厂、农村各方面,要把文化革命彻底搞好,就是把资本主义东西彻底搞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揪出来。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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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彻底达到。七个月来,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走向社会主义使运动向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农村、工厂,进入到各机关、各领域。
    看来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进行这场斗争不是没有阻力,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一切都不怕,什么阻力,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斗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客观存在的,有阶级斗争,没有别的出路,就要斗。现在斗争起来了,形势好的很!可以通过文化革命进一步解决,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反对,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坚决拥护。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阶级问题!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采取什么态度?我国成立十七年了,更早点,一建党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的人民、干部是有社会主义要求的是有社会主义决心的。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这不等于没有问题。
    (由此开始,陶铸同志提高了声调,很严肃地说)
    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拥护中央文革!……)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热烈鼓掌)当然,我们相信这一小撮反革命的行为和言论,很快会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的,会被压下去的(鼓掌)。我想,我们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样尖锐的过程中进行的。每前进一步资产阶级和资木主义逆流就会出来抵制,破坏我们的革命,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愿意被打倒,顽固得很!他就要出来踢开中央文革。所以文化革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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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新阶段,要夺取新的胜利,发展到农村、工厂,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鼓掌,呼口号)《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讲得很清楚了,要好好研究。这是对当前运动指导意义很强的文件
    (二)要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要拥护革命路线,要批判反动路线。但这里有真有假,多数真,少数假。他不是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真批判反动路线。有些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去打击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是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正确的嘛!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鼓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看行动!(鼓掌,呼口号)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拥护毛主席,要站在革命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嘛!这才是真的拥扩毛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光是口头讲,那就是同学念的:“口头革命派”。有的是假革命,扛着红旗反红旗,现在就是以革命行动证明是不是真执行革命路线,还是破坏革命路线。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阶级斗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你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产生的因素,不发动群众冲击反而维护它,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个试金石,到底是金子还是黄铜,只要拿这个一划就知道了。不管你口里讲怎么样,行动上是假的。要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破不立嘛!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说: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那么你反对这条路线,而且以此为目标,不是反动路线是什么!这样,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不到消灭,你保扩它嘛!你维护它嘛!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贯彻不了的。本单位本地区还执行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推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一个时候,很不够,要花大力量批判。前市委彭真影响很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黑帮,对文化革命是不利的,批了黑帮,更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揭露了,批判了,在工作会议上也揭露了,批判了,但是,在各地区,批判得很差,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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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六、七月的五十天内。我们却受到影响不同程度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两个人为代表,提出了这条路线,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要负责的。他们已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问题很严重了。他们提出这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只要不搞阴谋活动,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他们的流毒很广,主要责任由他们负,因为他们甚至假借中央名义毒害全国。五十天主要责任由他们负,但是刘、邓的思想,我想,不少人都有,当然,这不是说,要人人过关。刘、邓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就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意无意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维护资产阶级。到了文化革命的五十天,就明朗化了。他们不是无阶级革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革命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国民党,打倒地主是可以的,到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就怕惧,怕触痛。你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先烈流了那么多血干什么呢?要实现社会主义么!如果取得政权以后,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革命就是多余的,等于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共产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自己作官当老爷,不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怎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执行刘、邓路线的是少数,主要是领导,省市委,部党委。刘、邓思想是相当广泛的,他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执行刘、邓路线即使不自觉,但也合你自己的口味吧!要挖的,不这样挖,批判刘、邓路线不彻底。林彪同志指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大的批判运动,大的审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刘、邓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党员、团员,都要在群众运动中受到批判、审査,看你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看你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搞社会主义,是坚决推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行呢?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胜利;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更好的工作么!群众起来了,炮轰司令部,火烧这个地方,火烧那个地方,街上大字报很多。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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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我的大字报可以贴,可以审査,可以批判。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鼓掌)我讲基本上,鼓掌就鼓三个字(有人插话:取消“基木”好不好?)我不同意,要经过考验、批判、审査。(鼓掌)要经过审査的,这不过分,党交给我们这个大的责任,不考验不行。过去考验得不够。在民主革命阶段是经过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考验就不同,现在就要看这次运动。如果经过了审査,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这一关没有好好过,十几年了,要触及灵魂!尽管大字报说得不那么好听,看了不舒服,就是要你不舒服才能触及灵魂么!我们干部要自觉。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革命先烈流了多少血,把政权交给我们。现在,一定要巩固好。(此处记录不清)有的人,大道理通了,具体问题又不通了,批判人家通批判自己不通。这不是真通,真通要批判自己。我们要搞共产主乂,要搞掉剥削阶级思想,迟搞不如早搞,共产党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么!我们大家要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要以为
    十七年了,有进步,但是有很多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影响我们。所以,现在重新审查我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很有必要。要衷心拥护这个批判、审查,这个革命搞好了,革命彻底胜利了,就得到全世界。如果不搞,说不定那一天晚上变颜色,掉脑袋。当然,如果你知道那一天变,准是参加阴谋,当了修正主义黑帮。如果到那个时候掉脑袋,为什么不在现在把文化革命搞好呢?具体问题是不好受,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从全党全国、从人民利益出发么。自己有错误,炮轰、火烧、批判、斗争都不要有抵触情绪,思想真正通了,拥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真想通了这一关当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讲一个小故事:广东省有个粵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101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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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如果像以前那样,生活那么好,从这个洋房到那个洋房,美帝国主义来了,能上山打游击吗?美帝国主义给她2400元她干不干?所以革命要经过考验才能做至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经过考验是做不到的。这次文化革命保证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林彪同志说:要破私立公,一心为公。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个人私心观念,心为公!只要在这个高度上考虑白己,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得通。革命师生说得好,我们炮轰你,因为你不是真的革命左派,要把你轰成左派,这很好么!
    (三)卫生部的问题(摘要)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査,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背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査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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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
    个人不犯错
    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査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
    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
    的
    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四)两个具体问题
    、医院的运动怎么搞?(从略)2、关于开全国性会议的问题。(从略)
    外事系统
    外交部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外岀要带语录带毛选,由苏联开来的火车也要求人家带语录带毛选,去给每个人发语录,这样不好,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外国人现在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我们要慢慢来,搞他个二十年三十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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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全世界,但不要强迫人家接受,将来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在全世界普遍起来。
    中央肯定是要文斗,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挂牌子戴高帽子,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力量,为什么要压他们呢?用武斗压人家是软弱的表现,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反正这些人跑不了,跑到月球上也把他们从月球上揪回来。过去我们也搞过这种事,我也打过人,给地主土豪戴高帽子毛主席说,这样不好,农民要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今天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他斗倒,用不着武斗。北京取得成绩很大经验丰富,把经验传岀去,不能把打人的经验也传出去,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人更反感,这只能表明你没有力量,没有办法。最近参加越南国庆招待会接见了越南副总理,谈判很成功,他们表示要坚决打到底,战争结束以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伟大的风暴,多扫了一些也不怕(这个时间还讲这话,不符合十六条,林彪同志讲,要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要在运动中纠正。
    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戴高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可以给我戴高帽子,我成天戴着帽子,高帽子无非是高一些罢了。为了坚持真理头可断,血可流,你们只想打胜仗,但也没想想打了败仗怎么办?有人说我是大鬼,但我还要到群众中去,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无非给我戴高帽子,把我劳改打死。但是我还是要讲政策,毛主席就是敢讲,敢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打入冷宫,如有人说对陈独秀路线是对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有人说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就说是错的
    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惶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当群众起来要把莫斯科城外的个教堂烧掉,为了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列宁还是批准了,我年青时期有过偏激烧过两座城市,有的人连家都没来得及搬,这样做是错误的,为这个问题,毛主席还批评过我。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不要怕群众,有人怕整到自己头上,写大字报、调子唱得特别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心理,这是一种投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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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抄家没收一定要有一定的手续,有的红卫兵
    三两两的去不好,容易被敌人钻空子,损害国家财产,如果有人戴红袖章随便跑到人家家里去抄怎么办?抄家一定要与派出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支持。
    黑五类)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的把煕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人说我替黑五类辩护,我不是这个意思,弄不好,他们还要搞反革命暴动,因为他们没有出路了嘛!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你们抄家我很担心,你们又没有什么武器,他要拿刀砍了你怎么办?我要去的话,先派个侦察,把情况搞清楚,带着警卫我才去,有人说我的生命怎么那么值钱,我的生命就是比黑帮值钱。我们不能随便去抄人家的家,不能搞成台湾
    无论如何不能排外,不能搞成我们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没有变,还有用,还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巴基斯坦,……来了
    毛主席还是接见他们。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岀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我这个表是瑞士的,红卫兵要砸也可以,我同意,但是你得给我一块表,要不然,我就没有表使了。有些人专门爱洋货,对这种人你整整他,我也不反对。现在我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很多,这也是洋货(在外国人眼中)。再过几十年中国一定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人民币一定代替美元对中日联欢问题,有人讲他们来的时候都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不要他们来要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想法太幼稚,可笑天真,叫他们来嘛,参观我们的建设,过去他们来看长城、故宫,今后要改变这种作法,有的红卫兵跟中央首先谈判,中日联欢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说对不对?最后谈判,还是把他们说服了。今年还要搞中日联欢,通过这件事说明群众是讲道理的,不要怕群众
    每个人都睡不着觉,反正我睡不舒服,你们每天去抄家造反也睡不舒服。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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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要及时纠正,对于地主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但他们的问题可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运动还要加强。
    红卫兵的组织统一问题,要用主席思想来慢慢解决,帝国主义打来时,你们还要团结在一起,有人总想找中央领导人,他们工作很忙,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不要有点分歧,就想找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现在到北京来的据统计,已有五十万了,人很多,我是搞外交的,也不得不搞内交了,搞内交比搞外交难。
    毛主席说:工作队要保护,不能说工作队全是坏的,坏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工作队检査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也不要再回去了。对工作队要一分为不要揪着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队是老渔霸,革委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种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但对大字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大字报比外交部的框框少。
    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运动,我怎么能一手遮天,罢官和停职反省不要搞得太多,有的说中层组织都烂了,中央还怎么存在呢?对我们党的一些问题不要悲观,揭发要揭政治问题,不要揭生活,男女关系问题,我过去也爱抠别人的脾气和态度,也因为这个犯过错误
    对外文委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陈毅在斗争张彦的大会上的讲话各位同志
    点钟我们要跟越南代表团谈判,我要参加谈判,那边不好请假,不参加
    到底了。我跟陶铸同志商量,他可以把今天上午的会参加到底。你们这个会开了好几次了,我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对外文委是由外办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间逐步地揭露,很深的揭露,了解了问题的实质,对我们来说是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过去不了解情况,张致祥对我们不了解情况,李昌对我们不了解情况,张彦在这里搞工作组,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听了他的话,上了他的当。我要向你们彻底检讨,要做交待。张彦工作组,我负了责任的,工作这样搞下去是搞不好的,听他讲的话是靠不住的,根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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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话来办事,非犯错误不可。我已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向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做了交待。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使我们每个人走向毛主席的调査硏究,不偏听偏信,比较客观地处理问题。(我)要向同志们表示个态度,对你们要斗倒、斗垮、斗臭谈话,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鼓掌)。
    张彦这个问题,是他一个人的个人现象。他姓张名彦,他有他个人的出身他参加了共产党以后搞了这么多年,有他个人的全部历史,在这次斗争中间,在对外文委五十多天,他来打“反革命政变”,宣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他搞的是反革命。我们听了反革命的话,犯了听反革命的话的错误,我一点不含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和全体革命同志站在一起,要把这个革命干到底,绝不能包庇他。希望你们文委的革命同志,第二外国语学院全体师生和外事九大口的同志门,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审査,对我做出结论,你们可以向中央做出这样的建议那样的建议,你们可以到外办、到外交部去贴大字报,我完全欢迎。我们同志们要平心静气地来好好地想想,到处是沸腾的革命精神。到处是革命热情,要保护沸腾的情绪,热爱革命,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这是高度的革命热情
    同志们,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划框框,也框不住,我没有这个意思。革命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结合,始终是毛主席的一个教导。张彦的错误既是个人的现象,又是社会现象。他岀身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极浓厚。在革命队伍中混了几十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文化大革命就暴露出来,现在感谢文化大革命,感谢他在对外文委犯这个大错误,彻底揭露了他的面目,使我们看清了张彦的面目;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不会暴露。不暴露,我们就不会认识他,还相信他。把很多工作交给他做。你们对外文委、第二外语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的同志,你们怎么看,我不能代表你们。我是向你们坦白地讲我的心情。讲我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首先是讲我自己,我愿意以张彦做一个反面教员,我的身上,我的脑子里是不是有他的情况,有,就要改;没有就要警惕。我想,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有个人杂念,个人野心,他有阴谋,想投靠彭真,想向上爬,杋会一到就想露一手,他实际上是想拉陈伯达同志下马,他想制造我和陈伯达同志之间的分裂,他打成这二十九个“反革命分子”的企图就在这里(鼓掌)。你们不要担心,我和陈伯达同志我们是不会分裂的,一发生这个事我就和陈伯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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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讲了,陈伯达也和我讲了,陈伯达同志马列主义水平比我高,他说张彦这个人很值得注意,行动非常反常态。我说是值得注意,我接受了你这个意见。多少年来,我还是相信他,他还做了许多工作,过一段时间看。张彦也向我讲,他说陈伯达同志来看了大字报,他要去陈伯达同志那里去检讨,我说你不要去了,你光检讨千什么呢?陈伯达同志来看了大字报,他接见了群众是完全对的。我没有要他去。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大家可以揭露。张彦你也可以揭露,你也可以揭露我我不怕,我有错误会承认的。在大革命中洗澡,为什么怕洗澡呢?张彦的问题我从他那里取得了教训,从中学习,吸取反面教训。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好好地审査,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査,也用毛泽东思想来很好地审査自己,这样我们可以获得益处,是莫大的教育,毛主席讲这是废物利用。这次他两夫妇到彭真家去拜年。中苏谈判他和彭真关系很密切,很多人证明杨纯从北京医学院调到对外文委当副主任是经过彭真的关系,不是经过周总理,不是经过我,是经过彭真,是经过中央组织机关调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张彦同志,张彦不是同志,叫同志叫错了!我们希望张彦在这里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要彻底更多地揭露,有利于我们揭露彭真,你还可以立功。你在这里有任何隐瞒,对你不利,这个事我是不知道的。六月三十日以后,七月三日我回来(才知道),他宣布镇压对外文委“反革命政变”,廿九个人的问题,我才大吃惊……(听不清了)张彦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到我家里来拜年?不到周总理那里去拜年昵?我这个官比彭真小一点,你为什么不去呢?在这一点上我讲点意见:要彻底揭露在共产党里不讲原则,那个官大就哀祷,趋炎附势,想向上爬,假公济私,这是品质恶劣的,不够一个共产党员资格,张彥你要彻底挖这一方面……(听不清)搞这一套没有不失败的。瞒不过群众,瞒不过党中央,瞒不过毛主席。
    有一些讲过了头的,有一些很愤慨的,有讲外交部的,有讲我的,有那么些东西。我第一次来时听见有同志讲对我有怀疑。张彦你在这里,我们三朝对面(案),我们要讲老实话,不能说你今天犯了错误,把你打成死老虎,不采取这个态度。但我说这个事不要去追,不要去查,让人家去贴,不要去定性质,不要搞逼、供、信。有人要贴这样的标语让他去贴,有人贴标语老反对他,你也不要去阻止他,他要这个权。但要这样贴,有人说你这样贴不对,也不要阻止、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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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他们贴,大民主有这个权利,不要去阻止,也不要有组织的把它打掉。要到运动末期,要搞半年嘛,在运动中间,(有些问题)群众自己会纠正,提得不对自己会收回,那就要组织大辩论。有人说外交部有“鬼”,有个“大鬼”。“大鬼”就是陈毅,应该揪岀来,我说不用去揪,我是随请随到。我派张彦工作组,张彦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中央要给我什么处分,广大群众要给我什么处分,我没有话说,工作组是我派的,他犯了大错误我怎么能推卸责任呢?你说他搞廿九个骨干分子,说对外文委是“反革命事件”,是我指使的?我没有指使,是我预谋的?我没有预谋。如果他事先向我请示,我不能同意他这样做。七月三日一回来我知道这个事,同意请康生和陶铸同志来调査,取得一致就把工作组撤退,我完全没有抵触,没有袒护张彦的意见,工作组是我派的,后又撤回去,这与我的面子,没有什么关系。派错了,这次中央决定工作组全部撤退,外事口工作组也撤走了,我们在中央全会上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派工作组打击了运动。这是政治错误,做了检讨。是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我们说第二个问题,是打二十九个人为“反革命分子”证明了这廿九个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结论要倒过来做。不是反革命政变,是革命事件。不张彦的心,不顺张彦向上爬的心,他就打。问题这样简单,确实他要找材料对五人小组来看大字报他非常怀恨在心,他想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功,想在陈伯达和我之间制造分裂。想这样整五人小组以为我可以回来,就可以批准,这个他完全估计错了。
    第三,是不是因为他和黑帮关系很密切。他想用这个干涉。使运动有利于黑帮。不打李昌,把运动引入歧途。我看应该做这个估计,他的目的就在这里。在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出来以后,我们反复研究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做出这个结论了。
    张彦,你自己是不是重新作人,是不是愿意把自己肚子里头脑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也不能代替你来检查。我又不知道你究竞怎么样政治估计就是这三大问题
    过去你搞四清,和江苏省的关系很坏,你是错误的。过去你和饶漱石的关系,你要交代你就是钻到党内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爬,趋炎附势,那一个当权就拍哪一个的马屁,我讲这个话,我是向你挑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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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揭露我很多,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就不替我讲一句话,你可以揭露我,你可以贴我几张大字报嘛!我这一次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洗一个澡,我不愿意罢官下放劳动,我还是要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革命到底(鼓掌)。
    这里有个同志递个条子,说廿九个人能不能说都是革命的呢?其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话容易不全面,就是他在反对张彦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他受了害,这一点上他们是革命的。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包下来,我怎么敢包,这廿九个人我有的认识,有的我认都不认识,只就这件事,他受张彦打击这件事他不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同志又递了条子,说陶铸同志那天讲话只支持陈伯达和陈毅的讲话,没有支持康生讲话,这是不对的。陶铸同志这样讲,他支持他个人的讲话,是不是?(陶铸同志回答说:“对”)。我诚恳地对待我们的同志讲,对别人的讲话要全面地理解,本来我们四个人到对外文委来宣布这个命令,为什么我们四个人不一致(下面群众喊:是张彦讲的。)有一个同志说是张彦说的,还有一个同志说他的印象中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条子在我这里。我们的同志这样提问题也可以提,康生、陈伯达、陶铸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在反对彭、罗陆、杨时,我们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共产党员中有意见分歧有什么了不起?特别象我这样一个人,没有那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怎么能和他们完仝一致呢?我这个人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有他们做的工作和我做的工作不同,我是搞外交的,他们不是搞外交的,他们几个同志是搞理论工作的,我又不是搞理论的,在张彦同志(张彦这家伙不是同志),他利用这个做文章,这是不许可的(鼓掌)。我们对张彦这个人,他个人的事,他个人的账,他自己交待。党内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不是一个,不过一个,岂止一个张彦呢?象他这样的人是一标兵,是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希望,我希望我自己不犯他那样的错误,不犯张彦那样的错误,我们把外交部外办放在广大群众广大师生的监督之下。你们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高度的革命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来监督,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要取得党的帮助,群众的帮助,自己要警惕。向上爬啊,搞阴谋啊,打击报复啊,买卖好啊,做一个买好的工具啊,这是个社会现象。我们所看到的象张彦这种人还有,我们要彻底揭露,张彦我们宣布前几天,前一个礼拜,中央未批下来,是停职反省。我们(来决定是停职)反省。彻底揭露,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当然他们职务不能当了。有个同志递条子,张彦问题为什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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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不交出来?认为这里面有鬼。为什么交出来斗,又不宣布他停职反省?不开除党籍?是不是有人袒护他?恐怕不能这样想,没有什么人再要袒护他了。中央的意见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你们看过主席答复红卫兵那个信吗?不是讲过要团结那些犯过错误愿意改正的人吗?还是根据这个指示,不是袒护他。你们对外文委的主任、副主任、对外文委的各级干部、外办的副主任、外办的组长,是一个没有停职反省的权利。如果我个人有停职的权,我一个晚上可以罢几个人的官。那就要犯大错误,现在不要忙,有的是时间,太性急了不好,张彦他彻底检讨,彻底交待重新作人,他还是有希望的。现在群众愤慨的情况下,我来讲这个是不适宜的,不适时务的;但我还是要讲。你们不要怀疑,没有包庇那个的意思。还是要毛主席,按我们伟大领袖领导革命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给犯错误的人以机会。毛主席要团结七亿人口,还要团结七亿人以外的几十亿人口,才能把革命搞好。原则性要强,旗帜要鲜明,态度要灵活,要站得高,看得远,照顾全局,给犯错误的人以机会改正错误。
    另外第二外语学院的同学写了好多条子,要把张彦揪回“二外”去斗。因为条子提得多,象过去打仗时的捷报如雪片飞来,简直应接不暇,你们的战术很厉害,搞得我们简直不能停下来思考。我们给你们一个回答。你们要张彦在对外文委检查初步告一段落,才能到你们那里去;我希望你们支持对外文委的同志。他在这里检讨完了,到你们那里去检讨不就容易了吗?你们现在有一千多同学来参加等于一次演习吆。至于你们二外院内部有一个对立,两部人意见不一致,至于先斗张彦还是先斗黑帮,这完仝靠你们二外院同学根据中央十六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过去没有讲过先斗张彦还是先斗院领导,没有讲过这些话。希望二外院同学不要利用我这句话那句话。这是不利于你们团结的,还是你们当家作主。今天你们二外院同学分成几派,这个现象不好,哪派顾大局;哪派站得高,看得远,哪一派能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哪一派就能获得大多数群众拥扩,能领导运动;哪一派就当前的事情揪住不放,争个输赢,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情的。这个话你们有的同学就不愿意听了,这个问题我们是有距离的。
    我老实讲,我这个人在共产党也中了……台上的廖承志同志,陶铸同志都知道。我也不当众来吹嘘自己。我这几十年我也是被人斗争得很厉害的一个;我也是斗人家很厉害的一个。我斗人家的火力比你们这个会场还猛得多。我什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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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的。我犯过这样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我也挨过斗的,你们说你们这廿九个人被斗得苦啊,我当年被斗争得比你们厉害得多。你们如果要我来搞一个控诉大会,我现在年纪老了,不愿意控诉了,我要控诉起来,七天七夜不要你吃饭,七天七夜把你捆起来,拳打脚踢,拿驳壳枪顶住你的胸膛,硬要你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把手捆起来吊在梁上。这些同志我们是最后达到一致了。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的下面指挥了,每次见了,他都跟我道歉。说你呀!那年我们对首长采取那样气度,我们政治落后我们有错误;我说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们对我的怀疑还是有根据的,最后弄清楚就算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以后,我们也忘记了这件事;他们也忘记了这件事情,现在很多同志牺牲了。每想到这些同志,我还感动得落泪,他们是很好的同志。我这个人是小人物,斗人家把人家斗死了,把人家打一顿,把人家打死了,这种罪恶我们也犯过,怎么没有呢?是不是我们被斗的同志不要死缠在被斗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着重在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你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你还击他,讲几句好话。就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前进。那些斗人的过去你们是受了张彦的蒙蔽斗了人家,这不能怪你们;被斗的同志也不要怪这些同志,他们拥护工作组,看不清楚;你们看工作组早就看得清楚吆。死扭住就没有办法,怎么解决呢?现在黑帮反而逍遥白在,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当了黑帮反而逍遥白在,什么事情也不干,是不是考虑这个意见
    你们今天这些年轻同志,廿多岁的,卅多岁的,以后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仝党的最高指示,仝世界也会推行,原来中国走过的弯路可能避免;但也可能不能避免,说不定你们还要参加斗争,去斗别人。你们也还要挨斗的。主要的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是上了很好的一课,取得教训,非常重要。那也值不得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时间那样宝贵,为什么花那样多的时间,斗上两个礼拜,斗他一个月,也只有那么多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斗、批、改。我迫切地要求对外文委的同志,对外文委的工作特别重要,怎样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斗了以后,怎样边斗边改这个很重要。因为国庆节还迎接二千六百多外宾,对外文委有好几百人,要你们把工作做好
    革委会我始终有一个意见,选举革委会,对外文委革委会有十几个人呢?(答廿五个),没有吸收廿九个人中的人,我个人始终感到不安;但我并不是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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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选举权,给你们划框框,强加于你们。我同罗贵波在选举之前在下面酝酿,廿九个人也有几个人也要选到革委会里面去,有利于商量事情,反映一部分人的情绪,这个不是买好,罗贵波说他传了,他到底传了多少,你们要揪住罗贵波,陈总给你讲了,你为什么不传?(下面群众喊:罗贵波是在选举以后传达的)我讲同志们听,我们思想解放,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他传达得好啊,传达得那么少,这并不重要,尤其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刚才征求革委会主席的意见,他说革委会要改选,我们希望改选时能多方面照顾,革委会也还是做了工作的。这里有几个条子,对革委会的某一个成员不满意,对革委会成员有的认为他不错,有的人不满意,这都是群众教育群众,群众解放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自己来解决对外文委很明显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绝大多数意见,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已经迟了半个多钟头,我非去不可了,谈判我得出席了,我讲到这里为止好不好?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第三,就是有几个问题,因为陈总不在,我没有和他商量,有一些同志要我答复,我不能答复,只能讲讲个人的意见。今天我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文革小组,也不代表党中央,我代表我个人,作为个人发言。因为对外文委我和康生同志等处理过这个问题嘛!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次会讲话我没有讲嘛,只是讲我拥护他们二人的讲话,我就走了嘛。我看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该普遍选举,也就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十六条决定了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那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仅现在根据文化革命的需要,而且要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搞文化革命就要靠广大的群众嘛比如学校,你不依靠革命师生,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当杈派斗垮呢?怎能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呀!怎么能够进行教学改革呀!你对外文委你不依靠广大干部吗?还有第二外语学校,还有很多单位,你不依靠多数群众,你怎么能把革命搞好呢?革命嘛,就是多数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嘛!因为它代表多数利益,多数要求嘛!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是最高智慧呢?最高经验呢?因为它是代表全国七亿人民里面最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的革命要求;代表全世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它是最高经验,是最高的智慧。没有群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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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共产党就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就不可能搞好,所以引导革命运动要群众自己起来行动。
    我们过去犯错误,派了工作组,实际上就是你把原有的领导改变了,另外又派来了一个新领导。现在看来,我们领导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艰苦,为既得利益而奋斗,总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过去领导是黑帮的,换掉了,就是不是黑帮,他也有很多顾虑,不敢放手,因为放手就怕触动自己的利益,怕影响自己既得的利益。当然我们现在在毛主席在领导下面不是什么高薪,也没有形成特权阶层。但是有些差别还是有的,而且现在还有扩大之势,特殊化现在还是有的。所以,不要群众起来,要把一个单位彻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要遭到很大阻力。群众起来了,好象一江大水,大江东去,谁也阻止不了,你要阻止,就有灭顶之势,就要把你淹死。你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这是不可能抗拒的革命潮流。那么,革命之后呢?这个革委会应该是监督领导的机关。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原来并不坏,慢慢地当官久了,脱离群众了,没有监督,他就不民主了,特殊化了,群众路线也没有了……岀现了那种国民党作风,慢慢就蜕变了
    所以这次,我们不但要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即要把我们所有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化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而且保证我们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因为文化革命结束而受到损害,而且继续发展,这是文化革命长期的形式。将来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要不领导文化革命也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
    现在,我们的党委会,我们各机关不是有党委会吗?党委会它是少数人领导的机构,它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是困难的,只有广大群众才有这个力量监督。过去我们的群众为什么不能监督呢?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没有给群众这个权力。现在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这次文化革命中有很大的权力,有很高的威信,而这个权力我们将来要继续给文化革命委员会,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领导做坏事,我们随时可以批评你,必要时可以罢免你,不是几年开一次批评大会。而且有革委会做监督机关,只要领导有错误,都可以开大会进行批评的。这样,领导好的就更好了,不好的也不敢那样做了。所以革委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就是这么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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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赞成普遍选举,无记名投票,投到谁就是谁。第一次选不好,就重选,经常可以换嘛!就是要多选不担负领导责任的,负领导责任的参加革委会多了,其他代表就少了。这一次宣传部正式成立了革委会,选举了三十到四十名委员,选举了常委,也选举了主任。选了我当主任,我讲这个不行,你们再改选。我说我已当上了部长,还选我干什么呢?我讲就是你们革委会来监督我们,你要我自己监督自己怎么可能呢?当然现在宣传部还没有改变喽!我最近要求他们开常委会选举主任。我不能当主任,我们副部长当副主任,这不能当,那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把党委书记变成主任,副书记变成副主任,党委会变成革委会,那还不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革委会里有一个工人同志,非党员,其他都是处长、部长、副部长,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准备改选。你们这个对外文委,我看可以考虑多吸收几个广大一般干部,负责领导同志尽量少参加些。当然还得选举罗!不能由我决定,但是我们表示一下态度嘛
    我今天来就是还上一次的债。前一次大会我没有讲话,也说了六、七句,说没有讲话那是不真实的罗!怎么没有讲话呢?也说了六、七句,因为对外文委我管过这个事情,处理对外文委的事情我是与×××负责的,今天开这个会讲几点意见,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外文出版局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今天是你们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大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周总理昨天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一万九千多人大会上的讲话,在这里作一次传达。总理这个讲话对外文出版局是适用的,基本上是适用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国务院的总理,是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重要助手。他的讲话,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来讲,来作一个传达。根据这个录音把它记下来,还没校正。同志们,要求一个条件,不能用大字报张贴在你们的机关呀、工厂呀。你们可以记,可以记要点,将来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得到总理同意之后,可以印发你们主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不在于词句,我把这个念完了以后,对外文局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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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如有时间,我个人有个表态,不表态是不对的,哪怕是表态表错了,犯了一次错误,表态犯错误比不表态好。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怕字当头,错了,以后证明了就改正,就承认错误。我今天不是念完了周总理的报告就从后门溜走了,到任何时候我都要表示我自己的意见,请你们大家放
    我在一两个月里接到了很多同志们的信,约我到这里来讲话,最近一个时间确实很忙,总是没时间,趁今天筹委会开第一次大会挤出点时间到这里来讲讲我要求大家不要递纸条,因为纸条战术我们吃不消,我们在北京很多地方讲话纸条一递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几十张怎么回答!递纸条不注意听讲话,他光搞纸条战术,不注意听,是不是请同志们谅解这一点。周总理的指示我想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领会这个指示很重要。我这个指责不是批评你两千人,没有这个意思。其它单位有些递纸条是不负责任的,就是骂人,递张纸条就是把你骂一顿,也没有署名,张、王、李、赵?找不到他。他递张纸条骂你非常尖锐的语言,什么“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我给你个最后通牒”,你一定回答”,“你就是当官做老爷”,“你的官僚主义什么时候纠正”,“你和黑帮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回答,要回答就得打架,要武斗就不文斗,这样的风气不好,不可提倡。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间,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同时头脑也要非常冷静。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但在任何时候也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我们学也学不到。我们……热情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不冷静,有时头脑冷静下来,热情又减低了。毛主席经常讲冷热结合,现在我们有个普遍的毛病,热,热得太多啦。好,我现在书归正传,希望同志们不要搞纸条战术,头脑冷静下来听一听中央负责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
    各位革命同学,各位红卫兵战士们:“今天本来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的红卫兵战士们谈谈话……”昨天这个讲话送他们,送他们出发的讲话,送他们出发到各地去做工作,去帮助那些地方搞文化革命的讲话。“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经离开的以外,此外还有外地区的同学(中山医学院)一千多人,也想来见见。这次谈话,仅仅是将我们的想法谈谈,同意不同意由你们讨论决定。”周总理是作为一个建议,下面的意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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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建议,同不同意由红卫兵同志来决定。今天我来念恩来同志的讲话,也是建议,也是同不同意由你们自己决定,请大家搞民主,不是命令,也不是什么中央的决定,也不是什么中央的指示,也不是什么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作为一个建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你们准备出发到全国各地,你们一共三十六个院校,千一百多人,去的地方很多,原决定到哈尔滨、成都、武汉、广州,我们刚才同总部的同志商量,改变了一下布署。去哈尔滨的第一大队,由各个院校建议,决定改到到广西去,到广西的南宁、桂林;第二大队到武汉去的八个院校,经武汉代表商量决定改到长沙去;第三大队到成都去,第三大队先到成都,然后准备去重庆、贵阳;第四大队到广州,有人提议改一改,说到广州没事可做,我们说广州热烈,运动热烈得很,问题很多,还是到广州去。周总理说到这里时,又改了一下,”“第三大队还是到长沙去,本来在十号那天上午,我已经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外出串联的战士见了面,我们讲了一段话,你们已经传达了,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听了,今天不全面重复了,我现在只想把主要精神再讲一下我当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五十多个单位说,红卫兵的任务是三条,我说的红卫兵包括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包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和没有参加你们司令部的红卫兵,以及全国的红卫兵说的,这几点上我都同等相等视同仁。”
    这一段,周总理说得很好,还有部分红卫兵,不太实事求是。周总理说:“你们红卫兵,有三个任务,第一个是战斗队,战斗的任务;第二个是学习队,学习的任务;第三个是宣传队,宣传的任务。”我想对外文出版局也是适用的。战斗队,进行文化革命要进行战斗;要学习毛主席思想;第三个要宣传,你们还要对外宣传。周总理这次讲话,主要是讲三大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派红卫兵同志到广州、长沙、成都、哈尔滨去工作。“我现在讲一讲这三个任务,在天安门在大会上,林彪同志就讲过,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军。既然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这就是一个战斗组织,在青年的时候就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战斗队伍。因此,要成为战斗队伍,就必须在斗争的实践中来培养。讲到这个战斗队,就有很多问题要提出来。首先,你们的战斗,在现在应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红卫兵的斗争方式,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现在就念念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话中的一段:‘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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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这段话是讲要触及他的灵魂。用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搞思想斗争。“《人民日报》社论也说过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红卫兵战士们,也学习了政策,学习了十六条,学习了林彪同志讲话,应该懂得。简单说,就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斗倒、斗臭、斗垮,而不是实行体罚,不是去打他,不是去伤他的身体。这都不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反动的分子,也要揭深揭透把他当作反面教员,通过充分揭发,激起群众的公愤,严重的提交政府法办。对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都用文斗的方法,而不是武斗,这一点林总己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懂得,拿枪打死一个人,很容易,瞄准就行了;用拳头打一个人也很容易,因为我们人多势众有力气嘛,这更好办。斗争困难的就是要掌握斗争对象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肮脏的东西,或者是思想上一切反动的东西,灵魂里的肮脏东西,对这样的东西绝不是强迫所能解决的,没有材料,拿不出事实来,你就只能够喊几句口号,如果你们认为喊几句口号喊几个口号就把他们斗倒,这是做不到的。掌握这个文斗,是锻炼我们用脑筋,调査研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这句话是周总理的话,我们掌握了这个文斗,用文斗方式,主要是要我们用脑筋,要我们用思想,要我们调査研究,发现问题最隐蔽的问题也能发现出来。
    如果你们懂得这些道理,才配做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讲智勇双全,既有勇,又冇智,好好用脑筋。你们在青年时代,要好好加强锻炼多动脑筋,让你们的智慧在斗争实践中发达起来,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发达起来要在群众中间锻炼你们,磨炼你们,然后才能更有力地斗争黑帮。既要斗智,又要斗勇,你们青年时代,要把智慧,勇气锻炼出来,二者不可缺一。揭发对方的丑恶面目又要有勇,又要有谋,红卫兵战士,要好好磨炼。第二,你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明天就有可能被选为正式的解放军,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那时你们就更要具备智勇双全。你们今天的文斗,就是准备将来的武斗。你们今天只能文斗,今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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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敌人用文斗就能解决问题,明天如果敌人侵犯,那就真正用得上武斗了,你们就拿起武器去捍卫国家。”
    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主张武斗,你不要急,准备着有一天你有机会武斗,恐怕那时候你就不敢去啦,那我就要讲话了。美国人一打进来,人人都应该拿起武器上前线,这是真正的武斗,你们敢不敢?(众:敢!)对!敢想敢做,你们一定敢,我非常髙兴。(众鼓掌)也不怕有错误,极少数的分子害怕。我这话是不是讲早了?讲早了,讲错了,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当解放军四十多年了,解放军每个人都是很勇敢的,那我的经验比你们多。这段是讲文斗,动脑筋,调查研究。对国内的敌人用文斗不用武斗,文斗的作用比武斗的大,我们青年不准备武斗。我认为这段讲得好。讲得好,我讲不出,我们完仝接受。我现在是搞文斗,将来美国人打进来,我还是去武斗啊!
    讲一讲我个人意见,不对,你们可以批评;对,你们可以点头。戴高帽子,下跪,拿皮鞭去打,这是属于武斗,不是文斗,在外事系统我历来坚持这个主张。本来戴高帽子,天天都戴,帽子高点有什么关系,没什么,高一点就是了。但是这是一种侮辱的性质,侮辱他,再拿起一根皮带,皮带前边有一块铁的,用这个打,可以打死人。我们是让他承认错误,要他改正错误,改变他的思想。但初期曾经发生这个事,各个单位都发生这个事,初期发生这个事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啊,是不是?政策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那个时候有的同志特别激愤,发生了戴高帽子、下跪,打人,不足为奇,不要紧,但是我们不提倡,这都属于体罚。我这个解释是不是误解了周总理的话,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这是我的插话
    “你们想一想,红卫兵要在大专院校广泛发展,上百多万的大学生,上千万的中学生,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你们想一想,在已有的一千多万人中,红
    五类子弟是不多的,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多的。”现在有一个“红五类”和“非红五类”的问题,周总理不去讲黑五类,他不去讲这个话,我讲“非红五类”“黑五类”很难听。(笑)有人说“黑七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还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黑帮。现在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很多的,再过几年,红五类的子弟就更多啦。“想一想红卫兵组织起来以后真正是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再过两三年就上千万。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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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想一想这样发展的趋势,发展的未来,使我们的党,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政府和毛主席无比的高兴,也感到幸福。我们有千万、几千万的红卫兵,做为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当然是高兴和无比的幸福。”关于红五类和非红五类青年的团结问题,总理在下边会讲到,这里不解释
    “第三、讲到战斗,就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斗争的锋芒是向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对地、富、反、坏、右中间最坏的反动分地、富、反、坏、右当中就有两类矛盾,我现在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在目前,即十六条中第十三条讲的,大中城中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那些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你们要去大中城市,比如桂林也算个中等城市。在文教,党政机关内发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不是所有文教,党政机关内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这样说,十六条,社论上都没有这样讲,你们可以对各个领导机关进行审査,批评,但不能说所有文教,党政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我要问一问同学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错,你们会说,主要是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但是讲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对领导说的。没有领导,谁去走群众路线?谁去放手发动群众?谁去信任群众?这个逻辑讲不通。所以,还是按十六条办事,还是要按毛主席讲的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全国各级领导,有些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跟着上级领导犯了错误,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责任要由上级承担,要由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来承担。当然,还有另外
    一些个别错误,要由木单位、本人负责。即使如此,全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他们每个人的错误也不完全相同。就是他们犯错误,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犯的大一些,次要的领导人犯的轻一些,还有些领导人没有参与这种错误行动,这些问题,也要一分为二。所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只能说是,某些党政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不能说所有的党的领导都犯了错误。不要这样说,要分析,要查对事实。即使某些领导同志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或方向性的错误。也不能说是黑帮。”这点很重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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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这个词不要用的太广泛,不能这样说。“不能说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就是黑帮,这中间不能划一个等号。过去报纸上曾登过黑帮这个词,主要指以彭真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很多人他的问题没达到彭真那样严重,绝不能用黑帮这个字眼。那一个时候,报纸上登过黑帮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不要乱用,滥用、乱用睿易混淆,容易误伤。所以,当时只限于很少一部分,限于北京前市委,并不是所有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都是黑帮,没有这个定义,这一点要清楚。“这两天报纸上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请你们去查去,《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你们去查一查,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
    “另外我还要讲一讲,犯了路线性错误,是不是就能说他是反革命或说是不革命呢?”这里又提出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犯路线性错误,也不一定说他是反革命,或者是不革命,就是不能再革命了。“不能这样讲,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这是毛主席确立领导十几年之前,我们党犯过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们胜利过、失败过、发展过、缩小过。比如陈独秀领导我们曾有很大发展,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个革命斗争中,还是为革命奋斗的,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革命失败了,路线错了,但是你不能说参加革命的人是不革命的,路线错误要由当时的中央同志负责,不能由广大干部群众负责。第二次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第三次是李立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四次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时间更长一些,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一直到遵义会议。在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要革命,犯了路线错误嘛!犯了四次路线错误嘛!两次大革命失败了嘛!几百万人头落地嘛!鲜血洒遍全中国,这还不严重吗?这你能说中央是不革命的呀,也不能说是反革命呀,是犯了错误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主观上这些犯错误的人,他们还是想革命的,但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极大。在这之后党中央继续领导群众前进,还继续负责来领导,怎么能说它是反革命哪!这和那些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另搞一个党,要区别开来。现在上海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上海市委是不是黑帮?上海市委不是黑帮,他们还是要革命的,上海市委要向群众解释,确实我们现在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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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对情况要调査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调査,你们红卫兵可去和上海群众讨论,界限要搞凊楚。在这种的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子就拉到敌我矛盾上面去,你一搞黑帮就变成敌我矛盾了。当然,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没有一条明显的鸿沟,这个转化没有一个清楚的杠杠,但是我们要根据材料,调查确实,如果认为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敌我矛盾,转到敌我矛盾了性质改变了,也必须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再作出正确回答,不能由我们各单位,由哪一个同志作出决定。”
    这点我插一句,现在在外事系统,很多同志对我这个领导是不满意的,特别对这个罢官,对停职反省,我总是比较谨慎,对我是很不满意的,这里周总理代我作了解释。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司长,我没有权罢他的官,我也没权让他停职反省,我要报告周总理,我要报告中央,我要有那么大权就好了,我一天晩上就罢他几十个,(笑)对这个问题请同志想一想,究竟对党有什么好处?把他留职,一个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留到那个位置上冋样可以用文斗嘛!找材料嘛!搞得确确实实他是个黑帮,确实他是个反革命,不迟嘛!天垮不下来,他跑不掉嘛!他坐在人堆里跑不到月球里去嘛,跑到月球里,我们将来也可以把他从月球里揪回来。(笑)这不是袒护包庇,陈毅这个人哪,能包庇很多人,这不是包庇,我包庇也包庇不了,我能包庇谁呀?谁我也包庇不了。事实作出结论,群众公认,事实是个黑的就是黑的,是个红的就是红的,我包庇不了,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你要我这个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大家都讲这个人是反革命,我还要考虑他是不是反革命;大家都讲这个人是黑帮,我这里还要把一关,究竞是不是黑帮大家要我罢官我就马上罢官,要我停职我就停职,大家觉得陈总这个人干劲十足,是个老闯将,(笑)可是搞错了也要承认错误,(笑)你们可以不承认错误,我就得承认错误,(笑)我就得登门道歉,那也许拿大高帽子给我戴上,我还不是要戴上高帽子。我也就是对后果要考虑考虑……搞稳一点比较好,有的是时我这个人是跑不了的,我往哪里跑,跑不了的。周总理下边讲了:
    “如揪出以彭真为首的前市委,我们最后肯定了他是反党集团,他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是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最后定案的。经过毛主席的指示,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审查定案的,又经过这次中央十一中全会批准的,这是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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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无可辩驳的反党集团,反人民集团,他们搞政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搞阴谋诡计。林总发现罗瑞卿这个反党分子经过五年的考虑最后才提出来的。”经过五年,你们运动经过好久?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还没到底。彭真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去年九月就发现了,认为活动不正常,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三月,才正式揭露,开大会,政治局扩大会,今年五月,经过二十天的讨论才定案。这一次中央全会批准这个问题,将来还要提到九次代表大会这是对党负责的态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然也许人家会讲,给共产党做了三
    四十年的工作,一犯错误,你们就把他整掉;也会这么讲的,干了三、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苫劳哇!因此这样做他才没话说,他们自己承认反党罪行,他们自口承认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是搞反革命活动。这并没有给他们戴髙帽子,并没打他们,并没抽他们的皮鞭,并没让他们下跪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厉害就在这个地方,真是战无不胜。“所以,凡是在党内外犯错误,都由人民内部矛盾逐渐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做这样的审查。社会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为非作歹的分子,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仝部消灭?这句话请你们注意,这是毛主席的个很大的策略思想。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东思想,干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不能用这个办法,我们要分化他,分化他们,改造他们,我们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还要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之后,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接受监督,我们还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上通过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这不仅是中国内政的问题,中国的内部,还要看世界革命怎么办。我们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两千万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可以。但是这要犯大错误,这种阶级斗争的方法,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方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要引起全世界人民反对。“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还多哩,就是让他们进行改造,进行分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对我们推动世界革命大有好处,不能光看到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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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有一句口号很响亮吗?‘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眼观世界’嘛,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影响。”
    “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暗藏的地主,逃亡的地主,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要他们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人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有不满意,有对立情绪。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一般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剥削行为,更不要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喽,但我们仍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另一方面,对青年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从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和立四新当中,同样也使我们自己得到改造。"现在风气都是整人家,都是贴人家的大字报,没有一张大字报贴自己的。我对这一点有点遗憾。都是讲人家反对毛泽东思想,自己是怎样学毛泽东思想?人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靠不住的,同志们!这是靠不住的。可能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我们批判的对象一样严重,我讲的这个话是不识时务,说好话大家很满意,说这样的话就是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这个人不是个俊杰,我这个人蠢,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我老实给你们讲,你说我基本上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对我的估计高。我又有毛泽东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反正我头脑很冷静读过经典著作,读过毛主席的书,在毛主席和中央同志领导下,我比较虚心。能我搞的是马克思主义,我搞的是毛泽东思想;我要是忘记了本本,离中央远了,单独搞了,我发狂了,也许我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就犯错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来说是个后来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个先入的东西,先入为主。年轻的时候五、六岁上学,一直到二十岁、二十多岁,全部的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以后才慢慢地搞一点马克思主义。一块布块白布,已经染成一块黑布了。慢慢地学马克思主义,最后三十多岁,将近
    十七、八岁,那时候认识了毛主席,接触毛主席,慢慢的才有了毛泽东思想。谁说我们的思想那么纯粹?那不是骗人嘛!当面扯谎嘛!几十年我都是这样讲,这样讲是老实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你们中间哪个人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你们哪个敢出来说你们是百分之百的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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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管你是‘红五类’,‘白五类’,工人也是在旧社会来的,一个世代的工人,也免不了沾染上旧社会的旧习气;一个劳动农民,他也有迷信,他也要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过马列主义的教育,经过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我们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我跟你们讲老实话,大运动从六月份开始,六月过去了,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九月半了,三个半月,我自己向我自己提问题,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是不是得到改造了?我经常心问口,口问心,我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我得到的教育很不少。每个同志若都这样提提问题就很有好处,你在这个运动中间得到了教育没有?你得到什么教育?得到自己一贯是正确的,一贯是闯将,一贯是最革命的,是坚决的左派;而人家就是右派,人家就是折衷主义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本身会带来很大危险,是骄傲自满,是自己过高地估计了自已,为什么不虚心一点呢?啊!现在讲周总理的话
    “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同时在运动中间改造我们自己,教育我们自己,促进我们自己进步。”周总理又讲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相互交差的,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主要的锋芒啊!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同时也要打击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岀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所以,进行这场战斗,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讲两类不同的矛盾,我想这段对我们外文局也是很适合的,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愿意去区分,甚至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这个问题我不该给你们介绍这个情况,外事系统里面,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战术。这个逐步升级的办法不好,我是反对的。按此处理,你是犯错误的,不行马上升一级,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不行!再升一级,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再升一级,就是黑帮!黑帮再升一级,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抓起来!再升一级,枪毙!(笑)你想想吧,有人对工作组,揪住工作组不放,有的人就公开这么讲,(我不是讲你们这个单位,是讲另外一个单位的)说现在这不是工作组的问题,要把工作组后面的那个人抓到!我说,你抓他干什么,就是我,工作组是我派的。(笑)你们想揪,你通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到。实际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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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不是对我这个小人物,把我揪出来,还要揪出你后面的人,那我后边当然有人,(笑)怎么没有人?当这个外交部长,当这个副总理也不是我自己愿意当的还不是人家叫我当的,那当然可以揪出来。这样子下去就会走上错误的,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斗争,错误的方法。天天讲人家犯错误的,犯方向性错误,自己就在那里犯,悲剧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分析呢?是属于思想上的错误;是属于更大的错误;是属于严重性质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不是黑帮;是黑帮又不是黑帮的首脑;是黑帮的外围卷入到黑帮里边去啦。或这就是黑帮的统帅,黑帮的副帅,但不一定与帝国主义就有关系不一定和蒋介石就有关系。
    总理下面又讲了,“在这方面,中学生走的更远,斗的更激烈,这就是武斗,抄家、没收,不区别两类矛盾。我们不要责备他们,年青人,应该告诉他们,第要称赞他们干得好;第二,说他们干得对;第三,告诉他们初期可以这样搞,长期这样搞下去就违反政策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这个问题,你们外文出版局的同志们是不是既敢于斗争,还又善于斗争?初期,各方面都不应该怪,这才公平,实际上连我自己也不懂,文化革命怎么搞,连我自己也不懂嘛所以,我说在这次运动中使我受到教育,现在我觉得多少懂得一些了,是不是全懂了呢?还不全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锻炼。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更对。“我们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里进行战斗,而且也要到社会上去斗批改,这是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里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两个东西是相互关连的,相互交换变化的。一个时候在学校里,个时候到社会上去,然后再回到学校。’”周总理这一段话没有解释,这些大专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斗批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是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当地的干部,不要去包办代替。特别是大专学校的同志们对工作组很反感,现在他们跑到社会上去斗批改,去起工作组的作用,你说这个事情怪不怪?他如果去包办代替,一定会犯错误。他不调查研究,不动脑筋,到处去说这个省委是黑帮那个市委是黑帮,这个政府机关是黑帮,那个文教机关是黑帮,这样下去非犯错误不可。周总理的这段话,主要是鼓励他们的斗志,鼓励他们动脑筋,调査研究,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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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还是两种都需要?现在北京的学校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学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个时候在北京,一个时候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校外两种都是需要的,不要互相争论,如有的大学走的差不多了有的大学走的没有人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也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很少,也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有搞,他们想用已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
    下面这段话,对你们外文出版局很有用。“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称赞。”据我所知,你们外文出版局也有互相对立的情绪,就是不互相支援,不互相帮助,不互相尊重,不互相称赞,只是互相争吵。你们在周总理这个讲话里可以得到一点启示。“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以红五类的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戴红袖章,发言权就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不能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说话、发言没有劲儿。这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成为大学、中学主要的矛盾。”有些人能参加红卫兵,有些人不能参加,红五类嘛,参加红卫兵,非红五类不能参加显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发言权高,很神气,一部分没有发言权,情绪低沉,他们甚至于说“我们还有没有出路,我们就没出路,党还要不要我们?”“初期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战斗小组,等等,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方向相同,领导相同,基础相同,只是见解不同,意见不同,因而有分歧是允许的,这些都可共存一个时候。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在我们内部分成几个部分,好多红卫兵的组织。我们这个机关里也有支持工作组的,也有反对工作组的,也有对领导支持加批评的,也有根本反对的,也有的在运动中间出现了反逆流的问题,争论很大。我想这个争论可以继续下去,根据周总理讲的这段话,最后恐怕还是要统一,以毛泽东思想把它统一起来,共存一个时候。等一会儿有时间,我还要解释一下我自己的见解。刚才我和主席团的同志露了一个苗头,等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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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呀,是红五类,非红五类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里约有半数,中学里也差不多,其他半数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如中农的子弟手工业出身的子弟,还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前一部分红五类可以吸收到红卫兵里边,后一部分参加红卫兵就难一些,就是不吸收他们。他们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没什么工作,闲得要死;参加红卫兵的忙得要死。他们没有事情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一点的还温习功课,温习功课也不一定有用,变成书呆子。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周总理建议:“各学校的筹委会团结他们解决红卫兵是依靠的力量,要去争取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现在的红五类,可以团结那些非红五类的这些学生。让红卫兵去做闭结工作,啊,不是排斥。周总理说:“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去做。”你们要做模范,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要做排斥的模范。
    “同时,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联,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见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来京的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着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的人有急躁情绪,有的人说他们影响斗批改,认为他们不应在北京住那么久,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耐不住了,就写大字报、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到北京的新车站上,说什么红五类可以留下,非红五类的滚回去,这就是不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能赶走他们。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一北京,毛主席所在地,我们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个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是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周总理在新华门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待两千五百学生。
    “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就是今年看不到,明年也会看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看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假如你们是外地的同学,不看到毛主席你们也不能心满意足,你们要反省反省自己,思想感情不大对头。希望你们回到学校以后,向你们六十多个大专学校的同学做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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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几天,招待好一些。我们招待,要拿岀真正的革命感情,让他们住好,吃好,搞好医疗卫生条件,把交通工具准备好,搞好政治宣传,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生活在北京城的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这样我们到外地去,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这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是因为前些时候去东北、西北的多了。因为广州、南宁是我们的边防前线,国庆又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个国际贸易交流会叫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这里附带交待一下,搞这个任务,你们外文出版局,你们准备招待好多人你们准备接待任务是好多?你们要按总理这个指示,动员全局参加这个接待。五好:住好、吃好、交通好、医疗好、政治宣传好,五好。外文局的任务是一千五百人,外事系统初期分配五千多人,我说五千人太少,外事系统准备招待一万五到两万,我自报奋勇!(笑)现在预计可能到一百万,可能到一百五十万。你们要多认数目字,给你们两千,就承认四千,给你们四千就承认六千。(笑)要带阶级感情。最近麻烦了,天气凉啦,都不能冻坏啊!主要的叫他们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交流经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不要搞其它的煽风点火,根据十六条,那就没有错
    “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外宣传,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只能宣传,不能包办代替。对外国的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外国人中,来中国的有左派,有中间派,有右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还有职业外交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斗争方式就是宣传,不能够采取行动。就对苏联大使馆,可以象女二中那样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在那个地方坚持十天,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这就很好。但要有界限,不能够冲到大使馆里去,在大使馆的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同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但我们还准备两手,派警卫部队保卫我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火车头是自己的,要换火车头,这趟列车是他们的,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你们不懂,硬要上去贴大字报,我们劝他们要贴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但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了,因有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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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上,他们就下来了。他们很听话,这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不能认为火车上的苏联人都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外国人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不要强加于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总起来说,我们是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两类矛盾;区别今天、昨天;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区别什么样的应遵守,要遵守政策区别行动和宣传,区别倡议和通牒。你们不是很爱下通牒吗?你们不要随便下通牒,要有效才下,如果下了人家不理你,就失掉了信用。我们对国家,对外也不要轻易下通牒,只下了一次,我们国家十七年只下了一次通牒,就是印度侵占巴基斯坦的时候,侵入我国领土,我们下了通牒。限他们三天之内撤出去,不到三天他们就撤出去了,这是有效的。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对外可以提出各种要求,政策性的问题也可以倡议,也可以讨论,通牒就不行了。为了自己的信用问题,就不能下命令。红卫兵出去,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这不是限制你们的首创精神,告诉你们有区别,哪些是倡议,哪些可以下通牒,这不是要把你们的干劲、闯劲压下去
    这是战斗队。这是总理的解释,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处。
    第二、总理讲的学习队。“因为你们放半年假闹革命,到社会上去学习,在本地或外地的阶级斗争中学习,但还是不能忘记学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语录》要照林彪同志说的话,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熟读语录。”我们没有你们读得那么熟,你们都把语录读熟了。“除此而外,遇到什么具体问题,还要请教毛主席著作,要全面阅读,了解当时的背景,领会精神。还要学习十六条已经出了小册子了,里边有七篇文章,以后还要陆续印发。《人民日报》又出了很多新的社论,准备印成小册子,还要发给你们。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正因为是纲领,所以我们要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必须珍视十六条。内部文件不能印成小册子,可以通过辅导员给你们作报告。上面的一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党的政策;另一头就是在群众中去学习,甘当学生,向群众请教。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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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月来,我经常接触你们,学习了不少东西。你们的革命精神比我们初期干革命时高昂劲强得多,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高明的多喽!所以从你中间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出去要到工农中去,到学生中去学习,获得知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査研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调査研究,要把情况搞清楚,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实际实行‘四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这个你们是会知道的。一般到学校,必须同那个地方的同学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干革命要以内因为主。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都是依靠本单位的群众起来革命。我们可以煽风点火,但我们煽的是社会主义的风,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不能是点别的火,这是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搞好,把真正的坏分子、反动分子揪出来,还要依靠当地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到外地去,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精神,调査研究,要处处做学生,不要一去就哇啦哇啦,这样子很容易引起对立。所以,我们去了,首先要熟悉情况。要向他们请教,向北京先去的同学请教,和他们交换意见,得出正确结论,与他们一道行动。这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上头吃透主席著作,下一头请教群众,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实际斗争把两头吃透。”这是学习队。这个嘛,这是总理讲的学习队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总理讲得很扼要,我补充一下。总理讲到,你们现在的同学和四十多年前,总理他们在天津读中学最后到北京来搞学生运动,你们现在的学生比他们那时候高明的多喽!有毛主席的教导,有毛主席著作,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号召工农兵支持学生,这都是我们现在学生才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周总理只讲了一面,我再补充一面。我们现在的学生啊,哪里吃过当年那样的苦头,在这一方面,比我们当年强;另外一方面,不如我们。我这个人就是不懂事,就是要把这段说出来。要在当年,马上就会把你拉到警察局,马上就拿大刀片出来砍头,事情逼出来就杀头,就坐班房,马上就要把你开除!
    所以,我们现在搞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外交部、我们外文出版局、对外文委,我们外事系统,我们在座的干部同志,千万不能讲我们的革命是轻易搞到现在的。认为我们充老资格,这个江山我们要把它保住,这个江山是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的很,就不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是完全照他的意思办,那就行,不照他的意思办,那你就是黑帮!怎么能够这样相信你是那样的正确。毛主席不是那样的,我多少跟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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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他也不是以他个人的意思强加于周围的人,他总是和其他同志商量。他句话可以忍十年。就这样,他十年以后会讲出来,就有这么大的忍力。为什么?就是等待觉悟呀!我们大家不觉悟呀,我也是不觉悟的一个,他等了。他讲岀来,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批判呀,批判妨碍情绪呀,只好忍。今天用不着讲,好多呀,这样的事情好多呀。现在我们有好多人,总是觉得自己正确,斗呀!非斗到底,斗呀,斗呀,逐步升级,非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打成老虎,老虎还要把它砍下来!这个不是毛泽东思想。连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还要教育嘛!就连现在的彭、罗这两个黑帮还要改造教育嘛!不是个坐班房的问题,也不是个杀头的问题。这里我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你们放心等一下我还要讲,我最愿意批评,你们都可以批评我,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你们?当然可以。
    “宣传队,我们已经说了,告诉过这一点,应该根据你们标语上所说的,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这都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党的政策同样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重要的宣传观点,把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通过群众的考验,看群众是不是能接受,看看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是不是合乎群众的要求,看一看是不是很全面,同时要看看你们宣传的是不是讲清楚了。根据他们的情况,还有什么补充,通过你们红卫兵总部转告党中央、国务院,这是一方面。如果解释中央的政策,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有人反对,就要了解,他们为什么反对?一方面,他可能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反对;另一方面,是可能解释的不清楚,他的觉悟还不高,所以这个就不要戴高帽子,戴一些帽子,说人家右派什么什么。这是个学习问题,也是个考验。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要把政策通过你们带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般地说,我们的政策基本上全面的,但是总要通过群众的检验,通过群众的审査,通过群众的批准,通过群众的补充,通过群众去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样才是走群众路线。现在我们坐在上面很想下去,但不下去。多数干部还是想下去的,你们有最好的杋会可以走遍全国,要好好地去锻炼当然讲这话是形象化,不能仝国都走遍。是不是一去就是深入群众了呢?那也不见得。你们有个总部忙得很,一天忙到晚,和我们差不多,成了事务主义者。他们对政策就不如你们学的好,你们可以同学校的同学们在一起学习,总部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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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负工作的同学,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脱离群众时间长了,红卫兵战士不满意他们,要撤换他们,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们要到群众中去,反复地下去。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解放军,宣传解放军的特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解放军的特点很清楚,首先是政治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大学毛主席著作,是仝国人民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你们也应该学习。这是林彪同志的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政治挂帅,突岀政冶。第二,就要学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我们要学习,你们年青一代更要学习。你们要学习和宣传这个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好好带到群众中去,同学中去。第三个是宣传、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有了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红卫兵就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一天一天加强,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没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影响广大人民,给不是红卫兵的作出榜样,让广大师生、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真正地团结起来。
    周总理讲完了,最后高呼:(口号略)
    这是周总理昨天在先农坛体育场将近两万名红卫兵大会上讲的话。筹委会通知我要我到这里来讲话,我说与其我来讲不如念念这个讲话。这个,绝大部分适合我们目前的运动状况,但是作为建议提出来的。将来准备把文字修改修改,修改完了等周总理批准以后可以打印,可以送好多本到你们这里来,但周总理要不批准那我就没办法。我今天在这里念都是犯法的,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这仅是口头传达。理解它的精神实质。纪律性的问题也还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纪律性组织性、三八作风,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学习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学习就不能各取所需,要完整地学习,要完整地掌握《毛主席语录》;完整地掌握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完整地掌握十六条,不能把中间那一条有利于我的挑出来这个不好,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吃透两头。总结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用脑筋,要用智慧,就是对黑帮、对资产阶级当权派也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犯错误的,有大小,轻重,有主从。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一定就等于是黑帮;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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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等于就不革命,也就不等于是反革命,还是可以重新改造。“黑帮”这个字不要乱用。彭真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经过了长期地调査研究和反复地讨论才定案的。杀杀这资产阶级,地、富、反、坏的威风,是可以的。初期的做法在运动深入的时候就应该纠正,不要去泼冷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本地也搞,外地也搞,在北京的也搞,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到外地去的主要是支援而不是包办代替,北京的学校里也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赞扬,不要互相指责。周总理说,党中央对你们所有的红卫兵我们都承认,都要求在一个领导下面,方向相同,领导相同政策也应该相同,只是有不同的解释,分歧是允许的,最后水流长江归大海,在毛泽东思想下面统一起来。红五类的子弟,红五类的红卫兵要争取非红五类,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要很好地接待外地同学。今天我原则给了你们任务,希望你外文出版局,有准备地接待两三千吧,很好地接待这次贵宾。很好地注意国内、国外的区别,不强于人。好,我现在自己宣布我是主席,休息十分钟,我再讲话发表我自己的建议。(鼓掌)
    同学们,同志们:我们念了周总理的建议,我回去找几个同志把文字校对下,可以交给你们打印,每个人得到一份。(鼓掌)但是你们不要传给其它机关,得遵守这么个条件。最近,我们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还有周总理的讲话,他们寄到国外去了,引起了国外使馆同志不安心。日本的记者跑到清华,把周总理的两次讲话,全部地、一字不漏地抄了去,现在东京的报纸都登出来了,马上美国的《纽约时报》也登出来了。当然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怕它登出来干什么,这是革命精神,同志们都有这个革命精神,不像我这个老头子那样子落后。这也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问题,泄露了机密不好,泄露给帝国主义更不好。今天这个讲话,你们外文出版局同志知道就行,不要去传。其它单位,它传是他们的事,不是你们的事。这是个要求,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可以讨论。刚才讲到国、内外区别,文斗、武斗的问题,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两类矛盾,可以作为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来交换意见。我自己有看法我们来交换意见,用不着用周总理的讲话来压人,是真理就大家来辩论。本来我好象念完了这个就应该溜了,木来人家这里是很忙的,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今天晚上七点半还有安排,但还是想讲几句,不重复周总理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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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张所有的人都在文化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观点,应该勇敢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勇敢地批评别人,也更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我们自己。在这个斗争中间,我们得到了教育,得到了进步,得到了锻炼。要是在这个大革命中间我不发言,我们得不到教育,得不到锻炼;要是我们在斗争中间,只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也得不到教育。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个真理。所有的阶级,它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所有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间,在社会阶级斗争中间,伟大的斗争中间,它都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它要跳出来讲话的,它是忍不住的,迟早它会跳出来的,它要很顽强地表现它自。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共产党宣言中讲“资产阶级总是根据它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根据欧洲人的传统的传说‘上帝要根据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了这句话,资产阶级也利用了这句话。根据它自己的面貌,根据它的意图和自己的感情,想法把世界改造成资产阶级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同样我们无产阶级,也是以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精神面貌来改造世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化。每一个阶级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不能设想,只准许我们无产阶级表现自已,资产阶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表现了自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就是了。小资产阶级它也在大革命中间也表现自己,同时各党派要进行斗争我们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全中国、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取得领导地位,战胜一切,问题就在这里。你们可以看看大字报,几万张大字报,好好地看一看,这就是各阶级顽强表现自己的展览会。看了那么几张大字报,看贴什么人的大字报,贴了我几张大字报就生气的人,有些沉不住气的人,这个人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大字报里边研究有什么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个最坏的大字报就可能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吸取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合法的,他有这个权,毛主席给他的权,党中央给他的权让他们来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统一。周总理刚才讲了,最后以毛主席思想来达到真正的统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冷冷清清,文化大革命以前看不到那种东西和各种思想、各种意见,这是个假相。人民的意见很多,有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稀奇古怪的意见,他没讲出来,文化大革命把盖子揭开,他们统统都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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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当官做老爷,以为领导里面都是统一,统什么一啊?就不统一。很不统就不忙于求统一,不要忙于解决统一,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怕乱就是怕字当头,要敢字当头,不要怕乱,会提高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的,这个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立场,或者就是小资阶级立场,他的立场在这次大革命中都要受到检验。这是第一个意见,对这次大革命我们这么看,我们不怕乱,不怕意见多,不怕意见古怪,越是稀奇古怪的意见我们越要欢迎。我们反对不讲话的,藏在心里边的,但也不一定要逼他,他不讲就算了。这是一个意见,这个意见作参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有偏见可能这里面有阴谋诡计、大阴谋,今天陈老总是来约束运动的,是来吓唬我们的,因此也不写大字报了,不发表意见啦,等最后毛主席出来统一嘛,我们就等着好罗,我们少发表一点意见,免得将来犯错误。我今天讲这个话也可能起副作用,这个分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个运动的看法之一。周总理那个讲话里边,也表露对立不要忙于出来统一,最后用毛主席思想出来统一于毛主席思想。互相争夺,互不让步,各自成立各自的组织是好事,不是个坏事,各方面都要顽强地表现它自己,都把底拿出来,交了底,这有好处。先说外语学院分成两部分,后来说不是,有二十一个单位,过了一个礼拜,就五十几个单位了,再过个礼拜就七十几个单位了。四千多人就七十多个单位,就是七十几个派,扬扬大观,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有什么不好啊?以前这里是很统一的,这是个表面现象,现在真相暴露,就有了个统一的基础啦。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后出来统一,也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也就是百分之十五以上,也还有很多人罗,他还保持他不同的见解。世界上没有青一色,没有青一色的东西,世界上就是个万花筒,五色板,红、黄、兰、白、黑。我们无产阶级就是几种颜色,用红颜色来统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后也只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统是红的,还有其它颜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不同意见啦?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了,全世界人民都拥护毛泽东思想啦,就统一啦?不会的,总还有人要唱反调的。我们占优势,红五类、无产阶级、工人、农民成为主力,就是毛泽东思想占优势,处于指导地位,这个是可能的,一定会这样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化,我们自己的杂念有多少?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约束运动。就我自己,我就是怕?怕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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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是不是我还想向上面爬?是不是怕人家把我打成黑帮?怕人家把大字报给我贴多了,是不是怕围功?是不是我还有点害怕,我是不是怕人家抄我的家?我今天也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吧?我是考虑要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受毛泽东思想的审査,受广大群众的检验。我不应该怕这些问题,我怕这些问题,我这个共产党员晚节就会发生问题,靠不住,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个落后分子,保守派。不要怕,有人劝我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话,讲话言多语失。我这个人总是吃不住的,到哪里都会讲。我就是要顽强地表现白己,我企图影响这个运动,我在两个外语学院、外交部、外办讲话,我讲话是很有倾向的,没有倾向性我不讲。哼哼哈哈地不敢站出来讲话,我绝不是这样。哪怕讲的得到什么我完全出乎意料的很坏的结果,错了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无非是下放劳动嘛,无非是戴高帽子下跪嘛,改造嘛,地下爬嘛,扫地嘛,戴个埤牌嘛—牛鬼蛇神嘛。(笑)不敢讲话,那还得了,我有这个权,你们有这个权讲,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讲。这是个看法嘛,还有什么顾虑呀!我是煽风点火的,不是来泼冷水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独立思考,顽强地表现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条,就是确实知道自己是错了,就要放弃。把人家斗错了,就要向人家道歉
    什么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斗争的自由,贴大字报的自由,坚持我自己意见的自由,完全表现自己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道歉的自由。(笑)在我手上罢的官不少,压力很大,也罢了不少了,外事系统,也差不多将近一百了。可能大部分是罢得对了,恐怕至少有一部分罢的不对,等运动结束以后登门道歉,立正敬礼,九十度(笑)鞠躬,(笑)。给你声明搞错了,开大会道歉。所以,我对罢了官的、挨斗的,我今天给你打点气,你要沉住气,不要怕,只要弄清楚了搞错了会给你道歉的。其他人不来,我来,我是个头头,是外事口的头头,我来道歉,这么着才能使人信服。我过去斗争过别人,我就给人家道过歉的,因此人家还服我的气;可是人家也斗争过我,也有人向我道歉,我也信服。我也挨过斗的,我也斗过人家的,两重身份,(笑)我有挨斗的经验,我也有斗人家的经验(笑)我斗人家的时候,比你们的火力强得多,人家斗我的时候,啊!那个味道不好受。(笑)确实就是逐步升级,追问人家的成份,问人家为什么要入党?你入党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派你加入共产党的?最后你是个反革命。讲你来革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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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投机的,那就是个最好的帽子了,你投革命的机。但是,广大群众和毛主席、党中央是可以说公道话的,靠这一点,绝不会随便办一个人的,让一个人长期受冤枉,那不会。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一个时候受冤枉了,你不好混,没办法混下去了。所以你们这些同志在反逆流中吃了点亏,就那样生气。我说同志哥,我劝劝你,你今天反逆流受了委屈算不了什么,跟我们当年比起来,你们幸福得多罗当年,我被人家捆起来吊在树上四天四夜,就差一点枪毙了,枪毙掉了就是反革命,还有今天在这儿讲话的资格啊!把我吊起来的这些人都还在。最重要的是我这个小人物也算不了什么,在大革命中间象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是一个挨斗最多的,他受的委屈,受的冤枉,受的不平等的待遇,数他最多,写一大木书也写不完,他就是有那么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他能够沉得住气。他相信真理在他手上,他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所以他沉得住气。他被撤职,留党査看,宣布是‘机会主义’,打入冷宫送后方休养,鬼都不上门,根本没有人去拜访他,什么人都不敢接近他;等他一上台以后,所有同志言归于好。并不让人家道歉,团结起来跟蒋介石战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你们被斗的要学这个功夫。斗人家的也要学习许多老同志,勇敢跟人家道歉,这也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点上自我革命要更顽强地表现自己,要敢于顽强地自我批评,顽强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是这样理解的,也许我理解的有错误,你们给我斗批改也行,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炮打司令部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传达了,刚才有个条子问这个事。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解释,你们同不同意,你们去考虑。《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是当时是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在六二年和六四年的错误,跟这一次派工作组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和这个联系起来,他要炮轰这个司令部,他不是炮轰所有中共中央的司令部。中共中央有些同志没犯这个错误为什么要炮轰。这次派工作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所以他要炮轰。他不是所有的司令部都炮轰,所有的司令部都有问题吗?我那个解释,炮轰司令部要两种解释,要一分为二,有些是黑帮的司令部,当然要斗垮、斗臭、斗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司令部也要斗垮、斗臭、斗倒,也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有些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也不是这次文化运动中犯错误的,他过去并没有犯错误,不是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是不是就用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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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批判的问题。揭露他的错误,承认他有成绩,批评他的缺点。不能把所有的司令部一律炮轰掉,全国的中央各部都炮轰掉。国务院所属的局都炮轰掉,省、市委都一下子炮轰掉,这很明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周总理的讲话就解决了这个可题。毛主席要各级领导机关去领导群众,去联系群众,去推动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若把中间这些全部的都打掉,那我们这个党就只剩下群众和上边个毛主席,中间那怎么办?当然还可以建立司令部,重新建立司令部嘛!那是可以的,但是建立还需要时间。不是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吗?团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吗?这样炮轰就把百分之九十五给轰掉了嘛!这是我的解释,可能是保皇派。(笑)也许我要保我这个皇,我自己要保我这个皇。你们的警惕性很高,我并不是不看这个问题。我是根据十六条,十六条是根据过去四清的二十三条来的,就是一般说干部有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很多的,性质严重的。严重错误的在政治上分为四类!。越是胆大,也越是不识时务,我这个是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这样解释了。现在各级司令部可能有好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也可能有问题很多,也可能性质严重。性质严重的当然要改组,要彻底把它炮轰掉,象北京市委。黑帮只适用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能机槭地滥用到其它方面。有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就帮助他解决问题嘛;比较好的总还有比较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批评他那不好的一面;是好的也不是百分之百,也可以提意见。你们外文局,我们外交部、外办,究竞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很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总之,四把交椅要坐一把就是了。这个框框也就把你框住了。广大群众,外事系统是两万二千人,他们可以作结论。还要交到中央、毛主席、总理最后决定。我就是有等待,我自己不好意思讲我是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个比较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问题很多的,我也不好讲我是性质严重的,我讲话太早了,对运动不利。炮打司令部还是可以炮轰,还是要炮打司令部,批评领导。一斗、二批、三改,他是什么错误就斗他什么错误,他错误不到这个程度,我们就用别的办法,怎么能一律拿黑帮来对待呢!也不能当性质严重的来对待!我不同意这个。国务院几
    十个部门,中央几十个部门,难道没一个好的?都是问题很多的?都是性质严重的?都一律把它一扫而光?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就没有基础了。我不是替罗俊来辫护的,以罗俊为首的外文岀版局,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由大家决定!你们大家来批,大家来判,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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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析,调査研究,搞材料。我对这个问题不过早地发表意见。我是有个基本的看法,我这里不讲。你们现在运动搞得很不错,就对这个问题你们争论得很厉害,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我鼓励各方面坚持你们的意见,不要随便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要受我这个有倾向性的人的意见的影响。但是你们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调査研究。是不是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这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我自认为我这个人是有感情的,我这个人是喜热闹的,哪个地方人多我都想去,我去就更热闹。(笑)你让我不讲话,不可能,我一讲话就把它讲完,不埋藏什么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抄家、没收这个问题。你们这里是两派红卫兵嘛,我希望你们这儿一般的不要搞。这个问题睿易引起内部的不团结,容易搞得“破四旧,立四新”没有什么界线,还要等到运动再深入,对这些问题再进行详细地研究。现在抄外国货的问题,抄到一个出国干部的家里面,抄走了他的外国的电视机、收音机、半导体、照相机,什么都抄出来。另外,搞了个展览会。这个问题,你说没有积极性,我看有积极性,有些人就是喜欢用外国货,中国货他不用,他就喜欢用外国货,你把它抄一下子,杀杀他的威风嘛,这当然可以。这个问题在政策上,我们是不是好好地考虑一下。外国使馆,外国使馆的同志,原则上也用本国货,如果本国货没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用外国货呢?这就容易变成排外。我们要搞世界革命,我们又排外,这就有矛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看的材料比你们多。现在,在西方国家,西德、巴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国货多得很中国的丝绸,中国的茶叶,中国的机器,中国的文化用具,中国的“英雄”牌钢笔,中国的雪花膏,中国的香水,中国的毛巾,中国的绸衬衣,一年几百万双中国的皮鞋,卖到外国。我们这边抄洋货,他们也把中国货当成洋货来抄,怎么办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中国货,道道地地的外国货,现在我们不是要学毛泽东思想吗?这个毛泽东思想道道地地的是个中国货,我们要拿到外国去,他们说咦
    这不是我们的,我们就不要,那怎么办?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真理,不在
    于是哪一国的。马列主义是真理我们就信服,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可以宣传,让他们信服。抄家、没收,总之来讲,是反革命分子,是资产阶级现行犯,用这个办法。还有,他搞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贪污来的,贪污了公家的钱买来的?若是他用他自己的薪水得来的那就不犯法,就没有抄的必要。一个时候,外交部下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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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嘛,主要用中国货,中国货没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外国货,这中央批准的,如果说这些人犯了错误,中央要替我们挑点担子嘛,不能怪这一些人。
    在世界上,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主要是我们的贫困,这是我们贫困的结果。我们现在很贫困,比较贫困,现在干部的待遇很低,特别是越下层的干部,待遇越低,多子女的干部生活水平更低,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一部分出国的人,比较突出,所以引起不满,主要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患穷而患不均,主要的是这个问题,道理也只这么多。我们要大叫外国推销中国货,希望他们用中国货,他们用了中国货,中国货价廉物美拿到中国货,看到中国的自力更生,学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他们一点货呢?你用中国货,我们中国也可以用你的货,可以买你的,互通有无,为什么不可以?不要去形成一个排外,这个不好。现在这个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工人、农民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喜欢买点中国货,买点中国的古董,摆在他们的客厅里头,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我们红卫兵除四旧就把它除了,这样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周总理讲要调査研究,商量以后,不要忙。直接就采取行动,终于自己要收回,自己就不搞了,搞不下去就不搞了。
    我是访问过很多外国人的,访问过几十个国家,差不多每个国家,它不摆苏联货,总要买点中国货。特别是古董、磁器、景泰兰,什么“福禄寿喜”,什么“关老爷”,这是一个中国伟大的民族嘛!是个骄傲的地方嘛!苏联这个民族只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几个民族,顶多有千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有五千年嘛!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有三千多年。埃及这个民族,伊拉克巴基人、印度,他们和我们差不多,但他们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有文物古迹的,没有我们这么长。从这些历史悠久的东西,来联想到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武器。还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我要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个保守派,要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要搞掉,我坚决不赞成!哪怕你红卫兵来围攻,我还是这样讲的。这对全世界是有吸引力的,毛主席也讲了嘛,古代的文化要批判地接受嘛!去其糟粕,保留它的精华。毛主席就不写白话诗词嘛!他就写古典诗词,写得很好。怎么样对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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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有利,怎么样对世界革命有利,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上海有一部分红卫兵给周总理写信,坚决反对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他说,你如果招待外宾再演《白毛女》,我就要来捣乱会场。最后下了通牒“一切严重后果就要由你负责!”(笑)现在演员里有很多是非红五类分子、黑五类的子女。第二,看不贯他们的脚,把他的脚给他砍断。这都有点封建的思想,不仅不够社会主义水平,连资本主义水平也不够。《白毛女》是一个很好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戏。欧洲人哪,亚、非、拉很欣赏这个。我们把芭蕾舞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个名牌,是个尖端,他们看不惯。他要把他的脚砍断,我就要把他这个脚给他保存起来,不让他砍。(笑)我说,红兵同志们,你们这个积极性我们是很佩服的,敢想、敢说、敢做,我们不能给你泼冷水,但是你们这样决定政策是有危险性的,演员是资产阶级出身、地主出身,现在才十八、十九岁,解放时,他才一两岁,他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让他当演员?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不好,所以,我讲的这段话可能是黑话,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也许我这个人出身是地主出身,由地主破落变成为富农,最后富农保持不住了变为赤贫,这是小资产阶级,以后搞文学,我就是个文化人。有很多人不愿意讲,我还讲我是个文化人,其实我的文化也不高,是个文化不高的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多少年没有改造好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现在还是要和上海外办商量,无论如何这次上海招待外宾,还是演这个《白毛女》,演这个芭蕾舞剧。打通这个思想,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系列的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意见,不赞成,我反对,但无论如何不能下这个通牒,要经过大家商量。比如这个字画还要不要?古董玉器还要不要?古画要不要?这个外国货究竞怎么样?我今天就带这个瑞士表,就把它摔掉,买个上海表怎么样?都可以提出意见。但最后决定,恐怕是大家讨论,由中央决定。
    前天晚上我们去外交部值班,检査值班,看有没有人值班。我去了,马上值班的副班长就拿个传单——“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就是要改变毛主席历来确定的信仰宗教自由的人,立即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周总理把这个看了,便马上召集宗教事务局和统战部开会,说不能够这样做,想办法查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的这个传单,可是这个传单已经传遍全国。就这样的问题,不能草率从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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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的危险,马上影响到我们和回教会员的关系。把这些回教会员一下子赶到美国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回民和汉人发生冲突,过去西北几十年搞一次汉回之间的残杀,杀起来没有地方跑,全城都是血迹,几十年搞一次。过去统治阶级故意挑拨汉人杀回民、回民杀汉人。马克思主义讲得很好,宗教这个问题要消灭,要经过长期的教育,让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由其他人下命令去禁止。这样的政策性的问题,抄家、没收、消灭宗教。你们这里有两部分红卫兵,广大的干部,还有革委会,外文局还有党委,是不是各种建议都可以提,各种大字报都可以写,有的采取行动要经过商量。并且希望你们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是个副总理,在我没有罢官之前,希望对我应该有信任,我罢了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新官上任你还是要信得过。
    外交部的红卫兵是一个很好的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就是个抄家引起了几十个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干部子弟之间闹意见要打架,结果还是外交部红卫兵比较识大体,不抄了,问题就解决了。等我知道了,立即我就发言。我是个外交部长,没罢官以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的领导权不能放弃。你们要和我打招呼,我一个月拿几百块钱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有愧于心吗?要是发生了事情,两部分打起来打伤了,将来毛主席、刘主席问我怎么办?你是干什么的?你当官做老爷,你是牺牲车马保存你这个老帅,(笑)我没法交待。我讲了很激动的话。希望有重大事情在行动之前,要和革委会商量,和党组,和我们商量。不急嘛!跑到月球上,我也可以把他揪回来,你怕什么?现在我们有时间,黑帮是跑不了的,严重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跑不了的,地、富、反、坏、右癜到北京我们也能把他揪岀来。这样子运动就搞的深,搞得彻底,又不会伤害好人,或者伤害的比较少,否则是伤害好人,伤害太多,出的代价太大。有那么一种积极性是可以的,但是还要劝阻一下,要斗就轰轰烈烈地斗,革命的气势是可以鼓舞,鼓起这个气,但还要讲政策。要打的准,打的狠,打的稳,稳、准、狠,打的不准,就打了自己。
    另外,其它单位经常讲的话,在这里也讲一讲。也可能有些积极性,也可能有些偏见,尤其是不是很冷静,同志们都可以给我一斗、二批、三改,我都接受。我的用意是好的,没有什么恶意。对外文局的反“逆流”问题,这是工作组搞起来的,你们的局领导也参加了反“逆流”。这个反“逆流”使一部分人在反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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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受了伤害,这部分同志现在证明了他们还是革命的,反逆流是错误的。这次反逆流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运动中间有些人讲话过了头,有些人很偏激,没有政策,有些工作组认为极其严重,所以他们就来反“逆流”。我们这个局党组的同志也参加了,实际上反“逆流”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我挑起来的,我这个外办主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我挑起来,反“逆流”是我派的工作组来干的,反“逆流”的责任应该由我挑起来。那时候还有个背景的环境,各个单位都出现这样子,出现很多反动标语,出现了反毛主席的话。那个时候要把陈毅这个大黑帮揪出来,这是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活动的,工作组对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表示态度,这也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就开展斗争,找材料、搞斗争,开围攻会,斗争了一些好的同志。我今天正式向这些被斗的同志说道歉,向你们道歉!(鼓掌)我承认这个错误。在中央全会上就作了自我批评,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请求中央给我处分。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问题建议中央罢我的官,我不见怪。这个大革命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要去怪他们。他们是第二位,第二才是工作组负责,工作组组长、副组长负责,然后才是局党组负责,我是负主要责任。张彦是我派的,张彦来你们这里,来一两次就没来了。他要都在你们这,不一定要挨整,也证眀他不够好,要好不一定挨整。究竞是什么性质现在还没定,现在停职反省还没罢他的官,还要审查。我老实告诉你们,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还只这一次。我在一九二八年犯过一次,一九
    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大的路线、方向性错误,以后我就没犯。原则性的错误我犯过二十多次,几乎每年犯一次。今天你们两个红卫兵把两个红卫兵的袖章给我戴上,感觉到你们接收我这个老红卫兵是对我十分重视,我很感谢!但我讲句,你说我是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的老红卫兵,这样接收我,我才满意。你不要以为我是不犯错误的。今天我讲句老实话,在座的同志,你们哪个敢讲你们没犯过错误,你们谁敢站起来说我就没犯过错误,你们哪个敢讲?没哪个敢讲。特别是你们年青的同志们刚刚开始,乘长风破万里浪,你们刚刚跨出第一步。你们前途无量,你们要记着,在大革命中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他就没犯过方向性错误,没犯过路线性错误。林彪同志可以这么讲,这是讲我们党里最高领导的情况,其他的同志恐怕很难讲,这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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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有两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又有两个天才,一个列宁、个毛泽东。(鼓掌)我们中国有两个天才,一个毛主席,一个林彪同志,(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政治上、组织上、战略上,总路线没犯过错误,没犯过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毛主席从来跟我们讲,有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不对,有些问题估计正确了,有些问题估计不对,我们就要改。经常讲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这个讲话常常是过头的,今天的讲话是过头的话。就是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自己估计是没错误,这个风气不可长,还是冷静下来写大字报,运动加温搞得更好,更热,更有思想性,更有政策性,更打中要害。所有同志都得到改造,所有同志都得到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文斗。东欧各国,包括古巴很多人谩骂毛主席,很多人点名反对毛主席,说很多诬蔑的话。毛主席根本没有回答,只搞了九评,一评、二评、三评……九评作了原则性回答。……这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乂风格,不是斤斤较量,甚至不屑于和你较量,不和你辩论,这是伟大的领袖。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大的在全世界传播,所有的这些东欧国家。它要调转过来向我们承认错误的,有这么一天。我们何必和他,你搞我一篇,我就搞你一篇,苏联搞了我们万多篇,我们只搞了九篇。后发制人,是伟大的战略思想,我们要把苏联争取过来,把东欧国家争取过来,把古巴也争取过来。真理在我们的手上,让他们去反,让他们去闹,让他们去叫,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们不能代表他们的革命群众。在文化革命期间,驻外使馆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要强加于人。
    现在我们的运动要深入,运动气要鼓得更高,我们运动要深入,深入就是要用脑筋,动思想,调査研究。我有个个人的建议,不是指示,你们可以听我这个话,也可以不听。反“逆流”的问题,工作组这个问题,最好告一段落。(鼓掌)转过来搞斗批改。这个问题,毛主席有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跟我们讲了多少次。他说,现阶段的革命,我们现阶段是不能作结论的,是看不清楚的,现阶段的革命,要过去了,到一阶段再回头看一看,看得更清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对这个大革命很难估计。我们到第二阶段,内战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时候,再来回顾这个革命,我们对这个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就能作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对内战的是非功罪,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是非功罪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工农红军苏维埃的是非功罪,在当时那个阶段上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可能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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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的论断,我们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才能回顾。所以,现在来争这个工作组,反“逆流”的问题,现在是争不清楚的,都有道理。拥扩工作组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能讲这个话;反对工作组的,你说他没有道理,也不能讲这个话。支持局党组的,他也有他的理由;反对他的,也有他的理由的。对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很难作岀正确的结论,要我也很难,我很难偏在一个方面。所以,北京有很多单位讲陈老总这个人呀,就是个合稀泥的,就是个折衷主义,只能是搞一点折衷主义。我讲我心里边的话,反“逆流”拥护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吗?得罪这部分;说反对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失掉了另一部分。我站在矛盾的交点之上。放一个时候,我们十一月、十二月以后再议反“逆流”,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议议工作组的问题。等待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议一议,那个时候就好权衡些。先把它挂起来,实际上使两方面的同志伤感情或怒目而视,就是没有动武就是了。据那天王屏同志告诉我说,已经干起来了嘛!要武斗哟,你武斗可以,去找美帝国主义武斗去。不要在这里武斗。说句最痛快的话,那就是挂起来,主要把这个国庆搞好。把国庆接待外宾和接待外地学生的工作搞好,这跟我们的出版很关重要。把这个生产搞好,运动继续进行,过了十一月再来把反逆流问题辫论下,还是可以的,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嘛!上阶段的问题,我们在下阶段再来回顾嘛!也许那个时候头脑就更冷静了。我们掌握的材料更多了。我们再来作结论嘛!或等到运动末期再来作总结嘛!我所以要承担这个责任,不是来给你们办外交,你们对我这个老同志还有点照顾呀。我这一承担责任,你们就理明′爽,气就消了。我不能把我自己估计的那么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真正说我在中央全会上作这个自我批评,什么意思?我们开始并不懂得毛主席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把运动交给群众自己来搞,我们不懂得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急于派工作组去,稳定这个局势,问题就是怕乱,看了一些大字报比较恶毒,有的大字报有点偏激,我们赶快派工作组,要说没有派工作组来审查问题,我觉得也不对,从这点上我向大家道歉!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革命要由我来包办代替,要由我来指挥,不相信群众。《毛主席语录》上讲了,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最大的真理。这当然要作检讨,干部职位越高,越要作检讨。我现在要鼓动大家,要表现你们个人自己,坚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的意见认为有把握就要坚持。有重大的行动,要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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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反“逆流”究竞错在哪里?我自已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这个工作组错在哪里,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就是群众争吵相持不下,这对运动有害,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是不是这个材料还不够,光大会斗争也不行,要些同志很好地冷静地动脑筋。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有些地方没有派工作组,就没有犯这个错误;凡是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这个错误。工作组的同志还是好同志,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好同志,对不对?可能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你们如果说工作组对你们斗争很厉害,那我将来等运动一结朿,就挑选你们这些同志当工作组,看你犯不犯错误?这样一想,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被斗的人容易解决,斗人家的人也容易解决。昨天一大批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南下嘛,实际上就是个工作组。他们到长沙、到武汉、到广州、到桂林、到成都,他们处理问题就处理的那么好啊?那恰恰是个对立的局面,地方的学生和北京的学生就是对立,学生和当地的某些同志争论不休。他们去,希望他们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个自我批评呗。嗯,道歉,引为教训,下次不犯。我今天在这儿讲讲老经验,过去的经验,现在很有用。我不得不讲,我犯过这个错误,我犯过斗人家的错误,我也受过斗人的苦。你们在反“逆流”中间受了损害的,你们写了很多信给我,我一看就理解你们的感情。因为我是过来的,我看到了那些斗人家的材料。工作的同志和其它同志,我一看也可以理解,我也受过呀。挨过我打击、斗争的人,我现在统计不到好多数目,究竞有好多,我还不知道,总有好几百。问题你怎么办呢?只有双方面按照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党的立场上,顾大局,这样来解决问题。今天在运动中有远见的,有高度热情、有冷静头脑、有远见、顾大局、站的高、看得远的人,才能真正地领导我们的运动。在运动中将来会出现这么一批人,锻炼出有远见,顾大局,有思想,站得正不怕挨整,挨了整不见怪。有的人提出声称要罢工作组。工作组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揭露,我们要批判,我们可以给他处分,这个材料还不多,这个还不够,如果确实有个材料,暂时把这个反“逆流”拖下来,将来有了这个材料,可以给处分。现在我们要用工作组斗争我们的办法来斗争工作组,那你就要犯工作组那样的错误。给你们个警告!(热烈鼓掌)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我是不同意的。(鼓掌)如果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髙帽子我马上就戴。(鼓掌)问题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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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我们革命要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付真正的黑帮嘛!不是对付般的同志。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对外文委讲过,外交部我也讲过,我就是唱这个老调子。还有嘛,就是有的同志专门去讲人家的成份,可人家什么成份呢?说这些同志过去表现不好,历史上就是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哪怕他过去就是犯过错误的,过去怎么样表现不好,或者成份等等,我认为并不妨碍他在这次运动中间积极发表意见,积极写大字报。只要追求进步,就说人家别有用心,这也不公正。所有的人都要在这次运动中间改造自己,为什么不给他改造的机会?要与人为善嘛!我们替这部分同志讲几句话,有些碰到材料,咳,这个成份不好,咳,那个也不好。(鼓掌)我们不能讲这些。(鼓掌)他成份不好,还可以改变的嘛!还可以改变成份的嘛!过去表现不好。这一次表现热情,我们就欢迎嘛!在运动当中自己改造自己,他自己会进步嘛!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会改造一切,动员一切,改变一切,改造中国的整个面貌,还不能改变一些干部?要是讲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反而变成了一个老实人。我这个人总是用好心善意看人家的,就连张彦这个人,确实在我包庇之下,真是很抱歉,非常之痛心,痛切地要反省,我总不觉得这个人这么坏,我总是替他讲话。在外办工作几年,以前有些人也讲,这个人作风不好哇!个人突出哇!意识不好哇!打击报复哇!我总是替他解释。象我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容易被人家骗过了,确实我现在这个信心也不是那么很高了,我那样子批评也不见的,但是我有意见还要把它讲出来。今天我的意见就讲完了,有问题嘛,请同志们斗、批、改。(热烈鼓掌)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外国专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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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在华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兵机
    四,不搞阶级斗争: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有特高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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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留苏回国学生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文化革命情况,本来是我陪江青同志来,江青同志很愿意来跟大家见面,可是病了,我代表她,代表小组同志问同志们好。
    同志们回来多少天了?(回答:十八天了)
    同志们在苏联也看了一些报纸。回来以后到处看了一看吧!有什么问题?是否先请你们谈谈。(教育部同志建议王力同志先谈。)或者我先谈一点。讲长了大家都没时间谈了。我谈一点,可能不符合同志们的要求
    我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有过的创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算的话,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六月一日开始到现在共五个半月左右,毛主席把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看,很重视。
    十六条也讲了。中国共产党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才五个月,毛主席提到这样高的高度—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是个革命的崭新的时期,大家都没经验。同志们回来并没冇晩。这次大的运动已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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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五个月,再要搞五个月左右。大运动要这样长。但作为新阶段还刚开始,同志们回来不算晚,可以参加这样一场大革命。
    如果把这次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从六月一日再往前看看,开始发动这次大革命可以说是从去年九、十月间,在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批评吴晗问题。吴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介绍,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吴晗是作为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批评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吗?当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情况?特别在北京,根本没响应。毛主席提出这样个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北京根本没人干,主要代表主要是前北京市委及前中宣部,包括当时在北京掌握领导工作的人,根本不干,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到现在,回忆一下,一年来,有多大变化!那时一个小小的吴晗都碰不得,毛主席指示都不执行,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也不执行。而对比一下,现在国家的空气,满街大字报,人物比吴晗大多少,都可以批评,北京不执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就出了姚文元的文章。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这文章一方面受到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不发表。上海就出了小册子,同北京联系,但小册子在北京也不能发表,象洪水猛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北京不能不发表,北京报纸才发表,他们把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转移目标,转为搞成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什么道德继承问题呀、什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呀、什么清官问题呀、关于什么历史剧题呀……把政治斗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转移目标,另外搞一些名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文章不能发表,开红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则开绿灯;打击革命派。彭真有个“二月提纲”—五人小组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提纲;这个提纲同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文化革命是对立的,是反对革命的,是镇压左派的,是包庇右派的。
    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压着。但搞了这些东西又有好处,这样暴露了他打着红旗反毛主席的面貌。这中间,他的面貌一暴露,毛主席就批评他不对——提岀这样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揭,纸老虎立刻破产,所以慌慌忙忙于四月十六口急急忙忙搞个“三家村”假批判,真包庇。毛主席已批评他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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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争取主动,来个投机。达到什么目的呢?来个假批判,使北京市委邓拓这些人出来,(他们是非拿出来不可的)对他们批判尽量减轻,想通过这手法来掩扩他自己。这个阴谋立刻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立即被识破,全国没有相信这一套,全国报纸没登,而继续批判北京市委的错误
    党内有名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内容报上基本已登了,只是没点彭真的名字内容报纸社论上已登了,这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最近中央关于串联,材料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通知要向全体工人,学生念的,这文件很简单,就叫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毛主席直接主持下写出来的。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文件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入党、政、军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特别不让他们任领导文化革命的职务。过去让他们做领导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指出,混进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还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革命这样的思想,在五月十六日通知中的精神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阶级专政的学说。
    从这中间,紧接着是批判吴晗、翦伯赞,批判“三家村”这些报纸都登了就不说了。从提出这个问题对吴晗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对翦伯赞的批判、对周扬的批判,到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样一些,毛主席讲,这叫做舆论准备。(即从去年九月、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报上写文章,到党内发通知)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那张大字报,这是战斗的信号,战斗开始的动员令。过去谁也没料到毛主席批准的这张大字报有这么大的威力,六月一日大字报一广播,第二天一登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在仝国起了这样的作用。来势很猛,全国到处贴大字报,到处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一批地揪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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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了,局势非常好。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主流势不可挡。同志们可以再重读一下这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好读红旗转登的那篇评论员的稿子,因为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
    毛主席批的大字报作信号,一切革命的工农兵、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都欢呼,把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修正主义黑暗统治现象来个大冲击。这样一个情况摆到了人们面前,就有两种态度: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革命派就说好,好得很,要站到群众中间,群众的前面,站在革命的边领导运动,虽然没有经验,但与群众在一起,把运动搞下去;但另一方面,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反映、代表这一小撮人情绪、愿望、要求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拥护者,他们就害怕了,没几天,群众敲锣打鼓,到处送大字报,贴大字报,他们慌了,订出种种限制,不准上街,这规定不是奇怪么?我们文革小组有的同志说了,就到街上去看看,看到大字报这里不许贴,那里也不许贴,他们认为大字报这东西糟得很,赶紧派岀工作组,派岀大量的工作组,想把群众运动按他们自己的老框框,按他们自己的轨道去搞
    在北京市,好多单位过去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下,革命群众受压制,当工作组刚派到这些单位时,都是敲锣打鼓去欢迎,但不要好久,就看到这样不行,这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包办代替根本不行。一下子就直接冲突,尤其在毛主席领导下,广大群众自己起来了,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都要批判、斗争,采取革命态度去对待,但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要压,革命群众对工作组本身很快就提意见了,群众起来了,任何人压不住,工作组自己打什么旗号,群众不听他的。大字报形式过去处理敌我矛盾处理右派,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用,可是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就不能容忍。他们说:“我们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首先,他们不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毛主席派的,即使个别工作组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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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派的,他也不能不许人提意见呀!这样,普遍的采取了这种逻辑,所以工作组几乎百分之百的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所以,大概五十天的工夫,这条错误路线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起了作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条错误的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的错误的路线。在这期间相当普遍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从六月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外面就研究了这情况,回北京后,亲自观察这情况,几个大学的简报仝看了,听了些情况,看了些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就决定撤消工作组。这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几个大学院,北师大,对外文委(张彦在那里搞了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骨干,反革命分子)去了,还到了一些中学。把毛主席这个意见在那个地方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就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一些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定下十六条。所以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物。十六条及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月八日通过了十六条,八月十
    二日通过了公报,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这个消息的发表,也就公布了党中央名次排列次序的改变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但在这以后,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这个新的高潮的主要特点是:运动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红卫兵是一个方面,十一中仝会以后,毛主席大量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大量发展起来了。原来,红卫兵最早的组织是六七月份,在清华附中,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下,他们受压迫。在工作组去了以后,这些革命同学依然受压迫。当时红卫兵被工作组看为是非法组织,黑组织。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写了两篇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另篇叫“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文章被工作组及青年团中央看成是反动的文章。这样一个组织同他们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看了,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毛主席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坚决地、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组织,支持他们的文章,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到现在也没发出去,而是传出去了,十一中全会传出去了。当红卫兵组织刚刚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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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正在遭受挫折时,我们的毛主席支持他们,支持这组织,看出它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有无限生命力的,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的。毛主席热烈地支持它,并说,他和他的战友,热烈地支持这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文章及革命的演说—一发表的讲演。很快,红卫兵在毛主席的信传出去以后,比较迅速地,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在仝国范围内迅速地广泛地发展了这个组织
    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提了很多好倡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成为社会的斗、批、改。好多社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上街后解决了红卫兵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革命组织,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了红卫兵,最害怕。在日本,一出现红卫兵,赶快派出警察去镇压,去抓。在新加坡,发现红卫兵,也去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的是红卫兵!
    再就是大串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展的。所以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时还没有大串联,十六条里也没有象现在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是新的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新事物。拿我个人来讲,北京来了大批外地学生,北京学生也大量地往外地走——当然,与现在不好比,我们也想,人都走了,怎么斗、批、改?我们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北京来了十多万人,北大、清华很拥挤。下雨,还有病号,没有地方住怎么办?这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怎么对待的呢?毛主席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就站得高,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革命群众的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有地方住的。果然,现在在北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已有三百万了。应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革命大串连的伟大意义。它在全国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在全国范围交流。外地的大、中学生,年纪还很轻,他们来到北京,能见一下毛主席,在他们一生中是永远不能忘的事。他们满腔对毛主席的热爱、尊敬、崇拜的心情。列宁死得早,当时局势也不稳定,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接见群众。所以后来见到列宁的人很少;而现在已有九百万人次见到毛主席。这是件大事,有长远的意义。他们看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的革命造反精神,看到人民的革命要求及革命力量,人来得愈多愈好,将来防止修正主义更有保证。若出现修正主义,就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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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多人反抗。虽然给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国家交通运输计划受到一点影响。吃饭、住房有困难,天气寒冷,生病…但与它有长远起作用的有影响的意义比,就是微不足道的。毛主席提倡徒步串连。有的叫长征,我们估计,一定按长征的路途不可能太大量,太大量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徒步串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去做,会起很大作用。如中学生可以在省及专区范围内步行串连,互相交流经验,对推动革命运动会起很大作用。革命串连与学生运动的发展的趋势必然引起推动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农村也搞了一些文化革命象学校那样的广泛,现在尚没有。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先起来然后是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搞好下去,那么,学校的改革是空的,要把学校,把国家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学校要彻底改掉过去教育的一套,基本摆脱修正主义的框框。这一套教学制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念书,念的与工作上用的也不一致,念那么多年书,关在屋里念,这套教育制度怎么改?一定要与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结合起来。学生要和工农兵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整个社会,整个革命运动是最大的课堂,整个革命人民、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是不上课的上课,每个人都要经受这严重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
    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一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一一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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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但总得找个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领导干部、工作组没有发言权了,他要用群众组织的形式继续贯彻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继续镇压、压迫革命群众。相当长时期内,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
    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路线问题,过去在党内讨论,没有在群众中讨论公布。而这次文化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直接在群众面前,由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直接压迫人民,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而形成了公开的群众性批判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的
    同志们回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满街大字报、传单。经过这个批判,最近中央又开了一次会,把这两个月情况研究一下,研究现在如何把这斗争更好地进行下去。在斗争中的大量事实面前,路线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也可以想得更周到些,红旗十四期社论把这些问题讲了一下,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岀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
    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不能从口头上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很不饶人,看看这三条标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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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了,群众是很讲道理的。林彪同志经常讲;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很多人对犯错误的人说:“我现在把你看成是:二、三类干部,你如果来了,可以发展为一类干部,如果坚决不改,你可能变成四类千部”。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般犯路线错误的人与党、人民是内部矛盾,对他们的处理按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既批判思想,又达到团结的目的。但革命不是文文雅雅的,革命这东西这样大规模的,历史空前的,触及人的灵魂的运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怪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站到群众对面,不能这样也看不惯,那样也不顺眼,这也怕,那也怕,怕得要死。这是根本的立玚问题。没什么可怕,何必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怕得不得了?深入到群众中就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到群众中,与群众在一起,这是根本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群众的问题。所以必须不采取与群众敌对的态度。软的、硬的整群众都是对抗的态度,搞两手,一手镇压,一手拉拢,恐吓、破坏,这都是错误的,是与群众敌对,继续搞下去,不是真正与群众一起当小学生。有人问:现在到底是省委领导红卫兵,还是红卫兵领导省委?这问题,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人,很好解决,先当群众学生,然后当群众的先生。你干了几十年,见到红卫兵没有?没有。就先当学生,向红卫兵学习,然后再领导他们,不辩矛盾的性质,都当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感到已受到威胁,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在这尖锐的情况下,是有人写反动标语、口号,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彪同志,他们走上邪路,走到与群众对抗的道路。当然矛盾的性质会转化,从对群众不满,发展到对党、对毛主席不满。
    同志们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很好,很重要。希望同志们能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真正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彻底的革命派,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要做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毛主席思想的拥护者
    同志们在苏联呆了一个时候,那里是大倒退,大复辟,大变质。这情况在我国个别地方,局部地方,在一个时期会有这情况或已有这情况。我们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旧的东西要打破。你们在苏联看到的东西要当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财富,是革命的财富,作为反面的东西,作为借鉴,使我们不要走那条路上去。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不要计较“私”字,“私”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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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削阶级私有制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很长时间内还是有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发展会那么一帆风顺,不会的,也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就没有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了。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学生,任何人反对毛主席都不行,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个人名利,个人打算要去掉。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分力量,贡献自己力量;同时又时时刻刻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时时刻刻丢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与工农兵在一起,做普通劳动者,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质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抓住,时时刻刻独立思考、判断面临的事情、问题。看看是否符合毛主席路线?是的,就支持,拥护。不是的,就反对、抵制(不管什么人)造反。永远做革命造反派,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一切不怕,不怕丢掉什么。要立下志愿按毛主席思想与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内也有派,有革命派,不革命的,中间的,反革命的派,毛主席经常讲蒋介石讲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有派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存在,就还是让他表现出来的好。可以表示自己态度,这是正常的,表面致,实际上不一致,强求一致不如就叫他不一致,但办事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无产阶级大民主原则办事,创造在毛泽东路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经验。
    善于商量,善于听不同意见。善于用民主讨论方法解决问题。以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组织路线——一群众路线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也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一专门在背后(苏联那里学来的)搞点材料、收集点东西,来搞人为反革命,人家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靠对付群众的方法,找几个人在门背后收集材料,放在档案袋里。搞群众是不对的。文化革命中,就要将整群众的材料全烧掉,当众烧毁。这也是大的原则的斗争。斗、批、改,改掉条很不合理的制度,绝不能学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反动的资产阶级不只在政治上是错的,组织上也是错的。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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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靠口袋材料,关起门排队,搞个黑名单,全是错的。是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这都要搞掉。这个指示今天可以发下到机关、学校、团体、厂矿,到处都将张贴在一切地方适用。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个月的打架,抢保险柜,我们还不那么理解这问题。过去抢档案等都不怪群众,而是怪领导。过去领导搞材料的错误手段是对付群众,这些东西,群众是关系一辈子的,对群众是个威胁,一来个什么运动拿出来就要整他。这太不合理,怪领导上,不能怪群众。他要与你拚命,不打这个月的架,我们也不理解这一个问题的这样严重性。打了一个月架,打破头,抬到医院的也有,砸了保险柜,把部长扣起来—一学生不承认,说是他自己去的(笑),省委书记说学生把他带北京来了,学生不承认,说是省委书记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了。吵架,争论不休。这一切,我们看来,大道理在群众一面。政治是生命,过去的那些背地里搞的材料,以后整风整人,群众当然不愿看。这套方法,不从制度上,从思想上,从上层建筑来解决,左派上台,也能学会搞这一套。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中央下的决心很大,除个人写的检讨外,其他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总是先有事实,然后形成概念。我们也说理论是先行的,但一切事物先是有了大量事实,才形成概念,才能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同志们不要老在岸上看,一定要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在大革命中学会游泳。在文化革命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否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问题解答。条子中的主要问题有: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究竟怎样?两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究竞是谁?)
    我想不用说已知道了,已经点了名了嘛,这些问题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各地开三级干部会已讲了,现在满街已贴了,有什么规定限制?过去有建议什么人的大字报不要贴,但现在也已贴了,主要还是从思想、阶级根源,从两条路线的实质、表现来认识,反正与人有关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提出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现在大量的犯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过了关,三级干部会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讨。本以为这次会议后会比
    十一中仝会后好一点,但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阻力还很大。为什么这次要把提出路线的与执行路线的加以区分,就是为了给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开脱一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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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路线很多东西以中央名义下来,所以下达普遍,所以要炮打司令部,炮打与主席思想对立的司令部。
    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可以看到差不多大部分省都犯这个错误,如果不把扣子解开就不行,“舍得一身剐,把××拉下马”的口号红卫兵也知道,究竞是谁与主席唱对台戏。所以红旗杂志及林彪同志就讲十一中仝会已宣告资产阶级路线破产,中央已解决。省一级现在挨轰也是可以理解的,矛盾自然集中到省及中央各部。现在有的省用了林彪同志讲话“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不许人家轰轰了就是牛鬼蛇神,这不对。不能以这话来对革命群众,应当炮打××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整群众。利用林彪的九月十六口讲话来压制群众,这就是错了。这次工作会议后,怕群众,把群众作对象的现象好一点,但还有干群关系紧张,扭住抢材料的问题不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后,群众之间有分歧,有的群众受蒙蔽,受影响,群众中有了分化,或者是他也拿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继续坚持接受反动路线,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斗争更复杂,这也是一定的。党中央的号召是一贯的,对坚持错误的千部不利用,对群众,要使革命派懂得,不要使受影响的群众组织负责任,应采取帮助,争取他们,使他们认识操纵的人是不对的,重要的人做适当的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人民内部还是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是群众斗群众。过去受打击的同志一下子地位改变了,对他们改变地位以后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激忿之感情代替政策,应使他们掌握策略,懂得閉结大多数,不要用过去错误路线下的不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下子全部都懂得掌握政策策略。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不能着急。同志们问到第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我们全无关系,他们自己搞的第三司令部,据我们观察,过去刚成立时观察,第一、二司令部大,物质条件差,第三司令部小,可能做些事,他们也确做了不少的好事,(北航是二司令部的,观点是三司令部)北师大地质学院……属于第三司令部。做的时候是否有点过火之处,可能,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改正,攻击第三司令部,我们不认为是正确,他们的核心未形成,如何建立健全队伍核心,提高领导斗争艺术水平,还有待斗争中去健仝,可能有变化。党的领导问题大家很关心,这次十六条中没有具体规定,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让各级党组织、党员接受考验,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绝对领导,毛主席领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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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林彪讲话、《红旗》社论还直接与群众见面,党团员要接受大革命的考验,你站在毛主席和群众一边,就起了共产党员及这个组织应起的作用。你不行,站在与群众对立的一面,就不能起作用,文革要彻底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得到群众信任,选你,你可起作用,不选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也可起作用,不要等各层党委发号施令。一定要坚持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过去的错误路线,就是在这问题上怕得要死,我们不象他们那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不起来,红卫兵也统一不起来,是有这情况,不要忙于统一,以后会逐步统各派思潮公开化,这并不必害怕
    处理档案问题,不是把所有档案都烧,而是指五月十六号以后整群众的材料其它材料以后再说,问题较复杂,不然就解决不了当前的迫切问题。
    侨办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十二月十八日接见了首都归侨红卫兵代表,她坚决地支持了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对侨务界和中侨委的革命造反行动。她对我们说:“我坚决做你们的炮弹。”并指定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在体育场电影馆接见了我们北京归侨灭资兴无学校(原华侨补校)、华侨大学艺术系和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等单位两百名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并听取了我们对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最后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其他中央首长要求我们把将要在本月底召开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准备好,并说中央会派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归侨最大的关怀和鼓舞。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一定遵循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开好这次誓师大会而努力,为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把侨务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张春桥同志讲话同学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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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请坐下)不用坐了,因为坐了一个下午了
    我们确实是这样,对华侨界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很少。最近嘛,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一些标语是你们贴的。里面有廖承志的、方方的,还有林一心的,对于这些名字,刚才你们讲的,我们脑子里还有个印象,但是这些单位,我们确实都没有去过。材料呢,也没怎么看,因为我们人很少,我们觉得一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多。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于很重要的方面没有注意,现在是你们用行动使得我们注意了,这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热刎鼓掌,高呼口号)
    从同志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感觉到,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证明了华侨这个名称并不能说明仝部问题。因为不管是在国外的华侨也好,回国的华侨也好,或者是在国内其他的人也好,总是分着阶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这里边写着嘛,念念不忘记阶级斗争嘛,这是最基本的。在华侨里边也是分着阶级的,也是有阶级斗争的。那管理华侨的部门里面也自然会有阶级斗争,或者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或者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的同学包括广大的归侨或者海外侨胞,我们总是相信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因为那里劳动人民是占绝大多数,决不会是资本家占绝大多数。(热烈鼓掌)不仅仅是说,象说什么三百年前是一家,那是讲历史;讲现在,也还是这样,也还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我们如果忘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
    同志们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能够在这里继续听,因为晩上的会已经约好了。你们刚才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突然,我们也很突然我们是正在开着会,就决定说江青同志要我们两个马上离开会场到这儿来接见你们,就是这样子来的。(呼口号)因为时间仓促,今天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准备,有准备的也没有来,还有许多材料也都没有带来。(众带来了)有的材料恐怕没有带来。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有材料呢,现在给我们也可以,如果现在来不及,也不要紧。我们希望是这样,第一嘛,如果你们有现成的材料,你们就比较早地可以给我们,送到中南海门口就可以,请你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如果写张春桥、戚本禹,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更有把握地到我们手里,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会被人扣的。这是一个。第二呢,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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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许多没有现成的材料,因为刚才所涉及的已经很多,比如说中央侨委,对侨务部门,到各地的侨务部门的问题,有的是农场的问题,有的是工厂的问题,有的是学校的问题,很多方面,有的是专门的华侨的学校,有的是在别的学校里边的华侨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了解。(鼓掌)希望你们把这些各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并且把情况报告中央。(热烈鼓掌,呼口号)至于同志们刚才提的具体要求,我们回去以后报告江青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再研究一下,然后我们……(高呼口号)
    但是我们应该说一句,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高呼口号)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常委的一个办事的机关。我们人手也很少,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做的成绩也很少,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象刚才讲的,华侨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得太少了,几乎没有了解,这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很大的缺点。那么,我们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什么呢?我们能做些通风报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中侨委的问题也好,解决各地的农场、学校、工厂或者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好,还是要靠那里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就是归侨吧。归侨里面也是有工人、农民、学生、有教师。靠这些人,和那里的其它方面的革命的人民团结在一块,那么我们就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坚持这个路线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毕竞是一小撮,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干不出什么事情。(对!鼓掌)只要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彻底地揭发,彻底地批判,可以把他们打倒的。(鼓掌)
    我想,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点话,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鼓掌,高呼口号:“把归侨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彻底改组中侨委!”“坚决要求中央罢方方的官!,撤方方的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我不准备多讲了,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谈。同时我们希望你们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很好地考虑自己的斗争,我们相信你们有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戚本禹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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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要讲的话,春桥同志都讲了。我想,下次有机会我还可以给大家讲讲。好不好?(同学们:说几句吧!)大家在国外受了很多的压迫,你们的父兄在外国也在受压迫,你们经过了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搞成一个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有这么一个中心,我们的父兄,在国外的父兄,要革命就有了一个灯塔。怎样把我们的国家搞成一个革命中心呢?就是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定要打垮我们国家里面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掌)他们是想使我们国家重新恢复到你们过去所呆过的那么一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搞修正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变质,我们就要继续象过去一样的受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压迫。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话不能讲很多。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座谈纪要这么一点事情,就这么难商量?你们要求见面,说好廿一人,我是同意的后来又要增加二人,也同意了,可是你们还要增加人,彼此都应讲信用嘛!我昨晚只睡了两个小时,上午有事,下午参加你们的大会,下面还有好多项目的事情呢?(谢民亚同学谈接待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事)侨委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没去过。
    今天主持大会的姜德生同学是哪个学校的?(姜答:北京农业大学的)
    外面散发的一个讲话,说是我讲的,哪有这个事?我怎么能说王观澜没有错误呢!你们要是找我的错误,也能找到嘛!过去是好人,也会变嘛!我怎么能说他没有错误?毛主席对刘少奇还是很信任的,当接班人当了这么久。王观澜到现在不去检查,是不对的!
    (姜德生汇报农村也査出黑材料的事)我听说查出东西来,最后一次我不知道。(总理问政治学院的情况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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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把公安部三个部长都搞去开了会,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要相信谢富治同志嘛!你(政法学院一归侨)回去与同学们谈谈,就说中央文革同志和我的意见,打算与同学们见一次面,时间以后再约。最近吧,你们要想想,只有两天就新年了,别的问题不大,全城的治安问题是大事。谢富治同志与你们最熟悉,首先支持你们,再不信任就没法合作了,现在他是光杆司令了。
    你们今天打算谈些什么问题呀?
    (熊建昌同志提召开北京市归侨揭发批判侨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请求总理考虑是否在人大会堂召开。因往年经常在人大会堂开联欢会,放资产阶级的毒,在什么地方放毒,就在什么地方消毒。)
    我们也想慢慢地将大会堂开放,给红卫兵用,但是担心人一多了难掌握。上次都要冲进来,这就不好,同时好多会要在这儿开,会耽误别的工作。说要消毒,今天在这里开的会,不就是消毒吗?
    (指今天的欢迎大会)(谢民亚同学汇报向中侨委接待工作造反的事情和四
    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要求。有同学轰我们,说我们不走群众路线。
    今天你们就吸收了两名侨委干部嘛!侨委难道一个革命的都没有?吸收干部参加好,这样可以内外合作。是的,不能脱离群众,你们刚管事,还要好好学习,刚管事就脱离群众,还不应该挨轰?这不是和我们一样挨轰,我们比你们多一点经验,你们不要忙于事务,你们可以吸收侨委干部、青年干部帮助你们做些事务事情,把这些事务事委托给他们做。你们要锻炼锻炼。象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搬凳子也是锻炼。但主要的是学会掌握方向原则,学会做思想工作,做组织工作,做宣传工作,把大方向掌握住。事务事一多,就会把大方向丢了。
    (总理问谢是哪省人,谢答是台山人)
    你们广东、福建人讲话就是不一样,什么客家话,潮州话(谢说:华侨青少年要见毛主席)
    要见毛主席的事,刚才跟康生同志说了,跟我也说过(谢说:华侨青少年要到印尼和苏修大使馆示威)
    到印尼大使馆示威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大使馆搞成这个样子,过去主要让他更暴露些,现在开会还不是照样开嘛!
    (有同学要求,开控诉揭发大会时,把印尼驻华大使揪去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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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这里有个国际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马上答复你们,不行!文化大革命是国内的事情。反修路是女二中搞的,也不过搞到那儿为止。那一次搞得不错,并从学校转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做了好多事情。后期十月份的我们关心少,中学发展有的抓人、打人,走上犯法。你们全怪他们,起初联系多,后来联系少,这点我们做领导的人恐怕也要负些责任。不管怎样,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有些同学提出开联欢晚会)什么节目?
    (同学:是革命的节目)
    是革命节目,文艺界不是有造反派吗?三司可以跟文艺界造反派联系嘛!要用大会堂可以,就是在七日晩上,好吗?(好!)就定下来啦。节目送文革审査。
    (谢和张有仁同学谈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要求下连队当兵的事)
    他们是刚从监狱岀来的,不能再放到温室里,下连队当兵锻炼这是好事,个礼拜不够,时间还可以长些。接待问题,你们可以给我一个计划。在北京时间可以长些。我看了计划,才好给你们提意见。他们要在北京长一些,可以两三个月的时间,住在一个学校比较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看了计划再约你们谈谈。有的学校要求他们作报告,你们不要搞太多的时间,不要搞得太长。可以录下音来以后广播,录音能听,还可以印发一些。见面时间不要太长,象今天的会,时间就长,搞了四、五个小时。
    (有同学汇报中侨委在接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求不让中侨委接待,由中央抽人去。)
    你们派人参加就好嘛!中央到哪儿派人?哪里能够没有问题?中侨委也有人革命嘛!现在那里能没有人革命?今天就有干部参加了嘛!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新年过后,你们可以派人参加接待,促进他们革命化,对他们要改造嘛!要他们靠边站,他们倒舒服,没事干了。还是要帮助改造他们,去掉他们资产阶级的东西
    自费归侨有多少?(吴济生同志答:广州有一千一百多人)我知道有一千人。(同学说,这只是一个地方,广西、云南等地还多)自费归侨要改变做法,首先争取教育他们,到农场去。现在可以让他们在学校搞些军训,参加文化革命。华侨学校也要改变教育方法,你们自己也要革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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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同志汇报中侨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总理问:方方出来没有?他的病还没有好?一斗血压就高。
    (张立说:方方的病,运动不久一烧到他,他就病了,反击时就跑出来,纠正时又病倒了。我们为了照顾他的病,开会可以搬个沙发让他躺着听)
    (三司姜德明同学说:他比王观澜还严重些。)
    (张立和同学们谈到侨委问题和别的部门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下面有学校,有农场,现在已有十几个单位的归侨来京。)
    总理说:有农场派代表来吧!不要一下来的太多,那样会耽误生
    (同学们说,廖承志答应三结合。由学生,机关干部到农场与职工一起搞运动。)(总理点头问华侨农场有几个?华侨大学有几个?外专有多少学生?)
    总理说:方方不能再让他抓这样的工作了。所以,象这样的单位想试验搞外政委员会。方方,我们知道他,早就想检査他的事情。(有同学说在十月份,方方、苏惠还赞扬谭立夫的讲话!)你们不要说这么具体,我也相信他们这两个人(指方方、苏惠),我是比较了解的。
    (熊建昌同学给总理关于方方的材料,总理看了标题说)好!我带回去看看,我很想看看这样的材料。侨委造反派有多少?(汪后征同志答:已发展二百多人)侨委有多少人?(答:四、五百人)造反派一开始人不要多,要站得稳,左派要逐步壮大,成了多数就要警惕。(张立同志汇报侨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散各司进行,没有集中搞党委。)这样就不集中,应该先从侨委搞,批透。先搞党委,下面就好解决,不然力量分散,就不能集中解决问题。成立行政委员会的这个办法是我提出来的,先在科学院试点,如果革命左派还不成熟,就慢点搞行政业务反正要做。(熊建昌同学要求总理参加揭发批判大会)
    你们要把口号给我看看。我举个例子,财经系统也搞这个形式,要我参加,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批判财经系统,以李先念为首的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我怎么能参加呢?我参加了就表示中央支持。如果批判运动前后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然可以出席。因为李先念为首的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这回事,超过就不行。李先念十七年来,并不都搞财经,说得不象,也不能硬加上去。我把材料看后,再和你们谈一谈,今天不行,时间来不及,材料还没有看。以后你们有材料,可以交廖承志,或者不交他,交吴济生同志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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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去没有和你们谈过,你们送去的材料我没有看,我那里的材料那么多,我怎么一件一件地都看。现在和你们见了面,谈了谈,以后你们转来的材料不要太长,我就看了。
    (总理问批判揭发大会的时间、地点。熊建昌说:已定在三日下午一点,地点在北京体育馆。如果总理有指示,可以改,听总理指示。)等我看过材料以后再回答,这个会的时间还有几天。接待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的几个问题,我在年底回答你们。但你们要把计划送来,不要写得太长,太长我也没有时间看。
    (有同学问一九六六年大学毕业生分配问题)六六年大学毕业生分配,过去的办法不算。现在初步意见,可以自己选择,可以留在本校闹革命,搞到明年七月。取得分配单位的同意,也可以到分配单位去,由自己选择。
    (有同学问,还要不要侨委?)侨委目前还要,机关愈小愈好。侨委总不能万岁,但目前还不行。华侨在人家国家,总归应参加人家的革命,但总还有一部分要回来!双重国籍不好,国籍问题解决了,就好办了。要么是中国国籍,不能一会儿是这个国籍,一会儿又是那个国籍,第二是侨汇问题。过去争取侨汇有好处,增加了国家外汇,这是一笔收入。但有不好,助长了归侨、侨眷的资本主义思想寄侨汇,真正大资本家汇款回来不多,多数是侨居国外的劳动人民。即使是劳动人民,在国外劳动,寄钱回国,国内的却过着资本主义生活,不参加劳动。今后不要再给归侨特殊照顾。选择我向你们宣布:从一九六七年起,国家不靠侨汇我已向廖承志谈过,财政上也取消这项收入。过去财政上有这笔收入,廖承志也没法,现在取消了,他也就没有负担了。说到华侨问题,前途是这样的,随着国籍的逐步解决,取消侨汇,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慢慢的侨委也就失去作用了。(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五、工交系统
    第七机械工业部
    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终站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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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总理讲
    我们还要开会,我先简单的谈几个问题。七机部在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纠正,明显的表现在群众严重的对立情况下,对立情绪而没有改,关于平反和材料问题,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不仅没有改而在继续,希望各单位,好好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红旗》十三期,十四期社论,解放军报前天和大前天的社论,这些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并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下,认真的思考一下,也把脑子武装武装,把思想提高一下。为什么都是革命同志,现在造成这样大的对立呢?大家来想一想
    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好好学习十三期、十四期和解放军报的新精神“论一个公字”实际上是中央工作会议林总讲话的主要内容,十
    四期社论是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都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有的单位,有的部门继续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所以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路线的问题是敢不敢发动群众,怕不怕群众,怕不怕把四旧破坏,对每个人来说敢不敢破私立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没有私心杂念,这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我老头子67岁了,还要向同志们学习还要锻炼,我现在讲一讲是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现在叫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好,也给我点儿时间了解七机部的情况我准备到七机部具体的看一看,我以前去不了,但也派人去了,今天是6号,希望同志们给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的情况了解,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首先是希望
    十七级以上干部,部院党委好好学习,学过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后,还是希望部党委站在正确的方面来,真正改正错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怕字当头要敢字当头,不要以私字为重,要以公字为重,我们应该做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王秉璋同志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现在应该消除对抗情绪,破四旧,打破自己的老框框,确实感到不习惯,要做艰苫的政治思想工作
    关于支持革命群众的问题,还是希望部院党委进一步的改正错误,希望革命的人愈多愈好,不是把一些人打倒不能只剩毛主席林副主席两人,我希望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愈多愈好!
    凡是过去被压制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在文化革命中戴了帽子,一律恢复名誉,部院党委应采取坚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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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不管什么方式戴的帽子,一定在部院、部所厂各级大会上公布进行平反,这样才能消除对立情绪,才能贯彻政策,才能……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材料、大字报,排队名单
    律封整齐由部党委负责,院党委采取措施,所室封起来,
    听取中央指示处理。
    希望昨天晩上发生的事情(指抢三院的一些材料问题)不要再发生了,类似
    的情况也不要再发生了,你们带来的材料,你们如同意的话,交给接待室XX
    由我去看一看,分分类,我看后向同志们汇报,有哪些做对了的,有哪些做错了的,再作结论。
    路线问题、平反问题、材料封存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没听清)我来替你父分类、作检查(指检査一下材料)。
    关于调人问题,希望部党委给我交个名单来。“九一六”联络站的一个代表说:“昨天在南苑几个地方发生了烧材料的问题,现在还有灰,从灰的痕迹中还看出烧的材料,现在有人还在整理‘四中’同志的材料”,李副理继续说:“现在不要烧了要封起来,部向我负责,下面向你(指王秉璋同志)负责,搞个责任制。
    我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各方面去了解情况,关于材料如何处理,给我五天时间,答复你们
    罢官问题,罢官容易,你们提出意见可以,但罢不罢要由中央决定,现在不是罢官问题而是要他们认真的自觉地改正错误,如不改,不要你们提(指九一六代表)他们自己就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两派之间革命群众之间,学学林副主席在十一月三号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群众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学会辩论学会不懂的问题,学会摆道理,人民日报,我特别希望同志们学习……(下一句未听清)。
    天天互相扣帽子不行,学会讲事实、摆道理,要辩论,这才能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这要靠你们自己做工作,独立思考,提高政策水平,同志们之间可以讲道理嘛,过去讲大民主主要是讲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是不是林总讲的未听清)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很少很少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把资阶级反动路线改好了,把一些问题搞好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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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四中”的讲话根据七机部过去对党的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多快好省的工作还是少慢差费的工作,是按洋框框办事,还是走自己的道路,是走专家路钱还是走群众路线,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斗、批、改的内容,现在是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之后,再进行批改。
    周后,我希望每个观点的
    、八院的群众,平等待遇,各派十五
    名代表来这里辩论两天,(这次李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916的代表)连我共有三四十人,大家准备发言,讲事实、摆道理,派代表发言,进行辩论,在这一周内,部院要好好学习文件,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平反,把材料封起来,不准再烧,等一周后,我们四方开辩论会(两个观点的群众,李副总理、部、院领导)但不准扣帽子,不能喊空口号。
    李副总理问王秉璋同志,“这样行不行”,王秉璋同志回答,好!好!好
    李副总理继续说:各院都有代表,各方面选出十五个人,王秉璋同志你要知道你们各院、所的阻力还很大,习惯势力还相当大,你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问题,自己木身在思想上也是有阻力的、我那个会已耽误了三刻钟,今天就这样,我们周后再见面,下周进行辩论时,各来一个院领导干部,院长、书记都行。希望你们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吃深吃透,不要辜负了党中央对七机部的希望
    916代表有同志问:昨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革命的行动?你结论一下。李副总理说:我不作结论。
    916又有同志问:王部长也可以结论。
    李副总理说:我支持不支持,看了后再结论,但不能说群众的这个行动,是反革命的行动。
    王部长说:是不能这样说
    916又一同志说:你(指王)刚才干吗不吭气?
    李副总理说:你们五位同志,(指七机部三院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等五同志)回去要注意,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有几百人参加了。李副总理说:一周后再见。大家热烈欢送李副总理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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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五”部分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別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语、体院、机械茡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布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2、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別坏分子利用的,其馀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把三院七零一所这样些人的行动定为反革命。如果定了你们的性质,其它院校怎麽办?我们要警惕被个别坏人利用,其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院部在中央新的指示没有下来之前,要采取坚决彻底的措施。不管什麽地方,把有关文化大革命材料都要彻底封存起来。如果有就封存起来,没有就拉倒。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他们继续那样搞,我昨晚也讲了。
    3、七机部党委、政治部、中央办公厅三方面组成一个调査组,我们去两人,
    七杋部党委,政治部也各去两个人到现场去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审査被抢的材料然後再下结论。
    4、你们可以有权利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批判,你们认为这个行为不对可以写大字报辩论,运用“四大”进行批判。你们认为错的,就可以进行辩论。群众之间的辩论按林副主席十一月三日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说:"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段话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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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来的。领导是不是犯错误,主要还是在“敢”字上和“怕”字上。敢不敢发扬大民主,不仅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而且是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就是四个“善於”(即善於相互商量,善於倾听不同意见,善於摆事实讲道理,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
    依靠大多数,逐步消除对立。你们是多数。(代表插话:有的单位不是多数)少数要善於团结多数,多数要善於团结少数。不搞大民主,不但部党委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能解决问题。搞了这么久还是群众对立,还是群众斗群众,这样下去,部领导就把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样下去,就说明部党委院党委没有做好工作,我也没有做好工作。就是要依靠群众做工作,不能把责任挤在部党委身上,我领导国防工业的文化革命,我来管,我也有责任。七机部文化革命不是工办管,由我管。要学会相互商量,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学会相互辩论。你们是骨干分子,你们也要向“九·一六”介绍情况,最后会消除群众对立的。“九·一六”抢了六厂一处“九·一五”串联站是错误的,这是群众组织斗群众组织,你们可以批判。不管多数少数,除极少数外,其它都是要革命的。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延长到明年二月份,还有四个月。这四个月时间,不仅学会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大民主,也要学会群众之间的大民主,学会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你们和“九·一六”革命同志都要学<再论一个公字>社论,这就是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你们要破私立公,我相信你们会在游泳学会游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你们比我们强,也应该比我们强,青出於蓝嘛!那位同志挨了打,没有还手,是革命者态度,他们就理亏了,我挨打是理直气壮的。你们和
    九·一六"同志学会互相讲大民主,你们能不能做到,把他们那边的人争取团结起来。过两天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就会下来,现在就要彻底保存,将来要彻底消除,凡是这种东西的,一律封存,毫无留恋。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我不允许七机部再出现这类事,但必须搞两条路线斗争。有错误的认错,跟不上毛泽东思想的,继续紧跟。这两个同志(指赵树信,王景信)坚守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种精神是好的我相信你们会在三,四个月中锻炼出来的,会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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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搞好的。七杋部的中心问题是方冋性,路线性错误,彻底改就是了。真正
    使七机部的ⅩX事业搞得多快好省,就必须为准备条件,把七机部思想提高,工
    作也可以提髙了。至於路线错误,七机部改就行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嘛!旧规章制度要改,毛选学习要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了,这样七机部的斗批改就好办了。目前,多拿出一些时间搞批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之後就搞斗批改,使每个同志革命化,带动事业更加革命化,更加符合总路线要求,这次×××Ⅹ××成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要满足,还要搞××、××××,任务艰巨得很。所以要破私立公,通过思想革命化,带动事业革命化,不要被一个曲折把大方向模糊了。“
    五”事件是个曲折。我建议七机部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劳逸结
    合,业务、运动结合,运动中学习和开会结合,单单天天开大会,喊口号不能解决问题。跑到这里呆两,三天,你们累,身体搞垮了,我们也不安心。为事业服务要劳逸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科研、生产不停止。运动本身要搞,但要与学习结合,不断从认识上把思想提髙,把毛泽东思想领会贯通。三结合要搞,劳逸结合,运动与学习结合。时间长一些也可以,就看你们自己安排了。时间多一个月也可以,这样不但思想革命化,生产搞好了,身体也不吃亏。这三个结合,部院党委都要注意,不要使同志们一天光忙於运动,要抓紧学习,不要开了几个大会,一个社论还没有学到,身体也不至於因搞运动而搞垮。七机部不仅要出导弹,而且要岀人才,通过文化大革命,出现一批思想红的革命家。认清大方向,与“九·一六”同志讲一讲,介绍介绍我的讲话,逐步消除对立情绪。部,院党委不要背思想包袱,改就是了嘛!只要对革命事业,对党有贡献,那就很光荣,不要背包袱,我们这个大方向、大任务、大道理,一定要掌握。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要为一件事、一个问题而气愤,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怕曲折。你们可以转告“九·一六”的同志,挨打不还手,又把我的意见转达,我们可称是仁至义尽了。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三结合要安排好,希望七机部涌现出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才来。你们都很年轻(才三十来岁四十岁以下还是有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坚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你们和七机部搞文化大革命,不但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关系到国际的阶级斗争,目的是对付帝,修,反。不仅有国内的任务,还有国际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伟大,很艰巨的。这次×××××成功是这个任务的刚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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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讲这几点意见
    附:群众代表汇报情况中,李副总理插话及对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解答
    ××同志汇报讲到:“……他们十一月五日晚抢的材料都送到李副总理这来了。”李副总理讲:“材料在我这有两麻袋,一个箱子。”
    、×××当事人讲:“这次事件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李副总理讲:“是不是搞文化大革命,都有保护的权利吗3、×××同志提出两个问题:
    (1)九月十五日王秉璋部长在“北图”传达的周总理“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目前是否在七机部还有效?李副总理解答:“在中央没有下来新的指示之前,周总理九月十五日的指示仍然有效。”
    (2)是否王秉璋篡改了周总理九月十五日关于移交材料问题的四点指示?李副总理讲:“要査对,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第一轻工业部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谷牧在第一轻工业部全体党员和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先同一轻部在京各单位的党员同志和各单位的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的同志们见见面,谈谈我对一轻部这一段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都很没有把握,所以先给你们谈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同意了,就可以向群众传达;你们不同意,就提出批评,提出修正的意见。今天开个小会,而且绝大多数是党员同志,讲错了,也好纠正。不至于一下子给你们造成很大的被动。林彪同志讲,我们讲的话、作的决定,我们的言行,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犯了错误,就朝令夕改,赶快改。我今天的讲话,如果有不符合主席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有错误,我一定朝令夕改!
    今天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以来这一段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第二部分是对今后运动的几点意见。
    先讲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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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轻部的工作,转到基建口已经将近二十天了。这些天我因忙于抓别的事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但不少同志找我们政治部的同志谈过,联络员每天回来汇报;我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同志,收到了一些来信,前几天还请部文革筹委会的同志,到我那里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从这些接触中,我发现同志们对这一段运动的看法很不一致,归纳起来大体有这么两种意见:一种是说,这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有缺点错误;另一种是说,方向究竞对不对有怀疑。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概括起来,主要是这两种。
    筹委会的同志座谈时,比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段运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也有错误。他们承认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1.这段运动打击面宽了。据说一轻部在家的司局长,有三分之二在大会、中会和小会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处长以下的千部,有七十多人在大会、小会上受到了批判,有的同志反映,八月十三日这次会被揪上台的就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是处长和一般干部。同志们讲,这种做法,不符合斗争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这些情况还没有很好核对,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打击面是宽了一些
    2.只许发表一边倒的意见,没有大辩论的气氛。有人批评得很尖锐,说
    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以后,从一个压制民主走向另一个压制民主,只许一部分人讲话,只听一面意见,不许另一部分人讲话,不许发表不同意见,谁要是发表不同意见,就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甚至被揪上台去。”如果是这样,那是错误的。
    3.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依靠谁、閉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上缺乏阶级观点。正如大家揭发的,象计惜英这样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没有做结论,长期不能听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报告,还选上了部文革筹委会的副主任。有人反映,还让戴了帽子的反党分子上台讲话。而另一方面,应该团结的和应该依靠的,却没有去团结,没有去依靠。座谈会上谈到,很多很好的共产党员要求参加红卫兵,没有得到同意而被排挤在外
    4.有武斗现象。文革筹委比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段运动的方向还是对的但有错误。我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但是不是应当这样估计,我没有把握,提出来请同志们讨论。因为我掌握的材料还不多,严格地讲,我没有发言权。你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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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文革委员会、文革小组的成员,最了解情况,究竟怎样来评价前一段运动,你们最有发言权,我讲的可以不算数。请你们将道理摆开,大家展开讨论、辩论通过认真的总结,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如果前一段运动有缺点错误,这个缺点和错误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的?谁应当负主要责任?我的看法是,对这一段运动出的毛病,不能过多地责难文革筹委会,过多地责难他们是不公正的。照我看,如果这一段运动有错误,应该首先由工交党委和薄一波同志负责。一波同志在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听了少数人的发言,不经调查硏究,也不与部党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就轻率地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并且不加分析地把上台发言的人都说成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很不妥当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它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我看一波同志就是犯了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中所指出的错误。“黑暗系统”的说法,在一轻部广大职工中造成了思想混乱,造成了很不女的后果。发酵所的同志讲:“由于有了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的说法,有人就讲发酵所是黑暗的黑暗,党支部仝部烂掉了,是法西斯党支部。党员听了非常痛
    当然,对七月二十九日那次会,对一波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也要两分法,也要承认那次会,那次讲话,有它积极的方面,它揭开了一轻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扭转了部党委领导前一段运动的严重错误,支持了革命群众的要求,这些是好的,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黑暗系统”的说法,很明显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毛主席还说过:“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轻部系统有一百多万职工
    建国十七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其他部门一样,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完成出口任务等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轻工业系统许多部门,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比重很大,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又比较重,这个任务完成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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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一轻系统全体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虽然一轻系统有些单位,有些人的问题很严重,但不能把一轻系统说成是“黑暗系统”,这个说法传下去,下面的许多企业、广大职工是会提出抗议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我们单位有三十几个党员,有人说我们都烂了,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对嘛,应当不同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这样一个系统,这样一个部门,怎么能说成是“黑暗系统”?!这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于“黑暗系统”的说法,我请示了中央,现在原原木本地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认为:“一波同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不管一波同志主观上如何,实际上是起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实际上起了帮助坏人、把党整垮、破坏文化革命运动的作用。”我认为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工交党委向中央工交各部推广了化工部的十条,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对部党委、党委成员的大字报,任何人不准反驳、解释,不准有任何不同意的暗示。向一切破坏运动,抵制运动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和严肃的处理”。这是种形“左”而实右的作法,看起来是为了发动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实际上是准一部分人讲话,不许另一部分人讲话。按照这一条规定,任何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就是抵制运动,破坏运动,这是完仝违背十六条精神的。据了解,七月二十
    九日大会上,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求发言,一波同志就不让,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第一是先定调子,把一轻部说成是“黑暗系统”;第二是不准解释,不准辩论。这样打下去那当然打到那里那里垮,那当然打击面会很宽,这完全不符合
    十六条的精神。正象中央所讲的,“实际上起了帮助坏人、把党整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其次是,部党委要负责仼。运动的初期,部党委领导上怕得要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引火烧身,甚至压制民主,犯了错误。七月二十九日以后,部内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根子在工交党委,但部党委没有挺起腰杆,挺身而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原则,不敢抵制一些错误的说法和做法,部党委是不能推卸责任的。一轻部是不是“黑暗系统”,你们最清楚,难道你们承认吗?如果不承认,为什么不出来抵制这种错误说法,为什么不向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不管是谁,你讲错了,就要提意见,甚至可以找他当面辩论。这是对广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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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轻部群众负责的问题。我们对党的政策总比一般干部了解得多一些。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十六条,是指导运动、保证把运动搞好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党的组织在运动中应当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对于违背主席思想,违背十六条的事,就应当起来作斗争。在紧要关头党组织应当出来讲话,我看这对一轻部的党组织也算是一个考验
    据我了解,你们这里下面一些党组织,许多党员表现得很不错,他们能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敢于抵制各种错误的说法和作法,能够站在群众之中坚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一起闹革命。他们是好样的,起了一个党组织个党员应该起的作用。部党委的同志也不是没有敢讲话的,夏之栩同志的大字报就是一张很好的大字报。当然,党委处境有困难,前一段运动犯了错误,这段薄副总理亲自来讲话,大家有顾虑,感到难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越是有困难,越要站起来,同困难作斗争,没有困难,那还要我们起什么作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应起什么作用在十六条上有明确的规定:“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里首先说了“要坚持正确领导,”要改变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而不是可以放弃党的领导。我看,这段运动如果有错误,第二位要负责任的是部党委,这种说法对不对,同志们可以考虑
    至于说文革筹委会有没有错误,我看是有的,他们在座谈会上也承认这一段有错误。这么大的运动,又没有经验,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应当允许他们犯错误。部党委可以犯错误,筹委会为什么不可以犯错误?对筹委会的错误,应当持公正的态度。从筹委会的同志来说,有了错误怎么办?应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允许大家批评,欢迎大家批评。我对他们讲,你们是不是也有一点“怕”字当头,不要怕嘛,有了错误,就应该公开承认错误。如有个别委员不称职,根据十六条的规定,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计惜英撤换了,其他委员中如有不称职的,也可以通过群众讨论撤换。但这决不是说不要文革委员会了。文革组织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新事物,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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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起作用,不仅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要起作用,在文化革命运动完了以后还要起作用。在我们这样的机关,很需要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长期起作用。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按照行政命令办事,我们能不能通过运动摸出一条路子,将来长期保持文革组织,成为党组织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这在机关很需要。我们对文革组织,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应当支持它,维护它,有困难要帮助它解决。如果对文革的那个成员不拥护,那可以改选嘛筹委会的同志,你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不要辜负群众的委托,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勇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应知难而进,而不是知难而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要按十六条办事,要和广大群众一起继续把运动搞好。
    前一段运动出现一些曲折,这是不足为怪的,今后还可能有曲折,思想上要有这个准备,这么大运动不岀现曲折和反复是不可能的,出现曲折要正确对待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就可以使坏事变成好事。
    第二部分,对今后运动如何搞法提几点意见
    (一)以十六条为武器,对这一段运动进行一次小结。现在大家对这段运动有不同看法,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也符合毛主席的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提高一步的教导。既然有不同看法,拿出几天时间,把这一段的运动很好地小结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大家冷静地思考一番,实事求是地展开辩论,看看这一段运动的作法,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十六条;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加以改正。通过小结,统认识,分清是非,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加强团结,把运动搞得更好。这样做是否和揭发领导上的问题有矛盾呢?我看不仅没有矛盾,恰恰相反,更有利于揭发领导上的问题。因为只有把现在的分歧解决了,大家的思想统一了,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集中力量去揭发领导上的问题,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否则,只靠一部分人去揭,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但小结的时间不要太长,至多个把星期就够了。有些问题暂时统一不起来,可以挂一挂,放在今后的运动中逐步解决
    (二)继续揭发领导上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轻部是“黑暗系统”是不对的,但说一轻部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下这个结论。前一段是否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揭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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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斗倒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否揪出来了,都批判了,我看不一定。还要继续发动群众揭发问题,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这是大方向,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当然,部党委和司局长以上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也要揭发和批判。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不够,革命干劲不足的问题,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加以解决。但也要讲清楚,对司局长以上干部,应当是有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是什么错误就检査什么错误,不要不加区别地一律批判,一律斗争,不要形成人人过关。重点是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不能所有司令部都打,要打倒的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要区别两类矛盾,不要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更不能斗争群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去解决。
    (三)要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四大”权利。运动中要自始至终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充分发扬民主,造成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在运动中大家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辩论,以便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意见,统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分清敌我。辩论是为了进一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切牛鬼蛇神,个不漏地都揪出来。不经辩论,认识不一致,火力就不能集中,就难以打准打狠
    有些同志对开展辩论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好象一辩论就会影响我的民主,那还炮打什么司令部?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光你一家讲,不准别人辩论,你讲的对不对,揭的准不准?是非弄不清楚,怎么能保证打准打狠?!开展辩论,不是为错误辩护,而是为了进一步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真正的斗准斗狠。对大量揭露岀来的问题,事实怎样,性质怎样,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搞清楚。这样才能保护妤人,揭露坏人。一个好的革命者,好的领导者,在别人批评自己时,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要急于申辩,还要说明自己的左右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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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起来申辩,这样有利于别人打破顾虑,把意见讲完。这是属于善于领导范围的题。特别在运动初期,一个好的领导者应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绝不能作出这样的规定,提出这样的要求:只准一部分人讲,不准另一部分人讲;只准讲这种意见,不准讲那种意见,那还有什么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当然,辩论中要注意保护少数,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应该不怕辩论,应该放手让大家辩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应该保证群众“四大”权利,不得侵犯
    (四)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一定要进行破坏。有的人企图混水摸鱼,破坏这个运动。林彪同志讲:“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林彪同志还说:“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卟能够欺骗一些好人。”在这样一次大运动、大风浪中没有人起来混水摸鱼是不可能的,那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在斗争中间,我们不要混淆左派和右派的界限,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谨防扒于。
    (五)革命同志必须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前一段运动,发生的曲折,应由领导负责,我们广大职工的表现是好的。有的同志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做了些错事,比如运动开始一段,有些同志围攻了揭发领导上的问题的同志;七月二
    十九日以后,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加区别地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等等。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发生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应对这样些问题釆取正确的态度,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条中讲:“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前一段受到委屈的同志,不要把那些委屈都记在心上,受点委屈也有好处,也算是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嘛!特别是对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我要讲一讲,有些同志不一定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戴了帽子,挂了牌子,你们有没有委屈心情?不要有。怕什么嘛,帽子、牌子摘下来。照常革命,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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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照常开会。司局长要带个头,不能有委屈情绪。这才是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前一段斗争错的人,要以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求自己,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另外,有些同志提了一些过火意见,触动了自己的同志,也不要背包袱。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采取主动态度团结起来,不要记小帐,要记大帐,要从大是大非着眼。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自己的同志,你碰了我一下,我碰了你一下,这是小是小非问题。革命同志应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搞好下一段的运动。
    (六)抓革命,促生产。十六条中就有这么一条,周总理九月十五日讲话也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批文件,学习中央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把生产建设抓起来。同志们,这一段我们有的部门生产建设抓得不力,有的单位计划完成得不大好,这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文化大革命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很早就讲要有两套班子,在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生产指挥系统不要打乱,这个问题,我们一轻部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一段要很好抓一下设计、科研单位,一定按期完成设计科研任务,立即恢复半天运动半天工作的办法,不能完仝停止工作搞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如果我没抓好生产,使生产下降,没有抓好建设,使建设进度推迟,生产建设遭到了损失,这就是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个帐,不能写在文化大革命的帐上只能说我们主管部门没有安排好,我们要负责任。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轻部系统和其他单位比较起来,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比重较大,队伍里面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人员比较多,“四旧”也比较多,资产阶级的法权也比较多,这次文化大革命任务比较重,需要一轻部的革命同志在部党委的领导下,加倍努力,认真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象林彪同志指示那样,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十六条,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次运动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不但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也触及每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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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所有革命同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要在这次运动中接受考验,经受锻炼,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通过这次运动,一轻系统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髙髙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切,把一轻系统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我向同志们保证,我们国家建委一定站在一轻系统广大革命职工一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我们相信一轻部的全体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前言:十一月四日上午,我部(第一轻工业部,下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到国家经委造薄一波、陶鲁笳的反,并把陶鲁笳的表态讲话录了音,中午即在我部大楼院内广播了这个录音。薄一波、陶鲁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工交口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一切革命群众必须造他们的反。因此,对於我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这一行动,我们表示支持。但是陶鲁笳只能向革命群众检査他自已的错误和罪行,无权对我部运动作岀结论,更不允许他颠倒黑白。而陶鲁笳却说我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部的革命群众运动。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予澄清,那么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进行下去。因此,我们二百多名革命群众,被迫于当日下午陆续到国家经委,让陶鲁笳同我们一起到了党中央。李富春同志接见了我们,对我们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李富春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十一月七日,根据国家建委的电话通知,已将记录稿送经富春同志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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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同志在讲话以前,首先念了一段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讲话:“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他接着讲
    所谓八条是各口讨论一下,由各口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研究执行。只
    有你们一轻部仝盘传达了,这是你们一轻部的特例。我知道了以后,曾经批评过陶鲁笳同志。(鲁笳点头)这只是在国务院办公室几个口的领导人在一起讲了下,并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没有形成八条,(陶鲁笳插话:这是一波同志的问题)更没有叫向大家宣布。
    ,一轻部的问题,应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下结论。一波的错误路线没有什麽“七·二九”前後的区别,一直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到一轻部更多讲了一句话,说一轻部是一个“黑暗系统”
    轻部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批判必须与部领导结合起来。部
    领导执行在什麽地方?让广大群众来讨论,来批判,作结论,而不是由一轻部党委自己作结论的。
    四,一轻部的情况我不了解,过去薄、陶都没有向我作过汇报,只有谷牧同志九月底汇报过一次,在那次汇报中讲了“七·二九”以后的情况,你们的行动还是要搞革命的,但筹委有缺点,有错误,表现在打击面过宽,有武斗等方面。陶鲁笳说筹委会有"白色恐怖"是不对的,过份。更不能说筹委会是搞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怎麽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呢?资产阶级专政只有当权派才有资格搞筹委会首先是革命的;第二,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起来之後没有经验,这些错误是难兔的,各级领导应该原谅革命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五,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三者不可缺一,三者要结合起来,这样最後才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嘛!否则,不是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是谭力夫的阶级路线,是唯成份论的阶级路线,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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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同的观点,可经过大家商量和辩论。(富春同志又念林彪同志关于群众大民主的一段讲话)
    六,你们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大民主中学会大民主,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学会互相商量,学会思考问题。你们是少数,你们要革命,除我们支持外,你们自己还要独立思考。阻力,曲折在革命过程中是难免的。上个阶段发生两个曲折,阻力是相当大的,只有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闯
    七,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第二,如果党委值得你们信任,可以接受它的领导。如果不值得信任或者已经瘫痪了,你们如果是按毛主席思想,按十六条办事的,不算摆脱党的领导,更不能说是不要党的领导。对部党委,院党委信不过就不信,这不算反党。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自然相信它,因为我们还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十六条嘛?
    八,谷牧同志是好同志,你们应该信赖他,我将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你们
    十一号开大会,我派人去参加。
    九,你们不要怕,十六条第二条就讲了主流和曲折嘛!你们还要准备有曲折,就是把部党委端正过来,也还是会有曲折的。这说明革命是不容易的,革命不是帆风顺的,要是没有曲折,革命就太容易了。越是因为不容易,你们越是能得到锻炼。对部党委要有分析,总要好的嘛!筹委会有个把不好的人可以罢免,要把筹委会健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利都归筹委会,文化大革命要在筹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筹委会认为部党委可以领导就接受,认为不能领导就不叫它领导,可以叫上一级党委领导,就是领导也是当顾问,做参谋,不能包办代替我要和谷牧同志讲,按你们讲的,如果是这样,筹委会就不是权力机构啦,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了。往各所派联络员也是错误的,违反了十六条的第四条,这个要纠正。
    “七·二九”以前被打成反革命的,除了个把真正的牛鬼蛇神外,全部该反。军委的指示适合机关,黑材料不要公布了吧!可以同群众商量销毁。
    十,问:文革筹委会是不是当权派?
    富春同志:说文革筹委会是当权派是不对的。文革筹委会是群众中产生的,怎麽能算当权派呢?这是你们一轻部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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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问:有人说我们的筹委会是薄一波一手泡制的,说筹委会执行了薄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富春同志:筹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不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富春冋同志第三次念林彪同志关于群众大民主的一段话,随手交给我们份林彪同志讲话的打印材料)富春同志指示说:这份材料送给你们,带回去给部党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它同志,你们好好学习学习。不论谁都要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向同志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讲一讲,你们对大民主也要作一番宣传。什麽筹委会泡制的(指机关红卫兵),薄一波泡制的(指筹委会),保皇的,一律取消。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实行大民主,大家学习大辩论,大家斗批改,群众中民主气氛活跃了,领导上也会活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薄一波的,必须联系检査部党委
    十二,我支持你们,支持一切革命的同志,我相信你们有困难,有阻力,你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没有你们这帮人年轻人冲,什麽四旧呀,做官当老爷呀,要冲垮是办不到的。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不应该乱打。第一,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缺点和错误,也应该揭露批判吧!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不能说我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批判它,是为了更好地领导我们。我们希望你好好改正错误,并不是想把你打成黑帮。为了让你坚决跟着毛泽东思想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你再跟革命群众对立就是一错到底了。革命的多一个,总是好的吧!十六条中,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给条出路。因此,我们更理直气壮了。如果你们再跟革命群众闹对立,就错到底了,就怪不得我们了。但我们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要提髙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接见结束,富春同志和群众一一握手群众:请代向毛主席问好!
    富春同志:好!好!好!我一定办到!一定办到群众: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九六六年十一月月八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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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八日,我们一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同志和院,所部分革命同志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了我们对一轻部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又谈了对“十一月四日李富春同志与一轻部部分革命群众代表谈话记录”的看法。李富春同志首先表示,欢迎同志们来反映情况,这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你们部文化大革命的一下情况。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岀的意见和批评,我支持你们闹革命。然後,富春同志谈了以下问题。〗
    轻部运动中的所有问题的结论,都应该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自己来作,上级不能包办代替。我十一月四日说的话,只是个人意见,只能供给你们参考,说错了的话,一律收回不算数,也可以批评。我的话没有任何约束力
    轻部部分同志贴出了我四日的讲话,在群众中发生些议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我的讲话,不一定都对。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个別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制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革命运动只能是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
    陶鲁笳说一轻部“七·二九”以后的运动是“白色恐怖”,这是他个人的认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应当由一轻部的革命群众来讨论。
    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领导,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果你们部党委没有烂掉,瘫痪,是努力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应当尊重党委的领导,党委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於软弱无能的状态。如果有违反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地方,就要加以抵制,加以批评。革命群众在运动中对党委要进行揭发批评也是应当的,正常的。党委应抱欢迎态度和支持态度,应该引火烧身。要把文革筹委党组和部党委合并是错误的。笼统地说党支部是“法西斯党支部”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的支部,犯了错误可以批评,怎麽能叫作“法西斯党支部”?当然,个别党支部也是有烂掉的。
    陈智方同志要派葛春霖同志当办公厅主任时,葛春冧同志表示要组织决定这是对的。这就是坚持原则。文革筹委会不是一轻部党委,文革筹委会是搞文化大革命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你们一轻部的文革筹委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这样做的,那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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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是阶级路线?我们是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十六条第五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根据你们汇报,薄一波在“七·二九”大会上,对所有发言的人,缺乏阶级分析地一律肯定为“左派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对文革组织成员能不能批评?十六条第九条规定的很明确,对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的成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就是说群众随时有权利提岀批评,提岀撤换嘛!对文革成员提出批评,不能说是群众斗群众
    计惜英撤换下去了没有?(答:撤下去了,部党委已经撤了他的行政职务)下去了就好嘛!如果还有不恰当的,经过群众讨论,也可以撤换嘛!
    当前运动最主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轻部,首先是对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而且要批深批透,肃清他的影响,已经揭出来了嘛!其次,部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批判。文革筹委个别领导人如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以批判,但是要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文革组织区分开来
    平反问题。根据一轻部的具体情况,凡是在薄一波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不论在“七·二九”之後还是“七·二九”之前,革命群众被党委或筹委会领导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真右派,假左派”的都应一律平反。党委和筹委会的这方面材料,都应当按规定处理。
    夏之栩同志的大字报是扭转运动一面倒,不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形势的一张好大字报。“九
    以后形势是不错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好的,当然也有缺点
    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可以批评。
    用党组织和文革组织的名义,把薄一波的“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的错误说法,通知下面单位,这是错误的。下面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是由各地党委领导的为什麽把通知发下去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果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了。我们敢於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让群众,让青年锻炼自己。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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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概括为三点:一是相信毛主席
    二是相信群众;三是正确对待自己。这又一次证明林彪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
    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少人?(答:一百八十五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估计到一轻部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有阻力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多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同志。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你们一定要遵照林彪同志指示的“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於互相商量,不善於倾听不同意见,不善於摆事实讲道理,不善於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你们已划归谷牧同志领导,他领导一轻部的运动和工作,你们有问题可以找他。如果你们遇到困难,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来找我。
    我今天说的也还是个人的意见,不是指示,仅供同志参考,同样对任何人没有什麽约束力,说错了的可以批评。总之,一定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即群众路线的原则
    谈话後,富春同志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同志们请富春同志代向毛主席问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富春同志欣然应允。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先念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讲话
    参加人员:全国工艺美术造反联络总站共十人(长春玉器厂、北京挑补绣厂上海工艺美校、北京建筑雕塑厂、北京象牙厂“32111”战斗团、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红卫”战斗队等单位),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艺战斗团五人,同时在座的有二轻部副部长邓杰、秦局长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
    先念副总理说:你们哪一方先说,是工艺战斗团先说,还是谁先说。接着工艺战斗团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相继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问题,先念同志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说
    你们的热情造反精神,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指工艺战斗团)也是主张改革的。你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今天暂时不能解答。工艺美术行业有多少人?(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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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美术行业有二百万人,特艺有十八万人。)有多少品种?(邓:有几万种)问题相当复杂,这样大的事情我要向总理汇报。你们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两方面都是这样,这方面(指工艺战斗团)也是要改革、要创新的。牵涉到的行业很多。我提个建议:回厂以后先想一想,先改哪一部分,先停止生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出口也可以,正在生产的可以改制。我这是个意见,以后找你们再谈。不要一下子改,我把你们的意见反映给总理,那些明显的停下来。(先念同志拿起一个景泰蓝瓶问)这都是铜的?(大家说:是好铜)景泰蓝用这么多铜我很心疼,能不能改一下?为什么要生产这些东西?(指才子佳人)要大破大立。
    这时造反联络总部说:工艺战斗团的代表的观点就是改良主义、折衷主义。工艺战斗团代表说:我们这决不是改良主义,现在有些人就认为破易立难,这是周扬的论调,双方都不要扣帽子嘛!不要伤感情(指双方),你们年轻人火气大,我喜欢你们这种敢想、敢说、敢干、敢批评的精神。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主席讲的。你们批评有些过急了。我是十八岁参加革命的,做过很多急事、错事,也做了不少好事。现在也做了很多错事,六十了还做错事,跟不上主席思想,落后了。紧跟毛主席走,紧跟毛泽东思想,但不自觉的犯错误。你们比我们强,你们比我们高明,你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搞文化大革命,要炮打司令部,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错误,打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象十五期社论指出的,别有用心地炮打无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要反对。
    先提一个方案,把方案考虑一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刻停下来,不生,其它可以改革创新。上万的品种不能一下子改,这是我的一个意见。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你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国家、热爱世界革命。内外是有别,不能把产品和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这样不大合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适用全世界,亚非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非常需要,内外没有区别,反映到产品上是要有别的
    我说的不对,可以批,可以提意见。明显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停产可以不出口。牵扯这么多的问题很不容易答复。这三个文件不能说是毒草,是文革起的草。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提出意见可以修改。十条是文革起草的,试行草案发下去,发动全国讨论,试行中哪一条不对可以修改。林副主席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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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有错误,晚上就改。这三个文件是我经的手,告诉同志们先有事实,后来形成概念,现在这个不一定对,发出去有这么多意见,我们认为可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不是哪一个副总理敢批的,我们党是有民主集中制的,刚才我出去接电话,(刚才挑补绣的同志发言,总理来电话,副总理去接电话)是总理来的电话,问文件的事,我说先不要发。同志们提出这么多问题,问题很多,出乎意料我如实地向同志们说,有人说三个文件是薄一波,胡明搞的。他的问题不是方向路线的问题,不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头一个我不知道,后一个与他没关系。同志们警惕性很高,我们改了很多,如红卫兵,机关、工厂、农村不要搞,实际也不行,现在机关、农村也搞红卫兵,在农村红卫兵还加入民兵。我们力求把文件写得漏洞少一点,实际大部分是对的,人的认识有个过程,当时只有那点水平嘛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固有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到实践中检验,哪部分不对,改哪部分。(当时造反联络总站要求二轻部支持)
    二轻部应该支持,支持他们这种热情。我认为应开个明展会,为什么要开黑展呢?你们可以把所有的产品都展出,干吗黑展呢?明展嘛!明展比黑展好得多,让群众看,让老工人看,可以让外国人看,哪些可以做就做,不可以做就不做。这个问题我不能作决定。(秦说:要来个大立毛泽东思想展览嘛!先念副总理连连点头,指一位同志说)这位同志(指工艺战斗团吴景泉)提得很有道理,很值得你考虑,先粗一点后就提高了。
    (造反总站同志说:要留人在北京)
    第一,人要少;第二,艰苦朴素。你们要艰苦朴素,不然非垮台不可。我同意你们留几个代表。
    (有人问:到街上宣传行吗?)可以。
    (有人问:怎么批法?)
    面批判,一面创新,立在其中嘛!
    (造反总站的同志问:上班批,业余批?这时邓插话:你们下班就不能批判吗?工艺战斗团说:我们下班完仝能批,我们坚持生产新产品,业余批判。又有人说:可以到工厂去谈吗?)
    到工厂谈可以,要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思想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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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挑补绣问:我们全绣上语录行不行?)
    它还是商品嘛,还有销路,生产很多卖不出去也是个问题。你们造了两次反我接见你们,可老这样造反也不行,人家就骗你们,人家就溜了。
    (有人说:当权派要有明文,才能停产帝王将相
    明天我可以拿一个明文来,才子佳人立即停下来。我向中央汇报可能逐步改进,先改一部分,马牛羊、山水、花鸟虫兽这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生产,可以进行排队。该改的就改,改错了也没关系
    (这时挑补绣又问:台布为什么不能全绣上毛主席语录?)
    对内的我同意,对外的我问你,外国资本家害怕毛泽东思想,你做的卖不出去就失效了,人家不要,你们可以搞点试销
    你们的意见我赞成,可是客观
    上往往行不通,产品是内外有别的。
    (有人说:我们加班加点,为什么为资本家服务?)这样说,我认为不对,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人说:我们要下到连队去体验生活)
    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工农兵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要有个办法,几十万人全去要有个办法。
    (有人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的产品不做,是停产还是积极仓新?)
    要积极创新。造反有理,但要有个方法。不要胡造。要抓革命促创新,停了以后应当先生产新的,然后再逐步改进。
    (有人说:我们要到工厂体验生活)你本身就是工人嘛
    凡在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按中央指示认真进行平反
    (有人说:现在我们放下才子佳人不做而主张积极动手创新,有人就认为应停产学习,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就在这儿,你看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答复,以后再商量。
    (这时有人说:我厂已经有一部分人停产八天了)这没什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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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工艺战斗团问:你刚才说停产八天没什么这句话,是说过去停
    八天没什么,还是今后再停产八天没什么?这个问题你要不说清楚,有人传出去,说先念说的停产八天没什么,全国都停产人天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回去到处传,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嘛
    (造反总站的同志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会歪曲首长的讲话。工艺战斗团说:这是重大问题还是说清楚了好
    (又有人问:××××可不可以生产?)
    可以生产,可以进行创新。时问已经很晚了,我想你们也一定很疲劳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以后有时间再请你们谈。
    (我们要求先念同志转告中央尽快地发下指示,这时工艺战斗团的代表说我们委托先念同志代我们战斗团向毛主席问好。先念同志高兴地答应了,先念再次和我们握手告别,最后副总理又亲切地第三次紧握住工艺战斗团的代表吴景泉同志的手说:你谈的观点很值得考虑。
    财贸系统
    商业部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我检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的错误,另作检查。
    我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初步检查如下。
    错误的形成。即为什么认为刘孜如同志是个人野心家,是政治扒手?先从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谈起。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财贸口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财贸领导小组提出了搞两派团结的方针,设想经过一段时间对两派分别进行说服的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完成一斗、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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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改的任务。这个方针是折中主义的,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在当时,我对这个错误的方针,是完全赞同的。大体上在这个时候,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这一情况,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或者是问我应当怎么办的时候向我讲的。我随即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对待这样的问题,监察组应当抱什么态度?姚依林同志答复说:“请你告诉曾老,就说我(姚依林同志白称)建议监察组不要插手商学院的问题。”我当即把姚依林同志的答复转告了曾传六同志。后来,曾传六同志又告诉我,当商学院学生找到监察组时,他向刘孜如同志交代了三条
    (1)要热情接待;
    (2)用两耳听,不要发表意见
    (3)要招呼学生们的喝水、吃饭问题。
    此后,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我感到刘孜如同志那样做是不妥当的,于是我将这些情况向姚依林同志反映了,有的向先念同志也反映了。有一次,姚依林同志当面告诉曾传六同志说:“先念同志说,告诉曾老他们不要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以后,我看到监察组向中监委写了一个商学院运动问题的报告。因此,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
    其次,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传六同志也向我反映了一些有关刘孜如同志的事情,更使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
    (1)监察组的一些活动,刘孜如同志不让曾传六同志参加,甚至于连学习会,也很少让他参加,有时去参加,或者问监察组的同志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也被顶回来了。
    (2)对监察组向中监委写的关于商学院运动问题报告,曾传六同志曾经对我说:“我可签字了”。我看他的样子很难过,再加上我知道曾传六同志对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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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学生的三条方针,刘孜如同志没有执行,所以我认为签字是被迫的。后来曾传六同志也说是被迫签字的。以后曾传六同志又同我说,刘孜如同志让他问我对报告有什么意见,也加深了我的上述认识。
    (3)党组要调监察组的人(可能是平宗鲁同志)去做一项临时工作,曾传
    六同志两次都答应了,但是刘孜如同志两次表示不同意,因而没有调成。
    (4)就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刘孜如同志和曾传六同志一起到财贸政治部向杨树根同志作过汇报,曾传六同志讲是陪着刘孜如同志去的时我认为曾传六同志是不得已而去的。
    (5)曾传六同志还向我提出过,以后党组会让刘孜如同志参加,我认为这是曾传六同志觉得自己对监察组的工作已经不能领导了,不得已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答复说:需要刘孜如同志参加的会可以让他参加,但是不能做为正式制度,不能让刘孜如同志经常参加。
    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孜如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也引起我的怀疑
    (1)中监委钱瑛同志交待监察组的运动由商业部党组领导,而我觉得刘孜如同志控制了监察组,不向党组打招呼
    (2)刘孜如同志带头写的“假发动、真包庇”等大字报,为吴雪之所利用觉得他们是在紧密配合;
    (3)群众选出的文革委员会,工作有缺点是可以批评的,刘孜如同志抱着不支持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却支持王田
    由于上述这些现象,于是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刘孜如同志是在抛开曾传六同志而以监察组的名义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排挤了曾传六同志,夺了监察组的领导权,是别有用心,是想把水搅混,因而是个阴谋家、野心家。这些情况和看法,我也陆续向姚依林同志反映过,有的也向先念同志反映过。我也向部运动领导小组中有的同志讲过一点,对有的同志没有讲过。在一次讨论吴雪之问题(当时吴雪之已跳出来)的党组会上,研究并肯定了群众给党组同志贴的大字报,都是革命的行动,并且决定绝不能因为吴雪之跳出来被揪住以后,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政策界限,应当向全体革命群众交待清楚。也就是在这次党组会议上,曾传六同志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我也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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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刘孜如同志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是“司令部”范围内的成员,是“炮打”的对象,因此,也作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应当揭发的决定,并在实际上定了刘孜如同志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的调子。应当说,这次党组会作出不能挫伤群众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大字报表明我们的意见,在大、小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反复宣传这个政策等),贯彻了这个决定。但是,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由于我也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发了言,而且我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产生错误的根源
    第一、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上前一个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个时期执行折中主义,是反动路线的继续。我们赞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方面,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一方,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问题)。而我们赞同执行折中主义,赞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搞错了。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错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在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折中主义观点(大致同陈伯达同志指出的:“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以后,才认识到我们的折中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就认识到当初认为刘孜如同志控制指挥着监察组,支持商学院红反军一方,是夺了曾传六同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错误的。这时专案组也向党组汇报了其他夺权问题的某些情节发现有出入(有的问题还在査对)。因此,我们就决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并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
    第二、现在据专案组核实的情况来看,所谓刘孜如同志的夺权,在重要情节上与事实有出入,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对曾传六同志反映监察组的一些问题和刘孜如同志活动的其他一些情况,由于自己没有作调査硏究,偏听偏信,没有经过在群众中核对事实,也没有很好地让刘孜如同志申述自己的意见,主观片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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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定刘孜如同志在监察组内的一些活动,也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一句话,是自己不相信群众,没有走群众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教导,所以必然要犯错误
    第三、吴雪之在九月十日的党组会上跳出来并被揪住以后,自己对吴雪之的这些阴谋手段很气愤,头脑热了,不冷静了,对刘孜如同志对待曾传六同志的些做法,也很气愤,因而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引起与会同志也跟着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我的不冷静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归根结底,是毛主席著作学习的很不好,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而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怕群众,怕革命白己怕商学院的革命同学打破我们的所谓的正常秩序,打乱了自己头脑里的框框。对“假发动、真包庇”的大字报,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有抵触情绪。这说明是怕革命,怕造反,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错误的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由于我是部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由于我的错误认识,影响党组做出了揭发刘孜如问题的错误决定;在揭发吴雪之问题的扩大党组会上,由于我头脑发热,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了与会同志也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形成了对刘孜如同志的围攻和斗争。专案组为了与刘孜如同志核对材料,准备批判,也对刘孜如同志进行了三天的揭发斗争。所有这些,主要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因此,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刘孜如同志承认错误,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同时,我再一次代表党组宣布为刘孜如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四、由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同志对监察组的陈林、边维倩、平宗鲁同志和其他同志写了许多大字报,虽然我根据党组的决定几次向陈、边、平等同志说明党组认为他们没有问题,但监察组的同志们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有的因此还被撤销了文革代表的资格。写大字报的同志们和做岀撤销文革代表决定的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受了我们错误的影响,责任由我们来负。我在这里也向监察组的仝体同志赔礼道歉,并建议文革委员会重新研究被撤销文革代表的同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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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心情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通过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而是相信自己,主观片面,怕群众,怕革命。这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一种反映,是自己没有学习好毛主席著作
    我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改造自己,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并且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
    以上检査,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商业部党组,对在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检查。
    当前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政党怎样防止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抓住了这个重大问题,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他总结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堕落为修正主义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范围更泛意义更深远的灭资兴无、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伟大革命运动。通过这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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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大宣传、大普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
    七亿人民的思想,这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这是进一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发现和支持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革命小将们大破四旧,大立
    四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效地锻炼人才,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最大的备战。在这个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实行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民主,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揪出来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旧社会的坏东西,脏东西打得落花流水。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各阶级,震动了全世界。这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大事,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场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积极地热情地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十六条公布之后,广大革命群众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反映。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林彪同志在十一月三日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白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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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但是,作为领导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缺乏认识的。加上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怕”字当头,头脑里的旧框框很多,因而几个月来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不仅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抵制,相反地,在思想上不自觉地接受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运动中,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某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给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和帮助,经过斗争实践,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应当说,直到现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还是很差的,今后还需要在实际斗争中,继续努力学习,继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力争跟上主席思想,力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力争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力争少犯错误和避免犯较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现在,根据我们目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水平,作如下的检查
    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头两个月,即六月份和七月份,我们基木上是按照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以及《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提出的三个“横扫”,即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口号,来部署机关的运动的。
    六月三日,我们在党员十七级(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本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去揭发。揭发的范围是内部外部的都可以揭。我们内部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思想都要揭出来,揭到谁是谁。首先揭党组、党员局长以上干部
    六月四日,我们在仝体职工大会上提出:“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立即开始大揭发,把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岀来。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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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的行为。”同时,也讲了首先揭党组
    六月八日,我们在党员局长和各单位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在开始揭发时,不能规定只搞哪几个人,要普遍揭,在普遍揭发中发现重点并对有的单位划框框,要组织群众围攻某些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六月九日,我们在党员局长会议上提岀:“要念念不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为了彻底揭深揭透,党组、党委号召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一个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大揭发的新高潮。”同时再次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要上下内外一齐揭,这几句话仍然有效。”同时宣布:“对党组、党委贴大字报不算反党。我们不要有任何框框。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行为
    六月二十七日,我们在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指出:“以毛主席思想为显微镜和照妖镜,以‘犁庭扫穴’的精神,继续横扫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
    当时,我们这样部署的指导思想,是要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一大民主的形式,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把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发岀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发岀来,以便下一步更好地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批判。同时,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大民主的形式,也把一切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揭发岀来,把切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思想统统揭发岀来,以便让群众自己来识别、来批判,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现在看来,在这两个月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重点人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这些人揪出来是完全对的;还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是应该的,对他们思想改造大有好处。至于给一些有一般问题的同志贴了大字报,是属于同志间互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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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互相帮助,这对在思想意识上破旧立新、破私立公,也是有好处的。林彪同志说:“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
    这样讲,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没有错误了,相反地,我们的指导思想有严重的错误,而且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我们也提了首先要揭党组和党员局长以上干部,但是重点是不突出的。在这一段期间,虽然十个党组成员都被大字报点了名,虽然也被揭发了些问题,但多数是工作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使得应该被当作重点来揭发的党组成员走了过场。这个方向性的错误,直到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以后,才纠正了。
    我们对这一方向性错误,当时是没有认识的。七月二日,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已经提到这次运动的主要锋芒,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当时仍未引起我们注意。在六月下旬批判郑伯克的大会召开以前,我们曾考虑过专门用一段时间发动群众揭发党组和党组成员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这样做。检査我们当时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党组成员中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牛鬼蛇神,至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放在运动后期来解决也是可以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当时只把別人看做是革命对象,而没有首先把自己看做是革命对象,对革别人的命抓得紧,而对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没有首先突出地放手发动群众来革自己的命。这种想法,说明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自己对革自己的命的决心不大。事实上,从“炮打司令部”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党组和有些党组成员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揭发,对我们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不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对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首先是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没有从思想上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因此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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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要谈一下“八·一零”行动问题。我们认为,八月十日,群众在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自发地起来给一些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挂牌子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至于挂牌子的面宽了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受了我们指导思想上重点不突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造成的。在六月下旬,我们提出了要注意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明显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同志,要用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不要随便批斗,并对他们要适时“解放”。由于我们对这个政策交待不够,督促检査工作也做得不够,虽然当时也“解放”了一部分同志,但是还有一部分应当“解放”的同志没有得到及时地“解放”。因此,这个责任不在革命群众,而在党组。
    此外,有的人被挂牌子以后,在和他核对材料的时候,还被批斗了。对于被错批斗过,而现在经过群众讨论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和学习的同志,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他们郑重地赔礼道歉。
    、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贯串着一条“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红线。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运动中总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要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经验、老办法办事,以至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的表现在当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第二个揭发高潮的时候,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这就说明我们怕群众把问题提得高了,怕把运动搞乱了,怕不符合“政策”界限了,一句话,群众大字报的火力超过了我们头脑里的框子,就怕起来了,要群众冷下来。这种提法,虽然我们只是在一小部分领导同志中讲的但是对进一步发动群众,起了极坏的影响。此外,在此前后;我们还在党员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例如,在硏究分析问题时,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这对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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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犯的错误,还表现在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了派工作组的做法。例如,黑龙江省委要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黑龙江商学院去,由于人力不足要我们支援我们表示同意,派了一些同志去支援他们。又如在部内,教育局和《商业工作》编辑部的领导人员的问题被揭出来以后,我们也各派了一个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办公厅和食品、糖烟酒公司的运动主要领导人不能领导运动了,我们也各派了个局长去领导;等等。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组织形式,而要看它执行什么方针、政策,执行什么路线。在部内我们派的工作组和局长,经过初步检査,还没有发现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有压制的情况,没有发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当然,究竟如何,欢迎同志们进一步揭发。但是从我们思想上来检査,我们所以派出工作组和局长去领导运动,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自己能够搞好运动的信心不足,对于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信心不足。这是我们在思想上没有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表现。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的。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求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得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得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运动的部署,有时脱离了群众的要求和客观实际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的阶段以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机关的运动发展情况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九月十日吴雪之在党组会议上自己跳出来被揪住了,揪得是对的。但是,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原来揭发批判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中,主要的是说刘孜如同志不执行上级和曾传六同志的不插手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并且在监察组的日常工作中篡夺了曾传六同志的领导权。这个问题,我们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在十月三十日与刘孜如同志当面谈话和三十一日党组向全体职工发的文件中,以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党组扩大会议和十六日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都宣布了为刘孜如同志平反,都承认了我们的错误,都向刘孜如同志赔了礼,道了歉。我愿乘此机会再一次代表党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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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诚恳地、郑重地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党组原则上同意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同志“关于对待刘孜如同志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需要说明的是: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除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全部职工大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以外,我们还需要检査的是: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犯了路线错误,把刘孜如同志错误地打成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以后,虽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防止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是给部内一些革命群众带来了一种极坏的影响,压抑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挫伤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个错误也是严重的。我们承认错误。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这些因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而在思想上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并且希望这些同志进一步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批判我们的错误,彻底肃清由于我们所犯的错误而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党组同志对我们自己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思想上来检査是不自觉的。并不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了,自觉地执行;并不是对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认识清楚了,有意地抵制。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因而有时就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使我们受到一些教育,但是仍然没有真正觉悟。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的认识才有所提高。加上革命群众对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才使我们进步认识到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肃清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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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党组在运动的领导上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面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因而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毛主席的无比崇高的威望,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的正确路线是在那里起作用的。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运动中,揪出了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揪岀了牛鬼蛇神;使得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包括我们党组成员在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革命群众本身通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林彪同志指出:“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习不够,领会很差,跟得不紧,贯彻不力。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十六条,因而对于这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没有认真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没有认真地按照十六条办事,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不然深刻地认识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自觉地捍卫和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中的最主要的条
    我们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敢”字当头,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对于群众,缺乏“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精神,没有深入于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习惯于发号施令,总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敢于放手让群众发挥智慧和力量,发挥首创精神。正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群众,敢于发动群众,敢于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群众、脱离群众,所以我们在领导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所以犯错误,所以“怕”字当头,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我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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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我们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的头脑里旧思想、旧习惯、旧框框很多,而且对这些旧的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非。而对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思想上常常不自觉地有些抵触。加上多年来的和平环境,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是“官、暮、骄、娇”,四气具备,必然是怕群众,怕革命,怕打乱所谓的正常秩序,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怕丢掉乌纱帽,怕丢掉“尊严等等。一句话,还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由于这种精神状态所以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作了以上这些检査。我们诚恳地欢迎我部革命群众和商学院革命师生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揭发批判。并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胜利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们深信,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并且彻底肃清它的影响,必将大大推动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仝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的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更加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了,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全社会都动起来了,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们的思想,改造社会。我们开展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运动,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要走的道路。我们有充分信心和决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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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粮食部
    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7日晚七时半,李先念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粮食部24位同志就文化大革命运动举行了座谈。并在这个会上讲了话。现将他的讲话整理如下。〗
    你们都讲完了?如果都讲完了,现在我来说几点:
    、你们谈到你们部关于“三个横扫,一齐扫”是否方向路线性错误有争论什么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十六条第九条讲的不是很清楚了吗!就是“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就是很多工作组进去以后,群众给他们贴大字报,就说反对工作组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围攻,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就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团中央胡耀邦还是称同志嘛!没有三个横扫,一些牛鬼蛇神是揪不岀来的。你们粮食部是否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组织了反击?是否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大家说:没有!)不能讲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我看你们粮食部的方向是对的。一些青年人,他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们革命热情是好的。要保护他们的热情,要用十六条第七条向他们讲清楚,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你们反映对炮打司令部有强烈的愿望,但炮打不动了,这说明党组没大问题了。当然以后有还要打。对前段运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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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看法,我看成绩不小,应该肯定成绩,当然也有缺点错误,要一分为二。究竟运动有哪些成绩,要由党组、筹委会、群众来议一议,估价一下。要提倡大家来总结,总结几条,有意见要讲,有不同看法现在可以敞开讲了。
    首先一条,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真正懂得了阶级斗争,真正地读了毛主席的一些书,大大地提高了觉悟。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
    第二,搞出了一批不好的人,有属于第三类的,三类也是不好的。也确有批四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第三,对于领导同志,每人都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即便是好的、比较好的领导同志也受到不小的教育。我本人也受了不少教育。这对今后的领导工作也更仝面了,缺点三个横扫一齐扫,中间有一个短时期内,突出两个锋芒不够,面放宽了一些,大了一些,这是个缺点,但决不是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与学校的情况不同。三个横扫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负责,不能由党组负责。
    有人不是说在炮打期间党组不敢大胆领导吗?甚至提出“文革委员会是否要党组领导大家讨论”。这是我和富春同志商量提出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主要是打破框框,实际上大多数单位都是党组领导,现在我们就要眀确规定要党组领
    二、这个革命是个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当统帅发动起来的次伟大的革命。
    中间六七月间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学校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十六条,把方向路线错误纠正了。运动在全国获得了很大成绩,粮食部也是如此。这次运动意义很大,真正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深处,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我们这些天也没睡好过。靠老本吃饭不行了,逼着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长时间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地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廿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髙档商品不能岀卖了,馆子也不能下,辫子也剪了,等等,有些过了些,这也是难免的。我们过去也是这样,1926年我们也到农村前过人家的头发,人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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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和她打架,革命嘛,就要乱一下,就要有一股子劲。当时戴帽、挂牌,有的人看不惯,但也不能说,谁说恐怕也给他戴上。现在好了,总结了经验。不要光看到这点,首先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收获,意义是伟大的。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敢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敢于发动亿万人民向自己的干部开火,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死得早。斯大林三十几年也未搞。因此,产生了修正主义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敢把文化革命作为一个专题来搞。只有我们毛主席作为一个专题,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来搞。这是伟大的创举,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
    几千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反映到我们党内,反映到我们同志思想上来,包括一些比较好的同志。不用这样的冲击力是冲不垮的。这对好的同志也是一个大的教育,对一小撮向题严重的人是一个打击。我们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正像林彪同志所讲的,没有一个大的战役轰轰烈烈地冲一下是不行的。你说他不听,牛鬼蛇神不会听,资产阶级不会听,问题严重的人也听不过去。不用这样大的运动冲一下,资产阶级思想照样在自己脑子里作怪。当前运动正在一天天深入,意义是根深远的,不是今天可以完全看出来的。至于某些地方、工厂、单位影响一点生产也不要怕,也不要惊慌失措,觉悟提髙了,干劲鼓起来了,精神就变成物质。目前形势非常之好,这是一个伟大创举,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不懂得,不理解,吃不透。
    炮打司令部问题
    有的讲炮打句令部,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老不写大字报?林彪同志不是讲清楚了吗!究竞我们要打什么样的司令部?是打革命的司令部呢?还是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呢?我们要打的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如果各级司令部都要打,是不是都当成修正主义打?!
    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手领导的党。我们的党已经四十五年了。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经过无数次的斗争考验,反“左”反右,大革命时代,我们有
    五万党员,被杀了三分之一,消极逃跑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一,搞秋收起义上山打游击,上了井冈山。后来发展到三十万红军,经过五次“围剿”,经过万五千里长征,只剩下三万。错误路线不断地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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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左”倾路线,张国焘叛党,王明又“左”又右等。遵义会议确立了主席正确领导。当时还有人不服气。经过整风、七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苫斗争,实践的考验,证明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现在一打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那么,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就落空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允许这样想。开始这话不能讲,你讲他就要揪你。现在讲是时候了,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学生对省委,市委一围就是几天,不出来就揪人。你们那也有人说盖子没揭开,打成牛鬼蛇神就过瘾了。他们革命热情是可嘉的,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粮食部的运动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主观上是听毛主席的话,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生怕有人捣毛主席的蛋。陈国栋不是牛鬼蛇神。陈国栋要是牛鬼蛇神的话,光是你们这些青年也揪不出来,还得我们司局长以上的干部和你们一起来揪才行。你们想法是好的,要告诉那些同志们,千万不能批评他们,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热情。青年学生革命热情是可爱的,做法上有点过分。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保护革命热情的前提下,要给他们解释,使他们自己接受经验教训。当然,的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如彭、罗、陆、杨等。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只是一小撮。没有这个现象是奇怪的。商业部有吴雪之。他就是对党不满,趁着群众运动的高潮,伸岀黑手想捞一把,组织地下司令部,想把姚依林打成牛鬼蛇神,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平时他不讲不学毛泽东思想。现在他大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其实是政治扒手。群众把他黑手抓住了。现在看来,确有几个部,几个副部长有问题。看来,他们也不一定是牛鬼蛇神,也不过是一二三。其他是三类的,但也要经过斗争,否则他们不服气,转不过来。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每个部都有总是少数。外贸部就没有。粮食部里,部长一级也没搞出来嘛。有少数并不奇怪不然,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抛掉一切私心杂念,把群众运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炮打司令部问题,看来你们已绎解决了,但不是不要打了,以后还要打,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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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打法。如批判、斗争、改,都会联系到司令部的问题,可能把问题搞得更深入了。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至于党组成员写不写大字报,红卫兵下了通牒,限24小时贴出大字报。我和他们讲过:“你们有就写,没有就不写。”党组成员既是群众的一员,但又是当权派,不同于一般群众,还有党内党外的问题。有的问题应是党内解决的,拿出去就要犯原则错误,他们懂得这个规矩,不能违反。真是敌我矛盾,那就不能管它。没定以前不好办,他写大字报就要慎重考虑,不然的话,说我打击报复说我伸手,怎么办?他们要考虑到后果如何,这是党的原则。我在半个月前就讲过,叫党组书记讲清楚:一是你们有权叫我写大字报,二是你们不能逼我写大字报。我说的这些话,他们没敢向群众传达,怕别人说“有企图”,“搞阴谋”。各部不是逼了一下吗?他们是出于革命热情。你们说我是死顽固也好,不革命也好,不写不能系我。群众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千万不能去批评他们。青年学生更是厉害,他说错了就没事,你说错了就抓住不放。当然这样也好督促我们不要胡说八道。
    四、对干部的看法
    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林总讲话的三条(在十一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在九评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的第一条。
    (1)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还是反对高举,还是举得不够。不管你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就看你举得高不高,还是反对高举。
    (2)突出不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还是与政治工作捣乱。突出的不够是个问题,但不能捣乱。
    (3)有干劲还是没有干劲,还是干劲不够。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不高与反对高举不同。突出政治突岀得不够与捣乱不同。反对要罢官,捣乱要罢官,完全没有干劲也要罢官。现在有这么一批人就是性急,得罪了不少人,毛泽东思想红旗也举,但举得不高,拼命地干,但就是不讲方法,运动一来大字报很多,过不了关。我看这些人是党的好同志。一是他高举,二是有干劲。就是性急嘛
    这是贯彻阶级路线的,这跟彭真不同。彭真的“重在表现”抽掉了阶级内容,重在表现是假的。党内有些同志有干劲,脱离群众,我们既要批评他,要扒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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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大字报,又要保护他,这是党内的好同志。当然,最好的干部是又高举又突出政治,又有干劲,又能团结绝大多数。有劲丝毫不考虑方法蛮干的人,我们要给他贴大字报,让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叫他痛哭流涕,这是保护他,不然他们脱离群众的毛病就改不过来。我们也是这样,我是吃过这方面亏的。我在军队里也打过人,骂过人,浑身上下都是刺,一搞民主就过不了关。让他骂够,有错为什么不让人家骂呢?挨骂以后改了一些。党内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脱离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些乱闯的人,就是要甩他一屁股大字报。另外一批人,好人主义,对人和和气气,不得罪人,不做事,小病大养,整天打太极拳(这不是反对打太极拳),他也不做事。对这种人,运动来了,也找不到他什么问题大字报很少。这种人没有干劲,这种人用不用?我看不用。这种人既不刺张也不刺李四,就是不干事。干革命就是干事,不干事这种人要罢官,不能提倡好人主义。还有一种人,暮气沉沉,这种人不能担任重要工作,如果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罢官。还有一种人,平时不上班,一年四季不做工作,到运动来了就来劲了,贴别人的大字报很积极,提的也很高。这种人想乘机捞一把,运动过后就烟消云散,劲也没有了,这种人动机不纯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如果反对就要罢官。突出政治还是反对突出政冶,反对的就罢官。有干劲还是完仝没有干劲,完全没有干劲再好也得罢官。有干劲态度不好,要贴大字报,让他睡不着觉。革命是干事的,不是好玩的,革命是破釜沉舟,要干劲要过硬的,不能有私心杂念。
    五、粮食部的运动是健康的
    有些青年人有不同看法是允许的,他们把问题提得高高的,一切都上纲,这种热情是好的,要保护他们,不要欺负,要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外贸学院有人说除了毛主席的话,谁的也不听。青年人嘛,要引导他们,经过运动受到教育。这次运动很好,要岀一批人,要他们接班。要接班,首先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不是接位置的班。这次普遍学习一次毛主席著作。有的打骂人不讲道理,我们要顶住。要他们骂,挨骂也是一项政策,等他骂够了就行了,有错误为什么不让人家骂呢?党组一年到头冲人家,人家批评几个月还不行!批评以后还照常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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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部的下段运动怎么办?先在粮食部试一试点,把问题梳一梳辫子。有的要批判一下,有的问题要辩论一下,如三个横扫,五条原则,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
    (五条原则是:1.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2.上下齐扫;3.党内外一齐扫;4.对党组成员、党委委员、支部委员、司局长、处长贴大字报不是反党行为,如果有人违反这条,要受到党纪国法处理;5.凡是阻碍运动发展的,轻则批评,重则撤销工作。)
    运动的领导是一类、二类还是三类?朱竟之是大会辩还是小会辩好?要研究。炮打不出来了,不能没有炮弹还打,这种事不能随便造谣。党组要好好讨论一下
    文革委员会要由党组领导,你们同意吗?(大家都同意)。陈国栋同志是黑帮可以揭发嘛!有错误就得检讨。冇的问题党组不解释风格不髙,怕说是阴谋。如果四十天以前讲就是阴谋,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到处抓黑帮,这个市委是黑帮,那个市委也是黑帮,就得把问题讲清楚。林总这次讲话,一个月前不好讲,现在就要讲。今后党组要大胆领导,挺身而出,敢于大胆交待政策
    六、几个具体问题
    机关红卫兵是否搞指挥部?可以向中央反映一下。是否搞那么多指挥部呢?现在已有四个了。有人说我在商业部讲过一次活,检查了三个横扫、五个原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没有讲过,不信可以向商业部群众问嘛!六月份我在商业部看过一次大字报,我在商学院讲过一次话。商学院来了一批人,我去了被围了几个小时。商学院组织大围攻,围攻了一百多人,七个人打成反党分子(没作反党结论),还抓了人。学生斗学生还打伤了人。以后了解七个人被打伤、挤伤。这还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吗?这与你们粮食部情况不同。商业部抓了个黑手,你们可以到商业部串连嘛!他是黑手,你们都是白手,何必去学呢?
    你们回去后,要解释党的政策。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果都牛鬼蛇神,怎么伟大正确呀!三座大山怎么能推倒呢?但的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不是每个司令部都有要解释完整。青年人的热情很高,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能批评他们,要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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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打问题,可以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解释。打司令部不能分黑红,只能打了才能知道,打了再分。是黑手抓出来,批一下也好。干劲不够的经过批评就会好些,不能完全没有干劲
    不平衡问题,我讲过部之间不平衡,司局之间有的好些,有的慢些,运动都平衡是不可能的。党组要向群众交待政策,一个一个交待,你不讲不知道瓶子里装的什么药。党组什么时候交待,什么时候检查总结,要看
    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同志们
    我代表党组向大家作检讨。检讨党组在领导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威力之强,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场革命,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的大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是进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望远镜和显微镜,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拨开迷雾,洞察切,在党内揪岀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搞臭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革命的洪流,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在政治战线上打了大胜仗。这场革命,发动了亿万群众,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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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了每个人的灵魂。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灭资兴无,破私立公,革命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整个的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精神战线上打了大胜仗,从而激发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就保证了物质战线上打更大的胜仗。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广大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革命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跃进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两条路线斗争,是关系这次文化大革命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毛主席说:“你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揭露和批判。在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部里的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揭发批判党组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这是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
    我们党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前一段时间内,缺乏认识,行动迟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大家揭发批判和帮助,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下面就是我们党组的检查。
    我们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很不
    认真,很不得力的。在领导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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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十六条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和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党组在八月以前: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都没有明确这个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现在检査,当时提出“三个横扫”是没有错的,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斗倒、斗臭、摧毁的东西。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岀“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
    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
    毛主席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
    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而我们提出不管什么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能够做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除了提出“三个橫扫一齐来”、“五条”外,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岀“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我们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错误的认为牛鬼蛇神脸上没有贴字,要识别牛鬼蛇神,只有把口子放宽一些,通过大量的揭发,才能把牛鬼蛇神扫出来。所以我们主观上还认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是可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可以进一步深入揭发牛鬼蛇神的。而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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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牛鬼蛇神,对自己思想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又缺乏认识,因而没有首先引火烧身,炮打党组。
    另外,我们对“三个横扫”中的第三扫的内容认识糊涂,错误的认为是两类矛盾交织。因而认为,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在运动中烧一烧也是可以的。
    由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的错误,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这样做,虽然也揭出了一些牛鬼蛇神和有严重错误的人。但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的问题,特别是对党组的问题,除了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外,则揭得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个别问题多,错误性质严重的人,当时还没有揭发出来,直到炮打司令部才揭出来。
    第二、在群众中形成了互相揭发的局面。群众用大字报揭发思想作风问题的面宽了。甚至揭了一些生活细节问题,少数人还被揭了一些政治历史问题,以及男女关系问题。许多单位揭发面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尤其是对一般思想作风问题也上了大字报专栏,这些专栏,有的加了前言后语,有些一般性问题提的过高,用词不当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少同志中间产生紧张心情,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挫伤了一些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样,他们就不能集中精力考虑和揭发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党组的问题。
    这样在实际上整了一部分群众,对他们起了压制的作用。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没有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一部分群众,因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发生以上情况,群众是岀于革命热情,贴大字报是亳无责仼的,而是党组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所造成的。我代表党组向大家承认错误。我们相信被贴大字报的同志是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的。我们恳切希望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搞好。
    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自己指导思想和实际做法上的错误及其后果不但没有认识,反而错误地认为当时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我们从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出发,就冇派工作组去加强学校运动领导的想法和打算。后来学校所在地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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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先后向我们提出派工作组的要求,这正适合我们的想法。在六月中旬党组向郑州粮食学院派出五个同志,南京粮食学校派出三个同志,在当地省市委领导下参加这二个院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领导和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院、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我们把科研院所属五个所的同志调来北京参加运动,当时的想法是:这五个所是新成立的,怕他们自己搞运动搞不好,同时也想到五个所中有一部分同志是从科研院调去的,对院里情况比较熟悉,他们来北京,对搞好科硏院的运动会有帮助。当时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很不利的。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
    在部内,我们抽调了一些同志参加办公厅、科研院担任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工作,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都是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包办代替的具体表现。
    、八月中旬,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部群众岀于革命热情,对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挂牌、戴帽、监督劳动,这是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的表现。在群众革命的大风暴中,我们党组对于群众的这种行动,思想上缺乏准备,感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思想上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感到这些重点人的性质尚未确定,这样的搞法是有问题的。另外又看到外面许多单位也都这样做了,感到需要坚决支持群众的这一行动。究竟要不要搞挂牌、戴帽、监督劳动,凊是很矛盾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和责任的。(一)首先是由于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运动的重点不明确,三个横扫期间横扫的面宽了。因此,影响到在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面也就宽了。(二)特別是由于党组的“怕”字当头。不敢挺身而出讲明情况和群众一起讨论政策、贯彻政策。因此,党组的同志和各司局的同志,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够有力。如果当时我们敢于挺身而岀,工作做好一些,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人也可能少一些
    我们的错误和责任还在于挂牌、戴帽、监督劳动以后,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采取措施,因此,有些单位又发生了第二次武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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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群众,责任在党组。特别是在以后一个时期内,我们虽然也几次提出过对重点人的错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由于抓得不紧,没有和群众一起进一步讨论和贯彻政策,所以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前一段运动中却往往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满足于自己的老经验,老一套,总想让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办法办事。表面看来是“稳”,实际上是怕,怕革命,怕群众。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必然要犯严重错误。
    我们总想把运动机械的划分阶段。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总想把运动拉入到自己所设想的轨道。这样就束缚了群众的思想,不能做到充分放手的发动群众,总怕群众把运动搞乱了,怕搞不好犯错误
    这种怕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整个运动的部署上,而且在具体作法上也要搞些框框,怕乱,怕搞不好,比如斗朱竞之的问题,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而是按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先搞小会斗争,核实材料,并打算组织各司局写发言稿做好准备再开大会,而不是放手让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请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很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很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比如在提岀“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之后,就有些同志向我们提出了批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我们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认为他们所讲的问题是同我们自认为运动“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情况不符合,自认为正确,而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对运动中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我们也答复处理的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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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月二日,我们虽然提出了引火烧身,火烧领导,炮打司令部,对运动的重点和方向已经明确。但由于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因而一部分同志在前一阶段精神上所受到的压抑,思想上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再加上我们对炮打司令部领导不力,因此运动搞的声势不大。在炮打期间,我们只开过一次群众大会进行动员,虽然在十七级以上、科处长、司局长干部会上做过几次动员,但是没有向仝体群众进行反复深入的动员。对李先念同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五条指示,我们没有郑重其事的开大会向全体同志传达,而是开小会层层传达。在炮打期间,我们党组的同志没有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听取大家的批评敢于引火烧身,发动群众革自己的命,而是被动的让群众去揭。这和前一段三个横扫时期内,党组领导运动抓的比较紧,相比之下,就说明了我们对革别人的命抓得很紧,对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
    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很不理解的状态。早在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红旗第十一期的社论,就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特别十月初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明确的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学习很差,领会差,仍不理解这一问题。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所认识。但是对党组在前一段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一方面逐步感到我们在领导前段运动中确有错误,但对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觉悟很慢。当时的思想主要扭在十六条的第七条上,认为在我们部里没有发生因为给党组和党组成员贴大字报而组织反击,还没有提出反对党组和党组成员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因而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深入群众,关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群众的真情实感,以及我们的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了解很少。这样自然不会认真有力地组织群众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般的号召大家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的检查党组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这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对这次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认识很差。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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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和帮助。我们党组同志决心,同同志们一道,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由于我们过去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没有及时的进行检查,也会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受到影响,责任在于党组。希望这些同志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上的社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肯定自己正确意见,改正自己错误意见使认识得到提高,逐步取得统一,达到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上面检查的这些错误,责任在党组,就党组来说,我要负主要责任。同志们,尽管党组领导运动很不得力,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头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因此,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有成绩的。在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运动中,揭发出了一些重点人。其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他们揪出来是完全对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也是应该的。同志们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別是对党组成员,揭发出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的,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我们的错误就可以减轻了,相反地,如上面检查的,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革命群众。如果我们不犯错误,运动的成绩,就会比现在更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林彪同志指岀:“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是我们在运动中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的不好,吃的不透,跟得不紧,贯彻不力。我们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思想,领会很差。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和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本不理解。在运动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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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犯了严重错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公布之后,我们虽然也进行了学习,仍然学得不好,领会很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理解。对于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在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因而,不能自觉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而又不能及时改正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我们没有认真地执行毛主席历来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忘记了毛主席这些教导,对于群众缺乏“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深入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总是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教益,因而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上面讲过,在六月二十日,我们一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以后,不久就有的同志提出批评,以后也有些同志提出批评,而我们错误地以为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对这种批评听不进去,使错误继续下去。在提出两条路线斗争以后,我们认为部内没有发生象十六条中第七条所讲的那样严重的错误。当我们听到群众批评“三个横扫一齐来”和
    五条”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冇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也阻碍了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也说明我们的思想觉悟是很低的。
    我们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在我们头脑中,剥阶级的“四旧”不少,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常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究竟不理解的是什么呢?现在认识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领导干部,是一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党组的状况如何?必须经过群众充分揭露、批判、审查,经过运动的考验,才能判断。我们这些人,十七年的和平环境,长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这些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革命的自觉性差,虽然有所触动,但触动不多,触动不深。这些污的东西。本来应当在这次群众运动的烈火中,自觉地烧一下,很好地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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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界观。但由于我们缺乏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没有把自己首先当作革命的对象。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对革别人的命则很积极,抓得很紧。这样,不但不能很好改造自己,而且不自觉地站到同群众对立的方面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犯了错误,是坏事,我们决心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地来批判自己,并且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我们坚决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坚决相信毛主席,坚决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分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以“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痛下决心,狠下功夫,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跟上主席的思想,以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晚节
    我今天代表党组所做的初步检查,诚恳地欢迎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同大家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在中央财贸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周总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卅分,在国务院紫光阁接见中央财贸各部、行,社及直属院校造反派仝权代表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马定邦、吴波以及王磊等各部负责同志。晚七点零五分到八点,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继续接见所上各单位造反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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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余人。大会开始后,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及财贸各部负责同志进入会场。参加大会的有:商业部红色造反团代表、财政部造反派代表、合作总社造反派代表、外贸部造反派代表、粮食部造反派代表、总行造反派代表、《前进报》社造反派代表、工商管理局少数派代表、财经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商学院、外贸学院“东方红”公社、粮食科学研究院“红旗”造反团
    李富春
    总理去打电话,马上来
    (群众呼口号:彻底批判财贸系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掉李先念的臭架子!李先念必须老实交代!李先念必须回财贸系统作检查!
    好!各位同志,我先说几句。
    (周总理入场,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第一、支持财贸系统各部门、各院校的造反精神,可见十几年来我们当官做老爷,有许多四旧需要扫掉,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同志们来批判。你们对本单位部院党委不满,你们是有理由的。今天是个造反大会,我的话讲到这里,因为总理来了,请总理讲话
    周总理
    刚才富春同志讲得很好,我同意富春同志的意见,我和富春同志都很忙,没有时间,财贸系统事情我们没有管,先念同志管,他又出国,还有许多业务要管。我对其它各个口都管了,例如外事、工交、文教、科研、国防、科学院
    对
    财贸没管,跟你们接触了,问题确实不少。所以,我支持你们八个部门造反派的精神,支持你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批判。(热烈鼓掌)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和全国正蓬蓬勃勃发展,形势大好,但顺流而下总会有一股逆流,有些暗礁,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总理讲到北京目前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有一种反动言论侮辱林彪同志,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乃至反革命行动,总理说应该给以打击)
    财贸学院保守的组织中也査到有个别的反动活动,这是你们的势力,我们高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事情今后还会有,我们要讲究政策策略,这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习语录,还要学毛主席著作,上要请教主席,下要请教群众。你们是有群众的,当然有阻力罗!阻力除了来自于一小部分敌我矛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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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来自人民内部的,来自于领导,来自于旧势力,来自群众之间的认识。所以要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判领导人的错误,在一段时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群众受教育,使领导在大民主中经得起考验,而不至于在大风浪中倒下去淹死。我们同财贸系统造反派协商开一个财贸系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愿意去参加,(热烈鼓掌)我替你们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去参加。(热烈鼓掌)但只限于这个问题,不能出新题目,时间要协商,这个月内还有七、八天,如果不商量好,我们要失约。
    你们要向群众学习,你们造反派本身有广大群众,还有非造反派,都要学习彼此学习。我们首先要向你们学习。今天开了个头,就是三个多小时(指上面个座谈会),问题是不简单的,我们向你们学习然后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才能积累经验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不然,就是不负责任嘛。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也要向群众学习,上面学习党的文件政策、报纸社论。
    (下面总理诙到了学校方面的一些情况,接着总理又说)
    都是革命组织,但有左、中、右,有造反派、有保守派,有先进、有落后有偏左、有偏右。青年的思想是流动的,朝气勃勃,难免不犯错误
    对保守派怎样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然后才能团结他们,造反派要锻炼成左派,要提高自己,把自己的主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张。当争取了大多数以后,又有新问题出现,又成了少数,这时又要站在前面,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样不断的反复。坚定的左派就是要在不断的反复中经受住考验。不断革命,又有阶段。你们这些造反派应该勉励自己,教育、争取多数,掌握政策,方法上要注意研究,有时要等待,有时要推动,有时要冲击毛主席的认识论就是这样的嘛!
    财经学院、财贸部门造反派已经是多数,但要防止骄傲,要不断提高。其它部门尚属于少数,要争取多数,要不断地做艰苦工作,会成为多数的,这是大势所趋。当然我们还要支持你们,我们要因势利导地帮助你们。革命造反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你们少数会变成多数,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左派。另一部分保守派和尚未参加造反派的观望者
    (未记下)
    今天谈了三个多小时只是个开端。今天晚上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派一个专勹联络员和你们联系,现在我先请胡立教同志、童小鹏同志做你们的联络员。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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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教他年纪轻一些,好些,(马上有人起立说:我们银行不同意!又有一部分群众随之也说不同意,不同意!另有一人起立讲:胡立教有错误言论!)有些错误言论就不能做联络员?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我做联络员?(热烈鼓掌)我每天讲话也可能有错,不能百分之百都正确,有百分之五、六十我就满意了。(热烈鼓掌)胡立教可以试一试嘛,不行再改。(有人起立讲:胡立教从运动以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顽固坚持,他不但不支持我们造反,还反对我们另一人讲:我们有材料!)你们有材料可以交上来嘛!(童小鹏从座位上站起立拿出手中的材料说:材料在这儿。下边又有人说:把材料亲自交给周总理)说老实话,材料很多,我不能一下子都看完,还是开座谈会,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
    我支持左派,支持造反派,我还是个总理,我还得教育、帮助保守派,和他们不能不谈呀。所以要和大家见面,我答应你们开个大会交谈。好,我的话完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总理说:下面由李先念同志讲话。李先念刚站起来,下面纷纷喊口号
    彻底肃清李先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李先念必须老实交待!火烧贸易党委,火烧李先念!李先念必须回财院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财政部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商业部作检查!李先念必须回外贸部作检查
    这时总理站起来说:你们再喊口号,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无法进行下去个中央领导同志要允许他承认错误,让他说话。(群众顿时安静下来)
    李先念
    我首先向大家承认错误,昨天没有接见你们,不管客观原因如何,昨天又搬家,早晨九点有宴会,后来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问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多谈一下,时间较长。原定三点半,后来改为晚上八点半接见你们,我的错误是没有向大家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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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插话:好嘛,你的错误招来今天这么个大会!)
    昨天让同志们受累了,天寒地冻的,我内心感到很痛心,很不安,这是句良心话。我九点才回来,听说你们要见总理,这是很对的,昨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再向你们道歉,你们受苫了。
    第二点,在这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表示态度,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
    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合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十几年来,站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没有向你们学习,我们脑子中有了一条,批评有点听不进去,表扬的听得进去。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外贸学院说,现在我们要管一管李先念。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过去我是管你们。仔细一想,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才能紧跟毛主席。所以,这件事用处很大,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支持左派。当然,你们可能不相信,还得看行动,你们现在已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你们。要下定决心,和各单位的革命左派座谈,交换意见,向你们学习。总之,支持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造资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希望各部领导同志也要如此,我说了不少错话,灵魂深处有这些东西,怎能不说错话呢?我今天先简单地讲几句,表示这样一个态度
    (接着先念同志谈了关于财政部“八·一八”红色游击队的四张反动大字报问题,“主要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以及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要突出政治,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后,李先念同志又说)
    要开个几千人大会,我们商量一下,主要是会场问题。我简单表示一下意见,完了。
    周总理
    今天开的会只能这样短,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你们提了几个问题,我说明,任何领导同志都要在群众中过关,你们很有权利批评,从我起,每个领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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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受群众的批评。例如刚才同志们很勇敢,把胡立教同志的问题提出来了。我问,银行为什么没有造反派?说明银行工作肯定有问题,有些事情不经过反复是不能正确认识的,现在决定,我们要在财贸系统开座谈会,十二个单位,希望你们回去把材料收集好,准备发言。但发言不要太长,使国务院领导、中央领导几个同志知道个概况。同意先念同志所讲的,过去没有认真地到群众中去接触你们要求他到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学院……去检査这很好罗!三件事:1、开座谈会,大小会结合;2、接触群众;3、大批判。(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先念同志如此,各部司局长更是要去。把十七年以来的官架子打下去看他们能否经得起考验,(不看官帽子的高低,而要看实际行动)看他们是真支持革命左派还是合稀泥。
    我一天接见四、五个省的学生,先念和部长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像开你们这样的财贸系统的大会,一起开这样的大会这还是第一次。据我了解,其它各个战线都未开过,有些都是分开来开的,你们还是优先的,(例如工交系统,军事院校……)这也是你们“逼”出来的,点了我的名。昨天你们不“逼”我,我今天还能见你们?不过,“逼”了我,我不反对,我是欢迎的
    但有一点,你们要讲秩序,(指呼口号)那边是中南海,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前次我接见了好些红卫兵,开了几次大会,要他们不要喊口号,怕惊动了主席。刚才叫你们不喊口号,你们又可能有意见,不满意,(指李先念站起来讲话时群众呼口号)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因为我担负的责任重嘛!
    答应这么多,不能在七、八天都能办到,但在一两个月内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把左派声势壮大起来。让领导人在两个月中经受一下考验,然后再由群众作结论。当然,这是群众意见的结论,组织上的结论还要报中央
    七、公检法系统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谈话〖参加者: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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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副总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戚本禹同志,这个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这是严永明同志,这是阎长贵同志。
    我代表周荣鑫、戚本禹、严永明同志和我本人向同志们问好!(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同学们,请法院的同志进来参加会好不好?(答:好!)我们是来向你们问好,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听你们意见的,还要和你们商量几件事,先听你们的意见,然后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我们先当学生,你们哪个先提?给你们突然袭击,你们没有准备
    周荣鑫同志:高院的同志来了吗?(高院一同志回答:找去了)徐贵春等揭发问题(略)
    谢富治同志:听到几位革命同学发言,我看讲得很好!我在这里当了几点钟的学生,请你们上课,向你们学习,你们政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革命左派,你们原来少,发展很快,这是你们斗争的结果,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你们也要承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左派,你们原来在一起的,后来分开了。(戚本禹:团结起来)对!团结起来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你们对法院有意见,他们做了些事,你们很不满意,你们有很多问题是合理的。第二是你们是革命左派,来帮助法院革命,我们法院革命干部和领导干部应该是欢迎你们,支持给你们若干方便。主要是从领导来讲,他们做得不够,支持不够,而且还有为难的地方,有封锁的地方,我觉得做得不对,应该要批评,要他检讨这是对的。
    法院本身的运动,对某些同志,秦义等他们是一般干部,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他们毕竟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所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牛鬼蛇神。用了很大力量批判斗争他们,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叫王维纲检查,批评他是合理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这件事我与戚本禹,周荣鑫,严永明三位同志商量过,请示了总理,王维纲同志应该检讨、批判,总理也赞成。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彻底批判。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再是,提几个问题给你们商量,可能你们不拍掌了。你们不怕,我也是要说,完全是商量
    第一、就是大字报,你们不是要我澄清一下吗?最早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给我打电话,问大字报可以不可以看。那几天开会,我未多想,又未商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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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可以看,要和法院商量一下,后来和法院商量,我又和国家干部、领导人商量,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特别是专政机关,当时我想也是有道理。后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你们要我回答,我承认错误,我那个话收回,我还向其它领导人承认了错误。法院的大字报我一张也没看过,你们现在看得不少。一般来讲,专政机关很难不牵扯到案子上,上上下下,有轻有重,还有错的,涉及很广,弄得不好会起副作用。你们学法的,你们懂得,有它的特殊性、共同性。他们一直要压你们,你们就把人家的东西搞开了,把大字报拿出来了,看就看了,我和戚本禹等几个同志商量,(戚本禹同志插话:商量了的)所以不要推广,不是好办法。大字报拿出来了,凡属机密的不要拿,也不要抄,已经抄了的,也不要拿回去,凡属与学校有联系的,没有副作用的,你们看了就看了,你们还要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政法学院的其它红卫兵组织看,但是不等于支持你们去打门。把它分开界限,具体的,你们同法院同志商量,那大字报不能完全相信,只能作参考。宁肯把秘密放宽,理由充分,可以争取群众。这是一件事,与你们商量。
    第二、档案一律不能看,你们是这样的。大字报与档案收到一起,使说是大阴谋,这个是不是阴谋,我不能作结论。档案完全归法院管理,你们现在是这样做的,我们坚决支持
    第三、据“新政治”红卫兵说:那个组织搞什么,他们就(?)服,你拿了档案,他要记录。你们要做工作,要宣传
    第四、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答:二百五十人左右)我与戚本禹商量你们今晩甚至明晩在这里住,但不要长期在这儿住。你们叫什么人去,不论是工作队的,是院长,或是你们什么时间来,都可以。
    你们来点火,办得对,但主要还是靠法院的革命同志,那个可以辩论,主要由法院自己,你们参加几个人,但是不能一百多人,法院才二百人,还有外地学生。法院要做工作,你们做工作,团结起来,法院不能动员外地学生与你们对立!法院千部对你们只有支持,给方便,法院领导要做工作,法院所有同志要支持左派,支持革命,不要和左派对立。这么几件事情,你们可以不要住在这儿,不要长住。我工作多,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住,我首先支持你们的主要方面,提这几件事与你们商量。我再没话说了。
    戚本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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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同志讲了许多,我同意他的意见
    最近你们辛苦了!造反许多,天安门金水桥干了什么没有?(答:千了)历史博物馆于了没有?(答:没有)把高院三楼占了,你们红卫兵的冲劲很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大民主是不可能持久巩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没有别的武器,只有群众。毛主席有非常远大的战略眼光,他就是鼓动群众,带动群众造反,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出现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就造反苏修就没有这个。毛主席就是培养青年一代跟修正主义斗争的能力。你们是研究政治的,你们是大学生,我没多读多少书,我们是小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造反,这是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你们学懂了政法,我看这是最重要的条。这些东西,你们在课堂上是办不到的,这几个月比在你们学校学好几年的还多。最近我们到高教部把教材拿来看了一遍,有很多东西。我看都是修正主义的,那就越学越修,不象现在越学越马列主义,这才是活的教材。还是毛主席讲得有道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有破有立,立在其中。你们整天在立,你们以后就要编这样的教材,让新同学学习,这才有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学会了与修正主义斗争就是大民主,有了这个就不会修,没有这个就要修。你知道哪一天出修正主义,现在修正主义就不少,北京前市委就修了。首都很重要,彭真很会抓政治部门很重要,你们要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要活学活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有闪闪发光的毛泽东思想,希望你们一边斗争,一边学习,这样才能真正变成毛泽东思想的战士。通过这次冲击,把高院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很值得高院同志们深思,很值得我们研究,在场的有高院的领导,文革不知道(是否合法)?你们(指高院同志)说我们听取了单方面的意见,其实我们到听了你们许多意见,秦晋的材料,《大字报选编》你们送了许多材料,我天天要看。我想听听政法学院同学的意见,我除了第一次接见你们(指政法)同学后,就很少与你们接触,同学们说我片面,这倒是正确的,责怪我,我很同意,我很高兴,很愉快。高院同志的意见我还可以听取,批评我,我愿意接受,但是,我声明,我看了你们许多材料。谢富治总理和我的意见,希望原原本本传达给高院仝体同志,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很好地传达。我这人怀疑就多了,但不是怀疑一切,我对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亳无怀疑的。这个同学也可以去传达。值班的高峰同志也可以去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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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高院不下结论,但对同志们今天的冲击,我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最高法院阶级斗争的盖子,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是否揭开了,我不下结论,我有理由提出问题。高院至今对沈兰村镇压革命学生未很好地揭发批判,未引起强烈反映,这是完全应当重视的问题。为什么高院不重视?全北京市贴了好多大字报,直到现在你们没有贴一张大字报(指给沈兰村)?(王维纲回答贴了一张)所以,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个问题。沈兰村是你们派出去的,同学们欢送(指多数派),你们欢迎,同学们几次要他回去,你们置之不理,弄得同学们(少数派)在中央文革呆了几个晚上。当时我很忙,接见的人很多,后来才知道,我去接见他们。听了以后,感到高院毫无道理,到现在还不好好批判。(有个同学介绍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埋怨党组不该插手工作组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张大字报可以否定,说明盖子还没有揭开,还保着,这是牵扯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正确革命路线这样大的问题。高院采取这样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惊异,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高院全体同志深思。(谢副总理插话:这是涉及到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是对每个人的考验,现在两条路线斗争,轰轰烈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运动,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一边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一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我们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读他的书,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学生。)刚才谢富治同志谈了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抱什么态度,没有其它标准,就是看你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王维纲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样冷漠的态度,我们可以问王维纲有没有党性,希望高院的同志自己辩论,得出结论。
    第二、高院群众是否发动起来了?是受蒙蔽,还是被控制。刚才同学们谈了同学给高院同志谈话还退避三舍,是值得考虑的,我不下结论
    第三、高院目前的一些动向说明了什么?我接到高院一些来信,高院领导有人布置写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插话:什么人都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欢迎贴,越多越好。)谢富治同志可不可以贴大字报?可以。但是给谢富治同志贴的大字报,我看过了,据我看不是事实,大部分是捏造,据说领导上有布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些动向,你们把人家的门砸了,我怀疑你们上了当,阶级斗争很复杂,希望你们要谨慎,不要砸人家的门,要按谢富治副总理的话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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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文件。当然你们做对了,没有动文件,人家是搞法院的,如果你们砸了门,再拿了文件,就够上了事件。(同学答:没有动文件,要求念王维纲的签……)我知道你们搞了个签名,你们的签名我也看了,不看我也不会说是斗争复杂,设得圈套叫你们上。所以,以后你们斗争要考虑,要有理,有利,有节,你们没动机密档案,看来你们还有头脑。你们不打人,还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我怀疑,不作结论。为什么大字报放在机密档案里。希望你们总结,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如果都是对的,那还要什么游泳中学会游泳呢?是否有缺陷,你们自己可以总结你们搞这套干什么,青年人没有他们头脑上那么多皱纹,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请高院同志自己回答。
    我提出三个问题,高院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没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高院目前的一些动向说明了什么问题?高院的同志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很好地考虑这些问题,我希望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要充分开展辩论,要掌握保护少数的原则。你们带来十六条没有?(答:带来了)我看给王维纲念念,你(陈荣全)带头念(第六条,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王维纲同志,你听见了没有?对少数要保护,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在运动中揭发了王维纲的不少问题,谢富治同志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指示要王维纲从明天开始检查自己的问题,高院要如实宣布,在检査期间不允许王维纲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不予辫论,用公开和秘密的指挥棒指挥群众,这是我对高院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不作结论,只提出问题,供高院同志参考。谢富治同志讲了,高院的运动主要的是依靠高院的革命同志,我们相信高院的大多数同志都是革命的,我接触到的高院的高峰同志,态度不错。你们要善于做工作,先当学生,只有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
    你们可以住到学校去,可以派代表协商参加高院的辫论会。谢富治同志说了高院的八个同志有这个权利要求他们明天执行
    你们可以参加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如果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住下来,但我希望你们尊重谢富治同志的意见。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要来还可以来,大家可以浩浩荡荡地开来。一要相信这里的群众;二要相信高院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不要炮轰高院,我也相信你们炮轰高院是炮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高法院每月要审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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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不要住的人过多。你们楼上楼下孙猴子站满了,你们这些孙猴子是不好对付的,你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主要是发动群众,你们抄一千张、一万张大字报是不行的。时间晚了,我就不再讲了。(同学们要求继续讲)
    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课,过去在政法学院听不到。还说一句,你们要和刘富元他们团结,要顾全大局,识大体,很好协商。你们是兄弟部队,要团结起来,不要义气用事,要以革命利益、党的利益为重,还要团结原来的多数。围攻我的二百五十个同学有没有来的?(答:有)我欢迎!(谢富治同志说:首先要团结少数派,这是你们的人,还要团结多数派,要让人家革命嘛!这样你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谢富治接见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兵团”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赴京代表。谢富治首先从后排政法兵团赴京代表团起,一一握手
    问候
    你好”。然后把政法兵团九明代表招呼到前面坐下,开始。讲话
    没有名单……?(他们是华东的,西南的,公安部侯景林同志介绍。)(问华东的)你们来多久了?什么时候回去?(问西南的)你们呢?
    你们回去以后向大家问好!
    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按照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闹革命,向你们学习、向华东的学习、向西南的学习。我这个人没文化没有读过大学、中学、小学实际也没有读过,我要向你们学习。现在文化大革命才搞了半年,还需要搞相当长的时间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你们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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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主席的领导一贯正确,所以他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斗争方法也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斗争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比如做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团结教育工作
    就是对付敌人来讲,一方面斗争坚决,坚决得很;同时,要改
    造他们,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这也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不要冲公安局、检察院、监狱等等。你们回去以后要说服他们,按你们的想法办,但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是变成多数好呢,还是老是少数好?你们老是少数不好。要少数变多数,要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讲求斗争方法,把他们团结过来,不要扣他们的大帽子。现在,各地斗争在发展,我曾对安徽的同学说过,你们回去以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又把他发展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艺界两万人的座谈会,陈伯达同志致了开幕词,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你们看过没有?(齐答没有!)给他们拿两份!(对侯景林等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打架不好!大学生做得好点,中学生和工人就做得差些,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幕后指挥,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你们不要上当!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你们大学生要做十六条的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前的斗争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这一点,很好地总结经验,回去后经过自己的斗争,不要有事就到北京。有人总结了要求接见的“经验”,第一,大字报炮轰;第二,冲进寝室。这些“经验”不能推广。炮轰我,我就是不接见。(众笑)刚才的那几个人,昨天晚上才来,今天早上就要我接见,还跑到我家里来了,我正在吃饭,又没有好招待的,我就边吃饭边和他们谈,他们不知道我昨晩什么时候才回来,(侯景林同志说昨晩两点钟才回来)他们不知道全国还有七亿人口,好象就他们几个人。(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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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的热情是高的,心情很迫切。大方向一致,还要提高斗争艺术,我讲的就是要提高斗争艺术,紧跟主席思想,方法好就能达到目的。大方向是主要的,达到大方向的路怎么走,方法是很重要的。比如,到延安是大方向,但路很多,怎么走法,每天走多少,就要考虑。开头走猛了,脚打起了泡,歇下来又不晓得洗脚,以后就走不动了。路找好了,方法对了,就能很快到达延安
    搞了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用哪种方法斗争最好,你们要好好总结。必须提高斗争艺术,打人、打架的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政法兵团问: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
    公、检、法三机关平常的业务你们不要管,追査黑材料是合适的,他们藏有黑材料,你们就写大字报,叫他们拿出来烧掉。如果他们不交,将来要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分
    (华东政法学院同志反映:他们院党委不按主席思想办学校。)
    要按照“抗大”式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校。你们院党委不按毛主席思想办学校,就是不执行嘛!不执行,我还是管不了,高教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得很,搞得很糟,髙教部我也提过建议,但他们不听。高教部有个司长,大笔一挥,把我的意见甩在一边不管,我现在还有点生气。他们不听我们的,我管不了,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管,现在要改革怎么改?这方面我还要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
    关于少数派,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就讲了。(拿过江青同志的报告)江青同志讲:“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真正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许多单位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这是一般规律,个别的例外,关键的问题是看谁掌握了真理,谁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一段斗争过程,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少数多数派要保守一点或中间一点,但他们还是要革命的。近来有的人提出“越少越革命”,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今后不准提。这样使得很多组织又分成许多小组织,我们要去争取群众,把大家团结起来,最好都团结起来。总的说来是团结起来的好,多数不要压少数,少数要去争取群众。少数派如果不注意,就会形“左”实右。我一贯支持少数派,坚决站在这一边。我要向少数派学习,因为少数派敢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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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革命。多数派要向少数派学习,少数派不要骄傲,要讲斗争方法,提高斗争艺术,不要永远当少数。今后不要提多数派、少数派,这个提法不科学。多数要支持少数的革命行动,少数要提高斗争艺术,团结、争取群众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对某部一个学习简报的批语×同志
    简报反映的情况,值得严重注意。
    康生十二月二十一日
    简报原文
    对目前形势的认识
    处这两天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时,认为形势大好的表现是: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确实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岀来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大民主,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破获了许多案子,解决了许多老大难问题。
    党团办公室、干部科、研究组有的同志认为,在大好形势下,也存在一些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伯达同志和报纸上都讲了要区别对待,但下边区别对待做得有些不够。有些地区,有些单位,重点斗争批判的面是否宽了些,北京地区的大专学校被批判的人比较大。其中有的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动的学术“权威”,有的可能是好人。现在派别多,有的单位最少是两派、三派,甚至更多的派。人大会堂八百人就分九派。有些学校也分许多派,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红卫兵、文革都抓不起来。这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有派是自然的,但老这样下去,闹得很对立也不好因此,认为仍需不断地交待政策,加强具体领导,在主席思想、党的政策的基础,尽快地统一认识。也有的认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有些单位是否时间花得多了,有些地方揪住不放,有的就是有点影响嘛,批判一下就行了,不要等大多数单位都完了,再往下转,否则等到何时?几派的斗争,现在弄不清,可以保留意见嘛,通过实践再来看谁是谁非。还是要抓住大方向,转入批、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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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也有的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深入下去,搞深搞透。目前一部分人是转变过来了,愿意检査,但也有一些人没有转变,恐怕还是要发动群众来批在谈到大民主时,三处有的同志说,民主与集中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侧重点,但民主是要有领导的,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这不是中央提倡的。现在出了一些问题,中央是了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讲话,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大民主是方向,使大家敢于提意见,言者无罪,这样就不睿易出修正主义了。也有的提出,是否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林彪同志说,有大战役、小战役。主席也说过,要搞小民主,和风细雨。因此,以后可能转入小民主。
    二、对林彪同志讲话的反映
    四处有的同志说,林彪同志用最通俗的语言,精辟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高度地概括了保持晩节的三个条件,是一篇有关新阶段的高度指导性文件。印刷厂的同志们说,从解放十七年来,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彭、罗、陆、杨四大家族控制着北京市和中央的宣传、文化部门,甚至掌握了军队以及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等,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的新创举,对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对指导世界革命有伟大的深远意义
    、印刷厂对部里运动的看法
    1、有的同志认为,在“八·二四”会议上,×××同志起来纠偏是应当的
    九、十处之所以抓住××同志一些错误不放,想把××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在于××同志在运动初期的一次大会上给九处贴了个口头大字报(关于九处教学问题)。
    2、有的同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因及时被部领导抓住了,同时只有四天半的时间,够不上反动路线的代表,但其影响很深,应进行批判。有的同志认为××执行了反动路线。给××戴上了“野心家”的帽子过早些,但他就是有野心,上台后想露一手。有的同志说,×××在大会上不让×××发言是反动路线的影响
    四、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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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聂元梓的大字报说,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同志是第二号。本来刘、邓问题的性质中央已有了定论,聂硬是升级,是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
    2、经委大字报说,安子文、王从吾、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曾在《华北日报》公开声明叛党,是否事实?如不是,这样做对党是否有利。
    3、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了街,如果没问题,将来怎么办?、刘、邓的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解决了,但是现在大街上到处贴标语,散传单批判,这是否是中央的意图?他们是否还要向全国人民检查?对刘等同志的做法是否对党的团结有利?少奇同志现在政治局常委中已排列第八位,是否算罢了官?
    5、戚本禹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苏共那一套?这种说法在党內没有讲,现向群众讲了,如何理解?
    、过去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四个人,现只有林彪同志,这是否毛主席的意图?
    、五七年毛主席说不搞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又提倡大民主?8、全国各级党委对这次运动应怎样进行领导?
    9、林彪同志报告中说,两头劲头大,中间不足,甚至顶牛,怎么理解?在哪些问题上顶牛?
    10、怎样估计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外出串联的作用?(以上问题是三处提出的)
    11、什么是反动路线?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反动路线要批判到什么程度?如何解决把提出这条路线的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区别开来?部里有无反动路线,谁是代表?革委会的同志会不会成为反动路线的代表?(接待站)
    12、如何划当权派?宁一同志说处长以上算当权派。党支书为什么不算?革委会算不算?(接待站)
    康生同志对上述简报分段作了批语
    连批(斗)运动也不晓得!这就是对主席的抵触,这正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论据。
    怕革命,怕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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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刘、邓反动路线提抗议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对叛党分子没有义愤
    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取消大民主?为什么不能讲?
    你是否以为把反毛主席思想的人也可以叫做主席的亲密战友?就是在这份简报上好得很
    读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吧
    2007年4月16日初稿2011年7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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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7)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七节各省市区文革运动的开展
    本节资料
    ,北京市
    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召开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吴德在大会上的讲话: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
    首先让我向你们问好!今天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宋硕的会开得很好!市委完全支持你们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斗垮斗臭,完全支持你们横扫一起牛鬼蛇神,支持你们造修正主义黑帮的反。革命造反万岁
    今天这个斗争大会是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组织的。这说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有智慧,有魅力,有方法,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广大的革命群众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完全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通过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揪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后,把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了高潮。广大革命师生以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开火。这个大会,再一次反映了革命师生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反党反社会主乂的右派分子宋硕,长期窃取前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要职,忠实贯彻执行彭真,陆定一大黑帮头子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革命左派进行迫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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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在高等学校打击左派,保护右派,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为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首先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且要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八月九日报纸上公布了党中央《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最高纲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决定公布以后,万众欢腾,奔走相告,欢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把前一阶段北京市委所犯的方向性错误彻底纠正过来,把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纠正过来。消除师生员工之间的隔阂,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尽快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中央这一英明决定的光辉照耀下,把首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定地相信你们。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你们一定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八月廿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王力接见
    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一百多名战士作了谈话
    同志
    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研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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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吴德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形势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一切阻力,进入了一个新高潮,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革命师生特别是学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上,显示了他们的英勇顽强和才智,使运动发展得很好,很健康。这几天,首都的红卫兵小将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上街贴大字报、游行、演说、提各种倡仪,横扫“四旧”,敢字当头,用革命的语言和行动,向“四旧”发动了猛烈进攻,已经改变了,也正在改变着首都的面貌。解放十七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木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了岀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会支持的。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振奋。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任何革命运动不只是少数人参加,要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吸收进来,就会大破大立。红卫兵破了框框,大干起来。文化大革命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运动,不但有革命的师生,而且有工人、农民、文化大革命必然要触及到政治和经济,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红卫兵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支持你们继续破“四旧”,用彻底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总理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区还要成立联络站。联络站是联络机关,不是指挥机关,在这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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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相商量、互相学习、互相攴持,解放军和市委都已派人去了。红卫兵联络站成立了,要经常取得联系。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是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去做,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军,要向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文化革命运动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去创造。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得好嘛!千革命不是先学好了再去干,而是在干的当中学习,边干边学,干就是很好的学习。做的对的就坚持,由于缺乏绎验,做得有些缺点就改,但不要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就看不到主流,就动摇了。这样一个大革命不可能没有缺点,要继续破四旧立四新,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现在形势好得很,在健康地发展,我们要抓住这个好形势继续前进!
    下面商量几个问题
    在运动中发生缺点和问题是难免的1、要坚持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是出于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持保卫红卫兵。
    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就很可能把他们打坏,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到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十六条
    市委明确表示态度:打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后不要打人了。这不但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敌我矛盾,两类矛盾都要文斗,因为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完仝能把他们斗臭、斗倒、斗垮。只有用文斗,才能充分揭露,彻底批判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能把散布在人民群众中的毒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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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从而教育自己,教育群众。不打人,会使运动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红卫兵同志一定会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2、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划清敌我界限。
    分清敌我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分不清敌我,斗争目标就不清楚了。十六条中讲了四类干部,北京有些特殊,
    类好划,三、四类不太好
    划。对这个问题,要充分揭露批判,让大家研究,来区别对待。这样,就能集中力量斗准,斗狠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3、还有一些问题要商量,就是要保护一些地方。
    要保护国家机密,要保护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公安部、中央军委、国防部、重要的机关,电报大楼、白来水公司、火力发电站、广播电台、资料档案、交通公司、外交部、使馆区、银行、监狱、交通要塞(如军港、电话总机、机场……),还有什么要保护的,你们再研究。这些地方受到了破坏,敌人是高兴的,我们是受害的。红卫兵要负起保卫的责任。
    4、另外讲一些,也是注意的问题。
    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的问题。在这次运动中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最反动的反动派。革命左派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要有坚定的立场,要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经过辩论,经过斗争,以后会逐渐达到统一。这个工作要做好,使文化革命深入发展。
    关于给黑帮、黑线人物剃头、挂牌、戴高帽子,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张采用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关于文斗、武斗的问题,希望红卫兵讨论一次,把前两天的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十条、二十三条学习一下。你们先回去讨论讨论,有问题以后再讨论。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参考资料)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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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语录”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
    三一”事件。若不是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领导同志先后亲自来大兴制止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发展。最后对主要责任者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
    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
    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岀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掀、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企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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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进一步和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眼看午饭早过,我们的肚子咕咕乱叫,张益三同志只好把我们带到当地驻军营盘内,吃了一顿烙饼、鸡蛋汤。
    第二道防线是在村外250米处,张益三同志回县委,我们硬往村里“冲”但没有冲进去,反而被逼退100多米,这时的太阳已经站在西山尖上了。王书记不死心,也不惧怕,对我们说:“咱们不能打退堂鼓,说什么也要把他们拦住!”“不怕,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杀下去!”这是我们随从人员的吼声
    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冲”到村东口第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但他们规定,我们进村不能东瞧西看,不能串街入户,必须排队进入杀人现场。王书记答应了,我们排队前往,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
    刊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
    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玚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掀,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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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要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零点,李恩元他们才答应“暂时”不杀了。我们的肚子饿了,王书记决定回县委用餐(村内不管饭),抓时间睡觉,天亮返回。临走的时候,王书记再三强调“不准再杀一个人”,李恩元作了保证。
    回到县委,我们那里睡得着觉?惟恐李恩元等人口是心非,趁我们不在继续戮
    9月2日,我们草草吃了早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四入马村。还好,他们真没敢再杀一人,而是反复要求,杀绝,不留后患。我们坚决不同意,王书记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中午,我们又到驻军那里求了顿饭吃,舌战到深夜,见他们不敢再坚持杀下去才返回县机关。
    第五次去马村是9月3日上午,不知是我们的宣传和说服教育起了作用,还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认识到了这样蛮干的错误,真的再一个没杀。我们趁热打铁让他们把所有监禁起来的人释放回家,他们也答应了。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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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这在大兴县来说,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毕竟是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功不可没。假如我们这些人劝阻无效,也与那些所谓的坏人结伴西行,谁还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呢好在我留下了几首诗,权当亲劝停杀的佐证
    七绝·惊闻大辛庄、马村杀戮地富老少
    晴天霹雳震国都,官府律条一夜无。多少生灵冥府去,愁云伴地大声哭。
    七绝·目睹杀人惨状
    净地招添鲜血污,横尸满院显形哭。天空飞鸟绝声唱,大地青蛙不敢出
    三.七绝·马村杀人者小像
    声如雷霆问答无,棍下红光断臂足。气奄装车目入土,活人盘算几时诛
    四.渔家傲·反对杀害无辜
    万木惊呆天地暗,黑烟滚滚冲霄汉。杀气腾腾心肌颤,哀声怨,抢夺人命李恩元
    五入村中驳誓干,刀光剑影手中看。虎口难生抛里万,同心劝,留得整数梁山汉。(即108人)
    五.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睛把党夸。摘自“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000年三月,陈国新《大兴县大辛庄》(参考资料)
    “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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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
    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福兴、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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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杋填成了平地,看不岀苇塘的痕迹了。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事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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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血统论主宰着一切!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
    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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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戚本禹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二七机车厂为原长辛店机车厂〗
    我过去是在工具车间学徒的。我今天是以一个小学徒的身份来讲话的。我不怕抓辫子,讲错了可以提出批评
    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什么事情?
    照我的理解和十六条规定的,主要搞修正主义,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你们二七机械车辆厂也有头子,就是吴文彬。以前,在很多问题上与他们有争论,有分歧,已经长达五六年了。今天才算解决了。那时我认为他们有严重的特殊化,对他们很不满意,因此,我写了报告。例如,吃小灶问题,我们刚来时叫我们吃小灶,我们不满意。当时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对重体力、高温操作的工人是有照顾的,给他们补助油肉,但是这些人(指吴文彬等)却把很多的油肉拿来给自己吃,而工人却很困难,工人食堂搞得很糟糕,我给中央写了报告,因此得罪了吴文彬、向守富等人,他们反映给北京市委,他们在市委会上骂我们,把我们说得很糟糕。后来刘仁扬言要和我辫论,我说辩就辫吧!
    你们厂里是有修正主义的。仝聚德吃烤鸭问题是走修正主义的根源,李万鹏说给毛主席提个意见,叫解决这个问题。李万鹏提得对,他是叫毛主席解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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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不是反对毛主席。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了保证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晚上给毛主席端去肉,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吃苦,毛主席说:“吃不下。”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这条黑线,龙镇河是不是黑,还值得考虑。马东成是包庇黑线,就要斗争。
    关于公开信问题,我要表示态度,公开信是错误的,把革命的群众打成了反革命。要说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还不够,而是方向路线错误。带上“性”字就太轻了。这是根本的错误。同志们说这是阴谋,这不能是阴谋。因为他们把方向扭转了,把工人打成了牛鬼蛇神,所以这不是“性”的问题,这是压制群众老百姓讲:杀了鸡给猴看。例如:李万鹏、陈慧、贾淑芳给支部书记提了意见就成了牛鬼蛇神,还成了铁杆的,这谁还敢提意见了呢?提意见就成了牛鬼蛇神。所以,要擦亮眼睛,否则我们也要犯错误,这不是清楚吗?没有十六条,这三个人成了牛鬼蛇神还不够,跟着几个“帮凶”也要成了牛鬼蛇神。
    我在这里时,没感觉李万鹏、陈慧、贾淑芳是牛鬼蛇神。李万鹏有些简单化,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牛鬼蛇神是反革命。贾淑芳是小女孩,怎么成了牛鬼蛇神这是压制群众的行动,想用整他们把整个运动盖起来。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由谁来负责呢?不应由写公开信的同志来负,因为七个中大多数是受了骗。前段整个北京市委带有仝面性的错误,领导要负责的。炮打司令部指炮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因为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他们派出大批的消防队,到处扑灭革命的火焰
    不管是李万鹏、陈慧还是贾淑芳,只看到车间那是不够高的。你们要通过斗争的经验,要站在更高处看问题,保卫毛主席的路线,和修正主义的路线做斗争,站在二七工厂,要看到全北京市、要看到全中国,这样眼界就更开阔了。
    这些人挑拨说:反对当权派就是反对一切当权派,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不对。我们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要保护,要保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当权派,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李万鹏、陈慧、贾淑芳是犯了修正主义路线上的错误。
    革命左派要团结大多数,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策略。
    要坚定地依靠左派,要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右派。你们要团结二七赤卫队,包括那个工人在内(指辛树宝)要原则上团结,不要和稀泥。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方向路线的错误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团结起来。你们要用诚恳热情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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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等待他们,閉结他们。他们不理你,你去理他,要有三顾茅庐的精神。人不是铁石,都是革命的同志,总会团结起来,要做思想工作。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决不主张武斗,要文斗。人要作思想工作,不是打铁。即使把他们打扁了也不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们如果有这种本事就什么也不怕了。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要团结大多数。不要给他们加上保皇、小丑的名字。因为他们是般群众,受了蒙蔽,不要给他们戴帽子
    崔玉兰和我讲:“我是保皇小丑”。其实崔玉兰只是盲目地跟着跑,我们对马列主义的支部书记布置的工作要积极去干,而对修正主义的,如吴文彬之流布置的事就要抵制。王水也是这样,帮助犯错误路线的人打击了自己人。但王水还是老实人,是可以团结的。师傅有错误的,徒弟也可以反对。王水是我的师傅今天我也批评了他,这一点你(指王水)不如李万鹏,以后要向他学习。有人讲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马东成就是这样的,其实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那是新市委的。
    些跟着新市委跑的人,不要把他们叫做保皇派,因为只保了几天嘛!不要戴帽子,但是他们要检査,犯了错误要承认,要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次,再不行就鞠三躬。有相当顽固的,还跟着吴文彬等人走的,你们也要反对。对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他们当中也有好的,这些人他们检查一下放他们过关但是马东成要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剪头发,检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次,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大阴谋要抓住龙镇河。马东成的问题要搞,但不扣帽子,最后是黑帮就是黑帮,是严重错误就是严重错误。否则光扣上帽子,他们以后还要翻案,是黑帮也跑不了。当前文革小组领导不利,就可以改组。
    要团结大多数,要让不同意见讲完,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说理斗争。团结多数斗争一定能胜利。对于一般群众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周围,这不是和稀泥,而要讲政策
    那一派队伍(指赤卫、红锋队)要承认错误,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要低头要有甘拜下风的精神,用革命的观点分析支流和主流,小河沟还是永定河。你们发传单的问题不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搞,打人不对,可以向他们讲明,因为红卫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你们把小河沟当成了永定河,就不对了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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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抓好革命,也要促进生产,并要保证生计划的超额完成。如果把生产丢了,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因为修正主义是阻碍生产的,所以反修运动搞好了,生产也就会搞好的。
    革命串联要搞,但是工厂和学校不一样,学校没有生产任务,而工厂还肩负着六亿人民给你们的伟大任务。如你们是做火车头的,搞运输的。如果运输不好,革命串联也串联不了了,所以你们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把生产搞得更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搞好。
    长辛店工厂是全国出名的工厂,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要给全国做好榜样!工具车间工人李万鹏、陈慧、贾淑芳记录整理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
    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吴德传达中央指示
    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体现在今天的社论上(按:《抓革命,促生产》),中央还准备正式发文件,我们先按社论精神去做。
    对农村,中央布署了四条
    (一)县以下(包括县委、公社、大队)的文化革命,按“四清”布署来搞,学生不要去串联,不要到农村去串联。农村文化革命要依靠农民去搞,当前三秋大忙,要一致地抓三秋。
    (二)有些地方把县的主要领导干部罢了官,应当由上级查明处理,不能某个人或某些人说罢就罢了。如果都罢了,生产就没有人抓了,饭也吃不上,我们怎么能谈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学生下乡,不是去串联,是劳动,参加三秋活动。
    (三)农忙时期,文化革命和“四清”都要停止,搞三秋生产活动。(四)破“四旧”,立“四新”在农村可以搞,但是靠农民自己来搞,而且在农闲中来搞。。学生下乡,只能宣传,不能打人,抄家,干涉农民。目前要马上抓郊区的工作,挺起腰杆子来领导,群众罢了官的不算数,还是要出来领导这是中央的意见。
    对城市、工厂
    工厂不论是国防工厂或民用工厂,科研尖端,还是日用品工厂,学生都不要进去串联。在工厂内要按“四清布署搞,外边人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工人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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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坚守岗位。”罢官问题要由上级査明处理。这一条,也包括了商业,服务行业和科研部门。机关里部份同志领导文化革命,一部分人还要领导经常生产,这些方法,办法要向学生宣布,如果有些学生不同意,要据理力争,挺身而出,坚持原则,按十六条办事。但是也不要镇压学生,不要有报复行为。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吴德给北京市职工的一封信职工同志们:
    我正开工作会议,不能来看你们,很抱歉。现在把你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和大家商量。
    1、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打击,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这是十分错误的。市委准备发一个通知,发到各单位,凡是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不算数,必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2、你们这次离开生产岗位,出来串联,发生在今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之前,应当照发工资,同时也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歧视。
    3、你们应当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令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个社论是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的精神写的,今後你们应当按照社论的精神来办,要真正做得抓革命,促生产。学会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把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回到工厂去,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什麼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写信告诉我,有关平反等问题可和市委工交政治部接洽,具体解决。此致
    敬礼
    吴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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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一些了,我也很想见你们大家,但今天夜里确实不行了,我们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所以不能来见大家了。
    我们很想和大家好好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靠大家谈情况,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怎麽搞,现在我们头脑中空空的,要了解工厂的情况。现在工厂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工厂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我们抓晩了应该检讨,没及时抓,现在再不抓就要犯错误了。现在要同你们谈要深入细致地谈。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要市委吴德同志负责,使这些同志回去不受迫害。还有什麽困难可直接联系,可写信。
    现在我还和吴德同志打电话,不准拿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整你们。还有关锋、戚本禹同志还想和大家谈谈,向大家学习,听取情况和意见
    第二个电话
    和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希望市委出面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关于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中央现在还没有研究,咱们保卫自己作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咱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成立什麼组织也不一定要中央去承认这个组织。
    现在你们提出要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这一下子出了题目,中央也要好好想想
    过几天就要找你们工人代表进行座谈。我们现在很重视工人的问题。表面上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彻底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开大会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要找少数人商量,对北京的典型的工厂,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怎麽搞,同你们大家商量
    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同工人接触少,办事不多,现在同大家讨论,我们要多做一些事,请大家放心不要发愁。现在中央也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迅速向上反映,请大家再次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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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商量後,制出一套适合於工厂的政策,这些都要靠群众自己来想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参加座谈会的有:首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总联络站等单位五十馀名工人代表,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余秋里、唐平铸、髙扬文、刘建勋、谢镗忠、谷牧等。〗
    王力:同志们,今天来开个座谈会,今天主要靠你们来谈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小组人力很少,对工厂的情况了解很少我们是勤务员,没当好!大家问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工矿企业的工作做得很少。工厂究竞怎样搞法,存在什麽问题,过去我搞得很少,有意见也没有很好研究,今天的会是个开端。大家提些问题,我们带回去
    姚文元:大家提提有什麽问题,大家提。各种意见和要求都可以讲,今天开不完,明天还可以开
    (光华木材厂,机床厂,起重机厂,内燃机厂等代表发言)
    王力: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我们不要这样发言。是不是谈谈大家都关心的事,就是咱们怎样贯彻好十六条,怎样贯彻好。工厂组织怎样办好。有的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怎麽搞好?有的对<人民日报>社论有点意见,有什麽都可以谈。我们是当小学生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各厂情况可以写材料,可以写信,寄给中央文革,我们就可以收到。明天三点继续开。
    戚本禹:明天还有事。
    王力:开会先不定,再开另通知。怎麽开好,大家可以提意见。姚文元:什麽时间开,另行通知王力:今天晚上有会,就谈到这里陈伯达同志回答问题
    问: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说我们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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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成立什麽司令部,成立个什麽红卫兵代表大会呀,什麽联合会呀
    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总指挥……司令部本身就有点衙门性质。红卫兵搞个什麼游行,开个什麽大会,可以临时选出个总指挥
    姚文元:他们可能是从大专三个司令部那里学来的。
    陈伯达:要学习革命学生的好的经验,不要搞宗派,首先开个联席会,大家商量商量。首先创造岀一个典型,起模范带头作用,抓革命促生产。
    问:市委对工人运动很冷谈,怎麽办答:那个不对。
    问:学生到工厂很困难。
    答:进去做工人的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小小的学生,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向你们学习。今天的讲话,是和你们商量的。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生产搞得更好,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国家,不许把生产停下来。
    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开除的怎麽办陈伯达:开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无效,过去凡是打成"反革命"的一律无效。黑材料一律烧掉姚文元:一律当众烧掉。
    问:有的他们偷偷地烧掉了,怎麽办?陈伯达:偷偷烧掉要做检査。
    问:他交出来,又保存一份,怎麼办?
    陈伯达:保存起来就犯错误,就违反了国家纪律,党的纪律问:有的不给,放在档案室里,是否可以砸?
    陈伯达:不给吗?要革命,要斗争,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将发下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办事
    姚文元: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个会,就谈到这里。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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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政协礼堂小会议室。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及小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市委书记刘建勋。各工矿企业工人代表六十余人(其中有我厂陈××,金××两同志参加)。座谈会开始前,Ⅹ同志把各单位领导一一介绍给大家,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
    王力同志首先发言:
    这次座谈,围绕几个问题,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们谈了,以后还要和外地同志谈。上一次散会时,陈伯达同志讲了很多意见,供同志们参考,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当你们的学生,提出了几条意见,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谈会,同志们交换意见,现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来,供大家围绕这几个意见来谈。
    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持我国永不变色,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起来了,有你怕得很,但不能阻挡
    第二个,各级党委和厂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能因为群众一起来,就害怕,就逃避责任,就与群众对立,而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起,对准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当权派。决不容许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个,当前问题是由于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对立起来。有的以抓运动为口实,打击革命左派,保护自己,不管生产。有的以抓生产为口实,抵制文化革命运动,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务。我们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正确的,地方,各工厂必须引起注意。
    第四个,应该充分认识广大工人群众,既关心革命,又关心生产的高度自觉性,充分估计工人群众对自己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北京一个钳工工人说:“工人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补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都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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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酝酿,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妥善安排。对工人决不能犯包办代替,压制工人,弄框框,在过去凡是把工人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关于军委紧急指示,是完全适用的,已经发了下去,有关的指示,这里只提一下。
    第六个,工矿企业里的工人群众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时间,应适当安排。例如,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每天3至5小时,不能占用生产时间。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休息,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第七个,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顺利发展,组织适当分工,两个班子,过去党中央有指示,必须层层落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没听清),不能包办代替,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必须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群众充分讨论后进行选举。这是文化革命的准则。第二,工厂的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原来的党委没有瘫痪的,必须积极负责地把生产搞好;已经瘫痪的,由厂内以老工人为主及技术人员负责把生产班子搞起来,要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现在的企业是有名无实,很少见到生产领导人的面,这样要不得
    第八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必须使革命群众懂得,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革命群众的内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同意见要经过讨论,严防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不要纠纷、打架,不要停工(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与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说:“可以!”)不要武斗。
    (×××同志问:“什么叫工团?”王力同志说:“工团,小集团”)。第九个,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联合协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等,适合于工人组织形式,一切组织形式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品质,不要脱离群众
    (有人谈到工会也是工人组织,但有些工会作用不大。)
    陈伯达同志关心地问:“你们的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有人答:“不”)。这时,我厂×ⅩⅩ站起来说:“陈伯达同志,我在发言之前,先向您检讨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来这里的。”
    陈伯达同志说:“知道就成了嘛,检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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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厂×Ⅹ×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我厂11月15日晚上车明说的话和他说的工交、城建、财贸系统工作组的四种情况,并说,车明在那天上午还听您的报告。陈伯达同志乐了,说:“怎么?还听我的报告?”
    ×说:我们把车明的讲话记录了。让他签字,他说中央对签字没指示。陈伯达同志说:“为什么不签,当然要签吗?”并不再逐字逐句地重复车明说的那四种情况。随后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卧车主义,
    (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有人反映有的工会排场如何如何,陈伯达同志说:“工会这么大的,没必要。”工人组织中的成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陈伯达同志说:“个别的也可以嘛!”
    这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诉说了自己被打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说:“私设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动工人斗工人的开除党籍,按照国家法律做极为严肃的处理
    这时有人说,我们单位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写大字报的时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他安排,你们的代表不是群众选的,一律无效。”工人说,他们有多数。
    陈伯达同志说:“要做工作,要给多数人谈话。”工人说,有些人,为了入党,老说上边好。
    陈伯达同志说:“这种理想要出修正主义,不是听党的话!”王力同志接着讲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照顾大局,绝对不要脱离生产岗位,成群结队的外出串联成一体。已经外出串联的,一定要赶快返回生产岗位。陈伯达同志说:“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赞成!
    这时,有位被打伤的群众发言后,文革小组当场和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一个紧急指示,由王力同志念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刑堂,私白抓人拷打,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严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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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同志说:“大家同意吧!”众:“同
    这是文革小组的意见。一定要写成大字报,标语贴出去,贴遍大街小巷。王力同志又接着念
    第十一个,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的其他厂矿和学校去参观、访问、学习,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第十二个,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换文化革命的经验,有的代表要去,应该先向那里的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工人生产时间不要去,不要进生产车间,保密厂保密车间都不要去。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应该逐步作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逐步作到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要当工农大众的小学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工农,到工厂去串联的学生代表,应当在工厂的统一安排下,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意见,是同各个地方商量,听了你们很多意见,从你们这听到的,从下面集中了的。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赞成那些意思和大家见面,不贴出去,不同意可以写信来
    这时有人提出厂里有很多组织,跟那个组织联系?
    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怎样讨论:工人组织同学生的联系问题,如几种组织,提一提,我们文革小组做过斟酌。两个组织都可以联系,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放下去,应全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下团结起来,工人之间不要记仇,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很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家乡里姓陈的姓王的经常打架,他们都是农民,这都是背后有土豪劣绅在操纵,现在是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操纵……好利用在工人之间造成裂痕,让你们互相打下去,他们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多种组织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来,不要急于结合,要慢慢地来往,彼此来往……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接着,大家说到平反的问题。×××问戚本禹:“我们那有人强调要给群众认真平反,干部打错了要平反吗?
    戚本禹说:“当然要平反,干部也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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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单位不执行
    陈伯达说:“现在中央有个指示,他不执行要犯大错误。”××问: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处理
    陈伯达说:“从五月十六日运动
    以来,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现在中央有指示。”
    这时我厂×××站起来发言,把车明在我厂的讲话,扼要地向首长做了汇报。陈伯达说:“现在就是因为有些情况,所以中央还是要搞几个文件,工厂文化大革命要按着十六条。就是要把车明这一套冲垮了,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中央的文件有没有好处?(众:有!)再加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的社论,但还会有困难的,有抵触的,有一些人不会自动交械的,你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十六条、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掌握在手里,他们采取的方法,压制群众的方法,你们不要学他。关于平反问题,应该有个专门指示,马上就发。”
    (市委刘建勋同志同意把这个指示贴到每个车间)。
    这时有人说:“这些指示领导不执行,说是处分,可谁处分他们呀?北京市委和他们一个样!”
    刘建勋说:“有些地方我们也处分不了。我们一去,多数派找我们戚本禹说:“为什么不能管,必须管。”
    陈伯达说:“大字报贴出去,这个一贴广大群众会拥护的
    大家说了某些单位拷打工人等情况,最后当场确定,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处理。
    王力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都是纸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个人叫×立功,现在就关在公安部。
    ××问:“中央首长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不指工交系统?”
    戚本禹说:“指工交系统
    ××问:“犯了严重错误的工作组成员在群众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检查?”曹轶欧说:“应当检査嘛!
    随后各位首长随便地和大家进行了交谈。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北京第四农具厂革命造反联合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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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同志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在一床厂半工半读学校与各派代表开了座谈会,记录如下。〗陈伯达同志
    任何方面如果有问题,都必须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把是非弄清。要按
    十六条办事,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听毛主席的话,只用文斗不武斗。过去打过人的,今后不准再打人了。过去打过人的同志要向被打的人赔个不是。(王力同志解释说:就是道个歉。)谁对谁错,以后再说。不要动手打人,这才象文化革命的样子。说不定你们这里面有人是赞成打人的,因为你们有力气,但不能那样做,这样说你们是否赞成?(众:赞成)
    打人是错的,今后如再动手打人,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对方如果有错误,你打了他也不能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准打人,不准打架,有什么纠纷大家谈。你们以前闹得很厉害,有些同志也许急了些,说话就强制的讲,容易动感情。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讲清事实和道理的。以后不要武斗,不要打架,慢慢地讲道理嘛!说服对方。动手就打人、抓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对的。以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怎么搞革命呢?今后要形成这样的风气,摆事实,讲道理。
    学生要进工厂怎么办?
    陈伯达同志: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那一派都要鼓掌欢迎。我建议你们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时间安排好,八小时的工作制一定要保证。产量要高,质量要高,任务要完成。剩下的时间可搞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你们太累,你们中断生产得不到社会上的同情。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不要由行政安排,生产搞好了,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才好。
    问:有人不上班对不对?工资发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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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不干活就不对。过去没干活去搞文化大革命,工资还是发,因为以
    前没有规定。(工人插问:我们厂原来规定不干活不发工资)文化革命是特殊情况,发工资是保护少数的一种措施,以后你们订出条例来问:现在少数派办公室有十几个人整天不干活对不对?
    问:(少数派)现在革委会脱产不干活行吗?我们的办公室都封了
    答:工人不要脱产,除病号外,统统回生产岗位。办公室封了可以打开嘛。问:他们学生要进厂闹事,影响生产怎么办?
    答:你们和学生交流经验,学生可以派代表谈判,你们和学生开座谈会。学生进工厂学习、劳动有好处,有问题可以商量,他们有错误你们可以纠正。不要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怕他们进来。
    问:学生跳墙对不对?答:学生爬墙可以原谅,
    (王力:因为你们不让他们进来)
    爬墙我是不赞成的,你们可以说理,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学生来工厂向工人学习,工人是学生的先生,学生是工人的小学生,开始不一定学得好,你们要帮助他们,生产时间可以不接待他们。你们是三班制,可以轮流接待外地学生可以找间空房子接待他们。学生宣传也可以到宿舍去,提倡学生到宿舍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对学生不要有敌对情绪,不要有成见。
    问:学生晚上来闹事好不好?
    答:以后不要晩上来,这样会影响工人休息。我们来了你们鼓掌,我倒没有给你们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到很惭愧。我是来了解情况,来向大家学习的。学生和其它单位的同志来了要鼓掌,各方面意见都得听,不能只听相同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条办事今天的会大家缺少十六条的风格,大概大多数反对见少数派,我建议多数派、少数派一起去看吕嘉才。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德在“斗争彭罗陆杨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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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966年12月12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中共北京新市委第
    二书记吴德同志讲了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在这里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的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彭真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长期以来窃据党的重要职位,打着红旗反红旗。很久以前,他就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超过了王明路线,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林彪同志。近几年来,他更加狂妄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依仗权势,招降纳叛,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赵凡等结成死党,把北京市搞成独立王国,做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据点。他们百般诬蔑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竭力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鼓吹阶级斗争的熄灭论,调和论,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实行和平演变。他们一贯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保护基层单位那些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卫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他们在学校中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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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革命左派和广大的革命师生,吹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抗拒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且利用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等。散布修正主义的毒素,腐蚀和毒害革命群众,为复辟资本主义,颠复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的准备。他们顽固地抗拒和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方百计抵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包庇“三家村”。彭真竞盜用党中央的名义,制造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总之,他们的种种罪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要不要彻底清算彭、陆、罗、杨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要不要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必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必须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同时也必须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们完全相信不断成长壮大的革命左派,一定能够团结全市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红卫兵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运用党的政策的策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让我们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彻底打倒彭、陆、罗、杨四大罪魁彻底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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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京发[66]063号通知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的规定,市委决定
    所有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都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热
    烈欢迎和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的结合。除中央有规定的特殊工厂,特殊车间外,都应无例外地热情支援革命学生的串联,不得以任何借口公开拒绝或消极抵制。
    凡有革命学生进行革命串联的单位,都应为革命学生的活动提供应有的
    条件。如进行宣传活动的场地、时间、广播用具、文具纸张、食宿条件等。参加劳动的劳保用品、疾病治疗和粮食补助,按中央已有规定办理。劳动时间,可以
    八小时,也可以四小时,以保证有革命串联的时间。以上事项的具体安排,可由单位的党、政负责人或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同革命学生的代表协商,并尽可能尊重革命学生的意见。
    凡持有学校文革或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正式介绍信到厂矿串联的均应视
    为有效,各企业、事业单位应予接受。如一个单位确因接受串联任务过重,也可以说明情况,经过协商,由上级部门适当调剂。
    以上各点,望认真执行。不完全的地方,实践过程中再行补充。
    2,上海市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曹荻秋接见了首都来沪学生,但学生认为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希望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要求上海市委给予我们印刷的方便。等候多时,市委方面不予理睬。北京红卫兵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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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武斗事件。有人说北京学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市委打了北京同学三十几个人。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又有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
    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晨,北京一零一中、四十七中、一百中、一百二十中、百二十二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达市委门口,提出了上述两个要求。当时市委门前被层层的“工作人员”拦着,这些人声称是“自愿来维持秩序”的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上午,市委临时接待站第二批接见实况九月三日上午,当时要各校派岀一个代表岀来,代表被带到静安区文化馆一一市委临时接待站。奇怪的是这个接待站里,除了领我们进来的市委工作人员沈宋平外,一个市委的人也没有。而把我们带到那里后就说是去和市委联系,一去就杳无音讯,我等了半天,又用电话催他们,足足等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张琦、冯国铸才来接见我们,我们的代表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们都没有答复。这时一个红卫兵冲进来,把一张解放日报扔在桌子上,那张报上有一张毛主席像印得特别难看,脸上还有字,红卫兵们气愤万分,有的站了起来,有的跳到桌子上质问市委怎么搞的,有的红卫兵当时就气哭了。可是市委冯国铸却笑了。红卫兵们愤怒质问他为什么笑?看到有人诬蔑毛主席他还笑。请问,这位市委外事办公室主任是什么阶级感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当时我们觉得问题很严重,立即提出三点要求1要曹荻秋同志接见到市委门口的首都红卫兵战士。2要求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通电话(因为邮局挂不通)。3给我们广播器材和印刷机器(或印刷的便利),让我们宣传毛泽东主义,宣传革命造反精神,同时也辟一些谣言。对于我们的三点正当要求,张、冯两同志拒不答复,反而起身要走。我们拦住门口,张、冯两同志又说“不走”“坐下来谈”,但对我们的要求仍置之不理。我们的代表忍无可忍,决定出去见我们的同志。于是我们列队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回到市委门前。这就是所谓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第二批北京同学代表的全部事实经过。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下午,有一队前来市委门前游行庆祝的队伍与首都来的红卫兵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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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晚上九点多钟,在场的北京各校各派了一名代表,说是去见负责同志。但是当我们来到200号以后,没有见到一个市委同志,只是上海的群众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说我们是来见市委的负责同志的,希望他们不要进来,不要围着。有些人在窗口上大骂我们是“政治扒手”,“流氓”让我们滚回北京去,我们为了革命,从阶级的利益出发,没有和他们争论,过了十多分钟,接待站的一个同志来了,我们向他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他说他不能做主,要请接待站负责同志来,过了半个多钟头,接待站的负责同志来了,这时外面的群众也拥了进来,我们要求这位负责同志出面,让群众出去(因为我们的劝阻无效),但是他说,“他们要进来,我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让步,坐下来,和这位接待站的负责同志重复了一遍我们的要求。他说,我只能向上反映,市委同志来不来,我不能保险。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没做任何解释和答复,和我们谈话不过五分钟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走时和我们约定半小时后答复,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这位接待站的负责同志,市委也没有派人来,至于市委负责同志我们更是连影子也没碰到。在等待的三小时中间,由于群众拥进屋和我们辫论,我们曾两次换地方,两个小时以后,没有见到负责同志,我们再等也无用了,就回到队伍里去了。只留下一、二个听电话的。
    如果这也算一次市委负责同志接见北京同学代表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无话可讲。我们只希望革命的同志来调査研究看清事实真相。靠造谣吃饭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上海市委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北京的红卫兵,迟迟不敢出来接见呢?明明心里有鬼,害怕得要死,却要装出一副公正的面孔招摇撞骗不惜工本大造谣言,上海市委能干岀这种事,真是难以想象!其它几批接见大致如此。
    九六六年九月四日,曹荻秋对上海市委门前群众的讲话
    昨天应北京同学的要求,我已经接见了北京六位代表,现在再跟大家见面了北京同学来上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表示十分欢迎……带来了文化革命的经验,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我们广大师生要和他们一道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管他在哪一级党组织中,都要把他揪出来。上海市委在这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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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要经受考验,上海市委是上海地方党的司令部,这司令部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对党的事业是个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欢迎炮打司令部。(众呼口号)所谓炮打司令部就是要用大字报这个锐利武器(众喊四大)来揭市委的问题,市委如果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长时间起哄)因此,上海工人、农民、革命师生你们大胆地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北京的同学你们对上海市委有意见,我们也表示欢迎。北京来的同学来上海后曾绎对文化革命产生若干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并生了辩论,这个不同意见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摆事实,讲道理)譬如,关于文斗武斗的问题,我们是赞成文斗的,(要文斗)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最近,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个专门讲话,同学们都看到了。(……)
    林彪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不能动手打人,说这只能触其皮肉,而不能触其灵魂,你把他人都搞得不能说话了,你们把人打死了怎能斗臭?(众呼:坚决支持)
    北京来的同学,有很多都是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同志的话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其他的问题(众呼:反对群众斗群众,保卫党中央等)不一一提了。
    在辩论中,不止这些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关于八月三十一日事件……八月
    十一日上午北京一部分人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在……过程中,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众呼:对!要文斗!)关于这一件事情,市委认为,由于一部分同学的行动,市委是不赞成的,但事情既发生了,为了避免扩大影响
    但是有些人却到处发传单,说市委打了北京同学三十几个人,这全是胡
    说,单看今天的事情,有部分同学冲进了市委,至今还有部分同学在市委机关里(众呼:坚决反对市委放毒!)(不许捣乱!)
    我也不详细说这件事情了,反正大家看得很清楚。(众呼:一切后果由市委负责。)
    另外,北京同学提出两点要求,昨天也答复了,(有人喊:罢曹的官!)个要求给一个广播车,北京来的单位很多,每个单位都要,不能解决,北京同学组织起来了,我们也同意借广播车,第二跟北京通话可以打长途电话;二是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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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三是可以通过市委转,保证一个字也不改。如果你们一定要跟中央通电话,那么,可以选两个可靠的人来。(众:要求曹荻秋公布中央来电!)
    我们希望加强团结,我们相信上海广大工农兵群众会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工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相信上海师生,广大工人阶级最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在同学争论中发生了争论,发生有北京同学打了我们,我们上海同志也不还手。(反对放毒!)(坚决支持)
    今天来了许多工人和革命同学,北京同学来上海搞革命串连,我们要给他们以方便,把上海文化革命搞好,大家一定要加强革命的团结。按十六条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动感情,你们要和北京通电话,请派两个代表出来。(曹荻秋立刻转身入市委内)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北京来沪红卫兵《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记上海
    市“九四”学生运动》
    ()前言
    我们是从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亲爱的党,就是我们的亲爹娘。党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千个爱!一万个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最最忠实于毛泽东主义。我们的父辈创江山拋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我们革命的红小兵捍卫毛泽东主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们就是天生的造反者,革命家。你是不符合毛泽东主义的,造反!你是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造反!造反,造反,再造反!我们就是要一反到底,反他个全球红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革命气魄来到上海的。我们心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忘记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情景,我们就是带着毛主席对我们的无限期望来学习来革命,来造反的!就是要同上海革命同志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思想,旧枷锁!我们就是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们就是要在斗争中创出一个新世界来革命不分地区,我们就是要点革命之火,煽社会主义之风,把全国办成学习毛泽东主义的大学校
    我们来到上海,发现了一些问题,感到运动不正常,认为上海市委在方向上路线上存在严重问题,我们用毛泽东主义一衡量,不符合,于是就造反,就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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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当然我们反对下车伊始就咿哩哇啦乱发议论,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容忍!只要你反毛泽东主义我们就是要豁出命来跟你拼到底
    我们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是革命!革命!革命!造反!造反!造反!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我们从来也不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故意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煽动群众斗群众。有些人则压抑不住内心对党的刻骨的阶级仇恨,给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扣上“反革命”暴徒”“政治扒手”的罪名,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上海市谣言满城,什么我们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造国家的反”,什么我们“撕碎国旗”“降半旗”了,什么我们说“十六条是框框要加一条了”,什么我们说“毛主席是不革命的了”,住口!我们要警告这帮混蛋:你们妄想把这些罪名横加在首都红卫兵身上,我们一万万万千不答应!相反的只有把你们这帮坏蛋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不要太自不量力了,告诉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革命人民的天下,谁敢乱说乱动定要被撞得粉身碎骨!许多革命群众不明真相,轻信一些人的恶意煽动,我们丝毫不怪这些同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进行调查研究,从各方面听取意见。我们坚信,革命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事实总会澄清的!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会有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革命怕什么“围攻”“谩骂”“殴打”!我们的父辈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敌人刺刀尖下创江山,我们革命后代今天为了革命事业这又算得了什么!前面是刀山我们也要上,是火海我们也敢闯!我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就是要在革命的道路上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我们就是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摔打,炼出一副钢筋铁骨!干革命怕什么谣言,谣言造得越离奇,破产得就越快,越彻底。靠造谣混日子的长不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认准了革命的大方向紧紧跟着党中央,紧紧跟着毛主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为了对革命负责,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九月四日前后在市委门前发生的事情经过向大家讲一讲,请广大工农兵分析了解事实真相,辨明是非。由于调查情况有限,可能许多具体情况没有写出来,但基木过程如此。呼吁:首都来沪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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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上海同学参加斗争知情者立即行动起来把自己所经历的事实写成传单印发,以便使群众了解事实真相。
    二)九月四日前后在上海市委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到上海市委门前的目的:1.请求见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2.根据我们调查到的一些情况对上海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些疑问,希望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3.要求上海市委给予我们印刷的方便,并替北京红卫兵辟谣。市委接待站我们已去过多次,但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木着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因此强烈要求见市委负责同志。虽然八月三十日曹荻秋同志接见了我们首都来沪同学,但我们认为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需再会见负责同志。我们的目的就是上面所说的三点,别无其它。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合理的,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均有北京同学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并等候多时,市委却都不给理睬。八月三十一日还发生了上海市委迫害首都红卫兵的严重事件(具体情况见上海和北京十五个学校部分红卫兵及其它革命群众写的《八.卅一》事件)
    九月二日晨北京一零一中、四十七中、一百
    百二十中、一百二十二
    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达市委门口,提出了上述两个要求。当时市委门前被层层的“工作人员”拦着,这些人声称是“自愿来维持秩序”的,既然是自愿来的,不知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不允许我们进。(我们不知道这些自称“工人”的是不是真正的工人,因为我们问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只说“我们是工人”拒不谈出单位。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自称“红卫兵”的人是不是真红卫兵,其中有四、五十岁的人,红卫兵是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难道这样大的年纪也是革命小将吗?我们问了一些人的出身,有些人答了,有些人不答,在这些“红卫兵”中竞有好几个职员出身的,这些人不知为什么竞如此被重用调到市委门前守卫。我们问他们有无领导,他们回答:“我们都负责”,意思是无组织来的。但我们有人看到他们是从市委后门由汽车拉来的,而且各个不同单位换班交班井井有条,请问这会是无组织的吗?是白愿来的吗?我们的要求遭到无理拒绝,于是各校均选出一个代表仍不行,只放进代表中的三个同学,但未见到市委负责同志就退了出来。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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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不到市委负责同志,首都红卫兵就列队坐在市委门前等待。我们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秩序很好,充分体现出首都红卫兵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九月二日晚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我们首都的两名红卫兵被打伤了。但一小撮混蛋却反咬一口诬蔑我们打伤了他们,他们故意把北京女八中同学召开的调査会开成了辩论会,并无理阻挠首都红卫兵发言。我们的同志被打以后,送进医院,混蛋家伙还指使医生骗我们同志说他们没有外伤。听了以后同志们万分气愤,跑到医院要求看病历,但就连代表也不让进,把我们的同志关在医院门外,眼看着被大雨淋得透湿,冻得发抖,就连毛主席像也不让我们送进医院免淋,只抛出块破塑料布。到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翻墙看了病历,病历已被改过了。但即使从改过的病历中也能看出我们的两位同志是有外伤的,由此证明医生是在造谣,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打了许多次电话给市委,并派了同志去找市委,请求市委派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市委一直置之不理,不派人来。由于这件事,北京女八中、育英中学、赤峰中学、北京航空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等等许多学校的同学又到市委来请曹荻秋同志,希望他表明对北京同学的态度,但市委拒不接见。因此这些同学就和原来在市委门口的同学一起等待接见,同志们始终革命热情高涨,高唱革命歌曲。一天一夜过去了,要求曹荻秋同志接见的事仍杳无音信
    九月三日下午有一队前来市委门前游行庆祝的队伍。前面打着一面国旗中间是一面白旗,上面写着黑宇“南汇县中学”后面是毛主席像。他们把白旗放在毛主席像的前面,而且举得此国旗还高。当时在场的同志看见了非常气愤,要他们把白旗拿下来。但他反而把白旗举得更高。我们强令他们几次,他们置之不理,我们的同志怒不可遏。我们认为这是对五星红旗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侮辱。五星红旗是用烈士的血染红的。赵小寿同志为了捍卫国旗身负重伤,现在有人这样,我们怎能压抑住愤怒心情!白旗意味着背叛,投降者才打白旗,尽管他是校旗,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国旗放在一起。更何况打旗的人别有用心地把它举得高过国旗。我们同志冲上去抢下白旗,撕碎了,这时四周的所谓的维持秩序的人拥上来,拳打脚踢我们的同志,北京一二二中红卫兵战士林新民当即胸部被猛击一拳,另有一同志脚趾盖几乎被踩掉,当时鲜血直往外冒站都站不起来。这些家伙都是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他们一边绑架着,连拉带推的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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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同志拉走,一边还声嘶力竭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无耻地漫骂我们的同志是“暴徒”扒手”,请问:扬言所谓“触及皮肉就是武斗者”这算文斗还是武斗呢?就在这时,我们发现北京
    中的赵淑芳被许多人围着,她满脸是
    汗,脸色苍白,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们冲进去把她抢出来时,她牙关紧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已经不能动了。我们把她送进医院,她的心脏一分钟跳动一百二十下(正常人一分钟跳:六、七十下)。当时我们请市委同志快去解决一下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市委接待员孙立仁冷冰冰地说:“再打再送呗!”这是什么话?市委同志对我们的阶级弟兄是什么感情?他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我们从北京来,从毛主席身边来,我们最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怎样高度地信任群众,怎样和我们革命群众在一起。我们想起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对上海市委的这种行为更加感到无比的气愤。有人说:“曹市长太忙,如果都要求接见怎么能行呢?”那么请问,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不忙吗?毛主席不仅领导着中国革命,而且领导着世界革命,毛主席已经.多次接见了广大革命群众,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还有人说:“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我们要保卫首长的安全。”那么又请问,北京的阶级斗争不复杂吗?毛主席为什么能够高度信任人民群众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呢?我们在首都,有了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新市委,找中央同志,我们开会,希望中央文革派人参加,每次都给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给我]满意的答复。对照市委负责同志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气愤我们学习最高指示的时候,市委广播站的喇叭就响,我们不念,喇叭也没声了。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市委广播站的人老讲学习十六条,可是几天来,却连次十六条都不念,我们有两个同志写了条子给市委广播站强烈要宣读十六条,大家一起学习。条子晚七点二十一分递上(要求十分钟内给予答复)几分钟后市委工作人员马家衡出来说,条子已经给指挥部了,现在正在研究。我们实在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的代表许不许进市委大楼,你们要“研究”“商量”几个小时难道读中共中央文件也需要“研究”吗?可见把中央指示放在什么地位!九十分钟以后,有个人下来告诉我们:“可以,马上就读”。“马上”后的四十分钟才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宣读十六条的声音。这虽是一桩小事,但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几天以来,我们的同志又困又饿,市委同志理也不理,我们吃的饭,几次都是上海的同志送来的,市委仅送来一筐馒头,还是发馊的,连分都分不过来。大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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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倒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风雨中,市委的人只是站在窗户前,往下望一望,当时有的同志气愤不过,向那些人大喝:“迈开你的双脚,到群众中来走走吧,到大风大浪中考验考验吧!”六点以后,市委广播站突然广播。“北京的同志要我们广播一下,他们要回去休息了,让上海的同志们给他们让一条路,让我们欢送他们”。听到这话,同志们都气炸了!谁造谣我们要回去休息?我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高喊:“千革命,不休息!干革命,不休息!”从下午以来,包围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人,出身各类俱全,一些流氓,阿飞也在其中捣乱,我们的同志根木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一出去就遭到围攻。由于有些群众,根本不明事实真相,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中间挑动,群众和群众之间屡次发生冲突,上海市委不制止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反而恶毒诬蔑首都红卫兵。
    七点四十五分,市委机关的大喇叭又响了,市委接待站讲了三点意见:1.热烈欢迎首都和其它外地来沪同学,欢迎他们来进行革命串联。2.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允许人家保留意见。3.严格遵照十六条办事,泠静下来,千万不要动手,如果有人动手,上海同志无论如何不能还于。”这最后一句不是恶意中伤又是什么?不是有意挑动群众之间对立又是什么?上海市委有什么事实根据证明是我们北京红卫兵先动手的?喇叭里老喊“欢迎”,但我们很难体会到这是对我们欢迎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光口头上表示有什么用?堂堂的市委机关广播站真是演了不少好戏。四日早晨五点四十分又广播了接待站的一个通知:“同志们,同学们请大家静一静,我是市委接待站的同志。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此较长,大家辛苦了,请你们回去休息吧。市委负责同志包括曹荻秋同志这一昼夜已经分六批接见你们一百多个同学代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再派代表谈。上海同志是欢迎北京同志来帮助闹革命的,现在你们辛苫了,上海同志热情地请你们回去休息,好不好?”底下围着的人高呼“好!”我们气得够呛。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我们不需要你在生活上、身体上的关怀,我们要算政治账,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虚假的套玩艺乘早收回!既然市委负责同志能够“不辞辛苦地”“昼夜地”分批接见我们的代表,为什么不能亲自出来和广大革命群众见见面呢?我们不禁要问:“上海市委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为什么如此惧怕首都红卫兵?”心中无鬼怕什么?最可耻的是广播台当着千人之众,撒弥天大谎,曹荻秋同志仅仅只接见了我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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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代表,根本不是一百多个。市委广播站真可谓造谣广播电台了!我们这六个同志又是怎样被曹荻秋接见的呢?六位同志进去后,等了很久,百般交涉,有个市委同志与他们商谈,不一会儿通知他们有个市委负责同志要接见他们,六名代表问了几次负责同志是谁?不肯告诉,于是糊里糊涂地被领进一间屋子,就是这样见到曹荻秋同志的。我们的代表提出了三项要求:
    曹荻秋同志接见全体在市委门口等待接见的首都红卫兵战士和上海革
    命群众。
    2.市委帮我们给中央接通长途电话。
    3.给我们创造宣传条件建立一个广播站或拨一辆广播车,给我们印刷条件(或印刷的便利)。
    就这三点要求别无其它。但没有一条得到答复。例如第三条我们要宣传车的题,回答是:上海现在车辆很紧张,实在拨不出来。令人难解,全国最大城市
    上海,竟连一辆车都抽不出来,笑话!(这次接见的过程,王曼莉同志
    有详细纪录,请立即印发。)扬言分六批(后又加一批)接见了我们,接见情况也实在令人气愤(后边《附件》上附有“接见”情况)上海市委的这一系列行动不得不使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斗争已经坚持了两天两夜了,我们的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暴雨,不怕仼何艰难险阻。大雨浇透了我们的衣裳,但我们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心紧紧地贴着毛主席的心。迎着东方的曙光,迎着喷薄欲出的红太阳,我们仝体起立列队向东,高举着红色语录本,打开毛主席像那一页,用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此时我们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心中的红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四日上午九点钟左右,在一些上海革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找来了两个破喇叭,尽管如此,我们也很满意了,因为我们为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已经战斗了几天几夜了。同志们情绪高涨起来,临时广播站设立在市委门口的街道中央我们宣传的目的、内容:1大力宣传毛泽东主义,大力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大讲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2互相交流革命经验。3澄清一些事实,阐明我们的观点。这时候,支持我们的上海革命同志越来越多,不少同志在向我们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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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但是广播刚开始几分钟,九点二十分市委广播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我们的喇叭声立即被压了下去。这种野蛮手段不是要故意和我们唱对台戏,压服我们又是什么?上海市委心中无鬼,为什么如此惧怕我们向群众进行宣传,讲明事实真相呢?对上海市委这种明目张胆地破坏行为,我们发岀了强烈抗议,要求上海市委立即暂停广播。又过了好几分钟,市委广播站的喇叭不响了。请问,究竞是谁在无理取闹?我们近千红卫兵战士等了市委负责同志几天几夜,不肯出来,难道我们宣传毛泽东主义也是不合法的吗?
    几天来,为了捍卫毛泽东主义,为了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饥餐雨宿在围攻中,在大雨中,坚持斗争。衣服湿透了,干了,又湿了。深夜,下着雨,我们困得倒在积满雨水的马路上。但是,我们心中有鲜红鲜红的红太阳,我们心中有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毛泽东主义,我们上刀山,下火海,脸不变色心不跳!心甘情愿!难道我们还怕这围攻,还怕这大雨?由于几天的劳累,我们首都来沪红卫兵临时指挥部李颖同志昏倒了。同志们,这已是她几天
    来第三次昏倒了,当即注射葡萄糖四十CC。李颖由两个同志托着,就在这种情
    况下,李颖同志哭着,挣扎着抢过话筒,用尽全力呼喊着:“同志们,我叫李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我们家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我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赴汤蹈火,流血奋战。我的好几个姑姑被万恶的阶级敌人杀害了,我对党和毛主席无比无比的爱!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干革命
    的
    ”她激动地没有说完就又昏了过去,我们一个同志把她抱了起来,她全
    身发抖,牙关紧闭!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都是红五类子弟,我们都是阶级弟兄,都是一个藤上的瓜,对党和毛主席有无比深厚的爱!她昏倒了,就像在割我们的肉!我们有的同志挨过打没有掉一滴眼泪,遭受种种迫害没有掉过滴眼泪,今天我们的眼泪却夺眶而出!因为对我们阶级姐妹的政治迫害,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呀!我们愤怒地要求市委立即让我们把这位同志抬进市委休息,但不仅没有答应,上海市委的大门反而关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我们无比气愤之下,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向上海市委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首都红卫兵强烈要求:“市委负责同志立即出来接见到场的仝体红卫兵战士,必须在三十分钟内给予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了!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我们首都红卫兵说话是算数的。”一分钟过去了,二分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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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们再次向市委发出通牒,三十分钟过去了,通牒如石沉大海,市委没有任何答复,市委负责人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们说话就是要算数的!群情激愤,红卫兵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为了找到市委负责同志,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们部分同志高举红卫兵鲜红的革命大旗,拉着标语布,上了二楼,打碎了玻璃,跳窗子冲上了市委大楼。我们这一行动完全是市委逼出来的,是市委别有用心,一手制造的
    1.市委负责同志官架子十足,极端害怕把上海市委的盖子揭开。首都红卫兵等候几天几夜也不出来接见,引起了我们对市委的极大不满。事情发展到我们冲进市委大楼的前三十分钟即十一点三十分,发出通牒时,矛盾处于白热化程度,在限令的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市委负责同志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出来给予些答复,矛盾也还是能够得到些缓和的,然而上海市委的一系列行为把我们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2.上海市早已预料到我们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事先准备充分,我们有人亲眼看到市委大楼后门有人已把大批文件、材料用车运走了。九月三日晚在市委机关西门有十来个解放军战士(携带手枪进去了。市委大楼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找遍了整个大楼就是找不到广播室,守备森严,各道门都有成堆的“红卫兵”把守,从三层楼往上,开始出解放军守卫;成批地排着队的“工作人员”从市委后门进来,包围了整个操场。好一副对付“强盜”、“暴徒”的架势。
    3.事后“北京红卫兵砸碎玻璃事件”为什么传的那么快?连郊区农村都知道了,而且只知道我们冲进市委大楼砸碎玻璃这个现象,其余的全不知道,市委在这里肯定捣了鬼!
    现在不少人说我们九月四日“接管了中共上海市委”,“捣毁市委机关”,是“炮轰(架大炮)市委的序曲!”等等,那么现在就请这些造谣者,好好地看看我们是怎样“接管上海市委”的吧!
    我们的不少同志冲到市委大楼窗前,市委里的“工作人员”用双手把我们往外推,当时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同志推开他们,用尽全身力气跳了进去,进去以后就往楼上冲,在楼梯上遭到许多市委工作人员的百般阻挠,这些人揪住我们的胳膊,连拖带拉,几个人一起绑架一个人,硬把我们往楼下拖。站在楼道两边的工作人员还敌意地鼓掌叫喊“欢迎,欢迎”。实在拖不成的就推,从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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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那层,我们连站都站不稳。有一个冋学被推得叽里咕噜地往下滚,这些“工作人员”指着我们的鼻子,口中大骂“反革命”、“政治扒手”、“暴徒”,根本不允许我们讲话。我们的同志根本不会被这套卑鄙的手段征服,有五、六十个人冲到了楼顶,有一部分就被卡在下面。对楼顶上的同志,他们骗来骗去,想法让我们下去,他们给我们许下了许多愿,口头上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一、撤走楼道上(市委派的)所有的人。二、广播中央要曹荻秋同志接见我们的来电。对第
    二个条件,他们要我们派人到外面去拿。我们对他们说:“要我们下去拿可以但必须保证我们能走岀市委大楼,还能再回到市委,回到楼顶。”当场他们全答应了。于是,我们就派了一个同学下楼去取电文。下楼时楼道里挤满了市委的人只准下,不准上。到了底层就想将那位同学推到一间房子里或拉到大操场上去。那个同学要出去,他们不让。用肩膀顶,用手拧这位同学的胳膊,几个人揪着这个同学。楼上许下的愿仝都不承认了。这个同学手臂上被玻璃扎了,原来流血不多,伤口只有一厘米长。市委中的那些家伙们口中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却变相殴打。将他推来推去,使劲拧他受了伤的手,以至于使他的伤口扩大到三厘米长,一厘米宽,流了许多血,包在上面的一块毛巾全部被血浸透,鞋也被踩丢了。这个同学尽管遭到这种残酷迫害,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些家伙们就乱喊口号压倒他。冲进去的绝大多数同志几乎都遭到了同样的迫害。市委里的人还切断我们上面与下面的联系,我们只好用纸条与下面的战友联系。包围我们的人就造谣说我们往下扔石头砸人。我们的同志被诬蔑为反革命,受到种种政治迫害,但我们时刻也没有忘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一分钟也离不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强烈要求市委给我们毛主席像,他们不给,反而污蔑我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的肺都快气炸了,谁敢说我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家伙就是十足的混蛋!诬蔑我们撕了毛主席的像,把毛主席像往下扔,我一万万万个不答应!还有些家伙造谣说我们“撕了国旗”,我们的同志从头到尾一分钟也没离开市委大楼顶上的五星红旗,我们就是保卫五星红旗的,根本没有什么“降半旗”,“撕国旗的事”
    四日一天都未给我们吃饭,到了天黑以后才给我们两箱面包,够不够根本不管,一个人还气势汹汹地说:“不够也就这一箱了。”晚上不知市委又从哪里纠集了一批人跑上楼顶,四、五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人,继续耍他们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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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胳膊,连拖带拉给架到了楼下。大操场上站满了“红卫兵”(我们当场有同学看到一个人拿着一迭“红卫兵”袖章挨个发)约有五百左右,黑压压的一层挨层,手挽着手包围了整个操玚,我们的同志都被架到操玚边上,他们又采取分割手段,把我们硬拉去辩论,拆成几十个人围攻一个人。什么“辩论”,完全是斗争!不允许我们发言,我们一张口,他们就大骂:“政治扒手”,“政治扒手”他们口里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脚下乱踢,他们的手段及其阴险恶毒,有些家伙真够配得上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完全就像犯人一样,没有任何行动自由,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稍、漫骂、围攻,就是上厕所也都有人监视,最卑鄙的是这些混蛋们,把我们的同志,关在厕所里斗!真是一切流氓手段都叫他们用尽了!他们还企图把我们拖出去游街,挑动群众斗我们,我们有的同志拿出血衣来,证明他们打了人,这些家伙们蛮横到极点,夺过血衣,叫嚷“造谣!”“造谣!”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袖章上基本都没有盖章,有的最早成立的根本没印字。他们抓住这好不容易揪住的“证据”,拼命造谣,说我们是混进来的,假的,并无理没收了许多北京红卫兵的袖章,他们在勒令我们拿岀证件,学生证,刚一拿出立即抢走,等会又来一批人向我们要证件我们没有了,(谁都知道,每个人只有一份证件)他们又诽谤我们来历不明,混水摸鱼,我们若不给他们看,他们无耻地搜身,抢走证件、军帽、皮带、语录、毛主席像徽章等许多物品,并骂你反革命,总之什么难听的话都骂,进到市委里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挨了打,有的甚至被斗了三次以上,许多同学的衣服也被撕成了条一条的。李颖同志第二天早晨刚从医院出来,要进上海市委,也被混蛋们打了一顿推进一间屋子跟其它一些首都红卫兵关在一起,我们撤走的时候还有同学被软棼没放出来,直到现在有一些同学失踪未找到!我们万万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上海市委机关内,竟出现如此严重的迫害革命群众的法西斯行为。上海市委如此残酷镇压革命的红卫兵,算那一号市委?
    这就是所谓我们“接管中共上海市委”的经过,有人诬蔑我们烧了一批档案,我们连屋子都没进去,档案的影都没见到,“烧”又从何谈起呢?有人说我们殴打市委负责干部,我们冲进去,市委负责干部早已溜之大吉,“打”又从何谈起呢?真正被打的正是我们,正是我们首都的红卫兵战士!我们一个人要被四
    五个人盯着,我们说句话都要被骂,哪还有动手的权利。我们严重警告那些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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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混蛋们,还暗臧在上海市委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你们想要借此煽动群众,想从这里捞到一根稻草,都是痴心妄想!九月四日事件就是上海市委指挥的,对首都红卫兵及其它革命群众,进行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大迫害我们最最强烈地抗议上海市委的这种行为!我们更感到万分气愤的是,上海市委歪曲事实,任其谣言满城飞,不予澄清的恶劣态度。事实总是事实,想赖是赖不掉的!我们要问上海市委:“你们究竞怎样对待革命群众?怎样对待首都红卫兵?
    九月四日事件我们究竟是革命的行动还是反革命的行动?谁是事件的制造者?谁是谣言的制造者?谁转移了斗争矛头引起了严重的群众斗争群众现象?我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尽快向上海全市人民公开回答上述问题,并负责澄清一切有关事实。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北京政治学院附中、新北大、北京航空学院、新北大附中、中国科技大学、北京121中、北京师范大学部分来沪红卫兵
    上海和平中学、上海复且大学部分红卫兵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贯彻了一条顽固透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就设置条条框框,布置抓右派,策划对付红卫兵,镇压红卫兵的罪恶勾当。下面我揭发一个例子,来说明市委是怎样来镇压红卫兵的
    八月
    十一日,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门口发生了上海的工人、学生围攻北京红卫兵的事件,这就是尽人皆知的“八.卅一事件”,市委对此十分惊慌,连夜紧急磋商,马上召集在康平路书记处附近的办公厅工作人员,组织五十人所谓“常备队”,并且在通往书记处大楼的前门、边门装上警铃按纽,如果红卫兵一来,揿警铃,“常备队”可马上出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还亲自来“教育”过我们,要我们经得起“考验”,“他们打人,你们也不要还手,甚至打死了,也是光荣的。
    我们要曹荻秋回答:你们把红卫兵描绘成什么样子?你们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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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话是什么用意?敌视红卫兵,难道这是光荣吗?难道我们这样去死,也比泰还重?!你们这是利用革命干部对党的深厚感情,用做你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护身符、挡箭牌。这是对党对我们革命干部的侮辱和欺骗!九月四日红卫兵小将们,冲破了重重障碍,冲进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大楼,市委更为惊慌,说什么“北京的红卫兵冲了三十三号,又要冲书记处了”,九月五日上午召集了公安机关、警备区的人来紧急策划,印制《作战地图》,中午十二时半布置一部分“常备队”员分内圈、外圈两道防线到通往书记处的各条马路口作暗哨,二时以后,又调了沪东、江南造船厂等一些厂的几百名工人,带了纠察队或红卫兵的袖章,每个马路口安排五十个人,封锁交通要道,碰到集队而来的红卫兵,就要他们出面欺骗红卫兵,说什么“里面是保密单位,有特殊任务不能通行”,这样做还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红卫兵的动向,又在马路口安装专用电话,直通书记处。一有动静,立即要向里面打电话报告。第一天这样做太露骨了,怕被红卫兵识破,第二天(九月六日)就改为利用各交通要道的岗警,在工作人员食堂装置了专用电话进行掌握动向(开始装在厕所里,第二天又装在二楼),把二千名工人集结在风雨操场,一遇情况,立即可以出来对抗红卫兵,这样做还嫌不保险,又和附近各厂挂上钩,如果需要,一个电话,可在十分钟内出动千把工人来保卫市委。我们要曹荻秋回答,你调动了这么多工人来对抗红卫兵,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策划的,是谁指挥的,必须老实交代!你们利用工人阶级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共产党无限热爱,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柯庆施同志领导上海工作的无限信任,来为你们打掩护,摆起工人斗学生的阵势。这是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这是对党的莫大侮辱,这是对柯庆施同志的莫大污辱,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莫大的侮辱
    市委这种做法已经卑劣极了,可是凶恶的面目
    还没有露在外面,更为阴险的是从虹桥靶场调来了六十多个解放军,由连长带队,警备区还派了一名作战股长参战;还从市公安局调来了便衣,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德明带队。他们都设置在书记处的院子里,准备随时对付红卫兵。我们要责问曹荻秋!你们动用军队和专政机关人员来对付红卫兵,这是不是事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必须立即老实交代!红卫兵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按照主席的教导来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你们把他们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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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洪水猛兽,把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小将当作敌人,竟敢公然违抗中央军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调遣一兵一卒,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批准”的指示,而且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来对付红卫兵,这是镇压革命学生起来革命的行为,这是破坏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苹命的行为,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对于这些事实,不仅曹荻秋,而且陈丕显也是知道的,你们罪责难逃。最近一段时期来,曹荻秋在一些场合,口口声声说要向人民低头请罪,装出一付改正错误的样子,这是假相。狐狸任凭你怎么狡猾,但是总要露出尾巴在最近一次市级机关召开的批判市委、市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当我们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总部的同志在会上揭发这一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执行的铁一般事实时,曹荻秋还一口否认“没有这回事”。并且强硬地说,要我门“摆事实、讲道理”。要“请大家调査”。进行狡赖,明目张胆地反扑,这清楚地说明你们依然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以后,在社会上和机
    关里,漫骂和围攻红卫兵的声浪甚嚣尘上,有的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就遭到围攻;在我们机关里,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说:“要把红卫兵放在炉子里烧掉。”污蔑送给红卫兵吃面包,是“喂小猪猡”。市委这种做法,也影响了区级机关。如有一个区委,区委书记自己东躲西躲,一会儿到医院,一会儿到公安局,一会儿到其它区委过夜,到处找“避难所”,而要机关工作人员组织工人、店员为他们“护驾”。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一个接连一个,直到现在没有间断。事实完仝证明市委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不过更隐蔽,更狡猾罢了。《红旗》杂志
    十五期社论指出:“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习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组织、工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社论这段话,是上海市委最近
    段时期的真实写照。轰动仝市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
    市委写作班代表《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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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代表市委写作班全体同志,揭发曹荻秋的一个黑报告。今年九月十
    八日上午,曹荻秋在市人委礼堂作了一次关于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出席的主要是全市部、局长,区委书记和院校党委书记等领导干部,我们写作班有十个同志也破格听了这个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瞒上欺下,统一口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黑报告,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曹荻秋在做这个黑报告时,不准大家记笔记,场内布置了纠察,谁要是记了,一个条子送上去,他马上把报告停下来,叫喊不准记。这是做贼心虚,生怕有人把他的黑报告泄漏出来
    曹荻秋过去作报告时,小心谨慎,讲话四平八稳,照着稿子讲
    这次不同,他讲话时,情绪活跃,洋洋自得,真情毕露,使我们更清楚地认清了他的丑恶嘴脸。根据我们当时参加会议的十个同志的共同回忆,这个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第二部分,破四的成绩;第三部分,北京、外地红卫兵来沪串连的问题;第四部分,抓革命,促生产。下面我们对前三部分分别进行揭发和批判。第一部分: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1、当时,《红旗》杂志刚刚发表了《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曹荻秋根本不理睬中央的重要指示,反而在报告中嚣张地说:“有人讲,市委在前一个时期,对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明确,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市委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早就明确的。”接着就列举了不少数字,说什么被揪出的三、四类干部占各系统干部的总数有百分之
    十几、四十几、五十几,甚至还有七十几的,还说“市委委员中也有七个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言下之意,已揪得不少了,不能再揪下去了。我们要责问曹荻秋:你为什么把三、四类混在一起报数字?你拋出这一大堆数字难道就能证明市委对运动的重点是明确的吗?你到底在市委内部揪出了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这样做,难道不是想以数量代替质量,欺骗群众,蒙混过关吗?当时复旦的革命造反派已经在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问题了。为什么你的数字里就没有一个杨西光呢?这样一个隐藏在市委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不揪,反把他当成是岀谋划策的好军师。你拋岀一大堆数字,就能欺骗得了革命群众吗?现在杨西光已经揪出来了,你这个把戏早就揭穿了。老实告诉你,像杨西光之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市委内部不止一个,你抛出再大的百分比也没有用,革命群众是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的!2、曹荻秋还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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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在七月份,大学里的运动有些冷冷清清,但是机关里还是搞得好的。”我们责问你,机关的运动究竟好在哪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究竟体现在哪里?七月份,我们市委机关干部根本不敢想象会开今天这样的大会,你认为那时机关里的运动是搞得好的,那未,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究竞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3、曹荻秋还说:“今后在学校里,有些单位可以继续揭发,有些单位可以转入斗批、改。这对机关也同样适用。”看!曹荻秋在九月份就布置转入斗、批、改了,这打的是什么主意?曹荻秋在第一部分里讲来讲去,就是一心只想走过场,根本不想引火烧身,更不想要大家来揪市委内部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这样害怕是不是怕自己被揪出来?第二部分:破四旧的成绩曹荻秋在讲破四旧的成绩时,列举了搜出的枪枝、弹药、黄金等数字。他在讲这些成绩时,一再与北京比高低,说什么“上海搜出黄金×Ⅹ×两,是北京的十倍。”他还带有挑衅性地说:“北京好像比上海动得厉害,但上海的成绩比北京大。”他讲这些话时,洋洋自得,巫在下面的市、区领导干部听了也拚命鼓掌。为曹荻秋的摆功助威。曹荻秋,我们要问你,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支持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如果按照你们的十条去办,上海的破四旧能有这样大的成绩吗?你为什么要贬低伟大首都破四旧的首创功勋?你为什么要攻击北京不如上海?你为什么没有一句歌颂红卫兵伟大功勋的话,反而是左一个上海,右一个上海,把一切功劳都归在白己的身上。曹荻秋,你贪天之功,归为己功,实在无耻!你如此贬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抬高自己,你的罪责是绝对逃不了的!第三部分:北京、外地红卫兵来沪串联问题1、曹荻秋在讲到这一部分时,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讲话中,他着重讲了市委几个书记在文化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情况和
    九.四事件。从曹荻秋嘴巴里讲出来的北京红卫兵简直成了一群乱打乱骂、蛮不讲理的暴徒。他还夸耀自己怎样在当时采取了种种手法,把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对付走了。曹荻秋十分得意地说:“各地都打电话来问我们上海,你们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哈哈哈……”言下之意,上海对付红卫兵有办法,因此各地都来“取经”。曹荻秋讲到这里,高兴得笑出声音来了。曹荻秋,你高兴得太早了,现在红卫兵要来向你算这笔账来了,看你再用什么手段来对付革命小将们?2、曹荻秋在叙述九.四事件时,还当众说谎,说什么由于当时工人群众自发的来到市委门口,和北京同学辩论,人愈来愈多,为了防止群众和学生冲突起来,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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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市委大楼,所以组织了少数工人来维持秩序。他还装腔作势地说:“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已向中央作了书面检查。”曹荻秋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这是瞒上欺下,在订大范围的攻守同盟。大家都知道,当时在台下听报告的人中,有好些人是直接根据市委的意见组织干部和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的,是根据市委的意见欺骗工人群众到市委门口来的。你这样讲,是在公开暗示他们按照你的统一口径说话,要他们跟着你一起来欺骗群众、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3、曹荻秋在讲完九.四事件后,明确地下结论说:“这件事的性质是闹事”又说:“这件事是北京同学和上海学生中的少数人结合起来一起搞的。”曹荻秋根本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成是“闹事”,分明有意威胁,用心十分恶毒。事实上,有些领导干部在听了这次报告后.纷纷动员他们的子女退出了造反派,到处宣传不要被坏人利用,以致当了右派。曹荻秋,告诉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如果要说到是右派的话,那么决不是北京红卫兵,而是你这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曹荻秋
    曹荻秋还说:“北京红卫
    兵看到北京市委烂掉了,就以为上海也是这样,因此要搞上海市委”,“不然他们回去不好交账。”这是什么话?!这明明在诬蔑北京红卫兵是中央逼着他们来冲上海市委的!所以冲不下来不好交账。曹荻秋,你不仅不检讨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反而如此挑动干部对党中央、毛主席产生不满,真是胆大包天5、最最不能容忍的是,曹荻秋竟公开露骨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非常被动,因为这次运动是毛主席直接发动的。主动权在中央,我们地方只能被动。”还说,“看来我们今后还是要被动的”。曹荻秋,你好大的胆!竟敢讲出这种黑话来!曹荻秋,我们问你,为什么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就只能被动?你为什么会被动?你被动些什么?你既然知道自己被动了,为什么不立即交代自己的错误,转变立场,紧跟毛主席,反而说今后还是被动?你在讲话中,老是“我们”“我们”的,你自己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算,还想把广大干部拉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用心何其恶毒!曹荻秋,你这是痴心妄想!广大干部都热爱毛主席,是决不会被你蒙蔽、欺骗到底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定会觉醒过来,一定会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至于你曹荻秋,如果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顽抗到底,那就决不是什么被动不被动的问题了。你敢对抗毛主席,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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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砸烂你的狗头
    同志们,上面只是我们回忆起来的一些主要内容,仅从这
    些内容已经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黑报告。曹荻秋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黑报告,决不是偶然的。他在八月中旬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回到上海就到处去扑灭革命的烈火,到华东师大、复日去镇压革命造反派,又通过九.四事件打击了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在他看来,上海的革命大火可以扑灭下去了。曹荻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是就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低潮阶段拋出了这个黑报告。他满以为只要在干部中吹嘘一下成绩,挑拨起干部对红卫兵的对立情绪,挑拨起干部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对立情绪,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走过场了。曹荻秋第二次上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回到上海一个多月了。他在三级干部会上作过二次检讨,但是一点也没有交代这个黑报告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并且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耍各种手段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曹荻秋,这说明你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曹荻秋,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你必须把这个黑
    报告的底稿和录音老老实实交出来,假如你销毁罪证,一切严重后果要由你自己负责!市委写作班代表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一号通令
    九月十二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以来,本市各区红卫兵总部相继成立。故本部决定凡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所属的红卫兵战士于9月26日起换用统一袖章、旧袖章收缴。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所发袖章、红底黄字,统一印有“上海市红卫兵”字样,并盖有总部或区总部印章。
    袖章式样:上海市红卫兵
    本部所属红卫兵袖章由本部统一发放,任何单位不得复制,违令者严加处理。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定于九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利。
    (1)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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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捍卫红五类的造反有理,坚决镇压黑六类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坚决斗垮、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在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维持社会治安。
    (4)保卫国家档案、国家尖端科学资料、广播电台、报社和要塞港口等严防政治扒手。
    (5)对于假冒上海市红卫兵的有权酌情处理。
    (6)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7)对于违法乱纪的红卫兵有权酌情处理。
    三、红卫兵纠察队袖章式样(红底黄字)纠察队上海市红卫兵总部
    四、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由本部统一发放,任何单位不得复制,违令者严加处理。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首都齐卫东《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是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江青同志1966.11.28讲话
    八月底,九月初首批北京红卫兵小将来沪串联而引起的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第次全市性的大动乱是上海两条路线斗争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章,这是京沪革命造反红卫兵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上海市委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战役。深刻地分析和认识在这次战役中的两种思潮的斗争对了解整个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看清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有很大的意义。
    十月中旬,当上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序幕刚刚拉开时,我们就首批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联惨遭迫害之事写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三问上海
    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什么路线”一文。根据当时掌握的一些材料,揭发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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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市委在对待首都红卫兵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上海批判反动路线的斗争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上海市委的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特别是以前受蒙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纷纷起来造反,揭发了市委迫害北京同学的大批宝贵材料,故此,我们把原文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重新刊印。
    (一)从一份整首都红卫兵的黑材料谈起请看!这是什么:(见附页,在最后)
    这是一封上海教育局党委派两个党员干部去北京调查首都红卫兵的介绍信。正文是“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兹介绍上海机校王再生,朱端金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前往北大附中通过党组织了解李炳华的政历问题,请接洽。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委员会1966年8月25日”盖的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教育局委员会组织部”的大印。左下角是北京的一位干部的批语“人事处档案科:请你们把李炳华的政历简单代为查一下,并简单告诉他们一下。组织组刘宇(?)义8月29日”(这份材料是最近从上海教育局抄出来的)被调査者李炳华同学是北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于8月24日下午与北大等校同学一起以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队的名义来上海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进行革命串联,当晩在机校革命造反派主持召开的欢迎会上李炳华及南下造反队的其它同志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并对上海同学提出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如“炮打司令部”,“同级党委有无权力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等)旗织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观点,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保皇党的威风,因而受到机校,杨浦卫校等校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对这样的首都红卫兵,上海教育局党委在第二天就急忙派出两个党员干部专程去北京调査他们的政治历史,这究竞居心何在?这难道不是企图从中捞稻草好一棍子打倒首都红卫兵从而压制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吗?为什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如此相信群众,三个多月来接见了一千多万革命师生,而上海市委却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首都红卫兵抱有如此高的“警惕性”呢?为什么在上海许多红卫兵要调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历史总是遭市委的百般阻挡,而要到北京调查首都红卫兵的材料竞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连请示,带批准如此顺利,如此迅速地办好?这究竟是对谁亲,对谁恨?这究竞是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谁?这究竞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介绍信不是迫害首都红卫兵的铁证吗?不是整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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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道道地地的黑材料吗?这是给现在还大叫“我们没有黑材料”的上海市委一个响亮的耳光!连北京红卫兵你们都要整黑材料,你们搞的黑材料还会少吗?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何止一件,遭受迫害的首都红卫兵更何止一人!(二)上海市委迫害首都红卫兵的罪证如山
    从八月底开始经受几次大反复锻炼的北京红卫兵带着革命造反的火种陆续来到上海。这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革命小将旗帜最鲜明,立场最坚定,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们一下车就“哇哩哇啦”和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起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英勇的冲击,他们一下车就“兴风作浪”,兴起了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浩荡东风,作起了向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惊涛骇浪,搅“乱”了上海市委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扼杀上海文化大革命的美梦,摸了他们的老虎屁股。这可触怒上海市委内一伙挂着“共产党”的招牌,而行的是国民党“训政”的老爷们,他们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广大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利用柯老,张春桥,姚文元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上海人民中的巨大影响,煽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围剿北京红卫兵,压制北京红卫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使得上海一时阴风
    四起,黑云压城,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竟面临人人喊打,四面楚歌之困境,这岂非咄咄怪事!竞遭白己的阶级弟兄—上海的一些工农、干部师生如此仇视以至兵戈相见何等令人震惊!一连串“小牛鬼蛇神”,“政治扒手”,“假红卫兵”,“彭×党徒”,“暴徒”,“武斗专家”,“攻击十六条是框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撕国旗,砸主席像”的帽子竟劈头盖脸地压在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北京红卫兵的身上,这又是多么使人“费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八月中到九月初那段大动乱的日子
    8.16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时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浪,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段话表示了中央对革命小将首创的革命大串联的最大支持
    8.18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并戴了首都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对北京红卫兵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林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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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我们坚决热烈地支持红卫兵小将。”总理说:“我们向来自垒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中央首长表示积极支持革命大串联。
    8.19魏文伯、曹荻秋讲话,绝口不提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不提支持革命大串联,反而在上海革命大串联刚刚开始,阻力极大的情况下,反复强调,“上海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把木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要相信其它学校,其它单位的革命群众,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质上是极力压制革命大串联。
    8.20左右,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具体发动和领导下,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斗争激烈地开展了。北京二中红卫兵首先发出了向社会上的四旧开战的宣战书,一个横扫四旧的高潮迅速在北京形成,红卫兵开始闯出校门冲进社会进行斗、批、改了,对这样一个群众的革命首创党中央立即积极支持。8.28《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说:“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顽固,死不悔改的,冲垮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说:“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大力赞扬北京红卫兵起来大造反动路线的反,造社会上四旧的反的革命精神。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央的“炮打司令部”的精神在中央各部委贯彻北京开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正是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仝力支持下,一批反工作组、除四旧的北京红卫兵闯将怀着向早期文化革命的先锋上海人民学习的心情,抱着与上海革命人民一起同上海文教界、社会上的特別雄厚的四旧势力坚决斗争的决心,开始来沪串联。
    8.24左右,受过几次大反复锻练的北京红卫兵从毛主席身边来到上海,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有严重问题。不整和假整党内而专整党外,整群众,革命造反派深受打击,革命造反精神倍受压制,对草命大串联抵制,条条框框很多,从而感到上海市委在方向、路线上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样,陆续来沪串联的近万首都红卫兵中的绝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坚定地站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一边,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及各级党委的错误领导,大力宣传“炮打司令部”,得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了党内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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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当权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极力反对,他们挑起了上海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次群众斗群众事件。
    8.25上海市教育局党委急忙派出党员干部专程去调查北京红卫兵的政治历史,妄图抓住北京同学的小辫,搞臭造他们反的北京红卫兵。上海市委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十条,企图把北京红卫兵带来的北京造四旧反的革命火种扑灭
    8.26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竞对遭受围攻请求支持的北京红卫兵幸灾乐祸地说:“你们是革命的怎么会受围攻?”如果你们是革命的我们就支持。”完全否定北京红卫兵是革命的,从而在一部分上海群众中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他们是“被学校轰出来逃到上海的”、他们“把上海运动搞得乱七八糟”
    8.27北京红卫兵给正在给电校同学讲话的上海市委常委宋季文递两次十万火急的条子要求市委解救被围困近一天的北京同学。宋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对电校同学说:“外面有人要围我,你们是会保护我的吧?”公开挑动上海同学和北京同学的对立情绪。这天《解放日报》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撒谎报道。李干成等“欢迎”首都红卫兵之事是上海市委误听镇江车站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而匆匆组织的,根本不是真心。首都红卫兵早有来沪《解放日报》从不报道,正当一批首都红卫兵被打成“假红卫兵”时,《解放日报》突然报道首都红卫兵来沪而绝口不提早到的一批,这不是明明想把早到的批打成“假红卫兵”吗?当天,上海许多学校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标语。
    8.28曹荻秋在工作队长会上说:“当前形势很好,但有一部分人到处串联,宣扬不要文斗,要武斗,要打倒一切,凡是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都要打倒,这种人在大中学校活动特别多,……要打倒市委,炮轰市委,炮轰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攻击、诬蔑北京红卫兵,对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京沪革命造反派进攻的反革命动员令。立刻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出版局等各机关、工厂在市委的一手策划下,成立了专门镇压这“一小撮人”的机动红卫兵,市委要求机动红卫兵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和谁战?!)”在市委精心组织下这支庞大的机动红卫兵在保卫市委、镇压京沪造反派的战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时市委指示各级党委密切注意北京红卫兵的动向。在市委的命令下,市委的某工作队长冯文斌通过市委,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四次打长途电话向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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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调査北京七中一同学的出身,(该同学父亲是首都机场调度员)并将调査结果加以歪曲,造摇,组织了泰山耐火材料厂半工半读学校一百多名师生(其中还有工作队干部)以空前浩大的声势敲锣打鼓地给北京同学“送”大字报,企图借此搞臭北京红卫兵
    8.30正当北京红卫兵准备搞“炮轰上海市委”的联合行动,并事先通知上海市委时,曹荻秋忽然决定“接见”北京同学,在这次会上竞有三个北京同学,根据市学联干部提供的造谣材料上台攻击另一队北京红卫兵,上海市委又一次制造了北京红卫兵之间的内讧,从而破坏“炮轰上海市委
    8.319.4这一段是上海市委一手导演的斗争北京红卫兵丑剧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他们一手泡制了“八.卅一”“九.四”血腥镇压北京红卫兵事件。(见附录《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北京红卫兵因为对上海的运动及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态度感到不满,成群结队地来到市委门前,坚决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并解答一些问题。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小将这种一针见血,刺刀见红的战斗风格极端害怕,当北京红卫兵聚集在市委门口时,上海市委狗急跳墙,干脆连那块“欢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疯狂地组织围攻,把斗争锋芒露骨地直接指向北京红卫兵。在市委授意下,许多单位组织了一些善于辞令的人,也不管出身,不管政治表现,成立了红卫兵机动队,任务就是围攻北京学生,保卫上海市委。那时市委把手时念念不忘的“抓革命,促生产”也抛到九书云外去了,动员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停止工作,专找北京同学辩论。有些单位领导还恶意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阶级斗争很激烈,市委门口天天有辫论,你们应该去受受锻炼。”并且还做贼心虚地补充:“要三三两两地去,不要让人看出是有组织的。”市委工作人员也大量出动。那时候,市委门口每天有不少“红卫兵”在密切地紧张地注视北京红卫兵动态。甚至有些人贼头狗脑地偷听、盯梢,干着小特务的勾当!九.四前夕,围攻达到了最高潮,大批的工人、学生、郊区农民云集在市委门口,密密层层围了许多层,这批“下班”,那批“上岗”,如此地有领导,有计划!在最“紧张”的时候,有些单位甚至受命选拔三、四百名身强力壮的工人,集中起来,不上班,与市委保持单线联系,做好“保卫”市委的一级战斗准备,只要一接到市委电话,二十分钟内要赶到市委…。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好一派杀气腾腾的场面!当北京红卫兵被迫冲入市委时,市委工作人员凶相毕露,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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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北京红卫兵的胳膊,拉他们头发,还有人把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扔,简直残无人道!在市委内,北京红卫兵一直受着非人的待遇,连上厕所也要受到监视。直被围到5日晚上,当市委用汽车把北京红卫兵“押送”出来时,市委内还向外面围着的群众伟传岀了煽动性的话:“这车是坏的”、“这车是指挥的,最坏”“越到后来越顽固。”……于是外面群众就把头伸进窗口大骂:“混蛋!”“滚蛋!”有的还敲碎了玻璃窗,在这期间,市委书记马天水、市总工会主席张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等负责干部还跑到门口与围攻北京同学的群众握手、呼口号,竞然还说:“你们辛苦了!”公开赞扬他们镇压首都红卫兵的“功绩”
    在那时期,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解放日报》社也与市委采用同种手法迫害北京红卫兵。当“八.卅”会议后,解放日报社唯恐北京红卫兵来冲,把一些重要材料都转移了,一位负责人还充满敌意地说:“让他们来冲,冲进来就好了,他们就被动了。”报社负责人还授意守卫的“红卫兵”说:“他们冲你们就用主席像挡。”这简直是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莫大的侮辱!我们对此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令人气愤的是解放日报社为防北京红卫兵竞在报社各层楼都按上了警铃。解放十七年来,解放日报社从未按过警铃,抗美援朝时没这样做,蒋介石妄图窜犯大陆时也没这样做,而对付北京红卫兵竟使出了这种手段!你们把北京红卫兵当作了什么人?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解放日报社在“九.四”后还派了摄影记者去市委接受一次秘密仼务,把市委内的一些破椅残桌集中起来,拍摄下来,报社党委还嘱咐记者千万保密。他们想制造北京红卫兵的“罪证”,实际上却给白己留下了罪证,这笔帐我们一定要清算
    在那期间,上海市委还精心炮制了《我们老工人要讲话》这篇大宇报,挑动上海工人同北京学生的对立情绪。这张大宇报的出笼,是由该厂党委工作组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们先进行煽动,大肆污蔑北京红卫兵,挑起了对立情绪,后再让工人发言,然后由党委组织整理写出了这张大字报。上海市委秘密安排三个工厂印刷,大量散发,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许多是干部,还有党委委员,甚至还有四不清干部。这就是这张流毒极广、阶级感情极“深”的大字报泡制过程,请大家深思一下:上海市委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份大宇报?这其中难道没有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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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委还亲自赤膊上阵,大肆挑动,他们抓住北京红卫兵中个别人对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掌握不好,大做文章,恶意诬蔑北京红卫兵。曹荻秋说:“在文斗,武斗问题上北京同学和上海同学有分歧,我们是主张文斗的这不是公开诬蔑北京红卫兵主张武斗吗?上海市委付秘书长刘夫畅更是煽动地说:“他们在上海郊区打死了一个地主,还踩上几脚……”出版局付局长汪晓云在动员机动红卫兵“保卫市委”时竞恶毒挑动说:“你们去要准备挨打,挨打了也不要还手,打死了我们给你开追悼会。”宋季文还在北京同学与上海群众冲突最厉害时,说什么:“北京的一个小姑娘在我胸口捣了两下。”等极端有煽动性的话,这不是极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又是什么?!
    (三)坚决肃清恶劣的影响
    以上这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上海市委执行的就是一条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曾一度在上海搞得很“臭”。在街上、在电车上,北京红卫兵轻则受到无数双怒目而视,重则遭到通宵的围攻,甚至殴打,大街小巷都纷纷谣传北京红卫兵如何如何打人、破坏……简直被渲染成是一群青面獠牙的“暴徒”。火车站上贴着大字标语:“不准冲入市委的暴徒到外地去兴风作浪!”连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也指着穿黄军装的北京同学骂:“北京来的坏蛋滚!”甚至还有人喊“打倒北京”的反动口号……。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不!绝对不是!我们在北京也是这样造反的,毛主席党中央称赞我们:“好得很”!但在上海却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绝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你们中间大多数是革命的,就是一小撮人败坏了你们的名声。”你们大方向对,就是武斗了,给人的印象不好。”……这些是根本的原因吗?不!绝对不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就会明白,这么多北京红卫兵千里迢迢来沪在市委门口饥餐露宿节风沐雨,通宵达旦地坚持斗争,难道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吗?既然我们大多数是革命的,难道这些人都是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能受一小撮坏人随意摆弄吗?既然我们大多数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头的,为什么有人就说不出具体的我们究竞革命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些抽象背定,具体否定,表面肯定,实质否定的说法仝是他妈的自欺欺人的鬼话!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红卫兵同上海群众对立的这种现象就是文化革命的阻力,这种阻力当然是来自于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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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当着权,控制着组织机构和宣传机构,他们利用北京同学不熟悉上海,上海同学不了解北京同学的这一弱点拼命造谣,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了对立情绪。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大肆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共妻是一群土匪,想不到今天这种类似的谣言竟落到了北京红卫兵头上!这些蓄意造谣者就是敌人!就是反动派!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蓄意造谣者揪出来,跟他拼个刺刀见红!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挑动工人反对北京红卫兵,污蔑我们要“造工人阶级的反”。亲爱的工人同志们:你们静心地想一想啊,我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子弟,是你们流尽鲜血洒尽热汨用血汗把我们抚养成人的,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们怎么可能造自己父兄的反呢?我们是造阶级敌人的反!我们是为了保住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江山而造反的!我们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不使资本主义复辟为了不使杀人的魔王不再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而造反的!我们就是为了揪岀所有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而造反的!我们深知:你们的阶级感情最深,你们最能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但这幸福生活是谁给的?是共产党!是毛主席!而绝不是什么上海市委!不是什么曹荻秋!现在就是有些披着人皮的狼,它们在反对毛主席,它们想使江山变色,想使旧社会的惨景重演,想使劳动人民重新陷入苦海,想使地主资本家重新掌权。亲爱的工人同志们:难道我们能允许它们胡作非为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也深知:阶级感情深厚的老工人,我们的父兄绝不会骂自己的亲人是“右派”“反革命”的,这中间就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挑动!我们殷切希望:工人同志能同我们并肩战斗把这些害人精统统揪出来,在光天化日下游街示众
    (四)认错是可以的,想溜是不行的
    上海市委残酷迫害北京红卫兵的血醒罪行已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严厉谴责,批判,但上海市委并不是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是假检讨,真蒙混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6日在“三干”会上曹荻秋作了个所谓的“检查”。他在“检査”到对首都红卫兵的错误时曰:“对北京同学来串联认识不足,更没有看到他们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你们“对北京同学来串联认识不足”吗?!别“谦虚”了!你们认识很“足”!你们一下子就看准北京同学是来“搞市委”的,是来和你们的路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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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就看清北京同学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所以你们才如此疯狂地进攻北京红卫兵!二曰:“当发展为对立情绪后,没有采取措施缓和”,你们又“客气”了,明明采取了如此多的“措施缓和”,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为什么不把8月28日动员向北京红卫兵进攻的黑会公布呢?为什么不把市委宣传部一手布置的围攻北京同学的“注意事项”(其主要内容有:一定要控制会场,争当“辩论会”主席,千万不能让人家看出是有组织来的,如果“辩论”对方说:“我要去吃饭了,”那就说“我们也没吃饭呢!”最好把事先准备的大饼给对方,一定要让对方承认错误才能让他溜。)公布于世呢?为什么不肯讲组织工人,干部去围攻北京同学时你们是怎么动员的呢?又一曰:“你越对立,他越对立,他要出气,不让他出,他气出不出,我们过不了关。”曹荻秋,你也太可悲了!竞妄想用“出气”“不出气”的矛盾来抹杀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这连小学生也骗不了你们要是再这样顽抗下去,那就肯定过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你们越是坚持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越要和你们对立到底,直到把你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京沪革命造反派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下,没有被征服,没有被吓倒,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冲破了重重阻力,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了!壮大起来了!现在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敌人是决不死心的,仍在以新的更隐蔽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形式节节顽抗。对此我们必须有最大的警惕,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乘胜追击,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插遍全士海,全中国,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首都齐卫东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初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修改
    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过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还有些地方、单位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斗争很复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上次在这里讲过,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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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坚决支持你们。无论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还是挑动工农斗学生,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愿意公开的向群众检査,又不接受批评还不参加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就是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作组撤走后安排的“三员”(联络员等),或匆匆忙忙搞出的文革委员会,不是代表广大同学的,不是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而是执行工作组的那一套,这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我们斗争的锋芒是针对着操纵这些组织的人。因此,批这些组织时要牵涉到些人,这不叫群众斗群众,但锋芒要对准背后的操纵者,我们不要象他们整你们一样去搜查他们的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现在有人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又来整革命少数派,我们坚决不答应!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不是针对群众的。社会上有反对毛主席,有反对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镇压学生。
    被打成“反革命”、“真右派,假左派”、“反党”、“右派”的,应当众恢复名誉。做到这一点,同志们也要注意,不要把过去保党委、保工作队的同学喊成“保皇派”。你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在这个时候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工厂工人可不可以外出调査材料,和学校联系?是否可以到外面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就不能和别人相比,决不是说工人连调查都不可以的,决不是说连文化大革命都不搞,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变成不革命,这是不对的,是有错误的。何况工人同志还首先保证了生产。
    对非红五类子女我们要团结,在学校里不要用黑五类、红五类这个名词。
    九四五年后参加革命的和党员的子女不算红五类子女,我们不同意。至于怎样,现在还在研究。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曹荻秋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摘要这次工作会议,主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继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当然还涉及其它许多问题,如政策问题,文化大革命怎样搞的问题等等。开的方法主要是打通干部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对於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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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许多同志正象十六条所讲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此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主要是在各个不同地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犯错误的有轻有重,有自觉和不自觉,并不是相等的,有的错误是在很短时间内犯的。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因为有人制定错误路线(一、二人),这人在这里不讲了。制定了这条错误路线,对各地区不可避免要产生影响,不可避免要犯一定程度的错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文化大革命要继续开展就有困难。主席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是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也是十六条的核心,凡是违反了这条路线的,就会怕字当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压制群众,甚至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都不符合主席思想,违背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因此衡量每一个行动,都应以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检查。
    由于是在这一路线(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才能采取大民主的办法。我们过去搞群众运动,如解放以来的土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以及社教运动(四清运动),这些都是搞群众运动,但这还是采取小民主的办法。五七年整风反右搞的是大民主,但时间很短。这次运动充分发动群众,让革命师生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相信他们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这次运动大家享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梁国斌同志插话:还加
    条,放假闹革命,坐车不要钱)这显然和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我们闹革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解放军,公安机关,法院,监狱,宣传,报纸广播,这三部分都是专政工具,都在保护大家闹革命,不干预,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过去,你闹革命。反动专政工具要专你的政,不准你搞。
    (这时马天水同志因要接见北京的同学,离开会场)
    这次运动最大的特点,是采取大民主形式,所以要大破大立,除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还不够,还要破四旧。破四旧里就包含着破意识形态里的旧思想,旧文化,上层建筑中凡是不适应经济基础部分的都要破。我们的经济基础,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公有制。而上层建筑,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私”字还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影响经济基础,社会主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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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巩固,不能发展,甚至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有丧失的危险。要解决这个题,就要破“私”字,要解决意识形态里的“私”字,要破私立公。因为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私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要破私字,就要用主席思想来破,要用主席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主席思想是一切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学习“老三篇”,就是一个忘我。这个问题林彪同志有个讲话,很重要,以后红卫兵每个小队都要给一份,我就不多讲了。不仅经济基础要破私立公,上层建筑也要破私立公,要这样就必须采取大民主没有急风暴雨的办法是不行的……要大破,大动荡。上层建筑还有许多部门,如体制,组织形式,凡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都要破。因此破的方面包括的比较多包括国家领导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摆在什麽位置的问题。假如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不应该摆在革命对象的地位?这一次提得很明确。这些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你虽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你头脑里或多或少还有“私”字没有解决,头脑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解决,这种人革不革命?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惯了,存在着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这方面革不革?这方面也要革,不要这样想,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为什么要斗我?过去,我们也有这种想法,现在要放在革命对象的地位。不是这样想,你对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你在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上就会犯错误。一种是争取防御,一种是采取抵制以致反对。思想不解决,就会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不知不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看不到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市委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开了三级干部会以后,需要检讨的就检讨,不要什麽“主观动机是好的”啦!例如你对革命大串联,对红卫兵,对工农兵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采取什麽态度,这些问题不处理好就会犯错误。如果压制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更加错了。如果有些单位,有的革命青年,有些行动有些偏激过火,甚至有些不正确的东西,你应该相信他们会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抵制,反对,过份强调这些,不看主流,就要犯错误。发扬大民主嘛,各种思想都要反映岀来,压制不住,甚至有些与党的方针政策不符,可以让它放出来,这不等於支持他的行动。
    比如阶级路线问题,过去实际上是强调了唯成份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黑五类更不能了,这次会议批判了“自来红”。过去我们提出了以红五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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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在中学生红卫兵总部成立时,我这样说,他们不同意,我坚持了。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就不要把我这话发表。还有“红色恐怖万岁”,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发扬大民主的时候,你要压制他,不让他发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代表一种思潮,不能支持他,硬性压下去也压不掉,因为相当一部分同志有这个看法。还要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包括打人的问题,武斗的现象一直停止不下来,有的群众还没有达到这种觉悟程度,就停止不下来。当然,原则还是要坚持,但根本问题要看主流,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一点主席抓得最好,十六条没有写红卫兵的问题,主席首先发现,他给清华附中写了封信。革命的大串联,社会的斗批改,这都是主席首先抓到的。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抓住,这一点我们很差,跟不上主席。
    要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怕过火,不要怕偏激,要看主流。很多人思想不通就是只看见了枝节,没有看见主流。到北京开会以前,我们思想上也不是通了的,後来反复地强调了世界观问题。林彪同志说:不要只看到我们一国,站在一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应该站在七亿,卅亿的立场上看问题,要看到中国,也要看到全世界。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创举,要在中国真正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保证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大民主把长期以来干部说了算的现象打破了。如果没有革命的大民主,一旦中央或某一个有危险的人,要搞修正主义,象赫鲁晓夫那样,作了一个报告,下面都照他说的做,不敢反对,那就不行。所以,要发扬民主,打破单纯服从。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赞成,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不管是谁。领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不是这样,这个领导就不行了,就要犯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解决,否则,文化革命就不能搞好,所以,这次中央会议以这个为中心,全国都要解决问题,每一个地区都要检査,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方向性错误。制定是从中央来的,地方能不受影响吗?只是有程度轻重,自觉或不自觉的不同。犯了路线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如果不改,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会议的精神,这两天开始发表了,要仔细看。我们的会也要打通各级干部的想,检査究竟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有就检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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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草案)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搏斗中宣告成立了!
    我们上海工人从来就有革命造反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各单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组”、“工作队”,以及采取其他种种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给运动订下了条条框框。他们抓住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孑至今尚未揭开,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后于仝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就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岀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丢!割掉我们的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口大个疤!过去,我们连国民党的大刀水龙也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小小围攻和恐吓吗?!过去,我们连杀头巫牢都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扣什么“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帽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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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告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我们工人造你们的反是造定了!这个反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我们既然起来造反了,这场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么地步,就由不得你们了!反正,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小将、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彻底铲除其流毒,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对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全体队员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皱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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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馀时间搞革命,中断生,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因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木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姚文元
    华东师大(革命造反队)给江青同志写一封信,讲了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江青同志很重视,委托戚本禹和我来听取你们的意见。关于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今天再来听听你们讲,回去后向江青同志和陈伯达同志汇报,你们可以告上海市委的状,不要拘束,随便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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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华东师大部分革命造反派同志向戚本禹,姚文元两同志汇报了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情况,并请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作指示。汇报情况从略。)
    戚本禹
    师大的情况要我们具体讲,下结论很困难,我们今天作了两个小时的调査研究,但还是不够的,而且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不符合十六条。我对师大的情况不了解,姚文元同志知道一些,但现在也很难讲。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你们的革命!从你们的谈话中,对师大的情况有了一个轮廓,可以看出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也是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部分。今後怎麽做?怎麽斗争?怎麽认识?中央会有新的指示和文件,(姚插话:这几天就要下来。)有个是向红卫兵宣读,有一个是向全体同学宣读,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听到。这些文件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是带有总结性,政策性的东西。怎麽认识斗争,怎麽继续进行斗争,你们可以具体结合自己大学的情况得出结论,进行斗争。张春桥同志已经回上海了,你们回上海可以找他姚文元:
    你们过去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去,现在张春桥同志回去了。张春桥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市委的又是华东局的,他是大前天回上海的。有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最近斗争有变化
    戚本禹
    张春桥同志已回去了,你们还没有回去,我们从上海运动简报,信件和电报中知道一些上海最近的情况,焦点已不是你们所讲得了。你们不是学历史的,但讲的仍是历史了。最近发生的情况已不是这个焦点,有许多新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有新的斗争,不要长期留在这里,脱离斗争要落後,要掉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宣告失败,但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斗争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甘心失败在北京不是听说“秋後算账”吗?现在已经秋後,“秋後算账”看来算不成了冬後算不成,春後乂会不会算了呢?他们还要继续算账,他们还要给革命派算账。所谓算账,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执行他们的路线,重新镇压学生,把学生当右派斗。其实他们一开始已算了一次,今後也还会有新的斗争,不要怕这些斗争。秋後算,冬後算,都不要怕!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搞到底,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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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算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斗垮,不斗倒,他们会反攻倒算的,“秋後算账”其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攻倒算的进攻口号。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要算账的。
    希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斗争,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靠自己革命。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麽?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有了群众就可以打垮反革命。你们回去以后要依靠群众一起斗争,团结那些受过蒙蔽的冋志参加斗争,包括“向常溪萍学习,向常溪萍致敬”的人,不要把他们看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他们是受了蒙蔽,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更不是提出者,即使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还是可能改的,也还可能成为
    类干部。我们要把矛头集中指向死不改,坚持反动路线的人。提出
    的,坚持不改的这些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要“秋後算账”的,也就是这些人,
    (姚插话:你们斗争不彻底胜利,他们是要算账的!)
    你们不是有人被打成反革命了吗?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会算账的,是会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的,但我们不怕!所以毛主席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事,你们学生之间所以继续停课半年,就是这个问题。文化革命关系到国家命运,七亿人民的重大事情,大家早点回去参加斗争,在新的风浪中锻炼成长。姚文元
    现在斗争还是个序幕,还是开始,大的斗争还在後面。
    (戚插话:你们不是有"三个高潮″吗?以后还会有高潮的!)(众笑了)希望你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不是一次就行的,要不断总结经验,在斗争中继续学习新的问题,革命到底。我们相信你们回去後会成长!会革命到底!张春桥同志不是回去了吗?你们可以去找他。当然回去以后有事,也可以写信来北京
    你们谈了前阶段的情况,帮助我们了解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负责整理,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转达。
    (姚文元,戚本禹两同志回答了一些同学的问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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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
    你们从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能看到一个基本问题;干革命要靠自己。一定坚持树立这样的信心,不要以为哪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就可以保证你们不犯错误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没有说:只要中央文革讲句话,就不会出问题。干革命是要靠自己的。
    (戚插话: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说:在群众运动中,经过千万遍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这在革命斗争中是有无数经验教训的
    戚本禹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个大问题,你们要看得多,看得远,不仅要看到学校,更要看到全国,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关心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这几年两条路线斗争,一个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反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是看了北大,清华吗?要好好思索。
    你们不是三次见了主席吗?毛主席为什麽要接见你们呢?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你们。
    姚:你们三次见到毛主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谁反对毛主席就於谁拚到底!)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会出吗?我们相信我国不会出,但是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你们要永远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们希望你们保持革命的激情,要一生革命!不能碰到困难,挫折就动摇,後退。
    我们对毛主席要海枯石烂心不变!只要看到谁离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就反对谁,一反到底。只要有这一点,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出修正主义,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大家,是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国家命运就是靠你们青年一代,希望你们革命到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岀修正主义上,毛主席希望我们把革命红旗打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这次革命斗争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青年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是能够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他们(包括你们)过去遇到很多困难(象你们经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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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浪),走过来了,但今後风浪更大。姚文元同志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作了报告,要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你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要坚韧,顽强地斗争。你们到北京来,见到了毛主席,看了北京的情况,树立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能够做到这点,能够建立这个信念,就能说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你们今天来的都有名单,希望你们永远做革命派,永远不掉队。当然我们也不能掉队,希望你们监督我们,我们掉队了,你们批评我们。你们掉了队要相互批评,我们相互勉劢吧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大踏步前进
    姚文元:
    不要幻想风平浪静地干革命,不要幻想一次革命成功,不要幻想有谁讲了句话,革命的道路就笔直了,要革命到底。
    (戚插话:列宁讲过,如果以为革命道路是笔直的,不是幻想也是欺骗。)但是有主席思想领路,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完全有信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能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算才有半年,
    (戚插话:以前半年算舆论准备,干革命总要有舆论准备的。六月份以后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总是还要搞相当长的时间,现在还只有五个月,还要搞五个月,两个五个月,可能还要长。)
    整个战役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戚本禹
    文化革命总的战役要搞几十年,几百年,我们是站在大浪潮的序幕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苏联修掉了,列宁的旗帜没有打下去。
    姚文元
    我们一定要把主席的思想传到底,把主席的路线坚持到底,把主席的旗帜打到底!这就是国家大事。我们要关心有谁在反对主席思想,谁在违背主席路线,谁在捣毁主席的旗帜,这种人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於他拚到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保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做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力求跟上主席思想,力求掌握主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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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文化革命运动,学校怎样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以后的事,希望你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希望你们都革命到底,不要中途停顿,半途而废。碰钉子遇到困难,挫折都不要紧,一定要革命到底!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按: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由安亭部分回来的同志,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五项革命要求。这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次重大胜利!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和这次胜利,标志着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最最坚决地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最最热烈地欢呼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向敢於斗争,敢於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学习!上海工人赴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最坚决地支持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革命师生和工农兵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
    (1)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後,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麽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3)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後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後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4)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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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査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苫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象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会後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遇到什麽问题,你们如何解决,如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的时间,下一次会议的准备等,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最热爱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同工业上一样。
    附件: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工人要求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
    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
    题派代表——一张春桥同志加的)
    3,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同意张春桥(签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到处找我。但希望这种方式今后不要推广。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与你们见面,不高兴的是这样做影响我的工作。我回来是因为上海部分工人到北京请愿步行到安亭,影响了交通生产。为此我匆匆忙忙赶回,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问题亦没解决完。这次回来匆忙之际本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与同学见面谈谈,你们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兴与你们见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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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想回来的,对上海的文化革命我们关心。从同学来信和与到北京串联的同学谈话中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详细。
    首先嘛,要谈一谈陈琳瑚(原工作组长)的问题。刚才同学与我谈了一下情况,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陈琳瑚去检査。这个原则无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决定,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什么人叫,什么派要他检讨,即使很少的人叫他都要去。如果一派要,就向一派人作检查,那派不需要检查,那就不要听。现在听起来“红旗”(同济保守派)也想让他作检讨。我这次来是和大家见一次面。另外还有部分工人在等我。你们把材料另外送给我,我看了再发表意见。你们原来是少数派,你们要注意他们那边过去可能保得很厉害。你们说他们说过工作组执行了无阶级革命路线,一下子转过来不那么容易,现在突然转过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恐怕还要具体分析。同学中问题,他们可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较深,应按《红旗》十四期社论关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影响者处理,只要他们认识觉悟过来就行,要团结一致。同学一般是不检讨的,但是如果个别人执行坚决,行为恶劣的,我个人意见也可以检查一下,因为太坚决了。但我们始终认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原则上不能调和,思想上要划清,开展辫论我赞成。青年人嘛,思想是易变的。团结和批评是统一的。我们自己不会犯错误吗?也会的。
    工作组检查,完全可以,要求他首先到东方红兵团(造反派)检查,也可以,因为你们要求积极。要陈琳瑚到学校住,原则上同意。
    同学之间的问题完仝可以解决,不要为这些问题争执不下,不要在同学间对立起来。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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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不能看形式,要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不相信群众,不派工作组还是有犯错误的,这和执行路线的人有关。
    关于材料问题,中央军委已作指示,最近还可能发一补充指示,今天我就不讲了
    (念条子:为什么我们少数派找陈琳瑚不容易,而他们红旗兵团一个电话就把他请来了
    这说明他们联系没有中断,因此很容易。同志们要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从来未象这次这样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例如对陈独秀、李立三、王眀路线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在党内外的进行批判。我希望你们在批判错误路线中学习好毛主席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是必须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著作,学会这一条很不容易。要知道,只要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定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不会熄灭的。”就是没有阶级,也会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学会主席思想。你们将来成了当权派后能否象主席那样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呢?
    同志们一定要好好抓紧活材料(同济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多学毛主席著作,不能只看眼前的事,还要好好对照毛主席著作学习。
    今天还有同志等着我,我看是不是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平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我对“红旗”一点也不了解,我必须听听他们的意见,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不搞折衷主义,我是倾向于你们这一边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录音记录于苏州铁路中学〗
    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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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六十万,第二天一百七十万,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二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有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问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有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査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屮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广场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五十万人的大会,这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达十万人,到后来每天达二十万人,有天达二十六万,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呢?车厢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车子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联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联,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遍的,对我们的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我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呀,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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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我就带着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岀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仝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对文化革命来讲,当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已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家要攻击。我那天讲过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60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60年到64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那些话,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工厂里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方面为中央作参谋,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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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我还要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有来得及,因为回上海深夜了,也没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仝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末,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作岀比较正确,比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们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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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感染了我,我想这一段时间内,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是在安亭见面的,第二次见面跑到苏州来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彼此谈论革命,谈论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论如何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很多同志说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后,赶快召开座谈会,来谈一谈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你们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些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怎样的情况。工厂与学校不同,与农村不同,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现在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能够及快地把你们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要求,尽力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也知道,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改变颜色,我们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工厂,但是建设成了,他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工厂,特别,我们上海的工厂,原来很多是帝国主义办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办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压迫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所有制方面是解决了,但是在制度方面各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还有影响,从苏联学来的一套东西使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制,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不能发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办工厂,把工厂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是要经过斗争,经过文化革命,加以彻底改造,如果我们工人阶级不进一步革命化,不把那些阻碍工人实现革命化的障碍,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阻碍发挥工人阶级创造性的东西,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对这些东西彻底破除,不把毛泽东思想在工厂企业扎下根来,那我们的工厂企业搞不好,生产搞不好、但性质也变了,从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了,所以,应该是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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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生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不是不革命抓生产,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更不是压革命抓生产,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这二个东西一定抓,在这里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二个字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抓生产促生产,那就不行了,只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也不能把生搞坏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促生产受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要竭力避免的我想每一个工人都是热爱生产、热爱劳动的,不爱生产不爱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四旧,那是要破的,我很高兴,和同志们接触中间,看到同志们革命积极性是很高的,你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我想你们可能成为上海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分子,成为骨干,成为带头人,我和一些同志接触,从你们的谈话和发言中,我有这么个感觉,经过这几天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觉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厂企业中同样好,同志们,你们肩上责任更重了
    要真正把革命担子挑起来,使我们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使我们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更加革命化,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学会管理工厂,学会管理企业,想出各种办法,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厂不会改变颜色,这个重大担子就落到你们造反司令部身上,也落在你们每个成员身上,而且从这里开始,帮助更多人,使他们更好处理这个问题,把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都发动起来,使上海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更好的贡献,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成为仝国的模范,成为全国的榜样,因为这里工人数量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久,象这样的城市很少,只有几个,老工人比较多,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着责任特别重大,革命责任重大,生产责任重大,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这方面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更加相信了。同志们能够这样的担子,我也就把这样的情况报送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我想关于一般问题就是这些。现在我谈谈几个具体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从11月9日以来,特别是赴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颁发带有总部公章的袖章。这是第一条,一句话,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的组织也是革命的,这个我在文化广场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已经谈过,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同意第一条,不过在后面还要说一下今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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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建议派代表的方法,避免占用过多的时间过多的人力,派代表方法比较灵便,阻力较小,对于革命,对国家,对群众,对个人都比较方便。
    2.绝对保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证。这条上海市委已发出通知,不准给你们扣帽子,故意刁难,你们回去后,应该受到欢迎,在这时期工资照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我完全同意。
    3.要曹荻秋同志检査,并且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用大轿车送回家。曹荻秋同志不是来检査了吗?当然这个检査是初步的,将来还会要继续检査,他来了和大家见了面,这一条已经实现了,至于送回家去,这也不成问题,你们提出先集中一下再分开,这些细节问题就不修改了,我就同意这一点。
    4.要开动除了广播和报纸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对前一段的谣言进行辟谣再不许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于非法。这个谣言是应该辟的,这一条可以同意。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干革命那有不受攻击的,没有攻击那还称什么革命呢?你要干革命就一定有人攻击,你说他是非法的,咱就把这写上是非法的,甚至说要抓起来。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越是革命,越是正确人家就越要攻击你,如果你是那么正确,他反驳不倒你,他摆事实讲道理讲不过你,于是他就造谣,对一个组织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前仝世界共产党,受攻击,听到谣言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党是革命、光荣的。我们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在人家的攻击、造谣中,一直到现在还是受到攻击、造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外反动派都攻击他,主席不是讲过吗?被敌人攻击的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句话就是主席从他亲身体会中得来的,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你讲你的,我干我的。因为,有辟不胜辟的谣言有些无头案还不知从那里刮了出来,你没有办法辟谣。你看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谣言,中央从来没辟过谣,毛主席的辟谣,人民日报总要登吧,你看见什么时毛主席辟过谣。就这些事情要看得开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如果十分需要澄清的事,那也可以。我是同意写这么一条的,但又有一个建议:不在乎。
    5.对上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切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这一条那天我完全同意过的,今天我还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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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你们提岀的五条刚才我同韩哲一、曹荻秋交换了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我在这里也是一条,我希望你们每人给我提出一条,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
    十条,那我的收获就太大了。如果每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样就可得到许多条,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留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并且希望你们把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车间里工段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告诉我,那就更好。那我就不但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我再说一遍,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还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继续进行帮助,如果有错误,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不管我在上海期间,还是在北京期间,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听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我讲就讲到这一些。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都需要把身体搞好。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没有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首都齐卫东《从“安亭事件”看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一)热烈欢呼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战火中诞生
    风雷激,云水怒,东风劲吹,红旗乱舞,万炮齐鸣,杀声冲天。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同样,在上海,革命造反派也正在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总攻击。万炮猛轰上海市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派“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的大好战境就在这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的大动荡时刻,“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战火中宣告成立了!工人们的行动好得很,我们热烈地欢呼她的诞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最甚,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就是压迫最厉害的地方。上海市委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轰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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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在工厂中尤甚。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组织起来了,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转折点,一切革命的造反派们都应当报以最热烈的欢呼,给予最坚决地支持
    (二)工人造反有理
    但是,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就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刚刚成立起来的时候,就遭到了来自上海市委的资阶级反动势力和旧的习惯势力一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阻挠和打击,他们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上海市委在十一月十日一手泡制的“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工人运动的铁证
    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是控诉上海市委的反动路线。开会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曾多次邀请曹荻秋前来参加大会,倾听一下工人同志的控诉。可是,对于这个有四万工人参加的批判揭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首次工人的大会,市委竞不闻不问,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大会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晩上八点,市委还是没人来,工人们决定游行,正在这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豹出现在大家面前,工人们坐下来想听听市委的态度,不料张文豹吱吱唔唔:“我不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完全拒绝表态工人们异常气愤,当场把他哄了出去,组织好队伍,浩浩荡荡开到上海市委大楼门口,表示抗议。工人的行动完全有理,这是对上海市委的反动路线的一次猛烈示威
    市委大楼昏暗一片,已是一座空楼,工作人员寥寥无几。工人同志们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生产,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条件要求,却没有料到犹如石沉大海,市委毫无动静。工人等到十点四十分,雨越下越大,曹荻秋仍是不肯露面,却有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叫张克让的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仝体工人。许多工人觉得曹荻秋太不讲道理,架子这么大,不愿意去。总司令部为了顾全大局,下令大队来到友谊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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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电影院尽管富丽堂皇,但只能容纳约两三千人,这时天又冷又下雨,许多同志晩饭还没吃,衣着单薄。但是,上海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是硬骨头,为了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算总账,七千工人不畏风吹雨淋,抱着火热的阶级感情,冒雨在外面等候。他们高唱着“工人阶级硬骨头”,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他们在寒风刺骨的雨地里,压抑着心头怒火,耐着性子等了一分钟又一分钟,一个钟头又个钟头,曹荻秋竞始终不肯露面!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了工人们无穷的力量,他们手捧着鲜红的语录本,看着毛主席像,就想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要管国家大事,要管世界大事,多忙啊;可是毛主席在两个多月里先后六、
    七次接见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毛主席的心和我们工人的心连在一起啊!江青同志也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召之即来”。可是,在上海,曹荻秋竞敢如此无理。上海市委在运动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今天,工人同志起来揭发了,起来批判了,市委不但不站到革命群众中来和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错误,反而如此对待工人的革命要求,没有丝亳的诚意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这是在坚持反动立场。工人同志本来深受反动路线的迫害打击,早已满腔怒火现在心中的怒火更是无法按捺,市委不听工人群众的呼声,有党中央,有毛主席,他们是我们工人的强大后盾。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时刻想念您,看到上海市委如此猖狂地抵制您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和‘九四’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的心情一样,越发想念您,对上海市委的混蛋们越发感到愤慨。”
    “毛主席,只有您,才是我们工人最最知心的人哪!”“跟上海市委没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
    这是工人们的共同心声!被雨水浇得冰冷的身体里,热血激烈地沸腾起来,颗颗红心都飞向了北京,飞到了中南海,造反的工人们大旗一挥向北站涌去
    这就是工人们为什么要去北京的经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造成的。有人说这是“无理取闹”,“存心破坏促生产”,我们说,不!这是市委逼的!上海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他们觉察到市委的反动路线,终于向市委开炮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工人造反完全有理!有理,有理,就是有理!至于工人上北京影响生产,那是市委捅出的乱子,市委应负全部责任。外面流言蜚语地说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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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反革命大会,曹荻秋也说过:这是社会的渣滓汇到一起了。这严重地威胁着工人,许多任务人的人身安全、工资都得不到保证,司令部要求市委表示态度,可市委就是拒绝支持,坚持压制。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工人同志毅然下定决心上北京,去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控诉上海市委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这是对上海市委的最大抗议,是对上海市委反动路线一次伟大冲击!他们这种对毛主席无限信仰的阶级感情,这种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好得很!而屡教不改的上海市委又重演了“九.四”事件的角色,继续坚持错误,把自己置于革命群众之对立面,他们怕,怕得要死,害怕革命的烈火烧伤自己的手指,拼命予以压制。今天,伟大的工人既然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就要演到底,演到无产阶级彻底胜利,演到毛泽东思想红遍仝国,红遍全球,不达目的,死不瞑目。谁想压制工人,排挤他们下台,工人同志决不答应,我们红卫兵小将更不答应,我们就要造谁的反,杀!杀!猛杀,猛砍,打他个人仰马翻,片甲不留。
    工人造反有理,有理,就是有理!市委压制有罪,有罪,就是有罪(三)上海市委一手制造“安亭停车事件”
    上海市委百般地刁难、压制工人运动,更可恶的是,为了抵制群众对市委的揭发批判,市委又采取了转移目标的手段,一手制造了“安亭停车事件”。这就是有些传单里所提的“使京沪铁路瘫痪二十四小时”,“使沪宁铁路瘫痪三十小时”的解放以来空前的“大事件”。我们要揭露,这是上海市委为了把工人搞臭而转移目标的一个大阴谋。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当然要经市委点头)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工人随总部大旗进了火车站,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工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安亭事件”就是发生在这列车上。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这时候,已有人从上海乘汽车赶来车站,围攻工人。自此以后,“劝说”的人们络绎不绝,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有的是工人,也有的是干部,工作队长……等等。甚至还有家属来哭哭啼啼,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情景。还有科、局干部“驾到”,不过他们都成了“工人”,来进行劝说,而且个个没有证件,被工人当场揪住好几个。这时候,造反派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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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对外通讯联系都被卡断,连往家里打个电话都打不通。十一点多钟,上海市委送来“一千五百只面包”,受市委压迫多时欺骗多次的工人们,早已恨透了市委,虽然许多人已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但工人阶级是硬骨头,既然造了你的反,就不吃你的东西,他们坚决地回绝了市委的“关心”。他们有的把手表卖了,向老乡买山芋、大米等食品,没有水喝就喝河里的水,许多人病了,发烧、拉痢疾……,但没有任何人动摇。有人到镇上买食品,发现货源非常充足,据了解是市委隔天夜里叫准备的,说是“有任务”。安亭镇早已为工人们准备好了,对工人们照顾的非常“周到”,可见市委早就计划把工人从北站转移到安亭的
    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
    二十一小时,只到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留在北站的工人们,没有忘记“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有人又一次来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赶快站出来表示态度,要求他们对革命负责任,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但是接待人员冷冰冰地回绝了工人,表示一概不了解情况不能回答。在因家即将遭受到损失的时候,曹荻秋仍然旁若无事,不肯露面。问题是你市委造成的,也只有你自己出来解决,工人再三要求,市委仍然无动于衷,那只好让你再暂时坚持下去,不过造成的一切后果要由你市委负完全责任。回到车站,铁路局变卦,四十六次不让开了,工人们更加气愤,下定决心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为了摧毁以曹荻秋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他们步行出发,在安亭与两千多任务人们汇合了。工人们以天下为己任,不为困难所吓倒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坚定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值得发扬的,工人们不愧为革命的先锋。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可他们全然不提电报的精神,反而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工人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想往,非常高兴,准备动身。谁知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等不开,二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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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一夜过去了,还是没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韩哲一直接对抗中央指示的作法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他的骗子手的伎俩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所容许的。
    十一日中午十二时,陈伯达来电给工人,望工人们回到上海,搞好生产,就地解决问题。工人于晩九时接到这封手抄稿,继而(几乎是同时)接到铅印的传单。当时工人们觉得这封电报有些片面,同时又不是电报原稿(原稿一直到现在工人还没有拿到),就产生了怀疑。受了多次欺骗的工人们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
    十一日晚十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到安亭。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他进一步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去。由于工人们长期受压迫,多次受了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欺骗,再加上上海市委有意策划下制造的舆论压力非常大,有部分工人都是一个人从单位里出来的,回去以后怎么能不受到打击迫害呢?因此他们提出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等五项要求,要求张春桥同志就地解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然的。张春桥同志表示要工人们给他时间(春桥同志一下飞机就到安亭来了)。经过工人内部的辫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同意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激于义愤,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于是大部分同志于晚八时回到上海,另有一部分步行北上了。但是,不论是回上海的,或是北上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彻底粉碎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满载工人的汽车来到文化广场时,就遭到了些人的围攻,他们不问事实真相,就抓住一个所谓“促生产”,捏造出各种问题来进行辩论。可见市委这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之深,影响
    十三日中午,张春桥同志来到文化广场,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五项革命的合理要求
    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完仝合理的要求,并且说上海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现在工人们起来了,这是中央所希望的,希望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工人的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工人们听到了中央的声音,他们多么兴奋啊!广场上掌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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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是四天四夜坚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毛主席啊,毛主席,只有您,只有您是我们工人的最最亲的人啊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天塌地裂色不变,泰山压顶腰不弯,一定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一死战!谁要是再执迷不悟,不立即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们就把它砸个稀巴烂!
    (四)质问上海市委
    总之,什么是“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就是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起来大造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他们完全有理,一千个有理!一万个有理!这个革命大方向谁也抹杀不了!“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反对群众的产物,市委完全有罪,一千个有罪,一万个有罪!这条罪状绝对抵赖不掉
    我们要质问上海市委,责问曹荻秋
    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对革命造反工人如此歧视,如此反对,如此迫害?你们这不明明是坚持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吗?
    为什么,你们明知安亭乃交通咽喉要道,万一出事非同小可,而北站是终点使有些纠纷也无关大局,却要把工人调离北站,拦在安亭?你们到底居心何在?为什么你们明知中央精神(当时“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已发)还要放工人列车出北站?你们是真的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吗?为什么韩哲一在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来电后第二天,竟敢公然欺骗几千工人,假意欢送工人,预祝北上成功,公然对抗中央指示?
    为什么会有大批市委干部,工人家属到安亭围攻,“劝说”革命造反工人?为什么会发生“非常大的安亭事件”?责任到底在谁?这些问题上海市委必须明确回答,也请广大革命群众深思
    在这里,我们要严厉地警告那一小撮还暗藏在市委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造谣言,放暗箭,企图把工人打成“反革命”,妄图混水摸鱼,保护自己,这是痴心妄想!你们在这儿早己捞不到一根稻草了!“九四”事件彻底暴露你们的反革命嘴脸,“安亭事件”也将势必以你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五)“
    九工人运动”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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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首都红卫兵和上海部分革命造反派学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上海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据点,上海市委,发起了伟大的冲击,掀起了“九.四”学生运动。“九.四”运动,是毛泽东思想对修正主义思想的进攻,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
    攻!“九.四”的进攻给上海市革命群众,深深地埋下了毛泽东思想的火种,革命造反的火种!
    “九.四”学生运动,发展为今天的
    九”工人运动。安亭事件,是
    从上海市委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工人运动而一手策划的;从工人反抗压迫起来革命造反方面说,那么,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及其后的活动,是上万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工人起来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工人运动
    毛主席早就指出:有“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我希望仝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毛选p554-p55毛主席早就批判了青年运动不和工农相结合的反动逆流。
    我们认为学生运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然发展规律
    历次的革命运动,工农群众都是主力军,青年学生只有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是这样
    今天
    九”工人运动正是文化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切真正的革命者都会由衷地高呼
    九”工人运动万岁!
    但是,当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起来革命的时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一手制造了反动的“安亭事件”,企图把轰轰烈烈的“
    九”工人运动镇压下去。这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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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警告上海市委,如果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想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那只能导致你自己的灭亡!镇压工人运动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尽管到处都有,但革命的潮流总是冲决一切罗网,冲垮一切障碍,永远奔腾向前,把一切绊脚石丢在自己的后头
    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九”上海工人运动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首都齐卫东
    上海市二女中红卫兵《驱虎豹》战斗队上海市海关学校红卫兵《代代红》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初稿十二月十一日修改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兵团的讲话
    〖时间:1966年11月21日,地点:上海红都剧场。〗
    在长时期热烈鼓掌、口号声中工人造反队代表给张春桥戴袖章。张春桥讲话
    同志们:(台下叫:曹荻秋靠边),我首先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慰问。(鼓掌)向全体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高呼口
    中央从知道同志们乘车北上,那就非常关心这个事情,立刻决定派我到上海来和同志们见面,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我到上海以后,算一下时间,我是十一号离开北京的,到现在十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在这十天中间,同志们:你们走得最远到了南京,到了六河,那么这样我就非常不安,北京给我打电话,也是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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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的同志回来没有,这中间,中央文革小组还曾经直接打电话到南京,请江苏省委转告你们,说我已经到了上海,这个你们大家已经知道了,中央对这件事情极关心的。
    对同志们的行动,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虽不知道前因后果,很仓促,因为只知道交通受影响,而那个时候,全国的交通,同志们都知道,现在是很紧张的,因为有大批的革命师生要求到中央去见主席,现在北京据我昨天听说,已经住满了,现在连中南海也要准备让出来让革命师生住了,因为实在是到处都住满了人,估计就是截止到廿日为止,大家不再上北京串联,在这几天里,北京可能有三百万人在里面,交通的压力非常之大,这三百万人到了北京,再把三百万人疏散出来那要占很多的火车,而工人同志们特別容易理解,我们上海的各种工业器材,煤呀,铁呀,都是要从外地运进来的,交通如果受到影响,那我们的生产,原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那样地情况就会影响很大了,就是处于这样种心情,伯达同志写了这样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比较仓促,考虑得不是很周到,我到了安亭以后,到了上海以后,和工人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听取了你们各式各样的意见以后,就感到了这电报是有缺点的,预先我们的情况调查得不完全,不知道甚至于这基本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这样写一个电报,仓促了。
    伯达同志表示非常不安,他要我向同志们表示他的不安,同时他说,我们总要想办法来弥补这一缺点,所以这个问题,刚刚有的同志说了,说:“有的人利用这个电报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挨几炮这也没什么,我们挨得炮很多,那各式各样炮都有,我们也没什么,因为你要革命,还能不挨几炮吗?
    当然罗这里边有的(鼓掌)现在伯达同志的电报,一方面有人想利用这个电报来攻击陈伯达同志,这个刚才你们的代表和学生代表好几位同志都谈到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这样的意见,就是要维护伯达同志,这个不是因为我的上级,我要保他的皇,而是因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之一,我们应该为了保卫中央,保卫正确路线,就不应该在他脸上擦黑。但另一方面,有人利用这个电报,来压群众,那是不允许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话应当说到二方面,第一方面,同志们,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很欢迎,包括我在上海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你们随时都可以批评,很欢迎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欢迎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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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有那么一些人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那就不叫批评了,那一种(原稿不清),可是我们决不允许用伯达同志的信,(原稿不清)错误的,因为陈伯达同志没有这个意思要压你们
    (鼓掌,高呼: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气死老保!)
    同志们,那么你们到北京去,是一个革命行动,你们这一次回来,也是为了革命。从这样一米一回,同志们虽然受了辛苦,有很多同志病了,有的同志没有吃好饭,挨了冻,饥寒交迫。可是这样十天里边,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鼓掌)我们就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我们上海工厂里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同志们都向我讲,你们要到北京去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你们的目的是要控告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派我来,要我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忠实地把你们的意见向党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汇报,(鼓掌、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正象很多同志都知道的:上海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我们上海的革命搞得好,对全国都有伟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上海的生产搞得好,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伟大的贡献,也有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如果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话,那么对仝国也会起很不好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产搞不好,那么对全国也同样会起不好的影响。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的责任在全国工人阶级中间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确实挑着两付担子,不是一个轻担子,而是两付重担子。但是,过去中央从来是相信上海工人阶级能够挑这两个担子的,现在、将来都会相信同志们能够把这两付担子挑起来!(热烈,长时期鼓掌)
    当然,不是没有困难,阻力是很大的,因为要革命,有阻力,要搞好生有困难,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样,我原来,拿我个人来说,我也知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会有困难的,而且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我的精神准备很不够,我没有想到困难是这样大阻力是这样大,原来没想到,那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几乎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经过战斗,如果不经过艰苦的斗争,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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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现在,我们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就全国来说也好,就上海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这个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他们,就是苏联,搞了这么几十年,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了,但是五十周年,列宁时代没有完成革命,列宁活的时间比较早地就去逝了。那么后来,斯大林同志领导,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将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资产阶级思想,就刚才在语录里所讲的,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末资产阶级占了优势,占了上风以后,修正主义就要复辟了,资本主义就要上台了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苏联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果实要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我们一定要使得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搞得彻底,搞得越彻底越好。
    但是这一个革命会是相当长的时间,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舆论准备阶级。从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从六月一日算起的话,所以这个,这样下去要多久呢?那时间很长,一直要到资本主义思想在我们社会里完全肃清,把私有制肃清以外,还要把人头脑里的私有观念,用公字,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斗争是会很长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敌我矛盾,还有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斗争,要解决起来就会有一个波浪、一个浪潮的进行起来非常的久,恐怕不是一个战役,二个战役能解决的,而且中间会有大的战役,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所以我们工人同志,要准备打比较长的仗,要这样重新组织我们的队伍,重新教育人,把我们,从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机关,按照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检査,重新检验,看哪一些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哪一些不是,哪一些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同时还要看哪一些愿意改,还有些不改,有的人犯了错误他愿意改,我们就欢迎。如果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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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彻底,我们就更欢迎。他有一部分改,我们就欢迎他这一部分,那么当然,如果要是一直不改,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这是毛主席最近也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因为闹革命,总会犯错误的,我到上海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里边,我也会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有些话也可能说错了,有些事情也可能做错了,那我有一条,我反正,只要你们提出来,我的思想通了我就改,如果不改呢,那我也可能要变的,那就要变坏了,这只要是改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对干部。
    对群众中间的问题么,我也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刚才喊的口号里边有一个口号我也跟着喊了,我也举了手了,就是“打倒保皇派”这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我应该对同志们说,中央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什么呢?现在被称为保皇派的,不是那个当权的人,而是二派工人之间。
    我最近,我也应该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工作,我一方面从安亭回来了,回来以后做了些安排,和总部同志谈了话,交换了意见,随后订了五条,后来到苏州又订了五条。然后呢,那就一方面通过北京给你们打电话,希望你们快点回来方面在这里继续做工作,也和一些和你们工人同志经常往来的同学谈了话,听他们的意见,也听工人的意见,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从早晨九点谈起,一直到下午五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同志说是被我说服了,说可以同意我的观点。但同意也有各种各样的同意方法,同意也不完全是一个样子。还有一部分同志表示继续表示怀疑,同意一部分,但还有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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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还有一部分同志,一直到散会的时候,还有说,我坚决反对。我也注意了这些同志,这些同志都是一些好同志并不是坏人。所以,同志们,我把这些情况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我还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也有责任向他们做工作,正如我有责任向你们做工作一样,我也希望同志们,你们能在这一方面支持我,就是你们回到厂里边,对于工人同志要采取毛主席的方针,团结——批评—一团结。工人之间的问题,只能按这个方针解决,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不能用别的方法,这样,一方面他们不应该给你们扣帽子,说你们是什么、什么,那是错误的。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他们也不给人家扣帽子,现在北京,我们已经经过几个月工作,“保皇派”这个名称基本上不用了,街上的标语,没什么“保皇派”了,会场里唤口号也没有这个口号了,只是偶尔有时个别谈话,说惯了顺口说一句么,这个东西我看也不能过多地责备,因为这口号主要是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少数派,少数派,革命运动最初总是少数,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少数派,满足于少数派就不好了,我们如果光是一直是少数派,少数派光荣,那又怎么革命啊
    革命是要靠广大群众,毛主席的伟大地方就是他不只团结了一批最革命的人,而且是他团结了那些愿意革命的,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如果毛主席不采取这个方针,那我们党就不会是今天,就不可能把仝党团结起来。同志们,要知道,在我们党中央里边,过去有很多人是反对过毛主席的但是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毛主席都是和他们团结。比如很有名的人物
    王明么,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么,那个反对毛主席还不是反对最厉害罗,但是不但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他做中央委员,但是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还是选他做中央委员,我们八大的代表都思想不通,说:“这个家伙还选他!”毛主席亲自出来在会上讲话,说同志们应该选他,选他有好处,这样可以团结多数,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已经写在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里边,你们还记得吗?五个条件里的一条是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反对你,而且证明他是错误的人,不晓得你们注意了没有。如果反对你,他是正确的,他反对你,当然应该团结罗问题有呢,他反对你,而后来证明他是错误的,还要跟他团结这是同志们,主席是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这个话一点不假,我身边没带,你们自己去查,上有没有这个话?(工人:有!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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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你们这个队伍如果想过,搞浩浩荡荡革命队伍的话,就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你们如果不学习这个,或者口头上学习了,不执行,那你们就一直叫做少数派,而光是有一个少数,革命是搞不成,定要使自己从少数逐渐变成多数,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才能够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熟了,而且你们给我戴了袖章,我想,我说话就坦率一点我这个话你们鼓掌,我就很高兴。现在我戴袖章,我应该申明一句,因为有的同志跟我提,说作你们的政治委员,我觉得我应该申明,你们给我戴袖章,我很光荣,但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每一个约定,就是不担任群众组织的职务,因为如果答应,那么所有的组织都会要我们答应担任职务,我们也不能说:“我只支持派”,因为我们要对各派都做工作,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工人阶级,把我们劳动人民的队伍,彻底地按照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组织,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间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坚强的、战无不胜的坚强的部队。(鼓掌)
    因为同志们很辛苦,我想我今天不准备多讲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我想同志们这二天是不是可以,有的身体好,当然就可以回厂工作了,如果有的有病还需要治疗一下,有的同志还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回来了,我现在心里就安下了我就可以和你们总部,你们大队部,我们一块好好地商量一下,把工作安排一下,这儿还有些条子,都是给我们提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那里研究,在起草文件,准备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讲了。因为到底怎么定,这问题要中央才能决定,我在这里,而且今天不是这样个讨论工作的会,我是欢迎同志们我们大家来见面的,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都要专门开些座谈会,听同志们意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是让我在这里多听一些工人同志对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一定负责汇报中央然后中央加以规定。这样,我们中央再有一个补充意见十六条,因为十六条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那些原则都适用于工厂,但是工厂毕竞有工厂具体的问题,完全用在里面,有些具体问题它没有,所以中央同志准备写一个文件,等你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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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总部的同志就可以安排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座谈会,这些问题,我想令天就不答复了,而且因为这几天,几乎到了上海以后,就是不断的谈话,谈话,谈话,你们听,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一直很痛,所以我想今天就不讲了,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祝同志们身体好!(长时期热烈鼓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同志们,再见!(以上是录音记录)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按:原稿是同学问,张春桥同志答,这里简为“问:”“
    问:上海市委不支持我们,不给提供方便,不给会场,市委同志不肯出席我们的会议。
    答:我可以传达给市委。革命的新生力量生命力是强的,不会天折,不必悲观。(大笑)
    问: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对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看法。
    答: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研究形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集中在党中央。
    问:上海市委是否完仝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谈呢!我是来甘当小学生的,要先听你们的。问:外面现在有大字报,抄的是林彪同志《论左派》的文章,有这么回事吗答:林彪同志从来没有写过《论左派》
    聂元梓同志那张大字报(指《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吗?
    答
    张大字报我不清楚,你们去问聂元梓,她在上海
    (另一同学插话:昨天我们问了,是她写的。)
    我们整天忙着找会场,市委不支持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固定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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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是主张刻苦些。所有的领导机关在对红卫兵组织的物质待遇上要完全样。另一方面,所有的同学要艰苫些,搞革命就要艰苫些。那些是北京第一司令部搞出来的,它成立时,解放军那时是很热心的,支持摩托车。后来杨成武同志承认了错误,把车收回去了。物质上一律平等,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北京第三司令部在成立大会时,给我们的请帖都是普通纸用手写的。我们感到这种精神很可贵。同志们这有深远的意义呀!我们要准备过艰苦的生活,还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哪有什么录音机、汽车!在北京城我们是到处这样讲的。
    可是市委就是不平等待人答:不平等待人可以批评他。可:没有(另一同学插话说:抢!答:抢的方法我不赞成问:他们还围攻。
    答:搞革命不围攻几次不行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恰恰证明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的,我们就是要在各种困难条件下锻炼。否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用以前的办法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子也不好过!(众笑)有人支持我们,有人反对我们。因为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世界上既然划分两个阶级嘛!
    问: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说的“监督”,我们认为是对黑材料,要了解其内容,确定其性质,查清数量。
    答:这个已报中央,请他们解答,我无权解答。这个规定,我参加了前期的起草工作,最后定稿讨论我不在。这个规定是中央搞的,不是文革搞的。
    这样查是否恰当
    答:原来意见是不看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初期起稿是不看的,但目录可以开下来,例如:名称、数量
    问:现在东西烧光了,如何批?
    答:规定的序言中要求抓活的,抓大的。我们只要抓住几件事就可以批透。批判王明路线只要抓几件事就可以。中央原来如此,不要详细弄。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线已给我们创造了先例,不要导入烦琐哲学。这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斗争方法。这一个月来抓材料太多了,所以中央才发这个规定,否则就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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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批判布哈林时,就抓住他三个字“发财了”。这三个字就是资本主义,抓住了典型就把布哈林批倒,我这个人糟糕!又说开了。
    问:我们怎么批?
    答: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发号施令,同学们可以自己讨论,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批判。不光是黑材料,整个档案制度中央准备来个大改革。毛主席鉴定干部靠群众。看档案鉴别、选拔干部肯定犯错误。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觉悟高,每次运动他都检查;另外一个人觉悟低,会吹牛。十年后,领导干部一看,觉悟髙的人又是“左”倾,又是右倾,问题倒很严重。按此选拔,不倒霉了吗?(大家热烈鼓掌)
    他们搞材料要整人。
    答:这个北京同学有经验。第一,他要整你,没有黑材料也能整你,材料都在脑子里。第二,抢不尽的,一个人藏的东西很难找尽,要么小孩藏的大人能找到,而是从他的眼色上发现的。(众笑)最初我是支持抢的。第一个抢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后来一想这事被动,他臧着看你找,把包袱扔给你。臧起来的东西难找。最后还搞成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我们要从政治上批,造成压力
    没有材料怎么批?
    答:要批判还怕没材料?北京有个谭力夫讲话,就够批的了。问:我们要党委书记把他的平时言论,报告,讲话交出来,可以吗?问:你是哪个学校的?答:科大的
    答:革命者胸怀坦白,觉悟高的可以交。有的人觉悟低,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又不可以下一个死命令叫他交。有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如什么叫“革命群众”。
    问:怎样进行路线斗争?
    答:路线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如何从思想上批判,这个工作很难,材料不好搞,嘴巴长在他嘴上,我们还没有好的经验。抢的办法、逼的办法,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都没有用过,请同学们看看主席的整风报告。主席是怎样教育那些干部的,主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分析得越彻底,就越击中要害小部分是敌我矛盾,当然两样。大部分还是内部矛盾,包括一些提出的人问:目前要不要进行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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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斗批改还要看一看。当前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林彪同志讲话,《红旗》社论发表快两个月了,但花在材料上的时间很多,没有好好搞批。北京是这样。砸柜子、抢材料,到底两条路线是怎么回事?主席是怎样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没好好学。
    问: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
    答: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中央也在研究,先别做这个打算,党中央这次发的指示很少,只十六条。这次大革命没有经验,它本身是有规律的,大家不必急。不是到明年暑假吗?本来是到寒假的,党中央后来看看不行,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能预料。
    曹荻秋某月某日报告中讲,上海前阶段运动是江青同志抓的
    答:去年到今年,江青同志在上海呆了六个月,搞部队的文艺工作,但中央没有这一说法:她指导上海的运动。我想江青同志也不会这样说的。《海瑞罢官》批判,江青同志花了很大力量。
    问:市委指示下达后(按:《上海市委关于各级党委停止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党委仍在领导,这是一个花招
    答:你们怎么看?毛主席对罢官有新的指示,不要急于罢官。同志们,不要林冲误入白虎堂。他们如果把机密材料放在保险柜里,你们去拿,这政治责任负得了吗?中央这个规定主要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一罢官,双方都泄气了,没劲。北京的刘仁罢了,很舒服,我们累死,他们十年后再给他们干。罢官是容易的,批判透是难的。主席说:通过几个月的经验,罢官放后期,通过大革命,干部队伍有很大调动,哪些是跟主席的,哪些是反对的,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改好了也行
    同志们的问题我都是临时答的,对的算你们的,错的算我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地点: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时间:六日晚至七日凌晨一时多。〗代表:我们这次到北京来有四点任务:(1)反映上海的情况;(2)谈谈对中央十二条的看法;(3)把在北京的同志带回上海;(4)听听中央对上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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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新指示。另外介绍一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上海的新形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工厂去了。
    (学生代表介绍下厂的情况)张春桥:好啊
    代表:关于生产情况,我厂提前一天完成全月计划,其它厂也是这样,新新机器厂超额完成仼务。(把新新机器厂的喜报交给张春桥同志)
    姚文元:你们把宣传资料给我们一些,我们帮你们宣传。你们也印,来辟谣,做些宣传工作,搞些快报。
    张春桥: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
    代表:国棉十七厂关于封材料,烧材料问题,……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査,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
    再提一个问题,工作队到底要不要?
    姚文元:工作队撤了没有?代表:撤是撤了,但里面有鬼张春桥:是不是所有的都撤了?
    代表:已经撤了,但工人要求批判以后再撤张春桥:这不要紧,要检讨,还可以叫他们回去。
    姚文元:有一篇文章《论造反者》写了我的名字,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是假的。还有《论左派》用林彪同志的名字,陈伯达同志《答誓死卫东战斗队》,这些都是假的,你们要辟谣,搞些传单到街上贴贴,打破他们的谣言。张春桥:赤卫队总部有多少人?共有多少人?代表:不清楚,赤卫队有人到北京来张春桥:他们来了,没有找我?代表:他们来是找周总理告你的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笑)不要佔计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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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代表介绍“中国红旗军”情况)
    代表:哈尔滨红旗军头子是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工程师苏广铭张春桥:现在他们都找劳模做领袖,这是一个特点。姚文元:对
    (代表又谈到“中央文革十二条”问题)
    张春桥:我们找了首都工人来座谈,八小时生产要保证,每周一次生产讨论要保证,其它由工人自己安排。
    代表:工人同志要求长日班用六至七小时完成当天的生产定额,用剩下的时间搞文化革命。(汇报三个厂的调查情况)
    张春桥:这样可以的,连续生产单位是困难的。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姚文元:这也是试行的
    张春桥:让全国工人提意见、讨论,中央过早作决定不好。代表:对于中央十二条,工人说没有十六条那么亲切。张春桥:问题解决还要靠时间,靠群众运动本身。
    代表:我们希望中央下次写文件时,把我们的意见也考虑进去。
    张春桥: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我们要在各方面都听
    姚文元:你们是从革命方面考虑的
    张春桥: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解决,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从群众中解决,我们想写的简单些。思想问题从社会中解决,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社论,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要根据运动的特点,准备再详细地写篇社论。当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姚文元:这是运动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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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他们的问题要复杂,阶级关系复杂。对农村连这样的十二条也拿不出来,他们不是八小时问题,而是季节问题,这真是吃饭的问题,季节一过,一年就完了。
    代表:我们欢迎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下到工厂,既劳动又帮助我们总结生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就是阻力很大
    学生代表:下厂阻力大,市委不支持,要月票也不给张春桥:他们就是怕,怕你们下厂
    姚文元:这个问题靠革命解决,我们提倡进宿舍
    张春桥:你们有一个点子,他们必然也有一个点子,你讲完成生产任务,他们把生产定额提高,不然就不要搞文化革命了。
    姚文元:不要从纸上的条文来规定,这些问题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卫队四十万人。
    张春桥: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仝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中小城市、三线问题,现在大家都用个“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当然我们也不怕罗。同志们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理解很好。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难免的,要以革命来推动生产。今天的争论是围绕着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下定决心把革命搞好,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中国不是要变颜色了吗?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这点我不怪你们,几时我回上海开一个十万人的大辩论会。但做法上要有策略,要争取多数,把中间状态的人不要当作坏人,赤卫队中间的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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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都是阶级弟兄嘛
    张春桥: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我们对那些人要做艰苦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多数,形成多数才可解决生产安排问题。你们对生产、革命都要很好地重视起来。问题在少数,我们提口号要考虑到多数,有些同学提口号不注意多数,这样不好。对他们要一步一步地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要允许别人等待,允许他们观察。一切工作都是舆论工作在先,这些工作我们很需要注意,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否则要引起群众对立。我认为群众斗群众有些问题是我们有错,被人抓了把柄,当然根子归在领导,如果没有人挑动,群众是斗不起来的。
    姚文元:我接触了一些青年人,在八月份只谈闯,只有三个月,现在他们头脑冷静多了,这是一个飞跃,将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张春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意见,对你们的情况听得比较少,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情况。另外希望你们把厂里造反队中生产好、革命好的典型总结要确实的消息,寄给我一些,我要给中央看,也可以在北京宣传。对于打人的事,你们要观察一下,到底是谁在挑动打人
    代表:这很明显,头子是张琪,是总工会主席姚文元:我们的头脑要复杂一些。
    张春桥:有人是公开指挥的,有没有地下司令部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尽量减少冲突。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由于时间关系,春桥同志还未吃饭,所以由代表又提出几点希望后,就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回去休息。临别时姚文元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工厂搞运动,工人起来了,这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前一阶段在薄一波领导下,工业交通部门有很多地方是修正主义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纵深发展(本刊讯)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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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下,沖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层层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发展。继大工人同志起来造反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也纷纷系了出来,揭露批判上海市委,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市委机关内的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出来了!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走出了沉闷的机关,接触群众,接近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纷纷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今天,他们同革命小将造反在一堂,满腔革命豪情,千言万语说不尽。下午二时,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红色造反者面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纵情高唱《东方红》。在一阵高过一阵的“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住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的雷鸣般的口号声中,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开幕词首先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的发表,表示坚决拥护这篇社论的彻底革命精神。开幕词庄严宣告,市委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站出来了!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开幕词最后号召市委机关的革命同志都起来造反,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公”字当头,破私立公,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大造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曹荻秋的后院已经起火,上海市委的脏正在爆炸。这些“纵火者”和“爆破手”们,在大会上揭发了大量问题,点起了熊熊烈火。市委写作班代表首先揭发了在九月十八日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上,曹荻秋作的一个瞒上欺下、统一口径、恶毒攻击北京红卫兵、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黑报告。在全场革命造反派的愤怒责问下,曹荻秋狡辩不成张口结舌,最后被迫同意立即交出这个黑报告的录音带。党刊编辑部革命造反战斗队代表在大会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彻底揭发在市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控制下,党刊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办公厅代表揭露了市委组织工人、干部、军队、公安人员“保卫市委”的事实真相,广大革命群众听了义愤填膺,众口一词,责令陈丕显、曹荻秋老实交代。这时会场上又响彻了革命口号声。在这个大会上,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今天是十二月十八日,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正好是四个整月。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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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里,召开这样的革命造反大会。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这时,台上台下,革命造反派的感情融汇在一起,共同祝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他用大量触目惊心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同志去北京后,上海市委文革小组完全成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构。最后,他热情洋溢地向杋关的同志倾吐了自己造反的体会。他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是私字当头,不是公字当头。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要苦学“老三篇”,就是要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他的讲话博得革命造反派一阵阵热情的掌声。台下表示对他支持的条子像雪片一样传到大会秘书处。复日大学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学校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经过。市委宣传部《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组代表也作了揭发,会上宣读了大会通令。大会庄严地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出席这个大会的有市委、市人委和上海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一些负责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宋季文、李干成到会听取了革命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常溪萍、杨永直在红卫兵小将的押管下低头被斗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贯彻了一条顽固透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就设置条条框框,布置抓右派,策划对付红卫兵,镇压红卫兵的罪恶勾当。下面我揭发一个例子,来说明市委是怎样来镇压红卫兵的
    八月
    十一日,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门口发生了上海的工人、学生围攻北京红卫兵的事件,这就是尽人皆知的“八.卅一事件”,市委对此十分惊慌,连夜紧急磋商,马上召集在康平路书记处附近的办公厅工作人员,组织五十人所谓“常备队”,并且在通往书记处大楼的前门、边门装上警铃按纽,如果红卫兵一来,揿警铃,“常备队”可马上出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还亲自来“教育”过我们,要我们经得起“考验”,“他们打人,你们也不要还手,甚至打死了,也是光荣的。
    我们要曹荻秋回答:你们把红卫兵描绘成什么样子?你们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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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话是什么用意?敌视红卫兵,难道这是光荣吗?难道我们这样去死,也比泰还重?!你们这是利用革命干部对党的深厚感情,用做你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护身符、挡箭牌。这是对党对我们革命干部的侮辱和欺骗!九月四日红卫兵小将们,冲破了重重障碍,冲进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大楼,市委更为惊慌,说什么“北京的红卫兵冲了三十三号,又要冲书记处了”,九月五日上午召集了公安机关、警备区的人来紧急策划,印制《作战地图》,中午十二时半布置一部分“常备队”员分内圈、外圈两道防线到通往书记处的各条马路口作暗哨,二时以后,又调了沪东、江南造船厂等一些厂的几百名工人,带了纠察队或红卫兵的袖章,每个马路口安排五十个人,封锁交通要道,碰到集队而来的红卫兵,就要他们出面欺骗红卫兵,说什么“里面是保密单位,有特殊任务不能通行”,这样做还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红卫兵的动向,又在马路口安装专用电话,直通书记处。一有动静,立即要向里面打电话报告。第一天这样做太露骨了,怕被红卫兵识破,第二天(九月六日)就改为利用各交通要道的岗警,在工作人员食堂装置了专用电话进行掌握动向(开始装在厕所里,第二天又装在二楼),把二千名工人集结在风雨操场,一遇情况,立即可以出来对抗红卫兵,这样做还嫌不保险,又和附近各厂挂上钩,如果需要,一个电话,可在十分钟内出动千把工人来保卫市委。我们要曹荻秋回答,你调动了这么多任务人来对抗红卫兵,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策划的,是谁指挥的,必须老实交代!你们利用工人阶级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共产党无限热爱,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柯庆施同志领导上海工作的无限信任,来为你们打掩护,摆起工人斗学生的阵势。这是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这是对党的莫大侮辱,这是对柯庆施同志的莫大污辱,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莫大的侮辱
    市委这种做法已经卑劣极了,可是凶恶的面
    目还没有露在外面,更为阴险的是从虹桥靶场调来了六十多个解放军,由连长带队,警备区还派了一名作战股长参战;还从市公安局调来了便衣,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德明带队。他们都设置在书记处的院子里,准备随时对付红卫兵
    我
    们要责问曹荻秋!你们动用军队和专政机关人员来对付红卫兵,这是不是事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必须立即老实交代!红卫兵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按照主席的教导来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你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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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视作洪水猛兽,把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小将当作敌人,竟敢公然违抗中央军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调遣一兵一卒,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批准”的指示,而且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来对付红卫兵,这是镇压革命学生起来革命的行为,这是破坏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苹命的行为,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对于这些事实,不仅曹荻秋,而且陈丕显也是知道的,你们罪责难逃。最近一段时期来,曹荻秋在一些场合,口口声声说要向人民低头请罪,装出一付改正错误的样子,这是假相。狐狸任凭你怎么狡猾,但是总要露出尾巴。在最近一次市级机关召开的批判市委、市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当我们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总部的同志在会上揭发这一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执行的铁一般事实时,曹荻秋还一口否认“没有这回事”。并且强硬地说,要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要“请大家调査”。进行狡赖,明目张胆地反扑,这清楚地说明你们依然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以后,在社
    会上和机关里,漫骂和围攻红卫兵的声浪甚嚣尘上,有的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就遭到围攻;在我们机关里,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说:“要把红卫兵放在炉子里烧掉。”污蔑送给红卫兵吃面包,是“喂小猪猡”。市委这种做法,也影响了区级机关。如有一个区委,区委书记自己东躲西躲,一会儿到医院,一会儿到公安局会儿到其它区委过夜,到处找“避难所”,而要机关工作人员组织工人、店员为他们“护驾”。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一个接连一个,直到现在没有间断事实完全证明市委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不过更隐蔽,更狡猾罢了。《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指出:“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习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组织、工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社论这段话,是上海市委最
    近一段时期的真实写照。轰动仝市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在大会上的发
    机关的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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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们!今天是十二月十八日,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正好是四个整月。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召开这样的革命造反大会,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让我们大家首先祝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一场两条路线的大博斗正在上海激烈地进行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在上海取得节节胜利,而上海市委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场斗争必不可免地深入到市委机关这个最重要的堡垒里面来了!
    每个革命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这场斗争中
    做出自己的选择:要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要就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这里壁垒分明,来不得半点调和,来不得半点折衷!我和市委写作班的全体同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市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上海市委文革小组,自从张
    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去北京以后,完全变成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以后,上海市委书记处由于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革命左派的痛剿,日子难过,便推出我们做挡箭牌。十月
    十八日下午,市委办公厅负责人之一苏超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王少庸等决定要你以丁学雷的名义去文化广场参加《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不能承认这个组织,要是书记去的话,要表态不方便。”汽车把我送到了文化广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当时把我猛轰了一顿,轰得好!轰得对!我既然成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活该挨轰!轰完回来,张文豹等人还向我表示“慰问”。这种做法是极其恶劣的,他们自己害怕革命群众,还要使我从思想感情上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立起来。此后,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加强了对我们市委写作班的控制,要我们充当“消防队”、“灭火机”,杨永直的所谓“检査”要我执笔,曹荻秋的所谓“检讨”也要我们参与修改。可是,你们的指挥失灵了,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觉得再也不能让自己的错误继续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我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我要坚决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我要革命造反,造市委的反,造市委文革的反!关于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已经揭出了大量的事实,现在,我再来揭发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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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为什么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刮起了一股阴风,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把革命造反派看作右派?它的总根子在哪里?这个总根子就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运动初期,当群众刚刚发动,曹
    荻秋就在市委会议上说:“要注意他们捣乱,要抓住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六月底对党刊的三个负责人说:”中央有个估计,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就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镇压在文化革命中冲锋陷阵的革命群众的。八月二
    十五日,我们在杨西光办公室讨论批判文章,曹荻秋闯进门来,对北京等地来的红卫兵大为不满,大发牢骚,接着他告诉杨西光说:“我已经和北京通了电话了解人大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情况。”曹荻秋热衷于了解红卫兵的政治情况分明是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股阴风自上而下,在上海刮得相当
    厉害。九月份,北大红卫兵高冀芬同志为了刘贵琴事件,去找杨永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高冀芬还写信给曹荻秋,提岀了几个问题,希望曹荻秋和她面谈。曹荻秋把这封信转给了杨永直,杨永直马上找我去,要我打电话给姚文元,了解高冀芬的出身及政治情况;我打了电话,当即给姚文元顶了回来。事后,文化局党委还想直接和北大联系了解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上海层岀不穷,据我了解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许小昆同志第一天到上海,刚参加了一个座谈会,第天教育局潘文铮那里就派了两个党员干部赶到北京去了解许的政治情况,我亲眼看到过教育局开出的党员身份证明信
    这种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蓄
    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做法,完全是由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手制造的。曹荻秋一定会抵赖说:这是运动初期的情况,当时我们认识不够。不对!你们直到现在,还在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企图“秋后算账”,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这里,我要揭露一件最近的事实:就在几天以前,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曹荻秋的“参谋总部”市委文革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要我带几个“左派”同志去市委,参加讨论修改曹荻秋的所谓“检讨”,当时我没有执行。现在,我要责问市委,那天我还没有亮出造反的旗号你们以为我是忠心耿耿的“保”字号,所以叫做我带几个“左派”去;在你们看来,“保”字号的人才是“左派”,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就是右派了!这是你们仇视革命造反派的又一铁证,这是你们直到现在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堡垒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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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隅顽抗的铁证!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十六条”的第七条早就明确指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可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至今还在刮阴风,耍阴谋,坚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的胆子未免太大了!第二、上海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部分群众为什么长期以来把红卫兵看作是洪水猛兽?上海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之间为什么连续发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根子又在哪里?根子在上海市委书记处,它直接制造了攻击红卫兵的舆论,挑动群众斗群众
    大家
    都知道,九月三日有一张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五十一人署名的传单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题目叫做《关于八月三十一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这张传单把北京红卫兵诬蔑为一群“造社会主义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的暴徒,这张传单通过组织系统发给各级党组织,还一直发到郊区各县,在广播台连续广播,而且还在北京、广州等地到处张贴散发,影响极为恶劣
    八月三十
    日的事件,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害怕红卫兵,对红卫兵采取堵、挡政策的恶果。上海市委罪责难逃。在传单上署名的绝大多数机关干部,受了反动路线的蒙蔽,做了市委对付革命群众的挡箭牌。但是这张传单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这张传单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提议写的,具体组织者是市委直属机关党委,由党委副书记励敏之和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执笔;在传单上署名的有市委农村政治部的副部长陆康常。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竭力促成这张传单的诞生。当时机关党委还告诉署名的人说,市委书记王一平同意发这样的传单;而这张传单的最后亲笔改定者,就是杨西光!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传单,这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镇压学生运动,
    把北京红卫兵打成反社会主主义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阴谋!我们要责问曹荻秋和书记处怎么样讨论这件事的?你们对这张传单作过什么指示?我问过王少庸,他承认杨西光亲笔修改,宋季文积极支持。另外,市委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刘冠英已经交待了:这分传单,是书记处决定下达指示到各个里弄大量翻印张贴的由刘冠英布置过电话通知,而且还有电话记录!铁的事实证明,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是制造舆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第三、为什么上
    海市委如此处心积虑地镇压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市委对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控制这样严密,群众始终发动不起来?根子在哪里?这是因为,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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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极为阴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市委要保他们。市委要掩盖自己的严重问题,害怕别人揭露,所以对外镇压,对内控制。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要革命的,但是其中还有一小批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死保住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死保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举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我在上个星期才得到证实,使我非常震惊
    九六五年,杨永直在电影局看了《柜台》的样片以后,作了一个发言,这是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污蔑工农群众水平低,只能学学“老三篇”;他叫嚷“毛著没有学好就少用用”,直接攻击林彪同志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这样的东西,理应让电影系统的革命群众进行批判,做出鉴定。可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黎家健竞伙同处内的一个干部将这分重要的材料从过去天马厂的艺术档案中偷出来,以后又送给杨永直看,使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的同志遍找不着,我希望宣传部的那位干部站出来清算自己,进行揭发。我要责问杨永直、黎家健等,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这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吗?不,你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你们却用尽了这种偷、骗的恶劣手段,去保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就是这个黎家健,过去在解放日报担任文艺部副主任时有严重的问题,放出了大量的毒草,可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却把他保着。同志们想一想,这难道是黎家健一个人的问题吗?这难道是杨永直个人的问题吗?不,这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内部的当权派从上到下所贯彻的一条黑线,你们上保下,下保上,一级保一级,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口!保修正主义!第四,为什么上海市委长期以来敢于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上海市委长期以来敢于大胆地包庇大叛徒常溪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背后究竞有什么人?
    我们要问:陈丕显在这中间究竞扮演
    了什么角色?据说陈丕显一直在生病,但是,在上海发生的许多事情,陈丕显却一清二楚。九月初,北京红卫兵进入市委机关的时候,陈丕显一再叫秘书打电话到华山路370号的大楼指挥部去打听情况。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陈丕显也逃脱不了责任,必须检査交代。常溪萍的问题被北大揭发出来以后,陈丕显和曹荻秋一再保他。长期以来市委对常溪萍的调子基本不变,但是到了最近忽然急转直下,陈丕显和师大少数派说常是坏人,提拔常溪萍是瞎了眼睛,等等你们从保常溪萍到拋出常溪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你们保常,仅仅是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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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眼睛么?不,你们保常是因为你们长着一双修正主义的眼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眼睛!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的!对于杨西光,市委也一直死保。复旦的革命造反派九月份就要求杨西光去检查,但是杨西光一直拒不肯去。市委不但不采取措施叫他去做检査,而且让他一直留在书记处里面出鬼主意,做军师。我在前段时期到市委书记处集体办公的地方去,总看到杨西光翘着脚惬惬意意地坐在软沙发上,抽抽烟,听听汇报,替书记处岀谋划策
    市委过去死保杨西光
    十一月七口陈丕显和复旦红革会同学谈话时,还在替杨西光辩护。可是当复旦革命师生把杨西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揭出来以后,陈丕显又改了腔调。他在十月十一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根据张文豹的传达):“杨西光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抵制毛泽东思想,有许多话是修正主义的,贯彻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态度不好,叫检査他不去,靠多数派保……”又说:“书记处对他是有批评的他不听,发脾气,说他在领导文化革命,不去检查。我们对杨西光的问题有一个时期认识不清。”请注意,陈丕显的这次讲话是在为书记处开脱责任,撇清和杨西光的关系,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拋出常溪萍,割断和杨西光的关
    系,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呢?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荻秋想要滑脚了。
    十二月七日,曹荻秋向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做了一个不象样子的检査,检査完后,他在会上调子低沉的说:“这个检查要是能够早些通过就好了。”(请注意,这话在录音里被删去了,十七级以上干部听录音传达时是没有的。我是当场听到的。)曹荻秋这是想蒙混过关!但是他混不过去,于是就由陈丕显替曹荻秋出了一个漂亮的题目:《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重新找人给他做检讨文章。可是,题目再好,你们不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彻底交代出来,彻底清算,想溜是溜不走的;不把你们包庇市委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彻底交代,不把你们怎么和他们共谋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幕老实坦白,想滑是滑不过去的最后,我想向机关工作的同志们谈一谈我的心情,谈一谈我为什么要革命造反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自己的思想处在一个极度矛盾的状态中,用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教导,对照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我对上海市委的问题的严重性,逐步地有所认识,但是,自己又处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之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自己想起来造反,但是私心杂念很多,怕这怕那,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怕造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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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私”字当头,不是“公”字当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要苫学“老三篇”,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要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市委文革经常把我推岀去做挡箭牌,倒使我接触到不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我本来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有距离,但是越和他们接近,越觉得他们革命造反精神强烈,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正确。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和他们相处多了,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冲破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他们在起并肩战斗。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到复旦大学去,在那里进行革命造反的同志,对我痛加批判,深深触及了我的灵魂。这时我才认识到:要造别人的反,首先要造自己的反—破私立公,彻底打倒“一口观
    我还发现,和“一口
    观”相联系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奴隶主义。长期以来,习惯于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按照上级制定的一整套条条框框往下灌,觉得日子很好过、挺舒服。这完全是一种反群众路线的恶劣作风。也不想一想,这个上级的布置,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照此下去,必然要出修正主义。当我下定决心要造反的时候,革命造反派的战友送了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我感到又激动,又惭愧,前一时期,我们背离毛主席的教导已经够远了。我们应当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决不做假革命派假造反派,一定要仿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决不做半截子造反派,要做一辈子造反派,用毕生的精力革命造反到底!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前面引路,我们豪气万丈,信心百倍。那些阻挡革命群众前进的花岗石、狗屎堆,将被摔得老远!“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直须斩万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将如顶天立地的新松,万世常青;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恶竹,将被斩尽砍断丢入历史的垃圾堆
    3,天津市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参加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同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文革小组芦志彬同志、中共河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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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小组茹洪声同志,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煕国等二十人,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代表六人。我们在晚九点卅分走进国务院某会议厅,周总理迎到门口
    和我们亲切握手,让我们坐下,关心地问我们的名
    字和家庭情况。总理十分关心我们天工红卫兵组织,提出了很多问题。〗
    总理:你们谁是总部的?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总理: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前三个。(指被接见代表名单中的前三名)
    总理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赵建敏迟疑了一下)李颉伯: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总理: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赵建敏答: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总理:你们(来京的)有多少人?答:共来五百多。
    总理: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呀?答:家里还有四千人
    总理:啊!这么多人啊!你们学校一共多少人答:有六千多。总理:学生有多少人?答:四千多人。
    总理:你们这边有多少学生啊答:我们这边有三千左右。总理又关心地问:怎么编制啊?赵建敏答:共分八个连总理:这么大的连!
    赵建敏:我们以红卫兵为核心,还有红外围,就是红战友。
    (总理此时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将天工红卫兵、红战友写在代表卡片上。)总理:“红战友”这个名字很好哇!我可以当你们的红战友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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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红卫兵有多少人?赵建敏:有一千四百人。
    总理:一千四百人八个连,每个连一百八十人吧?李颉伯:不到吧
    总理:八八六十四,一百八,对!就是一百八十人一个连,你们这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啊!(又对赵建敏说)你这个官不小啊!(众大笑)你们不都是指挥官吧?比如吴××,你是什么?是连长、班长、还是战士?
    吴××:是战士。总理:在总部吗?
    吴××:不,在连里,资料组。
    总理:你是来记录的,可得记全点。(对大家说)你们是全权代表吗?赵建敏:是
    总理: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这时,天津造反总部又来了六个同学,总理又
    了他们姓名,当点到
    我院红卫兵天津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部联络员于登元时)
    总理:于登元你也和他们是一派吧?是左派啦!(于笑了笑,没回答)
    总理:噢,谦虚嘛!(总理知道他家在邢台地区时,关切地问地震情况,“你们那里损失多大?”于登元答:不大。
    总理:最近又发生两次。李颉伯:我们还不知道呢!
    总理:让你们安心开会嘛,没告诉你们,河北省委人很少,不仅你们闹革命,还有工农群众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嘛,你们要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心胸要放在大世界上
    (此时由总部的一位同学谈话,引起总理的下面一段话)
    总理:我给你们一点知识,毛主席在青年时代一直是襟怀坦白,胸怀大志毛主席二五年第一首《泌园春》有多大的气概!这是主席精神,我还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要从正面观察人。(总理从衣袋里拿出主席语录,放在桌子上)劝告你们一件事,不要搞小动作,有事摆到桌面上。你们年青一代要胸怀大志,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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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革命斗争,从小要立定大志,向主席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要学毛主席的好作风。实际就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进入社会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阶级分析。青年时最好的调査就是把自己的家庭研究一下,最好的办法是自我研究。我不是常说嘛,思想、政治、家庭、社会、生活五个关,我们要破旧立新,对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对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阶级分析,这是社会调查的开始。青年人不能一下调査清楚,要逐步深化,到老不休。好!我现在和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讲,你们是左派啦!谈谈问题,其他六位是见证人,你们不是他们学校的。
    李颉伯:他们是一个总部的
    总理:天工有自己的独立性嘛!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査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首先问两个同学)
    噢!你们算得不清,我给你们说说吧。有多少自由,有多少民主,多少权利,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闹四大嘛,第一、大鸣、大放,你们对什么都要敢批驳,省委如何你们都敢提,谁的大字报你们都敢写,你们到北京还不贴我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权利啦!大鸣,即鸣放了,炮轰司令部,这不是大鸣啊!不管你们材料有多少就轰一下,当然有的可能是空炮,一下轰的没东西,那还不是空炮啊,实际上就要有材料。大放,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你校基本是两派将来还要分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想动态也是经常变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北京看来就是这样,原来两派,后来又分,分得很多,这是个规律。这就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有六大权利,过去不感觉,现在你们得到了权利,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这就是言论。对河北省委提了不少,你们还没有说我已知道一些,还有出版,你们至少有油印材料,你们有铅印的吗?(答有)这不是出版的自由吗?集会,你们大会、小会都有了;结社,你们不是组织红卫兵了吗?游行,你们都游到北京了,还有点示威性质的,闫达开是站在前面吗?(闫:是)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四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摆队伍到大门口欢迎,还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正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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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颉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
    李颉伯:我应该检查,我没领会总理的意图。闫达开:我当时也没坚持。
    总理还对大家说:你们还怕闫达开累着啊!你们说全部来,我说你们来廿个人,原米我叫你们双方都来十至二十个人,自己决定,可是你们不同意,说这是承认双方。当然要承认双方,就算他们是保守派也要承认,就连资产阶级议会也还承认彼此。英国议会有保守党、工党、共产党,法国皇帝被推翻了,也还有保守党,无产阶级的为什么不可呢?总是有左、中、右的,政洽态度上有区别,承认双方,不是轻视哪一方。刚才你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左派,这是你们还认识不清,政治发展是分派的。中央对学生组织是可以承认几派的,要是一下子就统起来,那才是迷信呢!不承认也会内部分派,思想动态永远无止境,如果都致了,人类也就消灭了,因为没有矛盾了。现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到共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就是这样矛盾的嘛!对立统一的嘛!我打电话是通过李颉伯打的,没有什么阴谋,你们不要把什么都叫做阴谋,对敌人才是阴谋,对自己怎么说得上阴谋呢?到这里还是和你们二十个人谈,你们三百人来只能见面,或者我演说,谈话还是你们二十人。你们坐汽车了,他们坐火车来的,你们九点多到,他们两点到的,你们见到了没有。(众:没有)这不好,你们不见他们,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呀?这怎么政治斗争啊?不在一起怎么行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怎么能行呢?孙桂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总理:可以告诉你们。(总理回头叫秘书,问他们在哪里?)秘书:他们在化工学院。
    总理: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你们去拜访嘛,都是同学嘛!你们是同等兄弟嘛要不耻下问(总理解释:成语要新鲜,要不叫人误解)。大队人马总不能谈,你们要走来,我就欢迎了,这个精神没有发扬下去。
    闫达开有胆病,现在又有些痛,他不叫我说,我得给你们说,他是好同志。你们精神用的得当,我们坚决支持,他们前面来,你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面就来了,你们申述,他们也申诉。宪法有六大权利,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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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说:“我们规定的少了。”按毛主席的意思连罢工、罢课、罢税,请愿都写上。现在虽然没写,你们已超过了,事先放了假,你们就不用罢了。前一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是在某些问题上,现在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主席支持登出来的,你们想大字报能登到报纸上吗?我都想不到,只有我们主席才能这样做,才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是举世无双的。列宁死后,斯大林保守,许多东西不敢在报纸上登。这张大字报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字报登出之后,我们就宣布放假,这是在北京常委请示主席同意的
    不能把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把什么都说成错的了,一件事做对了,可又有的做错了。放假是北京同志们提出的,但是又出现了限制大字报,不让在外面贴等框框,束缚了群众,不要说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无是处。照毛主席的意思,放手就要放到彻底,只有毛主席伟大,如果你们要知道时间这么长,你们就一定走来了
    (众:对!)
    米文智:我们可以走回去。
    总理:好!可惜工作离不开,不然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我这可不是激将啊」你们革命小将用不着我激将,你们应该激我的将。你们坐车花不花钱啊?
    众:不花。
    总理:不花,还不是国家的钱啊!你们有六权、四大,吃饭不要钱,这么多的民主权利,这么大的民主,要不要集中啊!你们看看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的民主,要高度集中,你们有最大限度民主,只有毛主席敢下这个决心,你们也承认集中才来到北京请愿,这是上下关系,毛主席给你们最大限度民主。现在我向你们要求,要一点集中,集中到中央来,闫达开同志的问题不管多么大,这是要中央处理,你们说是不是?(众:是)好!好!你们承认毛主席的党中央,就让党中央来处理。(总理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国家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们会这样做的,由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对敌人是最强烈的专政
    毛主席进北京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对反革命,是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政是为保护人民的!你们也得到了专政的保护。
    专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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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武装方面,武装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说得清楚,没有军队就夺不了政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
    要依靠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必须尊重爱护,他们是保护你们的,你们同学们运动发展到“高昂”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有的就到机关里査材料了。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机而入啊?要是推广这个经验,解放军可就忙了,要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好派解放军去保护了。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査一遍检査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这样就分散了国防力量。
    我们给解放军定了几条纪律,限制解放军要“五不”,讲话不动气,挨骂不还口,交涉不动手,打了不还手,受伤不开枪。不要对革命青年动气,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打伤了要说一句:“同志们,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凡是革命的青年们,听了都会感动的。解放军是徒手保护你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复杂的,你们不知道界限,不知道没关系,知道就不会那样了。对毛主席的解放军要尊重。
    另一个专政的法律工具是公安、法院、监狱,这是对无产阶级敌人镇压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维持人民秩序的。比如警察,人多就要让警察来维持,专政的权力交国家掌握,应该信任我们的国家,党来行使这个权力,你们不要干涉。北京政法学院揪工作组斗,追査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把材料藏到档案室,同学们就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给撬开了(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法院是专政机关我们要保护,当然监狱更不能进了。
    第三、专政的宣传机关,对人民宣传,对敌人打击,这是新中国的声音,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党所领导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这些由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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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不能由一部分同学去占用,消息登不登由新华社决定。你们的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在大街上贴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外国记者抄去了,外电传出
    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发表,发表就成为正式的了。有些地方还要保护它的尊严,有的在天安门两旁,人大会堂的柱子上也要贴标语,我们说服了,这两个地方没有了,中南海的红墙上现在也贴上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大字报贴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但我们还要等一等,慢慢说服,等同志们觉悟了再慢慢来
    这三件事要抓紧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这里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用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闫达开身边的同学。
    你们同意吗?
    众:同意。
    总理: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颉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同意了,同志们很懂得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查的,这样你们就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今天我想谈的主要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烘托,是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有帮助吗?
    众:帮助很大!
    总理:青年人一时想错了,想过来就是了,我不责怪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改,完全允许的。五十年前我们也有好些笑话,你们比我进步得多,我们很高兴,要不是时间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小笑话,当然你们也不是扣留他
    闫达开:不是扣留,是解决问题。
    总理:当然你们的理由是怕别人抢走了,这点不行,回到天津也不能这样抢来抢去,我们电话通知他们,谁也不能再抢。前些日子我替李雪峰同志办了一件事情,雪峰在北大作检査,快完的时候从旁边插进来一支军队。李颉伯:不是真正的军队,是学生,是红卫兵。
    总理: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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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让他检査得通过中央,北京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光北大就七、八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检査一遍,那怎么能行呢?我已经答应他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见他们,我说你们是左派,就是左派,我不会两面派,当着他们的面我也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你们是左派。但是不能说你们每个人的一切思想都是左的,有的时候就过了,是带引号的“左”,那就是形“左”实右啦!看起来天津的事,我也沾上手了,要找我,放不下
    李颉伯:(对总部的人讲)总理很忙,别的学校就别找了,错是我们犯的这样我们心里就够痛的了。
    总理:来也好嘛,来了总会有帮助吧众答:有很大帮助
    总理:我只解决天津工学院的问题,别的学校别来了。以后有什么,一概在天津解决。
    现在我提三个方案:
    第一是:你们全都来北京解决,我想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是:只限你们两派争论和省委的关系,在这谈出一个头绪,回天津解决。第三是:干脆所有的问题都回天津解决。今天是三十一日,你们要谈就耐心等,等一个星期,我把时间安排安排,我不让你们回答,你们回去考虑考虑,我建议他们(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你们再回答,明天我见他们,以后还见你们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指我们留闫达开解决问题)我要预告他们,不许他们抢,要抢的话,说就要说重点,我下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解决,我就谈到这儿,你们也别说了,反正我还再见你们一次。另外闫达开,李颉伯同志去跟同学们见见面,看看同学。
    (闫、李表示同意)
    (这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总理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经历过“八·二五”革命风暴洗礼的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袖章。当把袖章献给总理时,总理伸出左臂戴上了我们的红袖章。
    总理在接到我们的“八·二五”帽徽时,关心问:“八·二五”是什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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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忠信: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总理: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最后,总理、闫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座谈摘
    〖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五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五名代表,于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九点十分到夜一点多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总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并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座谈中在座的还有华北局负责同志,河北省的负责同志。晚九点钟,我们二十名代表来到会议厅门口,总理走出门外来迎接我们,我们看到了总理,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走起路来十分强健有力。总理虽然年近七
    十,但脸上没有丝毫皱纹,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为我们革命老前辈的身体健康感到幸福,总理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我们的代表一一向总理问好,并代表全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和共产主义红卫兵全体战士通过总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周总理身体健康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毛主席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说有事研究,这时才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周总理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并请总理将我们的另两付红袖章转送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们给总理带好了袖章,总理说好,我跟你们合影,合影后总理不止一次、两次的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个个心中都下定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座谈开始,总理点名:“赵红旗!”赵站起来回答:到。总理高兴地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赵答:不是,从小就叫红旗。总理:你多大了?赵:二十二岁总理:噢!这也可能。总理又点名:王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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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到!
    总理: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地震怎样!
    (总理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就详细的关切的问了地震区的情况)总理:你回家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呀?
    王:我回家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的非常好社员千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那里建设得很快总理:噢!你们在哪个地区!代表:我们在隆尧地区。
    总理: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
    总理继续点名(这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同志)“刘学敏!你是宁普的?也是地震区,你们那儿的房子盖了吗?”
    刘: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没有回去看看吗?也没有去信问问吗?刘:没回去,家里也没告诉我。
    总理:噢!家里人是怕你们惦记,你要关心嘛!往家里去信问问嘛
    (总理继续点名单,互相交谈着。念完了人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起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我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袁血卒和中央××领导人的关系问题。)
    代表: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中央××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总理: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代表: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总理: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袁血卒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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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付书记兼付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
    总理问×××和×××:是吗?
    ××:(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代表:可我们批斗袁血卒有人说是大阴谋。
    总理:黑帮揪出来,你们就斗嘛!怎么斗黑帮还是大阴谋呢?哪儿那么多大阴谋。
    (此时总理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代表问: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一女中上学,据说她近来请假回家整理他爸爸的材料,就等××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同志或总理一句话她爸爸题就可以解决了。
    总理:这种人就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这更证明他是好吹嘘的了。
    (电话,此时调查报告送米了
    总理念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六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
    九月二日××接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也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给江青同志写了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付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天工红卫兵)写过信,×××同志说:“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红卫兵写过信,只是接见过他们。”
    接着又谈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天工红卫兵的问题。
    总理: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你们要是不革命我就不和你们在这儿谈话了。我支持你们,他们我也支持,这不能说是折衷和稀泥,思想总是在变动,都是有先进与落后
    代表提到左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总理:关于保守派问题,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党内也有中间的,偏右的,各个队伍中都有左、中、右,不过左派有的多,有的少,左派和先进派一开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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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数,经过团结和争取可以变成多数,而多数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变成少数,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一时一个变化,左,是有限度的,左的超过了限度就下来了。我和第二司令部谈过话,北京××学院马上开始整风,他们过于相信工作组了,我问他们什么叫整风?他们说:就是让过去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也参加整风,让他们给予批评,给提意见。这好啊!这很有涵养。他们给我写了信,我给他们发表了。当时还有××学院热烈支持响应,北京各派也还有分化,目前达到高潮
    (我们和总理谈到大方向的问题。)
    总理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一八红卫兵也好,其他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点,大方向能说不对?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岀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锻炼自己嘛!
    代表:可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辩论,我们的大方向就错误
    总理:你们是绝食的
    代表:不!我们是反对绝食的。总理,你们是少数受压制的?
    代表:是的,这个问题,都知道。(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情况。)
    总理说: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应该讲道理,要材料追査材料,中央要发一下紧急通知,解决这个问题,该交的交,该烧的烧,因工作组接受领导的路线不能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代表又讲到十·廿七事件×××用大汽车开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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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颉伯说:确有这事,Ⅹ××只得这么检査,再详细就不好说了……。(然后代表提起长征的事)
    总理:长征问题,进行徒步长征,陈伯达同志给讲了一些,大学生跑到人民日报社,并且和陈伯达同志吵,说陈伯达同志搞阴谋,大串联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嘛!北京学生南下的多了,走了还回来嘛,并且也不是叫你们都去,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接见时还谈了这回事,有人说:北京学生都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同学之间彼此斗,不是你那派斗我这派,也不是我这派斗你那派,不希望同学斗同学,保守派不是百分之百都保守,观点有错误可以改正,不断地变,路线斗争不是一方走了,就不能进行,走了还要来嘛!路线斗争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路线错误是领导不是学生,学生受影响受蒙蔽,应当解脱出来,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三种提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少数人就不能搞路线斗争了?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争论,我和我的秘书在办公室里就进行讨论,人的思想斗争反映路线的斗争嘛!比如我吧,脑子里也有保守的东西,经过我想想之后,排除了保守的就先进了一步,昨天的稿子,今天改了几个字,这就是斗争,人的脑子要象石头那样僵化,那也无所谓人类了。
    不要你打我我打你,这就是斗争,我今天就讲这些了,你们把全部的问题想想,关于你们同那一派红卫兵的争执和省委的问题是在北京解决还是在天津解决,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保证不武斗,我保证说服他们不要武斗,他们打你们,你们也不要还手,这不就停止了吗?省委的问题是另外的,他们要检査,争论我不参加,我参加了就不能办别的事了,我只能给你们扫清障碍,打人的事可以解决,以前你说他们打你们,他说你们打他们了,并且也找些借口,刚才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以和省委解决自己范围內的问题,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下去
    不要堵省委的门口,有子弹就炮轰,堵门口省市委不能办公,始终堵住不放,那省市委的工作怎么做?
    十月十八日晚上的会议决定发一个紧急通知,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把中央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了,以前党委和各中央局有些被动,有些地方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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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也来不及传达,社论一发表,红卫兵就起来了,就冲来了,这样也好嘛!使我们的干部受了锻炼。
    ××:那个材料我们省委强挤了两天时间念了一遍。
    总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了,所以用10-20天时间充分学习领会精神,你们好好整整队伍,不然会分化的,北京这边象××和××大学都化整为另了,××大学分化到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了。各种思想都在变化,这就要内部好好整顿,提高思想水平,必须按十六条整顿,把思想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加强了,当然我说的是思想战斗,一旦国家有事情,你们就成了后备队了,以民兵为标准了,目前还是个文化战斗队,这俩书记(指×××、×××)不能留在这儿,我的意见不再对这个争论下去,要高举主席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会胜利。
    我不赞成留在这里,天津的问题在这里不好解决,我只帮助讲些大道理,不是保守不可变进步,左派也可能变成保守,政治态度是可以变化的,保守可以变进步,左派超过界限就可以变成保守,革命左派不是自封,也不是别人恩赐的。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相信省委挺身站出来检查,省委解决不了会派人去,但决不是我
    现在把打人骂人取消,你们不打他们,我说服他们不打你们,你们大本营在天津,你们可以写材料给我,我可以看看,也可以转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一再讲,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不做总裁判,×××、×××在北京总要和你们谈一次,派代表还是全体?(×××插话:派代表)我认为代表好,派代表可以坐下来谈问题,人多了一起哄怎么谈问题?象现在这样打不起来,人多了就不能保证了,我还相信省委,你们可以再找找看,省委再解决不了,可以再来嘛!进一步解决要靠自己努力。
    总理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天工红卫兵)讲什么了吗?代表:我们不知道。总理:没有告诉你们吗?代表:没有。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指×××),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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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总理:听说你们还要扣留他们?
    ××: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就来了。(接着我们又谈到长征问题)
    代表:根据我院的情况是否适合长征?
    总理:徒步串连到工农中间去嘛!做长征打算,整个大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有准备,有个安排,从现在看,春假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不了的,可能到暑假才能结束,从长征利益着想,还是把事情处理好,长征不是小事,凭一时激情不行,应该做好准备,应该好好安排,长征到社会上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昨天见你们(天工红卫兵)也谈了这个问题。我正在开会,听说他们弄着×××步行到北京,不管是他们弄着×××,还是×××带着他们,二百多里地嘛!来个小长征嘛!锻炼、锻炼!当我打电话告诉Ⅹ××不要派车去接他们时,可是已经晩,他们已经上车了,看来长征不是容易的事代表们谈到搜身、封门的问题。
    总理: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总理:我反对这种作法。
    最后出来时,家在地震灾区的同学对总理说: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灾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非常好,灾区人民无限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他老人家放心,总理的问候是对灾区人民的巨大鼓舞。
    (此材料根据座谈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之处我们负责)
    天津天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小组整理11月13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在座的有:天津大学红卫兵代表六人、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二人、东风大学(师院)红卫兵总部代表二人、天津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四人。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李颉伯二同志、省市联络站站长杜长天同志华北局卢志彬同志、省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儒洪升同志。廿二点五十分左右总理来到会场,代表们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後齐问:周总理好!周总理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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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握手,问代表都是哪个学校的。各校代表向周总理献袖章,周总理戴上了东风大学红卫兵联合总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总理开玩笑地说:他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你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代表们说:两个都参加!周总理笑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折衷主义了!代表们都笑了。然後,总理点名熟悉人。〗
    总理问天大:你们住在那儿答:华北局
    总理问:你们总部在北京有几个人?答:两个人。
    总理问:你们来京干什麽?
    总理说:中央同志讲话你们都看到吧?听说你们互相传说,连陈伯达同志讲话的草稿都传出去了,都传错了。
    代表说:我们没传。
    总理说:你们二十五个大城市的革命师生在京都参加了哪一派?都是一派吗?你们之间是什麽关系
    答:只是互相学习,联络传阅一些材料。
    总理说:第一步只能是学习,联络第一步只能搞全国的……当然了,全国也可以成立,不过大家得承认。你们想谈什麽,我对你们毫无所知!(笑着说)上次接见第二司令部时,×××来了。我以为你们(是指某校红卫兵)是和第二司令部志同道合的。保守也不是固定的,是要分化的,主席接见都是说接见革命师生,不能说接见"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青年人的思潮是起伏的,分一时期又合,合一时期又分,有左、中、右之分。左的先进一点,坚决一点,看问题远点。左派要争取多数,把中间偏右的说服过来,多数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新的观点出现了,又要分化。青年学生总不能象我们伟大领袖那样能把人们思想集合起来。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才涌现出来的,经过几十年奋斗,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更改的,青年怎麽能够呢?从路线斗争,社会的斗、批、改来看,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期到明年暑假,我们透露过几次了,现在确定下来了,要公布。经过一年的考验,更多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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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代表提到总理上次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时所说保守派问题。)总理说:都是革命学生组织嘛!有左的,有中的,保守是中间偏右一点。毛主席接见的革命师生,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放假革命嘛?有的保守一些,後来改进了,有坚定的,有动摇的,这种状态完全可以理解。有闹的坚定,有闹的动摇,这种状态常发现的。看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两个,後来几个,几十个。清华也分化,革命师生大家志同道合,朝着一个方向,起伏不定,总是经过一个考验时期,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左的要说服大家,团结大多数向前进先进的可能又有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观点。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经过几十年考验奋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红太阳。青年人嘛,这个问题,这个人看得准一点。哪个问题,哪个人看得准一点。斗批改,破四旧,立
    四新,把初期革命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学中学要延长到明年暑假,时间不能短,短了不能考验一个青年,时间长对一个青年有好处。
    你们不同於我们当年闹革命,匆匆忙忙的,时代不同了,你们处在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根本变化了。你们太幸福了。现在有毛泽东思想,有利得多,放手让青年闹革命。我说老实话,没想到过,做梦也没梦见过,我也没做过这样的梦。你们梦见过?(把大家问笑了)也许有人幻想过。但是只是幻想,不是现实,现在成了现实,道路还不是你们走出来的。现在实现了,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主席批了一张大字报,威力就那么大!运动轰起来了。第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不是主席写的,是主席批的,主席抓住了公布了,其作用多大!这还不是群众的创举?
    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登报後,想不到大字报满天飞。原来想大字报有两个内外有别,国内外和校内外,不让贴在街上,外国人不能看,初期这些苗头就是怕。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利用工作组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发展到围攻群众,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都登报了,大字报都贴到大街上去了,还有什麽内外有别,外国都知道了嘛!这就是主席的伟大报纸一登就冲破了界限。要冲,就得有大字报,没有大字报怎麽冲破呢?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和领袖的英明决断相结合。
    以前四清,工作组需要一点,人不要多,主要依靠群众,放手反动群众。人多了搞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就不好了,冷冷清清也不好,廿三条给纠正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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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反动群众,特别是学生放了假,又不让他们搞,这是矛盾的。…北大陆平撤了职,党委解散了,六月初在北大开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主席说要少派,最好不派。但是全面开花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天津没有派,但党委和工作组差不多,总想包办代替。(李颉伯插话:天津只是师范学院派了。)主席早看出来了,要让群众自己去闯,既放于就让大家闯,运动初期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凡是革命运
    动都是这样。目的是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整有错误的也好总得自下而上轰一下吧!
    不过,群众起来闹革命,出现这么多组织,没想到。原来只有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把这些写上了。群众不受这些限制这方面,中学比大学强。首先红卫兵是中学搞的,中学生比大学生闯劲就大。我参加过你们小弟弟、小妹妺两次座谈会,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照这样说,我们就成了保守派了。(笑!)就是他们革命,当然这么说是片面的,但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闯出来的,而不是清华大学闯岀来的嘛!更大的创造性是出现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称我们都没想出
    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写了三篇大字报。《造反有理》,主席看了很称赞,给以支持。这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主席的英明果断。八月四日我到清华讲话,代表主席对红卫兵表示称赞,欣赏。那次以后,全国就轰起来了。到“八·一八”毛主席肯定了,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下全国都有了。这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群众,主席一下子抓住了。新事物总是由群众产生,领袖的英明智慧把它抓住。天津没有北京组织多。红卫兵……分几派。革委会应该是革命师生的统一战线,百天了,还没统一,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也有部分人不拥护。全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委会,原因是青年的思潮起伏大,有的组织校内的、全国的,有的组织到边疆,有的想成立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人家不承认不行。日本几个红卫兵镇压下去了。坦桑尼亚有几个朋友带着我们红卫兵赠给的袖章回非洲,在机场上人家检査,学习中国红卫兵精神,不让检査,报纸登了,说中国红卫兵闯进了非洲。坦桑尼亚会不会发展红卫兵,这要看它自己的条件。红卫兵在国内如雨後春笋,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红卫兵在学校发展,也向校外发展,还要向全国发展。时间拖长,放假到明年暑假是必要的,给你们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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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时,北大的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串联,後来主席一批判这个错误路线,学生们马上冲倒社会上去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们有些被动。後来主席接见大家,又坐车不花钱,後来派专车,後来吃饭不花钱,这就主动了。我向你们介绍这个经验,要紧跟毛主席走。
    你们思想有个时期保守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往前进嘛!就象运动员一样,有先进的有後进的。这不等同於法国保皇党,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保皇党。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至死不能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是起伏的,本来是前进的,不能认为一个问题上保守就不能前进了。对於某个问题陷於保守,没关系,不要气馁懊丧,我看犯点错误对你们有好处,错了就改,没关系。北医的整风空气很好极″左"的不相信,我看人家是有诚意的。第二司令部有几个单位说要整风,我问“闭门整风吗?”他们说:“不!是开门整风,先让左派批评我们,然後自我批评。”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们(指北医)的主席思想学得不错嘛!相当不错!左派就不犯错误?我不信,犯错误就改嘛!阶级兄弟嘛!宽人严己嘛!又不是敌我还能幸灾乐祸吗?敌我之间才能幸灾乐祸。同志们有缺点,有错误,要帮助他们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欢迎别人批评
    (总理说到这里,问了问各校的情况,天大红卫兵提出两方面红卫兵中五类多不多的问题。)
    总理说: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红卫兵的条件总不能比党员还高吧!征兵条件是要求严的,要贫下中农、工人等,但表现好的还可以嘛!初期我们支持一下,解释为红五类为主体,还有四肢嘛!我们对新生事物是欢迎支持的。欢迎是第一。以后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指点指点。新生事物开始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红卫兵发展到现在还那样能行吗?小孩总是成长一段才教他走路,说话总不是一开始就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
    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太阳刚出地平线时的红不是真红,是地平线的反射,升到东方才是真红,才能发出它真正的光辉。最近不是传着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吗?那是初稿还没定稿,有许多字都传错了。象主席那张大字报也传错了。你们还得跟着改。这样传对国家机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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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半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放假到明年开学(九月份)还有十个月,时间很长,自己要很好计划,如何搞学校,社会上的斗批改,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各单位领导要掌握运动的规律。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前进一点,有些落後一点,没多大距离嘛!原来前进的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後,和运动员赛跑一样,那是运动赛跑,咱是政治赛跑
    总理看表说:十二点我还有会
    接着说:今後你们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外地来的见了主席还不走,占着地方,再来的没地方,送不上饭,天又这么冷,在外面坐着,怎麽能行呢?
    永定门车站又来了三十万人,我要去为三十万人服务。现在外地学生还有大批都见过主席也不回去,你们天津的是得天独厚,不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离北京近,你们回去做做动员工作,让出地方来让外地的住,现在大学都串联去,把大夫也都带去了。外地同学无法住,这不好。这次来的中学生多,乡村来的多,他们比较老实,不象城市的那样调皮,这也不是不变的,在城市呆些日子也会变,存在决定意识嘛!现在居民区三分之一住上了,(原稿如此)六十所高等院校最大容量三十万,现在只接待二十二万,原因是有见主席後不走的。现在北京已有二百四十万,你们倡议倡议,带带头,让一让,在北京少留人,你们这儿留有多少人?(答:没有多少人了,大家都回去了。)好,那你们更有资格说话了
    天津大学的问题有特殊性,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没有?反映情况没有?(答:联系了,反映情况了)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这是一个办法,你们自己还要搞岀个样子来,做个榜样嘛!(大家递材料)总理笑着说:××的事我再声明,我不陷进去了,北京我已陷进去了
    (有人把某校红卫兵印发的:“号外”——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一递给总理)
    总理很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於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寄份综合材料(一两千字)给我,明天上午十二点交给我能行吗?(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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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别走,留一天,後天再走,我派报社同志到你们那儿了解。派人到××,到社会上调査。调査清楚了才能解决嘛
    现在省委只能做团结工作,现在省委能召集两派到一起开会吗?(答:不能)不,有一派很好嘛?打了不还手,骂了不还口,象解放军一样嘛?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高举十六条
    天津有一个问题,省委可以检査,听说你们做得很好嘛!打不还手,骂不还
    (这时南大、天大、东风大学都汇报了一些基本情况)
    总理说:你们真的受压制,可以写材料交给我看一看。最近一天先别走,可以派中央同志和记者去了解你们的情况。我只有五个秘书,主席让建一个班子,很忙,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提到打人)打人是不对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这个文件规定的嘛!(这时有的代表问:关于长征问题。)总理说:最近就要发通知,十一月廿日停止来京,因为天气冷了,明年春暖再来,再搞免费乘车到北京,还有充足时间来。停止期间在省范围内搞徒步长征,先搞个试点。各个省可以在短距离内搞试点中央搞长距离试点。中央搞全国试点,为大家设计路线、粮站等。我们打算在北京搞个徒步串联访问站。今冬作典型试验,明春可组织,我们可以帮助。有人要走长征路,但要做好准备。以前我们过草地、爬雪山是夏季,还披羊皮。现在自然变化不大,必须做好准备。以前长征有两个敌人:一个是阶级敌人,一个是自然敌人。现在只有一个自然敌人。长征时要宣传主席思想,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走马观花,你也得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群众干什麽,你就干什麽,向社会作调査,作阶级分析。这是主席的基本功!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们要学习好。我今日到主席哪儿去了,和主席研究过,长征不能一天走得太多,开始十几天走得多一点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李颉伯同志插话说,有的计划一天走一百里)。总理说:长征时还要搞分工,计划、社会调查、做工作,一天走五十里就不错了
    (当我们提到黑材料问题时)
    总理讲:关于黑材料等问题,透露一下中央有新的决定精神,把那些档案都烧毁。(当我们讯问後)总理又讲: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五月开始整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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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档案都要销毁(这时×Ⅹ×同志插话:总理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无论是对方搜去的或交去的,都要交出公开烧毁。)接着总理说:对,有这样一条,各方派代表一块销毁,过几天後就有通知发表
    (总理接着谈着,看表。时已零点三十五分了。)
    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三十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走了。接着阎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又和代表谈了谈。李颉伯同志说:你们和另一方要坐下来,达成协议。我们的总方向是一致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象打人,武斗,砸东西,这让我们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我们的态度是这样,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同意。有的人贪小便宜,总要吃大亏的,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也就是革命人办革命事。阎达开同志说:你们给总理写报告时,也要检査自己的错误
    ,河北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张庆奎:我们是河北大学的(陶铸同志一一和我们握手)陶铸:你们来多少人?
    马曙光:四百多人(把材料交给陶铸同志)陶铸:你们住在哪里?马曙光等:外交学院。
    陶铸:你们回去,回去继续搞革命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辫,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马曙光等:我们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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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我们把你们的材料交给文革小组。
    5,山西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参加座谈者: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代表,山西省电业管理局工人、干部“革命造反队”,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赴京同学
    戚:同志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你们等了好久了吧?
    关:你们都是山西的?有学校的?有机关的?有工人?市里的还是省里的?戚:你们各派意见都有吧?我们都听,我们来主要是听你们的。我们来做你的小学生。你们在山西了解情况多,可以提问题,可以当材料。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掌握以后可以带回去,一定向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汇报。你们要畅所欲言,把你们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反映给我们,有材料的可以交给我们研究,如果材料多的话,还可以给你们出专辑。时间比较晚了,明天早上还要和小学教员座谈,今天是不是不搞到天亮,我们已经两宿没有睡觉了,你们也休息休息,好不好?扼要地、把重要地讲讲。你们一个一个地讲吧。
    学生(山大):首先向首长说明来意,我们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反映山西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所贯彻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解答前段运动中的有关问题。
    (接着山大同学汇报自运动以来山西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状,当汇报到山西省委大抓“伸手派”时)
    戚:伸手派来了没有?这里有没有伸手派?(同学回答:没有)
    怎么伸手派不敢来。噢!不是一个单位的,学生中也抓伸手派?!
    (当谈山西省委压制群众运动时)(关插话:你们知道不知道袁振的问题?解悦的问题?袁振我不认识,解悦我见过,这在你们省里是很大的问题。)关:省市委机关群众运动起来了没有?工人:没有,尤其是中上层干部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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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36页,共5150页
    关:你们统计过没有?有多少“伸手派”、“野心家”?“伸手派”、“野心家”是山西的名词啊!
    (当讲到山西赵树理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时)
    戚:(笑着说)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是个反动艺术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戚:应该批判。
    工人:我们认为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是有根子的。
    关:(点点头)你们看根子在哪里?可以谈谈。说错了不要紧,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
    工人:×××,×××,×××,×××,×××
    (兵团代表汇报了兵团对袁振的看法,当谈到到鞍钢去调査时)关:你们还到鞍钢调查过?访问过老孟泰?
    (当谈到在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时)戚:“伸于派”就是你们山西的特点
    学生(兵团):山西省委说袁振的问题是党内问题。戚:你们怎么知道的?关:袁振贴大字报吗?
    学生(兵团):袁振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伸手?卫恒等人以“袁振是党内问题”为借口,不让我们插手,我们应当怎么办
    关:你们不会辩论嘛!(指袁振问题)
    戚:你们不是插手了吗?插手你们可没有问过我们吧!现在怎么又来问我们呢
    关:袁振不是作了检查,认了嘛!后来又发表了个声明?(当学生谈到造反兵团的组织时)
    你们才四、五十个人,太少了吧?怎么不多发展一些戚:你们那里还有“黑五类”、“红五类”的提法吗?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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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37页,共5150页
    戚:(问造反兵团)你们除了在袁振问题上造反外,还造什么反?做了几件大事?你们有什么刊物没有?
    答:袁振问题、付山问题……·。(当谈到开誓师大会时)
    戚:你们为什么在北京开?而不在太原开?希望我们去,去支持你们,是吧?那么我们没有去,就不支持那么了?
    学生(造反兵团):没有去,我们知道你们是支持我们的。戚:怎么知道的。
    学生:华北局会议,我们可以不可以了解?是不是保密问题?戚:这个问题问华北局,不要把矛盾上交。
    关:去华北局问他:“袁振你们现在怎么看?袁振是不是野心家、伸手派?是好人还是坏人?袁振是我们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工人:工厂企业中如何处理“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去搞些串联?机关中能否成立其他的革命组织?
    关:红卫队可以搞,工人最好用“联合会”、“代表会”,形式就多了。成立革命组织,中央是允许的
    戚:你们说是否可以发展?你们说呢?可以嘛!别的组织可以在嘛!红卫兵是三十岁以下的人,是青少年组织。老头、老太婆还象什么话?工厂干部有工作任务,我们不主张大批出来,怕影响生产,业余时间在木市串联为什么不可以呢?
    关:在本市可以搞。
    戚:你们出来了,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你们出来怎么能不影响生产呢?每天八小时工作嘛!文艺团体可以另外考虑,他们不搞什么生产,而是搞文艺,特别是过去的文艺团体,尽搞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所有他们走了也不影响生产。当然可以出来啦
    工人:中央对山西文革运动看法如何?
    戚:中央文革还未专门讨论山西问题,不好回答。由山西群众自己讨论学生:三干会的召开是否是中央指示,山西省委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人可否参加?(原件不清,大意。)
    戚:是中央指示召开的,犯错误就得检査嘛!群众不一定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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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陕西交大李世英是个“大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很有本事,他们不要求参加三干会,要保护会议开好,他们印发了好多传单,还搞了一个展览会,把参加三千会的人请了去参观,使参加三干会的同志了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得很好。他们没有参加三干会,但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是参加了三干会。
    工人:有的毕业生在工厂待分配,可不可以外出串联戚:那就参加机关运动嘛!具体可由文革委员会讨论学生:我们去步行串联可以吗?戚:步行还可以,大批的暂时不搞
    关:大批不组织,考虑到同学身体健康,等明年春暖花开再进行,现在你们作准备嘛!
    学生:大串联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结合?许多同学都走了,不回来
    戚:不回来也好嘛!总是要回来嘛!到那里安家落户也好嘛!文科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了,如果本人愿意,那里也要,找戚本禹、关锋也不能把他们拉回来学校的一斗、二批、三改不一定都参加,一部分人不回来,一部分人回来参加斗批改,订出新的教学改革办法。本单位搞运动不见得都参加,一千人可以搞,五百人可以搞,二百人也可以搞。串联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锻炼
    学生(山大):文革如何产生,在学校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如何进行组织领导
    戚:文革有几百人就几百人选嘛!将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嘛。组织群众,自己可以解决,你们学校还无统一领导,将来会有办法的。你们自己想办法,慢慢解决。
    关:你们的革命热情,我们坚决支持,向你们道歉,没有及时接见你们,请原谅。你们也很忙,我看你们应做更多的调査研究。袁振的问题不好下结论,但他们调査研究的精神是好的,通过调査研究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青年群众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主席早就说过,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正考虑厂矿的文革运动问题。学生代表也可以去厂矿串联,但保密厂不要去。
    戚:当然你们去了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包办代替、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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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关于平反问题,军委的指示是否适用于厂矿?
    戚:完全适用,指示中所说的群众,就是指给领导、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可以平反。象吴晗、邓拓就不能给他平反。
    学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群众中能不能提?
    戚:这个问题要具体看。比如谭力夫就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开了几次批判大会,这不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是个受影响、受蒙蔽的问题。我们是提策划的人,这个说法不要往群众头上按
    工人:两种意见不统
    种说另一种是反动路线,反动路线如何理解?
    关: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三点: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二、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三、有人说: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今年春天,我到山西去过。和山西工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和汾阳农民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接触过,很不错。他们很有水平,工作搞得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山西太纺停工,这是很大的损失。袁振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但我们了解得不多,不能得结论。如果袁振真的是个野心家、伸手派、反党分子,应登报公布,让大家讨论,使大家受到教育;如果不是,也绝不能马马虎虎,合稀泥,掩盖过去到底是不是,你们解决。
    戚:群众有权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工人:党委解散了我们的赤卫队,这是错误的。关:已经成立了的,就不要解散
    工人:是否还可以成立?(原件不清,大意。)戚:可以成立
    学生:联络组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要?派联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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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主要看他们千了些什么,要看实质,要按他所做的工作而定。联络组办了坏事,不支持革命群众,当然就是嘛!材料问题你们按中央指示去办,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到新的指示
    (当学生问到单位具体问题时)
    戚:要关心国家大事,大事解决了,小事就解决了。山西的大事是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比山西更大的事?
    工人:中央对山西运动如何看法?
    戚:山西文化大革命同样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全国两条路线斗争的个组成部分,其它看法你们自己看。
    关:你们想一想,具体问题不能回答。对你们、对工作组都不一定有利,不要强加于我们。
    学生(山大):党、团组织长期不活动怎么办?戚: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吧。
    工人:在毛主席身边,关心国家大事好关心,在太原就不好关心戚: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不是地理条件
    关:北京有好些是学生闯出来的,刘××的问题,他们贴大字报,我们也不知道,北京也没有说嘛。
    工人:王大任在一次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厅局长,这是不是定框框?
    戚:林彪同志讲过,我们打击的不是一切的当权派。当权派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省、市委都有两种,笼统地提是不合适的,反动路线当然可以批判。
    工人: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街上广播,说刘××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第二号,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
    学生(山大):四清派工作组对不对?与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有何区别?戚:是对的。二十三条有规定嘛,是中央通过的。四清与文化革命当然不同
    四清工作组是宣传党的政策,当然也有的有包办代替的错误。学生:一斗、二批、三改这个阶段如何划分和结合?戚:那当然不能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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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很难机械地划分阶段,要交叉进行。
    学生:伯达同志说“下段运动另有安排”,指的是什么?如何安排?戚:他讲的串联,是十月份以后的串联另有安排。文化革命为什么要我们安排你们可以安排嘛
    关:运动也是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中央会有总的指示精神,你们可以去学习新的精神。我看一些具体问题你们回去研究。
    学生:什么是保皇派?在一般干部、学生和大学中,有没有保皇派和保皇分子呢?
    戚:在群众中不要提保皇派。保皇派是指坚决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群众中不搞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不能叫保皇派。我们机关也有,我保过,老关也保过嘛,保了几天就算保皇派?认识清楚了,改正过来了,不保就行了。人的认识也有个迟早嘛!但认识后,就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斗争,不能合稀泥。学生(山大):在运动前期,党支部、党总支内部进行了分类排队,划分了左、中、右。现在同学要求公布材料,要求平反,但意见不统一,怎么办?如何避免同学之间的分歧
    关、戚:这问题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到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在运动前期的笔记本,可否查封和查看?戚:中央有文件下去了,你们回去可以看
    学生(山大):文革、红卫兵,各个战斗队之间的关系怎样?关:文革如果是群众选出来了,相信它,红卫兵就受它领导。
    戚:红卫兵与各战斗队当然不是领导关系,红卫兵和各个战斗队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关锋同志的结束语:
    山西发动群众靠你们自己,学会做群众的工作,你们回去发动去。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十六条公布以后,仍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人还是不执行,还是靠大家、靠群众。我们相信山西的革命群众和全国的群众,北京的群众一样,都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一再强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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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些问题未解答,可能你们感到失望。但有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问你们。今天,你们给我们反映了很多情况,对我们很有好处。你们要有雄心、有信心,山西运动一定会搞好。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打击,敢闯、敢斗争,当然要讲策略、讲究斗争方法。
    北京有的经验需要学习,有的就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三司令部。不见得北京才有经验,其它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对三级干部会,就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干部的工作。有的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大多数能回来,当然要斗争不见得北京有经验,其它地方就没有!我看交大的办法很好,我很欣赏,起了很大的作用。叫他们一展览,一宣传,就站到学生方面来了,支持学生。这不是很好吗?
    你们来北京取经,北京是首都,毛主席在这里,北京运动有好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联系。我看你们也有经验,多动脑筋。以后你们可以写信,可以寄材料来,我们还是认真看的
    (注:工人:山西电业管理局赴京同志中的发言,其中有干部。)
    6,内蒙古自治区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解学恭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红卫兵谈乌兰夫问题
    〖解学恭同志:新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
    乌兰夫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了吧!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谈了。就举几个事实,也可以看出他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乌兰夫听了这话以后,很怀疑,马上让他的秘书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有无根据。乌兰夫颠倒黑白地提岀什么阶级斗争是民族斗争的反映,这是公然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乌兰夫提出巩固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政治、经济文化。我们说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的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乌兰夫把政治、经济、文化平列起来,本身也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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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基础只有一个。就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他企图建立独立王国,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中央撤销了他华北局第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已承认了自己的全部事实。
    关于他的问题,由区、盟监委和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开了两个月,他先后检查了四次,刚开始态度极不老实,最后一次他检査了,还很诚恳,他表示要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要让在实际行动中看他。按照党的政策,按照十六条精神,应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重新做人,从实践中考验他,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干部中更为重要。
    让乌兰夫上天安门,中央是如何考虑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英明的,是正确的。林彪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他说:听毛主席的话,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高瞻远瞩,考虑问题不仅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从全世界的利益出发,我们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我们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是正确的,让乌兰夫上天安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但是,让乌兰夫上天安门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大家继续揭发他、批判他以及他的同伙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宁一在包头市接见部分工人学生和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仝体职工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首先向你们问好!(鼓掌)
    全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象毛主席所说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很多社论,最近又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比毛泽东思想再高的了。这个武器不仅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武器,也是全世界人民走向胜利的武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都没有进行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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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政治上取得了政权,取得了胜利,经济上也取得了胜利。经济上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如领导建设、经济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虽然生产增加了,只是增加生产,但是管理上不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是增加生产,经济挂帅,经济不但不发展,相反会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到工厂、到社会以及各个领域,人们的灵魂都要触动,其目的要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要破除,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立毛泽东思想,树立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化。过去我们政冾挂帅,现在我们无论学校、工厂、农村,广大工农兵、劳动人民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开会念语录,工农兵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风气,毛泽东思想家喻户晓。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都让劳动人民掌握,这在历史上,全世界都没有过。特别是哲学,过去都是知识分子学,现在广大劳动人民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实践论》、《矛盾论》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思想革命化了,就可以发展生产。生产力光是机器不行的,必须要有人,人要有个革命化的思想,人革命化了,机器也革命化了。所以,工厂必须抓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一仗打胜了,我国无论在工业上、农业上都有更大的发展和飞跃。特别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不仅看到生产发展,而且要看到整个国家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们后一代,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最高指示,让子孙万代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使我国永不变色,对于我国广大人民,千秋万代,对于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如阿尔巴尼亚也学毛泽东思想,将军下连队,干部参加劳动。苏联搞物质刺激,青年人用西方的方法教育年老的人当官做老爷,所以要出修正主义,所以要变颜色。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信任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只要革命就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有力武器,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有力武器。我们生长在中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搞革命是我们最伟大的幸福和光荣。(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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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七亿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有这样一个队伍,我们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后方。(热烈鼓掌)抓革命、促生产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大事。(热烈鼓掌)
    学校的红卫兵是革命的小将。毛主席说,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接班人,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按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办事。工厂也要按十六条和新发布的十条办事。许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受了委屈。毛主席、党中央有规定,凡是因为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贴了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按军委指示和补充规定办事,处理材料也要按规定办事。
    我们大家要立场坚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场要坚定,态度要鲜明,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待错误,不要以错误的方法对待错误。我们要发展革命的积极力量,我们要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斗垮、斗臭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要深、要透、要彻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主席给了我们六大自由,五大民主。六大自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五大民主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武斗,要触及灵魂。武斗简单化,你打他两个耳光,打他两拳,也打不掉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职工同志们和红卫兵革命同学们,一定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革命要依靠群众,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来包头,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不好发言,我的思想不见得好。所以,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来了以后,学了不少东西
    北京的红卫兵敲锣打鼓上街,贴大字报闹革命,我们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怕得要死。他们说,第三代比第二代厉害,我们让他们害怕,我们高兴(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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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这样,(热烈鼓掌)如果莫斯科出现了红卫兵,我相信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统统要排着队,戴着高帽子游街。(最热烈地鼓掌)把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统统扫光,(热烈鼓掌)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根子统统挖掉!(热烈鼓掌)同志们好好干吧!只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走,这个方向是伟大的,这是涉及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千秋万代的大事情。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一定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7,辽宁省
    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谢镗忠与东北工学院红卫兵谈话纪要
    〖说明:根据当晩我和谢镗忠以及金平(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秘书长)谈话之後,马上回忆整理写成这份材料,未经谢镗忠、金平审阅,如有出入,概由本人负责。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
    〖姜:我首先把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大革命情况向首长们简略地介绍了如辽宁省复官风问题;官办红卫兵问题;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个负责人(其中两名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党员,最早向院党委贴大字报的)被绑架殴打、失踪之事;省委领导的一些问题……认为省市委问题严重。〗
    谢:你们认为省,市委有问题,认准了,就造反嘛!
    姜:我们总部的人认识比较统一,但是有的人有些思想顾虑,怕万一造错了不好办,十六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後期酌情处理。”怕搞错了被划成右派。
    谢:错误是难免的,无意犯些错误可以原谅,你没那个右派思想,怕什麽打成反革命也不怕。你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事情总是会搞清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没有那个右派脑瓜是定不了右派的。即使受几次打击也是好事嘛!左派只有这样才锻炼得出来,你看准了可以干,犯了错误没关系,作点自我批评,多碰几次钉子,一次不能成为左派,左派不多受几次压是不能成功的,看来你们的造反精神很不够。
    姜:的确是不够,比北京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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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人到我们这里来了几次,我大力支持他们造反,结果,造出了个地下司令部。你们与他们有联系没有?
    姜:有联系,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有办事处谢:你们可以请他们介绍经验嘛!听听人家是怎么造反的,他们发动了群众,顺藤摸瓜,就把省委盖子揭开了。
    姜: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顾虑的,怕万一造错了人不好,特别是老干部年纪大,身体不好,涂了墨,游了街,戴了高帽子,造错了不好下台,将来道歉都来不及。
    金:这对老干部是个考验,老干部也应经得起这个考验。周总理说:“戴几次高帽子也没关系嘛!”
    姜:中央文革支持第三司令部,有些地方有人认为是否过了火,老叫人家回来检査。老干部事情多,特别是运动中事更多。没多大影响的问题,光是点工作组的问题,就算了吧!检査了一两次就算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怎麽批判就怎麽批判,不能让人家老回来。
    金: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林彪也是天才,主席有些想法也不是一般人马上都容易理解的,没理解也要紧跟着做。现在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胜利进行,阻力就会很大
    姜:三类、四类干部很难区分,有些三类干部打成四类干部的,象文教系统,党内大点的干部定为四类的很多,恐怕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中央能不能规定一些更具体一点的政策?
    金:是难分,三类干部是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不光看错误多少,有的干部水平低,错误多,跟着干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央以后会有具体政策下来的
    姜:造反什么样子才算造得好,而不是形“左”实右?
    谢:造反嘛!就要有些造反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委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北航“红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要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罗舜初回来检查。到国防科委干了廿八昼夜,到最後赵如璋才回来作检査。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们天天在那里闹,天天派人送饭,造反精神好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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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干了二十八天吗?
    谢:北航工作组的确犯了错误,北航“红旗”一定要他们回来作检査,有理就坚持到底嘛!他们干得好!这才叫造反嘛!
    姜:我们不行,沈阳冷得很,尤其是晚上,会把人冻坏的。
    谢:我们不能那样傻嘛!外面受不了,就硬到里面去,北航“红旗”从斗争开始到赵如璋签字回来作检查,我算了一下,一共用了三十三天的时间。外面不行,就呆在里面,谁让你不回来检査。我们才不傻呢!一定要睡在里面,你们管不着。你也不打他,他也不敢杀你。
    姜:我们能出去干事的人不多,我们有xx多个红卫兵,各种组织加上串联去的除外,剩下的就不多了。
    谢:北航“红旗”也就一、二百人,在那儿坚持斗争,看准了,心就齐了,你们有那么多人还不行。
    姜:北航“红旗”那种做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谢:造反嘛!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北京的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炮打××;到省委,省委书记根本不看在眼里,××都敢造他的反嘛
    姜:我们还想找中央首长谈谈,省委问题能不能给提提线索,指导指导谢:不行!我们都忙得很。
    金:你谢伯伯成天连午睡都没有,一天只睡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他主要是管军队的事,与文革首长在一起工作,彼此也不那么熟。谢:中央首长更忙,事情多得很,哪有时间找你谈话。
    金:总理工作非常忙,天天工作到深夜,有时批着批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工作。
    谢:你们不能光找我们,主要是你们自己千。大方向可以给你们指一指,具体的还得自己千,否则什么事情都来指导,包办代替,达不到锻炼你们,锻炼人才的目的。
    金: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运动起来,材料也自然有了。省市委问题主要靠发动广大群众去揭发,特别是省委内部,内因是主要的,红卫兵要起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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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的作用。要根据现在发现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去追根,步步逼紧,非追到底不可,就能暴露矛盾。要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扩大战果,顺藤摸瓜,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决了,问题就迎刃而解。省委盖子揭开就什么都好办了,不能分散兵力,要分主次。你们要有真凭实据,看准了就大胆地干。这次中央召开会议,东北局的人回去了,他们把中央精神带回去,上下一起动手,就好办了
    姜:那可不一定,中央要他这样,他不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谢:你们可以仝国大串联嘛!各省比一比,问题就会发现。
    姜:省委鬼花招很多,不容易搞他们,揭出一些问题,他们就给罢官,罢了不少。罢完了,有的群众也就认为大功告成,没有继续深挖,深揭了。
    谢:罢了官更好,你们让他们回来作检査嘛!姜:他们根本不来。
    谢:不来,不来就到省委去闹。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同学:请陶铸同志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转达我们辽宁大学“八·三红卫兵,“八·三一”红色造反团全体革命同志和沈阳市全体革命的红卫兵对他老人家无限热爱的心意和最亲切的问候。请您转告毛主席,我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中央领导其他同志身体健康!
    陶铸:我一定把你们的心意转达给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身体健康。你们都见过毛主席了吗?
    同学:我们都见到毛主席了!(一个同学说)我已经见到三次了。陶铸:那你是最幸福的了同学:我们之所以叫“八·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八月三十一日见到毛
    主席后,当天在北京成立的红卫兵,当时我们是少数派,是受压制的。
    陶铸: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过去革命要杀头,现在你们受点压制,挨围攻那算得什么?扣“反党分子”帽子又算得什么!
    同学:我们现在是多数了。
    陶铸:你们是多数了。那好啊!你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办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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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50页,共5150页
    同学:按主席思想,运动后期可以办到陶铸:你们学校还有几个组织?
    同学:有两个,有两个的总部被我们捣毁,我们不承认它们。陶铸:不要捣毁嘛!现在他们怎样?同学:他们搬到另一个楼了。陶铸:那还是没有捣毁嘛。
    同学:他们的一些人到中南海去闹事,大喊要把陈伯达拉下马,我们听到后很气愤,就封闭了他们的总部。
    陶铸:到中南海闹事那就不好了。
    同学:我们封闭他们的总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大批的黑材料。他们把整我们的一部分材料都带到广州去了。
    陶铸:怎么带到广州去了?那你们的人去没有?
    同学:去了一些。有的黑材料叫一些女同学装进暖水瓶里给转移了。陶铸:这些东西本来就见不得人嘛!现在和你们观点相同的有多少人同学:两千多人,占学校二分之一还强。我们这次同胡亦民等人来主要是解决黑材料问题
    (同学向陶铸同志汇报了在辽宁省委索取黑材料时及其困难的经过,当听到看守档案的部队增派战士并上起刺刀大练刺杀时,)
    陶铸同志说:军队不应该上刺刀,不应该上刺刀嘛?解决问题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不可以同胡亦民商量吗同学:他根本没有诚心商量。
    陶铸:你们的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指胡亦民),你承认不承认。(胡点头)陶铸:(指同学)你们到北京来只能得到我们对你们的支持,但还要发动群众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自己
    同学:我们要黑材料不是怕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被砍掉脑袋都不怕,哪怕他们搞我们一些所谓“黑材料”!陶铸:没有黑材料也可以批判辽宁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具在,他们抵赖是抵赖不了的,辽宁省委是“怕”字当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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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过他们,提醒过他们,我昨天和胡亦民谈了,白潜来开会我们批评了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胡亦民同意吧!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数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关于东北局这段话没听清,可能有出入。)辽宁的问题我大体上是晓得的,但没有你们具体。大连的胡明(市委第一书记)说形势很好。我说,好什么?你压得很厉害,群众一旦起来你就吃不消的。
    同学:上次胡明挨了您的批评,但回去之后,仍然不交黑材料。
    陶铸: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特别对大连敲了警钟,今天我和你们说了,但不可能代替,解决问题主要靠你们自己,黑材料你们不是拿出来了吗?辽宁省委问题抓就是。我没看到黑材料,我就看到一些事情。压制群众,压得很厉害。你们要批判辽宁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轰它,事实具在,是逃脱不过去的。学校运动不能不搞,但是不把省委搞好怎么能行呢?没有黑材料就不能批判吗?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我们只看到一些形式(指胡亦民)你们不支持革命派,你们要黑材料干什么?事实具在,你们是抵赖不了的。(对同学)多点材料更好没有他们也逃避不了。批判辽宁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黑材料也够了,随地都可以找到。阼咋天我和华东纺织学院的同学说了这个问题,他们比较满意。省委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行的。(向胡亦民)辽宁有多少人?胡亦民:两千七百万。
    陶铸:这是关系到两千七百万人的问题,你们辽宁省委搞不好怎么能行呢?材料问题是党委不主动,责任主要在党委。材料一定要拿出来。有污的东西你不洗留着干什么,毫无用处,错误的东西还留着干什么?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不会善罢甘休,反正错了,不拿出来也是错嘛!主要是党委不执行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个保材料,一个抢材料,搞得很紧张,越搞越对立。发生口角一般不能怪同学。绝食不行,静坐不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当然这个办法不好,你们能不能把白潜放岀来?抓书记,不能怪同学,辽宁现在没人做工作,你们要顾仝大局,清除错误要给他一个时间,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人还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对他们还推心置腹,你们怎么不学习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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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白潜十一月六日检讨很不深刻。
    陶铸:不深刻,要他深刻,一次不行两次,总是批判你,炮轰你,不清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要有个过程,现在很多地方党委不主动,同学把书记带走了,学生也没办法,这不能怪同学,轰不动就抓嘛!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发生叫省委一下子交出来不可能,他们觉悟还没那么高。最近总理、江青同志和北京的红卫兵商量,多数赞成,少数不赞成,中央有个新决定补充军委的指示,现在透露给你们,很快就会下来的。我是辽宁省的老同志,你们对于黑材料的问题可以做个样板。中央决定从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全部拿出来,都烧掉,以后如査岀一份来,就开除党籍。辽宁省保存黑材料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字当头,压制群众,派工作组,支持多数派,压制少数派。据我现有的材料知道我不是保,辽宁省委主要是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个路线是中央发布的,在一段时间(五十天)省委能不执行?如果你们接班了,你们当了省委书记,能不执行?全国二十几个省没有例外的,他们也不能不执行,党章是那么规定的,这是党的纪律。当然有的地方毛泽东思想多一些,搞得好一些。有的人搞十几年革命了,怕把官搞掉了,执行得很厉害辽宁是好的、坏的,还是一般的我不能说,由你们来定。你们辽宁是搞得很厉害,执行得很厉害的一个省。(指胡亦民)我看你们执行得很厉害。(同学插话最厉害)不是最厉害的,甘肃、黑龙江省更厉害一些
    同学们:辽宁省的软招子更厉害,东北地区某些干部阳奉阴违,在中央一套,回去又一套。
    陶铸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很多,好象写文章似的,抓住几个纲,材料多了,这扯点,那扯点,反倒写不好。派工作组支持多数派,压制少数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要扯得太多,只要几条就够了。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要抓住纲。中央开会时二十几个省没有一个省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当然有更多的材料,说服力更大一些。没有黑材料也照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发动群众,现在要他们交,他们不交,有人可能要烧掉,要抵赖,我看那不要紧为什么说呢?第一是他们抵赖不了的;第二是他今天不改,明天还要犯。我们革命群众觉悟了,谁不革命也不行。但革命主要是自己嘛!记在本子上看不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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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东西在脑子里,在灵魂深处。一下子可能检讨不彻底,偷偷改掉那也好,不改还是要充分揭露。搞路线错误不是要搞一两个人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纠缠在这个材料上。这样不仅批判了别人,同时也提高了自己。你们要学会分析,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你们将来要接班的。
    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该提到理论高度。听说你们把黑材料拿出来了。那很好,都给它烧掉。有一本烧一木,哪怕一百份千份、一万份,只要是文化革命的材料就不管它是哪一种,通通烧掉。烧掉很有好处,一是你们不再被黑材料拖住;第二叫有些错误的同学放下心;第三各级党委让它们交是不会交净的……听说烧就会都交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但是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你们要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认识。过去的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当然还有阶级敌人,但是少数。人都要说几句错话,我也难免。我们有个宣传部副部长,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因为十二年不做工作。十六条规定,讲过错话要和右派区别,不看整个历史,有句错话就记下来,你说几句好话不记,只记一句坏话,记上几十次就够了。我们这次决定的深远意义是以后再不搞这些东西。有些人要搞录音这不好,以后讲话、写文章、作报告,可以放开讲,有错误当场批判,不记下来,这样大家敢于讲真理、真话。你不防我,我不防你,思想活跃了,更心情舒畅更加团结了。
    明天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决定,发下去,你们要执行。可不可以先执行,你们带个头做一下好不好。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做毛泽东思想真正崭新的一代,切都是正大光明的。你提的争取群众问题提得好,毛主席是红太阳,你们要比多数派高明,争取群众。他们记你们的,你们不要记他们的,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要总结经验,你们为什么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多数派为什么从多数变成少数。你们之所以变成了多数,不是因为你们利害。是因为你们有真理坚持了真理
    山东济南有个红卫兵师,我看是官办的,要汽车给汽车,要什么给什么,(同学插话:沈阳有个“红后代”也这样了。)“天下鸟鸦一般黑嘛!”同学都把他们叫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意思是这个师都是修正主义的,没有好人了。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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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可以说领导是修正主义的或领导者是按修正主义办事的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利于团结他们,毛主席一向提倡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的。
    他们(指多数派)“组织”观念很强,思想不高明,但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他们还是革命的,在一段时间搞错了,不如你们革命,他们百分之九十
    五都是革命的。革命和正确是两回事,每人都能正确革命也不一定,你们也难保永远正确革命。人家以前是革命的,这五十多天犯了错误,就说是修正主义的,那合适嘛!不然他就不服气。刘志坚有三个女儿,一家三派,有的保皇,有的不保皇,都是一个爸爸的嘛!革命的为什么不欢迎呢?我们是要一看二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而不搞残酷斗争。每个人都那么纯?一心为革命,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不容易,尽管他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没有在旧社会当过官,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但总是接触旧社会,还有日的东西。我们进的学校是旧的,蒋介石是校长。你们好些,但是党委是修正主义的,对你们能没有影响吗?希望你们用毛泽东思想划清界线
    (当同学们谈到辽宁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还不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
    陶铸说:砸就砸了,总的你们是革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我不批评,也不赞成,这是逼出来的办法。我听说你们把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游了街,把他放在装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高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卷。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同学说:放了,再找也找不着,问题攒了一大堆,好容易找着了,解决吧!不解决,就不放你,放回去就找不到了。陶铸:胡亦民,你们怕不怕?同学:他们怕得要死
    陶铸:胡亦民啊!你们不要怕嘛,越怕越有鬼同学:就是有鬼
    陶铸:同学们是革命的嘛,你们要主动解决问题,支持他们,告诉各级党委把黑材料主动交出来。你们要主动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就不会产生了。你们要学会怎样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第一次党代会,就有路线斗争。当时陈独秀没参加,张国焘是形“左”实右,主张只搞工人工作,不搞知识分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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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作;还有一个叫李俊银的,死了,主张只搞知识分子工作,把党变成知识分子的俱乐部。毛主席主张做工农工作,又做知识分子工作,搞国共合作,党员发展得很快。孙中山为什么搞了几年都不能出广东一步,而国共合作以后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就是因为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以后陈独秀搞投降主义,毛主席领导群众上井岗山,没有井岗山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这样。陈独秀不发不加入托派,还是要留在党内。王明到苏区,说毛主席是投降主义,到现在还是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但还不是一帆风顺的,张国焘搞分裂,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还让他当边区主席。这样使革命事业兴旺。反革命敌我矛盾是不行的。错误路线还是要团结的。李立三还是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嘛
    革命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是路线错误、思想错误就可以团结。运用主席思想搞文斗,不搞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你们没有经验,你们受压制,现在翻过来了,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内部矛盾要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你们对省委要彻底揭露和批判,我支持。同学:省委怕字当头,黄欧东、王良病了,白潜还不接见群众
    陶铸:你们说怎么办?你们管行不行?黑龙江的杨易辰扣了十几天放出来,这个人慢慢好起来了。真正搞通了,还是革命的,还是要相信人家。现在辽宁省委不能改组,我向你们交个底,不能罢,你们要帮助他们革命。一个学校一开会就是
    七、八个钟头,别的学校还要开,这是不行的,一次不超过四、五个钟头,你们搞车轮战,这办法我们是搞过的,犯了错误。你们要把他关上十天、二十天,整天批,那工作谁做。同学:放了,找不着。
    陶铸:找不着是他们的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商量,说我们要开会。你们要一看帮嘛!省委要积极主动。(同学们谈沈阳的问题。
    陶铸:志道的事,我知道。沈阳市、辽宁省是有些不象样子,发霉了。我赞成同学们彻底批判,你们要把人放出来,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套新的东西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旧的东西,象搞黑名单,省委毛病很大,不敢见学生,你们应该批判。你们砸档案室这是逼出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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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砸的实际是黑材料库,里面有一万零九百八十七发子弹,两瓶烈性毒药,还有刀、剑,根本没有什么档案,什么国家机密
    陶铸:是党委不主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砸就砸了。总的,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叫他开开会(指白潜)可以。现在要放出来,你们要搞一个新的作风,它会影响全省。党中央只有一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已炮打了,同学们都知道。同学:辽宁省委有鬼,根子在东北局。
    陶铸:你(指胡亦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宋任穷同志
    当同学讲到强晓初在“九·一八”大会上的讲话警告不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红后代为他们辩护时)
    这一点你们就正确了。因此,我们才支持你们的。你们都是红五类吗?阶级路线还是要执行主席的指示。第一有成份论。家庭出身好的要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会更好些,但也有坏的。第二,不能唯成份论。如果唯成份论,那就不好改造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谭力夫的这种观点是反动的,这是封建贵族的办法,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反动的。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是对整个讲的。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背叛了家庭,表现很好的。首先,把成份搞得纯一点,中农也可以的,地、富、反、坏子弟,后期也可以吸收一些表现好的加入红卫兵。同学:白潜就是为了保自己,才支持红后代。
    陶铸:我们有些人官很大了,生活也很优越了,就是怕你们搞掉他们既得利益。这样,势必要出现修正主义。当然,将来也不可能平均主义,我吃饭就比你们好些。将来搞供给制,在延安时津贴最高五元,稍微有所不同。因此王实味(反动文人)说:“食分三等,衣分五色。”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越乱越好,把修正主义乱掉还不好吗?革命越彻底越好,怕乱就是怕革自己的命,为革命,血都可以流嘛!你要革命还能不给饭吃吗?反革命不杀头,还给饭吃呢。很多同志当了高级干部,怕革掉既得利益,不理解广大群众要革命的心情。同学:我们要求中央改组沈阳市委。(并汇报了一些市委的问题)
    陶铸:向省委东北局反映。我们意见不采取这个办法,可以先揭,我不赞成先罢官。官肯定要罢,要批的。有些人慢慢好起来,还是要让人家革命的,要不怎么叫惩前毖后。罢官还是在运动后期好。毛主席讲,只要有微小的进步也要采取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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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的态度。罢官不急。我们支持你们揭,你们批,对一些人现在还看不清,多看看可能更准确些。有的干部罢了三次,复了两次,那就是因为没看清除。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刚开始。罢官不急好不好?
    (当时讲到省市委在紧要关头揪出一个来保护自己,如周恒、宋光等)
    陶铸:我讲的是整个省委,不是每个人,周恒就是那些人中比较明显的,先暴露下也好,可以提高群众觉悟。不能先搞出来的就是阴谋
    同学:《辽宁日报》说周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大头目,这就意味着辽宁省没有比周恒更大的反党分子,这是阴谋。
    陶铸:周恒是不小,也可以说是个大头目。我赞成你们揭,我不保。你们要有个靶子、目标。先罢不利,罢了,有意见的人就不讲了。揭得最彻底了再罢,早罢了很被动了。我们在三反时,打了很多老虎,结果有人就不是,很被动。林彪同志是我们的副统帅,学毛主席思想学得最好。地方学得不好。象沈阳市委说明发霉了。
    同学:沈阳市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陶铸:这要怎么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占百分之几,不超过百分之五。揭了以后大家排个队,最后罢官,比较稳妥,也做到了仁至义尽。这次运动是主席亲白抓的,八次接见你们,六、七百万人次,一次一连两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这样支持你们。结社自由,几个人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出版自由,大字报随便贴都可以贴天安门上;言论、集会、游行随便搞。你们不是把白潜戴了高帽、反穿皮袄游了街?还有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这样大的民主古今中外哪里有?你们也有条件,很有力量搞革命。这样大的民主,你们搞不好,只能怪你们没本事。你们要负责,当然首先我们要负责任。我们接见你们,就是支持你们。
    同学:最大的支持。
    陶铸:你们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团结大多数,正确分清两类矛盾,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问题
    同学:请陶铸同志谈谈长征的问题。有些人准备从瑞金徒步到延安,你怎么看?陶铸:不一定都要走草地,走一趟当然好了,但是几千万人都走草地,吃什么?全国搞串联是毛主席的思想,好得很!大民主、大串联、红卫兵,没有这三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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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化革命要想搞到这么大的声势、深度、广度是不可能的。这都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很多地方不同意串联,本地的学生都怕,加上外地的学生更怕。不怕官,就怕管,外地学生管不着,他们不受影响,敢讲。现在串联是不是达到目的了?没有。还有扩大之势,好得很。问题是运输不能保证。大连创造了好经验,主席发现了。这个办法,既串联了,又锻炼了自己,与工农结合了,增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也熟悉了地理,好处很多。你们东北五千万人口,离得近,来北京的占五分之一。在中学中十个人选一个代表,选不出来,都要打破头的,中学要来,半工半读要来,只能搞步行,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步行都来都可以。步行增加了三大革命知识,锻炼了身体。步行,走远的不会太多,可能在本地串联的多。在本地也可以嘛。少数的可能走得很远。总之,不可能比坐火车的还多。最近,我们要接见,发表个东西,讲讲怎么搞。同学:多数派有的人借长征的机会,不触及灵魂,逃避斗争。
    陶铸:多数派要走,你不能压制他们。他们走一段,可能好起米。当时向你们承认错误不太好意思,出去一趟,搞了革命,办了好事,他们觉得自己也革命了这好嘛!有的可以躲风,也好嘛!让他们自觉革命岀去锻炼一下,可能改变。清华有的出去一趟,就转变了,这好嘛!(当同学问到文革委员会时)
    现在一下子统一不起来,将来总要统一的。但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思想统一七亿人口,一个学校还不能统一吗?现在一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种思想都要表演。你们同意《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吗?这是主席的思想。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要强调思想第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为什么搞文化革命?这就是因为上层建筑不能适用,生产搞不好,就是因为革命没抓好。停革命,抓生产怎么能搞好;停生产,搞革命同样不对。第一,要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一定不能停生产搞革命;第三,不能中断生产领导。工人不能停生产搞串联,要在业余时间搞。你们跟班劳动,不能在工作时间找人谈话。不然会把零件搞坏的。工厂生产是高度机械化的,不同于学校,怎么搞好?你们沈阳是工业城市,可以创造经验。同学:长征需要的一些物质,中央是怎样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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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还没有研究,这问题不大,你们的助学金带上去,粮票多些,医务困难些,要搞医疗所,这个问题还没想。
    同学:个人被逼写的检讨材料,可不可以交给本人?陶铸:本人写的检讨材料,想留个纪念,可以交给本人同学:我们想在烧毁之前搞个展览。陶铸:不要展览。
    同学:省委用解放军保护档案馆,实际上讲的全是黑材料
    陶铸:保护档案馆是中央的决定,上刺刀不好,你(指胡)回去让他们作检讨。胡:当时就检讨了。陶铸:不行,还要检讨。
    同学:可不可以和省委少数派串联?陶铸:省委你们不要住。
    同学:到省委住是为了要黑材料。
    陶铸:材料已经解决了,你们要撤出来。你们有意见可以揭,可以贴大字报。省委的大字报,你们可以去看。可以开少数人的座谈会,这就够了同学:机关干部可不可以到学校去串联?
    陶铸:这不好。机关到学校串联干什么,你们可以去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同学:他们要来找呢?
    陶铸:不来拉倒,来就谈嘛。送来的材料要收下。你们要给他们一个考验的时间。同学:考虑的时间够长了。陶铸:只有五个月这算什么同学:五个月就搞了很多鬼。
    陶铸:这就有学习机会,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同学:时间不早了,陶铸同志该休息了
    陶铸:你们(指胡亦民)要认真理解,不然悔之晩矣胡亦民:我再讲两句,我们把陶铸的讲话向省委传达一下。陶铸:不用传达,讲意思
    胡亦民:省委开了干部会,准备开二十天,认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和他们(指革命学生)在一起,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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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大势所趋,勉强也不舒服。你革命也得革,不革命也得草,要主动,不然就不好说了……说他们(指代表)回去和同学商量,你们(指学生)带个头,你不会吃亏。
    胡亦民:我们回去发动全部机关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出来,一定要解决“怕”字,有什么事大家商量。我在北京还有事,不能和同学一块回去。
    陶铸:你不回去接不上头,你要有始有终,重开张嘛!你们要主动,同学的帮助要欢迎。你们(指同学)的干劲,热情我支持。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把林彪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好好研究
    我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也不是完全叫你
    们执行,你们认为合理的就办吧!我讲的话有针对性,不要外传。最后我提出三点要求把材料烧掉。
    2、把白潜放出来。有问题可以揭发,可以批判。
    在省委住的同学可以撤回去,和省委保持联系。支持省委的多数派,可以派代表和他们座谈
    (陶铸同志站起来对胡亦民说)
    同学对你们不信任,你们要争取新的信任。(对同学说)
    你们要放眼世界,有爽朗的胸怀,在仝国把修正主义搞掉,革命越彻底越好。要团结多数。关于材料问题,你们要组织联合小组(由学生,省委,工作队组成)学生要多一些,不如小组十一人,学生六人,省委,工作队五人。胡亦民:关于代表问题,怕有纠纷,多数派可以参加吗?
    同学:多数派整理我们的黑材料,他们同省委一个观点,没有权利参加;但要参加,只能从省委名额中出。总之,被整的人要占多数。
    陶铸:(点头)看是黑材料就统统烧掉,你们自己写的检讨要回来,要用彻底的办法,革命的办法
    同学:最后,请陶铸同志代我们向毛主席转达:我们一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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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按语:在东北局辽宁省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唆使下,沈阳农学院院文革中一小撮保守势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军委指示,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于十月廿五日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至今还住在医院。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进行政治上、人身上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三百多人,为了解决问题,寻找被打、被绑架的三位革命同志来到北京告状。
    十二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冋志接见了全体代表。十七日,陶铸、周荣鑫同志又接见了全体赴京代表。下面是陶铸同志接见时的讲话。〗
    陶铸同志讲话
    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一点多了,约好十一点半还有一场接见,现在看来十点不行了,到十二点吧!今天还得干两场。情况已经讲了,过去的,大体知道些,不用补充也可以了,但是不如你们清楚,周荣鑫向我汇报了
    (周插话:我听了六个小时,向陶铸同志汇报了。)
    我说的话你们能听懂吗?共产党公开提的第一任辽宁省委书记就是我,四五年解放,我就任省委书记,以后在辽东,辽西省委书记,我和东北还是很有感情的。四七年跟林彪同志进关没回去,十七年了,很想去看看。东北是个好地方,有五千万人口,工业是很重要的。东北农业是可以搞好的。前几年没搞水利,吃了点亏,去年有进步。你们是辽宁农学院的吗?你们是搞农业的,你们搞高粱,玉米双杂交…你们是搞旱地作物,是不是搞水稻?(同学:我们也搞水稻)东北水稻少,旱地作物不一定不是高产,不一定水稻就是高产。东北粮食不够吃你们得好好搞农业,辽宁肯定不够吃,黑龙江每年还得支援,关内不想吃你们的粮食,东北应自给。你们的地方很重要,有五千万人。(同学:六千多万了)我用老眼光看问题了
    六千多万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资产阶级灭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有高度的革命觉悟,紧紧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你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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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又是国防前线,你们处于三面包围,苏修、蒙修、朝修,朝鲜也快修掉了。再多的修正主义也不怕。以后你们的粮食也增产了,吃不了交给国家,就是不交因家,储存起来也好嘛!东北要在全国起个好作用,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中国搞不好,世界革命就要倒退二百年,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要实现的,马列主义一定能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们搞不好,世界革命人民都眼望着北京,中国要是变了,世界人民就会失望了。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最后都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都会很快跟着走的。解放战争时,十分之一的人口解放了,其他人口就很快解放了。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时代,我们应该起到好作用,更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好,你妨碍文化大革命,一轰就倒,不管是谁
    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那天和辽大谈了,叫他们和你们谈。(同学说:他们没传达!)不叫传达,叫通气。他们(指辽大“八
    ”)过去受压迫、受打
    击,和你们处于同样地位,真理在你们这方面,真理在你们手里,为什么他们(指保守派)由多数变少薮?你们由少数变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你们是正确的,过去省委,东北局未支持你们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全国大同小异。
    因为党中央在短期内,五十多天,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主持工作的几个同志违背毛主席路线,把运动引向歧途。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后,毛主席给予支持,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批判了坏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打了下去,在五十多天里他们派工作组控制运动。说什么内外有别,防止坏人破坏……发了很多黑文件这也不奇怪。
    东北局,省委也不例外,执行了错误路线,全国都有,你们那地方怎么没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有改得快,有改得慢。那时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嘛!你们东北局,省委就是“怕”字当头!(问同学们对不对?同学们说:对!)多数派是保守派,叫“保皇派”不好听,多数派他们(指省市委东北局)很支持,极力支持。东北局,省委错了,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过去各省市委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还不晚,马上搞还来得及,跑了一半,得了一半,那收获还是很大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大家说: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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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你们可以一看二帮,你们可以搞点压力嘛!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文化大革命搞了五个月太少了。现在要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同学们要有信心,全国大势所趋,没有中间道路,要么革命,要么不革命,怕革命是不行的。我们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老俞呀!我是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指俞屏)是地委书记,革命那么多年,完了吗?没有,还是要革命的,不跟毛主席走,脑袋不知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跟毛主席走,革命胜利了,现在更跟毛主席走
    看二帮,这是毛主席的方针。非革命不可,“不革命就滚蛋”,滚蛋滚到哪里去呀?我看不滚蛋就完蛋!(笑声,鼓掌声)现在是要改正错误,刚才讲的问题(指“十·二五”事件)很严重,革命不支持,(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胸怀要开阔些嘛!
    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华中工学院,有好几个地方把书记都带来了,带来了也好嘛!山东第一书记带来了,(书记说:你们给我带来的;同学们说:你自己来的。)辽大把胡亦民也带来了。今天接见你们,回去可以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总结下,为什么你们少数变成多数,他们大多数变成少数,你们赞成不赞成?(同学们说:赞成!)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是因为不是真理,不是执行毛主席路线,是保省委,你保他干什么吗?东北局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了。我过去是个广东省委书记,中南第一书记,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淸清,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要保党中央,要保毛主席嘛!(热烈鼓掌)省委有什么可保呢?省委有错误,有问题,严重的该打倒就打倒,你保也保不住。领导可以怀疑,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可以怀疑。我以前也说过,有的说是香花,有的说是毒草(同学说:不是毒草,给我很大鼓舞。)我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苦菜,苦菜可以吃,但不好吃,你们吃过吗?(有的同学说:吃过。)你们要总结经验,由少数变成多数,过去不那么神气,现在比较神气,过去他们神气,现在不神气了。(有的同学没听清,问陶铸同志。陶铸同志说:你们不要犯,何必费那么多劳动力?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因为你们正确,向一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多数派保守,舍不得破坏,省委有错误都舍不得批判。(同学们说:对!)所以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干部是他们的,宣传车、广播站、印刷厂都是他们的,(同学们都说对!)他们都依靠领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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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五百万军队比我们多,苏联军队好看,八路军,“土匪”不象土匪,军队不象军队,可是纪律好,武装不全,装备不好,可是群众相信,能打仗,三年以后,夹道欢迎我们。人数少,武器差,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三年就消灭了蒋匪,
    四八年辽沈战役消灭它几十个师(不清),是林彪同志指挥的嘛!你们为什么由少数变成多数?过去他们有上级支持,压迫你们,脱离群众,由多数变成少数现在不那么神气了。我们要彻底消灭阶级,不出修正主义,为了这个过去受点委屈,受点迫害,不要记在心里,毛泽东思想要坚决执行,多数应该承认错误,(他们不承认错误,还造谣)想办法不叫造谣,做工作。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应该帮助嘛!革命一下成功没有味道,革命复杂,少数革命的要团结多数和中间的。现在你们尽管是多数,还没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过去他们对你们不好,他咬你们
    ,你咬他们一口;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样就搞不好。大民主是大家民主,是空前的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民主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你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象蔺相如团结廉颇一样。当然了,这是封建的东西,但是,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能成天作揖、磕头。你们团结是为革命。革命多好,还是少好?(大家说:多好)革命越多越好,你们搞革命!为什么不都团结起来!要宽宏大量嘛!对革命,为革命他骂你两句,那是蠢夫的事有一个多数的,两万多红卫兵要什么省委给什么,要油印机、喇叭,有油印机,有喇叭,要吃的有吃的,少数的现在都拿来了。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不能叫修正主义的组织,都是修正主义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不能怪他们这段革命得不正确,你们革命的正确。他们主观上想革命,但是他们革错。辽大要搞垮他们的组织,摧毁他们的组织,这样做不好。院文革宣布不承认就行了。
    (同学们讲:对院文革一开始就不承认)红卫兵都应承认,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应响应八月十八日主席的号召,你们正确要逐渐到你们这来。要百花齐放,是不是革命的,可以大家来辩论。带来了省委书记也好嘛!批评省委,三个同志回到沈阳开大会,恢复名誉,我主张平反,恢复名誉。
    俞屏讲话:(热烈鼓掌)我们接见多数派指出他们不对。为什么要打架,天也不清楚,(同学们说:不同意放过凶手)我劝同学不要搞了,要平反,这些东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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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我们的精力。我建议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比现在好。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让他们承认错误。
    东北局的责任的问题。农学院发生的问题,不只是农学院的问题,是普遍的,大连也是跟我谈的责任在东北局,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支持了保守方面,没有分析情况,应该支持谁,不应该支持谁,三分之二不正确,没有支持革命方面,没有批评省委“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东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辽宁学生斗学生非常严重,是不是,徐少甫(省委书记)?(徐少甫答:是)压力大,将来你倒霉,你怎么能压迫革命同学?辽宁省压制群众,怕群众怕得厉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鉴定,我无权给东北局鉴定,我提给东北局,辽宁省委作参考。我看我讲的话是比较客观的,讲就是主观宣传了,我建议辽宁省委,东北局彻底解决问题,挖一挖,这问题是严重的。在东北局、辽宁省有些路线还有发展。以后你们不要把书记带到北京来,不要把你们名誉搞坏了,井水不犯河水嘛。不要怕犯错误,回去要好好挖一挖。将来你们当省委书记可能比我们好,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但离开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有微小的进步,就要欢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保证党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兴旺的。不犯错误是没有的,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在社会上搞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主观上总是有原则的。主观反映客观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主观和客观要发生矛盾,是对立统一的。黑格尔讲主观决定客观,世界都是理想的对立。我们讲主观是反映客观的,反映不正确就要犯错误,但不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一定不犯。不要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跟党中央、毛主席走,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一定不犯中央一小撮人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东北局,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头脑中的和客观的不谋而合。要力争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犯了要快改下面是执行,只要坚决改正,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好同志。我就有好多大字报,六月到北京接见同学时,给钱信忠打保票,说他现在不能算黑帮,要揭发嘛!我感到很客观,后来我认错了,保他干什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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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北医同志还抓住不放。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宣传部有个副部长,十几年来不工作,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原来是谁也不认识他。(大家笑了)做领导犯错误要认错,要严肃对待错误,认真改正。同学们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中央有个指示,黑材料要全部烧掉,昨晚就发出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鼓掌)黑材料多了也无用,批判时要抓住主要事实,不要甲乙丙丁的罗列一大堆,开中药铺。黑材料要统统烧掉。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才能把你们解放出来,把你们提高了。他们不发动群众,谁说错了一句话就小本本记下来,打报告。你知道,讲十句话有一句话错了就记下来,这样记十年就不象样子了。你们青年人不要搞这些东西,要依靠群众,有错误就写大字报承认。五月十六日至现在,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就烧,烧,烧。(鼓掌)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斗争方法。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多数执行了。改正不迅速,要彻底批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决。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批判斗争,还是文斗,不搞武斗,不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批判从八点到十二点,吃好饭再来嘛!不开疲劳会。我看你们回去要斗一下,斗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什么,对不对?(俞屏,徐少甫赶忙说:对,对,对。)随叫随到,前面可以加个请字嘛
    同学们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方法,不要简单化,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残酷的斗争,无情打击。那是王明的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斗争,要讲方法,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最后,对待三位同志,东北局、辽宁省委要负责,多数派是错的。要给他们平反东北局是能解决的,把问题搞成这个样子,还带到北京来了,使同志们受损害,要道歉,开大会。他们(指同学们)现在来的太好了,毛主席给他们撑腰,坐火车不花钱。广东学生坐车要见我,我不见,就贴大字报批判。在广东一见就见到说你当了大官,就见不到了,就要炮轰,你也炮轰,我也炮轰,等二十八省都要炮轰,我还要拣一个轰得小一点的。我看你们条件太好了,愿写大字报就写大字报,要喇叭冇喇叭,要汽车有汽车……要到哪去就到哪去,开会就开会。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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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革命是会有阻力的,不克服怎么能前进?革命多碰钉子好,东北局为什么不能解决呢?调査组可继续搞嘛!东北局(指俞屏、徐少甫)支持多数,要负责任,是严重错误,支持多数打击革命师生,打人要处理,这个问题是下面的,你就劝嘛!你还是提供条件。调査组要继续搞,把问题弄清楚,写个报告,打算给东北局处理,东北局要严肃处理,不能回避。下面搞的要处分,要教育干部不能乱搞,东北局要负责任,要公布这些东西。好了,我讲这些了。
    周荣鑫:同学们!陶铸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大家,(陶:我不是接见,毛主席已接见了大家。)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同学们回去讨论一下,搞好文化大革命(陶:我们是见见面,我是第一书记,我也有责任,我今天很高兴,祝同志们健康!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到齐了吧!本来讲十一点半开会,现在一点多了,让你们等了很久,首先向同学们道歉。刚才我和农学院红卫兵谈了。你们这次看到毛主席了吗?(同学答看到了)见到了就值得了。一九四五解放后,我曾任辽宁省第一任书记,还当了沈阳地委书记三个月,一九四九年进关以后,十七年未去东北了,东北变化很大。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总结经验,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总结经验问题
    总结什么经验,原来你们是多数吗?现在你们两边差不多了,少一点就少一点吧!搞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要总结经验,我刚才跟他们讲了,过去为什么是少数,现在为什么是多数了,现在你们多数变成了少数,两方都是革命的,他们革命的好点,你们革得差一点,不要你们负责,前一段省委确实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运动起来后,五十多天里,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有几位同志提出了派工作组,工作组到那里不相信群众,对群众进行反击,搞“反干扰
    抓游鱼”,对同
    学们进行排队,就把运动压下去了。因为大家不知道,误认为毛主席知道。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认为是中央决定就执行了。毛主席回北京以后,就纠正了它,召开了八届十一中仝会,制定了十六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非常快,一日千里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一步,但脑子里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帝王将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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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佳人、孔夫子等等旧的东西还影响着我们。虽然我们一直和旧的东西进行斗争,但才十七年,而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有一个陆定一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苏联不是变了吗?工厂变了,农村变了。思想上不取得胜利不解决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掉那些旧的东西
    有些干部进城后得了些好处,过去流点血,流点汗,有些同志就安于现状怕群众起来打乱旧的秩序。你们党员、团员多一些,干部多一些吧?(同学答:是)因为你们还有组织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革命的差一点,不能要你们负责,省委负责。总结经验,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多一点,也不要骄傲,只有盲目的组织观念是不对的,必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同辽大、山东大学谈过。他们都是由少数变成多数,山东红卫兵有两万,比较齐心,现在少数多一些。有人说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就是形容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不能这样讲,只是你这几个月革命得差一些,都是革命的,很快就能赶上。大民主就是大规模,大家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革命是长期的,民主革命用廿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这次运动才搞了五个月,有点偏差是难免的。有不同意见,不要动武,两方面都要打笔战,都不要抓什么凶手于了。你们抓他们的三个教师,要放,要给以平反,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管谁,只要革命就行。但革命和正确还是有区別的,革命不等于正确,你哪能贯正确?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自馁,我可以说我是一贯革命的,但我不是一贯正确的。说我陶铸不革命,我就和他辩论,说我不正确,可以。是革命的有点错误,要继续坚持前进。要平等待遇。大家都是革命,印刷、宣传,大家都有权利。只要是一贯革命的,有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同学们回去要搞好团结,过去紧张,回去开开会,可以辩论,但不能冲突、打架。过去都怨领导。我今天是提建议,不对没关系,跟他们讲讲。他们听进去了,你们怎么样?有意见不要紧,作参考。、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有一两位同志负主要责任。东北局,省委是执行的问题,是属于认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要帮助东北局,批判东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革命的都有权利参加批判。不批倒它,文化大革命不好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都是革命的,都要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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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理,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央决定:自五月十六日以来文化革命过程中整同学的材料要统统烧毁。以前对材料争得很厉害,整同学的材料放在那里,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总是不放心。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同学,却不愿意把材料拿岀来。现在,这样一烧就好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多得是,批判它也不要多少材料,现有的材料就足够了。过去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照搬苏联的一套,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少数人整理材料,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把讲错的集中起来,就很难看。经过运动改变作风,有错误就岀大字报,批判,改了就完了,不搞偷偷摸摸的事。
    把精力消耗在材料问题上不好,要集中精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路线错误,般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搞变相体罚,开会请他们到。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啦!思想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反动路线是全党的事情。
    最后讲三个人(指原被农学院红卫兵抓去的三个教员)的问题:你们把那三个人放回去好。杨××(被抓的三个人中的一个)是贫农出身,受党培养八年,过去他确实说了些错话,他自己要检査,这种事东北局有责任,今后要负责解决,你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今天就讲到这里。(此时同学发言,不答应散会)你们明天若不走,可派三十至四十个代表,再向我汇报两小时,我讲一小时。或者你们回去讲。(有的同学说:回去还是学生斗学生,他们根本不让写大字报)东北局帮助你们解决,若是不行,再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十一月十八日晩,陶铸同志接见了沈阳农学院红卫兵的三十名代表,向他们作了重要的谈话。同时出席的还有周荣鑫同志。〗学生:对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怎样看法?
    陶: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如医生治病一样,都是为了把病治好但有各种学派。
    学生:我们从“八·二五”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
    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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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罢也可以,不罢也可以,对这个做法的争论,无所谓保皇不保皇。既然罢了就罢了嘛,为什么要复官呢?这样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革命就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如果是四类干部,不仅是个罢官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党籍的问题。
    类干部都是可能罢官的,罢官不一定就是定性。定性要最后由上级决定周:北京各大学党委,其实都有罢了官的,少数派不信任这个党委,完全有权提出要求罢官。
    陶:在八月份那种低潮期,罢了可能对发动群众有利,罢了官并不是作结论。学生:我们当时主张深挖深揭的做法是维护十六条的。
    陶:十六条最基本的一点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敢字当头。只要总的方向对头,出点小偏差,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不如他们胆子大,顾虑多一些;他们没有你们照顾政策,但冲劲大,有利于运动。既然罢了,就不要再辩,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个责任主要在省委。
    如清华大学的情况,蒋南翔的问题揭出后,要发动群众,关键在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蒯大富要揭工作组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他这派只剩下十几个人,连薄一波都说他样子象反革命,简直主观透了,说人家名字叫大富就是反革命,这算什么道理。
    学生:我们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去参加劳动,而他们把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农场工人拉去搞静坐。谁是坚持大方向呢?
    工人:农院附属农场是搞四清的,他们不按四清搞,把工人拉去静坐示威,生停下来了。还宣传打倒场的领导可以坐小汽车、住洋房等
    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写十六条时,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原则上定,搞四清运动,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中央十条和后来的廿三条,都是毛主席制定的。现在看来,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搞,可能比四清搞得彻底。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学生可以到工厂、农村去,工作时间可参加劳动,业余时间搞革命是可以的。学生支持工农闹革命,方向是正确的,但停止生产和那样宣传(如坐小汽车、住洋房等),方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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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我们学校的情况和北京多数派、少数派的情况不一样,有特殊性。其实,我们从九月份以来,一直是受压抑的,如印刷厂都被他们占了。
    陶:双方都要摆事实,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不要在具体问题上斤斤计较。双方打架,多伤几个少伤几个没有什么,但把他们三个人带走是不对的。总之,你们都是革命的,但他们在冲击旧的东西上比你们勇敢,敢于向旧东西宣战。我们正是需要这种精神。我是中宣部长,讲过要砸碎陆定
    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
    想。可是红卫兵起来后,宣传毛泽东思想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任何一个宣传部,也不会做到红卫兵搞出的这个局面,没有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是造成不了这个局面的。要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充分地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现在有些领导就是怕这个。千条真理,万条真理敢于革命是真理。
    你们总的是要革命的,不如他们勇敢。发动群众上差一些,这就是大方向问题工人:我们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的
    陶:不管哪一方被打成反革命,都平反。工人开除的要给工人照发工资。学生:有三个问题要核实:到底谁是多数、少数;谁受压制;谁保省、市委,东北局
    陶:我要调査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批判省委的,什么时候斗争东北局最厉害运动一开始,他们的矛头对准院党委,方向是正确的;后一段,矛头对准你们就不对了。我在接见他们时,已经批评了这一点。北大有一部分人原来最拥护李雪峰,可是现在斗李雪峰最厉害,揪住不放。
    学生:你在对他们的讲话中说过我们是保守派!(念讲话记录)
    陶:我没有讲你们是保皇派和保守派,只讲是保守一些。我的讲话记录待我审查后,给你们写信,我亲自签名分发给你们。今后怎么办?应团结一致,共同批判反动路线。我对他们也讲过,大民主双方都要有,在物质上要平等待遇。至于双方打了架,不要再说抓凶手了。什么凶手呀,都是革命同志。但是那三个人被抓是个错误,侵犯人权,是政治迫害。主要责任要由东北局负,回去开个大会,俞屏要讲话,宣布双方被打成反革命的名单,进行平反。平反时,这三个人要突出地讲,先讲这三个人,再讲所有的人。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公道的。每个人要责己严对人宽,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才能达到团结。学生:调查组我们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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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你们不参加更好嘛,调査组留下的主要任务,是搞清东北局的问题。东北局为什么没有制止抓人,谁提供的汽车等。我建议你们红卫兵起个名,不要用农学院的名义,因农学院是双方的。院文革是否可以停止活动,以后再新成立。现在北京很多学校都没有文革。从分到合,先消一下气同学:我们不同意取消文革。
    陶铸: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考虑。学生:双方的黑材料怎么处理?
    陶铸:选出代表,党委主持,检査后烧了。材料不要看内容。揭发牛鬼蛇神的材料不要烧,如果你们要烧也可以。
    学生:请陶铸同志为我们红卫兵起个名字。陶铸:叫“辽沈战役红卫兵”吧。学生:同意。(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谈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被接见者: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大闹天宫”哉斗队。
    你们到底给我逼来了,也许这回能解决问题?没有见你们,沈阳的总欠一笔帐我到沈阳时还是带着小辫子去的,比她(指孙小兵的小辫子)那个还长。小学在沈阳呆了三年—一大东关东外小学(同学:小河沿半拉附近,现在的六中。)对我看那二层楼还有呢,破一点。(总理讲他是一九一零年到沈阳的,顾卓新说:我是一九一○年生的)那,那时还没有你们呢!(把手一挥)我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我一去,东北的管我叫蛮子,江西的管我叫侉子,我是在蛮、侉之间在东北打群架,打架也好嘛!那时东北人很野噢
    (了解了同学们反映的情
    况后说)你们这么多化学系的,把材料一化就得了嘛!(同学:他们不承认是黑材料,我们化“文件”不犯法吗?)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完了,他们不承认也不行。要抓活材料,抓活思想嘛!死材料没有用。你搞死材料……(漏记),最重要的斗争内容是抓活材料。你们可以和顾卓新、宋任穷谈谈,看看他们有那些长处,有哪些短处。是黑帮你们批判,不是黑帮你们也不能把他们说成黑帮。东北局都成了黑帮,你们东北的学生就光荣吗?你们来坐东北局,你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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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年龄,还缺乏锻炼。(同学:我们不纠缠黑材料)我不是说一点也不给,我是表明观点。死材料我一本不看,也可以批判他们,语言我会说得活一些。我是抓活思想的,我现在也在抓你们的活思想。一个学校给我一大堆材料,我根木没看,如果我看的话,我的两只眼睛就坏了。我的眼睛已经两次充血了。从每个人来看,都说自己这个事非常重要,要想想全国七万万人嘛!(指会议室墙上的主席语录)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一个小纸片那不是大事。(同学:我们不愿意纠缠在黑材料里,是顾卓新把我们领来的,我们非常想见总理,但是总理非常忙,有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我们要回去,顾卓新不同意。)你们见我们面说公道话,你们这十二袋黑材料把我揪出来是真的
    (童小鹏同志送文件,请总理看)你看,我还要办公。你们就是来解决黑材料的?(同学:不是,我们不愿意来,顾卓新非叫我们来不可,还是坐飞机来的,他们不承认是黑材料!)好嘛!还是飞来的。可以看看嘛
    你们是辽大“八·三一”红卫兵?(同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校长是谁?(同学:邵凯,六月份就垮台了。顾:罢官了)工作组派了没有?(同学:派了)队长是谁?(同学:段永杰,丹东市市长。又派了二百多人。)(总理很惊讶)去那么些人?清华也不算多呀!五百多工作组一万多学生。(同学:我们“六·四”反校党委,“六·
    派的工作队。)哪天撤出的?(同学:
    七月卅日)撤得好快呀!
    (同学:校党委时,就有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那时有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四、五十人是校党委打的,那工作队呢?(同学:打得更多。到七月廿
    五日,全校就打了四百零九个“右派”,这是从黑材料中发现的。)以前公布过吗?(众:没有)不敢拿出来。围攻了没有?你们这里有谁被打成“右派”了(同学告诉总理,总理在名字下边划了个记号)那你们很光荣呀!(同学:还有被逼疯的,现在住了精神病院—一讲哲经系陈玉凤被逼疯的经过)(总理关心地问)好没好?你们去看过他没有?(同学:现在还住院呢!)会好的!你们中间有没有参加围攻的?(答:没有)应该有嘛!(同学:家里有,我们已经由少数变成多数了。)有没有挨打的?(同学:辩论时有被打了几下的)我小时候常挨打,那可是真打呀!后来我就采取交朋友,从小就交朋友,所以我交的朋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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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74页,共5150页
    封建的、资产的……。你们顶住没有?(顾急忙插话:他们顶住了,最少是四百多人,他们的干劲很大呀!)
    反面教员比正面教员教育人,别怕整,这是磨练自己,整一下子,总想办法抵抗,青年被整几下不要紧。我现在身体这样好,还要感谢东北的黄土、大风、高梁米在黄土、大风里滚,受锻炼。你们实行军训有好处。我现在冬天在北京不穿棉裤。中学、小学是最好的锻炼,别怕整,磨练自己。(开玩笑)你们记它干什么?你们记了,如用大字报公布,我可不认
    你们学校还有什么组织?(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二四”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为什么叫“四·二四”?(同学:《论联合政府》一文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四日写的,那里有一段话
    坚持真
    理
    修正错误……”)那他就一定要修正错误了?(同学:他们是嫌“毛泽
    东思想”红卫兵做得不够劲,其实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受谭立夫讲话的影响较深。)那与“四·二四”联系不起来了!(同学:他们现在长征去了。)有几个人?(廿六个)那还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同学:他们一开始三千多人,是拥护筹委会的。)那他们是筹委会的人了。筹委会是工作组留给他们的吧?(同学:是)现在没有筹委会了吧?(众:没有了,早垮台了。现在还有“红旗”、“八·一八”……)那它(指“红旗”、“八·一八”)是你们的外围了?(同学:不是,“红旗”是分裂出去的,他们党员多,因为自己是党员没当上干部,分出来了,省委在这里搞了个阴谋,派人打进来要把我们搞垮。)那省委该批判了!是干部子弟多吧?(同学:党委多,还有些老师,他们到东北局汇报,东北局给他们下黑指示,这是我们从黑材料中发现的。)叫什么红卫兵?(众:“红旗”红卫兵)“八·一八”呢?(众:合稀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多一些了,(众:剩一、二百人了)那你们变多数了?(众:是)那你们要注意了!你们变多数了,你们要注意不要骄傲,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家,主导思想上要经常居于少数地位,要逐步说服大家,争取多数。你们还要前进,还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一个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家,在思想上要有居于少数的认识,但不是故意的变成少数。这时候,你是少数,逐步说服大家,争取多数了,就打赢了嘛!还要总结,继续前进,发现新的问题了,又处于少数了,又要说服大多数,变成多数,再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来了,又居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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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彻底的革命家,要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吃透两头,上头是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一个是集中群众的智慧,智慧从群众中来,材料从群众中来,对材料提炼加工。群众的智慧是粗糙的、朴素的。群众中也有一部分落后现象,你抓住了就抓错了,要抓住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每个人……(不清)天才领袖可以这样天才领袖一个世纪能出几个?两个世纪,前一个世纪有马克思、恩格斯;后一个世纪有列宁、毛泽东,斯大林稍有逊色,但还是天才、伟大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在这点上,你站对了,在那点上,他站对了,等你快成熟了,年头到了。运动的发展不能靠一个人,要靠群众,智慧从群众中来。领导要靠集体,但必定要出领袖。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要以变成多数为满足,一满足就停止了。(同学:我们一定记住总理的指示)这一点我跟主席学得不到家。既然这样,你要那么多材料干什么?(同学:那还不全呢?)说半天还是死材料,死材料把你们围住了。(同学:他们还转移了)转移了,东北局要负责任,查出来,他们要受处分。还是抓活思想,难道你们青年人在东北局还没有几个朋友?(顾:他们已经交朋友了,他们是“大闹天宫”战斗队)当然你们要走正道,不要走斜道。左派的主张就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出彭,陆的反党活动,批判领导同志的错误。一个机构里总是有觉醒的嘛!靠他们,他们会提供情况的。你们要活材料,比你们东找西找好。你们有没有偷听电话的?(同学:没有。顾:他们没有。)军队有,这样搞不妥当。我们党内也有这种坏作风,你们应当养成正正当当的光明磊落的战斗作风。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冲掉这些坏作风,把它扫光了!
    材料我劝你们不要那么多了。我给你们选了一条路子,我是比较客观的,也可能你们不满意。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要烧嘛!但还给你们一点,公开的、供批判的。《文革简讯》,省市的你们不稀罕,东北局的一至九十八期都给你们,就很有用了。这是正正堂堂的东西,拿去斗争就很好了。他们无话可说,对全东北都有估计,就够你们用的了。铅印的就可以给你们。(指顾说)只是我们俩研究不行,那就包办独裁了。我们电话征求东北局的意见了,他们不愿意给,我说服了东北局,他们还扭扭捏捏的。这是我为你们(学生)奋斗争取的一个胜利,不信你们问问穆欣和李主任,他们都在嘛!(穆欣:是,是,是!)就够你们战斗的
    我给你们争取来了,电话记录就不用要了,不给了。电话记录有什么用?
    电话记录最靠不住了,电话记录是临时的,两个人通话,说漏了话总是有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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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有估计,不成为问题,就不是光明正大的。你拿电话记录给我贴大字报,我就不承认。(举一个上海红卫兵给总理打五十分钟电话的例子)……把东北局《文革简报》拿去就行了,铅印的东西,他不承认也得承认。两个人讲话,我装睡着了偷听,偷人家的日记本看一眼,就写大字报?(同学:他们净这样整黑材料)你们别学他们,都批判起来就没完没了
    接待站的东西,不能看,不能拿去,
    各派都去汇报,不能都拿出来,这样把打击面搞宽了不好。矛头要指向领导和工作组。接待人不一定都是领导。部长、书记说些错话,你拿那个东西斗他,他也不承认。(问小兵)你怎么也来了?(同学:她支持我们)你领导他们?(小兵毛主席领导他们,我跟他们来过三次了。)(指小兵)你说假话!你到天安门没有
    (穆欣:有的同学,主席接见八次都参加了。)(同学:那是最大的幸福!)那我们的组织工作怎么做?我不同意这种提法,这就自私了,占了别人的位置。你
    八次就占了别人七次位置,这就不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便利让给别人。中学见了一多半,还有六、七百万,把别人的地方占了,这不叫幸福,这就有点损人利口了。不要提倡,要提倡把“私”字换成“公”字。你们东北来的最多,特别是中学,有的整个中学都来了,你们东北抢车抢的最多,在一千一百万人中,东北占了四分之一。明儿个我要好好统计,公布一下,拿出这个来,东北人就不好意思了。东北车子多,一抢就抢上了,不象西北、西南、贵州,他们朴素听话。浪费,你们东北不是第一,处于中间,上海第一。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应该对政策懂得最多。
    《文革简报》,包括底稿都给你们,其它的,我给你们解释。接待站的不可能,这个告那个,那个告这个,没个完的……。电话记录也作为批判材料,就没有大民主了。省、市委的简报你们要不要?不要就给别的大学……。电话是磋商问题的好形式,……互相交换意见……电话是民主生活的正常状态……坚持错误的人总有吧!前十条、二十三条中都说过
    团结到最后总是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极个别的右派分子运动后期处理。当然不是秋后算帐,秋后算帐是错误的。北京最近还有动刀、打人的,违反了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告》,屡教不改就要制止。公安部逮捕了几个,教育他,改造他,这是极少数的,万分之一还说不上。至于说政治上的错误,留到最后处理。(谈到了关于简报中估计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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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右派的问题)简报为什么要写?他们要写嘛!你们喜欢作记录,油印多了,油印错了,你们是要吃亏的。
    印谭立夫讲话,有自觉有不自觉的,要一分为二,有的是稀里糊涂地印上了。(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天广播好几遍谭立夫的讲话,印发的几乎人手册。)主席是不赞成记录的,讨论后拟出个文件就可以了。各级领导感到文件多到苦了,累人累自己,现在他们已经不出了。(指东北局)《毛主席语录》非常起作用,它非常精炼,影响很大。主席著作不多,他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需要宣传。
    我劝你们别的东西不要,就要东北局文革一至九十八期简报,这是光明正大的。印刷的我批判,批判东北局文件上的东西。到中央、国务院文革接待站的记录也是一塌糊涂,不要把脑筋放到这上面,抓住了芝麻,放走了西瓜。这是繁琐哲学的斗争,方法也不一定好。你们对我的讲话是不是同意?(同学没吱声)你们要同意吧,太容易了;不同意把,觉得我说得还有一点道理,你们心里是矛盾的。(问刘小兵)你说我的话可不可取?你同意不同意?(小兵:我同意一半)(总理开玩笑)你是典型的小折衷,十足的折衷,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不同意。(小兵:我还有意见没发表,那东北局还有黑指示呢?同学解释黑指示是怎么回事,没解释完,总理接着说)你批判就批判整体,不批判个人。(小兵:李主任说拿到中央办公厅封上,全国这么多学校,要都拿到办公厅封上,能行吗?)我不赞成。(小兵:那我就同意总理的意见)是呀,你们做个范例,我通令全国都这么办。(总理向李主任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李主任说没带来。)你这个办公厅主任哪!(穆欣拿出一份交给总理,总理念当众销毁的那一段)就是一烧了之嘛!当然我不要求在这里烧,带回东北去嘛!(热烈鼓掌)放在东北局一个小屋里,锁起来,等收集齐了,当众焚毁。(同学: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没表示态度,是没有听明白总理的意思。我们不知道顾卓新是怎么向总理汇报的。)……派代表嘛,不一定都看
    (同学: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把目
    录都拆了——拿登记簿目录给总理看,总理很生气。同学: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净歪曲。)你们想的和我说的是一个意思,我刚才是打个迂回,我觉得这里有文章嘛!(顾小心地说:总理,材料都拿来了,还是封在办公厅,不用都带回去吧?)封什么?不用啦!带回去!(鼓掌)东北的同学真痛快,好,象个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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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我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指东北局郭等人)说:相信办公厅。(总理笑了)
    同学: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东北局完全可以处理,他们硬是怕,非要拿到办公厅来解决不可!(指顾等)你们怕什么?总理:他们就是怕
    同学:我们对他们是一看二帮,我们和他(指顾)一起学毛著、社论,给他材料看,叫他保持晩节。每天都和他一起开会,今天上乍还开了两次会呢!顾卓新是不是这么回事?
    总理(笑了):你就把十三麻袋拿给他们,每个大学派代表,开会讲清楚,检査。东北局省,市委《文革简报》公诸于众,都给你们造反派,保守派也可以用。(同学:我们完全同意!)(顾:总理,既然拿到北京来了,就封到办公厅吧。)(总理一挥胳膊)不行,带回去……(同学:我们原来就要这么做,我们相信,我们回去一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黑材料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使受蒙蔽的群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好痛快!不愧为东北的青年!(顾:除了东北局《文革简报》外其余的都封起来?)你(指顾)采取主动,“八·三一”红卫兵也主动,通令各校各派两名代表,请他们(指“八
    ”)讲一通,你(指顾)讲一通,把东北局,省市委的《文
    革简报》公诸于众,李直中也去一趟,其它的按目录清点,一烧了之,就解决了嘛!很简单。利用这个机会,叫宋任穷也做点工作,你(指顾)和宋任穷豁出点时间来和学生讲一讲嘛!中央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作出个模范。(穆欣插话:这样解决就更好了,原来我们叫你们封到中央办公厅,也是为了把你们从材料里解放出来。)
    东北有多少个大学?(同学:五十多个)都派代表,集中起来就有二、三百人。他们(指“八·三一”)就是见证嘛!清点目录,三方面签字,这样一烧了之。简报公诸于众。你们要作个典型,我想抓个典型,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站起来朝顾说)那我就谢谢你了!(同学: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始终坚持,他们就不执行,他们就是怕。)对,黑指示不要看了,简报就够了。(同学:我们见到总理了,请总理作指示)我开头都讲了,要争取多数。(转向顾)你来多少天了?(顾:二十来天了)(同学:我们非常焦急地看到北京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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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看到有人写“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我们非常气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恨不得插翅膀飞回去参加战斗。他们硬把我们困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吃不下饭。)(总理笑着说)给你们饿瘦了,把他(指顾)给养胖了。(对顾)你就和他们八个同志联系起来,由他们把其它学校动员起来,联络起来,很可做一番工作,你们就怕这个工作。(同学:我们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开始我们没听明白。)你把全东北都找来,做做工作,谈谈,把目录弄出来,烧了之,作个典型。到烧的时候,我还要坐飞机去看喽!(同学一边热烈鼓掌
    一边说欢迎!欢迎!欢迎!)总理秘书:总理两天没休息了。总理:看看穆欣同志给作作指示。
    穆欣:我正在整理录音,我是请假来的。我提个建议,总理近来作了两个报告,都有录音,你们可以听一听。我有个录音,还没有整理好。
    总理:录音整理好以后给他们放一放。你们和第三司令部有联系没有?(同学有,与北航“红旗”有联系。)你们和他们联系联系。明天听,后天走。请你们东北每个大学每一派都选岀代表来,把材料整理好。你们按着做了,我真愿意去次。你们写封信来,记住呀!(顾:总理去休息两天)上午去,下午回来,两小时,半天就行了。(站起来和同学一一握手)你们要努力!同学:请总理代我们“八
    ”、东北三省的革命同志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
    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和总理身体健康
    (同学们出来送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总理走得很快,穆欣同志和同学一一握手同学说:转达“八·三一”全体同志对江青、伯达同志的问候,祝江青同志、达同志身体健康!祝穆欣冋志身体健康!同学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
    8,黑龙江省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长征红卫队《长征宣言书》我们是大连海运学院的长征红卫队。我们无限忠于党,无限热爱毛主席,颗颗红心向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圣地——一北京,日夜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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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子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为了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大学解放军,我们特组成了长征红卫队,迈开我们的双脚,步行走向北京!我们庄重宣告:长征红卫队已经在8月25日清晨从大连出发了!
    过去,无数革命前辈为了解除人民的苫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向继,流血牺牲。今天,我们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了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不变色,也随时准备经受千辛万苦,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那种认为现在干革命可以不经过艰苦的考验,只凭一时的热情就能胜利的想法,在将来,还仍然会有重要险阻,要革命要奋斗,就会有困难,就会有牺牲。
    当前,由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阶级大搏斗。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不仅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充沛的革命热情,而且还要有钢铁般的革命毅力,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师生万万不可忘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决不能忘记艰晝奋斗的作风。正当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着的时候,更需要百倍地发扬老红军的长征精神,大力培养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正因为如此,我们终于决定走这一条艰苦的道路。
    我们长征红卫队,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革命考验,自从我们出生到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在二十几年的人生历史中曾有过这样的考验吗?在一个月的光阴中间,我们背着行李,要开动每个人的两只脚,边学习,边宣传,不乘火车,不坐汽车长征二千余里。自从出发以来,我们脚上不知磨出了多少血泡,不知流了多少汗,跋山涉水,风雨无阻。若问我们这些年轻人,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吗?没有,从来没有!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们这次长征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和所有革命青年是英雄好汉,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他们能够接好革命的班,请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它说明,他们有不可摧毀的革命意志,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取革命之经,他们能够吃大苦,耐大劳,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我们的誓言:革命的红后代,紧紧跟着毛主席,决心在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造就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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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长征是对一切牛鬼蛇神的一次强有力的示威。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你们听着: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老红军、老八路的好后代,是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历史必将宣告你们和平演变"阴谋的彻底破产。你们在我们身上打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我们誓把革命红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革命,永不变色,永远向前!
    我们的长征是取经队,同时又是宣传队。我们一路上要不知疲倦地学习毛泽东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学习熟悉十六条,宣传运用十六条。我们要向沿途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虚心地学习,首先学习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取得革命经验,以待长征结束之后,将本单位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曾多次教导我们,中国青年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样如此。在扫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红卫兵们,革命小将们起到了某种带头作用,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仍然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长征红卫队坚持与工农兵相结合,沿路努力学习老工人、老贫农、老革命的阶级感情,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争取他们对革命师生的支持,把他们的革命感情,一片丹心以及热爱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带到北京去,带回学校去。我们为能担任这样的使命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我们的长征又是播种机。它首先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在思想深处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必定会大有收获。它将给我们点燃心中的革命火把,它将使我们终生难!我们又衷心希望我们的行动对少数忘记艰苦,安于享受,惯于坐办公室的革命前辈们有所触动。我们请你们不要忘记战火纷飞年代,请你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想想你们当年跟着毛主席行军万里,南征北战的艰苫岁月,最恳切地希望你们勇敢地站出来革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长征红卫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都要坚决地进行抵制和斗争。如果反革命分子胆敢对我们进行破坏和搗乱,我们将最无情地镇压他们!长征红卫队严格地遵守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时培养解放军的三八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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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红卫队自从出发以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经在思想上有了极大的收获,大增革命的才干。我们在沿途中,到处受到广大工农兵、红卫兵和所有革命群众的极大支持和热情鼓励,他们纷纷表示,希望我们坚持走到北京,向毛主席问好。
    但是也有个别同志对我们长征的革命意义,对我们的革命精神和毅力还不理解,说什么"现代交通工具如此方便,又可免费,何苦呢?″这是自讨苦吃,浪费时。"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能否坚持到底。的确,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将有很大困难。但是比起当年红军所处的条件、所走的道路,真不知强了多少倍,与万五千里长征相比,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又会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红卫队再一次庄严地宣告: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决不辜负沿途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不走到北京非好汉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万岁!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编辑部《鬼见愁——一红色恐怖万岁》我们高呼:红色恐怖万岁!
    今天,我们搞红色恐怖,明天,我们还要搞红色恐怖,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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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要砸烂旧世界,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必须对一切旧的东西大杀大砍。文文雅雅慢慢腾腾怎么能行呢!?怎么能在框框里干革命呢?
    有人一见到红色恐怖,听到我们喊造反有理,就胆战心惊、大发雷霆。什么“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呀!”什么“这样太乱了吧。”统统都是胡说八道。天下,是我们的!江山,是我们的!我们翻身了,我们执政了。我们造了牛鬼蛇神的反,罢了牛鬼蛇神的官,专了它们的政,我们扬眉吐气了,谁敢在我们面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我们就叫它去见阎王。害怕红色恐怖的家伙们,实话告诉你们:对红色恐怖持有什么态度,是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家。我们的父兄,在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里跟着毛主席踏遍了万水千山,夺得了政权,打下了江山。今天,我们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跟着最高统帅毛主席又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血未千,仇未忘,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放!上刀山,下火海,党的领导不能篡。我们红色的后代起来了,起来保政权、捍江山。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不破不立。”我们造反是造定了,我们还要在红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烧!烧!烧!!烧掉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红世界。造反有理!造反到底!红色恐怖万岁!
    (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社论)
    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周恩来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这次会议的目的、具体建议,陶铸同志讲了,不重复了,讲几点主要意见。庆贺你们在黑龙江革命造反,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天我不谈哪个做得多一点,哪个做得少一点,哪个错误多一点,哪个少一点,只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来都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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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五界和党政机关。你们炮轰司令部轰开了,在黑龙江文化大革命起了决定作用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所以,你们还必须团结校内的革命师生和其它大专学校,要帮助中学,这样才能起更大的作用
    你们回去要向全院
    革命师生讲,向同你们要联系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工人、农民讲,通过你们把中央的话传达给他们,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希望的目的。你们学校红五类比重很大,大部分都是红卫兵。你们是很重要的力量,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对你们的期望也很大。正因为这样,你们要一分为二,不要骄傲,要兢兢业业,越要感到听毛主席的话还不够,读毛主席的书还不够,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不够对政策学习理解执行还不够,一定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搞革命犯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但要好好学习,争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改嘛!我已经讲过多次红卫兵的任务是三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
    你们这些团体一是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这一条你们是承认的;二是接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主观上总是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吧!三是你们都是承认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要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它。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战斗的纲领,你们才能更好的战斗。既然如此,我说你们都是革命团体,前提就是承认这三条。如果不承认,就不是革命团体了……。
    至于说革命犯了错误是允许的。我同一个学生谈话,谈了一个问题,把他问住了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从整体说中国共产党是彻底革命的党,但拿一个时期来说,也犯过路线错误,比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王明和立三的路线错误,你说那时候的党中央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呢?还得说是革命的,只是犯了错误。当然犯了路线的错误是不好的,革命允许犯错误,犯了错误要允许改正嘛!李立三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嘛!革命的组织并不是没有错误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也不能打保票不犯错误,错了就改嘛!错误多少你们自己作结论。犯了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革命的嘛!不革命性质就不同了
    希望你们懂得这
    个真理。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客观效果怎么样?要通过实践。你们青年组织可喜可爱,你们是革命的。但是不能说每一个行动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要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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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连我们一个人也是一分为的,何况一个组织!对省委问题你们炮轰了,斗了一些,还有些好的同志嘛如果仅仅有潘复生同志一个人,不用你们轰,省委就垮了,还是要一分为二。彭真领导北京十七年,他也不能天天讲黑话,如果天天讲黑话,早就被揪出来了。大部分还是讲的革命话,一小部分是黑话。人是变的,不是一天就暴露的,他也看杋会嘛!髙闵伸手快,暴露就快,而彭真慢慢伸手,暴露就慢。不管主观上怎么样,在客观上还是做了些好事,不能把彭真领导下的许多同志做了好事也否定。这些好事,还得承认。北京大部分做的是好事,隐藏着一部分坏事,所以对北京也要一分为二,十七年来基本上是好的。北京如此,黑龙江不会超过北京吧!如黑龙江比北京还严重,那就是我的讲话早了,但就现在掌握的材料,至今天为止,还没有超过北京。黑龙江省委也有好的同志,有些同志你们不都承认,可以做工作嘛!欧阳钦错误有多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对一个人要看整个历史,欧阳钦在黑龙江只是一段嘛!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让中宣部要回去斗。一斗,斗死了,他不能讲出更多的材料,就不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潘复生同志到黑龙江是光杆去的。他过去在河南是被打错了的,后来平反了,调到中央在总社工作一段时间又派到黑龙江去的。他一个人到黑龙江不依靠一部分较好的省委同志怎么能行呢?有人要求中央派几个人去,中央人也很少,还要靠本地。毛主席讲:“一切力量从群众中产生,从斗争中产生。”黑龙江的问题中央责成东北局仝权妥善解决。听说有人要炮打东北局,东北局是中央派去的机关,如果他们是黑帮,我们就有责任了,就和我们连上啦再打不就打到党中央这里来了吧?“黑帮”、“黑线”再不要用了,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主席考虑之后,还是不用,因为定义解释不清楚,帮多大、线多长,界限不好判别。
    你们叫红五类,就有黑五类,除了红就是黑,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犯了错误的人的子女也不能叫黑五类,这样就成了宿命论了。毛主席最反对宿命论。有的人昨天是革命干部,今天就是反党干部了,要允许人家改造嘛!这样就睿易使我们的概念绝对化,绝对化不是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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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中全会以来,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阻力很快就纠正了。派工作组是个路线错误,很短时间就纠正了。但这只是太阳中的黑点,无损于太阳的光辉。各级党组织不都是漆黑一团。毛泽东思想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去实现的。如果都是漆黑一团,那就只剩中央了!对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一分为二。
    炮打司令部,主要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开始不一定都打得那么准,也可能打错一两个,再纠正嘛!就是戴了高帽子的也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运动中同时也批判犯各种各样错误的,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三类干部,四类干部往往是交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个多月来。你们炮轰省委很必要,但不能只剩潘复生一个人。你们不能负起代替党的领导。可以参加工作。东北局要挑选一些同志组织临时省委,你们要支持潘复生同志,要支持临时省委,承认新市委的领导,挑选的临时省委的同志也不能没有毛病,你们支持他们,不是保证他们,犯了错误再批判嘛
    你们既然承认党的领导,当然要承认党领导下的专政工具,《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斗争的消息,电视台广播了,扣押了人,全国只有黑龙江一家(康复生讲话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是同学的责任)。你们自己印的我们不管。比如有人说,要彻底打倒伊斯兰教,那还行?我到亚、非跑的国家多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但这是你们说的,国家不负责任。报纸、电台、新华社、电视台是专政工具,无论如何不能乱动。报纸、电台这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如果发出一个错误的声音,对世界影响很大。大字报、传单,你们可以贴,可以散发,那里边有错误的。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民主,但是不能登报。有些学校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并不错,在十一中全会时,就有人提议过。主席说:毛泽东思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不赞成叫毛泽东主义。我讲,不要强加于主席。有的地方改了,有的不改,但不能登报。你们很多宣传品,党的专政宣传机器不能登。你们抄写我的讲话,不要到处抄。特别是毛主席的话,更不能到处抄,除非主席授权新华社、报纸发表的
    四清工作队是合法的,是二十三条肯定了的,不要炮打社教团,有错可以揭发批评,二十三条是主席领导制定的,许多条条适用于文化大革命。农民和你们不样,他们一面搞革命,一面搞生产,你们是放假闹革命,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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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是很自由的,有的已超过宪法规定的自由了,还不够吗?我这样讲,你们不要束手束脚,你们认识了错误就改正,没有认识的,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你们年轻,没有经验,错了不要紧,我们讲的也不一定每句话都是对的,你们可以批评。你们工作的不对,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说要念念不忘无阶级专政吗?对专政机构你们要尊重,你们抓的人要放出来,交给新省委,交给潘复生同志处理,他解决不了,我们还可以帮助嘛!对专政机关和专政工具,军队、公安部门、报社、电台等,你们不要去搞串联。我们国家有专政机构,公安部抓人还要经过中央常委点头。你们这样做,国家专政机构还要不要?是不是们能代替?主席语录里哪有授权某一个团体抓人呢?如果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抓人,那还得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是集中了呢?还是分散了呢?
    个省委依靠某一个团体保护工作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如果需要保护,派解放军保护。你们一个团体要保护,一个团体要抓,这样势必造成相互对立,不团结。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实行呢?中央批准抓一个人,停职反省一个人,批判斗争个人,得绎过研究许多材料,而且要经中央常委批准,有的还需主席批准。(陶铸同志说:一个学校有多少派,有各种不同看法,都抓起人来怎么得了!你们批判斗争可以,不要随便抓人。我们支持你们,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打了三次电话,你们还未把人放出来。)
    、联合行动问题。你们这些团体要在共同的目标上联合起来行动。不仅在生问题上可以联合行动,就是犯严重错误的人的批判斗争,也要联合行动。如对刘俊英,如果材料够了,就可以联合进行批判斗争。意见不一致的,可以先放一放先搞意见一致的。你们这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抓生产,社会上破“四旧”可以分出一部分人来做,当前多数人要搞生产。你们提出要去工厂参加劳动,我看可以。对你们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你们要加以组织,让省委给你们任务,这也是革命革命要联合行动,生产要联合行动,这种联合是任务联合,不是组织上的联合。但我们相信是能联合起来的,这是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相互关系问题。你们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学习,首先都要作自我批评,这样才能逐步达到团结。现在你们不一致,最后总是要团结的。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文革委员会总是要联合的。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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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织中是否有坏人,有也是极少数,十六条已经讲了,最后处理。为什么允许你们有几个组织,因为青年人的思想是起伏的,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你们读毛主席语录,你用你的,我用我的,有不同的解释,最后总会一致起米的(陶铸插话:毛主席说要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提出反帝必反修)修正主义是长期考验证明的,不要先戴帽子。有阶级存在就有党派,有人提出取消资产阶级党派,我们考虑不能取消,因为阶级还存在,有个代表性的组织才好改造他们,没有这个组织,反而对他们改造不利。你们几个革命组织分道杨镳,还是在革命大道上几路前进?万道江河归大海,还是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这样不影响你们互相争论,首先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我们这次见你们很高兴,黑龙江的问题,中央责成东北局的潘复生同志全权妥善处理。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地点:国务院会议室。十月十八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査,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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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同学们说是大连工学院的)你们来了很久了吧?(同学说
    二十来天了)你们市里负责同志来了没有?(同学说没有来)请他们一块来,解决问题嘛!都听一听,不打不相识嘛!
    你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指崔荣汉)你们看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同学:两类矛盾都有)那不可能,两类矛盾不能混为一谈。(同学:我们认为和胡明是敌我矛盾。崔荣汉愿意和我们一块来,许西是揪来的,胡明没抓着。)现在是十点三十五分,解决问题吧!经过就不谈了,宋任穷已经回去了,能解决的就解决,然后告诉他们(指东北局),不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你们谈吧!(金涛为什么要材料?)(一个同志递条子准备录音)
    不要录音嘛!我的话没有道道,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话可录一录。还是不录吧!不然的话,讲起来就不自由了。(继续讲材料)
    你们院党委还在不在?(同学:早就烂掉了)是你们推倒的还是工作组推倒的?(同学:工作组没有,同学推倒的,几天功夫就干掉了。)是不是你们推倒了工作组再扶植?(同学:工作组又建立一个文革小组)
    (谈到第一批工作组情况时),对赶工作组一致不一致?(同学:不一致)第批工作组什么时候赶走的?(同学:六月十六日进米,六月十九日赶走的。)(接着念材料)
    陶铸同志问大家你们学校有没有学生斗学生?(同学:有!但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旅大采取更隐蔽的手法,市公安局派人到同学家去调査。)(一个同学把调査材料交给陶铸同志看)陶:徐长春来了没有?同学:没有。
    陶:你们把许西和崔荣汉都带来了?
    同学:崔荣汉是我们带来的,许西是“海运”带来的陶:你们分工分得好哇!你们来多少人?
    同学:我们来一百多,全是代表。因为只许我们来二十多人,有的还没有来陶:对!人多了不好说话,不方便,对吧!解决问题嘛!还是少数人好办事。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好解决,大家随便诙。(崔荣汉进来了)你是崔荣汉同志吧!来过北京吧!你们现在住在一块吗?(崔:住在旅馆)同学照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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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让他住医院他不去。崔:同学们照顾我。
    陶:住旅馆,同学是优待你了。(同学读材料,读到抓右派时)你们这儿有右派吗?哪有那么些右派?(同学继续读材料)你们的右派都公布了吗?(同学:没有,我们从已知材料得到的,有些材料我们得不到。)你们都要些什么材料?(胡明的报告、简报、通报,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整理学生,群众的材料。)你们学校都有什么系?化工、造船(同学:还有机械、水利……)几个系?(同学:六个)你们学校主要是化工、造船吧?化工不是搞了几个尖端吗?旅大市早就是造船基地,我去过一次大连,那是四九年要进关时,那时大连还没有大连工学院吗?(同学:大连大学)那时你们还没有进大学吧!(同学笑了)继续念材料,读到胡明对“六·二○”事件看法时)那很好嘛?这不就抓了吗?(念到省委问崔)同学讲的是不是都有根据?(崔:“没有抓右派”。同学反驳。)(陶问崔)关于工学院的材料你们是否都交了?(崔:差不多了,按中央指示精神,就是整同学的材料。)(同学:不对,没交,举个例子。)(崔:他们说的简报还没来,就来北京了。)中央指示早就发下去了,为什么不早点主动交,你们市委思想解决问题没有?(崔:我们答应全部交出来)(同学把简报交给陶看)你们要负责!(崔:我们要负责)(同学念简报念到右派处)陶点头,好,我们研究一下,十点我还有会,两点我还要接见湖南的,已经排好队了
    下面定个原则,两个问题嘛!一个材料问题,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还有罢胡明的官),就这两个问题嘛!细节问题就很多了。材料是一个方面,最后是批判资产阶级阶级反动路线要兴无灭资嘛!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协商一下,定下几个大的原则,细节问题自己解决。材料问题说容易也不容易。把崔荣汉拉到这来,就说明市委已经解决不了啦。现在你们两方面口径还不一样,所以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崔荣汉同志,现在你还不敢斩钉截铁地说。刚才崔荣汉说差不多了,差不多?我看就差很多,你不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或者全部交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差很多,也许我的话是武断的。象建设一样,基本完成就是基本没完成。要不为什么跑到北京来呢?同学们辛辛苦苦地把他(崔)拖到北京来干什么?我看材料只能按中央指示办事。这个指示不仅适用于军事院校,也适用于全部大专院校,市委应当坚决执行。崔荣汉同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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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必要了!错了就改嘛!把材料坚决清理,坚决交岀,把这些材料全部交出来吧!留着也没什么价值了!提几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
    、检讨的交给本人,由本人来处理,可以留作纪念。因为检讨都是逼着写的,都是逼、供、信嘛!可以烧毁,可以留作纪念。
    、大会上的报告,开会的记录,大会小会,报告的纪录都应交给你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抛出来,这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根据。工作队员讲话,大会发言,应交给同学。有根据不是放空炮,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炮弹,要材料是小事,重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个人问题,大家共同研究,奇文共欣赏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懂了)你们理解得快,你们都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哄堂大笑,说陶铸同志太谦虚了)关于大连工学院的报告要分析批判。其它材料特别是排队名单、小报告、工作队让同学打的小报要交给同学当众销毁。最近中央发个通知,这样双方都可解除负担。我们就怕学生斗学生,不留下。同学提供意见不能怪同学,这些都是工作队搞的嘛!同学要心胸宽阔,放眼世界。看的远的,心胸开阔的没有什么。好同学不能计较这个;有的心胸狭隘,要把这个记一辈子,总想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右派,责怪同学。这个运动绝不允许有私心杂念,不管你是谁,你以个人的某种要求出发,想从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都是不行的,都是会被搞掉的。我相信你们同学,你青年人是未来的主人,你们纯洁嘛!我们没有个人的得失,有的同学提供材料,消去之,可以消掉嘛!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不能留下当档案,材料拿出来我也不要,当众销毁。事情就怕串,串起来就成大事了。你们大连有两派,工作组整理材料那儿来?还不是这听一点那听一点,依靠一部分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检查,还能没有一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青年人讲话还有不犯错误的?哪有百分之百都是马列主义的?所以我今天讲话也不见得都对。(这时许西进来)你是哪的人?(许:江苏的,崔:河北省)我是老东北区的省委书记,在东北五年多了,小日本投降我就到东北。(同学:有些材料没有交给我们,有,我们已经知道了)材料市委拿去了,你们(指崔)都看到了,拿出来可以烧掉,一把火彻底了之。对市委的话,你们彻底审查。一份也不许留下,没有用的毁掉,个人问题。就象划左、中、右的问题,被划反革命,这样的材料统统烧掉。工作组、同学整的材料要全部交出,一把烧掉,你们说成不?(同学:全部交出来,我们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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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崔:我提个问题,这些材料用不用同学看。)(同学:市委就是怕看这些材料)清点一下,大概看一看,这些不看的话,哪些烧掉怎么知道?我们心胸开阔,不搞学生斗学生,同学应当团结起来嘛!(激动地)你们留着干什么?还把他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应当相信他们嘛!应当相信年青一代嘛!全国百多万大学生,解放十七年来,在无产阶级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是好的,但不能说没有一个坏的,我们不敢打保票。(崔:带来的材料怎么办?)(生气地)带来的带回去嘛!市委彻底地清査,有价值的留下,个人的自己处理,可以销毁。他们要你们解决问题,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才把你们带来。(问许)你现在在哪儿?(许:和同学住在一起)好嘛!这样可以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谈谈心就熟悉了。
    工作队一进院就划左、中、右。这个方法不对。你们进去还没看,怎能划左、中、右?运动结束时才能这样分。现在学生中不能划左、中、右。在学生中有左派、中间派、保守派,保守派可以转化嘛!个别地、富、反、坏、右出身的有右派,有杀人的、放火的,杀父之仇的,个别的不管他,改造好了欢迎,顽固到底后期处理,何必急呢?
    开始就把人家划成左、中、右,这不是冤枉人吗?不带右派,带××的,也给(擦)掉了。没必要!仝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有错误的大部分可以改正,坚决不改的是个别的。个别的也不用你(指崔)管,群众看得更清楚,你整理材料干什么?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打上了“×”,以后分配到工作单位后,看到个大“×”,还是个右的呀!这你上哪去调查去呢?
    (崔:现在红卫兵组织是两派,在烧材料时怎么处理?)
    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派人参加,上级党委也可派人参加,市委不行省委派,省委不行局里派,但中央不能派。我们要负责到底。整你们的交给你们,报告、排队的黑名单都交给你们,清一下子就销毁。(红港市总部把五份材料拿去照了相,录了音,又复制了“六·二○”、“六·一七”的照片)凡是有关的都交出来,看看就销毁,不要抄。(我们不抄)背后搞的内部简报、布置等……)关于你们」学校的材料都要交。干部与教职工的材料不交(同学:关于在工厂对我院“六·○”事件的报告可不可交给我们?)你们可以到工厂要嘛!背后搞的材料,有就交出,不交就不老实。不交就让他们签字,不给就拿一份,给他看看。(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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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交嘛!有错误还不敢改正吗!但是我要提一句:关于党的机密,干部问题,档案不能交。除此要搞彻底,毫不保留,向省委的报告可以先不交,因为市委开
    还有其它单位的问题。向省委的报告不要交,因为最反映整个旅大市问题。(工厂的干部、教职员被打错,怎么办?)(教职员一样参加学生运动怎么办?)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也一样嘛!为什么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不给呢?要一视同仁嘛!你们解放了,他们不解放就没有理啦!原则只有一个,对当权派扫错了以后平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错是对以后讲。从你们学校拉出去八麻袋交出来(对崔、许),要批判你们的错误路线嘛!(海运同学讲:工人围攻学生,介绍“东方红”辩论会情况)这个问题我是倾向学生的,对单位有所保留。经过多数工人、农民在市委的指挥下,郭影秋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在人大开会时我参加两次,第一次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去那儿听了,第二次时,两种意见的红卫兵都参加了,一对一地发言。少数派出一个,多数派出一个。你有道理,何必出那么多人呢?我相信你们(指海运同学)的话,我相信你(指许西)的少,我相信你(指学生)比相信他(指许)的话多,学生说的话可靠性大
    少数工人有偏激情绪,因为他们分析不够,有点意见,这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对学生呢?过去我也参加过“五·卅”运动,那时劲头一来,分析问题就不够了(工厂可以不可以参加学生揭发市委的大会?)在业余时间,工人可用礼拜天和业余时间参加。(许:工作还有自己的安排)第一条,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工人自愿派代表参加辩论会,揭发会,不要全去,不要他们(指崔、许)指定的代表。派代表可以传达嘛!仝部去了工厂也不好搞了。(星期天和业余时间是不是可以全部去?)完全可以。第二条,不影响交通。第三条,不影响生产。(许:在马路上影响交通。同学:在火车站前。许:哪儿人多,偏在哪个地方。同学:那儿适)
    第二个问题是路线问题。你们市委有几个书记?(许:八个)大连市委有点不在乎,认为很稳,旅大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控制的;不是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不是放手的、大胆的,而是通过派工作组控制局势,把斗争压下去,我想你们的想法很快破灭的。不象哈尔滨那样,你们就感到满足了。大连不是没有斗争的,市委采取压制的方法,压力越大,反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是光明的,但是光明里面也有黑暗角落,黑暗就是资产阶级,大连就没有?大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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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解放时不同,特点就是在于苏联红军没有交给蒋介石,苏联还是后修的。金县、复县土改不彻底,大连搞的怎么样?大连就是那么革命呀!市委采取压制方法,群众运动怎么能压住呢?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下,毛主席又接见群众,从
    八月十八日到十月十八日,加上国庆节一共接见五次,毛主席极相信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革命洪流向前猛进,一个单位,螳臂挡车,怎么能挡得住呢所有污泥都要冲掉,革命洪流就要把所有的阻力去掉,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大连我担心,你们想挡,挡是不行的,水越阻越高,是不行的,最后大坝要被冲垮的。大连工学院不是有搞水利的吗?你们知道一个大洪流要决堤的。你们(指崔、许)很不觉悟,很不得力,很不理解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阻止运动是要倒霉的(陶说这段话时很激动,很快)我说大连犯了…派工作组在全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过了吗?(同学:看过了)传出去后,有的地方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五
    十几天,很多领导同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中央也犯了错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主要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负责。在全国有的地方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搞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是路线、方向错误。十一中全会后主席亲自领导全国,林彪同志也帮助抓运动,前一阶段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执行了错误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改的都不好,你们是很差中的一个。所以,说你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群众要革命,你们不让革命,压制他们还包庇黑帮,这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执行的性质,否则就更严重了。
    和宋任穷讲好了,叫胡明回去检査。(同学:我们要罢胡明的官,是敌我矛盾,不让他检査。)还要看一看,你们可以揭嘛!揭什么是什么,他是敌我矛盾不能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说成是敌我矛盾。我是代表中央的敌我矛盾不是罢官的问题,要开除党籍。(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央经过讨论,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放心揭吧!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和东北局宋任穷讲,让他告诉胡明,让胡明回去检讨。(同学:对全市吗?)对全市。看有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进步小一点也要采取欢迎态度。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嘛!(同学:看过我们交的材料没有?)没有,我是听东北局同志意见,中央现有六个局,我们还要相信嘛!对胡明不了解,但知道一些。只是这项文化大革命问题,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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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内部问题,认识问题,你们要继续揭,以后定性。(“以前的问题也很严重”举了四清的例子。)先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以前揭的,你们要提高。我赞成揭、批判,后作结论,罢官问题不忙,罢官容易也不容易,罢也够也不够,罢由中央决定,你们可以提意见,你们完全有权利,罢不罢官中央批准,你们揭嘛够了,还不罢官吗?部长、书记要由主席批准。主席是支持群众的,主席还不支持革命吗?真正有黑帮,主席还能包庇吗?你们搞个对立面,来几个大反复,大干一场受锻炼嘛!反对修正主义是靠罢官还是靠你们的本事?轻易的罢官对你们的锻炼没有什么好处,不利于提高你们的思想觉悟,这样会使群众觉得没事干。我们研究过了,考虑过了,中央不赞成轻易罢官,事情没有弄清不要罢。工作队给你们划××你们就不满意。把事情弄清楚,够了就罢,一定罢!但先揭,要批倒、批臭,逐渐的罢掉!还没有批判就罢掉了,他们卷起铺盖就走了,那你们去找谁?现在问题不是罢官的问题,而且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时间已经过了,我还有个会。
    (同学:再提几个问题,很快。第一个问题:目前旅大市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都长征去了怎么办?)我在这讲话拿出去了,前边去一段,后边去一段,就要中
    一段,印发出来了,发的哪都是,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我赞成仝国大串联,主席同意的,大连海运不是来十五名同学吗?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是主席同意的,现在没有让他们走,以后我们要接见。现在串联,有的地方没有揭开,有些影响,这个问题要从全国来看,不要从一个学校来看。从
    八·一八”主席接见四次,上次接见还一百五十万,最近走了一些,又来了些,到昨天为止一百三十万。过去谭力夫讲话,有那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让非红五类来,以前关门主义是不对的。重视阶级成份,不要唯成份,还要讲政治表现,尤其要看阶级斗争表现。不是红五类阶级斗争表现很好,为什么不让来呢?来到北京好嘛!都要来见见毛主席。现在估计到十一月底,来北京的有八百万人次,是计划的四倍,这是了不得的,相当于保加利亚来北京看毛主席。北京搞得还好一点吧?比大连……(同学:好多了)北京的空气不一样,一来北京见了毛主席,来京十天、半个月,都感到收获很大,回去把运动搞起来。全国搞这么大的运动,不全国串联怎么行呢?宣传毛泽东思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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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倡步行,因为火车、轮船是不够的,把货运都搞掉了。我们不能影响生产过去中学生百分之十派代表,都选自己。现在反正不坐火车、不坐轮船、不坐汽车,我们不限制,都来嘛!
    长征是锻炼,几千万人到全国大串联是个宣传队,又是个播种机,革命的种子到处发芽、开花。交通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到各地去点火,交流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仝国办成一个最大的学校,这是毛主席所赞成的。大连海运来的同学还没有走,我们要接见他们。他们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光了不要紧,把全国搞好了,学校推迟几个月怕什么!
    他们出去(指保守的)走走也好,清华有个保守的改变了,在家保守,出去变炮轰了。一个学校搞不起来,全国搞起来了,不好吗?岀去锻炼一下,回校更坚强能团结起来,最终要在毛泽东思想下团结起来。他们走了,你们也可以批判他们也可以锻炼。在家保守,到外边就不保了,知道错了。我们造反,要允许人家造反嘛!他们回来了,可以承认错误嘛!对你们批判市委有什么不好呢?问:红卫兵内部可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
    答:没有规定,你们自己决定。因为红卫兵是自愿搞起来的,有坚强的革命师生可以考虑。组织发展问题不要忙,可以慢一点问:文化大革命大致要搞多长时间?
    答:时间很难说,革命第一,反正明年春节以前你们不能念书,总的原则是搞彻底,革命第一,是最好的读书。你们是搞工的,自然科学,脑子红了,专才容易。导弹在世界第三。把法国、英国甩在后边了。觉悟高的人是最敢想、敢干的,什么都可以搞出来。必须把运动搞彻底,不然很快会变颜色的。
    可:红卫兵两派斗争很激烈,很对立,我们要不要批判保守派组织的反动路线答:主要锋芒放在市委,工作队身上,错误的思想可以批判。问:什么样的干部算当权派?
    答:大学系以上的,系主任。我要求一条,我的讲话以后不要印成传单。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木精神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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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在八大会议时,毛主席就指出了,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规定了的。但过去是零零碎碎地抓,现在是系统性地抓思想革命。这也是政治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思想革命是长期的。毛主席说,现在,在政治上,经济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六零年的单干风就是破坏集体所有制。所以思想上不革命,经济上就要复辟。现在我们经济上公有制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要发展到都是全民所有制,但思想上革命还没有彻底,这是长期的。现在人的私有观念还很深,必须破私立公。人的脑子没有真空的,不是无产阶级去占领就是资产阶级去占领毛泽东思想占领多些,资产阶级思想就少些。不学毛主席著作私”字、“我”字就占领阵地。白求恩、张思德……等为什么成为高尚的人呢?就是眼望世界,没有“我”字。所以林彪同志说,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所以不是短期几个战役能解决的,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黑龙江省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师生和工农兵一起,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还不够,要从学校到社会上的斗批改。由于省委领导不好,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们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级党委的领导问题,从省委到市,地委,我省炮打司令部,从八月到十月,两个多月了,各级党委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端正,认识还很不够。党里形成了一套框框,一搞政治运动就排队,分左,中,右,周总理说,以后要取消这个做法。这和毛主席说的群众中的左,中,右要分开,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旧的习惯势力,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这些冲掉。如以后死了人就不送花圈,我们人死了,埋了拉到。最近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死了,六十多万人去开追悼会手里拿着语录,以死人压活人,实际是示威,造谣说是学生气死的,来压制群众运动。列宁、斯大林死,都没有那么多人。扫四旧不要强行规定,群众接受不了
    四新要逐步提倡
    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接受敢想敢闯,把几十年的旧框框冲垮了。炮打司令部也有很多东西冲垮了。省委里有三分之一是服务人员,学校里有多少不清楚,学校也要改革。人是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浪费人力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很多人不下去,没事干,结果发文件发得多,发了很多表报,这一套都要改。这个问题在於认识,从省委,地委,市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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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认识不够,怕字当头。有的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对运动认识不够,想维持现状。有的由不认识到反对,站到群众对立面去镇压群众运动。所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认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必须把党内思想打通。林彪同志说,各级干部要打通思想,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运动以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纠正了错误路线。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现在还有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影响,还有干扰,所以要打通思想。回来之後,省委开会,全国同一时间都要开。中央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个通知,要求同志们把这个会开好,打通干部思想。
    〖以下潘复生同志念中央这个通知:中央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後各省、市、自冾区立即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会,认真传达讨论这次会议精神。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陈伯达同志等讲了话,就是要彻底解决干部的认识问题,要把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坚决贯彻下去,结合本地情况很好贯彻。这个会很重要,要求省、市、自治区在会前把工作安排好(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财贸征购等),并向党内外有关人员讲清三级干部会议的重要性,取得他们的支持,集中精力开好三级干部会,并把会议的经过,结果向中央汇报。〗
    因为十一中全会传达会没有开好;也不光是我们省,其它省也没有开好,所以干部没有很好学。经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研究,所以专门发了这个通知。向同志们讲一讲,就是要大家支持这个三级干部会开好,使这个会能安静地开。现在干部的思想问题很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还很不够,思想不通,戴了高帽子就不做工作了。
    但也有如我省商业厅厅长×××没有什麽问题,在食品公司斗了他之後,他回来洗洗脸,继续去召开会议,毛主席说他是真革命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些人就不行了,躺倒不干了,情绪不高。也有些老干部发牢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现在连个俘虏都不如。这些人思想有些情绪,想不通。一般干部也是把缺点看得多,大方向,主流认识不够,这种思想不解决就是阻力。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对群众躲躲闪闪,要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有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只要彻底改正,还可以成为一、二类干部但是即使是一、二类干部,“怕”字当头,压制群众运动,也可以成为四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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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是否进行到底有决定意义。所以三级干部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重视。在会议期间,同志们不是不搞运动了,我们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抽一部分人来保持和同志们接触。现在省、地、市委有的干部被斗了参加不参加会议?主要是错误的性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能参加,有严重错误的可以参加,现在材料还不能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以参加。毛主席说,允许人家犯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坚决打倒。犯错误路线的也还能参加,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李立三,王明不还是中央委员?要挽救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认识错误的就要挽救他,打通他的思想,端正态度,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文化大革命还长着呢!这一战役最少到明年暑假。你们步行大串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同学们对文化大革命也还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后接班的就是你们,还有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你们能不能接好这个班,现在都需要锻炼
    你们学生中有没有右派?有的。现在发的传单很多,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两部分引了刘少奇的文章,没有引用毛主席著作。“自来红”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文章。大连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驳″自来红",写得很好。中国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和孟子的……(没听清)都是错误的。小孩从娘胎里出来是白纸张,以后客观反映她的脑子里,如小孩火烧了手痛了以后就不再弄了。存在决定意识,由感性到理性,这是个飞跃。你们看了这些传单要批判地接受。谭力夫的文章现在有很多人在批判,现在他不检讨还到处跑,他后面是有人给他出主意的。有的文章写得很好,但也有毒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有些文章代表了一种思想,一种思潮的。不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就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第条路线,折衷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口头讲,进行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一切事物。不管他地位多高你违反毛泽东思想就要反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写一些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搞点理论,有革命的理论,就有革命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毛主席说要到实践中去锻炼,经风雨见世面,去经受考验。提倡串联,有串联,就要比较毛泽东思想一条就是矛盾对立统一(这句话没有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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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同学,同学有什麽怕的?怕红卫兵,怕同学都是不对的。“怕”字会转化,怕”字转好了就转化成“敢”字,不好就转化成“反”字,站到对面成为四类干部。牛鬼蛇神就是怕,你走社会主义道路怕什麽?“怕”,要转化为“敢”。我们要不怕反对意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不怕驳,驳不倒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代表一个时代,列宁主义代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代表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苏修把中国的刊物都收起来了,他们就是怕真理,怕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是放手让群众在运动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对同学亦是考验。学校现在放一年假,但学到的东西顶以前十年、八年。总的精神是要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不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党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道路斗争是尖锐,复杂,曲折的,这也是不奇怪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文化大革命中有“敢”字派,还有“怕”字派,还有“反”字派。“怕”字派是多数,“敢”字派和“反”字派是少数,两头小,中间大。文化大革命归根要敢”字,不是“敢”就是“反”,“怕”是不对的。有错误就检讨,就改正相信毛主席,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反”字派要被打倒的,要消除这一部分人。严重脱离群众,怕群众。有的是认识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立场问题。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关系重大,开会期间,这个问题还要解决有的人说省委瘫痪了,全国都是这样。不能这么说,只是温度不够,牛鬼蛇神烧不出来。
    对外出串联的革命师生,一要欢迎,二要支持,三要学习。
    关于省委的检查,总比不检查要好。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记要
    〖总理身穿一套退了色的蓝制服,精神很好,走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一边握手边问,都是工程学院的?有哈工大的没有?(代表:没有)我又得多一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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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被动,几个月一直被动。接着大家和总理一起念起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二页第二段,第三页第二段和造反有理一段。〗
    总理:反抗,反抗,反什么抗?反抗,反抗反动的,剥削的东西,斗争,斗争错误的东西。
    (代表:我们给主席写了三封信,念一念。)
    总理:今天没有工夫呀!给带去就行了,这样整我不行,我们一天工作十八个钟头,我们不能这样被动了。为什么三封信分开写?不一块?(代表:我们是从三个角度写的。)
    总理:你们对谭立夫的意见是什么?他的讲话看过没有?(看过了)批判了没有?(批判了)这里面有批判的吗?(有一些)(代表把信递上)(代表:这里还写了高干子弟问题。)
    总理:高干子弟什么问题?我倒想听听你们的。(代表:“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领导核心……)
    总理:你们高干子弟也不少嘛!上次(指三方代表座谈)我见了你们五个代表有
    四个,刘×,刘××的儿子,王×……都是你们的代表呀!我当然认为是你们的领导。
    (代表:他们不是我们的领导,那次座谈会仓促,谢××通知我们晚了一天××是坐飞机赶去的,有好几个是北京联络站的。)
    总理:那次十五个代表,印象是这样,他们有四个高干子弟,你们也是四个,东方红一个也没有(大家说东方红有一个朱××,我们的领导多是工农子弟)现在你们不是高干子弟了(我们一建团就很少高干子弟,一直没变)你们说吧,不要全文。(代表:当讲到小道消息问题时,造反团用主席给王海蓉谈话发动群众。)总理:那个谈话不是正式的,是给一个亲戚谈的,是从外文学院抄来的吧?不要乱抄,抄来抄去的。
    李范五的女儿不是在你们团吗?现在来了没有?(没有)还有林××不也是你们团的吗?是你们的负责人。(她不是我们的负责人)那是现在呀!现在改选了。(以前也不是,既不是总团的,也不是分团的,是一个普通成员。说他是我们团长,那是造反团宣传的,而且我们团没有团长,只有勤务组)你们到底是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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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的还是哈尔滨市的?(工程学院的)(继续讲高干子弟,小道消息干革命,讲到北航有些高干子弟给造反团写信。)
    总理:北航给他们写信是哪一部份的?(红卫兵的)(大家讲到高干子弟担任领导问题)总理:这陈伯达同志已经有了报告。
    代表:他们靠小道消息干革命,反过来说我们“保皇”总理:你们开始初期,八·八对院党委批评得少一点代表:你有什么根据?
    总理:他们在前期带头对院里,省里搞得比较活,比较凶,批评得尖锐(问:谁反映的?省委反映的)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起来辩论嘛!他们把李范五揪出来了,又揪出陈雷,王一伦,又揪出了杨易辰。过了一些,我打了电话,你们三个都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是一致的。
    代表:我们搞省委是最早的,第一次开了斗争会……(详细汇报了我们搞省委的过程。)
    总理:我当时批评他们做得过了,你们三方都在一起,没有人起来反对,现在人都不在,你们又提出问题,我拒绝回答。回去以后,他们反映你们对批评他们的特别宣传的多,对他们压力大。我先肯定他们成绩,又说他们过了一点,他们自己觉得很好,对他们是一个教育。
    代表:我们总团在传达时把批评他们的都删掉了,批评他们的还是从“东方红”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人还在造总团的反,说总团为什么不相信群众,不全部传达。总理:座谈后,你们都有了团结的气氛,我听说劳动时你们还去送他们。代表:有些高干子弟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别人当成阿斗
    总理:(笑了)这几句话给你们用上了。我也没有说你们保皇,主席不赞成,保皇这两个字。主席讲过,我就宣传主席的话。连“保”字我都不说。当时你们对院党委批评得少一点,行政上你们掌握的多一点,车子也是你们多一点,通讯也是你们多一点,他们有时从外边要车子来坐(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我不和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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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不和你们辩也不做你们的评论员,那时三方代表都在,我谈你们一个人反对的也没有呀!我再三问后面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呀
    代表:那时主要讲抓革命促生产,陶铸也这样说的,我们没讲。
    总理:两件事,一个是讲省委问题,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省委也成立不起来,生产也不能抓。这次你们“八·八”来北京,到三座门,搞科委,抓路阳,搞得也有点过火了
    代表:我们主要指联络组,联络组不按总理指示办事
    总理:听说你们要占领三座门(没有,我们去要黑名单)那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不是承认了吗?(代表讲了关于划分左、中、右的事)左是指那方面人?(造反团的)右是指谁?(八·八的,他们划的“右”晚上就被斗了)谁斗的?(划为左派的人)对这个他们承认不承认?是怎么答复的?(不承认)
    代表:他们不承认是黑名单,只给了我们发现了的那个单,记是柳明记的,还有别的材料没给。
    总理:你们说除了这个单子之外还有别的,这个问题我要给你们解决,一会儿我给你们念一个文件,等“东方红”来了一起念,我不讲重复的话代表:检査组徐平早去了,他不公开活动总理:他一个人吗?
    代表:还有联络员也早去了。总理:检查组什么时间去的?代表:六月初去的,月底回来的。总理:联络员什么时间去的?
    代表:七月底,在检査组走时留下来一个人,做联络员的在八月廿四日回来的。总理:我要责成他们检査,把所有哈尔滨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都交出来,统统集中,不能公开的三方派代表,一烧了之。我们研究过多次了,打了好几个月的被动仗,使你们牵扯到这些琐碎的问题中去了,对你们思想提高不大代表:我们搞联络组,就是搞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他们与你们见面了没有?(没有)他们自我批评了没有?(没有)我的嗓子坏了很久了,我担心我说不出声,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看了递给他的有关科委联络组的材料,正在看材料时,有一同学说:总理你嗓子不好,你光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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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汇报吧!)这上头有吗?(拿起材料)叫我看好嘛!不要强迫我。(看完材料)你们给科委的问题都有了摘录了,也有提出的问题,是一份比较概括的材料我当然不能一下子答复你们的问题,我知道你们说啥,工程学院教学上有很多问题,我都相信的。刘居英有他的一套。五月份我陪谢胡去哈时,见到刘居英,就警告他了,陆平已经是黑帮了,你要看看沾了多少,能不能划清界限。我当时怀疑,后来査出来他沾了许多,刘居英搞了许多专家路线。你们当时是否尖锐揭发,我不清楚。你们说根子是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硏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上了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吗?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就讲这一件。当然,不光是国防科委家,还有其他很多单位,是全国工人,专家,领导三结合,还有国防工办协作,还有领导和中央的关心,毛主席的威望。如果六○年专家撤走后,不靠自己自力更生怎么取得六二年以后的好转。不错,六一年后有个波折,把专家和知识分子重视过多了些。专家也出了点力量,出了点力量就骄傲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新生力量,这是他们的本性,当然贡献力量是好事,专家撤退我们自力更生后,64.10-66.10.四次试验,每一次都提高一步,不像苏修那样搞浪费试验。我们不是骄傲,这四次弹无虚发,能说科委没有一份吗?当然,你们有意见提出来,不能说是错了。当然,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可以怀疑,不了解的可保留,这是合乎科学的。你们不能把主要目标对准科委,追根孑。我讲清楚,对院党委你们要先给他搞透,你们在院内活动多,掌握材料多,好好批判。人家说,他们搞那个(指院党委)你们就搞上级,有互争兄长,出奇制胜的想法。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思?(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我是把別人的话给你们说,没有就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先把学院搞透。
    代表:我们一直就搞院党委问题,揭发大字报“八·八”是多数,造反团里的高干子弟林××,张×Ⅹ等等在六月初保院党委是最厉害。刘居英,李范五经常到过年过节请他们吃饭,看电影,给去的首长介绍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谁的女儿到现在他们一直没有揭发。
    总理:这个习气很不好,我有一次去军工学院,他们也是这样给我介绍的,当时我就觉得不好,这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这个提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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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总理这次也是先接见了他们,我们一直没接见。总理:我没单独接见造反团。
    代表说:总理在10月16日单独接见了我院造反团,他们还录了音,总理回忆不起来,后来国务院工作人员査记录报告说是单独接见过我院造反团十四人,主要谈省委问题及谈了对“八·八”的一些看法,
    总理听说他们录了音很生气,说:造反团这样很不对,要给造反团打电话追问我接见哈工大时,他们说你们去人很少(劳动)他们(造反团)去人很多,你们赶回来抢“十
    的主动权,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对的。接见工大
    是因为刘少奇的问题,我请示了主席,我印象是很深了,他们在主席接见后,他们把大字报弄到街里去,请示了主席,与他们谈判。
    代表:后面又说关于高干子弟对院党委揭发少得很厉害,“八·八”团揭发得多。总理:“八·八”团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代表:“八·八”团的成立是受造反团的排挤的(讲了一下八月份的情况)结果,自己要组织起来革命,和造反团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造反团起家有三件宝
    小道消息,二,老子英雄儿好汉
    ,科委联络组
    的扶植
    总理:(笑了)我不懂,林××怎么和你们站在一起?
    代表:又讲起关于林××辩论会,联络组支持造反团,瓦解“八·八”团。总理:你们什么时候组织的?
    代表:“八·八”团是八月十日,造反团是八月六日形成,8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的。
    (接着代表汇报关于林××问题已转为国家大事。)
    总理:林付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林××不是你们团长,怎么不声明(代表:声明了)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把它(林付主席指示)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付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我在这里给你们谈话也是随便谈,我把你们都看成革命青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把我的话都传达就不好了,如果和你们打官腔,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林××离开你们三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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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在一起。青年的团体都在变化,你们在进步。事情都是发展的,过去他们贴刘少奇的标语,我说了他们,现在你们去看,府右街现在不是又贴出了这个那个的,事情在变化嘛!对院党委问题,你们写个材料给我,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的关键,你们的斗争情况,也附带上他们(造反团)那些地方和你们合作,写份综合材料二,三千字,多了看不过来。
    这中间总理问“八·八”在行政上占得多一点是怎么回事
    代表:院十九级干部的自行车他们让他们交出来归他们,院广播台一直在他们手
    里
    总理:“一切权利归造反团”以前在他们手里吗?
    代表:以前谁也没有,在院里面,汽车司机多是“八·八”团的,有一段因为他们把工人打成了反革命,工人不同意,所以没给他们出车,从出车总数来看,还是造反团多。
    总理:以前院党委打击过你们没有?代表:以前两边都有受打击的(举例)(下面谈到省委问题,代表汇报了省委问题)
    总理:关于省委问题你们也写了一个东西,事情的经过,二千字到三千字,以你们为主体,联系造反团,东方红,那末,劳动问题呢?他们说:你们去劳动的人少,去的时间短,他们人多,时间长,十·一你们垄断了筹备的权利代表:汇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谈到作单干户工作问题。总理:那个县的?
    代表:临口县的,有一家是单干户的“黑旗”经过用毛著教育入社的。总理:全家都加入了
    代表:都加入了“黑旗”一例,别的单干户也都纷纷要求加入,现在该县委,地委要求我们还留了人在那里。总理:留了多少?代表:三个
    总理:还可以去嘛!代表:回去以后准备去总理:你们到边境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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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去了,我们还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总理:边境不是不让去吗?
    代表:我们是到边境附近的县和人民公社的。讲了三点建议。接着汇报了去广播器材厂的事情,印毛主席语录的问题,去855农场劳动的事情总理:这是生产问题,“十·一”问题呢?人家说你们是垄断代表:汇报了“十·一”问题
    总理:好了,你们把国庆节和生产联合写一个报告给我,连三点建议也加进去不要超过三千字。以后(指国庆节)你们分歧怎么那么大?
    代表:你们吹捧谭立夫(然后把造反团纠察队印发谭立夫讲话按语交给了周总理,总理看了。他们还吹捧自来红,说:高干子弟顶天立地,老子在娘肚子里就红透
    总理:胡说八道,这是谁说的?
    代表:谢××说的,是在万人大会上讲的。
    总理:怎么,他能这样讲,谢××也那么“左”(总理用手指表示“左”是有引号的)你们别
    代表:她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把谢××的发言给总理)
    总理:(一看印着内部材料字样)说:内部材料你们怎么弄到的?是不是偷人家的。就要公开材料,不要搞特务活动
    代表:“内部”字样是我们打上的,这个材料是她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公开的。总理:你们有批判文章没有?(我们把对谭力夫看法给总理讲了,把关于阶级路线的批判文章给总理看)这是不是陈伯达讲话以后的,透露了消息。代表:没有,我们不知道什么讲话。总理: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代表:没有,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中央消息报纸上不发表我们就得不到总理:你们的立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你们在哈尔滨不能联合行动呢?
    代表:我们要联合,他们不联合(然后把造反团“叛逆”战斗队的文章“我们造反了”念给总理听)
    总理:那是人家的东西,你们怎么搞来的?(答:是他们公开散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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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又给总理念“送给总团一条正弦曲线”
    总理:又是造反团的,这不是你们去搞的鬼呀?(大家哈哈笑)总理笑了笑说:他们说你们纪律很严,得到你们的消息很不容易,他们的消息你们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又活跃了一阵说:那才不是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下子就搞去了。)那是他们的看法,你们对潘复生讲话看法呢?(我们讲了对潘复生讲话的看法,说潘复生没有指岀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谁。)他没有指出是前省委吗?(答:没有)潘复生回去要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前讲个话给你们打个招呼,这也是合乎的,要你们支持他,你们分成了几派,现在群众斗群众很厉害,工厂分成几派了,影响生产。
    代表:电机厂9日,因为电工学院造反团,被迫停工九小时。
    总理:现在××厂也停了。对目前这个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你们已写了一个意见来,群众斗群众,分裂现象,先摆材料,再提岀你们解决的办法来。搞四个材料给我不超过一万字。以后我通过省委来回答你们几句话,如果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材料是他们的(指我们交的造反团的内部材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用手指桌上的材料)他们对谭立夫是这样的,他们要做自我批评,要不然他们怎么交待?要自我批评才行(东方红进入会议厅)
    总理: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答:22人)都是男同志,怎么没有女同志?(代表继续汇报对潘复生书记的看法,说对最近一段哈市局势冇很大关系)总理:他好久不在家。(代表:他回来好久了。)多也不过20天,20天你们觉得很长,我们就好象演电影一样一天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你们是青年,我们还有各方面的工作。对潘复生你们可以提意见,也主要用写信的方法,不能抓住一条辫子不放,他还要工作。从我起以下的人,任何人去了,局面也不会一下子就扭转,得让我们工作。每次见你们,你们都换人,把我整死了,你们这种战术不是同志间相互联系,当然这对你们是个锻炼,但与中央联系要有个以前参加的不然我有意见,有意见就说,不保留,弄得我没办法,上次说的东西,你们不知道,都要我回忆,对潘复生,反正现在你们想抓,不能抓潘复生书记,说他是路线错误,不然这样就没完了。他九月份回去,十月份他又回来,29日才回去,还不到20天。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们放假干革命,一天没别的事,可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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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一家就攻,我们不行,潘复生也不行,你们这样干我不干涉,对你们也是锻炼,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样对省委没有好处。潘复生来了也说,这个团体来谈完说:你回去休息吧!那个团体又来,谈完也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们最高限度只能一天工作18小时吧,要不然就不能有思考的余地,我不希望你们保了,但是你们不要出奇制胜。我重视你们给我的历史素材,你们的材料(指送给总理的材料)也足够说服我了,我很重视,要不就不要你们写材料了,现在的临时省委领导还提不出名单来,杨易辰就通不过,我还得作工作。到现在为止,临时省委名单还没送到中央,很苫呀!毛主席讲、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你们要有坚定的方向,对省委的错误,你们要诚恳地帮助,要实事求是的帮助(同学说:潘复生腰杆不硬)要看客观环境,要不然就成为一句空话了,他就一个人,你们几千人,腰杆子硬,存在决定意识。
    代表:潘复生两面派,对这边这样,对那边那样(随手递给总理一份潘复生在11月2日对我总部所属各团体代表座谈纪要和造反团内部传达11月3日下午4时潘复生同志在接见造反团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总理:如果这样的话,倒有必要打次电话提醒他,这种作风不好,不是毛主席主张的,我们现在要力图打破这种作风,党内有这种坏作风是旧的,过去的旧作风我们要搞正面材料,不要搞背面的材料,××机部送给我一个别人的笔记本,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去安子文管的组织部,就是搞这套,公安部被罗瑞卿,彭真把持也搞这些。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希望你们后一代不要学这些东西。潘复生这样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说过,过去你们是偏于保守的现在你们有材料,说服我,我错了就可以改正嘛。过去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人家反映就是这样,我说过你们保工作组,说过保院党委,那时候我就讲(指三方座谈)你们没有否认,当时我讲三派都是革命的,有激进,有保守的,走过了就会形“左”实右,过去我批评过他们,你们见中央总换人,我是很不赞同这样策略行动的,这不是策略行动北航提出这个战术表演,我们就不满意代表:这次是我们大家选的代表总理:下次总得来一个原来的。
    (我们又把总理接见江西,新疆代表时谈到“八·八”团的记录,念给总理听,并将此文交给总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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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我是举个例子,他江西人怎么知道你们呢?还有个东北局的例子,我没举,我告诉过宋任穷,批判欧阳钦是对的,黑龙江省他责任不比李范五少,但现在有病,一斗就死,这对你们也不利,允许揭发将来再批判。他们说,他们回去搞院党委,你们就搞科委,高升一步了,这种说法,我们很相信的了,你们的策略行动搞得我也很苦呀!你们不是那样为什么给人家那种印象,要囯去好好想想,就是科委,你们也没有搞出成绩来,你们又要去抢材料,有没有这个意思?代表:没有,有人说我们搞科委是搞聂总,这是造谣,我还要聂总帮助搞科委。)总理:聂总指挥两弹上天去了,不在家,你们搞科委的中心问题是联络组,联络组又是从院党委出发的。
    省委现在多了一个作风问题。你们要积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要搞小动作,背后侦察,丢了西瓜,抓了芝麻,这样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繁琐哲学,会犯错误的,你们不要学那一套,那是坏作风,坏作风千万不要在你们这一代传下去。你们的材料要是站得住脚,我就取消(原来的看法)参加三方座谈会的人有没有在?(没有)你们一个也不在,我有什么办法?让你们写五个材料,不要超过一万字对省委你们可以提意见,(我们提出要总理答复我们的问题)我看完材料是否马上答复,我们要研究,反正,我要答复你们的,你们不要等我。(下面总理秘书读了两个中央文件。总理出去了一下)
    总理回来后,我们给总理一个条子(内容: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派调查组了解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总理看了条子,会意地笑了,将此条子装到上衣口袋里。
    总理秘书告诉总理:时间到了,七点钟接见外宾,此时五分团潘龙泉同志上去和总理交换了纪念章。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退席。
    哈尔滨工程学院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21:24。周恩来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小礼堂,此时我们全体起立,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理和代表一一握手,然后入座。〗总理:你们来了多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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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二十一人。(然后总理
    名)
    总理:你们大连铁道学院有多少学生?同学:一千四百五十四人总理:学校不大。教工有多少?同学:六百一十二人
    总理:两千多人,你们为什么闹起来了同学:我们向总理汇报问题。
    总理:你们代表发言,怎么排在后边?你们都是真名实姓吗?你们要是搞秘密活动,我可就不干啦。我们十分相信你们,你们要相信党和政府,要写真名实姓。现在有些人写大字报不写真名实姓,既然敢站出来,为什么不敢写真名实姓呢?现在是在新中国,我劝你们不要学他们,这种作风不是毛主席的作风。现在这样个环境,我们放手发动你们,给你们这样大的自由,依靠你们,你们怎么还不敢挺身而出呢?但是,民主也不能是无政府的民主。我接见过许多代表,哈尔滨有三个大组织,红色造反团、“八·八”团、东方红,第一次我和他们代表谈了,第二次又都不认识了,第一次谈的话又要重复。这个方法不好,不能很好的锻炼你们,也锻炼不好我们,要有个认识过程,我希望你们建立一个好的风气,这很重要。毛泽东思想的好的建党作风,很不容易,现在还有许多不好的作风,还有许多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二十多年来,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二十多年来,根本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还是旧的一套。都垮了,影响了我们的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你们新的作风。不但要把遗留下来的旧风气全部扫除,党内的一切坏风气也要扫除。你们现在是受锻炼,将来要接班,不然的话,现在不变颜色,将来也要变颜色。你们要锻炼自己,现在年青人敢闯是好的,总不免要有错误,你们一举一动都要思考,不是一闯了之,要独立思考,共同商量。你们这是多年不遇的时代,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时代,不要象过去。好!你说你的同学:孙鲁光原名叫孙树桂
    总理:哪个树?(同学:大树的树)哪个桂?(同学:桂花的桂,这个名字是四日,我们有的也想改名。)家里起的名不用改,我们不负责任,名字只是一个符号。现在都叫东方红,将来就要出现东方红第一、东方红第
    就象以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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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坡伦第一、拿坡伦第二……威廉第一、威廉第二…这又不好,有两个就吵架,就得抓、揪。起名就是符号,不要在这个上面争,在这个枝节上争,就会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了。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呢?改东方红吗?对世界革命也不适,我估计主席不同意改,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主席说根本不要改东西长安街也不要改。古时候有长治久安,今天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呢?井岗山、延安也都是老名,主席在那里住过就有意义,这样一分析,也就没什么改头啦。反修路在苏联大使馆前边,要整它一下还可以。你们这个红卫兵改个名,他们那个红卫兵也改一个,我们都不晓得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革命者不反对一切形式,但不要流于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重点放在内容和本质。比如这个暖水瓶,就是看它是否质量好,如果质量不好,就是写上东方红,反倒把东方红玷污了。名字这个东西,不太封建,不太落后就可以了。
    你们学校有几个院长?(同学:四个)都叫什么名字?(同学:孙鲁光是书记兼院长,谷光是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还有三个副院长叫戴中孚、王刚、胡起。)他们几个分几派?(同学:大概分两派,之间都有矛盾。)(同学汇报孙鲁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同学谈到孙鲁光的出身时)他在部队里呆过吗?(同学:呆过)你们学校在大连什么地方?(同学:在沙河口西山村)你学校分几派?(同学:分两派)两派都叫什么名?(同学:那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有好几个组织结合起来叫红色造反团。)你们有多少人?(同学:五百多人)他们有多少人?(同学:三百多学生,教职工、中上层干部和学生干部,多数都在他们那边。)他(孙鲁光)来北京没有?(同学:来了)在哪里?(同学:有病了,住院了。谷光也来了,也住院了。)有半工半读吗?(同学:有)这里有半工半读的吗?(同学:有三个)你们派代表为什么不选女的?(同学:我们工科学校里女的少)你们学校有多少女同学?(同学:有一百多个)(总理向着铁道部领导)铁道部为什么不收女的?我看应该给铁道部贴大字报,铁道部不收女同学就怪了。你们为什么不选女同学来?我看你们有点大男子主义。(同学:我们代表女同学向总理问好)我倒不一定要她们问我好,我是替她们鸣不平。(同学继续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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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写检讨的有多少人?(同学:我班写书面检讨的有十二人,口头检讨的有
    十三人。)“六·二”你们贴了多少大字报?(同学:七百七十二张)他们贴大字报了吗?(同学:他们贴了,还有很多是反击我们的大字报。)他们是高年级的吗?(同学:多数是高年级的,也有低年级的。)他们在学校吗?(同学:他们也到北京来了)他们住在哪里?(同学:和我们住在一起,都住在铁道部。)工作组几号进去的?(同学:六月十四号)工作组什么时候撤走的?(同学:八月二号)他家(孙鲁光)解放前有多少亩地?(同学:一百六十大亩,一大亩等于三亩二。)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同学:孙兰普)他祖父叫什么名字?(同学孙文喜)(同学:谷光今年给干部每个人买了一本《圣经》)他信教吗?(同学:不信教)是学校给买的,还是他个人给买的?这真是奇闻。他什么时候参加党的?(同学:不太清楚)其他中上层干部怎样?(同学:顾虑挺大)你们有文革委员会吗?(同学:有筹委会,现在解散了。)什么时候解散的?他们基本上分几派?(同学:十月下旬解散的,他们基本上分两派。)(同学:旅大市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市委包庇孙鲁光,很落后!)那你们为什么不在本地搞革命?落后就推动嘛!(同学:市委不交黑材料)按中央指示办事嘛,为什么不交黑材料?(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市委,他们之中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之中大多数和我们大方向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但我们同那一伙领导人大方向是不一致的。)(接着谈到我院两条路线的斗争,谈到车62的两封信时)到哪里去搞四清?(同学:到辽阳、海城,出去时间很长了。)他们出去时间长了,对形势看得晩了,你们要争取他们嘛!领导人可能固执,多数人还可以争取。这种人不要总攻他,告诉你们要做好这一工作,那样说会和61级、62级对立起来。他们有这个弱点,现在是锻炼,是革命。破私立公,有私才有公,没有私哪来的公,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人总有点私,要勇于破这点私,立公嘛!不要总捅那一个要点。(同学:他们说我们缩短学制,要提前毕业,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教学改革,缩短学制,又公又私,私立于公,学制要缩短,使你们早日到社会上锻炼。你们铁道学院学五年,时间太长,脑子都僵化了。学制缩短,又公又私,私立于公中,这个私就合理了,他们的那个私就不合理了。日的教育制度,我们上了当,就不能让你们再上当了。主席看到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为了不让我们将来象苏联那样,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过去没有搞这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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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在世界上也没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新中国才能有。三个多月来,一千多万人到北京,相当于把整个东京搬到北京来我说也相当于把整个上海搬到北京来,上海也一千多万嘛,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净说实在的,你们也没想过吧!毛主席发现了,把这个组织起来了。没有实践哪来的这个成果!要懂得这个辩证法(公与私的关系),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对,这也叫合稀泥吗?我不承认。要团结大多数,你们是大学生了,要坐下来研究问题,你们能说你们之中的人都好吗?共产党整个都不能保险,但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他们,我赞成你们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同学:他们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九月九日我们开批判揭发会,他们捣乱。)过去了,他们承认错了吗?(同学:他们不承认,还说“九·九”造反精神好得很,我们说“九·九”保皇罪该万死!)这两个口号都不对,你把大多数说成万死,骂倒一切,有些偏激,在孙鲁光整个材料中也没有万死,我不满意这句话。(同学:一个组织可不可以组织开揭发批判斗争会?)当然可以,两个联合起来最好。如果他不干,他们捣乱就不好。你不要参加就不参加,不要捣乱,能一起开就开,不能开就自己干。(同学:我们开会,他们就捣乱。)那么从“九·九”以后你们再开就开不成了?(同学:大家都出去串联了,教职工也出去了。)现在你们学校还有人吗?(同学:还有一部分人在家批判工作组)群众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吗?你们回去怎么办?不能都去徒步串联吧?现在是冬天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同学:我们争取尽快回去)工作组是由铁道部和旅大市委两部分组成的,铁道部工作组是谁负责?(同学:雷铁鸣)市委谁负责?(同学:余芹)他们回去承认错误了吗?(同学:检讨了两次)工作组对“六·二”怎么看?(同学:六月十八日,工作组肯定了“六·二”是革命行动。)那还好嘛!(同学:他们怕同学把他们赶出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人发一份谭力夫的讲话,大肆吹捧。)这里有吗?(同学:有)给我看看。(我们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翻印的谭力夫讲话给了总理一份)你们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绝食?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那天我不能说你们,今天我说一说还可以,我不批评你们,但不提倡。我们为了解决西安的问题费了好大力气,他们写了一个,不算自我批评。绝食总是革命的呢!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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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说,将来要说。那批有四、五十人,他们在北京态度很好,我用飞机把他们接来的。绝食就是认为问题没法解决了,只能用生命换取了。
    同学:吕正操不给我们解决问题,还搞了个四项规定。(把铁道部党委四项规定给总理看)
    总理:他们部长,你们留他,他就怕了。他们的身体还不如我。今天我和你们说话就打瞌睡,没别的,睡眠不足嘛!他也在开会,你们时间多,放假一年多,气可以生的,我们为将来造福,现在辛苦点好。主席七十多岁了,还要领导这个运动,为的是不让中国改变颜色。你们要好好提高自己,既然你们是左派了,就得好好干!你们都是革命组织,是不是左派要考验。清华说我是折衷,每个组织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革命的在斗争中考验,到底谁是左派,谁保守,运动可以考验。运动五、六个月了,可以看出来了,你们能不能成为坚强的革命左派,还要在斗争中考验。你们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要注意九月九日的话不要说了,现在快到十二月九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就算一天等于一个月,也好几年了,好好总结一下吧!插话对你们有参考意义,我是听你们的谈话,插你们的话题,我不会长篇大论
    (同学:部里可不可以派人参加我们斗争孙鲁光的大会?)可以参加,可以不发言。(同学:部党委决定不派人参加)怕你们喊打倒×Ⅹ×,看他举不举手。你不同意可以不举手,这也不能强迫。(同学:我们就是要罢孙鲁光、谷光的官。)不罢官,停职反省为什么不能批判呢?(同学:没停职反省)如果停职反省了,你们再批不倒,那就说明你们无能,你们这个左派可就有问题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没发动起来呢?现在铁道部还没调査清楚,东北局也没有表示态度,我们中央也不能说。你们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会后走没走哇?(同学:走了几个。铁道部应不应管?——指罢官)铁道部要管,要解决。明天我还要找多数派。我处理问题从来是这样,我和左派先谈,清华我也是先找蒯大富他们谈,再找保守的谈今天我不能作最后决定。这场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也触及了人们的身体下回让女同学来几个,这样不公平嘛!患难时有她们,胜利时就没有她们了,这样不公平!现在你们是左派,不要计较他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欢迎他们,宣传他们的好处,不要总捅人家的弱点,要引导他们,团结他们。两个对立,永远对立,这个不好。要通过斗争求得统一。你们斗争半年多了,思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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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不好,左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恩赐的,你们不前进,不提高,就要分化,先进分子就不满意你们,经过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你们领导人就要换调。(同学:我们可不可以到工厂去?)上次大会堂开会你们去了吗?(同学:我们都去了)下一步运动的形势,要从大中城市转入农村,从学校转到工厂,从上级机关转到下级机关。(同学:铁道部搞得不妤)铁道部不积极搞就不对了,不搞就更不好了。(同学:旅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我没研究旅大的情况,近几天电报没看,但是知道旅大较慢,落后于仝国形势。市委的没揭开,转到区就不好。工厂有生产任务,不但要把革命搞好,还要把生产搞好,工厂不去不行,和工农兵相结合嘛!最后必须落足在这里。但是你们去是学习,不是包办代替,工厂与学校不同,不好谈左、中、保守,要具体研究。要用主席的方法,主席的作风,学校和工厂、农村不同,你们去研究。我再说多了,就要犯错误了,就包办代替了,就要成了工作组了。(同学:旅大的阶级斗争很复杂,那里土改不彻底,
    六十多年没有战争了,麻痹思想很严重。)你这个意见很好。旅大是交通港口,外国人常去,外国船员中不能说没有坏人,要有个界限,中外界限还是需要的。外国来的船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有修字号的。现在般都是修字号的船。阿尔巴尼亚的船不能来,台湾海峡过不来,波兰的可以从外边绕过来,波兰是修字号的。船员也有革命的,但很难区分。我今天看了一个电报,提出要把驻外国的大使馆搞一搞,陈毅和我研究了。我看在外国的人要多就回来,没有多少事少点人也可以,闹革命回来闹,在那儿也闹不好,咱们的事人家都知道了。大连码头要注意,大连码头对国家建设起重要作用。营口用的少,现在主要是大连,进出口很需要这个码头。码头工人成分很复杂,山东很多流亡地主跑到东北去,到工厂、到农村,有的现在是工人、是贫农,到工厂首先到大连,然后到沈阳。在工厂里搞运动,领导要估计到积极因素,有些青年很活泼,有积极分子。也不能说工厂没有一点消极因素,把几十年工龄的工人都开除也不好,工厂左派不好分。有些几十年的老工人,对党非常热爱,对工厂也非常热爱,工厂领导有些问题也觉得不大,有点保守,形成派别较困难,不能把学校的框子照抄。现在一动就到北京来,都来了也不好办了。现在每天来得少了,回去的多,估计十二月中,下旬就走得差不多了,紧跟着工人又要来,这就要中断生产,要支持工厂的革命运动,不要支持他们卧轨抢车,有问题可以派代表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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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学生共有一千四百万人,有些县以下农村中学的还没有来,来这里的有重复的,你们(指同学)来过几次了?(同学:两次了)工厂来三分之一就得中断生你们回去要抓点典型,解剖一个麻雀,搞调査硏究,树立起模范来,鞍钢闹对立,你们知道吗?(同学:知道)没停工还好,希望旅大不要出来。你们是左派,这就是你们左派的责任。你们现在和我们青年时期比,真是高得多了。同学:我们请总理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总理健康(我们大家一致表示请毛主席放心,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我们把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面绣着“誓死保卫毛主席!”字样的红色锦旗请总理转交给毛主席。)总理最后说: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和毛主席在一起五十多年了,还没做好。
    九六六年十二月,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我是军工六○级的毕业学员,在连队当兵半年后,经过自己申请,上极批准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来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一起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造自己思想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造个人私心杂念的反
    九月,初回到学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参加了不少活动,对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理解,是造反团的小将教育了我,鞭策了我,也是“八·八”团部分同志从另方面教育了我,开始认识到思想里有很多错误,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在这里交给大家,请同志们进一步进行批判和帮助
    我是怀着青年人朝气勃勃的雄心壮志,怀着对人民解放军深厚的感情踏进军工大院。我是干部子弟,年年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定工作能力,思想认识水平也“较高”,一直担任班长、党小组长,评三好五好优秀党员,从来没有拉下过我,领导上同志们夸奖我,颂扬我,吹捧我,似乎很不错了。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东西害了我,是学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深的毒害了我,同时又利用我执行过错误路线害了别的同志。刘居英,代其萼等人利用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骄傲自满情禇,投我的好,拚命吹捧我,给我灌输了大量毒素,而又使我不察觉,使我这个学员干部学会了一套错误路线的工作方法。从而让我不自觉的让其利用抬高他们,互利别人,成了反动路线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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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过去不应否定一切,我六年来,在主席思想教育下,在同志的帮助下,主流还是好的,辛辛苦苫为群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同志也做过大量正确的思想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同志们信任,自我思想改造也有了不少进展,虽然步子小些,但还是前进的,这是主席思想争夺青年的斗争,因为长期处在这个大染缸里,中毒不少,可以三、七开吧。
    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有选择的收集某人的材料,平时不开展正当批评自我批评,到运动就抓小辫,新帐老帐一齐算。特别是六四年级不良倾向运动,整过班里几个人,甚至组织过班里斗争会,斗争过“不听招呼”的党员,在党小组会上伙同上极干部竞把某人定为反党性质,同时又利用“好同学”监视“差的”,收集“差的”同学的情况。对那些爱发牢骚、调皮捣蛋的的同学,有机会总想把他们整老实不可。
    以上做法确实以为自己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负责任,体现自己是党的驯服工具现在,我认识到了,除了那些正当的群众思想工作和正确的组织汇报外,这种“工作能力”是什么货色
    这一套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一曰,学院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其二曰,个人私心杂念在作怪。我确实对党组织一片忠心,拚命想为党多做些工作,对这套做法毫不怀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执行上级东西就是要不折不扣,不论对、错都能从“对”的角度去理解。即使上级错了,那是上级的责任,我忠心执行了,问心无愧。宁可政治路线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因为后者责任在我,这不是“私”字作怪吗?听说“八·八”团部分同志和大量干部也有这个思想,我一点也不奇怪
    反举一例,我班有个同学几次抵制党支部的决议,质问我:“你这样相信这个支部,你知道他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于是我就搬出《论共产党员修养》大讲组织纪律,就算不对,你也得执行,六二年这个同学向我讲:“刘居英这个家伙,我看就是没有改造好的。”我当即把她顶回去,“你连院党委都不相信,还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吗?这样不就把党中央、毛主席架空了嘛?”对比“八·八”团部分同志开始时用“修养”一文对抗造反团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不相信党委就是不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我也深刻的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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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上述事情时,心里有斗争,为什么领导和群众有那么大的矛盾呢?又是上级领导帮忙解答了,“你是相信党,是听党的话,是党的驯服工具,她是个人主义,狂妄自大,没有修养。”不是吗?我可以举出一大堆她的“不法”行为,诸如她的生活作风散漫,爱吵架,作业了草,学习成绩差,对领导不懂礼貌,杂七杂八琐碎事项,我就不服这口气,这个无法无天的人会比我这个“优秀党员”高明些。如果她当时讲:“造反有理!”我一定会说:“你造什么反?要用阶级分析。”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尽管有生活上的毛病,但他们具有革命者敢造反的性格,我尽管处处“皆好”,却代表了保守思想,某些地方执行了错误路线,何谓保守?就是我常处在优越的整别人的地位,我当骨干,党组织信任,群众中有威望,好、五好头衔重重,在很多问题上,自然的屁股就坐在上级领导一边,而不是坐在群众一边,无论对、错我都要维护这个立埸,于是怕打乱了习惯的秩序,怕人“不守规矩”,对现状保住尊严,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造反了。何谓造反?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处被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从不沾边,往往他们处在群众地位,对领导错误看得真亮,就要提意见,结果反而受压制,“不许反对”,“不许越轨”,于是就要反抗,就要造反,归根结底是他们主席思想掌握得比我好,而我的私心杂念比他们多,包袱比他们多。我只认为自己忠于党,而不理解群众真正热爱毛主席,只认为自己能领导群众,而不愿意大家起来平起平坐共同革命,进而在某些时候配合了上级压制了群众。试想将来我们这些人处在院系领导地位,不也是靠“训政”压制学生运动的官老爷吗?在这埸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省委,院党委,都有人暴露了自己反动的本质,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祭错误路线,压制群众,保护自己。为什么这条路线在全国得到如此大的绝对盲从上级的思想,而对群众习惯于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所以这条路线在各级干部和部份学员中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跌了跤了
    翻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中(三)在组织上一节,当时王明路线就是这样干的,文中讲到: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主席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又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这个“来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革命的各个时期,不仅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盆的政治路线,同时也规定了服务于这条路线的连系党内外群众的组织路线,给我们“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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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的进行党內斗争和正确的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而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的越久,则其错误路线的危害也越激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的政治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则把对他有怀疑,不同意,不满意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王明路线”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于敌人的办法进行“党内斗争”,结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此虽做了批判,但其流毒并未肃清。
    想想这次运动前期,不是有不少人要反抗错误的政治路线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四类”吗?他们不也正是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纠正了,更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呢?而我们的干部和部份学员也是不自觉的执行了这条错误的组织路线,盲目的为那些右派分子的错误路线效力了吗?
    再想想赫鲁晓夫,不正是利用干部思想里盲目服从,利用党内机械的组织纪律爬上去又不使人知觉吗?认真想想吧,如果彭、罗、陆、杨也来个政变,限制主席而利用主席的威望,再处理一批“反党集团”再推行一套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你是盲目服从呢?还是有嗅党,有胆量起来反抗呢?那些死抱着宁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也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的人,不正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基础吗?现在我认识到我受毒害已不浅,糊里糊涂被上面利用执行过错误路线,但可惜“八·八”团有一些同志对此并不认识,找种种理由来解释,过去还承认保守,框框多,这次和总理座谈又全部否认了,把如此生动活泼的两条路线斗争,归结到没有小道消息,什么干部子弟问题,什么科委联络组,这是不对的,是表面的同样小道消息,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至于干部子弟,肯定有其弱点,但谭力夫把“红五类”、“黑五类”划开是唯成份论,你们把红五类中的干部子弟和所谓“乡巴佬大老粗”的工农子弟再划开不是有过而无不及吗?“红五类”都团结不了,如何能团结“黑五类”呢?这是不对的,这是思想上是有根本分歧的,如果当初我毕业,抱着我过去的思想,肯定会支持并参加“八·八”团的,但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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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九月份以来,“八·八”团也作了不少好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所贡献造反团有人全盘否认是错误的,主席对犯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认为有若干观点和正确路线是一致的,难道我们一部分同学被利用了执行了错误路线就一切都错了吗?“八·八团大多数同志是在力争站在正确略线方面来的,也有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进行深刻地批判,坚决划清界线,所以做的每件事情难免有右倾保守特点,甚至有些事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这样是不可能彻底革命的。
    正因为我批判了自己的过去的错误,心服口服认错,如果班里同学还在,我愿意公开平反。这样我才认为我有资格参加红色造反团,九月底我参加了军工红色造反团是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的。
    但是,并不等于参加造反团的人,就深刻认识了这两条路线,对自己错误思想的东西进行清理批判,我相信多数同志比我强,没中那么深的毒。但团内的大量的教员和干部,在学院这个大染缸里泡得比我久,是否真正比我强呢?我看不见得,还是在参加革命的同时触及自己的灵魂吧
    从造反团的某些做法和辩论会上某些人的发言,我看和红色造反团这个名称是不相称的。
    首先对“八·八”团的态度和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有人分不清敌友,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责任扣在“八·八”团的头上,“八·八”团中多数人中毒较深,对运动不理解,被领导利用来为自己辩护过。一部分人在干部指使下收集过同学的黑材料,维护和执行了省委、院党委的错误路线,后来又做了些错事,他们有多大罪过呢?院内错误路线绝大多数是各级干部执行的,现在他们却逍遥自在,让“八·八”团背黑锅,“八·八”团多数学员是我们的同志,和我过去一样是受害者。因此在方法上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要从严,提到路线分歧来认识,但做法上要以理服人,热情耐心去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同时允许人家有转变过程,坚决反对某些人老想把矛头指向“八·八”团,反对以嘲笑谩骂以力服人的做法。战争是以力服人,那是对待敌人,过去“八·八”团某些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压制群众,你如果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又执行了什么路线?至于那些幕后指挥的头上有皱纹的家伙,只有“八·八”团广大群众觉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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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把少数顽固不化者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揪出。你以势压人造成更深的感←的对立,对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有何好处?
    其次,因为有了点成绩,尾巴翘得老高,居功自傲,看不起别人,只爱听颂扬声,听不得一点批评,也做不出一点自我批评,九月二十一日总理在座谈会上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和要求,这是对我团的关心、爱护、支持的表现,有人就觉得缺了点什么,而和工人造反团座谈讲“八·八”团有一点就如获珍宝,大力宣传,对自己肯定一切,对人家一切否定,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这样做,白己背上了包袱,遇事先想如何保团、保名声,新鲜东西接受不了,“自己解放自己”战斗团出现。尽管他们有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但人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即造反团不要老改造人家,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到主要地位上来,否则你以这样的思想水平,根本不可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但有人就听不入耳,把人家臭骂一顿,这样下去造反团就要僵化了,要停滞不前了,造反可能转向其反面保守了。我是深有教训的,这就是当前团内出现右倾保守思想的根子,绝不是什么“政策和策略讲多了”,什么攻“八·八”团太少了等等,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全团性的思想工作,主要原因不是什么总团负责人的右倾保守有人把自己的思想认为无所指责,大反别人右倾,但一到斗争的关键时刻却怕得要死,千方百计保自己团,比如对苏小光,对三十多个受迫害的工人,都反映了这种情绪,而当局势稍稳,又利用什么“首都造反派”的代表把造反团,潘复生吹捧一番,吹得某些人心里热呼呼的,接着就把矛头指向“八·八”团一个革命群众团。
    造反团的同志扪,目前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只凭“造反有理”一股劲猛冲是不够的了,现在既要造反到底,又要掌握稳政策,你要猛打狠冲,又要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如果再不加强主席思想的学习,政策的学习,团内思想水平已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可是为什么前期的造反团骨干学员从北京,从外地回来后都大讲政策策略,讲艰苦苫的思想工作,而开始落后一步的干部和教员却大反“右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这些学员呢?是学员右倾了,还是你们又落后步了呢?请大家思考
    句话,我们多数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为主的思想。如果再不进行艰苫的自我思想改造,破“私”立“公”,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对斗争的长期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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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性是缺乏韧性的;在组织上就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搞孤家寡人政策,单兵独马的政策,搞个人风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特别提醒团内中毒较深的同志,这样下去,彻底进行革命的重担,造反团是担不起的,学院里还有相当一批干部,至今还顾虑重重,有的满腹怨气,有的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不敢有鲜明的观点,美其名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请问这些我过去的老首长、老教员们,我过去做的错事,“八·八”团前期跌的跤子,不正是你们直接精心栽培的结果吗?不正是你们身教言传的结果吗?运动前期不是你们最积极的执行错误路线吗?当前造反团不给你们算帐,把矛头指向党委,已经够宽厚的了,还有什么气出不来呢?推托责任主要在李范伍,刘居英,你们就没有一点错误吗?上推党委,下推“八·八”团,你们就清白了吗?为什么毛主席讲了几十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听不进,可省委,院党委的指示却接受那么快,执行那么得力呢?这不说明你们对上面的东西具有选择性吗?符合自己利益的接受,不符合的选掉。正是那些指示和你们脑子里的“私”字共鸣,你们才如此拍的。
    我们的家长、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先烈、革命先辈,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你们培养,难道他们希望你们用自己满脑子的错误思想,把这些青年培养成复辟旧社会的工具吗?扪心自问,这是多大的罪恶啊!不是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也挽救了你们,你还有什么怨天怨地呢?还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来吧!狠触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和我们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吧!只要你们能深刻检査错误,能彻底地批判院党委,广大革命群众会热烈欢迎你们的。你们不少人过去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很多人至今还遗留着伤疤,你们不少人竟竟业业为它做过很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怕得要死,陷在“私”字里跳不出来
    赶快行动吧!否则革命群众将决定对你们的舍取。
    以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向同志们谈了心,有道理的请同志们思考,错误的希大家批评。我过去没有学好主席思想,特别愿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和同志们学好用好,同时也建议同志们到社会上去和工农群众一起学好用好主席思想,只要我们思想提高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自己头胸中“私”字的批判,才能批倒批臭。文化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注:毛远新同志系毛主席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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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工学院红色造反团反修战斗队翻印(据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翻印稿)1967年元月9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的讲话
    〖十六日,周恩来接见了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革命造反红联军代表。参加人:吕正操、国家建委副主任孙敬之、周家汀、铁道部文革副主任石玉永以及其它有关人员。
    当汇报到孙鲁艺,党委书记的问题,说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利用他自己的职权之便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外甥、一个妹妹介绍到铁路系统工作时)
    总理:封建家庭就有这么个习惯,喜欢介绍东介绍西的,以后就不要搞这个了,这次査出了不少这种事。过去铁路上就有这个传统,(吕正操:铁饭碗嘛!)是金饭碗,是传统的呀!老传统了。从清朝有铁路开始,这个交通部就是最棒的
    你们铁道学院的,今后可不要搞这个。他们说你们高年级多有些保守,可不要这个,要革命,不断革命
    我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要过好五关:亲属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我的头一关就是亲属关,政治思想是一个关。有人说我多无论,我是一无论的,都要归到思想上。思想关,政治关是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个要根除。旧社会出来的就有这些东西,(转向吕正操)你们铁道部要避开这个嫌疑。现在还有免票嘛!过去更多。(吕:过去一年十二张)我以前有个小鬼警卫员,后来到铁路上工作,他一家人都是铁路上的了,可不得了,这不是特权吗?这就形成了铁路社会。国民党没修多少铁路,粤汉铁路修了一半,(是我们修完的)他们修的那半借了多少钱?…我有一个伯父,是一个铁路局科长,家庭开支很大,哪来的?还不是贪污的呀!那时候在铁路上挂个名就行,拿着免票到处跑,把国家都跑遍了
    孙鲁艺就是这样(指给家属介绍工作),四个人的工作都是他介绍的,那还不便利。我有个二伯父,给介绍到文史馆,我是不同意的,是许×给介绍的。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北洋政府留下的,是个遗老,有点文墨。我还有个弟弟,(吕是堂弟吧?)对,是堂弟,他三反五反时贪污,送锦州劳改,一直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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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吕正操)你是个旧军人出身,社会关系不一定比我多,我从小就开始交朋友,又是个大家族。我是个南方孩子,到×Ⅹ地方骂我是个侉子,到沈阳骂我是蛮子他们(指学生)欺负外来的,在山东××地方打我,我也交朋友,和他们对打,(吕:那不是群众斗群众了吗?)是武斗。(众笑)那时候没有共产党领导,不会文斗,那时候就是这样,在学校里打新同学,打小同学,打久了就不打了,年以后就好了。
    你们东北的高粱米和黄土、大风给我很大锻炼。(吕:我没锻炼好)你是官僚家庭,你能比我,我十二岁就离开了家。我父亲是个职员,常常失业,每月收入不超过三十元,我家里没有一亩地,家里只有祖父留下的一栋房子,一双对(?原文如此),就这两件封建东西。我入党时写得封建家庭,后来还是写封建家庭。有些同学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我说问问你的父亲,再问问你的外婆家是什么?彭真的老婆是大地主。罗瑞卿的岳母是漏网地主,住在北京叫红卫兵给赶跑了。陆定一和他的老婆都是恶霸地主家庭,还有他三代都是封建官僚地主,他父亲倒是革命的,那到是个好人。他家的地契还存在着呢!叫红卫兵抄出来了,都照相了(照了相的地契)。杨尚昆的父母都是大地主。我说查三代,不是跟工人讲主要是跟干部讲,拿我自己来讲的。我说这些话时,本禹同志在我身边,本禹同志说我应该填职员,我才不填职员呢!我是封建家庭,我从入党那天就是填的封建家庭,你不信,查我的党员登记表,填职员不真实。不能单靠党章办事,还要靠社会调查。
    我对红卫兵说,你们抄人家的家,有抄对了的,有抄错了的,搞不好人家抄你的外婆家,你就该保护了。我说这个话很重要,“红五类”、“自来红”这是反动的血统论。现在不是批判一付对联吗?(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西城区纠察队搞成这个样子,违法乱纪。
    你们铁道学院的高年级可能有点保守思想,与年龄有关。快要进入社会了,革命思想有点减少,要防止这点。文化革命为什么要搞?要防止和平演变,不然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我看你们有几个革干子弟,(看名单)可能你们不找革干子弟了。(同学:我们代表中没有,我校革千子弟少。)他们(红色造反团)有没有?(同学:他们有)注意这个,千万不要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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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搞了一些材料,不搞文化大革命,到孙鲁艺家去调査,哦,你讲。(同学:他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罢孙鲁艺的官?这与王刚……)哦!我刚才没讲完,我没向你们讲清楚!我为什么填封建家庭,我父亲是代理县知事,外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当山阴(按:在今绍兴市内)知县我祖父兄弟五个,三个是知县。我祖父是绍兴人,我一直填绍兴人,所以我要问三代。绍兴出师爷,全国出名。绍兴出司法,常熟出民司,民司就是收税,司法是管生死案件的,民司的师爷就是演戏时带红鼻子头的。他们办案也靠地头蛇,他们也靠案历,管案历的叫书班。案历就是档案,
    有人说我是主张抢的,我是不提倡的。我这样说过,他硬是要,你就是不给,不怪别人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发生冲突抢了嘛。你要给他抢还不抢呢,抢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是不提倡抢的
    解放洪桐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书班一死去就毫无办法了,书班要传徒弟,世代相传。做官没有不贪污的,有大贪、小贪。我知道一点官僚社会的情景。有人说有合理的贪,有不合理的贪,什么贪都不合理,有什么清官、贪官,对这我是最不敢兴趣的,都贪污。我外祖父在山阴做知县,这个地方你们可读不到戏里《窦娥冤》的地方,……(按:原稿不清)山阴吧,山阳,山阴嘛
    封建习惯在我家太多了,我兄弟三个,老二抽大烟死了,三兄弟我主观愿望想把他拖到黄埔,他也考中了。北伐时打武昌还挂了花。以后他恋爱犯错误,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他不××了,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他半途逃跑了。不能强迫他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连弟弟都不行嘛。
    封建家庭不是靠自己主观意识能改的,你影响不了他,别受他影响,想一下子改造好,不行,要一刀两断。革命成功十七年了,还没搞完,还要靠你们搞几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触及灵魂,不要以为放假一年,现在搞,将来还要继续搞。这样搞,是否保证不出修正主义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出修正主义,一出就被群众的大民主搞掉了;一种还是经过个变化短期的(按:原稿如此)。苏修赫鲁晓夫十三年了嘛。也许还要多少年够长的嘛,看时间变化。
    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才下这样大的决心,没有这样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这样大的民主。叫你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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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有些人就不知好歹。青年人能闯是好的,出了点小乱子,但一提醒就改正了。打人,动刀子乱捅,这不好,不挡一下就不行。西城区不是出了几起嘛。有篇文章不知印出来没有?今天中学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你们去了吗?(同学没有)有篇演说是批判武斗,还不错嘛
    同学:孙鲁艺给人介绍工作,这是错误的,但没有包庇四类分子,性质不同总理:当然要把错误性质分开。在我们社会里这带有普遍性,闹宗派,地方性将来这一点要过的。要破私立公,树立共产主义好风格,这关不过不行。要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一心为公。现在从你们起,要破私立公,树立共产主义新风气我为什么把铁道历史给你们讲这么多,也把我的历史讲了,就是要你们树立新风气,这是现身说法。这就是旧的东西,但是我不悲观,只要努力就可以离开。我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奋斗什么?我们社会给人家发展的机会嘛,能劳动,只要奋斗,总会活。
    (汇报完了,总理作了如下指示)
    两派在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谈,回去站稳立场,一切斗争,就会取得胜利。你们把矛头都要向上,共同搞市委,搞院党委、工作组,矛头向上嘛,同学是受蒙蔽的嘛,你们和他们都是这样。不要指责对方,你抓他,他抓你,这不好,大方向对了就行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搞清楚,对立起来就把大方向丟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回去还要抄抄打打的。同学:他们砸我们的总部和外围战斗队
    总理:那就不对了,怎么砸人家的总部,怎么尽在这上头感兴趣。清华的蒋南翔参加了中央会议,大家对他恨得不得了,但后来斗了几次,大会一次,小会一次就斗不起来了,没兴趣了。同学之间争论反到激烈得很,兴趣很大,这不好。学生参加这样的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回去要通过斗争实践。我讲的只是原则,你们听的时候同意,用的时候就不同意了。因为这不是你们实践出来的,是我灌输给你们的,所以不易用。回去要能实践,你们回去前好好总结,提高认识,站稳立场,抓住大方向,说服对方,不是容易的事。说容易,回去就忘了,搞得不好回去还要闹。说得睿易,他打你退,可是一打起来,一大堆人就挤住了,退不了啦,就打起来啦。(众笑)青年人有朝气,容易动火,我说这话有道理,但是你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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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忘了。(同学:不能)回去以前总结一次经验,找到共同点,恐怕一次不容易找到,需要几次。你们回去整理一下,传达传达,共同战斗。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时的谈话〖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自十一月一日进驻铁道以来,先后三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我们如此热情的关怀,正好与铁道以吕正操为首的部党委包庇黑帮分孑、刁难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十一月廿七日,和全国各地的许多革命造反组织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我红色造反团在京全体战士受到了周总理等
    十二位首长的接见。十二月一日二十一点二十四分到二日零时五十五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周总理单独接见了我红色造反团21人,听取了我们汇报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做了重要指示。我们把这次谈话的內容已整理出并散发过了。这次谈话的报导,有一份儿是被铁道部文革副主任石玉永恶意篡改了的。各地保守派无不以此为稻草,大捞特捞不止,流毒四野,害人不浅。谨望全国革命同志细细识别,切勿上当。第三次接见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被接见者除了我红色造反团代表20人以外,还有与我们观点对立的一面——一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20人参加,同时也有吕正操、郭鲁、武竞天等在场。谈话期间,总理谈到一些铁道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关于三门峡工人绝食一事,同时也做了不少重要指示。我们也把铁道部党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文化革命、围攻革命学生的情况向总理作了简略汇报。在与总理谈话之前后,我们还和吕正操谈过几句话。虽然只有几句,但由此,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看出:吕正操还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敌视革命造反派的。现将这次谈话的记录摘要整理(本文主要删去的内容是关于我院双方代表向总理汇报有关我院文化革命的些问题)如下。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22点07分~23点55分。地点: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与会者: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20人(简称红)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20人(简称思)吕正操:铁道部党委书记,铁道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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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竞天:铁道部党委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郭鲁:铁道部副部长。
    孙敬文: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石玉永:铁道部文革副主任。
    十八日晚8点50分,我们到达会议室,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然后和吕正操、孙敬文交谈,记要如
    :你们坐一个车来的吧?希望你们永远坐一个车。思:我们永远坐一个车,永远走一条路红:我们只是坐一个车来的。吕:大连前两天打架了吧!
    红:打过。就连今天上午还打了呢吕:一个巴掌拍不响
    红:你这是和稀泥!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吕:我就是要和稀泥
    红:原则问题就不许你和稀泥。吕:年纪越大,四旧越多。
    孙:可不能那么说。总理比咱们年纪多大,可没有四旧。红:(对吕)你有四旧就得破嘛!吕:总理全是新的。
    孙:(看代表名单)你们两派有会写的,有不会写的。红色造反团代表都写的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写的是什么干部。(指吕)你看怎么对?吕:我看写上干部职务对。
    红:本来就都是学生,学生里的干部和社会干部不同。学生干部还可以轮流担任所以我们都写学生。
    孙:我认为写学生对。(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名单表)说:你们有不少党员比如史惠忠(热机六二),就是个学生嘛!还弄上个干部,还是个什么团支部书记,齐妙兰还是个班级学习委员。(转对红色造反团)上次总理批评你们代表没有女的,这次多了,来了五个,你们改了,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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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你们害怕群众。
    孙:吕部长不敢和你们辩论,我可敢和你们辩论。红:吕部长怕群众。
    两字嘛!你们要学会辩论就好了,就是很大的进步了。你们不要人家辩论嘛辩论就两个字,怎么辫论
    孙:周秘书接见你们(指红色造反团)时,会场怎么会有东工(指东北工学院)的同学?
    红:没有东工的,是那天我们和沈阳农学院借录音机,我们不会用,他们来的。红:吕部长,我们要买喇叭。
    吕:学校都让你们接管了,学校的东西要共同用,待遇要一样,一视同仁。红:我们买喇叭,要在铁道部造反。吕:你们是大连,在大连处理嘛!红:吕部长,你欢迎在铁道部造反吗?
    欢迎到铁道部造反,什么时候都得欢迎造反。(我们又和吕正操谈了有关
    九
    “九·一四”指示问题。
    晚10点7分,周总理步入会场,仝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让大家坐下。
    总理:时间不听我支配,晚来了一个钟头。铁道部有什么鬼!总搞绝食,吃的饱饱的。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
    红:(三门峡工人被部党委所迫搞绝食)铁道部害怕群众运动。
    总理:变成我来兼铁道部长了。兼也兼不好,你们(指红色造反团)应当说服他们(指三门峡工人)。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总不应该提倡。尤其是在北京,外地也一样,我也要派人去,这一点我和你们说过,也和他们保守派说过,他们不承认保守,一会儿你们辩论。因为我不能看到你们生命受到一点损失,我听了就要管,弄得我很紧张,这些问题都有我解决,国家事情怎么管?上次和你们谈过不过这次我还要说,不管你们左派怎么骂我。我发表个声明,凡是革命左派都不用这种方法,你们同意不?(同意!)好!我希望你们响应我这个呼吁!在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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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时代,要是死了一个同志,我负不负责?这样做就是逼着我出面。只有一个好处,把我揪出来,我还要管国事
    接着总理问郭鲁关于铁道部工人(三门峡)绝食情况总理:八个人吧?
    吕:六个人。那两个不是铁道部的。郭:七个人,有个小孩。总理:你(郭鲁)去没去看过?:去过。
    总理:我没问你,让郭鲁说郭:去了。
    总理:你什么时候去的?前几天见没见他们?郭:我是第三天接见的,他们现在都住院了
    总理:(生气地)郭鲁同志,你才最后出面!吕又要插话,总理说:等一等,让他(指郭鲁)说。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现在搞得复杂起来了。官僚主义的作风,怎么能搞好文化大革命郭:现在都住院了。
    总理:好!这样你们就“舒服”了!今天他们来了吗?郭:没来。
    下面总理让我们汇报关于我院情况的意见。
    当我们汇报到有关孙鲁光(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家乡调查材料时,调査人冯景波同志说:“我们走了几个大队,了解了一些贫下中农,都说:多亏了搞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孙鲁光这样的高级干部,中央不来调査,我们谁敢动一动。”
    总理:冯景波说的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调査这是一次最好的考验了。我这绝不是作孙鲁光的最后结论。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是搞不岀来的。陆定一后天斗争,还有彭真。后天大会你们参加吗?红:我们知道,已经联系好了票,参加!
    总理:陆定一那个家庭简直黑极了,封建极了。还有一些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谁也没搞出来,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和他的封建势力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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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也不敢动一动。我也是封建家庭出身,五十多年也没联系,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入人心的,史无前例的斗争,也是长期的,不要急,时间长了。你们放假闹革命。我是又搞革命又搞业务。《红旗》15期、14期、13期社论,十六条都要好好学习。不要急,运动总会有高有低,有间歇。你们在大连海湾,海浪是起一伏的,总起就了不得了。游斗不要整天游,把他们游疲倦了,没有意思了。要准备一批弹药,打一次,再准备一批,再打。其实我这性格就够急的了,但是还跟不上你们。你们激动是应该的,但不要总游。我就插这两句
    当我们谈到现在北京以李洪山为代表的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时。)总理这一小撮不但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触及灵魂么,一小报总会有的,你们旅大也会有的。大家都到北京来了,你们大家人多眼光亮,认出来了。狗急跳墙。有的人非到北京来不可,都到北京,你们都来北京了,家庭就成了他们的防空洞了。
    当我们谈到贫下中农给铁道部来信控诉孙鲁光,而铁道部却不予重视一事时。)总理:以后就是你们的事了。我们看到你们这样,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十点五十九分,在国务院会议厅讲这样的话。二十年以后,你们四十多岁了,正是当权的时候,以后你们真的这样做好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底了。我这不是将你们的军,我是鼓励你们。二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总理有急事离席。我们等候,又和吕正操、孙主任攀谈。其中,孙主任说:红色造反团左派在斗争中锻炼,在游泳中学游泳,在大风大浪中有时要喝几口水。吕要多喝几口水就上不来了。
    后来总理有急事已离开国务院,约定以后再见。
    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中发[66]624号
    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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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题的电报。中央认为
    )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
    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附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来电:
    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省城市街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月间搞了一段,主要是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后停了下来。当前随着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将席卷全省。街道广大的革命妇女和革命群众,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来,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公社(区)、分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整个形势好得很。对基层干部将是一次大教育,大审査,大批判。对城市中的牛鬼蛇神,也将是一次大清理、大扫荡。街道有着不同于工、农村和机关的特点。随着运动的开展,街道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
    街道运动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分社(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不脱产、不挣工资),是居民群众中的积极分不是国家干部,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算做当权派。发现其中有五类分子,或有其它严重错误的,可以批判斗争;有一般缺点错误应进行批判,不适合担任现职的,进行改选。
    、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依靠谁?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
    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千涉、领导
    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除五类分子外,还有劳教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流氓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工厂和机关开除人员、巫医神汉等。这些人员,在有的街道中竟达成年人的百分之十左右。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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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为防止他们进行阶级报复,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六、我省各城市街道中,为加强对社会青年的教育,组织了劳动后备讲习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学员普遍要求和其它半工(农)半读学校一样,纳入国家统管理,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七、职工家属集中居住的地方,有家属委员会的,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随同工矿企业一块进行,以利于互相配合上述问题是否合适,请能尽早给以指示
    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9,陕西省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西安市大学中学诸位亲爱的同学们:(鼓掌)
    我首先问所有参加这次伟大文化大革命的师生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让我们共同热烈地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鼓掌)
    我刚从北京参加了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我们的党中央,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西北、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革命运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到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了我们西北地区文化革命的情况。(鼓掌)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鼓掌)我们也向党的中央全会,向毛主席检讨了我们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鼓掌)比方说,我们对大专院校以及中专学校派遣了大批工作组。而工作组工作的结果,证明它们妨碍、障碍了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因此,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木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的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组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种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时我们不清楚。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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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丹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知道这里边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纠正这,还有其他的错误。我们都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报告。进行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当然,我们西北地区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向北京介绍了。同时我们到北京去,除向毛主席、党中央请教,给我们指示以外,我们也向北京的革命师生,学习了不少好的东西。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建筑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师生的讨论会、辩论会,也听了中央负责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同志的指示和报告。这些对我们教育很大。
    今天,我趁这个机会,想跟同学们商量几个问题。看我的意见是不是对。凡是认为不对的,我们可以认错,同志们可以提出批评意见。
    首先我认为,我们西安市广大的革命师生,最近几个月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是坚决地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把文化革命搞到底的决心是很大的。这是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共同的一致的要求,一致的行动。这是我们文化革命的主流。我们和同志们是一条心。(热烈鼓掌),我们看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出来的这一代青年的髙昂革命情绪,坚定的革命立玚和磅礴的革命气概,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党的希望。未来的中国就是要依靠这新的一代,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来领导(热烈鼓掌)毛泽东时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是革命文化光辉灿烂发展的时代。(鼓掌)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里边,我们西安一些高等院校的文化革命,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破坏,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这些困难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领导上的错误造成的,也有的是坏人在这里边进行破坏造成的,比方打人抓人。我回来后听说,好几个学校里的同学挨了打,也有其他方面的人挨了打。这是不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跟修正主义作斗争,那个地方有修正主义,那个地方有坏人坏事,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来进行斗争。这是很宝贵的。(鼓掌)这种精神不仅现在需要,只要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那么就要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什么地方有坏人坏事,就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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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就挖什么地方的修正主义。这个革命传统,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对保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保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光荣的传统。(鼓掌)这个光荣的传统,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教育和领导下培养出来的。(热烈鼓掌)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官多大,资格多老,只要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共产党的统统都要打倒,统统要消灭掉。(热烈鼓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话是完仝正确的。(热烈鼓掌,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要消灭帝国主义,要造修正主义的反,要打倒修正主义,要造各国反动派的反,要把全世界一切反动派消灭掉。(鼓掌)我们要坚决打倒党内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掌)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造他们的反。(鼓掌)我们要坚决地打击一切地、富、反、坏、右。我们要造他们的反,打倒他们,消灭他们。(鼓掌,呼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回到西安后,看了一些材料,也听了一些同志的汇报。今天下午我接见了北京来的支援我们西安文化革命的一些同学。他们反映了一些意见,说在西安最近有这样的大字报或者标语,叫做坚决保卫党中央,坚决保卫毛主席,坚决保卫西北局,坚决保卫陕西省委。据说还有“誓死”两个字。对这个问题,我要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西北局文化革命小组,准备向西安市发一个公开信,对这个问题进行正确的说明和解释。(鼓掌)我们西北局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刚才自己介绍了,就是杨植霖同志。(鼓掌)他是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鼓掌)我把将要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中有关所谓这四个保卫的问题的部分念一下,作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现在,有些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揭发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鼓掌)确实,不论中央西北局,不论陕西省委,在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如派工作组来领导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障碍了广大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运动受到了压制和挫折;特别是对西安交通大学所谓“六·六”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把西安交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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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使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教是极为沉痛的。我们热诚地希望所有革命的师生员工,一切革命的同志,对我们提出严格的批评;这对于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各项工作,都是极为有益的。至于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它不利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揭发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说法同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不一致的。还有的人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热烈鼓掌)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平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鼓掌)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鼓掌)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必须加以澄清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西安以前,陕西省委、西北局已经作过一些解释。现在我们将要发表一个书面的东西,你们大概很快都会看到。如果你们认为需要广播,也可以进行广播。这是指内部的广播,不是指在陕西省、西安市的电台广播。这些口号,很明显是错误的,不适当的,但是没有及时地加以澄清,以致发生了些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个,领导上是有责任的。当然,提这种口号的人,有的是善心好意的,当着把情况一给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就会感到这个口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这样讲,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平列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热烈地欢迎一切革命的同志向西北局提出批评建议。我们欢迎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于西北局、对于省委提意见,可以写信可以打电报,可以贴大字报。(鼓掌)对于我自己,我希望同志们也按这个精神办。凡是有意见的,应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愿意贴大字报的,欢迎送大字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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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就是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上边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过去是登了报纸的,不仅在陕西的报上登过,西北五个省的报都登过。现在,仍然要登在报纸上,按原来的范围进行平反。过去印过小册子,除把小册子收回来以外,应该把平反以后的这些东西再编成小册子,照样发行。(鼓掌)我们共党人犯了错误,这是对人民不利的,对人民有害的。象交大这样的事,我们损害了那么多青年,都是二十多岁,其中有些是很好的,他们是坚决革命的。那时候他反对工作组越坚决,挨的整越厉害。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心里是很沉痛的。我
    定要把我们所犯的错误,变成很好的教训,不仅在这样的会上讲,也要到交大去讲,在许多地方讲,不仅今年讲,而且要讲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把这样的错误,变成为我们的财富,变坏事为好事,变消极为积极。(鼓掌)只要损害了我们党中央的威信,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任何人犯了错误,都必须采取这个态度。不采取这个态度,就叫没有党性,就叫对人民不负责任。(鼓掌)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规定了一些办法,据说有的叫四条,有的叫六条,有的叫八条,据说还有从外边抄来的十几条等等。对这些条条,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看,总的方面,这些条条在当时都起了障碍和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所以,凡是不适合的,一律废除,无效。当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比方八条也好,十条也好,它那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条条还有用?有用,就是说对革命有利的,对文化革命的进行是需要的,那就不要废除。我说的,个是总的估计,一个是要把那些条条检查一下。当时为什么搞了那么多条条?就是一个“怕”字,“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乱。这就不是一个彻底革命者的态度。广大的革命师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革命的,最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怕什么?你也革命,大家也革命,大家一起革命嘛,为什么革命者怕革命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就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检査过去搞过的东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让所有的革命者自己起来革命。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可以把事情搞好的,因为只有他们最了解木学校本单位的情况。比方交通大学,只有交通大学的同学最清楚他们学校的情况。你说彭康这个黑帮头子究竟有多少条罪状?他怎么样进行了罪恶的统治?交通大学的革命师生不仅比我们清楚,比外校的人也清楚,他们最清楚了。究竞在这个学校将来怎么个斗法,怎么批判法,怎么改革法,交通大学的革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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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员工最有办法。我们要虚心向革命师生员工学习。不当小学生,不可能当先生。不学习,不调査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领导。这是毛主席多年指示我们的,我们必须照着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没有到最前线去,没有到广大的群众里边去,靠层层听报告,搞官僚主义,吃了大亏,不能反映广大革命师生最迫切的内心里的要求。如同在农村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不接受贫下中农,你那里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这也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教训
    第四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不少打人、抓人的现象。不但打人,而且把人都抓走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我们党是不主张打人的,而且挨打的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师生。打在这些革命的师生身上,痛在我们的心上,痛在党的心上。(热烈鼓掌)因为他们不是敌人嘛!是什么人希望这样干呢?同学们仔细想想。什么人希望这样乱打乱抓?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最好制造一个流血惨案,这是他们的目的。(鼓掌)有人正在这样地搞。(鼓掌)我们要追査,一定要追到底。(热烈鼓掌,呼毛主席万岁),不管是什么人组织的,不管是什么人下的手,最后都会査清楚的,谁也跑不了。(热烈鼓掌。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的革命餮惕性,要用共产主义者特有的锐利的眼光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要追查。打了革命的师生、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这是打了我们自己的兄弟姊妹,为什么这样搞?要查个水落石出。组织者、打手都要査,特别要把幕后人追査出来。(鼓掌)这决不是什么广大的革命师生和工人、农民的冲突,决不是这样的。(鼓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对所有挨打的同学、革命师生、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表示热情慰问。受了伤需要住院的,立刻搬进医院,很好治疗。据说有的人衣服被撕破了,鞋子掉凡是没有衣服没有鞋子的,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可以作个统计。因为现在布票有限,衣服没有了怎么办?可以开出一个单子来,将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据说现在有的学校,有的机关里面,有一些人下落下明,希望这些有下落不明的人的单位,开出名单。一定要査清楚,究竟这些人到那儿去了?(鼓掌)我们有千百万的革命群众,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革命的团结,这些是完全可以弄清楚的。(鼓掌)开出名单来,政府协助解决,寻找到这些人。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最近发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里边,特別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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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要打人嘛,你一乱打人以后,人的火一来,他就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了,就容易出事,一乱抓人,社会秩序就乱了。总之,搞文斗不搞武斗,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十六条的规定。十六条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热烈鼓掌,呼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鼓掌)这几天同学在陕西省办公楼前呆得很久,我今天听到有的同学反映,有些身体不好的,晕倒了。我们注意一下年岁小的,身体不好的,可以回去,早些回去嘛!
    第五个问题,关于革命串连,互相支持的问题。班与班,系与系,一个学校里边,应该也很需要互相进行革命串连,革命的互相支持。(鼓掌)校与校也需要革命串连,(鼓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者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适用呢?完全适用。(鼓掌。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互相支援,胜利了的国家特别要支援那些没有取得胜利的国家,譬如中国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就是互相支援嘛!越南前线打得那么好,不是也支援了中国吗?那么这个原则为什么不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学校中适用呢?我想应该完仝适用的。(鼓掌)因此,同学们可以考虑门禁开放。大专学校门禁可以开放,可以互相送大字报,这个学校给那个学校送,学校给机关送,这样才使我们眼界更开阔。当然,送大字报,允许你送大字报到我们这个学校,也允许我们这个学校的同学有意见,向你还送大字报、礼尚往来嘛(笑声、鼓掌)平等待遇嘛!(鼓掌)为了革命的真理嘛!为了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嘛!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没有争论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意见那么一致,那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千万人在一起,只有一个意见,我怀疑,我不相信,没有这样的事。很多的人在起生活,讨论问题,总会有不同意见的,要看是什么性质的不同意见。一种敌我矛盾性质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我们自口一个人,也有矛盾,昨天想是这样办,经过一天的实践,那样办不对,赶快就改嘛!共产党人不能说不犯错误,犯了错误要认真地改。互相送大字报,最好都自愿,强制就不好,商量着办嘛。各个学校和机关的革命,主要是靠内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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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主要依靠这个学校这个单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他们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已解放自己。外边的帮助,只是一个条件。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时候,有那么些单位,就是非常沉闷,盖子盖得那么严,这时从外面促进一下,把盖子揭开,然后他自己起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应该按照人民日报八月十三日的社论办事。
    第六个问题,就是“通天”问题。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工农兵,所有的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愿意给毛主席打电报,写信,捎大字报,都有完仝的自由。(鼓掌)任何组织、任何人不得拦阻。(鼓掌)而且应该说,文化大革命这样重要,应该在这一方面给以优先的便利的条件。(鼓掌)今后再要发现阻止发电报,或者拖延时间,或者要审查,不审査就不能发的现象,要严加处分。(鼓掌)不管信件、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一律照发。因为你发给中央嘛,发给毛主席嘛,这个电报,这个信件,它是好是坏,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毛主席还没有鉴别力吗?他一看就清楚嘛!(鼓掌)你要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要写什么信,就发什么信,要打电话,你就随时打电话。(鼓掌)在这个问题上,前阶段发生过错误,出过毛病,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陕西省委专门发过指示西北局发过通知,大家还要注意检查。如果再发现有问题,要及时反映
    第七个问题,工作组联络员。上边讲过,派工作组我们犯了错误,起了障碍妨害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现在这些工作组都在原来的院校,就地整训,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进行检查。你们什么时候认为那个工作组可以走了,那你们就通知省委或者市委让他们走。如果还认为有必要留着,那就留下去。工作组要停止一切活动。关于派联络员,这件事也是没有经验。你们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这个文化大革命,你们在学,我们也在学,我们是小学生,你们比我们高明。我们首先要向你们学习。这是真心话。(鼓掌)不向你们学习,不进行调査研究,我们就不能领导。(鼓掌)联络员不宜太多,要有一定的水平,进去不是钦差大臣,他叫联络员嘛,是为你们服务的嘛
    第八个问题,最近从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来了几批支援我们革命的同学。这些同学,有的在北京见过,有的在这里见过。我们应该热烈地欢迎他们。(鼓掌)现在还来得太少,希望来得越多越好。(鼓掌)我们需要北京的以及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对我们的文化革命给以支持,我们需要听取北京以及其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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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们需要北京以及其他地方来的革命师生对我们的工作,对中央西北局、省委、市委提岀批评建议。我们热烈欢迎他们。(鼓掌)这里,我应该指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使得从北京来支援我们文化革命的革命师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个别的同学还挨了打。对此,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歉意,我非常痛心。我们一定要查这些打手,究竟是什么人打的?什么人组织的这太不好了嘛!这点我们心里难过。北京来的革命同学,他们热情非常高,他们也有很多的经验。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比我们本地的同学困难多我们要注意帮助他们解决。西安的革命同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向我反映,你们是积极支援他们的,饭首先让他们吃,被子尽他们盖,有困难就帮助这个精神非常好。(鼓掌)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老红军、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我们革命同学应该很好地学习战无不胜的举世无敌的人民解放军的好作风。(鼓掌)我们希望北京来的革命师生不客气地随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第九个问题,现在在我们不少学校里,都有几方面的意见,统一不起来。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来工作组的工作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应该在大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以全局为重,好好地团结起来,集中火力;打击我们主要的敌人,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的革命任务。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样不好。有不同的意见,应该讨论,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讨论、辩论来解决。我们要经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中央的指示,总结这几个月的实践和经验,使得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和辩论,得到解决,统思想、团结对敌。
    第十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来说,主要是靠本校的革命师生员工来解决本校的问题。但是,在一定时期,把好多大专学校联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辩论,这也是交流经验,提高思想,促进文化革命的一个方法。大学和中学可以分开讨论,有时候也可以一起讨论。所有争论的问题,谁去作结论呢?主要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大家。(鼓掌)大家经过集体讨论,集体作出结论,这种结论就比较正确,比较靠得住。对一切问题都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现在,各个大专院校以及高中的一些机关里,有不少有争论的问题,都应该经过民主讨论,最后作出结论。我们最近考虑,同学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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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商议,除各个院校自己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组织讨论、辩论以外,到适当的时候,是不是要开一个西安市的各个高等院校联合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考虑搞两样事情,一个是十六条发表之后,学习的情况,讨论的情况,运用的情况,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的经验,新的创造,交流经验;一个就是我们愿意直接听取对于我们领导上,特别是对于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意见。因为现在单位多,找我们的人也很多,都要见到,很困难,采取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办法是否适当?如果可以的话,什么时候比较适宜,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搞到底,搞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要彻底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根本的关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掌)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胜利前进。(鼓掌)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统帅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统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统帅我们的一切工作。(鼓掌)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的一切,(鼓掌)就没有胜利。(热烈鼓掌)我们和你们诸位一样,都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象林彪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鼓掌)最近,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十六条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我们强大的革命武器。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一切按照十六条办事,用十六条来检査我们过去的工作。凡是符合十六条的,就坚持;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就坚决改正凡是反对十六条的,就坚决批判;凡是十六条指出的,过去我们没有作的,就要很好地赶上去。总之,应该很好地、认真地以十六条为纲,为武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任务。(鼓掌)同志们在这个地方据说已经有两天时间,你们比我们辛苦得多。现在是夜间
    四点多,没有太阳,比较凉快。我上面谈的这些意见,是对还是不对,或者那些对那些不对,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和批评。凡是不对的,我们就改。(鼓掌)耽误了你们的休息和睡觉。完了。(长时间热烈鼓掌声,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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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问:他们说我们到北京来是反革命
    答:说你们是反革命的木身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问:“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对不对?是错误的,只能提“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问:关于省委改组问题?
    答:陕西省委改组要报告党中央,由中央决定,这要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决定,你们完全有权利提这个意见。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答: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援,不要打人问:我们回西安下火车要挨打的,怎么办?
    答:你们越挨打就越是革命,我们过去搞革命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们挨打算得了什么,现在挨打是为了革命的。他们打不要紧,他们是反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被你们打倒的。过去革命还是有生命危险,还要抛头颅洒鲜血,你们现在挨一下打没什么。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凌晨一点四十分到三点十分,在人民大学一个大教室,陶铸同志接见了来京的西安交大、西安冶院、西北大学、兰州铁道学院、兰州铁一中、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工学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二百余同学
    陶铸:同志们来得远,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是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先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你知道西安的情况吗?陶铸同志:知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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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査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冧(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你们来时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按了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同志:过了潼关就听不到了吧!(大家都笑了)你们都有住的地方吗?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陶铸同志: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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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
    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別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竞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接到伪造的党中央电报,说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绝不是一般性问题。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转我收。你们不用着急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要坚持下去,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的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好,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西安交大:主要搞本单位问题,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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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同志:到外面去是为了学习,最后还是回来搞本单位。当然,也要清除阻力省委不支持你们革命,你们就搞他。当然你们应该以学校为主,到外面去交流经验,正是为了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好。
    (四川同学要求讲话)好!请四川的同学,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四川同学:我们希望能见到中央首长,汇报一些情况。陶铸同志:你们是重庆和成都的吗?
    重庆大学:是的,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在喊“誓死保卫校党委
    陶铸同志:你们这就是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四川大学:四川抓右派最厉害,还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
    陶铸同志:(指着大家一个个笑着说)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革命同学都笑了)你们上报点名了吗?没有公开宣布你们是右派吧?我看就算了吧!一股风吹掉。看来你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搞政治迫害,你们学校搞起来了吗
    重庆大学:十六条下来后,大家起来了,但是压力还没有消除,据说中央有个什么规定,什么“五不贴”?
    山东大学:我们那里有个“三不贴”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要不怎么又是“三不贴”、又是“五不贴”?你们都没有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吧?为什么不早来几天呢?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十月节吗
    革命同学:我们还要去干革命呢!
    陶铸同志:我是来参加辩论会的,现在快三点了。(下面陶铸同志还要给人大辩论会作总结报告,这时外面又来了许多同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欢迎你们。(热烈鼓掌)你们来迟了,要不然就见到毛主席了,听到林彪同志和总理的讲话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好在有照片,天安门不是还在那儿吗!你们多住几天,原计划一周的改为两周,在北京看一看。北京也是走了弯路的,毛主席回来后,才扭转过来的,特别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发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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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铁院:我们那边也没有变好,十六条发布以后,还发生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还围攻我们,打伤了六十多人。现在学校还被围,学生一出来就挨打。陶铸同志:听说你们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辩论,他们躲起来了,我看省委非垮不可,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打电话了,让他们立即停止打人,要不然发生什么问题,省委负完全责任。
    兰州同学:光让他们停止打人还不行!
    陶铸同志:是的。第一步首先让他们停止打人,别的问题以后再与省委算账。大字报可以贴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要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鼓掌)天津同学:我们贴到省委,他们说不卫生。
    陶铸同志:不卫生?那要看什么卫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好象很干净,实际上最不干净。(鼓掌)毛主席讲,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看看,学习学习;北京的也可以去全国。
    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坐火车不要钱。(鼓掌)
    吉林大学:现在长春有一股风说,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是正确的,企图转移视线
    陶铸同志: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吴德同志,好不好?(答:好!)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正确”去压人家?你正确的,人家也搞不掉,你错误的,搞掉了不是更正确了?用“正确”作挡箭牌,实际上就不正确。只谈正确的,我看实际上就不正确真正正确的就不怕揭嘛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带着兰州一中的五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州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们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十二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下跪的就有二百多人,当时就有三十多人住了院,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呀(许多同学哭了,陶铸同志也掉了泪。)我们本来想让省委检査,但是省委书记巧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象撕破,硬逼着我们拿着手榴弹和刀子对着毛主席象,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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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他们还喊“李贵子万岁!”(李贵子是兰大筹委会主任)李贵子是一个混蛋!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时会场连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陶铸同志: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儿女,不是反革命。(长时间热烈鼓掌)你们不要难过,来到北京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将来彻底斗倒黑帮。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中央一定要严肃处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看今天就是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不把黑帮揪岀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也会失败的,全国还要变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西北同学:西北局有黑根,我们要求改组西北局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鼓掌)
    兰铁一中:我们斗争最需要主席思想,但是甘肃省委现在没有给我们发《毛主席语录》和毛选。
    陶铸同志:我负责发给你们,一定发给你们!(热烈鼓掌)西安冶院:有人说,我们到北京来的都是反革命
    陶铸同志: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北京成了反革命的窝子了?这是反革命的语言,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西安同学:希望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我们西安去看一看吧!兰州同学:到我们兰州去吧天津同学:到我们天津去吧
    陶铸同志: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定派人去各地看一看!(热烈鼓掌)(北京十一中两个红卫兵送给陶铸同志一条上面别有团徽和毛主席像章的红领巾。并托陶铸同志将另一条带给毛主席
    兰铁一中:我们想见毛主席,这次大概见不到了,请你给毛主席带个好陶铸同志:好!我一定都带到!(鼓掌)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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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这些问题要让他们辩论解决。不,不!有些问题要根据材料才能解决,有些要停止辩论,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么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Ⅹ×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没有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干革命遇到困难就不能前进了吗?要磨炼,要锻炼,受到一些挫折阻力算得了什么?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白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天24小时都不够,现在仝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绝食斗争问题。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十六条出来,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发展是浪高一浪,在这样的国家,这样大好形势下,要不要采取绝食手段,采取在旧社会对敌斗争的手段(这不是目的),要不要,可以不可以提倡,是否可以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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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也同样达到目的?那天打电话,我说不能去,伯达同志有病,江青同志身体很弱,因此,派飞机接你们来商讨这个问题。同学们,当时出于革命热情或时感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宣布绝食胜利,后来还召开了群众大会,这不责备你们,经过很大努力,劝你们吃东西、治病,听说支持绝食的同学对此还不满
    你们要求报纸发表消息,国家内部的事情不登报,我们这样做正好为帝、修、反开了方便之门,敌人到处在收集我们的情报。北京大字报在街上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这是民族习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在我国的西南边,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兰教的,东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多。伊斯兰教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民族习惯问题。今天他们还受帝国主义控制、压迫和收买,他们在亚非地区占相当的力量。这样提是不合适的。所以同学们的行动,不论是一个地区或全国的,都不能登报。
    我们研究是否一定要用这个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在承认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社会主义和十六条的前提下,宪法也讲在承认党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嘛!目前的自由是最广泛的,从来也没有过的。刚才讲的这张大字报,前天才发现,就找有关的同学谈,这张大字报散发很广,他们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政策不是这样,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样言论都要和他们商量,都要登在报上,都承认是合法的?彭真反党但没有做最后结论,所以没有见报,采取改组北京市委的办法。何况刘澜涛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还不能这样做,不论同意不同意你们,党报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这需要和同学们谈清楚的。
    在我们国家,有最大的自由,可以贴大字报,出版,组织红卫兵,赤卫队也好,你们也可以示威、游行,也可以罢课。现在不等你们罢课,我们就放假,让你们闹革命。但是不提倡罢工,这样会影响生产,不提倡罢税,农业税也很低,不需要罢税。这样大的自由,只要承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只要要求合理符合实际,总会得到实现的。但要求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修改余地,没有商量地方。如果这样,我们就只有接受你们的命令了,你们下命令?绝食是在日社会对待敌人的做法,你们绝食,人家又不理,你们不是就饿死嘛!因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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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你们要吃饱饭,继续斗争,进行持久战。我们支持你们,飞机接你们来北京给饭吃,放假给你们闹革命,为此向你们二十四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不定现在回答,回去可以冷静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讲你们过去错了,也不要回答过去的问题。如果绝食,全国都发生,你们二十几位同学可以分头去说服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有那一个国家敢这样放手发动群众,闹这样的革命。列宁死得早,不可能碰到和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世时,控制很严,后期犯了错误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反而停滞了,他死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要采取这样行动,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方不了解你们,不解决同学提出的问题。(按:漏记)我赞成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冷静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要责备谁,一争论又火了。
    、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是不是就是黑帮,就是反革命?
    路线错误是党内长期问题,主观是革命的,党内出现过第一、二、三、四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四次路线错误,都是站在中央领导地位犯了路线错误的包括陈独秀犯的错误,当时都在和敌人作斗争。主席分析国共合作时期容易犯右的错误,分裂时期容易犯“左”的错误。陈独秀领导大革命,他是总书记。二四至二七年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右派。到了二七年,应该土地革命深入,武装斗争发展,争夺领导权的紧要关头,可是他退即,犯了右的错误,这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立三路线是盲动主义,王明路线的领导达四年之久。也犯错误。他们都在和敌人斗争,许多同志流血牺牲,不能说是反革命。
    路线错误,立场是革命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三五年之后,主席领导下,部分地区也犯有路线错误,纠正了。因此不能把路线错误都看成是反革命,它是人民内部矛盾。北京地区和别的地方不同,彭真是两面派,反党反毛主席的。中央发现了,彭在毛主席身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揭发不昭然,主席发现揭发出来了。阴谋已久,这是反党。报上评“三家村”起,用黑帮黑线名词过多,现在不同了。党的正式文件十六条,公报不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定义解释又不清楚,请同学们解释也讲不清。路线错误不能都是反党。彭真工作职务很多,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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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工作关系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能认为和他发生工作关系都是黑帮,但没有否认过去用得不对的意思。搞不好,成烦琐哲学。打击面大,不符合主席思想。“炮打司令部”这是形象化用词,形象化的话,用不准,容易产生误会。司令部有大有小,红卫兵也有司令部。当然你们不是当权派。十六条讲,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和党政机关是运动重点,但小城镇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所有司令部都要炮打。怎么打,有缺点可以批评,有的可以放迫击炮,有的可以放空炮,试探着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调査研究。主席闹革命就是从调査研究,进行阶级分析开始。年长的同学要注意这个问题。年青同学有朝气,敢闯,打不中,撤回来。如果说你们年长保守,问题也不大。运动初期猛一点,问题不大,但运动深入总要向健康道路发展,搞调査研究,摸清情况北京同学到了上海,把上海市委打为黑帮,他们有点胆怯,问我怎么办?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错误可以检査。上海市委把我讲的话说成是革命的、正确的,第二句话我没讲,让同学抓住了,现在我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有可能有错误。不能认为所有各级领导都是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是这样,毛主席领导的国家都是空的,现在又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你们领导,你还不行,还没有培养成熟。但我们同意打他几炮。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八月十八日红卫兵出现,在十六条只承认文革委员会、小组、代表会等组织,当时估计群众还会有新的组织形式,所以组织二字前就有个“等”字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就合法化。同学们也给我一张大字报,说我讲话没有提到红卫兵,你们创造出来,我们才能承认
    八月十八日以后涌现出来很多红卫兵,这是好的,革命总是从少到多,真理也是这样。八月十八日以后斗、批、改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本市串联发展到全国大串联,运动必然有这样发展。可是把北京东西都带到各地,各地都跟不上,这也是必然的,各地同志在北京开会,有的十五、十六日才回去,主席在八月十八日就在天安门岀现,地方被动也有道理,不是替他们解释。现在又提倡红卫兵串联,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工厂文化革命由他们自己搞,学生不要干涉,反过来工农也不要干涉学生革命运动。工农要搞生产。不是不承认是革命主力军,军队要保卫祖国,既然是领导,就不怕空炮嘛!,你们搞来许多材料,我们看看,但不能一下了答应你们提出的三点要求,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出版,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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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用国家宣传工具,广播电台,报纸不能用。铁路局是国家交通要害部门,听说有的同学发现该局挂主席象歪了,贴大字报就行,不能冲进去。
    北京同学检查外地来京同学有没有黑五类,见火车来了,就卧轨不起,火车只好停车,让同学上车检査,问谁是黑五类,这能检查出问题来吗?不允许卧轨,不允许这样检査,不欢迎外地同学,这是不行的。现在来北京的外地同学有七、八万,来了要欢迎,还准备接见他们,接见之后,可能走一批。西北局是否犯路线错误,我不能回答,但你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今天的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的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现在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武器,坚决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势如疾风骤雨,把运动推冋了新的高潮。在革命暴风雨中诞生的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聪明勇敢,不愧为革命的闯将。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旧世界遗留下来的垃圾,做了大量的好事。我们为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欢呼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以及上海、天津、成都、南京、哈尔滨、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来西安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他们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对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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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省委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在六月以前,由于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使得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在了先进地区的后边。六月初,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推动运动前进,而我们却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不了解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要求,想使运动仍然按部就班地循序前进,强调要补上声讨“三家村”这一课,要已经和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的革命群众回头来声讨“三家村”,使自己落在了群众运动的后边,严重地障碍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打破旧秩序,怕岀“乱子”,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总想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自己的老框框里边,因而提出了一些清规戒律,如规定了所谓“八条”。这些规定有些虽然是应该提的,现在也是适用的,但是规定这些条条的总精神是错误的,从放手考虑的少,从限制考虑的多,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
    在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抱着老框框、老办法,搬用领导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经验,急急忙忙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去领导运动。实践证明,派出工作组,这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教育自己,自己能解放自己的表现,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的革命原则。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査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批革命同学。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受打击、受迫害的是革命同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想到这个错误,就感到
    十分痛心!我们一定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一次向在所谓“六·六事件”中受到打击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大家请罪
    八月初,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但由于我们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十六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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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的很不得力,革命旗帜很不鲜明,举得很不高,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即炮打混入省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坚决地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露省委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运动又受到阻碍。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发生这些问题时,我们虽然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对一些单位组织群众反学生,转移斗争目标的极端严重的错误认识不够,因而措施不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陕西地区一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由省委负责。这些问题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是十分严重的。这个痛苦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次向被打的、遭受迫害的同学、革命同志请罪,向你们道歉,承认错误。对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我们正在追査,省物资局殴打学生的干部,已由司法部门拘留讯。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中煽风点火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这些人,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相信任何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都逃不出群众雪亮的眼睛。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六条决定办事,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争学生,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我们领导机关高度革命化,而我们省委领导仍然被老思想,老作风,老方法统治着,很少深入群众,很少深入第一线,官僚主义极为严重,对广大革命群众想什么,做什么,要求什么很不了解。许多问题常常是群众逼上门来,才被迫解决。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陕西省委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我们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又是改正得那样迟缓?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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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省委领导,特别是我自己,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出乱子。怕学生,怕群众,实际上就是怕革命。由于我们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就有时分辨不清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不能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这样,怎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不犯严重错误呢?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陕西省过去在高岗等反党集团的长期把持下实行了一整套保护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包庇反革命,打击革命的反革命路线,使得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极不彻底。由于民主革命极不彻底,使得不少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党政领导机关,妄图资本主义复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陕西省委的领导权,实际上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等所把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斗争,特别是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是赵守一的党羽。但是,要彻底解决省委的问题,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决心同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炮打司令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混入省委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一个不剩,斗臭、斗倒、斗垮,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把我们的省级机关特别是省委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
    陕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我们一定坚决引火烧身,诚恳地希望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充分揭发我们的问题,向我们的错误开火!我们将通过各地委、县委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揭发我们的问题。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省级机关的干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多,更应当积极地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凡是我们做错了的事,我们一定坚决改,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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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改,迅速改,请大家继续监督我们,帮助我们。党的利益、陕西省两千万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决心放下架子钻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到第一线去,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这次大会以后,省委的负责干部,将迅速到学校去征求意见,听取大家的批评。我们决心同革命群众滚在一起闹革命,以实际行动来改正我们的错误。最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整个运动切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按照十六条办事。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今后我们一定认真地学习十六条,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认真地、仝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向一切歪曲、反对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同志们!我的检讨还是初步的,还很不深刻,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
    〖周总理十月二十八日(一九六六年)在政协礼堂接见了我们全体代表。十月二日,周总理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再次接见了我们仝体代表。总理和我们非常亲切地谈了话,听了我们的汇报,对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你们的精神很好!”
    总理看了保守派同学的传单《红卫兵要做无产阶级保皇派》后,很生气地说:“胡扯!怎么这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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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四百名赴疆大队的传单《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后说:“我拿了传单就觉得不对头了,给王恩茂念了,他也觉得这是错误的。
    总理批评四百名红卫兵说:“(对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犯了错误。”我们反映了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总理说:“既然你们恢复名誉,当然他们也要这样做。本地的学生,外地的学生和工人一起平反,不更好吗?”
    总理要我们注意民族政策,并要我们帮助开好三干会。接见后,周总理戴着我们敬献给他的毛主席象章和《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纠察队》红袖章同我们照了相
    由周总理亲自批准,赠送一万枚毛主席像章,交给我们代表团带给新疆革命人民。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新疆革命人民的最珍贵礼品。
    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同志十月二十一日在公安部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很关心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说:“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
    摘自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第六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载《赴京汇报代表团讲话摘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对新疆少数派“红二司”战士的讲话〖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同志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北京途经乌鲁木齐,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在宾馆接见了新疆红司二百余名革命战士。十一时五十分(乌鲁木齐时间)当康生同志进入大厅时群情激动,无限欢欣。数名维、哈、汉红卫兵给康生同志戴上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的红卫兵袖章,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
    谁!”“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他的狗头!”“向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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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猛烈开火!”被接见的有新疆大学星火燎原战斗团、革命造反团、东方红战斗团和外校、外地部分革命小将。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伍修权等同志。开始时,红卫兵战士给康老和伍修权同志戴上了“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袖章,大家热烈鼓掌,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之后,大家请康老坐下讲。〗康老说
    我谢谢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们今天到飞机场去欢迎我。(大家鼓掌欢迎康生同志坐下讲,康生同志不愿坐下)坐下讲,不大方便。要讲话就不坐我坐着就讲不出话来。(鼓掌,众喊:“一定要康老坐下!”鼓掌)康老坐下又站起来说:坐下,后面的就看不见了,坐不坐由我吧!坐下就讲不了话了。两个半钟头以前,我写了封信。(读信)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志们
    谢谢你们给我的关于“王恩茂同志的检査”。对这个文件,因为今晚招待外宾,来不及阅读,我准备带回北京仔细地看看
    你们很想见见我,我也很想同你们谈谈新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我是同好几个兄弟党参加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同机来此,他们有事急于回去,我也要很快的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阿党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因此,我无法在此停留,明天(十六日)早上就必须离此返京。这样我虽然很想找你们谈谈,但是时间来不及了,请你们原谅。将来你们到北京来时我们再谈吧!
    林彪同志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希望你们紧紧掌握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彻底地批判错误路线,把这场由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旅途匆匆,恕不多写,以后再谈。敬礼
    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十
    现在交给你们(康老把信往桌子上一放,鼓掌!)
    既然同志们都来了,我就从床上起来跟大家见面,(笑,众也笑)看来要谈话不谈不象话了。谈什么呢?你们谈呢?还是我谈呢?(请康老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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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你们看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没有?(同学:看过!)里面不是讲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那里不来,我怎么去?(众笑)毛主席教导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你们看,我还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好,还是先当群众的先生好?(热烈鼓掌)
    我是十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的。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写给我一封信,提了三个意见:1、要到机场欢送我;2、要叫我到国际方面去串联(众笑)3、他们说最好他们也派几个代表跟我一块去阿尔巴尼亚去串联。第我谢谢他们。因为有几个代表团同去,就不必欢送了,就不必客气了。第二、还是谢谢。我确实串联了,国际串联也是串联嘛!(笑)串联的情况,你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通过他们的大会,通过我们的贺词,通过在我党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到了亚得利亚海边一个叫里拉的城市,到了××(地名),赫鲁晓夫篡改(漏记)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这么一个地方,贝拉特,看到了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的纺织厂。这个纺织厂他们命名的时候,叫做“毛泽东纺织厂”(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后我就到了菲里城,我们合作建立的氮肥厂
    电厂,以后又到了法罗那,我们帮助阿尔巴尼亚建立的
    化工厂、电厂。所有这些厂,我们都串联了!(笑)到了三十几个党,都串联了。这一次到阿尔巴尼亚,全民欢迎中国的代表团,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代表团……。你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是毛主席的贺电。这个贺电,使全体人民都沸腾起来了!(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通过这个贺电,不但对阿尔巴尼亚,对她的党、对她的人民,对党员,而且把参加大会的,凡是祝贺阿尔巴尼亚大会的兄弟党都动员起来了,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贺电有国际意义
    参加这个大会,通过这个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如实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这些你们从报纸上看到了。
    我们的贺词中,我们就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的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全部地都加上了。因为我们又不强加于人,但是我们讲了,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样的看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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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用科学的语言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暴风雨般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一点我们可以敞开讲了,在大会也讲,群众会上也讲,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讲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利用毛主席的贺电的力量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这是第点。第二,我们利用这个大会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三,也宣传了你们红卫兵!(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同志,恩维尔·霍査同志,在我走的头一天晚上宴会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很有意思,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开始听说文化大革命嘛,学校里不是放假吗?原来说是放半年假就差不多了,现在又说到……到什么时候啊?(同学:到明年秋天!)开始想不通,中国人这个事情,学生放下书不读,搞革命搞一年,这不太多了吗?(大笑)以后就想通了。想通了讲了两句话:“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看这句话是对的。现在这个学校是个大学校,还有比这学校更大的吗?谁的校长呢?毛主席的校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有的外国党讲:“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热烈鼓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总之一句话,毛主席的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这个红卫兵对世界的影响,在我们国内,虽然想到了,但是体会不了那么深我现在就体会得比较深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但在你们的一生中,而且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世界的革命运动中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载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册上面去!(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然,反对毛主席,赞成毛主席的人都有。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两种人。在大会上,有一种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红卫兵糟得很。是什么人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牛鬼蛇神,或者表面上是“左”的,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走中间路线的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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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在会议上提到毛主席的思想,提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站起来,他不好不站起来,别人都站起来了。(大笑)双手放在胸前(做姿势。笑);有种人,他站起来又坐下了(做姿势。笑);还有一种人,听到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就溜掉了。(大笑。)
    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国内有,在国际也有。如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他们也赞成毛主席的思想那就糟了糕了!(大笑)正因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才说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毛主席不是常讲:敌人反对我们,那航好了,要是敌人也赞成我们,那就说明我们错了。(热烈鼓掌)
    广大人民,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是赞扬的。“好得很”,“糟得很”这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通过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你们回去想一想我这是向你们汇报一下,看我串联的怎么样。(笑)
    我曾经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讲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大概你们从《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社论里就知道了。当面测验一下,好不好?(笑)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要?为什么要进行?毛主席那么样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反复接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星火燎原红卫兵宋卫东激动地回答: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我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千一辈子革命!)同志讲得对,(有人说: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是啊,都对的,但还差一点,应当更进一步。
    你们在大学,中学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是学了一些,那么,总是晓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讲的,提倡一个“公”字。因为把地主的土地,官僚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没收了;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定息恐怕就要扫除掉了。(同学:××地方定息已经取消了!)那是你们干的,中央虽然还没有明文规定,看来经过你们这么一扫啊
    (笑)中央没有这个规定,但有这
    个意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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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一句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的经济基础,那么一种新的经济基础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要求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为这个基础服务。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求这个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社会,这新的经济基础,是不是设想
    如果还是旧的上层建筑,能
    不能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同学:不能!)那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为这个新的经济基础服务。如果是新的经济基础,还是旧的上层建筑,旧的上层建筑必然反转过来影响新的基础。如果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的、是旧的,必然使新的基础不巩固,那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巩固。所以上层建筑是影响经济基础的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把旧的上层建筑—一四旧罗!—一去掉,那么我们新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巩固,会出现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使新的上层建筑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样就会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修正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
    你们讲得很对的,但需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你们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实际工作的经验,不断提高你们的认识。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在中国会大大地发展(热烈鼓掌)
    我给外国的兄弟党讲,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政权问题。这一点是大家知道的。那我们没有取得政权时,中国人民跟随毛主席,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大家都清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仅仅是称赞阶级斗争,还不能是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取得政权之前,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已绎取得政权之后就是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过去大家都是这样讲,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无非就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好似说,已经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看来,在取得政权之前,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没有取得政权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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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是巩固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果失掉了政权就失掉了一切。如果政权被修正主义篡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彻底,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过渡过去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这个功劳应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热烈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发展了。你们看了十一中仝会公报没有,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这个总的纲,通过总路线、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触及到人们灵魂的革命。因此我就想到,你们除了串联啊……还要在理论上,在思想上解决问题。首先是想到什么东西呢?到底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在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意见是不完全一致。我们国内干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在你们看来,你们讲实话,到底有没有阶级?十七年来,有没有阶级?(众:有)表现在哪儿?(众:到处都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那我就反驳你这个论点了。(笑)列宁划阶级是怎么说的?(众:是按经济地位划的)那么根据这个,咱们不是就没有阶级了吗?(众:毛主席发展了)怎么发展的?(众回答不一)这个问题在你们思想中考虑一下。廿年前,我们开了一次土地会议,成立了一个土地法。在我们这个土地法里,按列宁定义划分了阶级,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什么叫中农、什么叫贫农、什么叫雇农。这个话是对的,我不是说列宁的不对,但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土地法里面,地主如果是被没收了土地,参力劳动五年,就可以改变成份。如果一个地主,他也参加了劳动了,表面上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经过五年,就改变成份了!你相信不相信?(众不相信!)如果你现在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讲讲,说那个地主劳动了不止五年了已经二十年了,可以改变成份了,你看行得通行不通?(众:行不通!)行不通大家讲得有道理的。毛主席对于这个阶级问题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说,看一个阶级,不仅是从经济范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品的分配这方面去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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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面看,虽然没有剥削了,没有地租的剥削,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力量,还在那个社会里面存在。那么这次文化革命,红卫兵抄了地主的家,资本家的家,还有变天帐。为什么呢?所以说,看阶级不单是从经济来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上来看。这件事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那么,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的对象不就没有了吗?那赫鲁晓夫不就对了吗?你如果是全民国家嘛,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嘛,没有阶级了嘛,可也有些坏分子,也有些流氓,也有些偷盜贪污分子,是阶级还是分子?(众:阶级)那仝民国家不就完了!不讲道理
    既然没有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阶级的专政,既然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就没有作用了嘛。你是说对外国罗,对外国的话,那么全民国家也能对付下嘛。
    这样,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就成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板教条的人的分水岭。既然有阶级斗争,怎么能没有阶级呢?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怎么没有阶级呢?
    在中国方面来讲,取得政权以后,十七年来,大概进行了以三种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地进行了阶级斗争。这就是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等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这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后就基本解决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在
    十年前就宣布在苏联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次、五七年整风反右,这一场斗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政治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说是以政治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经济范畴、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经验,我们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经提出来十月革命的九条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这又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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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以文化、思想这个范畴为主,当然联系到经济范畴,当然也联系到政治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过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的革命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十七年来我们在三种范畴内进行了三次阶级斗争。所以,修正主义骂我们,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修正主义这么说法。但是我们看来,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开始的时候,谁叫吴晗写那个剧本的,他不写不行,难受嘛睡不着觉嘛。(笑)
    从国际方面看,开始有一个南斯拉夫,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脱化变质到成修正主义。如果说南斯拉夫,铁托是个别的事情,那么苏联—一列宁缔造的国家,世界上第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够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并且向着资本主义复辟!那么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想一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不可以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范畴,也表现在政治范畴;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范畴,也表现在思想范畤我向兄弟党说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天才的预见。这次文化大革命,所以必要,所以必然产生,毛主席之所以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根据我们国内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实践,根据国际阶级斗争的经验,他就天才地预见,没有取得政权以前,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了政权之后,还是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权问题,那就什么问题都谈不上
    我向外国党的同志们讲的时候,没有象这样长篇大论地讲,把这个思想讲了讲,大讲就拿人家当学生了嘛。在咱们家中就可以讲讲
    (漏记)
    就是说这个红卫兵抄资木家的家,现在几个大城市,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银元美元的数字我忘记了。据说……我没有调查,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笑)大小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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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多支。(众惊)一万多支,其中包括有炮,(众更惊)其中包括有机关枪,特务用的电台呀,就是收发报机,几百架。材料不在我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成绩是伟大的,但是你仅仅把这些成绩向外国兄弟党讲,还是不够的,还是从理论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讲,从毛泽东思想来讲。
    大概是在××Ⅹ(地名)要作一个报告,没有作,最后在告别宴会上我就讲了但不完全是这个。
    毛主席不是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来的嘛。你们搞红卫兵呀,搞红卫兵呀,破四旧呀都是。当然你们要想发展到毛主席那样,比较难啊,但是你们从这样一点,那样一点,从群众中来,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总结一发挥就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笑)毛主席不是讲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从哪里来?从你们那里来嘛,你们一点没有,我怎么来呢?(笑)
    我想,最后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我刚才讲了,通过我们十七年来的经验,就看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有经济范畴的阶级斗竽,有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就必然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竽。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经济范畴的阶级斗争,政治范畴的阶级斗争的更深入的更髙级的一个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阶级斗争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中。由此,我们就进一步地了解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我们自己就亲身体验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一步步深入的。他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也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规律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呢?通过这一个斗争,就把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深入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广大劳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更高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件事是史无前例的,这件事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个新阶段。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力量,任何敌人是打不倒的
    我在天安门上看到红卫兵检阅,每一个人,一面走,一面举着这个(举起《毛主席语录》)。(鼓掌)我就想,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拍着语录本)结合起来了。(热烈鼓掌)这个力量帝国主义惧怕,修正主义诬蔑。千百万人把毛主席思想和他们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我们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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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到底,逐渐地过渡到共主义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保证。(热烈鼓掌)
    这个运动之所以伟大,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社会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不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我们国家复辟,改变我们无产阶级的颜色;使我们能够跟着毛主席的思想,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件事情,不单在中国方面有重要意义;就是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间,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在国际上也有重大意义。所以修正主义惧怕我们,连我们这五十几个学生在那儿也害怕了,在苏联,只有五十几个人,他们都要赶走。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害怕得要死嘛!你看修正主义这样子,报纸上就没有嘛。智利的革命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拉丁美洲也有,墨西哥的学生也要组织红卫兵,非洲的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也搞红卫兵。回非洲去,不知走到那一个什么地方,走到……(伍修权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那些非洲人象你们一样,戴的红袖章,穿的兰褂子打扮成你们这个样子,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非洲那个地方,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在街上走,被美国佬看到了,就照相,当下红卫兵就和他们打架,就打了一场。(笑)这件事,在西非地区,引起国际骚动
    所以保证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不让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不变颜色,在于人的革命化。人同毛主席的思想,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了。这件事是很大的。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罗,第三点是什么啦?(回头问随行人员)忘了,不管它顺序吧!(笑)
    第三点,是使我们晓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正如五
    七年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要成为这样一种情况,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种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根本不可比拟的。同一般的,不但是修正主义讲得就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所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那也是很不相同的,想不到的。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民主超过了巴黎公社的那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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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这样子罗,那的确是,不管你是什么权威也好,不管你是什么老革命也好,不管你有什么资历也好,只要你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批评嘛!就炮轰嘛!哈哈。(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高呼口号:“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我举一个小故事。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同学
    十月六日)有个小孩讲,(同学:十三岁,扬州人。伍修权同志:对!十三岁扬州人。)那个小孩相当沉着,(笑)她讲了,她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父亲不赞成。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兄弟、姊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她了,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是不是你母亲喜欢老大,或者喜欢老四,她不喜欢你?她说不是。她父亲——(同学:监委的,是监委)对,是督察委员。那个扬州的地委书记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抵触的,她父亲是跟着跑的,所以我就反问一句。那么她就接着讲了。“你过去是革命的,我赞成;你现在不革命了,我就反对!”(热烈鼓掌)这个十三岁的小孩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可见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了。我就问她,是不是他不喜欢你呢?她说不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她说我们的观点不同!(笑)哈哈!她和我谈了话以后,这个小孩就把她这个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戴到现在(指胸前的纪念章),我还戴着出国串联呢!(笑,掌声)这样的一种大民主,你哪个国家敢实行!你说这个赫鲁晓夫……(大笑)赫鲁晓夫行不行呢?勃列日涅夫行不行呢?修正主义的爪牙现在这个日夫科夫——保加利亚的—一行不行呢?捷克的参加大会的毛德里斯行不行呢?匈亚利的卡德尔行不行呢?东德的乌布里希行不行呢?你试试看,只三天就垮台了。(大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因而也才懂得了毛主席所讲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集中呢?(众:有)集中在毛主席的思想上。那有没有民主呢?你看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众:大串联)大串联。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有没有统一意志呢?(有)毛主席的意志,那末有没有这个个人心情舒畅呢?我看你们就有点心情舒畅,(笑)也有个别人心情不舒畅的。(笑)他不舒畅,就给他治病嘛,治好了心情就舒畅了。(有人喊:王恩茂现在心情就不舒畅)以后就会舒畅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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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红卫兵讲了,那是哪个地方?文化部嘛,文化部的萧望东嘛,他说,我不是黑帮,我还是有功劳的嘛。有个红卫兵讲,我们斗你,不是要把你斗成右派,是要把你斗成左派!(热烈鼓掌)我们的同志革命的心的确是好的,谁愿意把同志斗成右派呢?右派的帽子还是少一点好嘛!毛主席思想的左派嘛!(热烈鼓掌)当然现在开始这样的一个局面了,那还要进行努力了,还要发展了,去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我们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就认识到了,看出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是一点了,还有一点呢?五七年党里面有这么个文件,这个文件没有发表,做……“事情正在起变化”,还是这个……我忘了是哪个文件了,就是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时候,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还是……当时是两个中央文件,一个是
    这里面毛主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要建设,必须建
    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这个问题,五七年到现在十年了。
    十年中间,检査我们做的怎样了,你说这十年中间一点儿也没有做,那不是这样的,但是力量还不够,这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队伍不大,这个队伍还不够坚强,还不够。为什么说是也培养了一些呢?同志们,这个东西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了,在国际方面影响之大是我们想不到的。对自然科学来说,我们看到了,咱们试验成功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北京的同志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美国、西德搞了二十年,我们只搞了一年多,就搞成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一个科学会议上,有人报告这个问题,他们有个科学家说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象过去那样看了。
    最近还有上海的人工合成苯,这件事情,也是科学上三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绩。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这件事情,使帝国主义震惊的不得了。英国资产阶级有一个说法,他说,这次科学实验,它总是象楼梯似的级一级地才能上升。他说现在中国把这个楼梯给烧掉了,一跃进呀,就跃上去了!(笑,热烈鼓掌。)
    有的工厂里面搞技术革新,我们在农村,农民呀、工人呀,创造发明
    总而言之一条,十年来——一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到天津去了,我到天津的工厂里见到工人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这件事,在五七年整风反右中,在五八年曾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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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工人学毛主席的哲学。我开始去上海求新造船厂,有个车间这样做了,我就同他们开了一个座谈会。然后,我就到了天津,天津一个仁立毛织厂——就是织毛料子的——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他们自动地学习毛选。我在天津曾经开过两次座谈会。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讲毛主席所讲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学校也就是说哲学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学校里讲课的时候讲,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抽象地讲也可以理解,也可以懂,但是怎样去把它说得那样生动。仁立毛织厂的工人同志,他们讲得实在生动得很。事隔快有十年了,我总是还是记得他的这次话的。他首先讲了,他说仁立毛织厂是个老。的确是比较老的,解放前就有这个厂。解放后生产一直上不大去。那么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特别是学习了《矛盾论》以后,他们就找这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到底在哪个地方?他们也开了座谈会,你讲这个是主要矛盾,他讲那个是主要矛盾,纺织车间讲它的是主要矛盾,织布车间讲它的是主要矛盾,究竞主要矛盾在哪个地方?以后就经过调査研究,也是经过从群众中来,才晓得主要矛盾在哪儿呢?在纺织车间。纺织车间上不去,织布车间织布常常受到限制。那么纺织车间是什么问题呢?机器不好,人力不强。后来调整了一下,纺织车间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月,织布车间又跟不上去了,他们就想到了:大概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啦,矛盾是绝对的。然后在织布车间这么一搞,生产就又上去了。因为他们才知道了矛盾是不可怕的,矛盾还真正地能够发展生产。去年十二月间,我到天津去了。在那个工厂里面正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工厂里面有黑板报,黑板报上写得很好。有一个工人,学习毛主席的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就讲了,他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总要占用一点生产时间的,或者是正式的生产时间,或者是一些生产准备时间。你们在搞革命的时候,还耽误一年学习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个减法,从生产中间总要减减,减出时间来学习但是学了以后怎么样呢?三种变化;人的思想变化了;人的思想变化了就技术革新了,机器技术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怎么样呢?生产就变化了。三种变化嘛!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什么呢?是个乘法。所以从表面上看呢,是个减法,就好似你们这个样子,半年多没上课了吧,你说这是不是个减法,可不就是个减法嘛。(笑)但是从你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来看呢,是个什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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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呢?是个乘法。很生动地把这个辩证法,这样子具体应用了;而且是有一个人,他用一个事迹来解释。
    所以六二年的时候,我们的党校校长杨献珍——他是我们的敌人。他一直骂我,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这是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说我在工人中间提倡学习毛主席的哲学,“工人怎么能学习这个东西呢?那不就庸俗化了,表面化了!”他反对我我当然高兴了。(笑)其实这并不是我创造的,是人家工人创造的,我不过开了几次座谈会,支持一下嘛!我看这个减法、乘法,对我们来说,看得很清楚也就正如霍查同志所讲的了,“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
    所以我们说,这几年,我们培养了一批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运动还不大。到底怎么样完成毛主席五七年提出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大量地培养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队伍。现在看起来,从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人才辈出。我很佩服你们开大会的时候,理科的立刻就写出那么一篇短短的文章。尤其有些红卫兵的大字报,词句很好,我们也看了。这个人才,整个中国现在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这样子一个熔炉噢!政治火焰的熔炉中间,才能创造出来!所以看到了,毛主席的这个任务,我们找到了一个法子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大量地培养无产阶级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队伍。这一点,已经看出这样个作用来了。当然,我们离完成还有距离。
    这是我要讲的一点。还要讲的一点呢,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有直接关系。这是直接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有两手政策,第一是战争威胁,第二手是和平演变。演变经过什么呢?经过我们党内的、我们国内的那种资产阶级当权派人物,即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么我们文化大革命这么一扫呢,就清除了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和平演变的这种社会基础。修正主义在我国干什么东西呢?搞这……叫做什么东西呢?(回头问随行人员)修正主义把和平演变叫做什么呢?(猛地想起)“颠覆活动”。修正主乂要在我们这里面搞颠覆活动。过去找过嘛,找过高岗,找过饶漱石,找过彭德怀;这次文化大革命,你们看,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你们大字报上也有吗,找过彭真,找过陆定一嘛。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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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把修正主义颠覆活动的基础就扫掉了。那这不是对反对修正主义有直接关系吗?
    另外,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它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要备战的。我看这一点是说对了。你们相信不相信?我看,你们这个革命,是个政治上的战备动员。现在提倡这个串联嘛,要徒步嘛!徒步串联嘛,看来徒步串联特别重要,不仅是锻炼自己了,到处宣传啦,也跟工人、农民学习,而且锻炼行军嘛。哪有那么多汽车让你们打仗去坐?哪有那么多火车让你们去坐?(笑)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的战备动员。
    那么,从这一点,也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要看你们啦。美国帝国主义天天这么设想,根据苏联的经验,天天这样设想,希望从中国第三代—一第三代就是指你们。看来,第一代搞修正主义,搞和平演变比较困难了;第三代大概有希望!(下面有人回答:妄想!)这么一搞就把第三代的希望也搞掉了。(笑)当然啦,是不是真正彻底搞掉了,这靠你们,看你们是不是迅速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这件事确实是帝国主义它自已讲了。这样一搞,美国人也讲,它们的资本主义再过
    二十年就垮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有根本意义的。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毛主席经常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点从什么道理讲?从物质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变物质。我们从哲学方面来看看,很清楚,人的精神那当然离不开物质了。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说呢,人革命化了以后,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问题,我去年在天津的时候,工厂的工人,问近邻的农民,他就很容易懂这个问题。因为你就讲这个嘛,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人变了,机器变了,生产变了,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精神变物质很具体很具体……他这个比起在学校里边看得还清楚。导弹核武器,这样快就搞出来,美国从原子爆炸到导弹发射经过十年,苏联经过五年,我们只经过两年,实际上还没有两年。为什么使帝国主义那样吃惊,因为人的精神革命化了这种精神,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被群众所掌握了,它就会必须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抓革命、促生产,一定搞得好,是不用怀疑的。所以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很相信这个问题,同志们也很相信。说是最近有一个社论,(同学说:《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因为的确是这个样子罗。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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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革命化,必然会变成物质力量,只要把这个力量组织得好,那就是一种。(漏记)
    这是一条。最后一条,通过实践。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毛主席的思想会在运动中间经过群众掌握之后,可以更大地发展。不可能设想,这样大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发展。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实践中来的,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来的。这样一个运动怎么能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我刚才讲的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大民主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怎么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颠覆活动;怎么把精神变物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它就必然发展了马克思宁主义。在外国我就讲了这么一些,没有这样长篇大论地讲,只是扼要地讲了当然讲的时候嘛,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赞成了,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不赞成了。
    所以总起来说,这一次我离开北京时,红卫兵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去国际串联到底怎么样,还要靠他们评论,但是我做还是做了一些。有时候讲一天,一天也相当劳累,一天要讲四次话的,每到一个地方,人民全城欢迎中国代表团,赞扬毛主席的贺电,所以结果怎么样呢?一到那个地方,人家先给我招待一下,吃杯酒,就讲了,人家讲话,你不能不讲吧!讲一次,然后在群众大会上又讲,人家讲话你又讲;开完会吃午饭,又讲一次;吃晚饭又讲一次。一天四次。(笑)成绩到底怎样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回去要向毛主席报告,到底做得好不好,自己还很难说罗。那一个任务我也没有完成,上飞机也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也不知道人家赞成不赞成,也不能带去。但是不带去也一样,你们在国內搞,通过报纸呀、社论呀、广播呀、通信呀,国际的影响那还是很大的
    所以,总的看来,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赞成我们的红卫兵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我们的红卫兵,成为一种国际的阶级斗争,已不仅是在中国的阶级斗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同志们做得好罗!自然罗!我在工作中间有没有缺点,那……,要不就不革命,不革命你就没有缺点,就象庙里的那个泥菩萨。(笑)你们不是常讲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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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花嘛,怎么能没有缺点呢?没有错误呢?列宁都讲过嘛,上帝都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笑)也可能有。主要看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同志们所讲的,要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我们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进行到底,要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贯彻到底,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消灭掉!(热烈鼓掌)
    我冒充先生喽,讲到这里。(热烈鼓掌)我还交待一下,在飞机场上,同志们给我的材料“王恩茂同志的检查”还有你们刚才给我的这些材料,一下子叫我一次吃下去,(笑)消化不了(笑),我还是带回去。
    这件事要是出在你们身上,…我不是给大家常讲吗?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白己的错误也不少罗!就是不要找保姆,既然不要找保姆,也不要找保男嘛!(大笑)红玊兵就是要敢闯嘛,敢想、敢干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对于这个文件,(指“王恩茂同志的检讨”)我现在不能细看,你们的工作到底怎么搞法,大概你们自己要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问我,大概是有这个想法的。这一条我告诉你们,第一,我已经离开二十天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一天个发展,一天一个变化;你看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我没有赶上,你看三号这次,十号这一次,十一号这一次,我都没有参加;我走的时候,中央开会还没有完呢!中央不是开会吗?在北京开会,这个大概你们学习报纸的时候都知道的还没完我就走了。所以有时候中央有些什么最后决定,我不好乱吹嘛。(笑)如果吹的不好,你们在整我的时候,这就是口供嘛!(笑)本来我就没有心要犯错误,你逼着我犯错误嘛!(笑)
    所以离开二十六天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新疆的事情我不那么清楚,我刚才看了看你们那个东西,看了个题目,有个“九三事件”是怎么回事呀,我也还弄不清楚
    只有一条,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把这个总纲掌握住的时候,大方向就对
    卡拉奇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人民日报》这些时候我没有看见。我在从巴基斯坦到这里来的飞机上——我们自己的飞机——从一号到十二号的《人民日报》带上了,在飞机上带着,我在飞机上才看了。我看你们新疆到北京去串联,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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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很妤嘛,新疆的冋学到天山上去挖了一棵……两棵?(同学:两棵)挖了两棵松树送给毛主席,这个事情嘛,又有经济,又有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还是在那个报纸上看的。从和田到乌鲁木齐,经过天山,看那个天山上确实有松树,(笑)这点也还是我的一个常识,一个知识。因为我脑子里面那个天山上象那个昆仑山一样,光光的,没有东西。(笑)昆仑山也许有东西。我们在飞机上看到这个天山上边确有森林,很怪的啦,我请教了一下,它那个松树长在山的这边(一同学:向阳面)不是向阳面。(笑)为什么山的那面没有,这边就有呢?道理是这样的,那边的雪水少,这边的雪水多。所以,我看到报纸上新疆的同志也有维族的,也有其他族的,哈族的吧?还有汉族的同学们。你们这个大学校的、中学校的同学们,我看这个事情你们都懂。现在不晓得你们新疆到北京去的都去完了没有呀?(同学:没有!)还有多少?(同学:还有中学生;中学生不让去了,中学都开学了……)我说一下噢,我现在不知道,我不负责任,据说现在允许去了,是不是?(同学:允许去的,中学开学了,象这儿的农二师、八一中学,现在都要开学了,这是事实。)在新疆呀?(同学:是!)那太容易了嘛,你不上嘛!(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你那样说,说你那个地方是个小学,我要上毛主席的这个大学!(大笑,热烈鼓掌)
    有没有一半?到北京去的有没有一半?(同学:有!)包括中学生的有一半吧?(同学:有!)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有多少路?(众回答不一)八千里路要走嘛,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人背着背包走了。(同学:走了好多了!)八千里路要走起来要……?(同学:一年)还要宣传啦,还要跟工人呀,农民呀,革命先辈学习啦,有的时候还要休息
    但是,这是干革命!这个八千里路要走多少天啊
    (众回答不一,伍修权同志说:六个月)大概半年不行。
    康生同志讲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疆串联的一同学问: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赶出城市?康老回答:“没有这样的指示”
    (这位同学拿出乌地区红卫兵总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颁布的(66)纠字第四号通令交给康生同志看。按:这是多数派组织发出的通令,发出后得到自治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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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配合执行。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通令。新大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革命“少数派”社团都发出通告,宣布这一通令无效
    这位同学作说明说:“这个通令发出后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配合行动,乌鲁木齐不但是把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往外赶,还有的不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赶。我们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同志与自治区党委联系多次却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们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十三日找王恩茂等了八个小时都没有解决,我们觉得这是形‘左’实右的,特别在现在自治区有些单位才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在前一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
    反党分子’的还没有平反。发出这一通令是不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我们
    向您请示。”
    康生同志答:“我知道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这是情况不了解。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真右派,假左派’的人不能划成牛鬼蛇神,这些还是革命的。别那样讲,不对。我们自己(指红卫兵组织)不能这样讲,即使这里有牛鬼蛇神,这时也不好处理
    又有人说,王恩茂同志说:“你替我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当第一书记也是不容易的,不然你们当书记试试看。”请康老反映给毛主席,好好批评批评他。)康生同志说:“好。这样说共产党也不好当。全人类的命运交给了我们,不仅不好当,有时命也要牺牲。革命怎么那么容易!”
    〖这次亲切的交谈至十六日晨二时半(乌鲁木齐时间)。结束后,红二司八农造中造等赶来,康生同志又与之作了十分钟的交谈。农学院革命造反团,农学院革命火种造反团等单位的同志也陆续来了。想问问题,反映情况人很多,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半了,康生同志还须于十六日早晨乘机离乌返京,就只好结束了这次接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红二司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一九六六十月十六日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新疆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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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自治区党委、区人委、生产兵团党委并转各级领导和参加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同学和工人们
    新疆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革命行动,中央积极支持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对于所有参加和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的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服务人员和机关干部,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必须保证:动员全市、全疆人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2、欢迎参加斗争的同志进食和复工。、迅速医治身体遭受损伤同志的疾病。4、不许有任何歧视和报复5、不许扣发工资和调换工作
    6、不许对他们家属进行迫害。各级领导如违反以上保证,将受到严厉处分。中央急切等待参加这一革命行动的同学和工人立即推出负责代表,由王恩茂同志陪同来北京,解决一切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1,山东省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说明: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同学在八月十八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汇报了他们对我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对一些问题作过请示,谈话他们将记录整理打印成文,散发各处。对其整理打印的传单,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感到与我校情况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山东大学红卫兵三十四人特访了关锋同志和王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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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并汇报了我校运动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对目前运动的一些看法。今将谈话记录有关部分整理如下。此条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我们负责。〗时间:1966.9.3.晚10:23-9.4晨2:00地点: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
    代表首先汇报了山东大学运动的基木情况,以后又提出了以下问题。
    问:怎样看待打人问题?现在那些只有几张大字报,还没有定性质的人也强迫劳动,今后怎么办?
    王、关合答: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
    王:那一次谈话(指八月十八日对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即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连戴高帽子,我们都没有松口。挂牌子,强迫劳动,我们都不同意。他们和我们讲时,也没讲打谁。我们也没讲是打谁了,是泛泛地谈可:打人怎么办?
    王: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
    关:回去宣传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说服大多数?打人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你们要估计到这一点,你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听毛主席的话。林彪同志讲话作用很大,北京的变化很大。林彪同志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三段就是讲了三个“一定要”。打人的问题可以公开表示态度,就是黑帮分子也不打。他死了,我们就没有斗争对象了。
    王:省委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和各级党委以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有关系。
    关:林彪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的嘛。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要打人。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也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你们回去看一看会有好转,会有变化的。
    问:象余光前这样的人打对不对王:不对,对什么人也不能打。
    关: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要打人嘛。王:以前讲到文斗、武斗,这次讲破了,不要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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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对孙汉卿、马秉伦宣布三项纪律,每天劳动,每天汇报,每天斗一次,这样对吗?
    关:孙汉卿我们俩都比较熟悉,多年没见面了,不了解,他到底有无问题,有什么性质的问题,要辫论,要弄清楚。有人说他是黑帮,摆岀事实来。说不是,说明理由。可以辩论嘛,没定性质就这样处理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你们不要跟同学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对革命事业不利。还是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讲道理。你们可以反对他们这样做,但你们要想个好办法,否则双方打起来就不好办
    问:领导认为什么办法妥当呢?王:大字报、大辩论都可以嘛。
    关:你们对大多数同学怎样说服、辩论呵?如果孙汉卿是好样的,也不要紧嘛,这一场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王:要制止,不能打人。别的不要怕。
    关:眼界要开阔些,要看得更远大些,要看到主流问:怎样看待造谁的反,依靠谁造反的问题?关: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对的。问:怎样捍卫十六条?
    王:有的人说《十六条》(关于文斗)是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处理敌我矛盾不适当。《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也提抗议。现在就很清楚了。
    关: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发表了十六条,你们宣传十六条也不百分之百的(人)都按十六条办事,不听不要紧,坏人是不听的。让他们闹闹,暴露一些,不闹还抓不住他们。认识问题通过学习可以改嘛。让他们闹闹,也可以暴露嘛,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嘛。问:应怎样看待架走孙汉卿、马秉伦的事件
    关:用不着弄到北京来,好人不要弄,坏人也不要弄,可以在木单位解决嘛。戴高帽子,不是黑帮也成不了。是什么还是什么,要依靠材料。
    问:请谈谈对他们印的讲话记录稿(即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与王、关谈话记录稿)的看法,记录和谈话有无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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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刚才看了一遍,我们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抵制,你们先指指吧?有的地方也可以贴大字报嘛,我的谈话对你们有什么影响?问:“十六条前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却不能为依据”这话是否有出入?
    关:这话有出入,我是说十六条(发布)以前中央有的领导人的讲话不能作依据但不能领会成所有的负责人。
    问:记录稿上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回答说:“成仿吾的领导就是不要,孙汉卿的领导就是不要,要他干什么?王子文的领导也应该不要,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要他们领导就不能革命。”你们这样说了吗?
    关:我们那样说有个前提。我们是说:“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压制群众运动的话,这样的领导就是不能要。”我们特別强调这一条,他们把这个前提掉了。我门没有权力定他们的性质,孙汉卿也好,成仿吾也好,性质由你们来定,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代替你们。由于我们没有调査,心中无数,他们到底是不是黑帮,我们不敢讲,当着你们的面不敢讲,在内部讨论,我们也不敢讲问:他们的记录上说,你们说:“你们对山东大学党委工作组、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怀疑呢?他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嘛。”是这样说的吗?
    关:我们没有讲过这个话。我们的意见是:如果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大胆怀疑。我们没有肯定过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服从领导,就抵制问:怎么看待工作组?
    王:派工作组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是仝国性的,普遍的。绝大多数的工作组组员是好的,工作组组长不是都不好,不能怪他们。
    关:你们那里工作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就当时那种情况下,百分之九十五还不止,工作组有问题。这一条你们可以再讨论,派工作组不能说山东省委没有责任但不能怪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是全国唯一不主张派工作组的。后来还是派了,但是派的人数比较少。
    问: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选筹委会?
    关:你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学习,清华怎么样?(王:清华不行,北大可以。)有的地方,自由结合15个人选出一个代表来,先成立筹委会,考验考验,也不定那么纯嘛。回去以后,你们能不能同他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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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有人提出要分出左、中、右来才能选举关:现在怎么分呵?在运动后期考验嘛。问:“文斗”、“武斗”的界限是什么?
    关: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问:保皇派是什么人?
    王:我们主张取消这个名词,不要用这个名词。在学生中间不要说保什么皇关:赶紧回去做工作,选出一个筹委会。原则有了,大家去闯一闯,去锻炼锻炼上级安排好了,一二三齐步走锻炼不出人来,只要忠实地闹革命嘛,犯错误也不要怕,可以改嘛。
    王: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关插说:打人还叫文化革命吗?另一位接见的同志插话: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吗?)林彪同志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
    代表:希望领导同志对我们提出要求
    王:十六条来之不易,是一次大斗争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斗争产物,要很好地学习它,体会它,思想上有赶不上去的要赶上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要赶上去。
    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陈少敏出席了住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座谈会〗
    各位领导、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同学们条子很多,
    答复时间来不及,有的内容有重复,只是把综合问题谈
    下。刚来我提出来你们自己谈,自己辩,听到几个同学辩论很好,我辩不过他们他们是从实际出发来的。看来问题还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如十六条中所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加上一句在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这是共产党员的老话。同学们递条子发表意见很好,有意见拿出来!有意见憋在肚子里偷偷摸摸的搞鬼的不是好学生,不是好中国人今天我是来听你们的,听听大学生的,大学生不简单啊!你们是大学生、大学生毕业就是状元。你们现在就是进士,我这个小百姓来听听你们进士的意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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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个进士才有一个状元,举子只要进了京,不管中不中就是进士。你们没毕业,进了北京,都是进士。孔夫子那时只有举子三千,而你们是一百多万进士。我从文化上说是小学生,从文化大革命说,你们在乒乓乒乓地干,我也是小学生,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我有选择的学,十六条规定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你们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我们这里也有炮打司令部的,我也是司令部里边的,也是挨炮打的,我也挨了炮,有错误我就检讨,可是也有这样的头,非要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打垮不可,但是我不听,我们要坚持党的原则,你们打吧!我们都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准备挨斗,准备牺牲,叫我游街我就游,但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黑帮分子”,我就不喊,死我也不喊,我喊毛主席万岁,斗几下就投降还行?要坚持原则,不能投降!共产党人只知道不怕死,在日本鬼子、蒋介石面前,我们准备牺牲,不怕牺牲,该和你辩就辩。牛鬼蛇神这玩艺,你越撅着屁股挨,它越咬你,你越怕它,它就咬得越痛,越重。咬,怕什么?被咬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它咬人也是牛鬼蛇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一起研究问题。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少数人一时错了也会承认改正。群众都是好人,但是有先进的,中的和落后的。有的人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己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犯大错误,但思想上老是跟不上趟。先进的就不是这样。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团结中间派,带动落后的。有些人犯了错误,改正过来也得团结。毛主席说,总得允许人家革命么!犯了错误改了不就很好么
    你们这些大学生呀!大学生得在工作中锻炼锻炼,到工农中锻炼锻炼,大学生是要担担子的,是要当接班人的,这可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现在你们要在大风大浪里游泳。可别沉下去,你们一定要游完你们要游的里程。革命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这是我首先要和同学们说的。
    谈我怕你们,我才不怕你们呢。我走到哪里斗到哪里,你的意见不正确我就和你斗。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错了就检讨。愿意斗的人,说话容易走火,走了火还能不伤人,那就检査,承认错误。有人说要罢你的官,正好,我们欢迎,我可以去当老百姓,我不怕罢官,我现在戴的是解放帽,不是乌纱帽,你可以摘去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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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但是不能摘解放帽。我们没有乌纱帽,只有一小撮钻进党內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才有乌纱帽。
    北京有个三家村,他们有黑娘娘、黑姑黑姨、三宫六院,什么都有呀!可是你们不能说全国都有三家村。周扬老早就有问题,你们不知道吧!三家村嘛,党中央观察了几年,现在揭发出来了。三家村的人厉害呀!他们要夺权,夺无产阶级的印把子,这些人是蓄谋已久的。它是北京市委还要指挥人家上海市委,你有什么杈利?人家写文章,他打电话质问人家,哪个东西偷偷摸摸的搞文章?………他们帮的人还不知道,就以中央的名义向外发了,并加上按语说是毛主席批准的,送给我看。(这是在四月份)毛主席看到以后说:“这是错误的。”他们还想在毛主席和林彪周围拉拢人。他也厉害,也不厉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那是错误的,要纠正,钻进党内的要清除。三家村是很厉害的,他们要夺权,要搞他的队伍。那人哪,很早以前就搞他自己的,将来会叫你们知道的,你们应当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个问题是要处理的,现在不能说,迟早你们会知道的你们可猜么,有猜的权利么
    红卫兵是清华属中创立的,北京有一个红卫兵西城分队,他们倡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都是红五类,这个队伍革命性极强,斗争性极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最相信十六条。我家也有个纠察队,经常调走,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去维持会场秩序。北京有的红卫兵到外地串连,的确很好,有的名为串连,到处乱跑回来就造谣,在北京还闯乱子。在北京八中有两个学生,是红卫兵人家不要他了他白己岀去造谣撞骗,自称是十三个学校的总指挥,叫本校红卫兵关起来。现在交给家庭管制。这两个学生是什么人?是红五类,红五类的学生也有思想不好的。后来成立了纠察队,权力很大,知道哪个学校红卫兵不纯,经过调查,就去个人下令解散,重新成立。
    北京的红卫兵前一段是有些乱,提意见也有错误的;例如开红灯绿灯的问题,经过研究是不科学的,十五中的红卫兵就乘环城车到处承认错误。后来出了纠察队发了通令。不是有个六号通令吗?因为开始时孩子们把反革命揍了,六号通令不要这、不要那,看右了,八号通令又纠正了六号通令的
    三条。你们也应
    该弄一弄,你们的红卫兵要按十六条办事,把十六条学好,你们提出的问题很多很多是十六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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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和“黑”。北京有个三家村,打着“红旗”反红旗,烂掉了,在全国来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是指前北京市委,对你们不适用。你们当地市委不是北京市委,但也不能说你们那里百分之百的没有一个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臭、斗倒,用咱们主席的话说就是一斗二批三改。大家都要参加,要斗争,要批判,批判批判他们的思想,他弄下的一套东西要改前北京市委保存了几千年的东西不让动,连一条路名都不让改。如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大使馆由东郊民巷搬回到扬威路上,解放前的俄罗斯馆去了,群众纷纷建议要改掉扬威路路名,前北京市委就是不叫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女二中的红卫兵在大使馆前门贴了大字报,质问他,你要扬谁的威?中国人不准你扬,红卫兵把路名给改了,叫反修路。我去看了两次,他们把大字报读给我听,我说好!你们做得对,我全力支持你们。命名那一天哪,可隆重呢!开了几十万人的大会,群众敲锣打鼓的庆贺,反修路的牌子一个在路上偏一点,一个正对着大使馆的大门,你们有空可以去看。北京的红卫兵前一段较乱,分这一派,那一派中学生有一段常跑到我家里去,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成一派?他们说派不成,有的兄弟两个不一派,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爸在保卫系统工作。我说,你们开个会。他们说开不成。我说家庭开会叫爸爸解决。他说爸爸管不了啦!哥哥打人。他们是打人派,开始我们的人少,后来我们人多了,他们还是那几个人。我说好!革命派不打人,我支持你们!
    北京的大学也不是一派,有的还有七八派的。你们这些大学,有在省里的,有搬到专区去的,农学、医科、劳动大学、半工半读、老师学院,你们的派别不及他们的多。那是些大学呀!北京大学呀,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的聂元梓也统一不起来。有时我感到大学的事真难办。不管什么事,加上个大字就难了。大字报贴的呀很多,你贴我,我贴你,他贴他就来揭,清华也是。你们山东受害不小呀!他们出去一帮人,不是红卫兵组织干的,干坏事。现在还有那么一小派少数的人联络校外的一帮人,把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不贴的,甚至有那么一张大字报,说中央犯错误了,要改组。你们同意这一张大字报吗?(齐答:不同意!)
    正如刚才一个同学说的,这里那里全是黑帮,毛主席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毛主席是一九二一年参加上海十二人代表会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王烬美同志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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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佛海成了叛徒,毛主席从领导农民运动,一直到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与地主资产阶级斗啊!斗啊!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共产党人的血染遍了全中国,工农兵的血染遍了全中国,最后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剩下的一小撮跑到台湾,除了一点点胡子兵外,都消灭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十七年了,你们这次来参加十七年国庆,十七年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的心思一点也没少花了。一方面要与那些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残余斗争,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家我们欢迎,地主阶级坚决消灭,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但是他们的人还在,为什么不把他们杀光呢?他们的人更少有的老死了、有血债的杀了,他们的比例更少了。地、富、反、坏、右,有个时期不提右,现在看来,右还有,他们威胁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他们不能不斗争。毛主席领着中国人民,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中农是我们的同盟军,富农子弟不能参加解放军,中农子弟可以参加。这些年来,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土改、资木家工厂加工,农业合作化,资本家工厂公私合营,把厂子交出来,给他定息,赎买政策;对地主不客气,要夺过来,你要劳动改造,自食其力。资本家把厂子交出来,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这里红卫兵提出要取消定息,最后怎么样还没定。这些年来,毛主席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二十七八岁的人,解放时十几岁七八岁,还记得解放前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对比一下,非常明显。
    我们不管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中农、以至于地主资本家子女,一切革命的都要团结他。地富资本家子女,他们的父母剥削人,他们本人生在那个家庭里没有剥削人,他可以改造,当然有的人就是改造不好,就是干坏事,你们曲阜师范学院里知道,曲阜有个东部大队,过去是个有名的讨饭卖人村,郭守明家里就卖过人,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个漏划的富农×××,因为他劳动,没被划富农,划成富裕中农,他在生产队中破坏生产,在耕麦子时,不摇楼,三根腿的楼只耕岀一垅麦,给样板田造成严重损失,四清时,我找人和他谈,叫他好好改造,他不听。他的子女走遍全中国,告遍了全国党政机关,这回他舒服了,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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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被揪出来了,劳改了。这种人自作自受。帽子是他自已戴的,不叫他劳改,不戴帽子,他就难受。他还找钻进党内的不好的人捣鬼,想把郭守明搞垮。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我们是不会甘休的,至死也要和我们斗争。我们中国有个毛泽东,他掌握政策掌握的非常牢,他依靠工农兵群众,相信群众,对青年,他相信革命学生,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这十七年不容易呀!这是社会上的,还有钻进党内的,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就斗啊!斗啊!到七大时谁也反对王明,只有宽宏大量的毛泽东,把他留在中央进行改造,留个名谁知道,他反革命到底,到了八大还是做工作,还留着他当中央委员,我们怎么办?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叫我们选,我们不选王明,写党的政策,给他一定的票数。七届四中仝会出了高饶联盟,还有一帮七届四中仝会没有扒出来的,他们伙不死心,到八届八中又揪出一帮里通外国的,到八届十中全会又揪出来一帮,行政上罢了官,党内委员还留着,不能客气了,党内的还有,到九大时还可能是中央委员,叫我投票,我还是投党的政策的票,投毛泽东思想的票。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一派一派地往外揪
    拿山东来说,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都知道,七届四中仝全会前有个向明,是个野心家。以后换了个死官僚主义,听信了从来不千工作、专提别人意见的滕景路,他是个什么人呀!解放以来没工作,干的坏事不少,象个皇帝一样,上街买梨挑挑拣拣,人家不愿意,他说:“怎么不叫挑?”就一脚给人家踢了。这是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呀!工务员扫地不干净,关半年,有病不能工作,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唉呀!不行呀!什么都不能干!别的同志说:“工作不能干,跳舞可满有劲。”还叫跳舞的女人打扮成宫女,穿上古装衣裳。这样的家伙在山东干了好几年,多少好干部被他压起来了。山东的事山东人民应该明白,今天山东的事情这么复杂,有没有余毒?是否有滕景路的阴魂不散,借尸还魂,很难说。
    你们是大学生,千万要记住别叫死了的当权派活起来,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魂,他们那帮人还在。你们是大学生,应按十六条规定,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问题,另一个是过去曾经有这样那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魂散没散,没散就加火烧,要认清啊!不能不认清!要让我讲话,我就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你们不革命就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学好毛主席著作,不学好十六条,不按十六条办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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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学生。主观上想革命也不行。你们叫我讲话,我就要熊人,山东人就是好熊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不准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煽风点火,那里出了乱子,有的是领导人犯了错误,也有的是领导人犯了一般性的错误,被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希望到会的同学们记住。你们是大学生,是革命的青年,但终究是青年。中国有句老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现在我们把这句话改一改改为:“嘴上没毛,一样革命。”革命还革的很好,要怕出现错误吗?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难免犯错误,我自己也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你们有的人说:“天吃三顿饭,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也没犯错误呀!”不!那就是错误。你为什么不到运动中来和资产阶级斗争,你站在一边,不上大风大浪里锻炼,你想干什么呢?你只要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团结你。这是同学们要注意的大事,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你们可以自己解答。下面谈谈你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你们说不见毛主席不走,这句话对吗?(众答:不对。)我是中央委员也不常见,开会时毛主席出来了鼓鼓掌,七十多岁了,到十二月七十三周岁,又是国内,又是国外,又是政治,又是军事,又是文化大革命,事情这么多,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什么也搞不好啊。革命三个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政变,不都是如此吗?搞政治革命,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是丰富的,在农村搞土改,合作化有几十年经验,在城市,我们经验不丰富,但也有十七年的经验。文化,我们没有经验,你们知道宣教文化部门是搞意识形态的,这个部门人家钻进来了,有人家的人钻进我们司令部里来,要夺权,叫我们毛主席看见了,就抓文化部门,把钻进来的敌人揪出来,这就开始了全国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非挖他们的根不可,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别的决定,只有一个十六条和一个公报。咱们毛主席七十多岁了,生活可俭朴呢。七十多岁了,又是政治,又是经济又是农村,又是城市,又是国内,又是国际。今年的国庆与往年不同,往年叫北京的那个家伙讲讲就算了,今年不让他来了,讲话的人很多,上去讲话的林彪同志讲了几分钟,工、农、兵、学、少数民族,还有外国朋友,全世界最受压迫的黑人。今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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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热闹多了,我在城楼上当服务员,照顾了32111几个重伤的同志,我和邓颖超一块一直到把他们送下来,身体就受不了,同志们问主席身体怎么样?主席身体很健康,他很相信群众,不怕反革命,人也老在群众中转来转去,……同学们很关心主席的健康,但有人想用各种办法想把主席和林彪同志整死(口号声)。
    七亿人哪!谁不愿意见见咱们的毛主席,看主席今年的健康可以活一百岁(掌声,口号声),你们还年轻,见主席的机会还多着呢。我希望同学们在电影上见见毛主席,比天安门上清楚多了。咱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咱们叫毛主席多活几十年,把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斗倒,斗垮,烧掉它!全世界人民都起来革命,你们这些大学生又能劳动又有文化,将来大家要求咱出人帮助革命,你们也可能去。
    现在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北京,咱们七亿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影响很大,有人用原子弹吓唬我们,我们也有原子弹。有人问我们有多少原子弹?咱不是做那方面工作的,公开放的咱知道,不公开放的咱不知道,中国这么大,这里挖个坑,那里挖个洞,愿在那里放就在那里放,你管不着!我们邻居日本朋友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工厂生产的”。反正也不是用手做的!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美苏是原子弹讹诈,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在我们放第颗时,下边还有部队在练习,有骑兵坦克:第三颗比较厉害,是氢弹,但地下埋的种子扒出来种上玉米还是老大。将来防预全国都要做,放原子弹时,地下深水坊的盖子打开跳下去浸浸,顶多弄身尿,没事,土办法多得很,鼻子里塞上大葱大蒜没事,你们看在国际上的影响多大呀!有的国家元首说:“中国的原子弹也是我们的,是反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是支援我们的。”有的人以此攻击我们,我们的邻居日本人民就写文章驳斥他们,说你们不读毛主席的书,说的话尽是瞎说。咱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比比以前提高的多了。全世界人民对毛主席那么热爱,新华社到的地方咱们知道,新华社不到的地方咱们还不知道。苏联人民也喊毛泽东万岁!苏联人民现在生活可苦了。咱们的国际列车上运那么些猪肉,又白又肥,他们拍打着猪肉说,你们的猪肉怎么这么好呀,这么好呀!又白,又肥,又光,比赫鲁晓夫的头还光呢
    苏联人民的生活很苦呀!斯大林时期的老干
    部被关起来了,苏联人民不怕,他们是要革命的,终究有一天。苏修现在搞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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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和梵帝岗建交,葛罗米柯去舔教皇的拖鞋,贼骨头,苏联人民是不会饶怒他们的。
    咱们七亿人民都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你们是学生不上课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再去参加农业建设,把国家建设的强强的。外国人评论中国红卫兵说:红卫兵要把地球翻个个,怕咱的红卫兵。工厂、机关、农村是民兵,学校红卫兵,七亿人后起之秀好得很!一代比一代聪明,把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市委叫他修正主义。扬威路红卫兵贴了大字报,质问:你扬谁的威?中国人民不叫你扬,历史反革命,前北京市委不叫动,说是保护人权,这次红卫兵搜出武器来了,是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也搜出来了,搬运工人还从垃圾堆里抓出来了个反革命,他骂毛主席。同学们,中国有反革命呀!你们要把敌我界限划清。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提高认识,你们就能划清界限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2、干部问题:这个问题在十六条中第八条讲得很清楚。第一、二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第三类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是是犯了严重错误;第四类是站在敌人立场上,不是内部问题,这是指一般干部3、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清楚,我们是打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是少数人。当然有的人犯了严重错误,打他一下子也可以,叫他更好地改正错误么。林彪同志讲话也很清楚,资产阶级想利用这个机会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要掌握好,不准你们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有坏人,不准资产阶级动,我们自己打,自己弄出去!
    、党团员及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能否参加红卫兵?这个问题太复杂,你们学校复杂,北京学校也复杂。那些小家伙倒好办,干部,工农子弟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是少数的,红卫兵的队伍要扩大一点。一个人,他们家庭出身不决定他本人他父母是贫下中农,他就是贫下中农,他父母是资产阶级,他本人也只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出身于资产阶级也可以革命。有的干部的儿子是红卫兵纠察队,父亲是军队干部,爷爷是地主,父亲参加革命就背叛了本阶级,他的祖父是什么人?他的父亲,背叛了和他更没关系。中农子弟还可以当解放军,只要他积极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当红卫兵。有个学生;他家长是右派,他和父亲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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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得很厉害家中不给他饭吃,学校里同学帮助他,吸收他参加了红卫兵,你说他不革命吗!但还有两个学生出身很好,一个是革干子弟,一个是工农子弟,但他光做坏事,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要有阶级分析,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要动脑筋,总理在一次红卫兵代表会议上讲得很清楚,你们自己看,第一是红五类,第二是革命不革命。有些共产党员家里是地主,革命几十年,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并组织群众把自己的家庭砸了,能以地主子弟对待吗?不能吧。他的孩子能算地主后代吗?不能。只要他革命,有的敢于背叛,应吸收他们。维持他的利益不能参加。要有阶级分析,但不要唯成份论,由他革命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来决定。共产党员成份好,他犯了大错误,斗学生,不能参加如:一般的干部,开始保党委,以后和他们斗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参加红卫兵;共产党员出身好,不干好事,坚持错误不改正,不能参加红卫兵,将来连共产党员也不能当。但不能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是黑的,只有少数是混进革命队伍来的。5、学生打市委,工农不同意,是否叫工农斗学生?学生砸市委对不对?(众答不对。)机关里黑帮、学生砸党的机关又是什么行为?(答:是反革命行为)工农兵保卫党的机关是革命的(众答:对)你们说,只许学生砸市委不许工农群众保卫,这是什么理?纠察队命令在中南海若干公尺内不准停留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答:革命的)对,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些学生砸市委,工农起来保卫市委,工农没打学生,学生就说对了,这是故意制造是非,是不对的。只许学生放火,不许工农点灯,那不行。共产党的组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分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这么些年,有许多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父母儿女被杀,只剩一个人,他还是要革命,你们打这是什么行为?管他什么理由,党的机关里出了问题,可以贴他的大字报,可以要求党的上级机关把他揪出来,但不能砸,就是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黑店,北京的红卫兵也没有砸,改组时是庆祝,为什么市委内有人犯错误或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去砸市委?这叫什么道理?这叫资木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我们自己掌握着政权怕什么!砸市委,抢国家机要室里的文件,抢国家的机密干什么?!谁下的命令?!谁叫你砸的?!不仅工农兵,就是学生看见这种事起来保卫市委有什么错?(众答:没有错)抢国家机密是什么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隐瞒是不对的,这是个大问题。北京有些学生戴着红袖章到处胡作非为,听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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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学生,把南京市委砸了,把市委书记揪出来打了,工作人员要保卫市委,皮带上有钉子,一皮带把头打破了。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们为什么要砸党的机关呢?前北京市委,三家村,也没砸过。你们山东的大学生要好好研究研究有人提青岛的问题,青岛市委张敬涛犯了什么错误?你们可以组织战斗小组去调查,山大组织了一个战斗小组去调查过,他们的调查材料我看过,很好,与我从青岛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得到的材料相同。材料就一份,我送给你们,你们可以看看,叫我回答我回答不了,你们愿意的话,组织调查战斗组到工农兵,到中学生中去调查。
    6、未定性质的干部工资怎么处理
    中央和十六条未有规定,从北京来看,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是内部掌握的问题。在批判斗争未定性质时,工资我们这里没减,可是要他劳动,劳动很好嘛。我没有听说未定性质就减工资的。北京是这样,其他地方没听到。组织处理,放在后边,按十六条办事嘛、红卫兵好多派别的问题?
    我也真头痛,你们大学生真难缠,是进士,心眼多,你们接近工农兵的机会多应该好办些,意见就是统一不起来,你说你是革命的,他说他是革命的,既然都是革命的,就统一起来吧!我接近过中学生,三个人一同开会,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就说你是反革命,好几派学生到我家去,叫我骂了一顿,他回去一夜没睡觉,第二天就检讨,合起来了。共产党员还允许有不同意见呢,你们怎么没定性质就说人家是反革命,政治路线定了,要按这条路线进行革命,意见不一致,大家讨论解决。我虽不骂你们,但还是生你们的气,干嘛一句话说不通,就不同意,就说是反革命?干嘛人家叫你向东看都向东看,向西看都向西看,来了个反革命你向西看,向西走,你也向西看向西走?你们没脑子?!每一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谁的意见正确就同意谁的。你们应该把意见统一起来,你们是大学生你们那里来的这么多事?!若你们老这样闹腾闹腾,统一不起来,干脆!解散不办大学了!办大学是叫你们好好受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假如意见不统怎么能行!你们这些人呀,最容易受人煽动,我提醒你们,大学是谁办的?共党办的,把学生教育出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是叫你们造无产阶级的反。听见什么呼吁呀?求援呀!就去了,青岛的问题,劳(?)大不是去了吗?去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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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受骗了!”就回来了,还不错,还用了点脑子。要了解情况有一个窍门,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到工农兵当中去调査。你们还是把本校的情况讨论讨论,大家坐下米冷静点,不要青年人火气那么大,搞不好就挽袖子要打起来,内部问题,我们自己的大学,自己的政权,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和敌人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也能解决。从你们提的问题来说,我可以说,你们毛主席著作没读好,好好读毛主席著作,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我这是批评你们。你们到北京来观礼,统思想,统一了方向,从北京回去后,好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等着你们的喜讯。
    8、黑五类子弟能否参加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可以。他们的父母犯了错误,可以组织他们向他们的父母斗争,这不很好吗?要争取他们,团结他门,我遇见三个学生,一个富农,一个上中农。我问他!你爸爸犯了错误怎么办?他说:摔死他。我说不许打人。他说揭发他,斗他,开他的斗争会。他们愿意背叛家庭,要革命,我们就要争取他,要不这个百分之九十五从哪里来?!特别是大学,工农子弟不多,你们到北京来也是走的不容易呀!越是高年级,工农子弟越少。有的学校不是这样,如调干,进修学校,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过去十七年党内有修正主义、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虽不是主席,却在具体工作中掌权,光讲分数,不讲品德。工农子弟放了学要劳动,资产阶级子弟家里有专门教员。黄炎培是(?)条老狗,小老婆是大学生,家里有专门教员,他的子女都是五分。他在表面上喊毛主席万岁,声音唯有他高,背后里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有一个好的。我们的医生给他看病,他不看,他说我枪毙你。他在反对蒋介石时做了一点点工作。我们养他老。我家的孩子就不这样,要上学就去上学,考不上学就去劳动,去当兵。不能随自己,要听党的话。叫我辅导我不会,我也没时间,我叫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子弟看革命品行很好,按分数可能差点。人家定考试九十七分才行,我们工农子弟怎么行呢?!工农子女怕考不上,可紧张了,有的认为对不起孩子,我认为不上学也一样干革命,我对得起他们,因为我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在斗争时,要掌握住,别用那些戴高帽子,下跪,打人,打我们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共产党员戴二十八斤的高帽子,用铁丝挂铁牌子,这是什么人呀!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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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产党员这样厉害,这样狠心?是什么人在背后指挥?你们是大学生,这些问题,你们有责任去弄清。
    9、工作组的问题,我记得最初中学生来要求说:“我们要闹革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搞法?派个叔叔阿姨来指导我们吧!”后来我们就这样派了。
    全总在市委安排后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市总工会,撤走时有些人要斗我们,最后左派起来了,还是敲锣打鼓地送走的。犯方向性的错误是指派工作组的做法,不是每一个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错误。有的工作组很好,有的工作组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如北大工作组。分界线是:是否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还是镇压学生的革命呢?提到纲上来,就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还是按自己意图办事?有的工作组主要负责人是个傀儡,是个木乃伊,底下的人掌握实权,那就是下面的人犯了严重错误,有的是钻进党内的敌人。
    10、革委会与红卫兵的关系:革委会是革命的,就接受他的领导,革委会面宽,红卫兵面窄。革委会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中。
    11、红卫兵串连问题:北京的红卫兵出去了很多,也不是总理派出去的,也不是红卫兵总部派出去的,是他们自己出去的。他们满天飞,有的在北京是好红卫兵,因为没有分析能力,在外边跟着人家干,有的人还打解放军,现在北京红卫兵总部出去揪去了。如果有的学校不敢起来,有反革命镇压,可以去煽风点火那很好,但是要以本单位群众为主,不要包办代替
    12、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是十六条规定的,你们是左派,起来领导着闹革命,你们一定要团结中间,说服落后,参加到文化革命的队伍中来,才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包括地富子女和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就叫资产阶级争取去了,要孤立最反动的少数的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学生的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
    13、专家、权威问题:十六条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咱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有些专家从帝国主义国家冲破了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难免的,他们冲破困难,回到祖国做出了贡献。对科学技术人员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上有旧的东西,但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他们。科学技术人员除了我国培养的如蔡祖泉等外都是“三门”干部,没经过劳动锻炼,哪能没有错误?有的错误可以批评他,教育他,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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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他改。有的专家不是反革命的要保护他,好多问题,咱们青年搞,但搞以前他们总还给我们出了一些点子呢!
    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革命,不要怕犯错误,人要革命就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呗!有人认为不革命就不犯错误,而他本身就是天大的错误。同学们提的问题很多,没能一一答复,以后有时间再来看你们。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同学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穆欣同志和我来看望同学们,同志们。同学们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我和关锋同志写了许多信。关锋同志病了,同学们来了许多信,这些信我都看到了。我们文革小组关心外地,山东、青岛、济南的斗争情况。康生同志也写过条子要我和关锋同志见大家。本来我和关锋同志来看大家……由于关锋同志病了,所有穆欣同志和我一起来了,主要是看看大家,听听同学们的意见,情况,要求,带回去在小组里研究。中央文革就只几个人,现在全国各地都要见我们也想见大家。我们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不能发号施令,也不应该发号施令,我们只能听大家意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和要求。我们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我们两个人来就更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同学们要作结论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能作。今天只能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原则上的回答,可能对,可能不对,请同志们考虑。
    整个文化革命形势很好,这一点同学们要作足够的估计。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热烈鼓掌)同学们把形势分析一下,回想一下就可看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掌声)这是八月八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通过了会议公报。这个错误路线在十一中全会之前,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这个斗争从八月初,八月底,到九月这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的地方改换了形式,还是继续执行错误路线。从十月初,林彪同志十月一日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群众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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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深入。这个形势同学们都有亲身感受,很好。各个省、市,北京各个部门展开了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不是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不搞了,它们这一套就收起来了呢?因为群众批判就自动消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它是不会的!它会改变形式,以另种形式表现出来。运动每发展一步要看到主流,另外也要看到提出什麽新的口号坚持反动路线的也会更换花样,搞他的一套,斗争还在继续
    同学们提了许多条子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各个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到级干部会议究竟怎麽样。山东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的说来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是中央统一布置的。由于这个运动的深入,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动下,要看到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於他们自己的错误,究竞采取什麽态度。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同志会进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群众性的大批判,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个机会,改正错误。我们看一看,这个会是不是能开好,他们是不是能改好,屁股是不是坐到革命群众一边了。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象开完十一中全会那样,回去没有什麽大变化。我们应有一点信心,有了两个月斗争的经验,他们也有一点经验,是不是认识上有提高。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同志认识上会有提高。但有些同志反映:把谭启龙带到北京来了。就同志们反映:他回去之後进步很小。(群众说:他没进步。)他没有进步
    继续对革命学生采取这样对立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样辜负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苫心教导,一定要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要坚持正确路线,(热烈鼓掌)一定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斗到底,斗深,把这条路批深,批透。这个原则是一定不能妥协的,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个原则不能含糊!(鼓掌)同时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时间进行观察。同学们要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给他们条件,因为这个会要传达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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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六月到现在五个多月了,从十一中全会算起两个多月了。在五个多月,两个多月中,革命师生,革命的同志是不是也应当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想一想,我们本身的斗争也要提高,我们的觉悟也要提高,斗争艺术,斗争策略也要提高。同志们,同学们,记得十月六日的十万人大会,江青同志提出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稳政策,学会善於运用斗争的策略,提了一个多月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学能提髙。对於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按毛主席的思想正确地进行这一点请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林副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希望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
    对形势要正确估计:一片大好形势,不要看成一片黑暗,不要对反动路线估计过高。北京革命派也有这么一点,是不是对形势估计过於黑暗一点了,要看到大的方向,大的主流。看到好得很的形势,看到一天比一天好的形势。当然一点黑暗没有,也不对。反动路线能那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再一个必须彻底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再一个对执行反动路线的要加以区别,对提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要加以区别,提出的只有一,两个或几个人,这是一个区别,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同志们温习下我党的历史,每次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只有一两个;第二个,不自觉执行(大量的)和自觉执行(少量的)区别;第三个,有轻有重,轻重不同,量的不同,有时有性质上的不同,要有所区别;第四个,是坚持错误还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同继续坚持,顽抗不改的要有区别。
    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党中央一贯处理党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我党历史上曾对犯路线错误的人作过不正确处理,这对党有很大损失。毛主席指出的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两个目的。一定要弄清问题,不弄清问题就团结,不成了合稀泥了吗?反对合稀泥!不坚持原则,不把问题搞清楚是不行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但又要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向他大喝一声你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同毛主席相对立的,必须深刻检讨,改正。他说我不是改了吗?口说无凭,你是不是改,是看你的行动,而不是看你的宣言
    看行动看什麽呢?这个《红旗》杂志提出,要看他三条:一,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检讨自己过去犯了路线错误。明明犯了错误,大量事实摆在面前不认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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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改,浮皮,不公开检讨是不行的。二,是不是纠正错误,特别是对过去被他们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公开平反,给这些革命同志当众恢复名誉。是否彻底做了,坚决做了,青岛做了没有?(众答:没有!)青岛没有做,而且十月二十五号还把小学生打成反革命,怎麽能叫青岛问题解决了呢?(热烈鼓掌!)这一结论应由青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来做,解决了没有?(众答:没有!)是否把同学被迫的检査材料交了?(众答:没有!呼口号。)三,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掌声口号声)过去他压制,镇压群众,说改正了,过去这种同毛主席相对立的(路线)是严重错误。第三条就是看你能否真正把屁股挪到革命群众一边,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进行斗争。有这三条才叫改正了错误。我希望同志们再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能做得这三点。所谓看一看,还要进行斗争,每一步前进都要进行斗争,(掌声)不是我们抄起手来站到一边看他,所谓看是观察,观察还是要斗争
    斗争策略要注意,要提髙。党中央坚决攴持革命群众,革命学生,特别是受压制,迫害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戴了种种帽子的群众,坚决支持你们。很多地方革命左派地位改变了,或开始改变了,但也有的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会改变,一定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一定要更加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办事,我们千万自己担负领导,自己改变地位,以后不要象他们过去对我们那样,不要接受他们的坏传统。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革命党的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的错误路线,那还不是革命党作风?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象他们那样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梢,监视,搜査笔记本等不正确的做法,我们采取林彪同志上次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是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要调査研究,摆事实,讲道理,善於同群众商量,同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每一个斗争要总结,整顿我们的队伍,逐步扩大我们的队伍,团结群众;我们不要象他们搞的那一套,陷到里面去,我们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特别在材料问题上,档案材料上,强迫个人检讨的材料要交给个人,自己处理。至於其它各种各样整理的材料,我们是不是想个最简单的方法处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扭来扭去,造成群众之间争论不休。主要精力集中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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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思想上去批判。当然也要进行斗争,斗到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不能隐藏,复制,转移,搞鬼,要全部交出来销毁。我们过去这方面想得不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纠葛。总之,通过这个斗争,自己把自己提高。有人提出条子,说山东三级干部会议是学生破坏了,我们第一次听到学生破坏了三级干部会议,把这个罪状加在革命学生头上是不对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应该很好把屁股坐在革命学生一边,我相信革命学生不会不让他们开的。(掌声,口号)一定可以经过商量达成一致协议的,如因商量没达成一致协议,耽搁了几天会议是不能叫破坏会议的。(掌声,口号)同学们要做到一点,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再看一看。最近毛主席讲,是不是这次比上一次好些,但是总有少数人还是对抗。究竞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给他们条件,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开好,改正错误要看上面三条。红卫兵是否能参加?还是分开来,给他们时间讨论问题,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机会,承认错误。他们应当抽出一定力量,同时向红卫兵做工作,共同讨论问题。
    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判断什麽事情对不对,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用毛主席的话来判断,按文化革命十六条办事,按林彪同志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它中央领导同志正式发表的讲话为标准。至於其它讲话,外面很流传,印成传单,还有接待站普通工作人员讲的不能作为标准。没有正式文件不能作为依据。以正式讲话,文件为标准,根据这个办事,流传的律不算数。
    比如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同志《论左派》这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是林彪同志写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捏造,这是假的。看来是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的。这些东西不能算数,要上当的。至於有人故意利用这些讲话,大量印发,达到其特定的个人目的,是要和他斗争的。例如青岛大量印发总理讲话,所谓青岛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对的。例如,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错误,有人大量印发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査。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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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如何搞,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我希望刚才谈情况的那个同志,把意见写个材料给我。现在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农村也是一样。希望同志们有这方面调査材料的向你们省提,也向外面提。革命学生应该和工农结,这是方向,是毛主席的原则,任何大的运动革命学生不和工农结合,都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党历次革命经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革命学生怎麽能不同工农结合呢?这个大方向要肯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性要支持,不能压制,打击,更不能镇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工厂农村同学校不一样,学校停课一学期,再停一个学期,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但工厂不停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农业生产也不能停。是不是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条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全国人民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要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第二条,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具体的工厂文化革命任何搞法,欢迎工人同志们提出意见,同学们可以提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党中央很快会有指示。农村农闲时应怎麽办?工厂农村问题很紧迫,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陶铸
    都见到了毛主席吧!都是第一次吧?这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我不是架子问题,能接见代表,不接见全体,我不是接见,是谈问题。我与你们谈两个钟头,和大家谈不一样吗?这样谈问题倒不是架子。接见只能主席接见,我们是谈问题,我们若去接见倒是架子大了。明天就要走了,今天给你们送行。你们提提看,还有什么问题。(赵伯林同学说主要听首长指示)没有指示,要指示,谭启龙同志指示,他是老山东了。你们住经委怎么样?冷不冷?吃饱了没有?主要是革命,看毛主席不是为吃饭。“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今天开了一万多人的会,大家要搞好接待,总理亲自讲了话,现在还住二百多万人,有近五十万人的住处未解决。近三百万人等于北京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机关、老百姓都住了,只剩下毛主席的住处无人去住
    谭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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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毛主席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坐在国务院门口闹,到这里闹,就是小道理。(陶铸同志说:我们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由谭启龙同志解决,提髙觉悟与你们站在一起,坚决革命,你的觉悟是高的,再提高步嘛!)你们回去也要由大道理管小道理,这就要总结经验,省委三级干部会开得不错,正在总结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经验。学十六条,学毛主席著作,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该提出什么问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看到主席在天安门与少奇同志谈话,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奇同志,主席还与他那样客气。那么对谭启龙同志你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主席讲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
    己,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得总结经验。一九三零年在江西苏区,肃反打A、B团。
    破坏活动是个别的,大部分是内部问题。肃反运动把很多人抓起来了,主席就及时开会,不许逼供信。逼是用各种刑法逼出口供,供了就信,那不是把问题搞乱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陶铸同志说:没宣读的重新宣读)四十天总结了经验,又写了补充指示。主席是善于抓关键的。你们不是要接班吗?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各地区、各单位、各班的情况不同,各方面提出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要善于总结经验,不然容易出偏差。文化革命是新东西,除主席及林彪同志、陶铸同志、伯达同志他们明确。我们有的经验是过去整风反右的经验。你们山东的经验是很多的,如朱瑞问题、何明问题
    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青年人脑子里是一张白纸,参加运动的还有些中年人,他们是有经验的。《解放军报》社论《最论一个公字》,你们私字少,中年人私字就比较多,这样看问题,提出问题就不完全一样。因此,总结经验就要很好地学习思想方法。《毛主席语录》第一七四页开始专讲思想方法问题,不很好地总结经验就提高不了,这样使运动的发展受到限制。毛主席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学会运动。我们过去是种地做工,后来跟主席闹革命。(陶铸同志问谭震林同志那时多大岁数?谭说:二十五岁。)
    总结经验要与省委充分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省委的同志年龄都大了,敏感性不及你们,你们要推动他们前进,他们有经验,(谭启龙同志说:有框框了)就是框框不适应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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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帮助,怎么帮法?即主席的公式:“团结—一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这是党内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总结。主要是总结反对宗派,即王明当时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批评了,提出了“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
    如何推动山东文化大革命运动?启龙同志支持你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推动省委,如何推动法?你们要总结,不然要犯错误。省委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些人,现在纠正了,如搞不好,又可能打击另一些人。你们说济南有修正主义红卫兵。错误不在他们。要批判反动路线,烧毁黑材料,彻底平反,如搞不好,又要打击另一些同学又叫保皇派、修正主义,这又犯了错误。这个担子你们要担起来。省委有错误,要彻底检査,彻底平反,这不允许讲价钱,要坚决执行。我们将来公布文件,《红旗》十四期社论,已提出要区別对待,不许把任何责任加到同学们身上。党委要这样干,你们也要这样干,把多数同学团结起来,讲清道理。当然这样做工作也很艰巨,也不容易,要说服群众,说服你们的群众,还要说服他们的群众,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把反动路线搞清楚,肃清影响,使运动正常发展。所以要总结经验,学会办法,搞不好他们还骂你们“右倾,保守”,要做很多工作。我向你们提出这么一点建议,也说不上临别赠言。
    陶铸
    谭副总理讲得很好。我的话不好懂
    我相信山东这次一定可以改得很好,错误大一点,批评严格一点,可以改得好一点。这几天我接触江苏、辽宁及你们三批,接触的同学都很讲道理。我们现在比较超脱,问题好讲,你们基本上是谈了一次就谈通了,基本问题是好好总结经验,基本问题是领导上信任群众不够,深入群众不够。谭启龙同志,你过去到过学校多少次?你到山东十三、四年来深入学校,批评你,十三、四个小时算什么!我是不赞成搞十三、四个钟头的,我们长期不深入学生,这个批评是好的。这次来北京是谁的责任?还是谭启龙的责任。你当时好好检讨就解决了。你说要去,仝体书记都去。大家批评,不要发火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做惯了,我们是有贴大字报的必要。主席、林彪同志、总理不能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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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高高在上,官气很足,过去批评人家很多,人家批评我们就吃不消,这是不平等嘛!总结经验,两方面都要总结
    这次来京,是谭启龙和省委负责,不是你们负责。你犯了错误,人家批评,你还发脾气,不对嘛!
    回去怎么办?把山东文化大革命搞好,帮助省委改正错误,回去先开好级干部会,把思想解决好,开个大会,省委作检查,检査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改得不好,挖挖思想,越挖深越好。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挖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错误要采取认真的态度,象锄草一样,挖出根子在太阳下晒一作为省委更要这样。在你们来讲,要求一下子满足不可能,你们要求高,这要有分析;讲够了就是讲够了,有进步就欢迎,不够的再摆事实讲道理;要采取一看
    二帮,欢迎微小进步;等待的态度,可不可以这样?(答:可以!)可以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三干会要切实把思想搞通,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然后做一次大的检讨,检査后大家再看,不够再检査嘛!惩前毖后,团结—一批评——团结,用毛主席的办法
    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用团结的办法,即犯了错误也叫他悬崖勒马,何况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错误主要在中央少奇、小平身上。主席批聂元梓的大字报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他们搞了种种限制,把运动压下去了,这是全国性的。少奇、小平是以中央名义发的指示,省委只能执行,问题是开了十一中仝会以后,各地还不那么彻底改正。执行错误路线有组织原因,下级服从上级嘛!中央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也有思想原因,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主要责任在中央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做为各省要挖与反动路线有共鸣的东西,不是敌我矛盾,就是路线错误。你们要帮助、批评,挖根子,你们的脑子比我们纯洁嘛!将来你们做接班人,执行正确路线,仍要经过斗争
    2、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抓。要狠狠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省委为主,可结合学校的问题。反动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流毒很深,你们先把省委作个练兵嘛,然后再搞斗批改。要弄清什么叫反动路线,他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才可以使我国不变颜色。农民工人中,干部中还有很多私有观念残余,彻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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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才能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批判领导,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了,领导干部革命了,群众革命就好办了。全省范围要弄清,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领导彻底,下边就搞清楚了。
    3、黑材料问题。你们有问题没有?现在全国搞得非常紧张,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松了。看来闹复杂了不对,现在中央决定,统统马上烧掉,搞简单的办法,从五月十六日起,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要几方面派代表,只看题目,不看内容,看过后统统烧掉,大家不再搞材料了,集体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检査党委领导机关,领导上又怕交多了吃不消,从文件公布之日起,隐瞒、复制的一律开除党籍。你们批判省委路线问题的材料多得很,大量事实,还要黑材料干什么?路线错误有材料,反党集团、黑帮、反革命,他搞阴谋,他们不会有材料,批判路线问题不要材料也可以嘛!不一定材料多才能批判反动路线,多了倒是把问题冲淡了。提出主要问题,用主席的观点来批判就搞臭了嘛!自己分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问题,不然大家都不用脑子了,好象就是箱子里的材料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党从毛主席领导以来政治路线错误必然有错误的组织路线,它必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与人为善,不要鬼鬼祟祟,这次工作组搞材料就是“格伯鸟”的影响。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应该相信大多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坏人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只靠少数人记几句话,光记错误,好话一句也不记集中起来,增加了不必要的怀疑,以后要改变。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但我未犯路线错误。如果把我的“左”的右的错误集中起来那也不得了,批判一下就算了嘛!鬼鬼祟祟地整些材料有什么用处?干部档案是公开的鉴定,今后不搞这一套。现在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在材料问题上多纠缠,大家的精力解放不出来,这次搞一下,肃清过去“格伯鸟”的影响,今后釆取正确的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搞黑材料,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回去要做说服工作,这总是个好的道理,是可以说服通的4、平反问题。执行错误路线各地都存在,打击了一部分好同志,搞错了的要彻底清查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这次因为贴了大字报,你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一定要平反。六大自由嘛!人家批评领导,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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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领导?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是作结论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对运动
    中批评、贴大字报的要保护,要坚决彻底。(韩同文同学说: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
    斗争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不消灭,它就要复辟,要消灭资产阶级,它就反抗。斗争是复杂的(如:刘志坚家两个孩子,一个拥护郭影秋,一个反对郭影秋)要坚决斗争怎么斗争?首先要分清两类矛盾。两类矛盾都有,还有交叉,但大量的是内部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破坏运动的,他不是不理解那是敌我矛盾。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是右倾,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那就“左”了。山东问题是内部问题,谭启龙同志到山东十四年,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得比较好嘛!只五十多天执行反动路线,这次态度又不好。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会改好的。改好的前提,一是启龙同志是老干部,有错误可以改正;另方面有山东五千万人民起来监督。如不改正,矛盾性质可能变了。改正错误,无自觉不行,无压力也不行。自觉是主要的,压力是必要的。蒋介石到过苏联,专门派几个顾问,他还是搞反革命。压力主要是批判、贴大字报,再不然就开大会,请你来听批判。但我不赞成把干部抓走,揪人。中央指示,不要随便揪人,不要长期纠缠。我昨天到文化部去作报告,他们去了一些红卫兵,说二十天找不到部长、副部长,他们说,要随叫随到。我说,这是法院的名词。今后你们规定在什么地方开会,开多少时间,通知他参加就行了。开会不超过四个小时,晚上不超过十二点钟,即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按时间。如一下子把他搞垮,他就没有办法交待问题了。开会时间不要过长。大民主是大规模的民主,是大家的民主。你们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回山东之后,也采取这个办法,按一定的时间开会,不要天天揪他们。我接待西安的同学说过,绝食的办法我不赞成。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无办法。现在毛主席给我们这样大的民主嘛!大鸣、大放、大串联嘛!静坐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我说在大街上搞大串联是个创举,他说成绝食是个创举是不对的。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分析两类矛盾。内部矛盾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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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文斗,不要把人揪起来。扣起来,可以开小会,开大会。要允许人家讲话。你们将来当省委书记,这样搞你也是不好受的。安徽把李葆华搞了三天,垮了;李任之搞了八天八夜,叫他签字,成了逼供信,结果不能兑现,成了假的,辛苦了这么多天搞了个假的。
    总之,全国运动形势很好,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好地团结大多数,把运动搞得更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接班就是接这个班
    6、农村、工厂四清派工作组,这不叫路线错误。二十三条是肯定了工作组的农村分散,组织松散,必须有工作组撑贫下中农的腰;工厂也需要工作组撑工人的腰,那是帮助群众起来揭盖子。学生不同,有文化,能学主席著作,能看报纸这次派工作组是群众起来了。派工作组是镇压运动,和四清不一样。
    工人要支持革命,工厂即使搞了四清,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未搞四清的结合搞,工厂今后可能不要派工作组。学生可以到工厂参加劳动,到俱乐部、到食堂,放假时到工人家里去串联,但是要依靠工人自己革命,要相信工人老大哥。但工厂不能离开生产搞革命,只能业余时间搞革命,不能中断领导。生产计划性很强,要有领导,大家都按规程操作,遵守劳动纪律。(有人问:能不能到医院串联?)医院可以到办公室座谈,到宿舍,但不能干涉医生的医疗,送大字报可以,串联到宿舍交朋友可以。工人利用礼拜天,晚上也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停止生产来串联。你拿工资不能生产不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正在研究,它与学校不一样,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农村也可以采取工厂的办法,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去多了。谭启龙:
    完全同意陶铸、谭震林同志作的指示,我们一定向三干会传达,认真对待这些指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一定向全省人民、学生作彻底检查次不行,再次、三次。陶铸
    搞七次也可以嘛,七擒孟获嘛!有三擒三纵就行了。诸葛亮还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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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江苏省
    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江苏扬州中学初一学生郭苏扬《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要革命,就得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怕死的就不革命!革命也不是帆风顺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革命在曲折中破浪前进!
    8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卫兵第二大队,领到了红袖章,我就决心当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红卫兵。我们向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了进攻。
    8月26日,被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一大队发出了"呼吁书",诬蔑我们是″右派″。我爸爸妈妈就开始反对我了。我父亲是扬州市监委他说我是"卖命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要我"退出第二大队"。我说对!我就是要卖命为革命事业办事,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在这样的挫折面前,我想:现在关键就在于自己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站稳立场。哪怕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只要有毛泽东思想,刀山就敢上,火海就敢闯!我这时浑身是劲,昂着头,挺着胸。我爸爸要我交待,我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爸爸气极了,上来就给我两巴掌,打得我脸直发火,但是我直昂着头,挺着胸,毫不动摇。他又用杈棍打我,我趁机跑了出来。
    我刚到我校文革筹委会,老师同学就热情地接待我。见到了同志,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把这事说了,他们都支持我,说:"不要怕,党和毛主席在给你撑腰!我们支持你!"这时,我觉得腰杄子更硬了,好像毛主席就在身边,亲切地对我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这时,爸爸要我回去,我坚决地说话:"等事情搞清楚了,我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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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硬把我拖回去,一路上说:"你昨天不回来,我和你爸爸夜都没有睡觉,你爸爸气得肝都疼了,弟妹又小,一家身体都不好,你把我们急倒下釆怎么办?"这是什么话?"棉温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比不上毛主席!"什么"爹娘",什么"人情",只要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就得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到家,爸爸威胁我说:"你就不想回来啦,你才十三四岁,钱没有,粮没有,衣裳没有,看你敢走!"我想,这种手段压不倒我!饿死不要紧,站错立场绝对不行
    以后,我爹妈一直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和同学接近,讲话,用尽各种手段"说服"我。他们说:"地、市委的干部过去受过革命的考验,有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提拔上来的,没有问题"。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语录和十六条,认识到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考验。你过去站在革命立场上,你就是革命派;你现在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革命,反对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派!你今天是反革命派了,我就得起来造你的反!
    我爸爸还说:"你校党支部应该领导文革筹委会,你们不要党支部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我说:我们是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方党组织就是一个地方党组织,决不能用等号等同起来。某个党组织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贯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得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准造反,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次又一次的谈话,毫无效果。我爸爸便给我三条路:一、参加一大队。二、哪个大队都不参加,等事情搞清楚再说。这段时间内,不准出家门,不准和任何同学谈话。三、如果继续留在第二大队,就脱离父子关系,永远不要回来我被关在家里三天,大门不准出,同学不准来,使我和同志们断了联系。三天内,我睡不安,吃不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社论,越学越觉得我们没错。我选定了第三条路。我要革命,我要造反!我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不怕打骂,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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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被戴高帽子,舍得一身剐,坚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出去!我要跟毛主席去干革命!
    木门关不住我革命的心。我终于冲出家门,又和同学们一起造反了!我们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目前,扬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阻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学好毛主席著作,学好十六条,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坚信我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阻力,为捍卫光陷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战斗,战斗到底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郭嘉宏《控诉书——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
    我出生于城市贫民的家庭,今年二十三岁,六四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劳动,来到象山蚕桑工区,担任生产队的队长,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又调到附属工区的耕读学校协助工作(任职刚四十天)。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与世隔绝了四个多月,市委工作组定我为“牛鬼蛇神”“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四个月来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公民权,剥夺了我的发言权。“六·一五”到底是什么样的会?
    六·一五”是革命师生、革命职工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在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精神激励下向资产阶级老爷们发起总攻击。六月十五日革命群众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贴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大字报,可是汤政依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同志们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痛恨,自发地开了批斗汤政的大会,揭发他许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当时群众情绪激昂,由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给他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他,但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的心中永远是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的。这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抹杀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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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的会是群众自发的,开始比较乱,为了开好这个会,不使武斗现象
    继续,我和周赤兵主动上台主持了这个会,当会场安定下来,派了一些人做保卫工作,在这期间,武斗现象停止了。
    工作组来了以后,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并表示向我们学习。会议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事实证明,市委工作组是个口头革命派。开始我们对市委工作组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带来党的温暖、党的政策,认为他们会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带来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革命群众的灾难!他们为了压下这股革命烈火,转移斗争目标,扼杀文化大革命,六月十六日,他们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六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就这样,这些穿着人民公安警察外衣的人,竟为这场严重的政治迫害的事件助威,蚕桑工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从此充满生气的蚕桑工区听不到歌声,看不到职工的微笑,大家默默地劳动、吃饭、睡觉,仝体职工也被软禁了,白色恐怖笼罩了蚕桑工区
    就因为我是《问汤政》革命大字报的积极支持者,“六·一五”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和会议中途主持者,这样,在工作组的心目中,我成了“黑会”的主将。在“保护”的幌子下,我被关进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房子里堆满了豆饼,地上散满了碎玻璃,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屋里散发着阵阵霉味。门口设下了岗哨——“保护”我的警察和工区的“保卫队员”,强迫我写检查,夜里就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后来才搬进来一张床),他们把房子里的棍棒砖块、玻璃等物全部拿清,电灯也吊得老高,象对待犯人一样,裤带、衣物也要放在帐子外面。我吃饭、睡觉、甚至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从这时起我失去了自由,开始与世隔绝
    我被监禁的第二天在工作组人员的“启发”下,整个工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如“个人野心家郭嘉宏”“黑会的主将郭嘉宏”“郭嘉宏原形毕露”“向反党分子郭嘉宏开火”等等。而原来革命职工们写的《问汤政》等革命大字报都不翼而飞了。我真佩服这些“老爷们”“扭转乾坤”的本领。但我不禁要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害怕革命的大字报?”从此,交代、检查成了我每天的任务,但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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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査什么?交代什么?难道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有罪吗?为什么对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批判不得?为什么对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斗争不得?为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几天过去了,我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我的这种态度触犯了工作组人员,陆达仁(公安局科长)顿时把眼睛一瞪,破口吼道:“郭嘉宏,你还不老实,你要放明白点,我们就是专门搞敌我矛盾的,对你还没有办法吗?”王庆元也恶狠狠地喝道:“你替我把你这个反动立场丢掉,向人民投诚,不要做死硬派,你们事先是怎样阴谋策划的?”“谁指使你的?交出你的主子来!”对待这些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六·一五”确实没有经过阴谋策划,完全是群众自发起来的。
    但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认为我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于是准备再狠狠地整我,除了对我施加压力,剥夺我的自由,私设拘留所,他们还私设公堂,对我进行半夜提审,采用逼供信,经常深夜或凌晨由警察将我提上大楼,轮番审问。有一次,我和其他职工教师整整被斗了一天,已经精疲力尽了,心情很沉重。这时警察又来把我押上了三楼,那儿早已坐好了陆科长、廖科长和工作组组长周松。我预感到又一次使人恐惧的审讯又将来到,就这样,我仍抱着一丝希望,幻想他们的“恩赏”
    陆科长对我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坐下”,并泡了一杯茶叶茶
    给我,接着廖科长向身边移了一移,嗓门压得低低的说:“快交出内幕,我们知道,凭你郭嘉宏没有那个胆量,不策划你是没有那个能力。”我支撑着疲劳的身体,沙哑着嗓子说:“是我自己干的”。总希望他们对我有一点了解,可是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大吼一声:“郭嘉宏!不要糊涂,你知道‘六·一五’是个什么会?是暴动性质的反革命复辟会!还了得,当时你的权利可大啦!党支部书记也不在话下,你要回想回想,谁指使你的或你领会了谁的意图去发挥的……”陆科长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哥哥妹妹,你要好好为他们想想,否则全家都要倒霉。”天啊!这是执行的什么政策?但嘴里不敢这样说,只好再一次诚恳地说“因为汤政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一代,‘六·
    五’是群众自发的,自己搞起来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廖勃然大怒,声色俱厉,猛然提髙嗓门吼叫道:“郭嘉宏,你不要耍滑头!”陆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哼!我们说关你,就关你,说放你,就放你,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你要好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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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还会有用过去国民党对待小八路、共产党员的方法来对待我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哄、吓、诈、骗,没有见效,又耍出了利诱的手腕,周松铁青着脸说:“不说可以,你走吧,黑会全部责任由你负,小郭,到时候懊悔就晚了,哭都来不及了,那时再说就不行了。告诉你,原来领导都提拔你当副校长了,你反过来反党,现在老实交代,将功赎罪还不迟。”这时已经清晨,我已感到实在难熬,不能支撑了,下楼时,感到天旋地转,到了宿舍才发觉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但我还要写检査,不能休息,我怀着悲愤的心情责问自己:“郭嘉宏,郭嘉宏,你究竞犯了什么罪?生在苦水中,长在红旗下,是党把你教养大的,真没有想到,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倒被说成反党了,为什么真正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批不得、反对不得?究竞我有什么罪?”
    四个月来,我记不清受过多少次审讯,真象家常便饭,谁都可以斗我训我,一个月不到我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这时候没人敢和我讲话,更没有人敢关心我,有的只是写检査、劳动(他们称作劳改)、受审,我每次总是抱着希望的心情走进审讯室,回来却拖着沉重的步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些工作组的成员特别是公安局专审犯人的科长,象要吃掉我似的,我实在不想见到他们,他们每次突然地吼叫,点我的名,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吓一身汗,我处于恐惶不安的状态,偏偏他们就是要找我,我又一次以恐惧的心情被带上三楼,那知那儿早已坐了许多人,当中的是市长卢春仲,我差点儿高兴得叫出来,仿佛见到了亲人,想诉说我所受的委屈。哪知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他也铁青着脸吼道:“你叫郭嘉宏!!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快交出你的主子来!”天啊!我还有什么希望?咦!原来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鼓励自己说吧:“是我自己干的!”这下触怒了他的尊严,卢春仲更加恶狠狠地说:“走
    吧!走!走!带走!!”ⅩXⅹ科长说:“你这小家伙完了!”我想:“是啊
    完了!!”还有谁能相信我?了解我?难道我真的反党吗?难道反了汤政就是反党吗?汤政就是党吗?他们让我受这样的罪,象对待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样,死亡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着我,是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在死亡的边缘上,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他们对我的折磨。四个月中,先后有镇江市市长卢春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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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局局长曹润庭、公安局科长陆达仁、孙凤山、公安局秘书ⅩⅩⅩ、工作组成员王庆元(后为我工区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进行审讯。
    由于我年轻,又被与世隔绝,在他们对我超高压政策下,为了得到可怜的自由,痛按他们定的框框写检査,被迫承认了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六·一五”是反革命复辟会,我是黑会主将,反党分子……我想以后最多定我右派也比现在强到那时我就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控诉市委对我的迫害。谁想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政治迫害,借此作为他们瓦解群众、镇压群众的资本。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人生污蔑,他们贴出了“剥开郭嘉宏画皮看本质”专栏,叫工区职工贴我的大字报,揭发我的问题,谁对我稍有同情或对他们造的谣稍有怀疑,就要受到围攻,被认为是嫌疑分子。因此,四个多月来没有人敢和我讲话,见到我就把头一低,最多投过一线同情的眼光。我很了解同志们的眼光、处境。他们日子也不比我好过。原来充满革命朝气的蚕桑工区,变得冷冷清清,好似一潭死水。是谁残酷地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刽子手就是得到省、地委支持的、以周松为首的,以公安局为帮凶,以隋振江为后台的镇江市委工作组。为了配合他们的审讯,从此,秘密审讯转成了公开的斗争会,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对我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斗争会。一斗就是一整天,一个半天,个晚上,停止生产,专门开会的有三、四次。他们在开斗争会的前几天,就开始布置出我的专栏,叫仝体职工贴我的大字报,造成声势,在斗争会上写着巨幅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嘉宏大会”等等。会场上派有专人呼口号,有专人喊“我揭发、我揭发”来制造声势。进入会场时,我由警察押着,头要低着,不叫坐不能坐下。他们揭发,叫我用笔全部记下来,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每当我高呼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时,竞受到警察和大会主席团(工作组指定的)的无理阻拦、打我骂我、诬蔑我、围斗我……。他们斗争会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工区全体职工停工斗争我,有一个生产队专开斗争会,随时随地把我从房里拖出来狠斗一顿。记得有一次他们玩突然袭击,第二天开斗争大会,当天晚上我才知道,叫我写检查,为了能早点得到自由,我宁愿不休息,从晚上九点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心想总会让我自由了,可是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夜里因为写检查,肚子饿了,想买点夜餐吃吃,他们说“牛鬼不准吃夜餐”,结果第二天早上,早饭也来不及吃,就被带到会场上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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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到中午,心里难过,饭也不想吃,他们硬要我吃,说什么:“你想绝食啊,你不吃饭,就是对抗!”结果我硬着头皮吃了四两,吃过饭又斗了半天。经过天的斗争大会,第二天,身体感到不舒服,头昏、发烧,我请假要求休息,他们就借故拒绝。我实在撑不住,再一次要求请假早点睡觉,公安局科长陆达仁不批准,说我装病,强迫我起来写检查,当时文革负责人ⅩⅩⅩ还说:“发烧,到外面去吹吹
    四个月来,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竭尽污蔑、歪曲、挑拨、诽谤、分化、瓦解、恫吓、诈骗之能事,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坚持着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进一步欺骗广大革命职工,他们不断制造谣言“郭嘉宏的哥哥也是牛鬼蛇神,制造了‘八
    ’反革命事件!”“郭嘉宏是
    武汉钱庄襄理的三少爷”“郭嘉宏准备逃跑自杀了”等等。工作组组长经常咬牙切齿地威胁我:“郭嘉宏,直到现在你还极不老实,告诉你,‘·一五的罪行是严重的,你的错误的性质也是严重的、特殊的、现行的,你二十三岁,既年青,又不年青,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顽抗到底,我要给你加上抗拒工作组领导这一条”“你要死也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死,这笔帐,就记在你哥哥、妹妹身上”“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害怕事实,害怕群众认识他们的真面目,所以他极其野蛮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权,我刚一开口,他就嚷起来:“你不要放毒”“又要耍花招了”“又想活动了”“只许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蛮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的头上,工作组成员王庆元说:“你以前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了欺骗群众,骗取信任,为搞这样一个黑会打基础”“你还想革命?!你唯恐天下不乱,直到现在你还放毒你还认为是革命行动,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告诉你,群众现在都觉悟了,群众不会放过你的。”“你五月份就策划了,六月十二日就开始活动了。”等等他们一边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一边又对我进行政治封锁,消息封锁。他们唯恐我又获得新的精神食粮,所以千方百计不让我看报纸,不让我听广播,不让我通信不让我看革命书籍,最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让我学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六条。正因为他们极端害怕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挡别人掌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掌握斗争的武器,但是他们也太幼稚可笑了,乌鸦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阳的光辉。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终于不止一次看了四卷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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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著作。是毛主席告诉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主席告诉我:“造反有理”
    四个月来,我仅仅看过一份报纸,是在我强烈要求下,九月二十九日看到的。十
    六条公布以后,他们心虚了,千方百计不让我知道十六条,刚巧一天广播上读十
    六条,我刚听到一点,工作组组长走了过来,脸一板,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干什么?你倒开心得很,倒小雅呢,把自己的问题考虑考虑。”叭的一声把广播关掉了。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切牛鬼蛇神在它的面前都将吓唬得发抖,原形毕露。而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如此敌视和害怕十六条,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和空虚,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在种种的高压、刁难下,在工作组提审、逼供的时候,我没有流泪,但是在看《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欧阳海之歌》中我又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可是就连这一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天,公安局科长孙凤山向我走来,问道“你看什么书?”我说:“《欧阳海之歌》”孙听了脸色一变:“咦!你还有心肠看小说?你还想学英雄?”就这样,把我的《欧阳海之歌》夺走了
    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封锁,在消息上更是封锁,他们害怕把“六·一五”事件的真相传出去,把仝场职工软禁了一个月,即使上城也不准“乱”讲,否则引起的后果要由我们个人负责。我家哥哥、妹妹前来工区探望,他们如临大敌,百般阻挠,不让他们接近我,即使短暂的接近,也只许谈生活上的琐碎,不许他们告诉我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否则就把他们哄走。他们送来的一切衣物,必须一一经过搜査,从衣裤到衣缝、夹层,粮票、钞票一张张过目,他们剥夺了我一个起码的公民权利,不准我书信来往,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二哥,他们把信拿走了几天后,信没有了,退给我的只是我应付的邮费一角钱。平时,亲戚、朋友给我的信我也无权拿到,总是被他们拆得一塌糊涂,他们认为有必要给我的信,才将拆过的信给我看。我自“六·一七”被关押后,他们搜去了我一切东西,以前的切工作日记、政治书籍,至今仍不退还
    这些老爷们说我学毛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看革命书籍是不想写检査企图蒙混过关,为了限制我的行动,他们特地为我订了最特殊可笑的“清规”“不准笑!”四个月来,他们剥夺了我笑的权利,有时稍不留神,微笑一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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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一阵喝斥。有一次我看毛选,无意中对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像微笑一下,也被工作组长喝斥了一顿。尽管这样,我还是笑了几回,一次是学了毛选之后,次学了十六条后。
    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扼杀革命群众运动,迫害革命群众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十六条公布以后,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不但不承认错误,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更加顽固地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下去。他们继续打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对我进一步实行专政,加紧了政治迫害,人身污蔑,人身攻击和生活上的百般刁难。他们规定,晚上写检查,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准睡觉,不是写检査就是考虑问题,起码到十二点才准睡,每天不把检査写好,即使上床睡觉也得被拖起来。早上非四点半起床不可,中午不准睡午觉,白天照例参加劳动(用他们的话是“劳改”),晚上写检査,隔几天要斗争一回,常常强迫我写检查到深夜。他们成立了什么“战斗组”。每次战斗组的成员有红脸,有白脸,硬要逼供,硬要我写合他们意的检査。他们运用精神疲劳战,搞得我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整天昏昏沉沉,他们规定只准坐在板凳上,不准坐在床上,他们规定我吃饭要排队,他们规定吃饭、行动、大小便都要喊报告,批准了才可由“保卫人员”押送去
    有一次,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他们冲进来,掀起我的帐子,强迫我写检查,当时,我气得浑身直抖,他们对什么人专政?我有什么罪?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才是有罪的。当时,我真想揍他们几拳,但是我忍住了
    为了进一步整我的“威风”,八月底,总场会计谈大洋带来附近农民强迫我工区的革命职工拖我游街,他们给我戴大高帽子,挂上牌子,写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嘉宏”,有人打我的头,有人揪我的头发,用拳头捶我的腰,拖着我直跑,游街回来,还强迫我谈体会,我忍受着种种非人的迫害,被关了四个月
    四个月来,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在我工区干尽了坏事,至今蚕桑工区仍然是他们的天下,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组织围攻,打击报复,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他们公然对抗十六条,公然违背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就是不撤,并且扬言“蚕桑工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镇江专区的典范”“是镇江专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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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他们这种对抗毛泽东思想的犯罪行为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们要造反!我们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这个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个反我们也造定了
    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套上“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帽子,我们就不敢“乱说乱动了”,就不敢造你们的反的了!不,有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撑腰,我们要大造特造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反,大造特造修正主义者的反,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成功我们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控诉人:江苏省镇江蚕桑工区郭嘉宏1966.10.12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参加人:陶铸、汪东兴、江苏省委张仲良等同志和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百六十馀人。
    代表:我代表华工仝体来京同志向陶铸同志报喜:我们全体同志在前天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感到无比激动,无比幸福,无比兴奋。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神这样好,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最大的幸福。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无阶级革命家,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请首长代我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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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你们吃过饭了?(答:吃过了)来几天了?(答:六号下午四点到的)看到毛主席了?(看到了)什麽地方的人多?(有陕西、山东、上海…全国都有了)你们不要录音,随便谈,不要记录,不要受约束,主要是材料问题,见到了毛主席,比材料问题还重要,对不对?(答:对!)
    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自己解放自己,张仲良也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把矛盾上交(对张仲良)靠冮苏省委自觉,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到了北京觉悟可以高一些了嘛!你们不远千里尔来,要解决问题,中央要我和汪东兴同志来和大家谈一谈,汪东兴同志说同志们很讲道理,看起来,省委开会回去,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张仲良很聪明,到北京来,一方面风格高,另一方面北京比南京舒服,在小房间里,学生不来找你,悠哉悠哉,又休息了一个礼拜。你们不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什麽办法,只好这样。
    材料问题,想给同志们谈谈,你们是解放军,在全国做一个榜样(对张),你们省里回去可以解决了吧张仲良
    还要靠中央解决
    陶铸: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吗?中央准备发一个补充通知。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他们大多数同意。基本原则不会变了,把要点,精神谈一谈汪东兴同志和北京红卫兵谈过,他们大多数同意。北京问题解决了,南京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把全国带起来
    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没有做什麽事,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压制了群众。但是搞了不少毫无用处的材料,错误路线要负责任。派工作组对革命亳无用处全国为材料的问题,斗争比较激烈,比较紧张,有打架现象,打伤了人。辽宁农学院就打伤了人。(汪插:打伤了三个人)党委被动,党委有顾虑,这种似是而非的材料放在档案里你们是不放心的,你们的心情我们懂得。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
    毛主席一贯讲,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革命的,不能只抓一句话。一个人辈子不讲错话是不可能的。大民主嘛!都可以贴大字报。一个人做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部八个副部长,只有一个副部长李作兰没有大字报,因为他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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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起就没有做工作,他不做工作怎麽会有错误?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实际上这是最大错误,是蜕化。(汪东兴:这就是修正主义。)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工作会做得比我们好,但也还是会犯错误的。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主观和客观总是两回事,我们不是唯心论者,不是黑格尔,黑格尔不会犯错误,因为真理都在他脑子里,他是主观决定客观,实际上这是最大的错误。主观和客观是两回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开始不可能反映那么真实,那么完全,这是两个东西。主,客观不一致
    就要犯错误。过去一些党委就是抓小辫子,讲错几句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那就不得了。当然,把好事集中起来也很好看。工作队一来就排队,主观排队就犯错误
    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麽排队,监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过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向,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党委怕你们抓他们的东西,再开中央全会,他思想不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里打通了思想,回去又不通了;当面通了,要材料又不通了。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处理好,烧掉;第二步,再彻底清理所有档案。不是什麼档案都不要,不要偷偷摸摸搞材料。这是特务作风。是苏联……。是毛泽东思想拿到桌面上来,搞这些干什麽!好就是好,客观存在不靠那一套,搞那一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先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档案搞起,把这套彻底搞掉。从五月十六日起到现在的材料通通拿出来,看看封面题目,付之炬,统统烧掉。(很激动地说)党委留一手怎麽办?谁留一手不拿出来,以后査出来就开除党籍。关于这一点,主席,林彪同志,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当然有少数不赞成。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的,不这样,你们以后到我们这时,也要整材料,(同学:大笑)以后不再搞这些东西。(问张仲良)你们敢不敢保证?张仲良:我们绝对保证
    陶铸:对敌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自己要提高觉悟,要进行思想教育。北京红卫兵多数同意。你们是南京的,一个北京,一个南京,大家考虑考虑,这样行不行?你们这一代应该完全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经过好多年代,有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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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三路线影响。我们从遵义会议起才树立毛主席的领导,但还受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影响,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你们那么纯。毛主席希望不出修正主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国有七亿人,我们坚持共产主义,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搞共产主义,就了不起。你们搞不好就影响很大,苏联搞了几十年变了,波兰、保加利亚、蒙古、××都溜下去了××想当世界领袖。如果中国变了,马克思主义也总是灵的,总是会胜利的,时间要推迟一些罢了。中国不变,其它国家变了,那也没有多大关系。我还能活多大岁数?(汪:伸了四个指头,至少还活四十年。)还能活十年,两个五年计划,七十岁见马克思。我还有这个“野心”,想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看问题不要光看自己,要放眼世界,看整个革命利益。要彻底改变这种坏作风你背後搞我一点,我搞你一点,整天诚惶诚恐地过日子没有什麽意思!……要彻底把它打倒,要把它烧掉。毛主席说“这样的档案有什麽用?”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你们同不同意?你们首先响应搞个试点,我们同你们建立联系可不可以呢?(答:可以)(对张仲良)否则再把他揪到北京来。(张仲良:我们保证)
    你们是军事院校的,在林副主席领导下,解放军就是学习毛著的模范,不是我给你们戴高帽子。不行再来,允许我们犯错误,我这话是算数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九点差五分在这里讲的
    天等於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旁边人叫陶铸同志坐下)我讲得有劲了,我要站起讲,我也是当兵出身嘛!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领袖,尤其是伟大的领袖。
    我们原来是个旧国家,封建的半殖民地,现在旧的东西打倒了,南京的总统府不是打倒了吗!我们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不少,几十年官当大了,官气多了,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些,可以抵制一些,学得差的就慢慢变了我在搞四清时,一个农民说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和从前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过去保甲长和地,富站在一起,你也和地,富站在一起;保甲长好吃懒做,你到田边指手划脚不劳动;保甲长贪污,你也多吃多占。当然你好的也有,不打人,你不抓壮丁。(大笑)不抓壮丁是国家的事嘛!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毛主席说:就是要搞民主。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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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炮轰司令部,当然不是一轰就是坏的,轰掉点缺点错误也不错嘛!过去脱离群众,官气十足。
    我当了十四年省委书记,以前省委书记可神气了,在全国我不算最神气,但也够呻气了。这次官气打掉百分之七十,再定些条条,党内民主以后就有希望了。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被重大整了二十八小时,叫坐下就坐下,叫站起来就站起来如果过去一年去重大一个小时,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了。当然时间长了点,不过没有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嘛!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人很聪明,开会叫站起来就站起来,老实得很。特殊化,官僚作风有希望整好,运动要搞深搞透
    破四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过去不叫演不行,现在不演了,当然以后还可以演些。古典文学搞那么多干什麽?戏剧可以进行研究。<毛泽东选集>过去十几年印三四万部,从六月底到年底印四、五(千?)万部,不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吗?地主的变天帐,枪支,十七年搞不出来,红卫兵一家伙抄出来了,十七年四舍五入不是等於二十年吗?
    解放军学毛著就是学得好,主要是林副主席领导的好。我把宣传处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处,宣传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能搞这么好吗?《毛主席语录》不离身,随时可学习。现在,汽车上小红卫兵也宣传毛泽东思想,公共场合,汽车上,红卫兵说: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几页几页。毛主席语录我们得随身带,不然红卫兵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不带毛主席语录,怎麽当的?伟大的运动能冲刷污泥浊水,污泥浊水没有很大的冲击力就冲不掉。
    我参加革命时是一九二五年,才十八岁,你们最小的廿多岁了,没有你们懂得多,没有你们这样有本事。当时认为大革命希望很大,回来失败了,五万多党员只剩下几千人。当时只知道跟着毛主席革命干到底。
    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後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以后没有想到一下子十路纵队进军解放全国。现在别看有的革了几十年命又修了,但到将来和全国解放一样,十路纵队天解放几个国家,那时全世界就好了!我们还想看到世界革命胜利呢!你们能!你们要完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根本不考虑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苫,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比什麽大炮都厉害,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大炮还要搞,炮要搞大些,射程远些。要把文化大革命搞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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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总的趋势好得很,越搞越有味道,越搞越有成效。今年天那么旱,粮增产×Ⅹ×亿斤,棉花增产×××万担。工业形势也很好,钢增产×××万吨都是优质钢材。虽然也有些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我党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如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的路线斗争,开始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陈独秀、张国焘自己跑到敌人方面去了。真理在我们手里,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惩前毖后,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团结——批评——一团结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这样就把事业办得兴旺,国家就能胜利,就团结。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只有毛主席才这样。我也用不着隐瞒,××、×××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间很短,天安门上主席与××、×Ⅹ×同志谈了很久,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对待省委,院党委,思想批判要从岩。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阿Q缺点很多,
    但还是劳动人民,是要革命的,我还是同情阿Q。赵太爷、钱秀才坏透了。不要
    不允许人家革命。对敌人要打落水狗,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治病救人,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然就把自己放到赵太爷,钱秀才的地位上去了
    要放眼世界,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处理,学会党内斗争方法,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运动好得很,问题是同学们没有斗争经验,要学会党内斗争方法。西安同学说我说绝食斗争是伟大的创举,他们传错了。西安同学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省委说是反革命,我说不是,是革命的。西安同学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在街上辩论,我说这可以算是创举。浙江有同学在省委门前坐通宵,感冒生了病,我说要持久坐到晩上十二点回去睡觉,第二天门一开你就再坐。绝食是不得已的,把大家搞得没有办法,我是同情的,但你们可以不用这个办法,毛主席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吃饱了再干嘛
    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管是谁,谁阻挡是不行的。要分清人民和敌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毛主席行之有效的方针来解决。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搞得离心离德。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有个别坏的也难说。有些学校两派斗争的很厉害,责任在党委。如山东搞了个红卫兵师是省委御用的,要汽车有汽车,要喇叭冇喇叭。山大说它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我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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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师是修正主义的,这不能说,但是可以说个别领导成员有修正主义思想。学生是要革命的,好多是几派,都想革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段时间拥护错误路线,但是革命都是要革命的,只是革的不正确,有右的、“左”的错误。因为有组织概念,保守思想嘛!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都可以享受大民主,敌人除外,都有自由,都合法。错误可以批判,大辫论两方面才能辫起来,如果只许正确意见讲,那只有一半民主。
    越讲越宽了。要一鼓作气,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大阻力,但革命势力大得多。革命者更有信心,坚韧不拔,方向很对,一定能取得胜利。坚决得很,再加上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获得全胜,才能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最後争取大多数。要学会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我矛盾要有鲁迅精神,打落水狗。你们的方向很对,要干到底见到同学们很高兴。
    (对张仲良)你回去要履行诺言。是否可以省委一方,院党委,工作组一方,革命师生一方(要多数)。举个例子,如果十一人,省委二人,党委,工作组三人,革命师生六人。三方面看题目,标题,都烧了,以后不搞。事实具在,要发动群众来批判,不要纠缠在材料上。省委方向路线错误还能跑掉?(张仲良说:跑不掉。)
    什麽叫反动路线?根源是什麽?大量的在群众中,生动得很。辩论就可以讲明观点,就可以分析批判。不要纠缠在材料上,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权衡利弊,得失,要抓重放轻,这样既破了,又立了。我是和总理讨论过的,这样搞有利得多。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到底利大弊大,回去可以和大家讨论,有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
    张仲良表态
    陶铸同志的讲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大,确实关系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思想的问题,关系重大。回去後商量,坚决按陶铸同志讲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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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批评,不但接受,而且坚决要改。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所以没有公开检査,是因为在开三干会,检査总结以后,要向同学们公开讲的。希望同学们狠狠揭发。
    当我们问全国大串联和学校斗批改的关系时)陶铸说
    全国大串联好得很,这是主席提倡的。中国这么大,相当一百多个小国家,人口这么多,我们孤立什麽呢?美国不过两亿,再加上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只不过四亿;苏修也不过两亿,再加上其它小修,只不过三亿左右;而我们就占了全世界
    四分之一,有七亿。况且美国人民,苏联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要革命的,而我们国家只有百分之五反对我们,百分之九十五是拥护毛主席的。因此我们的敌人只有一小撮。
    因为我们国家大,带来不平衡,生产不平衡,革命不平衡,文化革命也是不平衡的。同学们出去可以把火点起来,革命主要靠自己,外面来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当时的党委怕当地群众,特别怕外来的红卫兵。他们没有牵连,没有顾虑,放了火就跑,可以起帮助作用。当然,革命主要靠本地群众,外来的帮助也是需要的到外地去串联,可以了解群众,了解工农,了解地形,了解群众的斗争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很好嘛!调査研究,联系工农兵,真正接触生活。
    有些人躲出去了,他们看到其它地方压制群众,想到自己保守是不对的,确实可以受到锻炼。有些北京同学说:“靶子没有了,怎麽打?”可是那些出去了,回来也可能革命了,这不是很好嘛!
    有些同志反映大串联影响斗批改。少部分人也可以搞,时间晚一些也可以搞,可能一两个单位受影响,但得到的是全国的大革命
    有的同志准备外出串联一、两年。步行串联可以在省内搞,邻省搞嘛!可以不用坐车,用步行嘛!如果都坐火车,运输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当我们问到党委记录,工作没有公开,原则上都烧,是否可摘录一些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时)我们是革命的。你们院党委如何我不了解。如果承认错误就算了,彻底批判就是为了办好学校,少打几炮,能改正错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好了。你们团结多数,抓事实,发动群众来改。
    材料,下面有责任,但主要是上面的,中央发出指示,刘少奇、邓小平是发起错误路线的,你们党委是执行错误路线的。(插话:我们院党委不承认有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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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路线,也不承认院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院党委就那么高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到了吧?其实是心照不宣的。
    我们这些同志就是怕,限制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一般是执行性的,是很不理解也有例外,加了新的东西。如黑龙江的李范五、甘肃的汪锋,恶劣,搞宗派,两面手法,要罢官。
    江苏过去工作不错,是不是背了包袱了?过去是过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要讲出来。
    我看你们要帮助院党委,还要帮助省委。
    张仲良到你们院去作一次检讨,带动院党委作检讨,检讨完了就烧。可以搞一两分精华的典型材料出来批判批判。
    (当我们问实习工厂工人是否可以参加学生的辩论,红卫兵能否参加三干会时)中央确定工厂搞文化大革命,但要用业馀时间,不要参加学生之间的辩论,你们回去说服他们。
    三干会中央决定了,红卫兵不要参加。有几个原因,现在好多干部思想还想不通,你们在他们就有顾虑不讲了;你们不在,他们可以放心揭发上级的问题。容易闹冲突,他们心里想不通还委屈,你们再说他们检査不深刻,就冲突出来了。派工作组不好,你们反对,你们也要相信干部大部分是要革命的,要相信他们,不然什麽事情你们都要参加,你们不是成了工作组了吗?他们开完会,可以向你们公开检讨
    (在同志们谈到所谓“八·一九”事件时)你们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很典型
    (在谈到五点声明时)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批判。
    (在提到我院干部不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抱定宁可坐着犯错误,不愿动着犯错误时)陶铸同志说:革命不能例外,干部都要参加,不参加要说服他,要张仲良同志回去说一说。主要靠你们说服他们,要加压力。(汪东兴同志补充说:要你们去轰。)
    (在提到体改问题时)陶铸同志说:我保证忠实地把你们的愿望向中央反映。最後和汪东兴同志核对了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讲话中有关黑材料的七条,他说这
    七条是属实的,最後给我们秘书组抄了那一段:“这些材料大体有七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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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向上级的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把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说成是反革命
    (2)左,中,右排队不恰当;(3)被批判人的检讨书;(4)部分同学供给的支持工作组的材料;(5)简报也有很大的倾向性;(6)工作组日记;(7)会议记录。”大体有这七类。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汪东兴接见扬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的讲话〖汪东兴接见扬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擒皇进京说理控诉代表团”时讲话纪录汪东兴简称汪,扬州地委副书记张利群简称张,代表团简称学〗
    汪:你们是否先提提,周总理的报告都去听了吧?(学:听了)你们在这里有多
    少人?(中央工作人员XX答:46人)有些政策问题,周总理在大会堂都讲了,
    他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的(指11月27日周总理在大会堂的报告)今天是不是提一提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好!接着就汇报扬州近来情况。略。谈到扬州地委书记胡宏公文包里搜出的惟一的两样东西是“三家村札记”和全家合影照
    汪:好嘛,把这些材料都留下来了,这些材料都是证据,说明他对《三家村》感兴趣。
    学:(继续汇报)(谈到地委拒不检查时)汪问张:现在想通了吗?检查了吗?张:我已检查了三次了。
    汪:情况当然很多,政策问题总理已经讲了,今天谈谈问题怎样解决。我们相信群众,相信你们是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中央已把原则给了你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问题。(汪对张讲)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要平反,黑材料要烧,要全部烧。要老张去检査要主动检査,错了就改,知错不改同学们也不依。同学手坏了要治,打伤了要慰问,一定要低头,一定要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想同学们是讲理的。我们相信同学们不会武斗。汪问张:没有抓你来?是自愿来的?张答:没有抓,白愿来的。
    汪:同学们认真的把情况搞清楚是好的,目前扬州地委肯定有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对学生支持不够,没有按十六条办事,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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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方面压制群众,另外有怕群众怕学生也不好。为什么这么怕呢?他们要革命应该欢迎,应该到群众中去(自己的错误自己承认,各有各的账,为什么要推呢?他们要革命应该欢迎不要推)你们在运动中受教育,受考验,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不符合十六条,及格不及格以此为标准,按十六条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能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与群众对立。宣传十六条,执行十六条,按
    十六条办事,就会得到群众,要么就是毛主席与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要么就是镇压群众,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林彪同志有报告,陈伯达同志也有讲话,对照对照,吃透两头,一头是毛泽东思想,一头是扬州具体情况。具体研究哪些是错误的,错了就改,要实事求是,回去不要出小点子,不要报复,决不能报复。不要动员群众保,不要翻案。不能进行报复,不允许有报复,这是中央的精神,这样做不好,这样就错上加错,这怎么叫支持革命呢?扬州的四旧应该破,扬州是古董的城市,不受影响才怪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应该变成新城市。
    根据周总理指示(指二十七日讲话)赞成你们赶快回去,你看毛主席多么关心这些革命师生。(对张讲)这样的大民主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办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这是不容易的。蒙古只有百万人,能抵上蒙古十一个国家。中国七亿人口的国家,抵它东欧、西欧几十个因家。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怎样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根子挖掉,就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就是搞共产主义,这是很大的,将来你们是接班人。”
    汪对张讲:所以你对他们的革命精神应该支持,不应该抵制,不应该对抗。另外,他们把你带到北京来看看世面,也是对你的考验,打掉官架子,不要看作不是好事,你应该看作是好事,你应该感谢他们,要承认错误,不要与他们对立,要向小将们学习,老张好好想想吧。张答:对的(点头)。
    汪对张继续谈:他们要你改正错误,要地委其他人改正错误,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学校办好,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又没有什么私见,过去又认不得,就是为了革命。红卫兵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破旧立新,破私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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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做岀了成绩。过去有些领导同志对他们支持不够,毛主席一开始就支持他们,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中央既然有了政策(指示)为什么不办?过去不了解是认识问题,认识不够,觉悟低、落后,现在了解不执行是明知故犯,不是罪上加罪、错上加错吗?你们赞成不赞成?(学:赞成!)所以我建议你们快回去。(对张讲):对毛主席指示、总理指示和最近社论破私立公研究研究、学习学习,要看到我们落后了。你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他们没有打你吧?(张答:没有)他们怎样生活,你怎样生活,和他们一起生活,同吃同住,过去是不可能的,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真不容易啊!回去要感谢他们,到他们××××我×(?)你这次回去应该到他们学校去检査,你首先站起来,他们落后和他们划清界限,勇敢地站起来。你不了解的要调查,我赞成,你认识的问题不检査是不行的,这是原则问题。你们的地委书记皮包里查出“三家村札记”不是小问题,读毛主席的书笔记没有,而有“三家村札记”这行吗?那不行,这不是一般路线性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路线错误。不检査不行,我们有些老党员,老干部不要以为是革命的,他们有的就不是革命的,十七年来起了很大变化,你们扬州地委机关和学校干部中是不纯的,混进了一些坏人,我是赞成有坏人,应该清除,让这些人当权确实是定时炸弹,有一天要爆炸的。现在有些小将们敢于揭发,向这些作斗争,供给材料,对我们帮助很大。过去调查解决不了的,实际上就是包庇坏人。我赞成这个意见,回去主动到他们学校去检查,感谢他们,到北京来没有白来,就是要向他们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行(学:对)一定要承认错误,还是主动的好,主动向他们检查,如果你们赞成,主动向他们认错,就这一条(学:赞成),你们回去看他们的行动。你们(指张华)一定不能采取报复,否则错上加错,你们那里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有阻力,就要拖延时间,矛盾不要上交,你们要挺身而出怕什么,你看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对群众是多么关心,革命小将到北京来见毛主席都热泪盈眶,他们不仅不怕,而且积极支持。而到了下面就躲躲闪闪,见到群众就怕,把同学打成反革命,把同学当作敌人,这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反动路线只有几个人,执行有迟有早,程度有轻有重,有坚决的,有不坚决的,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改正有快的,有慢的,总理讲了,他讲得比我好,你们要回去自己解放自己,另外告诉同学们要实事求是,是什么矛盾就是什么矛盾,应该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反党分子就是反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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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坚持文斗,不要用武斗,武斗不能解决问题,不要粗暴,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更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我们回去,斗争方法、策略很重要,要掌握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活学活用,运用和掌握策略很重要,要掌握政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应当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有那么一些人是受蒙蔽的,坏的是极少数,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现在青年人思潮起伏,分成几派,是允许的,是正常的。现在有多数派少数派之称,不要强迫人家接受意见,要说服教育,主要抓住大问题。(对张讲)态度要改变要到学校去检查,要彻底,你们要主动去,不要人家来拖,要像总理讲的那样随叫随到。但你们不要搞车轮战,不要连续搞七、八个小时,要吃饭吗?吃了饭再来,把身体搞坏了不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吃不消,你们不断的开,就开不好,脑子发生故障了。允许人家今天答复不出来,可以明天答复(对张讲),另外不要顾面子,我是地委记书,你们是学生,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越是丢面子,知错改错是革命,不是丢面子,允许改正错误,要把精神改变
    (看
    不清)的惟一目的,一个是同志们快回去,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带回去,另外一个要你(指张)回去要主动检查,欢迎同学们提意见,不要躲躲闪闪,越是躲躲闪闪,越是有问题。过去连敌人都不怕,现在连同学都怕起来了,还了得,所以我建议你回去在地委带个头,不能再动员家属、小孩斗学生,不管是什么人组织的都不对,今晚就打电话回家制止。不能把斗争面扩大到群众中去,证明地委宣传不够,教育不够,不准打,不能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动员小孩、家属围攻学生更不能发动工人斗学生。你(指张)赞成不赞成?(张:赞成)你到他们学校去,回去就检査、交待,改正错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甚至于若干次,同学们是不是这样要求?(学:是)有意见可以逐步解决(对张讲)给他们一点方便吆,打破了玻璃要修好,给他们方便对革命有利,不过不能铺张浪费,打伤了人要到医院里看他们,向他们赔礼道歉,红卫兵没有地方办公,学校校长、党委办公室可以抽些房子给他们,压制看不起,打下去就对立起来了,不能解决矛盾甚至加深矛盾,恶化矛盾,支持他们就能解决问题,不能抵触。我讲这一点作为参考,回去不要放到广播里去讲,我是个人看法,大家同意不同意?(同:同意!)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提的?(下面提问题)、×××要罢胡宏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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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你们有权力提,我不能解决,要省委决定,你们提该罢就罢,按十六条先揭发批判后定性质。(同学插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罢官,而是把他斗垮斗臭)汪对!
    、扬州地区问题复杂,要求地市机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汪:这个要求合理,应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插嘴:本来准备九月十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抗旱推迟了。汪:不要再站在那边辩护了,现在可以开展了。
    保证外地串联革命学生,揭发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公安局人员及其它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
    汪:(对张讲)保证人身安全和自由,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揭发问题不管对不对,都不准打击报复,听到了没有?(张:听到了,好。)
    四、剧团和文艺单位串联问题,剧团的人来北京是否是革命行动?
    汪:下乡宣传可以,他们是有职业的,串联问题在研究,最近中央首长接见了文艺界代表两万多人,你们扬州代表也参加了,他们清楚了,来北京当然是革命行
    五、要求交出陈超、杨政给革命师生揭发、批判、斗竽
    汪:变相的保护要交岀来,让群众来揭发批判,不要把他保起来,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学生:对!)我看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我的意见,回扬州去给群众揭发批判、不要打死他。还是交出来,不要保起来,你(指张)看怎样?(张:是,是,我在家时向省委请示的)那是旧的,一律取消,旧的过时了,现在要按新的办事,按群众的要求办事,不要不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不要有老框框,这样做还是不相信群众,要把坏人斗倒,斗垮,不要关起来保护他。最近苏州有个地委书记也是关起来,红卫兵要揭发批判,我倒同意出来给群众揭发批判。你(指张)回去同地委谈,要相信群众,不能还是老框框,老办法,要给群众揭露、斗臭才能解决问题。
    六、关于扬州流传参加工作队的解放军,将留校担任学校领导干部的问题。汪:不要封官,这不是,他们造谣。他们可以到学校去工作,但不一定到这个学校。(×Ⅹ×插话:他们造谣造得好像有根有据)你们不欢迎,你们不要嘛
    七、扬州有些单位还有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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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联络员同学们不欢迎,赶快回去!不要了!
    八、文化大革命黑材料烧毁问题,XXX提出有关学生的材料在地委里要交给学校
    汪:在地委的材料,是你们学校的,要由地委工作组和学生代表(包括各方代表)只看标题,不看內容,一起烧掉。(同学:有些材料工作队已烧掉了)。那要有
    证明,由工作队队长负责。(XX扬州地区的问题是复杂的,最近发现有关扬州
    地委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61、62年的黑根子材料)按中央指示办事,一律不准烧,烧了按犯国法处理,私烧材料加重处分。如烧毁的是机要文件,则一定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才能烧。
    九、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剧团、医院等单位是否适用?汪:(读了补充规定)都适用,你们回去宣传嘛!
    十、要求解散五类军人组织
    冮:机关干部复员军人(指五类军人)不能脱离生产,不能打人,不能干预学生的革命行动,要老红军不卖老资格。你这个书记这次来北京,回去要带个头,有错就改嘛!(××Ⅹ:目前扬州情况很紧张)回去就不紧张了,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着中央指示办事,不准打人,你们回去可以和我们通信联系,有问题再解决。老张你还有什么问题?(张:其它认识都一致了,就是四十八人座谈会还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个会是黑会,我想不通)(×××同学介绍四十八人座谈会概况:谈到四十八人座谈会里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时)噢!这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同学对某些人有官僚架子有意见,如果真是拍桌子,打板凳,那个会是不成功的。(×××同学:这个会上一个人也没有,全是当权派。)怕群众,不相信群众。(中央文革接待站×××同志插话: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不少人已经传达了,他们扬州还没传达)他们还没有传达?要学习中央指示,对群众不能采取压的办法,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就好办。党的政策不会采取压的办法,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就好办。党的政策会管同学,也会管你们(指张华)你们不要党的政策管是不行的,你们要相信群众,回去试试看,同学们材料比你们多,他们消息灵通,倒是我们这些做官、做老爷的消息闭塞,老框框脑子闭塞,不要拿地位压人,地委要服从中央,服从毛泽东思想。地委违背毛泽东思想,地委什么决定都是错的,只要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你就起来推翻它,打倒它。当然不是说地委一件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有符合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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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要把自己放到普通一员,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不要特殊。你贡献大,为人民做的事多,人民就欢迎你。这次文化革命不管你有多高地位,多老资格,只要你有问题,就一定把你拉下马,真正该罢官就罢官,不该罢的也罢不了,你要罢,学生也不会让你罢,我们的态度应该实事求是。你(指张)这次回去带头(张好!)这次到北京和同学一起要学会做思想工作。老红军、工人不要和学生闹对立。你们(指学生)提的问题他们要解决,你们放假闹革命,他们还有业务(指老红军、工人)另外,希望你们不要武斗,要文斗,也不要拉人家七、八天不放我们的态度是站在革命学生一边,你也要站到革命学生一边来,回去带个头张:噢!好!
    汪:好!好!已经两个多小时了(站起来)。同学们,祝你们一路平安!(握手告别)
    未经本人审阅。扬州地区高学驻京革命造反联络站)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首先是无锡市各行各业的职工提问题、讲意见,接着刘宁一同志根据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大家讲了话,昨天我和两个同志谈了。中央文革小组把你们的问题交给我,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了你们的许多情况、关于来京问题
    你们不管受到了什么委屈,来北京告状,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讲讲怎么不能呢!这是革命的行动。谁要说你们到北京来告状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不对的。
    有人说你们的行动要自己负责。向毛主席告状,我们就是要自己负责。我们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情况向文革小组反映,向中央反映,都是革命的行动。如果不反映,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如果瞒着毛主席不讲,对不对?(众答:不对!)、关于平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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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在运动初期贴了大字报。毛主席给了我们六大自由、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加大串联)。革命的大字报以后还要贴。你们回去敢不敢贴?(众答:敢。)
    因为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回去立即平反。来北京告状是允许的,不仅不开除,工资还要发。因为你们是被迫来北京告状的。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是的话,我和你们在一起算什么?唱毛主席的革命诗词,怎么能算反革命?今后还要唱要唱到全国去。
    你们剧团演戏,不要再演帝王将相。社会主义不要这些,要把它彻底破除。要演王杰、欧阳海人物,演“32111”物。我们就是要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再搞落难公子中状元,怎么行!这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文化。毛主席早就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们要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错误的东西统统批判。要破四旧,立四新。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全国人民一开会,就宣读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都要革命化,以革命化带机械化。今年工农业形势很好,两弹上天。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组织问题: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组织,算不算合法?宪法上规定有结社自由。革命中成立的组织,当然是合法的。组织有各种各样:有厂的,有厂里几个组织联合的,有厂和学校联合的,有地区性联合的造反司令部。联合的可以叫代表会,或者联合会。怎样对工作合适,需要研究。
    把工厂、报社、电台成立联合组织,为了革命造反是可以的,将来运动深入了还是要各行各业搞。叫工厂去研究剧团的问题就不行。
    同志们为了相互支持交流经验,联合在一起是合法的。将来全世界革命,还要互相串联呢
    新组织要和老组织不同,过去好的要学,不好的不要学。搞个大机构。就要大办公室,就要很多人,就要出文件,就要买打字机。咱们就是要批判官僚主义,你们造反军就不要搞大机构,大办公室。(有人说:我们每天接待两三千工人,怎么行?)你们想想办法,要一个脱产人员没有,把工作做了。(有人说:我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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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只睡两三小时。)不依靠群众,四十八小时不休息也不行!能不能搞轮流值班?我是做总工会工作的,我想今后工厂里的群众组织都不设脱产干部。不能依靠人海战术,要靠大家自己闹革命。
    文化革命,就是要靠大家自己起来闹革命。你派几十个工作队,将来又会有人打倒你。革命不能包办代替。(有人说:不脱产同意,纸张费用怎么办?)事情不是绝对的,开会总要有个地方,纸张总要,现有经费要大家使用,要研究用的合
    理
    四、关于工作队问题:
    派工作队问题,不久有个文件,大家会看到。《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说,搞文化革命派工作队本身是错误的,这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起来说就是怕革命,怕群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闹革命。
    派工作组进厂去,就是不相信群众搞革命,去了怕群众提意见,就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制止。如果有人反对工作组,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反革命。为什么有几派?也是工作组的遗毒
    毛主席号召大家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刷了几张大字报,当权派一看就恼火“怎么造我反”,老虎屁股摸不得,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压制群众。压不住就怕得要死。(有人说有跑到部队去的。)还有跑到高粱地去的,真是怕得出奇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了错误就要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有什么怕呢!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不是无锡市自己首创的,各地有轻有重,轻者保姆,重者打击群众,压制群众。工作组让人写大字报,这样就有一些人上了当你们回去不要追査他们,多数人是受了蒙蔽,你们不要去整他们。
    干革命要很好学习十六条,学习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符合十六条的,就干;不符合的就不干。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错误,不要以错误对待错误。人家把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回去回敬他。应该你骂的我不骂;你动手打人,我不动手。否则,就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搞革命。我这样说,不是给对方打保险,而是给你们打保险。你不信,过几个月就会犯错误。(有人问:工作组该不该撤?)我的意见还不要它撤呢!有错误就批,让他们检査,不能让他们回去睡觉。要摆事实,讲道理,治病救人,检査好了,也是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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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做工作。对厂长、党委书记也是这样,有错误要彻底揭发批判,不要简单化马上罢官。
    (有人说:工作队不愿检查,说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办?说他们有权不能批判,怎么办?)我看现在不会,如果这样,更要贴大字报。越保越被动,你是马列主义思想,怎么也批不倒!你是错误,就得拿出来,怕也不行。(有人说: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是反对派工作队的。有人说工作队的大方向是对的。你说工作队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派工作队是路线错误。至于组织群众斗群众,更是错误
    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我理解大家提这问题不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而是有人利用这口号不让大家革命
    抓革命,就要把资本主义那一套打掉,生产要超过帝国主义。人的思想不革命化,生产就搞不好。有了革命化的人,才能思想革命化,才能把工厂面貌改变。要把工人培养成毛泽东思想的产业大军,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人想利用《人民日报》社论,变成以生产压革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准备再写一篇文章,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口号,放弃了也会犯错误。应该抓起革命这个纲,促生产。
    六、关于文革委员会问题:
    你们认为现在的文革委员会不行,可以改选。厂长、书记都不能当文革委员,选了可以取消,因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
    (有人问:文革委员会和本单位党委是什么关系?)党委很受大家欢迎的可以,口经瘫痪了的要采取措施。文革委员会是否在党委领导下?如果党委很好,文革委员会自己会和它商量的,但文革是群众组织,党委不能直接下命令。如果瘫痪了,就不会理会。工厂的生产不能断,工厂的生产领导班子要健全,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七、关于阶级路线问题:
    我们是无产阶级闹革命,阶级路线是肯定的,但要很好研究阶级路线和阶级成分问题。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至于工农子弟,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是否每个工农子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呢?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好的,就会是“唯成份论”。工农子弟一般是好思想多,不好的思想少,但要经过锻炼,不能是“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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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非工农子弟也可以改造,工厂应注意阶级路线,但也要改造非工农出身的人
    赫鲁晓夫就是矿工的儿子,矿工的儿子怎么成了坏蛋!不能说“自来红”,要注意改造。
    八、其它问题
    (有人问:原地方国营的改为合作社,现在要求改回怎么办?)我不清楚。(有人问:我是学生,不让我们到工厂去宣传,和工农结合。)学生到工厂去我没有研究。串联要在业余时间,不要到车间去,要考虑不要影响生产。你们具体研究一下。
    有人问:我们都是少数派,文革委员会是多数派选的,少数派应不应该选到文革委员会去?)文革委员会的选举,应在群众中讨论,不能少数几个人决定。(有人说:少数派背定选不进去。)文革委员会有多数人支持,你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解散。你们做工作嘛。
    (有人问:黑材料怎么办?)除本人检讨书退还本人,其它的统统烧掉,不能保留在谁那里,以利团结,不要把大家的关系搞坏。(有人提出,要毛主席接见我工人,见不着,回去会给别人笑话!)我把这个意见转给国务院接待站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接见首长:陶铸、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随我们赴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省文革付组长罗文治也在座。晚九时,陶铸、汪东兴同志在我们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到了政协礼堂,我们向陶铸赠了红卫兵袖章并托陶铸把一只红卫兵袖章献给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陶铸首先问了代表们的姓名和单位,并亲切地和代表作了短时间交谈。〗陶:(面向许家屯)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吗?住在一起吗?许:一块来的,住在一起,住在国家计委第二招待所陶:(面向大家)招待不周吧?大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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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听听你们的,今天可以大概规定个时间,现在是9:10,我们还是来个总路线,多快好省(笑声),我们初步想搞到十二点,行吗?同学:我们只要能解决问题,短一点也可以。陶:你们还想短呀!好,还是先听听你们的吧
    同学:我们全体同学对首长的接见和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能得到首长的接见感到很幸福(接着我们向首长简单地汇报了我省文化大革命概况)陶:今天是我和汪东兴同志一起接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热烈鼓掌)参加绝食斗争的《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向首长汇报了江苏省委迫害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学生的罪行,我们进行的三天三夜绝食斗争,完全是江苏省委继续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群众高呼:向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学:我们要问问许家屯,这是不是江苏省委迫出来的?!
    许:现在陶铸、汪东兴同志代表中央在这儿解决问题,我欢迎大家批评揭发。同学:我们早就揭发了,在五台山当着你的面揭发了,你是怎么对待的?陶:江苏省委不准你们闹革命,同志们愤怒的感情完全正当的,你们对省委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是很支持的,(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今天我们主要是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江苏省委有那些问题,建议你们控诉到南京去控诉,你们赞成不赞成把江苏省委的问题谈谈,看中央能给你们解决多少,要把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把毛主席的大旗高高举起,同志们,好不好?(群众:好!
    同学:在三天三夜的绝食斗争中,好多人生病了,有一位同学得了盲肠炎,今天晚上刚从医院遛回来,现在还没有好
    (陶铸当即问:是谁?并站起来和那位同志们亲切握手。汪东兴同志问28位同学中有多少人生病?亲自点了生病人数)陶:(问绝食同志)你们是在省委机关吗?
    同学:不是的,是在军区总院,后来怕引起误会,我们就搬到省委招待所去了。(汪东兴听了点了点头,很重视这个问题)
    陶:同学们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很坚决,你们绝食斗争我是很同情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没有办法了么?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总理不是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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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饱饭干革命,把身体搞的好好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把身体搞垮了我很同情,你(指那位得了盲肠炎的那位同学)是不是今晚就到医院去,好好休养休养。毛主席把大民主交给人民,有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言论、出版六大自由,现在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大串联么!靠这些完仝能把反动路线打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简单,它是要抵抗的,毛主席讲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就是大风大浪,革命那么容易就不叫革命了,过去革命要流血,我在南京坐监狱五年,也绝食过,关在小房子里,看普通书也不准,绝食了四天,到第三天就大量喝水,头上出汗,这方面我还有些经验。你们有没有喝水?(问绝食同志)绝食同志:我们也喝了水。
    陶: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战友。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今天不同了,你们年纪轻轻,不要把身体搞垮,你们的身体受到摧残,我很同情。刚才那位女同学(绝食同学代表)现在怎么样?(女同学:现在好了。)没有健康的身体不行,你们要学斗争的方法,要有好身体。
    杭州大学的同学静坐了几天几夜,白天黑夜都不回家,后来很多人病了,我讲白天你们可以坐在那儿,夜里十二点以后他们睡了,你们也回去睡觉。他们睡在被窝里很舒服,你们冻着干什么?要学聪明点,太吃亏的事不要干。清晨爬起来再巫在那儿。革命是前赴后继的,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睡觉你也睡觉,他起来你也起来,后来他们(抗大同学)就回去了。
    我一方面很同情,一方面向你们提供一点经验,要依靠群众,群众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你们要学习毛著,学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怎么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我陶铸是中宣部长,也要依靠群众,你们都是很好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这次红卫兵运动效果很大,就因为这个(陶铸举起语录)人手一册都学。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和国际歌都讲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鼓掌)
    (接着参加绝食斗争的代表将在绝食斗争中革命同志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纪念章给了陶铸。陶铸亲切地对我们的代表讲:“你的给我了,你没有了,我与你换个吧!我把我的给你!”热烈鼓掌。在我们继续向首长汇报的过程中,我们的个同志要求许家屯翻开本子最后第二页,许不肯,双方发生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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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这个本子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在搞黑名单
    陶:(极其严肃地把许的本子拿过来,看了一下,问许)是不是抄的28人的名
    许:不是的,只有几个人。(尴尬地向陶铸说)这是为了和他们交朋友。同学:那上面(本子上)有我,还有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你抄名字是不是想整我们?我们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开黑名单吗?
    许:我们过去犯了错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要求改正。
    陶:他爱和你们交朋友,你讲是黑名单,看么!要是黑名单,以后打击报复,就罪上加罪,这个名单我们看到了,由我和汪东兴作证,(接着陶汪又一次看了名单)你们不要害怕!(鼓掌)交朋友是可以的,是交朋友很好么!我们大家看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我也不愿与他坐在一起(热烈鼓掌)同学:他回到毛主席这边来,我们是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一个同学问到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
    陶:材料要坚决烧掉它,留了也没有用。“补充规定”下来之前的烧掉就算了真正烧掉也好么?《补充规定》以后就不能烧了,如果藏起来就不对了,要当面点清,呈封后再烧。(同学们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不在办公大楼办公,省委负责同志都找不到,似乎转入地下了)
    陶:他们转入地下,你们要想办法叫他们到地面上来么!
    同学:(南工的)我们学校阻力很大,一些人为给院党委站出来领导作舆论,写了“当前运动中的十个关系”公然违反毛泽东思想,可省委中一小报人对此很感趣,贴在接待站,到处宣传,我们要求许家屯对“十个关系”表态。(一位同学把南京工学院“七一”战斗组的杰作“当前运动中的十个关系”递给了陶铸。)
    陶铸:(接过“十个关系”一看醒目的标题立即说)这个我看过是错的(热烈鼓掌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长达二分钟之久)是南京工学院的吗?(众答:是!)(问许家屯)你们批判过吗?(许摇头,陶指着“十个关系”)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是不正确的,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总的来说,对运动是不利的,没有好处,(问我们)你们批判过吗?(众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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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早就批判过了)可以批判吗?(陶铸一边看“十个关系”一边点着“十个关系”的错误、一条条地给许家屯看,许频频点头)
    同学:某些地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符合其口味的“十个关系”印成红色面子,象“学习十六条手册”一样,当作“新十条”来学习,(汪东兴同志感到很惊异)下面不署名,蒙混群众,影响极坏。
    汪:(拿出“学习十六条手册”对我们说)是象这样的吗?
    同学:象是这样的,(接着汪东兴将这本“学习十六条手册”送给我们的一位同
    同学:有人放空气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江渭清升为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改委。还说江渭清是江青同志的哥哥呢?这些事情是否确实?陶:(问了一下汪东兴同志,然后对我们说)还是候补委员,没有提升么!没有提升为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造谣,你们以后不要轻信这些谣言,你们可以批驳么!江青和江渭清,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湖南,怎么会说得起来呀!(众笑)(下面,南京市农村社教工作团揭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市委调查工作队围攻红卫兵,保省委保市委的事实。同学们揭发了省市委挑动工人斗工人、工人斗学生的情况,省市委一些负责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糜烂以及省委调动公安学校学生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等。
    陶:同学们揭了很多。我们研究一下,会怎么开法,还是先让许家屯谈。八个问题叫许家屯讲讲:怎么来解决问题(接着陶铸就读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八点要求)
    (1)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继续发生,必须对已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立即表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作深刻调査,以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陶铸在读完这条后很满意地对我们说)这个要求很合理、很好,工厂停工,生产掉了,你们心中难过,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么
    (2)江苏省委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及陶铸指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要求许家屯负责立即把五月十六日以后,全省所有文化大革命中除十六条规定斗争对象(陶铸插话:那就是牛鬼蛇神当权派罗?)之外的材料全部交出集中封存,按中央指示办事。否则由江渭清、许家屯及江苏省委完全负责任
    (3)江苏省委特别是江渭清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地向全省革命人民作检査、交代。必须彻底交代省委一手策划操纵的群众斗群众,以及所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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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派的内幕与活动,并向革命造反派及受迫害者低头认罪,以便使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得到逐步清除,解放被压制的群众。
    (4)江苏省委及省级机关必须彻底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要公开允许并号召省级机关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5)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干部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揭发批判并与革命造反派之间建立直接联络关系,由革命造反派随叫随到,叫谁谁到。(陶铸在谈到这条时,笑着对我们说:“这可以商量商量,随叫随到这是法律语言我们要用主席语言,是不是同革命造反派建立密切联系,随时商量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同学们都高兴地说好!)
    (6)省委必须立即责成南京市农村社教工作团集中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满足革命造反派的要求
    (⑦)江苏省委从军区总医院不顾军医阻挠,私自抢走江渭清企图挑起解放军与红卫兵之间纠纷,因此要求许家屯责令韩培兴立即公开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并责令许家屯交出江渭清目前医院住址
    (8)要求江苏省委立即解散红卫兵省委直属纠察队
    陶:现在请许家屯同志答复,我们来帮助解决问题,江苏问题还是要江苏省委解决,如确实不能解决,我们再来帮助,错误已经犯了要改么!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改就不行,如果确实改正错误,那我们欢迎,革命人越多越好,如果今天反对革命不革命,就坚决抛开。(对许家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不要那么顾虑,你不要怕,不要因为江渭清不在这里不敢作主,你不能解决的,我们代你作主,不能代表省委的,就代表个人,八个问题不要含糊,要深入细致,你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认为应该怎样答复,就怎样答复
    许:我首先感谢这次来北京的各位同学,在这次从南京到北京来的过程中对我个人很大的教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江苏省委及我个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的严重性,对这次问题的处理中,我们有缺点有错误,特别是28人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我表示歉意,道歉,其次我感谢党中央、毛主席、陶铸、汪东兴同志百忙中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又没有能正确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在处理许多问题上犯错误,处于被动,不能很好解决,带到北京给中央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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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心里很不安。对陶铸、汪东兴同志表示感谢。对同志们在南京揭发的问题及今天揭发批判的几个问题,在十九日江渭清同志的书面检査中已讲到了,有的问题没有提到,要求同志们继续揭发,凡是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一定检查,一定下决心来改正,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主席的思想教导很不理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份检查,由于匆忙没有带来(同学们:我们替你带来了,已经上交中央了)这个检查在南京同志们认为很不深刻,同志们很不满意,我们继续检査,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省委对中央工作会议一再学习,通过三级干部会议,联系我省作了检查,感到错误是严重的感谢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检査承认改正错误,由于我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许家屯讲话声音很低,吞吞吐吐罗罗嗦嗦,毫不触及灵魂)同学们:要触及灵魂,直接就我们的八项要求回答。陶:(很严重地)就照这八个问题谈吧
    同学们:(大家一起学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许家屯!你要做什么派?
    许:同学们允许我把话讲完,对八个要求我表示这样的态度。(读了第一条要求后)
    许: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问题,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陶:要采取措施。
    许:这次几个工厂,720厂、307厂、14研究所,我们事先派了市委书记、文革付组长讲了话,720厂是市委处理不当,市委刘中同志22日(11)日已到厂里(720厂)作了检查
    同学:(打断他的话,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边处理边发生问题?是检查还是挑动?陶:可不可把这个检査向全市讲一下,自己犯了错误应该这样做认识以后不要再犯了,吸取教训么!许:可以!可以!可以!!
    同学:现在他们(省委)全部转入地下,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叫那个制止那个检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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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你们回去要说,对于已发生的事情要表态,并且要作检査。我们应该讲一些具体措施,光是空空洞洞的不行,要切实可行,不要花言巧语、哗众取宠(鼓掌)骗了一下回去就算了,是不行的,(同学:对!)市委要负责向群众作检查,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责任在省市委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引起工人斗工人,要使工厂不停工,保证不发生冲突,如果市委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省委要负主要责任,以后要釆取正确的态度,各方面作工作,省委作多数人的工作,你们作少数人的工作,若是以后发现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省委要通知你们革命造反派,你们是主张文斗的(同学: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是少数吗?(对!在南京我们是少数)多数派的因为人多就打人,对工厂党委、车间党支部书记讲凊,以后发生事情找领导不找工人,这样就打不起来了,打架很不好,都是阶级兄弟,损失很大,影响身体,影响生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革命师生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对许家屯讲)我这个看法我们可以保证。许:可以
    陶:你们做了工作问题就不会扩大,现在有些不但不做工作,反而从中挑动,这就很坏,你对杋关干部讲清楚,有些事情要岀来解释,事实上你们做了工作,群众看得清楚的,群众是很公道的(汪东兴同志插话:很讲道理,很讲道理),他们虽然厉害,但是他们很讲道理,不打不相识的!你们可以交朋友(同学:对只要他们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愿意和他交朋友)省委要做到两点:(1)市委向全市作深刻检査,总结经验教训。(2)向全市工人同志、干部讲清楚与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保持联系,工人之间什么时候发生打架,就去找你们……我们要打美帝国主义,阶级兄弟之间为什么要打架呢?这个问题就这样(很气愤地对许家屯)我知道的事太多了,省委没有采取措施,要好好检査就这样可以不可以?(同学:可以)打伤的慰问,要亲自处理医药费报销,好好医疗尽快出院。要开家庭会,慰问家属要做好工作
    (同学反映:十四研究所还有两千多工人在省委,要求省委接见解决问题)陶:(对许家屯)你们打电话叫(看不清)陈光马上接见他们,如果电话打不通你马上回去接见(对同学)如果不解决你们就找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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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今晚打电话叫省委接见他们。许:(频频点头)照办!
    陶:领导有错误,领导要做工作,也请同志们帮助,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讲道理的(对许家屯)你们和他们合作,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不要躲他们,你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么!现在已经交上罗(许谈了我们的第二条要求后)
    许:材料问题我们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同学反映有的材料已被烧毁了,有的转移了)
    陶:干脆些,材料已经烧掉的就算了,还有的按中央补充规定办事,如果违反了按党纪严厉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对许家屯)回去后,就把材料都交岀来,开个清单,对着目录烧,烧好后要签字,保证没有材料了,回去就马上执行(用手指着桌子)应该签字,不签字就是不负责、当权派的材料不能烧,(我们提出:应该由那些人査黑材料)是挨的一方参加,当众烧毁,他们(指一方)可派人来看看(同学们提出死不交出来怎么办?)只要有,总会有人知道的,相信党中央总是有人总是具有党性的,这点党性总是有的,连这点党性都没有,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他不拿出来叫他签字,査岀来开除党籍!彻底烧掉,好处多得很,要把作风搞好,不要象过去那样鬼鬼祟祟的一套,也许有可能一些不交,但不多,他j现在就是怕,怕你们拿到了,整他,烧掉了他放心(有同学反映省委偷偷摸摸烧材料)
    陶:是在规定前还是在规定后?(指中央补充规定)同学:规定前。
    陶:在规定前,偷偷烧掉也可以么?偷偷地改正错误也可以么?人家偷偷摸摸地改了,以后就不敢了,我们要宽大些,不要以牙还牙,不过,中央补充规定以后不能随便烧掉了,(有同学反映有黑材料的笔记本怎么办?)笔记本有黑材料的撕下来烧掉(对许)群众要你交出来你就交么?烧掉后再买木新的么?同学:有的分散到“可靠”的基本群众那儿怎么办?陶:要做工作,开会追出来
    同学:材料不管在那儿都要交岀来,不管在学生那儿还是在辅导员那儿都要交出来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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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那当然是这样了,不管主要是在当权派那儿,下面的也要交出来。同学:省委现在有没有黑材料,要许家屯表态。
    许:我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但是省委有没有黑材料我不知道,我不管这个事,很难表态。
    陶:省委有的也拿出来封存。同学:老保有无权利管理黑材料?陶:什么叫老保?同学:老保就是保守派
    陶:他们知道材料,他们能提供线索吗?)稍停以后又说,我看还是按你们的第条的要求办事吧!(指向许家屯)还要加上“由党委签字”一条,回去负责贯彻。(鼓掌)
    (说着陶铸亲自在我们提出的八要求的第二条上添上了“要党委签字”一点,许家屯拿起笔也记上这一点)(许在读完了第三条要求以后)
    许:第三条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也为这个问题,江渭清只要身体可能,应该检查。
    陶:这个我们来讲,他不能决定第一书记,他讲有困难。江渭清病了,我们是知道的,休息我们同意的,有错误要检査,有病要休息治好了彻底检查,(同学说:对)但是好到怎么样呢?象我们这样六十多岁的人还要怎么好!能讲两三小时的话就应该检查了不要长。(对许家屯讲)回去你就说中央的意见,要江渭清向仝全省人民检査。中央有两个同志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苏省委执行了这条资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决心彻底决裂,消除它的影响,站到主席一边,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还不检査,害怕群众就更严重,要滑到敌我矛盾去了,再不认识就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在读了第四条要求后)
    许:我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正在号召他们写大字报了,过去是分期分批,现在是有前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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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对许)回去后开个动员会,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派代表参加,看他是真动员还是假动员,真动员,你们就支持,假动员就不满意,就批判(鼓掌)(对许)你们回去一定要开个动员会。
    汪东兴:可以搞么,应该搞么!(指开动员会)(许在读了第五条要求后)
    许:我同意陶铸改的意见(就是将“随叫随到”改为“随时协商解决问题”)和同志们站在一起闹革命,希望同志们给我机会,看我行动,看我改不改正错误。陶:随时协商,比较平等一点,现已经交了朋友了吗?(同学们提出找不到省委的人,要求省委去办公楼公开办公)不要在地下办公么还是到地上来好么!如果省委真支持你们,真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就支持他们,一起干革命么?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就表示支持三干会,所以他们开得最好。(鼓掌)(许在读完第六条要求后)
    许家屯:上次27号,我在五台山回答社教工作团同志,在原则上我是支持他们革命要求的,但农村社教工作团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我拿不准,所以我没具体同意,苏州社教工作团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
    陶:文化大革命派工作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织形式,农村四清是要派工作队的,派工作队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运动中有缺点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汪东兴:这位同志(指社教工作团代表)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调动工作队化装红卫兵保省委,压制群众运动、围攻红卫兵和在工作团内三个月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问题。不是对老百姓的问题,这些都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社教代表:汪东兴讲得很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省市委利用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制造与红卫兵对立,围攻红卫兵,在三个月工作队内,文化大革命一手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我们认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市委、市团委都怕我们集中,怕我们批判。(陶铸点头)
    许家屯:最近华东局有指示,要求按文化大革命精神整训工作队,我们还没有实践,还没有经验,还不知道怎么搞法。陶: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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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教代表:要是问题少的话,一个星期就有了,但是问题很大,三个月完全是整的队员和一般组长群众。
    陶:可以他们集中搞一个星期,不够再加三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许)你可以作么?
    许家屯:(点头)对,我同意
    社教代表:一个星期时间不够,市团委问题不少
    陶:那就搞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顶好不超过一个月,好不好?如果时间还不够,可以留一部分代表继续在省委提意见么!众:好!(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社教代表:我还要提一点,刚刚陶铸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但还要落实一下时间我们要求立即集中,不能拖。陶:可以,立即集中。(在读完了第七条以后)
    许:这是我们省委的问题,我来检査。
    (我们向首长汇报了省委害怕群众、省委办公厅付秘书长韩培兴不顾军区总医院的阻拦,把江渭清住在原来住院的医院背走的情况。)
    陶:江渭清住在医院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要转移呢?住在医院就住在医院,你们怕什么?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么?
    汪东兴:(笑着说)你们省委就一个怕字,转移是不对的!
    陶:就照你们的办,转移不好,养病可以向同学讲清道理,同学们会同意的么革命师生是讲道理的,两个代表去看看,慰问慰问,对江渭清说:江书记,好好养病,保养好了,我们再见。“(大笑)不是很好么!
    许:我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江渭清是脑贫血,二天休息一次,当时在几万人大会上,我不敢讲
    陶:现在呢?为什么两个人问你也不答应呢?
    许:后来两个人要求,我是相信这两个人的,但是我怕他们在群众压力之下讲出去,所以我没讲(这时许家屯洋相十足,狼狈不堪)陶:你们可以派两个代表去看看,医生在不在?(这时陪同来京的两位医生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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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医生在好么!带他们去看看,韩培兴岀来检査就行了,韩培兴是搞具体工作的,责任还在省委,我相信你们,你们是讲道理的,让韩培兴给你们作检査。(许在读完第八条要求以后)
    许:这里我在陶铸、同学们面前向党中央保证,据我知道是没有的,(关于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问题)(此时许很紧张)
    同学:我们已经看到抓到了
    陶:调查清楚,如果省委用来保护省委的那是错误。
    许: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中央可以处分我。回去后立即去查,知道后我第一个检举
    陶:(对许)我还没有和你打过交道,这是第一次,还没有经验,我相信你的话汪:好!你们(指群众)回去调查嘛!陶:(轻敲桌子)好!就这么办
    在回答了我们的要求后,陶铸又就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回答。
    有关十一月二十五日电话问题:《揪江渭清战斗队》的同志们问陶铸和汪东兴同志: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四时五十分通过××医院(省委故意刁难,不给我们接通中央电话,我们只好通过××医院)打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接到没有?汪:(迅速叫警卫查了一下,读条子)这个电话是有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晨,中央文革小组姓高的同志接了电话,以后我们又打电话给江苏省委办公厅,接电话的人说没有这回事(汪东兴同志一边讲“这错了”一边把条子递给陶铸很气愤地侧过头来,把条子往许家屯面前一放)
    陶:(极其严肃地)这就错了,回去査一查,是那个接电话的,那个要他这样干的,向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作汇报,要处分的许:(连忙点头答应)我负责!我负责!
    (大家提出要与中央挂直通电话,控诉了江苏省委封锁我们与中央联系的罪行)陶:你们打电话是用的民用电话吧,民用电话怎么打不通呢?众:就是打不通
    陶:打不通就找他吗!(指许家屯)众:对!就找许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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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直通中央的电话,省委解决,省委的电话可以用么许:(连忙点头)可以。
    同学:我院(南京工学院)工作队员讲,工作队有两点指示,部队同志不代表工作队检査,只代表个人检査,工作队內部揭发不公开,是这样吗?陶:南大工作队不是公开了吗同学:他们认为是错误的
    陶:每个革命的人都可以揭发。军委有这个指示我不知道,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揭发的,有指示按指示办事。你们去查一查,可以叫他拿出来看一看。没有这个指示,我看工作队是可以揭发问题的。
    同学:这次我们把许家屯带来叫他睡床铺(我们都是地铺)关于外出问题,不是不允许他外出,只要叫他外出时讲一声,这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陶铸点点头)只要他自己保证安全,单独出去也可以,一块儿出去也可以,我们外出也都是要讲一声的。可许家屯说这象拘留所一样
    陶:同学们是很有分寸的,这不叫拘留所。要解决问题,需要双方来解答,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主要是叫许家屯来解决问题么!(对许家屯)同学们很有分寸,他们睡地铺,你们睡在床上(笑声)
    同学:有人说:“一切权力归革命左派”这句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到底怎么提。陶:这句口号怎么会是反动口号呢?基木上是句好口号么!但是这口号是否全面?军队、法庭你们不能掌握(众:这个权力指的文化革命权力。)这要解释,还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每人都有,这个口号不太完整,要作解释,不过,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多接一些权力有什么不可以呢?(鼓掌)同学:十六条中的第三条关于党委的领导问题,怎么解释,我们学校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
    陶:(拿出十大关系来)这个文章前面帽子倒不错,错就错在后面第二段“但是“党的领导”这一段问题就来了,“如果一提党的领导单单看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领导,这是不够完整的。”问题就在这里,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委如果很好,执行毛泽东思想,则就能代表党的领导,相反,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如果他执行了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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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照样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你不能执行,他执行了么,党委不行了,你们就代表党委执行党的领导。
    同学:江渭清在南京四所高校部分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什么“保”字哲学,说什么保(不清)保对不是光荣的,是保毛泽东思想,保错了也不要紧“严重地影响了我省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希望中央对此表示态度。”陶:你们可以批判么!
    在接见大会上,最后大家要陶铸做指示。陶铸说
    指示是没有了,你们革命革得很好嘛!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最髙指示。我们没有什么具体指示了,具体问题要许家屯(抄者按:许为被代表团带到北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以下简称许)解决。许家屯已表示态度了,许家屯自己解决,还要看他实践怎样,回去后几天就可看出。你们不是学了语录:“什么是口头革命派”吗?
    你们革命得很好,坚决按十六条办事的么!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照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指示,还有《红旗》《人民日报》社论去作了,很好!你们还要去好好学习,我们今天主要是解决问题,你们大概不能十分同意,要有七分就行吧!今天我讲两点意见
    省委的态度:我也是从地方来的,到中央不久,工作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有错误的。我觉得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单是江苏省,全国
    二十九个单位都贯彻的。这因为中央有两位同志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为是中央提出的,下面执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总觉得江苏省委转的太慢了。
    (问许)是不是转得太慢?(许频频点头)特别已经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一直到现在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很好解决的,但还没有解决。与群众有对立情绪,现在不敢站在前头,确实怕他们,用躲的办法。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去掉污泥浊水,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起来,不发扬大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触及自己灵魂。革命主要是革我们当权派的命。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现在还不知道,一定要绎过群众运动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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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委转变的太慢了。当然中央两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省委有些进步,但进步不大,转得太慢了,太慢了!过去不自觉,不可能老是不自觉呀!现在呀,已开过中央工作会议了,看来决心还不大,希望省委提高自觉,开个会,检查一下到底站在那一边?到底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要下定决心了,不要再犹豫了,过去是不理解,现在呢?不能还是不理解,省委这次通过群众帮助,靠同志们、红卫兵的帮助,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要象毛主席所说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不要有抵触情绪,既使有些工人、个别学生讲得厉害些,你们受了一些委曲,但他们是为了革命!(问许)是不是?(许点点头)有的学生斗你们一次也是为了革命,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怕受委屈,怕同学天天来。(问许说)他们现在还是少数,还是受压抑的,是不是?(许点点头)革命的我们都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们呢?革命么!省委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在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同他们同呼吸共传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主要是干部领导的问题。个人恩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跟下面干部讲清楚。你们过去利用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挑动他们来保你们,你们做检讨了,不就行了吗?革命也要靠帮助,革命没有一点压力不行的,光靠自觉完全没有一点压力也是不行的,但压力不能太大,压偏了就不行了。你不革命要压着你革命,没底子的压也是不行的,毛主席在三个月中接见了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就是要把全国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同学们也是很有分寸的,(对许)如这次你们和他们一起来,你睡高床,他们睡地下。可想而知,他们是很有分寸的,是优待的。你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吗?这一次是好机会,不打不相识,他们革命,你们还不高兴吗?
    团结大多数问题
    你们现在是少数,多数少数不在于人数,关键在于谁掌握了真理,多数少数要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如果掌握了真理,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更多数。真理不在手里,多数会变成少数,少数会变成没有!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少数变成多数!相反的就会多数变成少数。在南京你们暂时还是少数,但你们只要是真正的革命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变成多数!多数的过去革命革得差一些,保守一些,要团结,对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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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革命的,认识上差一点,一时革命革得差一点责任不在他们,在于省委你们要帮助他们。
    十六条也讲运动后期要作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这是方针方向和愿望!只要不是5%以内的一小撮牛鬼蛇神,都要团结,不能一下子都团结,但是要有这种愿望,这一方省委要作工作,多数派有错误保守了,省委要负责,他们大概党员团员多数吧?(众:是!还有干部多)他们中党员干部多一些,党员有个组织观念问题,我们不能提倡盲目的组织观念,要有分析。他们没有分析能力,不揭党委反而去保,省委还发动他们保,主要责任不在于他们,当然一点责任也没有也是不对的,省委要做工作,要支持少数革命的,多数派觉得省委以前支持他们现在不支持了,可能要反对他们(是指省委)也很厉害的了。这不要紧要勇于承担责任,对多数说明,过去你们革命一些,保守一些,责任主要在省委市委党委,过去你们的错误,我们省委承担责任。现在可以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还是合法的,对他们要一视同仁,我是指民主权力一视同仁。革命不能一视同仁,要靠自己,你多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多一点,你少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少一点。支持你们革命嘛!你革命七分我就支持你七分,你革命八分我就支持你革命八分,这里不能一视同仁。不能你革五分,我也革命五分,革命要靠自觉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现阶段你们搞的好一点,先进一点,觉悟高一点。不要过去人家对你们怎么样也就讽刺他,不要叫他们保皇派,保字号、老保,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不要再讲这些,再讲就不利于团结!我们要采取与人为善帮助的态度,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毛主席最伟大,把七亿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革命不能团结多数怎么能取得胜利?你们对他们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后省委支持你们了,群众支持你们了,你们要把广大师生团结起来,猛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把一小撮佧鬼蛇神揪岀来,彻底把牛鬼蛇神打倒。我们就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来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向共产主义大道前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树立一心为公观念,前一段你们起来造反受了委屈,是一心为公,现在你们团结他们也是一心为公,这样做才能革命嘛,我就讲这两条小意见,一条是省委的态度,一条是团结大多数的问题
    13,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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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同学们
    真对不起,你们到北京来,已经等了很久,有的等得长一点,有的等得短一点,由于我们时间难安排,直不能跟大家见面。这里我先介绍
    我叫张春桥(鼓
    掌),这位叫穆欣。(鼓掌)
    关于金华的情况,同学们来以前,我们就知道一些,看到一些材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那边文化革命很关心。刚才和你们的代表谈了话,知道了一些最近的情况,他们也反映了你们到北京的要求。我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全世界都没有搞过,壁如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明年已五十年了,列宁在时想搞,但未来得及搞就逝世了。斯大林做了一些文化革命的事,但象中国这样由成千成万学生,群众参加的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别人也不敢!象我们这样放手,大中学校都放假来搞革命,哪一个国家这样干过没有!而且可以坐火车不买票,一批一批到北京来。原来我们预计到北京二百万人,可是现在将近五百万了。至于各地学生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互相串联,这个数字还没法统计。搞这么大的革命,为什么?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思想领域里,意识形态里的资产阶级东西肃清,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代替
    四旧,改造世界。如果我们的国家,七亿人口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那就不可战胜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空前伟大的意义,你们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以后会看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干过的事,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要大,比十月革命都更富有群众性,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规模都大。正因为是这样一场大革命,因此,它必定会遇到各种阻力,这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具体如金华地区,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这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的地委,怎么能压制你们?怎么能挑动工人、农民斗你们?我们估计会有阻力,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在全国,十六条出来后,这个阻力更大了,也就更表面化了,而群众则更发动起来了,有的地方发生在十六条以前,更多的地方是在十
    六条以后发生。对很多人来说有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运动不认识,但有一些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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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们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不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角度看,那很多现象则没法解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就存在,但没有这么复杂,现在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你们在北京住了很久,北京各学校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很复杂,不是很容易的。看来会有反复,还会继续很长时间。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被压下去,又起米,又被压下去,双方的斗争,会有多次的斗争较量,不是一次,可能反复多次,最后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同学们应该有这个准备。因此,就搞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前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的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到八月八日,十六条出来,又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革命大串联,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八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结果会遇到阻力很大。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要我们表示态度,我们认为,同学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革命的同学要求见地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竟然摆那么大的架子!李学智怕的要死,共产党员怕群众的那个样子,那称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本来应该到群众中去,群众找上门来了,他还不出来,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你们在地委门口等了廿几个小时,这完全应该!但是我有一点不大赞成,就是不吃饭。他们吃饱饭、睡好觉,你们也吃好饭、睡好觉再来包围。今天你不来,我们明天再来,再跟你斗!不吃饭,身体要垮的,我们以后不干那傻事!你们出来,就没有道理。你不出来算了,为什么用那么多方法去挑动工人、农民、利用工人、农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包围学生,那还得了!这个不能怪工人、农民,这个责任应该归地委。(鼓掌)特別是中央发表了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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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动群众斗学生,三令五申,他们仍然这样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关系,这更加错误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完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的。(热烈鼓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指金华地委)是反革命的路线,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所以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条路线,你们要炮轰,要批判,我们完仝支持!(热烈鼓掌)这一条路线不彻底肃清,不彻底批判,那革命就要受挫折。你们同学要坚决执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以后《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已一个月了,北京搞的轰轰烈烈,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金华地委呢?平反的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刚才了解金华还没平反,这个错误越来越严重,还没改正。因此同学们很愤怒,到北京来,要听听中央的意见,我们的态度刚才说过了,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而且全国都要搞到底,需要搞多少时间,就搞多少时间。现在搞了五个月,还可以来五个月,还不行,要多少时间就搞多少时间。一定要搞到底!这个决心非常坚定。是党中央的决心,是毛主席的决心!(热烈鼓掌)如果同学们也赞成这个决心的话,那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就好谈了
    个问题是要撤李学智的职,罢李学智的官,金华地委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依我个人意见,这个人做地委书记是不行的。(热烈鼓掌)但是,目前我们这里收到要求罢官的信很多,全国各地都有。这个人不行,是马上罢了呢,还是先斗一斗呢?刚才代表来说,不罢了他,我们困难更多。我说这也有道理,如果先罢了,可以顺利一些。但是很多地方要求罢官。为什么一般的据我知道的都没有批?是不是不能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呢?不是的。我们就讲一个道理,这事最好慢一点好处就是一直可以保留一个对立面。如平反的工作,要他去做,挑动工农群众可以让他到工农群众那里来检讨。如一罢掉了,他就不干,同时同学们也就锻炼不出本领来了,因为同学们还很年轻,假如你现在苏联学习,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统治下你要起来闹革命,怎么搞法,你想过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经过文化革命挖掉了,不是说以后不出修正主义了,罢了李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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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官,是否就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列宁、斯大林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乡会出修正主义,苏联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没有锻炼好青年一代,出了修正主义,就没有办法了。苏联人民是列宁领导下的经过十月革命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取得胜利。但开始就没有精神准备。苏联人民到哪里去告状?到中央去告,不是个抓一个?所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演习,在我们中国,如果县委变了这个县的人民可以起来把他推翻。一个地委变了也同样,人民可以起来把它推翻,而不是靠上级,这个就比较艰苦。好在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现在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来一个演习,在斗争中锻炼你们。如果要中央下个决心,不难打个电报就行了。但对你们来说,在斗争中锻炼机会就少了。你们不是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你们要想办法,不但现在不出修正主义,而且还要保证以后不出修正主义。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有办法对付了。同学们可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只想中央同意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你们到街上去,到处都有罢官的要求,象陕西要罢霍士廉,甘肃要罢汪锋,西北局要罢刘澜涛,中央都没有表示意见。为什么中央不批准?难道中央不支持你们吗?不是,北大陆平是修正主义,不行,一下子拔掉,派了张承先,北大同学说,大家含着泪迎来了工作组,但又受压迫。同学们,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呀,没有压迫还算什么革命者?算什么红卫兵?我们青年就是要多受一点压迫,多受一些锻炼,也包括自己犯些错误,这都不要紧。
    你们怕回去交不上帐,回去怎么办?这没有关系,我个人理解这正是毛主席完全相信革命人民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解决了问题,影响才大,影响好几代,要创造一个不出修正主义的办法,而且有参加过斗争的人,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只要有了这种经验,这种人,才撤职,罢官,意义就更大了。我把你们的要求我们一定负责报告党中央,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考虑我们的意见。怎么去工作、斗争,你们考虑,这是不是不支持你们呢?不是。用这种办法才是最大的支持。如果只听上级的决定,那苏联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请同志想一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决定的。不罢官,这样去斗,斗起来才有味道儿,越斗越有办法,越斗越有劲,聪明才智是在斗争中增加的,现在你们受压迫,群众起来了,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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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意见是要求开展四清,这个方针早定了,最近中央开了会,省里同志也刚回去,这用不着担心,同学们的意见是要提早搞,关于具体如浙江金华什么时候搞,提早到什么时间,这个我不了解,我们可以转告
    还有一个意见,同学们要我们中央派人去调査、处理、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同学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人会去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去了解,但是还是那句话,相信那里的群众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但要经过斗争。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要仔细研究,报告中央。
    我们想,在浙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杭州是省会,金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好,靠谁做呢?靠那里的革命师生、工农群众。中央给你们的思想武器,是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有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阻力有多大,就一定能把斗争搞彻底,使得我们的国家颜色永远是红的,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把全世界的革命推向前进。
    我想向同学们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见,不对的,请同学们批评。(热烈鼓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充满信心,完全相信你们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只要到毛主席著作中取武器,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党中央、毛主席都是支持你们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王力同志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二遍苫,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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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仝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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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护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杋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一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钊(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
    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同志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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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苦。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
    个市,还要关心整个
    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一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白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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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半,林副主席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岀,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仝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岀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14,安徽省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张星临《斗争现实教育了我》
    《井冈山》报
    编者按
    这封来自安徽的信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我校张星临同学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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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行动,热烈欢迎他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资产阶级路线虽然卷起过几片乌云,几股逆流,但这只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反复,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逐步觉悟起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同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浩浩荡荡,胜利前进
    XⅩ:
    你走后,我仍留在芜湖,和
    皖南大学造反队的同志们一起战斗。看来,芜湖的情况与合肥一样复杂,甚至某些方面比合肥还要严重。尽管十六条公布已有两个多月了,但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没有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以新的、更隐蔽的方式在继续控制着整个芜湖,整个合肥,整个安徽省;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些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好同志至今还没有解放;一保再保的"老保"们仍在耀武扬威,以"左派"自居;革命的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被压在阴山下,被称为"老鼠队";许多县对"八·二七"进行声讨,许多"八·二七"以及支持
    八·二七"的同志被抄家、被绑架、被扣押、被扣掉工资;许多学校的牛鬼蛇神蠢蠢欲动,有的甚至戴上"五保卫″(保省委、保工作组、保院党委、保爹娘、保自己。)的红袖章,在"八·二七"等革命组织中大抓"右派″学生。芜湖三中的些混蛋们甚至狂妄地喊:"现在是运动后期了,该抓学生中的右派了!"真他妈的放屁!对于串联队,尽管安徽日报故作姿态,在九月廿八日发表了一篇"欢迎外地串联同志的社论,然而围攻、陷害北京赴皖串联的事件却不断发生:清华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学,ⅩⅩⅩ,ⅩⅩⅩ被打成"反革命",ⅩⅩⅩ被打成"狗崽子",在芜湖的清华及其它北京高校的串联队,与合肥一样,也被当成是″最最不受欢迎的人
    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有的被家里抓回去关起来不让回校,有的则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等等,等等。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安徽。看到这些真使人气炸了肺!在安徽的几十天,真比几
    十年见到的还多;在安徽的几十天,更增加了我对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在安徽的几十天,使我解开了许多疙瘩,懂得了许多在学校里所弄不懂的问题在安徽的几十天,才使我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感性认识。我现在才明白,我校″筹委会"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新的手段压制同志的意见,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八·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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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联会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和蒯大富才是真正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彻底批判。根据安徽省委工作组在各高校为了给某些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同志制造"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所采取的各种卑鄙手法,使我明白了,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给蒯大富等同志戴上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工艺过程"也是一路货色一造谣、歪曲、污蔑、捏造、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翻老底、无限制地上纲、直到构成"反革命"的"罪状″为止一这是一切顽固的"保皇派"的惯用的手段,这也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贯伎俩
    对照一下我自己在
    前一阶段由于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于是就"怕"字当头,"我"字为首生怕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而丢了面子,于是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以"怕"字代替敢″字,以″我"字代替"公"字,远远落后于一般同学,心里实在是万分难过。这跤跌得是太疼了,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我决心按照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不批臭安徽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解放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革命同志,不把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誓不回校,死不瞑目
    我在北京没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到了芜湖,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给我"送″了一顶,这实在是幸运得很!过去我还有点怕字当头,生怕违犯政策,生怕真正的革命左派受打击。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鬼不怕,誓死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9月15日~10月11日,这是"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受压
    力最大的时期,斗争暂时处于低潮,有少数不坚定分子,政治投机分子退出了
    八·二七",坚定的革命者留下来,顽强地坚持斗争。
    就在"八·二七"革
    命造反队所受压力最大的时刻,我一一个贫农的儿子,坚决申请加入"八·二七革命造反队,与合肥市革命造反者们一起战斗
    最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猛烈开火的号角响彻了白色恐怖控制的安徽省。右倾机会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彻底翻身的日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全国,在全安徽胜利的那一天就要来到了!听了林彪同志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看了"红旗"杂志13期社论,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一千次,一万次地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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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敢如此猖狂地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学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就是因为这一小撮混账王八蛋们有刘ⅹⅹ这个后台老板做靠山。如果刘ⅹⅹ不悬崖勒马彻底承认错误,重新站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而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滑到同党对抗的地步。到那时候,我就是拚了这条命,也要把刘ⅩⅩ拉下
    ⅩⅩ:还有很多很多,我多么想一口气和你说完哪
    然而事情真是太多了,等见面后我们再在一起畅谈它几天几夜
    上月的党费还没交,这使我心里十分不安,已寄去上月和这月的党费,请你代我交给党支部,并请把我的近况告诉全班同学。
    祝你成为捍
    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闯将
    你
    的战友张星临
    1966年10月31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1966年12月1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我个人还有刘宁一同志两个人,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向来北京的革命学生,干部,工人,教职员工问好!并通过你们来京的革命同志向安徽革命人民问好。你们来京时间很长了,听说有四十多天了,国务院的同志没有抽出时间来见大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缺点。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工作有缺点,也是我们最大的抱歉。今天咱们怎麽来谈一谈呢?先由你们同学概括地谈一谈好不好?由你们两个人先谈,问题主要依靠广大的同学,干部,工人自己来解决。有些问题能解答的就解答,不能解答的向中央汇报。
    当“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同学汇报到同学被围,被打时)谢副总理:不管什麽原因,围攻,打人是不对的。(刘副委员长:是不对,特别是对青年学生。)违背了主席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当汇报到有人喊“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李葆华”时)谢副总理说:那个口号是不对的,我们只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什麽人提出那个口号我们都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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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汇报到合肥师院“红绸子弟兵”翻卬吹捧谭力夫讲话时)谢副总理说:谭力夫讲话也印了?谁印的?谭力夫的讲话是毒草嘛!(当汇报到"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时)
    刘副委员长问:“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了?有多少人?和你们对立的有多少人?是些什麽人?他们的负责人是些什麽人
    (当汇报到贫农社员陈光林时)谢副总理问:他犯了什麽罪?这么多反革命?(笑)最近西北的同学写了"炮轰谢富治",我接见了他们,他们说我官僚主义。我看还真有点官僚主义!他们说:不炮轰你就不接见。我说,这个经验可不能推
    他们轰了我,我还接见了他们。(大笑)
    当安徽商学院同学汇报蚌埠地区的情况,谈到北航赴蚌同学高家富被打和其它受伤同学抬到北京住院时)谢副总理关心地问:高家富在哪里?在北京住院的同学出院了没有?住在哪个医院?
    (当汇报到有人喊“程光华万岁”时)谢副总理惊奇地问:有这样的口号?谁喊的
    当汇报到法院院长鲁凡等人也参加围攻学生时)谢副总理惊问:法院的人也参加了?
    当安徽工人汇报受迫害,工人有的自杀和被关押时)谢副总理生气地说:这样对待贴大字报的人,是一种反动行为,是白色恐怖,应该坚决反对,统统要平反那儿恐怕是全国第一的了!这是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毛主席时代还有这样的事这还了得!这件事要作专案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我还没有碰到过。(当工人提到要平反,补发工资时)刘副委员长说,这是最低要求了
    当蚌埠汇报十一月十日车站挤死人时)谢副总理说,这是严重事件
    (汇报情况後,谢副总理,刘副委员长作了指示。谢副总理
    我这不是什麼指示,我们叫商量问题。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来讲,我要向你们学习,我没文化,你们是大学生,说打仗我还行。你们青年人,又是大学生,读了很多毛主席著作,敢想,敢干,敢革命,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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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快,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快,并亲自参加了这一斗争,你们这方面比我们强。我们向你们学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已经七次接见了全国大学生和中学生,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体贴群众,最关心我们的红卫兵,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六个钟头,毛主席的身体真是好??!这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这个革命关系到永远的事情,关系到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大事!关系到仝世界三十几亿人民的大事!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大事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事。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舵手,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这个革命有说不尽的好处,我们要坚决沿着毛主席所领导的道路前进。毛主席的道路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乂的道路,无产阶级道路,革命的道路。这场革命有伟大领袖的革命道路,也有修正主义的不革命道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这条路线相对抗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是“怕”字当头,“反”字当头,反对群众,最严重的是镇压群众运动,把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坐班房,这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不管你是什麽地区,什麽单位,什麽人,什麽时候,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一概都反对!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注意,毫不含糊。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毛主席走。我们要当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我们要永远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不但现在,将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都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道路前进!你们将来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在这场斗争中,工农是主力,学生是先锋。看起来,你们安徽,合肥也好,蚌埠也好,安庆也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领导人的错误是严重的,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听了以后很难过,很难受,对你们的许多要求,我讲的只是这些原则。
    首先,你们这些组织是合法的,要承认是革命的。现在革命组织多得
    个学
    校几十个派都是合法的,当然有比较革命的,比较中间的,比较保守的,就是左,中,右,还没有最後得出结论,不能说是右派。(刘副委员长插话说:可以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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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多数,但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四大民主,六大自由,为什麽“八·二七”没有呢?为什麽是反革命呢?这不用调査,肯定是革命的,别的要调查,这不用调査。根据你们的材料,不但不是反革命,而且都是要革命的。你们贴省委大字报是有权利的,批评省委,市委是完全合法的,有这个权利。凡因贴省委,市委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统统平反,公开宣布平反。根据中央原则,扣发的工资一律照发,一文也不能扣。材料要交给本人,凡能引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材料要当众烧掉,按中央原则办事,是不是?开大会批判反动路线,到处可以开嘛!合肥可以开,蚌埠可以开,安庆可以开嘛!为什麽不可以开呢?北京开了不少。但要做好工作,防止打人。任何人都可以开包括我个人在内。提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执行人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有改得快的,也有改得慢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批判,包括我和刘宁一在内。(刘副委员长说:有错误就得批判,不批判也存在,批判掉就健康了。他们不相信群众,你们要相信群众。)至於怎样批判,你们自觉协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相信群众,你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要争取多数,团结多数,坚决按照我们统帅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原则办事。林彪同志是我们的副统帅,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还有中央其它同志,总理、陶铸,还有陈伯达同志有些讲话。最主要的一条,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另一条是依靠群众,去团结群众,解决你们地区的问题,我们不能派工作组去,派了就犯方向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文革小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伯达、江青同志是支持革命的,是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你们有许多具体问题,我们不好表示意见。我先声明,文化革命我不行。至於工厂,工人文化革命怎麽搞,中央正在考虑,没有中央原则,我们不好讲。(向刘宁一同志)我们老刘比我高明,你有文化,你说一说吧!
    刘副委员长:
    谢副总理把大家的问题基本上都回答了,中心一条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十
    六条办事。贴大字报,谁都可以贴。对省,市委都可以,对我们也可以。我们在这儿讲错了话,你们明天也可以贴大字报。贴对了要欢迎,贴错了也欢迎,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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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思想。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听的人有的就改,没有的你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你们这个学生组织有七千人,开始几百人都是“反革命”,培养出那么多反革命,我看省委也就成问题了。我同意谢副总理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是毛主席领导制订的十六条提出来的,你们给省委提了十条,蚌埠提了五条,我看还不算多呢,有的提了一百多条嘛
    工人同志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是<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人和仝国人民一样要积极贯彻十六条要抓革命促生产。由于工厂和学校不一样,学校是停课搞革命,工厂,农村不能这样干。如果停工,火车就不能开了,你们也来不了啦!(谢插:你们昨天看到毛主席了吗?都满意了吧!)人的思想革命化,人掌握机器,通过人思想革命化,促进生产增长,推动生产发展。串联问题和学生就不一样了,机器要有人管,土地要有人管,通过革命,要提高生产。不但革命搞得好,而且生产也搞得好,工人农民就伟大在这里!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没有政治挂帅,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如果光抓革命,不抓生产,帝国主义就破坏,说你们闹吧!饭都没得吃了!经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看来,工业增产了,农业丰收了,两弹上天了,全国人民非常高兴,帝国主义非常害怕。我差不多每天都接触一些兄弟党,工会代表,他们都赞扬毛泽东思想,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坏得很,他们的人民都说好得很!现阶段,什麽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哪国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是修正主义就是别的什麽主义!反正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工农业生产大发展。所以工厂,农村不是外出串联,而是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形式,中央还在研究。学生和工厂的关系,学生可以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结合,首先是劳动,要学习工人农民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学习他们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河北不是有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蚌埠也有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要在农村参加劳动,也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解十六条。但组织形式,工厂怎样搞,正在研究。
    同学们,工人同志们!你们是少数,你们干革命劲头很大,你们要敢於斗争还要善於斗争,你们如何把多数同学,多数工人团结起来,革命的人越多越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敢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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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於革命。(谢副总理又插话说:打人、把人抓起来,这是犯罪、犯法,文化革命有几条是抓人的?)把人抓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如重庆那个,(谢副总理说:作专案处理!)要作专案处理,要作严肃处理!(谢副总理读十六条中“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你们一种也没有,贴大字报是好事,是我们领袖号召的,又没系人、放火,怎麽能抓起来呢
    刘副委员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合法的,至於撤哪些人的职,罢哪些人的官,我们两个人没有权利。(谢副总理:这要经过毛主席,还要经过中央讨论。毛主席最讲民主,你们批嘛!先批判嘛!要敢同错误作斗争!)刘副委员长接着说:你们批判到几类算几类!(谢副总理插话说:要反动群众,要串联嘛!)(有同学问:我们斗争大方向是否对?)谢副总理:你们大方向,批判省,市委的错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刘副委员长插话说:是符合十六条的!)有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最高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国革命司令部,也是世界革命司令部。我们是一般工作人员,林彪同志领导的国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说是不是?(同学答:是)有些司令部不能捂得那么厉害。(同学大笑)我个人就不敢保证,我这个人就是毛病多,有毛泽东思想,有非毛泽东思想,非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要炮打。炮打掉也好,有缺点就要打嘛!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炮打掉也好嘛!(刘副委员长:我也有,也欢迎炮打!)不能借口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炮轰。要麽就打倒,要麽就一炮不放,这怎麽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司令部一点也不能动,这是原则问题!至於下边的小司令部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能放两炮?(刘副委员长接着说:摸不得,偏要摸,不给炮打,偏要炮打!每个人都不能自封,我们的副统帅、总理,他们主席思想举得髙。我们这些人的错误就不少,官、暮骄、娇,都要贴大字报去掉,使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扎根!)应该欢迎炮打司令部,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也打不倒;要是修正主义的,现在不轰,将来也会垮
    (有同学提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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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副委员长:关于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我不好解答。毛泽东思想是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在报纸上发表,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错。
    谢副总理:就是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俩今天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这个人大字不识几个,你们是大学生,我当你们的学生还不够呢!
    刘副委员长:对世界革命也是这样,还是派工作组到全世界去领导革命呢,还是怎麽办?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使毛泽东思想直接同世界人民见面,他们想封锁也封锁不了。苏联人民为什麽对苏修不满?毛主席语录翻成多种文字,他们当成最大武器,好多外国人读语录比我读得还熟。为什麽外国人能按照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呢?
    谢副总理: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有工人提出平反问题)谢副总理:统统要平反,开除是错误的,统统恢复原职,工资补发,这是起码条件!别的我们不管,是在文化大革命这贴了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支持别人革命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自己革命是一样的,毛主席是支持切革命的,特别是革命左派。文化革命就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领导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积极支持革命的。
    刘副委员长:工人要提倡在工厂自己闹革命,以前没说,来了也不是犯法,象安庆那个工人是被逼得没法生存,就来京告状嘛,这不是一回事!
    谢副总理:你们要求开十万人大会平反是合理的。你们今天只来一派,如果两派都来了,还可以多讲一些。他们也会围攻我们,我们不怕围攻。可能又讲我们在后边讲他们的坏话,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如果贴大字报说我们接见了你们,说你们对,他们不对那还了得!又该说我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了!(笑)北京有三个司令部,这一派那一派,我当了几天顾问,还有杨成武喽,刘志坚喽,我们说,我们干不了,我们就不干了。支持一边,另一边就说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两边都对,又是合稀泥了!(大笑)现在,其实是总理是他们的顾问了,每次问题都是总理解决的。前天晩上,三个司令部负责人开会到夜里三点钟。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要讲了,你们可以坚持原则斗争嘛!争取群众,中央支持你们。你们回去该造反就造反,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好干!刘副委员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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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谢副总理,刘副委员长打拍子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再次接见安徽“八·二七”红卫兵时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同志再次接见安徽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合肥工大、安徽工学院、安医、安农)和安医红旗战斗队代表。开始,刘宁一同志先到。谢富治同志因开会後到。刘宁一:我先来了,谢副总理还在开会,没有来,还有什麽意见?
    同学:前天,首长接见了我们四个多小时,今天又接见我们,我们十分高兴。首长教导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论在什麽时候,什麽单位,在什麽范围,都要同那些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甚至迫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首长还教导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锻炼自己。我们坚决将首长的指示带回去,传达给大家,照着做。但是,首长给我们的回答有两个问题还不够明确,一个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我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请首长予以明确的指示。
    同学:安徽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们硬要把我们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秀山联系在一起。
    刘:你们和刘秀山没有关系。(重复三次),刘秀山和你们不是一回事嘛!(鼓掌)我们认为你们是革命的,(热烈鼓掌)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热烈鼓掌)我们不仅这样答复了,我们还讨论过了,还要把我们的意见通知安徽省委,(鼓掌)通知蚌埠市委,(鼓掌)通知安庆地委,(鼓掌)这不是很明确嘛!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研究的。我们告诉你们,反正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为了郑重起见,我们又一道来了,谢副总理还有事,晚来一会。你们贴大字报,就遭到围攻,今後还要贴
    同学:我们按照首长的指示去做,绝不因为首长支持我们就用他们对待我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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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对,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相信你们是敢於革命,善於革命的,团结多数的,革命要越带越大,将来我们希望全国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统统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光少数还不行,事情总有先进落後,学生当中也是这样。後进的不一定是反革命,要带动他们,要相互帮助,相互督促,而且先进於後进是变化的。因此更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同学: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後。”刘:对!
    同学:我们规定了一条纪律:只准挨打,不准还手;只准挨骂,不准还口;吐沫吐到脸上,把它擦掉。
    刘:对!你这个意见很对,我十分赞成,我正想说呢!人家打你,你不打,这就有理了。你们回去了,要是报仇,就想错了,这就不对了。要根据十六条办事,这就不能凭感情,凭感情,就不好办事了。安庆的夏××受了多大委屈,怎麽能凭感情呢?他骂了,是错误的,我不能给他一拳,不能用错误对待错误,要用正确对待错误
    同学:打人有两种,一种是受蒙蔽的,一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他们打我们,我们不还手,他们感到心虚,吓得发抖。通过斗争我们感到主席的思想威力无穷。刘:关于打人,有些人不是自觉的,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相的。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明白了就好了。我们要善於讲道理,弄清是非,什麽是毛泽东思想什麽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麽行为是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听毛主席的话,自己怎麽想就怎麽办,就不好,我们要有高度的民主,谁给我们高度的民主?是党中央给我们的,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但还要有个集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集中。你们要敢想,敢说,敢闯………全国都进步了,绝大多数人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光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少数人只能起带头作用。要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闹革命。
    同学:我们认为安徽省委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葆华还没有改正错误,原来答应开十五万人大会作检讨,以后又不答应,後来又同意,最後还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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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开会,好好消化消化,有错误就应认真作检査,这次会议的精神体现在两个社论上,一个是《红旗》十四期社论,一个是《解放军报》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认真讨论中央文件,好好体会,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思想,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怕字当头,批判错误路线,批判压制革命,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暂时让他们开会
    孙插:大概要开二十天左右
    同学:昨晚家中来电话,说李葆华写了书面检査,但很不深刻,未接触到木质,他只承认组织工人保卫省委,没有承认组织工人围攻学生。
    刘:对了,该揭的还要揭嘛!回去还要贴大字报,上次我讲了嘛!老虎屁股摸不得,越是摸不得,越要摸,偏要摸。(鼓掌)
    同学:反对我们的人,紧紧抓住各级党组织,向我们施加压力。比如党总支书记找同学做工作说:“《红旗》十三期社论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先放後收,是引右出笼!”叫我们青年人考虑前途、命运,把我们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成是向党进攻的右派。我们不是右派,当然就不怕了
    刘:当然随他讲。下面怎麽讲都可以。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有七百万,都是钓来的吗?(大笑)(……未听清)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那样解释,应当按十六条,十六条也没有说钓大鱼。
    谢富治副总理来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一一握手。)刘对谢说:他们就是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一个是问他们的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大方向当然是正确的,你们的组织当然是革命的。
    谢:那好得很,他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实际上他代表许多人,我们跟中央同志,陶铸同志,总理都讨论过了。我们还要打电话告诉你们省委。你们赶快回去坚决站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热烈鼓掌)
    但同志们要敢於斗争,善於斗争,争取多数,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报纸上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人家关起来
    同学: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以后也保证这样做,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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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对,完全对,我们完全支持你们。(鼓掌)同学:他们关过我们,是不对的,我们决不关他们。谢:(扬手)好!(鼓掌)
    同学: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
    谢:好,好学生,对於整你们的一些同学,不要将矛头对准他们,要让他们觉悟起来,要找领导人(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当权派)。
    刘:(对谢)他们(指我们)的做法,只准挨打不准还手,只准挨骂不准还口吐沫吐到脸上,用手擦掉
    谢:(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很好!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做得最好,斗争最坚决,旗帜最鲜明,方法最好。所以成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因此,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这场斗争中,不仅站在毛主席一边,而且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学:我们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办事,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刘:要不骄傲,不自满,永远虚心。
    同学:对!我们坚决不骄傲,一骄傲了,就要走向其反面谢:对,好!这位同学很会动脑子。
    同学:张春桥同志曾对北京的少数派说过,以前他们犯错误了,现在你们不注意,犯错误的可能就是你们了,我们也要引以为戒。谢:我看你们都很讲道理。
    孙:他们来北京没有白住,水平提高了不少。
    谢:前次我们有些事情还不大清楚,还不大敢讲呢!总的说来,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
    刘:(对谢)李葆华还未开大会检査,可能在开三干会,学习
    谢:听说合肥很热闹,你们赶快回去,积极参加战斗,掌握政策,掌握政策就是胜利。
    同学:在运动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刘:十六条就是党的领导嘛!谁按十六条,我们就和他在一块,不按十六条和毛泽东思想,怎麽能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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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许多党组织压制革命,但还把持着领导权,如果选举的话,他们是选不上的
    刘:你讲的是学校吧!在学校里是以文革为领导的,对於其它单位,有的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可以领导的。你们还是象巴黎公社那样,民主选举谢:切切注意!回去,学生斗学生的事不能办
    同学:工作组包办的文革筹委会解散。院校的党委还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判,目前选举条件不成熟。
    谢:马上选出来不行,要通过斗争才能选。
    刘:一时选不出,也不要着急。急了,就各选各的,一个学校有的人不多,但组织可不少,都是合法的
    同学:合肥工人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否合法?刘:这个问题中央正在研究,组织起来了也是合法的。同学:首长很忙,就说到这儿!(热烈鼓掌)
    谢:你们不是要和我们照相吗?上次没照成,今天我就和你们照相,我还带了个人来照相,(此人为新华社记者)
    〖我们又给谢,刘首长献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袖章和“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胸章,然後大家步出外厅照相,照了一张以后,谢说:“再来一张。”刘说:“保险系数大些。”合影後谢对记者说:“多给他们几张。”最後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和首长一一握手告别。〗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李富春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时的讲话
    〖地点:中南海西门接待站。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副主任童小鹏同志、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曹全夫同志。被接见的有:安徽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红卫兵十二名代表和七机部革命群众代表六人。在场的还有: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同志。接见开始时,童小鹏同志首先向大家介绍李副总理。〗
    童小鹏:总理正在开会,李副总理也正在开会,我向副总理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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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总理:同志们要见周总理,总理没有时间,陶铸同志不在家了,谢副总理已接见了安徽“八·二七”革命同学,已背定了“八·二七”组织是革命组织,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下边,我提出我的一些主要看法
    第一、谢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对你们安徽是已经肯定了的,同学们回去好好闹革命,要闹彻底。
    第二、七机部的工人,任何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任何不礼貌、不正当行为,由王秉璋同志向你们道歉,特别是在北京,我也向你们道歉
    第三、同学们表示不干预七机部的事,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准备参加他们的辩论。辩论后,谁对谁错再说,你们不干预是对的。
    第四、七机部有一部分同志十一月七日到中南海的行动是过火的。你们出来劝阻,这是正当的。十一月九日晩由陶铸、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等几个人找他们谈话,认为冲中南海是不对的。当时最凶的是××学院,这是不对的。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住的地方,我们大家就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过去我没有和同志们谈清楚,由我负责。十一月九日之后谈清楚了,再冲就根本不对了,责任就不在我们了。十一月
    九日西门就开了。十一月九日以前西门关过一个时期,关是不对的,不相信群众。关不对,冲也不对,今后既不要冲,也不要关。
    第五、我们接待人员对同学们热情不够,接待不好。这个我们要检讨。汪东兴、童小鹏我们都要检讨,不好的我们要撤换,加强接待工作。对接待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服务态度也要加强。要相信大家,热情接待,我们要和大家站在一块,站在群众之中,打成一片。我们相信同志们能把革命搞好。你们回安徽以后要按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办事,把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你们来了快五十天了吧?(同学回答:我们是九月十四日来的)你们来两个多月了,才解决你们的问题,中央对不起你们,这是我们接待工作做得不好,不适当的。陶铸同志上次已经讲了。今天我再说一次。我们党中央工作同志对你们的问题处理迟了,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吸取教训,对不起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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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同学们不是带着受压抑的心情回安徽,而是带着满腔革命热情、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地回安徽,去搞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来之不易,我们解决迟了。要向同志们道歉。
    (接着是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学介绍十一月七日情况和十一月十
    五日,在七机部发生的被九月十五日以张××为首的一部分人围攻和打成反革命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七机部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五日有人扬言要砸李副总理的柜子,要砸周总理的柜子,这是错误的,因为周总理和李副总理那儿根本没有他门的材料。)(李副总理插话:我是没有。)(安徽同学汇报见附件)
    王秉璋:我昨天晩上的会没有组织好会场,我秩序维持得很不好,会上用了录音,开会说不要录音,但以后没有坚决制止,直到后来几十人对同学们的无理的,错误的言行。我表示向同学们承认错误,我失职,向同学们赔礼道歉。
    我代表我部的部分工人,包括在二院和小礼堂及同学们外出时,其中有个姓王的讲“送瘟神”和姓张的用稻昋楼事件来对你们是不恰当的。先承认错误,运用那个传单是错误的。我代表他们向大家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同学们批评我,我没有叫来张××,说明我以前工作没做好。说明我这个部长是很不象样子的部长先承认错误
    昨天会议开得很不好,同学们出来时,在汽车上,一些男女工人对同学们恶言恶语。因此,同学们对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一片诚心,想开好的!我再一次认错,是我自己的,也代表工人的
    安徽同学:在七机部到处有攻击我们的传单,这不是对我们三十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我们一个组织的态度,还必须声明,张××并不是一个普通工人。
    李副总理:在大街上我也看到了“李富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童小鹏插话:罪魁祸首)我都成了“罪魁祸首”了嘛!革命的路不是通畅的,革命的阻力相当大呀!
    (在谈话过程中,童小鹏同志根据“八·二七”同志的要求,要张××进来,张×不肯来。十二时廿分,张××等三人才进来。)李副总理:你们革命就不怕革命群众嘛!
    张××:我代表“九·一五”部分革命群众请富春同志转达对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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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总理:(点头)一定转达!
    童小鹏:今天不讲“九·一五”、“九·一六”,今天主要解决安徽同学的问题革命群众有错就改。
    张Ⅹ×: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富春同志是否了解?我们的问题清楚没有?童小鹏:安徽同学在安徽受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北京来见毛主席,学习、取经,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很快就要回去了,北京的同志对他们要欢迎,对待他们错了就要检査。
    李副总理:讲错了话就改,做错了就承认。“八·二七”是革命同志,应该热情接待,不应有任何无理,他们已来了两个多月了,他们很辛苫,我们做错了就检杳
    童小鹏:他们是安徽的革命群众,你们却用稻昋楼事件,九月十日一张传单用苏联《真理报》上面的问题攻击人家。他们“八·二七”是革命的,拿敌人攻击他们的东西来攻击他们,这是错误的。张××:我们想提个问题
    学生到我院进行串联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干涉我院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李副总理插话:他们不是指出不干涉“九·一五
    九·一六”的问题吗?人
    家不……嘛
    2、他们给我们定了调子,把我们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右派
    安徽同
    七”事件,“九·一五”闯进中南海,有没有这么回事
    4、这次挑动群众斗群众影响生产责任由谁来负?李副总理:我问你,你是否用传单骂人家了
    张××:这传单我是念了。我不了解,这些材料我是不了解的
    李副总理:你说你认为责任由“九·一六”负,七机部“九·一五”,“九·
    六”,以后辩论再讲。今天主要是谈你们对革命学生什么态度!
    童小鹏:你对革命学生什么态度?安徽同学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完仝是革命行动
    张××: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材料问题引起的。两次到中央来,六号富春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是有压力的。对于“一一·七”说我们冲进中南海,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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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同学去作证,我们说这些是不对的,因此产生了对安徽同学的看法,这是“九·一六”部分人造成的。安徽同学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今天王秉璋再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先检查,而我们说是“九·一六”引起的,这是有分歧的,而安徽同学好解决
    童小鹏:富春同志的意见现在就要解决安徽同学的问题
    李副总理:安徽同学一再表示不干预,第一不干预你们的争论,第二你们争论时他们退场,他们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童小鹏:好商量,今天就是要解决。张××:我们和安徽同学的问题好解决。
    李副总理:(十分生气地)你们好商量,我们退场!
    童小鹏:全国的革命学生是毛主席请来的,毛主席、党中央,富春同志都是热情招待他们的。你们昨天事情的发生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听到你们要砸李副总理和周总理的保险柜,他们反对完全是革命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南海,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
    李副总理:真正革命同志要按主席教导,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襟怀坦白。我过去也犯过错误,知错就改错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既往不咎。十一月陶铸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几个人已经讲了。在讲之前,没和你们交待,由我们负责。十一月以后再冲就是错误的。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你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也要誓死保卫中南海嘛!共产党人就是应该襟怀坦白,勇敢承认错误,勇敢承担责仼,这是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安徽同学:我觉得张××在李副总理面前这样无理,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为了,照顾首长的休息,建议委托七机部处理,我们提出几点要求。
    、承认七机部“九·一五”的某些人,十一月七日在中南海的所作所为是极端错误的。
    、在七机部范围内开大会,公开给“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平反,声明一切攻击,诬蔑“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传单、大字报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当众销毁。3、恶毒诬蔑中伤“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张××必须公开检査,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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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岀来,请李副总理把这个问题交给七机部王秉璋处理。安徽很需要我们回去。但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安徽,我们也要看到全国,我们也要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我们要合理安排人力,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彻底再走。
    李副总理:第一,十一月七日前事件,中央没说清,中央首先承担责任。十一月
    九日说了,我以前也谈了,希望七机部以后不要成千成百地到中南海来了,要派代表来。安徽“八·二七”是革命的,他们辛苦地同省委作了斗争,在这里也作了斗争。不管“九·一六”也好“九·一五”也好,如果是革命的,我们就要支持他们。第二,我希望把对“八·二七”的大字报、传单、录音等说什么“八·
    七”是反革命等不好的东西,由王秉璋负责一律销毁。(王秉璋说,我一定负责,我一定负责。)不要留下不好的痕迹,给我贴的大字报除外,我已经是罪魁祸首了,我不计较,我应该比你们站得高。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拒绝和“九·一五谈话了,这些希望你们注意。
    同时,希望七机部“九·一五”也好,“九·一六”也好,要响应林彪同志号召,学会群众与群众之间开展大民主,学会群众与群众不同意见的大辩论。两派我都是这样说,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何时了啊!将来任务还很重,还得关心国家大事,关系到世界大事,关系到国内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国际阶级斗争。不仅是国内的反修斗争。只有国内反修斗争搞好了就更有力量搞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把革命搞好。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执,要站得髙一点,才能把七机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破私立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我们大家都要革命,我也要革命,如果搞文化大革命还有私心杂念,搞宗派主义,文化大革命还能搞好吗?斗批改的任务很重啊!要把斗批改搞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希望同志们,破私立公,思想革命化,带动我们事业的革命化,七机部的革命化。这样,我们才有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有私心杂念,不襟怀坦白,不破私立公,是不行的。要吸取经验教训,修正错误,所有搞宗派活动,搞私心杂念,搞地下活动,都是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利用这个机会再讲一下,包括七机部党委在内,要真正襟怀坦白,破私立公,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也在学习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干过的,只有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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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安徽革命同学和“九·一五”、“九·一六”的同志面前把观点摆出来了,我说的对不对,请同志们考虑。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资格多老,官多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不能充好汉,都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这些老头子一定学习你们小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不学习,我们就要落后的。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落后了。同志们,要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革命的同志。今天我们就向张××提出批评,我向你提出个问题,你都没答复。你倒向我们提四个(不清),好象你一来,我就欠你的账,同志之间要襟怀坦白
    王秉璋:要尊重李副总理的教导,向“八·二七”学习。张××:李副总理,嗯……我想表示下态度。
    (李副总理和“八·二七”照相。“八·二七”和七机部“九·一六”向李副总理和童小鹏同志赠送胸章、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牌。)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谢富治刘宁一等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谢富治同志讲话
    今天,你们来的有安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造反司令部的,有工人造反司令部的还有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有芜湖的、蚌埠的,大单位有几个,总共一百零八个单位,四、五百人。你们来到北京,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迟。今天我和刘宁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来自安徽的全体工人、学生和全体文艺界的革命同志表示热烈欢迎。(热烈鼓掌)安徽的工人同志们,还有革命师生同志们,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当中的不少人,我们都见过好几面了,大家都已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来了,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好事,增加了力量。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特别是来了一批,到北京五十一人,相当多的人出了院,今天大概也来了,对这些同志表示关心,对这些同志恢复了健康,我们表示很高兴。从这件事看来,安徽的事,在省委领导中,特别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尤其是时间延续的特别长,从“八·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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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廿六、廿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廿四、廿五、廿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反对的,不允许的。我们革命嘛,就是对准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群众斗群众。在这点上,省委是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少,所以工人、学生要斗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应该的,这点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到了北京,听了总理两次报告,江青同志也讲了,陈伯达同志也讲了,你们都听到了,都是一万人大会,都是超过万人的,(对刘宁一说:你刘宁一也讲了)今天我没有什么更多要讲的了。今天我们见见面,希望你们回去,我们支持你们到家里闹革命。你们可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可以留少数人继续解决,以后有问题还可以来。中央已经研究,安徽的问题比较复杂,中央派几个人去调査,派去调査的只是少数人,不能派高级人员去解决,你们都知道,总理很忙,副总理只这几个人,中央文革小组人很少,很忙,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中央要派人去,能解决的就和当地领导、学生、工人商量研究决定,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报告中央。我今天要和同志们、同学们商量另一件事。安徽的多数派,有比较中间的、保守的,但他们中的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来了好久,我们接见你们好多次,你们是知道的,就是不接见他们,(热烈鼓掌)我们还要准备接见他们,你们看好不好?(热烈鼓掌,答:好!)多方做工作嘛!
    我今天要求同学们、同志们做一件事。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了一大批工人要徒步到北京,有的已到蚌埠,和他们商量可以派代表。今天,我同你们商量,前次我和刘宁一在和安徽“八·二七”的谈话中,“八·二七”的革命精神很旺盛,很听话,好多问题容易协商,不知今天有“八·二七”的没有?(答:有。大家举手)你们“八·二七”给我们帮忙,和他们谈谈,还有你们工人也和他们谈谈。说北京很冷,还有一百八十多万红卫兵,穿的衣服又很薄,来了又冰冻了我们很关心他们,我和总理到好几个医院看了。总地讲,你们是革命的。关于安徽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材料。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很多的问题要在当地解决,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安徽彻底贯彻。我和刘宁一同志过去是,将来也还是永远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永远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工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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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斗争了几个月,要注意斗争的一些方法,要避免群众斗群众,在座的也要避免打人,只准文斗,不准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发挥了,只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前天在两万人大会上也讲了,不要动手打人。你们“八·二七”要大大宣传这个事情。那个《重要通告》,不是哪个省的,而是中央的,是以北京市委,以地方形式出现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这样使我们真正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什么时候也不打人,希望同志们做好这件事。
    今天工人来了,刘宁一是专门负责工人的,他知道的多,我请他讲两句,我就不讲了
    刘宁一同志讲话
    谢富治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很重要,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的意见也代表我的,也是代表我们研究的。在坐的不少工人同志,工人同志很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关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正象林彪同志—一我们的副统帅讲的,是思想革命化领导机槭化。思想不革命化怎能领导好呢?文化大革命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生产比任何一年都丰收了,思想通了,怎能干劲不足?特別是我们四次核武器试验,这一次是两弹上天,使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吓得发抖,革命的人民高兴得不得了,真使人高兴。现在继续响应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自己做了还不算,还要带动大家都这样做。我还要补充
    今天我们好多同志受到了委屈,
    你们回去,根本的是认真掌握十六条,合乎十六条的,合乎中央指示的就办,不合乎的就不办,不要凭感情用事。学习十六条起模范作用,革命起模范作用,生产也要起模范作用。你们按照十六条办事,就能站得稳,立得正,就能团结大多数。当然有些同志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在这方面要做好人的工作,你们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人,团结更多的人,把绝大多数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是我们的任务。刚才谢富治副总理交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光荣任务,回去要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好多工人同志,你们要给他们做工作。他们过去艰苦朴素,给国家作了很大的贡献,经过文化大革命,要作出更大的贡献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两段……(读完原文,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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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同志和全体同志们要顾大局识大体。我们的任务相当大。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一个铁打的江山,这个江山要成为全世界的大后方。(热烈鼓掌)我们北京毛主席的所在地,我们中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们青年人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要把自己的私事统统甩到一边,要顾大局识大体。什么是大局就是把我们中国建设好。把中国建成一个铁打的江山,这与中国有关,对世界有关,对世界几十亿人有关。帝国主义、修正主乂敢动我们一根亳毛,老子就把它的狗头砸烂!(热烈鼓掌)
    我们青年人有志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工人同志说的,这就是政治挂帅把政治挂在我们心上,为什么大家不能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呢?何况,毛主席知道我们,特别派人到我们那里去了解,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你们的关怀,你们要振作精神,奔赴前线。文化大革命就是前线,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背起枪来跟它干,打倒他们。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还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团结大多数,要做工作我们要看你们的首创精神,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毛主席最重视、最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同志们也要帮助创造好的经验,中央正在准备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希望大家提意见,这些精神可以和你们的同学、工人也可以和你们不同的组织,反对你们的人讲,怕什么?切不能瞪着眼睛回去,不能堵住嘴不说,不能你揍了我,我回去非揍你不可。上次我和谢副总理与“八·
    七”谈了,你们“八·二七”很懂得抓革命促生产,顾大局视大体。我相信工人同志们也会这样做。中国在世界上是非常光荣的,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因此,外国有很多人说,你们中国人说毛主席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我们不同意,毛主席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好些了,但还有意见。你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我们也读,外国人向我们提抗议,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把毛主席著作用外文翻译了很多,但是还有不少国家还没有用他们的文字翻译,如印度文,德文………。他们说,你们整天说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动力,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看到,但是你们书也不给,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最幸福的。因此,我们要好好干,认真掌握政策。为什么那些反动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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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好学生。凡是反动路线,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东西,我们统统不要学,什么小动作呀,等等,越学越不行。无论思想上、作风上都要破旧立新,立毛泽东思想;破资产阶级文化,立无产阶级文化。现在,我们的风气很好,开会念语录,走在路上也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我们北方有句俗话,“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学、将来学、永远学,我们的子孙还要学。同志们提出问题,我还要讲一下,有一个时期,我们对各地方工人自发组织的问题,一开始讨论未定局,陶铸去了一个电话,只是建议,是有这个问题。到后来,根据宪法,六大自由,四大民主,所以一切革命的群众自发组织都是合法的,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经过讨论的。“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李葆华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是有这种说法。我们是实事求是嘛!不要听谣传。(谢富治副总理插话:谣传嘛,就不要听嘛!)具体问题很多,我们两人不给解答了,因为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我们都回答,可能解答对了,你们回去就不考虑了,说是我们讲的,这不是从群众中来。有些事情,你们大家商量,大家同意了,你们自己去办吧!错了就改,朝错夕改。
    有个同志讲,现在厂里的工人因为支持革命学生被扣工资,一回厂就遭毒打,不能上班,这次步行来京,要求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已经讲过了,也发了文件,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而受打击、扣工资、开除,一律不允许。中央有文件发出去的。(有人问:中央有指示,他们不执行怎么办?)不按中央指示,迟早要倒霉的,凡是在运动中,因为给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律平反,中央支持革命群众是一定支持到底的。(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概就是这些问题,看看谢副总理还有什么问题。谢副总理说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工人还有不敢回到工厂去,被扣工资、遭毒打的你们要回到工厂里,到工厂按十六条闹革命,这是合法的,不准打击,不准扣工资,不准辞退工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是其它的,那是另一回事了。工人是要回工厂的,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按政策办事,就可以团结大多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可以团结大多数,你们的斗争就可以胜利。所以,你们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且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那就会胜利。一切报复、打击都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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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实,中央要派人去看。主要我们还是相信广大工人群众的,相信工人学生的,听说还有农村的革命农民,刚才写了条子,我都忘了。你们有斗争能力,这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不能包办代替,要是包办了,我们就要犯路线错误。工人也好,革命农民也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今天,同志们递了很多条子,我们不会一个一个地答复,答复了这肯定要犯错误。犯错误也不要紧,也不过是检讨,但主要是在群众中影响大。我们就不答复了。接见就是欢迎你们,支持你们的。如果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评,提意见。现在是否可以散会,好不好?再见了
    刘宁一同志又说:
    今天谈了这些问题,不但要向中央讲,还要通知安徽省委。另外,谢副总理讲中央派人去就地解决这些问题,我看大家这个要求能够满足了吧!你们要有信心,相信我们大家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大多数。谢副总理带着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再见吧!
    最后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15,江西省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各位同学
    与你们见见面,这件事情搞得我很被动,答应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组织好,有一次约好了又改期了。我对半工半读不甚了解,过去管得少,特别这两年没抓这个问题,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还抓了几次,还清楚些,去年还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接触了一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了解了一些问题。这么多人座谈比较困难,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谈一谈我的看法,不代表中央,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回去还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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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以后还可以约会,也是座谈,也可摸索点规律,摸索点办法。
    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都有了,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正式半工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半农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的象技工学校,但又不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以劳动为主的,不是以学为主的。你们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放假不放假的问题,工业部门,他们就怕放假,劳动计划不能实现,你们到处串联,当然不放假就不行,这就是矛盾。但这矛盾是一部分,性质也很复杂,你们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当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以后,有些人提倡勤工俭学,当然提倡的不一定都是青年人,有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他们以教育为名,为了升官发财,才提倡“勤工俭学”的。河北省的李石曾,他本来是国民党,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双料人物,是大封建官僚出身的,就是河北省高阳出土布的地方。他提倡的“勤工俭学”,就是利用留学的机会组织一批人到外国去,又留学又劳动,用勤工俭学,来提高他们的名声,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升官发财。因为当时国家拨经费,他们从中可以中饱。收买、影响一批学生,收买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服务的青年们,就帮助他们升学,做他们的党羽,那一种完仝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贫苦的青年,念不到书,又想升学,尤其想到外国去求点新知识。那时“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正在变动的时候。有的当然直接去到莫斯科了,有的要到欧洲去看一看。那时欧洲大战刚完,革命运动在那个地方正在发展,所以的确有一批青年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就是这批有这样思想的青年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国,不过他是提倡的。提佔勤工俭学,主张帮助穷苦青年岀国,一部分直接到莫斯科,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去学习;另一部分去法国,但这仅仅是理想,实际上到了法国,贫苦青年如果真正劳动,他就不可能念书,劳动以后,业余时间念点法文,看点革命书籍就了不起了。在资木主义社会,剥削严重,劳动累得很。当时在主席勤工俭学号召的影响下,都去了,我当时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就收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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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他们认为好的,符合资产阶级胃口的,能为他们服务的青年去学习,有革命思想的,他们是不接受的。一九二一年搞了一个大风潮,就把一批留学生送回来。这里面有我们一位革命烈士蔡和森同志和现在的陈毅同志,就是那回送回来的。当时,蔡和森同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那些官僚怕这些学生,就赶回来了。因此,在资木主义社会,真正又劳动又学习很困难,仅仅是个理想,所以毛主席当时所提倡的也仅仅是个理想,的确去劳动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当然尽管如此,还同时传播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他们不少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革命运动。这个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应该提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新社会怎么教育青年的方针问题,把青年教育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语录上都有的。你们看一看一四二页第一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一切受教育的人,教育成为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即以政治为首,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九五七年讲的,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训练出脱离劳动、阶级觉悟很低的知识分子,变成一批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那不是将来要造我们的反,造革命的反吗?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吗?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吗?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啊!我们的教育方针,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当时被反党分子陆定一只说成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句话当然没有错,但光这两句还不够,因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也可以把学生训练成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了,他也可以仍然在思想上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这是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说:我们青年时代,文化要从封建文化学起,先学封建文化,再学资产阶级文化,后学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是把封建文化底子打好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底子打好了,再学无产阶级文化,再学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变成表面的了。那当然是反动的思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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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过去我们不晓得,现在揭发出来了。所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仍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社会主义觉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话也不错。但你结合可以是在学校里的,仍然是学习、上课,不是半工,不是半农,就是一年,又能订多少日子去劳动呢?只是在教育改革初期,可以使用这个办法。尤其在儿童时代,当然了,劳动更要少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还不完全清楚,这是劳动锻炼,短期的劳动锻炼。然后出了学校门,依然是不熟悉他那个本行的生产劳动。刚才我看你们表里,好象没有石油部门所属的半工半读学校,没有吧?比如拿石油学院这个例子来说,是最清楚不过了。石油学院大概也是六年毕业吧?照我们的规定,大学生每年要有多长时间劳动啊?(教育部长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今年毕业的石油学院学生,他们钶年也搞一个月的劳动,如参加农忙、秋播、秋收,或到哪个工地参加劳动个月。可是毕业以后到大庆仍要到现场去劳动一年到一年半,那才能真正成为个能劳动的技术人员。因为,大庆它是全行,它什么都要搞的,要能劳动,又要能管技术,又要能农业劳动,又要能帮助家属搞农业劳动,到农业战线上去。因此说,上了六年大学,尽管与生产劳动结合了,但是结合得不好,毕业以后还要去学习,耽误了青年这么长时间!这是工科,如果是理科,特别是文科,那你把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学得满脑子,最后学一点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不能那么少嘛!过去又不上,底子又不强,又不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那个影响就很少。没有进大学学文科,他还可能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读了多少年古典文学以后,学了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以后,我看更笨了。这是毛主席常说的,脑子更呆板了,框框更多了,对我们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更看不惯了。你说,他也许每年有一个多月的劳动,但是作用很小,不如他在课堂里装进那么多古典文学,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单这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按主席这个方针办事,不仅仅是不完全,常常会走样子的。可是这两句话呢,我们提过多次,陆定一他都反对,他总给你摆在不主要的地位,甚至于不听不信。这个可以找过去的教育部的文件。这个当然不能是单单地责怪教育部,给教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其实根子在陆定一身上。他对教育部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个教育部的事情。虽然教育部也归我管,但中宣部他直接抓,我管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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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揭发以后才发现的,根子在中宣部,在陆定一身上。本来主席这句话是天经地义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这样,主席总结了多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修正主义就是把青年从小学读到大学知识分子化了,更加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了,脑子里也就更容易装进修正主义思想,滋长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主席在五七年讲的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他,那么一直到这一次,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揭穿了以后,我们才清楚。我们教育出来的大学生,中学生,首先是做一个劳动分子,要改变过去的观念。过去凡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工学校毕业的,那时候还是劳动的。象中等专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国家都包下来了,都是分配或到工厂里做技术工作,或到学校做教职员,或到机关里做工作人员,中等专业或大学毕业的,直接做生产劳动者的,几乎没有,是不是?可能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有的当生产工人、生产劳动者,大学生就没有。所以从六三年起,规定毕业以后,凡是理科、文科的甚至工科的去劳动一年。那么这个劳动,有的工科与本行有联系,象石油学院毕业以后到大庆去,那是跟本行有联系,其它,有些联系的比较少了。不是工科的、理科呀,文科呀,时间花得更多,但是培养出来不是体脑结合的劳动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只是用脑力劳动,很少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很容易生长出修正主义思想来。但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的根子是反动的,因为他岀身于封建家庭,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封建”、“资产”阶级都有。现在揭发他的东西是很多的,使主席的教育方针受到很大的干扰。那么是不是因此这个方针就没有地方实现呢?那也有。
    比如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讲了这段话,五八年就开始在江西办了共产党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江西的省委和省人委就办了。开始,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半农半读的一种典型,主要是农业的,农业里包括有林业、畜牧业、渔业罗。开始国家要投资,但是逐步的做到了有些地方生产自给,学生解决本身的食用问题,至于学校里的教职员的工资或者仪器,还有一些工具,那就需要国家供给(给大家介绍谭震林同志)。从五八年办到五九年,就有了成绩。那时主席和我们正在芦山开会,主席就写了一封信,庆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这封信后来主席想改一改,压下来没发,但是那个学校里是知道的。主席提倡的,所以这是个比较典型的学校,因为范围比较大,江西不是那么一个学校,还有很多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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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所说的奉新是一个分校。现在大概有三万多人了吧!五万了!当然这个典型也还要逐步改进,基本上是半农半读,中等和高等结合在一起,时间短,学了以后,就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同时也可以在农村中担任各种职务,尽量不脱离生因为他可以参加农业劳动或林业、畜牧业、渔业劳动嘛!这是毛主席思想,青年的理想,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才开始实现
    在毛主席那封信上是想在全国各地都试点,可是就在宣传部,是在陆定一的时候压下了。今年开始要批判他了,他才跑到江西去蹲点了,但他的问题已经揭发了不过没有象现在这样揭发。他跑到那里去看看共产主义大学,那完全是做样子的。这是一个试点,当然现在全国不只是一个啦,近两年就比较多了,今天来的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学校都有了。最近你们不是在报纸上发现了吗?毛主席在培养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问题上,有两段话,那是给军队说的,有一段就是给普通学校说的。因为本文件没有发表,所以引了主席两段话,一段话对解放军说的,我就不念了,另外一段是对普通学校说的,也对工厂、公社说的,这可念一念了,这是在《解放军报》发表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也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那么这就很清楚了。工厂的工人、生产者,也要学点军事。比如说,搞民兵,军事训练。学习政治,那就更不用说了,政治挂帅,学毛著,读语录,群众来掌握毛泽东思想,把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文化,业余可学各种文化,青年工人抽出的时间多一些,中年、老年有家庭的一些事情,社会活动就少一些,总可以学几种文化知识吧。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搞的“四清”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搞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更深入的阶段。“社教”中的四个建设,就有思想建设(政治思想动员)、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组织建设四项。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就是有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有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例如在北京统统要兼搞农业,那个土地哪儿来呢?上海、郊区都是挤的满满的公社,当然城市的工厂不能兼搞多少农业了。所以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象大庆,它是一片草原嘛!就可以搞了,又如象你们黑龙江来的。在矿山,在伊春的林场,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搞些农业的。抚顺来的,抚顺的附近也可以搞些农业。旅大来的,就可以搞些渔业。工人当然以工为主,劳动为主,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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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也搞些其它生产做辅助,尤其要帮助家属。因为我们总要使几个小的生单位变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小社会。就是它不仅有工业生产,还附带着有一些服务性行业,如供销合作社或者服务性行业、医院,还要有学校,附设的学校。工人本身已学工了,劳动了,他也学一点军事、政治、文化,也搞一点其它劳动,把家属也组织起来,那就成了小社会了。
    现在新的城市具备这样条件的比老的城市多一些。哈尔滨有三个电力厂,搞电力设备的,那他那个地方就可以搞,附近是郊区,家属就可以搞农业,就可象大庆那样搞。旧城市有新发展的话,富拉尔基,这个地方都可以这样搞。河北省也有很多嘛。南方土地紧一点,有的地方还有些余地。这是讲工厂的,你也要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但以工为主。第二,主席说,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是这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说,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可以办小工厂、小企业,资金积累多了,收入增加了,也可以搞自己的拖拉杋站。暂时自己搞,不一定要联合起来。要国家搞,将来几个社可以联合起来,办集体的其它小企业。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农村中搞四清。在工厂里头、农村里头,现在正搞四清社教运动,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阶级斗争发展到现阶段,应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了。
    下面就说学生。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兼学别的科目的意思不单要学文化,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学习工业劳动,学习农业劳动,学习军事训练;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中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以这个为纲,为中心,还以这个为重点。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大学何必要五年、
    六年?根本不需要,或者二年半、三年、三年半就够了嘛!现在还是斗批改的初级阶段,要通过你们的学习,你们的革命,将来再改嘛!大中学校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仅大学学制要缩短,我说的二年、二年半、三年、三年半,中学学制也要缩短。大学最难的学科到四年就了不起了。如医科嘛,也要缩短
    现在还不能作定论,要经过大家批改以后,因科制宜,各科系不同。中学学制也要缩短,小学学制也要缩短。现在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六年,三六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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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岁上学,二十五岁以后才毕业,再劳动实习一年,起码二十六岁才工作,有的要到卅岁,青年时代完全消耗在学校。我们不是说吗?过去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去学习,有些知识分子就是“三门”千部,离开家门到学校门,由学校到延安来念书,开始上抗大,然后上党校,然后上马列学院,这八年都在学校里,然后从学校门到机关门,就做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仝国解放了,仍然在机关里。他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也许偶然地去参加农业劳动。譬如说,延安搞生产运动的时候,他也参加种点地,搞点粮食出来,但那是临时的一种动员,不是他真正的劳动,过了他就丢掉了。他真正的就是从家门进校门进机关门。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我们开国以后到现在,十七年了,加上在延安八年,七八一十五,廿五年了,到延安就算十五岁的青年,到现在也是四十岁了,可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可以写一些马列主义的文章,但真正到了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场合,他就动摇了。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过去,在学校、在机关写文章不错的人,现在可变成犯错误的,甚至犯严重错误的人了,甚至是反党分子。这样的人根本与实际斗争没有结合在一起,没去锻炼。他可以说廿五年的生活就纯粹是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搞别的,不经过劳动锻炼,阶级斗争锻炼。军事、政治运动、这都是阶级斗争的锻炼。劳动锻炼就是学工、学农、他们就没有这两个锻炼和科学实验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做个知识分子还常常需要经过一些科学实验,这就更好了。不管你搞工、搞农,都要科学实验,搞生产都要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这三大革命的锻炼,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尽管你参加了革命二、
    十年,仍然可以犯修正主义错误,仍然可以接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主席说的,在学校里学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当年在延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是局部地区。现在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了,就是要全盘考虑,从小学起就要改革。小学五年合适不合适?一贯制好不好?中学也是五年,或者一半一半,中学三年,小学五年,八年算一贯,其它三年就进专业了,这些都在研究当中。总之,在这次学校斗批改当中解决这个问题。主席是给了我们这个方针,主席这个话是说在今年春天五月的时候,(教育部长插话说:五月七日)凡没有公布的,教育部长就不应该说。所以底下贴的大字报,许多不是主席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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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东西,底下传的,我们这里也要负责任,都说漏了。要有书为证,没有日子嘛。
    这点也提醒大家,陈伯达同志在北大不是有一次讲话吗?陈伯达同志说了,主席要他说的嘛!主席的文件,因为今天不是作为中国,一个国家、一个党的事情,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共产党、左派共产党的问题,所以必须是主席授权的,在我们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广播电台正式宣布的,人民出版社正式印刷发行的,这才算主席的正式文件。传的、抄的不能算。现在传抄主席的文件、诗词可多了,我们收到了好多,要我证实是不是真的?我怎么能回答?你一回答就把主席没有公开,没有发表的,不就发表了吗?有的同学也很敏锐,他有一首诗,他就问我是不是,他说这里头有两句不象,其它又象主席的,还要我证实一下,我如果不能证实,要我问江青同志,我就把这件事压下了,不答复。因为你一答复,就证实有无,你如果说这两句不是,其它就是了,这两句不是,你给他拿两句,这不等于被问岀去了吗?这是不能回答的。我可告诉你们,主席不赞成传抄出去,不管你有无根据,是否符合实际,不管如何,我们概不回答,因为回答就是正式文件。报上登的,新华社广播的,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那是正式的。所以,这两段话只说毛主席说,是在《解放军报》上八月三日发表的。因为主席有些手稿,他经过再三再四的斟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有封信,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又收回来了,没有宣布嘛!我就不能随便谈,这件事情可证实有这件事,但是咱们不能说内容。因为主席再三再四考虑,绎过工作的实践证明,他的话恰当了,或者还要补充修改,才发表。主席每发表一篇东西,都是经过再三再四慎重的考虑,很多手稿他现在没有发表。他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就是不能照现在这样的教育方法搞下去了。现在这种教育方法就是越读书,时间越长,这种方法越脱离实际,越脱离阶级斗争。我们不是有很多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弟吗?在劳动家庭里的孩子,或许劳动观念比较强念书多了以后,这个观念反而淡薄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还存在。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是说,尽管一个学校的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多,但是他的主导想是资产阶级的。学校的教育方针受他的影响。那么他教出来的留校的学生也是跟他一样的。尽管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教育出来的青年,就是从一九四九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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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毕业的,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反而跟老教授一样,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发展起来了,甚至巩固起来,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了,看不惯了。这是不利的。那么这些人再继续办教育,还不是照本宣读,照样子,这是不行的主席这段话就讲到,在军队里要搞这个学习,还要把这一号召联系到工业劳动方面,农业劳动方面,那就是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底下说到商业,服务性行业,党政机关部门,凡是有条件的也要这么做。我们可以看出来,主席的这个想法,主席的思想还是在逐步提高,逐步地具体化。所以单是一个半工半读的思想,还不能把主席关于教育思想的全貌说完全。还是应该拿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一段语录,我刚才念的那一段,那是要我们教育批德、智、体三育都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今年我们改组了中宣部以后,首先宣布了教育方针,就宣布了大学生毕业了,如果你要国家分配的话,那你就要听国家分配你到哪一方面,哪一条战线上,你都要去。不能说你毕业了以后,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可能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这样才可能把我们知识分子,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不会体力劳动的、没有很深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而恰恰相反,这次就宣布了这个方针。至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那就不在里边了。你们的目的就是为把白己训练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当然,在劳动时还不提升为干部,而是经过劳动锻炼,阶级斗争的考验以后,优秀的、政治条件强的选拔为干部。林彪同志有三个条件嘛!所有干部,不仅军队如此,一般的干部也应该如此。合乎这样条件,当然就可以由一个普通劳动者提升为干部。但做了干部,依然要能劳动。比如说,现在规定在公社里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统统要劳动,公社的干部也要能够参加一部分劳动,将来总要走向不仅公社的干部,机关的干部也要有定时的劳动,而且劳动就成为机关里以工作为主,但是兼搞工业或者农业,这样的种。每个单位就变成一个小社会,不是孤立的,都是综合性的但是有主有从学校里以学为主,工人以工业劳动为主,交通以交通劳动为主,农业以农林牧渔劳动为主,兼学其它,兼搞其它。学生是以学为主,但是也要学会劳动,为的是将来出来了可以做一个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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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方针,只有把毛主席这个五七年跟今年所说的话结合起来就懂了。只有主席这个方针才合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整个时期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将来再前进,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方针就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就是要消灭三个差别,各行各业的差别都要逐步缩
    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各行各业的差别都要缩小,而不是扩大,以便将来消灭这种差别,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所以,这个教育方针跟学制,还有教育制度,要彻底改革,这个改革有待于你们。我们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这方面应该最彻底改革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重点。十六条不给大家写上了吗?十六条第三条:“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所以,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也是个重点。不仅把学校里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每个学校都是有一小撮的,也可能就有一些学校没有,仅仅是一些个别错误或者某些错误,不是那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能把全国大、中小学校,大学是五百多所;中学是一万八千多所,加上半工半读、中等技术、技工学校接近共三万所;小学连半耕半读的都在内,一百四、五十万所。这就是说这么多的单位,而人数,小学生一亿二千万人,中学生一千四百多万人,大学生
    七、八十万人,这三个数字加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学校,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找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当然不能,这样武断也不好。我们现在是经过调查了,你们现在还在斗争当中嘛,有的炮轰过了,有的炮打得很准,有的也打了空炮。一发空炮都没有打过,每炮必中,那也不见得吧是不是?不可能吗?因为革命一起来就轰轰烈烈,把个别犯错误的也当为犯路线错误的,把犯路线错误的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打,有的打中了有的没打中。所以,即使如此,也是一小撮。那么,这一步的重点,搞完以后转入社会的斗批改罗。中学比大学来得快,你们也参加了,搞完以后,还要回去搞学校的斗批改嘛!大概批跟改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真正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在大学多一些,那就是批一本书,需要时间,也需要大学合作。大概中学的批就是批判一些教育观点,批政治上的错误,跟改革结合在一起。
    教育观点一到深入的阶段就要改革,包括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也要改革。到底怎么搞得好,这需要你们回答这个问题。要实现毛主席这个教育方针,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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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的时候是以学为主,必须兼学其它,而且其它里面就是有劳动,或者工业劳动,或者农业劳动,这是不能少的。因为这与你们将来毕业后的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时间是不是要这么长,要根据你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证明。总之,你们比那个全日制的学校、中学校、大学校不同一些,在这方面比较好改革一些,因为你们已经半劳动,半学习了嘛。怎么把学制和教育制度改得更好一些,你们比全日制的大中学校容易,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利的方面,不利的就是你们这个学校有些被劳动把你们扯住了,不是以学为主,而以劳动为主了。我就知道你们这里边来的有工厂附设的学校,名字叫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劳动为主,学习为辅,是不是这样子?(众:是!)据我知道的,噢!不一定都是,我也没有普遍调査。
    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工业部的?噢!陶鲁笳,你经委的,他们就是强调劳动重要,总跟我说,全放假就不行了,影响劳动计划。本来劳动计划没有把半工半读在计划里边,是不是?一般不在劳动计划,我们计划上也没有这样计算的,教育部也没有这样计算的。可是各部门或者各个厂矿他们在这儿开后门,名子叫半工半读实际上还是等于收了一批学徒工,是不是?(众:是!)这是我听到的,我还没有去看,就是这样变成了学徒工。那末,劳动计划没有,他搞了一批学徒工,当然人家不许可罗!但他又不是半工半读学校,他向教育部报告,教育部一听他多个学校,还不高兴嘛!又不要他的钱,又不要他的经费,在他那个成绩表上有所学校,是不是?劳动部也不要他花钱,他也说劳动经费内没有这一笔,所以他也不管。可实际上呢?生产计划就要受影响,因为他要超额完成这个计划,就要依靠这批学徒工,但又不算学徒工,学徒工是劳动计划上有的呀!他是办学校,他从他的经费里、工厂利润里抽出点钱来办的,实际上是一个。因此,我来个放假闹革命,就等于把的计划冲垮了?我看这是件好事,就暴露了我们厂矿部门总想开后门,不走大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跟报告的不符合,因为报计划批不准,你要增加劳动定额不行,你增加临时工也不行。劳动定额包括固定工和临时,不是有的你们闹文化大革命给劳动制度提意见吗?统统叫固定工,不能叫临时工,这个也不那么正确,这个将来可以辩论的,我今天不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工程需要临时工,工程完了就没有活干。譬如在农村里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比如我们到农村附近搞工厂,搞基本建设,除了基建的基本队伍以外,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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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技术力量的以外,一般的粗活,可以在农村中找临时工。农村人口多的地方有多的劳动力,他可以搞一点工业建设,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有啥不好,这是工农两利嘛!你何必反对临时工。城市一些工厂有些活是临时的,比如工厂有一大堆的工作服,如矿山或杋械厂的工作服要洗,拿到洗衣房去洗比较贵,要找一批家属来洗,那就比较方便,家属也可以增加收入,工业支出、全民支出、国家支出也不至于太浪费,公私两利,有什么不好?那些在家庭本来没有活的,做点临时活也很高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否定临时工,是不太了解我们今天社会的分工情况。
    青年们说这话我们一点不责备,可以允许你们说错话,要不允许你们说错话,你们就不敢革命了,你们不信想一想,你们能够说一百句话,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吗?我都不能保证我今天的报告,我是临时给你们讲的,我到底有多少正确,反正我不至于把方冋说错就是了,话就难保了,你们能够想象嘛!你们闹革命,每个对国家建议都对嘛!允许你们犯错误,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能对每件事都来个最后通牒,这个最后通牒,是对待敌人嘛!如果是自己人,不需要最后通牒,是不是宣战才叫最后通牒,或者我们对帝国主义警告,来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对帝国主义也不能常用,得有效。比如我们给卬度,在锡金边境,他们进来了,我们限他三天之内退出,后来延期两天,两天还没有到,他就退出去了。有效的我们才最后通牒,我们就搞过那一次,其它都不用最后通牒。这是对印度反动派用最后通牒。对我们自己怎么能用最后通牒呢?毫无商量的余地了吗?最后通牒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你们用,如果你问我,我还是不赞成的,我讲的是道理,或者我们没有商量余地,或者你们自己失掉信用,最后通牒,人家不理你,最后也是无效。当然啦,有的地方也可以用一下子。比如那些资本家的旧东西都要拆下来,那最后通牒有效,那是对待敌人的,敌对的思想,破旧立新,那可以搞,这点有好处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牒,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牒,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一般的说错了话是许可的,因为你们不可能每件事都弄得那么清楚嘛!
    所以,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他们就想利用,等于一种临时工、学徒工,这次就暴露出来了。北京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刚才看看你们来的也有这样的学校那怎么办呢?现在工业部门和工厂,跟我们要求这部分同学恐怕要回去劳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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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好,我们既然宣布放假了。我们从以学为主这个角度考虑,只能放假。以工为主,当然就不能放假。放这么久了,我看这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主席这段话就清楚了嘛!你既然叫学校,不管你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日制、半日制,你总是以学为主,这点要肯定,因为你要经过学习,发展德、智、体三育,要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以学为主,又搞工业劳动、搞农业劳动,又要兼学其它,学军事,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你们今天还是学生嘛!他又不能说你们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不是学生,是徒工,他又不敢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呀?如果他招的是学徒工,你们就没话讲了,你们是去学徒吗?那就是在这个工厂范围啦!叫半工半读学校,那就得放假闹革命。(鼓掌)陶鲁笳,我破坏你的计划啦!(鼓掌)但是我也另外给一条出路,他说有人愿意劳动,工厂又需要劳动,如果确实双方愿意,那就把这部分改为学徒工,以工为主,兼学习好不好?(众:好)由他们自愿去解决嘛!他可以叫做学徒工,凡是学校,不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日制也好,统统以学为主,凡以学为主的学校,都要放假闹革命,我这不是命令,我给你们说个道理,命令就要起草,你大字报可以贴,但大字报还不能说命令,哈……。如果哪个工厂里还需要一部分学徒工时,都是首先向半工半读学校里问,如果有一些人愿意做学徒工,你也要尊重他们的自由,尊重他个人的公民权利,当然还没到十八岁,还没有选举权,但他总是一个人民哪,你不能干涉他,他愿意去做学徒工,那他就转为以工为主,兼学其它了。是不是?首先决定于那个工矿需要招学徒工,因为你半工半读不等于学徒工了吗?把它取消了嘛!你的劳动计划完不成了,他就需要找学徒工了,是不是?这应该许可他嘛!跟你们没关系,不过呢?允许一条,当他收学徒工的时候,你们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有自愿转为学徒工的,那他首先要吸收你们,优先使用。你们不愿意,他不能有任何强加,如果他强迫你们,你们可以告状,这个他也不会的,他知道这个,他另外有了一条路了,他也不敢来碰了,现在他也不来碰你们,给你们有一个选择权,有些人就是要愿留那里把劳动搞好,他愿当工人,愿做学徒工,然后再做工人,是不是?你不能说你们同学里没这个。你也不能强迫他,要他闹革命,非来不可,他要去劳动了,你就说他是修正主义,这也不对嘛!工人以工为主,兼学嘛,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嘛,也要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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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从事农业副业生如大庆油田一样。
    所以你们也不要干涉他,这首先给你们另开一个门,是大门,不是后门,他会找到学徒工,当招收的时候,你们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有自愿的,他不愿意竞继续半工半读了,他要去当学徒工,就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搞一搞文化大革命。工人一样要搞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工为主,以劳动生产为主嘛,你不能干涉人家,优先使用,就是给你们双份权利:你们要决心留在半工半读学校闹革命,那是你们第一个选择,谁也不能干涉你。你们如果愿意转为学徒工,愿意以劳动为主,兼学其它,兼搞文化大革命,那他不能把你们第二个选择权利剥夺。就是给你们加个帽子“右派”呀,“修正主义分子”呀!这个不应该。因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上的选择嘛,你们说这个对不对?(众:对)
    是啊!你看两个都赞成了,这不就解决了吗?(众笑)那陶鲁笳的问题就解决了。大概就有一条,国家增加一点支出,是不是?(众:如果同学全部被工厂都招进去了,怎么办?)他本身要以劳动为主,你们不能干涉人家,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靠半工半读,靠全体的。我刚才说,一千四百万中学生,如果有那么一个半工半读学校,假如你(指学生)这个半工半读学校,有四百人,若半数人当学徒工还有一半人闹革命,那怕什么?四百学生中有三百九十九个当学徒工就剩下你个人,那你一个人闹革命嘛!(热烈鼓掌)以学为主的放假闹革命,任务更重些,以劳动为主的闹革命,担子就轻一些,但劳动担子就重了。加在一起,担子仍然重
    半农半读学校以学为主,农业生产是附带的,如果耽误半年不参加生产,不影响农场的生产,劳动力差一点,大家挤一挤,回去后可以加点工嘛!应满足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东北农场,江西某些农场,底子好,不影响生产,应该允许放假半年闹革命,另外一种情形,一开始招收半农半读学生以他们的劳动为主,解决生产问题,秋收也好,春耕也好,会受到影响,并且影响比较大,我不晓得是不是全部离开学校到北京来啦,看来没有,因为我们答应中学只能十分之一来北京,其他留在学校闹革命。你们这是新的教育制度,将来学生能生产自给。这样你们如果有了底子,劳动稍受点影响不大;放半年假如果没有底子,靠他们开创,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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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就要物质基础。我想这一点如果学校党的领导有革命精神,就会把时间安排好,让十分之一的优秀代表来北京,其它留在本地闹革命,农忙时帮助收割,农闲时帮助别的学校闹革命,实际上组织好了,是不会完全使农业生产停顿下来的。
    你们中学应该来十分之一,实际超过了……现在北京来了一百五十万人,你们不走,人家就来不了啦……。不是生产自给的,农忙时可让别的学校帮忙,这个问题好解决,学校领导应该懂得领导,如果他不懂得领导,不仅这个问题,就是革命问题,他也要怕,也要压嘛。你们要革他们的命,那是另一回事了,这不是我解决的问题。你要革命,到外地的才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在本地闹革命,在附近闹革命。农忙时,可让别的不是农业学校的学生帮一下子嘛,这完全可以解决,阶级斗争要互相帮助,生产斗争也要互相帮助。你是那个县?(答:双城)你总不是一个学校吧!
    你们半工半读学习中的补贴应该照发,你们不劳动,工资是不是全部发?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学徒工的状态,不是半工半读,如果你们是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学校,第一劳动不会那么长时间,第二工资不会那么多了。半工半读顶多是补贴,不应该全劳动。八小时劳动还学什么?也许三小时,四小时。那么工资不会那么多了以前欠的工资应该照发,工厂的,可由我们经济委员会通知他。我只打算讲这几个问题,我们经委,农办还要进行讨论
    以学为主就是放假闹革命,以工为主的就要转为学徒工。第一选择以学为主,就要放假闹革命;第二如果愿意多拿工资养家就选择学徒工,就要转为以工为主,同样还是闹革命,但是劳动为主,这是工业罗。
    农业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有生产基地,不靠你们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可以给你们继续放假半年闹革命,回去将来再好好劳动。
    农业忙的时候,如果中等学校十分之一的人在外头,十分之九的人在家里,搞点劳动大部分闹革命还是许可的,如果纯粹靠自己学校来搞一个生产基地,那个情况就困难一点,可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刚才我给那位同学说了,他是双城的,以农业为主,他们出来不是只有十分之一吗?顶多十分之二吧到外边串联,也还有十分之八在家里。还可以半劳动嘛!半闹革命,因为他有生产任务,如果忙的时候,别的学校还可以来支援他们。具体解决还要靠个人解决,我们只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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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方针,具体办法要靠各地方,因地制宜,原则我是说了,这是我要和你们说的第一个主要问题,你们半工半读,凡是以学为主的,允许你们放假闹革命。你们好的条件刚才说了,就是你们已经参加劳动了,有劳动锻炼了,现在你们多个社会锻炼,是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搞思想革命,搞学校的斗批改,搞社会的斗批改,把这个思想革命也推广到社会上去,不但在学校中,还到社会上,就是革命串联罗!
    你们已经开始被培养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合乎主席的一九五七年的教育方针的要求,正因为有这有利条件,因此,你们不要把劳动看成是一个负担,我现在首先讲,要给你们时间放假闹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这些都讲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举起,这个都说过了。我现在说第二个问题你们的有利条件,就是你们得到劳动锻炼了,你们不应该对劳动锻炼产生反感,你们应该对他们办得不好产生反感对不对?(齐答:对!)哎,这点你们首先热爱劳动,因为你们得到劳动的机会了嘛,跟那个没有劳动的全日制、半日制、中学、大学不同的多嘛!你们的优良条件就是这个条件,只是因为他们办的不好把你们变成为学徒工,或者应该放假也不放假。你们闹革命,他们就拿劳动把你们圈住,不让你们出来,或者克扣工资,这个多不好,这个应该批判,因为在斗批改的范围之内,应该斗他、批他。但是你们自己具备了这个劳动条件,有了劳动的本领,有了劳动的本事,这应该引以为荣,这是自豪的事情,不要感觉这是个负担。不过你们现在暂把劳动停一停,到社会上串联,来推动文化大革命。但你们不要把最有利的好条件忘记。克扣工资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今天以前克扣的工资,我们应该告诉你们工厂,照数给你们,那是他们对你们的一种压力,是错误的。但是你劳动了是光荣的事,是自豪的事情,因为你们教育那些不会劳动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三大革命就一齐搞了,所以你们如果到外边串联,应该负责宣传半工半读的好处,有利的方面
    当然,现在学校制度,你们应该批判,不然为什么要改革呢?我不是已经说了连你们学校都要搞斗批改嘛!但是能够半工半读还是个好事情,方向是好的,是毛主席的方向。但是你们这个学校的制度、办法,特别是工厂办的,把学生变成学徒工、临时工了,那是不对的,应该批判。现在北京有不少的全日制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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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但是半工半读的学生,你们的呼声反而不高了,我觉得你们要把这个劳动的呼声提高,你们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生,你们比他们就进了一步了,你们懂得生产斗争了,当然,你们学得还不那么精,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一辈车的事,不管那项斗争都是一辈子的事情。阶级斗争搞一辈子,生产斗争也要搞辈子,科学实验也要搞一辈子,如果我们这样,才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漒国。你们能够掌握了三大革命的机会,那应该是光荣的。……要使全国学校都能走你们这个道路,都应以学为主,兼学其它。主席的这个方向就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劳动者,出了学校门,学校毕业以后,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你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阶级斗争经验丰富起来,又在这个学校搞些文化,又能学政治,政治嘛学毛选嘛,那是在学校里学了,在斗争中学了吗?政治也强了,文化也有了,社会主义觉悟也高了,文化也高了,你们自己具有了劳动的本事了,你们一出学校门,就成为个坚强的劳动者。但这只能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你们的呼声要高一些应该把主席这段话,一个是五七年的教育方针,一个是今年八月三号《解放军报》发表的这段话,应该强调起来
    你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现在你们那个学校
    办得不是主席所希望的,要改革,所以才改革,才批判,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跟你们说的。
    具体的规定,我们只能照今天所说的,变成方针性的几项规定,比如教育部,农办、经委,他们会在一起搞那末几条,具体事情要靠各地、各省因地制宜地去搞。你们回到学校里要进行斗批改,要把这个学校办成以学为主的,兼学其它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至于是叫共产主义大学或劳动大学,名称关系不大,主要是看内容。就是要看实质,名称是小事,不叫半工半读也可以,叫工读学校也可以,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看内容。但是要改革好,这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践好了的,经过半年,总可以实现,这样你们就在前头了,教育改革上,你们搞些典型出来。感谢你们,现在和你们接触了,才知道你们的一点情况。农办、经委要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主席教育思想实现,需要一个改革的过程,实践的过程。现在很晩了,不能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你们讲了一些问题,我也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能光听我的(总理笑着说)。就讲这么一段话,你们的中心题,是要实现主席的把青年都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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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是第一批接受这个实验的学校,今天你们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你们回去按主席的方针,按这两段话,好好把它熟读,掌握运用,那就为贯彻我们的教育方针树立了新的典型,树立了新型的学校我讲完了。(热烈鼓掌)
    学生问:半工半读师范学校将来怎么搞?
    总理:现在放假了,将来嘛,也就是半农半读,可到农村去当教员,半工半读,将来可以到工厂去当业余的或半工半读的教育员,所以师范学校一样可以搞半工半读的。
    县以下的学校在县里闹革命了,当然也可以到北京,现在十分之一的来了,除这以外,可以到附近去串联。
    我们现在想提一个新问题,刚才我说了,全国中学生一千四百万,十分之一即百四十万来北京,现在到北京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外省没来的,按规定只有几十万了,恐怕按现在的趋势,一百万也压不住。我提一个问题,十八号你们看到了,那么长的队伍,很不容易组织,总得说你们搞得次序很好,也不是都看主席看那么准,但总比在天安门强了嘛,近多了嘛,从天安门经东环路、北环路、清华园的南边,铁道线外发生问题了,有一段没组织好,临时把他们安排在那里,不够五百米,都是外地同学,没有组织好,没有我们北京干部帮助他们,无论如何他不让开,在五百米的地方,花了二十分钟才分开,这样主席才回来了,这是美中不足的。不要紧,总有一些缺点嘛,有了经验教训,以后不会再这样。我们的领导同志都很担心这件事,我们身上都出了大汗。如有一个坏人就出大乱子了,谁敢担保,当然我们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革命的,但总有一点坏的嘛,但可一不可再,那么以后就不能这样做了。一次见一百五十万人是不可能的,在天安门上接见,一定看不完全的。主席中间要休息,一回去就看不到了。曾想把天安门象拉洋片似的来一大堆人,主席见一下子就把人搬走,再来一批。那么百五十万人八小时也不行,还得不停象你们山东拉洋片那样,(众笑)那多累呀!按规定三、四十万就行了,但实际一调査,同学跟老师不止十分之一,你们那儿学校来多少?(答:十四万)百分之二十就一百万要去二十万呢!三百五十万那怎么能解决?北京还得来一百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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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今天起,今天二十二号,也就是现在起到二十五号只出不进,停止进北京,没法招待,你们住的地方也感觉到了吧?可做证明了,你们回去可以讲嘛,停几天再来,就是再来按百分之几也不得了。因此,就是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毛主席对每个新鲜事物都抓起来了,第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首先出现了红卫兵。开始只提文革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我们抓到了,“八·八”决定是这么写的。可是在六至七月,清华附中就组织了红卫兵,我们就抓住了红卫兵,主席称赞了,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上了天安门,还有外来的。从那以后红卫兵向全国发展,冲向社会,全国各地实行了革命大串联。八月下旬主席抓住了这条,提倡红卫兵大学解放军,用文斗、不用武斗,讲政策;秋收到了又提倡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林彪同志早讲过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红卫兵冲向全国了,就要到处打一炮看,有的打中了,多数没打中,打一下有好处,好的不会被打中嘛。不怪同学,应该打一下子,领导干部应该经受住这个考验,这是炮打司令部的问题罗
    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有中间派,不坚强的,动动摇摇的所以你们炮打得多一些,打一打也好嘛,打才坚定了。当然也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九月下旬到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红旗》十三期社论、《人民日报》十月日社论讲了这个问题,这都是一件件事实出现了,中央抓住了,毛主席抓住了。现在抓住一个什么问题呢?抓一个红卫兵长征,用两条腿不靠动力,靠自己的热力。你身上有动力,何必要用车辆、轮船等动力呢?那是物质的,那一下子失灵开不动,就走不了。人的动力,身体就是一个完备的工厂,有动力,能运动,有手有脚,五官四肢都能起作用。象长征一样串联,这样就变成了宣传队、播种机又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你们进行这个长征式的串联,那么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县以下的问题就解决了
    明天要报导,以后还要宣传,现在只有一个例子,上海的一批已经走到沧洲,继续前进,还没找到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恐怕已经过天津了,还在打听,他们人数多,路远,也值得推荐,这又是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这个问题解决了串联的问题会造成一个新阶段、新形式。他从你那里过也就和你串联了,城乡就无区别了,到那时候就要改变规定了。我们革命是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出现新事物,所以我们许多规定也要不断改进。林彪同志说过一句话,我们有的事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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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令夕改,早晨发表的命令、决定,如果错了晩上就改。新生事物出现,才能提倡起来,当然抓得快一点,经过试点。不过有的时候,青年朝气蓬勃,我们一提全国马上就响应了,所以要作准备。今天不再谈了!
    为了加深和你们半工半读谈话的深刻印象,还是把主席语录再念一遍。(总理带领大家念语录一四二页第一段。)主席给林彪同志信里的一段话“……又要学文
    学工”,如你们学校按照毛主席这样的教育方针、方向做下去,当然那
    样的半工半读学校,是万岁的。
    (最后同学提了几个问题,总理未答复,待农办、二办、教育部、国务院、中宣部联合组成小组共同研究。)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对新疆的同学说)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你们放假闹革命,还早嘛,你们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已指向江西省委,你们是十三个院校参加,问题要解决,要检査错误。各省、市委在北京开中央全会,江西省委是要很好地进行检査,革命是长期的,江西省委回去是要检査的当面对你们回答。对江西我没有多过问,有些是新的,有的我知道了,你们不要担心,留一、两个人就可以。全国大学有七、八十万人,中学有一千四百万人,设联络站有困难,你们留一、两个人通通消息,不够,大学留一个,中学留一个工人留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要宣布、传达。八月十八号接见,二十号就冲出去了。中学比你们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红卫兵,一下子就传到全国各地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干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当然开会允许他们把会开好,认识不一致就不好,帮助他们革命,要与人为善嘛!总不能一棍子打死嘛!你们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回去要有能耐,允许他们把会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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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来的,三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有理。十八日主席接见,
    十九日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红卫兵,毛主席抓住了,革命串联,毛主席也抓住了。炮打司令部也是中学生搞出来的。打有好几种,看你怎样打。总有点怀疑,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是黑帮,总是要暴露。打错了没关系,只是打了两门空炮。就是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但非要打成黑帮,就未免主观了。在问题没有了解以前,保了上级,保了工作组,错了要允许人家改。怀疑是对的,一般来说,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批判,可以怀疑,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指给革命同学)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们的暮气,但一冲他们就怕,就乱了阵脚。
    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调査研究,可以进行调查,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共产党员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这样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事情,也许能发现更多事实,这对你们是一个提高,将来你们面对面的辩论好,我们希望你们比我们更好。你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十月一日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自己可以提高,而且可以提高省委。
    串联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但如果还坐火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也要车运。一天要来十八万,十天一个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中央美术学院,长征式出去串联很好,火车到一定的时候要停止。你们和省委的一场辩论,总不会老搞,他们错了就要作检査。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去,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学生,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下,就好象北京南下串联同学一样。你们会碰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要参加他们的斗争,要和他们联系。你们都是放假革命。至于工厂、城镇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闹革命不能不搞科学试验。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两弹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他们串联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办法,以后去搞。当然有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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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去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搞串联。我们设想,放假至少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还不够,还要宣传,把毛泽东思想扎下根子。“老三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两论、十六条都要学习。解放军又在选编主席著作,打基本功。所以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徒步串联,能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查研究、阶级分析。所以搞大串联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放假就是为了闹革命,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如此害怕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我们七亿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不怕他们,有了这精神原子弹,把你们的眼界提高了。不要老想着受到的压制,在北京停留一个月,你们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泥?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要经得住锻炼,革命要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界要放宽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
    红卫兵从八月初发起,已三个月了。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红卫兵有些组织要起分化受到打击还不怕,这就是左派。就青年来说,思想是分左、中、右的,在先进思想中,开始总是少数,中间状态是多数,坚持错误的也是少数。思想是分左、中、右,争取中间多数之后,孤立右派,革命还要继续深入,又要有一个少数。先进思想要争取中间,不断前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的一元论,不是斯大林的多元论。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之分如果一致。铁板一块,那人就消亡了。
    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定,有时与行动不一致,思想起伏变化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要求工作组回来批判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否则,必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应不说,说保皇派就闹得更凶。哈尔滨的“八·八”团犯了保守思想,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得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再过“左”,就是形“左”实右。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容易接受些。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开门整风,北医有的红卫兵原来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了,开门整风主动了,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在同学中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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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我们那时候只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左派,要团结中间派,分化保守派,打击右派这里应指出,你们要前进,要不要变成中间派,就落后了。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右派还会捣乱。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谈谈。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作梦都没想到过,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青年人敏感,想到了。作梦想到了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贴了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大鸣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被关,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有如此幸福
    毛主席为了锻炼你们,在这个最大限度民主的基础上,要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要贴在里面,不要贴在大街上,影响不好。专政依靠武装,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八月廿五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我们提出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是法院、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闯。第三、宣传工具应掌握在党的机关里。因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这三条是不能侵犯的。有人打到广播电台,那不行,我们要有统一的声音,要把革命的声音发出来。解放军打武仗,后面打文仗。在最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最高集中下的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政法学院打进法院,上了当。因为付院长是坏的,所以停职反省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有个通知嘛,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不责备你们。我告诉你们,景德镇可以串联,而且还可以大串联。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军,设立机关应给一些经费,也应当给中,保守派一点。真理不怕辫。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将来的红色接班人。扣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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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错误,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的半工半读应该放假。新党委,红卫兵根本不听他的。要看具体问题。
    工人和学生相结合,木来学生闹革命,不要到工农中去,但是如果是志同道合,也不是绝对的。一般说,不合。(指工人和革命学生联合行动—一整理者注)南昌的情况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还是胆小,他不执行,叫他执行!(指叫领导执行军委指示——一整理者注。)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出席会议的有陶铸、汪东兴、王遂印等,刘瑞森,白栋材两人陪同。〗陶铸:我们初次认识了,现在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怎么开法,让同志们先讲。看了一些材料,大的情况知道了,但具体情况还不如汪东兴同志知道得多。汪东兴同志是江西的,情况很熟悉。汪东兴同志开会去了。我和刘瑞森、白栋材谈过四、
    五次了,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四点钟总理召开一个会要讲要点,一个钟头可以吗?
    (代表们答:可以先汇报情况,后提要求,然后请陶铸作指示。汇报完了,代表们提出八点要求。略)
    陶铸冋志:请由刘瑞森、白栋材讲讲,中央决定了,还要他们去执行,开了十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问题没有解决,你执行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炮打还是先让他们(指刘、白)回答你们的八条(代表提出的八条要求)。
    臼栋材: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木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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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革命造反对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以前表示过吗?(代表们答:没有,一直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上)陶铸:到现在还没有表示!?
    臼栋材: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平反小组,应以革命造反派受害者为主体,吸收少量的有关人员参加,如果靠原来的党委负责人和筹委会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立即制止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不能殴打工人、学生。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我现在先讲个人的意见作参考,你们没有带来录音吧?(代表答:没有!)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各项没有排,反正是最严重的一个。(重复多次这句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全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公布出来,有刘、邓思想当然就执行了。全国执行的程度有不同,江西省当然张永红自己可以贴,适合他们(省委)的口号,就决然支持,宣传他(张)的大字报,原来还打算印300万份,由于他们两个(刘、白)反对,结果印了40万份用于镇压革命。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作斗争”也印了48万份,(汪东兴插话:就是这封公开信)这个问题是由刘瑞森,白栋材反映的,他们的思想看来是比较通了。赵志坚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能怪赵志坚,底稿是省委起草,是要他来签名,强加名义,这种行为很恶劣,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刘俊秀是要求“大辩论”的,结果组织了三次“大辩论”,而白栋材还是反对的,“九·七”调动工人保卫省委,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刘邓思想中,江西是严重的,特别是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的口号,江西省委是一直反对的。白栋材开始是同意的,由于省委没有通过,白栋材一直没有喊;刘瑞森觉悟比较早,所以喊了。但是省委批评了他,你们不知内幕,我今天不是保白栋材。(接着陶铸站起来生气地说)既然是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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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喊呢?(并指着白说)说明你不坚决,这次我批评了,他喊了。杨尚奎同志回去了,主持两天的三级干部会,“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都没通过,省委还拒绝这一革命口号。你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轰?为什么不可以烧?烧了就是烧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就要轰,就是革命的也有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轰了,烧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没有什么不好。
    三级干部会议你们冲进宾馆,你们当然可以进去,他们(省委)可以向你们讲清楚,中央有指示,学生不要参加三级干部会,省委应该采取解释的方法,对你们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作检讨的问题。但省委没有这样做,而是出“紧急通知”挑动群众斗学生
    关于“八一战斗兵团”,肯定是省委有组织,有领导搞出来的,究竟是谁,可能是谢象,(陶铸拍了下桌子)要追査!为什么早不组织晚不组织,一组织起来就打学生,打到现在,省委要负责任。他们(八一战斗兵团)打革命学生,这当然不是革命组织,他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考虑,我们需要讲究策略,里面多数是好的,要革命的,里面有坏人,是否不是革命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是省委调工人保省委之后成立,工会主席是政委,赵志坚是司令员(总指挥)。这样一层层的压制革命,省委要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事实看来省委是有责任的,有些完全是省委挑动的。如张永红的大字报、通告完全是省委挑动的。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江西的问题是严重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委,把官罢掉,这是一个办法,不能下子解决的,工人赤卫队有十九万,干部抵触情绪还很大,现在是不是他们干,你们自己来选或者中央派人去。组织新的省委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江西省委是否到了改组的时候,不管他过去如何,还是看他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根据过去的情况是否还有点希望,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看一看。你们提出的改组,罢官是有理的,合理的,可以这样提,我可以反映给中央,这还要中央决定,你们提是有道理,省委改组罢官还要毛主席决定,林彪同志决定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革命,马上改。马上站起来和你们闹革命,痛改前非,革命不容易,我个人趋向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革命,站到毛主席边来。如果他们还不革命,那就没办法,就改组,这次我向中央汇报,我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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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批评很严肃,我认为江西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能说不是自觉的,江西省委要负责任,我希望江西省委站起来,彻底革命。第二个问题
    他们两个回去,你们要帮助,一看二帮,一斗二批,彻底批判江西省委,到现在为止,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回过来,还是欢迎的,回去省委马上开会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前一阶段杨尚奎不在,由刘俊秀代理书记作检讨,张永红的大字报,大辩论是他(刘俊秀)支持的。(白栋材插话:不能说杨尚奎没有责任)后一阶段由杨尚奎作检讨,他参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去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么,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要向全市作检讨,不是半导体,而是面对面,赶快把责任承担起来,支持革命派,彻底改正错误能扭转过来。方志纯,黄知真,白栋材各有各的账,要登门,面对面作检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必须马上解开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八一战斗兵团”这个组织没有必要!坐在省委干什么?还给肉吃,你是工人就参加工人的组织,你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的组织,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个东西呢?省委不承担责任还行!省委应该站出来,我看不要搞,你们搞你们自己负责任。凶手要査,如果是民政厅长搞的,我看要罢官,不是下面而是上面,你们要抓头头,抓幕后指挥,严肃处理,向全市人民宣布,撤职,才能平民愤。工人马上要恢复生产,一方面闹革命,一方面促生产。学生可以到工厂去,省委如果支持你们,江西形势就可以改变,有利于发展革命队伍,有利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利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3.平反要彻底搞,省委要负责。
    4.(对十二大队)你们要在南昌搞革命,我个人赞成,当然革命要依靠本地你们留多少要商量,全国各地都要留第三司令部的
    华东局到江西来检讨,华东局没有什么人,就是魏文伯和他的秘书,我今天是了解情况来谈话,不是不了解情况。
    总理接见我可以反映,是否赞成,来还是都来(指两派观点)以你们为主,但我们不能象你们所提的那样河水不犯井水,总理是七亿人民的总理,你们可要做好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十万人啦,要研究策略,我们不是从个人意见出发,而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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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出发,团结他们,也使他们受教育,讲话都是对你们有利,主要是支持你们的,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受教育,我放的都是大道理。汪东兴同志的讲话
    差不多了,你们要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我们一定向总理反映。你们要毛主席接见,不可能,明年四月来!公安厅和文工团的同志到北京来,你们一起来(接见),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回答:赞成)(大声地说)我赞成
    (代表提:现在打死人,公安厅不管,省委也不管。)打人应该管,如果真正发现他们打死人还不管,没人过问,这还了得?!公安厅,应该过问,省委也应该过问。打人要拘留,要改造。拿打人杀人的主犯开刀,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管什么人,什么出身,多大的干部高干子弟也好,都应该管。要不,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彻底。现在北京开始实行了,今天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声讨大会
    关于你们提出的在南昌设立联络站的问题,不但你们江西提出了,上海、新疆、广东、沈阳等地都提出了,一个不留(首都红卫兵)可能不行,这个涉及全国要由中央统一安排。
    你们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头是吃透下面具体情况,才能搞好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誓不罢休,中央决心很大,毛主席决心很大中央文革小组决心很大,同志们的决心也很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搞彻底让修正主义的根子留在工厂,继续留在机关,继续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你们造反的。
    你们担心(指白栋材、刘瑞森二人说)他们耍花招逃掉,这次逃不掉,中央责成他们作检讨,还是在房子里怕得要死,来一个学生,也不敢出来。现在看来有些单位确实不认真检讨错误。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可怕呢?凡是违背主席指示和十六条的都是错误的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江西来的电报,信件不少,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打人。打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志们回去要多看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书,要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厂工人应该欢迎学生来登门拜访
    你们造反派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你们的人,那些人要教育、帮助,到运动后期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真正的坏人,修正主义分子,是少数,对这些人要把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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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中间派,保守派还是要革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是不是真革命,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能讲少数是革命的,多数是不革命的。你们江西革命派学生就是多数,工厂就是少数嘛!多数和少数应该按照江青同志在11月28号在全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去理解。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看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在谁的手里,应该是掌握十六条和党的政策。凡是违背十六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不革命的。十六条说了,有些意见是两种思潮的反映,林总提出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前天有×Ⅹ×两派来找我,互相争论起来,多数派说少数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派说多数派都是“保皇派”,我说双方这些说法都不对,经过我说服,后来他们双方都承认了白己的错误,双方越谈越近,会后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
    毛主席说,遇到问题首先一听听,看一看,想一想,这就是思索,我们不允许看了不思索,听了不去想。说错了就改,哪个人不会说错话呢?说错了就改嘛!要允许人家改,不要说人家都不革命,这就不对了。林彪同志说朝错夕改。你们南昌“八一”兵团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中央要求你们团结他们。孤立一小撮坏蛋,把那些中间派、动摇派争取过来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是从江西老区根据地来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
    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你们。我们想念着江西,想念着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的人民!(鼓掌,呼口号)
    正是我们离开你们这么久,虽然我们到过江西南昌、庐山,但是很少有这个机会和南昌的、景德镇的、乐平的,以及其它地方的,以及杭州的,和这些同志见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这个三十二年。如果讲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和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算起的话,就快四十年,仅仅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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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经过一些挫折,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又取得新的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岗山高高举起第一根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
    (鼓掌,呼口号,众喊:总理请坐下。总理说:我喜欢站着讲,谢谢你们。)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就四十年。我们回忆这个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当中出生的我们都是江西劳动人民的血汗抚育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正好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的,就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正好用这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于江西的劳动人民,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学生,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们都应该想想应该怎样无愧于这些。“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岗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段的第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就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了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今天,你们把江西问题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就是江西省委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究竟是谁引起的?这条错误路线是深还是浅,是自觉还是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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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是多还是少,这当然要由你们决定。你们在江西,在南昌,了解情况,你们要检査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自我批评,然后由你们决定,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分子提出“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欢呼口号)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材料不够就是空炮,材料够就是实炮,不管是什么实炮还是空炮,放了以后,考验他,看他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鼓掌欢呼)省委同志应该挺身而出,要敢于承担错误。勇于承担错误的省委,彻底检査错误的省委,如果站在正确方面,不是黑帮也不会乱讲成黑帮嘛!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敢不敢于挺身而出,赞成革命,欢迎批评,站在群众当中交代政策、检査错误,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我们要用这样方法来严于责己。所以,这次我们江西省委(指向白栋材、刘瑞森)来到北京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犯过错误要检查错误,犯了错误,能不能改正,要真改,允许你改,要革命,允许你革命,这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大意)上面讲了,我们南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嘛!我没有把战争领导好嘛!不配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嘛!但是长期革命也学到了一点,觉悟过来了,主席还让我革命嘛!还团结我,教育我嘛!
    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任何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承担错误,为革命修正错误。既不能少说,也不能乱说,我看应该是实事求是,要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我想,不管哪一派,都是不应该指责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我完全清楚了,我大致清楚了,确实有些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在谁呢?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主要的根本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不应当把这个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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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高呼口号)我想呀!省委应当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不仅革命左派同意这样做,就是当时受省委蒙蔽的,受省委欺骗影响的,暂时跟省委走的那些同志他们也会赶上来,应该教育他们嘛!因为当时他们受蒙蔽了,受欺骗了,以为这样是保护党嘛!所以保卫党,保卫省委,这是可以理解的。受省委欺骟的这部分群众,也是革命的群众,你们还应该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呀!你们不能责怪他们嘛所以大字报(攻击学生的),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省委三级干部会时发的),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第二点,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江西省的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江西省劳动人民、江西省人民的子弟,经过解放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都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哺育下的青年嘛!党对你们希望很大。正如毛主席说的,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希望,把主要的希望,放在革命青年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可靠的骨干。
    四十年后,三十年后是你们做事了!你们如何来保证祖国不变颜色呢?你们的立场、观点,你们的世界观,是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那么,我们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就减少了嘛!就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保证党不变颜色了嘛!所以你们要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工人是领导阶级,不管你是大厂、小厂,还是景德镇来的,你们都是负有生产重任的。拿我们南昌,还有军事工厂,这是我晓得的嘛!是负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我想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应该想想,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不能反对,你们能不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你们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现在的十条,工厂十条农村十条办事吗?一定要按照这些办事。所以,你们领导方向、纲领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派,你们都不能脱离这些打交道,你们不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既然大方向、大前提想通了,相同了,就承认是革命的组织嘛!就不应该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应该把对方说成不是革命的。当然应该承认有激进的、有后进的、有左派的、有保守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一个事情上,认认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开始他站在革命立场上,是少数,通过斗争,会转变为多数,又碰到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少数,经过斗争,又转变为多数。所以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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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有共同领导,共同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方向、纲领都相同,就不应有两种行为。在联合行动中,只要大方向同了,那么观点差异是允许的。不仅你们,就是我们党中央,我们中央政治局和我们中央常委也有观点不同的,也必定有……作为人的思想,永远不会是铁板一块,一个人的头脑里也有几种思想,有斗争。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岀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都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不要认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岗山以来,毛主席不断地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我跟随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得赶快赶上。不能说这个完全对,那个完全错,有了共同点,为什么不能联合江西产生打人的事情,甚至打死人,这个责任要由省委负。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可派几个人,到那里把问题解决清楚。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真理要搞清楚是非要搞清楚,不能违反大前提。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你们要无愧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要团结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委若是革命的,真金不怕火来烧,敢到火里烧一烧。希望你们帮助省委。刚才你们写的标语很紧张(指景德镇冋志写的),你们在政协礼堂谈了。希望你们推动江西省委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真正亲切地谈话,真正撇开思想谈。不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生产也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在江西厅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16,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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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十月七日上午10:15~13:55在中南海内接待站接见部分福建赴京革命师生的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叶群。接见时张春桥、关锋同志作了讲话,陈伯达同志和叶群同志还分别用闽南话和福建话和福建同学亲切交谈。被接见的单位有: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等八个福建院校及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的代表共70余人
    同志们
    今天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材料很多,有的材料过去已经看过,有的还没有看过回去再研究。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我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明天是8号,十六条公布已二个月了,这二个月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林彪同志在国庆时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来说比十六条公布以前更尖锐更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十六条公布以前,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十六条公布后,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些原来的矛盾表面化了更尖锐了。十六条公布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有的精神准备不够,至今的确还不理解,有的是坏人,十六条指出,有四种人而不是一种人。有些工人、农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他们保卫省、市委是岀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他们不会不去,如果我是工人,军队我也会去。有条,军队不能动,这是中央的命令,要能动军队,那早就开枪了。(笑声)全国还没有发生动军队。(同学插话:“有的公安部门已经动了。”关锋同志说:个别地方有动。)正因为个别地方有,所以中央立刻下命令,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虽然很尖锐,但是没有发生更严重事件,这说明了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证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发动是不行的,要使我国不变颜色是保不住的
    同志们受到压力,受到迫害,是有困难的,这也证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呢?你们将会怎样呢?你们还会到这里来控诉?(有个同学插话“会被杀头。”关锋同志说:还是要革命的!)
    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毕竞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但没想到会有这样复杂,你们也没想到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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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会这样呢?你们的传单可以印,我们的传单不能印?政治上扣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斗几小时,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同学插话,在漳州市街上发现有铅印的反动传单)你们福建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对面敌人会利用,公开的国民党也会利用。这个革命非常不容易的。同志们,你们不是感到年轻,赶不上参加过去的斗争,觉得很遗憾生晚了吗?但是现在参加这场艰苦斗争还可以锻炼,全国的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你们还是能够到北京,还能到全国去串联,党中央完仝支持你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要站在革命立场上,如果不站在革命立场上就要被推翻。
    看了条子,有几种感觉,同志们受压迫很重,较苦闷,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指关锋同志)刚才讨论一下,至于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你们该怎么办?(同学们坚定地回答:斗争到底!)不是中央没说过话,十六条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他也都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制定的,而且有的人也参加了会议,(同学插话“叶飞也参加了。”关锋也说:不执行的还是不执行!)问题复杂就在这里,开头中央就估计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毛主席公开指出有两种情况: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有的地方比你们严重,有的地方比你们差一点。这是有普遍性。中央说一句话,各人都可以利用。十六条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林彪同志说: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林彪同志说的完全对!革命的同志应当清醒。但有的人抓住这句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包括革命冋志批评省市委。(热烈鼓掌)应该说:违抗十六条,攻击十六条的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长时期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回去要紧紧抓住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示,别人不执行,我们执行,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讲道理就是讲十六条的道理,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形势的发展,精神还是根据十六条
    你们要我们帮助。这些具体问题,对象是什么人?周围群众是什么人?左派是什么情况?中间派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右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都会成为左派。当然罗要革命的是多数,最坚决、坚定的革命左派毕竞是少数。马克思、恩格斯只两个人,谁给他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关锋同志: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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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都成问题。)恩格斯只好跑到他父亲的工厂去,他父亲是资本家,不是红五类(笑声)!列宁还不是这?毛主席也是这样。毛主席被国民党写的传单那多了。你想想,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传单有多少?污蔑你们的传单有多少?(同学插话单单福二中传单就卅万张。)卅万份不算多嘛!蒋介石一骂共产党文章比毛主席著作四卷还多,但蒋介石被打倒了
    革命的新生事物最初总是少数的,成长非常艰难的。我们应向革命前辈、导师学习革命的精神,现在,总的形势比他们好多了,国家政权在毛主席手中!(关锋同志:受打击是好事,不受打击怎能成为革命左派!)(长时间鼓掌)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是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方面,虽然是少数,但最后必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我们今天在全世界还是少数,有几个党和中国党结合在一起?现在苏修一边还是多的。有一同志问,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这个是会变化的。(关锋同志: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但只要是革命,你们就会胜利。真正革命派的少数是会逐渐增加的,如果一天增加起来是会垮台的,你们别以为今天拿到这个讲话,明天回去,队伍就一下子扩大,那样,风一吹就会垮台的,到后来又只剩下你们几个人了。干革命就是要作扎扎实实的工作,革命是没有捷径的,要准备走曲折、艰苦的道路,每个地区具体怎么走,不一样,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他们的压迫无非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压迫,中央发出的通知首都三个司令部物质待遇应当平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周总理也讲了,但没用。不要以为中央讲了都会执行。到前天,第三司令部发通知,还是用手写的,请我们去开会,后来我们査问,为什么中央规定首都三个司令部待遇应当平等,你们不执行?后来就送来了铅印的通知,我把铅印的丢掉,手写的留下,可贵!(热烈鼓掌)我说这话无非是说革命还是要靠自己。把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核心。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要注意政策、策略,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注意灵活性。我们一些同志的弱点就是不太注意团结争取多数,这样会受打击,因为左派不可能很多,中间派跟谁跑就力量大。我们就要动脑筋和这些人打交道如何去作工作,我们不要对过去围攻我们的同学闷一肚子气,大家都是同学么!关锋插话:都是同学,都是阶级弟兄么,他们是一时受蒙蔽。)在北京,凡是说过这样话的会争取很多同志,如果骂倒一切,对我们很不利。这一点你们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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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不但对工农群众,就是对同学,也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这不是一天两天,有些人今天跟你们,过两天形势一变又跑了,就继续分化,不断改组。道路是曲折的,你们回去应该这样想问题。你们写条子上来,说要急着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几个学校去看,他们斗争比较尖锐,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的被孤立时只剩下10个人。(关锋插话:有的被关起来。)昨天去念通电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当然我们也有受压迫,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诉苦了。(笑声)我们感到困难和你们不同,你们和这样学校有些类似,是否和他们联系,学习他们。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谈谈话,到国防科委门口等了28天28夜。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二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十月一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们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笑声,热烈鼓掌。)你们困难还不是最大,但你们受到的迫害,我们很同情。中央的态度很明朗,我就不多说了。你多和他们联系,他们经验是什么,现在开始变化了。昨天的大会就是标志,主席台上的人好多就是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我念决定时,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们以后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现在不是同志了吗?中央的批示你们听到了吧?(众::听到了!关锋插话:如果他们再戴你们的帽子,你们就叫他们把指示拿出来,读给大家听。)这方面的压力,中央能作到的,中央决不会不管。但就是这样,革命还是靠自己,要有勇气,多动脑筋。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第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四个多月来斗争是艰巨的,曲折的。可能现在形势又好转些,但斗来斗去还会发生变化,可能要经过多次反复,毛主席这条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学习毛主席如何革命,作领导工作和分化敌人,他的天才还在于如何又斗争又团结,这里有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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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真正地锻炼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愿望。(长时间热烈鼓掌)(此讲话由福医东方红战斗团、厦八中、厦大红卫兵独立团等单位整理。)
    关锋讲话
    同志们
    刚才春桥同志已经说过,大家回去要坚决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福建也是大好形势,学生起来革命,少数派数目也不少。工人、农民被欺骗,被蒙蔽。围斗过你们的也出来揭发了,这不是大好形势吗?(同学插话:出来揭发的被压的很厉害。)越压越革命嘛!暴露也是个好事
    当然,不要这样想,到北京告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下命令,罢某某人的官,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就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简单了。如果都是那样自上而下罢某某人、某某人的官,那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失去锻炼青年一代的意义。还是要靠工农群众、革命学生自己起来斗争。毛主席党中央对革命同志的最大支持就是十六条和林彪同志的多次讲话,应当掌握这个武器进行斗争
    至于没有印刷机呀,没有什么呀,我们讲几句话,一定要他们给,他们是不是就给呢?只要是真理嘛!传单印得再漂亮,不是真理,只是谬论,也不行!主要在质不在量!举个例子,据我所知,北师大同学谭厚兰在批判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是米高扬式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去开了个会,江青等同志都说了话,工作组也撤走了,形势该好了吧?好了几天又来了,说她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张春桥同志插话:那次我们小组仝体成员都去了。)在斗争中慢慢她经验多了。现在形势就好得多了,“井冈山”红卫兵发展了很多,一批又一批的同学退出了原来的红卫兵师,加入了“井冈山”红卫兵。
    那些所谓多数派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只是一时不明真象,受蒙蔽,对这些人好好地耐心地作思想斗争,要和他们讲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会明白、会清醒、会站在这边的。就是那些曾经骂过你们打过你们的同学,不要去计较,前几天接待中有一部分同学,他们曾经围攻北大同学,他们自己说了“我过去围攻还打过人呢。”他也出来讲话,不是很好吗?绝大多数同学一定会站在革命这一边,他们都是拥护毛主席,只要我们作艰苦的工作,最后一定能团结大多数,左派队伍一定会在斗争中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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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这几句话。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斗争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附:当时有“厦门大学”革命师生代表队散发的《八·一九》事件真象,和洪乐等人给毛主席的“急电”给张春桥、关锋同志看,他们大笑起来,将几份传单拿起来扬一扬,很风趣地说,这么好的纸呀!(全体同学跟着大学)。
    整理者:谢培坤等七人东方红大学(原清华大学)《北京公社》战斗队印
    十·九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陈伯达同志: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同学们:惠安一中。
    伯达同志:惠安一中还是在城里吧?(众;是)我介绍一下(指了指坐在身边的王力同志),他是王力同志是来接见你们的,我来当他的翻译。(大家鼓掌)王力同志:他是来接见你们的,我是陪他来的。(大家愉快地笑着)伯达同志:我不会讲普通话,讲得比你还糟糕,讲土话好了。同学们:好呀!(热烈鼓掌)你讲本地话,我们听起来更亲切。伯达同志:(笑了,用闽南话入)很亲切噢。你们现在吃什么?同学们:米饭和馒头。我们很爱吃地瓜。
    伯达同志:(笑了笑用闽南话说)番茄,(并兴致勃勃地拿给王力看)你们吃过窝窝头吗?(众答:没有吃过)你们上北京要吃点北方的粮食,窝窝头要吃,锻炼锻炼。
    同学们:好呀
    伯达同志:(指一个同学)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同学:靠近崇武那边)崇武是个半岛,五六年我去过崇武,一些农民正在补网、染网。我在给他们谈话时,他们问我是从哪来的,我说是水产公司的,(大笑)他们向我反映社里的财经没有公开,干部拿公家的钱上馆子,不跟社员一起劳动,这次谈话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财经公开”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来的。同学们:崇武离台湾很近,那里的女民兵很有办法。
    伯达同志:噢!要走多久?(同学们:一夜能走到)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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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达同志:惠安城不是有一座大楼吗?现在什么人住?
    同学:原来是县委的,现在是社教总团和县文革任的,大门总是关着,小门戒备森严,不让人过去。
    伯达同志:派头这么大,六二年我就建议县委不要住在那里,会脱离老百姓,要搬出来,但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很遗憾。我建议县委会和中学对换。(同学:我们一中已经有“东风楼”)可以作展览馆。(同学:作工农业展览馆好嘛。)你们回去可见写大字报税:“陈伯达说,总团不能住在那里,要让出来。”王力同志:可以作“学习毛选展览馆”,可作“阶级教育展览馆”,也可作医院、文化革命展览馆或破“四旧”、立“四新”展览馆(伯达同志也说)
    伯达同志:你们今天来,有什么情况要与我说?他(指着王力同志)是主任,我是组长,主任管组长嘛,你们向他反映吧!
    王力同志:他是组长,我是组员,属他管,组长很民主啊!(众:大笑)
    同学们:许多传说县以下中学文化大革命不搞了,要复课,我们正搞得轰轰烈烈,不搞了,那
    王力同志:已经轰轰烈烈就搞嘛?怎么不搞?
    同学:九月十四日中央规定,不是说县以下机关不搞串连吗?
    王力同志:那是指农忙会影响生产,你们不影响生产,怎么不搞?(鼓掌)同学们:我们党支部书记在一次部分教师会上说: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不一定按照十六条办事(伯达、王力同志很注意地听)。总团知道后说,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王力同志:(和陈伯达同志交换一下眼色,笑)第一他不是老革命,第二这不是新问题
    同学们: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队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队索性留下。此后我们这些少数派就出现,自己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
    王力同志:(大笑)他们把串连队扣留,要搞臭他们,可是结果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结果留下火种。串连队在你们学校摆观点,你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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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是,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
    伯达同志:嘿,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看王力同志一下,笑了。一个同学把
    中铅印的关于八·二九的传单递给两位首长看)
    王力同志:这是一张(指
    中的传单)很反动的传单
    伯达同志:这是一张反对革命的传单
    王力同志:(指着传单)这纸张很好,反对革命的传单他们就印,支持革命的传单就不印。这两张送给我们好吗?(热烈鼓掌)
    同学们:他们有的到我们家里说:“你们干反革命。”有家长到学校哭哭啼啼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教训”、“要听先生的话”,“要听校长的话”。王力同志(风趣地说)听先生的话,听校长的话,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学们:还说要好好读书。
    王力同志:(风趣地说)好好读书,就是不干革命。
    同学们:他们不让我们代表上京,不发给我们代表证,我们自己能行吗?王力同志:(对伯达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一律都一样,革命的手法一样,反革命的手法也一样。
    同学俩:由于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臂章,就自己印(伯
    达同志很感兴趣地换上眼镜,仔拥端详XXX同学的红臂章)
    伯达同志:你们自己搞得呀?(同学们:是的,用墨水和肥皂就可以)好!你们
    这样干,很好,朴素大方!(王力同志:对!朴素大方。这时XX同学把自己的
    红臂章脱下来给伯达同志佩戴上,也给王力同志一个,二位首长都很高兴,我们又拿三个要求代转给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王力同志:我就拿给毛主席(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并热烈鼓掌。)
    同学们:北京南下串连队离开我校后,学校当权派四处造谣诽谤,现在他们还可以到我校澄清
    王力同志:完全可以去。(征求伯达同志的意见,伯达同志点点头)同学们:他俩连我县各中学都不让互相串连,校门关的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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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同志:不串连就不对,为什么县里不能互相串连?你们各中学相离多远?(同学们:不远,走一上午就可以走到。)这样不影响生产,也不影响交通,为什么不能呢?
    伯达同志:走路吗?(同学们:是)对,要锻炼锻炼,不要坐车。你们应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看到你们的做法。同学:中央有没有复课的规定?
    王力同志:没有嘛!(回头问他同来的人员,其人答:没有听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复课也不能像过去那样。
    伯达同志:现在你们都闯起来,不一定要复课(王力同志:也复不了。)你们准备怎么办?
    同学们:要复课就罢课。继续搞革命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搞,可以搞到明年夏天,明年秋天。学校不能像过去资产阶级统治,你们要出主意,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
    同学们: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大小黑帮(反映关于工作组评黑帮的情况,还有谢、骆、郭三青年教师怎样被打成黑帮)
    伯达同志指着手,斩钉截铁地说:工作组划的黑帮一律无效
    王力同志:那三个更无效,打了三十多个黑帮根本不对头,以后你们掌权要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斗黑帮
    伯达同志:我给你们提一些要注意的。红卫兵是群众,要注意团结,要尊重他们。(王力:要等待他们的觉悟。)过去他们反对你们,你们不要计较,这个不要紧。他们压你们,你们跑出来了,很好,可以锻炼,要把群众团结起来,不要因为以前他们对你们那样,现在你们也就对他们那样,这不好嘛!也不用你们来北京见陈伯达、王力压他信(同学:我们一定不会)。王力同志:是的,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伯达同志:他们压你们有好处,可见锻炼一个人嘛!受点压迫有点好处,你们还要感谢他们呢!我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右倾、保皇?(众:笑)王力同志:原则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继续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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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达同志:你们回去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压我们,我们感谢你们,使我们得到锻炼,对同学们也可见说感谢你们,但必须还说二句话,第一句感激你们,随着运动的发展,还要批评你们
    同学:他们还骂我们是小牛鬼蛇神、狗崽子王力同志;你们不是小牛鬼蛇神。伯达同志:也不是狗崽子。(热烈鼓掌)
    同学:他们学谭力夫这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王力拍着伯达同志的背说:你们的贵福建。伯达同志笑了)我们这里有一本。伯达同志:拿来看看。(伸手欲拿)同学:没有带来,回去给你寄来。
    伯达同志:谭力夫的讲话,你明懂得批判吗?同学:我校的联络员
    伯达同志:不要,不要,你们就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要。(王力:统统不要)不要联络员,不要工作组。(鼓掌)
    同学:他说是上级派来的,没有上级命令他就是不滚
    伯达同志:你们就不听他的,不理他,他不走就呆着吧!你们一定和群众搞好关
    系
    王力同志:你们组织有多少人?同学:有一百零四人。
    王力同志:有一百零四人就不少嘛
    同学:就是有一些中间派,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
    伯达同志;你们不要说他们是中间派,他们听了会不高兴,耍好好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摆出你们的观点。王力同志:要团结大多数嘛
    同学:有人说我们学校的党支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伯达同志: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自封的,要经过群众批准,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考验才行。
    王力同志: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拒绝别人的批评,我们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受过不少批评,今天你们看有什么问题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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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伯达同志)是否说过对福建的事情不关心吗?全国要一盘棋。(笑)王力同志:这个批评有道理(大笑),就是要全国一盘棋。同学:学校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怎么办?
    伯达同志:不要紧,因为真理还是真理,他俩整理你们的材料,在文化革命中整理学生的黑材料,中央一律不承认。现在不一定要急着去抢(王力:不要打架)放在那里也没关系,(检讨一律还给你们)我们是搞革命的,是毛主席的学生怕他什么!真金不怕火,这次回去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同学:很紧张,家里还来急电)不要紧,如果你们是革命的,一定能挺得住(同学:我们一定能挺得住)。你们要团结群众,搞好关系。如果你们对,就骄傲得不得了。那就不好了。你们回去以后,也不要和他们打架,要文斗,不要武斗。(笑)(同学:我们定文斗,不用武斗)具体的主意,具体的办法我们不好说,你们自己去想,自己去闯,但要商量才对(拿起铅笔在纸上写:“自己教育自己”送给我们。热烈鼓掌)
    同学:要求工作组回校检査可以吗?
    伯达同志:这个可以,请一次不来就请二次、三次,如果不来,他欠的债就更多
    同学:同学能否串连?
    王力同志:这个问题要给他们答复,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伯达同志:(提着笔写道“各学校可见互相串连”,送给我们)我写的字不好。(同学:很好)我1962年就给惠安县委建议,把大楼让出来,但是现在还没有迁出来,很遗憾。(同时也在纸上写:很遗憾。接着又写:好的房子应该让给学校,送给我们,并送一个“毛主席语录牌”,同学热烈鼓掌、欢呼!)
    最后伯达同志说:祝你们一路平安!同学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力与福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邱学峰的谈话〖说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点半,王力同志在政协礼堂单独接见了我,并和我畅谈了将近三小时,这是记录的一段。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负责人邹同志。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邱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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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够,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整个革命任务,没有广大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就已考虑工人、农民以后一定会起来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提出方案来,实际上也很难提出,许多事情都是干出来以后才想出来的,文化革命还早得很哪!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的革命,也只才搞了五个多月,现在也不过六个月。农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县以下怎么搞,公社大队怎么搞?我们很多事情也不懂得。你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搞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批准的道理。农民起来打倒地主还要经过批准吗?农村搞合作化不也是这样吗?农民起来了,合作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形势大好,但是有一些人们仍然要解散合作社。说农民冒进,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的方针,压制农民革命的积极性。邓子恢你知道吗?他就是你们福建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犯错误嘛!四清运动不也是两条路线斗争吗?二十三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学生运动,结果,开始也还是受到镇压,但是群众运动是镇压不了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革命不也是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吗?十六条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工厂、农村也是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把许多旧的东西铲除掉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斗争任务很大、很艰巨。要真正完成需要很长时间,不是学生放假到明年暑假就能完成的。所以回去以后,把县以下文化大革命搞起来。革命不需要批准。(当时我插话说:中央农村五条规定,县以下文化大革命不是不搞吗?)
    王力同志接着说:当时是在农村正将处于农忙的情况下订出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十六条才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毛主席的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县以下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工人、农民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全国七亿人口,而农民占了五亿多呀!只有工人和农民都真正起来了,那才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前面才是前奏呢!好戏还在后面。工人农民真正起来的时候,那规模更大了。现在工厂才刚开始动起来,如北京、上海。看样子,总工会这样的组织还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呢?也只有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知道。比如说:共青团组织看样子很可能被红卫兵这个组织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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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说农村,那还没有动,北京郊区也刚开始动。你们福建农村,不是“开始动了就压下去”,而是根本没有动
    (我插话:我们农场刚开始搞,结果农村五条米了,就压下去不搞了。)王力同志说:所以希望你能回农村把革命之火点起来,要敢干嘛!陈伯达同志对你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在商业部招待所那种高压下,你能站起来说话,不是还和西安×Ⅹ×那个同志顶起来了吗?这次回去也要敢嘛!最近可以在北京和革命组织搞串联,取取经嘛,要多取得革命组织的支持,和他们联系,你看看北京哪些组织最革命,就找那个组织嘛!有可能,也串联学生一起去,没有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回去后,你们农场不是也有二百多人吗?如果把这二百多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把一个县搞得乱乱的,当然是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一套捣得乱乱的
    (我插话:我们农场离县城五十多里,对县委情况不了解)
    王力同志说:先从农场附近大队搞嘛!从自己农场附近大队所贯彻执行的是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公社、县是贯彻执行的什么,就可以反映出县委内部的问题来,就可以检查出省委贯彻执行的是什么。你可以先在农场造反,再到几个大队去,还可以到县城去嘛!现在不是农闲吗?更利于挤出时间抓革命嘛!要敢于闯出一条路来,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也没有经验,你并不是只你一个人,而是依靠群众中的左派,在闯的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对县以下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提出一些意见来,寄给我们。要有志气嘛!我们不如你们,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抓革命、促生产,在斗争中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不但要敢革命,也要善于干革命。你还不善于革命吧?年青人缺乏经验嘛!你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你这次到北京,我们完全承认你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出于革命热情来的。回去以后,不能对你作任何处理……。
    17,河南省
    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刘建勋接见郑州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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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北京前勹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
    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
    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我前天才从中央开会回来。为了迅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省委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召开今天这个大会,进一步动员郑州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起来大闹文化革命。省、市党政领导机关也准备召开大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大闹文化革命。
    同学们,同志们
    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和最高指示,字字句句都要照办。
    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你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是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支持你们,信任你们。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支持你们,依靠你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干、敢闯、敢革命,冲破各种障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有广大群众真正起来,高举毛泽东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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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两天我接见了许多同学,嗓子不好,不能向大家多讲。现在,请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同志代表省委讲话
    文敏生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党中央八月八日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三日发表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消息传来以后我省和全国一样,出现了一片欢腾的革命景象。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最热烈、最坚决地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和《公报》。这些天来的庆祝活动,集中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在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召开的。是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近几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这个决定,是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伟大纲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言书,是彻底摧毁旧世界的进军号,是建设新世界的动员令。党中央的《决定》和《公报》贯彻以后,一定会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个新的高潮,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指示的:一斗、二批、三改。在学校,第一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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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完成这三大任务,只能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只能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你们完全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党的领导,就是放手地、充分地发动群众,诚心诚意地信任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满腔热情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字当头,去掉“怕”字,充分发扬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打破常规,打破框框,打破旧的章法打破一切清规戒律。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切要按十六条办事。同学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十六条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我们要掌握十六条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总结检查前段运动的情况,对的就继续照办,错的就坚决改正,没有做的就切切实实地去做。谁要抵制、违犯十六条,不论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就要揭发他,批判他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同学们,同志们
    八月四日,我们在体育场开过一次大会,听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在会上省委宣布了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留校集中学习,听取批评和意见。现在,根据中央指示,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自觉性,省委决定:工作组的全体人员,立即全部撤出学校,集中整训。工作组撤出后,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时,可以贴大字报进行批评,也可以把大字报和批评意见,送交给他们。工作组里犯有错误的人员,凡是群众要求他们回去检讨的,在一定的时候,让他们回去听取批评,进行检讨。在工作组撤出以后,根据各校的需要和要求,由上级党委派去必要的联络人员,担任联络工作。
    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写信给省委,说他们那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由于缺乏充分的酝酿讨论,发扬民主不够,要求重新选举。这个要求,如果是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就应当由你们自己讨论决定,重新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文化革命的新组织形式。现在没有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校,可以先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要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选什么人,怎样选法,都要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选岀来以后,如果有不称职的,还可以由群众改选、撤换。由群众选举产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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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革命委员会,要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发扬民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积极领导。
    有些革命师生提出,他们学校里的党政负责干部参加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有的还担任了主席、副主席,同学们有意见,认为不应当这样做。省委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十六条中规定:“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代表参加。”根据这个规定,省委认为,大、中学校的党政负责干部,一般地不要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些负责干部,都要在这次运动中,接受群众的批评,经受考验,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
    最近,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分歧意见,争执不下就到上级党委来找答案。其实,答案就在十六条里面,就在你们的革命实践中。
    十六条明确地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辫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革命的进程中,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产生了分歧意见,你们可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的方法,以十六条为指南,展开充分的辫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逐步把意见统一起来。为了团结革命的同志,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一致对敌,在辩论中,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大鸣大放、大辩论,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要文斗,不要武斗,真理在革命的师生员工手里。即使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可以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面目,充分驳倒他们的谬论,使他们陷于最大限度的孤立。
    革命师生员工是学校的主人,学校里的文化革命要靠你们自己起来,自己动手来做。每个学校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的文化革命上面。学会具体分析本学校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践中创造经验,这就是对其他学校的最好支援。十六条是纲领性的文件,字字句句都要照办,最近有些学校收到一些宣传品,有人问这些宣传品是不是正确的,这要由你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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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判断,辨别是非。分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十六条。凡是符合十六条的,就是对的,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就是不对的。互相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是对的,但每个学校的文化革命,只有靠本学校的群众自己进行,才能搞得好。我们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其他学校的革命群众,是能够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只要大家认真地学习十六条,全面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各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破“四旧”,立
    四新”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一个大考验。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闹革命,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习,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首先要敢于革命,敢干敢闯,在斗争中学会阶级斗争的本领。
    同学们,同志们
    目前,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派大好形势。广大革命师生意气风发志昂扬。省委坚定不移地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信任你们,坚决依靠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方向,掌握十六条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进一步团结起来,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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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昨天,我和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和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六位主席和同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有分歧的同学,谈了当前的运动情况,并看了一些大字报。现在谈一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中党中央、
    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他们从北京返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动的
    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郑
    大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此,有的同学自动酝酿串连,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成是非法的。四、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从北京回来后,和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学,自动到校內校外进行宣传,互相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是一种革命行动。当然,各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五我在北京同党言川等几位同学谈过话,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并说我回去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大闹文化革命。要动员省直机关群众,对省委和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展开彻底地揭发批判。我说过“炮打司令部”这句话。就是要充分发杨民主,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把领导机关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揪出来。六、党言川同学就我知道的情况,他没有欺骗过我。他说我批准改选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我在场,党言川的话,同我说的虽略有出入,但不能说是欺骗。十五日大会上,我作了一点说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和改选,完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决定,我没有批准之权。七、运动初期,省委曾经坚决反对和制止了王培育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不准转移斗争目标。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灼情处理。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一类的帽子,我是不赞成的
    八、前一段,一部
    分同学贴大学报,批评省委工作组和省委的缺点、错误,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代表省委欢迎你们批评,支持你们批评。九、我建议,在当前的争论告一段落后,仍然回到辨论工作组和省委对郑大文化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以十六条为最高指示,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检查缺点、错误,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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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些同学们问我,“造反有理”这句话对不对?革命,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反动派的反。我们要有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在革命的进程中,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郑大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革命的都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字字句句照十六条办事。我相信,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可以经过正当的充分的辩论,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我相信,郑大革命师生员工,一定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思想的总攻击。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以上仅是我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以同意,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
    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万万万岁!刘建勋
    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你们开封师范学院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要借北京高等院校的东风。开封师范学院问题很大,同学们不能一下子冲破旧秩序,就来郑州搬兵求援。北京的同学来这里,我们表示欢迎。北京的文化革命比我们早一个来月。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正象毛主席说的,对这次运动的领导不得力、不理解,群众路线走的不够。十六条下达后,我们下决心把运动进行到底,凡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的,就坚决改正,按十六条办事这次革命运动没有经历过,我们才摸着了一点经验。会见北京同学,我很高兴。你们到开封去点火,好得很,我代表省委表示感谢,开封师院的问题比较严重,冲破旧秩序需要自己(师院同学)努力,也需要北京同学的帮助,局面一定会改变,我十二万分地欢迎北京的学生去开封,把火点起来,点得旺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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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河南各高等院校的大方向我是知道的,但是具体问题不太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冲破阻力,我完全相信同学们会搞好的。给你们撑腰,没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提一提?
    问:现在大争大辩,辩论那些问题?同学之间是否论?同学给领导贴大字报是否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辩论
    答:不同意见是可以辩论的,同学们互相争论是可以的,给领导提意见可以辩论,不赞成在次要问题上争论不休。领导当中有好的、比较好的,修正主义的,大批判是对领导而言。学生当中没有当权派
    问:看着学生斗学生不制止怎么办?答:那是极端错误的。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刘建勋说:这是个好事情,对左派围攻为什么不好,不围攻还暴露不出他们的面目。
    问:省委派工作组犯了错误,错误肃清了没有?
    答:很多工作组是好的,就是好的工作组也有错误。工作组是拐棍,偏听偏信的情况多得很,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开始肃清了。
    问:造反队去郑州,后面跟去四百余人,是否是革命行动?答:不是革命行动,革命者不去
    问:省委什么时候提出炮打司令部?怎么引火烧身?采取什么措施?答:炮打司令部是8月25日提的,这个口号是从北京学来的,现在正在号召炮打我,好人不怕打,坏人打出来是好事,炮打司令部要发扬大民主、大揭发群众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统统不参加。许多学校,少数派看来是革命的,要把革命的多数团结起来。
    请省委谈谈对开封师院党委的看法?
    答:我不认识韩倩之,这几年没有抓学校工作很抱歉,看来,韩倩之这个人应严加处置。你们到那提出办法算了,回去后组织人,提出罢官就罢官,阻挡文化革命的一律罢官,毫无姑息。开封师院的同学和北京的同学一起回校革命,串连是革命行动。我决心跟毛主席走,有错误你们可以提,你们(指北京同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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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我们清理了许多司令部。现在革命派还是少数,还受压制,你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炮打司令部。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初书记纪登奎,在郑州大学接见了开封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并举行了座谈。出席座谈的有“八·二四”造反队“红旗”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师的代表以及来河南进行革命串连的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学生共67人。纪登奎根据大家提岀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解答,进行了辩论,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活跃,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1)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指示,省委什么时候传达到基层的?韩倩之8月27日晚上在欢迎造反队的会上说,24日以前并不知此事。
    2)8月12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上“解释”《十六条》,说省委指示:党的领导就是院党委要领导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省委有无此项指示?
    (3)8月24日,韩倩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院党委研究决定:三个常委完全自动撤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请问:这是院党委的指示,还是省委的指
    4)8月12日,韩倩之说省委指示要好好学习《十六条》,掌握文件精神实质,掀起革命运动新高潮,绝口不提是根据《十六条》指示进行对照揭发,请省委的指示究竟是什么?纪
    “炮打司令部”的指示,8月17日刘建勋同志在郑州市大中院校师生大会上讲的,同时也给开封市委传达了,至于开封市委什么时候传达到你们学校,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你们可以查一查。
    “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句话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有权审查各级党组织,院党委成员应一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审查。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省委没有指示“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有指示,就是要停止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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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晚上,省委在郑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革命师生对学校当局党政负责人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满意,学校院系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统统退岀文化革命委员会,如果不退出,同学们起来把他罢免,听候同学们审査,揭发批判以后再说明是哪一类,未揭以前,一律退出
    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是,省委原来就指示要大揭发。另外,再顺便回答两个问题
    “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
    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问:韩倩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一类干部等等,这些口号对不对?纪:据我对韩倩之的了解,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这无非是安个帽子,不许人家揭发。应该赶快承认错误。
    问:“八·二四”事件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起来造反对不对?
    纪:造反是对的,造韩倩之的反可以。造省委的反也可以。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可以造,只要他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可以揭他一下,只能是热烈地欢迎,不能有别的态度。反对革命造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革命造反无理,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行!(拍案而起)占总机,把大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没有呢?
    如果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间,党委领导干部和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利用
    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学生斗学生,把革命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对这样的干部应该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该怎么办?(齐喊“罢官!”,全场活跃)同意!资产阶级保皇派怎么办?
    纪:你们说应该怎么办?(齐喊“打倒!”)同意!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不要给学生戴保皇派帽子。
    问:欢迎多数派赴郑归来的会上,我们曾经两次递条子,给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写上《十六条》条文,不许他挑动学生斗学生,他不理,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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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喊:罢官
    纪:这怎么能罢官呢?他是学生,选掉!(有人说他是老师)怎么是老师?是教师支部书记。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大家要罢兔他,回去把他罢免了。
    问:8月26日下午,系领导小组传达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说造反派向省委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钱,二是要毛主席语录,三要红袖章,是不是这样
    纪:据我了解他们没有提出这三条要求,他们提的是另三条要求
    让我
    们去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二、“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口号对不对?
    要造反,他们不叫造怎么办?那三条全是假的(拍案而起,情绪激昂),是造谣!省委招待要什么钱!好像人家就不是闹革命的,为了几个小钱花花。这是侮辱我们的革命同志,欺负我们的同学,无非是资产阶级官老爷的作法。我们的同志完全是搞政治斗争的,要什么钱?回去给他们讲:纪登奎说:“根本无此事
    问:多数派的代表中的某些人说你没有接见造反派。
    纪:那天晚上两汽车150多人,我统统接见了他们,而且他们冒雨开会,我冒雨讲话。把我接在他们的汽车上,会场十分热烈,情绪十分高涨,这是事实,当时我就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去作证
    问:多数派的400人说省委先接见了他们纪:那400人我不知道。
    27日北京串连同学到校,晚上,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侯志英就在广播
    里说:“现在来串连的同学很多,值得欢迎,但他们有些话我们很不理解,他们讲的很多话是错误的,也有少数坏人混水摸鱼,我们要防止坏人破坏”等等,以后就有人围攻他们,打他们,同学们很气愤。
    纪:北京串连的同学听说开封师院的情况后,要求去支援,是我送他们去的,我对他们说,那个地方镇压学生很厉害,你们怕不怕挨打?要不要担架?他们说:我们为了革命,我们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要担架干什么
    问:有人斥责他们是干涉开封师院内政。
    纪:什么内政不内政!全国是一个整体,革命同学是一家,门户要开放,学生可以到北京、南京、上海,其它学校同学统统可以进开封师范,哪有那么多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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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又插话说:)党委书记兼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绝对不合法的,这不符合《十六条》。
    问:有的人说北京来的同学是在郑州被轰出去的,散发反动传单,在机电学校弄出了事,打伤了人,事实如何?
    纪:回去给他们讲:省委对北京的同学热烈欢迎,每天接见,是我们的最好的参谋,是我们的有力助手。他们南征北战,哪里需要到哪里,说他们是从郑州轰出去的,这完全是造谣,我还不知道
    问:我提请大会主席注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人民日报》6月24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坏的影响,对不对?对开封师院的事,河南省委是否作过调查研究?8月24日以前对开封师院的情况是否了解?
    纪:24日社论有点影响不大好,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这个社论发表后,你们那里出问题,我们这里也出了问题,很多党组织,利用这篇社论对群众运动压了一下。关于开封师院的情况,我没有做过调査研究,但是“保卫院党委”,“保卫韩书记”,什么“遣反无理”,“韩倩之当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这些我口经问过市委书记徐学龙,他说确有此事。这些统统违背十六条,所以我答复那么快,市委已经调查,一天选举三级委员会也是事实
    问:我想说说“保卫院党委”,“保卫韩倩之”的问题。政教系三年级的大字报一份二张,下午六点半以前贴的,有人叫韩倩之来看了,韩倩之就在晩上八点召开各系总支书记会议,批评了政教系总支书记胡玉元,叫他写检查,胡玉元又去找辅导员,晩上三点同学劳动下班,辅导员没让休息叫写检査,天没明就提着糨糊,把那大字报贴住了。冇人说多数人是保皇派,我想说说事实,看看有几个人是保皇派?
    纪:“保卫院党委”,“保卫某书记”这口号不对,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要人有改正,也要欢迎,并要有实际表现。多数同学是革命的,怎么样?你说是不革命的吗?
    问:“造无产阶级的反我们是造定了。”“我们就是要造革命的反”,这口号对不对?
    纪:这个我不了解,如果有的话,当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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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北京的同学说,“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对吗?纪: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是可以的,烧烧嘛完全可以。
    侯志英:我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同学们敢于大胆给我提意见,我大力支持。
    纪:你是主席呀?对我的答复有什么意见吗?
    候:现在是炮打司令部,我们对斗争不理解。文斗,就是《人民日报》解释的大揭发、大批判;文斗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适用于处理敌我矛盾开始揭发,有些人看着还不够牛鬼蛇神,因此双方都要斗,一方认为是内部矛盾,有一条揭发一条,斗一条;一方认为是敌我矛盾。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没戴高帽子。
    纪:对一切牛鬼蛇神都可以斗,他不扣(帽子)可以,愿意扣也可以,大胆放手吗,提高一点也可以,又不是最后定案。
    候:当前来串连的很多,原来门禁,要这要那,我已经给他们说了要大力支持
    纪:你姓啥?
    我姓侯
    纪:我回去把门开开,把门拴砸掉,开放开放。
    候:我那天(指27日)晚上的话,主要是要大家提高警惕。
    纪:提高警惕可以,但不要提高的不叫人家出来,统统叫岀来,即使出来几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紧。无非是打碎块玻璃。我问你: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会对不对?
    候:十六条指示以前,感到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是谭枝生同志讲的。纪:我现在讲的你同意不同意?候:你现在讲的我同意
    纪:你们那里有个历史研究所吧,还有个刊物《史学月刊》(大家一致说有。”)有个副主编赵希丁怎么样?
    候:我不太了解,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好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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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刊物是帝王将相的刊物,和翦伯赞办的没有什么区
    候:那上边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过。
    纪:我建议,你大胆一些,第一条放手,第二条敢字当头。回去以后,一个字“放”。你革命造反,我就领着干,学生造反闹革命,你领着造反,如果不领就不行,乱就是乱,就是不怕乱。
    问:韩倩之在开封师院当了七八年党委书记,前几年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引起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慨可是在昨天晩上(30晚)斗争韩倩之时,一部分人喊“打倒韩倩之!”另一部分人就不举手;有的在会上念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另一部分人就强调
    “文斗”。这两种态度你看怎么样?纪:我赞成前一种态度。
    问:我院“八·二四”事件基本清楚,省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没传达到群众中去,有些学生受迷惑。我不是那一派,我是历史硏究所的一个干部。我感到炮轰司令部虽然贯彻下达一星期了,但这个高潮未掀起来,请省委负责同志去开封
    另一同志问:听说你上次接见我院革命造反队时,说韩倩之在农村搞两次四凊,分团都不大满意,犯了错误还不虚心,这个材料是不是让公布出去?纪:可以整理一下给你们。
    纪:(向侯志英)你是支部书记吗?你最好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个人建议。办法是你自动退出,学生为主体吗!支书、系主任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退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地不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个别的可以,像聂元梓就是一个
    (会议开到半夜三点,很多同志还要发言)
    纪最后说:不管哪一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大方向,大原则统一起来些枝节的问题不要争执。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当前是要集中目标炮打司令部里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很好,大家辩论的空气很浓,不扣帽子,不讽刺挖苫,很好。其实有些问题,你们自己是能搞清楚的。你们要我到开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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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好听听,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北京同学给我们很大帮助,他们都很有水平,大家回去要开门,一切革命同学都可到开封师院。我提倡你们到北京去,到北大、师大、清华去学习,好多问题,一讲你们就可以解决了。要分批去,一下子都走光了也不行呀
    湖北省
    18,湖北省
    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
    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
    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
    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张体学说:“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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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会场外,南下学生40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
    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
    晩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
    保护省委的群众与南下学生展开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的八条电话指示陶铸、王任重同志在给湖北省的电话中,共讲了八条意见
    、所谓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他们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应该号召炮打。对于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方针,也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
    2、要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善于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
    3、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后冬季进行。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到工厂串联。对工厂领导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建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
    5、工厂、农村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的时候,一律要呈报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使生产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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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也不要去解散。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为市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付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以使领导人不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7、红卫兵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1)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2)政治思想好;(3)组织纪律好;(4)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8、国家党政机关,学生不要去串联,如送大字报,热情欢迎,如去串联开会,婉言拒绝。
    申明:工人、农民、干部不参加学生组织的会议,这是一条纪律。
    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张体学参加武汉大学红卫兵大会,并着新军装乘敞蓬吉普车检阅红卫兵。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代表全省三千万人民控诉南下的大学生赵桂林。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篡改陶铸的三点指示,公然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九六六年九月,“8.31”、“9.15”、“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红八月”红卫兵小组一个个出现。这些自发的结社组织陆续得到省文革领导小组的承认,并在省文革或院文革领取活动经费。
    同时,得到省市委资助的少数派红卫兵公开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批评省委和王任重,并渐渐称为造反派。
    多数派学生这时主要坚持在本地斗争,保卫省委,也有极少量学生有组织地到北京取经。王任重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湖北省委有看法的。湖北省委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南下一小撮在湖北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把运动推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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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六日,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旋即回到武汉,造反派红卫兵逐渐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运动中心围绕落实中央军委10月5日“紧急指示”,少数派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各级党组织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
    维护传统秩序的多数派,坚持认为前段省委掌握的运动大方向没有错,遂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
    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多数派)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
    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大、中学生)联合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
    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査,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中央“16条”公布前错误的责任由王任重承担
    王任重在十月十九日接见红卫兵活动和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被迫去海南岛养病(陶铸一再请示,毛最后同意了)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举行成立大会。该红卫兵司令部后简称武汉二司,以区别于先期成立的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湖北省委派员与会表示祝贺。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被推选为司令员。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在洪山礼堂召开时,一批二司红卫兵试图冲进会场,宣传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和要求旁听传达,被工作人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劝阻,陈进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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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省委还执行错误路线,他将和红卫兵一起造反“砸掉这个门”。多数派的舆论立即抨击二司冲击会议的粗暴行为。
    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由各学校东方红红卫兵序列的造反派(含中间倾向群众)组成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他们提出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一些激烈的作法,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展开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矛头依然指向王任重和省委。以后一段时间,武汉三司与二司共同战斗,专赴广州揪王任重回汉批斗;直到1967年初分道扬镳。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俗称“工总”。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书记处书记)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并提前离开,细节问题让赵继续谈。会议开完后又得不到省委承认,于是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大概有好几百人,其中武重的工人最多。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万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群众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并发出致毛泽东主席电。会场的巨幅标语是:“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阎长贵与武汉地区少数派座谈纪要
    〖时间:晩,地点:国家测绘局。单位:湖北商校、船舶学校、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
    阎: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华工东方红红卫兵等四个组织写了一封信给戚本禹同志,要求解决一些问题,戚本禹同志委托我来给大家谈一谈,你们有意见我们听,你们有信我们转。现在不管哪一派都提批判,不过有真批判,假批判。真理不怕辩论,越辩越明。我们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你们批判,你们先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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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先谈谈武汉的三级干部会议(情况从略)。十一月一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进洪山宾馆,会议没开成。在十一月七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2)保留参加权利,
    (3)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参加列席三级干部会是听取中央精神,因为十一月一日至六日省委仍然违背中央精神。协商张华不同意,回去同张体学同志商量,张华同志後来同意两点:1,参加一两次座谈会;2,拿材料来讲,达成协议,我们保留两天,他们开(?)天的会,但我们要派代表团到中央请示。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四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史子荣、)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不知省委如何执行中央指示,我们认为工人斗学生是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太深,搞不清楚湖北省委是怎样贯彻中央指示的。阎:你们代表团几个人?答:十个
    同学:我们感到体学同志仍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听取中央精神和毛主席的声音。
    阎:你们对北京哪一个司令部感兴趣?(答:第三司令部)
    同学:他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们冲进会场是因为张体学撕毁了一个协议。我们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三级干部会。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当时达成了一个协议,结果省委单方面突然开起了这个三级会议。因此,我们就冲进去。我们要列席会议的原因:1,张体学参加了制定十六条,但没有执行;2,不执行军委指示;3,篡改陶铸三点指示。对省委我们信不过,要监督它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因此我们要派代表列席会议。现在湖北省委继续挑动工人斗学生。(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工人到中央告状)
    阎:就是说继续挑动工人斗学生?(答:是)
    同学:关于列席会议协商的结果是,省委当晚打电话向中央反映。当我们冲进会场,张华,张体学说,没有向中央反映,他们说这件事不好向中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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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除了代表团以外,其它同志有什麽问题?你们这儿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你们是右派吧!你们支持赵桂林吗?(答:支持)那你们不是支持反革命吗?(笑)我是支持少数派的,你们被打成反革命,我们表示同情,痛心。被打成反革命,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受到教育,锻炼。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国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有没有修正主义呢?看来是有的,而且头目不小。大家都很清楚,文化革命就是挖修正主乂的根子,揪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他们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们想反对毛主席,篡党,篡军,篡政,如果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会改变颜色,等他们复辟成功,千百万人就要人头落地。在资本主义下反抗他们,你们就要被杀头,跟着他们的就会升官发财,就会使中国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周宏怎麽样?(答:周宏是张体学的好孩子)我祝贺你们被打成"反革命",这样一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就知道怎样顶了。苏联到明年整整五十年了,什麽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原因很多,主要的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机械化搞了一些。我们是要搞两化的,机械化,革命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槭化,光搞杋槭化就容易修。过去苏联修了,这是全世界个大事。苏联修了是坏事,但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它的意义可以同十月革命相比,可以突出怎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解决的,也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没有解决的。我们的毛主席解决了,这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怎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呢?林副主席说了,我们就是用大民主的方法解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要懂得保卫政权的大道理,关心国家大事,要念念不忘政权,要时刻关心政权。政权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忘记了政权就是糊涂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大事情。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全世界人民无限崇拜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几个国家是高举反修旗帜、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外,还有吗?(答:没有)中国是个大国,阿尔巴尼亚在欧洲,是个小国,一大一小,中国的担子很重。这是关系到中国子孙后代的事情,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这点上来看,我们的劲头就大了。你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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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周宏的观点,我不知道周宏是个什麽人,(答:是学生,是受骗的。)他的观点也可以改变嘛!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恶很多,不论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企图扼杀扑灭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复杂的。他们明目张胆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两个司令部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压制群众,派工作组到学校,毛主席不许派,他们知道但是违背了。多数工作组到学校不是领导革命的,点革命之火的,而是去镇压革命,是“消防队”,是去扑灭革命之火的从六月上句到七刖底,八月初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很多地方是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放着黑帮不斗,去斗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敢冲敢闯的革命学生。不知湖北是不是?(是,都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都被逼得自杀。搞蒯大富搞得挺厉害,有人甚至拿别人的名字作文章,什麽大富就是资本主义,这像话吗?出现了很多的“反革命集团”,“假左派真右派”,湖北的枪打出头鸟。很多的革命同志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在自杀时写血书,遗书对党很有感情,但是偏偏要打成反革命,一个学校有几百个,哪有这么多,太不像话我们都是喝党的乳汁长大的,但是对於这些青年这样的残酷,这就是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後来毛主席纠正了,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斗争是很尖锐深刻的,你们心中应该有数,外国人都知道,大家可以分析看看,斗争很激烈。十六条公布以后,是否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结束了,现在看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仍然受到压抑,不少地方还是支持多数派,压抑打击少数派。很多支持党委的传单是一些漂亮的传单,但是少数派的则是草纸印的。还有一种奇怪的事,八月八日十六条广播了,但是在八月廿日出了谭力夫的发言。谭力夫的发言有什麽了不起呀!发表出来是风云一时,到处翻印,清华印了两万,他们没有两万人;师大印了一万,师大也没有一万人,师生员工加起来才七千人。人手一册,绰绰有馀,大学印了,中学印了,学校印了,机关印了北京印了,各地也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麽。谭力夫的发言可以分析出一些问题。林彪同志是副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为什麽不人手一册,而谭力夫的讲话却人手一册?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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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听师大的一个多数派同学说,筹委会对谭力夫的发言最感兴趣。
    很多工作组撤的不老实,有的从幕前撤到幕後,在撤时根本违反巴黎公社那样成立筹委会。武汉是不是?(是,都是这样!)很多地方筹委会继续执行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打击压抑原来的少数同学。谭的发言直接,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对十
    六条。有人还说他有工人阶级感情,我是怀疑的。谭力夫会不会有工人阶级的感情?这个人是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是没有工农感情的。他的发言是有背景的直接反对十六条,我怀疑有人在背後操纵。很多事情逼着我们去想,很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东西。湖北大学有个叫什麽林?(答:张体学的好儿子)。
    北京当时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斗争很激烈。林彪同志讲话: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有两种人,一种是敲锣打鼓去报喜,这是受压制的另一种去质问我们,问发表<红旗〉十三期社论的背景是什麽?我们回答:大家都清楚,这是刚刚过去的事,都经历过的。有人还说:<红旗〉十三期社论只适用於全国其它地区,不适用於北京。<红旗>社论是指导全国文化革命,是适用全国的。你们湖北情况知道得不多,但信来得不少,来访的人不少,据反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恐怕还是相当严重咧,反"右"反得很厉害咧,手段很高咧。(插:他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校还有一个同学戴高帽子游街)你们湖北抓右派抓得很厉害,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但是一个学校打了好几百这是干什麽?
    你们湖北对串联很反感,还开大会控诉赵桂林。(插:张体学代表三千二百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对待串联的问题不是小问题,革命串联是毛主席支持的,反对串联究竞反对谁呢?对待串联的问题是对待革命的问题,对待群众的问题,反对串联不是小问题。据同学们反映,问题不轻,应坚决批判,彻底批判。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坚决批判,彻底批判。有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自吹自擂嘛,不是自封嘛。群众都是糊涂虫?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是自封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害怕,如果怕就是心中有鬼。共产党还害怕群众?国民党才害怕群众嘛。不是真的,你保也保不住呀!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没有保住他。利用工人,农民对毛主席,对党的无限热爱,甚至利用先进人物(插:夏菊花、黄义臣。夏菊花说:“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来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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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做法很坏呀。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能搞折衷。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胜利。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关键。斗什麽?(斗学生不是斗反了吗?)批什麽?反什麽?才能明确。从社论看出党中央,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表了公报,十六条。这次三级干部会,会议之前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可不可以说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有人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议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结束后发表了<红旗>十四期社论。要好好学习,要敢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善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三级干部会议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
    三级干部会议是不是铁板一块的,是一分为二的,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你们湖北发现没发现?(发现了,但力量太弱了)你们可以支持嘛!
    三级干部会议,中央的意见,红卫兵不宜于参加。不参加不就没有事干了?大家想办法来个会内会外结合,他们在这里开会,你们在那里去开,可以印材料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开,让他们内部去斗争,你们会主动。这样对於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个极大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请他出来作检査,你们争取把事情揭发出来。送材料进去一人一份,代表中会有同意你们观点的,等他们开完会后你们再开,开控诉会,一方面符合中央的精神,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群众压力下开会,在这里有个争取群众的问题。不是有多数派吗?你们要争取,你们要相信大多数同学是受蒙蔽的,是可以争取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呢?(是)这就要做艰苫细致的工作,掌握原则,掌握稳党的政策,团结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你们少数派的工作比过去你们被打成反革命还要艰苦,现在你们要做工作,要打通他们的思想,不打通不是对立啦?这个工作可艰苦咧。必须学会打通思想,从策略上讲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我们武汉没有叫)也不要叫保字号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不要叫,修正主义是反革命。(华师插:我校有个红卫兵五次写反动标语)红卫兵也有坏人,谭力夫也是红卫兵嘛,你们那儿周宏也是红卫兵吧!(插:周宏是纠察,是高级的)多数是好同志,是阶级兄弟受蒙蔽,我们要欢迎改正错误,改变观点。有的从多数派里出来了,多数派说他是叛徒,少数派说他是投机份子,不改过来又说是顽固分子。本来很好解决,搞得人家走投无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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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争取同志,肚量要大一点,不大不能革命。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斗你们,打你们,骂你们,你们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必须把这些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恶的帐上,这样就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周宏也可以改变嘛还年青。当然不改变也没办法,若坚持下去就会滑到对立面。北京就有从保党委,保工作组滑到反对林彪同志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插:有人把林彪的名字打上××——华师)这是反革命行为!林彪同志是副帅,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北京已经有这样的人,现在这个人已经被逮捕了
    我就讲这些好不好?没有准备,乱说一气,有意见可以批评。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司、三司及外地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报社造反,发布联合声明,指责湖北省委党报《湖北日报》总编辑刘江峰为首的编辑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名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
    这起群众造反封报事件,在中南地区尚属首例,在全国可能也是首次。中南局特急电省委[中南发(66)字],表示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安)军电临委会和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岀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要求学生将改组日报编委的意见向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照常出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造反派和省委专门组织前来保卫省报的高校工人、红卫兵在报社红旗大楼发生推搡冲撞,激烈冲突,出现首次流血事件。造反派临时指挥部与武汉晩报编辑部协议声明,声言只造湖北日报的反,人民报、军报要扩大发行量(要求发到省报订户),支持晩报照常出版;晩报保证不将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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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电讯稿转交湖北报。晚报造反组织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报某些人的反,中明两报联合印刷厂的“机器被砸碎”纯属造谣。鉴于封党报尚属首例,党报也与民众政治信仰、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报社事件顿时成为全市舆论中心问题,市民、工人和机关干部就此纷纷议论,发表各自不同看法,汉口、武昌街头发生激烈的也是和平的口头辩论,一些旁观者也以大字报形式公开表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赴京代表团成员:武汉大学、武汉机械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工学院、湖北工农兵文艺学院、武汉船舶工业学校、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华师等十六所大专院校。会议开始前,负责接待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很有意义,这栋楼叫红楼(他指着窗边),那边是民主广场。他还说:“毛主席当年曾在这栋楼工作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问:“那一间房间”接待员说:“在隔壁两间这房子是专门借来给你们开会的”。〗
    戚本禹:他是关锋,我是戚本禹。(对关锋同志)你先说吧关锋:你先说!
    戚本禹:还是你先说吧!
    关锋: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仼重的问题,要求王仼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戚本禹插话: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批评。
    关:对我们的缺点也可以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批评。可以批评戚:等了半天,就是这么三句话,够用了吧?清楚了吗?(风趣的比划着)众答:清楚了。(接着会议转为自由谈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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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问:林彪同志讲话和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后,你们仍是“少数”吗?(答:是少数”)
    戚又问:你们司令部有多少人?(答:五千人左右)武汉地区有多少大学生?(众有……不精确)
    戚:你们连武汉有多少学生都不知道,你们还不会造反,要做到心中有数么!(同学谈了武汉斗争形势,说到:武汉地区斗争有它的特点啊!)那你们斗争也有特点嘛。(×同学发言)你是山东口音,不是武汉人,是老师吗?(同学答:不是,只有一个老师参加,老师受压制很厉害。)你们要团结老师,很多老师是革命的,被打成了“反革命”,你们要勇敢地给他们平反。北京有个女同学,他爸爸是摘掉右派帽子的,她就不怕,就给別人平反,别人问她怕不怕?她说我不怕,只要保卫毛泽东思想什么都不怕。她爸爸来信骂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同她爸爸断绝关系。
    Ⅹ同学汇报武汉情况,谈到: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本禹和关锋同志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
    (武大×同学谈到湖北省委在四月廿八日就派了工作组到武大。汇报武大是面假红旗的材料)
    戚问: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同学:是当权派,他在武大有一定的势力)
    关:还有点影响。(×同学:现在武大的领导权不是真正在革命派手里。)戚问:在什么派手里?(答:在拥护刘仰桥一派手里)哦!刘仰桥派!(戚、关相视)
    (同学谈到湖北省委给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师生省委编语录的事情
    戚:带来了没有?(×同学把自己的一本送给了戚本禹同志,本禹同志看语录的附信时摇头)
    (×同学问:张体学说主席在武汉蹲点一个半月,有没有这回事?)关:你们相信不相信呢?(众答:我们不相信)
    戚:这些问题你们自己分析、批判。你们湖北省委到底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呢?还是什么路线呢?(众答: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有一个同学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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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封信,因为一张大字报打成了“反革命”,你们知道不知道?(水运学院的×同学:大概是我们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因为运动初期公布了“左派”名单,写了一张大字报,被说成是党的“叛徒”,是“变节分子”)
    戚:什么是“叛徒”?象这样情况可以平反。(戚审査了文件后说)武大有一位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因为一张大字报给赵桂林平反,被打成了“反革命”他是不是“反革命”(武大同学答:不是)那就给他平反,信我收到了,你回去告诉他。
    本禹同志又说:赵桂林我见过,很普通么!怎么到了湖北就搞得不得了?关插话还有个付军胜对罗?(众答:是的)(×同学汇报湖北省委扣压军委紧急指示有的领导人带头烧毁黑材料、黑照片、各校文革在省委的统一布置下大量销毁黑材料、复制、转移黑材料,湖北医学院文革甚至把黑材料转移到武器库里,企图如同学在抢黑材料时,诬为反革命抢枪暴动)本禹同志非常气愤地说:用心叵测呀!懂吗?
    关:你们不要抢了,中央最近有个指示下达,你要回去要他们统统交出来戚问:你们是不是有王任重写的一封售吗?(同学交出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的黑指示)关问:是给湖北大学一位女同学的那封信吗?戚:不!不!这个比那个厉害!
    (同学汇报了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情)关:我们都有了
    戚:你们用《人民日报》对照《湖北日报》去批判,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对照他们的讲话去分析批判。
    (同学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还有工人、群众严重围攻、斗争学生的恶劣现象。以省委、市委出动大批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逮捕了100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
    戚问:到底抓了多少人?(×同学说:因消息封锁很紧,不可能知道精确数字调査几个中学,可以看出严重性。)
    戚非常气愤地对关锋说:这在全国少见,湖北确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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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同志说:伯达同志最近有个指示,可以先告诉你们,我们没有带来,我和你来背一下(指本禹同志)两人背记的伯达同志的指示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以及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刑堂和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违抗这项指示,要受到严厉处罚。从今天起,如果有人再犯这种罪行,北京市委要立即严厉处理,这个指示也适用于全国
    戚:这是保护革命派的,对你们革命左派有利。你们可以拍电报回去,可以张贴么
    (同学们说:省委召集三级干部会议,如果布置基层搞学生怎么办?)
    关锋:你们知道李世英吗?他是交大的一个同学,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而是派红卫兵去保护会场,搞了许多会外材料,办了个展览,请他们参观。招待很好,出来一个发一份。他们也有少数派么!不会到处都是铁板一块么!
    戚:你们的大字报不是有王任重的一首诗吗?(同学们给他传单,关和戚很有兴趣的“欣赏”,并颇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懂吗?)
    (×同学汇报在湖北省有人把湖北的成绩都归于王任重、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关:第一,成绩应归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二,应归功于伟大的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本禹同志插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干部也起了些作用。
    戚:武大有个姓陆的女同志吗?(武大同学答:有!叫陆舒瑞)她出身于什么?(答:剥削家庭)她是什么派?(武大同学说:是“保”字派)武大还有一个男的吗?(武大同学答:是崔逵瑞吗?)组织部长呢?(叫王勇)不!那个留学回来的。(武汉同学答:刘道玉)他是什么派?(答:保字的)戚本禹同志点头微笑。
    关: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湖北省有没有进步?(同学:没有!湖北情况更紧张了手法更巧妙了)(关、戚笑)
    戚:(听说张体学说天上九头鸟什么的……你们说说看)
    (同学:张体学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走,我是湖北老,我是不好惹的!”)戚:你们谈谈你们的看法。(×同学说:没有阶级性,搞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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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一话点破地说:不好惹和秋后算帐—一有什么区别?(同学:对,就是秋后算帐)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说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众答:不符合!)
    戚打着手势地划着,你们回去问张体学,问他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以要他签字么!(×同学又汇报武汉情况)
    戚:最近湖北省委还有什么新东西!(×同学:他们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复员军人红卫军用来对付革命学生,现在有的工人公开打人了,发生流血事件。)戚:有没有支持你们的工人?(同学讲:有!前几天来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有200多人,控告省委)
    戚:哦,工人也起来了,工人中也有“少数派”,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受压制受迫害的比你们还厉害,你们不和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
    戚:你们中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们说:有!当时有几位同学说自己就是。×××同学说:他们公布了“少数派”同学的档案,任意翻阅。×同学说:我的父亲的档案都给公布了!)
    戚问:你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同学:帮工……)
    戚本禹同志非常气愤地挥着手说:“公布档案的这些作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最恶劣的作法!”接着戚本禹同志又说:你们是造反派,要敢于给被打成的“反革命”平反,不要一见“反革命份子”就害怕,不敢沾边就不是左派。你们怕不怕?答:不怕
    戚:不是反革命的都应该平反,大胆的平反!坚决的平反!戚:你们怕不怕秋后算帐?(答:不怕!)
    Ⅹ同学:各个学校的老师都不敢起来,他们中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较多,顾虑很大。)戚:老师中大多数还是革命的,你们要相信他们,革命的学生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么!力量就大了吗
    戚:毛主席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要算帐的。他们秋后算不了,还要冬后算帐的。他们向谁算帐?(答向革命群众)你们按照《红旗》十四期社论批判:“秋后算帐”就是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就是地主阶级的“变天帐”。什么人才算“变天帐”呢?地主才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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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账”。他们要算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和党和人民对立面去你们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批判“秋后算帐”。
    关:他们如果坚持秋后算帐,正如《红旗》十四期社论中所说的,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戚本禹同志挥着手臂激昂地说:“你们要学习农民对付地主的方法,他们是把地主阶级彻底打垮,你们就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垮!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垮!
    关锋同志饶有风趣地说:“当然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变成对抗性矛盾的”,你们给他们说: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吧!拿岀来烧掉不要“算帐”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戚:你们要争取他们回头。
    (同学们提到:有些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生,象周宾这样的人和报告能(以下看不清)
    )关:是不是周小舟的儿子?(答:是的。)
    (同学们:我们批判这些人,他们说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
    戚:你们说是不是斗群众?(答:不是)你们知道,还问我千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算斗群众,他们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批判他正是为了团结群众!不破不立么!
    关:要注意策略,你们不要象他们那样,不要加反革命帽子,右派帽子,他们有些人也可能是受骗的,但是如果顽抗到底,也可能走到对立面去,敢于改正错误,我们欢迎
    (工农兵文艺学院×同学,我校领导把我们为揭露工作组,该院党委而组织的临时团支部打成“反党的政治机构:怎办?)戚坚决地说:自己解决!回去造反(有同学问:党支部会议内容可以不可以揭?)戚:是基层支部会吗?(答:是)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以揭发批判
    关:支部会议可以有群众参加么!受群众监督么!
    (×同学:我们调查了一些机关,现在仍然扣发职工的工资,有的从原住房被迫搬出来,挤在一间房子里,这些受压制的职工不敢起来斗争怎么办?)戚: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起来自己造反,你们要和职工结合,他们行动起来力量比你们更大。关:这次运动是学生开头,但不是主力军。
    戚:你们是不是主力军?(答:不是)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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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王任重要树立假旗帜,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两面三刀。)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两面派,从来就是一面派,资产阶级反动政策才是两面派。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有的是。关:笑着连连点头
    (×同学问:串连的怎么办?我们想到农村、工厂去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工农群众结合)戚:你们自己考虑,多少人去农村,多少人去工厂,多少人留在学校搞……。关锋插话:我们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去处理。
    临分别时,Ⅹ同学问:各院校文革是工作组在校时搞起来的,怎么办?推翻行不行?戚:可以改选么!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造反么!可以造反,可以造反!关:要注意争取群众,要注意争取群众!(他挥着手说)
    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争取大多数。我们还要接见另一批,就谈到这里好了。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5条意见
    其一,中南地区文革运动搞得不好,整个地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仼重同志对湖北的问题要负责,从中南来讲,王任重同志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久,整个中南的问题,我仍要负责任,虽然我已离开了。因为中南各省,都派了工作组,我是知道的,并且也是同意的。压制革命学生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我发现得迟,纠正也不力。这说明了,我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很差,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以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作检査。…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开始还以为湖北可以搞得比较好。后来看到湖北省委一些报告,接触到一些材料,感到有些味道不对。9月8日和付军胜、何一华等九个同学谈话。又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问题较大。这一段接触到的材料更多了,加上今天听大家一讲,知道湖北的问题确是很严重的。王任重同志7月3日给湖北省委的信,过去我不知道,是最近看到你们《革命造反报》上的揭发才知道的。
    其二,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犯的严重错误;全省打了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排斥和打击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抓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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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撮”;派人冒充“解放军记者”;唱《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子,张体学乘敞蓬汽车检阅红卫兵,等等。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做法,是很错误的。其三,少数派要争取、团结大多数。
    其四,湖北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责任主要由王仼重同志来负。待王任重身体好一些,一定回湖北向革命师生作检讨
    其五,关于“湖北日报”问题的意见,陶铸就鄂报事件承认学生的揭发批判是正当的,停刊十几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长期不出报也不太好……要看是谁的责任最大,就让他一人停职反省,向革命师生作检讨;被打伤的同志要赶快治疗,责任不在工人、学生,而在湖北省委,省委要检讨,向被打伤的同志赔礼道歉。告诉大家,不要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的当
    该讲话要点由陶办整理、陶本人审阅同意,于12月6日印发。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40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
    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7-8万人。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首都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在讲话里公开点了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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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南局将王任重从海南接回广州养病;武汉造反派获悉后,联合组成“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旋即与中南局机关交涉,要求批判和揪斗王。二十五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
    九六六年十二月,阎长贵接见武汉部分师生谈话记录〖程里嘉同志参加了接见〗
    阎:你们来了多长时间?(答:陆续来的)最早的?(答:10.22)
    阎:你们是造反派(同学们不张口)你们这里有“右派”?(答:都是“右派”)阎:我是来学习的,看到武汉很多材料,质量很高,你们都是“反革命”,我很想见“反革命”,祝贺“反革命”,对党委和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难得的,我也见了武汉的同学,也有我的大字报。(笑)昨天还接到一封信。
    看到纪要我感到奇怪,不了解情况随便乱讲……。(插话:武汉水力电力学院就是周宏的学校。(笑))“材料问题,十月中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省委协商”。(插话: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你们造反派吗?答:是)“要将材料交给各革命组织,如果把材料交给各革命组织会引起群众斗群众…”(插话:有这回事吗?(指省委发了几点指示)答:我们参加了,(指一次交黑材料造反事件))
    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正确路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些行动,省委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行动……我们造反,省委承认了错误。……说是多数派引起的……”念完你们回去不要追问这件事好不好?(好)阎:你们先说说情况吧!(谈了一些情况)
    阎:你们学校有“打击张体学就是打击贫下中农”的文章吗?(众:有,4人是被迫写的。后来又起了一次哄,写了检讨)对这样的同学应抱欢迎态度这材料你们带来没有?(同学们找了一份说明此文章如何写出来的材料)(接着谈了湖北省语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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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与中央军委编的有什么区别?(众:有,接班人五条件没有了,总政的前言也没有。另一人说:原来有一个前言)是谁写的?(答:省委)(谈到省委有关湖北曰报检讨的问题,同学们反映很不深刻,只承认报导性的错误……)报导性错误就是政治性错误嘛!(接着又反映了一些情况)
    阎:你们谈谈回去怎么搞,怎么想法?(同学说:现在有新的特点,打人,我们回去与工农结合,要夺权……)(又反映一些武汉情况)
    阎:你们湖北的情况分三部分。(1)枪打出头鸟,学生抓右派,从六月中旬到7月份;(2)抓南下“一小撮”(笑);(3)秋后算账,大致是这样。
    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后,不认真平反将材料转移——(送上一份我校烧材料的调査报告)
    (同学:他们把黑材料塞到枪筒里……)
    阎:你们六月八日公布了右派分子条件你们知道吗?(答:不知道)这是你们武汉的传单(答:当时我们不知道)在什么会上分布的?(答:内部,此材料是武汉邮电学院机要室里搞出来的)。
    阎:57年划为右派的是什么?知道吗?你们参加了57年的反右吗?(同学:没有,我们还很小)所以你
    “右派”了。(接着谈到核心小组问题)
    阎:这些人现在表现怎样?(×××,我是一个)阎:你怎么到这边来了?(×××反映了情况)
    阎:你们学校是点是面?(答:面)是面抓得轻一些。(众:不,抓了半年了。)阎:搞半年回家看母亲是不是(众:笑)(接着同学反映运动初期省委搞全面开花)
    阎:上下左右全面开花(又谈到湖大6·20事件)
    阎:这个人是教师这个人怎么样?现在表现怎么样?(指湖大一个老师)(反映了一些有关情况)
    阎:这个人我见过面,是个教师,当过团支部书记。(又谈到关于运动初期(6月1、6、21)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问题在全国影响很大,同学们反映到省委订了积极分子五个条件,说是参考了主席的五个条件。)
    阎:比主席还高明,主席的话是参考的!?(同学们又说:搞了两次,第一次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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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这三条我记得大事记上有(又谈到核心小组×××,我就是核心小组的。)阎:你知道内幕吗?(不,核心小组还有核心)(又谈到文化革命动态问题)。阎:你们能看吗?(众:不能)你们不是抢了很多吗?中宣部住的是你们的人吗?(众:是,我们学校有两个)
    阎:核心小组什么时候成立的?(答5月11日)一班有多少人(答:5人、7人)
    阎:这些都是根子罗!(反映了有关情况)核心小组汇报一些什么东西呀?×××:总是要讲一点东西就好了(指群众的言行))
    阎:那些同学说了些什么话?(笑)(同学:划左、中、右,我们都是右)(某我也当过核心小组长,亲手划过左、中、右)阎:你也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反映了有关情况)
    阎:(对×××)你是教员吗?(是)你后来叛变了吗?(同学:×××:一直叛,原来是当然左派,现在是当然“反革命”)这个“叛徒”当得好!(又反映了有关情况)
    阎:你是什么成份?(×××
    )平反了吗?(众:还没有)
    阎:你们给他平反嘛!(又反映了有关院文革的情况)(接着又说了抓了南下“小撮”问题)
    阎:你们支持他们吗?(指南下革命串联学生),(众:坚决支持,并反映了些情况)
    阎:你们不是有个“乌兰牧骑”的战斗队吗?(……)是怎样组织起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众:相当顽固)
    阎:有这么一种现象拥护省委好的传单就翻印,还有歌颂湖北省委的歌子。(同学:还不准我们来北京告状,不给证明、不给退伙,说我们的有关材料要经他们批
    阎:是谁规定的要他们批?
    阎:我跟北航《红旗》和《东方红》公社说了武汉造反劲头很高。(众:我们不行)你们这样谦虚也好!(同学们表示要学习“少数派”变为“多数派”的经验)。阎: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也跟他们说过,要跟他们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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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反映了我们在京任务,接着说到北京近来形势,保守派头子对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感到反常。并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好得很!)一点也不反常,阶级斗争嘛!(……)总有人反对嘛
    (接着转为提问式,阎接过问题看了一会)
    阎:除形势外,都是具体问题、随便谈谈。上次见湖北同学一次,不要记,不要公布,大家可以交换意见。
    关于湖北问题你们比我们清楚。有十六条,人民日报,红旗社论,你们清楚。上次可能是跟测绘学院讲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站得高一点,用毛主席的话来看: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国家大事,突出政治,四句话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场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问国家大事,现在来说,最大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不是枪打出头鸟社论中讲得清楚,不是在学生中抓右派分子,而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二批三改。批反动学术“权威”(对×××)你是教研室付主任,不是当权派嘛!(笑)换句话说:揪党内赫鲁晓夫式人物。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意思。这些人作赫鲁晓夫似的秘密报告,你们懂吗?(没有人回答)(阎补充: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做了一个阴谋篡改的秘密报告)就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政变,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想上台,虽然他们在台上,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夺权嘛!他们就要夺权嘛!夺无产阶级的权,改变无产阶级的性质。我们要保卫毛主席,不是一般号召,要全付力量去奋斗,我们的父兄,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我们拿全部力量保卫江山,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大事
    中国的地位大家熟悉,世界上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反帝、反修有几个(答:两个大的中国,小的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党代会,毛主席提字,我们发表社论。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盏明灯。过去是苏联,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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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导师。中国靠毛泽东思想,世界靠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不能胜利,不能建设。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永远是顶峰。
    有的讲是当代,不永远,这样讲是和林总对抗的,不符合林总说的,确实是这样毛主席讲了,在中国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反动的。毛主席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客观的真理。
    苏联是难得的反面材料,苏联从1917年至今50年时间,什么结果,修正主义上这个教训已很惨痛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马列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苏修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出修正主义是大坏事,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来观察,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那将成为大好事,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毛主席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对全世界是个大教训。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没有引起注意,苏联不同,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引起了注意。苏联为什么出修正主义?原因很多。
    你们是机械学院的(笑)只有机械化,不搞革命化!毛主席主张两化,即革命化,杋槭化,用革命化领导杋械化。中央同志概括中国建设道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笑)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领导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天才,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正反面经验的总结
    关心国家命运,世界革命命运,是子子孙孙的事。我们对文化革命的意义,只是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火。比如:给省委书记贴大字报,以前是不会的。不用省委书记开口,法院就把你抓起来了。
    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重要的,公开反对毛主席是少数。赫鲁晓夫打着列宁的旗号反列宁。直接喊打倒毛主席的是少数。多数人是打着旗子反毛主席。毛主席在是这样,不在也是这样,我们有了这样的造反经验,将来也造反。(那时想)当年毛主席就是领导我们这样干的!喊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我们内心感情!毛主席的健康是我们,是世界人民的幸福。
    站得高一点,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搞,意义理解得越深,劲就越大。干劲和认识成正比,甚至和他的平方、立方成正比(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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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毛主席、林付主席讲,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革命夺政权还得保政权。看了电影“夺印”吧!刀把子、印把子,保卫政权,是所有事情中最大的一件事。千条万条就是保政权,不单是军队、政府、法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如果不关心政权,将来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什么事情,糊糊涂涂的掉了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那当官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做牛做马,在座的也可能有做高官厚禄的(笑)。人人关心,毛主席说的是大事情
    毛主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保卫大道理,每个人都要保政权。用大民主的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林总11月3日讲)不用大民主的方法,就要变颜色。
    也可能有反复,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无产阶级错误路线的罪状很多,可以列几千条,总的一条,企图扑灭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到一点,最根本的特点,“包庇右派反左派”,放着资产阶级当权派不斗,而去斗学生,“枪打出头鸟”嘛!江青同志说:毛主席不要派工作组,他们是知道毛主席指示的,但是,还是匆匆忙忙的派了工作组。很多工作组(不是所有工作组)不是点革命之火,是灭火的,不是工作组,是消防队。当然没有工作组的也有问题。江青同志还讲: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一段。6.1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6.2见报,仝国轰动,武汉也动了吧?(答:动了)轰轰烈烈是高潮,廿几天时间,6.20左右很多地方开始抓右派,你们湖北的口号是“枪打出头鸟”(同学:还有“反逆流”、“扫障碍”……)你们都年青,除了几个教员外,没经过57年反右吧!(众:那时还很小)是喝党的乳汁长大的。四书五经读过吗?(答:没有)你们一年级起就念毛主席的书,不管你出身如何,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大的,不知你们承认不承认(笑)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你们是不太清楚的,监视盯梢,学毛著也没有自由,你们有反革命,写血书,绝命书,自杀,给父兄姐妹给毛主席写信,这些东西我看了不少,写得很有感情。你们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罗!是不是?很残酷,白色恐怖是说旧社会的,你们体会到没有(大意),不知湖北怎样。6.20是个转折点,以前很多人来中央接待站反映情况,门口川流不息,以后又落实到落脚了,很多人不敢来了,有人说他们是告黑状,摩托车跟踪,盯梢,有的不到门口就被揪回去了,不知湖北有没有?(有)我开始说祝贺,就是祝贺你们顶下来了,如果被打成反革命,不屈服,就是一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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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考验,将来出修正主义就要这样顶。出了怎么办?一次大考验,顶!事物的两重性,这是毛主席在你们武汉讲的
    我们说武汉还逮捕了很多人(众:是!)有的还不到年岁呢?宪法规定18岁情况很正常,现在放了没有?(答:没有放完,我校一个是抢回来的,听说有的已判了刑)
    毛主席回到北京,纠正了这一错误,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十六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告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
    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包括你们的斗争,不要低估,你们都是反工作组的,反工作组是革命的行动,你们反被打成反革命,有人在幕前变成了幕后。(众留三员、四员)急急忙忙选了一个文革委员会,不是按巴黎公社选举制,是工作组操纵的,同学们说院文革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谭力夫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所谓的高干子弟(众:是黑帮子弟!)他父亲到底干什么,你们看材料去。谭力夫这个人就是吃面包、喝牛奶长大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走路也坐小轿车。他发言是八月廿号,是十六条公布后的十二天,是直接对抗十六条的,直接反对毛主席,你们有没有(众:我们没有文革印了不发给我们“右派”,我们不翻印)我就是这么个人,你们想法搞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大毒草。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问题,不能理解谭的发言。人手一册,作为反面教材,谭的发言不得不学我们调査了北京一个学校,教职工一共700人,印了1000份,每人一份半,我问林彪同志的讲话是否人手一份,他们说不是,是三人一份。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印发谭氏发言。
    谭是个代表人物:全国有,武汉也有(众:周宏就是,我校也有)周小舟的儿子(众:是老黑帮头子的儿子)张体学专程嘉奖嘛!看了同学们发言很有帮助
    批判了谭力夫不叫群众斗群众,现在大字报“谭力夫是学生,批判谭力夫不是挑动学生斗学生吗?”谭的观点为什么不能批判!?影响这么大。至于谭力夫本人嘛,还年轻,不一定是不可救药的,希望抛弃观点,究竞愿不愿意靠自己。很多原来被打成反革命了,没有平反,出现了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多数少数要用阶级分析。《红旗》发表了十三期社论,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当时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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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派,一些人敲锣打鼓去报喜,一些人质问,社论发表有什么背景,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还说十三期社论是不是针对全国的,不适应北京。《红旗》十三期社论,是指导运动的,不仅适用全国,而且也适应北京。(众:武汉也有人说不适应武汉)
    十月六日,10万人大会,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同志都去了,你们武汉有人去了,你们有人也去了(答:是,我们去了)华师发了言,今天又开了十万人大会,你们参加了(同学笑),但是就是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予平反,发展到现在。中央又发了补充决定
    当前斗争很复杂,有新的特点。究竞是什么大家可以讨论(众:打人!)武斗现象严重,打死学生,当然,革命者不怕死!逼上梁山,左派是打出来的。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主张打人的,不打人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凡是打人最凶的,最厉害的不是革命左派,很多打人是坏人,或被坏人操纵。
    现在有人攻击林彪同志,有标语“……”攻击林总、攻击江青同志,指向康老。江青同志的讲话(11.28)看了吗?(众:看了)江青同志讲了坚决贯彻最高指示。林彪同志是付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要培养一批革命接班人。最高接班人一林彪同志是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马列主义水平高。有一本林彪同志的关于突出政治的言论集,你们有没有?(众:没有)看他怎么讲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那些以前所谓的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比一比。反对林总是反革命行为,反对林总就是反革命行动。
    北京有个学生,据说与你们一类学校,攻击林总,最近逮捕了。林总是高水平的理论家,最能将毛泽东思想贯通的,最突岀。江青同志的讲话,(同学,提了点体会,关于大反扑,打死人)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是第一副组长,说什么没有经过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笑),就产生,这是攻击党。
    你们不是当了一次“反革命”吗?再当一次嘛!(同学:他们也有了经验教训)(笑)。(同学说了一点新形式。)
    斗争很复杂,我们每个斗争口号、旗帜都被抓去,比我们抓的快,过去一些保的,现在还批的高(笑),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批,调子很高,他们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反对群众斗群众,他们也反对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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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借口不准群众斗群众,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极左派出现,保护资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也说我们。同学们要动脑筋,抓旗帜,口号很重要。要掌握形势。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有没有?大家想想有没有?当前两条路线的焦点是什么
    究竟怎样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10月6日大会上江青同志的讲话,很短要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掌握好政策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这次江青同志又讲了,你们不是有两个歌吗?(望着墙上挂着的两个歌子,“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造反有理”,墙上两个歌子很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造反有理,按照歌去做,你们是造反派,敢于造反
    善于造反吗?)(同学:不!)造反要会造要有策略。你们都是“反革命右派分子”吗?(众:他们说没有公开,没有下结论,有的还不知道整了些什么材料,所以他们说没有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不算打成反革命!如果下结论那不知死了多少人,那不知成了什么状况。
    现在的情况比你们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时要艰苦困难的多,过去顶住就行,检査吗?有什么可检査的,现在大大不够,现在要做工作,打通别人的思想工作,你们是少数派到北京来告状了,很好,本校是不是予以串连,这个工作很艰苦,比关在小屋子里艰苫得多关在屋子里还有人保护!(笑),现在是你们显本领的时候了!
    跟院党委和工作组跑的人要正确认识,大多数同学是要革命的,有信念,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一小撮,在学生中也有个别的,大多是受蒙蔽。同意不同意?(众:同意!)他们过去打你们骂你们,不要挂在他们头上,要挂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对同学可既往不咎。用党的政策去团结他们,批评他们,诚恳的批评他们,《东方红》公社10月6日以后要搜材料,搜了同学的材料,我找了×××对北航《红旗》也讲了,不利于争取群众,他们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我说不要叫,修正主义是反革命,反革命是修正主义嘛!不利于团结群众,不要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也不要叫保皇派,他们容易接受。
    有的地方怪,用一个黑字(手比划)划在袖章上(同学:叫黑卫兵)(笑)他们挑动学生斗你们,你们不能说服他们吗?要锻炼这套本领,他不是黑五类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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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和他们讲道理批评他们的错误不叫围攻。过去他们围攻你们,他们叫正常的辩论现在你们和他辩论,他们说你们围攻了他们。他们就是这样搞,那有这种逻辑呀!说他们没有犯错误,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是不同意的,特别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是不同意的,要分清是非,那是合稀泥。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我们就不同意,利用这口号打击工农子弟等人,正好是以前打击工农子弟最艰苦的人,怪不怪呢?迷惑人心
    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挑动工农斗学生,难道我们就没有这个本领说服他们明白真理,站到我们一起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如果没有革命的要求你们学会,对你们不友好的人,同学们要做细致的工作,辩论他们叫围攻笑),摆事实讲道理看那个办法好!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要有无产阶级感情,没有不行,现在可利用一下湖北省编的语录(同学:我们学军委编的)形势对你有利,如果不掌握政策会变坏,我们不希望反复,不反复我们得做工作。我们不管它(指湖北编的语录)编排如何?不评论,现利用一下(念:湖北编语
    录本:P26第二段、第三段)(插语)十六条是纲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是
    最高指示(念P27页第二段)
    (插语)打个比喻适当不适当,十六条是总政策,串连,材料是具体政策,掌握
    了十六条具体问题就好办了,不知适当不适当。(念P28第二段)
    (插语)十六条从一条到十六条都掌握不能掌握某几条。(念P28第三段、P29×
    段)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公开在报上宣传。过去的情况没有这样,这次是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
    独立王国……,念语录。
    我有一种想法,地方党委不管那一级应该树立毛主席的威信,不要搞独立王国,坐车检阅队伍(是张体学),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坐车检阅队伍,其他任何人没权力坐车检阅队伍,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树起来的威信,当他反毛主席时就是纸老虎了
    有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器重,这些人不……毛主席的器重(众:王任重……)念“……不许擅自参考……”第30页,还有一段……省委编排的顺序不一定好我们利用一下。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好好学,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在做文章,主席接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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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给我们做榜样,也给高级干部做榜样,怎样对待群众。和群众在一起看火焰这是活的主席著作,把学习林彪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与学习毛著统一起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活的毛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有些话是通
    过别人口讲出来的。
    你们要善于总结经验,那些地方做得对,……(举例,狗熊……)
    我看就这样吧!武汉、湖北的具体问题有十六条,林彪、江青、伯达同志的讲话。级干部会不要看成铁板一块,也有两派、内部斗争。
    对同学,可能10月14日有一次讲话,抢错了就赔礼道歉,不允许抢要统一,三、五人也不行,当然有个过程,春秋时期有七个小国
    后来出了
    秦始皇,当然秦始皇一开始出现不了,老是三~五个一帮不成,我们不要怕人多今天说的不同意的你们批评。江青的讲话你们可以弄一套。(×××:有关整教师的材料)
    阎: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派应当给予平反。(×××:没有公开,没有下结论
    阎:现在有人借口群众自己整的,“没有下结论”,没有下结论,现在就够受了等下结论不知到什么场合了,不知死多少人同学:多数派为什么党团员多?
    阎:你们自己说,你们水平高,自己讨论。
    同学:文革是权力机关……里边又有党组,×Ⅹ×分析三句最高指示。
    阎:你的话很有道理,对我很有启发,我没有往这方面想,关心国家大事,毛主席的话主要体现了主席的策略思想。我们实在理解不了,毛主席站得很高,看得很远。我们理解了,要按照去做,我们不理解也要去执行,这样才能保证不犯大错误。王力同志讲:“毛主席怎样说就怎样做”同学:有人总是保
    阎:三保(同学:五保,最后保自己)(笑)同学:每个组织都是革命的,不对。
    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那一派有错误,不弄清是非就团结是合稀泥。湖北的说两个左派打架,你也是革命行动,我也是革命行动。(笑)不能搞成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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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目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是什么?
    阎:大家讨论不必多说,我也不清楚,你们比我更清楚。这句话你们理解吗?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参考材料
    阎:给你们辟一些谣。可以辟一些(看),知道的可以辟,林彪同志论左派没有个是林彪同志写的。陈伯达同志对十四位同志的讲话,姚文元的论造反者,都不是本人写的。我至今还没有看。(同学:是骂少数派的!)我们有最高指示林总说,最高指示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斗争的,在党内这样讲有些人听是不高兴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林总树立最高指示,才不当奴隶主义,毛主席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有人串连到处抄大字报,没有用,用处不大,可以多看看想想,动动脑筋,光动腿手不行
    现在各种观点,各种思想很多,看那个符合毛主席指示,练习造反,辩论时间还较长,矛盾不要上交。
    同学们和接待室矛盾很大,要你们来作也不一定带着问题三头六臂也转变不过来
    文化大革命是七亿人的大学校,毛主席是校长、是司令,你们是造反的,不要错过机会,文化革命还刚开头,你们搞了六个月,回家看母亲(笑)还刚刚开始,斗、二批、三改还没有搞,(你们也不要放掉斗的旗帜)。(同学: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时候才能转入斗、批、改)
    两条路线斗争要贯彻始终,各时间的表现形势可能不一样,你们要抓旗帜,斗批是一回事,他们不斗,我们要斗要做工作。右派分子的材料要准备一下,不要人自为战,要组织为战,你们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问:有关主席新诗词问题)有一些不是主席写的如:“纪念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山东大学高峰写的。(问:高是什么人)可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你们湖北有一首(同学:王任重的黑诗)(问:顺口背出)××是刘邦的事
    同学:王任重是不是和毛主席一起回去了?阎: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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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王任重是不是文革小组的?
    阎:王不在北京,文革顾问是康生,组长是陈伯达,第一付组长是江青,付组长刘志坚,组员有关锋、戚本禹。同学:王任重是否付组长。阎:以前是第二付组长。
    同学:如果是我们要求罢王任重的官,王任重从中央文革小组滚出去阎:你们的大字报我看了,一定反映上去同学谈湖北日报,
    阎:不一定封,如果有问题要他换人,才利于批判,不是批评你们。不一定采取封的办法,可以揭,拿出事实来教育工人,把它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来比,比出个所以来,你们开大会可以,写文章,作法注意原则性,群众容易接受。
    毛主席说:对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你们是有理的,还要有利、有节、同盟军很重要。毛主席说暂时的同盟军也很重要。
    (提到怀疑一切问题)是马克思提出的口号,不是反对的。马克思的怀疑一切不会怀疑他自己吧,怀疑就是思索,湖北日报开专栏批判怀疑一切,我是不……不欣赏的,不同意的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职工联合会”以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档案时发生冲突,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有五千多工人参加;他们宣传林焕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殴致死,要造反派偿还血债,并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抬尸游行,并指出“联合会”是保守组织
    闻讯,“联合会”群众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斗李一清,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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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20万人以“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名义集会,与25日对立派组织的“抬尸”游行针锋相对。
    会后,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和南下造反大队等成立联合批斗王任重指挥部。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时间:十点,地点:中南海小礼堂。进入中南海小礼堂,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行”和“造反歌”,“语录歌”。〗
    这时中宣部文革主任阮铭同志对我们讲:“同学们,有几个事情和大家商量下,看大家同不同意。陶铸同志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要录音;第二、李一清同志也来参加;第三、问题集中一点,派几个代表商量一下。前两条大家坚决没有同意
    同学讲: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要求录音:这个会不是接见会,是回答问题,我们要录音;根据陶铸同志的特点喜欢辟谣,已经引起过群众斗群众,我们要录音;李一清是我们带来的,由我们处理陶铸同志与李一清很熟悉,他们两单独谈更好,再说他们已经谈过一次,我们不派代表,我们八十多个人都是代表的代表。我们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大家看看时间,已经11点了
    大家喊了两声:“陶铸同志,快出来!陶铸同志,快出来!”接着我们学习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没有念完,陶铸同志匆匆出来,他坐下后,讲:“同学们,我们谈吧!你们来了好几天,十九日到的
    同学们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推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陶铸
    原来你们来,希望和同志们谈的,因为你们不愿意同我们谈,要找中央文革小组谈,要文革小组、总理接见,我们赞成这是事实吧。你们总不能否认这事实,后来你们说要我回答问题,我还认为是接见,以后同志们要我接见。我说好,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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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先谈,你们不愿意派代表,非要全体来,没有谈好,拖下来。我在中央工作,有工作任务,除联系八个部,还有中南、华东由我联系,今晚本约定南京大学约了二十多天,也是革命派,造反派,可见我很想和同志谈,不是铁石心肠,我没有理由不接见。一同学们不愿接见,一是我有工作任务,每天都是十一时以后接见,十时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会,前晚开会到深夜,来不及,总要安排。昨晚上三点要接见,我还在人大会堂,今天中央开会,文件未看,我高兴同同学们谈,时间安排有时会出问题,有的时候我在旁的地方安排了活动,这完全允许说我不愿接见不是事实。前晚来电话我不在,昨晚我与安徽八·二七同学谈问题今天约江苏同学谈。我很想接见同学们嘛,我管八大部(宣传部、组织部、新华社、广播局、文化部、教育部、体委、卫生部)中南五省、华东几个单位,很多都要安排时间。我是中央工作人员,总是要有计划。
    (同学:这个问题明确了就不要多读,)我不是浪费时间,要讲清楚嘛你们说我铁石心肠,不愿接见,我认为不是事实。
    是不是不录音,我们可以做记录?我们可以搞个稿子出来经你们审査,印出来带回去散发,总理有规定,中央同志讲话不录音,我的讲话没有录过音,你们武汉松涛那次录过音,也洗掉了。我看不录音比较好。我是个人谈话,到外面放有什么好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录也可以,不是怕录音,同同学们商量,搞记录出来给大家看,带回去,口说无凭,这样比较好。第三想让李一清来,我今天作为中央同志,文革成员来解决问题。他还是中南局成员,有些事要他来办,对回去解决问题有好处。这三个如果赞成,达成协议,如果不赞成,也可以把会开下去,请同志们考虑,不是打官司,不是口供,记录为什么不可以,比较准确。我不赞成录音。同学:非录音不可陶铸:(怒)为什么呢?同学:刚才讲了很多。陶铸:你不能说服我。陶铸:你们也不能说服我。
    同学:要录音的原因很多,一、今天来是向陶铸同志提问题,解答问题,我们认为不是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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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气愤地)我讲是接见,各讲各的。
    同学:二、每次讲话记录出去以后,陶铸同志在发生问题上辟过谣,造成群众群众。九月八日派了九个代表关于三点指示,纠缠了一个多月,十月份出来谈话要点,同我们的笔记对不起来,有原则差异,所以又搞了一个补充要点。这次陶铸又接见革命造反司令部又有区别。
    陶铸:我们对过。经同学们看了,认为要增加的增加后再印的。
    同学:我们把王任重揪回去,要斗倒斗臭,这次谈话要公布,以录音为证。陶铸:这次谈话两份笔记,搞了一个录音,经他们看过,对了以后,才印。这次还是这样,你们搞一个,我们搞一个,你们带回去,这样更准确嘛
    同学:对《湖北日报》问题区别很大。应该相信红卫兵,如果错了我们负责。陶铸:我当然相信你们,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相信我,我总是负责的,说话不是不算数的。
    同学:(念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陶铸:你们几个代表?你们要讲、几个代表讲,我好有计划。同学:谈了再讲
    陶铸:你们采取斗争会的形式我不能接受
    同学:你是老干部,我们都是学生,有什么错误,你可以指出来,你这种态度我不能接受。
    陶铸:你们几个代表提问题。
    同学:共产党员应该胸襟开阔、胸怀坦白。我们都是代表,是赴京中的代表中的代表。
    陶铸:我请问你们几个代表谈话,八十个人总不可能都谈同学:还没有谈,你就发脾气,耍态度陶铸:这叫什么耍态度?(很愤怒地)同学:怎么不是发态度!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恰当的,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举起双手大吼道):我提出抗议,不是胸怀不坦白。你们这种形式我不满意,是不适当的。我今天来接见同志们。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解决问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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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局书记。应该是合情合理,你们批评我可以,我讲几句话不可以,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推几个代表,不要采取不恰当的形式,对解决问题不利,这种形式对待我具体人是不恰当的。
    同学:声明一下,今天的会不是斗争会,口口声声讲同志怎么会是斗争会?陶铸:批评斗争也是同志。黑帮才不是同志。同志可以斗争。今天这个会到底是什么形式
    同学:现在是称同志,怎么能对同志开斗争会,如果把陶铸同志当作敌人,白己就放在敌人的位置。
    陶铸:斗争一种是对敌人,同志间也有一种交谈的形式,也有一种斗争形式。同学:我还没有参加过斗争同志的大会。
    陶铸:到底我是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的对象呢?还是我作为中央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的会?这个问题先弄清楚。
    同学:会还没有开,我们还是要录音。(把录音话筒对准陶)陶铸:首先你们强迫录音我就不赞成。(用力推开话筒)同学:通令上讲的很清楚,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种会可以不开。
    许多同学说:不开就不开,说斗争你,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今天的会是什么性质,我认为是代表中央,代表中央文革接见你们,你们提出问题,我解答问题,我不是来受批评的,当然批评也可以。
    同学:今天要你解答问题,不是逼供信,向我们青年红卫兵提出抗议是不恰当的。我们的态度不太好,陶铸你态度也不大好。
    陶铸:录音我赞成,你们推五个代表提问题,今天是接见会,不是接受批评。今天就是接见会,在中南海小礼堂都是接见。
    同学:(念16条中第4条)我们回去可以检査,按16条办事,你今天一进来这种态度使我们很不满意。
    陶铸:我也很不满意,先推代表,又要录音,又不说几个人发言,你讲话一句句都算,我一句都不算。总要民主嘛,我也有语录,没有念呢?(拿起语录又放下)今天如解决湖北文化革命问题,我坚决支持,这个态度是很明朗的同学:我们有缺点,错误应该检査自己。同学是青年人,你不是胸怀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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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今天的会是什么目的?我今天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同学:我们代表中南地区、代表全国革命师生。
    陶铸:今天只谈湖北的问题,中南地区的可以回答,特别是湖北,我没有义务回答全国的问题,只有权力回答中南的问题。
    同学:你今天的态度是不对的,同学们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陶铸:我今天就是批评。同学:你代表谁向我们抗议?
    陶铸:我代表个人抗议,这种形式对我适当。同学:能不能允许我先说?
    陶铸:五个代表先提问题可不可以?总有个组织,今天时间有限同学:是不是只许几个代表讲,其他同志都不能讲。
    陶铸:可以规定几个代表讲,其他可以不讲,你们代表可以讲出嘛。我要个名单你们也不给,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同学:要代表理由不充分,应相信群众
    陶铸:有多少代表为什么不能告诉我,这是正大光明的吗?既然要我接见,为什么不能相信我?
    同学: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先解答文化革命的问题。陶铸:我坚持,你们先提出多少代表,有个计划同学:既然讲代表就是十五个。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是十五个代表。
    同学:按你的要求,十五个代表座谈,其他同志听一听,今天陶铸同志没有诚意。陶铸:今天把江苏的都回绝了,怎么没诚意。同学: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的。
    陶铸: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同学:晓得这个样,该不吃饭,看你出来见不见。
    陶铸:今天讲五个,讲了五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你搞个名单给我。同学:原来要排几个重点发言,其他人也可以谈。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五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为什么要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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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陶:开门见山,我欢迎)首先向你们报,王任重有哪些问题,作为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汇报,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汇报。王任重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有些材料,既有书面材料。文化革命以前谈一个问题,王任重写的《资治通鉴》读书笔记,61年、62年大量放毒,与邓拓唱一个调子,在全党流传,为右倾机会分子一唱一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任重作为当权派,不号召大家学主席著作,而号召学《资治通鉴》,说比水果糖、牛奶更香甜,奉为珍宝,凌驾于毛主席著作之上,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力求古为今用,与邓拓差不多,还有虚假红旗,官木生的问题,他还到主席家里作客。四清运动中关于双
    十条,在展览会上大肆鼓吹王任重。搞个人独裁,特意说大,突出自己,凌驾于主席之上。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早派出工作组,而且王任重还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革命引歧途。七月日,给湖北省委的信是黑指示,恐怕是经过你同意的。陶铸:怎么知道我同意同学:是我估计的。陶铸:怎能随便估计
    同学: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清楚。我们要揪王任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王任重打倒。在揪王任重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归根结底,不过这两条。具体来自何方?值得我们深思,反动路线不批倒批臭、怎能斗、批、改。为了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出来,就要把阻力搞清楚。王任重是你部下,老战友,首先让你谈谈对王任重的看法。陶铸:你先把一个个问题提出来,我一起答复
    同学: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陶铸:什么内容?
    同学: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査。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仼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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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他没有交出?
    同学: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现在要交出张体学回湖北。
    陶铸:张体学不在湖北吗同学:在北京。
    陶铸:我还不知道,如在北京,应该回去。五个代表一起谈出来,我不用零碎回答,你们讲完了我仝部回答,既然作为同志之间,就随随便便谈谈。既然是同志有什么保留,不是摸底。
    同学:五个代表提出问题后、你再作答复。
    陶铸:我回答后你们不满意还可以提意见,如没有时间下次接见,如没有时间下次再开。)(同学:活跃一些,回答问题时可以插话)(陶:你讲话就不让我插,讲话总让人讲完,活跃不是那样活跃:可以作指示)(陶:你们不满意还可以反驳)(同学:你说了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后,我们可能提些更具体,会议活跃些,还是团结友好的空气,不必那样紧张,我在中南海还是第一次。)(同学:首长提抗议,也还是第一次)(同学:打人打伤人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反映昨天被广州重型厂围攻一夜,抓走同学八个,经过斗争才放出,我们的传单被视为毒草,去广州的同学被围攻)(陶:就这八个问题)(同学:逃不出这个范围。)(同学:不要限五个代表)
    陶铸:五个代表讲完后,如不满意,再提意见如无时间,以后再开或采取书面的。你们说对王任重的看法,把王的后台谈出来。
    代表:湖北群众起来揭发王任重的滔天罪行,要打倒他,谈谈你的看法。同学: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同学:11月16日我们封了湖北日报,我们坚决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11月24日你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以后,你们办公室发出的纪要要马上复刊,与我们的记录有原则区别。武汉形势很紧张,省委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稀泥,武斗现象特別多。马学礼组织职工联合会,观点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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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参加(11月26日)提出(1)湖北日报立即复刊。(2)解散工人战斗总部。(3)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11月25日以马学礼为首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五千多工人游行,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在毛主席寿辰前一天发生。我们要求(1)立即解散革命职工联合会。(2)将马学礼等人逮捕法办。(3)省市委必须交岀幕后指挥人。张体学被保守派带到北京来,我们要求他回湖北去受批判
    另一个代表:省市委目前对学生、工人阳奉阴违,达成协议根本不执行。如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张斌停职反省,始终未停。(陶铸插话:“少数派”是多数还是少数)还是少数(陶铸又插话:原来有八千人,现在有多少人?)市委操纵马学礼组成革命职工联合会,多半为党团员和中层以上干部,从成立起,干了很多坏事,大方向指向革命群众,反对封《湖北日报》。工人战斗总部在刘宁一支持下组成的,他们(指马学礼那派)要解散这个组织,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自该会成立之日起,每天发生武斗,打学生时用主席象作封条,用氨气作毒气。搞反革命游行示威。二十五日工人战斗总部祝贺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挂白花游行,把死人相与主席象并排,强制市委下半旗这是对我国、对主席极大的侮辱,必须将马学礼等人立即逮捕法办。马学礼的后面有市委操纵指使,必须交岀幕后人。要求解散职工联合会这个组织。
    代表:(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
    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
    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61、62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主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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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月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同学:红卫报被封后,红卫兵经常围攻,提出赶走北京人,打死武汉人,陶铸的看法如何?听说曾当主编,以后怎么改组封闭应不应该,围攻造反派,你的看法如何?还组织“扫流寇”队,(专赶外地革命师生)串街队,都是打架队应不应该解散。要王任重交出材料,攻击主席思想的算不算党内文件,应不应该交出12月2日接见中南学生时已讲过允许别人偷偷改正错误,是否与主席指示符合同学:金明讲谁勾结红卫兵,后果就由谁负责,谁把中南局情况向红卫兵讲谁就没有好下场。金明作了三个这样的报告,他的这种报告与其它压制群众的黑指示要不要交出。
    王任重是要批倒批臭打击他。对王任重是什么人,对他的历史和在湖北以前的情况不了解,要支持我们要给我们到各地调查的方便。
    同学:王任重给广西师院的一封电报陶铸是否了解?武汉地区有些谭力夫式的人物,要求象北京一样给予法律制裁
    同学:对“扫流寇”队要解散,严重的要逮捕。坚决要求罢王任重的官,撤他的
    同学:从中南局抄出谭力夫的讲话(最近印刷)为什么对此讲话如此感兴趣?同学:三点指示到底谁真谁假?给桂林那张电报,王任重讲与陶铸商量的,这电报是好是坏,与陶铸商量没有。黑材料要不要交出,强烈要求交出,(湖北通讯)特别是六二年发表《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黄同学:那份电报有没有?怎么发出?能否给我们看看,是谁发的,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矛盾?
    同学:第一个电报说王任重养病期间可不接见革命师生,也不公开检査,是王任重抛出,是中南局电请经中央批准,还是陶铸个人批准?
    第二个电报叫王华天公开检査,半天养病,未看到红卫兵不同意这样做,能否必要时让王整天检查。
    同学:12月12号,接见中南林学院时,认为发转移,销毁黑材料,我说罢官看看(陶:是五月十六号以后,那应该按中央决定执行),黑材料不交怎么办?同学:谭力夫讲话中南局印发了二万份流毒很广,至今未作理想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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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地区文化革命阻力很大,流血事件事态正严重发展,有必要再回广州作好切可能发生的事,那里消息很不灵通,有些学校还未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团能否给中央保持直接联系,及时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指示。广州市运动冷冷清清要求全部造反派去造反,我们准备从北京、武汉带些造反者去,请解决经费。
    代表:陶铸是否负责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阻力那么大。张体学用党籍保证王任重在广州,李一清又用党籍保证王任重不在广州,到底开除谁的党籍?同学:广州阻力与中南局有关,十二月中南局不答应公开检讨,那来那末大的胆子!广州严重局势,陶铸知不知道?我们让吕少泉打电话,不知是否反映了?中南局一张揭发当权派的大字报也没有。请陶铸同志把这些问题解答解答。同学:陶铸决不同意录音,我们也不打算再录音了,我们通情达理。
    陶铸:好!我们搞一个书面记录。合起来,现在我倒赞成录音,准确一些。(这时录音机坏了点)互相都是为解决问题的,我是支持你们的,不要误会,所有问题都能答复满意,也不一定,你们可以再提一些问题,我可以书面答复,或再开次会,完全解决是困难,回答满意后你们可以早点回去搞革命。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
    (一)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看看。中央讨论有这样一个初步看法。因为他现在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我只能认识到这里。(同学:中央文革副组长有没有撤?)还没撤,实际工作没让他还挂个名,实际没有工作。同学们提出应罢官、打倒,罢官不仅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不是,罢官问题中央正在考虑,要主席和林彪同志最后决定。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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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作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十一月讲的。王任重当文革副组长是中央提名,同意的,我一向对王任重印象很好,觉得这个人不错,比较信赖的,不是他自己要当的,也不是我提名的,因为我离开中南后,王任重代理第一书记。《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以前他那些反动文章,我未看,只看《羊城晚报》上登了前言性的东西,
    六月立即有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对他的笔记提出了批评。后来省委把这些人打成反党分子,这个人寄来材料我才知道,认为这是错误的,赶快要平反,于是就平反。(同学:武大经济系杨家志同志被打成“反党”开除团籍)最近才知道,王任重的问题在这里,很多问题王任重都不向上反映,错误严重就在这里,同志们说:后台是谁,这我已看出,说后台就是我陶铸,陶铸是个大黑帮,要揪出来,还要我接见,我近七十岁,形势看不出来吗?我认为这形势是不适当的,我讲,我不是王任重的后台老板,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老板直接指挥湖北省委的。七月
    三日在东湖写给省委的那封信,七月十九日到北京,他的信我未看到,中南局批准后我们看了提了意见,认为有问题,认为要反击5%学生右派,在新华社湖北动态我看。(同学:在宣部看不到大字报,七月份中宣部要派工作队到……把七月三日黑信当作学习文件,陶铸是否知道)后来王任重那封信,作为报告给中央,中央把他改了,那时还是刘邓路线,什么“枪打出头鸟”“反击右派”都勾掉了的,发给各地参加文化革命的参考。中宣部是否印了这信,我不知道,如中宣部印了七月三日的信你们可以查。中南局批准时,我们提了不是人家是他的后台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湖北很多宣传都是张体学直接与他联系的,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真正的后台,是否我怕负责任你们可以查。六月一日我来北京后,作为中央常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文办主任,忙得要死,中南的事不管,那时认为王任重是可以信赖,有能力,自己放心,他又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与中央文革很接近,我们只接触了三四次。武大保守派要刘×接见,我们不同意后来马马虎虎弄走了,现在教育部要揪回来。保皇派我没有接见过一次,工作关系是有的,我是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决定由我,谭震林刘宁一当中南,华东的联络员,他们发生问题来中央解决由我们联络接见谈话,向中央反映。我与王任重的关系是相当紧的,我在中南局当了六年书记,他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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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书记,当然有关系。我在广东,他在武汉,在北京开会时在一起,武汉是九省中心,去得多,但从未在湖北省委直属机关作过一次报告,因为我信任他,认为他工作做得不错,你们可以调査,大概你们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王任重是第二书记他管湖北,我何必多管,我主要管湖南,广西广东多一些。他是湖北省委第书记,我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央开会在一起,我不管他,他不管我。五
    八年他是三省协作区的组长,我是两省协作区组长,他管的范围比我大。再早我在部队工作,当过湖北军管会副主任,他是湖北省副省长,以后我到广西广东去。五九年以前我不认识他。
    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很信赖,他讲话比我会讲也很有条理,也有定的政治工作能力,年青有为是可以培养的干部,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九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当时整个中南我不管,他不仅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是北京的顾问,是在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和师大附中试点,实际上文革小组根本不知道。六年来,他当中南局第二书记,我对他是很信任和器重的,认为是好干部,我是支持他的。不是后台不后台,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桥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苫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二)电报问题:电报发了一个他曾来了一个电话,讲了他瘦了多少公斤,肝很痛。中央是曾经同意他休养的。后来红卫兵要他交待问题,中南局发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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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病得很厉害,是不是让他休养一段,病稍好以后再检査,也得到中央回电同意了。
    (同学插话:是不是刘邓那个中央同意)
    当时刘邓的问题已揭发,他们在中央已经不担负实际工作了,王任重的养病,没有经过刘、邓,有的大字报说这是我提出以后,刘少奇批准的,那完全不是事实,而是中南局提出,经中央同意这个电报由我批办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不存在责任问题和包庇问题。
    后来我发觉王任重的问题严重,责成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带了大字报和材料去海南,王任重看了心里很紧张,和我通了一次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要检查,问题是很严重的。他问是否马上回广州,半天时间作检查,半天休养。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也同意了。我又给中南局打了电告,告诉他们,王任重要回来作检査。他们后来派了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把王任重接回广州,开始和湖北的革命同学见面,听取批判,二十五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我们说,你先回武汉,因为主要问题在武汉,武汉同学对你意见这么大,应回武汉受批判,中央同意。
    (同学:但现在还不老实)你们要批判他,他才老实。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同学:第一个电报是你批发的吗?)是办公厅起草,我批,你们可查一查。李清给我打了电话,他一来我就批评了他。
    同学:要王任重出来是你见李一清前,还是后打的电话?
    陶铸:见李一清前打的电话,中南局知道这事,我打电话让派飞机去接的。关于电报问题,你们要问也是可以,那里来电报,我们起草是很正常的,因那时还去革命嘛,要我起草,我也就那么讲,不存在责任问题,不存在包庇问题,电报是由我批发的。
    (三)关于九月八日我同南下武汉进行革命串联同学的讲话:三点指示我不详细讲了,那九个同学是知道的,原来我把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估计高了。听了王任重的假报告,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以为在中南局几个省、市中,湖北搞得不错,但未发现有这么严重。我讲:第一,我觉得把湖北的文化革命吹得那么髙,很不好,要湖北省委端正思想,对武汉地区文化革命作正确估计,看到存在的问题,不要背骄傲自满的包袱。第二,保护少数的问题,对前段有些学校把革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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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派打成“反革命”,要宣布平反。第三,对南下同学的态度是错误的,要撤销些谩骂革命师生的传单。王树成的广播讲话也是错误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欢迎他们和外地去串联的学生。当然我也讲湖北省委跟着毛主席是跟得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没有讲“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句话,问题在于张体学只传达了对他有利的东西。南下同学只传达前面三点是对的(四)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刚才你们讲雷行躲起来了,不积极筹备报纸复刊。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你们第一先按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和中央后来发出的补充规定,把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全部交出,你们接过来开出清单,把他烧掉。(同学:我们是指王任重的黑杂文,黑指示等)我分两步讲,我在接见中南林学院和中山大学来北京的造反派同学时说过:如果在补充规定公布以前把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确实烧掉了,而不是转移,那等于他已偷偷地改正了、允许他偷偷地改正嘛!我原则上目前赞成把《湖北通讯》交给同学们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应该这样处理。但是这不是一个地区一个人的问题,牵涉到全国的问题,原来的规定上也确实没有讲到党内文件,刊物和五月十六日以前的材料,我可以负责反映,同学们的要求,请示中央决定。各地党委如对抗中央指示,你们可以彻底揭发批判
    (六)对中南局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八月二十六号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四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①工作组派得迟、撤得早,不象北京那么早。②压制群众不那么多。③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后来湖南中,来了好多人,八月二十五号开了中南地区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在会上我们讲了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怕字当头,特别对湖南,我批判得很厉害,我对湖南省委保市委、保工作组进行了批评,还指出可以大串连,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但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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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九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九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中南局的班子是我培养起来的,为什么没有好作风,问题这么严重未揭露出来,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中南局一张大字报也没有,问题当然很大了。王任重在什么地方,中南局几个书记都不肯说说不在广州可以,应该说在海南岛,本来你们可以不来北京,金明、陈郁他们又不打电话报告中央。李一清来,只说是王任重的问题,但未讲是要知道王任重在什么地方,几个书记都撤谎,那是错误的,这是严重的错误。还有同志们提出,金明的讲话我不清楚,如果这样那是很坏的,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材料,这完全是眀目张胆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是极端错误的我不清楚,你们彻底揭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象检査,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查,要作深刻检査。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同志们提出,为什么我管主编?因为报纸办得很坏今年月我管了一个月,组织了一些文章、社论,有些作用同学:中南局现在已同意复刊!陶铸:你们觉得复刊好还是不好?
    同学:现在不是复刊不复刊的问题,而是中南局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陶铸:这我看到一份电报才知道,要彻底揭,以后处理,群众斗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背主席指示。挑动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彻底查办,究竞是谁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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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同不同意复刊?
    陶铸:我说最好不复刊,看以后怎么样,如改组得不好,就不办算了。同学:要彻底改组!
    陶铸:我支持你们封:办得不好,何必办呢?放毒,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关于王任重给广西师范的电报:这份电报我是看过的,但记不清究竞是在发出以前还是发出以后看的,我再查一查。(注:经查明是王任重起草,送给我看过。同意发出的。我没有修改。)这封电报,是压制革命群众,给韦国清打保票。其中谈到“要警惕敌人挑拨离间,谨防扒手。”更是镇压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严重的错误。我同意了这份电报,我要负责。
    (八)张体学在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如在北京,你们带回去。你们查,如查出在北京,你们带回去。如在北京,应告诉中央。省委第一书记来北京,是擅自离职守,怕字当头。
    (九)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我查一查关于“劝架队”今天广州来电话,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中南局、省市委负全部责任。马上把群众斗群众制止下来。(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査一査,严肃处理。(同学:我们缴获湖北省委的《情况简报》是第77期,专记少数派的情况是黑材料,我们要求把77期都缴出来给我们批判。)(同学:是省委驻京办事处搞的。)要交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王任重、雍文涛、金明、张平化的历史经过就是这样。王任重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我信任他,不是私人关系。金明原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财政部副部长,过二年调去中南局,如讲两句话(即“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结果。”“谁把中南局机关文革情况向红卫兵讲,谁就没有好下场。”)是非常错误的,你们彻底揭。
    张平化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调他到中宣部。后来,王延春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张平化自己要求回去请罪造反;中央同意他回去。雍文涛原来是中南局秘书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文办没人,华东调扬××,华北调刘Ⅹ×一个大区调一人,中南调张平化、雍文涛(文办副主任),文化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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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犯错误不少,以前认为不错。社会主义关有些人还过不了,这次要革自己的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同志们也许怀疑王任重是你的第二书记吧,金明、雍文涛、张平化又送回去,你去干什么。讲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当时决定各大区抽一宣传部长,中南抽了两个,张平化已经回去了。在文化革命中能否成为革命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审查大批判,才能考验出来。
    关于联络站问题,我赞武汉少数派(革命造反派)搞少数几个人,也不见得每个学校每个红卫兵都要搞联络站。省办事处也被封掉了,原则上赞成全省整个少数派搞少数人搞联络有必要的,按中央规定办事。
    王任重专案小组要中央派,你们可以从你们方面揭发,收集材料,这是可以的不要中央批准,你们完全有权利搞,没有什么困难。红卫兵介绍信到处都可以去。(同学:要调查他的材料有困难,他是什么地方人?)河北定县,你们到孝感很近。原来在济南工作,谁不让去?经费问题不大,这要省委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省委支持你们吗(答:不支持),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
    (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四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
    (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
    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竽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你们还可以帮他们改正错误。并且要公开承认,彻底改正错误,支持你们革命,这个问题解决了,彻底批判错误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就大进步。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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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同学:用什么形式)打电话,或你们去,我叫他们来,如中央同意,有点决定作用。(同学:可要马上打,如打人问题)马上用中央名义发,昨天给安徽打电话。(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你们回去,在中南局不能马上决定的,报中央决定后再告诉你们。先把谈话要点整理出来同你们对照,看有变动没有?如能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作用。(女同学:广西师院的电报你们要检查)
    我去查一查,如果事先同意的,我负责任。我记不清了,刚才秘书说是以后给我看
    (女同学:我们对三点指示这样看,按你的说法南下同学没说后三点,是否是不老实?)
    我未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三点是否对?)
    现在看估计高了,现在看来你们没有传达后面三点指示,我看是对了(九月八日会议上叫传达九位代表讲的)。没这样讲,我让告诉湖北省委给叫传达,主要讲前三点,承认错误,你们着重讲后三
    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的,我们是受蒙蔽了,湖北地区搞得冷冷清清表面上拥护毛主席,不仅我们受蒙蔽了,很多人受蒙蔽(同学:马学礼把矛头指向革命的少数派)
    我们査査,把事实弄清后,如确属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革命的法西斯分子专门破坏文化革命的应逮捕,让湖北省委、公安部门处理(同学:学生中谭力夫式人物不应该逮捕?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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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央指示,你们可向公安机关提供材料,但逮捕仍由公安部门负责。(抓个放一个)如不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就要改组。(他不公平)怎么能不公平,有问题就要改组
    宋涛说张体学是炮筒子,三个月候补期的红卫兵(同学:现在开除了)开除了就开除了,你们彻底批判,完全摆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同学:多数派把张体学弄到北京来了)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去处理
    (同学:北京贴了很多你的大字报,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怎样看法?)
    大字报他贴他的,我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我赞成,走了一段错路,是有错,我改嘛。刘少奇批,不是事实,我不是讲,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我不承认,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没资格接见你们,不当文革顾问。在一段时间内,执行错,我有过错,支持左派不够早,对卫生部钱信忠,我保过他,八月份已经检讨二次了,何伟我原来还认为不错,现在不保了,丁莱夫也不保了
    (希望及时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
    不要找中央文革,他们很忙,这里有地质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你们帮他们联系,你们都是三司的,你们经过三司联系很快,给他们承担责任。有时可写信给我,有线电报也很快,第三司令部我赞成去广州搞个联络站,十来个人我们告诉中南局,把文化革命搞好后再回来。(从北京、武汉带一批造反派去)
    陶铸:可以。你们好好搞一搞,专搞些大炮轰一轰,为什么不要李一清来,来了可以当面嘱咐。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张体学在洪山礼堂提出抗议,如果这样下去,是非常严重事件,是否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不回答,要总理、江青、伯达当面来讲清。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同学插话:共产党员不……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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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同学插话:一定要收回,要批判)
    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
    (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
    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
    (同学插话:我们态度好不好?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你在后勤学院向卫生系统作报告讲“我基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自口打保票,向我们提抗议,说大字报很多不是事实,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说“和好”这些字眼都不适当。陶铸:你们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一是未达成协议是你进来未鼓掌,好象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前后讲一点,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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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鼓掌)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19,湖南省
    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5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九
    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九
    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
    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
    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张平化讲话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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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陶铸同志,他是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王任重同志,他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是孙正同志,他是中南局的……(未听清)今天是召集中南各省来京串联同学讲的,原来没有决定召集其它地区和北京的,今天都来了。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我接见了××同志,接见了Ⅹ×同学,我曾向湖南同学讲过,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把同学们反映的情况向中南局反映了,向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讲了。他们两位(指陶铸、王任重)是中南局的同志,都来了我重申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
    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
    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査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査,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査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我原来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两个多月,前阶段湖南文革工作没做好,对干部没了解,我工作中的错误,也有它的历史根源。犯错误的人要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现在请王任重同志讲话。
    王任重讲话
    同学们
    从中南地区来的同学们,我对你们到北京来的行动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张斗化同志插话:王任重同志身体不好,让他坐着讲好不好?众答:好!)这是我们的首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地方,是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最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十一中全会公报,你们在报上看到了。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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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革命小将打先锋、做闯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外地有人说,中南文化革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
    刚才北大同学提岀要去中南煽风点火,搞革命串联,我非常欢迎。文化大革命需要串联,这样才能真正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同学对我提出了批评,说中南赶来的同学……为什么不接见大家。中南局来的同学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我在参加会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我要服从分配,叫我做啥就做啥,我们文革小组分配我搞什么就搞什么。你们来了,只要我有时间,就去看你们。(热烈鼓掌)广东来的同学,我昨天就派人找你们谈了嘛。我给广东的同学打过电话,发过电报,让他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凡符合十六条的就是正确的,哪一个人违背十六条,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要坚决反对。刚才张平化同志讲得很好,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冋志还要讲讲。湖南问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鼓掌)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热烈鼓掌)有一个条子说到外地串联的问题,一会儿陶铸同志会讲,北大同学要求串联,我们欢迎,对这些要求一律欢迎。有些条子刚刚给我,我没有看,我不答复了。这些条子该报中央的报中央,该让中南局处理的就由中南局处理,这我不会官僚主义处理的。如果我不理你们,你们就出我的大字报,骂我这官僚主义
    陶铸讲话
    我这个话是湖南话,湖南同学可能容易听一些,乡音嘛!广东同学可能也可以听因为我当了十四年省委书记;广西的还马马虎虎
    湖北的也可以,因为我也
    是老湖北;河南话跟我差得远一些,中南五省的同学还可以凑合。四川同学听得懂吗?(答:听得懂)张平化冋志作了检査,说湖南文化革命搞得不好,他有责任。我说批评这是必要的。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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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什么叫反革命?当然不是台湾来的有电台的才是反革命,群众要革命,你压制,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中南局是全国六分之一地区,人口约两亿,仅次于华东。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命不那么坚决,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別人能搞下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
    主要看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好人,这一次不一定是好人。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王任重同志插话说:看他错了改不改。)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王延春在几万人大会上检査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鼓掌)文化革命象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怎么办呢?(众:造反)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光是讲道理、劝、打电话不管用,还是你们力量大。你们要我们接见你们,实际上是我们向你们求援。四川天府之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实际上容易了下子就来了。你们来北京取经,带革命之风回中南去,把革命的火点起来。范学院同学串联路线定好了,这很好,中国要帮助外国革命,一个国家的还不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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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同学,我们欢迎你们。你们(指中南的同学)在北京取得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另外北京地区同学又去点火,我们相信中南地区的文化革命一定能搞起来。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佔计过高了。你们要求我们回来,我们去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要罢官!(众:罢王延春的官!)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就代表我个人,我原来是中南局书记,还有资格讲这句话。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兰色的,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革命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你们到北京通过学习,勇气大了,本钱多了,尽管如此,阻力还很大。什么叫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鼓掌)(有人递条子要见毛主席,齐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长达六分钟之久。)同学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我负责把同学的要求当面告诉毛主席。(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断鼓掌)你们要见毛主席的心情,我很理解,毛主席也很理解。你们写下要见毛主席的心情的大字报,叫我亲自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要领导全国革命,全世界革命,我们还要请示,现在要见毛主席,他有事情没有?过几天我再转告你们。好!我们达成协议了。
    文化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能那么容易,革命要消灭阶级嘛!我们要打倒它,它不让打倒;要消灭它,它不让消灭。你们这次从湖南来就不容易嘛!有的同学到上海还不让上火车,(王任重插话:这就是斗争嘛!)这不是简单的斗争。我们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过去民主革命,搞土地改革、反帝、反国民党,我们跟着毛主席七扭八拉地过来了,社会主义还没过。你们可能好过一些,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你们负担轻些。我们现在职位髙,容易满足现状,我们革命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上来呀!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怎么不出修正主义?不变颜色是空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况根子深。我们要搞好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就很有希望。你也很有希望(指王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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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小十岁。(王任重笑着回答:靠你们啦!)只要中国革命彻底了,四分之胜利了,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来了,还有四分之三要胜利就不困难了。过去,解放军迅速扩大了,一下子势如破竹,三年就全国解放了。过去解放一个县很不容易,但后来一下子就解放了一大片,如秋风扫落叶。中国革命要失败了,不仅中国人民重象过去一样,还要陷入黑暗深渊,而且世界革命也要推迟几百年。西北同学很坚强,西北两个书记已撤职了。(王任重说:×××、马××)胜利定是你们的
    现在你们搞文化大革命,有毛主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但是有困难,有曲折,这也不要紧嘛!毛主席不是叫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嘛!就是要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中顶得住。过去革命有白色恐怖,抓到就杀头,比现在有艰苦性,现在抓住最多打几拳,(众:还有死人的呢!)就是杀头也不怕嘛!(鼓掌)不管哪级领导,党委不准你们革命,就要把他们彻底摧毁第三、我讲讲党的领导问题
    现在有几个错误的东西束缚你们搞运动。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反对党中央?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代表大会、代表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有人说:我们的筹委会不行)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同学们说:罢不了!人太少)罢不了可以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文化革命委员会完全有权力领导文化革命,党委好的可以领导,一般的可以放在一边,要他们搞伙食。你们不要心急,不要想一下子就成多数,(因有同学说我们是少数)否则怎么有斗争的艰苦性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是斗争的结果,不是运动的开始。保皇派是有力量的,他们是要反对的,你们可以串联。党委里确确实实有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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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选举,你们自己作主,象巴黎公社一样。(同学问:不好呢?)文化革命委员会压制革命,你们就把它推倒,那是二月革命,就来个十月革命。有一个学校有十九个筹委会(委员),一下子就撤了十四个。要把文化革命很好地组织起来。要掌握在左派手里,(王任重同志插话:班可以组织文化革命小组,系、院可以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首先要把领导权掌握在左派手里。党委好的应该支持你们,搞搞伙食,搞搞卫生。巴黎公社民主选举,报上口经介绍了,民主选举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选,除掉革命分子之外。(有人问筹委会压制革命怎么办?)反了再来一个嘛!第四、我想讲讲红卫兵。
    红卫兵是革命的组织,看来红卫兵有普及全国之势。(有同学说:有的红卫兵被他们控制了)《人民日报》不是有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吗?这就是武器。工人,农民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明真相,他们不明白造反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我们喊造反是要打倒共产党,当然不答应。工、农、兵从全国来讲,从整个运动来讲是主力,你们是先锋,这是不能分开的,要做工作。(同学说他们控制我们,不让我们宣传)你们的嘴巴没有被控制嘛!大胆搞革命嘛!他们不让你们轮渡(湖南大学到长沙要过湘江)你们可以游泳过去嘛!你们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向工、农、兵做宣传工作。在北京,红卫兵起了伟大作用。(长沙同学问:长沙的红卫兵组织还要不要?)现在北京的各个学校里实际上都有几个红卫兵,可以货比货嘛!看谁红的厉害。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我们开展革命竞赛,假的一比就比出来了。都是好的可以合起来。真的、假的,革命是最好的检査,群众有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工、农、兵的红卫兵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不能说他们是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偷偷摸摸也可以搞好,何况他们戴了红袖章呢?革命不是靠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就是要靠群众。
    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査成份,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份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份,但是我们反对唯成份论。第一要讲阶级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岀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我们这里也有嘛!你(指张平化同志)是富农出身吗?(张平化同志答:我是中农。)团结中农嘛我是破落地主,我自报阶级成份,我背叛本阶级,跟着共产党走,改造得马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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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当然改造得不够好。阶级成份第一;第二,反对唯成份论,这就是说出身好的都可以参加到红卫兵里去;第三,家庭出身不好的,特别表现好的,也可以吸收进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路线。过去彭真只讲重在表现,那是歪曲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湖南同学:非红五类子弟先不加入,考验一个时期行不行?)这个你们自己决定。到底你们学校里有多少人参加红卫兵,看情况,也许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王任重同志:一半就差不多了。)红卫兵是青少年的组织,壮年如果迫切需要的话,也可以组织少数参加,当当参谋。我六十多岁了,也参加了红卫兵,但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活动。参加红卫兵的要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要坚决执行十六条,不要把红卫兵的名誉败坏了。(湖南同学问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的关系?)文革委员会是你们白己选出来的,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红卫兵应该在它领导下,是好的你们坚决拥护,不好的,就不服从他的领导。(问团组织问题)团支部好的可以开点会,收点团费,过点组织生活。现在不散,等它一下看看。也不要解散,解散了也没有什么,不解散看看它。(好的团员就参加红卫兵,不参加就支持红卫兵。)
    (有人写条子问:现在学校有没有上级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安排,总要和各大学校见一次面的。伯达,江青或任重同志,你(指王任重)是副组长嘛!这件事我也过问,我是顾问之一,我和康老是顾问。
    串联这个问题,那天我是那样讲的,今天还是这个意见。从山东、湖南、广西来北京不容易(同学说:四川、广东等都不容易)他们有许多困难,看来没有哪个地方不困难。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来。(同学说:没有路费)你们有学校证明,可以免费。(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你们搞个组织嘛!(王任重:上下结合嘛!)不开证明,学生证也可以(同学:车站不可以)不可以,斗争嘛!(王任重同志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对!我到铁道部去,你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确确实实,目前全国的文化革命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是死气沉沉,要改变这个局面。一个,北京的革命同学可以组织到外地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煽文化大革命之风;另一个,外地同学要以组织到北京来。十八日来到北京的近十万多(王任重:十八囗前有十三万)各个学校可能有些困难。(北京同学:我们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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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革命可以想一些办法,如果把全国搞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有组织地来,有的地方控制得很厉害,有的没有组织,可以一个一个地来,三三五五地来,这也是需要的。总之,你们来,我们是欢迎的,你们不是来玩,是为革命而取经的。外地的同学,你们完全有权利来北京!我们欢迎。(有的同学说:吃饭没钱。王任重同志说:帮助你们解决。)(北京的同学提出到外面去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外地来取经,我们送经点火嘛!也一视同仁。你们去最好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有少数(同学)积极性很高,一个人就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让他去,搞革命是好事嘛!(有的同学说:有人游山玩水)到外地游山玩水的人可能也有,我看有一点也可以,你们到北京来还不看看天安门?当然看天安勹不是游山玩水,有时间可以看看颐和园。到湖南去,看看岳麓山也可以。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到北京来的同学是取革命之经的。北京同学到外地去也可以,但有的单位人去多了,有的学校去了一半,去了三分之一,筹委会也开不成了,运动冷冷清清了,你们去是有组织的,我们支持。但要有组织,经过筹委会和红卫兵商量分批去,不要影响本单位的运动。但话又得说回来,影响一些也没有什么家里冷冷清清,外面烧起来了,家里有所失,外面也有所得嘛!当然我不是号召全走出去,我是说有组织的,也不影响本单位的运动,去支援外地的运动有些同学积极性高,已经走了,这也没有关系,少几个人学校也可以搞运动嘛这些人到外地去闯一下子,也有好处,学点本事,外地有所收获,自己也有所收获。总地说来,还是有组织地去,有的自己去也不要紧。有些学校不叫组织的话他们自己走了,也没有什么,回家再搞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象红卫兵扫四旧,就没有参加自己学校的运动,他们回来后要搞得更好。我们搞运动,不是为了个部分的问题,而是向整个世界宣战嘛!
    要组织起来,要有组织地去,没有组织也可以三三五五地去,没有经过组织,自口要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大致就这样吧(陶铸还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你们要贴也可以,主要贴到机关、学校里。对群众很有帮助的,很有教育意义的可贴在街上,这有什么了不得!(王任重:怎么有利于革命就怎么办)是可以贴的,主要是贴到学校、机关里,但你们还不过瘾,可以贴到街上去。文化革命是最高利益,每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最高利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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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你们觉得如何对革命有利就怎么干)为什么广州不可以贴呢?可以贴嘛!扩大宣传有什么不好呢?我国一穷二白,我们现在好一些,但工业不怎么发达,但是革命精神可以向全世界宣传,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大字报讲的是革命的道理,讲革命道理的都可以贴到街上去。美帝国主义需要,也可以送几张到华盛顿去!机关的大字报,一般可以看,但不要仝拥进去,搞乱了。档案不要看。毛主席的大字报,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要通过《人民日报》,不要乱传抄,这样很不严肃。以后你们发现了,就要制止,不要乱传,是真是假,你们搞不清。毛主席有指示要给你们讲,就会向全国讲的。
    、关于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精神与陈伯达同志讲得一样,此处略)
    张平化又说:第一、今年下半年出版毛选一千万册,明年再印两千万册;第二、重印甲、乙种本,补充新文章。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在编辑中。(大意如此)
    8月29日,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革命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这次从北京回来,是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和指示之后回来的。(欢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接见了从湖南来的三批同学,零零碎碎的还接见了很多,大批的是三批。后来又同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一起接见了我们中南
    五省的到北京去的同学。我看到了从湖南写来的很多的信和材料。除了同学们的来访、来信之外,我还接见了从湖南去的一些工人及干部。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的情况我都听了一下,从接见同学们和各方面的来访、来信的中间,感觉到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是长沙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之后更加感觉这个问题严重。
    八·一九”事件的详细情形我还调査得不够,但从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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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违反了十六条。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其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这样的事件是决不能容许的!除此之外,也还听到了其它一些严重情况。比方有许多学校的同学们要到北京去,受到重重障碍。我接见过的一些同学,就叙述了他们来北京,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苫。想方设法把他们堵住、挡住,想方设法把他们追回去,使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这种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封锁的做法是非常恶劣的,是非常错误的!做这样的事的人一定是白己心里有鬼,见不得人,害怕人家上北京去告状。你自己没有鬼,你怕什么?这样的事不止一起,接二连三的发生
    另外,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鼓掌)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唯一的要相信毛泽东思想。(鼓掌)毛泽东思想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的最高准绳。(鼓掌)不管你是谁,你忠实的执行毛泽东思想,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拥护你,就相信你。如果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你,打倒你。有些荒谬的说法:什么“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些说法是非常荒谬的。甚至有人反对党支部书记,也叫反党、反中央。党的领导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鼓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群众,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同样也是实现了党的领导。(鼓掌)相反的你是党员,是党的组织,是党的领导机关你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应当反对你。如果不反对你,我就反了党;我反对你,才能实现党的领导。(鼓掌)我们把是非界限弄清楚了,我们就不会盲从,我们提倡组织性、纪律性,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之下,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个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建立在我们高度的革命自觉的这个基础上。什么是高度的革命自觉,就是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什么是革命化的标准,还是毛泽东思想(鼓掌)
    我在北京,就听到了这么一些情况,就感觉到湖南这个文化革命运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遇到了严重的阻力,而且形势非常紧张。听到了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从湖南省委调出去才两个多月,我是六月十三号离开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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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到上海,在上海开了两天会,十七号到了北京。虽然不担任这个工作了,可才离开两个多月。现在的工作岗位叫宣传部的副部长。我作为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是不能来过问地方上的工作的,不能来过问党的一个省委的工作的。这就只能着急,一方面看到情况严重,一方面自己又不能直接过问。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情况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反映。当然,中南局也是看到这种情况的,也是关心湖南这些情况的,中央也是关心的严格督促省委迅速处理,特别是这个当前的事件,批评省委的错误。虽然有中央、中南局的指示,但我总觉得我自己还有个责任。当前发生的事件,当然直接负责的是现在的省委和市委,但是,我是不久之前在这里工作的,工作没有做好。留下了一些问题,也是使后面发生问题的间接原因,我不能推卸我的责任。就是根据这样的想法,我就向毛主席提岀这样一个请求。有一次,毛主席找我们去谈工作,谈别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直接向主席说了,我把湖南的情况向他报告
    (鼓掌)我说这个情况是严重的,长沙市委,湖南省委这个严重错误,我也有责任,我过去的工作没有做好。因此,我请求主席允许我回湖南来工作一段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向主席报告时,我就说了,我说我回去是两个任务:第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鼓掌)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鼓掌)就是要跟同学跟所有的师生员工们一起来造反。(鼓掌)现在我想分别讲一讲,刚才谈到向主席报告,提出这两个任务,我说这样子回去工作一段是不是可以?主席说:“同意,很好!很好!”(鼓掌)就这样,我就回来了
    现在,我想说一下,我怎样实现这两个任务。现在提出来,请大家帮助考虑
    关于第一个任务,我在这里,在湖南省委工作了七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
    六年。在七年中阃,工作不能够说没有成绩,但是缺点错误是很不少的。特要着重检查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之前。今年五月中南局在广州开了一个会议,我们简单的叫中南局五月会议。在这个五月会议以前,我对文化大革命是基本上没有过问的。这样大的事情,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根本没有过问,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重大问题没有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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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就拿这一点来讲,也是失职。不能拿这个找借口,说是下乡的时候多,蹲点蹲得多,在农村里面搞社教有时也管管城市的事情,确实在外面的时候多。但是是第一书记嘛!不能光管这一方面,应该全面管嘛!毛主席讲要弹钢琴,我就是没有弹好这个钢琴嘛!没有照顾到全面,既有重点又要照顾全面,而且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小事情,是个大事呀!为什么不抓呢?这是一个失职行为。这是前段;第二段就是中南局五月会议之后,就开始抓了,注意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抓的时候,又犯了一个路线的错误,就是采取派工作队的办法。我在离开省委之前,也是匆匆忙忙地派工作队。今天到会这几个学校,差不多都派了。湖大是派了工作队的;师范学院是派了工作队的,师范学院是两次派工作队,原来是社教工作队,后来又派了一个文化教育工作队;矿冶学院也是派了工作队的;财贸学院也是派了工作队的。反正那个时候都派了
    派工作队这件事情,责任在我身上,是我作的主,我下了决定。从地委调人,从省级机关抽人,都是我出的主意。当时,以为这个决定很正确。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在文化战线的干部太少、太弱,现在要加强,加强这个战线的干部,就趁这个机会抽出一批地委书记、副书记、县委书记、还有其他的干部。抽一批干部先做工作队,以后就留下来,加强这个战线的工作。这个想法,以为想得很对补救过去的错误。实践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是完仝错误的。这种派工作队的方法,是不信任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违反群众路线的一条错误路线。实际上证明,到各单位去的工作队,好的工作队也是包办代替。包办代替,没有做更坏的事情,那就算比较好的工作队。完全没有包办代替,做得很好的工作队是不是有,也可能有,但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在工作队员,工作队的同志中间,确有一些走群众路线走得好的,确有一些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好的。只要工作队不好,或者个别的人不好,还会做出更坏的事情来迫害同学,打击报复那些敢于干革命,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特别是敢于向工作队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那些人,就被围攻、被打击。听说师范学院就有不少的同学受到迫害,有的人遭迫害以至自己写了绝命书,准备自杀,这就是更严重的现象这种事情,当然不是我亲手做的,事先我也不知道,最近在北京也是接见同学时才知道的。但是工作组是我派的,我不能不负责。如果不派工作队,就没有这回事情嘛!工作队岀现这些错误,有些事情是要由直接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负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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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地来讲,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工作队来负,具体地来讲,就是由我来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你派那么多工作组,工作队,就必然要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在这里趁这个机会向同学们检查这个错误,特别是向那些受到迫害的革命的同学赔礼道歉。很对不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两段错误,性质都是严重的。
    现在这个严重的事件,“八·一九”事件发生之后,更加暴露了我们干部的思想,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好。过去看得不那么清楚,现在越看越清楚了。比方,现在我们有一些干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思想、根本立场不对头。对文化大革命,当前存在两派,一个叫“好得很”派,一个叫“糟得很”派。就是象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面讲的。当时对那个湖南农民运动也是两派,一派是“好得很”,另外一派是“糟得很”。同学们,现在对待文化大革命也存在两派。派是“好得很”,看见革命运动高兴得很。这样伟大的革命洪流,是一种无究无尽的力量,它扫荡一切。(鼓掌)我从北京就看见了街上破旧立新,真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啦!不止!应该说一天等于几百年,或者有的事情一天等于几千年。比如北京有一个王府井大街,历来就叫王府井,这个多少年啦!总有好几百年了那个封建的名字一直留下来。“王府”那不是封建的吗?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哪个提这个名字要不得,要改!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打先锋。他们一看,不行是封建的意思要不得,把它砍掉了。(鼓掌)王府井的名字改了,那条路上的什么王府商店,都改成工农兵商店,都改了。还有一个东安市场,这恐怕也有好几百年了吧?红卫兵说要不得,改成东风市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街道叫东交民巷这是帝国主义留下来的,红卫兵把它改成反帝路。还有个扬威路,这个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红卫兵一看就有意见了,扬威,扬什么威?还让修正主义扬威?要不得!把它改为反修路。(掌声)我来这里头一天,红卫兵在那里举行命名大会,有好几万人在那里整整齐齐,轰轰烈烈地举行那个仪式。苏联大使馆的那些人紧紧地把门闭着,不敢岀来看一看。(鼓掌,笑声)你看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一批革命的青少年,红卫兵做急先锋,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办得成呢?此外,还做了很多好事。比方资本家的定息,本来满了期了,我们还是延了期,我们给他定息,资本家有钱还是想要的,还接受了这个定息。红卫兵提出来说:不对!不应该给这个了,停止定息。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都统统改成了国营,一下子就改了。(鼓掌)红卫兵还检査了一些可疑的地方,有汉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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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有流氓,还有其他的反革命。红卫兵嗅觉很灵的,情报很多的,到处搜索出了好多的枪支、子弹,蒋介石的象,国民党的党微,国民党的证章,国民党的印签,特务证,还有些短刀,大大小小的匕首,统统把它搜出来了。还有一些人藏了很多的美金伪钞、国民党金元券。还有一些人留下了变天账,地主、资本家留下的变天账,都被红卫兵抄出来。搜出来了。(鼓掌)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大大地超过了我们。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想的一切框框。(鼓掌)这样一股伟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过去多少年,几百年、几千年,或者几年所不能解决的,这一次一下就把它解决了。(掌声)这次运动真正是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改造了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是我感觉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正确对待的。看到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应该感到高兴,但有些人就看不惯,感到很苦闷,忧心忡忡。这些人的错误在哪里呢?他就是没有一种革命群众的感情,无产阶级的感情。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就滋长了资产阶级感情,就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来看这个运动,他就感觉到“糟得很”。他所看到的尽是一些他不顺眼的,尽是一些使他很难过,使他很伤脑筋的事情。那是由于我们要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揭发那个领导上的错误,要挖你的根子,贴你的大字报,当然这些人就感到头痛,不好惹!这些学生真难办,红卫兵更可怕,愁眉苦脸。(笑声)这些人中,当然有一些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害怕是应当的,因为就是要整他,而且是要重点地整他嘛!但是,有一些人,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严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习惯了的人,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特别是看不起青少年。在这些人看来,你们这些小娃娃懂得什么?胡闹!在他们看来,你们的革命行动,不叫革命行动,做闹事。他们听到造反这个话,反感得很!你还要造反!(笑声)他就要问造什么反?不造反不得了!不造反还有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造反的党,就是造反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造反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产生了共产党。共产党的宣言就是造反的宣言。毛主席讲“造反有理”看造什么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剥削阶级的反,为什么造不得呢?所以十六条上面讲,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有阻力,而且阻力相当大。这个阻力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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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同学们!我们要有精神准备,革命是不简单的,闹革命就不要怕阻力,闹革命就是在压迫之下闹起来的。不受压迫,就不能锻炼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压迫,不怕打击的。越打击,越压迫,我们革命者就越坚强。从这些现象可以检査到,我过去在工作中,对干部的思想工作看起来做得很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群众是英雄,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要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主席的这些教导,我们有不少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是违背的,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这种现象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应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我的错误还很多,在今天晚上这样的大会上花很多时间来讲是不适宜的,我希望同志们,同学们,革命的师生员工们多方面揭发,毫不客气,给我帮助。我向大家保证,诚诚恳恳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鼓掌)
    第二个任务讲造反,造反首先是跟你们一起来造,跟你们学习,我现在落后(鼓掌)我刚才在那里讲了我的这个落后,讲了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儿子在清华大家念书,他是红卫兵。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到我那里来对我说,要跟红卫兵大家一起上街。刚才讲的那些破四旧,立四新,许多街道的名要改,商店的名要改,很多事情要做。他很支持,很热情、很感兴趣,要上街。我当时泼了一下冷水,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开这样的会泼冷水,非要戴高帽子不可。(笑声)我们是两个人谈,我说,你们学校的工作搞得怎样?一斗、二批、三改,你们清华大学搞好了没有?他说,那还没有。我说,你们本单位还没有搞好还有那么大兴趣上街,好不好呢?把他也将住了,他也答不出来,不作声,不大高兴,就跑,回去了。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上街搞得轰轰烈烈,《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大标题“好得很。”赞扬那些红卫兵的成绩。这一下他又来了,他有理由
    笑声)他说,你上一个礼拜讲的那些话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我老老实实承认,好,检讨!我说错了,你对!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这个人旧东西多了就没有那么彻底,革命精神就差了。老资格,按资格我比我的儿子老得多。(笑声)几十年了,闹了几十年的革命,不比他经验多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比我看得正确,我就看错了。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深深感觉到,一到你们这个地方我就年轻了。不是别的年轻,是我的脑子,思想年轻了。跟你们在一起气氛不同,所以我感觉你们这里空气好!不是比岳麓山自然环境好,而是你们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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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空气好。(鼓掌)生龙活虎的,生气勃勃的,一片朝气。我很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向你们学习,受你们的感染。(鼓掌)我常常碰到一些人问我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竞怎么革法?要革成个什么样子?他问我,我说我也说不出来。许多人讲这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底,没有底,要革成个什么样子呢?问这样话的人,多半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根据他的经验,每次群众运动都必须有几个框框,按照他的框框来运动的。土地改革不用说了,三反、五反大体上也有几个条条,也可以说有几个框框。特别是社教、四清运动,你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是参加过四清运动的嘛!有很多的框框。第一阶段先做什么?准备,然后四清,然后来个建设阶段。总是有这么几个框框,按照我们所设想的这些个框框,一步一步地这样搞。这个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才叫有底,才叫正常,才叫健康,是不是?这次文化革命运动没有这些框框。既是文化革命,又是政治革命,又是经济革命;既搞好本学校斗、二批、三改,又到整个社会上去发动全国互相串联,就是这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到什么时候,要看情况,没有框框。现在有些人总觉得这个运动不好做,总觉得这个运动有点乱,“乱得很”!这个乱要加引号的。这叫带引号的乱,这就是革命秩序,我们说就是要“乱”,越“乱”越好!(鼓掌)“乱”它一个期,至少要“乱”它几个月。林彪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叫精神上的斗争。他说,我们是两条轨,一条叫物质战线,一条叫精神战线,这两条战线,两条轨道是一个总的火车头——一毛泽东思想把它拉着向前走。(掌声)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运动,要“乱”它几个月。这种精神战上的工作是长期的斗争是长期的。但是有时是大战役,有时是小战役,有时是大战役和小战役相结合。现在是总进攻,有时是战术性的战斗,有时是总进攻和战术性的战斗相结合。现在是总进攻,大战役,所以要“乱”它几个月。都是打引号的乱。“乱”它几个月,就会“乱”出一个道理来,就会“乱”出一个规律来。(掌声)现在运动中间究竟怎么搞法,靠大家创造,靠群众创造
    现在中央特别强调一点,这是必须向大家讲清楚的,态度应该是鲜明的,就是在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鼓掌)同学们你们看,新近中央什么指示都没有发,就是《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但是中央强调这个问题,就是主席在十六条里面写上的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八个字是毛主席亲自写上的。(鼓掌)原来的稿子没有这八个字,我是参加起草、修改、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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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过程的,我知道的。中间有一次讨论,曾经按照“二十三条”上的不要打人的那些话抄了一段。后来,主席把那些话抹掉了,亲自写上了这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鼓掌)这八个字是高度的科学概括。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的经验。从井冈山开始,毛主席就反对军阀主义,那时候军阀主义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打人。因为那时有不少是从旧军队去的,在那里当了兵或者当了军官,他们还用旧军队那一套办法打人军官打人,士兵没有办法来管军官。为发扬民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说连长犯了错误,士兵委员会可以打他的屁股,也还是打。这一套还是由旧军队里面来的。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这个办法,和大家商量,说这个办法不好。但军阀主义还有各方面的表现,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政治。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就是历来反对打人的办法。这八个字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总结了我们革命的优良作风。(鼓掌)究竟文斗厉害一些,还是武斗厉害一些?这点我倒可以说一点意见。根据我的经验,文斗比武斗厉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就不用说了,更应该是文斗,辩论、摆事实、讲道理,那不应该动武。人民内部矛盾还用什么武,这个还容易想通。就是对敌人,对敌斗争是什么方法好?文斗好还是武斗好?听说有些人把全部仇恨集中在拳头上,他的仇恨表现在一拳头打去,这叫仇恨。群众对他很恨,你只要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他就会在群众中间完全孤立,没有人同情他,这不更厉害吗?现在你打他一拳头,有些人就讲“唉呀,你看什么都好,他挨打还是有些可怜。”同情了他,没使他完全孤立,这不帮了他的大忙?还有个戴高帽子,大概不错,说打了算武斗,戴高帽子应该算文斗吧?我讲戴高帽子至少不能算文斗,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你给他戴了顶高帽子,你就帮了他的忙,还会使一部分人同情他。所以说你们这些革命青年,什么都好,就是戴高帽子不算好,有些人对这些戴高帽子的人表示了点同情,不利于完全孤立敌人。最厉害的办法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要口诛笔伐,靠嘴来揭露,写大字报,登报,用笔来讨伐他,揭露他的罪恶。要揭得深,揭得透,我们不简单地给他加大帽子,要用充分的事实,铁的事实,用充分的道理,使他无法抵赖,这样他只有低头认罪。如果他不低头认罪,越抵赖,群众就越恨他,越抵赖,他就越孤立。大家想一想,这种斗争是不是最厉害的?我们最近斗了一批,用文斗的搞得很深,很透,他在群众中完全孤立。另一批采取武斗的还没有完全限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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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现在北京正在总结经验,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然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发生次把几次打人的事情,发生次把几次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情,这个亳不奇怪,也不应该奇怪。问题就是要总结经验,究竞用什么方法斗争好。所以我看还是按中央,按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用毛主席的
    八个字,来指导我们的斗争。(鼓掌)除此之外,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法,我根本不懂,亳无经验,唯一的是向同学们学习,向广大群众学习。(鼓掌)今后我们在一块的时间不会很短,有机会的时候再分別找同学谈谈,再到別的学校去看看。今天和到会的这些单位算是第一次会面。(鼓掌)
    现在运动非常紧张,毛主席提倡讲短话,我现在已经讲得很长了,就结束了。(鼓掌)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给大家交代一下来意。我离开湖南很匆忙,回来也很匆忙,离开的时候是
    六月十三号,我在乡下接到电话,要我两三天内要赶到,我就匆匆忙忙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和华国锋同志,还和×××交代了一下,就走了。十三号下午离开湖南,十四号到达上海,在上海停了两天以后,十七号到达北京,到了北京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没有和别人联系。中宣部(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过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次进去才知道真正是阎王殿,你看陆定一、周扬、姚溱、许立群、林默涵,部长、副部长都是阎王,还有一个秘书长×××也是个阎王。还有与阎王挨得很近的人,如张勤。要炸毁阎王殿,就要把阎王揭发、批判,把阎王斗倒、斗垮、斗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依靠中宣部的原来这些人,就是依靠那些左派,团结大多数群众进行斗争。我进去的时候,宣布我是副部长同时兼工作队队长。我这个工作队长还没到,副队长、队员就先到了。进去时,连两个副队长都不认识,那些队员、组员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个阎王倒是见过面,下面的好人一个也不认识,有两个见过面的也忘记了。这些人中哪些是左派呢?一个也不认识,把我投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要我搞工作队长,真是棘手。好在那里有中央直接领导,有毛主席亲自领导,有陶铸同志主持,掌握大方向,我们做些具体工作,好好调査硏究,分析情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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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这样个情况下,我离开湖南时间很短,对湖南自已还是有感情的,从感情上来看是很关心湖南的。湖南送来一些材料,也没时间看,什么时候被迫接触湖南问题的呢?还是湖南上北京的学生,开始是第一中学的学生,以后又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是成批的学生到北京去,除零碎时间接见学生外,湖南的差不多都接见了,又成批的接见了三批,一批几十个人,后来又和陶铸同志、任重同志一起接见了中南各省赴京的学生。我在和学生的接见过程中,越接见越感觉到湖南的问题严重,特别是长沙爆发“八·一九”事件后,更使我感到不安,感到问题严重。因此,不管如何忙也要研究湖南的来电、来信、来访的材料。我是认真看了的,考虑到一个宣传部的副部长直接干涉一个省委的事情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一方面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映,一方面向陶铸、任重同志反映,希望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指示。因此,前一阶段,主要是反映情况,因为我接见了这些人,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我想直接插手做这样、做那样工作总觉得不妥当。后来,看这情况越发展越严重
    八·一九”事件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干出来的。不仅在“八·一九”,而且在八月二十日,进一步扩大恶果,进行所谓大辩论,出动大批宣传车,宣传所谓事实的真相。当书记的看到这个情况,还说是白发的冲突,那里来的那么多自发呢?我看到有些简报,说工人赤卫队是自发与学生发生冲突,哪里来的这么多自发?实际上,工人赤卫队是接到电话去的,是急急忙忙赶去的。我问过他的。红卫兵一下子能集合那么多,谁打的电话?有的说:是红卫兵自己打的电话。我看不管谁打的,都是市委安排的。十九号晚上,那样的集中工人赤卫队讲话,孔安民穿着全副军装,讲话的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是对湖大革命师生的,与革命学生为敌。这样个严重的事件,省委当时含含糊糊。“八·一九”事件后,人家在市委挨了打从市委跑到省委,省委不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又喊了一些红卫兵、赤卫队把他们夹起来。讲话时态度不是鲜明的。比如:在那种情况下,还讲好人打好人怎么样,好人打坏人怎么样,坏人打好人怎么样。讲那些话,是极不严肃完仝模糊了阶级立场。即使当时情况不清楚,就査淸楚再办嘛。在没査淸之前,态度是可以表示的。二十号再来个所谓大辩论,蒙蔽社会各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不叫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这个运动又叫做什么呢?这事是自发的吗?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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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的吗?是无意的吗?我回来后听到有人说思想不通,这有什么不通呢?对这个问题性质认识不明确,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我们自己不是站在革命这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一边,总是想方设法袒护,袒护镇压学生运动的人。袒护别人也就是袒护自己。我感觉,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是很危险的,对文化革命是很不利的,对整个工作也是很不利的。愈感到问题严重,我心中愈感到不安,在北京坐不住。在长沙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我自己过去当过书记,想到自己在湖南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工作没有做好。虽然长沙的事件不是我亲自干的,直接干的是长沙市委和现在的省委。虽然不是我干的,我算了一下时间,我离开湖南恰恰是两个月零六天,我有责任,与我工作错误有联系。
    文化大革命,我有两段错误:一段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以前,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抓文化革命。我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亲自参加搞点,还是比较好的。但把自己装在点里头,没有掌握全面,对文化革命注意不够。象文化革命这样一件大事情没有抓,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也是不可挽救的损失。去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响了第一炮,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全国报纸都登了,有的报纸虽然登迟了,但都先后登了,就是我们的报纸没登,干干脆脆的不登。这是在历史上不可挽救的损失。虽然办报的要负责,但你当第一书记管什么去了?这样大的事情都不管:小的问题不抓,这样大的问题也不抓。我现在检查的时候,凭这点就可以撤职,这是失职的行为。实际上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意义,是到广州会议才认识的,认识深刻一些是到中宣部以后,过去,报纸上的好文章、坏文章都没有看或基本上没有看,看看标题就放在一边了。这样做工作还行?还当第书记掌舵?文化革命没有搞好,文化革命没有抓,干部思想准备很差,与后来发生严重事件,与我个人不是没有联系的
    后一阶段是抓了,广州会议以后那是抓了,但抓错了,就是派工作队,急急忙忙往学校派工作队,搞了一条错误路线,对大、中学、文化机关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是谁干的?是我干的。我看干部力量薄弱,为了加强工作
    打电话,
    调地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犯了个大错误。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工作队是很理想的,完完全全贯彻群众路线的。这不能怪工作队,应该怪我们派工作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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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信群众,要从外面派去,上面派去。好的工作队也是当保姆包办代替。一个工作队作风正派一点,思想好一点的也难保险,……。师范学院就发现工作队围攻少数学生,迫害学生,逼得学生想自杀,写了绝命书。湖大发现个别学生跳楼这样严重的情况,都是与派工作队有关,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派工作队的责任。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要回来一趟,特别是正在紧张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候,不应该回避,我应该回来。因此,我直接向主席报告了我所了解的情况,谈了我的看法,提出我要回去一趟。我向主席说,我回去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请罪,是向人民、全体师生,也向干部请罪,检査自己的错误;第二个任务是造反,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外,还要同湖南的革命师生员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站在起造反,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四旧”的反,搞好文化大革命。亡羊补牢,将功赎罪。过去没有搞好,回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跟同学们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革命师生员工学习,特别是跟青少年学习,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这就是我回来的意思。我向主席表了决心:我说这次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群众不能容忍我,把我抓起来,乱棍打死。打死也甘心,我这个生命反正是剩下来的,反正总有一天是要报销的;一种可能是革命群众还能原谅我,观察观察,考验考验,把我收下来,参加造反队看一看,让我努力工作,造反闹革命。主席听了我的请求,说同意,说这个态度是好的,重复讲了两句,表示他坚决支持我回来。
    我回来以后,先到省委,与省委常委见了面,时间很仓促,作了短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三十号上午十点钟到达的,我想等金明同志一道过河去,等了一上午没等到,就干脆不等了。三十一号下午过河到湖大,到湖大办公楼前一下车,同学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了,有的拉手,同学们说要我讲话,非常热情。我没法,只好在二楼栏杆上讲了话,也就是交代来意,“请罪、造反”,问他们收不收,他们说收。当天晚上,由湖大发起河西七个大、专学校联合,有湖大的,师范学院的,矿冶学院的,财贸学院的,政治干校(问王晓同志,你记得还有那些单位?……),当天晚上三万人开了一个大会,有的说是四万多,反正人很多,谁也数不清。我讲的还是这一套,讲我是来干什么的怎么回来的。在讲话中可以看出同学们非常热情,非常高兴。话讲完了,红卫兵给我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正式当上了兵,我也是红卫兵一员,我感到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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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他们。湖大的革命师生及河西的革命师生也都表示,批准我和他们一起造反。单靠毛主席的批准还不够,还要看革命群众批准不批准。现在我住在湖大(湖南大学)。今天是要开这个会才过来的,也想见见北京来的红卫兵和其他同学们。我深深感觉到住在河西空气比较好,我讲的空气,不是岳麓山的风景好,而是指那里的政治空气好。到河西就感到热气腾腾,生动活泼,自己也感到年轻了一些我在那里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那么多接见的人,川流不息,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不行。我感到和群众在一起,受他们的教育,受他们的感染,对于保持自己的革命青春是很需要的。人年纪大了,容易老气横秋,特别是和青少年在一起受他们的教育,受他们的感染,可以使我们思想不变,永葆革命的青春。我们看问题,常常比他们落后。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儿子在清华大学,也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很,很积极。他要上街,我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我问他们学校搞得怎么样。他说:那还不行罗。我说:学校搞得不够好就上街,那么大的兴趣?他当时不作声,看来是不同意。还有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在老子面前当时是不好反对的。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搞得轰轰烈烈,什么街名,什么王府井改了,什么东单改了,还搜出了许多反革命罪证,什么反革命证件,反革命枪支弹药。这时候还有些流氓最害怕了,过去不好管的现在老老实实到派出所,说把我关起来。怕什么?怕红卫兵。在中央住的中南海围墙的周围的住户藏了不少的枪支子弹,包围着党中央,你看危险不危险!这次都被红卫兵一査都査出来了,你看好不好。过去有些老大难的问题没法解决的,红卫兵都解决了,做了大量的好事。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王府井这个名字究竟多少年?没有考究,至少不止二十年,起码几百年。谁也不敢干的,红卫兵敢干,谁也不敢想的,红卫兵敢想,他们是革命的急先锋。《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好得很》,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时我那个儿子向我提意见了,说“你的说法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接受,作检讨嘛。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非常可爱的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磅礴,一斗、二批、三改,从学校走到了会,在整个社会上斗,在整个社会上批,在整个社会上改,真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由首都带头向全国发动,全国都先先后后起来了。当然,有不平衡,有高有低,有早有迟。这个运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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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再向农村发展。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所接触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触及到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这个运动,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每一个同志都是不会没有感想的,每一个同志,都不能把自己置之度,每一个同志都得对这样一个革命洪流表示自己的态度。现在,实际上没有人不表示态度的。按照每个人表示的态度不同,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好得很”派,另一派是“糟得很”派,没有表示态度的也是暂时的,终归要表示态度的在座的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各极领导干部,我想向大家交交心,对文化大革命你是“好得很”派?还是“糟得很”派?仅仅是口头上讲,还是在行动中真正认识到这是好得很?不把这个弄清楚,把自己摆到什么地位就弄不清楚了。把自摆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把自己摆在资产阶级立场?我建议,每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要反躬自问,站在哪一边,含含糊糊是不行的。这样的阶级立场路线问题,如果含含糊糊,那是不允许的。譬如对长沙发生的“八·一九”事件?你究竟是表示哪种态度?长沙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是站在被镇压的学生的这一边?还是站在镇压学生的老爷那一边?每个同志都必须迅速选择。必须明确表示态度。我感到有不少的人是站在革命群众对立面,替老爷们讲话,动不动就讲学生闹事,闹什么事?人家闹革命,闹革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阻拦?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嘛!有所谓徐天贵被绑架的问题,长沙出现了传单,反对所谓绑架。我们看徐天贵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抓起来?是在学生被镇压,一天两天请求省委解答。……并且给他戴了高帽子,这个事情,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身上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回避和群众见面?在群众愤怒的情况下,把我个部长抓起来,这叫什么绑架?所谓绑架,是土匪行为,与革命群众怎能相提并论?请发传单的人想想,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了?
    还有,最近在湖南宾馆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在招待方面的一些缺点,不热情,或还有其它原因,引起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反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打了服务员,把一个服务员打的伤势比较重,服务员也咬了红卫兵的手。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责已严,责人宽。就是红卫兵打人不对,应该向红兵同志提出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要抓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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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散发传单,大肆煽动?把受伤者打得很惨,煽动群众包围红卫兵,打红卫兵,并且还向全国来歪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行为?能这样做吗?完全可以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提意见。首先应该检查自己,然后向对方提意见,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用这样煽动的搞法,就是把人看成是敌人,看成反革命,把矛盾的性质混淆了。这样的问题不能怪下面,尽管服务员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看到服务员挨打,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外面有人包围红卫兵,指责红卫兵,这也不能怪工人。到底这样煽动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好好查一查
    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立场搞错了的话,就要犯一系列的大错误。所以我要大家问问自己,究竞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青少年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红卫兵急先锋采取什么态度?同志们,红卫兵是什么?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由红五类(就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军、烈属)的子弟组成的,都是真正的革命后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就感到他们非常可爱。同志们自己都有子女,在坐的绝大多数都有当红卫兵的子女,我是有两个儿子当红卫兵。你对自己子女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有点缺点错误,你就把他当土匪,当反革命吗?我看大家都可举出许多例子,你究竞采取什么态度?换句话说,你究竞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这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老爷边
    要知道,这次伟大的革命洪流,是任何人谁也阻挡不住的,一切腐朽的东西都要把它们冲洗掉,把仝中国建成一个崭新的面貌,包括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的灵魂,也要接受革命的洗礼,都要使它们面貌一新。谁要阻挡,就是革命的对象,就是革命的障碍物,都要把它们扫除干净。我在这里讲这段话,是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抱信任的态度来讲的,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只要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是能够改正的。问题是要讲清楚,含含糊糊是不行的。要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极少数。对他们来讲,不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些板少数人进行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而对绝大多数同志,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是可以的。但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负责的,思想教育不容易……·。你看,刚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十六条大家都学习了,也传达了,而且还开了庆祝大会,就是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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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的同志、主席对我们的教育还少吗?群众路线主席讲了多少年了,在他的著作中,反反复复讲群众路线,在几千人的会上专门讲民主集中制,说我们不贯彻民主集中制,就要变成法西斯,就要变成南斯拉夫,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主席说,现在有了十六条,从组织上有了保证,可能好一些,主席说:究竞执行不执行,还要看,总是有些人还不执行。你们看,主席讲得多准。要是我们老老实实地照着主席讲的办。就不会发生长沙这样的事件了。这些事情是和十六条相违背的,这些事情是与主席教导相违背的,是与群众要求相违背的。出了事情后我们再翻翻十六条,对照对照,到底执行了,还是不执行。十六条讲得很清楚,不许用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你们是不是想继续干下去你自己把自己摆在革命洪流的对面,甘心当革命的对象,我也没办法。我今天在这里尽一点责任,我要大声疾呼,希望同志们最好不要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作官当老爷。谁要违反了我,我就调动赤卫队,调动红卫兵,要这样搞,还不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吗?
    毛主席最近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的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有好下场吗?我们派去的工作队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然,工作队主要是我们派工作队的责任。同志们应该猛醒,不要当作耳边风,谁要采取镇压学生运动有他的自由,但要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我们有的同志,对工人运动没有什么抵触,对农民运动也还可以,但一看到学生运动反感大得很,就害怕了,为什么呢?这实际上也还是对工人农民运动没有真正的认识、理解。有的同志讲了这样的话,很有道理,革命革别人很勇敢搞土改、四清是整别人,这次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反对了,感到苦恼,烦闷,冒火,冒了火怎么办?就压制,镇压。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不好过的,光有革别人的命勇气,没有革自己旧思想、旧习惯的命的勇气,是过不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的。为什么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彻底性比我们强?因为他们旧的东西比我们少,他们没有做官当老爷,没有臭架子,我们这些人做官当老爷长日习惯大,旧框框多,我们要把这些旧东西甩掉,需要别人帮助。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做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忠实学生。毛泽东思想是最彻底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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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灵魂,你能忠于毛泽东思想,能够真正生根吗?不破那些旧的、坏的东西,就不能立新的。读书再多也是空的。这是我讲的主要的一些问题。
    另外,还提一点,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党的领导的问题。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党的领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违反了党的领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搞清楚。我自己也没搞清。这次长沙镇压学生的事件是在什么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在“三相信”的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它的思想准备。“三相信”就是相信党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队或者工作团。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反动的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毛泽东思想。省委也好,市委也好。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反对你,打倒你。过去,我们各级党委包括工作组,认为谁要是反对各级党委,反对了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反对了党员就是反党,这是用党员的牌子来压人。这样的帽子满天飞。有人问,陶铸同志是不是讲了党的领导是不能由党员来垄断的?是的,陶铸同志是讲了这话,我同意。你是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呢?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先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党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如何?我说,看你在群众中是不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群众一起闹革命,是不是群众把你选进去,真正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不然的话,什么党员、党委统统不能领导。如有的党委说,我是党委,我要领导,你得听我的。拿一个牌子去压人,这样的领导,越领导越坏,群众越反感。相反的如果他不是党员,真正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同样可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能够由党员来垄断
    有人讲“三相信”的口号是我提的,“三相信”我没提过,我只讲过这样的相信,“相信毛主席,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还是不够明确,应该集中一条,唯一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的最髙准绳。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就拥护他,谁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就反对他,就把他打倒。还有,相信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问题在于我们,也不要过分去责备他们,主要责任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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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除了极个别民愤很大的斗争外,对绝大多数来讲,是教育,取得教训就行了。工作组的组员大多数是一般干部,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学生,
    不管怎样,提
    倡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
    现在,再讲一个问题。很多地方问,工厂里搞不搞?农村搞不搞?街道搞不搞?就是搞不搞文化大革命?过去,有个步骤,所谓分期分批,分期分批是农村的老经验。当前这个形势还讲什么分期分批,群众不分,他要闹革命,你还不准,搞起来了犯什么法?原来我们所担心的,是人员的分配,怕一下子搞起来,领导来不及,怕妨碍生产,怕干部躺下
    我看这两个顾虑都没有必要。如果是积
    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觉悟提髙,把运动搞起来,我看是不会妨碍生产,相反,会大大促进生产。把文化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一是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同时加强计划。……妥善安排,也是依靠群众,依靠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相信群众,工厂里的工人,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是关心生产的,是愿把生产搞好的。只要在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妥善安排,是能够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的。也应该做到运动和生产两不误。以文化革命为动力,可以促进他们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搞好生产。农村也是一样,充分发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自己现在大家关心抗旱,如果运动搞得好,群众觉悟高,思想革命化,抗旱抗的更好。还是在于真正相信群众。如果强调分期分批,你不行动,他还是要搞。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相反的,强调工厂不要搞,农村不要搞,结果他还是要搞。各级领导要管起来,特别要给农村干部讲清楚,有很多革命同学下乡遇到很多阻力,就是不欢迎,公开喊:不欢迎罗,不要来罗,用各种方法阻拦你,刁难你,甚至发动农民包围你,发动工人包围你,这样对运动不利,对生产同样不利。
    我看,为了把运动搞好,把生产搞好,只有站在运动里面,把分期分批这个框框摔掉,及早地摔掉,这个框框对运动不利,对生产不利。林彪同志讲,精神战线上的斗争是长期的,有大战役,有小战役,有战略性的总进攻,也有战役性的进攻,现在是总进攻,是大战役,有量变,有质变……,现在是飞跃。谁要按老框框办事,就要犯错误。
    上面讲的,是个人的看法,难免有错误,我还要再三声明:我这次回来,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向主席报告,主席要我回来,不是派我回来,在湖大讲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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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记错了一个字,说是主席派来的,我改了。把我当成钦差大臣,冒称钦差大臣,这个事情万万干不得,我的讲话不能代表任何组织,我的身份完完全全是个人的,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普通一兵。今天的讲话,也完全是以一个普通干部,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个人的意见,有一分可取就取一分,有二分可取就取分,如果不可取,就算没有讲,有错误,希望大家批评
    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张平化对湖南“九·九”大会代表的讲话
    我跟大家说说好不好,我刚从乡下回来,在乡下跑了几天,到春华山我蹲点的地方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旱的情况怎么样。我刚才回来,各位同志在等陶铸同志的电话,一问这回事我就来说说这种情况。
    昨天很晩回来,听到省委办公厅反映联络站(有人插话说是接待站)说湖大派代表来接待站要开十万人大会。我当时挂电话请示中央,打到陶铸同志处,因为他是中央常委书记,日常事情他管。我说要开十万人大会,看中央意见怎么样?他问:这种会不知是什么人参加?我说:我不太清楚。他说:工人、农民。机关及居民有工作的人员发起,开这样的大会是不适宜的,难免妨碍生产。他说,在这时召集这些人开会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中央社论指出:在精神战线、物质战线要双丰收,召集他们开会是不适宜的。至于学校开不开?什么时候开?由学校文革筹委会协商决定,中央就是这个精神。我向办公室同志讲了,要通知湖大,要湖大同学商量一下通知各个单位,我就睡了。第二天便下去看旱情去了,谁知这个电话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还能造得谣吗?谁敢造这个谣?可以到北京去问嘛!当然也可理解省委犯了错误就不相信了。省委犯了错误只是在“八·
    九”这个事情上犯了错误,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错误可以改嘛!省委已作了次检讨,一次检讨不好可以检讨二次。大家要互相信任。现在中央是关心生产。中央提过要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湖南省委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炮轰司令部主要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揭省市委盖子没有问题,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的嘛!群众分的清。
    看一个人,一个单位要看历史,看全部工作,看主流。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都会搞清楚的,一时分不清,可以长些时间。时间长一点没有关系,生产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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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耽误,一两天没问题,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工农业生产受到损失难以挽救。《人民日报》社论要仔细领会。十六条和人民日报是一致的。是信的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头一年,头年要打好基础,五年计划要看头一年。农业大家都关心。我问了一下是早中稻都是大丰收,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晚稻来势很好,农民对良种很欢迎。现在担心的是旱和虫,不及时抗旱、治虫,晩稻会受损失。棉花也是旱现在正在拣棉花。男男女女很忙。当然双抢过去了。但是抗旱……不但湖南这样,全国也是这样,我就谈这些。
    下面到会代表提问、主要是以下四个问题
    我们会议是否是革命的,你
    们看法如何?二、省委盖子揭开没有,今后我们怎么办?三、大会开成这样(出现了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由谁负责?四、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召开大会,省委支持不支持?你的态度怎样?
    是不是阴谋?
    我肯定不是,是刚才讲的。你们说“你们是阴谋”,我向中央请示也是阴谋。中央答复工人等和有生产任务的居民开这样的会总是要影响生产的,学生可以没有阴谋
    工人、农民可以搞吗?
    总的来讲可以搞,充分发动妥善安排。“妥善安排”这四个字要有具体办法。党内通知、招呼,没下文件。工厂与四清相结合。农村紧张,秋后再搞。破“四旧”立“四新”也在秋后搞。大家要搞分期分批不行,但具体安排还是要分期分批。群众都要自己搞,把运动、生产两不误。充分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安排,如果不妥善安排,怎么能多快好省呢?特别是劳动组织,农村出工有的好,有的不好。为什么不赞成,就是考虑这些问题,怕影响时间太多,值得大家注意。我原来在湖大讲的,不符合中央精神、改正。
    省委揭盖子,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能肯定,由你们决定我在湖大检讨,有人说我是为自己的错误定调子,大家分析。这几年来主要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由大家分析。省委这些人到底是大家的敌人还是内部问题。搞当权派要看一贯,是什么样的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犯错误的人要团结——一批评——团结。抱治病救人的态度,是内部问题。原则是要分清敌我。大家是有分析水平的,究竞湖南省委是什么性质的。今天的大会是个革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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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怎么不是革命行动呢?我们从生产考虑,不是不让同大家开会,来开会的有自由权,不能让大家走,召集人应考虑什么人参加?什么时间开?牵涉多大,多广,会不会影响生产,丝毫不是限制群众,这个界限要分清楚。来一千人也可以开,召集人要考虑。刚才有个同志批评我,没有调査,但确实有人说是十万人,接待站的人可能有多有少。这是个大数字,大规模的会议,会不会影响生产,当时时间仓促……。
    张平化同志究竞是来干什么的?究竞造的什么反?
    张平化讲:一请罪,二造反。看不到成绩,大家怀疑。我是真心来的。成绩不大,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接见的人很多,川流不息,在大会上接见了,还要个别接见,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湖大商量派三个同志到株州和湘潭等三地去调査。同志们怀疑,我不怪大家。但我确实是真心来请罪造反的。“八·一九”事件与我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我工作不好,有责任。省委支持了市委,没有站在学生这边,我批评了他们,同志们有权利罢他们的官,我向中央反应了同志们的要求。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主要是闹革命,也不能不管生产,这几天都是谈运动,根本没有想到生产,但这几天跑到工厂、农村去,怎么能不考虑生产呢?难道跑了几天农村就说光搞生产是不恰当的。接见的群众太多,难得都满足。请大家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群众要开会完全由自己决定。工人、农民来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在工厂内比较好,学校开会完全由自己决定,从来没有说不要开。游行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工人、农民都拉出来耽误很多生产我不同意。
    提问:一、今天会议没开好,责任由谁负?二、今后工农兵及干部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开大会,省委是否支持
    张平化说:第一跟大家商量,不要先下结论,肯定不能怪群众,是省委还是筹备方面,大多分析,哪些对,哪些不对,总结经验主要责任就出来了。要经过调査研究分析。第二不妨碍生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没有生产任务的居民和学生在一起开会,要做好准备,安排好,不妨碍生产,为什么不好呢?今后在那里开?怎么开?大家商量一下。一方面省委有责任通知有关单位党组织和文革组织,具体怎么办,由群众决定。中央有决定不通知是不行的,为什么要封锁?
    提问:追究责任,责任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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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化:不讨论就先作结论(群众反对),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背定大会是革命行动。开成这样子责任谁负?开得好不好还没有研究。就要追究责任叫我怎么讲?不管那一方面,不同意见就可发表,把那一方面意见强加于人是不对的,要按你们的意思回答才算完,这样怎么行呢?你们讲你们的看法意见。现在我还没有发言权,会开好,怎么样我不知道。开的好,不好,好中有不足,要我表示的确是不行的,脑子里没有这个结论,请大家原谅。十一日的大会,你们自己考虑,符合中央精神我一定赞成支持。
    长沙市西湖五金总厂五分厂《敢闯战斗队》整理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谢若冰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冋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陶铸同志一进会议室,就满面笑容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还未坐下就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
    你们为什么找宣传部?张平化当过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不是了,以后不要再找宣传部了。
    你们的问题在湖南,我也是湖南的,我们是老乡嘛,说话好懂。当然不讲乡土观念罗!张平化不是做了检查了吗?(答:不深刻)一次当然不会深刻?今后还要做检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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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几个单位的?(陶铸同志一个个问,问到一个郴州同学)郴州(县)的问题与张平化有什么关系:(有人答张平化九月廿四日报告影响很广,陶铸同志再
    问下去,完了说)你们代表的单位还不少呀
    湖南的同学都回去了吗?(答: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吗?(答:见到了,还离得很近。)都可以回去了嘛。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最大幸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嘛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湖南的问题应回湖南去解决,湖南有三千八百万人民,问题要回湖南解决,湖南的革命回湖南去革。你们在北京基本要求已经达到了,张平化那天作了检査,当然不深刻,态度是好的,犯了错误还给他一个机会改正,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嘛,对不对?(陶铸同志对两个湘潭同志说)你们是湘潭的更应听毛主席话,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属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答:暂时这样看)当然嘛,要观察他,他继续坚持,就是敌我矛盾。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査。
    (插话:这次主要是斗工人、干部、也围攻了学生。)到现在为止,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犯了错误,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还是让他回去当第一书记,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他去湖南接了周小舟之后,有一段工作做得不好,毛主席批评了他,近两年好些。(插话: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但也得有人贯彻,有的就不贯彻嘛!湖南的近两年有所进步,中央以前批评了他,他改了这次又犯了错误,又批评了他,要他改。
    (插话:我们批评他很厉害。)你们完仝应该批判他,你们有权利,我不完全代表个人,喊了打倒他,他触怒了群众,喊几句出出气,没关系,出于义愤。犯了严重错误,不要打倒?湖南三千八百万人,光你们几个人是打不倒的。如果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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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就打倒,那打倒的人就太多了。湖南省有成绩,我家是湖南的,我听说一些,希望他改,同时你们要逼迫他改。我主张要有点压力,非改不可。(插话:红色政权誓死保卫张平化)“誓死保卫张平化”不对,有错误你是保卫不了的。要保卫那就保卫了错误。(插话: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就不干了)对,这个同志看法很好。这几年工作还不错,有一段例如四清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插话)他对群众运动就是恼火)以前上井岗山不恼火,在社会主义这一关,他没有过好我们大家都要过这一关,因为要触及灵魂,只要有私心杂念搞社会主义就会垮台什么天王老爷都要垮台,不管老干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就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旧观念多一些,你们在毛主席阳光下好一些。你们看,政法学院为什么有七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当然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工作组在里面做了坏事,要负主要责任,同学是不是要负一点责任呢?
    革自己的命张平化就怕了,领导干部就是要过这一关。主席现在就号召大家把自口的灵魂搞干净,特别是老干部。张平化过去搞别人还可以,这次不行了。你怕不行,你越怕越革你的命,怕,就要把你打倒。我找张平化谈了话,态度还好但要看行动。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同志们给他一点压力,但光表态不行你们回去帮助,“一看二帮”嘛,两眼瞪着看你改不改,不改又造你的反,改了也抹煞你的进步,不然就打倒。彻底帮助他革命,实在不行,用湖南话说:“稀牛屎糊不上壁”就打倒,(插话:我们已经喊了打倒)喊“打倒”行,但不马上打倒。
    (向陶铸同志汇报,湖南有派变相工作组“联络员”的情况。)不是已经撤了吗?(插话:有的没有)回去一定要撤,(插话:中学要开学了)不开就是嘛,回去改,不改你们再写信来,(插话:他们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几炮算什么?炮轰有两个解释,一是普遍的轰,引火烧身,烧一烧经得起炮打,有错误就揭露。一是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林彪同志的讲话(听不清,未记)非常科学正确。
    问:您上次接见中南地区革命师生的讲话,影响很大,但有人说是假的?答:我上次说的话,你们说影响很大,我只是点了一把火,有人说假的,我不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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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司令部同学说:湖南的情况是严重的)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你们要帮助湖南的同志,老乡嘛。(这个同学是湖南人)(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指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三司令部同学说现在学生问题不太成问题,工农问题大,抓生产不要革命,停革命,把工人打成“反革命”,这个情况很严重。东北有一个厂有一千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工厂革命靠工人,农村革命靠贫下中农,学生革命要搞好本校还要在社会上造成一股大的推动力,学生不到车间去影响生产,可到办公室座谈,可送大字报,可到生活区宣传调査。老乡们,你们到工农中去宣传我完全赞成,但不能指导运动,去随便罢官,你们支持工农,工农支持你们。相互支持嘛!县中学可以组织起来帮助农村,光靠大学生不行,全国大学生只有一百来万(插话:湖南只四个城市搞文化大革命,但搞反“右派”斗争)现在分期分批(插话:长沙市内五个区,区以下机关、企业单位,搞不搞文化革命?)要搞,长沙市是大城市,是运动的重点,其他地委机关所在地包括湘潭、株州、衡阳、郴州、邵阳、岳阳、益阳、常德津市等中等城市都要搞,第一批搞,但领导不得力不行。
    分期分批搞,现在连省委还没有过关,如何领导?大连×校,一个抓市长,一个抓市委书记,抓到北京来了,我和总理跟他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俩才回去了。没有领导不行,要撑腰的领导,不要泼冷水的领导。先把省委、省级机关、地委级机关搞好,再搞县级(地委级已停了)。这次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都会搞起来了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出来多么久了?(回答不一)“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回去你们再看看。
    (有同志反映:很多地方不贯彻军委指示和江青同志、周总理十月六日的讲话,把群众、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统统不算,他不贯彻军委指示,你们就搞他,(插话:阻力很大)就是有阻力你们战胜了他就好办了。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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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贯彻,湖南又不是美国,他们为什么不贯彻?他们应当一字不漏地往下传达,学生可以得到这个待遇,参加学生运动的教师可以得到这个待遇。当然,原来四清中打成的真正的四不清干部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四清搞的,不能算在这个以内,
    四清运动的成绩,那是肯定了的,个别打错了的要平反。中央这个指示主要适合于学生,学生既未剥削又不当官僚,为什么不能依靠他们来革命?
    (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学生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确很严重,群众不同意烧掉整理他的材料,怎么办?)群众不同意那就不烧嘛?档案材料不能动。
    (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地方动用了军队、公安部队)军队不能动,湖南只有长沙郴州保护电台用了军队,那是中央同意了的。对群众不能动军队,不能动公安部队
    (有的同志反映:公安部队抓了人,还发生了开枪事件)真的?要调査。(有的同志说:军队参谋向民兵作动员,要抓“右派”)那是不对的,应作废。各地方黑暗的东西很多,你们回去要斗争,要彻底揭露,不要怕,第三司令部蒯大富不是被打成了右派,现在不是成了负责人了吗?你们就要接受这种锻炼,你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的条件很好嘛,你们享受了宪法的全部权利,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都有自由,坐车吃饭不要钱打电话打电报不要钱嘛。(插话:打长途电话电报还要钱)什么组织都可以建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不是成立了三个司令部?过去革命要杀头,要上雨花台,现在革命好多了,你革命他不准,就有阻力,要斗争,发生了阻力,你不斗争,怎么行,待遇不平等,就造反了。你们碰点小钉子,没有关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有阻力就斗嘛。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湖南人民有革命性,吃辣椒吃得那么厉害嘛。湖南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真理,不革命的,一个人也要跟他斗。我没有私心杂念,我又不想当省委第一书记,打倒你我就长了五斤肉了?因为你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你省委第一书记领导我们革命,我们就拥护你,你不革命,我们为什么不反对你。领导好不好,是三千八百万人民的利益问题,全国都革命,湖南不革命,能说得过去吗?
    讲来讲去,还是回去干革命。搞久了,不回去,你是革命的也会脱离群众。不要住在北京太久了,不然“保”字号的就要挑动了。
    (有同志说:有的同学被开除了)不算!你说:“我没有开除”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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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志说:有人说我们没有做事,不能发工资,说我们上北京是非法的)回去律发工资,工人同志来北京是革命的,到北京是毛主席号召的,怎么是非法的呢?不过要派代表米。当然工人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人不生产,你讲得天花乱堕也不行。我打电话去,工资照发,开除不算,告诉大家都回去,一个也不留因文化大革命被捕的要放,现行反革命不放,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要革命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一个坏的也没有,有杀父之仇的还是有,但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运动刚搞起来,运动一开始,搞什么左中右呢?工厂复杂些,地、富、反、坏还是要乘机捣乱的,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放工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搞当权派的问题,学校至少是系主任以上的才算当权派,还有党员伙夫班长也算当权派吗?
    四清没有文化革命这样彻底。我这个人不算很保守的,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保守了。文化革命这样大的民主,这样大的声势,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威力。我没有想到,也想不到,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但也还是有些想象力,只有主席是最高的马列主乂的领导,才这样放手,才能领导这样大的运动,才可以领导得好。北京在十一月五日以前大概有八百万人次来北京,招待都不容易,相当于保加利亚个国家搬家,全国几千万人在大串联,在搞大民主,在炮轰,扫到每个角落,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当然我不提倡)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上了墙,过去谁想到?宣传部的大字报就公开嘛
    我想,搞十年的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没有红卫兵这几个月搞的好。我也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给大家看)开会都要念,不念不行,念多了就熟了。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家喻户晓,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年前,我们还只会制手榴弹,十年后就能制造导弹原子弹,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事,是奇迹。外国的工程师一下班就抱小孩,我们的工程师不干好那件事,就连吃饭睡觉都不顾了。毛主席思想被全国人民掌握那就不得了,人民大会堂十个月建成,要我画都画不成
    这个运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现在是开始正向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方兴未艾,强大的洪流什么地方都要触及,要堵死,有灭顶之灾,你们碰钉子不要怕。
    问:要搞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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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反正要彻底搞好,不搞好不上课,下定决心搞彻底,毛主席是下了决心的,非彻底搞好不可。
    问:半工半读学校如何搞?
    答:半工半读干革命,半天搞革命,半天搞生产,也可以轮班,一班串联一班生
    再轮换
    问: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深入?
    答:放手发动群众,彻底依靠群众,彻底揭露,放手搞大民主,现在就是学北京,(指三司令部的同志说)你们请三司令部介绍嘛。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掉不可,不搞臭,不搞彻底,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会岀修正主义。坚决把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把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搞掉
    要放手大搞民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保”,保护现状,保留修正主义的根
    (有的同志说:有人不贯彻中央指示,歪曲中央指示)有的人尽量想办法歪曲党的文件,造谣言,你们就起来驳,就斗争嘛。
    张平化回去有两种可能,可能改正错误,也可能不改,不改你们就造反嘛问:能为能公布档案?
    答:个人档案不能公布,公布档案是不对的,如人民大学,有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廿年前参加过三青团,交待了的,他早不公布,迟不公布,偏偏在他写了郭影秋的大字报后,就公布了,这就是打击,这就是整嘛!
    (此时已是三点廿分,陶铸同志还有一个会,要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向陶铸同志简略谈了他们在北京成立这个组织的情况,并请陶铸同志当纵队顾问,陶铸同志收下了红卫兵袖章和纵队革命造反宣言及其它材料)我不当顾问,我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我就当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热烈鼓掌)
    (最后全体代表请陶铸同志转达我们湖南人民的祝愿,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定转达你们的心意,转达湖南人民的心意。
    (陶铸同志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张平化再不改,再对你们进行迫害,你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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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陶铸听了湖南革命造反者代表汇报了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在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摧残以及挑起群众斗群众而发生的系列的流血事件的严重情况后。〗
    算不了什么讲话,我也是湖南人,这家乡观点,如果单讲家乡观念,这是反动的思想。
    我看到了很多遭受迫害的同志,我很难过,我讲一些看法,我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我们支持你们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作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反映给党中央,等作出了决定,我定到湖南去举手。(热烈鼓掌)毛主席很关心湖南问题,如果我今天答应罢张平化的官,你们打电话回去,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一定报告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党中央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一看,改组一个省委也不困难,罢官也是容易的。如果改组罢官,千八百万湖南人民就没有斗争目标,中央又派谁去呢?张平化是中央派去的,是党中央批准的,也是张平化自己请求的,他说是回去认罪造反的,如果罢了张平化的官,又派个什么人去呢?如果这个人又搞什么鬼名堂,同志们的斗争就没有目标。你们要做到仁至义尽,他死不悔改,你们都坚决罢他的官,张平化回湖南,运动搞得很坏,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在这里,我不能作出肯定答复。我一定报告给主席、中央,由主席决定,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湖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留了张平化,一方面可以教育湖南人民,另一方面可以教育张平化本人。(群众喊:非罢张平化的官不可!)同志们的意见我一定忠实地反映给毛主席,罢个省委书记的官,要主席决定。回去以后,你们坚决可以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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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南局的书记,我当了六年的中南局书记,干了十五年中南局工作,今年六月一日才离开了广州,六月二日参加了湖南韶山灌渠的落成典礼。中南局的书记是王任重同志。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挑起“八·一九”事件是湖南王延春“怕”字当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抛岀的。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春不行,张平化自报奋勇,张平化原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对湖南省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就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群众插话:张平化在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没有改变,是以张平化为代表的。原来我和张平化同志不认识是在延安认识的。他在部队里,我们原来看张平化比较老实,工作能力不强,有点保守。这次在中央面前说,回去认罪,造反,可是回去就抓“黑鬼”,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不老实(热烈鼓掌)现在我讲一句老实话对他的看法不同了。我们原来还寄于一点希望,现在看来落了空,没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革命群众,你们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他的职,这是有道理的(群众插话:张平化不是没有工作能力,长保军带着凶器来北京的还要为张平化平反。)长保军来北京,我不管他,我只接见了你们,没有接见他们嘛!(长时期鼓掌)对张平化还寄于一点希望,我不是包庇张平化,这不是折衷,再看一看(群众插话:不能再看了,那又会要死人)我们派他回去,不改,回去搞的错误很大,我看再让他搞一下,让他多暴露一些出来,我对他的看法,原来估计过高,张平化回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照理讲是可以撤他的职的,你们回去造反,要猛烈的炮轰,猛烈的火烧。强迫他革命,我坚决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长时间热烈鼓掌)张平化如果改变了,可以让他再搞一下。再看一两个月,时间并不长,这是我个人看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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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要罢,我同意罢,现在罢了他,再派一个李平化,可能比张平化更坏,他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他打倒。你们有集会、出版、游行,结社的大民主,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还怕张平化干什么?我们不允许张平化再犯错误,如果再犯,我们坚决打倒他!(热烈鼓掌)我看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中央文革,党中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热烈鼓掌)同志们的要求(看群众的条子)
    要求党中央责成湖南省委彻底平反,希望你们坚决平反,我一方面通知淜南省坚决按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关心档案材料补充决定办事,我再补充一条好不好?(齐答好?)要张平化保证改正错误,不再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群众大的冲突这样,你们就可以大胆放心闹革命,你们都是少数派吗?(众答:是少数派)黑材料要交出来,坚决按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档案材料补充规定的指示处事还是五月十六日以后所整理的黑材料,要交出来烧掉,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材料,是整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一律要烧掉!谁也不能违反!(群众高呼口号:革命无罪,抢黑材料有理!)省委不执行,你们要执行,省委打埋伏,双方协商,不交就要搞清单,签字,照清单办事,今后,不管那个单位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整理的材料,就按中央指示办事,开除党籍;罢官!(热烈鼓掌)
    、省委要交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杨等人的文件,林枫、彭真、陆定一等是黑帮,已交群众斗争了嘛!刘少奇、邓小平都犯了错误,一个是路线错误,一个是黑帮,要分别对待,对黑帮的材料要处理,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将来中央处理的。
    四、黄显梦的问题,完全是由省委负责,凶手一定要交专政机关法办。对革命的人,我们要保护,否则,专政机关就没有用了。
    五、要求党中央改组湖南省委,我一定反映给中央。
    六、受迫害的同志,要送到军队医院治疗,可以!湖南军区如果有条件,有能力,完全可以送去治疗,你们自己去联系,你们对解放军是高度的信任嘛!
    七、现在各地方都要搞文化大革命,司法机关也要搞,虽然地方不同,但阶级斗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样的,具体问题由地方解决。
    八、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关押的人,要立即释放,而且还要开大会,公开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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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罢官的人,要结合看,我建议派几个人去湖南看一看。(长时间鼓掌)(群众插话:请陶铸坐下来讲,陶铸讲:我坐不下来,有这么多受伤的,我心里不安。)
    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凶手,一定要严肃处理,该撤职的撤职,该罢的罢官、该法办的法办
    十一、这不是一个长沙县,湖南的问题,支持一改三罢,如果没有其他错误,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统统要平反,要复职!
    十二、同志们要回湖南去,你们是革命行动!是革命闯将。(热烈鼓掌)你们要求迅速回湖南搞革命,你们来了很久,见到了毛主席没有?(群众齐答:没有。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很好,你们回去,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欢迎你们明年四月份来见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你要一列车回湖南,可以,我打个电话,搞几个车皮,省里的人也希望你们回去战斗吗!伤病员伤势很重,我很难过,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热烈鼓掌)再一个问题,我对张平化的态度,我没有你们坚决。我一定向党中央反映。湖南日报编辑部要改组,你们可以和湖南省委商量一下,你们带材料来没有(湖南日报工人答:有!)我赞成你们改组湖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也改组了么!保皇组织是不是要解散,我看他们大多数是革命的,我们下令解散是不行的。他们也有游行、出版、集会、示威的权利,他们是受了骗的。你们要做好工作,他是可以改变立场的,我们要团结他们,少数顽固分子就抛弃他!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全国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有看法,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都拥护。
    今晩我还有一个会,所有干革命的,我们坚决支持(掌声)(群众插问:在运动中镇压造反派有“功”,而升了官,可以撤他的职吗?)陶铸说:把他拉下来,你们可以揭发,他就做官做不成了,同志们再见了。(同志们起立,手拿我们给毛主席的大红纸信他向大家告别)
    1966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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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20,广东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林杰与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同学:关于《红旗》十五期社论发表的背景?
    林杰:对于社论你们了解的比我们好,你们打电报,游行,说明你们比我们更了解,更清楚。北京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你们是当事人,是第一线的人,你们最近看大字报,也可以看出来了。
    同学:我们到北京后,看到“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等大标语,气愤极了。林杰:应该气愤,这是反革命的大标语。社论的最后一段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硏究他们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活动。”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的行动
    同学:我们习惯称广州的顽固派为保守派,广州的保皇派好象没有北京那么露骨,出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林杰:不一定。广州也会有,北京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慢慢会波及到全国的过去也是这样的。仝国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是从北京开始的,然后扩散到全国。反革命逆流也力图从北京向其它地方扩散,谭力夫的讲话不也是从北京传到各地的吗?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谭力夫”。同学:中大也有“谭力夫”。林杰:是什么名字?
    同学:周金恋。是外语系的,他们制定黑纲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谭力夫式的人物。(另有两份材料给他看)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林杰:当然可以批判。(读《红旗》十五期社论第四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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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那里也是这样,压得厉害。
    林杰: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保皇派,维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保皇派,是根据客观规律讲话嘛,你不改正错误,一直下去就是保皇派,这顶帽子是摘不调的。学哲学的人就很清楚,概念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只有承认错误,站过来,才不是保皇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是错误的,就是要平反,这帽子是错的,这与事实不符合,应该平反。你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嘛!这是名副其实的。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为什么不敢叫!在革命派面前不承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保皇派。
    在保皇派面前不敢说,说他是革命的,是两面派的态度。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必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是真正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十六条、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闹革命。你坚决反对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同学:学生中也有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吗?我校就很多!林杰:有呀,有呀,一定有嘛!
    同学:《红旗》十五期社论不是说不要轻易扣保皇派帽子吗?
    林杰:不要轻易扣是对的。不是乱扣,乱扣是不对的。他说“拥护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保皇派”这就不对,这是诬蔑
    同学: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挑动工人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全国武斗很严重,北京也是这样。什么“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三问中央文革”,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这个社论是不是针对这种形势提出来的呢?
    林杰:你们了解的比我们多,你到北京街头转一下,便可看见“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产生的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这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什么人,什么情况,说这些话就是代表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来炮打无阶级的司令部。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攻击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这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们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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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小撮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我们要进行专政,因为他们不是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林彪同志,这是什么行动,你们说这是什么行动?(同学:是反革命,是现行反革命!)林杰:对,是反革命。他们说,中央文革不管谁指定的,都是违反十六条的,这矛头是指向谁?同学:就是毛主席。
    林杰:对,毛主席,是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即两个月的总结(原题不是如此),毛主席有批语的,说这个总结很好。可是有人说是大毒草,他们说是很好的大毒草,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是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猖狂极了。
    同学:社论第一段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泛的方向发展,如何理解?
    林杰: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这是目前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从历史上看,有“五
    四”运动,学生起桥梁作用,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农民。不和工农相结合,不把亿万工农发动起来就不成。文化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工厂工人动起来了,最初是城市学校,现在到了工厂、机关、农村、文化部门,这就很广了。同学:社论中没有提到农民群众啊?
    林杰:目前主要是工厂,农村是红卫兵长征,是去宣传的。鲁迅的小说《风浪》你们看了没有啊?(同学:看了)开始是大城市波及到中小城市,又从中小城市波及到农村。你们到农村去看看,老太婆是怎样说的,一定很有趣的。同学:北京学生与工人结合,我们做得很差了,如何与工人结合呢?林杰:中央十条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看了
    林杰:具体如何做,靠你们自己去闯。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你们下去结合后就有方法了,事先谁也不能想好一套方法给你们
    同学:有些党委就是不贯彻、不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决定,不为革命同志平反。而有些人就是老保,他们保黑材料,我们“抢”了黑材料,他们就说我们抢了国家机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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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杰:国家的机密一定要保,但整群众的材料不要保,不要把工作组整群众的材料当作国家机密来给群众扣上新的罪名。
    同学:现在有人提岀“炮打北航‘红旗’”、“炮打第三司令部”,你的看法如何?
    林杰: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坚决支持同学:保皇派也说他们是革命组织?
    林杰:是群众组织,有些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指挥的同学:能否整垮他们?
    林杰: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会起来造反的。若他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会垮台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定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同学: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个人还是指的什么组织?从社论上的条件看,群众组织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林杰: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群众组织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来决定。北京第三、第一、第二司令部,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决定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哪个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第二司令部,我看不怎么革命。第
    二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是矿院的,矿院某些人现在对中央文革攻击很厉害。(同学说:一定有后台老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
    同学:黑指示要不要交出来?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承认有黑材料但是不交,说是“国家机密”,“中央补充规定没有说要交”,你看怎样?林杰:有诚意承认他写的材料是错误的,就应当拿出来批判。同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挖他们的老底行不行?
    林杰:应该对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揭发同学:同学能否点名批判?
    林杰:发扬大民主,在群众之间要发扬大民主。
    同学:《红卫报》,即《羊城晚报》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前几天把它封了,你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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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杰:封《湖北日报》你们知道吗?(众: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日报》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本上站在反动路线上。他们批判《湖北日报》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封了是革命行动,革命行动很好。但也可以不封,让他们表演。千条万条听毛主席的话是第一条,毛主席著作我学得不好,我的话你们应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看。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的一封电报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十几天来我收到了你院革命师生的一些来信,曾复过一封信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今天又收到(62-1班)全体同学的来电,韦国清同志已在电话中向我讲了桂林的情况。我和陶铸商量决定,授权予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全权处理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问题,确实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希望革命的师生员工用十六条和毛主席著作来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希望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警惕敌人挑拨离间,谨防扒手,在广西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为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勇敢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斗、二批、三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此致
    革命的敬礼!
    王任重八月二十二日
    22,四川省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四川赴京代表团问
    〖编印者的话: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四川大专院校赴京学习代表团的部分同志到了中共中央接待站,他们就目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有关事情提出了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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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中央文革的两位工作人员——一施景招、马学武同志,就这些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我们为了使大家阅读方便起见,现将南充师范学院代表冯泽喜、杜延信、蔡启柏、王文林、郑素清、严柱芝,成都中医学院代表李林、四川林学院代表队西南师范学院代表黄丕寿、龚素群、范正新、戴乾华、彭树芳、周纪律、杨工福、霍左昌等同志的整理记录,按问题编印出来,望同志们一律以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为准,此文只供同志们参考。重庆煤矿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兵》、《红旗战斗队》、《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编印(一)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问: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如何?文革小组、革委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那怎样体现党对这个权力机构的领导作用呢?
    答:十六条规定党在这次文化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不能说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其他各级党组织好坏都一律靠边站。好的即是按照十六条,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组织就应该服从领导。如果党的基层组织是正确的,你不服从他的领导,那是错误的,如果这个党的基层组织中第一把手烂了还有第二把手第二把手不行,还有第三把手,如果还不行,当中总还有好同志挺身而出来领导运动,哪怕他是一个人,只要他是正确的我们都要服从他的领导,如果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烂了,革委会的工作、决定要请示上级党组织并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在运动中这个党组织逐步健全起来领导运动,而不是取消这个党组织。
    问:有人说:炮轰司令部是真革命就越轰越坚强,是假革命一轰就出来了。这种说法对不对
    答:是否是司令部所有同志都坏了?首先要分清敌我,如果随便拉到一个就轰、就斗,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不去调査研究,斗了再说,这怎么理解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是好的?
    问:有些人提出原来做领导工作的人,在运动中都应该怀疑,都不值得信任,这种提法对吗?
    答:怀疑是可以的,但主要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是各级领导都不值得信任,党中央毛主席不是成了空中楼阁了吗?全国哪儿那么多牛鬼蛇神,真正的牛鬼蛇神还是少数。十六条中不是说得挺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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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运动中党团组织生活是否坚持过呢?
    答:一定要过。发展工作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问:某些地区、某些人,既不揭发具体问题,就提岀“炮轰司令部,火烧省、市委”。这种提法对吗?
    没有事实就不能这样讲。轰只能轰坏人,好人怎么能轰呢?没有事实又怎么能轰呢?一概的提出轰是不对的。“各级领导在运动中应经受考验”,这种提法是对的,怀疑是可以的。但必须要有事实。问:如何看待党的基层组织?
    答:绝大多数党的基层组织都是好的,不一定每一个单位必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的组织都说成是坏的,象北京市委那样严重的不太多。北京是个特殊地方,北京市委也有好的委员吗!现在还是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市委烂掉了就改组吗!其他党委还要照常工作,还要贯彻中央指示吗!党的组织没有烂,还要听党组织的话,还要保证他的正确领导。党支部、党小组都应该有他的正常的会。党员还是要起先锋带头作用,团的组织也是这样,在党组织未烂掉的情况下,文革委员会应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党组织烂掉了,就要立即改组吗建立临时党组织进行领导吗
    问:有两部分同学,对党委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党委应该怎么办?
    答:党委应该出来说话,不怕,要正方向。一部分群众认为党委烂了,但上级党委还未下结论,党的一切组织应该正常进行工作。如果党委真的代表广大群众利益,就要“敢”字当头,敢于出来领导。
    问:县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还需不需要省委地委指示?
    答:当然要。县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要有个领导,不能无组织状态。地委、省委是不是都烂了?啦?到现在中央还要向省、地委发指示发通知,如果他们不按中央指示办事,这是他们的问题
    问:最近党中央领导人在各大专院校或其他会上讲话可不可以转抄?
    答: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未经本人审査不得乱抄。最近中央领导人说过的,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毛主席的讲话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关系重大,我们不能乱抄。乱抄,至少说他不尊重领袖和领导同志,就是中央首长如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都很尊重毛主席。(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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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的人或不少心掉了一个字,特别是毛主席的话,就是掉了一个标点符号,关系都很重大。毛主席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只有授权予《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发表或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后才能做依据。以后你们见到那些东西(指抄领导人讲话的材料),只能做参考,而不能当作依据指示。
    问:最近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炮轰省、市委、要罢×Ⅹ×的官,撤×××的职,如果领导未答应,就绝食,就静坐示威,这种做法对不对?
    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清楚。我们还有党中央、毛主席,有问题就摆事实讲道理吗!你不吃饭,饿着肚子怎能干革命呢?不吃饭还是要饿死人咧。绝食我们过去在监狱里与敌人作斗争用过,今天不主张。炮轰省市委。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轰坏的,好的你炮轰他干什么?(二)关于革委会问题
    问:文革成员中学生为主体怎样理解?学生占百分之七十有否规定
    答:没有这个规定。选举中不受比例限制,党委、学生、工人、教师都可以选,完全由群众来选举。
    问:学生中有不同意见,选举革委会时还要不要少数服从多数?
    答:保护少数人的意见,选举应该参加,选举时尽量协商,还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必须坚持。选出的应该服从文革的领导,决议必须贯彻执行。
    (三)关于斗争形式问题
    问:有人提出黑帮用过的东西(包括桌子,板登等)都应砸烂,并要求承认这是革命的行动?
    答:砸烂有什么好处?还是国家受损失。我不承认这是革命行动。问:怎样对待静坐、绝食问题?这是文斗还是武斗?
    答:中央没有这个指示。真正要革命就要有健康的身体,毛主席说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吗!不吃饭,时间长了,人饿死了,还干什么革命呢?我们应该要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精力充沛再干革命。我们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你杀了他的头,把他埋在土里,但是思想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然对绝食、静坐也不能采用压制的态度(插问:这是不是反革命行动?)也没有说是反革命行动,经过教育说服是可以解决的。(插问: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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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上写着:“陶铸同志同意静坐示威、绝食斗争是革命行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创举”,是吗?)陶铸同志说你们冲破层层障碍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这是革命行动,没有说绝食静坐是革命行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研究吗!问: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叫不叫武斗?
    你先说说(问者,我认为没有动手就不叫武斗。)(西师另一个同学插话有人还说戴高帽子是文斗的最高形式。全场轰笑!)关于戴高帽子,有的领导同志已经讲了不提倡,林彪已经讲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次运动是解决意识形态里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举个例,山西钢城×××给一个人戴上了三十多斤重的铁帽子,开始脸还要发红,后来他自己做个高帽子和黑牌子来戴起,一次×××单位在太阳下斗黑帮,他们给黑帮戴上半个西瓜皮,反倒凉快,而其他的人还是光着头顶着太阳晒,后来要给他摘掉,他还不愿意呢。你们说这对于揭穿反革命能起作用吗?革命的同志应该摆事实,积极揭露事实真相,才能击中要害。
    问:斗黑帮、牛鬼蛇神,给他们戴了帽子,戴了黑牌子是不是武斗?
    答:这个你们考虑去。我们不主张,十六条中没有说可戴。我们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触及灵魂,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相信用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中间我们问他是否江青、康生同志说过可以戴高帽子。回答说:没有听说过)。问:学生中有不同意见,互相用大字报展开辩论是否算学生斗学生?答:不算。你提你的看法,我提我的看法,可以展开讨论(四)关于革命串联问题
    可:周总理在毛主席接见五十万革命师生大会上说: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部分,都可以到北京来学习,黑五类子女可不可以来?
    答:凡是革命的都可以来。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你们自己解决。如果个别的黑五类子女一贯表现很不好,群众不同意,就要按群众的意见办
    问:有一部分同学不同意分期分批派代表到北京来,说他想到那里串连就到那里去,这样对不对?
    答:我要到外国去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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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次通过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材料,还没有最后定案,各同学、各学校之间可不可以互相抄?
    答:传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好处,人家也不知道你单位的具体情况。问:有的人放下本单位的斗争不搞,专门去轰省、市委,说只有先把省市委搞好,学校才能搞好。这种做法对不对
    答:按十六条办事。以搞木单位为主。要相信木单位的革命群众,要相信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虽然原来北京市委烂了,但原北京市委有一分部工作人员,现在仍担任新市委的工作怎么理解?有的省、市委是不是都烂了,是好的还是坏的这要由中央今后来决定,我们一般工作人员也不能给他们评价。问:怎么对待外地同学的串连?
    答:运动初期各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对外是保密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同学要求到外地串连,应该欢迎。互相交流革命经验,煽社会主义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革命要靠自己,光去帮助别人,走了,自己单位的革命怎么搞。革命的串连要分期分批的来。(五)关于保守党和国家机密问题问:党委烂了,群众要看档案怎么办?
    答:凡是强行抢夺档案,搜査档案,都是非法行为,是不是要按现刑犯处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要去看,必须通过批准才行。总之档案室不准进。党委烂
    还有上级党委吗!所有的党员、团员、革命同志都有权利保护国家财产,保卫国家机密。
    可:有些人占报社,抢档案,我们就去保护,这样做对吗?
    答:就是要保护,这是国家的机密,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人民军队去保扩。(六)关于保皇派问题问:他们说我们是保皇派!
    答:那也不要怕,对的就要坚持。保护国家的机密材料这是非常正确的
    问:原来一些表现好的工农子女,党团员在这次运动中都说成了“保皇派”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答:我们说的“保皇派”是一些人去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党当中要取消“保皇派”这个称号。(插问:有些人要闯进党委办公室,我们不准,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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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皇派)。好的领导就是要保,国家机密,国家财产就是要保,革命同志要保,必要时还要派部队来保,有些坏分子要闯机关,我们还可以抓人问: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答:保护少数,只能保护革命的少数,保护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少数,如聂元梓在北大运动初期就是少数。不能什么少数都加以保护。(七)关于定案处理问题
    问:“罢官”和“停职反省”一样吗?
    答:先讲你的看法,(问者:我认为不一样。)“罢官”有几种形式,停职反省也叫“罢官”。停止一切职务斗“罢官”。“罢官”中央文件上没有这个名词,有个同志举例,说他们省委有个停职反省,他们写大字报说是罢了官,有的同学说这种说法不对,究竞对吗?)确切点说,停职反省好了问:群众要求罢××的官,怎么处理?
    答:“十六条”和中央文件上都没有“罢官”这种提法,“罢官”要经群众讨论、文革研究、上级批准。
    问:斗争黑帮要不要党组织批准
    答:要,不能想拉谁来斗,就拉谁来斗,党还要掌握政策,党根据事实来确定斗不斗,斗人要有充分的事实,该斗的才斗,不能先斗后揭。如果先斗后揭,就会给坏人可乘之机,就有可能斗错人。(八)关于共青团问题
    问:有些人认为团中央烂了,要退出,这个问题怎么认识?
    答: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什么性质,现在还没有定,改组的问题要由党中央决定,还不能说团中央烂了。有团员要退出,完全可以。北京是个特殊情况,而全国大多数团组织和团员是好的。
    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西南政法学院十五名红卫兵的谈话热烈欢迎你们!
    (当见到一个父亲被杀害在渣滓洞的烈士女儿丁洪英时)我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九日进入重庆渣滓洞的,那里一看,到处是烈士尸体,好惨啊,反革命就是那样杀害革命的人。你要好好接班,要仇恨那些敌人,虽然那些敌人被消灭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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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我又给你们摆老资格了(众:你本来就是老革命么!)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比你们多,你们是“敢”字当头,你们是这样吗?
    (有人提“保市委”,“保院党委”口号,那不是对的)只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当同学提到十五日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时,他们欢迎一个与红卫兵观点不一致的赤卫队入列)你们做得对,这样做好么,同学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原则上不能离开,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伟大思想,要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在一斗二批三改这样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
    四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讲团结不能离开原则,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团结才有力量。
    你们要炮打司令部,这很对,但是事先要调査一下,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也打了。就是要按照林彪同志前天讲话来做,他是我们的付统帅。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也可能有一两个不好的人,对这些人也要打;反之,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司令部,也要注意里面也有好人。那些人不经过调査研究,就是提出“保卫市委”,“保卫院校党委”的口号,那肯定是错误的。你们来京的红卫兵都要见我,那怎么行呢?我确实很忙。听说你们连续找我,虽然忙也要接见你们,表示支持你们革命,你们代我问一百多个同学问好,希望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照党的政策,在毛主席领导下,把革命搞好。
    定要讲团结,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基础上团结,没有原则就不能团结,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错误要朝令夕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原则,对小事小非问题不要纠缠,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犯了就改嘛!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你们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抗大式学校。
    我们很需要团结,让我们念两段主席关于团结的最高指示(念26-27页),对于人民内部问题,一定要按刚才念的主席指示办,你们大多数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应当团结起来,按照“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加强团结。你们是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再给念一段语录(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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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当象解放军一样,加强内部与外部团结,与别的单位,别的学校也要加强团结。
    学校之间的串联是需要的,不让串联是不对的,你们学校有人斗争北京政法学院去的同学,是错误的,首都冋同学满腔热情来串联,应当欢迎嘛!你们这次来北京我们就很欢迎。我很疲乏,身体不好,下午还有会,我还是抽出时间来欢迎你们,支持你们革命,不欢迎不支持革命都是错误的,有人说你们是反革命,那不对你们是红五类吧!怎么能说是反革命呢?我一点也不相信,闭着眼睛也不相信你们有三个同学被逼疯了!叫什么名字?(记下名字)现在好了没有?有一个住院,住在哪个医院?还有一个是彝族学生,啊!翻身农奴是真正受苦人哪!要好好保护他。彝族出了大学生不容易,他好了没有?请你们回去替我向这三位同学好,打人不对,把人逼疯了,更是严重错误,你们打过人没有?没有就好,不要打人。戴了高帽子,戴了就戴了,我也支持,以后不要再戴就是了。我下午还要开会,先走,支持你们闹革命,见你们就是对你们革命的支持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接见重庆及西南地区师生的讲话
    〖前言:九月廿五日晚八点半陈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了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及其他革命师生,当同学们揭发了重大、重庆市委及西南局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后,陈伯达同志讲了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王力同志翻译)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学们问好!你们来到这里很希望我们来谈谈话,我们事多人少,常常辜负了你们的期望,很抱歉。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的革命活动,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执行这个方针,不能违背这个方针
    我认为各地方、各部门、各级领导都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都要遵循毛主席所主持制定的十
    六条,都要遵循《人民日报》社论,不能违反,违反就是错误的。对于犯错误的,我们对于那些不遵守中央指示的领导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委屈、受到打击围攻的同学表示慰问,表示同情。我们刚才收到一封信,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我完全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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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王力同志念信)……几点要求:
    、立即恢复工人自己选举的文革小组的活动。
    (陈伯达同志插话:“如果学校有这种情况,也可以改为对学校的情况。”王补充了一条:“不管学校、单位、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凡是不是按十六条由群众选举出来的即无效;凡是指定的背后有人操纵的、委派的,一律不算数律重选
    2、立即撤走別的单位调来的别的组织,别的用来镇压这里群众运动的立即撤走3、立即停止逮捕群众和组织群众斗群众4、我们的文化革命必须由自己的单位来解决。
    5、立即发放工人的工资,不能停发不同意见的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的工资。6、停止出动武装和公安人员对我们的镇压
    伯达同志接着说,南京水电队的工人提的几条意见是很合理的,很正确的,与十
    六条对得上的。南京水电队的同志恳求党中央解决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
    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我们很高兴,希望南京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同志们早日回南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这些问题的精神在十六条里早已解决。现在有的人不执行,有的人执行相反的方针,是不是这样?(众答:是)我想同学们可以在北京学习,看看,很好地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掌握斗争的武器。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但不要打架,在群众中不要搞宗派。有人在群众中组织宗派,组织这一宗派斗争那一宗派都是不对的。群众中可能有一些宗派情绪,有人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呢?我们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辩论,讨论取得一致,不一致的可以保留,今天不一致,明天一致。刚才有人递条子,对于那封信(南京水电队的)有不同意见,这完全可以说的,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可以批评,可以怀疑。因为我们讲的是个原则,中央指示的是文斗,不要武斗。在群众中造成宗派,不能讨论,不能辫论;造成武斗,就会被牛鬼蛇神利用,被坏人利用,就会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总之,会被坏人利用,值得大家警惕。刚才的这封信作为一般的原则来说的,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根据大家的讨论,根据群众的意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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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递条子,讲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来说是大好形势,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学校的些群众,有些学生受到打击,这是一个时候的现象。我们认为,打击群众,镇压群众的一定要失败。
    这次文化大革命有两条路线,你如果好好学习十六条就知道了。前一阶段工作组的形成就是镇压群众的,工作组中可能大部分是好的。因为是路线错误,所以是那样的局面。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纠正了路线错误,但错误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错误路线继续用另一种形式出现。看来这一个多月来斗争的形势更尖锐更复杂了,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尖锐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意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路线,虽然形式上撤走工作组,可是他可以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他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成立文革筹委会等组织。你们红卫兵中也有真的红卫兵,有修正主义红卫兵,要提防。我们当红卫兵的,就要当真红卫兵,当执行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是假红卫兵,但是假红卫兵觉悟过来了,就变成为真红卫兵了。摆脱了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群众站在一起就是当真红卫兵
    个小建议,跟你们商量一下。在座的有无高干子弟?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兵子弟来领导文化革命。高干子弟是不是不能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呢?不是的,还可以当积极分子参加文化革命的。前两个月在个别地方的一些学校,我问他们,按照普通选举制充分酝酿,要经过群众的反复讨论,不称职的就撤职。他们说:“那我们就选不上了!”我说:“为什么想选上呢?可以当积极分子嘛!”“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选上,可以选不上,可以当积极分子起作用”。高干子弟第一天撵走我,我说,高干子弟把持领导是不利的,你们在座的一定有好多人反对,我准备有人轰我下台就是如果经充分选择充分酝酿多次,这样作高干子弟不能当选是好的,这教育了他有人可能对高干子弟发生了兴趣,认为他们消息灵通,有照相机、脚踏车……我说不要这些好!我看消息灵通要看《人民日报》,还有什么灵通?看报就消息灵通了。不要照相了(因为事先给伯达同志照相),照相有什么用?但有要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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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毛主席、英雄模范要照,我们不要照,我们没有本事,面孔也不好看,今天不照相了,今后也不要照了。在座的如果有高干子弟的话,你们哄我,我也不怕,但不要难过,真正革命的高干子弟应有这样的觉悟,不当领导也一样干革命。有的的确很好,群众真正拥护,我也不反对,这些话也许高干子弟就不反对我了现在你们来到北京,经过斗争,克服困难,受到阻力,这一点你们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气慨,我向你们致敬!
    但是我想要作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共产主义者,还要学会接近群众,学会同群众说话,学会同群众商量,当对方不了解时,要学会用各种方法向群众解释。为什么不会向父母,家庭讲清楚呢?这点是不容易的,你们都是年青人学会接近群众,学会群众语言,学会工作方法,这样我们的事业才可能成功,可能胜利,对不对?大家是否赞成?(鼓掌)如果简单地粗暴地就说:我革命!这样就会胜利,我看不可能。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怎样领导中国老百姓,经过多少辛苦,才取得胜利。我们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力量,学会工作方法。比如我就没有学好,比如群众的语言,普通话就没有学好。在很多场合跟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中国人不能跟中国人说话,这不是很大的毛病吗?今天我是不是就说到这里,说的不一定对大家有作用,我到这里来和大家见见面,表表我们的态度,大家都很热心地到这里来,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大路上前进请同志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世界各国人民希望我国人民的还很多,我们要懂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努力!去年冬天,我曾到过四川,以后还可能去四川。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戚本禹同志讲话同学们
    你们跑到北京来,你们看见毛主席了吧?(众:见到了)你们来北京有两个任务个是见毛主席,一个是来反映重庆的情况。中央首长很忙,所以派我们两个来看你们。先听取你们的意见,最后我们留点时间讲一点。你们的造反精神好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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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够,很守规矩,当然守规矩也是好的罗。你们把认为最需要讲的都讲出来,讲得精练一点。王力同志讲话
    同学们
    戚本禹同志同我今天来,我们代表我们小组看望同学们,(鼓掌)慰问同学们。(鼓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切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和我负责把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情况,各种问题,各种要求向我们小组其他同志汇报,向中央汇报。同学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只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建议,不能发号施令,也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们把同学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能回答的作回答,我是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来回答大家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鼓掌)同学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也认为不是。(热烈鼓掌)从今天会上,我们听到的情况,和我们在其它地方听到的一系列情况,从这些情况看来,重庆市委的问题是严重的。这样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査核实,严肃处理。对於重庆市委镇压群众运动,对这样的市委为什麽不炮轰呢!应该炮轰!说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是完仝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的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麽呢?要靠你们斗嘛,我看你们斗得还不够,现在就罢官,就改组,那太舒服了,我看这样不好。改组的人对你们支持不支持?这样改组对你们斗争有利没利呀?(答没有利)我看不一定有利。这个问题还不光是重庆。不要光靠上边的一个命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重庆的问题应该靠重庆的群众来解决,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答:是)
    有的同学提出,重庆中学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热烈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这种革命要求的,因为中央发了紧急指示嘛,你们知道吗?现在我把有关段落向大家念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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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也可以当众销毁。”)这个指示完全适用于学校。所以,他们在这样情况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导下,把你们打成“反革命”应该宣布一律无效,应该坚决当众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应该公开承认错误中央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但执行中央这个指示还要靠你们自己的斗争。有的同学提出中央发给一个平反证,你们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要靠斗争来解决问题。不靠斗争,不把这条错误路线彻底摧毁,彻底肃清影响给你个平反证也没有用。必须要靠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同学们,不要怪你们的家长,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的矛头应指向错误路线。对於这些支持革命学生的家长进行迫害,扣工资,也是极不对的,应该立即同他作斗争。党中央坚决反对用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家长斗学生
    这种做法,扣工资及其它打击行为统统不对,应当立即改正。在这里我向同学念篇也是刚发生的事情。陈伯达同志向中央负责同志讲了一些问题,介绍了四个例子。陈伯达同志说:我们有少数同志,以功臣自居,解放後长期当官做老爷,养成一种官气。毛主席多年批评的官、暮、骄、娇四气他们都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他们。现在介绍个例子向大家读一读。有一位学生家长(四川南充的)对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是搞反革命的,那么地委也有问题。为什麽反革命这么多,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么多年,都成了右派,地委能没有问题吗?”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是何等的正确,何等中背,何等尖锐。有一位退休的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动员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还怕群众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得住。”陈伯达同志说: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麽清楚,这位工人同志很会领会毛泽东思想,比我们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同学们,你们要相信广大的工人和家长,他们有些不明白真相受挑动。他们也是处於对毛主席的热爱,而有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干部,也在利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种崇高威信保自己。你们回去也要做作工作,可以把这个例子讲一讲,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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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作吗?你们可不可以做好?(答:可以!)党的政策很明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
    现在两条路线的斗竽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掌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口号)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自动消失了呢?不会。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每个胜利都不会平平安安,平平当当地得来,而是进行斗争得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是派工作组;工作组撤销後,又用其它形式。不管用什麽花招,只要把矛头对准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应该批判斗争。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也可以组织一些群众,例如背後操纵某些红卫兵,作为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众:有)也有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把斗争矛头对准背後操纵的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不应该对准红卫兵整个组织。刚才有人问: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我们看是革命的组织。强制把两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是完全错误的。强制家长动员子女参加他们支持的红卫兵完全是错误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表现。
    现在斗争形势很好!对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大好形势,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赶快回到重庆去斗争,好不好?(众:好)你们步行了七天七夜,又坐火车到北京,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又和各地革命师生交流了经验,你们的本领是不是提高多了?你们应该回去坚持斗争,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好不好?(众:好)坚决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你们重庆还是一个很严重的斗争任务。同学们,十月六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同志讲了话,要你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原则,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定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不但要敢於斗争,而且要善於斗争,要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根据《红旗》十四期社论,对执行反动路线的人,要注意四个原则区别:(一)要区别提出的和执行的,提出的只是个别的。(二)区别自觉执行的或不是自觉的。(三)区别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四)区别是坚持错误路线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的。他总是会说,我已经改正了。口说无凭,要看行动。这就是要看三条。第一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错误路线。第二,是否给被打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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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以及认真的处理材料问题。第三,他过去的屁股是坐在反对群众一边,现在是否移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要向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我们也欢迎你改正错误。改正不改正,不是口头上讲,要看你有没有这三条行动。对於一般犯路线错误的人,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要"惩前毖後",又要"治病救人";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什麽叫弄清问题,就是原则要弄清,原则上不让步原则上坚决斗争。原则问题上蒙混过关不叫弄清问题?不能叫弄清问题。但他们真正改正错误,和你们站在一边了,我们还是同意他们的。你们同意不同意?(众同意)要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开会,只等待,不斗争,对不对?(众:不对!)等待他们改正,还是要斗争,斗争的艺术策略要提高一步。戚本禹同志讲:你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见毛主席,二反映情况。交流经验,提高斗争艺术。还要注意对待群众,或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组织,如红卫兵组织在内,我们主张不要把责任推向他们,不要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帽子,不要骂他们保皇派。他们是执行的错误路线,我们是执行的正确路线。不要用他们对待我们的做法来对待他们,不要搜他们的笔记本,不要盯梢。要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应该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策略艺术,提拔干部,形成我们的领导核心,在斗争中扩大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天的问题回答到这儿,有些问题就用不着我们回答了。群众支持你们,如有人说你们路上走,别人捐钱,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有人说,“你们北上告状这是违背中央指示”是不对的,你们不是来到北京了吗?毛主席不是接见你们了吗?我们今天不是进行交谈了吗?对於半工半读学校的问题和工人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不作回答了。今天讲话只代表我和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讲话
    王力同志讲的很多了,他的讲话也代表我,我没有多少讲的了。我要说一点,我们支持同学们的造反。你们造得很好,但造得还不够,还要大造反。我看过四川的《收租院》,你们也看过了吧?四川的《收租院》,是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材料。今天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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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变颜色。你们看过任白戈公馆吗?任公馆比《收租院》要大,任白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不造反,他们就会压在人民头上。所以我们今天受点围攻,挨打……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为了革命。我们不怕难,不怕打,要继续革命,保证我国不变颜色。我们希望你们回去,回到山城去继续斗争。关于重庆市委,不是一个任白戈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怎麽斗争,一定要把重庆市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垮,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要求中央派人去,要求改组重庆市委,这些要求是正当的革命的,但是要靠你们自己斗争想有个包青天的想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想法。
    在重庆有张大字报,说我到四川以后,看到四川情况,回来要把北京学生全部调到四川去,把四川问题闹翻,把西南局砸烂。有人问我去过四川没有?我不准备在这儿辟谣,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同学增加困难。我是在《人民日报》社说过,大家可以到四川去看一看。但这张大字报把情况说得严重了一点,我也不准备辟谣,反映了你们一些同学的幻想,希望上面派人去四川。四川问题还应靠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应该回去,说服动员家长同情支持你们,不要光靠学生孤军作战,应争取支持你们的家长参加斗争,於你们一起造反。有了广大群众作你们的後盾,你们的斗争就一定能胜利,这是可能的。市委可以动员工农斗你们,难道你们不能争取工农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吗?是可以的,他们还是相信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斗争,和工农群众一起斗争。你们要向家长作工作,要他们来干,支持你们干,而不是断绝关系。现在重庆形势已比一个月前好得多,你们回去,增加你们这一批生力军,一定会把斗争搞得更好
    有人提问党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而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哪一个党组织。如果你这个党组织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象重庆市委就没有体现党的领导。你们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对的要执行,不对的就批判。我们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祝你们最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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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参加单位:成都地质学院(廿八人)、重庆师专(三人)、西南民族学院(四人)、唐山铁道学院(二人)、红岩二中(一人)、自贡培红中学(一人)自贡釜溪中学(一人)。总理从六点零七分开始和代表们座谈,一直到九点四十
    五分。总理一进会议厅就亲切地一一和代表们握手,然后就和代表们开始座谈。〗总理:来的有工人没有?
    同学:没有,重庆工人造反军都走了。(然后总理开始依次点名)总理
    王典兴(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十三岁)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同学插话,才十三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四十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你们是唐山铁道学院的,什么时候搬走的?同学:今年五月。总理:你们是几年级的?同学:四年级的。
    总理:你们学校的问题怎么样?
    同学:要回唐山的那一部分人已动身回唐山了,有一批今年路过北京。总理:你们看一部分人回唐山搞文化大革命,一部分人留在娥眉搞,行不行?同学:现在他们口动手把牛鬼蛇神押往唐山,把筹委会、党委的一些材料已运往唐山!
    总理:你们是什么观点?
    同学:我们是留在西南干革命,炮轰西南局的。我们是“争朝夕”战斗队。总理:在哪里都可以干革命,你们六月份以后有多少人在峨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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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将近一半
    总理:我看在哪儿都一样,西南不是三线建设吗?你们不是有人参加了三线建设那儿搞的热火朝天!我说在四川是闹革命,在唐山也是闹革命!大连铁道学院的同学,他们绝食,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同学:不好
    同学:不好!
    总理:对嘛!毛主席叫我们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把精力都用完了!中央文革给你们谈过吗?
    同学:没有!那次王力主要是和重庆中学生谈过。总理:你们和哪些工人有联系?
    同学:主要和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造反军的一连(现在已改名为“八·一五”战斗团)、大专院校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有联系。总理:你们地质学院现在在北京还有多少人?同学:四百六十人。总理:民族学院呢?同学:一百九十人。
    总理:有一个四川告状团不是你们一起的吧?
    同学:(生气地说)不是,是“三·七”战斗团的。前次我们开告状会时,他们还冒我们的名。
    总理:今天主席接见,四川告状团在天安门不走,怎么说也解决不了。我们把他们集中在旗杆附近,他们还把我们三个执勤人员的袖章,一顶军帽……都抢去了,(周荣鑫插话:这些人还骂我们的执勤人员是“宪兵队”)我准备叫你们去劝下,结果又不是你们一起的。同学:他们都是工人,不是学生。
    总理:昨天,他们在王府井一百多人睡在马路上不走,同学们又是劝又是拉,最后才睡在马路侧边。
    (周荣鑫:他们闹了三次了。)同学:我们要坚决摧毁这些保皇组织!
    总理:我还以为是你们,真把我们搞得紧张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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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不是我们的,他们冒充我们告状团,就是那次冲金水桥的那些人。总理:重庆“八·一五”战斗团是与你们合作的吗?同学:对的,他们就是重庆工人造反军的一连
    总理:搞了三次,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们造你们的反,怎么不告诉我们接待站呢?同学:我们与中南海(接待员)讲过,他们打伤一连的人,抢走了我们的照相机,工人的手套……。
    总理:你们查一下(指接待员),他们为什么造你们的反?同学:人很少
    总理:魏子楷现在在哪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同学:是宜宾地委刘结挺揭发的总理:刘结挺他们在哪里?同学:现在在北京×××
    总理把刘结挺、张西挺、王长骤、秀良的名字,
    职业,现在在哪里都一一记下来。)总理:他们来多久了?
    同学:他们八月份就来了,已三个多月了,他们不敢回去了,李井泉要抓他们(总理仔细阅读我们给他的告状信件,我们当面向总理递交了全部告状材料,以及刘结挺等人揭发李井泉等人的材料。)
    总理:你们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谈一谈“十一·二”事件是怎么回事?(同学叙说成都地质学院的“十
    ”事件)
    总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哪个学校为骨干?
    同学:以我院(成地)“东方红”公社为骨干,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看错了人,帮他们建立起来的。
    总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现在怎么样?同学:造他们的反了
    总理:“八·一”红旗战斗大队(指成地)是什么人组成的?
    同学:是由中上层干部、科长、党委委员组成,专门对付革命学生的组织。总理:你们是什么组织?
    同学:我们是各个战斗团组成的,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院筹委完全支持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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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院筹委会是何时选的?同学:八月八日。总理:行政谁管?同学:院党委
    总理:你们院党委没有取消吗同学:没有,他们还要加强领导呢总理:你们怎么进驻到西南局去了呢!同学:我们去造反,他们就乘机搞我们
    总理:你们没有多少人在家,吃了亏,你们的斗争、策略成问题,你们没有准备。那时你们电话不能打,你们地质学院在哪里?(同学:十里店)西南局在哪里?(同学:红旗街)不在锦江饭店!你们地质学院离城多远?(同学:二十多里)你们有没有自行车?你们没有联系好,没准备,他们把材料抢去烧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人?
    同学:他们有八百多,我们在西南局有八百多,家里的人很少。他们从下午五点开始打人,打到第二天,当时还抄了很多人的家。总理:文件被抢走了吗?同学:都被烧了。
    总理:他们烧东西,你们见到了吗?
    同学:见到了。他们到楼顶上去烧的,打了人后,他们就到省委去了,有的跑到南充、北原…等地去了。他们还打了外地同学(北地“东方红”,南京等地的同学)他们把枪拿走了。总理:枪没有保管起来吗
    同学:没有,是他们的人在掌管,李井泉曾调动军队来向我们示威,在成都、重庆、贵阳都调用了军队。李井泉坏透了,我们要坚决打倒他(总理详细阅读了我们揭发李井泉调动军队的材料)总理:那还了得!你们不要看得那样严重,现在调不动了
    同学:调得动的,他们到处造谣我们要制造匈亚利事件……的舆论。0二八部队的几个战士还给林副主席写了血书?总理:现在说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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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七月七日工作组把三百多名毕业生给放走了。总理:是少数民族多,还是汉族同学多。
    同学:少数民族多。他们都不愿意走,他们最了解院党委的情况,现在还剩四百多人工作组说什么这些毕业生都是在职干部,要服从党的分配,要留下,必须要原单位出证明来
    (此时总理离开座位,走到西南民族学院同学的身边来了。)总理:这算一个问题。
    同学:我们学院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学生斗学生,学生斗家属(教职员与工人家属,说他们是黑帮),很凶。
    总理:工人家属怎么是黑帮呢?工作组是什么时候撤的?同学:工作组是八月份撤的,现在还留有联络员。总理:联络员还没有撤?教职员没站在你们一边吗?
    同学:没有撤,有两万教职工都来!我们每开一次斗争会都要经过上级批准。总理:你们十一月一日那次会议没经批准?柳云参加没有?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同学:没经批准,柳云参加了,我们要求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民族学院第书记)的职。
    总理:地质学院的要求是什么?同学:罢李井泉的官。
    总理:院党委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指民族学院)同学:没公开,暗地里给我们排队,秘密掌握。总理:是暗中排队,没有公开围攻你们
    同学:柳云与西南局关系密切,原来在西康时,柳云是寥同志的秘书。我们来告状的目的,是撤李井泉的职,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的职,罢柳云的官。总理:地质学院有一个赵铮,八月份停职反省。任白戈现在在哪里同学:被“八·一五”抓来斗争,住在重大,在重大扫地,劳动改造
    (此时,总理找来一个人,指示:军委今晚就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五”战斗队库存的武器,今晩一点钟回电,任何枪支全拿去,军委负责清查,少一个子弹都不行。)总理:重庆的同学谈谈重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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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重庆的“八·一五”事件,重庆很多人都到我校(重大师专)声援,两个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战斗组,当时市委来人指责重大四十多人不按社论办事,大灭了革命派的志气。
    总理:你们被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人?同学:有四十多个
    总理:这四十多人现在来没有?
    同学:没有,这一天,在我校办公大楼上还出现了两挺轻机枪(我校从来没有轻杋枪的)校党委说你们敢冲,我们就开枪
    总理:群众被压,就没有冲了。重庆市委是什么态度?
    同学:市委指责重大同学一通,事后重大同学就批判年昂之的讲话是大毒草。重庆市委还规定了四条禁令,是通过向职工以文件形式传达的总理:重庆市委在什么地方?
    同学:在曾家岩。当时还不许工人、同学往市委门口通过总理:是真的吗?
    同学:工人讲的。李井泉八月二十七日给重庆市委逐一定调子,打保票没有问题,并说:“不要把我的讲话公布到大字报上去,我的话是(看不清)的,抽掉了个字就不行了。
    总理:这是一个长的讲话,还是一个短的讲话同学:要传达十多分钟。总理:对重庆市委的估价。
    同学:(简述“八·二八”事件……)造谣专家到处都是。总理:以什么名义发的这些传单的?
    同学:以各种调査组的名义发的。在全国散发大批大批攻击“八·一五”的传单,好多单位还作党政文件加以学习。李井泉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开的黑会我是参加了的,中心的内容就是搞垮重大“八·一五”,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理:什么人参加?
    同学:各个学校派两三个人参加,都是反对“八·一五”最凶的人,因为我曾骂过“八·一五”两次,所以我就去参加了。因为会议内容不准向外传达,所以叫黑会。就在这个会上成立组织了毛泽东主义(后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派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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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泰、梁大门为指导员。李井泉并说:“你们去冲嘛!他们不敢搞你们这支队伍,争取十天扭转阵局!”总理:你听见了吗?
    同学:我听得最清楚。还记下了。
    总理:有录音报告是什么人作的,与九月七日的讲话一致吧。同学:不知道是什么人作的,与九月七日讲话一致。总理: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我们要求改组重庆市委,交出黑材料,要求罢李井泉的官总理:你们中学生来北京冲破了规定吗?同学:造反派都选不上代表,是自己选出来的。
    总理:明天我要讲些原则问题,你们都去参加,以后就可以回去了,回去斗争吧个单位最后剩下三名代表就行了。地质学院人多,可以多留下几个。同学:明天开会,我们不要“三·七”造反军的。
    总理:这样好不好,明天我接见你们,具体问题我另行解决,来了我讲你怎能保证他们是铁板一块。李育兰原来也是保守派的,现在还是变过来了,明天我讲原题,以后我再找你们解决问题。原来那个造反军与你们混在一起。搞得我们怕。我倒不怕,秘书长解决不了,我还要到现玚去解决,看他们究竟是什么问题,鱼目不能混珠,叫你们等了这么久。你是保守派就站出来承认嘛!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法国有个保皇党,公开承认他是保皇党,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皇帝了,工党实际上不是工人的罗!还有保皇党,反动派都敢公开,我们要干公开,错误要改。错了就改,不能伪装。彭真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危险性最大。彭德怀公开反党反对毛主席,睿易发现。两面派手法危险性最大。你们青年人不要学习旧社会那一套,搞两面手法,要坦率,公公正正。你们今天就谈得很坦率,有错误就改正。
    现在有的革命干部爱讲故事,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歪风,有的子弟就学到了。特别是高干子弟有些小动作很不好同学:中学生都放假了,回家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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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不要怕,越打!犯的错误就越大。放假是对的,回家不对,要闹革命。你们回去斗争,去锻炼嘛!今天我们抱着你们的手去干革命,今后你们都见不到我老一辈了,我们都不见了,怎么办?自己去干嘛!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期望你们要按原则办事。某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还要自己奋斗,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授予你们,你们要接班,现在你们锻炼得比我们好。
    (此时,由成都地区学院红卫兵给总理献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袖章,亲自给总理戴上,并请总理代献袖章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最后,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地点:中南海小礼堂东厅。在与代表一一握手后,座谈开始。这时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为了不使运动影响了工业生产,中央是不同意大批工人赴京告状的。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为了弄清情况,周总理询问代表,工人造反团有多少组织?有哪些单位?是国营的,还是地方性的工厂?在汇报中代表们谈到了65厂林荫组织围攻我院同学的情况,以及刘正赓揭发林荫的情况。总理细心地听着,还问:“刘正赓是哪个赓字?代表答:“是陈赓的赓。”总理说:“啊!知道了。”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要我们把电话中向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劝说他们不要到北京来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详细地讲了。总理说:“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3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我院代表把李大章为其继母立碑的照片交给周总理,请他看一下。总理接过照片看完之后,脸上立即显出十分生气的样子,把照片向桌子上一丢,很严肃地说:“我家里的那个坟是由我侄子经手处理的,我还特意让他们埋深些,上面的土地留给农民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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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在听了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后,又谈到了关于各校组织原来所掌握的武器弹药问题。他说:“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在如何对待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问题上,周总理这样指示我们:“要他们检査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三天三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在罢李井泉的官的问题上,总理是这样指示我们的:“罢官不能一下子就能决定下来,要多方面调査。”又说:“罢了官他倒省事了,现在不就是没有人去斗××,××Ⅹ了吗?都说他们是死老虎了,不愿打。这个问题北京同学回来后我还要说
    最后总理又亲切地对我们的代表说:“你们已经给我了一份材料,我还在看,看完以后,关于西南局,四川的情况,我要详细给你们讲的。好!明天谈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听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已经有几十人到北京来了,而成都的同学中也有少数人主张暂时全部留下,总理对此不太同意。向代表们亲切而又耐心地劝说,并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你们看,就一个四川,我已经和你们座谈了几次了,我不断地找你们,打电话回去,支持你们。我看西南的问题复杂得很!看起来简单,我们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呢!撤李井泉的职,那还不简单,打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一分钟就解决了。但解决西南的问题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个人对你们的问题随便答复,什么都同意,我这个总理就当不成了,都要起来撤我的职啦!要懂得革命不只是为了今天,而且要为明天!如果什么都作出结论,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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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们撤职,要了解凊楚。现在,一般地了解了,就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了解清楚后就坚决支持你们,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谈得拢
    撤职不撤职,还要通过常委,办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是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找你们谈这么多次了。你们来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们谈话,我看你们的革命信心不够,我批评你们几句,这是依赖思想!革命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
    你们回去闹革命,这一点我是支持的,留下代表来,在北京和我谈谈,
    这你们还不放心吗?”
    “还是让大家回去闹革命,如果一切问题都让中央作出决定,那还要你们回去闹什么革命呢?不仅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学生阻力很大,任务很重。主要是三个学校:成都地质学院、民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的问题还要向中央请示,运动的深度、广度发展还靠大家揭发!”
    “工人来了,我们还要听一听工人的意见,廖志高来了以后,也要听听他的,可能一个礼拜以后才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许十天还不成,……你们留少数代表作联系
    “你们要尽快回去,争取多数,这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关系西南的问题地质学院的保字派不是还占着主楼吗?你们要回去斗争!回去争取多数,把住阵地,和西南局、省市委斗争。
    “四川的革命刚刚开始,发展起来得晩一些。还要深入,还需要你们闹革命!担子很重,北京来的同学只能点点火,主人是你们最后,周总理又关切地谆谆告诚我们
    “要防止骄傲情绪,如果骄傲起来就不好了。”
    第五次接见一直延续到深夜2时5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在当天向告状团传达以后,大家立即愉快地同意留下代表,其余全部于第二天乘火车返回成都了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十一月二十七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七十九名工人强行上车来北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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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廖志高同志)听说你们已经签字承认他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对工人代表)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车,你们抢车是错误的。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每项行动我们都支持。你们造反,看造什么反。你们到了北京,我们要管你们。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不对的。
    (工人反映,厂领导上还在转移黑材料)对类似问题,可以派人和工人共同检査材料如果真正交完了就算了嘛。如果现在还在转移黑材料,就要罪上加罪你们来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三家在一起,三头对面,大家都要讲真话。我事先没有跟寥志高谈过,大家都要诚恳坦白。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百名代表到北京来,最多不超过三百名。我们抽时间跟你们谈,但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解决
    工人到北京问题,我们不能松口。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不仅不能影响生产、破坏生产,而且应当促进生产。你们要替中央考虑,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这次派十辆大汽车运送工人,你们四川省委同意这样做,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对廖志高同志)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地点:公安部。记录人:西南政法学院红卫兵。谢富治接见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兵团”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赴京代表。谢富治首先从后排政法兵团赴京代表团起
    握手,一一问候“你好”。然后把政法兵团九明代表
    招呼到前面坐下,开始。讲话〗
    没有名单……?(他们是华东的,西南的,公安部侯景林同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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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华东的)你们来多久了?什么时候回去?(问西南的)你们呢?你们回去以后向大家问好
    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按照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闹革命,向你们学习、向华东的学习、向西南的学习。我这个人没文化没有读过大学、中学、小学实际也没有读过,我要向你们学习。现在文化大革命才搞了半年,还需要搞相当长的时间。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一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你们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主席的领导一贯正确,所以他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斗争方法也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斗争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比如做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团结教育工作
    就是对付敌人来讲,一方面斗争坚决,坚决得很;同时,要改造他们
    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这也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不要冲公安局、检察院、监狱等等。你们回去以后要说服他们按你们的想法办,但要说服,不要压服。
    你们是变成多数好呢,还是老是少数好?你们老是少数不好。要少数变多数,要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讲求斗争方法,把他们团结过来,不要扣他们的大帽子。现在,各地斗争在发展,我曾对安徽的同学说过,你们回去以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又把他发展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艺界两万人的座谈会,陈伯达同志致了开幕词,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你们看过没有?(齐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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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他们拿两份!(对侯景林等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打架不好!大学生做得好点,中学生和工人就做得差些,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幕后指挥,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你们不要上当!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你们大学生要做十六条的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前的斗争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这一点,很好地总结经验,回去后绎过自己的斗争,不要有事就到北京。有人总结了要求接见的“经验”,第一,大字报炮轰;第二,冲进寝室。这些“经验”不能推广。炮轰我,我就是不接见。(众笑)刚才的那几个人,昨天晚上才来,今天早上就要我接见,还跑到我家里来了,我正在吃饭,又没有好招待的,我就边吃饭边和他们谈,他们不知道我昨晚什么时候才回来,(侯景林同志说昨晩两点钟才回来)他不知道全国还有七亿人口,好象就他们几个人。(众大笑)
    青年人的热情是高的,心情很迫切。大方向一致,还要提高斗争艺术,我讲的就是要提高斗争艺术,紧跟主席思想,方法好就能达到目的。大方向是主要的,达到大方向的路怎么走,方法是很重要的。比如,到延安是大方向,但路很多,怎么走法,每天走多少,就要考虑。开头走猛了,脚打起了泡,歇下来又不晓得洗脚,以后就走不动了。路找好了,方法对了,就能很快到达延安。
    搞了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用哪种方法斗争最好,你们要好好总结。必须提高斗争艺术,打人、打架的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政法兵团问: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办?)
    公、检、法三机关平常的业务你们不要管,追査黑材料是合适的,他们藏有黑材料,你们就写大字报,叫他们拿出来烧掉。如果他们不交,将来要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处分。
    (华东政法学院同志反映:他们院党委不按主席思想办学校。
    要按照“抗大”式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校。你们院党委不按毛主席思想办学校,就是不执行嘛!不执行,我还是管不了,高教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得很,搞得很糟,高教部我也提过建议,但他们不听。高教部有个司长,大笔一挥,把我的意见甩在一边不管,我现在还有点生气。他们不听我们的,我管不了,他们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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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管,现在要改革,怎么改?这方面我还要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
    关于少数派,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就讲了。(拿过江青同志的报告)江青同志讲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真正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许多单位的少数派是革命的,这是一般规律,个別的例外,关键的问题是看谁掌握了真理,谁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一段斗争过程,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少数多数派要保守一点或中间一点,但他们还是要革命的。近来有的人提出“越少越革命”,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今后不准提。这样使得很多组织又分成许多小组织,我们要去争取群众,把大家团结起来,最好都团结起来。总的说来是团结起来的好,多数不要压少数,少数要去争取群众。少数派如果不注意,就会形“左”实右。我一贯支持少数派,坚决站在这一边。我要向少数派学习,因为少数派敢闯,敢革命。多数派要向少数派学习,少数派不要骄傲,要讲斗争方法,提高斗争艺术,不要永远当少数。今后不要提多数派、少数派,这个提法不科学。多数要支持少数的革命行动,少数要提高斗争艺术,团结、争取群众。
    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秘书厅毛绳墨,中共中央办公厅庚午同志。总理首先问了磷肥厂及纤维厂的生产情况(人数、产量和投产时间)。兵团林同志给总理看兵团来的电报。〗
    总理:你们的人还在来嘛,还步行吗?你们指战员要学会“三八作风”,《三八作风歌》你们会唱吗?唱了就要会用,怎么工作不起作用呢!(指对步行前来北京人员的思想工作)
    林:我们大家一路上一直在做思想工作,但是阻挡不了,群众仍然步行来北京。总理:(问成都磷肥厂代表)你们也是强行来的?
    李答:这不怪我们群众,应该由兵团负责人负责。我们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总理:你挺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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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兵团代表介绍杨××的情况(略)和兵团的情况)总理:十三号的大会你们兵团有多少人参加?林答:一千多人
    总理:兵团的负责同志是谁?
    李答:×××。有三个部,政治部、宣传部、后勤部。总理:政治部谁负责?林答:××
    总理:宣传部谁负责?林答:×××。总理:后勤部谁负责?林答:不太清楚。
    总理:杨××带走多少人?林答:一千多人
    李说:二十七号早晨,成都火车站的广播站为了不让我们的同志到北京来,广播说:周总理打来电报,说不要大家去。重大“八·一五”的同学去问,他们只拿出一些传单来,后面有几个钢笔字,所以大家不相信这份电报
    总理:二十七号发出的电报你们不知道,这不怪你们。你们第二批是怎么上车的?刘答:我们上了68次快车,车站广播说:若有一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车。挑动学生斗争工人,他们派纠察队赶我们下车。我们兵团同志向红卫兵解释清楚后,得到了红卫兵的支持,结果学生和我们一起派代表找到鲁站长,站长说有个兵团的人上车就不开,要买车票才开车。我们共同到省委和高教局找李大章李不在,并听说,寥志高在新都也听说可以派代表到北京来。我回车站后,林×他们十三个人已经走了,后来我们乘上到哈尔滨的火车,取下了袖套来的。(总理插话笑着说:你们是伪装红卫兵来的?)总理:第三批怎么来的?
    刘答:带了五角钱买了一张车票来的总理:第四批怎么来的呢?刘答:李大章签了字买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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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连省长也不执行中央指示,告状是许可的,派代表嘛!能在当地解决就在当地解决。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学生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打电话来。只要有处来,别处都来了。
    总理:你们兵团在途中的很多,广元、西安,紫铜都有,有两批到了广元,也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做工作……。在紫铜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铜的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的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
    (接着对成都磷肥厂、成都纤维厂的代表谈到)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厂的做法,罢官要考虑嘛!组织是合法的,黑材料要集中,保证你们活动自由,要罢厂党委和局党委某些人的官,要跟省党委商量,层层负责嘛!你们到齐了就有几十个厂罗!注意有冒充你们兵团的,成立了联络站,要好好整顿一下。帮助是要帮助的,可不要打架。你们白天可以出外联系。我昨天接见了你们,今天又接见了你们,明天还要接见你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给全纵队指战员说我是要接见他们的,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我要抓住你们几个人不放,要把运动搞好,首先组织好,把你们两个厂的基础打好,把人员集中起来嘛!你们两个厂的五个代表,一个小学生、两个初中生、两个高中毕业生,很有组织能力,打不散。你们用四种办法来京,冲散了,有集中你们两个厂很有战斗力,有斗争经验。不过我首先声明,我不同意你们这样搞你们派代表我还是接见的,将来你们全体我也是要接见的兵团代表:请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总理您太辛苦了!
    总理:我明天一定代问主席好!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别听工作人员说我太辛苦了,我有时还是按时睡觉的。今天我就谈这些,以后再谈吧……。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今晚讲四个问题
    对你们的组织承认的问题
    大家满腔热情地来到北京,看毛主席,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红照壁事件”,不管这个事件,那个事件,只要有人号召来北京看毛主席,大家都会来的。四川、西南,全国都有这个心愿的,大家都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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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的。不仅你们有,人人都有。这个愿望从一个人来讲,来北京很容易;但把个人的思想化为七亿人的思想,七亿人都来北京,怎么能实现呢?接见红卫兵小将,毛主席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三个月一千一百万人到北京,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是不容易的事。而一千一百万学生只占全国学生的四分之一,假使全国学生都要来,需要两年多的时间,那怎么得了。一千一百万,从全国人口来讲,只占七十分之一,全国人民都来北京,那怎么实现?因此,关于到北京来的问题,不能使人人称心如意。从一个人来讲是能满足的,是能满足愿望的要放大到七亿人,是不能实现的。可是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接触毛主席伟大的精神面貌,直接接触不容易,但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我们也就在毛主席的身边了。对这个问题,思想上化私为公就想通了。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把来北京的机会让给别人,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工人阶级来讲,都来北京更不容易,全国工人有三千多万,他们都有生产任务的负担,通过生产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每天都有八小时工作,而且大工业生产有联系性,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也不能随便离开。就是临时工也有自己的生产任务,也不能随便离开。你们两千多人要离开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反对我下的命令,叫我到绵阳去,叫我为你们两千多人服务。如果只为局部服务,那倒很轻松。但我不能借口为局部服务,不为七亿多人服务。七亿多人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就未执行你们的命令,因为你们的命令不合理。你们硬要来,我坚持一条,一定要派代表来,我们抓这件事,其实是一件麻烦事情,从二十八日起我每隔一天都要接触这样的事,这当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我答应你们两千多人来,那么,就会有两万多人或二十多万的人来,我要想到后果,我要想到三千多万工人,想到农民,还有军队,工农兵都来就是一件大事。所以,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从七亿人民着想,这样就想得通了,只从个人着想就想不通。毛主席九年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关心一个人个厂的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国、全世界的大事。我们处理每一件事,都要认真,都要很好地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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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对李大章签字买二十张票提出批评。)因此,对你们来北京,我直坚持一条要派代表。对你们的愿望,表示支持,来了就热情招待。但是,我要坚持原则,这一次作个典型给你们看一看,算个细账。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当然,你们代表来了,还有一些没有按中央指示办,也来了。我接见还是接见你次,满足你们这方面的要求,但是要批评你们。这样工作是一个麻烦事,至少花了我几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个麻烦不能回避,要做个样子给你们看。你们不是提出口号要解放大西南吗?西南四旧的东西是很多的,不但有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甚至还有农奴社会的东西,如大、小凉山。要解决实现这个任务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思想要彻底解放。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为公,化私为公。工人阶级与学生不同,你们已进入生产岗位,变成工人阶级了,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今天接见你们,代表推选出来了,听说有的不愿意开名单,我就不赞成。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应该把名字告诉我大家对西南局、省市委要炮打,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要分析一下,是不是人人犯了错误?犯错误是否还能改?因此,对西南局、省市委不能一概不信任。至于中央,我们是毛主席的中央,要是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没有解放军的保卫,怎么能进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我今天的接见,是把你们当成工厂的代表来看,你们回厂后要把我前面讲的话向工人讲同时,我把你们当成成都的代表,要向成都市的工人讲;我也把你们当成大西南的工人代表来看待的,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意告诉大家。希望西南地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出现拦车、抢车,卧轨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全国口发生了十几次,我们一次也没有同意。有意见可以向当地省、市委提出嘛!革命要靠在本地办,有问题可到省市委、中央局解决,实在不行,可派少数代表来中央。全国交通运输不能马虎,西南运输关系很大,不能影响西南地区的建设,要把西南变为我国真正巩固的后方。你们做出了一件不好的事,但得出了一个好结果,你们负责人检讨了,说这样做不对,我说你们懂得了就行了。希望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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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工人从此得出一个教训,有事要找省市委、西南局商量,实在不行才派代表来中央解决。
    、有些问题不难解决,在本省就可以解决。你们一哄而起,一哄而来,二百多个单位来了人。杨仲述(代表团负责人之一)提的问题,我在电报上都解决了,他要我承认你们的组织,一句话就能解决嘛!只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十条办事,领导、道路、纲领都承认,当然就都承认是革命组织。至于各组织有不同观点,可以讨论、辩论,不要受坏人利用。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既然是革命组织,都要承认,这是宪法给你们的权利。如果市委不承认,打一个电报就解决了。“红照壁事件”回成都后要调査,假若你们的说法有根据的话,调査清楚,自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家保守派组织开一个会,你们反对,可以和他们辩论。硬把人家的会搞散,这就不一定妥当,你们要考虑。希望你们讨论,这样做妥当不妥当?你们说受到围攻,有的受伤了,听说还有人被打死。我们要调査,即使真有这些事件,也要在当地解决。你们团部被抄,也在当地解决。派代表只派五、
    六个人就行了,何必派两千多人呢?来了这么多单位!
    另外,有人提岀不扣工资,不变工作岗位,家属不受歧视等问题,我在电报上已解决了。还有,工作组和类似工作组对你们打击报复的问题,电报上都提到了,好解决。你们派代表五、六人就可以了。人少也同样能解决问题,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吗?中央决不因为人多势众就怕。如果是这样,那还是什么党中央、什么无阶级司令部?中央服从真理,按原则办事。二百多个单位带来了很多问题,每个单位的问题都要在北京解决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中央是最讲真理的,最讲原则的,只要真理在你们手里,中央就支持你们,而问题是真理是否在你们手里以后再发生这类问题,派代表五、六人就行了。你们可以留上三个人在北京联络留两个人,两派就不好决定问题,三个人就好解决。保守派也可以留三个人,人多了不要说接待,连接洽也不容易
    你们的口号上说,决心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符合十六条、十条的但要进行这场伟大斗争,要很好地组织起来。现在你们的组织不严密。这次究竟为什么来北京,很多人不明白。你们的热情可嘉,但是组织性不强,所以行动无力。你们请愿可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遇到与美帝打仗,与苏修打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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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这样的力量是不能打仗的,不是一条心。这说明你们的组织是雏期状态,回去以后,要好好组织一下。一个厂即使人少也要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战斗组织,即使人少也有力量。真正的左派,经常处于少数状态,因为他们敏感,发现问题快,走在前面。而多数人的认识一下跟不上,所以是少数。但必须争取多数,争取由少数到多数。你们现在汇报的人数说有十一万人,把一万人组织好,组织也是巩固的,十万人组织不好,不巩固,也没有力量。你们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要有战斗力,要争取多数。真正的革命左派,要以少数带动多数。不要害怕居于少数但要懂得争取多数。不但要懂得政策,而且要懂得策略,对于那些处于保守状态的人,要善于说服工作,不应仇视,更不能动手。因为这种方法不能争取多数,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办工会的办法。无产阶级是光明磊落的,不搞这些。你们说要把成都市、四川省委、西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批垮,这个要求是对的。问题不在于批判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要对犯错误的人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欢迎人家改正错误。要善于区分两类矛盾,不能把所有犯错误的省市委、西南局统统一棍子打死。如果这样,大西南还怎么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中央的领导就断线了,这不可理解。整个组织都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红线怎么贯穿下去呢?如果这些组织都搞垮了,由谁来代替?今天看来,你们还不能代替。你们能在运动中锻炼出一些好干部,但今天还不能代替。所以,还是要西南局、省市委把中央精神贯彻下去。对这些组织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当然,对彭真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西南局作结论没有?
    总理答:没有作结论。中央要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彻底改正错误。我们这次搞大民主,就是要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更好的集中,帮助他们在大民主运动中改造自己,改正错误,挽救一批人。当然也有极少的一批不能挽救
    四、关于档案材料问题。
    材料要集中在一起,各方面可派代表看一看,凡是不属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一看就知道了。保密的材料不公开。现在转移黑材料的,经查出以后,要给处分。今天讲的四个问题是
    、化私为公,不要只想到个人,要想到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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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到中央,只能派少数代表
    、很好地组织起来,对其它组织,要争取多数
    四、文化革命中具体问题的处理
    希望我们工人阶级,有社会主义的觉悟,还要有共产主义的觉悟。这次运动,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高潮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人员的讲
    〖在中南海小礼堂,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部分代表参加接见。〗各位同志们、各位工友们
    刚才我已经接见了你们的代表,给他们讲了话,天亮后代表们会向你们传达的。你们这次来到北京,想见毛主席,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你们的愿望和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今天满足了你们的愿望,让你们来到了毛主席的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满足了心愿。即使你们见不到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是经常和你们在一起的。你们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读毛主席的语录嘛!你们要做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按照林彪同志所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好工人。你们就在毛主席跟前,你们又来到了北京中南海。你们来到了北京就要把北京的精神,即毛主席的精神带回去,这个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是第一批到北京来的,你们要派代表来,不要都来嘛!省委、省长给你们二十张票,你们又用其它方法来了一些人,幸好后面的人被劝说回去了,没有都来。后来是代表来的,这还是听话嘛
    你们可能看到了我的电报,不扣工资,不调工作,不准歧视。也许有的人是自买票来的。从二十八日起到今天已有半个月了,就是因为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民主谁来领导呢?毛主席和党中央来领导。走什么道路呢?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还要按工业十条办事,你们看过工业十条了吗?(答:看到了)违背这些,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了。既然如此,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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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要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使中央实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大民主。这个大民主是谁领导的呢?你们必须是有领导的大民主,你们的自由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你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宪法上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
    六大权利,你们在成都都实现了。自由的对立面是纪律,民主的对立面是集中。我们来学一段语录:“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白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主席这几句话说得最好不过了。实行大民主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的,这是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你们的自由。有哪个国家能让学生放假闹革命呢?坐车吃饭不要钱,你们(指在座工人)还可以派代表来请愿,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呢?就是你们敢于批判领导的错误。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要批判,个的错误也要批判。当然不能所有的干部都坏了,要一分为二,要实事求是,不要以为仝部都是坏的,只有党中央才是正确的。工作组在前一段时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但是毛主席的声音还在传播,这条红线并没有断,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有的地方做得很差。你们起来斗争,你们受到压制,领导检查又差,要就地斗争。派代表到北京来,不要都来,问题又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决不能拿原则来作交易。只要你们一来,开了个先例,以后就变成两个,就会变成两万,就会变成两百万、两千万,生产还怎么搞呢?我只能讲原则,你们的问题还是回去斗争,回去还是要同志们解决。前先向你们问好,但又要批评你们,如果我不批评你们,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已经来了,要记住这件事情,告诉大伙儿,这个例不要再开了。你们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又做了件好事,别人就不会再来了,再有事情就派代表来。十一月二十五日造反兵团与保守的产业大军的冲突,要说理嘛!在当地解决嘛!矛头要向上,指向厂党委、市委、省委,西南局。他们受蒙蔽,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原则问题不能让。态度要与人为善,争取少数变多数,希望你们搞好自己的组织,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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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讨论,带回十条可以学习嘛!你们厂矿很多,你们跟同学们讲讲。我们承认成都市、四川省、西南局斗争是艰巨的,现在犯错误的人认识很差,需加力量用文斗,不用武斗,对犯错误的人也要用文斗,不要打人。林彪同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仅叫犯错误的人检讨,还要叫他们考虑反省。疲乏就不能清醒了,这样一来就不能思考问题了,当然有时是需要激情的。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有时候还是要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而且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我们认为成都市、四川省、西南地区的任务很大,很艰巨,要提高斗争水平,为全国作个模范。十多天的代价是值得的,在四川把你们拦住了,你们来北京是艰苦奋斗的。第一,欢迎你们;第二,批评你们一点,主要是为了吸取教训。你们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保守派在这里是受蒙蔽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不再受蒙蔽。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要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战士。文化大革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思想革命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起变化。主要矛头是向上,向厂矿,向西南局,而不是向工人,同时又是向自己。自己总不都是正确的,我们总是学习主席
    毛主席是天才,象马、恩、列、斯、毛主席,
    世界上就这么几个天才,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我们老了,希望你们来接班,但不是现在就接班,你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经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见阶级斗争的大世面,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你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你们是四川人吗?(众答:是)我在四川杲了七、八年,接触了工农,是有感情的。祝你们去努力工作,身体健康。
    同志们请总理代问主席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总理说:一定转达同志们:总理您太辛苦了!
    总理:(用四川话说)啥子辛苦哦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驻京联络站)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对西南区联合赴京告状团全体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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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的王典新那个小同学回去以后,有没有消息?回去以后不会整他了吧!你们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关心那个小同学。那个孩子斗志很大,你们不要把他忘记再发现这样的事,我们要直接给自贡打电话
    你们回去继续搞路线斗争,廖志高不是说他回去后要检査吗?他犯了路线错误。你们回去要抓住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点你们在先,他们(指保)也要批判,你们就和他们一起批判,这就证明你们更对了,他们已经是少数了你们地质学院先搞透一点,再影响其它学校。
    你们回去把他们筑的工事照一个像,你们不要捉他们的人,你们左派不要打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打人,你们就退一下,你们在政治上站在有理的地位,在行动上也要站在有理的地位,你们就更有理了!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可以提,我给你们建议:具体行动还是要层一层地挖深挖彻底,不要先作结论。很多地方不就是为黑帮打起仗来,纠缠在某些问题上,斗争就不能深入。口号可以提,口号可作个宣传,不要在口号上争论。“轰、火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词,不是真正拿炮去轰,拿火去烧。关于“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你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当然是不会放弃的,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提出具体问题
    现在已经查清,关于西城区(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他父亲搞的。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不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你们一定要采取具体步骤,先批判四川省委,看他能不能过关,考验考验他们。你们成都地质学院、川大、成大都是左派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那不就力量就更大了嘛!最好大家都参加西南联络站,那就更好办了。你们要树立一个榜样,三省不行,四川设一个总站嘛
    你们回去,由成都地质学院、川大、成大、西南民族学院共同商量一下,成立个四川联络站。在这里谈谈好,回去商量,因为你们的大本营在成都,人不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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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总理看了看李井泉十三日的检讨)然后总理说:这个检讨不深刻,究竟是哪个地方错了,没有说。你们对这个检讨作个批评,我看看你们的水平,留下的五位写(指成地四人,民族学院一人),要联系实际,现在你们会作文章了嘛!《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工厂十条也出来了,抓住这一些写一篇批判得深刻的文章给我看看,看看你们的水平。你们接触的实际比我多,写一篇象样的文章出来
    西南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大三线、大后方,如果政治不加快不行。人口又多,出产又丰富,现在工业又发展起来了,从备战备荒为人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这样重要的地方,如果政治上不加快,就会使这个地方落后。中央很重视这个地方,从工业上、农业上、国防上,为人民服务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现在不是正在加紧修铁路吗?这个你们都知道。你们作为成都、重庆、昆明、贵州这些地方都很重要,工作一落后,就很不利。
    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了,领导不起来,领导很不得力,过不了关,这三个,首都都没有过关。云南省看来好一点,但现在他们也来告状也不见得,扣电报,扣文件,偷听长途电话,连起码的通信自由都没有了,(这时总理很气)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行?
    你们回去要一步一步地深入揭发。罢了官,他就在一边休息了,他就没事干了。没有一个目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行了。他也得不到锻炼,到底成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问题要很好地揭发、批判,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水平和斗争本领今后好接班。青年人难免有这样就那样的错误,错了就改。但你们大方向走对了,继续走下去,不断前进。放一年假干革命,今后还有八个月,要好好提高,把队伍好好加强组织起来,开始不在人多,可由少数发展到多数。拿你们地质学院来说,你们的“东方红”人多,如果你们的方法比较恰当,斗争符合毛泽东思想,用文斗,调査硏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把斗争深入下去,把阵地巩固起来,要慢慢扩大,“东方红”才会承认你们是正确的,你们就变成了多数,他们就越来越少了。
    你们批判省委,你们的工作方法要深入,要调查研究,一个个地剥,一个个地深入,要把你们的战果一步步地扩大。现在你们批判院党委是多数,占优势,到这个时候你们又要提高自己,去批判西南局、省市委了,你们又是少数了,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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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继续斗争,才能变成多数,否则变成多数就满足,固步自封,斗争就停止了。你们要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西南局。
    所以,西南的工作,群众起来了,到是个好形势。但领导没有过关,内部分化不大。站在第一线的同志们要很好地战斗,西南的斗争很剧烈不是表面的,不是轰下就算了。斗争要深入。工人起来了,要很好地引导,不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学生除去到工厂、城市、学校串联外,也可以到本省农村进行串联。要做工作首先要调查研究、宣传、学习、锻炼自己。任何单位的斗争都是要靠自己,把火点起来,不要一轰就起。有的地方条件可能好一点,一点就起来了,有的地方还要逐步做工作,要调査研究。去发动农民也需要农民去帮助,农村也需要去调査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过去的四清运动是不同的。
    西南地区是具有战斗性的地方,问题很多,你们回去以后,也许形势来得更猛你们要参加实际战斗,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你们坐在北京学习了很多文件,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农村也搞,县以下的中学迎刃而解,也要串联,运动的发展把我们的有些规定给突破了,落后了就承认它,并不能保证每个规定都能长期适用,突破了,就承认,改,就是革命派。墨守陈规是保守派,而且领导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要改。反动路线压迫群众,打击左派,中心一条就是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句话,你们回去要干革命,到学校、工厂、农村去,到机关去,到实际中去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要进行社会调査,进行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不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分不清反对谁,支持谁!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不要急嘛!你们在政治上已经先走了一步,已经属于左派地位了,有一定的政治威信,群众很信任。说话要注意,不要失去信任,不管到任何单位,都要多做调査研究工作,工作要比较靠得住。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则不巩固
    如果中上层干部是革命的,就吸收他,如果是保守派,你们就反对,你们就有斗争的对象了,做为一个目标来大嘛
    关于党团组织生活)瘫痪就瘫痪了,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照样革命嘛!革命搞好了,自然就好办了。最后和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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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地质学院赴京联合告状团,1966.12.20于北京)
    23,贵州省
    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Ⅹ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六封信
    启允同志
    这一段因为没有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作为小组成员,我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为了引起你的重视,我采用了书面提出的方式。
    当前贵阳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矛盾,究竞主要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某些敌我矛盾的现象,在广大群众来说,也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处理不当而转化的
    当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省、市委,南下学生和本地部分群众对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意见。这个矛盾不解决,就有继续恶化的危险。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在省委。
    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
    四、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解决。这种仝面对立,不仅打击了中间派,也打击了左派。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个情况
    五、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或小组成员列席省委会议,对前段贵阳文化革命作出基本估价,以便同群众见面时争取主动。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1966年9月12日(二)
    启允同志
    你的讲话,作为表态,我表示拥护。现在须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把主动权争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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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为了及早解决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工农红卫兵等广大革命群众同省、市委的对立,我建议省委勇敢地同他们协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一个适当的会议,我们同他们面对面地作认真的自我批评。正确地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解决的时间越快越好,否则我们将会更加被动。供你参考
    此致
    革命敬礼
    李再含1966年9月15日(三)
    启允同志并省委
    、我认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不要犹豫了,争取早日同群众见面,以便取得群众谅解
    然后,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钻到学生中去的指示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1966年9月20日(四)
    启允同志并省委
    你的第二次讲话明确了贵阳文化大革命一度出现了曲折,错误属于方向性。我基本赞成省委这一估计。
    错误发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发生在主席亲自统帅的这一伟大运动已经遭到两次曲折之后,是更为严重的。主席在全会闭幕式上叮咛的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上级领导去做。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交待得十分明白的,他说,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贵阳的形势如何呢?很多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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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査。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一”、“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我觉得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是相当混乱的,直到最近还有的同志在保留革命串连行动,还要中央在国庆节前下令撤回革命串连队,可想而知,这种情绪不会对下面没有影响。
    我保留贵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是方向和路线错误的意见。建议省委进一步寻找错误的根源,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建议省委再同有关方面确实协商一个解决题的办法。
    当否请指示
    此致
    革命敬礼
    李再含1966年9月24日
    (五)
    启允同志
    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较长时间没有开会了。我认为小组在此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对这个组织是很重视的,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建议恢复小组的必要活动,并在省委领导下认真发挥这个重要组织的作用。不能开会是否可列席?
    此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省委认为需要给小组成员看的,是否也可以发给,或叫到省委去看当否请指示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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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再含1966年10月3日
    (六)
    启允同志并省委:
    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社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精神是不符的,也是脱离当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社论强调:“……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
    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都
    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目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红旗》社论又是怎样讲的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東。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坏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釆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
    能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
    怎么能够正确的进
    行斗、批、改呢?”
    显然,省委已经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情况下,而这个错误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之前,还没有肃清它的影响之前,就提岀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是很不适宜的,错误的,客观上起了转移和分散批判错误方向错误路线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省委的某些同志思想至今是混乱的。
    因此,建议省委改变这种打算,还是首先彻底解决错误的方向和路线问题。《红旗》社论还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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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希望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三思再三思。
    、最近一个时期,省委印发了周总理的几个讲话,即九月十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集结南下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九月十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九月一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印发这些讲话,不知是否得到中央同意?讲话稿又是从何而来?印发范围多大?请省委査明这个问题情况。我认为省委印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应该十分严肃的,如果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就应该赶快收回,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
    、再次建议召开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代表会议,省、市委的同志们巫下来认真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并进一步认真地、彻底地作自我批评,这样做大有好处,使领导和群众都受到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并取得群众的谅解。与此同时,省市机关、学校等单位,采取实际步骤,用“四大”方法,揭发批判省、市委某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这样做,错误方向和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批判,影响也就不可能肃清,社会和学校的斗、批、改也就无法正确进
    当否请指示。
    此致
    革命敬礼
    李再含1966年10月Ⅹ日
    24,云南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农林学院等九批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生共五千多人进入省委大院,炮轰、火烧云南省委、西南局
    阎红彦对学生说: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八二三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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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大中学校文革负责人会议上,阎红彦说:炮轰省委可以,炮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跟党中央、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从这一天开始,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保卫派是暗中受到省委支持的
    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在昆明第八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
    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由云南大学、昆明师范院校学生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串连四十一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到云南日报批判该社发表的三篇社论。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九一四风云”
    但“八二三”一派认为“九一四”一派不够革命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戚:有同学给江青同志写信,江青同志批给我和姚文元同志来和大家见面,听说你们有些意见要反映,一种是开大会,有什么意见到这时来讲,一种是派代表开小型座谈会,你们看怎么样?众:第一种办法好!
    戚:我看你们的造反精神还不够,云南的大学生都很有礼貌,你们在北京见到北京的同学多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很好,别的地方都是一拥而上。
    姚;我们来听意见,有什么意见来讲么!你们不是要敢想敢干吗?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台下也可只讲么!戚:别的学校好像和你们下一样。(云大杨树同学上台)
    戚:好,你是敢字当头。(杨谈了自己的意见,以下同学发言,有同学提议,不要讲具体材料,只提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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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除问题外,可以讲自己的见解,可以互相争论么!(以下又有同学发言)
    姚:首先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来听取意见的,听取大家提出的问题、意见,向江青同志作汇报。我们不是首长,是跟大家一起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工作人员。我们要好好学习,刚才提的很多问题,显然不可能由我们一一解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活学活用来解决。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对云南的情况了解不够,希望你们有什么材料留下来,我们负责向中央反映
    对革命青年来说,首先要敢于革命,只有敢于革命才能学会革命,才能解决革命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问题。这次大革命,中央的精神就是要让大家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如果不是首先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敢想、敢干、敢于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开火、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耿于斗争,很多问题就不能够解决。因为革命就会遇到很多新总是,首先要敢于革命、敢于造反,不然停在很多原来的框框中,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甚至有很多问题不能认识。讲到敢字当头,还是一个首先的问题,敢了,才能学会怎样去干革命
    在文化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个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激烈的。其实,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新问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八届
    十一中全会公报中讲得很明确(念公报“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右派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这条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右派,压制左派,制造许多框框,做官当老爷,瞎指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派工作组。现在在北掀起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高潮,就是为了彻底地肃清它的影响及流毒,真正执行毛中席亲手制定的十六条,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十一中全会上这条反动路线遭到了失败,但并不等于肃清了它的影响,特别是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头脑中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还在执行这条反动路线。最近,中央又批了军委的指示,也是为了达到肃清流毒的目的。只有肃清了其流毒.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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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问题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问题,今天是把它进行到底,克服流毒,真正按着毛主席的方向进行革命。公报中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十中全会后有了新的情况,有的人还在阻碍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经过批判后,采取了一些新的形式,如提出一些形“左”实“右”的口号,在同学中进行分裂活动,斗争的焦点有所改变,但是很激烈的,他俩以此来对抗
    十六条
    关于阶级路线问题,我认为还是十六条说得最正确,最明确。十六条第五条:“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这个解释最正确、最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解释以外的,再提出不符合和违背十六条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什么是左派,大家可以讨论,不过我想左派至少有一条,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不是唯一的条件,是起码的条件假如反对,是不能叫左派的。还有一个意见,今天晚上江青同志给我们的任务是听意见,希望大家不要把讲话拿去印刷
    戚:今晚大家提的问题有些是一般性的,也有些是具体问题。一般性的问题,中央决定指示很清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解答,因为具体问题我们不清楚。不过点不讲也很难交待,下面就我们的理解讲点体会。如果你们认为对,就作为你们的观点,不对就提出批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姚文元同志讲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云南省也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今天会上就有不过不是哪种意见代表哪条路线,而是发言中反映出来的。同学间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但不要提哪种路线的代表之类的,我们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给同学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扣帽子我是不同意的。同学间是属于认识问题。但原则问题要争论清楚,争论一定要按正常的方式,要允许人家保留意见。原则问题一定要辩清,不能和稀泥,总有一方是对的,一方是不对的,一方是比较对的,一方是比较不对的。争论清楚,团桔起来,致对敌。
    、一部分同学要求工作组回校检查。可以回来,应该回来。
    姚文元同志插说:他应该向要求检査的同学检査嘛!他有这个责任,从全国范围来讲派工作组是错误,是错误就应该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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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国范围来讲,很多工作组一到校就压制群众。我相信云南工作组很多也是压制了群众,因为从北京来讲就是流行的压制群众的路线,我相信云南省也是这样。关于炮轰司令部。刚才我和姚文元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革命的。炮轰司令部的含义完全像林彪同志讲的那样,炮轰修正主义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炮轰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炮轰司令部理解为炮轰毛主席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讲话的最后一段(念:很明显.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想炮打我们的司令部,我们是不允许的,有些人利用这一点,打击革命同学,把炮轰省委的同学打成反革命。说:我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炮轰我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没有改造好的牛鬼蛇神。这是错误的,是不允许的。云南省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讨论,其他地方是有的。我们不能反对群众炮轰司令部。我们不允许利用林彪同志的讲话来压制群众。我相信绝大多数云南的革命师生炮轰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是革命师生。炮轰省委大多数人是炮轰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群众么!怎么会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至于云南省委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想是有的,已经揭发了很多材料么!
    四、阶级路线问题。(念16条第五条)黑五类、红五类如果作为阶级出身来考察同学是可以的,如果拿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划分同学成分是不恰当的。因为地富反坏右是他本人。学生是他的子弟,不能说就是他们,我们对他们这些人党的政策是第一有成份论,因为有阶级烙印,会带上很多剥削阶级的影响,要改造自己,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背叛家庭。第二是不唯成份论,不是说你出身这个阶级,就是这个阶级的分子,你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改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第三条是重在政治表现,首先看政治表现。这三条是不可以分离的,完整的。根据这点我自己不很同意这个口号。(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同志作了修改(姚文元同志插话:江青是建议)
    这个修改是符合党的阶级路线的。那个口号不利于团结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大多
    数,我们不能像赵太爷不容许阿Q革命那样,不容许他们革命。在学生中我们划
    分左中右,在知识分子中划分左、中、右,毛主席在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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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得很清楚了,出身不好,好好改造,接受毛泽东思想是可以革命的,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自来红的说法是不对的.是不是红要看你是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毛泽东思想是要通过学习经过实践才能掌握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要通过学习锻炼才能树立起来,当然出身好的同学比剥削阶级家庭岀身的条件好,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但这不能叫自来红,红不是从天上掉下米,人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上要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要自己努力(姚文元同志插:念语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呢”)红就是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红是不容易的,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在实践中接受毛泽东思想。
    五、关于党的领导。从根本上税,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如果党的路导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那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它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那它就没有体现党的领导。一般说来,党的组织是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但不能绝对化,具体单位要具体分析,也有的可能变成修正主义的,例如前北京市委。对你们单位要你们具体分析。
    (姚文元同志读语录:“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又说,革命党就是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党,对一个学校的组织要具体分析。)
    六、谭立夫讲话是大毒草。它的讲话所体现的精神是反同学的,要整群众,他把揭发党委、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说成右派翻天,反对他的意见就成了右派。如按他们的讲话,你们中很多都成右派了。但不同意他意见的,即使是红五类出身他也说是不好的。很奇怪,这个讲话全国都有了,云南也不例外,他还提出秋后算账,这是个很反动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流行。在清华对蒯大富实行法西斯迫害,他不检讨,不屈服,他后来和你父一样,是个不出名的青年,他敢于和大官作斗争,叶林是国家经委付主任,在他背后还有比他大的,蒯大富和他们斗争,现在斗到全国都出名了。他是会有错误和缺点的,我和姚文元同志也会有错误和缺点的。但他敢于革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横林,他到今天为止还是左派,今后是不是就看他是不是革命到底。对这样的左派,他们要秋后算账,说你放吧,秋后跟你算账。现在已经是深秋了,这是不行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秋后算账完全是反动的。当时压服群众的人都很喜欢这个东西,它已经形成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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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问题不在谭立夫,问题在谭立夫背后一股社会力量,一股社会思潮。现在我们批判他不是群众斗群众。
    (姚文元同志插话:不算,没有斗么!他现在还在外面串联,还是筹委会付主任,批判是批判反十六条的么!)
    他现在还在外面串联嘛。那个讲话一戳就破,不值得一驳。师大一个同学写了张大字报,说要害是罢官他是代表反对毛主席路线的发言,这个同学政治敏感性强。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姚文元讲:不止一千里吧!众答
    三千多里)道路不是直的,是弯弯曲曲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做到的。
    姚文元说:有些问题要在阶级斗争中自己教育白己得到解决,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最后再次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的讲话拿去印刷。
    (云大“八一战斗队”,清华自81印)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批判大会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的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省委加以拒绝,云南日报从十五日起停刊。
    25,西藏自治区
    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被接见者: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癜学生〗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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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一九五九年达赖叛国,西臧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一九六○年和六一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一九六二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九六四年,西藏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一九六五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班禅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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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实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最后,总理勉励西臧同学回西臧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2006年5月初稿2011年8月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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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二章(8)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八节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本节资料
    、十月前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
    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
    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特别是政治学院更应该这样。其他院校和一切教育机关也都要这样。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仝中国、仝世界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人民解放军,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形势和从前不一样,局面也不同了。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要真正落实,把思想搞通。干部住校学习就要学好,不能有名无实,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掌握起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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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毛主席的理论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总结。学好了,干部水平提高了,革命精神就能振作起来,就能把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下去
    现在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部队、院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有新的考虑,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你们学校明年招生,离现在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组织机构搞得精干一些。宁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坏家伙。把组织整顿好,把教学队伍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把组织整顿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坏人插在里边,怎么能搞好?一定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要严厉批评那种对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木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很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新形势。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士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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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到底,现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军队要更进一步抓紧,更讲求落实,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部队很可能有人认为,这几年搞得差不多了,搞久了就麻痹了,如果这样,就容易抓得不紧,学得不好,贯彻不好,就保持不了过去的朝气。
    我们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觉悟,靠勇敢。这就要靠政治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部队。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抓得紧不紧。部队的纪律好坏,作风好坏,能不能出干部,能不能多出好人好事,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人的觉悟提高了,勇敢也有了,积板性也有,创造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苫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全军工作情况虽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总的就是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明年怎么搞,总政宣传部要研究,各院校要研究。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岀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你们去研究。干部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同志在部队里尽搞那些事务性的东西,天忙到黑,那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他们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他们坐下来读书。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就要脱离理论,就要脱离方向。具体怎样搞法,你们白己去硏究。可以办几个月的训练班,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
    髙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那些路子好,那些路子不好,要研究。
    我过去曾经说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部队干什么学什么;学校与部队不同,学习时间长一点,内容可以多一点。要通读与选读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相结合。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按专题学,一种是完全按顺序学,一种是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长的采取通读与专题相结合,时间短的不通读,或者搞半通读,选读一些同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需要结合得紧的毛主席著作。究竞用那一种方法,要根据学习时间来决定,反正不要走过场。一期两个月、四个月的不搞通读,
    七个月、八个月的可以搞通读。时间长的可以搞通读,但重点要放在专题上。要有重点,不要搞平均主义。读书和做事,都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合辩证法。定要讲究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一下,怎样才学得好,才能真正理解,熟练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看那种形式、方法效果好,就采取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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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方法。现在,对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会用不会用的问题。
    通读和选读的关系,你们怎么解决的?时间长的可以通读,但重点要放在选读上,平均主义不行。有些人有阅读能力,有学习的习惯,又有时间,也可以让他通读,不然他不放心,怕丢掉了什么
    要列出几个专题来作为重点。有些文章如作战命令,浏览一下就行了,重点文章就要多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学几十遍才能学懂。
    部队里就是结合实际学,今天学这篇,明天学那篇,时间久了,就差不多通读了。有的要反复读,读好多遍,有的读几遍。还是干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用得上的学了就睿易懂,容易记。例如,搞财贸工作的,学习毛主席关于财经问题的著作,就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学,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总之,是结合实际选读,同时又有通读。连队更要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个别人愿意通读也可以,但不要作死规定。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千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解放军报》要很好掌握,要很好突出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指导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复教育,反复宣传。看起来部队是不变的,实际上干部、战士都在变。天天都在变。要反复宣传,结合新的形势,用新的语言反复宣传,就不觉得枯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反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一结合实际,就一点也不感得重复了。这样宣传,形式上不重复,内容上是重复,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加深认识
    今天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全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新阶段,部队特别要学好。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强革命化,提高人的觉悟,提髙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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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政宣传部编的要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炼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今天就谈到这里,一两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来谈一次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在北京十三个艺术学校、团体的五十多名少数派代表座谈会上,叶剑英、戚本禹同志讲了话。
    叶剑英讲话
    今天下午总理要召开会议,我先挤点时间来同大家见见面,随便谈谈,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和大家一起座谈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谢镗忠同志。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而且也丧失了解放军的荣誉。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现在他们正在集中检查,以后再回到各院校向你们检讨,承认错误。下面,我想着重讲一讲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同时对今后的搞法提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只有理解了它的伟大意义,才能够真正地用严肃的政治态度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业绩。
    第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防修、反修的伟大的战略措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可以锻炼我们青年一代,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作为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生力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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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目前来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从学校扩展到社会、农村、机关和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已炮轰某些省委和中央局。如果将来真正有某个地区、某个省、某个中央局甚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么你们青年一代,经过这样一次大演习,经过防修,反修的大演习,他就有了胆量,有了闯劲,就可以把它砸掉。青年们敢不敢去砸掉那些修正主义者,就要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将来出现修正主义,你们来对付他们就是生手而是老手了,曾经砸过一回。锻炼青年成为这么一个力量,敢大破、大立、敢讲、敢闯,无论将来在学校里头,在机关中间,在社会中间,以至于在党的领导机关,甚至于党中央,如果出现这个东西,就靠你们!我认为,这是毛主席最大的希望,最殷切的希望。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苏联和南斯拉夫带头,他们舒舒服服地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艰难困苦的道路,但它是光荣伟大的康庄大道。我们就是要走毛泽东思想的这条道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防修、反修的大演习。你们这次大演习搞得很好。这次大演习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亲自导演的
    第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的伟大战略措施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企图把中国搞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就敢于对付他们的联合进攻,敢于战斗,敢于胜利。将来有了战争,真正拿起枪来,拿起炮来,掌握武器来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就靠你们这一代。青年一代要准备着经历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
    戕争前途有两种可能,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如果我们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帝的联合战线团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也可能推迟。战斗越推迟,敌人越困难。可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基本点,应该摆在可能打起来,我们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也可以说就是念念不忘战备。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党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来领导仝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修呀!只有中国,还有阿尔巴尼亚。一个站在东方,一个站在西方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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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念念不忘想搞掉我们就在这里。他们以为把中国打败了,把中国共产党消灭了,世界就太平了。世界斗争的焦点在中国,解放世界问题的关键完全集中在中国。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第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力量
    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青年一代是后浪,中年老年一代是前浪,如果前面的人不前进了,不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了,就用我们青年一代的力量来监督、鞭策他们前进。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革命不能停止,运动不能停止,社会运动也是一样,整个宇宙都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发展中间嘛!我们青年一代,要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的局面。青年一代推动着中年一代,推动着老年一代不断前进。你们将来看到哪一个省份落后,哪一个机关落后,哪一个单位落后了,就给它贴大字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个武器,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继续前进。想半途而废的人,给他这么一个惩戒。对革命来说,青年们有这个作用,这一次就是你们一个实际演习
    第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整党建党的作用。
    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我们的党、青年团、各个机关、各个院校和我们的军队,有着极大的作用。单从领导这次革命运动来说,它是起着整党建党的作用。从这次运动中间就可以看出,哪个是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的,哪个是畏首畏尾怕死鬼逃跑了的,哪个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都暴露得很清楚了。经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就可以清洗一批。哪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真正拥护毛主席的,真正执行正确路线的,而且很有工作能力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经过运动以后,就可以提升一批。罢一批,升一批,使我们党的各级机构就坚强起来了,组织就纯洁了,思想也统
    使整个党的领导机构真正是坚强
    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构
    第五、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更加伟大,更加光荣,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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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深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古今中外都没有,只有中国。我们所以能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们这些人跟了主席几
    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干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到
    九四九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有些反动分子对毛主席的健康估计错误,以为大概这位老人家快不行了;对林副主席的健康也估计错误,以为他这个人也不行了。他们野心勃勃,企图“轮班”。事实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毛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能下长江游泳,能横渡长江,能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我们主席横渡长江的消息一公布,我们的朋友欢欣鼓舞,而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吓坏了。(掌声)同志们,我们来算一算,打倒国民党,包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花了廿二年,夺取全部政权;一个弱小的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廿八年,最后统一了全中国。现在我们党更强大了,威信更高了经验更丰富了,主席更有领导全世界革命的丰富经验了。毛主席现在七十三岁,他老人家再亲自领导我们几十年,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呀!整个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庆贺的大喜事。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竞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
    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第六、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广的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滨到新疆、西藏,从中央到地方,普及到全国各个城市,农村和各条战线。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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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运动。不管是城市、农村、学校、机关还是军队。都要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使我国七亿人口真正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新人。林副主席说:“对我们军队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不仅会建设,就是战争来了,七亿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那是不可战胜的。
    运动的深度,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化革命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在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遗毒,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日风俗、旧习惯,老年人有,青年人也有,非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也有。个人主义就是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公私问题,是为集体、为人民,还是为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资本主义就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触及了已经指出的犯了错误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已绎透顶了已经斗臭了;就是没有被斗的,甚至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这么一个运动,一方面改造别人,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更正确地说,你斗了别人也斗了自己,就是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凡是运动所波及的地方,都发生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运动最深入了。
    这个运动,使人们所有的老年、中年、少年、男女老少通通都受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锻炼,使资本主义的东西少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多了;个人主义的东西少了,集体主义的东西多了;落后的东西少了,进步的东西多了。触及人们发灵魂,改造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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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地进行着,它冲击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旧东西,朝着崭新的道路——毛泽东的道路迅跑,这是最可喜的大胜利。我们要积极地热情地支持和领导这个运动,想尽各种办法不使它后退,运动中有了缺点错误不要紧,只要领导和同志们积极地帮助,就可以克服或者纠正。你们在今后的运动中如何搞法,抓什么,我提些意见。
    第一、抓思想。
    在运动中,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最要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点,你们要牢牢记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违背了这一条,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第二、抓组织。
    就是要学会组织力量,组织队伍。三个人一帮,五个人一伙,这不行。要组织力量,建立核心,巩固核心,发展外围,把中间分子,甚至象列宁讲的,就是个暂时的同盟者,我们都要利用,都要争取。毛主席说:“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跟着毛主席在江西搞红军时,是用全力组织队伍的集中消灭敌人,分兵争取群众。打完仗以后,则把队伍分散去扩大红军,去做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去建立民兵、赤卫队,去组织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文斗,叫做打文战,同打武战的道理是一样的。打仗没有力量不行,力量是人,人靠组织,组织问题看来是人数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是思想问题。现在组织不少,有总指挥部、总司令部,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现在又有第三司令部。象雨后春笋,一个一个都出来了。我看,出来就让它出土,让它生长,统一起来要有个过程。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开始时是诸侯八百,慢慢合并为七个,叫做战国七雄,以后秦始皇统一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也要逐步地统一起来,一下子就出“秦始皇”不行,几百个、几十个总司令部都可以凡是革命的,我们都赞成。从政治思想入手,慢慢地归纳,一定要归纳起来。假使我们当年的红军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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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又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十六条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当然,在斗争中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十六条还可以补充、修改。在红军时代,假使没有毛主席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俘虏政策,肃反政策等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党要实现它自己的政治方针、政治主张,没有政策就等于空的。你们红卫兵进行工作过程中间,没有个政策还行啊!政策就是规定我们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该讲,哪些不应该讲。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政策办事。
    第四、抓纪律。
    毛主席说,“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是实现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的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破坏的基础。”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执行政策,主要是从思想上讲通,但也需要纪律来保障。我们的红卫兵们,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抄家,打人不能完全制服人。打人,说明你对这个人不能说服了,你自己没有力量,没有理论没有水平,说不服他,辩论不倒他,只好伸拳头,用武力来压服。十六条里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按照十六条办事。随便打死人也不对。打死人也说明你对于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是宣布自己破产。他有两个手,可以通过正面教育,使他从事于劳动,甚至于从事战斗啊!还有,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严肃的阶级斗争中,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冇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这是有害青年的。这种现象,在红军时代都不准的啊!
    毛主席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就有这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人要和,不准打人骂人。这是个纪律问题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三八作风。当年的红军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会脱离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第五、抓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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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反映出来。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但要注意一点,在大的方向上要一致,小问题有分歧,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运用毛主教导我们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处理。首先,是要有团结的愿望,然后针对分歧,本着团结的愿望进行批评,斗争,最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一致对敌。团结起来斗黑帮,批判反动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搞成两个国家一样,那就不对了。
    你们在座的都是负责干部,是积极分子,就是要掌握这些东西,要狠狠地抓思想、抓组织、抓政策、抓纪律,还要抓团结。使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达到主席的希望。
    今天我讲的务虚的多,实际的东西少,仅供同志们参考。希望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不能在一棵树里头看森林,应该从森林里头去认识一棵树。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应该在总的形势之下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这才是辩证的,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戚本禹同志讲话
    (有些同志谈到,在我们这些单位,六月二日以后,最早、最坚决打黑帮的人,大部分都是少数派的成员。但是,当少数派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辩论工作组的问题时,一些人別有用心地阻拦。提出要一斗、二批、三改,并诬蔑最早最坚决打黑帮的那些少数派的成员不搞一斗、二批、三改,说什么辩论工作组的问题就是脱离一斗、二批、三改的大方向。有的同志说:《红旗》杂志社论发表后,有些人就说:辩论工作组就是脱离一斗、二批、三改的大方向。)
    戚本禹:很多工作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还不是呀!有的说:他们反说我们不斗黑帮,说我们犯了方向性错误。戚木禹:我看你们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辫论一下
    有的说:我们这些单位的工作组是走了,但是许多革委会还是执行工作组路线
    戚本禹:这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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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说:他们说我们批判工作组是方向性错误,因为斗黑帮是敌我矛盾,工作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人民内部矛盾要服从敌我矛盾的斗争。
    戚本禹: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解决,没有办法解决斗黑帮的问题有的说:最初起来斗黑帮,斗黑帮最坚决的就是我们这些少数的同志。现在我们要来纠正工作组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时,他们却搞突然袭击要来打黑帮,反说我们是“阻力”、“逆流”、“绊脚石”、“拦路虎
    戚本禹:那个时候——一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斗黑帮?有的说:我们一提工作组问题,他们就说脱离大方向
    戚本禹:工作组问题也是大方向问题,很多工作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对于坏的工作组该斗,该批的就要斗、要批。
    (在汇报北京电影学院情况的过程中,谈到工作组第二次回来检査以后,少数派放他们走了。)
    少数派:工作组第二次检查完了,我们给开了绿灯戚本禹:少数派,权还没有拿过来,你们就让他们来了啊
    (在汇报中央音乐学院情况的过程中,谈到音乐学院少数派成员由于压力太大,最近离开了学校赴重庆、上海等地串联
    戚本禹:音乐学院少数派都走光了吗?答:除了个别人以外,都走了。戚本禹:你们认为这样做对吗?大家答:不对,应该坚持斗争。
    (谈到刘诗昆因为与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贴了工作组大字报,而被忠实执行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院革委会强行抓进“黑帮劳改营”。)
    戚本禹:(问刘诗昆)你进去了没有?
    刘诗昆:进去了,但是作了声明,讲清楚了革委会是权力机构,可以作决定但是我抗议这个错误的、非法的决定
    戚本禹:革委会的错误决定你可以不听,可以抵制,不执行。
    刘诗昆:当时他们是强行把我抓进去的。那时候,少数派的人很少。以后他们派“纠察队”看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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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抓了刘诗昆以后,又企图抓与工作组反动路线斗争的少数派成员郑伯农。)
    戚本禹:郑伯农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是不是就是郑公盾的儿子?
    是
    戚本禹:我看到过他写的一些文章,给我的印象还不错。他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写得不错。他们根据什么要揪他?
    答: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林默涵曾经想让他当《人民音乐》杂志副编辑,因而说他是“林默涵的大弟子”
    戚本禹:那不能光根据这个这么说
    最后,戚本禹交待传达叶剑英同志讲话时所应注意的问题。
    戚本禹说:他(按:指叶剑英同志)的话是在这里向大家讲的,因为你们大家都是受打的……。有个谢副总理的讲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个关锋同志昨天在地质学院的一个讲话。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们去研究一下。(按:这两个讲话就是支持革命少数派同志的。)
    十月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军队院校文革进入新阶段
    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发[66]515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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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冋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岀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岀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後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査,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总政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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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总政召开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陈毅在会上的形势报告
    讲一讲国际形势。我们作了些研究,准备讲几个问题。国际问题要自己分析,要独立思考。我们要关心国际大事,要进行独立的国际形势的分析,才能掌握方向。今天的报告仅提供一些参考,有不同意见可以一斗、二批、三改。我今天讲话是“敢”字当头,不怕讲错,不怕斗批改。
    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我们要说服他们,打消他们的怀疑。毛主席的这个论断今天仍然是我们分析国际形势的出发点。他们为什么怀疑呢?因为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印尼,加纳政变,美苏合作反华,他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前国际形势仍然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斗争深化,大深化,三大一深。五月以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越南形势很好,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亚非拉革命形势也很好,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分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正在兴起。某些地方还可能出现逆流,但总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各国反动派。应当拿以上这个分析,去宣传,去解释,同错误认识进行斗争
    可能有人说陈毅这个讲话没有什么意思,老念这本经。我可以驳他,中国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新的,很新;越南形势有新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在壮大,也是个新发展。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根据这个论断作出的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讲五个方面
    (一)讲国际形势当然要讲外国的,还要看到我们中国所处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要看中国的地位。在延安毛主席就指出,要看敌人的力量,朋友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我们的力量,以我为主,推动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当时我们的力量并不大(讲了多少军队,多少民兵,多少人口,未记下来。整理者注),毛主席就敢于作这样的断语。今天应该说,我们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木钱更大了,力量更大了。中国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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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文化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席害怕得要死,疯狂反华,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文化大革命在苏联、在东欧、在亚非拉,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敌人或朋友,都承认中国七亿人民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今年“十·一”是个很好的考验。越南报纸刊登毛主席象,指出中国十七年的成就是马列主义的成就,坦桑尼亚报纸也登毛主席照片,一个商业工作者写“毛泽东是活着的列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我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马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都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伊拉克报纸说,中国在国际上一贯支持阿拉伯;缅甸政府强调,其独立是由于中国的支持。我国文化大革命是否使人害怕了,朋友少了,把人吓坏了?国庆招待会证明,到我国使馆来的人更多了,更踊跃了。胡志明主席出席了我驻越南使馆的招待会西哈努克和夫人,政府要人出席了招待会,把中国作为柬埔寨的第一号朋友。巴基斯坦也很重视,反映很强烈,赞扬毛主席,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缅甸左派吴季温说:我什么也不怕,饿死了也要想法使缅甸人民读到毛主席著作。苏联和东欧国家故意表示冷淡,封锁消息,但是他们那里不少人赞成中国,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说中国民主,我们要象中国那样就好了
    十七年来我国外交只注重物质方面,没有注重政治挂帅,突出毛泽东思想。今年外交斗争方面也来了一个革命,六十一个驻外使馆进行了改革,破四旧立四新,把革命的话代替了无意思的画,毛主席语录代替了老古董,穿人民装,不穿旗袍,不擦口红,国庆招待会大使夫人、参赞参加劳动,端菜,擦桌子,亲自招待外宾,引起了很好的反映。他们说:过去你们老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学,看不出你们有什么不同。现在毛泽东思想来到我们国家了,我们欢迎。所有出售外文《毛泽东选集》的地方,一开幕就抢光了。毛主席象纪念章供不应求,使馆人员把自己的纪念章送给他们,他们很高兴
    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疯狂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要掀起个反华高潮。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战斗。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文化革命这样害怕红卫兵?红卫兵一出现就把人民解放军加强了,红卫兵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破四旧、立四新,八月以来开了几次百万人大会,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仝世界。他们害怕红卫兵主要是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所掌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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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变成物质力量,要大大超过他们。红卫兵又不拿枪,他们怕什么呢?我们这里也有人怕。有人问我怕不怕,我也怕也不怕。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就不怕,稍离开毛泽东思想,我也就怕了。人民不怕,他们欢迎文化革命,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文化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即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大多数人赞成,一小撮人反对。他们说我们“反苏”我们不是反苏,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们是真正爱苏,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他们既得利益集团恨我们,苏联人民真正感谢我们。我们一定要区别反修和反苏。包钢有一些机器是苏修卖给我们的,有不少是坏的,不能用,我们要退货,换货。他们派了四个专家来看他们一到包钢,包钢红卫兵给他们戴高帽子,开他们的斗争会。这不好,对内斗争方式不能对外,也要文斗不要武斗,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他们赔偿。我坐在电话旁一个上午把红卫兵说通了,他们的专家在赔货书上签了字。在谈判开始我们的代表就念毛主席语录: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要他们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看他们的机器是好是坏。陪专家去的苏联外交官提出抗议,专家站出来说,“人家讲的有道理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能战胜一切!
    他们说我们“排外”,说我们要中国就行了,中国第一。其实,他们是反动派,对我们不友好,用“排外”来吓唬人。我们对各国人民都是主张友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对我们也是友好的。我们说我们要有个内外区别。中国的东西要与他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七亿人口的中国团结起来,掌握毛泽东思想,确实是个使人可怕的事情。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人家就不一样呀!七亿人口蒸蒸日上,敌人就造谣言。要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中国人民是谦虚的。
    他们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把毛主席神秘化。他们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相信真理,掌握真理,相信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精神,把这个精神变为物质。中国人民无法形容地热爱领袖,热爱真理。你们那里没有领袖,“领袖”是压迫人民的、人民反对,怎么能同我们比!我这几天每天都接待一批外国人,他们都说:来以前对许多问题半信半疑,说你们搞个人迷信。参加你们一百五十万人大会,群众那样热烈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一个卫兵不带到群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毛主席伟大,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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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去年我单独出国,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好战。我说确实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就是好战,对亚非拉人民则和好。我们对外国,古代文化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分为二,要利用古代文化有用的方面,但是我们主要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新文化,我们要有信心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强千倍的文化。美国人、英国人家里都摆点中国东西,否则就不文明。让他们摆有好处,对新中国也是个宣传。我到一个国家,一个人把他自己保存的中国画拿给我看,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看就看出是假的。但我对他说是真的,他高兴得很,“中国元帅说是真的”!到处说。我们干革命要学会走迂回曲折的道路,都直出直入不行。我这次给归国港澳同胞讲,你们要爱国,只有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中国,才值得爱。他们有的人一到广州就被剪了头发,心里不太舒畅。我对他们说:不要见怪,你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他们厌恶资本主义的东西,热爱劳动,这有什么不好
    他们说我们消灭知识分子。这是胡说。我们是改造知识分子,还要把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毛主席最近对全国全军的指示就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这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把共产主义展现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次来的外国人说,你们这样搞,你们的文化要降低,艺术要降低。亚洲,非洲的人都这样讲。我对他们讲:你们讲出来是好的,但是你们的看法不对。资本主义二百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社会主义的文化要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几十年就会超过它们二百年,几千年。过几年你们就会相信。资本主义文化少数人垄断,几十年,几百年才出几个天才。我们则把文化交给广大工农兵,几千万、几亿人来搞,我们全国天天出天才。我们的速度比苏联快,苏联专家撤走后这六年比撤以前更快。
    美苏妄图搞反华神圣同盟,但他们搞不起来。苏修过去还能搞六十几个党开会,现在三十个也搞不到了。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人心,也搞不起来。这次国庆不逢五、不逢十,却来了不少代表团,不是请来的,阻止不住,一定要来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要来取经
    (二)越南战争形势很好,越南抗战决心更加坚定。美帝国主义旱季攻势惨败了。胡志明主席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决心更强了。目前很多人到河内访问,目的就是劝降,轰炸,增兵是迫降。归根结底,美帝要留在越南,是达不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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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打了廿年,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他怎么能讲和呢?但总有那么一批人劝越南讲和,但根本的矛盾解决不了。林彪同志分析得好,拖,熬就是胜利越南形势的发展不外三个前途,一是扩大到印度支那,一是打到中国来,是拖下去。美帝装腔作势,他怕扩大,又不愿撤,拖下去的可能大。三个可能对我们都有利,我们没有什么怕。任何劝和都是支持和帮助美帝国主义,越南人民不千,我们坚决反对。越南民族过去人家是看不起的,打败了日本、打败了法国,特别是这次抗美斗争,打出了国际地位。这证明了毛主席说的,战争不是坏事是好事。
    越南战争是拖的局面。美国面临大选,作出一付和的姿态,越南人民看穿了这一点,我们不要担心。但是也可能出现曲折。越南主战是主流,曲折要估计到,不要只看一面,要一分为
    三)美苏处境困难。双方交易并不顺利,他们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苏修想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要美承认平等。但美国不干,他要独霸世界,你苏联只搞你內部。这个根本矛盾解决不了。可以断定,美帝国主义崩溃之日,就是苏修垮台之时
    (四)美帝国主义要颠复亚非国家,现在亚非国家反帝斗争有新的高潮。去年搞印尼,今年搞加纳,连续搞了好几个国家。这个事实教训了亚非人民,几个因家打败了政变阴谋,西非已经稳住了。加纳政变当局不得人心,还要走反帝道路。美苏有个大阴谋。通过印巴联合搞塔什干阴谋,把巴基斯坦拉过去反华。但巴中友谊继续发展,阴谋破产。巴基斯坦每次讲话都感谢中国,说没有中国支持,巴就被印吞没了。印尼游击战已经开始露头。古巴去年反华,教育了拉美人民摆脱了修正主义,搞武装斗争。卡斯特罗反华也不积极了,知道对他不利。
    (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加剧。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世界人民反帝反修怒火必将最终突破修正主义的统治,使他们变成可怜虫。左派也在分化。新左派在产生。新左派人数不多。他们的数量是次要的。质量是主要的,他们最拥护毛泽东思想,号召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质量决定一切。九月二十七日我接待了两批青年,瑞典的和法国的。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自己买了一块红布,看到我们的报喜队,他们也打起锣鼓,他们表示要打到巴黎去。我告诉他们还是要组织起来,以后会打的,现在打人家会把你们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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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估计人民懂得了,拥扩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区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美帝在越南的败局已定,我们要坚持打下去,亚非拉反帝斗争继续在发展,几个大帝国主义在亚非国家搞得颠复阴谋连遭失攻,苏修集团內部分化加剧,总有天,红卫兵要出现在莫斯科的街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可靠的因素。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我为主,来推动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
    刚才陈毅副主席对世界总形势的分析是很好的形势报告。第一,它是建立在真正相信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各方面一天天烂下去,我
    天天好起来。第二,敌人在国际环境中间一天天分化孤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同情人遍天下,真正孤立的是敌人。第三,是建立在真正相信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东风压倒西风”。今天看,东风更有力了,更加有力地压倒西风。第四也是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后,对国际形势应该是乐观的,任何悲观都是没有根据的
    外地三万,观礼六万,驻京一万,十万地方院校的学生今天让我来讲话,我讲的焦点很小,针对院校同学讲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林总建议的对当前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我首先宣读下指示的内容(略)。
    我们今天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同志们要我解释,我就几个题解释一下。
    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志们必须认真理解,不然就会象主席批评过的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年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有全面的安排。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冇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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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所以,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是一九四○年以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的思想。经过廿二年,解放了的中国又经过十七年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成为强大的国家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旧文化统治的中国来一个彻底的扫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新的阶段下进行的。毛主席对我们抱很大的希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院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现代的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要看到此特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的青年学生,有新的思想、新的习惯,如果我们院校工作搞不好,将来他进来,“上层建筑”不适合了。所以必须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达到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把青年教育成革命化、战斗化的青年。文化大革命越彻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越革命化、战斗化。把青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成革命化、战斗化的青年。这样就不会使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就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很大力量要靠你们青年,你们将成为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斗争的人,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作为锻炼我们的对象。如果今后某省、中央局,甚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要起来把它砸碎了。
    毛主席殷切地希望,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一代青年成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力量;殷切地希望青年一代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堡垒。现在,美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修正主义搞内部颠复,帝、修、反同时进攻,我们就能粉碎帝、修、反。青年、工人、农民、学生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有力量成为粉碎帝、修、反的强大力量。我们看到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一批跟不上毛主席的人,他们停止不前,腐化堕落,走向对面。你们青年可以象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推动老年前进,希望你们成为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
    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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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硏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这段话教育我们什么?这段话教育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看祖国,看二十多年的斗争,应该学到很多革命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东西。如果说最初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是井岗山,那么,现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如果说,我们在一穷二白的井岗山的条件下经过
    二十二年取得仝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在今天这样强大的中国,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我们由井岗山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岗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
    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査,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保卫毛主席,我们当时担心出什么危险,但毛主席到青年中,可见毛主席很相信你们。同志们,我们很希望见到毛主席,但更需要保卫毛主席,保护毛主席的健康。同志们,要保卫毛主席的健康,不仅物质上保卫毛主席的健康,更要从工作上保卫毛主席的健康。我们从各级党支部到中央、文教、外交等部门要好好地把工作做好,不要使主席耽心,不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要把工作做坏,而使主席精神愉快,这是最大的热爱!工作做得好,就能使主席和林副主席满意,就是最大最好地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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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运动的同志要“敢”字当头,不要有“怕”字,“怕”有两种,一种从个人出发,怕不应该;还有一种从工作出发,怕把工作搞乱了。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第一领导上不要怕,第二不要怕乱。希望领导同志要认识清楚,要注意少数。现在,院校和机关一样,以北京为榜样,前北京市委改组后,大家敲锣打鼓欢迎工作组,那时大家是团结一致。因为工作组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当别人勇敢地起来批判他的错误时,他承认压制打击革命学生当时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只是少数。因此就出现了分裂,批判工作组错误的人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假左派”,这些都要取消,在今后的运动中不要重复这种现象。对这些同志不要怕,要欢迎他们提意见,你们回去要按林彪同志讲的三条要求干部。林彪同志提出的标准是:第一,看他高举不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突不突出政治;第三,在革命工作中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要用这三条来检査,这是运动中检査批评领导的主要方面。领导人有三种,种是三个条件做得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全才,在运动末要坚决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第二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了政治,但有时工作上要求过严,作风粗暴,随便骂人,生活上拖拉,有缺点,这是偏才。第三种是不骂人,大字报少,人缘好,可就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工作没有干劲。我们对那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了政治,工作有干劲,生活有严重错误的,应该批评、批判、帮助,但最后要保护。对那种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工作无干劲,打野鸭子,工作没有力,游山玩水,打麻将的这类干部,要罢官,要撤职。
    关于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全权,三分之一权还是二分之权呢?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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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个问题,“指示”一方面要允许军队与地方之间进行革命串联,另方面又要求军队不要干预地方,卷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省市都经受了社会上红卫兵的冲击,勇敢的过了关,差一点的受到惩罚,大致是前所未有的扫荡。我们可以参加串联,但是我们只搞我们自己的斗批改,我们不能参加炮打司令部,扫“四旧”、抄家,我们是解放军、老红军、红卫兵是我们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不搞红卫兵。
    (最后,叶剑英副主席引用了林彪同志最近接见部分国庆观礼代表时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林彪同志指示(大意):当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形势与过去不一样了,军队应该真正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部队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来学习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让我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杨成武在会上的讲话
    我代表总参谋部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十六条指引下,在全国顺利地发展着,形势很好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打倒牛鬼蛇神。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我们军队院校,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三大任务,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这个紧急指示。为此,我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这是领导贯彻这个紧急指示能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包办代替,更不要打击群众。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进行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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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最勇敢,就能化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因此,能不能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是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部队院校要在这方面做岀榜样。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岀乱
    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是我国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在十六条公布后,他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以勇敢的革命行动,敢说、敢革命的革命行动,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我们国家里,有以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我们就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我们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团结大多数。在运动中不要挑动学生斗学生,在斗争中按毛主席的教导,用文斗,不用武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为了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军队院校是培养军队干部的基础,我们一定把军队院校文化大草命搞彻底,搞好!
    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高举革命的熊熊烈火,胜利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肖华在会上的讲话同学们
    我代表总政治部热烈欢迎你们!在昨天政治局会议上,林副主席让我转告同志们,向大家问好!
    同志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这是同志们难忘的大喜事,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同学们的最大关怀。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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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杨成武代总长给同志讲了话,作了指示,同志们又参加了首都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应该满载而归了。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席卷全国,冲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形势很好!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要更高举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通红通红的。让我们以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及林副主席对干部的三条要求和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动员起来!行动起来!
    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夲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部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好!
    我们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是当代的马克思、活的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最勇敢的军队。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我们的军队,我们军队的院校,都应该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同志们!你们是年轻人,是革命事业未来的接班人,要用五条标准要求白己,在当前阶级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当成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同志们,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属于你们的
    最后,祝同志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新的胜利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林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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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必须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现在全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岀现了新形势,新局面。军队要适应这个形势。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军队一定要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一定要进步抓紧,更讲究落实,要出现新的局面,提高到新的水平。全体同志都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林彪同志指出,全军工作情况显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别又没有差别,这就是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林彪同志说,现在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的问题,真正会用不会用的问题。要真正学到,会用,就必须结合实际。结合实际,才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阶级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林彪同志强调指出,“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
    林彪同志最近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个新的阶段。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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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以解放军为榜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短短几年中,各条战线上都涌现了许许多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情况正在急剧地变化。我们只有更加自觉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思想武器,才能够适应阶级斗争的新情况、新变化,向前推进革命的车轮。
    林彪同志指岀: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的行动纲领。
    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尽管很复杂,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抓好了,突出了政治,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就都能带动起来,都能做好这几年,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为革命而学。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样地是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必须抱有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改造一辈子思想的坚强决心,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每个人就会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性,就会出干劲,出毅力,出时间,任何阻力挡不住,任何困难压不倒。
    二)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木利益。”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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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才能对毛主席著作领会得深,运用得好,才能做到“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
    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同志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种学习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最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我们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同党的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同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之“的”。要特别重视在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上狠下功夫,破私立公,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
    (四)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能够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台风刮不动,霹雷轰不倒”。同时,还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教育,取得经验教训,使自己在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五)重点文章经常学,根木观点反复学。林彪同志要求部队,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必修课。“无论是干部和战士,都应该挑选几篇必修的和当前实际斗争联系最密切的文章去精读,领会精神实质,解决当前部队的现实问题。”他还提倡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背熟一些革命警句。这样,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就可以使毛主席的许多根本观点,在人们头脑里逐步加深,逐步扎根。
    (六)干部学在前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不仅是对战士讲的,而且首先是对干部、尤其是对高级干部讲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不高,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这是衡量干部优劣的首要标准。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好。担任干部职位的同志,如果不认真地学习,就必然会被抛到落后的地位
    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这场革命,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深地触动每一个人的灵魂。几个月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里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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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伟大革命,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
    在斗争的风雨中,大批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勇新战士正在迅速成长。毛泽东思想正在进一步地改变整个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下发出万丈光芒。
    让我们仝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来认真地、刻苦地大学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全国真正地、迅速地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三、军委一些负责人态度的变化
    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文化革命。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过去我们的斗争是靠武装斗争,不是靠议会多数。多年战争曲折战胜困难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第一大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只是开始,不是终止。正如毛主席说的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是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农村、城市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把长期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把意识形态上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来,这比政治经济上的革命困难得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没有解决,所不能解决的。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所服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思想的大革命
    全国解放后我们包下来了五百多万知识分子。教育界有三百万人,在大、中、小学校中每天向我们的青年灌输旧思想,但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我们的青年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动员。最好的备战。最好的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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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要靠青年人,文化革命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打起仗来就不怕了。这是大交班,把毛泽东思想交给青年工、农、学。青年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有把握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们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出了他们也不客气。红卫兵对我们的老干部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这些人到部队来也是好的,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战斗力就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是不大可能了。着棋可管几步。毛主席好象高明的棋手,下一着棋,可管好几步。文化革命搞,反帝反修,动员群众,解决世界几十年的问题。
    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诚地拥护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认真学习林
    付主席。
    (一)坚决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判断大是大非的界限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了毛主席的四个“伟大”。战争对每个干部是考验,和平对每个干部也是考验,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也是考验。十七年来考验了我们所有的干部,绝大多数跟毛主席跟得很紧,但是也有少数人过不了关。一条是毛主席的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路。毛主席的路是革命的路,是长征的路,也是艰苫的路。但他是前途最光明的康庄大路。毛主席的路要劳动、要学习、要减薪、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要继续艰苫奋斗、勇敢牺牲,要不断进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一勹话就是要继续革命的道路。对个人来说是艰苦牺牲,对全人类来说,是进步、幸福。这条路是最光荣的,最伟大的,也是最艰苦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劳动、不学习,吃的好,穿的好,拿高薪,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路是花天酒地当官做老爷的路,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的路。一句话就是不革命的路,是修正主义的路。对某些人来说,这条路容易走,是舒舒服服的路。两条道路走哪一条,是革命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限。苏联过去也存在两条路列宁的路和赫鲁晓夫的路,赫鲁晓夫违背了列宁的路。有些人是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但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到一定时期就象宿鸟投林一样,抢班,搞政变
    (二)要坚决跟毛主席走革命的道路,必须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走的是革命的路。毛主席提出的措施,战斗队工作队防止腐化堕落、群众路线、干部劳动、下连当兵、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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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高级建筑、五条标准、减薪、全民皆兵、保持晚节、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三反五反、整风、文化革命。贯彻这条路线就必须艰苫奋斗,就是备战的最好准备。一部分人忘记了主席的教导,讲排场,游山玩水,斗志衰退,有的傲气,对上顶,对下压,对同级不团结,搞独立王国,军队上领导的人要好好地整顿。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保持晚节。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会可贵呢?如老就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作害人的事。又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同志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葆革命青春。
    (三)坚决拥护毛主席,就要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付主席为榜样。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
    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裝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行。林付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付主席对毛主席思想体会最深。林总说:“我只有拼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的天才,相信毛主席的英明,相信毛主席的智慧。”林总这样以身作则是我们全党全军每个同志的榜样,只有象林付主席那样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拥护毛主席。林总是贯彻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林总学得狠,我们要大吃一惊的觉得我们落后了。再不学习就要被抛弃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陈伯达对国防部大楼前军事院校造反派的书面讲话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张春桥插:讲道理吗?造反有理,讲道理嘛。)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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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麽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麽事情可以一个一个地谈清楚,有什麽委屈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後,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一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十一月八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肖华主任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首先我代表总政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林副主席今天有点感冒,他让我代表他向你们问好!
    这次同志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是同志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今天周总理、陶铸同志、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来接见同志们,这是对同志们莫大的关怀和鼓舞。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掀起新的高潮!
    现在请陈毅副主席向同志们讲话。陈毅副主席讲话亲爱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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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借此机会讲几句话,提供军事院校全体同志参考。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是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的最大光荣。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七亿人口的伟大国家的模范。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是一个革命化的部队,这个部队是久经考验,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它是能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解放军最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不怕苫不怕死,是对敌人非常恨,对自己人,对同志非常和气的部队。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得不对
    我每天接待许多外宾,他们都称赞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很伟大的,有陆海空×××万,还可以组织起一亿多民兵,还有几千万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後备队。我强调一下,其它单位可以乱,但是人民解放军不行;其它单位没有秩序没关系,解放军不能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准备,随时准备打仗,一声令下,就上前线!我们要随时准备与美帝国主义实行武斗。解放军要有很好的秩序,要有组织,有纪律。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要有公有观念,共产主义的集体观念。把集体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我”字当头,要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每一个同志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人的什麽都可以牺牲,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就是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不能牺牲阶级的利益。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破掉“私”字。我今天讲的不知对不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我今天在这里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弄不好就要岀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找我澄清问题嘛!如果“我”字当头,我就不来讲了。我今天讲话不怕大家批评,批判
    我们完全欢迎你们搞路线斗争,而且十分必要。在文化革命中要处处注意起模范作用,不要乱斗,不要跟着他们那样去闹,那样闹,我是不赞成的。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毛主席是最会搞路线斗争的,他是我们的先生。林副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他也是最会作路线斗争,也是我们的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要搞路线斗争,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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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在这中间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我参加过很多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在体育场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搞路线斗竽,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毛主席搞路线斗争几十年,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参加路线斗争,做得很正确,也为我们党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还不错,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这种心情不是"後悔″二字所能表达出来的。为什麽当年要犯那样的错误呢?为什麽会迷失方向,乱斗一气?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两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是你们会不会有这么百分之一是搞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前几天我在天安门上和毛主席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是用毛主席这个大招牌来压你们,我对毛主席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搞路线斗争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会不会搞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教他们搞?”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仝赞同,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学会了搞路线斗争,这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擦也是有好处的。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比我们学得好,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毛主席语录>你们背得很多,刚才读语录,我们老眼昏花,刚刚翻到你们就读完了。
    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麽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
    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大局。毛主席几十年搞路线斗争就是顾大局,不是为什麽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什麽狭小的事,芝麻大的事。毛主席多年搞路线斗争成功的经验就是顾全大局。什麽是大局呢?就是要顾中国革命的大局,世界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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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为了大局,全局,牺牲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我就没学好这点。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热烈鼓掌,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不怪年轻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比中南海会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二七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三十九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不要小道理管大道理。小单位受到压制,受了打击,完全有理由到国务院,中南海申诉告状,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支持,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红军革命时代,在江西苏区井冈山那十年,我有机会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但是学主席思想学得不好,犯过错误,不如林副主席,想起来很惭愧。毛主席那时受打击,受排挤,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我亲眼所见但毛主席就是沉得住气。毛主席就是顾大局,沉得住气,有时候讲话,有时候不讲话。你们贴大字报,冤枉很大,还有毛主席的冤枉大吗?你们要顾大局,要有好的修养,学毛主席,林彪同志,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问题成熟了再解决,有的同志受了打击,冤枉,谁受的委屈有毛主席的多?哪一个也没有!搞路线斗争,不要报复,“你整老子,老子就要整你!”你斗我四十八天,我斗你四十九天,比你多一天;你骂我十句,我骂你十一句,什麼“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麽意思!他们受委屈,当然要讲清楚道理这不能让同志们忍让,折衷,来个“温良恭俭让”。但讲清道理以后,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要帮助同志纠正错误,不能搞报复,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针锋相对,这是对敌斗争的一套,不能用来对待同志,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这个中央委员会里面有很多是反对过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但毛主席还团结他们,和他们合作,这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气量很大,不计较小事。毛主席的胸怀比海还要大,什麼都装得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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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路线斗争,要讲清道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要顾大局,讲策略,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要有伟大的气魄,伟大的胸怀。
    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麼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哪个人有多大错误就算多大,要正确衡量,不能超过限度,超过了界限就犯错误。我过去搞过过火斗争,就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工作组的错误是包办代替,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彻底批判,这没问题。调转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付工作组,要帮助工作组改正错误,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方法去帮助工作组改正错误。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就必然适得其反,错上加错,这是关键。
    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是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我犯过许多错误,有过右的错误,有过"左"的错误,也有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讲到路线斗争,我有很多要讲的,那种犯过右的错误的心情我也能反映,那种犯过"左"的错误的心情我也能反映,那种折衷主义的心情我也能反映,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正确路线斗争的心情我也能反映。第一种是右,不斗;第二种是"左",斗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糊浆糊,合稀泥;第四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我都有体会。
    解放军是全国的模范,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要做全国的模范,要做路线斗争的模范。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伟大指示,很好的体会,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
    祝同志们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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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副主席讲话同志们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军的文化大革命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一片大好形势,让我们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联中,军队院校学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是提倡革命大串联的,在革命串联中,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向工农学习,向首都院校学习,使自己得到锻炼提髙,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种更大更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
    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林副主席号召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搞好纪律,一定要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自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革命串联工作搞好
    为了搞好革命串联,我向大家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关于革命大串联的十点倡
    议
    ,毛主席著作是革命的教科书,是我们进行革命串联工作的最高指示,我要随身带,随时学,常常学,活学活用,真正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每个战士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革命战士无限热爱,无限信赖,无限崇拜无限忠实於毛主席,每个串联队伍中要以毛主席为前导,手捧毛主席象前进。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对解放军的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最大希望。每个串联的学生应身穿着军装,突岀政治,发扬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纪律,只能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四,军队一定要搞好群众关系。我们的同志们无论什麼情况下,都要与群众相结合,虚心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学习,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态度热情,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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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造反和"炮打司令部"不参加抄家和游行活动等。
    六,不要探听军队的军事机密,泄漏军事秘密,外岀时不要携带机密文件和武器。
    七,发扬军队艰苦朴素的作风,不铺张浪费,不特殊化,不进高级饭店,不喝酒,不游山玩水,不买土产,不向接待单位提出任何特殊要求
    八,一定要带被服,不住旅馆,不单独行动,这样既安全又节约
    九,要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宣传队的好传统,边串联,边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做好事。
    十,一切革命队伍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一起进行外出革命串联的同志要时时学习主席著作,时刻记住主席教导,处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加强团结,搞好革命串联活动。相互间以同志相称,最好不要称呼职务。
    我们认为这个倡议很好,如果能做到,就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串联仼务,做岀好样子。当然这是一个单位的倡议,希望大家发扬这种精神,不断总结经验,把串联搞好。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好革命串联,不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徐向前副主席讲话同学们,同志
    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问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军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林副主席,军委总政的领导下,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你们充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我们表示热烈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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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自从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开展四好连队运动,使我军在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战斗力也增强了。在全民中具有很大的威望,全国人民都向解放军学习。在(外国)兄弟部队中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实行的大民主,这主要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还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又有一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因此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任务最近,世界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在开会,都是在开反华会议,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越南以炸诱和,瓦解革命力量。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非常仇视,它们对红卫兵的成长也是非常害怕的,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也使它们害怕得发抖。它们越害怕当然也就越仇视,它们在加紧联合反华的活动,它们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美帝国主义是针对我们的,修正主义也在我们边界上调集部队,常常在边界上闹事,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三军必须保持严密警惕,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行动起来投入战斗。所以,我们开始,师以下单位要搞正面教育,狠抓毛著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领导机关,各军种、兵种对祖国安全,对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方面,他们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方面还要保持警惕,保证战斗指挥,一刻不断,如果敌人突然袭击那是不得了的。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耐心的做思想工作。
    同学们,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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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麽得了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和军委总政的指示,一定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好样子,不要做坏样子,不要做有损于解放军荣誉的事。当然年轻,在运动中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不来责怪大家,我们没有很好地诱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叶剑英副主席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现在在座的都是院校的学员、教师和工作人员。这几年,我在院校部工作去年搞院校整风,知道一些情况。去年×个学院进行了整风,整了一些领导,整了一些行政干部和教师的不良作风。整风没有搞好,但是不是一点没有成效,而是没有根本地彻底地把院校的许多方面扭转过来。我要负责,向同志们检讨。今後要利用文化革命这个运动,把院校的斗批改彻底搞好。因为军队院校是培养干部的,是培养基层政治,技术干部的,是培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要好好考虑这句话。主席教导全党全军的话很多,而这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提出来的。什麽是国家大事?关系到我们全国人民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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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最大利益,长远利益的事情就叫国家大事。具体地讲,对外要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向全世界最大的,唯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进攻。它们正准备各种力量,寻找更好的时机,向我们突然进攻。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逐步升级,军队已经增加到三、四十万人了。苏修也来帮忙,它们一个正面进攻,一个侧面进攻,苏修在加紧控制越南,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而且从实力上进行控制,配合美帝国主义的正面进攻,玩弄更大的阴谋。苏联正准备派军队进驻越南。其它几个东欧国家也准备派,搞所胃“联合行动”,这是从实力上控制,要在越南打大仗,象彭德怀一样,搞百团大战。这是在消灭越南人民的生命。等将越南人民的力量消耗完了就搞南北瓜分美国控制南方,苏联控制北方,美苏各占一方,作为它们的势力范围,然後进攻我国……在越南问题上,这是瓜分论、失败论、亡国论,是调和论。美苏还达成妥协,搞联合行动战略东移。苏修以将军队拖到中苏边界,现已二十六万了,正在搞摩擦。印度国内那个破样子,也在加紧反华。这个形势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丧失这种警惕性,就会犯大错误,错误的最后结果就是亡国。所谓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看到敌人。当然,敌人想是想,敢不敢做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要作准备。我国导弹核武器实验成功,这对敌人是很大的打击。同志们要关心这个大事。外国的敌人总想消灭我们,中国被消灭了,资本主义就要在世界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这是最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关心这个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开好基础。如果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了党中央及各级领导地位,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慢慢地,悄悄地把我国引入资本主义。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变色也就是亡国,就是亡了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管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大家都要关心。在这几年和平建设中,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尤其是这几年大学毛主席著作,政治水平,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这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着一小撮人,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养尊处优,不革命了,倒退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打倒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他们把持了政权,我们国家就要改变颜色,白色恐怖就会重来。文化大革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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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对内可以保证我国不变颜色;另一方面教育青年一代,使青年动员起来,革命化起来,战斗化起来。我们国家大事,人人都要关心。首先自己要弄清,将来做基层干部时,才能真正掌握这点精神,教育好战士。
    这次会议,同志们贴出了许多标语,从同志们的标语中可以看出两个方面:这廿七条总的精神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正确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完全拥护,完全支持。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在运动中间,为了贯彻达到打倒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的目的,在进行斗争中,由于某些院校,机关没搞好,在领导运动中,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错误缺点,主要是一些领导对这次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些单位发生了压制民主,围攻左派,打击群众的严重错误,严重违背十六条,发生了路线错误。军委和总政对这些错误前前後後及时地进行批评和制止,因此发出了《紧急指示》,平反,保护少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群众中的影响要进行批判,因为只有彻底进行批判,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提高政策水平,一步一步走上正轨。特别是在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做了最坚决的反抗,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完仝赞扬你们的硬骨头精神。你们顶得住冲击。但是要注意,任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同志们,有些机关……应指出,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错误带来的後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特別是领导人,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错误方面去了。
    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麽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
    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
    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
    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
    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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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尤其是外地来的,参军以来没有见到过毛主席,这种心情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是很应该的,没有这种想像,就不是我们的战士。毛主席也很想见你们,因为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可是你们要知道,毛主席的安全是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有百分之一的危险也不得了还有,毛主席的精力很好,他可以领导我们一直完成世界革命,我们是有信心的同志们见过毛主席没有?(答:见到了)见到了还要见,有的人已经见到八、九次了。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说穿了,你们就是第一想见,第二想多见几次,第
    三见到的还想看清楚。要求多见几次都是革命的,更革命的是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健康。你们要看毛主席重要,但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比见毛主席更重要。你们要理解主席的心情,毛主席最殷切地期望你青年战斗化,革命化起来,未来的担子要你们来承担。你们不要以为毛主席怕见你们呀,毛主席很想见你们,他在天安门上着急得很,你们知道,毛主席想见你们到什麽程度吧?他要挤到几十万人的群众中去,我们这些保卫工作的人再三劝阻,他还是挤到群众中去了。你们要对毛主席负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把毛主席累坏了,这是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
    你们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将来不仅可以见到毛主席,还可能和毛主席在条战线战斗。要求不要过份,过份了也不好
    还有,开会前要把与会有关的主席语录集体朗诵,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它就会成为全国长期运用的形式,这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长江後浪推前浪,主席说,现在要看新戏了,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青年教育老年嘛!
    你们不仅学了,而且做了。但是我要奉劝我们的同志们一句:要用!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用来指导行动,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不能象读耶苏<圣经>那样光是背,象读<孔子>,<孟子>那样死记,亳无用处。我赞扬同学们背林副主席说,有的警句要背熟;更赞扬的是要把每句,每个思想运用到行动中去,不要成教条主义。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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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
    现在,各军区的负责同志都到北京来开会。在师以下的单位要很抓主席思想教育,团,营,连,排要很抓社会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也要很抓战备。
    外国是很赞扬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东西。现在红卫兵跑到越南,在非洲也出现了,在日木,拉丁美洲都有……,全世界都在学
    红卫兵是毛主席抚育成长的革命青年一代,是敢想敢干的一代,是首先起来接受毛泽东思想的一代。交接班不是接什麽职,不是交接地位,而是交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我们青年应更好地培养成我军的基层干部,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任务。院校同志应学习地方上红卫兵的闯劲,学习他们的思想,主要的任务还是回到你们学院搞好斗批改,斗当权派,批反动"权威",改不好的学制,反动的教材。从而使我军院校一定成为亦工亦农亦军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出来是学习革命的,不是玩的,有少数人出来就不大听话了,有的人到上海住高级旅馆,有的住资本家家里。有我们解放军坐火车,位子没满就关门红卫兵叫开门,他们也不开,结果红卫兵打碎窗子混进来。红卫兵说:“这种解放军,我们不能学。”不如红卫兵,连中学生都不如。希望这些同志自己批评自己,改正过来,真正成为红卫兵的榜样。
    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对这件事很愤慨。毛主席说“通过批评达到团结”,“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有的首长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脏病,还是硬拉着走。这种人没有阶级感情,这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被敌人利用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要求到总部看大字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大字报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你们要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干涉机关文化大革命,要相信他们那儿有他们的领导,他们那儿有群众,他们能把自己的运动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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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是有方向的,不是乱斗的。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解放军报>是军委,总政的机关报,是代表军队说话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去年毛主席说:<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解放军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起了作用的。有意见可以提。你们要关心它,拥护它,支持它,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捣毁它。报社是机密机关,是保护单位之一,是要保卫的。林晶主席说,要把<解放军报>办得好上加好。
    我们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军委,总政的领导下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院校是培养干部的,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今天我提到只是个别人,我这里有他的名字,就不在这里点他的名了。他们听了我的话,可能是要反感的,甚至是要报复的。但我相信,在这儿的几万师生是可以理解的。
    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让我代表军委及总部的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学生教老师,儿子教老子,教爷爷,青年教老年,这是对的。但还有一条呢!是青年教育青年,多数教育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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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同志们,我向你们学习,共同学习两段语录,呼几个口号,作为我们大会的结束。(读语录……读到第十七页第二段时讲)这种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要找出问题的原因)有说服力的,(应摆出事实来)而不应是粗暴的,(不是武斗,解放军打解放军从来没有,红卫兵要笑我们)官僚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学们、同志
    肖主任让我讲话,上次都讲了,没有多少新东西讲。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歌舞团提出你们受了压抑,继续奋斗,你们十六人来到北京告状。你们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热烈鼓掌)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见到场面上的标语,提出陈毅、叶剑英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批判。批判院校的反动思想,首先要批判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西医大红色造反中队提出,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给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新的障碍
    兽医大提出廿条,太多了,不能念。其中有两条要求上次讲李基才的话作废质问我们,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他们又递了一个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
    我谢谢你们有“敬”有“爱”,你们要求给李基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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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你们提的这些问题,要认真地答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让我们认真地思虑吧!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谁说的?(众答: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谁说的?(众答:也是毛主
    席的教导)大家答的对,我考考你们。
    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千多万革命师生,有些工农兵可能会有些意见,为什么主席不接见我们,说起来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不是主席有些偏心。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生是没有一定的职业的,学生的发展前途,有可能是工人,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兵,也可能作其它职业。学生是工农兵的苗子,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苗子培养好了,这是个头等重要的大事情。
    同志们,我们军队院校和地方有些不同,现在你们已经是炮兵、工兵、装甲兵、步兵,将来都是军队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不好的我们就要洗刷!是不能当苗子的。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竞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象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如果不管,就不是共产党员,就不是党的干部。希望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改正错误。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对那些受了蒙蔽的人,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可以继续革命的,活多少年革命多少年,活五十年革命五十年,活一百年革命一百年。希望同志们很快回到原单位去,集中精力,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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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剑英同志讲话
    )关于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过去我们的斗争是靠武装斗竽。不是靠会议多数。多年战争曲折困难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只是开始不是终结。正如毛主席说的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是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后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农村、城市是经济革命。因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把长期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把意识形态上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来。这比政治经济上的革命困难得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没有解决,所不能解决的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所服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思想的大革命。全国解放
    后,我们包下来了。五百多万知识分子教育界有三百万人。在大、中、小学校中每天向我们青年灌输旧思想,他俩是爱国的,但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我们的青年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动员,最好的战备,最好的交班。打仗要
    靠青年人,文化革命提髙了他们的觉悟,打起仗来就不怕了,这是大交班,把毛泽东思想交给青年工、农、学。青年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有把握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保征了我们党内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出了他们也不客气。红卫兵对我们老干部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这些人到部队来也是好的,战士的觉悟高了,战斗力就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变成修正主义是不大可能了,一着棋可管几步。毛主席好像高明的棋手,下一着棋可管好几步。文化革命一搞,反帝反修动员群众,解决世界几十年的问题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诚的拥护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认真学冫林副主席。
    坚决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判断大是大非之界限。八届十一中
    全会确定了毛主席的四个“伟大”。战争对每个干部是考验,和平对每个干部也是考验。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也是考验,十七年来考验了我们所有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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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跟毛主席跟得很紧,但是也有少数人过不了关。一条是毛主席的路,条是资本主义的路。毛主席的路是革命的路,是长征的路,也是艰苫的路,但他是前途最光明的康庄大道。毛主席的路要劳动、要学习、要减薪、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要继续艰苫奋斗,勇敢牺牲,要不断进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一句话就是要继续革命的道路,对个人来说是艰苦牺牲,对全人类来说是进步,是幸福这条路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也是最艰苦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劳动,不学习,吃的好,穿的好,拿高薪,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路,是花天酒地,官作老爷的路,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路,一句话就是不是革命的路,是修正主义的路。对某些人来说,这条路容易走,是舒舒服服的路。两条道路走哪一条,是革命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苏联过去也存在两条路:列宁的路和赫鲁晓夫的路。赫鲁晓夫违背了列宁的路。有些人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但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到一定时期就像宿鸟投林一样,抢班搞政策。
    、要坚决跟毛主席走革命的道路,必须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走的是革命的路,毛主席提出的措施:战斗队、工作队、防止腐化堕落,群众路线,干部劳动,下连当兵,四清,不修高级建筑,五条标准,减薪,全民皆兵,保持晚节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三反、五反、整风、文化革命。贯彻这条路线就必须艰苦奋斗,就是备战的最好的准备。一部分人忘了主席的教导,讲排场,游山玩水,斗志衰退,有的傲气,对上顶,对下压。对同级不团结,搞独立王国。军以上领导的人要好好地整顿。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保持晚节,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老就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又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同志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葆革命青春
    、坚决拥护毛主席就要认真学习林付主席。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以林付主席为榜样。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够。林付主席就是我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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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岀政治,突岀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岀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付主席对毛主席思想体会最深。林总说“我只有拼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的天才,相信毛主席的英明,相信毛主席的智
    林总这样以身作则,是我们全党全军每一个同志的榜样,只有向林付主席那样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拥护毛主席。林总是贯彻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林总学得狠,我们要大吃一惊的,觉得我们落后了。再不学习就要被抛弃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肖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政治部肖华主任的讲话同学们、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总政治部,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热烈欢迎大家。在这里我还要转达林彪副主席对同志们的问候。
    同志们从全国各地到首都北京,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最大的幸福。今天周恩来总理、陈毅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等各位同志除了接见,军委陈毅副主席还要向同志们讲话,这是对同志们莫大的关怀和鼓舞。希望同志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把军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使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学校在思想革命化,在组织军事化方面获得更新的成就。
    陈毅同志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周总理到这里来看望大家,绕场一周之后,周总理走了。肖华同志让我来讲话,讲什么呀?没有准备。
    首先向大家问好!我向大家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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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指示。你们到北京来和还留在北京的同学们,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究竞在什么地方?到什么样的底?我们今天就摸这个底。有些同志有思想准备,就有底;有些同志没底,逐步升级嘛!没有底,不要对我的话起反感,耐心地听一听有好处。
    底,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搞好,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是底。到了共产主义,是否要几十年、几百年,这很难说。全世界到共产主义,是新的高级形式,我们要奋斗。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底,但也要有条件。共产主义解决了,人民要求更高的组织形式又会出现。那是,人还要继续奋斗。所以,我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是什么呢?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旧社会基础完全打垮,把社会主义完全建设起来,这就是底。这是可能的,可以做到的。超过这个条件就是空想,就没有底。没有底,干革命就要犯错误。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
    近两个星期,我两次陪毛主席接见外宾,一次是几内亚外宾,一次是赞比亚副总统。两次毛主席都讲:“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旧的教育制度,可能有所触动,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也可能触动不多。”我介绍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的讲话,是真实的,不是假造的。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亲自讲的。毛主席说要把旧的文化教育制度触动一下,起个根本改变,究竞效果怎样,很难说,还要看一个时候,才能看得很清楚。这个讲话有些同志听了不过瘾,我两次听了觉得很过瘾,对我思想有提高。因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最革命的、最高级的想法。用红卫兵的话说,就是最最最……最革命的。要办得到嘛,办不到怎么行啊!作战计划,办的到才行嘛,办不到,有什么用!指挥官的计划是空的,有啥意思呢?同志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几内亚、赞比亚外宾称赞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说回去也要照办,也要组织红卫兵,讲了很多好话。但毛主席讲,我们能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中小学的旧教育制度,有所触动,有所改革就不错了。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放假闹革命,停课到明年五月、七月,至迟到九月就要复课。在这个时期,能把旧教育制度有个改革,就顶了不起了。也许我是机会主义的了解,我是保守派。但我了解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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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解决,是不可能的。也许我这个了解是错误的,可以批判,但是我的了解是有道理的。今天到会的有几十个院校,三万多人。三万多人的问题都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可以吗?我看不行。满足三万人每个人的要求,几十个单位的问题都解决,也不行。我们说,把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是可能的。我们大家思想致,比较集中地把根本问题加以解决。
    军事院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院校之间的关系、革命师生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原则加以改进,实行院校革命化、教育制度革命化、思想革命化,这个问题解决了,几万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几十个单位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并不是降低你们的要求,不是泼冷水。我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们有不少领导同志就喜欢颂扬,不爱听不同意见,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我看活该!要听不同意见,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要跟反对自己的人合作,要有宽宏雅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那天讲话(十一月十三日)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军事院校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政治,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提高战斗力。过去我们这一套是继承苏联修正主义的,国民党旧社会的,我们有些创造,但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地方上的院校更是继承了国民党的一套、苏联的一套,我们要推翻这些,建设中国的一套,为全世界树立榜样,全中国要为全世界树立榜样,为世世代代打下基础。军事院校要为全国树立榜样,全中国要为仝世界树立榜样,这是个伟大的创举。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想这个问题了,揪住工作组不放,把根本问题忘记了,说句错话,办件错事,都揪住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很多精力,浪费很多时间。毛主席说:“有所触动”,难道毛主席比我们水平还低吗?
    同志们不可轻敌,这个敌人是强大的、厉害的,国民党、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最大的敌人,你们青年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老辈挣扎出来了,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完完全全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在这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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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给子孙万代打基础。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一斗、二批、三改,但现在有些地方斗不起来,批不起来,改不起来。今天你们递了条了,给总理的,给叶剑英的,问题提得很多,但是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提问题可以,就是没有提到根本问题上来,没有提到“底”上。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打仗没有这样打的打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要有个次序嘛,不是一天就能把上海、南京、沈阳都吃掉,力量不可能嘛。
    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斗批改,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建立崭新的军事院校制度,使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加强中国和世界革命,解决几千年古今中外没有解决的问题。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地方解决地方的问题,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可以交流经验,但是不能抄袭。把大专院校的做法搬到工厂是危险的。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怎么能放假呢?一放假国民经济就瘫痪了,那怎么行呢?军事工厂能这样闹革命吗?有些军事院校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他们不懂得厉害。他们要去农村串联,如果农村停止生产
    一年歉收,整个国民生活就成问题了。工厂、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他们的搞法,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这个问题讲多了容易引起误会:陈老总又是那一套,又是定调子、划框框,東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误会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要解释,我讲的是有道理的。要承认有大框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你要承认这个大框框的,离开这个大框框搞无政府主义,那还行啊!还有一个大框框,不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上天了,还要回来的,不回来上哪去啊!我们要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遵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办事和框框是两回事
    别的我不敢讲,我没调査。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几万张大字报,很有意“滔天罪行”呀,“刽子手”呀,“罪魁祸首”呀,“没有好下场呀,”“挑动群众斗群众”呀,“一切严重后果你要负责”呀,“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呀,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并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问题,是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情况,要把真正的黑帮揪岀来,把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揪岀来,把牛鬼蛇神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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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建立很好的教育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可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
    现在这个斗争,有人担心,我也担心,我也不是怕,反正天塌不下来,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我担心的是,现在不去斗争黑帮,不去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揪住一些同志来斗,每个部斗部长每个单位斗单位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黑帮分子很舒服,没人去斗他,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我很耽心这样子文化革命就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主要应该斗黑帮,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人,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斗,要区别对待。
    我上次讲没有好多资格来讲话,以过去犯错误的老同志的身份,利用这个机会,来讲几句。我过去吃过亏,犯过错误,有点经验,介绍介绍很重要,有道理的。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面太大太宽。当年,我就犯了这个错误。同志们,所有军事院校的负责人都是黑帮,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要负同等责任,请同志们想一想,你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林副主席放在什么地方?把共产党放在什么地方?这就等于否认了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否认了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否认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黑帮有没有?有。有大有小,但是总归是少数。
    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有大有小,也是少数。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共同对敌,这样不会伤害好人
    再就是路线问题了,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干部中是少数,在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数。根据陈伯达同志讲话,要分清提出者和执行者,自觉执行和不自觉执行,程度轻重,改的快慢,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这样分析非常之好,非常必要。如果不这样科学分析,把局势扩大了,就会打不到要害,就会打错了对象。我年轻时代犯过两次错误,就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了,简单化了。扩大化,所有人都是机会主义,斗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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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想用简单的办法把思想问题解决。第一次检査,不深刻,不接触思想;第次检査,不老实;第三次检査,不触及灵魂;第四次检査,耍阴谋;一再检査,死了也过不了关。过去还搞武斗,要坐班房,要枪毙的。我们过去就犯过这个错误。感谢毛主席,毛主席就不赞成扩大化、简单化,毛主席指出要分析、要区分主要和次要;是认识问题,还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问题,还是生活问题。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共同对敌。毛主席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黑帮和犯了严重错误的是极少数。按这个标准搞,路线斗争才可以正确地、胜利地进行,不至于伤好人,才能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今天听我讲话的同志,你们单位我没去过,情况怎么样,我不敢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我去过一些学校,见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打到真正敌人,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这样讲,听起来不舒服,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路线斗争要分清敌我,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主要弄清思想,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对领导同志可以作路线斗争,斗争以后仍然在他领导下好好工作,这是马列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主要的是要顾大局识大体。毛主席顾大局识大体,领导同志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和艰险,取得中国革命胜利。顾大局识大体就不能计较小事,不要抓住芝麻,丢了西瓜。毛主席还有一个好处,他被别人赶下台,能沉住气,等时局变了,他再上台,跟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合作。他不报复,冤家对头,分外眼红,个钉子一个眼,他不是这样,有伟大领袖气量,我们不可及,但可以学。你们年青小伙子,才廿几岁,干革命起码还要干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我们不行了,我今年六十六岁,时间不长了,最多还能干廿年,你们还有几十年。你们要有这个准备。你们要知道,吃得了亏能识大体人能有好下场的;吃不得亏爱讨便宜,斤斤计较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这种人我见的多,这是老实话,如果你们没听过,教员没有给你们讲过,这是不对的,要将他的军,贴他的大字报,为什么不给你们讲?人民解放军是顾大局的。在战争时,撤退中要首先掩护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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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掩护人民群众。在战场上,要保护同志,关键时刻上得去,牺牲自己,保存同志,不推诿。象雷锋,王杰这样的人物,是识大体的,能吃亏把好事让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是不是你这个陈老总讲话是个大阴谋,不让我们讲话,封我们的嘴?你们不要这样误会,你们的嘴我封不住,你们要写大字报,我制不住但是讲这样一个问题有好处。
    另外,看到损坏党的利益不讲话,采取自由主义;看到牛鬼蛇神、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不敢斗。这样的人,没有造反精神,不能当解放军,也不能当干部。必须反对错误思想,必须反对黑帮,必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反对牛鬼蛇神,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真正有革命造反精神。我们看到很多青年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我们得到很大鼓舞和安慰,感到后继有人了。要鼓励革命造反精神,要加这个温,要鼓这个劲。怎么鼓法?就是要提到毛泽东思想新的阶段,新的水平,提高政治水平,不能降低这个水平。争吵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事,不好。要把革命造反精神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大家这样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是不可能的,美帝国主义来了,也能消灭它。在路线斗争中要敢于胜利,打中要害,帮助同志,锻炼自己
    我经常和同志交换意见。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搞了原子弹,工农业生产不错,很多尖端技术得到解决。今年五月以前,形势也不错。有的人提出,既然形势这么好,搞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影响生产,那么没秩序,学生不好管许多人伤了感情,多数派和少数派吵架,相见仇视。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要严厉批评。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大字报贴出来了,各种言论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确实有些方面有些不好,但是也说明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和今年五月以前的那种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问题真正暴露岀来了,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岀来了。通过这个“乱”,达到真正的治。我们就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过去不牢靠,今天经过斗争,就真正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个决心,敢于放假闹革命,敢于成立红卫兵,敢于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敢于让革命群众在中南海附近贴大字报,敢于让各种思潮上街,中南海北门、西门、王府井、天安门贴的大字报最多。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量,敢于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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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赞成革命造反精神,我是老造反的,现在革命中间有我一份。现在要把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新的水平。
    我讲这话可能有错,可能有片面性,欢迎大家批评。可能批判我,我要出席批判会,可以,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还很难说
    今天讲话,基本精神和上次一样,我不希望每句话都讲对,有百分之六、七
    十对了,就行了。
    你们写标语要见毛主席,昨天人大会堂开会,也有人喊要见毛主席,前天开会也是这样。当然,大家要见毛主席是很正当的,应该的,可以转达。但要看机会,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接见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准备暂时不接见了,明年四月再接见。你们的要求可以转达,但接见要等一等。你们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都要关心毛主席的健康。见到毛主席可以永远纪念。毛主席健康很重要,七亿人民都要见怎么办?外交战线我是把这个口子的,客人下飞机就提这个问题。有的说见见五分钟就行,我只好答复“毛主席很忙。”有的安排见了,握了手,一两天不洗,用另一只手洗脸,说要把握过的手带回去没安排接见的,走的时候总是表示遗憾。我说“不要紧,以后再安排。”你认为正当的,但还要有条件。一系列问题,首先要集中解决最主要的
    今天讲话有不妥当的地方,诚恳接受大家批评。上次讲话有过头的,有些话当时可以不讲。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经常纠正。
    刘志坚同志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我代表军委向大家问好,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这次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陈毅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上次讲话(指十月十三日),多数同志拥护。今天到会的主要是各军区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
    几天前你们受到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检阅,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鼓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你们很高兴,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相信群众,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共八次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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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毛主席的身体很好,很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也很健康,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只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前形势很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遭破产,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大民主,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军队也是大好形势。十月五日以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广大同志表现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攴持这种崇髙精神,保持和发扬这种精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林彪同志号召军队作出好样子。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军队。在林彪同志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实行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荣誉,我们一定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作好样子。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有保卫国家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这是光荣的。
    现在美苏联合行动,拼命反华,他们害怕,想消灭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大意,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各军种、兵种………都担负国家安全和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我们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另外,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和修正主义的进攻
    我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照顾到这些领导干部的任务,照顾他们的工作,保证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实施部队指挥。军队院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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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总结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检査,打一仗进一步。我们广大革命师生大方向是正确的。都是同志,大多数是好的,但是,肯定也有少数单位部分同志违背林副主席“做好样子”的指示,使运动不能健康发展。当然在运动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要按最高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已教育自己,总结思想,政策水平提髙了是很好的。既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又要模范地遵守政策,作好样子,使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树立好榜样。两个月来军队中多数进行串联,主要来到北京,国庆前后到最近已有十万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广大革命师生对毛主席更加热爱、忠诚,又学习了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高了认识,鼓舞了斗志,广大革命师生给总部各军种兵种领导机关提了宝贵意见,对领导机关干部的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对自己的缺点,更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检查改正。
    紧急指示下达已两个月了,现在大部分已外出串联了,有的院校斗批改还没开始,或者搞了一段又停下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十六条中所讲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串联和调査的目的,也是为了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否则不可能改变面貌
    最近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明年春暖,各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一律停止乘车来北京串联。因此希望我们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抓紧这段时间进行木单位的斗批改。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和智慧,按照十
    六条,坚持斗争大方向,贯彻十六条和有关指示,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真正斗好批好,要下一番功夫。要依靠本单位的群众,他们最了解情况,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杈。相信冋志们能完成这个光荣、伟大、艰巨的任务。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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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副主席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肖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
    (念完条子,念语录,略)
    仝国师生到北京有一千二百万,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希望。要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绝大部分要依靠青年。有些工人、农民、解放军说:“毛主席为什么不接见我们,只接见小娃娃,是不是偏心。”这是不正确的。必须了解青年学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今天他们不是工农兵,将来不是兵,就是工,就是农,所以全国学生都是工农兵的苗子。要想工农兵长得好就要培养好苗子。若不好,就经不起风,受不起霜,如果苗子养好了,这是基本功,首要的工作,将来无论做工、农、兵,都比我们好。毛主席以最大热情来接见学生,就是能够用他们来扫切旧的东西,把他们培养成不受旧影响的人,国家就不变颜色了,这是长远的工作
    军队院校学生与地方院校学生不同,已经不是步兵、炮兵、工兵、海军、陆兵了,更加有目的性。国家专门拿出财力、物力培养干部,毕业后就到所学专业的岗位上去了。学校培养出来的好坏,这不是个人问题,直接关系到专政的工具国家政权。你们不是一般学生,所以不容许军队学生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和军队光荣传统。如果放任了这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负责。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过来,红卫兵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有些人在上海要吃好的,住高级旅馆,坐小汽车(听不清楚)。但是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有一个山西的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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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来到北京,你们在前面冲,他在后面指手划脚,暗地指挥,我们要追査,他是跑不了。这些人有的父亲是黑帮、有的一家在台湾,我们不能看着你们掉下去啊!所以绝大多数的同志不要接受他们的欺骗,赶紧回头。同学们,还是按毛主席的去办,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决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挽救一个同志,个青年,要苦口婆心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你们应该回去搞斗、批、改,要把学校办好,提高政治觉悟。成为具有毛泽东思想的干部,为部队服务。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叶剑英等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叶副主席来到之后,听到刘志坚副主任说有人围攻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基才同志的情况时说:“就怕多数派围攻你,结果还是围攻了一下吧!”
    叶剑英副主席讲话
    我想讲一讲你们兽医大学的情况。你们兽医大学也是国民党那个老摊摊,你们回去应该好好造一造、斗一斗。二医大也是国民党的老摊摊,也应该好好造造、斗一斗,把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权威”斗倒、斗臭。过去全军××多个院校搞了一年多整风,结果搞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应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別是发扬你们少数派的造反精神,好好把兽医大学,把全军Ⅹ×个院校好好造一造,造成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要花很大的劲儿。怎样搞好呢?要集中全校的革命力量。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八十七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来。你们有几个组织?(答:六十多个组织)这还了得。多数派中有左派,少数派绝大多数是左派。现在你们要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尽量团结大多数,孤立极端反动的右派。你们少数派要去团结多数派,是把多数派团结过来,并不是把你们少数派团结过去。斗批改搞得好不好,就决定于你们左派队伍的壮大。现在左派是敢于斗争,不大善于斗争。毛主席讲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敢,你们是好的,还要善于斗争。如果不善于斗争,你们能干个屁!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井岗山时,力量很小,但是还敢于和蒋介石斗,而且善于和蒋介石斗。毛主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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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主席的战略战术要很好地应用,不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不敢不行,不善也不行。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时候,力量虽然小,但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斗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这样,也要应用策略,运用策略,要閉结群众,团结大多数,壮大左派队伍。如果你们长期处于少数那还行?不能永远处于少数。不讲究策略,光敢还是不行,同时还要善。在江西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打一仗,壮大一次,不断打,不断壮大。淮海战役后,壮大了,少数变成多数了。光干是不行的,没有广大的群众是不行的,光有共产党也不行,还得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说,共产党的组织要纯洁,但不是绝对的纯洁,也有左、中、右。我们就是支持左派。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指李基才)递那个条子想打击你。我们支持你们,就是你们左派敢于斗争,不善于斗争。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的劲儿扭转,我们准备还要召集代表座谈会。
    昨天,我们还开了个会,专门研究如何支持革命左派。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筋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罰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这样脱离群众,群众反对,这样发展不了队伍,左派队伍不能壮大,人家同情你敢干,但不敢加入。(指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做得还好。因为刚成立嘛!现在仝军军事院校被抄家的干部共×××家,下命令以后还抄了×××多家。哪个教员有反动言行,我们要批判,要抓罪证,但不能去砸他们的坛坛罐罐,你们把箱子砸了,还得给他们做一个。发下来的薪金买来的生活用品都不要抄。
    北京有八个艺术院校,少数造反派被压得很厉害,我和戚本禹同志一起去大力支持他们。那时我有个讲话,(代表说:我们都看过)我支持批判×××,但是现在看来做的过火了,他毕竟革命几十年了,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现在时间还不到。(笑声)
    十三日、二十九日我是从仝军出发,从最高峰岀发,这主要是根据林副主席讲的作好样子来讲的。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解放军打解放军世界上也没有过,这个东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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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批评,将来对继承人有很大影响。我们两次讲都是抓住这两件事,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国防部是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我不是不讲多数派不敢斗争,讲了他们会说,我们怎么不敢斗争?对多数派我们另外讲。多数派好象很注意策略,实际上是不敢。将来你们兽医大、二医大要有个冲劲,要带多数派,所以如果你们永远是少数,是斗不胜的。想法通过壮大你们左派队伍,把中间派争取过来,甚至把对立面消除,这样才能团结起力量把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才能集中力量搞斗批改
    这两天座谈一下,两万人不要开大会,开个代表会,代表多一些没关系,看
    二十个怎么样?主要讲一讲回去怎么搞的问题,你们看怎么样?(代表回答:我门很需要首长给我们作指示)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都是十三日会后有些不好的影响。(彭飞同志插话:这主要是有些人歪曲了首长的讲话)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廿九日大会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还要开次会议完全扭过来,这样使你们懂得策略。这个会就是要狠支持左派,支持少数造反派,同时要使多数派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联合起来干革命。当然也不要小野心家,我串联上三、四十个人,当个小领袖,象北大的八十七个组织那样,左派敢于斗争,但不善于斗争。我们以后还要狠支持左派,还要相信多数派中是有左派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叫他们和你们很好地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斗争的目标是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如××的女儿在哈军工,她加入了“八·八”红旗,和造反团搞得已经伤了感情,不要说革命同志,连友谊都没有了,长期下去,就不行。我们要大力开导,要他们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和国民党打仗打了十年,眼睛都打红了,但日本来了我们搞统一战线,把蒋介石放了打日本,逼他抗日。所以我们应该把斗争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敢于斗争是好的,还要善于斗争,要用少数左派去领导多数。用什么方法呢?当然不能自封,要敢于斗争,要用实际行动,这样他们才会过来。革命初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共产党员分开搞了一些盲目主义、冒险主义
    五天来一个暴动,杀死几个人,结果都失败
    了。后来主席指出了,才好了。那时只是认为破坏个工厂就是胜利,主席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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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反动群众,然后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取得胜利。印尼就不是这样,所以几十万人头落地。
    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
    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当然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实事求是。(代表们说:我们打算来七名代表,不至于这样突然)这方面得向你门作检讨,有时就对你们发火。(这时外面来电话,叶副主席接完电话后说)中央要开会,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们回去好好干,把兽医大学那个旧摊摊彻底打乱,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你们要总结串联的经验,整理汇报材料,你们回去就要变成领导力量了。我明年秋天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你们学校的新面貌。(代表们回答: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要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叶副主席与李基才同志互赠了语录,并分别给三个代表的语录题字留念。给李基才的:李基才同志留念。给董会瑜的: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给孙丕真的:同上。)
    刘志坚副主任讲话
    (刘副主任首先听三位代表汇报情况,当代表谈到冲国防部,中南海的问题时)
    恐怕有人设置圈套,叫你们钴,上了当。(当代表谈到李基才同志递条子的问题时)
    大家谈得都很好,认识都很好。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个条子应当一分为二敢想敢说的这种精神是好的,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想敢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两个会议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怎么搞好呢?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当时正赶上冲国防部
    (按:原稿可能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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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些火了,这样对你们有好处,爱护支持有两种过火的做法,一种是讲支持爱护的话,另一种是提出不足,提出批评,对过火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也是一种支持。表扬是支持,把错误的做法纠正过来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支持,目的是想使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沿着正确的道路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左派不断壮大,回去真正把斗批改搞好。当然批评比起那些鼓励的话来,总是忠言逆耳。对你的条子也要一分为二,敢想敢说是好的,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就是军队内部指挥上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但是,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这几年在林副主席的亲自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运动,大力突出政治。林副主席说,军队没跟反动路线跑,但有影响,具体某些学校就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了例如,测绘学员杨永田同志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被围攻,这是个很好的同志。《红旗》十四期社论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提出和执行的区别,有自觉执行和不自觉执行的区别,有执行轻重程度不同的区别,有坚持错误和愿意改正的区别。有路线错误不改就要批判嘛!提岀错误路线的,毛主席还要团结,执行错误路线的更要团结了
    主席讲,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人家干革命,允许人家改正。这时我党的
    传统。主席还经常用阿Q来教育大家,要允许人家干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阿Q正传》中赵大爷就不允许阿Q干革命。但我们党不是这样,王明在“七大”
    许多人不同意他留在党中央内,但主席说服了大家,团结他,现在王明还在国外。立三路线也是这样,但他现在还在党中央内。军队走的路,立三搞个“左”倾盲动,犯了路线错误,这和不革命,反革命不一样,在革命中这是走错路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这是很错误的,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行呢!我们就发现有些院校搞同学的材料,斗学生。有些学校分左、中、右,这是军队院校的老框框,要冲掉这些东西,中央发了文件,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又要他们平反,烧黑材料,但以后又发现新的群众斗群众,有的不敢拿出黑材料来,也是由于怕群众
    (代表插话:现在有人说那是抓活思想)那是胡说!我们靠群众,不靠那些东西
    (代表插话:我们上次回去搞黑材料,人家说是汇报的活思想,没有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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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你们回去商量好了,烧掉它,留着它干什么!我们有班务会,党团生活会进行互相帮助,你记那个干啥?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青年人,有时这样想,有时那样想,有了缺点错误改了就行了嘛!思想是慢慢发展的,大家一谈就行了,记那个干啥?
    (代表插话:二医大红纵×××同学被整了两木黑材料,是从保密室搜出来的,总后派到我校的记者,每天把各战斗组的活动情况用电话汇报给总后,在搜出的黑材料中,我们看到这些电话稿
    这些都算黑材料,整那个干啥?要烧掉它。我们相信群众是会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代表插话:我校过去整风,都是搞同学)
    整风不准整学员,文化大革命也不准整学员,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干部,他们对主席思想体会不好,上面跟不上主席思想,下面跟不上群众
    (代表插话:我校校长何济林问题很严重,他搞和平演变,我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都掌了权,搞了资产阶级专政。
    这就要靠你们改变这个面貌说你们学校有国民党少将,
    (代表插话:有,国民党校级军官更多了,他们把持教学大权,我们认为何济林已经够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够,够就斗嘛!
    (代表又讲了何济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罪行)
    你们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准备好了就斗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你们要尽快地选出文革委员会来,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搞斗批改,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赶跑,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代表插话:运动一开始,何济林就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说政治干部是跑龙套的。)
    你们拿一个是主席讲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一个是林副主席的三条标准衡量干部,该罢的就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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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插话:得罢他十几个)
    那就罢他十几个嘛!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把大家都团结起来。要有政治家的风度,这对你们要求是高啊!但要慢慢锻炼。陈老总用自己犯错误的亲身体会来教育大家,教你们学会怎么搞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风格很高啊!当然老总讲话没有稿,有的讲得不当,个别语言不要计较,个别语言可能不严密,不要计较。
    左派敢于斗争,但善于斗争不够。你们提出讲话中的一些问题,但有些人却歪曲大会,下边乱讲,这样做就不对。你们不要怕围攻,贴几张大字报也不要怕要坚强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说服他们,不要围攻少数。据我了解,李基才还是个好同志,是个五好学员,立场坚定,但是他们要贴大字报,贴就贴嘛!不要怕你提那个条件要求广播是不够对的。这个,叶副主席念了那个条子也只是解释。
    (代表插话:当时有人喊把李基才揪出来,打倒李基才!)那样喊就喊了,可以理解。
    (代表插话: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出于对军委的热爱,喊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少数人却不是这样。)
    军委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几位副主席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跟得很紧。你要求广播就错了,会后谈一谈就行了。广播了,别人就产生误解,就对你们有压力,所以我很担心,叶副主席也很担心。回来我就找他们(指各总部负责人)开会,我给他们讲了三点
    (一)领导干部,你们不要以为住在保护伞下,有错误还要继续欢迎群众批评,不要以为万事大吉。
    (二)另外你们要对多数派做工作,绝不能利用会议压制少数派。
    三)把幼儿园的儿童都召集来游行,我批评了他们。对少数派要鼓励他们敢于斗争,同时让他们要善于斗争
    列宁说,真理跨过了一步就变成谬论。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发生质变,水到零度就结成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如冲中南海、国防部就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好多人,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左派要特别注意讲政策,讲策略。今天叶副主席也说了,要讲政策,要打有准备之仗,打一仗胜一仗,打完以后总结经验,为什么打胜了?为什么打败了?我们机关也是这样,都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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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材料,然后批判,批判完了就开一次会,研究哪个材料准备不足?哪个说理斗争不够?总结完了再批判。军队文化大革命,机关、院校、部队、文艺团体,不同的单位用不同的方法来搞。(代表插话:有些青年干部参加我们学员的组织可以不可以?)你们选举可靠的教职员工发展组织嘛,当然可以。(代表插话:我们学校警卫战士都出去串联了)那你们学校处理的就不对了。他们应按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搞。(代表插话:我校一些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他们也成立了组织。)那当然不行,不让他们组织,造他的反。
    你们要宣传,提出你们的正确意见,宣传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意见。饭要一口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一个是藐视,另一个是重视,就是要把材料拿出来,非让他认罪不可,事实俱在嘛!善于斗争就是要不断调査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壮大队伍。你们要善于组织队伍,要集中力量打击问题最严重的。打击目标不要一下子提得过多,先打最坏的,打一个,胜一个。你们要把意见摆出来,人家推不翻的。沈阳军区文工团用四天的时间调査了不少材料,大家研究分析拿出东西来,这样非常有力,一打就胜。调査研究这是个细致的工作,搞批判不准备好不批,一批就把他搞臭,非叫他承认,不承认不行。有些人批了,只要改还可以干革命。还有些人就不要他了
    今天叶副主席接见你们,就是和你们谈谈心,让你们放心,不管他叫你们什么分子。就那一件事,青年人嘛!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取得经验了。告诉你们凡事用鼻子嗅一嗅,等嗅过了再发表意见,这样人家无话可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这对于你是一个提高,吃一堑,长一智,那件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也要取得经验,提意见要有大量材料,事实的根据。虽然受了压力,但你也不要怕。相信党是伟大的,相信毛主席。你就提了那么一个条子嘛!没有什么问题。他贴许多大字报,不管他!不要以为提了这个条子敢于斗争的精神就萎缩了,要在斗争中学斗争。别人贴几张大字报也可以理解。别管别人那一套,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泰然处之。你不要背包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继续前进
    (李基才同志向首长表了自己的决心)
    真金不怕火炼,你是真金嘛,就不怕火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刘副主任也给我们每个代表题了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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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被革命人民热烈地、亲切地称颂为“老三篇”,是一切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服务于人民事业的人的必修课,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他说:“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各级干部层层带头,学好“老三篇”,进一步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够岀现一个新的局面,我军革命化建设才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中心环节。
    “老三篇”教导我们的,是完全地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亳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团结广大群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是向人民负责,不怕批评,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归到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老三篇”的光辉教导,是哺育革命战士成长的阳光雨露。过去是这样。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它的光辉照耀下,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新人,已经和正在成长起来。
    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要从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入手。离开正确的出发点,正确的立场,正确的世界观,对毛主席的理论、政策和方法,都不可能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在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上,在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
    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呢?一个就是要热爱毛主席,坚信毛泽东思想,一个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有一个,就是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总之,就是要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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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要无限热爱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第二
    四条,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团结
    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执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等等,也就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第五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是说,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是能不能学好“老三篇”,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关键,
    毛主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
    我们每一个干部,对自己应该怎样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自己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不要自以为是。要懂得,改造世界观是不能一劳永逸的要社会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一天,人们头脑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存在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就都有个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不论是新同志,还是老同志,也不论职位高低,在思想改造的问题上,都是重要的。而且,担负的责仼越大,这种改造就越重要,就越要自觉,越要严格地要求白己。谁如果认为自己思想上没有什么矛盾,不需要改造,那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核心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斗争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普遍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是一切为人民,为集体,还是一切为自己,为小圈圈是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是艰苦朴素,还是养尊处优;是勇于挑重担子,还是拈轻怕重;是朝气蓬勃,还是斗志衰退,暮气沉沉;是为革命勇于自我牺牲,还是搞“活命哲学”等等,都是公和私的对立,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是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对立。这些经常遇到的问题,难道不是每个干部都需要回答,需要解决的吗?
    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年龄大小、都应该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自觉革自己的命。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缺点要不断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要在改造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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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中,做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战将,不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胆小鬼。要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怕痛,不怕丑,不怕亮出思想,不怕触及灵魂,不怕失掉个人尊严,不怕改变旧的现状,从“我”字中间彻底解放出来
    各级干部既要自己革自己的命,也要欢迎别人帮助自己革命。要提倡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老三篇”,一起谈心得讲体会,一起破为私的观点,树立为公的观念。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不断地从群众中吸取营养,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老三篇”容易读,真正做到不容易,一辈子做到更不容易。在“老三篇”面前人人都是小学生,永远都是小学生。“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要天天学年年学,永远学下去,经常对照,严格要求,反复实践。这样,新同志就会迅速成长,老同志就能保持晩节,永葆革命青春。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叶剑英副主席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讲了话。此为摘要。〗
    、关于冲进国防部问题
    叶副主席说,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国防部那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这个尊严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要维护毛主席和国防部的尊严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屁!
    你们都敢冲,我还不敢发脾气?我这个人就是粗,今天讲起来还是有气的、关于少数、多数问题
    叶副主席说:“长江有轮船帆船,主要在掌舵”。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都要牢牢掌握大方向。毛主席就是伟大的舵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现××、Ⅹ××偏右了些,毛主席就把它搬过来了
    有人认为少数是左派,多数是右派,那是错误的。少数中有左、中、右,多数中也有左、中、右,你们两部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方法不同。马列主义对外,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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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共同的斗争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他们天天围剿,日本打进来了,国共合作,王明实行错误路线,蒋介石想把融化掉,毛主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减租减息。当然我这是指对敌斗争罗!
    医大×××说,要搞统一战线。你们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跟共产党能搞统一战线吗?你们一个群众组织能算一个党派吗?不能因为同志间有分歧意见而闹分裂。
    你们要看一看两方面有没有团结愿望,从团结的愿望的出发,可以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过去,国民党一方面对我们,一方面对外结果失败了,你们要从关心国家大事的愿望出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斗什么要明确,打击对象是一小撮,不要打击面太宽了,基本战场是你们学校,你们要会布置战场,不要忘记你们的基本战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四、关于军委、总政召开的二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的问题。
    叶副主席说: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你们要研究一下,大、中、小民主有什么区别,大民主和极端民主化有什么区别,古田会议不是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毛主席批判了极端民主化,今天你们想想,这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作为一个题目
    还有一句话,你们要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学好“老三篇”。作为一个人带着私心杂念干革命,干到老还是反革命。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民主也是不断发展的,到了共产主义,民主也要成正比例的扩大,那时,就没有什么首长不首长了,普通的管理机构就可以了。同样,在今天带着私心杂念干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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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干不好的。在一定温度、一定湿度、一定气候下,就会暴露出来。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两方面群众,你们都是革命的,你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该讲的时候,我们不讲,就是失职,什么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口呢?好的要发扬,坏的要改正。过去打仗的时候,营、连、排都是打一仗总结仗
    五、关于军队有没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
    叶副主席说:军委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是林彪同志。军队一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自上而下的黑线不存在,不但没有反动路线。并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个别单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有的。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仝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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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仝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四、部队院校文革运动岀现反复,叶剑英在作检査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半,林副主席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岀,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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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对于学生提岀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岀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肖华主任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了。我向同志们、同学们转达林彪副主席和军委其他各位领导同志、各总部同志、各军种的同志们对你们致新年的问候!(掌声)祝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掌声)祝同志们、同学们新年健康!(掌声)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掌声)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共祝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巾、伟大舵手毛主席新年健康!万寿无疆!(掌声,呼口号)共祝我们的副统林彪副主席新年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白发动的、亲白领导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宣告破产。我们的革命的洪流席卷了全国,震撼了世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陷入我们重重包围之中。我们正在破四、立四新,正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大立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我国革命群众的人心,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把毛主席当做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掌声)
    今年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部队的各项工作比去年做得更好。这一切成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的胜利!(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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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这新的一年,我们全军更要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坚定不移的突出政治,积极参加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进步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创造更多更好的四好连队,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是明年军委和总政治部对全军所提出的总的方针、总的号召,总的大动员!(掌声,口号声)我们要很好地贯彻这个总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学校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搞得好上加好。这是新的一年全面工作的根本。我们还要继续很抓基层建设,积极开展并不断提髙四好运动,把连队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当好战斗队的同时,还要当好工作队、生产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要批判资产阶级,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我们要加强部队的革命化,把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大胆地提拔到关键性的岗位上去。我们全军更要提高警惕,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工作,积极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和各国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肃清它的恶劣影响!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胜利进行。我们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十六条,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的多次讲话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不断地壮大左派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新的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会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一定会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我军的院校,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让我们大家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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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叶剑英副主席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今天在京西宾馆、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也有我们的同志、同学在那里一起听我们讲话
    今天是元旦前夕,一九六六年完结了。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国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无论在工农业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科学技术方面,特别表现在第五次新的核试验成功;而且特别重大的,有国际意义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下半年以来,取得了重大的伟大胜利!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胜利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感谢全体人民,感谢我们的军队,在这一年中通过辛勤的劳动和英勇的战斗,取得的结果。现在要讲一下,我国第五次新的核爆炸,我们聂荣臻副主席现在还在前线,正在西边戈壁滩上,正在同一些导弹原子专家们总结经验,为我们一九六
    七年六八年到六九年,即在建国二十周年时,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取得非常的胜利,正在那边总结经验
    快到新年了,我们向今天坐在京西礼堂、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里的全体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现在,我来讲讲我的意见。同志们、同学们!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就是说在十月五日我们在第一次接见第一批来京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指示以后,大家都欢欣鼓舞,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广大的革命师生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尤其是敢于造反的革命左派更是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志们!你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对你们表示坚决地支持!(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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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又连续两次接见了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这里面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和肖华同志主要搞些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个军区,十三个军区现在开展了六个军区,还有七个军区远没有开始,这就是主席讲的分期、分批开展,军队师、团、营、连不搞四大,不搞五大,搞正面教育。院校文艺团体将来那还是冋地方一样,工厂也按十条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院校这些部门,我同肖华同志、同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是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要到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去。因为,他们那个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天下有事就不能指挥。我自己也没有觉悟,院校也是个重要部门,应该抓,这个问题基本情况了解顶少,对院校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別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最近,陈伯达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讲话中间讲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是革命派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了,但每个人的头脑中间,也包括我在内(陈伯达自己讲的)也还有旧社会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影响。也不是我们的头脑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化,在化的过程中间,不能说已经化了。因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头脑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首先讲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小的枝节问题争论不休摆来摆去,小团体主义、木位主义、自由主义,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所以,我们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同时也要革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里的命。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我们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这点我们认识不清,所以在上两次讲话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们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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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指出。在这里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话让我们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在语录本
    页第三段里头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所以,这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不是见不得人的,是认识上的问题。因此,对错误应该公开检讨。刚才我们读语录时也读了:“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岀。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得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如果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应该严肃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大家还有意见,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在这里附带讲一下,四医大、七医大的公开信我都看过了。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总的说来,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军中占主导地位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
    这种军队,过去没有,其它国家也还没有。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等,使我军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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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我军内部就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恰恰相反,从我军诞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军正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全国解放以来,这个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内部也是有市场的。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某些单位,某些领导人和工作组,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运动中压制民主,打击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敢于给他们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打成“野心家”等等,蒙蔽一些群众来保自己。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作认真的检査,死死抱住反动路线不放。据我们了解,第二军医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领导,这些院校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认真向群众检讨,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如果执迷不悟,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几个月来的经验证明,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肃清它的影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真正的树立,就不能真正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搞好斗批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各级领导同志,要“敢”字当头,丢掉“怕”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向革命群众学习,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搞深搞透。为了革命的利益,不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都要敢于引火烧身,使广大群众都能畅所欲言。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批评,主动检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同搞好斗批改。这样做,就会进步巩固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切牛鬼蛇神在我们面前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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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中,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不仅要读语录,还要更多地学习毛主席原著,要下定决心,在斗争中把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到手,做一个真正的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希望同学们不要辜负毛主席赋予你们的希望,这包括我自己在内。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你们的期望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学习再学习,丢掉一切私心杂念,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分清敌友我,发展和壮大左派力量,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广大革命师生团结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孤立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军队院校的问题确实很重,里边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不少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还占领着我们的一些阵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和十六条为武器,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根据紧急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进一步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一起,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反动的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统统都揪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把权夺过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我们军队院校真正办成“抗大”式的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把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里为了把斗争搞好,所以我重复一下,重温一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第一百七十六页)一文中所写的:“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呼口号)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同学们,我们明年就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全面的进攻,就是要从思想上边、制度上边通过文化革命,要把资产阶级的旧东西、旧世界来一个大扫荡,在政治上进行全面地进攻。所以,明年的任务很紧,规模更大,情况更加复杂,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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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同学们在斗争中间牢牢掌握毛主席(语录上说的也好,语录上没有登载的也好)和林副主席的指示,通通学到手。把它掌握住,活学活用,使明年在更加复杂、更加繁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完成主席和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向同学们要讲的就是这些,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高呼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处理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组织问题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来电中所提的三条意见,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的原电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并请转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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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你们的发言,综合为以下五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个人建议,有些是传达上面的指示。
    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
    志们,有这三条批示。这三条批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上海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委,全国照办。这三条批示是:
    (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和其它名义的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2)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批示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呢?不是。上星期六京筹备处的红卫军要见总理,是我接见他们的。他们问,是不是不信任?不是的,正是信任,为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转业军人是参加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他自己的单位,都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要求参加木单位的组织,在本单位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单独成立组织就要脱离本单位的组织。另外,本单位的群众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再参加其它组织,时间、精力一定有困难。因此就应主要去和本单位的群众一起去搞。荣复转业军人在社会各方面都要起骨干带头作用,不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本单位的主要力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呢?不会的。可以和群众一起搞,起骨干带头作用更大,精力也来得及。(念十条规定第二,八条)
    我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考虑这些是正确的,当然你们单独成立组织也是为革命。(有人递条子,要看文件)这是电报,电报密码是机密,不能张贴。我是亲眼看见了批示,因为他们没正式向你们传达,出了大字报。警备区说他们没贴大字报,是谁以警备区的名义搞的,要查清。如果是警备区贴的,这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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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周彪同志七日应当看到,他为什么不向你们讲,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怀疑是有道理的。
    大家谈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这是很好的,但这里要提一下,如果思想不通,毛主席说要打通思想,如果不通,怎么办?我建议,可以由你们负责同志代表和群众共同决定,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如果思想不通,可以同群众商量,自行解决。北京、中央军委只是宣传,但决不能强迫命令解散,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的,你们要作为解放军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说服,决不会压服,要解散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是外部,省市委、省军区都可以帮助你们做好工作,把内外工作做好。如果确实困难很多,不能强迫下命令你们商量好了,解散不必很着急。(李正君代表仝体交袖章)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但还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再肯定一句,第一是主席指示,确确实实。第二,听毛主席的话,要执行,群众不通还要商量,如果说要保留,军队决不干涉,不会说黑组织,要做好工作。
    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因建立组织时还没有这个批示,现在听毛主席的指示是好事,原来组织也不是错的,是为革命。所以没有理由批评你们,如果批评你们是错的。当然有些厂矿领导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也可能打击你们。现在有十条规定,第二条和第八条,领导不执行,你们可以造他们的反嘛!他们想打击迫害你们,十条规定的第八条就有保证了,真正革命同志一定保证政治、经济、人生不受迫害,如果不执行,你们向省市委、军区反映,必要时派代表来北京。
    、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警备区传达方法不适当,应先向民兵讲,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郑副司令员去了解,事实有出入,大字报他们没写,摩托车问题他们不知道,是某部队不受警备区领导是偶然误会,应该谅解。群众斗、打,是不是他们挑起来的?若是他们挑起的是严重错误;如果不是,是群众自发的,看警备区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袖手旁观,不理也不对,应该说服群众,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什么事实你们还可以讲,北京军区会调查,并严肃处理这个问题。警备区主要做民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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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要关心复员转业同志的工作,关心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当然,政治生活、物质生活,要靠本单位解决,解决不好,可以向人民武装部门反映,如果我讲的有出入,你们还可以揭发,由北京军区调査处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受到打击,受到压制,明天还有同志去你们那里,你们可以谈。如果确实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过去的事情希望同志们看大问题,过去的问题,不一定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按紧急指示办事。如果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揭发批判。
    五、想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七十多岁了,不仅管中国的革命大事,还要管全世界的革命大事。林副主席管全国、党中央,事情很多,不要要求接见,照顾他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但可以向同志们建议:建议周总理接见你门,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建议你们派代表,最好象今天这样,不仅接见,还要开座谈会。今天的意见,我保证向周总理报告,接见时不可能都发言,有些重要的问题,周总理会答复你们的。建议你们留一部分代表,大部分同志回去。周总理接见后,讲话回去要传达,不必都住在这里,你们住在这里条件差,病了也不好。你们着急,厂里的同志也很着急,可以留代表在这里。
    总之,三条指示是传达,其它意见是我个人的。同志们都在人民军队里做过工作,希望站在战友的立场上,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主席语录》第八十九页“人民军队”第二条)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主席语录》第二三三页,第三段)
    有些同志立过功勋,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保持光荣传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模范地抓革命、促生产。向你们来京的全体同志们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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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被接见者:首都大专中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和全国各地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出席会议的还有: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同志,内务部部长曾山同志和彭绍辉等同志。〗
    各位同志
    我见你们很晩了,你们大概也知道,现在工作很忙。明晚九点以后的时间自口还不能掌握。今天想有点功夫挤一下,又叫你们等了。你们提的问题我看了下,在座的有的我见过,按中央规定只接见代表八十人以下,全体人员有时间我再见,你们在三座门等,另外有些代表零零星星地来了。我总是先见代表,不是代表走的时候再见。现在有一百三十多人,按我的原则不能见,你们是复员转业军人,今天优待一下,人多了无法谈话,见一面就完了,今天是例外。(代表们要求总理坐下)我坐的太久了,内脏还好,痔疮又来了,站一站是个锻炼。荣誉、复员、转业军人、退伍军人,一般地说在各个行业里有工作岗位,有一部分复员回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在原公社,仍然参加生产,担任民兵或基层干部。现在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今天不涉及这个问题。现在谈城市有工作岗位的荣誉转业、复员、退伍军人问题。
    首先回答大家的要求。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希望有个自己的组织,这是原则问题。现在是搞各行各业组织再联合。比如学校,毛主席五月七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学生以学为主。学校里有学生,上海第三司令部是复员军人复员后进大学,我还跟他们通过一次电话,叫赵权国。还有教师,以教为主,有的做教师,有的做行政工作。同样在机关、财贸、文化机关、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应以那个单位的组织为主。如造反派红卫兵,以这为基层单位,同行业联合大学有大学的联合组织,中学有中学的联合组织,工人有工人的联合组织,有几个而不是一个。工人包括服务行业。按照行业联合组织,这合乎宪法的规定,这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就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具备个条件
    、承认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
    二、承认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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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
    你们在科研、设计各单位,按中共中央十二月九日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农村按十二月十五日的指示。这对十六条是补充规定。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我们的前提我们同意广大的革命劳动人民和青少年享受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辫论、大字报、还有大串联。宪法上的广大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是给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不是给剥削阶级的自由、民主必须有集中和纪律。《毛主席语录》关于纪律的一段,建议大家去阅读。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在别的场合,有的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条了,失业怎么办?我说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独立机构,联合机构可以考虑,现在还愿意帮助大家考虑。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代表找我,开大会叫我去,因为我没有功夫,并且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去。后来开完大会后请愿,十一月十一日冲进中南海,有几位副总理接见了大家,我没出席。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许冲进中南海,因为这是毛主席所在地,谁要冲,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主席的预见产生这么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学生有大串联,你们不能放假闹革命,我也不能,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参加复员转业军人协会。岗位要紧,党给我们的岗位,这个地方怎么能冲呢?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的所在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我们的天职。复员转业军人有些问题要解决,要见我,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主席、林副主席作了三条原则指示,这是真的,难道这还是假的?有些人要见林副主席,这是逼我出来接见,我也应该见你们。这三条很清楚,给了荣誉、复员、转业军人极大的鼓励。我念一下
    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
    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就应该参加本单位的组织,然后全行业联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散发传单。因为解放军是你们在过的机关,是专政的主要保卫者。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四个念念不忘的第二个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不要到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串联、散发传单。我们在过的机关,应该是自己教育自己。一旦战争爆发,复员转业军人还得上前线。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我以前代表党和政府讲过的四句话:(一)我们不去挑衅;(二)我们是做了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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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四)打起仗来就没有界限。对付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准备消灭他们。所以,毛主席在六五年春天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们在座的没有七十岁的人吧?(代表答:没有)我在你们中算老的一个,我是个老复员转业军人,过去当过兵,打过仗。(徐副主任插话说:总理在红军时代就是军团政治委员)打起仗来,我还得上前线,难道还能在后方?解放战争我跟毛主席在陕北打游击。
    、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大家的很大鼓励,要求大家保持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虽然离开军队,但是传统是有的,应该在哪一个行业就传到哪一个行业,宣传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训练民兵作民兵干部。据调査,从四七年开始,荣誉、复员、转业军人加在一起接近一千万,绝大部分回到农村,在城市的都担任工作。所以,要在工作岗位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备战,做模范。林副主席说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果怀疑这四句话,这个人毛泽东思想就成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不关心你们的问题。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很关心,不然你们怎么会呆在北京这么久?当然在政治上你们有几派,这是观点、立场的分歧。你们的问题是想在政治上有联系,复员转业军人分散在各地,应该想一个办法在全国各地联络登记,应有这个组织,在政府来说,内务部门要管,军事部门,动员人民武装部要管。要有专职人员。我们想成立一个联络机构,农村、城市有一个登记联络的地方,联络联络有好处。
    我们荣誉、复员,退伍军人生活有保障,没有职业可以介绍工作,我们想通过联络登记工作解决这些的。使复员转业军人生活有保障,这样有了事情容易动员。你们参加过军事训练,有指挥员、战斗员、技术兵种……,有了登记联络便于备战。我们对红卫兵强调是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复员转业军人在民兵中占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担任干部,所以需要联络登记。当然不要庞大的机构因家原有机关加一两个专职干部来关心大家生活。
    第三个问题:希望大家回到本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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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城市、农村都以文化大革命为主,不是结合四清进行,而是不分期不分批,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回到什么地方去,回去闹革命。革命要靠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第二、革命要以本单位为主,可以串联,但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到处可走,工厂得抓革命促生产。人走了,事情多了,靠革命精神。你们应当回到本单位去,本着这个精神回去闹革命。如果本单位对你们歧视就不行。十条规定中有,出来串联的照发工资。要给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进行平反。十一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对你们的家属不许歧视虐待,对你们不许调动工作。(代表的所有路费都由公家开支)
    这三点,用条文写出来经中央批准后发到各地,为备战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局面。原来你们那样组织可以,现在看来不适合。解放军遍布全国,不能再组织复员转业军人作一个军事组织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现在还没有作战,没必要,经费也开支不过来。有民兵组织可以参加,大家可以自己去奋斗。我们还要商量,和文革小组商量
    我愿意等一个小时,来听听,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反映。
    (紧接着安徽代表发言之后,首都大、专、中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代表要求发言。)
    总理说:“大专院校的好办。”
    (又等了两个代表发言,征得总理同意后)
    ××说: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总理反映我们红卫兵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听取总理对我们组织的指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在此以前,我们对条批示既不清楚,又不理解,因而以总部的名义写了“最紧急报告”。(这个报告就在总理身边,总理立刻翻出来看了看)由于不理解,言词过激了些
    (总理说:那没关系)
    现在听了总理讲话之后,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我们确信无疑,但是我们大专院校系统的复员转业军人,成立起来,专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织基本上和总理讲话精神相符。为了不脱离群众,我们打算吸收有相同观点的革命师生参加,既可以充分发挥复员转业军人的骨干带头作用,又能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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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师生共同战斗。今后我们不用复员转业军人这个名称了,准备叫做
    八·一”红卫兵或其它什么名称。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我们成立起来已有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得到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今后,我们想组织一个大会,请总理到会给予指示。
    (后来在几个代表发言之后)
    总理说:在今天的座谈会中,我说没说原有的组织是非法的?(答:没有)
    我没有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叫你们解散。你们的组织问题,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从来没有下命令解散任何革命组织。十七日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提到纠察队这个名字成了管红卫兵的组织了,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提议,组织纠察队不好,大家同意解散。我们只是把几个犯了法的坏分子逮了起来。
    你们的组织可以存在,可以和其它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刚才那位首都大专院校代表讲的,改个名称,另成立一个组织还是可以的。不要成立复员转业军人的单独组织,仅限于几个复员转业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各个单位占少数,不能只是自己是革命的,人家就是不革命的,要善于团结大多数一道闹革命
    现在学校的斗争形势、方式和工厂的斗争形势、方式不一样,学校放假闹革命,可以出去串联,工厂就不行。联合会勉强组织起来,也可能是个松散的组织,势必又把复员转业军人单独组织起来,名义上不是实际上还是超过了各行各业的系统。不是要大家马上解散,希望各个组织能找一个出路,没有必要就可以解散了。我们说下令解散是错误的,工作人员说错话是难免的。我说一百句能对一半就不错了,但我的方向是对的。有错误可以贴大字报,他知错就会检讨。希望你们不要单独组织,可把组织扩大。你们说要解散组织,很多同志会哭的。我相信你们的话,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扩大?改变组织还是比较容易的,易于掌握的。可按行业成立联合组织。各学校联合起来可以,工厂联合起来可以,昨天我说机关还没有到那一步
    我们要求下面不要神秘下令你们三天解散,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把这个组织转变成其它革命组织
    第四个问题是:你们的斗争对象很严,你们帮助领导同志过关,很好。我们要帮助大多数同志能够过关,希望你们炮轰、火烧,考验考验领导。学校里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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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转业军人,应该吸收其他革命同志参加,壮大左派革命队伍。福建温州地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书记被抓到北京来蹲了十几天,他反而得到休息了。各地到底有多少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斗争的形势,要把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从广度到深度。但对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今天揪,明天拉,一点休息也得不到,不要搞疲劳战,弄得说胡话,怎么能检査好呢?不能动不动就停职罢官、抓到北京来,这样他们反而好休息,罢官是后期的事。不要一个单位控制起来,你要斗,借给你用,斗完以后还得给我。有些人现在只想到抓尖子,死老虎不要。老虎并未死,彭真这个老虎死了吗?没有!陆定一也没有。他们是反党集团,是完全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北京现在转了一下,对彭等进行批判斗争。要提高政治斗争的思想水平,不要总是罢官,各级党委都罢官,谁来做工作?这种大民主、大自由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叫我们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每天都在学习,听了你们的发言后,我又增加了三条意见
    江青、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你们好好学习,最近江青、陈伯达同志作了很多报告,我也作了些简单的报告
    主席五七年向往的大民主,现在实行了。经过这次运动,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夺权,铲除修正主义的苗子。
    初期,基层以复员转业军人为骨干,但是发展方向必须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你们不要使热心于这个工作的积极骨干分子丧气。家属中的复员转业军人,也可以按各行业组织。
    大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前提对,就是革命组织。按着阶级路线,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应由你们群众自己来解决,不应我回答。我说过联络委员会五个字,但容易会成独立组织,结果搞成了革命委员会。根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不要委员会这个名字了。根据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原则上起草,交中央批准发一个文件,内务部还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想见主席,说完仝是坏事不好说,但主席要管大事—一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副主席身体一天天健康,我们希望这两位正、副主席健康长寿。
    (听说天津、贵阳等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正向北京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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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赶快去劝他们不要来,你(指曾山內务部长)应在他们每到一站,打一个电话,或拍一个电报,劝他们回去。每天用两个小时处理这件事,打一个星期的电话,看他们还来不来!
    曾山说:请大家打电话、打电报帮帮忙吧
    总理:不是帮助,是闹革命,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嘛!他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工作
    关于开大会接见各地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的问题,我有这个打算,如果中央文件下来得早,我就用文件传达,如果文件下来得晚晩,我就提前跟大家谈
    2007年4月28日初稿2011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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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一节一月革命风暴
    本节资料
    九六七年的任务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解决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但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系列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教训,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中心课题。它不仅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的命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新的伟大的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一小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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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挑战举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揭露了出来,群众把他们斗得威风扫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和那些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们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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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1)(2)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毛主席的声音,像一声春雷,在极短的时间内,红卫兵在全国各学校和许多工厂、农村发展起来了,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他们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革命大串连,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倡导的。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这条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它在党内的影响,兴风作浪。他们使用阴一套、阳套的种种手段,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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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账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能够蒙蔽一些群众呢?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党的领导,把相信党说成是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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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自己。他们还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领导。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解决王明路线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事实上,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无所畏惧地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并且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有些同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有些同志正在改正错误。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对于那些还不肯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大喝一声:必须悬崖勒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群众玩弄两面手法,那就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流了,或者证明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深刻的。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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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有些革命学生走到工厂,走到农村,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机关干部中,涌现出了更多的革命闯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了。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
    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按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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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运动要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査问题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资木主义复辟的根子挖掉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同样,在今天,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大搞革命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其中有的人,甚至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快要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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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
    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今天,也是这样:“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也是这样: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带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査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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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辯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造成这样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同亿万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广大群众在这种大民主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种大民主,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
    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种手段。”我们运用大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只能是少数人对革命群众的压迫。
    我们提倡的大民主,是在毛泽东思想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压制别人。在人民内部,如果只允许自己发表意见,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就违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动被他们蒙蔽的群众进行武斗,来压制革命,这是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不用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不会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必须坚决地亳不动摇地保证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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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搞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协助和监督我们国家的专政机构,执行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任务。对于那些思想反动、但没有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由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偶然的。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就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提出反动路线的人,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在工矿企业,在农村,在大中小学和文化各界里,在党政机关,在各个领域内,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清除它的影响,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农民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在各个战线上,都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朿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至于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那是咎由自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将更加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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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提高和整顿。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善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还要玩弄新的花样,继续捣乱。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当然,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也是纸老虎。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的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锻炼和壮大非常无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千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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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毛泽东的四点指示(张春桥传达)
    (1)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发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北京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的两个材料
    中发[67]1号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此外,有一份北京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一些看法的材料,也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文件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由于逐渐掌握了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思想,使造反团的成员开始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保字派)则由一千三百多人,减少到四百人。不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学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阵地。从而在哈尔滨为左派组织树立了一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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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榜样。他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都逐个解决了。这些问题是
    、平反工作靠省委还是群众自己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有争论。造反团有八个分队,其中有七个分队同意依靠自己的斗争解决问题,有一个分队不同意。后者的理由是:过去被他们整了黑材料,搞不好,又要增加新的“罪过”。前者的理由是:依靠群众平反,是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方法;平反问题,不只是为了给几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恢复名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能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为了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他们专门学习了十六条中的第三条和毛主席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使思想认识统一了。之后,他们决定把平反会和诉苦会结合起来进行。在大会上,让贫农的儿子董学章,干部子弟齐亚杰,烈士子弟寇方玉等,诉说自己遭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迫害和受到不明真相的八八团围攻的经过,使大家受到很深的教育。八八团去偷听的十几个人也受到了教育。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刘国臣也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也整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坚持反动路线的院党委为转移斗争目标,此时把一个只是有点历史问题,在运动中仅给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的教师任重(不是造反团的成员)斗了,并打成“反革命”。造反团及时识破和揭穿了这一阴谋,发动群众,给任重也平了反。造反团这一正确的行动和一系列的会议,对教育内部,争取八八团共同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了重要作用。
    、要“活材料”还是要“死材料”
    开始,他们对黑材料非常重视,为争夺这些材料与八八团进行过尖锐的斗争。后来,他们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认识到,那些黑材料是当权派指示学生搞的,不能怨学生,要区分责任,“揪上不揪下”。他们还认识到,光要材料,不要思想,将来他们还要整理;不触及灵魂,光用硬办法,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于是,他们提出:不要“死材料”,而要“活材料”(指抓对方的活思想)的口号。他们把这些观点宣传出去,对争取八八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中文系四年级参加八八团的学生听了这些宣传,主动交给造反团一部分材料,造反团因势利导,对他们进行了帮助教育,把材料退还给他们,对方不要,于是就当众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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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受蒙蔽的同学是歧视他们还是教育争取他们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学习和时局》集中讨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运用。思想观点明确了,他们就冲破重重困难,向八八团作政治工作。采用的办法是:
    1、个别谈心。开始遇到许多阻力。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方法生硬,不会做说服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是八八团的人不理睬他们。造反团成员南喜善找八八团的同学谈心时,先倒开水,表示欢迎,结果对方不但不谈,还把他赶了出去。后来,造反团硏究改进方法,利用过去关系好、同乡等有利条件,慢慢接近,耐心说服诚恳帮助,逐渐产生了效果。张忠直给八八团马玉歧谈话二十次,苫口婆心,做思想工作。起初,马玉歧说:“剩下我一个人也在八八团干!”后来,张忠直次又一次讲八八团如何犯了路线错误,终于使马玉歧觉悟过来。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
    2、开欢迎会。凡是退出八八团的同学,造反团都召开座谈会,欢迎新战友,谈心叙怀。双方在座谈中认为,过去的隔阂,都是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造成的。造反团一个成员在欢迎会上提到“老造反,新造反”这个词句,当场被造反团另一个成员提出批评。他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革命不分先后”,使造反团的人受到教育,使八八团过来的人也感到心情舒畅。
    3、帮助他们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八八团的成员过来之后,他们也组织这些人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著作,让其自觉划清思想界限。韩谦,张利发等退出八八团“大民主公社”后,把八八团成立以来都做了那些错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互相进行自我教育。然后,他们又现身说法,去说服教育另一些八
    八团的成员,结果使“大民主公社”的成员全部退出八八团,加入了造反团。应该特别指岀:这些同学所以能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其力量的源泉,是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源于党的政策的威力,来源于在大串联中受到的现实教育
    八八团成员甘成富,到北京和武汉串联后,亲眼看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对革命派师生怎样进行迫害,对保守派师生怎样进行蒙骗,受到活生生的教育,在返回哈尔滨的途中就写好退出八八团的声明。另一个八八团的成员王岩,在大串联中体会到,自己所保卫的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保卫的是院党委和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当他在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感到自己犯了错误,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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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惭愧。回来后,他立即写了声明,以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实际行动,表示坚定站在毛主席这边。
    四、对待自己的缺点是开门整风还是闭门整风
    这个问题,也是运动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左派组织,因缺乏斗争经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及时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保证自己永远起先导作用,更不利于争取、团结、教育那些受蒙骗的群众脱离反动路线的影响,站在革命方面来。要改正这些缺点,是开门整风?还是关门整风?开始,他们怕开门整风会被八八团利用。经过争论,统一了认识:“是革命的整不垮,不是革命的整垮活该。”他们在整风中,除本身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也让八八团提意见。八八团的一些人给他们提出,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粗卤。他们不仅虚心接受,而且作了诚恳的检査。八八团这些提意见的人受到教育,都退出八八团,加入了造反团。
    五、如何帮助被争取过来的人顶住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
    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人,遇到的第一个压力就是挨骂,八八团的人骂他们是“叛徒”、“托洛茨基”、“甫志髙”、“动摇分子”,见面还向他们吐唾沫。造反团的同学抓住这个活思想,立即组织他们学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毛主席语录,坚定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决心。原八八团的副大队长姜声等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以后,坚定地表示:“我们向毛泽东思想投降,向真理投降,感到无尚光荣,无比自豪。”“我们过去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现在我们站到毛主席正确路线这边,这是斗争的胜利!”
    文件二
    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矿院红卫兵”和“革命造反到底红卫兵”等,在红卫兵组织联合统一的问题上,感到有这样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一)正确处理好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逐步达到联合统一。他们认为,要处理好关系,首先要有平等待人的态度,大组织不要以大压小,小组织不要以小傲大。现在“矿院红卫兵”和“革命造反到底红卫兵”有互相指责的现象,所以虽有联合的愿望,但又互不服气,联合不起来。其次要学会商量办事,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现在他们在斗争部署,争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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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蒙蔽的群众等许多重要问题上,商量都是不够的,以致引起互相猜疑。有了意见后,又不摆到桌面上谈,因而隔阂有加深的倾向。目前他们准备交换意见,使这些问题逐步求得解决
    (二)团结教育过去受蒙蔽的、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组织浩浩荡荡的左派队伍。“矿院红卫兵”和“革命造反到底红卫兵”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往往由于一个组织吸收了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而引起另一个组织的不满。他们认为,对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有所区别,例如,把受蒙蔽的群众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骨干区分开;把盲目执行和自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幕后操纵的区分开,等等。
    三)要真正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兴三八作风,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矿院红卫兵”反映,他们的组织壮大以后,有组织纪律涣散、调动指挥不灵的现象。他们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革命造反到底红卫兵”提出,应该强调学习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反映,过去有些红卫兵组织铺张浪费,追求物质待遇,有的甚至经济不清,这些现象应该坚决克服
    (解放军报记者)
    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正当我国亿万人民,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浩浩荡荡,胜利进军的时候,新的一年来到了
    我们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向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致敬!我们向仝军干部、战士和职工同志们致敬!向英勇作战和守卫边疆、海岛的部队致敬!向四好连队、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致敬!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致敬!向民兵和红卫兵战士们致敬!向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研究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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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们致敬!向伤病员同志们,向烈属、军属、荣誉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自主持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形势好得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日益孤立。红卫兵迅速发展,成长为一支惊天动地的文化革命大军。广大工农群众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发扬起来了。运动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内容越来越丰富。文化大革命的红流席卷全国。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牛鬼蛇神,陷落在革命群众的江洋大海中。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在被群众摧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空前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地成为新的巨大物质力量。
    过去的一年,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岀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精神和物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突出政治更加落实,政治思想工作空前活跃。四好运动更加扎实,先进集体大量涌现。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蔡永祥那样的共产主义新人,大批地迅速成长起来。人的思想革命化获得巨大成果,从而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作战、训练、施工、生产等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民兵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军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大力支援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充分发挥了工作队的作用。第三次核爆炸、导弹核武器试验和最近一次新的核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科学发展的新水平。我国的国防力量和我军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我军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执行林彪同志和中央军委指示的结果。这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光辉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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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号召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米。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毛主席这个指示,进一步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的宏伟纲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是我军建设永恒的指针。毛主席这个指示,不但是有关无产阶级建军的问题,同时是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大方向的问题。这个指示的整个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为了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适应全党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新形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比过去举得更高,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思想要一年比一年更红。我们的工作要一年比一年更好。我们不应该停留,不应该自满,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应该加倍努力,继续前进,应该总结新的经验,有新的创造。我们要永远保持鲜红的无产阶级旗帜,做好样子,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九六七年,全军工作总的方针是: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突出政治,积极参加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创造更多更好的四好连队,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第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更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阶段。这是全年工作的根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按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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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决定和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积极参加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我们建军的核心,建军的灵魂,建军的根本。我们要反复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宣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宣传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迸发出的巨大威力。要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进步激发和增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感情,把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进一步抓紧,更讲究落实,创造出新的局面,提高到新的水平。要更好地掌握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在执行各项任务的实践中,对毛主席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和重点文章,对《毛主席语录》,进行认真刻苦的学习。要更加结合实际,学一点,用一点,反复学,反复用,尽最大努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全军同志,都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大破资产阶级的“私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彻底改造世界观。都要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这个决议,第一次最正确最全面最彻底地解决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方向和路线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建党建军的纲领,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也要作为座右铭来学。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决贯彻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做个自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的革命战士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层层带头。带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到战士中去,到群众中去,同战士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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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起用,同群众一起学,一起用。领导干部要带头亮思想,带头斗私心,在思想改造上做岀好样子,在贯彻和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做岀好样子。这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关键。
    第二,继续狠抓基层建设,创造更多更好的四好连队。
    毛主席历来重视建设好连队,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是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加强连队建设的根本措施,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运动。我们一定要通过四好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不断提高,把连队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好学校
    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这四个方面都要做到。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特別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这一条搞好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其他的工作才能真正搞好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多地反映到部队中来。我们必须坚持四个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善于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
    抓活思想,要搞好政治教育的八个侧面,进行正面教育,大力宣扬好人好事。要坚决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及时摸清情况,抓住苗头,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办法处理。要用政治工作的方法进行管理教育,在管理教育中抓好活思想。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
    连队党支部,要切实把好突出政治的关,坚决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建设连队。要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要做好党的发展工作加强党的教育,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成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有了党支部的坚强领导,连队干部自觉地突出政治,充分地发动群众,发扬三大民主,就一定可以把连队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要深入基层,深入连队,继续加强对四好运动的领导,不断地同战士们一起总结四好运动的经验,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团级,一定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
    第三,在执行战斗队任务的同时,当好工作队、生产队,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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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一个生产队。我们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当好战斗队的同时,当好工作队、生产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都兼起来,办好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培养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
    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随时随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做好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部队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每个同志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要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搞好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并且逐步办一些中小型工厂
    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勤俭建军,厉行节约。
    在执行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向地方学习,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学习,向红卫兵学习,同群众打成一片,促进部队的思想革命化,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第四,加强组织革命化,把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大胆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实行什么样的干部路线选拔什么样的干部,是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关系到我军是否掌握在真正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手上,关系到党的方针路线能不能在军队中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这就是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有革命干劲。
    识别干部,选拔干部,一定要注重大节,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当然也要注意小节,但主要是看大节,看是不是符合这三条标准
    无论部队、机关和院校,都要在加强思想革命化的同时,搞好组织革命化。要坚决按照三条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要把那些真正符合三条标准的优秀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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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大胆地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来。要从发展党员、选拔基层干部的时候起,就把好这个关。院校要彻底改革教学,按照三条标准培养学员。
    每个干部都应该按照三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无限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既把自已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老同志更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第五,提高警惕,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仝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提高革命警惕,坚守战斗岗位,坚决保卫祖国的安全,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行进。
    我们要认真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要进一步学好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要加强形势教育,抓好战备中的活思想。要发扬三八作风,特别是紧张的作风,快的作风。军事训练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加强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搞好野营训练。要加强边防、海岛守备部队和施工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要做好民兵工作,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要把帮助大中学校学生和红卫兵的训练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要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和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
    当前世界革命的形势大好。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所认识、所掌握,成为他们战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已经碰得头破血流,它还在作垂死挣扎,企图把战火扩大到我国。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进行反华的罪恶活动。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消灭万恶的美国侵略者!我们一定要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而奋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只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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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到群众里面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同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肩负的光荣任务,一定能够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仝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按:周恩来根据当前铁路部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召集这次座谈会。参加大会共二十余个单位。一百余名代表,会上周恩来首先讲了当前铁路系统部门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接着各单位向周恩来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的简况。会上周恩来对全国铁路系统今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周恩来首先点名,接着讲:
    请你们来商量一个比较着急的问题
    铁路系统关系到革命大串联的命脉,应按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办事。不仅你们本身闹革命,而且要联系各方面一起革命,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要认识到任务的重大。怎样实现十条,责任在你们身上,尤其是造反派,不能光闹革命。整个革命形势大好,已经从学校向工厂发展,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从六七年看出了这个蓬勃发展趋势,工人动起来了,有更大的波浪式发展。
    你们直接掌握运输工具,其他工厂、路局机务段、车务段等,断一下行不行?很不利。现在运动从一个高潮转入一个新高潮,是有过渡的,是波浪式前进。红卫兵串连已向全国发展,不仅到工厂,而且到农村。如果说过去是上万人,现在是上万万人。交通枢纽更重要,我和吕正操商量把你们请来,当然多是造反派,也更考虑保守派。犯错误要教育他们。先进的教育落後的才能团结大多数。不是经过一次斗争就能实现,要经过反复地斗争。铁路系统面临着新的任务。初期阶段发生了新的问题,这不只是铁路系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铁路绝不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最近上海、蚌埠发生了停车事故,这是严重的问题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面临这个任务怎麽解决,它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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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麽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後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別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
    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麽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
    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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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本来分两派,影响了市的工人运动。造反派支持市工人造反派,保守派反对,打伤三人。本来市委能解决,但市长不出面,被打的工人当然义愤填膺,造反派就把车停了。这一下子南北就停了,旅客们给我打电话提抗议。三十一日市委才岀面解决。停车后再解决就难解决了。领导有两怕:一怕见群众;二怕群众包围起来什麽都叫签字。两派都签字,这没有立场。造反派停车是公民行动让市长签字这不能同意,责任由市委负,行为不能同意。我提出两点:一,支持工人造反的革命行动,因此受伤的表示关心慰问。市委不理,群众义愤,责任完全在市委。在我国不需要罢工,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
    学生放假闹革命,工人又要革命,又要生产,应把生产搞得更好。如果说哪个地方发生事件,是另一个问题。火车停了不是哪个市委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蚌埠和上海局不同,造反派义愤,但不是革命行动。中央向他们呼吁复工开车。根据九号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执行当地不能解决的,派代表到北京。现在已经开车了,造反派是讲理的,我相信这一点,现已开车了。
    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是有区别的,有原则的。请保守派也好,不能因为他们来就不敢说了,那还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作工作?所以今天请两派来是有道理的,让他们也来听一听。刚才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是关键,找你们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不解决你们吵架问题。仝国铁路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唐院(唐山铁道学院)《红旗》在仝厂铁路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把联络委员会搞起来,把革命搞得更好,生产搞得更好。去年八月到年底一百三十多天客运车八千辆,有五千辆拉红卫兵,共达五千万人次,应该说铁路员工作了很大的工作。成立这个组织我也要去。作毛主席纪念章,首先应该发给你们,保证交通就是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一位是革命,不是说保证畅通,就不抓革命了这不叫单纯业务观点。
    去年我说来京的学生顶多一百万,毛主席说准备二、三百万,果然是这样我去年春天作梦都没想到。明年(后改为今年)就不止三百万了。没有这样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领袖就不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没有这样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就不会产生这样伟大的领袖。这是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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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铁道部有)几个铁道学院?(吕正操答:八个,六个铁道学院,两个医学院。)我首先想到唐山的,因为你们闹的最欢,我就知道唐山,北京和大连的,交通又冒出来一个兰州的。兰院和铁中与你们(指唐院《红旗》)有无联系?(一赴兰串连的同学答:我们本来想和他们通气,他们好像不太热情。唐院《红旗》答:以后要热情一些。)我当场给你们联系。无论如何革命是主导,怎麽做,大家来做。我希望你们成立一个联合组织。铁路中学还多着呢,铁路工厂也是个大数目,部以下各局,分局,站段连工程部队共一百五十万人,是最大的交通单位,应当独立的搞好文化大革命,把眼光看大一些,不要光看到唐山,应该看到全国。当然首先应看到唐山。迎接今年更大的胜利,要有更大的干劲,要政治挂帅
    (这时有人提到铁路部发生四起绝食事件)我解决过几个绝食问题,绝食我是不赞成的,我总结出三条经验:第一条劝他不要绝食,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吃饱饭,干革命。但有时感情激动一定要绝食时,我也和他们起绝食,我顶多能坚持两天,估计就垮了。(笑声)我年轻时身体很好,长征时我三十多岁,比你们还大一些,长征两个雪山都是走过的,我有马不是不骑,别人的马坏了,身体又不好,我就把马借给他们。当饿两天后,我身体要垮,你们不会同意,那时我劝你们就有力量了。你看绝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从那里得到的经验呢?是新疆××兵团学来的。我们後勤部、干部部、政治部、卫生部等五人都没有参加绝食,干部不和群众一起绝食,就没法劝人家不绝食。这就是说,要批评人家,只有跟他们站在一起,才能批评他们。你们干部不绝食,有什麽理由劝人家。说给保守派听,可以取得同情。这是工作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但这决不是可取的形式。
    当谈到铁路运输的问题时)是否中央下命令就解决问题,我们不愿下命令」而和你们谈谈较好,动员大家,动员铁路职工,同时不赞成同学和工人卧轨,抢车。希望你们把铁路联络委员会搞起来,写个呼吁书,把群众动员起来,比我们有力。真正实现抓革命促生产,就能更好的为文化大革命服务,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服务。我想到关键这个,希望你们联合起来,当然不能离开工作闵位。保守派如果有组织,还应该让他们派代表来,对他们也是教育。保守派不能都是坏分子,你们造反派今後要壮大,还能每个都干干净净?能保证一个都没有问题?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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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中央委员会都不能保证。你们商量商量,组织一个联络委员会。首先批判铁路系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後果和流毒,同时要积极建议,推动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我给毛主席打了报告,毛主席和林彪都同意这样做,这样是支持的,还要派联络员。今天解放军没有给我派,我又不认识你们,以后可往值班室打电话,二
    十四小时都有人。你们两个造反组织(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全国铁路职工革命造反团总部)应联合起来,也要请其他组织参加,到铁路部来的,要到全国各地去联系。但来京不要太多,太多影响生产。不要集中在唐山、北京,你们不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对你们不要求那么高,只要求那么胸怀母校,放眼全国。
    今天中午谈到这个问题,提出三点意见:第一,首先提倡革命性;第二,还要有科学性,应实事求是。要读毛泽东著作,大专应读一些哲学著作,中学读《老
    三篇》、《三八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学习和时局》、《十六条》和两个“十条”(工厂、农村)。铁路部门不但和厂矿有联系,同时和农村也有联系,两个十条都要学习。最近要发林彪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很快就发到那么手里。向上请示毛泽东著作,单单语录本还不够,还要很好地学习《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向下请教群众,那么的群众主要是铁路系统一百五十万铁路职工。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学习,补充我们的不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是调査研究和阶级分析。第二组织纪律性,这是很重要的,要更好组织,向解放军学习,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我就讲这么多,那么还有什麽问题提一提,然後各单位就提自己的问题。
    (当谈到“九·二指示”时)
    现在己经不适用了。现在运动一发展,不按原来的规定,一切按新的办。因为群众一起来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
    (有人提出:“基层当权派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仍拿九·二指示压群众。”)这个问题,我以后在大会上讲一下。
    (当唐院《红旗》战士谈到铁道部对唐山铁道学院的“六·一八决定”时)我在这里澄清两个问题,前年搞“三线”,去年实行。唐院去“三线”(指搬迁到四川)是中央的方针。不仅要搞“三线”,北京一个(铁道学院)、唐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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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河北,我们主张搬走一个。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和文化大革命没关系。而问题发生在“六·一八决定”,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又把人迁往“三线”,这应该说是错误的,刚才我问了吕正操,他也承认是错误的。我一向就是这个看法,大革命起来就应就地革命,文化革命中去三线的可以回去,个别不愿回去不要强迫,文化大革命前去三线的要说服动员,也不能强求
    那么几个工作组?(答
    个,是铁道部派的,先到唐山,后到三线
    提出批判工作组)工作组应回唐山
    (当提到周恩来接见唐山铁道学院《争朝夕》代表时)他们去那里炮轰四川省委,西南局可以吗?
    当场,同学包括唐院《东方红》代表和非《红旗》战士提岀,他们是假炮轰,光有言论没有行动,说明我们对四川省委和西南局不了解,周恩来点了点头。)
    唐山铁道学院《东方红》代表递给周恩来一个小条,上面说道:“周恩来和《争朝夕》谈话发表后,《红先锋》提出谁反对周恩来的指示,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恩来看后说:这个口号不对,我那不是指示,只是把我们的观点发表出来,不是最新指示。你们回去驳他们。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中发[67]9号
    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以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因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光明日报也是中央批准发行的报纸,如果不能正常发行,必然会使党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同广大群众见面,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利的。希望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对红卫兵,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很好地进行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已停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代印厂,接到这个通知后,请把它印出来张贴在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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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的讲话
    同志们!(群众呼口号)战友们
    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群众呼口号)现在我来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林彪,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候。(群众呼口号)庆贺你们这个誓师大会成功,预祝你们全国职工革命造反者的组织前途发展。(群众呼口号)
    你们这个会开得好!你们这个会是要下决心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做得对!(群众呼口号)
    今天到会的有北京的职工,有外地来京的职工,我们希望你们北京的职工把这个革命的造反精神发展到北京各厂,各矿,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去。(群众呼口号)把各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起来。(群众呼口号)在京的各地的来到北京的职工,你们经过这个誓师大会打回老家去,回到本地闹革命。(群众高呼口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把它燃烧起来。有了北京造反者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职工造反者的组织,这样你们就会准备将来形成一个全国职工造反者的组织的联合会。(群众呼口号)
    全国革命职工造反者联合起来!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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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地支持一切革命群众行动,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次大会上所提出来的革命的要求同革命的口号(口号: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革命的造反运动形势好得很!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去年六月那一段,六,七月间是什麽样的形势,去年十月中央转批了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麽样的形势。去年十二月,十二月初又是一个什麽样的形势,今天是什麽样的形势呀是不是可以说好得很?(众:是!)
    我们革命造反的力量一天天在发展在壮大,在提高!是不是呀?(众:是)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那些顽固分子,他们的丑恶面貌天天暴露了,他们一天天孤立了,是不是?(众:是)(口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力量在发展,革命派正在逐步地团结多数,反对革命的力量顽固派力量正在分化!在孤立!他们一定要被打倒是不是!(众:是!)他们是不是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呢?(众:不会)他们还在挣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他们是纸老虎,我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我们要注视他们,他们正在玩弄各种手段来对抗来反对革命,耍花招,对不对?(众:对!)现在他们的主要手段,还是幕后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利用他们自己组织的又是什麽捍卫团呀!什麽纠察队呀!(众:鼓掌,呼口号)不要管他们,他们的导演,他们不是发动工人,教育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自己,(众:对!)捍卫他们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他们制造武斗,他们自以为得意,但是同志们,他们是把十八般武艺都要拿出来了,十七般还不算数,通通拿出来通通登台表演,这样就差不多了,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面目了,这样广大工人群众就会认出他们的真面貌了!那些一时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同志们,阶级弟兄们,我们要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一旦明白了事实真相,他们一旦明白了什麽是真正的代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会立刻站到毛泽东一边(口号:毛泽东万岁
    凡是那些坚持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必须把他们揭穿,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警惕,现在还有这样一些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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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企图一方面用硬的一手,镇压的手法,另外方面用软的手法,不是软一套硬一套吗?阳一套阴一套吗?他们用欺骗,他们用收买,他们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经济主义,这样子的阴谋也必须揭穿。我们要识破一切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我们要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全国职工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革命的学生同革命的工人群众结合起来!
    彻底打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彻底打垮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毛泽东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地点:人民大会堂。被接见的有造反派学生、工人、军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胡痴等同志。〗
    接见开始时,王力同志宣读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拟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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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文件是《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第三个文件是《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在会上向大家征求意见。文件宣读后,中央首长讲话陈伯达同志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
    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仝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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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人民日报》有过一篇社论,社会主义革命须要经过许多阶段,譬如说推翻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营企业,他过关了,三五反时他马马虎虎过关了。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也是马马虎虎过关了,
    九五七年后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头上,他没沾边,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在礻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告诉我们是一个长时期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还是存在的在思想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剥削阶级几十年,它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话: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啦!)当然跟东欧、外国比较就是一个大国啦(江青同志插话: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影响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受考验,能不能过关还要继续受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我讲的是否太长了,请周总理讲。(周总理说:不长)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总理:好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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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的话完了。
    伯达补充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査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
    (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还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江青同志讲话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学,也有的同志写信来说自己犯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按照大方向和反动路线作斗争,检査自己的错误,我想你们会归队的,大家也欢迎你们归队。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为最近我们接见工人较少,一时提不出名单来,大多都是同学。今天我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锋芒应该集中,不要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扫一下,否则会扰乱我们的阵营。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硏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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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我们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十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二十五辆自行车、五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众:回去马上就退!)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总理:工厂区有问题,它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乂,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刚才伯达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我想补充一点,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冇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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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于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査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竽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聂荣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检査,同学们反映说好。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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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三个人在东北整林总的黑组织,他们也整过聂荣臻同志。吕正操跳出来了,拿出了杀手锏,使铁路瘫痪,这个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学们要作这个工作,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岀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岀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同学答:“能!”)除了这个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当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可以改变!)那就好了。现在外地来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有的同志要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上交到北京,负担太大,我们能保证这么多人吃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经济稳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抛出了经济主义,你们应该做工作、宣传,如“十六条”、“农业十条”、“工业十条”。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文汇报》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破坏生产,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吗?(众答:不能!)要动员劳动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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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讲这么两个问题,敌人的新花样,第一是用经济主义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象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査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当前两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新的阶段,刚才王力同志念了几个文件,这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大事,我们在一、二天内也要发表,中央还决定给上海工人一个贺电,祝贺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不仅是上海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工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基本方针是适用的,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文件很重要,中央有个军训文件,上面有一句话,“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的。所谓革命性,就是充分发扬我们革命的首创精神。所谓科学性,就是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调査研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没有磅礴气高万丈的精神不行,但没有毛主席的调査研究也是不行的。刚才江青同志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铸与其他同志进行了分析,就是科学的分析。所谓组织纪律性,就是革命的纪律。刚才见文件,八号冲中南海的西门,这不对,不合乎林总讲的组织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墙冲进去,革命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只能使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高兴,“三性”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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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査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现在有一小撮人想搅乱这个阵营,企图混水摸鱼,竟有人把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这是什么人?(众:是反革命!)应该怎么办?(众:抓起来!)他们这些同志有过错误,甚至严重,但是反对彭罗陆杨,坚决跟毛主席走的,主流还是次流,要分清,他们有错误,这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可以批评,他们也应该检査,但问题性质不一样,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江青讲的两点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挂帅,收买腐化,我建议把不必需的东西退回,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现在有些谣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主席有三条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副治,反对毛主席、林总的。他们讲得活龙活现,而且说是总参一个人宣布的,这是谣言,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种种情况下,狗急跳墙,(江青同志说:他们把矛头对准杨成武、萧华同志)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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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铁道部住满了外地来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许多工作,把150万人组织起来,形成联络系统,一直搞不好,一个学院把他(吕正操)揪去了,后来又把他揪到长辛店,他就要我打电话,我在那里休息,新年他回来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回到本单位去,这件事一定要考验吕正操这些人,给他一个短时间,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绩来。现在工交口一半给余秋里,另一半给谷牧,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将来要检讨。谷牧现在到大山县去了。现在让李先念抓,我亲自抓。这样的领导(指吕正操)观察他一段时间。
    为什么铁路岀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3000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象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是毛主席提出来要学习的,的确是一面红旗,去年炼油达1300-1400万吨,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二是大庆职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国的支援;第四当时挂帅的领导是余秋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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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两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离开大庆来北京,他们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现在,工委经不起考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串连,结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万人的地方一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岀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
    还得把这面红旗举髙,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二十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仝国推广
    (江青同志插话:上海这种联合可以推广。北京有个什么联合委员会,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这纯粹是造谣;上海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们先看到,并且命令立即公布,怎么能说主席不在北京呢?还有更荒唐的谣言:什么主席批评了×××,什么连江青也批评了,什么主席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发表了三条指示……等,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
    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岀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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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
    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毕业生问题、半工半读等问题,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们说了
    总之,这次和大家见面,我说得多,以后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让文革小组跟你们谈
    江青同志讲话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亮底,很信赖你们,这是一。二、我们现在小组的成员、总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请你们帮助做工作,不是责怪你们,而是向你们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赞美你们的,我们现在成了救火队了到处去救火,所以希望你们协助
    回答两个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并为北京公社,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合并很难,应该在革命的行动中结成战斗友谊,逐步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如果不在实践中去分辨同志,联合就不巩固。
    另外,有同志说今天有保守派参加,这个不怕,因为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揭发改正错误,归队,我们是欢迎的。第二个是坚持错误的,如昨天晩上陈伯达同志本来可以早休息,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査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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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中发[67]17号
    根据各地革命群众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的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最近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他们以“关心”工人、青年“福利”为名,对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用金钱去笼络;同时,又给某些被他们蒙蔽来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以特别优厚的物质享受。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切群众的革命组织,都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防挥霍浪费。对于某些领导人用经济手段来转移革命人民政治斗争方向的企图,都必须提高警惕。应该使革命群众懂得:干革命最重要的、威力无穷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福利问题上,势必削弱自己的革命斗志,容易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发[67]16号
    各级党委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全面地深入地展开。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一切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形势非常好。但是,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质。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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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髙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这个文件,应该在工人、农民、学生中普遍宣读,也可以在工厂、农村、学校中张贴。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中发[67]18号
    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中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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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仝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但是,这些反动家伙,是不是会自动缴械投降呢?是不是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不,决不会!他们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会自动缴械投降的,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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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革命战士每夺取一个堡垒,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都会耍出新的花招,搬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武的不行来文的,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借以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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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家伙们玩弄的经济主义的把戏,是革命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认识到必须彻底戳穿,战而胜之。这种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其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经济主义,是破坏社会生产,破坏国民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总之,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组织,都应当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岀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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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号召必然对全国工人阶级、全国革命人民起伟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认清了事实真相,是会分清大是大非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的。
    当前全面的阶级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赶快悬崖勒马,还有向党和人民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不向革命人民投降,那就让它自取灭亡。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仝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2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
    稿刊印
    恩来(3)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
    请你酌办
    毛泽东
    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三已请总理酌处。
    毛泽东
    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指中
    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三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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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
    通知稿写道,人民解
    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一九六
    七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
    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这个规定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臧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2)本篇
    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报告(林彪当日即转报毛泽东)上;本篇三写在陈伯达、江青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3)恩来,即周恩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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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査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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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红旗》
    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1)伯达同志得很好。毛泽东
    月十四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送审的这篇文稿上。陈伯达送审时在文稿上写有:“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后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釆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木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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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支持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个大学的范围内,从陆平反党集团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仝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小撮人怎样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党权,来欺骗、蒙蔽、压制·批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企图涣散无产阶级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他们把我们党的纪律,歪曲为资产阶级的纪律,歪曲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纪律”,歪曲成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纪律”,变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紧箍咒。谁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党”分子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到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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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财权,笼络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为他们保驾。他们还用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他们用各种经济手段,企图把一批群众引向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的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乱开支票,乱发物资,慷国家之慨,收买人心,妄图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交通运输。他们恶意地把“矛盾上交”。这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这也保,那也保,归根到底,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在革命群众的压力面前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假“让步”,也可以做那样一些假“让步”,但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些或那样一些的“让步”,都是企图打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他]压制群众的权力。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寸权必争,绝不让步的。他们企图采用各种手段,阴谋扰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目的。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
    我们对于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也虚伪地打着“革命”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要坚决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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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2)
    上海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绝不是小团体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不说明那一小撮反动家伙的强大,只不过是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这种发作,恰好是表明他们就要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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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这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像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
    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在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中发[67]23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望即转发公安部门并敦促执行。
    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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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新的形势下所采取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安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中发[67]26号
    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屮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小学教师应在本校所在地串连的通知
    云南省人委办公厅转交省教育厅并吴永昌同志,抄告各中央局办公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办公厅
    关于小学教师是否可以发给步行串连证及宣传费问题,总理指示,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第九条“农村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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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的规定和彻底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小学教师应在本校所在的城镇社队串连,不要到外地步行串连。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急电厅字[2]号市委办公厅,市人委办公厅
    各省、市,自治区人委办公厅,并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近来许多地方来人、来电、来信询问:周总理、刘宁一同志是否在今年一月
    七日接见一批工人代表时,对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学徒制度、工资制度、精简人员复职等问题作了八点指示。经请示周总理、刘宁一同志,他们没有做过这种指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中发[67]24号
    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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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1)的批语毛泽东
    月廿一日
    (根据于稿刊印)注释(1)中共延边
    自治州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十八日下午三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
    (2)总理,指周恩来
    3)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
    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
    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月廿一日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
    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参见本册第199页注(1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江青讲话
    看起来你们很不会处理内部矛盾,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会运用这个武器只有团结才能夺权。中央文革只能发现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能做到这一点,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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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次会灰溜溜的。对自己的组织都要爱护,对不正确的意见都要批判,开除是最容易的,做思想工作最难,看起来你们最怕的。你们这么多争吵最大的原因们跟工农结合很差,刚才一个王良生(清华井冈山的)说,郊区有的农村不交公粮,把粮分配光,是五类分子煽动的。彭真一直为五类分子反攻倒算。所以我建议你们到那里去,出去打个招呼。就在北京附近,我们也可以照顾的。到农村去看看,他们跟我们这儿不一样,那里的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堡垒是要一个一个攻破的,从内部分化瓦解最好,没有就去攻,现在你们浮在上面闹小集团,对你们成长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建议你们还是跟工农群众结合,对不对?(众答:对!)
    陈伯达讲话
    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很多人是这样做的,这样很好,可是现在有些人,反而闹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这种东西过去也存在,好象现在特别厉害一些。关于这个问题应当用阶级观点去观察,这是无产阶级作风还是资产阶级作风,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应当说是资产阶级作风不是无产阶级作风,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主席、中央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对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转向关锋、王力、戚木禹同志,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一下吗?看他们这种作法是代表那个阶级的灵魂,是不是资产阶级灵魂在作怪,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在许多单位从内部夺权,夺得很不错,夺得好,可是现在有些小单位,从全国看个大学,也是一个小单位到其他单位夺权,你要夺我要夺,不是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之间互相夺!看谁先夺就先夺到手,没有夺的也夺它这样成了内部斗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想想,我有一个想法,在全市夺权应象巴黎公社那样,工农兵学商召开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夺权,是不是请你们考虑下,你们要跟工农、革命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商量考虑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北京市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店员、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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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他夺过去来得好,大家看怎么办。
    有些单位是全国性、全市性的,在北京市特别多全国性的,一个单位就不能夺取全国性的,一个小团体不能代表一个大机关。那么叫谁去承认呢,应当人民去承认你,人民受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才有效。一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单位的机构,主席说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外一个小团体就夺回去了
    总结一下经验,机关内部为主,外面帮助,有的搞临时代表会议(山西省的经验),这样比较好些,有组织、有计划,也可能是各团体、各战斗队代表会议那个地方应当夺权,提出方案,应当讨论,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夺权的新形式,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权力,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小团体主义,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要总结经验。现在夺权那些是好的,上海,山西。毛主席说: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杈有二种形式,一是进城军事接管,自上而下的派人接管。现在出现新的形式,群众自下而上的接管,这比巴黎公社经验更多,我们的接管应比巴黎公社接管的更好。现在过渡时间,建议北京开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席会议。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现在北京落后了,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不要让全国学习北京的接管风,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不是有这些缺点?在实际斗争中去总结经验,不要老子天下第一,我们的担子比较大,象我们这样就不得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还是在胜利前进(高声),但好不觉悟,不懂得总结,不大联合就要走比较多的曲折的道路,当然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但是不必走的歪路就不必走了。主席在解放战争时三个月就写了总结,北京运动已经半年,
    八个月了,可以搞一个总结了,各战斗单位本身就要总结。在坐的只有很少的工人,都是知识分子,在目前的斗争对你们是个弱点,为什么上海好一点?因为上海工人起来了,大联合了,也有一点小团体,但也有一点缺点。北京的工人运动没有上海那样老练,北京大部分厂都是解放后建成的,北京是新工人,上海是老工人,组织性纪律性很强,打起大仗。我赞成知识分子真正夺权要很好与工人结合,现在有些搞起来了,要有所作为,必须这样做。正象主席说过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假如没有这个结合的话,再开起这样的会来还可能是吵架,不解决问题。今天的会教育了我们,你们自己也教育了自己,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两点从现在情况看来,同志再努一把力,大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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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地下乡,到一个工厂,不要人海战术。最近第一机床厂,工人有四千,就一下子去了两千多人,还有小学生,影响工厂革命生产。我们把工厂大门关起来,不要学生进去,学生跳墙过去了,我们建议,应当鼓掌欢迎学生进,结果一下子来了两千多人,把有的要转移到钢铁厂,应当统一的派,现在个人派个人的,不是把无产阶级作风而是把资产阶级的作风,小团体、小宗派,带到工厂去了,不要。要做为小学生,作为普通的同学,成为工厂一部分,要善于同工人合作。不然下乡下厂还是这样,过去毛主席反对人海战术,廿三条就是反对刘少奇的人海战术,北京郊区有很多村是可以安排,现在好多经验从全国各地来
    我们要很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是思想革命,现在主观的问题好多思想革命,好多作法是思想没有改造好,有对的,有错的,有大是大非的,有小事小非的。大是大非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
    现在有些组织里联合进去乌七八糟的组织,丧失无产阶级原则,很危险,随便招降纳叛,把反动的、来历不明的搞进来了,这是宗派主义作风,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怪,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没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利用派队伍的弱点进行分裂。必须搞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和夺权搞到起来了,这是我们革命的特点,很多人受旧社会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坏人在背后挑动这些事情在我们头脑反映了,思想革命是痛苦的,把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丢掉是痛苦的,每个人的革命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苫比流血还痛苦,而二种思想时常在头脑里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了,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胜利了,不是革命的胜利了,就是反革命的思想,两种思想看哪一种胜利是很痛苦的。这种冲突有时很痛苫的,今天的会表现你们很痛苫,又想革命又有私心杂念,又要搞大联合又要搞小团体。互相矛盾,不痛苫?我对你们奇怪有些学校有这么多小团体。组织内部有些杂质要分出去,要排除个人主义小宗派、小团体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再犯可以不犯的错误,要把中央文革小组照顾这个那个,是否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有问题,不要误会,我们没有宗派主义,就我们几个人,我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从来没有过拿原则作交易。(两遍了,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怕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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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二)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说你们的鼓掌鼓得太快了,鼓得太多了。看看我讲的话值不值得鼓掌,不然的话,来一个鼓掌,我的话也讲得不好,就不好下场了。你们不好下场我也不好下场,对不对?我们开了两天了,刚才恩来同志讲了一下,江青同志也讲了下,我的话可能同他们有些重复,这也没什么关系吧?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很多人是这样做的,这样很好。可是现在有些人反而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这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过去也有,好象现在特别厉害一些。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阶级的观点来观察。这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还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作风,不是无产阶级作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是针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无产阶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是现在,有些人反而把斗争矛头转向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周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数字是很多的我还可以举关锋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一下吗?看他们这种作法是代表哪个阶级的灵魂?是不是资产阶级灵魂在作怪,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许多单位从内部夺权,夺得很不错,夺得好,可是现在有些小单位从全国性范围看,甚至从整个学校来看,他是小单位,他到其它单位去夺权,你要夺,我也要夺,不是夺资产阶级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互相夺,看谁先夺到,没有夺到的就要去夺他,这样就发生了内部的斗争,这个问题大家值得想一想。我有这样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这样就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你们现在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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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大家考虑搞一个筹委会,筹备代表全市的筹委会,包括军队、工人、农民、革命师生(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那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米,我夺过去,要好一些。大家觉得怎样?
    有些机构,有些单位,都属于全市性,甚至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市特别是有许多全国性的。那么一个小团体还不能代表一个学校的大多数,比如占领或选举个全国性的单位,叫谁去承认呢?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不然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的单位机构,或者是全市性的单位机构,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一个小团体就又要来夺权,还是搞大联合。你们机关的革命派,各机关的革命派和不同的机构,要总结一下经验,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夺权形式。有的是本单位本机关为主,外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外边帮助,不同的情况有的可搞临时代表会议,全市性的代表会议,各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学习上海的经验,山西的经验,这样比较好一些,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也可能是各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那个地方应该夺权,提出方案大家讨论嘛!还可以提出一般的号召,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夺权的新形式,合理的新形式,本身是代表无产阶级权力的,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了许多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好好说一说,总结经验,现在这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是很好的,不仅把本市的经验,上海的,山西省的,也是要总结一下。你们这些战斗团体开小的会议,作战要以联合的形式。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所以我们的经验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的经验要丰富一些,我们的经验比较多,我们接管应该接管得更好一些嘛!所以革命那时并不一定接管得好呵!现在是一个过渡的现象,要总结经验。我建议你们这些北京的工农兵学商,要吸收军队,开个临时的联席会议,再筹备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工农兵学商的代表会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嘛,可是我们现在北京的许多工作都落后了。现在你们这个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啦!这个模范并不值得称赞哪!这样好不好?(众:不好!)不要在全国学北京这股风。小团体主义,夺来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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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这样一点缺点呢?(众:有!)那你们要总结经验,从经验中,从实际斗争中,增强我们的智慧,不要总是老子天下第一。你看你们有时候争得很凶,实际上有时候武斗。还好我们的胆子比较大,看到你们要武斗的样子我们也没走,你们年轻,我们象你们这样搞就不大好了。毛主席说过嘛,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还是在胜利地前进!如果不会总结经验,不会合作,不懂得大联合那我们就要走比较多的比较曲折的路子,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但有一些可以不走曲折的路子,就不一定硬要走,其方法就是总结经验。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三个月总结一次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典范。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已经半年多了,八个月可以搞一个总结。现在谁来总结,都没有人总结。各战斗组织本身也没总结。现在在座的都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了,还有工人,可能对于你们在当前斗争中来说,是一个弱点。为什么上海搞的好一些?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起来了,上海的工人在大联合,里边也有小团体,工人阶级中也有受旧社会影响的,也有小团体主义,但比较容易克服。北京的工人有多少?有人能够说出这个数字吗?呵!(半天无人说出)没有上海那样老练的强大的无产阶级,现在北京大量的工厂是解放后建起来的,大量的是新工人,这一点非要向上海学习不行,学习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王力插话:上海也是打了几仗,流了血,北京还是打得不够,捍卫团也没打起来,它变种,变换各种花样,继续搞。)当前知识分子要真正搞好夺权工作,要很好和工农结合。现在一些工厂已经搞起来了,你们要有所作为,必须是这样作。遵循毛主席告诉我们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假如没有这个结合的话,你们今后开起会来还会吵架,不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结合,就大有好处。你们吵,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对我们也有好处教育了我们,你们也受教育
    现在要怎样变成无产阶级的战士?大家可以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下工厂下乡。到一个工厂不要搞人海战术。例如,到一机床厂,共有四千多工人,据说下子就去了近二千学生,有的还是小学生,影响工厂的革命,影响那里的生产所以要有计划,分期分批。第一机床厂不是有捍卫团吗?把厂的大门关起来不让学生去,所以有的学生就跳墙进去了。我们劝他们,学生来应该鼓掌欢迎。后来下子就去了两千,所以还要转移到别的厂。你们不是要把无产阶级的影响带到工厂去吗?但是反而把小团体主义、小宗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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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工厂去了。三个人就是山寨王,那怎么行!你们要到周围的工厂和矿上去,成为工厂的一部分,要善于和工人合作。不然夺来夺去,带来了不好的结果。下乡的革命师生也要分期分批,不要搞人海战术,过去毛主席就提出反对人海战术,过去一个地方容纳了许多人,和农民的总数差不多了,所以二十三条就是反对刘少奇搞的人海战术。北京郊区这么多村,你们可以安排嘛!还有北京的街道,你们也可以摸一些经验。现在,许多先进经验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北京现在还没有端出典型的经验来,大字报的经验算是北京的。(王力同志:满街的大字报。)我们要好好的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是思想革命,以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许多都是思想革命的问题。一些做法也是由于思想上有毛病,有些小团体的冲突,反映出我们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革命。这两天搞的吵架,(王力同志: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本来有许多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一些是大是大非,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有的是小团体问题,小团体主义也是大是大非问题。斗争的锋芒、矛头都搞错了。这是少数人,可是要惕。现在有些乌七八糟的组织他们都可以挂钩,可以收容,都可以联合,甚至联合一些反动的东西,把反动的,来历不明的都搞到那里去了。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就是非常危险的,随便招降纳叛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原则,同时要警惕。这是宗派的观念在作怪,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怪,还要警惕黑手。(有些反动家伙)还在指挥,他们不甘心他们的灭亡,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他们会利用革命内部的一些弱点,施加影响,搞分裂,所以要搞的夺权斗争定要搞好思想。我们思想革命同夺权搞到一起,这是我们革命的特点。你们受了旧社会的影响,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有坏人在背后挑拨,这些东西在我们头脑里的反映,我们要对它进行革命。这个革命是痛苫的。一定要把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革掉,这个革命是很痛苫的。每个人思想革命中会有痛苦的,要不怕痛苦。这种痛苫比流血的痛苦还要痛苦些。子弹打在身上一下子就可以不知道,两种思想在脑子里斗争,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和反对革命的两种思想在脑子里斗争看哪方面胜利。头脑里的冲突有些是很痛苦的,现在就是很痛苦的,又想革命又有私心杂念,又要搞大联合,又要搞小团体主义,你看这怎么不矛盾,这怎么不冲突,怎么不产生痛苦。我看对你们也有些奇怪,有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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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中那么多团体,我想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会团结起来,这个情况会来的,有的出现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联合就是好组织。这个组织里有些渣滓,要把它轰出去,也有这样的情况。要排除个人主义,小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才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下面我再说一点问题,我们曾经招呼过一些同学,不要去犯那些可以不犯的错误。现在好象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招呼这个招呼那个,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有些什么问题啊?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主义,虽然我们的团体很小,现在北京的就是这几个人,我们并不闹小团体主义,是一个小组,但不是小团体主义,我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没有什么拿原则做交易的事情,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怕人们贴我们的大字报,谁一定要贴就贴吧!一千张一万张,更多一些都可以。我和个别的同学说过:“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不是说我们怕什么,这不是为了对人家恐吓什么,我们招呼些人是为了照顾,完全是好意的。如果有个别同学一定不听,自以为是,一意孤行,那么试试看嘛,我们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同志看待。(王力插话:《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不打招呼,《捍卫团》也不打招呼,那么我们就绝不会和他们打招呼。)因是自己的同志才打这个招呼,现在有个别人或者少数一些人,对一些事情,自己是先主观定调子,先入为主,再去找一些莫须有的材料,这并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请看同志们的实践吧!请注意一下同志们的生活吧!请按照实践和生活来判别是非吧!
    我插一句,你们其中一些人去参加什么调查康生同志问题的委员会,这简直是荒唐了,我要声明一下,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很好,起过好作用的个人或团体,我们热情地希望大家,能够有继续革命的精神,能够和我们合作下去,他们自己之间也能够合作下去。要做到这点,就一定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旧世界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影响和思想,内部问题要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来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的愿望。这两天的会,你们不要难过,我们也不难过,作为一个经验吧!作为一个教训吧!好象还不是利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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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62页,共5150页
    自我批评的武器,这种精神还不够。如果是同志,就善意地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如果批评得对,有则改之,如果批评得不对,无则加勉。那些火气太大,批评自我批评就不太好进行了。好象打一架最痛快了,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说武斗能解决问题吗?这个人声音比那个人的声音更大,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我到天津附近农村去做一个调查,回来经过天津,看看天津什么样子,在最热闹的街道上,这边的喇叭是一派,那边的喇叭是另一派,这边声音高,那边声音提得更高,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在汽车里听得不那么舒服,这样群众不一定有好感,(有些喇叭到处叫,我也有些反感了,说老实话。)几年前,我在天津一个工厂中,工会没什么事情干,开无线电收间机、喇叭,光是声音,吵得一塌糊涂,生产都不能搞好,影响生产了,那样并不一定对工人有好处,工人不一定欢迎,因为在生产中放了那么高的声音,并不舒服,影响了工作。
    有同志要我顺便提一下你们的斗争方式。用“喷气式”的斗争形式,抓了个黑帮,不一定是黑帮的,就用喷气式飞机的办法,斗争会上大家都见过这种形式,不一定要采取。听说在北京产生了这种方式以后,就把它当作典型,以后斗争就都按这个模型去搞了。彭、罗、陆、杨大家很愤慨,这些反革命分子篡夺党权、军权、政权。刘、邓已经定了性质,一般的没定他的性质不采取这种方式
    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1)照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个
    批语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仝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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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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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这场大决战的现实,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已经冲破重重障碍,紧急行动起来,集合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之下,团结起亿万革命群众,发扬了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夺权,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看!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夺权就夺去了他们的命根子,夺去了他们赖以“秋后算帐”的最后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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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一切反革命的垂死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正在迅速被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这对于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痛快啊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仝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夺权擂响了战鼓,使旧世界的资产者吓得发抖。四十几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今天,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主席的新的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做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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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王力对人民日报社的电话指示
    刚才陈伯达同志同我商量,望你们继今天的社论(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明天再写一篇社论,题目是《善于作阶级分析,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讲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夺走资产阶级的权,是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继续。
    现在斗争的主流很好,但是一定要作阶级分析,不然就会脱离斗争的大方向。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讲到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性,你们是不是注意了北京的情况,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大联合,队伍这么杂,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也不能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社论要从正面讲夺权斗争,针对当前的情况谈。联合当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北大不是有《虎山行》吗?你们红旗兵团怎么能和《虎山行》联合?怎么能和“井冈山”、“红旗军”联合?北大的“井冈山”就不高明,不做阶级分析,容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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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要对阶级敌人放松警惕性,他们会要做垂死挣扎,对他们,我们要镇压
    社论讲个夺权斗争,写好了送来给我看看,不是说现在出了什么大问题,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要作阶级分析,掌握阶级的动向,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不要把阶级关系搞乱了,不要把矛头指错了,矛头指得准,要做很多的工作,最近我们碰到很多不好的动向,如高级党校有个“红战团”要联合清华井冈山,体育学院××Ⅹ(战斗组织)向红旗战斗队来夺权,红旗战斗队从杨献珍、林枫等一小撮人手里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了吗?红战团是什么东西,是反动组织,搞非法活动,清华井冈山和体院×Ⅹ×居然同他们联合向革命派夺权?我中央文革就要和你们公开决裂!不作阶级分析,我们就不知道谁推翻谁,联合谁,打倒谁。昨天军事院校把解放军报所有的人赶走,这叫什么夺权?解放军报是毛主席,林彪同志支持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以贴大字报,可他们受了少数坏人的煽动,解放军抓了两个人,释放了军事院校的。“三司”的只要有人捧他,不做阶级分析,这样要把无产阶级阵营搞乱的。现在阶级阵营很分明了,为什么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戚木禹、指向陈伯达?江青?也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要使人感到问题很严重,主要是从正面讲,为了作哉嘛,夺权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不能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司令部。
    今天的社论不用“大夺权”,改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有明确的阶级概念,你觉得怎样?上面这些情况你看存在不存在,一些人(指参加夺权斗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打什么架呢?不要让坏人夺了好人的权。要注意,从正面谈,不要很长,要简明清楚,我们是支持革命夺权的,这是总的方面,你们尽管放手(大胆),我们鲜明的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只有做阶级分析,才能认识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播电台,解放军报都要做指示,我们不能不坚决的支持你们,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解放军报》准备就此发表一篇社论,要人民日报转载。你们要多刊登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文章,广播电台还要广播广播无产阶级的声音,省市不要随便点名,对彭、陆、罗、杨,毛主席都没让在报纸上点名,你们要让革命的声音充满报纸,社外的革命派同社会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办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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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王力同志答应最近和我们一起座谈如何办好报纸。)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广播系统夺权的谈话
    听说中央电台的革命派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咭。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裂,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和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岀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岀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中发[67]29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展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月十一日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需要做如下的补充规定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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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中发[67]30号
    各级党委,各级军区党委
    现在,有些农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四清”工作队员揪回去斗。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是必须背定的。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至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受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应由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负责。因此,中央决定
    )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二)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
    (三)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这个通知可以在农村、城市和部队各单位内部普遍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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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当坚决认真地、自觉地执行这个指示
    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眼看快要垮台的时候,大搞经济主义。他们的这个阴谋,是为了腐蚀革命群众,涣散革命群众组织,同时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树立“节约闹革命”的思想,就不能抵抗经济主义的腐蚀作用,就会被经济主义这个糖衣炮弹所打中,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就不能打倒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节约和浪费,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对立的表现。朴素节约是无产阶级的本色,挥霍浪费是资产阶级的特性。节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个重要的原
    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任何条件下,绝不应当浪费
    自己国家的财产。对于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财产,对于集体的财产,不加爱惜,任意开支,讲排场,讲阔气,这是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堕入资木主义的陷阱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节约,特别注意保护自己国家的财产。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财权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不能随便开条子我们要把政治大权掌起来,把生产大权掌起来,就必须坚持节约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管好企业,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他们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在政治上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个教训是要永远记忆的。革命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困兽犹斗,他们总是要进行破坏的。我们必须高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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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惕。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有保护自已国家财产的责仼。人民解放军在保护国家财产方面负有重大的义务,一切需要保护的单位,都应当派军队保护。对于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陈伯达、江青、王力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和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遵义战斗兵团、北京新华印刷厂职工革命造反团的代表共十五个同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全国革命造反派亲切的关怀,坚决的支持,最大的鼓舞!
    五点半,王力同志来到后,大家热烈鼓掌欢迎,王力同志问大家:“你们是造了那个会(指文化部出版局在民族饭店阴谋召开的所谓“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刷工作会议”)的反?现在情况怎么样?”代表们当即汇报了造反的情况。
    五点五十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来了,
    王力介绍到会的同志说:“他们是造了那个会的反的同志。”代表们插话:“那个会是文化部颜金生指挥的。”江青同志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
    代表说:“我们已经把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过来了!”江青同志说:“你们夺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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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说:“现在我们要联合全国的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出版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大出特出毛主席著作,要使今天的中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明天的世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
    江青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加重语气说:“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有气魄,支持你们!
    上海同志讲,上海一些印刷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叫工人印毛主席著作,每人发给一百元,让他们到北京来“串联”
    陈伯达同志说:“这就是经济主义。”江青同志接着说:“这就是破坏生产破坏革命
    陈伯达和江青同志马上要接见另外一批同志,起身告辞,他们再次表示:“我坚决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王力同志继续和大家座谈。
    王力同志说:“北京、上海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首先要掌握好。你们已经夺了权,就要行使权力,不一定派人到各地去串联,可以发号召,如果一定要派人去,也不是串联,而是正常的派出工作,行使权力。凡是夺了权的地方,如山西,你们就不一定要派人去,而是把任务交给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叫他们承担起来,要他们派主要负责人来抓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成立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备会是可以的。你们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的。坚决揭露他们两面派的阴谋。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要对外单位的群众做工作,要争取他们。对中间派、保守派,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反革命、右派是另外一回事。你们气魄很大,要加强核心领导还要得到群众的支持,你们一定能够把毛主席著作出好。”
    王力同志还谈到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有的是敌人挑拨离间有的是队伍本身不纯,大量的是思想问题,有山头主义,有小团体主义
    从
    明天开始《人民日报》要陆续刊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大家好好学习。”
    仝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印北京政法公社
    《红旗兵》战斗队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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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们听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凡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凡是背叛革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告诉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七亿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下的笔笔血债,必须彻底偿还!
    大大大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二十六日发表声明,对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二十五日出动军警和便衣特务,野蛮镇压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幕献花圈的中国留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毛泽东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留欧洲学生六十九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朗读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表达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
    中国学生的这一行动,完仝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全中国和全世界包括苏联的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革命人民,都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和赞扬。
    但是,这些中国学生却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野蛮镇压。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这一法西斯暴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列宁斯大林墓前疯狂镇压中国学生,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们听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凡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凡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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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革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德意日法西斯没有好下场。蒋介石没有好下场。沙皇俄国没有好下场。考茨基没有好下场。赫鲁晓夫没有好下场。你们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中国学生的鲜血,已经不是第一次洒在莫斯科的街头。旧债还没有清算,新债又添了一笔。这笔笔血债,都必须彻底偿还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这一血腥暴行,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自从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就一直串通美帝国主义,开动仝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头子们,四出奔走对着社会主义的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连串的狂吠。这就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在中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却痛在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心上,也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猖狂反扑,掀起一个新的反华高潮。
    支由六十多人组成的小小的学生队伍,手捧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本,刚刚读了两段,就吓得你们魂不附体,竟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二三百人来武力镇压。这最生动地表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何等强大的威力,而你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又是何等的虚弱无能。你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纸老虎
    老实告诉你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学生、革命青年和七亿人民,不是好惹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难道还怕你们这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吗?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还有什么花招,统统使出来吧!你们的一时猖獗,不是表示了你们的强大,而只是表示了你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现在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世界的时代,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苏联的上空,尽管暂时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们深信,它必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伟大的、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绝不会容忍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这样横行霸道,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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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一个红彤彤的崭新的革命的苏联必将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必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胜!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陈毅同志致电因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遭到苏修血腥镇压的我留欧学生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亲切慰问反修战士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二十六日打电报给遭到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血腥镇压的我国留欧学生,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电报全文如
    驻苏联大使馆转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全体留学生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你们在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的时候,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血腥镇压。你们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经受住了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考验。这充分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青年一代的英雄气概。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殷切地等待你们——英勇的反修战士胜利归来!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周恩来陈毅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就向苏修驻我使馆示威事宜的指示为了反击苏修殴打我留学生和使馆工作人员,向苏联修正主义者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采取集中力量,打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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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领导集团的策略,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严格区分苏联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以及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界限。我们主要是和苏联作政治斗争,不在细节问题上与其纠缠,不搞小动作,以避免苏修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反修斗争,提出以下几个处理意见
    1.对苏修驻我国使馆示威,应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并向群众反复交待政策,确实做到不冲使馆,不砸使馆建筑物,不向使馆内投物品,不打使馆工作人贝
    2.对于各国使馆人员(包括苏修人)步行外出,不予阻挠,不包围;如遇苏修及其他人员向我挑衅,可相应予以回击,但不打人,不纠缠,不扣留,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应立即上报处理。
    3.对各驻华使馆车辆外出,不阻挠,不砸,不在上面贴标语,不揪人,不向汽车里的人唾吐沫,一般不在使馆墙上贴大字报。
    对外国人照相,不要干涉。
    5.为外国人服务的商店,饭馆,旅店等,应照常营业,不为难。
    6.对苏修及其他国家来的飞机、火车、轮船,不要贴标语,不要进入,不要贴大字报,不搞示威、喊口号。我们广大职工人员,应以礼相待,并利用机会作些政治宣传工作。
    7.对所谓“援助过境物资人员”按规定处理,不要阻挠,不搞示威,在装运物资上及列车上不要贴标语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国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全体留欧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的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们和使馆全体同志一起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代表您老人家和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的电报——这是您对我们全体的战斗动员令。
    我们把您的语录紧紧贴在胸口,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全身。我们一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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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支持,最大最大的鼓舞,最大最大的关怀。您老人家最理解群众,最信任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
    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您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还怕几个在冬天雪地里快要冻死的臭苍蝇么!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现代修正主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群小丑们的反。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猛烈地造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把旧世界砸它个稀巴烂,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在全世界大放光芒。
    我们在国外亲身体验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它们早已吓得六神无主,魂不附体了。
    我们就要回到您老人家的身边了。我们决心全力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在一起,誓死捍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跟着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扫除一切害人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衷心地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彊!
    途经莫斯科的全体国外留学生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原载
    196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记者述评:首都红卫兵誓当国际革命派埋葬帝修反,苏修集团越是害怕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要在全世界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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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莫斯科红场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我国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和无比愤慨。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大学“轻骑兵”战斗团、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部分战士和在院校的部分解放军战士,在北京航空学院举行集会,声讨苏修领导集团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滔天罪行。会上,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同声齐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定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
    北京大学“轻骑兵”战斗团祁朝东在集会上说苏修迫害我留学生的事件,是他们欠下的一笔新血债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苏修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敲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丧钟。苏修害怕极了。他们釆取卑劣手段,是他们虚弱的表现。
    小撮苏修领导人现在掌握军政大权,但是,他们的权,长不了。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起来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无所畏惧的。流血,吓不倒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宋书明、卿礼勋说
    听到苏修镇压我留学生、制造流血事件,使人不能睿忍。这一事件暴露了苏修的丑恶面目。我们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会在十月革命的故乡高高飘扬。现在,我国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全国全面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我们定要砸烂旧世界,创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苏修妄想挑拨我们和苏联人民的关系,是办不到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世界革命人民的大联合将打倒反动派的小联合,历史潮流一定是这样的。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总有一天将会起来,把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让毛泽东思想传遍全世界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武卫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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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修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它们对毛泽东思想如此害怕,我国留学生只读了几句毛主席语录,他们就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因为他们怕苏联人民知道真理。我们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真理传遍全世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越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越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要大大突出毛泽东思想,到工农群众中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窦国华、姜作范、韩友民说
    我们肺都气炸了,恨不得飞到莫斯科,把苏修这帮混蛋砸个稀巴烂。这次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阶级报复。自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们反华更加露骨,更加猖狂了。
    苏修大打出手,说明他们害怕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害怕毛泽东思想,害怕真理。正像毛主席所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做得对,我们红卫兵有信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让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改变颜色。
    苏修迫害我留学生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的挑衅。
    苏修害怕真理,害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大叛徒,又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来了个大暴露。他们越丧心病狂,越说明他们的末日将来到。伟大的苏联人民定将起来造他们的反,把这群跳梁小丑抛进垃圾堆。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栾复茂说
    我压仰不住内心的怒火,对苏修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红卫兵是不好惹的。这件事暴露了他们反动的本质,他们这样作是最愚蠢的,最卑鄙的
    未来的苏联必将是苏联人民的,是无产阶级的,苏修决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不能容忍苏修这种暴行。这次事件说明苏修多么猖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他们一定要失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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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想阻止中国文化大革命
    解放军战士毕友勤、阎春奎、侯荣说
    我们很气愤。这次事件说明苏修作贼心虚,野蛮无理。我们和苏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人民死都不怕,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中国人民照样革命。北京是世界革命的延安。我们要搞世界革命。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竟然派岀军警对我留学生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出现这个事件决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决不会饶了他们的
    我们向站在反修前线不畏强暴的我国留学生表示敬意,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敌人如此害怕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走向灭亡的强大武器,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的理论武器。敌人害怕毛泽东思想,就像猫头鹰害怕太阳一样。他们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我们要正告苏联修正主义一小撮领导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必将被苏联人民所推翻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唐振权说
    我们“东方红”仝体战士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暴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文化大革命以来,苏联修正主义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夜以继日地攻击、污蔑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红卫兵,这次又制造了这场法西斯暴行,暴露了它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比仇限。敌人越反对,我们越要在仝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让全世界革命人民起来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
    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解放军战士田博华、段澄清、蔡明理说:
    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法西斯暴行,是一个可耻的政治阴谋。它更暴露了苏修的叛徒面目。我们对修正主义恨之入骨,对阶级兄弟从心底里热爱。我们不仅要做国内革命派,也要做国际革命派,要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把天下劳苦人民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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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bei@①本现、戴少强、蔡文芳、黄绍金、刘庆田说:
    我留学生在列宁墓前学习最高指示,这是他们神圣的权利。我们对留学生的这种不畏强暴、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要誓作他们的后盾,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宝中宝。苏修要封锁毛泽东思想是绝对办不到的。有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能取得胜利。
    苏修这一小撮混蛋竟敢向中国人民挑衅,冋向毛泽东思想挑衅,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对苏修的卑鄙的挑衅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解放军战士侯建德、王子君说
    我留学生不畏强暴,在白色恐怖下努力学习、宣传和捍卫最高指示,他们的行动好得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打在苏修的脑壳上。所以他们就拚命反对。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不答应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是武器,是法宝。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厶加贝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
    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红场上,在伟大的列宁陵墓前,发生了苏联军警便衣特务野蛮镇压我国过境留学生的骇人所闻的流血事件。这是苏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挑衅,是他们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中国人民对苏修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岀最最强烈的抗议!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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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你们的挑衅,我们一定坚决反击
    我国留学生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陵墓献花圈,表示敬仰;他们在列宁陵墓前朗读毛主席语录,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可是,你们却对我国留学生视若仇敌,大打出手。这彻底地暴露了你们是列宁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苏联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
    你们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打得火热,对资本主义文化大开绿灯;然而,你们对革命人民和革命思想却是恨之入骨,怕得要死。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
    行,同沙皇、希特勒、三K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
    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正当这个时候,苏修制造这样的政治挑衅事件,绝非偶然。我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总攻击,阶级敌人处于全线崩溃的形势,使克里姆林宫里的老爷们脸色如土,两脚发颤,惶惶不可终日。苏修制造这次流血事件,实质上是国际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的一次阶级报复。这集中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和无比恐惧。
    苏修这一小撮叛徒害怕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害怕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会促进苏联人民的觉醒,起来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砸烂他们的修正主义秩序,掀掉他们吃人的筵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苏修越是疯狂地反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越证明我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就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越是疯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越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我们就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国六十九名留学生,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同法西斯暴徒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不愧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我们向六十九名英勇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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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战士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我们殷切地等待着你们胜利归来!
    我国留学生在列宁墓前朗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他们朗读得多么好阿!
    苏联人民是列宁和斯大林所教导过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的人民。他门决不会长期忍受修正主义的黑暗统治。他们终究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使苏联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天,革命造反的星星之火,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大地上。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中国人民同苏联革命人民是坚决站在一起的。我们相信,光辉灿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总有一天,会高高地飘扬在红场上,飘扬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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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査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1
    林彪(2)同志
    此件我看了
    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毛泽东月卅日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根据手稿刊印)
    必须用
    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四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五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仝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
    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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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七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4)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稿上写道王力、关锋二同志为红旗杂志准备了一篇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请审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提前转载。
    2)林彪,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3)“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句话,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作为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4)这句话在《红旗》杂志社论中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
    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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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的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来,也是这样。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权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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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妄图篡夺革命造反团体的领导权,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唆使尚掌握一个工
    个车间、一个单位、一个
    生产大队领导权的同伙,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j妄图扰乱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切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要蔑视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对付,切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充分认识,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和反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敌我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凡是经过半年多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和单位,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集中目标,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乱轰一气。否则,就会妨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
    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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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斗争的阶段,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实行大联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就是夺回了一些权,也还会丧失。
    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乂、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对于上述的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和行动,绝不能任其滋长,否则,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果有人坚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行动,发展下去,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革命群众组织夺回了某些部门的权力,本身的地位就随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一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发作。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一切要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不要闹个人的名誉、地位。要坚决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不要讲排场,讲阔气,浪费国家财物,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
    夺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负责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大多数,而不能排斥大多数。这样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秩序
    每个人在夺权斗争中和当权以后,都要经受新的考验。我们期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忠于毛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期望他们逐步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要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真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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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这些领导同志,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党内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当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同群众一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革命的群众团体应当支持他们。应当看到,他们的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他们的组织能力较强。有他们参加核心领导,对于夺权和掌权,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他们当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本单位夺权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点,决不能忽视。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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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焕然一新,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东西。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建立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来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
    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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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
    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岀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报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对于这些反革命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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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內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现在,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搞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亳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有的地方,反革命组织暴露得很充分了。当地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公安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实行了镇压,这是做得完全对的哈尔滨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市公安接管委员会,对当地所谓“荣复军”这个反动组织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在包围了所谓“荣复军”以后,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使广大受蒙蔽的人觉悟过来,反革命肇事的现玚,变成了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受蒙蔽的人们交出了头头。所谓“荣复军”很快就瓦解了。这样做,既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又争取了受蒙蔽的人们。
    在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专政机关必须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这样就能形成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
    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解放战争进入对蒋介石反动派举行总反攻的时候,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正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正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发起总反击,我们也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也必须加强纪律性。这样,我们在当前这场斗争中也将是无往而不胜。
    “一唱雄鸡天下白”。让我们热烈地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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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曾经几度顽固地统治着《文汇报》。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窃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做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文汇报》堕落成为一张右派的报纸。
    九六
    九六二年,窃踞《文汇报》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公然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在报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执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指示,实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文汇报》成为一张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报纸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的《文汇报》,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头的根子,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文汇报》又成了一张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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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十几年来,革命的左派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文汇报》不是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决心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阻力再大,决不回头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高的行动指南。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我们要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向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坚决地一边倒,最鲜眀地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大喊大叫;我们决心髙举革命的批旗帜,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痛加针砭,痛加批判。在报纸工作中,我们要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思想,走群众路线,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办报,发扬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今天,我们重新全文刊登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再批判。我们一定努力把新《文汇报》办成一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的报纸。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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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载1967年1月4日《文汇报》)
    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木主义的方向上去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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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岀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岀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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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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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这一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解放日报》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市委的机关报,它应该成为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近几年来,《解放日报》在市委和报社党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操纵下,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发表了许多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一九
    六二年前后,窃踞《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他们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先后发表了如《李世民与魏征》《南包公海瑞》等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毒草。他们大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表了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祖师爷”夏衍、田汉等人记功立传的《影事春秋》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市委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制造舆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红卫兵运动和工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而《解放日报》党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成了忠实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
    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冇责仼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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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革命的事情,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是占定了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高举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解放日报》的指针。我们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坚决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群众路线,依靠革命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报纸办得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作用,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载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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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的编者按:《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大大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批红色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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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
    革命造反派,他们的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斗志最旺盛。在他们的冲击下,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伪装得怎样巧妙,还是一个一个地被他们揪出来了;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论采取什么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都一一被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识破了在革命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之下,那批顽固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狼狈。他们如果不低头认罪,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继续顽抗下去则非垮台不可。
    革命造反派,他们敢打敢拚敢造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革命造反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有成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关在书斋里学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学,带着阶级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因而学一句,顶一句用,精神力量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大敌当前、困难重重时,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就浑身是胆,敢于豁出去,任何困难、阻力都压不倒他们,而只能被革命造反派所压倒
    革命造反派冲在前头,遇到了种种阻力。这些阻力,花样不少,说法不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不准造反。我们必须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
    过头了,过头了。”这是一种怕字派的意见。他们一概不赞成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闹革命。其实,舒舒服服是闹不成革命的。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舒舒服服地闹革命是假革命,真想舒服。谁想舒舒服服地闹革命,谁就会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是这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剧烈的冲击,没有场尖锐的决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会轻易地从执行者的头脑里退走的。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不怕“过头”
    “这样搞法太乱了。”你怕什么!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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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我们再不要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了。天天在叫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又惊惶失措,怕得要命,这不是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吗?革命的大乱好得很。革命的大乱的结果,失去的只会是一切腐朽的东西,而在斗争中我们却能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能同意。”这又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你既然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但对每一个具体革命行动却又百般指责,这样,你的“支持”、“赞成”,岂不一一落空了吗?!一面肯定革命精神,一面又反对革命行动,两者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造反派在斗争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谁想抓住他们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谁想从中捞取半根稻草,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待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要末积极支持,要末坚决反对,折衷主义这条路决然走不通。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当一个革命造反派而自豪!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展望新的一年,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在任何情况下紧密团结,继续战斗,革命到底,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夺取个又一个新胜利!
    (原载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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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本篇是毛泽东一月八日针对这两个报社夺权问题的谈话。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继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又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了《紧急通告》。《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发表这项《紧急通告》的时候,都刊登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两报还分别发表了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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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4页,共5150页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米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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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5页,共5150页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
    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
    “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呼吁仝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
    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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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6页,共5150页
    、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竞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盜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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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7页,共5150页
    会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工人安亭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伯达(1)同志及小组(2)同志们:(一)此两件〔3〕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4),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毛泽东
    月十日上午五时关于反经
    济主义的文件(5)不要发了,上海这个(6)就很好
    但需要写一篇解释
    文章〔7〕。又及(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伯达,即陈伯
    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这两篇电讯稿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4)这
    个贺电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发出,载于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等报刊。5)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个通知后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印发,所署日期为一月十一日
    6)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
    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紧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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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8页,共5150页
    7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记者述评《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大大大
    新华社九日讯首都广大革命职工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后,欢欣鼓舞热烈称颂。他们纷纷召开座谈会、誓师大会,到街上贴大字报。他们欢呼:这是继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的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风,是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是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号召书。广大革命职工从这个文件中吸取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北京一些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兴奋地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阴谋、新反扑。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北京、对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工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它将大大推动我国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工矿企业,掀起一个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最关心生产,最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深远意义。我们最拥护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用革命带动生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抓生产”压革命也好,用极“左”的面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也好都不能得逞。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既要做文化革命的先锋和闯将,又要做生产斗争的先锋和闯将,一定要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来实现毛主席提岀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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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9页,共5150页
    北京内燃机总厂锻造厂自由锻二组的革命工人,今晨从广播里听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后,个个欢欣鼓舞,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组织了学习。这个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造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搞好生产。他们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先是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但当他们看到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造反精神压制不住的时候,又转而采取破坏生产的办法,来打击革命。他们煽动一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破坏生但是我们识破了这种诡计,和他们坚决斗争,坚守了生产岗位,以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更多更好地完成生产计划
    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造反派的部分工人,今天分别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座谈会和誓师大会。他们表示:“这个文件非常好,非常及时,它说出了我们心坎上的话,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者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威风。我们革命造反者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砸个稀巴烂,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
    北京光华木材厂的一些革命职工在座谈会上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出了我们革命职工的共同心愿,为我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撑了腰,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支持。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北京钢厂炼钢车间一号电炉的革命工人,一拿到《人民日报》,就边朗读边座谈。他们说,我们革命的钢铁工人,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一定彻底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玩弄的阴谋诡计,把这些坏家伙斗倒斗臭,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新华社上海九日电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地欢呼《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极其重要的编者按;热烈欢呼《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他们说: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革命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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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10页,共5150页
    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最深切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越来越好!《人民日报》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使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加满怀胜利的信心更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昂首阔步向前迈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们是玩弄“抓生产压革命”的阴谋,还是玩弄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阴谋,都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短文,最热烈地感谢毛主席对上海革命工人最深切的关怀,最有力的支持。短文说:“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一小撮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抵制目前出现的、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挑起的经济主义倾向。我们广大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的队员,一定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也在生产战线上打一个新的漂亮仗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读了《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仝市人民书》后,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发表得非常及时。运行车间的革命工人说,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的阴谋破坏活动。我们在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同时我们要坚守生产岗位,保证正常运行,给上海千百个工厂提供更多的电力,坚决用实际行动粉碎那一小撮人企图用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上海无线电三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们,读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后,受到极大的鼓舞,马上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这个厂六车间整机二线的革命工人说:“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元旦前后,我们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了三场硬仗,取得了很大胜利;同时以髙昂的革命激情抓生产,抓紧每一分钟来增加生产,粉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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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阴谋诡计。”这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就在人力上作好安排,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大家坚守生产岗位,使整条流水线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内始终保持正常生产,超额完成了任务,产品质量也很稳定。
    上海玻璃机械厂一部分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骗的赤卫队员,擅自离开了生产岗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看到生产受到影响,十分痛心他们说:革命的事,别人不干,我们干!生产的担子,别人不挑,我们挑!他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经过革命职工群众酝酿,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力争夺取文化革命和生革命的双胜利。三车间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同志和坚持生产岗位的老工人学习了九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会上说,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简直是做梦。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有广大革命群众支持,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定可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革命造反派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他们在本厂赤卫队工人大批离开生产岗位的情况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革命和生产出现了蓬勃高涨的崭新局面。他们对《人民日报》九日发表的编者按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我们革命造反派,最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他们还说:“赤卫队中的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重返生产岗位,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革命,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第二机床厂大队部山鹰战斗组组长说:我们战斗组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奋不顾身的革命造反精神投入战斗,同时坚守生岗位。有一次,我们全组工人参加全市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市委规定这一天作公假算,回厂后大家主动把生产补上了。有的工人是中班,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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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大会,连夜把生产补上,第二天下午照样上班。他说:最近我们厂里出现了有些工人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工厂的现象,也刮起了一股“闹工资”、“闹福利”的“经济风”,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破坏生产,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分散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是不能得逞的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老工人说:我们不要什么“经济地位”。我们必须把政治仗打好。不打好这一仗,国家变了颜色,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工人的什么经济地位了。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青年工人说:我们厂里有人刮“经济风”,有人签字让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出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我们的新反扑,我们已经识破这个阴谋,我们一定要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总理、伯达、江青〔1〕同志:两件(2)及另三件(3
    口阅,很好。请林彪(4)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毛泽东
    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同意这三个
    文件(3),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
    月十
    日二时
    881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总理,指周
    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指周恩来等一九六七
    年一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均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3〕指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三件的日期均署为一月十一日,一月十三日由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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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局发出
    4)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利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中发[67]14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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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革命的、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在以上海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大发展、大联合的形势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杀”出来了。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一件大事。一句话,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改变不改变颜色的一件大事
    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正像《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派所说的那样:这个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我们不夺谁夺
    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最能够影响广大群众的灵魂,影响群众脉搏的跳动,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报纸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就会变成他们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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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15页,共5150页
    革命派毅然决然起来造反,联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回了领导权,扭转了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使这两张报纸真正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有力武器。这些革命同志,做得是何等对,何等好啊
    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大刮阴风,说什么:“你们不要党的领导。”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党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恰恰是这一小报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我们党内,行反党之实,反毛泽东思想之实,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实。我们就得要造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反!造了他们的反,报纸就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就真正听到了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这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领导。这个反,就是造得有理!
    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说:“你们不行。”但革命造反派是吓唬不了的。不要以为,没有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我们就办不了事,过不了日子。相反,搬掉这些绊脚石,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看看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吧!一旦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报纸就生气勃勃,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的气息。革命群众都说:“好得很!好得很!”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为仝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出了好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学习同志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业冲锋陷阵。学习同志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把报纸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学习同志们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紧紧相结合,使报纸同革命群众息息相关。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都要有崭新的战斗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亳不含糊
    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一切报纸阵地!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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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髙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气息。革命群众说:“造反报就是好!”
    大大大
    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
    《文汇报》一月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一月六日造反。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后,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高高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全国又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刊载在一月五日的《文汇报》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出现,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大革命。这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两家报纸起来造反,反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力量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标志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件大事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一定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上海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搏斗、大厮杀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
    这两家报纸,本来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由于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控制,这两家报纸几度走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文汇报》在
    九五七年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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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又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挂名为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近几年来在市委和报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它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修正主义,成了党内外牛鬼蛇神的合唱团。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左派,联合报社外的革命力量,对这两家报纸的反动路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他们的斗争情况。毛主席始终支持革命左派,几次扭转了《文汇报》的大方向。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展开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汇报》高举起了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写的仝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不但没有积极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妄图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它们彻头彻尾地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了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报纸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事实教育了革命在派,要使报纸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必须由革命左派掌握报纸领导权。报纸必须由革命左派来办。《文汇报》的革命群众,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就把多年来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编委会推翻了。但由于缺乏经验,革命左派并没有直接把报纸的领导权夺过来而是拱手让给了上海市委派来的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些家伙,继续改变了报纸的方向,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大搞阴谋,采用新的手段,进行新的反扑,疯狂地镇压报社内外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把报社内的革命左派打成“危险分子”、“两面派”。他们在报纸上蓄意发表保守派的文章。《解放日报》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把革命的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当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小将们起来批判《解放日报》的时候,在上海市委的手策划下,《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老爷们却恶毒地攻击红革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闻名仝国的“解放日报流血事件”。同时,还残酷地镇压了报内的革命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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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忍,孰不可忍?!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剧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首都第三司令部和上海红革会革命小将等的支持下,继续奋战。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坚持斗争的八位同志,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少数,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他们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更艰巨的斗争。两报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坚强,他们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英勇斗争,一反到底,给予编辑部的革命左派以很大教育和鼓舞。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鼓舞下,乘着上海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和报社的革命工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向报社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发起了总攻击。揭发了大量事实,动员了群众,争取了多数,彻底孤立了几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终于在一月三日晚上,把报社的领导权全部夺过来了。全报社绝大部分群众,全力支持“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这个伟大的创举。一月四日,一张新生的《文汇报》问世了!
    《文汇报》的新生,大大地鼓舞了《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激动地说:《解放日报》的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文汇报》的新生,对《解放日报》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同志们,抓住这一有利形势,于一月五日晚上举行大会,宣布了接管《解放日报》的决定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敲响了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以猛烈的炮火,向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强大的攻势,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宣传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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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管后第一天的《文汇报》,以一版显著地位刊载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写的我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积极投入了当前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去。面对着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所玩弄的停生产、压革命,用物质刺激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这两家革命的报纸,连续刊登了《紧急通告》《记者述评》等重要文章,站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第一线。一月八日,《文汇报》在一则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必须警惕,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用各种形式,诱骗一部分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妄图用破坏生的恶毒手法,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达到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紧接着,一月十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社论,继续给那些妄图以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一小撮人,以当头一棒。一月十二日两报刊载的《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又一次沉重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此外,这两家报纸还选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的大字报,全力动员全市的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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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新反扑而斗争。两报还发表了一些工厂的革命造反派团结广大革命职工,敢于顶住逆流,不怕围攻,不怕打击,敢于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的报道。这些报道对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在版面的编排形式上,两报这几天也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打破了一些陈旧的框框。他们对体现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和报道,都给予极其突出的处理,具有鲜明的立场,锐利的锋芒,泼辣的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
    两报内部的一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靠边了,他们本来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但是,革命造反派就是不信这一套,他们团结报社内部革命群众,在社外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越办越好
    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最热烈的欢呼《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新生!几天来,上海的革命群众,敲锣打鼓,从清晨直至半夜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送喜报、祝贺的往来不绝。上海许多主要建筑物上,张贴了“最坚决地支持《文汇报》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热烈吹呼《解放日报》的新生!”等巨幅标语。华东和全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他们一致认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
    上海和全国各地许多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在来访、贺电、贺信中指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夺取了报纸的领导权,把报纸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使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总社、《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全体革命同志,以及全国许多报刊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发来了充满无产阶级战斗友谊的贺电,最坚决地表示,要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小将、公社社员、机关干部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要造它的反,就要革它的命!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只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只能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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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红整个上海,整个中国,整个世界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革命造反派撑了腰,说了话,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最最热烈的支持。他们决心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生的《文汇报》送到那里,那里马上就有许多革命群众围上来,争相购阅。有的同志说:“造反报我要看!”“造反报就是好!”有一位工人一下买了四份。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文汇报》!”
    毛主席永远支持革命造反派!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高度评价了《紧急通告》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上海革命造反派从贺电中又一次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的声音,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这两天,各条战线上的革命造反派纷纷前往《文汇报》《解放日报》报喜祝贺。这两家报社的革命职工,用最大的革命热情连夜赶印了十几万份大红喜报,向上海人民报告这个特大的喜讯。这天的报纸,《文汇报》加印了四十八万份,《解放日报》加印了十一万份,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团体最大的支持的喜讯,告诉给更多的读者。十
    二日,上海和外地在沪的数十万革命造反大军会师人民广场,举行了盛大、热烈隆重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共庆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激动地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支持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提出了这样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学习,继续前进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结成了血肉相联的战斗友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紧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风里浪里去造反,革命到底不回头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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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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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仝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仝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载《人民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社论)
    四、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
    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1
    总理(2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月二十一日每一个省、市似
    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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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2)总理,指周恩米。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从当地实际岀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岀明确的政治纲领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其中第四项提岀: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
    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造反红卫兵统一组织『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一批激进份子拉出一些人成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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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五、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权力夺回来了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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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革命组织是:拜泉县团结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拜泉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到底战斗团,哈尔滨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团第六分队,阜新煤矿学院革命造反团驻拜泉联络站
    四个组织发出的《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向全省革命农民紧急呼吁》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土崩瓦解,全线崩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广大贫下中农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向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发动全面的总攻击,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
    呼吁书说,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压制革命农民起来造反,打击革命造反派。在他们的画皮被揭穿,阴谋遭到彻底破产的时候,他们又拣起经济主义这面破旗,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私分储备粮,私分公共积累,私分下年生产费等,利用经济主义为诱饵,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制造混乱,挑起武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农村扩大再生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呼吁书说:农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揭穿一切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
    、农村中的革命造反派,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执行者,认真贯彻执行十六条和中共中央有关指示,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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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目前,农村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用撂挑子、停生产的手段,威胁革命派,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使一些社队的生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生产的安排。我们革命造反派要坚决夺回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对于阶级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必须及时揭穿,使其阴谋不能得逞
    、各社队在秋收分配过程中,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当年分配制度办事,不准少留多分。不准把来年扩大再生产用的公积金及其他生产费用纳入社员当年年终分配。不准随便动用库存的备战备荒用粮和农田基本建设用粮,不准随意改变核算单位,把生产队扩大或缩小。如有动用的地方应和群众讲明道理,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认清长远利益,动员他们主动送回。对于那些在幕前或幕后挑动群众私分者,必须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任何人以发展经济为名,把部分牲畜及饲料随便卖掉,偷偷分光,使来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扒手,保护好生产用具,喂养好牲畜为来年的生产作好物质准备。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任何人以搞副业、发展集体经济和增加社员收入为名,使大量人、车、马外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备耕生产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严格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严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煽动落后群众,擅白离开工作闵位,虚记工分,乱发补助。如有煽动群众大量外出串连,滥发外出串连补助费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外。所发款项由签发者负责追回。
    七、严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慷国家之慨,慷集体经济之慨,以照顾困难户等为幌子,滥发补助,借以收买人心瓦解革命派的斗志,转移斗争大方向,蒙混过关
    八、严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耍阴谋、放暗箭,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拉一伙,打一伙,利用和扩大群众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制造宗派,挑起武斗,保护自己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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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在文化大革命中碰到四清复査问题时,必须提高警惕,严防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网罗牛鬼蛇神,互相勾结趁机翻案,反攻倒算,向贫下中农进行反扑。如有发现反攻倒算者,必须严肃处理,坚决镇压
    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必然要趁文化革命之机,兴风作浪,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革命造反派一定要认真监督和改造他们,提髙警惕,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胆敢蠢蠢欲动者,立即依法惩办
    十、革命学生、革命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农村中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和贫下中农一道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土地上。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登载了四个革命造反组织的呼吁书并发表了社论,欢呼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是黑龙江省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反革命经济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社论号召革命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全体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编者按
    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农村的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岀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但适用于黑龙江省农村,同样也适用于全国广大农村。
    个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地、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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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右的反,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趁年终分配之机,继续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采用少留多分、分掉公积金、分掉种籽粮、动用准备粮等卑劣手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定要突出政治,顾仝大局,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那些在幕前幕后进行阴谋破坏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农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革命的农民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迎接我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进入了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新阶段。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卷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红色风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我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援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为社会主义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形势好得很,而且越来越好。
    原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年来称王称霸大搞独立王国,大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黑龙江省地、富、反、坏、右和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黑根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未日已经到来,于是便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派出工作组,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反革命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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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垂死挣扎,变换花招,大搞经济主义,挑动一部分工人罢工,停产停车,外出“串连”,真是坏事干绝。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
    为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黑龙江省的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大权,统统地夺过来。为了实现这夺权的战略任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全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由红色造反团各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负责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酝酿协商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我们郑重宣告
    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
    冮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并坚决支持全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干部,应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革命造反派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负责同志,要同那里的红色造反者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坚决支持并参加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好好工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不准消极怠工,不准擅离职
    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一个个地夺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顽固堡垒,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
    四、一切权力归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只许革命左派夺权,不许那些名为“革命派”、实为保字派掌权、篡权。每个红色造反者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政治扒手。要分清真革命派、假革命派,真夺权、假夺权,凡是已被反革命组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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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团体抢去的权力,对政治扒手篡夺的权力,统统都要坚决彻底地夺回来。有敢于反夺权者,坚决严加惩处。
    五、一切真正的红色造反者,都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生产革命双胜利。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生产交通、财政金融,不谁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违反规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者,坚决依法严办。
    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不法行为立即法办。对“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等反革命组织和八八团、“赤卫队”等保皇组织中的极少数首恶分子、犯罪分子,应坚决镇压。同时必须把这小撮反动分子与那些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那些改头换面,以各种新花样,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坚决实行专政,从严处理。
    七、废除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一九六
    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发布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文件除外)。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黑龙江省军区和我省驻军部队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已经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我们红色造反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同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密切结合,采取强力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
    全省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土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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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全省红色造反者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当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老爷们的末日来临了切牛鬼神蛇的丧钟敲响了!
    我们黑龙江省的千百万红色造反者,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经过几十天的艰苦奋斗,已经取得了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爽爽快快,大大方方地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老爷们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们高声宣告: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你们滚开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些反动派是不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的。从他们被我们红色造反者揪出来那天起,就不断地耍阴谋,放暗箭,点邪火。尤其是最近这些天来,他们又大刮经济主义黑风,企图把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经济主义的邪路上去,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挑动工人闹工资,闹待遇,煽动一些受蒙蔽的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阴谋停工停产,中断交通运输,使整个国民经济瘫痪失灵。在农业生产中,他们迎合少数群众的落后思想,多记工分,乱发补助,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变卖生产工具和耕畜,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集体所有制。在财贸部门,他们阻止商品流通,私分商品,随意动用国库资金,私自更改税法等等,企图造成市场和财政金融的混乱,破坏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对于敌人的这些卑鄙伎俩和阴谋,我们红色造反者能让它得逞吗?不能!不能!!不能!!!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胆大包天,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大喝声:收起你们的妖风!放下你们的黑手!
    我们红色造反者,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神通广大得很!我们的法力无边得很!这神通,这法力不是别的,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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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我们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管敌人耍岀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得在我们面前彻底破产。
    但是,我们广大红色造反者也不能不看到,敌人还没有彻底被我们打倒,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在负隅顽抗,继续玩弄花招,放暗箭;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还没有仝部觉醒过来,仍在迷途之中。为此,我们呼吁
    革命的同志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经济主义黑风猛烈开火,千万不要上经济主义的大当。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而不是眼前的一杯酒,几元钱。如果我们今天追求一杯酒,明天贪图几元钱,那么后天我们就可能付出人头落地的代价,失去整个社会主义江山!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立刻回到生产岗位上去,坚决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向我们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省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地区,是国家的重要机械、木材、煤炭生产基地。我省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发展。近来,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已使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们红色造反者再不能让这些反动分子胡作非为了,要勇敢地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天塌下来,我们能顶住!地陷下去,我们能填平!一切难关我们都能闯过,一切困难我们都能克服,让所有的马达都响起来吧!让所有的车辆都畅通无阻吧!
    革命的农村公社社员和农村干部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外出串连的社员、干部和进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赶快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彻底揭露敌人破坏农业生产的阴谋诡计,努力搞好农业生产。眼下,正是备耕、春耕大忙季节即将到来之际,各项农活急需立刻着手。“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时间性很强,一时一刻也不能延误。我们贫下中农红色造反者最懂得时间的宝贵。“时间就是粮食”。一小撮反动分子,正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备耕、春耕生产的进行,我们要及时识破这一诡计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让一个革命的“北大仓
    个崭
    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屹立在祖国的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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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财贸职工们!紧急行动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财贸战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阶级敌人要搞经济主义,物质刺激,都要通过这条渠道。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财贸职工承担着特别重要的担子。因此,一切商业工作人员都要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好商品调、销、存工作,搞好商品的正常分配和正常流通。所有财政会计人员和出纳人员都要按照党的财经政策办事,积极向各种不良现象和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斗争。税务和银行的红色造反者,要坚决维护国家的合法税收,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严格监督各项资金的使用和支岀,以保证市场的繁荣,金融的稳定。
    一切革命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而奋斗吧!
    千年青史,由我们红色造反者重写;万年大计,由我们红色造反者安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自然是我们。让那些企图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分子,在我们红色造反者的赫赫战果面前发抖吧!
    打倒经济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东北的新曙光》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我国防御现代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进攻的前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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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新的斗争实践中考察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黑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夺权斗争中,记住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很好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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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证明,我们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了夺权斗争的胆略、魄力和勇气,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切实注意这一点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社论)
    六、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没有这种大联合,匆匆忙忙地跑去夺权,那不是空话,便是妄动。那一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山西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现在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妨碍和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去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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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宣布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的要那个有严重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釆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
    十分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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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
    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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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39页,共5150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始终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这全北京市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彊!
    今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建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实现了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夺了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这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远道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支持我们。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首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的结果
    北京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被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下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修正主义的毒素,为资木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京剧、舞剧、交响乐的革命中,他们百般刁难和攻击江青同志。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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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长期按兵不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又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也不准发行单行本,还攻击上海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封锁,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査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
    日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木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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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进行这些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黑手被抓住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摧毁了“三家村”黑店,直捣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的仝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及时作出改组北京旧市委、组织新市委的决定,得到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他们把北京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护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锋芒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许多单位亲自指挥,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右派分子”。他们把北
    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到天折的边缘,并且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全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挽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重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红卫兵和大串连这类的新事物,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以坚决的支持。首都红卫兵对全国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北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斗争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
    上海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协商,分别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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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北京市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全国的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必然要增强十倍,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政治能量还很大,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相当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极端重要的新课题。这个问题,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通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了,在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复辟了。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例如,一九五四年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九五九年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有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决战,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发动亿万群众起来革命,从下而上地对混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次大扫荡,大扫除。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伟大的魄力,才能够发动这样规模巨大的,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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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派,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把政权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不仅现在必需,以后也还会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同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的学说同样重要,同样伟大
    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大决战。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的总头头。某些地区、某部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批判,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我们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把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夺回被他们篡夺去的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该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共同目标下,并肩战斗,共同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应该在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边战斗,边整风,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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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开门整风的办法,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应该因为有不同意见而打“内战”,搅乱了斗争的大方向,甚至被敌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大联合,大团结。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借整风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允许保守派借口大联合,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吞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教导我门: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应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要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闹革命。当然,对于反动组织,如“联动”之类,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同他们联合。对于这类组织和他们的头头,要实行专政,对他们的一般成员,则要分化瓦解、区别对待
    我们要结合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那一些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来批准,不能自封。每一个革命的干部,都应该积极投入这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积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认真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支持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浑水摸鱼,反攻倒算,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吴德、刘建勋等同吉,已经开始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能经受考验,得到锻炼,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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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九六七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充分利用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反面教员,从各个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首都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条街道,插遍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把人民的首都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革命城市。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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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也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我们,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和上海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参加这个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受这五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人民的委托,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北京市的革命战友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仝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你们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猛烈进攻,取得了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们贡献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你们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你们热情地接待了来北京串连的一千多万革命小将。你们还派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士到全国各地,把毛主席的号召带到全国各地,把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作风带到全国各地,同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结合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国。我们各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援,同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英勇奋战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再次向同志们、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战友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各省市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学习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特别是你们实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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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你们建立工代会、红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新经验。今天我们又听了谢富治同志的报告和各方面同志的讲话。我们将继续向你们学习。你们也一定会象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工、农、兵、学、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并将对仝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中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只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拥军爱民的问题
    目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
    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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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十七年来,他们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并且顽固地坚持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本单位的斗批改,和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对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可以有力地带动各单位的斗、批、改。而各单位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这就要动脑筋,好好地想
    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调査工
    作、研究工作。就需要冷静,能够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动起拳头打架。
    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每个单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当然,也有的单位,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就不必去夺权了但是,差不多的单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本单位的临时权力杋构。如果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如何去斗批改?谁领导?对不对?
    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的同学,只想到这里去串串,到那里去冲冲那个劲头大。但是,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计!这样想一想,就会增加同志们的责任感!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同志们一块,学习同志们好的经验,然后再来帮助同志们
    我们这一年来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战友。我希望在斗批改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转移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踏踏实实的驳倒他们。对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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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分子,也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揭发和批判。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
    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
    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
    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怕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別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我们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两类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针,去正确地处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更不要武
    同志们,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让我们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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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市的工人、贫下中农、大中学革命师生、机关革命干部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
    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无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全会并发表了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们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连,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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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接见了一千二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白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睿易。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的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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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在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硏究的领域里,也放岀光彩。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髙,要棽登科学研究的新的高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仝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毛主席在全国胜利的前夜教导我们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北京市的无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珍视你们的胜利果实,加强你们的责任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夺得的权力,让毛主席住在的首都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永葆青春,永不变色。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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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决战阶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喜事!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大喜事
    北京,是我们英雄祖国的首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
    北京,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照耀着世界革命的航船破浪前进。
    北京,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圣地,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和希
    全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日日夜夜仰望着北京,仰望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聆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北京发出的战斗的号召,真理的声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艰苫斗争赢得的伟大胜利。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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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篡党、篡国的罪恶阴谋,粉碎了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木主义的迷梦。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扼杀的严重关头,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光辉的十六条,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首先支持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和全国革命大串连,在北京多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掀起了北京市和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一月草命”的红色风暴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讨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召,把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胜的信心和巨大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战胜重重困难,粉碎敌人的一次次反扑,夺取一个个阵地,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起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终于取得了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我们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纵情欢呼的时候,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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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夺权的伟大胜利。它宣告了旧北京市委反动统治的彻底垮台!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猖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肆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宣扬的“阶级合作”、“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大搞“和平演变”,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忠实执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四处网罗牛鬼蛇神,安插亲信,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北京市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在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纵容下,利用一批反动文人,利用他们把持的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电影、戏剧、文学作品
    大肆
    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猖狂地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木主义作舆论准备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公敌!他们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罄竹难书!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
    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党中央改组了旧北京市委,组成了北京新市委。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但是,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辜负了北京市革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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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机器。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鼓舞下,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围剿,开展了一场自下而上地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夺权的斗争。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终于被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将用金光灿烂的大字载入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史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预示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十七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现在,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候,当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当我们检阅战斗历程,展望胜利前程的时候,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热血沸腾,信心倍增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继续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机器,彻底批判和肃清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同时,要根据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不同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各个战线上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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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毒素,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拥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进一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打倒无政府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启发起来的智慧,创造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为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奇迹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今天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今后面临着更艰巨、更加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更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北京市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建设成世界上最红最红的城市,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四月二十一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凯歌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胜利!我们要珍惜这个胜利。让我们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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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分别召开了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下,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希望和灯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主席就在这里领导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首都革命人民,坚定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红色堡垒。
    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直接指挥和支持下,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北京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个基地。
    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粉碎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那就要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乌云遮不住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十七年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开始了。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倒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罢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官,撤了他们的职。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和发源地。这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影响着全国运动的进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牢记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边,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震动世界的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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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运动,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荡涤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北京的无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制定的资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京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掀起了一个革命的大批判新高潮。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定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超越任何障碍,战胜一切敌人,推动历史冋前发展
    北京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革命在前进。
    在我们面前,是一派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还在妄图顽抗。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斗争还会出现曲折,我们的道路还是长的,任务还很重。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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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炼,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将更巩固,更加强大。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2007年7月20日初稿2011年8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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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二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
    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麽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木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後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別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卬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麼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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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急。一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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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岀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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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64页,共5150页
    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扩;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竞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叵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仝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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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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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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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
    “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
    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
    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査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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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査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工人安亭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北京电: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大大太
    新华社九日讯首都广大革命职工看到《告上海仝市人民书》后,欢欣鼓舞热烈称颂。他们纷纷召开座谈会、誓师大会,到街上贴大字报。他们欢呼:这是继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的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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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风,是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是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号召书。广大革命职工从这个文件中吸取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
    北京一些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兴奋地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阴谋、新反扑。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北京、对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工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它将大大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工矿企业,掀起一个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最关心生产,最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深远意义。我们最拥护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用革命带动生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抓生产”压革命也好,用极“左”的面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也好,都不能得逞。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既要做文化革命的先锋和闯将,又要做生产斗争的先锋和闯将,一定要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北京内燃机总厂锻造厂自由锻二组的革命工人,今晨从广播里听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后,个个欢欣鼓舞,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组织了学习。这个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搞好生产。他们说: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先是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但当他们看到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造反精神压制不住的时候,又转而采取破坏生产的办法,来打击革命。他们煽动一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破坏生产但是我们识破了这种诡计,和他们坚决斗争,坚守了生产岗位,以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更多更好地完成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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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造反派的部分工人,今天分别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座谈会和誓师大会。他们表示:“这个文件非常好,非常及时,它说出了我们心坎上的话,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者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威风。我们革命造反者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砸个稀巴烂,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
    北京光华木材厂的一些革命职工在座谈会上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出了我们革命职工的共同心愿,为我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撑了腰,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支持。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北京钢厂炼钢车间一号电炉的革命工人,一拿到《人民日报》,就边朗读边座谈。他们说,我们革命的钢铁工人,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一定彻底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玩弄的阴谋诡计,把这些坏家伙斗倒斗臭,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新华社上海九日电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地欢呼《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极其重要的编者按;热烈欢呼《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他们说: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最深切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越来越好!《人民日报》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使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加满怀胜利的信心更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昂首阔步向前迈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管他们是玩弄“抓生产压革命”的阴谋,还是玩弄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阴谋,都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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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短文,最热烈地感谢毛主席对上海革命工人最深切的关怀,最有力的支持。短文说:“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一小报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抵制目前岀现的、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挑起的经济主义倾向。我们广大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的队员,一定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也在生产战线上打一个新的漂亮仗。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读了《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后,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发表得非常及时。运行车间的革命工人说,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的阴谋破坏活动。我们在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同时我们要坚守生产岗位,保证正常运行,给上海千百个工厂提供更多的电力,坚决用实际行动粉碎那一小撮人企图用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上海无线电三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们读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后,受到极大的鼓舞,马上写成大字报张贴出米。这个厂六车间整机二线的革命工人说:“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元旦前后,我们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打了三场硬仗取得了很大胜利;同时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抓生产,抓紧每一分钟来增加生产,粉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破坏生产的阴谋诡计。”这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就在人力上作好安排,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大家坚守生产岗位,使整条流水线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内始终保持正常生产,超额完成了任务,产品质量也很稳定。
    上海玻璃机槭厂一部分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骗的赤卫队员,擅自离开了生产岗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看到生产受到影响,十分痛心他们说:革命的事,别人不干,我们干!生产的担子,别人不挑,我们挑!他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经过革命职工群众酝酿,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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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力争夺取文化革命和生革命的双胜利。三车间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同志和坚持生产岗位的老工人学习了九日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会上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简直是做梦。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有广大革命群众支持,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定可以搞好抓革命促生
    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革命造反派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他们在本厂赤卫队工人大批离开生产岗位的情况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革命和生产出现了蓬勃高涨的崭新局面。他们对《人民日报》九日发表的编者按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我革命造反派,最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他们还说:“赤卫队中的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重返生产岗位,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革命,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第二机床厂大队部山鹰战斗组组长说:我们战斗组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奋不顾身的革命造反精神投入战斗,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有一次,我们全组工人参加全市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市委规定这一天作公假算,回厂后大家主动把生产补上了。有的工人是中班,白天参加了大会,连夜把生产补上,第二天下午照样上班。他说:最近我们厂里出现了有些工人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工厂的现象,也刮起了一股“闹工资”、“闹福利”的“经济风”,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破坏生产,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分散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是不能得逞的。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老工人说:我们不要什么“经济地位”。我们必须把政治仗打好。不打好这一仗,国家变了颜色,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工人的什么经济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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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厂革命造反派的一位青年工人说:我们厂里有人刮“经济风”,有人签字让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出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我们的新反扑,我们已经识破这个阴谋,我们一定要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外地驻沪联络站工作人员〗
    张春桥:
    早就想与北京来的同学谈一谈了。大家无非是想听听消息、交换意见,你们可以先提意见。
    (有人提到学校里军训,调回去的问题。)
    得到通知的是不是四个单位: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大、清华?你们讲讲看法吧。
    (三司的说北京要求明天就回去,他们想留点人在这儿。)
    大概不可能,军训只有两个星期到二十天。军训是这么回事,最初,从毛主席接见碰到的问题,队伍到天安门就走不动了,后来派解放军去。这样好看,时间也节约。他们说那一次最好按毛主席的指示编成队伍,根据这一点,今年四月又要接见,如果又恢复接见,又会碰到问题,这是最初的想法。后来想不仅如此,真正的红卫兵站队要象样,最近这半年也懒散了,睡觉、吃饭也不规则,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天亮才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懒散。我们讨论时,不仅军事训练,也要政治训练,红卫兵正处于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红卫兵八月才成立。红卫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央考虑就要政治上训练。现在有条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了,除了“老三篇”和语录外,读一读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和时局》,左派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与古田会议差不多,对红卫兵也完全适合。上海各红卫兵组织间,一个组织内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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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古田会议决议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变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一样。伯达同志讲“老三篇”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经过这一段,学习一下,总结经验,把学习主席著作与总结结合起来,时间又不能长,又要总结经验,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别是中学生不同意。因为中学生最近才回去,认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有妨碍,这个大概讨论了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势变了,北京在周内就变了,抓西城纠察队,许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华好多左派组织合成了一个井冈山,在新形势下,感到要军训了,组织之间问题不怎的……清华只余下了井冈山,地院只剩下《东方红》,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在这些左派占优势的学校搞军训。我与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学习一下,因为全国都要准备推广。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总部,我们可以向北京
    。从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意见。希望多留一点。也可能家里人少了,各地
    方不回来也不行。学完后也准备下厂下乡。(有人问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他(指日本政府)不发签证吗。准备了一年多了,来以前在加紧筹备,最后不发签证没法来。(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联络站能否搞军训)因为上海学校没与他们商量过,究竟什么时候搞?你们可以向总部建议。(姚文元插话:可以提一个也可以提两个。)
    关于周总理、刘宁一讲话我们没问。根据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征求意见稿,他们刚刚起草岀来,还没征求中央意见。如果正式稿,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中央发社论、文件,因为全国都有类似问题。
    (谈到按职业成立组织问题)我们主张按阶级组织队伍,红卫兵是革命青少年组织,应该是坚决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无产阶级化的队伍。一九六五年、一九
    年毕业生有各党各派,我们主张按阶级分,不按职业分。美国分裂工人队伍是按职业队伍,十六条提出是组成阶级队伍
    (谈到支疆家长造反及回乡支农造反时)方向不对的。要到新疆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这是总的方向
    (谈到市场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话反映百货商店情况)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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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同学们过去恐怕没碰到,那时来串联谁会想到这一手。冲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别我们同学没搞过经济工作,我们碰到了,见见世面,我们要很重视,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总的要藐视它,他们是没办法,最后挣扎。过去上海抓生产是举得很高的,过去到过上海的同志对我说,上海十六条只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队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停”,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拿来促革命,保卫毛主席路线,现在看来应该这样,把这旗帜树起来,因为这代表了大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有精神准备,甚至造成比这更大困难,也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不会去搞破坏,去离开生产岗位,这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他们要听主席和中央的,这点无论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这就垮得更快。上海刚解放,问题更严重,现在码头上东西多,没法运,而过去是没东西。我们最关心粮食,第一位的是吃饭,只要上海人民有饭吃,就大胆干,饿肚子也可干,但有饭吃更好。那个钢铁厂停了,这个吓不住我们,停几天,革命照样干,以后再赶上去,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停工。但我们来上海感到左派压力大。我们没挣钱,没签字,没停工,压力不是对我们。
    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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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
    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三停”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髙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
    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髙,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仝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
    (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仝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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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到,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岀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千,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
    (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
    ·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
    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
    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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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是以调査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大《红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贺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人们要来上海学习经验,要接待。全国在向上海市学习。中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我,中央四个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发一个贺电,送到主席那儿去了,正经主席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写好了,明天见报。我回电向中央表示感谢,这是中央对我们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无前例)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
    (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北航红旗王健良:我们上海各组织给中央四个组织发致敬电姚文元:给毛主席。)
    现在形势在回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不管码头、工厂、市场都在回转,但不稳定,困难还是不少
    (在谈到《紧急通告》上签名问题时)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来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的,在北京已改正过来。毛主席不同意这个叫法。我提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读贺电,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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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査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査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我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
    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经验。在市级党政机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但是革命群众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你们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操纵在自手里。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到底。我们应当相信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时间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就港务来说,原每日八万吨,六日低潮仅三万多吨,现在回转过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打退下去了。
    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作出了这么大的估价,说是全国的模范,而我们作的还不够。与其说是中央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寄托这样大的希望。我们怎么样作出行动来不辜负中央、主席对我们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我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以全局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个人、单位的利益,局部利益为重呢?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
    上面谈到的事,我原来很吃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毛主席刚刚肯定了的,有什么理由要查封呢,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老实说,现在有人要査封《文汇报》、《解放日报》包括《支部生活》的话,受到砸,我们每个革命组织都有权起来保护。砸烂狗头是对敌人,不是对同志。以后要变了,再造反,现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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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小教挨了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斗争成功了,斗争还会尖锐起来的,要做好准备,斗争有各种形式,敌人一手失败了,还会有另一手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小教挨了砸,我们能都去支援吗?我们不要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们要想到现在斗争很尖锐,阶级敌人会用任何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要真正互相帮助,只要是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人,不要什么命令就要互相帮助支持。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给我们这样高的估价,这样大的希望,才能达到上海市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
    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中央贺电,学习中央对我们的评价。已经做到的,我们要保持;还没有做到的,就去争取,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目前,保守派,我一个也不接见。昨天晚上,有
    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
    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革命造反派之间,有什么就谈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最好是写信,托《文汇报》、《解放日报》社整理信件,我们去取。上海这几个组织不好单独接见,大会又不解决问题
    (姚文元同志感冒了,他不讲了,散会。)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命大学红旗总部一九六七年一月
    十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上海革命造反派召开“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讲了话。〗
    张春桥讲话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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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略)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査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得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基地,帝国主义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夺取上海这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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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海解放以后十七、八年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我们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间,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捣乱,一次又次地失败,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万丈的灿烂的光辉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但是同志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是腐朽的力量,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就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方向盘和指南针。我们为了夺取新的胜利,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我们要永远地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及时地识破和揭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给予粉碎性的打击。我们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决地执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间规定的政策,把每一条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
    我们胜利的保证就是伟大的毛主席撑我们的腰,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我们胜利的保证,还在于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已经联合起来,我们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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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上海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都成为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经过我们的斗争使整个上海成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国革命人民的强大的基地。全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万岁伟大的上海人民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向上海革命的工人阶级致战斗的敬礼!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致战斗的敬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表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巾、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于上海的革命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期望。今天,一千句话一万句话说不完我们心里的高兴。我们表示决心,定要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夺取新的胜利,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
    从这最近一段时候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从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英雄的革命行动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志们,我学到了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活生生毛泽东思想,活生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活生生的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同志们,多少年以来资产阶级就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进攻、挑战。现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的总进攻。上海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面失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已经垮台或者将要垮台,就企图在经济领域当中发动一场新的反扑,想搞一场经济上的大破坏,来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来压倒革命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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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烈火压下去,这就是这几天阶级斗争的重点为什么转移到经济上面的原因。我们看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相呼应,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黑风,他们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同志们,这种阴谋已经被我们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坚决地粉碎了。但是这是一场十分尖锐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注意他们还想使用什么别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时地揭露、粉碎它。同志们,在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你们挑起革命和生产两付担子纵使有天崩地裂也敢上,你们坚决揭露了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杈派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阴谋,你们把经济主义的臭家伙砸得个粉碎。这充分证明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吓不倒的,是骗不了的,是压不垮的,你们不愧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模范。同志们,这里我要指出上海市委的曹荻秋、陈丕显之流,过去曾经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在自己的帐上,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竞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创造的伟大成绩算在白己的名字下,这种做法真是厚颜无耻!
    毛主席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再一次看见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伟大的力量。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勇敢前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猛烈开火,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首创精神;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敢”字当头,一个又一个地攻克了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再一次证明,证明了什么呢?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关键时刻,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的关键时刻,革命造反派应该挺身而出,行动起来,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把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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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夺到我们自己手中来,提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采取果断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秩序,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揭穿他们一切反革命的阴谋。只要我们现在这样做,而且以后永远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种种阴谋诡计,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最后让我们高呼
    仝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全上海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打倒经济主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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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但是,这些反动家伙,是不是会自动缴械投降呢?是不是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不,决不会!他们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会自动缴械投降的,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革命战士每夺取一个堡垒,都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都会耍出新的花招,搬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的不行来软的,武的不行来文的,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借以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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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乂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这些家伙们玩弄的经济主义的把戏,是革命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认识到必须彻底戳穿,战而胜之
    这种经济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其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经济主义,是破坏社会生产,破坏国民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提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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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1)(3))
    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组织,都应当百倍提高警惕,识破阶级敌人玩弄的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个号召必然对全国工人阶级、全国革命人民,起伟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进行艰苫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认清了事实真相,是会分清大是大非,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的。
    当前全面的阶级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我们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赶快悬崖勒马,还有向党和人民将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不向革命人民投降,那就让它自取灭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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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宋志云王阿头曹林魏涨生李忠发冯永山沈光银)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们是错了,完全的错了。
    昨天,我们上药二厂几个同志在赤卫队总部的蒙蔽下,随同嘉定地区联络站代表,到《人民日报》询问《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情况。由于我们受赤卫队总部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有问题”这个极其反动言论的蒙蔽,极其错误地认为这篇文章未经您老人家批准,而是《人民日报》编者提出来的,因而写了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愤怒的控诉,强烈的抗议》,极端错误地向《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出了抗议。这是个极大的犯罪行为。
    经过北京和外地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受了坏人的骗,上了坏人的当,我们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抗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深恶痛绝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您老人家请罪
    这次严重错误的根源,是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在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我们一定吸取这次严重错误的教训,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我们向您老人家保证
    、坚决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按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灭资兴无,不断改造自己,破私立公,紧紧跟着您老人家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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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我们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赤卫队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
    三、我们坚决响应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立即回到上海去,参」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斗争,对于我们这次来北京给生产上带来的损失,我们定补起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药二厂分队宋志云王阿头曹林魏涨生李忠发冯永山沈光银等九人
    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中心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
    造反派要更好地团结群众,建立新的劳动秩序,有些组织有机会主义,
    如五七年成立派别,五八年成立级别,炊事员成立派别等等,这样会分散阶级队伍,建议工交系统组织阶级队伍。
    、上山下乡是大方向,应大力宣传?
    四、多宣传打倒经济主义,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逐条宣传,集中点便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可以处于不败之地。可以召开上千人的大会,介绍新的先进事迹
    五、上海形势,外部矛盾转入内部矛盾,造反派内部打内战,造反派要整风做到艰苦朴素,接近群众,不要有气,有些组织可以搞些条例
    六、游街多,打击面过广(注:上海最近游斗过多,当权派、保守派等被拉上街),有的出现跪的现象,这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七、左派掌权,左、中、右都可以使用。不然,左派就会被别人打倒
    八、要做群众工作,接管后,主要问题是生产问题。上海地方关系全局
    九、造反派要注意团结,在大方向一致下求同,小节可以有异。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北京市中学生要比大学生差二大截。上海也是这样,上海某些中学造反力量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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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急风暴雨式的上海革命农民运动正席卷着上海郊区各县。
    上海农民运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初步联合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搏斗、大厮杀中兴起的,是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第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以后以及第二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后推向高潮的。它一兴起,就以文化革命的一支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并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投身到空前规模的夺权斗争中去
    目前,上海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其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宏大,声势之壮阔都是史无前例的,什么样的反革命、保皇力量都压抑不住。敢革命、敢造反的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农民,高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冲决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罗网,朝着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上迅跑。他们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开始就抓住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农村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所盘踞的阵地将仝部被他们冲毁;几千年来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都将被他们扫除殆尽。农民运动的锋芒所向,锐不可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切革命派无不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一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吓着魂飞魄丧,感到了末日的到米。
    农民运动的兴起,搅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酣梦,他们已预感到自己会一下子从台上被打翻在地,他们的老板也将一个个被葬入坟墓。他们对农民运动吓得要死、急得要命,施展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做垂死的挣扎。他们先是赤膊上阵,凭着自己手中的党权、政权,把贴他们大字报的革命农民打成“反革命”“坏分子”,搞黑名单、査历史,竭尽围攻、迫害、镇压之能事。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是压不倒的,他们顶着阻力杀出来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好施岀自己的祖传拿手好戏:退居幕后,造谣生非,挑拨离间,甚至利用宗族关系挑起群众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自己过关。他们还嫁祸于人,煽动不眀真相的群众围斗一般四清工作队员,转移斗争目标。他们又利用自己手中的财权,大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乱发资金、乱开支票,甚至分掉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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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妄图用增加城市压力、转移斗争目标、破坏生产、破坏供应的毒辣手段,达到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当革命造反派农民起来夺他们的权之时,他们又阴谋策划,组织保皇组织,打着“贫下中农”“革命造反”的旗号,耍阴谋、放暗箭,制造假夺权,保存自己的势力,伺机东山再起这些阴谋破产后,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又用掼纱帽,躺倒不干的于法妄图对革命造反派的农民施加压力
    形势的发展,需要革命农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迅速组织起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联合革命的工人、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郊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
    一切革命左派都必须密切关注农民运动的新发展,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革命农民的一切革命权力,迅速实现工、农、兵、学、干的左派大联合。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决定弃取,一切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火速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急风暴雨中去经受锻炼吧!为此,我们特作如下通告,望仝体革命群众遵照执行
    革命农民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识破一小撮人所玩弄的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群众和一般四清工作队员的阴谋诡计。要加强左派队伍的团结,善于争取受一时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把农村搞个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
    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广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就是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个权,夺得有理!夺得好!好极了!一切权力归革命左派,农村必须立即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农村中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迅速组织起一支以革命的贫农下中农为主体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由革命左派组成的、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护的领导核心。戳穿一小撮人玩弄的假夺权的鬼把戏,警惕阶级敌人趁机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牢牢掌住印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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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农民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革命造反派要勇敢地挑起革命和生命两副重担,建立和健全“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抓好革命,搞好生产。农村的各级当权派,必须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搞好生产工作,决不允许消极怠工,躺倒不干。革命农民要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冬季生产新高潮,力争一九六七年农业大丰收,努力完成支援国家建设的光荣任务
    四、再接再厉,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革命造反派应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保证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公共积累、粮食储备等集体财产不受任务损失。革命农民要警惕一小撮人企图用分光、吃光、用光的手段,来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阴谋,积极、主动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不要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阶级敌人的当。凡属不应当分配而已经分配了的生产资金、公共积累、储备粮等,应由社员群众讨论,采取必要措施,设法追回。
    必须坚持工人支农、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大方向,彻底粉碎小撮人用“复职复工”的手法来煽动群众离开农村、离开生产闵位,涌向城市,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已来城市的支农工人、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应当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要坚决打退一小撮人用金钱、物质引诱、腐蚀革命组织的新进攻。各造反派组织的领导,要永远站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实行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一般不要脱离生产。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必须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平反。但决不允许四清运动中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趁机翻案。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有趁机捣乱,妄图翻天者,坚决镇压。县、社公安部门应当对他们严加管制。希望人民解放军大力保护、支持农村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
    六、革命农民要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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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革命工人要大力支持革命农民运动,支援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使敌人破坏工农联盟的阴谋诡计永不得逞!革命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火速投入到革命农民运动当中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和革命贫下中农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对指手划脚和包办代替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共同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展开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
    坚决夺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彻底打倒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联合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革会工农学联络总站上海市农业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农业经营管理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畜牧兽医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农村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上海市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上海市文艺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郊县建筑服务公司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半工半读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红司上海工学院纵队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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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总站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川沙县严桥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农民造反之势锐不可挡》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国,震撼着世界。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广大贫下中农起来造反了,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反之势,迅猛异常,锐不可挡!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公社里,也曾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坚决顶住了这股妖风,同那些混蛋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又玩弄了新的手法,使用“调虎离山”计,煽动农村大批社员和落户知识青年离开生产闵位,涌向城市,严重地影响了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影响了农业生产。我们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向各大队、各生产队发出了紧急呼吁,要大家不要上这些家伙的当,不要受他们蒙蔽,并且组织大家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反对经济主义的著作,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许多受了蒙蔽离开生产岗位的社员、落户知识青年,现在已纷纷回到生产岗位,安心农业生产,积板投入了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深深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们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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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的鼓舞,我们结合本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学习和讨论了这个重要文件。在学习中,大家都表示要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精神,以及文件中提出的四条意见,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将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新华社记者:上海三十一个革命组织发表《紧急通告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
    新华社上海四日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第三十一个革命组织三日联名发出《紧急通告》,呼吁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紧急通告》首先分析了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指出:上海郊区革命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三百多万农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贫下中农,实行大联合,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整个郊区革命生产形势好得很!但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绎济主义的阴谋破产以后,继续玩弄新的花招,实行新的反
    《紧急通告》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有的躲在暗角里,有的赤膊上阵,大刮阴风,大放毒箭,使尽“十八般武艺”,拚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力保自己蒙混过关。这些坏家伙阴险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胡说:“只要是干部都可以斗”,煽动一部分农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犯了一般错误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唆使农村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等待换班”,放弃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这些坏家伙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恶毒地在农民革命造反派各个组织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分化瓦解,竭力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坐山观虎斗”;他们煽动一些青年农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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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派组织的成员,离开自己的斗争和生产岗位,跑到城镇去“造反”。这些坏家伙更毒辣的是同地、富、反、坏串通一气,站在背后撑他们的腰,大刮“翻案风妄图夺无产阶级的大权。眼下,他们又利用农民群众准备“过春节”的习惯,暗示农民群众搞封建迷信活动,大办“年货”,走亲访友,放弃斗争,放弃当前生这些坏家伙这样胡作非为,使尽奸计,不但严重地影响了某些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冬季生
    《紧急通告》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他们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所开展的仝面夺权斗争;就是要破坏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破坏农业生产,妄想搞垮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们最终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紧急通告》向上海市郊区所有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农民发出
    四点呼吁
    切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农民,一切到农村同革命农民相结合的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都要严格区分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绝不能乱“斗”,防止中敌人的奸计。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把它们统统揪岀来,彻底斗倒、斗垮、斗臭。特别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翻案风”,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他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斗争中要注意閉结大多数,对于有一般缺点、犯了一般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农村基层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分别不同程度,鼓励或督促他们抓好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欢迎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3)(2)
    各个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一定要实行并且加强大联合、大团结
    全面展开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各革命造反派要加紧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夺权的崇高目的,清除一切错误思想倾向。对存在的非原则的意见分歧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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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要把混入革命左派队伍中的假左派、真右派,铁杆保皇分子等揪出来,清除出去。
    三、一切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团结广大革命农民,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建立并健全两套班子。立春将至,农时季节十分紧迫。当前,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大面积的夏熟作物,急需加强培植管理和施足肥料;春耕生产的农具、肥料、种子,也急需着手准备。能不能打好当前生产这一仗,是关系到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和为仝年丰收打好基础的大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把所有的劳动力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农业生产,迅速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四、农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农民,要大革“春节”的命,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春节不放假的决定。已经停止生产、准备“过年”的人,要立即恢复出勤;已经外出走亲访友的,要动员他们赶快回来;已经准备放假“过年”的生产队,要迅速改变这个决定,坚持搞好生产。对于思想不通的群众,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髙觉悟,动员他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生产劳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九六六年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渐趋深入时,陈丕显指示他的部下:“要独立自主,各自为战
    对群众不要对立,有些问题能解决就解决”、“经济问题要放宽
    不要顶”。在这一指示下,市委的老爷们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在所有制隶属、工资福利和劳动调配等问题上签了大量的字,批了大量的钞票,许了大量的愿。于是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渐渐刮起。
    十一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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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市区企业作临时工的下放工人在静安区文化馆集会揭发批判精减安置工作中的问题,要求改变“四.六”分配制度。当时,由王少庸代表上海市委作了四点指示,指示的中心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而回避精减安置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王少庸四点指示的精神,成立了以王克为首的工作小组,小组成立后,着手处理“四.六”工问题。通过两次协商,决定从一九六七年起工资100%归下放工人,口粮由生产队供应,5%的公积金、公益金由国家支付,国家因此全年要拨款二百万元。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的起点。与此同时,临时工、外包工也起来造反了,当初他们揭发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揭发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
    十一月二十一日
    由于经济主义的引诱,临时工、外包工把矛头指向经济问题。此日在华东局,张承宗、于永实同华东局负责同志在临时工大会上签署六条,同意五月十六日以后所辞退的临时工在两周内都复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宋日昌与电动工具厂职工签字六条,承认“五八”类工资不合理
    十一月二十九日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使他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经过几天的筹备,成立了以宋日昌为首的所谓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下旬,上海精简下放在无锡的职工登记准备成立司令部到上海来,劳动工资接待站的几个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紧张。汪力田说:“欠了精简下放职工的债。”于是马上派人到无锡去联系商谈,希望当地做工作,尽力说服不要到上海来,但当时无锡市找不到负责人,因此就等他们来。
    十二月一日
    宋日昌代表上海旧市委同意郊县下放工人、临时工万人代表大会的要求
    十二月十日左右
    陈丕显召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会后,宋日昌到王一平处去,请示劳动工资方面的问题。宋日昌讲了各方面问题很多,农民也进城了。王一平听了后说“农民进城好,闹得没饭吃就好了”宋日昌当时情绪也不正常,他说:“只放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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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收谁倒霉,劳动工资也是这样,只放不收,谁收谁倒霉。”因而以后,他每到会,对群众的要求就一口答应,乱签字。
    十二月十三日
    在市人委大礼堂休息室召开接待工作人员会议,宋日昌说:“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王克更露骨地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
    劳动工资上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甚
    至有封建主义的。搞这方面问题不能看成个人主义。”他又传达了马天水的指示:“经济上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不许愿。只是集体转国营,下放工复工,临时工转正不行,大鸣大放争辩后解决。”王克接着又说:“要搞几条杠杠,大的不能解决,但不能对立。问题不能解决,一、二星期后就起变化,堵不住。”散会后,劳动局的沈智等人研究几条杠杠,数日后搞出了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两个方案。
    十二月十五日
    精简去外地农村下放工司令部成立,当时他们对物质要求不很高,他们向市委只要一百元经费,但汪力田却同意给他们二百元,汪力田说:“我的想法是关系搞好,能解决的慷而慨之。”数曰后,司令部找汪力田去谈工作,向汪力田提出了二十一个要求,绝大部分是物资要求。如宣传车、汽车、两用车,都提出来了,许多东西根木办不到,王一平、汪力田等都答应签字。
    同日,市农业局召开农村分配工作会议,市人委农业主任张辑五向各县农业局长下达黑指示:“农民革命起来后,也要造经济的反。”“今年生产大队不要向生产队提留积累,不要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明年买农业机械可以向银行贷款。”在这些黑指示下,农村的经济风也猛烈地刮起来了,农场的老职工于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底到上海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农场党委就大量签字,大量报销,有求必应,预支三个月的工资,随便答应农场人员外出串联或回家休息,农场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这些都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批混蛋的罪证。
    十二月十八日:
    李文彬、张志昂与临时工、外包工代表签订有关日薪改为月薪等内容的五点要求、四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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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九日
    宋日昌、王克、李德鸿、汪力田、李文彬等人讨论有关集体所有制、临时工外包工劳保福利的两个方案,参加此会的还有劳动局的处长沈智、朱瑛,市劳委的罗军、丁克义,经过讨论后确定用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日:
    汪力田在新城饭店召开各区劳动局及部分工业局负责人会议,把第二方案发下去征求意见,同时马天水给王克十点黑指示,指示同意第一方案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一平、汪力田签字,同意支援外地农村下放工人下厂义务劳动,安排好生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法华路,宋日昌、王克、于永实、汪力田研究形势,修改第一方案并征求马天水同意。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黑市委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阴谋
    同日,港务局所属九区部分艺徒在抢黑材料中发现有一份有关艺徒工资级别问题的材料,而当时他们的工资级别与文件中所制定的不符,于是他们就到区局造反,要求补发工资。北方区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就大笔一挥,同意补发一年工资。于是一股补发工资的妖风,就由九区开始向各单位、各工厂蔓延开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
    赤卫队以反对曹荻秋“把八十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理由,到康平路包围阎王店,大闹皇宫,威逼曹荻秋声明所签订的错误的“八项要求”继续有效,这样以至于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26日至29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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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
    月一日
    曹荻秋主持开会。会上曹荻秋、王一平、宋日昌、宋季文等捧出陈丕显的“独立作战,独力思考”、“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指示,大肆煽动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先干起来吧”在所谓“讨好群众,稳定整个局面”,“缓和缓和空气”实际是保住自己的指导思想下,订立了五条。即:
    1.一九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仝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总闸门已全部打开。月二日
    于永实召集劳动局干部会,传达市委指示。为了紧跟市委决定,制定两个方案配合,即:《关于一九六一年
    九六二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
    临时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两个文件对“五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月三日:
    宋季文打电话给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熊中节,传达了“五条”,熊立即向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处长作了传达,还向外贸局、商业二局作了布置。于是,一股加工资、增福利的经济风,在工业、财贸系统的基层愈来愈猛地刮起来了。就在这一天,就发生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有的一次提取几十万元,单位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三十三万元,而一月五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
    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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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急告全市人民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进军号。
    同日,文汇报社革命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社的权,使文汇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鸣锣开道。
    月五日
    《文汇报》仝文登载《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及时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同日,一小撮人把工人支农回沪造反队千六百余人引进上海大厦,占用四个楼,大量挥霍国家钱粮。
    月六日
    解放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夺了解放日报社的权,两个报纸刊登了不少工人同来信揭露上海市委、各单位当权派玩弄的毒辣手段,为当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双胜利,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起了巨大作用。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准备抛出一个“十条”,其中有几条如下:(1)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2)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3)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30%补助金……,由于坚持原则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说理斗争,此“十条”不敢公诸于世
    全市百万革命造反派大军在人民广场胜利地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至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达了顶点,真是罪恶累累,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银行一至七日支出共三千八百万元,比平日增加了倍。最多一天支出现金竟达两千八百万元
    在此影响下,市场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高档商品。例如中百一店一至八日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去年同期增加36.3%,许多商品脱销。例如八日早上开门,一下子有三百多人冲向自行车,对于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四千至五千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四十元,现在一下增加到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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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加上补发工资三百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在此影响下,上海港几乎瘫痪。据不完全统计,一至九号上海港发出现金一百四十八万元之多。同时,造成大批生产工人离开码头,离开生产岗位,使上海的运输几乎瘫痪,港口物资严重阻塞,情况极为严重。九天中,平均每天约有七十多艘中外轮船因无人装卸而停止生产,有一天竞停了一百十四多艘轮船。外国运输船在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就要赔偿他们非生产停泊损失。仅此一项,在九天中,要损失好几万英镑。同时,由于上海港货物堵塞,北方海区各港口也起了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更是严重。一个英国船长大副向我们的驻船员讲:“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下降了。”“你们工人都到街上去了,没有人装卸。”“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月四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开,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这些把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肺都气炸了。
    月七日
    枪声就是命令!这一天,正是斗争的关键时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革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同银行造反派的同志大联合,迎头痛击经济主义黑风,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同银行的些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当夜发出了紧急通令,宣布从一月七日下午五时起,在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以前,银行不得发放补发工资和其他补发的福利费用;工会经费、工厂基金、集体积累资金一律冻结。当天下午,银行闸北区办事处向分行提取一百万元现金,当权派已同意拨给,在将要装车时,被革命造反派同志发觉后,坚决制止了。这一系列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也在这一天,大批港务、邮电、海运、交通运输、长江航运六个局的革命工人和大批革命学生来到上海港、上海站。他们在上海港、上海站发生严重混乱、瘫痪,工矿企业严重停工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即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月革命的第一个伟大创举。于是六个局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全部走上了生产第线。把那些受蒙蔽而离开生产岗位的赤卫队员的工作顶下来,有的同志带病工作连顶几班,有的冲破专业分工的界限。他们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急先锋的交大、同济、新师大等大学的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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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小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在这最艰苫、最紧张的时刻,成群结队地开到车站、码头、工厂等地。他们既是劳动队,又是宣传队,深入到车间、工场去宣传反革命经济主义所带来的损失;深入到宿舍家庭,去动员受蒙蔽的工人重返岗位。
    月八日
    开始了反击经济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街上,特别是银行附近贴了很多“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当你拿到补发钞票时,你就上当了”等大标语,对刹风起了一定作用
    月九日:
    《人民日报》仝文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大大鼓舞了我们的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团体发出《紧急通告》,指出了敌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企图用物质刺激,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紧急通告》提出十条意见,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再一次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天就有些工厂单位或职工个人,认识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主动到银行退还不合理收入,受到了银行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的热烈赞扬。
    这一天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联合指挥部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的协助下,面对瘫痪的上海站釆取了果断的措施,接管了上海铁路局,打响了一月革命的第一炮,树立了工学运动的光辉范例。上海铁路局被接管后,整个上海站立刻恢复了她的青春,生气蓬勃。在机务段里,一个个熄了火的火车头升了火,浓烟带蒸汽,随时准备听候调度,上海站秩序井井有条。煤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煤,发电厂就送不出电,整个上海就会瘫痪下来。当时杨树浦发电厂仅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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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的煤,情况万分危急,发电厂口告急。就在铁路工人造反派掌权的当天,五列车装着一万多吨煤奔向发电
    月十日
    鉴于几天来银行情况稳定,并出现主动退钱等事例,为了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上午,由银行、财政局革命造反派组织、红革会、炮司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等组织在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内航公司、立新船厂等八个单位财会人员进行座谈会,听取了许多有关工人觉悟高,揭穿资产阶级反动阴谋的动人事迹,并鼓励财会人员继续坚持原则,把守岗位。各单位希望与上述革命造反组织保持联系,协同把“反对经济主义”斗争进行到底。在几天共同战斗的基础上,这些组织联合组成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配合银行和工厂单位进行宣传、联络、调査研究等工作,并协助银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成立了,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也在这天,红革会的小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等组织的革命造反派一道,进行了打倒经济主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游行宣传把最近疯狂推行经济主义,严重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宋季文、张承宗、胡铁生、马行等人押在宣传车上游行示众。这一行动痛杀了上海旧市委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威风,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群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豪情
    月十一日
    报纸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吹响全国全面向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进攻的号角。
    也在这一天,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打来了贺电,肯定一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好得很,里面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是髙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最高赞扬,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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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期望。它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增添了千百万倍的力量。电报下达后上海城一片欢腾,到处喜气洋洋。
    同时,上海工业交通战线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天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了控诉上海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罪行大会。到会革命群众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横扫上海市委刮起的经济主义黑风。大会开始前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方海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李广刘耀夫等人绕场示众一周。真是大快人心,鼓舞斗志
    月十二日:
    上海工业、交通运输、财贸、文教和党政机关等各条战线的以及外地来沪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举行盛大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大会,并对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大会宣读了贺电,在大会上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财贸部、市委财贸政治部革命造反队等,在发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上海市委企图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分化瓦解革命左派队伍,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斗争的邪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行。并表示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迎头痛击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一经济主义,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在这一段时间里,上海市委一手刮起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从城里蔓延到市郊,城镇及农村生产队里。许多郊县企业、事业及社办企、事业和城里一样出现加工资福利,发放串联费等。例如川沙有数的发出工资福利等方面费用1368000元。而财政收入下降了30%。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入县里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届农业中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组织,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特在生产队年终分配上,市委在此问题上大刮阴风,提出了“发光、分光”、“实行大民主分配”等反动口号,致使很多生产队把第二年的生产资金也分光了,情况实在是严重!
    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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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作出如下决定:
    (1)支持革命农民运动,批判反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革命造反派在工厂,在农村都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2)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绎济问题上的签字一律作废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反反对经济主义的有关指示办事。
    (3)决定把上海市委内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揪到市郊各县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4)革命学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农村中去,同农民群众相结合,横扫经济主义黑风。
    这一文件吹响了广大农民向反革命经济主义风大举进攻的进军号。月十七日
    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一部分要革命的同志,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月十一日的文件的精神,发出了《告全市支农工人书》,要求支农工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分期分批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但这些同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错误立场的人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大叫:“他们出卖了支农工人的利益”,并用暴力将那些同志扣留在上海大厦中。
    月十八日
    支农司”中一小撮混蛋,又用各种谎言,诱骗十万支农工人集中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想要挟张春桥同志接见,并扬言“一天不见,一天不散”,一手炮制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反革命事件。被扣留在上海大厦中的“支农司”中的些要革命的同志被放出来后,立即与工总司、首都三司、哈军工驻沪联络站、“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同志前往现场进行说理斗争,并及时地把“要挟大会”改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击退了要挟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逆流。可是那一小撮混蛋仍不甘心,继续反扑,煽动受蒙蔽的支农工人,大喊大叫:“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的反动口号。同时,冲上主席台挑起武斗,扣留各革命组织同志九十三人,制造了“
    九”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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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二十日
    根据国务院来电,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了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赞扬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种形式和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亲切的指示,给了我们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二十一日
    上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三个组织发表了有关平反后金银财产处理问题的通告,通告指示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政治上应该平反的人,经济上也应该平反。为了不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为了防止由于经济平反处理上的混乱,而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通告规定对确实是被抄错的金银财物,也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月二十二日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在北京召开“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亲切慰问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给全国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联合起来夺回一切权力,把住所有关口,同形形色色经济主义决一死战,并发表了紧急通告,狠刹了经济主义妖风。
    同日,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组织了四个调查小组,分赴宝山、嘉定、金山、川沙等四县,对农村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准备及时反映农村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动向,从而提出当前的具体任务。调查结果表明这股黑风完全是黑市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造成的。
    月二十五日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就当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纵容一些牛鬼蛇神进行经济平反,乘机在经济上制造混乱派出了调査组。调査证明,情况是非严重的。更发现金银财物大笔归还者中有剥削阶级家属、资方代理人或尚未定性质的人,这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乘机反攻倒算,这是当权派借乱平反来继续大刮经济风的苗子。银行的革命造反派同志敏锐地发现,有的区行(或会同其它造反组织)发出了“通告”和“紧急通令”。看来,这股风还未刹住。
    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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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就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个革命组织通告,发表几点补充意见。补充意见认为:当前经济平反的退赔问题,原则上应该按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通知和三
    十二个单位的《紧急通告》处理。已缴获的金银财宝及现款、存折,一律在运动后期处理,不准提取。凡属平反者,如生活有困难,可由所属单位革命造反组织和当事人协商,按需发还被查封的生活用品;对于错平反的五类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从速追回已退赔的一切财产。
    月二十九日
    支农工人返沪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要革命的同志,与其他三十二个革命组织共同起草了《回乡支农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的通告
    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文汇报》全文刊登一.二九紧急通告,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乡全国广播。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勇于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主义行为、特别是“支农司”中一小撮坏蛋进行斗争的士气
    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四十四个革命组织,对当时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春节问题上,再次刮起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为发出倡议书,倡议书中热情呼吁仝市的革命职工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要节约闹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革命造反派要艰苫朴素闹革命,打倒经济主义,坚决反对讲排场,讲阔反对大吃大喝,厉行节约”,“破四旧,立四新”。
    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转载一.二九通告,可是“支农司”中一小报混蛋却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冲进报社无理取闹,胡说《紧急通告》(一.二九)是“出卖支农工人利益的大毒草”甚至喊出了“谁叫支农工人回农村谁就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口号。
    在一.二九《紧急通告》发表后,在各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动员下,到二月八日为止,十返沪支万农工人中有八万二千人回农村。但一小撮混蛋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盜用周总理之名,伪造北京来电,造谣说:“总理支持支农工人回厂闹革命”。并大量翻印,到处传抄,企图制造混乱,混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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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一日
    支农司、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通过商议,认为“四.六”工资改为95%归己,是不符合中共中央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的第二条精神。这样改变,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为此,我们决定起草一份通告。此通告当即送往解放日报社,准备在报上发表
    二月二日
    部分的“四.六”工得悉此通告内容,当日下午建设银行副行长、建工局副局长、建工局劳动工资处副处长被部分“四.六”工代表揪来我总部询问。当他们得知此通告已送往报社后,当晚,大约有一千多名临时工、外包工包围了解放日报,扬言,若解放日报社敢登,他们将采取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社把这份联合通告和我部介绍信给了他们。于是矛头立即转到了我部
    二月三日:
    围攻我总部人薮增至好几千,有些人叫嚷:“谁扣克我们的工资,就砸烂谁的狗头。”“揪出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头头。”“四.六制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们已经打倒了,今天要恢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四.六
    分配制我们吃了亏,这是阶级剥削。”等等。并以辩论为名扣留我总部工作人员,污蔑我部所印发的毛主席论反对经济主义的语录和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是反面教材,使我总部不能正常工作。面对这一情况,我总部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怀着对党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坚持原则,不怕受围攻、受打击到工人群众中去向他们了解情况,与他们一起学习主席语录,耐心地向他们讲明道理,并印发了大量中央一月十一日《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向他们广泛传。这场斗争一直延续了五天五夜。
    月五日
    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成果!也是上海人民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成果!另一方面,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给今后的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的政权保证
    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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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12页,共5150页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通知呼吁银行工作人员和各单位的财务人员要严格把好财政口子,并决定从六七年第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对于中不合理的部分在中央没有发布新的办法前按以前规定办理。各企业各单位的革命职工纷纷响应公社的通告。有些原来准备春节回乡的工人打消了原计划;已买好了车船票的职工也都把车票退了,表示决心要坚守生产岗位,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同由于广大革命群众的响应,使春节期间有关商品的供应情况比较平时稍有好转,与往年比较,销售量有显著下降,如中百公司在春节前十天岀卖了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3.72%,糖果销售3.34万斤,较去年同期的8.35万斤,下降了60%。
    二月七日:
    当时,一股补发工资、发福利费等形式的经济主义妖风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经济主义仍然阴魂不散。组织了所谓“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査指挥部”,竭力为反革命经济主乂翻案。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紧急通告》,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发布通告取缔反动组织“住房调查指挥部”。
    二月八日
    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及所属区分部的一小撮骨干分子仍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煽动群众在此日凌晨袭击文保会,捣毁办公室抢走“文保会”牌子,殴打工作人员,非法绑架在该会工作的两名公安人员。
    同日下午,又聚众冲入市公安局。对此,上海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公革会)发出通告,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査指挥部”。
    同日,在我总部,由于全体工作人员遵照主席的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四.六工”作了大量的工作,使广大的“四.六工”觉悟过来,他们撤出了文化宫,我们斗争胜利了。也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载登了我总部原准备在二月除发表的联合通告。通告中强调指出前一时期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关经济方面的签字,一律作废,某些工资福利方面的不合理制度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号召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和贫下中农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所有返沪的支内、支农和支疆人员,应立即返回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此通告发表后,附近各城市造反派组织纷纷打电报来表示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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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13页,共5150页
    后,“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为上海人民公社接收,变为“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当时,在上海黑市委的一手策划下,经济主义妖风不仅在市内刮得很盛,同时也猛烈地袭击着各个郊县,崇明“向阳”、“跃进”农场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大量的人力外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月份,农场的棉田还是白茫茫的一片,预计有十七多万斤棉花未收进仓库,有
    四十多万斤棉花因腐烂变质,有一万五千亩水稻没有脱粒,因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有十一万多斤,为此交大革命造反团发出紧急呼吁
    月十日
    在我总部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下,交大革命造反团500名同学去崇明国营农场抢收农作物。同时又对六个农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情况是很严重的,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求立即动员农场返沪青年回场抢收和投入春耕生产,并呼吁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人员前往支援。我总部根据这种情况,组织了当地和市区30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崇明县抓革命、促生产联络总部”,并把情况及时向上海市人民公社作了汇报。
    在这一时期,上海市区内又形成了一股交换主席像章的歪风。当时已有十个场所成为交换像章的集中场所,情况相当严重,在交换中,出现了变相买卖牟利,投机倒把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同时有大量不合标准,甚至有严重问题的纪念章流入交换场所,特别是使很多人滋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发出《全面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和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供应紧急通告》。
    月十一日:
    支农司”中的部分革命同志起草了《告全国支农工人书》。动员已到农村支农工人不要再回上海,在沪的支农工人应该迅速回农村闹革命,促春耕。在印刷前被“支农司”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发现,强行扣压原稿,并在深夜绑架起草的革命同志到上海大厦,私设公堂,挑动不明真相的支农工人斗争他们,骂他们是陈独秀,是叛徒等等。
    下午一时,支内返沪造反总司令部纠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我总部无理取闹,说什么"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第四条是一支毒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攻击我们讲话和厂里当权派一样,是新的修正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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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十二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造谣散发了一个“特快消息”说:“中央已经知道我们(支内工)在和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进行辫论,并且我们占了优势。中央认为反经总部二月八日通告不够全面,有些地方是错误的
    ”企图假借中央
    名义来压服我总部,但我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原则与他们进行辫论,同时我总部又积极地培养一个样板,为其他支农工人树立榜样。开始我们和上海轮胎厂返沪工人挂上了钩,说服动员他们回去。他们的头头表面上表示尽快地仝部回去,但是心中却另有打算。同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轮胎一厂工学联兵团的文章呼吁支内建设的返沪职工们快起来造煸动“返沪造反”者的反。此文发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上轮一厂支内返沪工人的头头大捞稻草跳了出来,说什么“把我门七百人打成反革命啊!”“报道不真实啊!”等等。勾结了厂外工三司,挑起武斗,并煽动群众去文汇报取闹。于是我总部树立样板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二月十三日:
    支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妄图借中央名义来压服我们,阴谋未能得逞,又拉个所谓与人民公社联络负责人李世丁谈话纪要,造谣攻击我总部不属人民公社并在外张贴传单,散发传单,又在我总部接待室墙上写了不少恶毒攻击的标语,什么“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扒手组织”等。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面继续和他们辩论,向他们讲明道理,另一面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到街上也写了一些标语,又写了一封给支农支内工人的信,并印成传单广泛宣传,号召他们起来造小撮头头的反。
    月十六日:
    在运动期间旧上海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蓄意制造公共交通混乱局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签定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协议,这是敌人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恶毒阴谋之一。因而为了坚持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上海市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利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组织发出:即日起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的决定,刹住了这股风。
    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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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这是标志着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引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将最后土崩瓦解。革命群众高呼:中央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这是对上海战斗在反对经济主义战线上的各革命造反派的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同日在街上出现了许多从正面号召支内、支疆人员,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迅速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口号
    二月十八日
    "反经总部”会同财政局、人民银行、公安局、劳动局、仪表局、化工局等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研究如何贯彻中共中央二月十七日的紧急通告,帮助做好动员支内、支彊返沪人员迅速回内地革命,促生产的工作,并对于他们在返回途中有关具体问题,打了一份报告给上海人民公社。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政治工作,要物色典型,用树立正面样板(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来推动和做好动员工作
    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紧急通告出来之后,对支农工人震动很大,大部分职工表示愿意回去,上橡胶三、四厂支内返沪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来“反经总部”接待站反映了他们如何学习中央文件,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指示,表示这次返沪的603人立即仝部一个不留地返回内地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支持。接待站的同志从了解中,知道他们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当即和他们一起议写一篇报道,向解放日报发了消息。
    二月二十日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总司等十五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关于节约粮食的紧急倡议。倡议中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今天,特别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用以抵制经济主义的侵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永保社会主义铁打江山不变颜色。也在这一天文汇报发表“反对大少爷作风"的社论。社论指出当我们起来革命造反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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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当权派,曾妄图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来收买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及时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但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还必须作持久的斗争,才能彻底肃清。反大少爷作风,防微杜渐,这决不是“小题大做”。这样,敌人硬的一套我们不怕,软的我们不吃,,我们就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彻底胜利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经总部和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为主,会同财政、银行劳动部门等革命组织根据中央二月七日通告的精神,联合发出紧急通令,要对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物质、资金立即进行清查、接收,然后造具清册,一起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通令在财产、资金清理期间,这些组织的人员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任何物资、资金,违者依法査办。
    下午召开了中央通告中所指的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和经管财务人员会议,会上宣读了这份紧急通令,要他们坚决贯彻中央通告精神,主动协助做好财产、资金的接管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等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宣告旧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签订的月票扩大使用范围的协议一律无效。(对嘉定、闵行、吴迳、浦东、川沙、罗店、松江、南汇、周浦等近郊地区一律不扩大月票使用面)。下午,杨浦区机关造反联络站总部向反经总部反映了该区街道当权派利用经济主义的糖衣炮弹来诱惑群众,日前情况,区机关财务组的经费已经发完,当权派把矛头指向一般的里弄干部和区机关财务组造反派同志,转移斗争大方向
    又有该区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杨浦区兵团的负责人,利用职权追求小团体的利益,他手下还拉拢了一批红卫兵学生,给他们费用100元,用金钱来腐蚀学生的革命意志,更严重的是,这些人还在外招降纳叛了一批组织成立了杨浦区的联合指挥部,妄图接管杨浦区的一切机构,夺杨浦区的权。现已由区解放军部队、人民公社调査组前往调査此事。
    月二十二日:
    中央紧急通告出来以后,有关这些组织的群众反映不少,总的感到压力很大,思想不通,吃不透中央文件精神,有的说中央文件不是指我们的,我们不是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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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主义的;还有一部分人表示怀疑,他们说:“十七日通告为什么到21日才看到,是否有问题",“这个通告和一月份《迎接工矿企业的文化革命高潮》人民日报社论,跟十六条以及江青同志讲话有抵触",等等,还有极少数人抵抗中央通告,昨晚和今晨在重庆南路和妇女商店墙上出现许多标语,如:谁再实行四六拆帐就是实行刘邓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强烈抗议建设银行扣压下放临时工人工资,罪责难逃等等。有些组织的头头活动频繁,他们利用群众的思想不通,借用造反组织的名义,多次打电话、电报追问中央,又到有关印刷厂去阻挠该通告的复印工作,更猖狂地去晙使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借拥护通告为名,游行到人民公社进行包围,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公社。
    也在这一天,原“红工司"头头又借开追悼会(有一常委因患心脏病死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通知一下来,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中央通告吓死人了"等等,气势很嚣张。
    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正式发表关于彻底取缔反动组织住房问题调査指挥部″布告,布告中指明这一组织的“指挥部和其下属一切组织即日起立即解散,不准借用任何名义转入地下活动;该组织的常委以及各分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登记,惩办二月八日袭击“文保会"和冲击公安机关的罪恶分子。凡受蒙蔽参加抢占公房的一般群众,应迅速觉悟过来,和一小撮头头划清界限,积极检举他们的罪行并立即搬回原处。
    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支持,高呼“公革会"这个行动干得好!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一定要坚决取缔,首恶分子一定要严厉镇压
    午,一批红卫兵小将在公革会等造反组织的配合下,对取缔市内纪念章交换场所,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一到现场,便张贴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宣读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关于严格取缔纪念章交换场所的通令》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多群众一致称好,并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查获一小撮盜窃、贩卖纪念章的坏分子。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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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二十七日《通告》和反经总部等六个革命组织二月二十日紧急通令下达后,“接管清理小组"连续两天分别到红色娘子军、上海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委员会、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进行清点接管工作。原“红工司"的小撮头头和财务经办人员一再拒绝抵抗清理和接管,并说什么“你们发的紧急通令我们有许多意见同你们有很大出入,我们对这张通令有很大不满,表示抗议等等。为此,反经总部又下一通令,勒令该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并勒令原红工总部的负责人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在原红工总部听候处理。
    月二十四日
    上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份“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第三段指出支援内地和边疆的职工,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应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有关《紧急通告》、《通告》,坚决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斗
    下午,“接管清理小组″按时到达原红工总部,一进门就受到包围,他们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早就等着你们来辫论了,问题不解决就不让走。结果红工头头还是避而不见,唆使一部分群众围攻“接管清理小组"工作人达三个多小时,还恶毒地污蔑反经总部二月二十三日通令是“大毒草",说这是把矛头指向四十万红色工人,煽动群众说,中央对上海人民公社未表示态度,我们听中央的,这是红工头头对抗中央通告的又一严重罪
    晚上,橡胶制品三厂等支援内地返沪职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全部返回内地抓革命、促生产。行前他们发表倡议,倡议全市支内返沪职工立即一个不留地返回生产岗位,做抓革命的闯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热烈的赞扬和支持。
    也在这一天晚上,上海大厦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件:火线指挥部二十八名工作人员根据今天大会的精神去向支农工人宣传,竟被无理扣押和围攻,他们竟公然攻击和反对《紧急通告》,咒骂《紧急通告》是“迫害”支农工人的“毒草”还胡说什么“支农工人的日子和解放前国民党时一样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要拿起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拿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支农司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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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五日
    “反经总部”召集了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劳动局造反队、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十七个组织的有关人员开了会,针对清理接管中发生的问题,起草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通告》一文,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文件是对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轮换工最大的政治关怀,欢迎其组织的革命群众参加到各基层的各革命组织中来,并呼吁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其组织中反动分子的反,呼吁他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通告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决定。最后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得对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非法活动。
    二月廿六日到廿八日
    市革会决议草案公布后,反经总部派调査组调査了以下几件事
    到轻工业局、教育局、商业局、劳动局四个局进行调査。该四个局共有97个群众性组织,从十一月上句到今年二月底共化去经费556,000元。粮食局从十一月上旬到今年二月底粮食供应增加了3,000,000斤(大部分是各组织的点心费和开会吃的面包等),其中益民四厂共欠粮二十多万斤,到目前尚有十万多斤未归还。教育局从十一月下旬到今年二月五日共吃面包饼干6,700多斤
    根据决议草案精神应该解散的有关组织目前动向有四种:1.积极响应,坚决贯彻;2.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3.公然抵抗;4。等待“到时再说”等等
    调査了“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情况,根据调査情况认
    为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应该马上撤销和处理。目前已整理了调查材料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处理。
    月二十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方针,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形式大好》的内容。上海各条战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自己掌握革命和生产的命运,一月份许多行业的工业总产值都比去年有所增长,二月份以来生产继续稳步上升。他们最坚决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勇敢地挑起革命和生的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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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八日
    市区精简退工人员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日发出特急通告。特急通告重申广大精简退工人员决不做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俘虏,宣布旧市委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的签字完全无效,并且号召全体精简退工人员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离原单位。这革命行动,好得很!
    月七日
    解放日报报道了调查“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材料,指出这个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中有不法资本家、投机违法分子、社会渣滓。他们打着“造反”旗号,煽动个体商贩诉新社会的“苦”,造无产阶级的反,竭力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掀起了一股反限制、反改造的逆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变天梦》。
    三月一日到十五日
    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的精神,“反经总部”会同有关单位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方面工作:组织力量进行接管清查工作
    在接管清査工作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并络续从财政局、人民银行分行抽调了一部分力量,分别编了十三个接管清理小组,开始进行工作
    据统计,从决议草案公布到十四日止,属于市级应取缔的组织自动前来登记要求接管清查的有六十七个单位,已经清查的有二十八个,有十五个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有八个是属于区级已转交给区,还有十六个组织还未去接管清查
    除了上面这些组织自动来登记之外,总部调查组又发现了七个单位,其中个已经清査了,还有四个目前正在进行工作。
    除了建立十三个清査组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联络组,便于更快地掌握各主管局、区、县、公司接管工作进行的情况
    月十日召开了主管局会议,会上发了有关接管清查问题的通告,互相沟通情况,并提出要求,把全市挂钩的组织进行全面调查,以便安排计划进行清查工
    作
    十二日又进行一次清查工作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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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已经进行清査的四十多个单位的情况来分析:由于黑市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来腐蚀革命组织和群众,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铺张浪费现象非常严重
    有些组织的头头动用国家物资、资金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进出坐小汽车,外出坐飞机,单以“红工司”为例,就搞了大小卡车、汽车、吉普车、摩托车五辆,永久牌、苏联两用车六辆,新旧自行车十七辆,月票三十张,仅一个多月就支用国家经费近九万元,情况非常严重。
    (2).挪用公款现象很普遍。在査帐中发现很多借款条宕帐。如“红工司”头头挪用二千元,“毛泽东思想新工人革命造反大队”挪用五百元。
    (3).有贪污盗窃的嫌疑:从各组织报销的单据来看有两个方面
    1.用免费的车票来报销;
    2.大会用的点心费帐目不清,有的甚至把多余面包卖了作为机动费。
    (4).发现有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问题:
    三月十日晚上,我们在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取缔了反革命经济主义产物“毛泽东思想支内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当场追査出国家机密、绝密文件24份,以及若干复制、印刷品,但是根据他们内部揭发,还有很多材料流失在外,有的已经带往内地,给国家造成严重失密现象,情况是很严重的
    第二方面工作:根据接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如下几件事作了初步调查
    (1).对上海印刷宣传品情况作了调查。由于黑市委在印刷宣传工作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日前全市报刊、杂志名目繁多,报纸有九十余种,杂志有五种,各种资料、大字报选、传单、宣言、海报更无法计算。到二月份止共用去纸张906吨,大量增加国家支付经费,纸张的压力,严重影响了毛主席著作的印刷。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不少宣传印刷的内容上有些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有损我国的政治影响。为此,总部对此情况作了调査,此报告上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关于平反问题,发现目前又刮起一股反革命翻案风,大拆红卫兵在破
    四旧中建立的功勋,将破四旧抄家抄岀的大量金银财物,在中央未作出指示前大量取回。更可恶的是甚至还要红卫兵向他赔礼道歉。有的资本家借平反为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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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回金银财物,有些四类分子用卡车、黄鱼车来车东西,有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来我处接待站反映说,他有几箱衣服放在朋友家里,这次抄家平反了,要求取回他的衣服,结果从身上拿岀一大迭证明信。后经我们调查,他的几箱呢衣服是藏在他父亲资本家的家里。象这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们认为对反革命翻案妖风,必须痛加反击。
    为此,在三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召开了由虹口、静安、徐汇、长宁等四个区以及银行分行、黄浦储蓄所岀席的座谈会(并请市革委会接待组参加),会上致认为,出现这一新的反革命翻案风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反映,必须提高警惕。对目前经济平反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和这次物资的保管工作作了研究,提出初步意见,打了报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3)调査了抢房黑风处理工作的问题。
    据接待站反映,“住房问题调査指挥部”这一反动组织虽已被公革会取缔,但这股风的遗毒还未肃清。有不少住房户还未退出,有些情况还比较严重的,如反映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现在全部不退,还猖狂叫嚣“谁退出房子就是叛徒”等反革命口号,以此来威胁。等等
    仅从调査长宁区天山房管所情况来看,抢房黑风一刮起,仅仅一个星期就把千六百间(可住1200户)仝部抢光。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单位因屡次申请用房,未批准;二是居民住房困难的。目前经各革命造反组织进行工作,还有250户未退,其中有80%是原来租私人房子的,据反映不肯退出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1.过去出租房子不对,现在不愿做剥削者,所以收回,不允许原租借者回去。
    2.有些房东是小业主、资本家,强调自己人增多房子不够用,借口把租出的房子收回,不许他们搬回。
    4.有些房子本身不太好的,住户抢到房子后,原房子已经拆了。等等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是否由市革委会出文,强调一律搬回原地,后期处理,并希望各单位共同协助作好这一工作。已写调査报告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第三方面工作:为外地来沪的工人、农民、支疆青年解决车船票问题。最近接待站有不少外地来沪串连、控告的部分工人、农民、支疆青年反映,他们根据市革委会的决议草案精神,提出要求回到原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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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要回去车船票有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帮助他们尽快地回到生产闵位,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向市革委会汇报以及与财政局、铁路局、海运局、轮船码头挂钩,对于这一部分人,由反经总部开证明信去车站取票,到目前为止,已解决了近二百人的车船票问题。
    。由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煞住。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苗子在不断地出现。但是必须警告那些胆敢轻举妄动的蠢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烂具有高度的警惕,拥有和你们斗争的丰富经验,倘若你们有狗胆轻举妄动,那只有死路一条
    .经济主义是一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它的老根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千百年来盘据在人们脑子里的私有观点。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斗争中的产物,它和广大革
    命造反派团结一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在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鉴于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机构已经健仝,因此,以后它已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宣布自己的工作已结束。它把自己今后的工作全部委托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机构,并相信它们一定能够做得好,做得更好
    四.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岗山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等外地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他们在上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在此应该向他们致谢。
    五.这篇大事记乃仓促写成,加上我们的水平很低,了解的情况又较少,故通篇非常粗糙,借此声明
    、从上海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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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绎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曾经几度顽固地统治着《文汇报》。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窃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做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文汇报》堕落成为一张右派的报纸
    九六
    九六二年,窃踞《文汇报》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公然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在报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执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指示,实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文汇报》成为一张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报纸。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的《文汇报》,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头的根子,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文汇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文汇报》又成了一张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纸
    《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十几年来,革命的左派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对《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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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文汇报》不是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决心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阻力再大,决不回头。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高的行动指南。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我们要仝面开展阶级斗争,向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坚决地一边倒,最鲜明地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大喊大叫;我们决心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痛加针砭,痛加批判在报纸工作中,我们要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思想,走群众路线,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办报,发扬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今天,我们重新全文刊登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再批判。我们一定努力把新《文汇报》办成一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的报纸。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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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载1967年1月4日《文汇报》)
    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这一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解放日报》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市委的机关报,它应该成为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近几年来,《解放日报》在市委和报社党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操纵下,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发表了许多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一九
    六二年前后,窃踞《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他们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先后发表了如《李世民与魏征》《南包公海瑞》等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毒草。他们大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表了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祖师爷”夏衍、田汉等人记功立传的《影事春秋》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市委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制造舆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红卫兵运动和工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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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而《解放日报》党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成了忠实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
    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革命的事情,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是占定了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高举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解放日报》的指针。我们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坚决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大力宣传,大力提倡;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彻底打倒
    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群众路线,依靠革命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把报纸办得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作用,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热烈欢迎革命同志来造我们的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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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载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批红色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千,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
    革命造反派,他们的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斗志最旺盛。在他们的冲击下,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伪装得怎样巧妙,还是一个一个地被他们揪出来了;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论釆取什么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都一一被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识破了。在革命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之下,那批顽固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狼狈。他们如果不低头认罪,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继续顽抗下去,则非垮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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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造反派,他们敢打敢拚敢造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革命造反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有成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关在书斋里学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学,带着阶级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因而学一句,顶一句用,精神力量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大敌当前、困难重重时,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就浑身是胆,敢于豁出去,任何困难、阻力都压不倒他们,而只能被革命造反派所压倒。
    革命造反派冲在前头,遇到了种种阻力。这些阻力,花样不少,说法不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不准造反。我们必须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
    “过头了,过头了。”这是一种怕字派的意见。他们一概不赞成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闹革命。其实,舒舒服服是闹不成革命的。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舒舒服服地闹革命是假革命,真想舒服谁想舒舒服服地闹革命,谁就会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是这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剧烈的冲击,没有场尖锐的决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会轻易地从执行者的头脑里退走的。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不怕“过头”。
    “这样搞法太乱了。”你怕什么!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我们再不要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了。天天在叫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又惊惶失措,怕得要命,这不是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吗?革命的大乱好得很。革命的大乱的结果,失去的只会是一切腐朽的东西,而在斗争中我们却能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能同意。”这又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你既然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但对每一个具体革命行动却又百般指责,这样,你的“支持”、“赞成”,岂不一一落空了吗?!一面肯定革命精神,一面又反对革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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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造反派在斗争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谁想抓住他们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谁想从中捞取半根稻草,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待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要末积极支持,要末坚决反对,折衷主义这条路决然走不通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航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当一个革命造反派而自豪!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展望新的一年,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紧密团结,继续战斗,革命到底,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夺取个又一个新胜利!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今晨,我们听到了《人民日报》转载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喜讯,并且读到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浑身热血沸腾。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给我们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将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更高地举起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和上海市革命人民一起,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办好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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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无限兴奋地向您汇报:在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上海地区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特别是上海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越来越孤立。他们的反动面目,已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识破。上海地区革命力量正在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是您老人家所提出的并且一再强调的重大方针。令人气愤的是,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在玩弄新的鬼花招。他们以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腐蚀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妄图把群众引入经济主义的邪路,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完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抵制经济福利的引诱,坚决击退“糖衣炮弹”的进攻。广大革命群众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我们就是要政治挂帅,坚决反对钞票挂帅;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啊!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们现在的激动心情。我们决心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决心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您的红色造反新闻战士!
    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张春桥讲话
    今天报纸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按语和你们红革会等十九个单位联合签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在造了反的《文汇报》上,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毛主席看过后,认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写得非常好,《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反造得好。为此,《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语,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学生、革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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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关于这一点不要写大字报,可口头传达。(姚文元插话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上海革命左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这个编者按语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上海各工厂、街道、里弄家家户户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把毛主席的声音告诉全上海人民,动员一切力量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资产阶级的新的进攻彻底打倒,不只是把经济斗争转过来,而且要把革命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把工厂、农村的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使我们革命左派队伍在上海真正取得优势,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更好地开展,这是我们今天来的希望
    你们红革会也好,其它革命组织也好,希望你们分分工,大家做做宣传工作,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同学们对经济斗争没有经验,参加这个斗争对我们同学有很大帮助,人家还会以经济手段来向我们进攻,例如:一个码头停工,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有损失,政治上也有损失,外国已有二
    十几只轮船在中国开不岀去,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在宣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上海的工人要求加工资罢工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要有勇气迎接他们的这个新挑战,老实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究竞是资产阶级力量大还是无产阶级力量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不会干事的,叫曹荻秋开汽车他会吗?能力、权力在我们工人手里,但现在被利用了,被蒙蔽了。所以,需要学生不只是到工厂,也要到街道、里弄,也要到自己家里去宣传,使群众了解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揭露这一阴谋,如果跟这一条路线走,那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失败,有的人搞了一千多元钱,但文化革命不搞好,我们眼前的这点利益也没有了。我们的矛头不指向工人,艺徒,不责备他们,不要抓小人物,要抓就抓大人物,要揭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阴谋,大家来批判揭发,可登在你们的《红卫战报》上,也可以登在《解放日报》上,《文汇报》上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把矛头对准这些人我们要相信上海工人大多数是好的,最近有许多工人特别是革命造反派工人表现很好,不离开工作闵位,而且延长工作时间,顶别人的班,我们要大力表扬“抓革命、促生产”的好工人,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宣传他们的事迹,表扬“抓革命、促生产”好的单位。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我们要看到主流是很好的,要求加工资是一股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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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上海有了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有了这样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不仅对上海有影响,对华东地区,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成为仝国的模范。全国只有上海有这么多工人,上海的学生也是有革命传统的,上海的干部也极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上海变成一个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新上海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千。赤卫队要把我张春桥揪回来斗,我不接见他们,因为要首先说清楚一条:究竞是他们对,还是我对,说清楚了再接见。我们到上海来,是向上海人民学习的,我们主张快点把消息转给中央,我们当义务传递员,把《红卫战报》转给毛主席。(热烈鼓掌)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我们可以替你们传达、介绍。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提些意见,我们不一定说得完全对你们可以自己考虑,你们完仝有权利自己去做,你们也可以不和我们商量,你们给我们商量,我们也可以不发表意见,你们自己去做,这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们一发表意见,你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对,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谈谈心,交换交换意见,你们敢想、敢说、敢革命,我们有意见一定会给你们提的,例如,我们今天谈话不要用大字报贴出来因为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大家会认为都是中央文革给你们出的主意,我们有时说错了话,你们也可以批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要砸烂狗头,同志们的批评不属于砸烂狗头之类(大笑)。我们批评你们,你们批评我们,这是完全正常的下面姚文元同志讲话。姚文元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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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们非常高兴,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又回到了上海,向你们学习,并对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非常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非常支持上海的革命左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市委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妄想封锁毛主席的音,办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定会传播全国全上海,现在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大好。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这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形势典型。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海非常激烈、尖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上海反映很突出,很明显,并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刚才春桥同志讲过,《文汇报》的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正象《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讲的一样“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文件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上海开出的一朵灿烂的花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资产阶级总要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段他们用抓生产来压革命,现在用停生产来压革命,共同的点是用压革命来对付我们,他们感到要垮台了,就从另外一条战线从经济战线上来压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点进行宣传,每一个人拿着《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支部生活》(现在《支部生活》也造反了)到全市各个角落进行广泛宣传,我们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小撮极端反动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有许多先进事迹我们要进行宣传。电话局批革命工人不拿补发工资,他们认为这不能拿。对于一些受蒙蔽的人,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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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作,对于什么市长啊,局长啊,这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他们应该进行斗争,应该让他们在群众的革命呼吁面前低头认罪。
    这次来我很高兴,我们愿当小学生,你们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愿意传达中央另外,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我们决不封锁,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播上海每一个角落,我们首先要去各要害部门:码头、铁路、电厂,还有市场和银行,这些单位搞好了,歪风邪气就可以杀下去。我们完全有信心,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挑战,那里斗争很激烈,中国有句古话:“疾风知劲草”,在这样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会锻炼出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一定会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烧光,一定会建立起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新上海。下面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上海革命人民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摘录张春桥
    “康平路事件,到我家去没什么,我早就有精神准备,早晩要砸,到柯老家,那天我问,柯老家去人没有,他们说警卫去两个,局长、副局长为什么不去?他们答不出来,我很气愤,你们只知道保卫曹荻秋,对柯老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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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上海工人阶级的确伟大,在历史上也将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市委实际上是瘫痪,或者说被群众推翻了。”“中央和毛主席一方面是支持,方面是高兴,毛主席看到我们在经济上能打胜仗,在政治上能打胜仗,在无阶级专政上也能打胜仗。”
    “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我建议把总工会接管,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挂上,抽一部分来接待,快速调查一下,多少空房子有多少炊事员……目前不做,(来沪串连的人)五十万人的打算是要被动的。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黑龙江省委改组了,下面一套班子没动,思想没过来,潘复生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压力很大。”“现在实际上担子已落到左派身上了,一方面要推给当权派方面要依靠群众起来,担子落在我们身上了,任务重了,就逼迫我们联合起来,不联合不行,大家要顾仝大局,从大局出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号召我们关心自己、团体的大事。
    “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不但在国内有影响,在国外都有影响,外国通讯社有影响,外国通讯社都转播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泽东一派,赤卫队是反毛泽东一派,蒋介石就不管你们什么内部矛盾,给你分开了。
    “你们总司令部搬到市总工会去,集中起来可以自己搞点警卫队员,不行可找公安人员,到必要时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军保卫你们,集中就好保卫,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一定要把这仗打好。毛主席对上海关心很细致,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你们对电话局我不知你们怎样,那天开会为什么来那么多保字号的,就是电话总机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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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蔡祖泉同志提岀的口号,我和姚文元商量了,恐怕不当。哈尔滨师范学院那篇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过了,那是毛主席推荐的,哈尔滨两个团,一个造反团,一个‘八·八团’,那个‘八·八团’保的要死,拚命的保,保院党委保省委。蔡祖泉他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要允许他改过,把他当做回到革命派方面的典型,这是很重要。毛主席说蔡祖泉不是过来了吗?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左中右都要见面,当然要支持左派。到现在我们只见了左派。上海现在是最容易出经验的时候,要是个高潮,要敢字当头,放手解决。”
    “要善于联合,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这只有毛主席才能提出来的,现在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要联合法国,打倒美帝国主义。”
    “对待彭、罗、陆、杨也是这样,先解决罗,要解决彭,把彭的问题整了半又来解决陆,陆到会场还不知道,但知要出事,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陈伯达同志讲话首先向同志们问好!
    刚才我看到一个告仝国人民书,题目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口号很好!只要这样去做,我们一定会胜利。敌人一定会失败!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六、七个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的花招已很多了,我们要注意识破敌人的阴谋鬼计。开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派工作组的形式来镇压革命运动,毛主席建议把工作组撤消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无产阶级草命路线取得了一个新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还是不会放手不干的,他们表面上同意撤消工作组,实际上改换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后操纵一部分群众组织,这样来继续镇压文化大革命。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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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农民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先是借口要搞生产,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一搞文化革命,生产就搞不好了,搞垮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鬼计。他们是要压革命,同时也是破坏生产。后来,他们就很露骨地那么搞了。他们说:你们要革命就让你们革命去吧!接着又企图用经济主义破坏国民经济生活,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
    这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现在既不要革命又不要生产
    了,可是要用让大家革命的名义来破坏生产。他们企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的办法来瘫痪我们的国民经济,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誉。现在这个阴谋鬼计被揭穿了,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大家的行动、大家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大家,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商量,开联席会议,这样妥当不妥当?不要搞小团体主义,而要搞联合,如果有这样的联席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讨论,有不合适的可以改正。再一个问题,工人同志谈到工人农民之间还有一些问题,一些矛盾,该怎么解决?我的意见是要开工农代表联席会议商量解决,不要形成对抗。工农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的问题,会议的决定,要让双方工农讨论,如有不适当的,可改正。这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就联合起来了,敌人就挑拨不起来了。这样做,这样的意见对不对?(对!)总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
    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师生要联合起来!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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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问你们好
    现在,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已,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我们号召全北京市的无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北京市的一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响应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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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仝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支持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个大学的范围内,从陆平反党集团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哉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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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小擐人怎样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党权,来欺骗、蒙蔽、压制一批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企图涣散无产阶级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他们把我们党的纪律,歪曲为资阶级的纪律,歪曲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纪律”,歪曲成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纪律”,变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紧箍咒。谁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党”分子。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到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财权,笼络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为他保驾。他们还用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他们用各种经济手段,企图把一批群众引向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的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乱开支票,乱发物资,慷国家之慨,收买人心,妄图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交通运输。他们恶意地把“矛盾上交”。这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这也保,那也保,归根到底,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在革命群众的压力面前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假“让步”,也可以做那样一些假“让步”,但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些或那样一些的“让步”,都是企图打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他们压制群众的权力。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寸权必争,绝不让步的。他们企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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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各种手段,阴谋扰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目的。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
    我们对于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也虚伪地打着“革命”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要坚决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岀来,把他们打倒。
    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绝不是小团体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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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不说明那一小撮反动家伙的强大,只不过是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这种发作,恰好是表明他们就要垮台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这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像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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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革命的、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在以上海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大发展、大联合的形势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杀”出来了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命运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一件大事。一句话,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改变不改变颜色的一件大事
    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正像《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派所说的那样:这个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我们不夺谁夺!
    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最能够影响广大群众的灵魂,影响群众脉搏的跳动,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报纸落在走资本主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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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当权派的手里,就会变成他们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毅然决然起来造反,联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回了领导权,扭转了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使这两张报纸真正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有力武器。这些革命同志,做得是何等对,何等好啊!
    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大刮阴风,说什么:“你们不要党的领导。”这完仝是颠倒黑白!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党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恰恰是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我们党内,行反党之实,反毛泽东思想之实,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实。我们就得要造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反!造了他们的反,报纸就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就真正听到了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这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领导。这个反,就是造得有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说:“你们不行。”但革命造反派是吓唬不了的。不要以为,没有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我们就办不了事,过不了日子。相反,搬掉了这些绊脚石,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看看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吧!一旦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报纸就生气勃勃,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的气息。革命群众都说:“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为全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出了好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学习同志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业冲锋陷阵学习同志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把报纸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于里学习同志们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紧紧相结合,使报纸同革命群众息息相关。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都要有崭新的战斗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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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一切报纸阵地!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戕斗气息。革命群众说:“造反报就是好!”
    大大大
    新华社上海十八日电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
    《文汇报》一月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一月六日造反。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摆脱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后,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高高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全国又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刊载在一月五日的《文汇报》上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出现,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大革命。这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两家报纸起来造反,反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力量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标志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件大事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一定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上海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搏斗、大斯杀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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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报纸,本来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由于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控制,这两家报纸几度走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文汇报》在
    九五七年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又成了资木主义复辟的工具。挂名为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近几年来在市委和报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它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修正主义,成了党内外牛鬼蛇神的合唱团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左派,联合报社外的革命力量,对这两家报纸的反动路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他们的斗争情况。毛主席始终支持革命左派,几次扭转了《文汇报》的大方向。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展开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汇报》高举起了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不但没有积极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反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妄图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它们彻头彻尾地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了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报纸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事实教育了革命在派,要使报纸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必须由革命左派掌握报纸领导权。报纸必须由革命左派来办。《文汇报》的革命群众,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就把多年来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编委会推翻了。但由于缺乏经验,革命左派并没有直接把报纸的领导权夺过来而是拱手让给了上海市委派来的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些家伙,继续改变了报纸的方向,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大搞阴谋,采用新的手段,进行新的反扑,疯狂地镇压报社内外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把报社内的革命左派打成“危险分子”、“两面派”。他们在报纸上蓄意发表保守派的文章。《解放日报》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把革命的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当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小将们起来批判《解放日报》的时候,在上海市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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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策划下,《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老爷们却恶毒地攻击红革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闻名全国的“解放日报流血事件”。同时,还残酷地镇压了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
    是可忍,孰不可忍?!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剧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首都第三司令部和上海红革会革命小将等的支持下,继续奋战。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坚持斗争的八位同志,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少数,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他们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更艰巨的斗争。两报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坚强,他们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英勇斗争,一反到底,给予编辑部的革命左派以很大教育和鼓舞。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鼓舞下,乘着上海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和报社的革命工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向报社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发起了总攻击。揭发了大量事实,动员了群众,争取了多数,彻底狐立了几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终于在一月三日晚上,把报社的领导权全部夺过来了。全报社绝大部分群众,全力支持“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这个伟大的创举。一月四日,一张新生的《文汇报》问世了!
    《文汇报》的新生,大大地鼓舞了《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他们激动地说:《解放日报》的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文汇报》的新生,对《解放日报》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同志们,抓住这一有利形势,于一月五日晚上举行大会,宣布接管《解放日报》的决定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敲响了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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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以猛烈的炮火,向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强大的攻势,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宣传报道工作接管后第一天的《文汇报》,以一版显著地位刊载了毛主席为一九五七年七月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写的我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积极投入了当前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去。面对着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所玩弄的停生产、压革命,用物质刺激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这两家革命的报纸,连续刊登了《紧急通告》《记者述评》等重要文章,站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第一线。一月八日,《文汇报》在一则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必须警惕,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用各种形式,诱骗一部分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妄图用破坏生产的恶毒手法,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达到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紧接着,一月十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社论,继续给那些妄图以经济主义来腐蚀群众的一小撮人,以当头一棒。一月十二日两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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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的《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又一次沉重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逆流。此外,这两家报纸还选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的大字报,全力动员全市的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而斗争。两报还发表了一些工厂的革命造反派团结广大革命职工,敢于顶住逆流,不怕围攻,不怕打击,敢于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的报道。这些报道对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在版面的编排形式上,两报这几天也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打破了一些陈旧的框框。他们对体现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和报道,都给予极其突岀的处理,具有鲜明的立场,锐利的锋芢,泼辣的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
    两报内部的一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靠边了,他们本来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但是,革命造反派就是不信这一套,他们团结报社内部革命群众,在社外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越办越好
    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最热烈的欢呼《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新生!几天来,上海的革命群众,敲锣打鼓,从清晨直至半夜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送喜报、祝贺的往来不绝。上海许多主要建筑物上,张贴了“最坚决地支持《文汇报》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热烈吹呼《解放日报》的新生!”等巨幅标语。华东和仝国许多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他们一致认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
    上海和全国各地许多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在来访、贺电、贺信中指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夺取了报纸的领导权,把报纸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使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总社、《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全体革命同志,以及全国许多报刊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发来了充满无产阶级战斗友谊的贺电,最坚决地表示,要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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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小将、公社社员、机关干部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要造它的反,就要革它的命!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只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只能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红整个上海,整个中国,整个世界!
    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革命造反派撑了腰,说了话,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最最热烈的支持。他们决心和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生的《文汇报》送到那里,那里马上就有许多革命群众围上来,争相购阅。有的同志说:“造反报我要看!”“造反报就是好!”有一位工人一下买了四份。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文汇报》!”
    毛主席永远支持革命造反派!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高度评价了《紧急通告》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上海革命造反派从贺电中又一次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的声音,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这两天,各条战线上的革命造反派纷纷前往《文汇报》《解放日报》报喜祝贺。这两家报社的革命职工,用最大的革命热情连夜赶印了十几万份大红喜报,向上海人民报告这个特大的喜讯。这天的报纸,《文汇报》加印了四十八万份,《解放日报》加印了十一万份,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团体最大的支持的喜讯,告诉给更多的读者。十日,上海和外地在沪的数十万革命造反大军会师人民广场,举行了盛大、热烈隆重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共庆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激动地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支持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提出了这样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学习,继续前进
    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结成了血肉相联的战斗友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紧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风里浪里去造反,革命到底不回头!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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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同志们
    让你们等久了,很对不起,向同志们道歉。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同志们很快就要走上战斗的岗位上去了。上海的同志们向全国的工人阶级、全国的革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另外,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工人阶级和上海革命群众的经验极其重视。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好多工人同志们,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是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有的是来解决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是要一个厂里头要求罢官,把什么人罢官,到北京来,有的是要平反,到北京来;有的是什么黑材料送到北京来,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吗,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夺了权,我们自己来处理。自己来解决,要大家要他当官,本来就应当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选谁不选谁;应当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掌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那么呢?我们那些过去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同志们,他们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统治,实行了白色恐怖,如果我们把权掌握在手里,那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就叫他们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走资木主乂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们就许他们老老实实,如果我们不夺权,我们不掌握政权,如果我们无产阶级没权,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权,那么他们今天迫于形式给我们平反了,将来他们会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一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我们有了权,什么黑材料呀,白材料呀,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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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够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再让他们翻过去,他们将还会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
    欢送同志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的命运,生产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祝同志们一路顺风!祝同志们顺利!
    北京工人俱乐部东方红革命造反小组根据录音整理)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一月二十日晩上九时,张春桥同志接见了上海三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原
    十二个加上红土司、教革会、公安造反队)。就上海当前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此文根据“教革会”参加接见代表的传达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不要认为斗争胜利了。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还要准备打几次硬仗。”(这句话张春桥同志反复讲了两遍,姚文元同志在旁边又重复了一遍)
    张春桥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他说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他说:“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现在还有一些阵地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有很多群众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张春桥同志特别提到中学的运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中小学一百多万师生都没有发动起来。如果发动起来的话,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中学的运动绝不能走过场。他指出,目前还有很多群众卷在经济风中,所以上海目前运动的焦点是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不反对经济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断。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通过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可以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争取群众,创造新的经济命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你们想一想在当前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有那些可干?”他说:“正象你们刚才说的(指他讲话前大家的议论)陈丕显还没有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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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活动,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还有势力。市委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也没有真正揭开。赤卫队还在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下乡支农返沪人员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他还指出:“难道教育系统、文艺战线上就没有经济主义吗?为什么没有人去搞呢?”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考验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彻底不彻底就是看他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上海市“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
    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们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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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张春桥
    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Ⅹ××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姚文元
    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同学: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红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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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他们已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适应了陈不显、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了。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曹曾讲:你们中央在北京发号施令,到上海来尝尝味道
    张春桥: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同学:(把红革会的情况谈了,略)
    姚文元: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认白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岀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
    当前两个首要任务:(大意)
    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把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战士,不斗争不行。上海形势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笼了,另外在造反派内找代理人,红革会就是我们要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大意:红旗社论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稳立场,对大反扑要作好准备。大意: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两次,有一次把我们斗了
    六个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这是普遍真理,对任何人都适用。
    张春桥: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髙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现在街上没有陈丕显、曹荻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夺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目前上海砸风还很盛互相砸,砸电话机……这是国家财产,电话机是无产阶级性的。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内部关系。
    姚文元:红革会不愿摆事实讲道理。
    张春桥: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讲大道理。现在正适合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不斗他们的,联合破裂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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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联合……。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这样也好,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大联合,没有分裂就没有大联合,和这部分人联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斗陈丕显、曹荻秋一定要干只有这样联合才更好、更巩固。否则巩固不了,但将来还会分裂。在取得胜利时,易迷失方向。从夺权变当权。陈丕显在三年游击时很苦,但顶住了。进城后,政治地位改变了,他就越来越滑下去了。现在我们夺权,夺权以后就是当权了,你们大学生就要出来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废,红革会就是这样。毛主席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几。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就在上海,上海两个阶级力量都很强,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这是大好事,我们要准备真正的反革命包围,开枪怎么办?那天我和姚文元议论了一天,到处都有反革命活动,可上海没有这一手,我们很怀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对干部也要分析,分为二,打击面不能过大。有些地方一开会,就把干部统统跪在地下,现在形势变化了,要强调区分干部,社论中千部问题也就是这样,开始时区分是不行的,当革命群众占优势时,再不区分是不对的。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谈话(这是另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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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见单位: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第一医院星火燎原兵团、华东工学院红旗兵团、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院驻沪联络站
    关于目前大联合问题
    张: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里有谁参加起草。(同济大学东方红回答:我们参加了。
    姚:只有大联合才有权力,一个组织讲话没有人听,三十个组织讲话就有人听。在当前正需要,这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过斗争先弄成锥形。
    关于红革会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几乎不见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斗争的大方向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红革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大方向错了。陈、曹的问题原本没有揭开,曹荻秋还不承认被打倒。红革会还破坏了大联合,在上海有两种大联合,左派之间大联合,而右派之间也在有意无意地凑到一起,现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了,要有思想准备。对红革会的认识,以前对它负责人还是认识不清的。斗了我们六个小时(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苏友好大厦红革会等组织召开斗争张春桥、姚文元的会议一编者)也是一个好事,认识一个问题。
    张:关于成立新市委问题,是赵全国(原上海的头头)已被捕入狱,赵全国到北京回来就反对我,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在北京时陈丕显一定打电话到中央要我回来,说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设陷井,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玩意。当前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的大标语,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仍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联合,否则联合了,没有思想基础,以后还会分裂的。我们党的历史,开始党代会十二人,现在呢?陈公博是个大汉奸、张国焘
    你们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陈丕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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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革命时,还是红小兵,在那艰难困苫条件下,受得了,他们还想到今天会走资本主乂道路。你们以后当权了,要注意。条件变了,不注意就会慢慢滑下去,现在分裂了,可能你们人少了,少没有关系。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红军原来几十万人,后来只剩下几万人,到底什么时候强大的呢?长征以后强大
    月革命干了几十天,现在二月了,不知是谁个胜利了……现在有的人说我这个组织好,即是科长以下的人组成。”把科长当成当权派统统拉来斗,这是非常错误的。当前怎么搞,红革会是不是会作为斗争的一个内容。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矛盾会转化,有一点你们意识到了吧!本来是革命的也会走向反面。姚: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用武力来压个别组织,会发展到啥个地步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非常害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方向转移了,转
    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任务:(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给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的战士,不斗争不行……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二次,有一次在中苏友好大厦把我们斗争了六个小时,还叫我们念:“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适用。
    张: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就是反马克思的口号过去不批判,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个口号来压制群众的。希望同志们思考
    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个方面。
    学生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还是晚些成立好?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性机关。
    姚:大联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来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
    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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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一一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仝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仝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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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61页,共5150页
    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竞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耍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
    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
    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口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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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62页,共5150页
    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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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仝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于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仝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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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断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睿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指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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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仝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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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原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
    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
    今天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盛大节日!是我们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指战员、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盛大节日
    今天,我们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庄严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从今天起,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彻底垮台了!一切权力归于上海人民公社!
    自从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发动全面的攻击以来,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到夺权问题。在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和英明教导下,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彻底剥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权力,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上海工人阶级在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表现出的伟大的英雄气概,推动了夺权斗争的向前发展。一月革命的惊涛骇浪和碰到的种种曲折,又教育了我们:要夺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单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行,必须实行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执行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夺权斗争推动了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担负起夺权斗争的伟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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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象黄河怒涛,一浪高一浪。在夺权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上的革命的团结,反对了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终于在斗争中产生了!让我们再一次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它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它不是只代表一个革命组织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当然临时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对于一切尚被资产阶级当杈派控制的单位,对于被政治扒手夺了权的单位,还要继续进行夺权。权拿到了手,还要一个巩固政权、保卫政权、学会运用政权的问题,有一个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依靠群众去抓革命和促生产的问题。困难是很多的,阻力是很大的,斗争会十分尖锐。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的财富是个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坚决执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提出的各项任务,用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困难,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直到选出公社的正式的领导机构,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我们欢欣鼓舞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刻,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反对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进行拼死的抵抗。现在,一小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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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蛇神,包括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纷纷出笼。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相结合,相勾结,跑来登台表演。有的拉拢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类似“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或同这些组织的分子相勾结,到处袭击和破坏革命造反派组织;有的化名换姓,混进革命组织,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有的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企图在革命队伍中收买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继续煽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有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他们必然要加紧破坏活动,妄想实行反革命复辟。他们是一群小丑,人数极少,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决不能麻痹,更不能姑息,一定要认真对付。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各个击破,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些受坏人蒙蔽欺骗的群众,应当起来揭发。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共同对敌,不要中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我们要警告一小撮牛鬼蛇神:上海人民公社,对人民是老老实实的勤务员,对人民的敌人,是钢铁的拳头!反革命分子胆敢乱说乱动,就砸烂他的狗头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夺权以后,一切革命组织面临着新的考验。是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止!我们一点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克服我们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决不只是为了某一团体、某一组织派别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巩固了,人民公社巩固了,一个行业,一个团体和利益才有保障。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要保持谦虚,防止骄傲。更不可丝亳松懈革命造反的斗志。只要我们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加强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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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就一定能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从胜利走向胜利!让我们欢呼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农民同志们,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的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同志们!在今天欢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已经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各方面的同志讲了话。千言万语,都是欢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回想一月以前的情况,真是惊心动魄呵!当我们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发动猛攻,眼看他们就要仝线崩溃的时候,他们刮起了反革命救济主义的妖风。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转移了大方向,就会挑起全市人民对革命造反派的强烈不满,就会把革命造反派压垮。即使他们失败了,留给上海人民的也是一个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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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这一手,也算不得什么大发明。上海解放以前,以及解放初期,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就是这样整过我们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永远也不懂得这条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猖狂反扑,只是更加激起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万丈怒火,只是更加促进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更为重要的是,是唤醒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认真地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刮起这场经济主义的妖风?是因为他们乱签字。他们为什么能够乱签字?是因为他们有权!党权、政权、财权、文权,这本来都是属于人民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而今被这帮资产阶级老爷们窃夺去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权夺回来了!于是,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发表了,一小撮赤卫队头头扬言要“三停”的码头,车站等等要害部门的权夺回来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签字权作废了。在这场伟大的阶级搏斗中,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月革命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夺取来的伟大胜利!让我们再一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一月革命的结束,而是上海无产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司令部,可以更好地根据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继续进行艰的斗争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要时刻记住,这是斗争的中心,斗争的焦点,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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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红旗》杂志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所阐明的毛主席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今天宣布的《月革命胜利万岁》这篇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所规定的上海革命人民的任务,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寸权必夺”。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汉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是革命造反派的上海,是革命人民的上海,是全国革命人民的上海,是毛主席的上海。不把一切权力夺回来,誓不罢休!
    阶级敌人不但不肯让权,我们夺了权,他们还会反夺权。他们还会玩弄各种文的、武的阴谋手段,给已经夺了权的革命造反派,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制造种种困难,施加压力,妄想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的这一套,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你们是腐朽的力量,是一小撮,把你们这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等统统加起来,也还是一小撮、在一千万革命的上海人民面前,你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革命造反派已经作了准备。还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我们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谁胆敢进行反革命活动,就一定砸烂谁的狗头!
    为了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一定要“抓革命,促生
    在伟大的
    反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就是用“抓革命,促生产”的铁拳打败了敌人的。让我们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就,来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吧!我们一定不要放松了抓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大抓革命,大促生产。事实将会证明,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各个生产、工作岗位上的革命人民,不愧是挑起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的英雄。英雄的上海人民万岁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为了继续夺权,为了巩固和发展上海人民公社,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个大联合,不是大杂烩,不是联合国,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拥护,就赞成,就支持。我们应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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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一定要不断地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象我们公社的名字一样,打倒“私”字,确立“公”字,使我们的队伍不断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坚决地同上海人民公社站在一起,用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和革命工作。对于犯过错误的工作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不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我们都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突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
    让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上海人民公社万岁!上海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供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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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引导和鼓舞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集中仝力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英勇奋战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党政机关和经济、文化的要害单位和部门,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从而把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总是给予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以最亲切的关怀和最有力的支持。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毛主席关于“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指示,照亮了我们夺权斗争的道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前进。二月五日,在自下而上地夺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陆、海、空部队的负责人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实行了“三结合”,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上海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一场英勇战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建立以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使各单位、各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得到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支持,为自下而上的夺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建立以后,大大地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现,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广大工、农、兵、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斗志更加昂扬,精神更加振奋,意气更加风发,以最明确的态度,最坚决的行动,主动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继续反击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和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市地方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立,决不是斗争的结束。我们正面临着新的考验。我们必须巩固已经夺回的权力;我们必须继续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夺回失去的权力;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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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建设上海,使它更好地为伟大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以后的斗争任务更艰巨、更复杂。前进道路上的一重又一重的障碍需要我们去冲破,阶级敌人挑起的一次又一次反扑需要我们去击溃,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决不能松懈斗志,麻痹大意。
    我们面临着的最中心的战略任务,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所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并且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不断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上海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四月,是我们实现这项任务的关键时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提出
    下面各项任务,望全市各革命组织、全市革命人民贯彻执行: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全市各单位、各区、县革命组织,都应当召开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具体地分析本单位的各项权力究竞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确定应否夺权、如何夺权或者夺权以后如何掌权,总结经验,确定自己的任务
    (1)在已经实现了“三结合”夺权或原来权力就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单位,要掌好权、用好权,迅速把革命、生产两方面的任务抓起来。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团结、争取中间派,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力求把革命搞彻底。防止、克服夺权之后松懈革命意志消极保守的倾向,在用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三结合”的经验。
    (2)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三结合”的形式。市、区、县的临时最高权力杋构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革命委员会,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负责人或人民武裝部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工厂企业的临时权力机构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党政机关各部门的临时权力机构,由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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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应按十六条的规定,逐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区、县、市级要害部门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报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凡是没有实行“三结合”或假夺权或极“左”夺权的单位,均不予承认
    (3)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主要力量。外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可以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但是不要包办代替。
    (4)武装基干民兵、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是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强大支柱,是革命左派的坚强后盾,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调动武装民兵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5)对于干部,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坚持区别对待的方针。各革命组织应当组织革命群众和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学习《红旗》杂志有关社论,统一思想认识,为实现“三结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
    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把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1)革命造反派应该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论何时,都应该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以革命统帅工作,以革命统帅一切。((1)(4)
    (2)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都应该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抓革命,促生产,健全生产班子,做好春耕工作,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目前还在上海和外地逗留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前几年精减下放人员,都应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立即返回本单位
    3)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迅速建立和健全抓生产的班子落实计划,特别注意加强协作,节约原材料,保证质量。交通运输部门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货运畅通,运输正常。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不得任意改变劳动制度,搞变相的经济主义。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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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都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有关的《紧急通告》和《通告》,坚决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斗争
    (4)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各条战线的革命职工,必须积极地抓革命,促工作,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同时,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全市中小学和文艺团体应该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中央最近的通知。
    (5)各基层单位群众组织一般不得保留脱产工作人员。市、区、县、产业系统一级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工作人员名额,必须尽量减少。本单位革命委员会有权对任意脱产、在外游荡的人员,按照违反劳动纪律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而又累教不改者,在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严肃处理
    (6)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计划和国家制度,不得擅自动用国家物资,甚至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单位变为只替某一小团体服务的小团体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过去已动用国家物资者,必须如数追回,已用去的也要彻底清查。今后如再发现上述现象,一律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论处
    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击溃阶级敌人的反扑,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公安、检察、司法战线上的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起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密切配合,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大力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真正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坚决镇压反革命。
    (2)坚决镇压胆敢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凡伪造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造谣生事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对破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新秩序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拒绝改造、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惯窃、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必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
    (3)对所谓“联合行动委员会”、“红旗军”以及其他一切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取缔,严惩其首恶分子,揪出其幕后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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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防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凡煽动和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和破坏军事管制的坏人,必须依法严惩。
    5)严禁以任何借口冲击机场、电台、监狱、看守所、机要室、档案室等机构,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严禁以任何借口袭击革命组织、进行绑架、殴打、拘押、私设公堂、私设刑房等违背党纪国法的活动,违者依法制裁。
    (6)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但是,决不许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以“平反”为名,进行反攻倒算,否则立予制裁。
    (四)
    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仼,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大军。
    (1)建议各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带头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争取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在整风中,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革命同志。
    (2)全市革命造反派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行会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各革命组织之间,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要求同存异,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不许武斗。不许乱砸。
    (3)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形式,应有利于大联合,有利于夺权斗争,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于完成各单位斗、批、改的任务,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革命造反派成员的思想革命化。我们建议按产业、按系统、按单位、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工人的革命组织,不要跨行跨业跨地区,不要发展学校师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等成员,已挂钩的要重新归口。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发展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凡是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所谓国际性、全国性的组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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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经济主义要求为目的成立的各种组织,都是违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精神的,应该自动解散。这些组织的所属成员,可分别申请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
    (4)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应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阶级敌人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讲究排场,任意挥霍国家财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小组,对各群众组织实行财务监督和检查。凡设在各大饭店的“司令部”“总部”,自即日起一律迁出。多占的公房、公物,立即退还原主管单位和房管部门处理。
    (五)
    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最根本的建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最近要重点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学习中央最近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和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勇于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勇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坚持毛主席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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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一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髙权力杋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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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欢迎姚文元同志主持会议(掌声)。姚文元:
    现在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东方红!(《东方红》)。大家请坐!
    同志们、战友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三结合夺权斗争的经验正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应当满怀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进一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口号)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市委、从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成立了自己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关。最近,张春桥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参加讨论了现在已经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口号)
    我们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无价之宝。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个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广泛传达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坚决地贯彻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明确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继续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那种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潮,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人民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贯的指示和政策,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普遍地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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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及时地识破、坚决地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新反扑。
    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口号)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置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
    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同志作报告。(口号、掌声)
    张春桥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口
    现在街上有一个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口号)。而每一次的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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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会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一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工人组织起来一百万了,本身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还问了一些市委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到了码头吗,那现在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康生同志到码头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对我们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市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的多一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就其任务和
    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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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口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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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一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竞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我们上海旧市委、市人委这个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号,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个单位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次。那么他们夺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到市委华东局,把大印抢在手里,就以为这个印拿到手就算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木没有夺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夺了权,那么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而我们不知道,夺算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子,华东局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的华东局机关也夺好几次了,但现在你说权夺到了没有呀?我看也就是这样,占了几间房子,还有些人就强迫魏文伯、韩正义签了字,要点东西,找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得了一点,别的东西得不到呀。好比我们在上海工作,没看到他那里对我们上海也没有影响。所以,我曾劝夺华东局权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也要搞三结合,而你又没办法三结合这个事情将来会专门跟他们谈,我在中央也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我现在是讲一个市委、一个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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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们,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谁也没夺下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这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只能够产生小团体主义。这儿有一个单位去夺权,夺了什么呢?只夺了个印刷厂,以为这个印刷厂就算我们单位的了,人家再来印东西就不给印。这样的夺权,我说是一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每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仝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子的话,这是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末,我们现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道理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在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说大联合,并不在于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当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两方面,只有革命群众组织而没有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末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对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学习主席的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能参加。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山西当然十分明显了,有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根本夺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拉武装呀!搞了那么一些便衣特务,发了枪,给刘格平同志领导夺权的领导班子来了个(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只要他们没夺权,再过两天这些现在出来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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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干部就要都被捉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这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一根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了。刚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讲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行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时候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夺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它只要是采取革命行动,它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有那末一个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大家说的,有的叫“服务员”,有的叫“勤务员”,因为大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他不愿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叫什么,因为总要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那总得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有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还有那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班子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个工人同志,不管他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贡献,让他马上在一个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个省,象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去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这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那困难还更大,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的。比如说,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现在,就说象我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吧,现在你说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这个经历并不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就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了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生产、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呀,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我过去对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来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呀,譬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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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称。但那时候,有些事都觉得好办,到最后有些问题不好办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自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加,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人没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那未,何况现在是面临的任务哪,比哪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还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仝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
    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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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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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12月18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12月18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千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有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
    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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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嘛,特別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岀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仝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
    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是当天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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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譬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就这一句话,后面那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强调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这样呢,刚才我们念语录里也讲的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现在忙得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啊,那里面常常是两个字的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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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这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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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
    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
    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査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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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兔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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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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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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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千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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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晩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木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
    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
    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
    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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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你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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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个庄严的革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掌声、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倒没有把他们说成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下面讲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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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査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晩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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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仝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
    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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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外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別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髙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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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仝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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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
    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热烈的掌声)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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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实的态度,不能够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们,使得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号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女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挑动军干、革干子弟,说现在好象社会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政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军千、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热烈的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即便是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对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啦!我已经讲得时间相当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的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题,我这里是讲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哪,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现在有些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按着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这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改,“斗、批、改”嘛!从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呢,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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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工人组织,如果他们搞成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些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搞年分,那些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因为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
    六五年也好,多来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总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就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嘛。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处分哪。说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时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不是头些日子有些公墓呀,有些坟哪被挖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解决,那么被挖了的这些家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到底要造什么反(笑声),又要经费,又要刻图章,又要搞什么,这个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象有一些组织呀,是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希望他们最好白己白动解散。(鼓掌)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刚我讲了,要加以解决,要将来逐步地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一些组织,在市内名誉也很大,你一问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闵位,去好好地生产、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单位的革命搞好了,我看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这是讲组织,第要很好学习,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对旧市委的有些领导人,不讲别的,就这一点,就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想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学习了,你到那时,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
    我们同志们哪,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有一句话,说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想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的,当然了,北京也有,外地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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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很欣赏的几个人,实际那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在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上当,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就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要真正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要读,特別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的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竞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和我们头脑里那些不好的东西经常地、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要有另外一些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我们。这个话,我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讲一讲,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不会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声、口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花在读书看报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报纸,他现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秘书都给他一大罗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情况哪,很多情况从这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讲,他对我们讲不管你们怎么忙,你们要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能拿两小时呀?(笑声、鼓掌、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可能,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定会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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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大的胜利!完了。(热烈掌声、口号)
    南开大学广播社、资料组根据录音整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天津市财经学校一二·二六战斗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月12—18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接见时,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结合问题(一)三结合问题
    毛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是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Ⅹ×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的口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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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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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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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
    上海改
    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
    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
    毛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1、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2、红革会问题。
    3、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4、龙华机场反对军管。(五)
    1、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注: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1920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张春桥答:“还在”
    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
    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4、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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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点文章批判5、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不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同志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主席说:“要支持他们。
    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晩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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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岀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竞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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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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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竞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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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
    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句,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竞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
    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岀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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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內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
    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
    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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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岀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査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嶽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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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査,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竞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白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別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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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千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竞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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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髙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岀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至1968年的主要工作
    )开展革命大批判
    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王洪文《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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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盜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木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全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杓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苫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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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姚文元对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十七日晚,姚文元同志给上海市革委会徐景贤同志传达了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摘要如下。〗
    1)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唐平铸同志4月15日在人民日报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给上海了,要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来写
    (2)红代会的方向一定要坚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条件成熟
    (3)要注意“联动”的活动,对“联动”要打击一小撮,瓦解组织,争取群众,刘邓包庇了“联动
    联动”的后台就是刘邓。
    (4)红卫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学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大串联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关口,斗、批、改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大联合,要告诉同学们,把一个单位搞好了,就对革命有贡献了
    (5)要注意运动还会有反复,军委十条颁布后,无政府主义又有些抬头,要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要作一些批评。
    (6)本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现改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
    (7)关于陈毅,不要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全国要集中批判刘邓,上海要集中批判陈、曹,刘少奇极不老实,不服罪,说什么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文章能驳倒我,江青同志反驳说:一定要驳倒。
    (8)文艺院校的斗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了,现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来描写地下斗争主题改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主题,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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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板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是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上海《文汇报》新生后办报的几点经验》
    《红旗》杂志编者按:最近,上海《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总结了报纸新生以后三个多月来的工作。这个经验总结,是《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和本刊记者一起研究写成的
    《文汇报》的经验告诉我们,《文汇报》所以成为一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报纸,最根本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办报的灵魂。这个经验,不仅对于办报,而且对于其他各项工作,都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在这场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运动在迅速地发展着,新东西层出不穷。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对经验及时给以科学的总结。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经过总结,使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深刻地认识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性,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文汇报》的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及时进行总结的做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大大大
    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中,《文汇报》获得了新生。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满腔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这个新事物,作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文汇报》的全体革命职工,从心底里感到,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文汇报》在新生后的三个多月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办好报纸,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彻底革命,不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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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报纸的最高战斗任务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在新生后的第一张《文汇报》上,我们就向党、向人民立下了誓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新《文汇报》的最高的战斗任务。
    新《文汇报》针对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及时按专题编选毛主席语录,使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掌握政策,指导行动,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发展。我们曾先后编选刊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论夺权斗争”、“干部政策”、“要节约闹革命”、“整风”等专题语录。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关键性时刻,还根据斗争的需要,重新刊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如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联合基础上进行夺权的时候,针对大联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刊登了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在上海夺权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刊登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连续发表了《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等社论以后,为了刨掉个人主义,即“私”字这一毒根,重新刊登了毛主席的万古长青的著作“老三篇”
    新《文汇报》,力求用毛泽东思想及时解决现实斗争中的问题。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关系到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一个大战役。新《文汇报》是作为前哨阵地投入战斗的。当时,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职以,刮起了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就在这一时刻,报社接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传单要不要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够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就是因为有权。这张传单说的就是夺权斗争。应该登!这张传单终于在第一版的显要地位刊登出来了。报纸登传单打破了《文汇报》多少年来的老框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发表,就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亲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在电台向全国广播。
    为了彻底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文汇报》在宣传上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一月九日,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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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通告》。一月十日,又在第一版刊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专题语录,并发表社论《打倒经济主义》。战斗越打越激烈了。在近一个月内,我们重炮猛轰反革命经济主义,用社论、述评、文章、报道等各种武器,狠狠打,连续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刮到那里,就打到那里,从城市到农村,从工矿企业到财贸部门,穷追猛打,把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得落花流水,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报纸要宣传群众,指导运动,就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现实斗争之“的
    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高举鲜明的战斗旗帜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新《文汇报》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来办报的。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战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就是要敢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话,坚决一边倒,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敢于捅阶级斗争的“马蜂窝不怕有人反对。
    过去有一种说法,报纸既要反映实际,又要和实际保持一段距离。这种新闻“理论”,长期以来束缚着报纸工作人员的手脚,许多报纸工作人员成了“好好先生”,报上的报道和文章也常是些磨平棱角、不痛不痒的东西。现在,这种谬论被扔进了垃圾箱,在报社大树无产阶级革命派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战斗风格。
    为了把报纸办得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新《文汇报》十分重视写好评论。要写好评论,自己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有鲜明的爱憎,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为他们说话。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绝对写不出为革命派大长志气的评论,别人写了,也不敢登。一月六日发表的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就写好了,那时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责令报社前负责人刊登。这个负责人怕丢乌纱帽,不敢登。革命派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就在版头条地位刊登了这篇社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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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是报纸投向阶级斗争的一把快刀。那里斗争最尖锐,就把这个武器砍向那里。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目睹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恶,义愤填膺拿起这把快刀,狠狠地向这个敌人砍去。二十多天内,接连发表了九篇社论,从工业、农业、商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方面,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开刀。此外,还发表了配合各种报道、文章的四篇编者按,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经济主义
    《红旗》杂志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和戚本禹同志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新《文汇报》紧紧跟上这场大批判的新形势,接连发表了《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口诛笔伐批<修养>》等多篇社论,刊登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小将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修养》的许多文章,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批判高潮,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通过大批判运动,上海市第六女中的革命红卫兵,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她们的经验十分重要,有普遍意义。在四月九日第一版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她们的经验,并当夜赶写了社论《再论在在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市六女中的经验发表后,又一次得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新《文汇报》的很多评论,不是关在房间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同对立思想的辩论中产生的。如《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等社论,都是在同持相反观点的人激烈辩论后写岀来的。辩论,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也是抓活思想的有效方法。经过辩论写出的评论,有对立面,有“火药味”,战斗性较强。为了加强评论的战斗性,必须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密切注视现实斗争中的问题。一发现问题,就赶紧写。该今天见报的不拖到明天,该今天写的不拖到明天写。如二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春耕》和二月十二日社论《农村革命干部“杀”上火线去》,都是在来稿中发现了重要文章,连夜赶写出来的又如当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对干部起来革命很不理解,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月十八日,我们赶写了社论《革命不分先后》,提出对愿意起来革命的干部要抱热忱欢迎的态度。今天革命,今天欢迎;明天革命,明天欢迎。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群众办报路线
    毛主席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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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汇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把持下,根本不可能执行群众办报路线,而是靠少数“专家”办报,关起门来办报。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是旧《文汇报》的台柱子,他们大放其毒,把报纸搞得乌烟瘴气。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在报社内根深蒂固。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立即狠抓革命,奋起大造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反。我们认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新《文汇报》的坚强后盾。要办好报纸,必须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报,开门办报。《文汇报》新生后不久就邀请全市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同志开会,具体商讨办好《文汇报》的措施。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问等多种形式,主动请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映情况,提供线索,出主意,想办法。每当革命派的同志提岀好的建议,我们立即虚心接受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接受了革命派同志的建议而刊登的。《搞臭风头主义》的社论,就是在与北京红卫兵交谈中得到启发,然后及时写出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反映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记者述评,都是在有关革命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写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新《文汇报》开辟了“革命造反派论坛”和“革命群众来信”等专栏。对一些重要的文章和来信,还配有社论或加编者按。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办报走不走群众路线,重视不重视群众工作,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区别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原则问题。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文汇报》新生后,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学习革命派,宣传革命派,争当革命派!”
    《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斗争困难的时候,我们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吸取力量,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当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又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作为座右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检査各方面的工作,那怕有一点骄傲自满的苗头,也不断改正。我们以“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武器,进行整风,横扫头脑里的“私”字,大立“公”字当头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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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世界观。夺权以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争取和团结革命干部一道工作,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采用边工作边改造的方法,帮助这些干部改正错误。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离开;那个时候离开,那个时候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
    我们遵循毛主席“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的教导,深入斗争第一线,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这是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写出有质量的新闻报道的重要关键。那里斗争最紧张,就到那里去。记者下去采访,常常以战斗员的身份投入斗争,参加批判、斗争大会和辩论会。记者只有深入第一线,才能从斗争中发现新鲜事物,才能写出有质量的报道来。
    最近,《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通过开门整风,牢记毛主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苫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月八日,第六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春桥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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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现在你们就象我们去年搞文化革命初期那样,不知怎么搞下去,要在实践中想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眼睛要看到新的苗子要出来,不要只看到逍遥派不要重复过去当权派不看主流的错误。象同济、新师大大联合,新的东西就会出来,目前处于两个阶段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大量的新生事物。主要的精力,发现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出斗批改的道路。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们就靠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边的仗是持久一点,又不是几个月就打下来了,比不得把常溪萍、杨西光拉下来,那么容易
    主席在去年七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要依靠群众,从不是当权到当权,可能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当心也会出问题的,不注意群众,总想我们是高明的。现在最明显的,各个省市委瘫痪了,农业收成还是很好的,可见人民决定着历史的命运。原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收成受影响,没有估计到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自己实在不行,完全靠你们。
    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王洪文《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派最最热烈地欢呼这一伟大胜利!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正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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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克服了制造氢弹的各种困难,提前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原子弹、氢弹的伟大号召。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这一伟大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英勇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支持了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这一伟大胜利,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总决战的关键时刻,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对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对于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狠狠的当头一棒。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还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氢弹是核武器当中最厉害的武器,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但是,我们有更厉害的精神武器,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掌握了这样的精神原子弹,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能创造出一切人间的奇迹!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大好形势下,兴起了一个更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局面。我们上海的工人革命派正积极贯彻执行市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开展本单位的斗批改。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决心进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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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白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p6u@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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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
    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庐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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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白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切“假白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
    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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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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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仼何抵赖、狡辫、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扌加不大大火大大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
    七年八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乂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槭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木主义。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仝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
    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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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杋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佬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剖析一下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这张药方究竟包罗了一些什么货色呢?
    这就是“利润挂帅”,一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宣称:“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为了赚钱,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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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国家统一计划,不顾整体利益,干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中国赫鲁晓夫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他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他企图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转移群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扩大收入的差别,造成特殊阶层。这是对革命的职工群众的一种莫大侮辱,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无耻地美化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无耻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
    “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他
    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资本家“认真学习”,说他们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赫鲁晓夫眼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竟比共产党员高明一百倍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照着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套“经济办法”办事,愁眉苫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了的工人阶级又得当牛做马,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正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我们才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才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2)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拚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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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拚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木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绎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木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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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大课堂,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了中国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必将出现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必将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
    十五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分水岭。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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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放肆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木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造了所有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难道阶级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骗局。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赤裸裸的大背叛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还是个政治概念。剥削阶级在几千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占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占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还受着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支配和影响。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样几种形式,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比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激烈得多,残酷得
    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木”,好得很!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结果。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政治上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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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照样可以依附于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或其传统影响而继续存在。只搞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他们还在拿定息,还没有脱离剥削根子。“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地主已被剥夺了土地,但他们仍在藏地契、续家谱,时刻都在掂着那本变天帐。就是富农,又何尝忘得了昔日的剥削生活呢!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还必然会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他们窃据领导岗位,把领导的职权变为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岂不就是批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富农吗?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新式”的资本家,岂不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只是斗争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罢了。这种斗争形式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敌人钻到了我们的肝脏里他们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搞宫廷政变,篡党、篡军、篡政。因此,阶级斗争越发尖锐复杂了。
    不要以为“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日这帮最危险的敌人篡夺了政权,到那时,“没有土地的地主”就会重新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富的富农”又可以剥削致富,“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又会重新转化为拥有资本的资木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东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无庸辫驳的现实。
    中国赫鲁晓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国家消亡”论,必然导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证据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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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时,他又一次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拦腰砍掉了。他还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
    好一个“组织社会生活”!
    试问:所谓“组织社会生活”,究竞是“组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究竞有没有超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存在没有烟火气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国家又究竞是怎样一种“国家”?
    什么是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同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我们的国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整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机器的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中国赫鲁晓夫把所谓“组织社会生活”同国家的专政职能对立起来,强调“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竭力攻击和抹煞国家的专政职能,用所谓“全民因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社会生活”,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广大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斗争,要“组织”他们劳动改造,要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在人民内部,也要不断运用“四大民主”,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不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资产阶级梦寐以求,一心想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千百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早在十八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
    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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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后,必然将逐步地消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必须大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国家的消亡,现在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机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除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杋构内部的阶级敌人,彻底摧毀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流毒,从根本上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将看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真正成为坚如磐石的铁打江山。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国家消亡”论,都是弥天大谎。不讲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形式。主张“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就是希望缩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大大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在这次空前宏伟、空前深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再也藏不住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使他从幕后转到台前,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资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娄罗,也倾巢而出。这很好。有了总决战,才有大胜利。总决战的结果,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资产阶级的梯队一批又一批倒了下去。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线出击的进军号中,他们溃不成军了。按照无情的历史辫证法,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定要全军覆灭,彻底摧毁
    斗争在深入,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气。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鲜红鲜红的共产主义的红旗,让我们对这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叛徒,继续展开“无情的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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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
    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徐景贤谈革命大批判
    革命的大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起来革命造反时,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而没有放在党内
    十七年或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上。我们不仅要解决50多天里的问题,还要把斗争深入下去。要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了解四十年毛主席是怎样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
    有人提出为什么要算老帐呢?
    我们说把十七年,四十年来斗争搞清楚,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革命道路还长,斗争任务还很重,多少个十七年,多少个四十年我们要到达共产主义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是为自己,从50多天里解放出来就称心了。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以世界革命为已任,这样对大批判就有新的更深的认识。只有通过大批判才能辨明方向,弄清道理,要搞清几个关系
    (1)革命大批判与我们掌权后走什么道路的关系:我们学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懂得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及群众路线问题。抓住了这点,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无产阶级掌权后走什么道路。刘邓四十年来,十七年来,50多天以来,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要从批判中懂得每时每刻不能忘记政权,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这些就忘记了根本,前一时期有些单位夺了权,不抓学习主席思想,不抓大批判,有的只抓职工福利,在夺权后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中心仍是政权问题。如果不批判,我们在掌权后也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资本主义一套。有的人讲,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二次,我以后不行在下次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倒好了,要告诉这些同志!作为运动,从发动群众到一系列的斗争,这可以分阶段的,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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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思想上的斗争是不断的,谁把二条路线的斗争停止下来(其实不可能停止下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人不要到下次文化大革命就要被打倒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走社会主义道路
    (2)革命大批判和为谁掌权的关系问题:我们批判刘、邓,要是我们看清了,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代表,四十年来为资产阶级讲话,十七年来鼓吹资本主义,他们窃取了党政大权,是为资本主义掌权。我们夺权,夺权为谁呢?不是为个人,为小团体,是为人民,为革命掌权,这个思想要非常明确通过大批判,认清为谁掌权,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关系,与其他革命组织间关系;对革命群众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革命”的总结,这就是提到了大批判和大联合。放弃大批判,不搞大联合,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掌权的组织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用不承认,不谈判,最后消灭之
    (3)大批判和思想革命化的关系:夺权斗争还在继续,不仅从组织上对走资派夺权,尤其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夺权,这跟我们关系很大,我们要把自己头脑一分为二,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挤出去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的木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木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红一黑,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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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木观点。如何对待群众,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是相信资产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看作俯首贴耳、靠别人“恩赐”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把群众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赌博用的“筹码”。完全是一脉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种极端仇视群众的反革命立场,得到了彻底的大暴露。
    但是,不久前中国赫鲁晓夫却假痴假呆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反对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卑躬屈膝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把大军阀头子阎锡山的话奉若“圣旨”,以为离开这些“大人物”,中国就会生存不下去。他无耻地拜倒在“资本家先生”跟前请求“剥削”说:“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亿万革命人民,倒是一两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暴君;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倒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群众几十年如一日,怎么能说“不清楚”呢?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实在太蹩脚了。他越是说“不清楚”,广大革命群众非但没有被他弄糊涂,反而越发清楚地识破了这个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真面目
    中国赫鲁晓夫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历史。这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是注定要灭亡的。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他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是头脚倒置的。古人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广阔的天空!他当然不会懂得,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天空只会更加晴朗,世界只会更加美好!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的确使他看不清楚许多在我们看来十分清楚的事情。
    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中国赫鲁晓夫必然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骂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坏人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干扰”,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运动。毛主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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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林彪同志所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早在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的兴起,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好得很”,并痛斥了把农民革命运动污蔑为所谓“痞子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仝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支持了新生的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毛主席就是这样无限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及时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提高,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
    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反对革命。列宁说:“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资产阶级从来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众运动。一旦群众起来了,越出雷池一步,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来镇压。中国赫鲁晓夫有时也空谈什么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时,他就慌了手脚,大骂群众是“暴徒”,到处抓“右派”,抓“反革命”。他干的完仝是蒋介石的那一套,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就反过来进行疯狂的镇压。他挂了“革命”的招牌,干的却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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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看来,这场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的时期。((1)(3))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对,你是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五十天,就是为了掩护十年、二十年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陈独秀的屁股后面,咒骂工人运动“过分”,“‘左’倾得岂有此理”,并且咬牙切齿要北洋政府“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捣乱”,要农民“反一下冒进教训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木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你贼性不改,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污蔑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实际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运动中,宣扬“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目的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你四十年如日,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这算得了什么“新问题”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一阵薄薄的烟幕下溜掉呢?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也不会比他的前辈好一些。
    中国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一只“死老虎”,他仍在咬人。最近,他又别有用心地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
    不错,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由于自己立场、世界观有问题,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主要的责任要由你这个老反革命负!是你,盜用了党中央名义,发布黑指示,使广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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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上了大当!是你,长期宣扬黑《修养》,使广大干部受到奴隶主义的荼毒!又是你,提出和推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这笔账,一定要同你算清楚!他们犯错误,同你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绝对扯不到一块去。你想在这里拖人下水,那是徒劳的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但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犯有不同程度的路线错误的人,只要不坚持这种错误,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仍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要以为,把中国赫鲁晓夫拉下了马,他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连根铲除了。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夺权,光夺了组织上的权是不行的。只有把思想上的权也同时夺下来,才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组织上的权。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八年来,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为一股习惯力量。要彻底肃清这一套东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彻底批倒、批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更不要以为,搞掉了这条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没有那回事!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黑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着两条可能的选择:一个可能是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可能是,在胜利中逐渐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的意见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加以压制,脱离了群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样,就会稀里糊涂地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去,有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木主义复辟。中国赫鲁晓夫还在那里招手哩!“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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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一—一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出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亨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了,好极了!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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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臧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白由结社的民主;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修正主义国家有吗?没有,绝对没有垄断资木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
    民主”、“自由”的
    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亨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査一査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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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十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
    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岀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査,大锻炼。打倒了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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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证明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不敢,都不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高昂的革命激情之中。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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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
    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为什么?这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仝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斯大林写道:“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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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岀来的道路。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的估计又错了!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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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谈毛主席对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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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主席直接关怀、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张春桥同志直接帮助的,但当时不少地方就是不发。陈丕显枪毙了姚文元同志的《评吴晗的政治立场》一文,认为发表会使北京市委被动。
    他们还把《评三家村》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玩弄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把戏,陈、曹(即陈丕显、曹荻秋)怕得要死,坚决砍掉了。
    主席在上海看了《评三家村》,将原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改为《评三家村》,并说题目要大一些,并要征得作者同意,要作一些修改,要立即发表。这样文章才发得出来。
    但陈丕显在医院打电话,要把姚的名字拿掉,企图归功于上海市委,并对姚直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后来张春桥同志来,戚本禹同志也来了,将姚文元同志文中的被砍掉的一段加进原文,变成五段。这篇文章在上海被彭扣了两个月,后来才在上海修改发表。
    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丁学雷文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一-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耻诽谤》
    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在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的发表。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主席对经历了一年多革命实践考验的革命委员会的最精辟、最科学、最全面的总结,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极为重要的总结。它指出了无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方向,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上层建筑的大革命,从政冶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根本途径。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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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发展。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革命委员会前进的道路,指出了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强大生命力。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也隐约地听到几个碰壁的苍蝇嗡嗡叫,凡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阵阵凄厉的抽泣是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里发出来的,而苏修的御用宣传机器则叫嚷得特别厉害。你听:建立革命委员会“遇到了特別强烈的反抗”,“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所谓‘革命委员会’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等等,等等。
    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知,那么,正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英勇奋战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完仝可以不去理睬这几个苍蝇。可是苏修这一伙叛徒却还要拚命地向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哇哇乱叫:你们看,“革命委员会”这个怪物多么可怕!真是可怕!
    苏修叛徒们同他们的前辈老机会主义者一样,故意抹煞专政机器的阶级属性,大肆渲染所谓“暴力浪潮”的恐怖,目的就是想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企图以此来抵制革命委员会这个六十年代伟大的新生事物的革命影响,以保住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可惜,苏修叛徒集团“生不逢辰”。现在已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进一步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人们早已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如果说,老机会主义者运用这个手法,当时多少还能欺骗一些人的话,那么,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冷落的下场岂非太可悲了吗
    “‘革命委员会’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苏修叛徒们,你们说对了点不错,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或者按照你们的说法叫“惩治”,总之是一样,要压迫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几千年来,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就是这么对付劳动人民的,他们压迫和残杀了我们多少阶级兄弟,真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其实,口念弥陀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大老爷,你们自己也是这么干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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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把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又重新推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投入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不正是你们“越来越多”地执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惩治”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年来,一直把自己掌握的政权看作是命根子,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不放松对于阶级敌人的进攻。而这次空前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总进攻,把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统统揪出来,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的临时权力机构—一革命委员会。为的什么?就是为的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适应巩固和加强无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适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其中就包括“担负着越来越多的惩治职能”,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把毛主席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组织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这个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高度的革命警惕,保卫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直接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政权机构,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加强大的威力。苏修叛徒集团大骂什么“士兵的刺刀继续进行讨伐”。他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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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和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刺刀”,不就表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恐惧心理吗
    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强大有力,还因为它是与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三结合”的。这种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正因为这样,又深深触痛了骑在苏联人民头上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神经,他们的御用“学者”经过一番考证,终于“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些组织中没有代表”。在“三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中,明明有大量优秀的工人代表参加,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大老爷一概看不到呢?大老爷回答说:“因为不能认为工人阶级是由最落后的工人和城市的各种败类组成的造反派的代表。”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不符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大老爷的标准的。他们的“标准工人”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前任、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此人不是到世界各地宣扬过自己是个“矿工”吗?谢天谢地!我们的革命群众代表中,如果有象赫鲁晓夫这样的“工人”败类,那是一定要彻底清除出去的。我们的革命群众代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考验并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闯将,是代表了时代前进方向的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国际工人阶级的败类咒骂为“败类”,这是无上的光荣。
    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问题既然这么重要,苏修叛徒集团当然不能不加以诬蔑和攻击。他们的宣传工具声嘶力竭地叫嚷:“最近几天,那里突然谈到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真是最无耻的诽谤。
    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早在一九四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整风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哪里是什么“突然谈到”呢?下面这句话更是语无伦次,表现了苏修叛徒们的神经错乱:“看来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软弱无力的。”奇怪,“正确对待干部”怎么会是“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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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力”呢?我们一方面把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倒批臭;另一方面把广大革命干部团结起来,把革命推向前进。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做。一切感到自己地位“软弱无力”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正确地对待干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对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清洗,无情打击,把他们统统排挤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岗位,而把与你们臭味相投的工人阶级的叛徒统统网罗进来,结成死党,这不正是你们“软弱无力”的表现吗?而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从来就是把革命领导干部当作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为他们比较地有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能够挑起领导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重担,能够帮助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成长。把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是斗争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革命领导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自己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改造,他们一定会为人民立新功,建新劳
    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要这样拚命地攻击中国土地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因为,正是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宣告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彻底破产。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怎么不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悲伤、嚎叫呢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一批又一批地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的建立,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自己政权的光荣尝试。苏联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但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这个政权变质了。我国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所产生的新的政权形式。正是这样一场深刻的伟大的变革,激起了苏修叛徒集团和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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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反动势力的恶毒的攻击和疯狂的叫嚣。这是并不奇怪的,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切企图阻挡它前进的小丑,都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苏修叛徒们也绝不会例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整风,促进革命大联合
    九六七年二月初,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更深入,更广阔地向前发展。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实现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夺权斗争,把他们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过来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的手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面临大好的新形势,我们回顾运动系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多大的惊涛骇浪啊!在阴风四起,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围攻谩骂,我们受过;威胁压制,我们领教过。因为写“总支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二十点”,多少张总支组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我们压过来;什么不要总支的领导是“不要党的领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啊,什么抢广播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啊,什么开大门是“违抗中央指示”啊,什么捉鬼队的捉“鬼”啊!等等。反革命的气焰是何等的嚣张。当时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我们却迎着风暴笑,迎着阻力上,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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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支持我们,无论敌人怎么疯狂地镇压我们,我们照样顶天立地,我们照样大喊大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运动系的革命派走到一起来了!鲁迅兵团在运动系两条路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成立了!他们一出现就表现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发扬了鲁迅的革命造反精神,不怕孤立,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造谣中伤,不怕明枪暗箭,不怕戴“反革命”帽子,不怕丢脑袋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拚死的斗争,使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闻风丧胆,使那些糊涂的冋忐目瞪口呆。在运动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大决战中,鲁迅兵团成了运动系保卫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成了运动系革命造反的骨干力量。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鲁迅兵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迅速成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最近以鲁迅兵团为代表的革命派又接管了运动系的大印,夺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历史向我们无阶级革命派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又把新的问题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面前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苫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检査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在最近一个阶段,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现在,我们“东方红”战斗队尝试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同志们、战友们一起讨论。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单纯的军事观点,在鲁迅兵团的部分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中发展得比较厉害。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把目光和精力全集中在“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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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烂×××”“罢免×××”“打倒ⅩⅩ×”上面,错误地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单纯只是为了揪出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似乎揪出一批,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就不会变颜色了。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使得我们鲁迅兵团内存在着种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为了打倒而打倒的错误倾向,使得鲁迅兵团内的有些同志,忽视了思想上的革命,忽视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并且也放松了自己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是与鲁迅兵团内部反映出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都有着密切联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具有单纯的“军事观点”的同志,实际上还没有全理解这次磅礴全国,震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决不是什么“罢官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改造人的灵魂,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反修、防修,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公基础及肃清其思想影响,大立毛泽东思想,扎牢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同时,还要锻炼和造就一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单纯的“军事观点”,单纯的罢官,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的错误倾向,只能使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场,其结果,是组织上罢了修正主义的官,而在思想上却没有罢他们的官,修正主义的土壤还是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被打倒了,而第二个又会爬上来,甚至可能自己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下去,资本主义还可能重新复辟,无产阶级的江山仍有变色的危险。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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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鲁迅兵团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但是,我们鲁迅兵团的每一个战士都应该看到,运动系的领导
    十几年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贯彻的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修正主义的“安乐窝”内,我们的同志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还需要很好的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什么是灵魂?灵魂就是思想,就是世界观。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绝不是只是“罢官革命”。在运动中一定要突出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另外,对我们自己来说,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的日子,我们革命的少数派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闯了过来。在今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向全面地彻底胜利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狠狠地触及自已的灵魂,破私立公,改造自己的思想。一九六七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更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在群众斗争的剑与火中跌、打、滚、爬,誓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革命的鲁迅兵团应该是一个冲不垮,压不倒,坚强的战斗队,更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
    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又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取得伟大胜利,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亿万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打“人民战争”,才能把一切修正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充分地,深刻地揭露出来;才能把党内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岀来,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检查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在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材料挂帅”、唯材料论的错误倾向。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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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就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今天,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搞好这场运动,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材料挂帅和唯材料论者,单纯地强调材料,说什么:“搞好这场运动靠材料,要靠‘知情者’来揭”“材料最重要,有材料就一切都好办!”这种人还煞有介事地反问什么“没有材料怎么搞运动”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是有些同志就热衷于材料,集中精力搞材料掌握一些材料就自以为“英雄”“好汉”“知情者”,这样群众当然只能跟在后面听听报告,喊喊口号,助助声势,这样群众无形中一切只能听命于“材料占有者”,而核心小组的领导也成了“有职无权”、“鞭长莫及”了。广大群众,还怎么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呢?还怎么能够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发挥积极性,增长才干呢?
    “材料挂帅”和唯材料论的谬论和做法,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它抽掉了十六条的灵魂——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辨别是非,增长才千,而实行了包办代替
    鲁迅兵团内有这种错误倾向,同志们务必引起警惕,及早改正啊!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也刮进了我们革命派的内部,有些同志在这些香风的熏陶下,开始“修”起来了!他们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开始躺在以前的成绩上,享起福来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我们革命派的每一个战士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啊!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绝对不应该浪费国家财产。讲阔气,讲排场,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这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水火不相睿的。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堕落到资产阶级的陷阱里去。任意挥霍国家的财物,就是对人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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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和以前有点两样了。他们追求摩托车、电话、自行车;对于国家的纸张很不节约,大手大脚,认为浪费一点没多大关系。晚上无事也不早点睡觉,硬要呆到很晩,到食堂去吃晚点心,并吃得很好,炒饭的油真是多得使人不敢相信,有的甚至油氽锅巴,炒蛋,并说:“造网球场浪费了二万元也没有什么,一只蛋有什么稀奇。”这种话难道是应该出于一个革命派战士之口的吗在生活上、物质上要求也高了,很多人都借了棉大衣,仿佛是自己的私物一样,
    F时也穿着,如此等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鲁迅兵团已经有了这样的错误倾向。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革命性就会要削弱以致完全消失,而走向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邪路。
    由于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而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的,在政治上蜕化变质的例子,是不少的。这种教训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节约闹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节约,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本色。我们经受得住反革命围攻的考验,我们也应该经受得住反革命经济主义侵蚀的考验
    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已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受到压制的日子里,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他们受到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重重阻力和种种压力,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暂时处于光荣的少数地位。
    现在,形势迅速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翻了身,运动系的保字号组织“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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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团”、“赤卫军团”、“革命野战军”、“七一红卫兵”……个个土崩瓦解。过去反对过我们,围攻过我们的保守派中的大多数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逐渐看清了那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真面目,纷纷起来造反了。这时,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这里,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过去造反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了,以老革命自居,轻视旁人,对犯过错误但决心改正,并希望参加战斗的群众采取关门主义,甚至把他们看作是“投机分子”;“捞稻草”,一脚踢在大门外。还有些同志以所谓“斗争中求团结”,把矛头指向受蒙蔽的群众,连连开炮,却放过了执行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几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在我们鲁迅兵团内应该坚决克服
    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多数人还是要革命的。他们在前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动摇不定,立场不坚定,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现在,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过去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他们深刻地理解到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更看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必须釆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他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发展壮大革命的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团结大多数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必须团结大多数,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不注意的重大问题。“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就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党几十年革命实践所证实的。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可能把运动引向歧途,就可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就可能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半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一再证实了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毛主席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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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起广大群众,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吧!
    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前面我们东方红战斗队针对我们鲁迅兵团内部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想,谈了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问: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思想究竞是怎么生的?其实质又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内部的枝节问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策略问题。”也有人说:“这是斗争艺术的问题。”我们不同意这些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主席又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鲁迅兵团内部反映出来的种种错误倾向和思想来看,归根结底,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必须用唯物辯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
    在群众运动中,特别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鲁迅兵团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并不奇怪。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十月份,鲁迅兵团受到压制围攻,斗争的需要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当时内部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主要矛盾面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现在队伍扩大了,斗争取得胜利,在鲁迅兵团內隐藏着的关门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风头主义就渐渐地暴露出来了。在鲁迅兵团内对待群众,对待路线斗争问题的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突现出来了。有些同志放松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放松了灵魂深处的刻苦改造,放松了向“私”字开火,躺在过去“斗争历史”“巨大胜利”上睡大觉,渐渐地他们减弱了过去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大无畏气概,减弱了过去敢拚,敢冲,敢杀,敢于刺刀见红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有些同志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单纯“军事观点”“材料挂帅”,忽视政洽思想的革命,渐渐地脱离广大群众,脱离了曾经风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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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并肩战斗的战友,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同志只擅长于冲、杀,而不愿做艰晝细致的工作;有些人继续以“少数派”自居,把那些认识了错误,决心改正,希望参加战斗的同志,排斥在门外;
    切
    都是同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私”字在作怪。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仼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旧世界、砸烂旧世界,同时必须造就、组织起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没有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现在,团结起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历史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了,我们鲁迅兵团必须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没有整顿起一支具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左派队伍,是不可能完成这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目前鲁迅兵团急需整顿,并急需来个“开门整风”。就是说,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主要是“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各人或各战斗队亮思想、摆观点、摊问题,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进一步暴露我们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在整风中兵团的核心小组,各级组织及各战斗队,纵队,战斗组应该引火烧身,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认为既然是“开门整风”,就要把门开得大一点,仝部敞开,不要遮遮掩掩,不要怕“家丑”外扬。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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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鲁迅兵团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现在有人说要把仗停下来整顿好再打,也有人说,打了这一仗再整顿。我们说,一边打仗,一边整风。我们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一九五
    七年的整风运动的经验证明,一边战斗,一边整顿,不仅可以,而且效果很好。我们鲁迅兵团也完全可以实行。这样做,我们的鲁迅兵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兴旺起米
    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我们“东方红”战斗队坚信,鲁迅兵团虽然还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暴风骤雨的冲击,虽然还会有曲折和反复,但在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鲁迅兵团的广大革命派战士,一定能够排除一切障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打倒“私”字,胜利一定属于革命的鲁迅兵团
    原载上海《体育战报》,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
    九六七年二月上旬,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我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这是一张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大字报,是一篇在斗争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
    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这些年轻的闯将,在节节胜利面前不仅没有自满,而且还能深刻地检査自己队伍里存在的问题,革自己的命。
    “东方红”是运动系鲁迅兵团直属的一个战斗队,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年青运动员。在过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妖雾弥漫的日子里,这些小将和鲁迅兵团的其他战士一起,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不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白色恐怖,不怕保皇派的围攻、威胁,冒着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风险,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反。在运动系里,鲁迅兵团最早打开了内外串连的大门,最早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最早敲响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为上海体育界的文化革命建立了功勋。最近,他们又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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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的权夺过来。面对着辉煌的成绩,丰硕的战果,这些革命小将毫不满足,及时地喊出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的口号,用毛泽东思想作显微镜着手深入地检查批判自己队伍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革自己的命。这是多么可贵的彻底革命精神呵!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在文化革命中,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但同时,又要革我们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命。“东方红”的小将们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都应该这样做。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对于自我革命兴趣不大,要求不强,甚至有的人还以老革命自居,自认为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想作自我革命也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东方红”小将的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还因为他们不仅在胜利的面前及时地检査了自己队伍里的问题,而且还能勇敢地把“门”打开,对问题作尖锐泼辣的分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公诸于世,让广大群众来监督、批判
    这一点也是很可贵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有了问题能够作尖锐深刻的白我批评,并勇敢地把它亮出来,让广大群众来批判、监督,这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的主观世界改造会有很大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取得群众的信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点还抱有顾虑,他们怕“家丑”外扬,怕“开门”把问题摆岀来后,会影响革命派的威信。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东方红”战斗队的实践证明:当他们贴出批评自己队伍的大字报后,不仅没有失去群众的信任,相反,大家更相信他们了,许多同志(包括过去对他们有些看法的人)都从心底里发出了要很好地向小将们学习的呼声,他们的威信更高了
    总之,我们认为,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同时,我们定要象“东方红”的小将一样,敢字当头,亳不留情地向自己头脑里和自己队伍里的“私”字猛烈开火,勇敢地革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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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座谈时的讲话
    〖注:这篇讲话是姚文元同志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开座谈会时讲的。讲话是采取问答形式,故整理时语句有些出入,但总的精神不变。
    张春桥同志到××去开一个会,春桥同志去了。中学指示下达以后,很多同志都积极执行,今天主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存在什么问题?红卫兵应该怎么搞?包括两个:复课、闹革命,有些,中央文件已经讲到了。希望大家从各方面讲。教师、红卫兵、教材、桌椅板登怎么样?总的,中学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变关头,走向何方,就有了一个方向。请大家讨论发言。
    (大家讨论了一番)
    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政权组织,红卫兵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做群众工作。毛主席指示的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但始终没有搞起来。(在我离开北京时)
    学生军训,要在大联合基础上。
    学校里不是很蓬勃,要把学校的运动搞得蓬蓬勃勃(接着谈了些红革会问题——略)
    第一节课上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摸索一下里面是有许多首创的
    不应该买卖“婚姻”,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联合起来,不包办代替。干部也要一分为二,总有一部分干部是好的,怎样在斗争中联合。比较好的干部也是有些错误的。教师也可以向学生学习
    (又谈了下军训的问题——略)
    整个红卫兵发展过程,从中学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本地到仝国都是按这样的规律发展的。搞大串联,起了很伟大的先锋作用。这个火是毛主席点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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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是不是全部夺权?都是在需要的地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人家都起来了,但中学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中学运动就有可能走过场。如果不是复课,就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复课也是把中学文化革命推向前进,从社会到学校不能说是消极的,应该看到革命在前进,中央的指示是适应新的情况的。红卫兵本身也是这样,红卫兵组织也是在不断前进的。回校整顿,思想上也有好多问题要解决的。到社会上去是好的,但社会上也有阶级斗争,也会沾染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就象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事情总是那样一分为的……。在一定的历史转变关头,新生力量总是一定不断的出来的,我们应该向东方红战斗队学习,十七、八岁的小将做了好事都可以学习。
    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就要求我们找到新的组织形式,是不是从这里找到经验,要在破私立公的前提下在组织上提供一个好经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究竞怎搞
    复课是在更深入的阶段出现的新生事物。
    上海的学生要适应新的形势,以后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教育制度。革命还有得要搞了。复课不是消极的把人叫回来,主要是把革命推向前进。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对师生的思想改造,对教学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回校后对社会的情况不会是完全隔绝的。复课闹革命怎样搞好,这里会出新的典型,革命的闯将。
    把大家的革命干劲发动起来,革命的教学是可以解决的。
    有成绩的单位,都希望他们前进,落后的单位,都希望他们赶上去。红卫兵中有一批是坚持到底的,但也有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刻走到历史的反面,但这也没有什么,还可以回来。
    有人假冒红卫兵的名字,干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这方面还有相当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联动”的斗争,革命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认识透,打击一小撮头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在中国的反映,是组织上的表现。这是哪里来的?还是从头上有皱纹的人来的。“联动”是革命红卫兵的死对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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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看到这问题的本质,不是一种固定的现象。上海有几个中学,“联动”有活动的,放在革命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红卫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摆岀我们的观点,不搞秘密暗中的斗争。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敌人利用。开门整风,纠正错误,不然可能走向歪道。
    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搞臭风头主义》
    (《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风头主义,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又个敌人。在当前新形势下,为了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必须把这个危险的敌人打倒。
    风头主义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试举几例以我为主,才能搞联合夺权
    有出头露面的事,非得去挂上一个名字不可,哪儿可以出风头,就往哪儿赶不鸣则已,一鸣定要惊人
    办事圈子越小越好,插手的人越少越好;你占一个山头,我占一个比你更大的山头
    搞风头主义的人,是一种个人第一主义,是小团体主义的变种,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毛主席尖锐批评风头主义者说:“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岀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闹风头主义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完全是为“私”造反,他们满脑子装的是资产阶级世界
    观
    风头主义直接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我只想突出我这个小团体,就必然排斥别的革命组织。以“我”为主,必然打击别人。好事只想自己干,出风头的事儿样样抢着干。这样,必然置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于不顾,必然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产生尖锐的对立。风头主义留在一个革命组织内部,等于人的眼睛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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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一颗砂子,发展下去,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最后变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我们不是看到,有的组织,风头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不惜进行政治投机吗?为了“一鸭惊人”,有的人竟然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严重的错误。这种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应该认真吸取吗?
    有些人为了替他们的风头主义辩护,常常把风头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混为谈。风头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完仝是两码子事。风头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闹风头主义的人为了一己的利益,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在革命需要他献出个人利益时,却显得万分怯懦,甚至做逃兵。而革命英雄主义则提倡为革命冲锋陷阵,为了党的利益,就有最大的勇敢,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革命英雄主义者,而风头主义者是永远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英雄主义的。
    在已经夺了权的单位里,掌权的革命派更要警惕风头主义思想的抬头。因为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人民会称赞我们,资产阶级思想的炮弹会顺着一片赞扬声打过来。我们千万不要飘飘然,千万不要在鼓掌声中让头脑里的“私”字大大膨胀起来。如果我们被风头主义这颗炮弹击中了,就会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恭维声中昏昏然地倒下,或者不知不觉地步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尘,走到一条邪道上去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风头主义的社会基础。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要彻底搞臭风头主义,是要经过一场艰苦的斗争的。我们这次搞文化大革命,最终就是要把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主义”,统统打扫干净。在这个大革命时期,风头主义的泡沫冒了出来,我们正好乘此机会,鸣鼓而围歼之。
    当前,上海许多革命组织正在开门整风。广大同志正在考虑,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大力整顿革命组织,自下而上地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实行更加广泛的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原来的一些全市性的组织,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应该满腔热情地去为实现新形势下的新的大联合而努力。如果存在着风头主义的思想,独占住原来的山头不放,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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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的。我们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都来检査一下,在我们革命组织内,有没有风头主义。如果有,就坚决搞臭它
    (原载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社论;转载于《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议,边战斗,边整风,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促进我们思想上、组织上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今天我们开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再促进一下,使我们的已经开展的整风运动做得更好。今天我谈这些意见,完全是一个同志和战友的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谈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为什么要整风?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议草案里规定的四项任务,正在逐步地胜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从上到下,在需要夺权的地方,都正在胜利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彪同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在前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跟着前进,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只有把这些矛盾解决了,我们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两个方面都去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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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不断去掉我们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错误的东西。我们这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只有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想水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艰巨、复杂、光荣的任务。
    同志们想一想:赤卫队会不会整风?红卫军头头会不会整风?还有那些什么“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会不会整风?还有什么“联动”,“国际打狗队”等等反革命组织会不会搞整风?不会,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岀来。想把革命停止下来、开倒车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说有人说我们起来造反,白天黑夜的干,又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还要开门整风呢?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为白己,所以搞整风。这决不是什么“包袱”,相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前进的动力
    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备的理论,这一套完备的理论,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象刚刚大家学了好多语录所说明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有大量精辟、深刻的指示,这些语录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风过程中再三地学毛主席提倡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又为革命服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党员的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肃清这本书的流毒。这本书讲的什么“修养”,就不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讲来讲去,离不开“个人利益”,教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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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往上爬,怎样捞名誉地位,做伪君子,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是不讲革命。刘少奇这本书讲的“修养”,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为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讲共产党员应当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革命,而大讲特讲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呢?这本书说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反动影响,我们以后还要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用毛主席的关于整风、关于建党的思想来肃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同刘少奇这套资阶级反动理论完全针锋相对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著名文章《整顿党的作风》,首先就是讲革命。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鲜明:为了打倒敌人,兵要精,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碍革命、阻碍我们打倒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大家前几天看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这是在整风当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范例。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提出了当前革命组织中阻碍革命前进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想,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透彻的批评。是为了革命而整风,不是离开革命需要去整风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当这样办。
    可不可以这样说:“开门整风”包括了两重意思?一是我们革命组织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批评,革命组织负责人虚心倾听广大战士的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相互交心,敞开思想,不是彼此“关门”“保密”;二是我们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紧紧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不是光为把我这个小团体整好,而是为了要把革命搞好,为了去解决那些广大革命群众都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把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是为革命而整风,不是孤立的关起来为整风而整风。现在有一些单位,整风中间没有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开门整风,应该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风来推动工作,推动革命,打败敌人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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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深刻地认识什
    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思想,以及为了贯彻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而规定的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等等)。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各种表现。上次春桥同志讲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的深刻的批判。通过整风,使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反动东西究竞是什么,能识别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到底。
    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克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
    革命的“三结合”的各种错误思想。使我们真正能夺好权,用好权。今天报纸上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江南造船厂船坞吊运车间的造反派,他们就是通过开门整风,促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这是一个好经验。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工作以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进。
    简单地说,这次整风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再简单,勹话,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来干革命。
    总之,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这次整风,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是否定一切。这次整风,一定要整得我们大家充满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勇敢前进,而不是把人整得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各单位要根据这个精神,分别不同情况,确定自己整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都热烈的欢迎整风,正在整风的不少单位已经在开门整风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有少数同志,特别是有些负责人,对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还有很多顾虑,还有这样那样的“怕”。这一些“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去掉
    怕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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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我们一整风,保守派就进攻,右派势力反扑了,怎么办?对这一个问题,我们要从毛主席教导出发: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怕也没有用,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不管整风也好,不整风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还不死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坏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总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开门整风是对革命群众“开门”,绝不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开门”。但是,如果坏人借整风机会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门而出”,要跳出来,攻击革命群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让他来较量一下吧!准备着再来一场大论战吧!暴露了是好事,与其暗地里活动,不如公开说出来。已经有人跳岀来较量了,只落得个惨败。还有的同志说,有的赤卫队头头要跑出来了,不死心,要搞反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反扑,最好公开站出来反扑,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来,再针锋相对地大斗一场,大辩论一番。老实说:革命群众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经过一次反复,增加一次锻炼,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所以,我们要有反复的精神准备,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要轻易将提意见的群众都说成是“保皇势力反扑”。有的人,开始“保”过,后来觉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风提意见,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我们就要听。不要一动就扣上“捞稻草”的帽子。有一个厂的造反大队开门整风,群众刚提了一点意见,马上贴出大幅标语:“谁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来,座谈会成了哑巴会,结果这个组织又贴出第二条标语:“谁不向革命造反队提意见,谁就是反对革命派!”结果群众更不讲话了。还有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开门整风,大家都有些缺点,都怕对方揪自己的小辫子,怎么办呢?彼此都在对方办公室门上贴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样整风怎么整得好呢?当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提出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计形势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我们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就不会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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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有的人怕通过整风,实现了按部门的大联合,自己回到车间、班级,变成少数,别人整自己没地方说话。有这样思想顾虑的冋志还不少,阻碍了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靠山。第二,现在上海市已经夺了权,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把党、政、财、文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是用来支持全市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是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么会没有依靠?第三,离开原来的革命组织回到部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扩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强革命组织,不是取消革命组织。现在有种误解,以为整顿组织就是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了,都解散了,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提到的整顿组织,是把革命组织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归口,加以整顿、提高,还是要的嘛!红卫兵还是要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还是要的嘛!不过这是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加以整顿、提高之后,大大加强革命派的战斗力,怎么会“没有依靠”呢?这种误解是不对的。怕当少数派,这个怕字去掉它。
    当然,现在因为全市运动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门之后,保守势力比较厉害,甚至还有坏蛋在掌权。在某个部门里,革命力量暂时还联合不起来,或者联合起来了暂时还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这种情况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开始不就是少数吗?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时候,不就是少数吗?我们是通过斗争,团结群众,使自己从少数变成多数。我们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呢?因为我们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因为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学生、干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同志们,我们都要争取做毛主席所谈的这样的好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什么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还是少数,正说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些空白点,还有些弱点,需要我们革命力量到那里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真正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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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派就应当坚决去,开辟新局面。学校里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中学,还有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工厂,有这样的情况。那里革命力量按班级、车间来看还是弱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开辟新局面,使自己少数变为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就不怕当少数的,这是我们造反派的精神,这个“怕”字应该去掉。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为阶级夺权,是为劳动人民夺权。从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这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是针锋相对,不能退让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权,一定要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决不能让资阶级夺回去。但是,我们决不是为个人争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手里的权是哪里来的?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是革命给我们的。大家回想下这半年多来的战斗经历,我们因为要革命,所以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士选我们当领导,给予信任。所以,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继续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
    有的同志开始造反的时候没有包袱,什么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现在怎么怕整风呢?就因为胜利了,有了权,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志们,无产阶级是没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仝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就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的无产阶级的权,劳动人民的权还多得很,将来应该全世界的权都归无产阶级,都归劳动人民,都归革命派来掌握。国际歌中不是这样唱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一点权力就满足了,就前怕狼后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权就不敢再革命了,就不能再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更大的解放而奋斗了。如果不丢掉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为革命造反派服务了,不为劳动人民服务,走向了反面,即使你个人手里的权没有丢,无产阶级的权却丢了。因为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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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去掌握了。所以,这种怕,虽然是少数同志,我们也希望坚决的去掉。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有的革命组织因为运动开始以来,从来没有整过风,本来内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之间相互意见很多,平常没有放到桌面上来,怕一整风,闹翻了,各干各的,不好收场。
    我们的整风,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认识。整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但是,怎么才能有统一意志呢?大家不讲话,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搞自由主义,能够有统一意志吗?没有的!要有统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这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总是有矛盾,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欺骗自己。一种矛盾解决了,另一种矛盾又会产生,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的同志就会进步,革命就会前进,革命组织就会巩固;如果回避矛盾,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大家意见分歧,心里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怎么能够有统一的意志呢?只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去掉,纠正。才能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可能有统一行动,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最后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在已经建立大联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过讨论,整风,巩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让矛盾积累在那里,那一旦爆发,反而不可收拾。
    (5)“怕被別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这种顾虑,现在要整风,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么办呢?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别人提意见的同志,要认识整风的积极意义,不要把整风当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风的机会算总账,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另一方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要挺得住。所以,这种顾虑也可以打消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革命同志,大多数的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的,还是毛主席讲的,相信大多数这样一个根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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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怕”字,都因为“私”字作怪。我们一个人,一个革命战士,要无私才能无畏,一个人无私无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没有私,就不怕,你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你就得到了自由。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们在造反的时候经常用,现在我们还要用这句话。我们向敌人开火的时候,向那些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作拚死斗争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在整风的时候,也要用这句话。毛主席这里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就无所畏惧的去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风中敢字当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改正错误,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这样那样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不过对于整风的目的意义还认识得不太清楚,思想上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怕。当然也有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怕整风。毛主席说过,怕整风的人,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有某些错误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当头不怕整风,混进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就躲不下去了,就会被揭发出来了。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说,但需要提醒。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
    有人问: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确,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矛头应当对着谁?这个问题整风中首先要弄清楚,这也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基础。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对准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等,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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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这是十六条及党的各项文件都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们从运动以来的一条基木路线。不管在学校,在工厂,在夺权以前或以后,都是这样。夺权以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以后,还要继续把木单位的斗、批、改搞到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对于刘少奇等人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批判,有些就在报纸上批判,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艺上(文艺上就是陆定一、周扬那一套)挖掉修正主乂的根子,把社会主义的生工作搞好。应当看到:这个批判任务,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一类是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我们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破坏这个大联合;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而不是为了削弱对敌斗争;是为了彻底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打倒敌人,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放着那些阶级敌人不管。忘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敌人,那就完全搞错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于仝部精力用在革命组织之间“打内战”,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把别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大方向搞错了。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矛盾,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放着牛鬼蛇神不斗。有的地方甚至让牛鬼蛇神在那里养得胖胖的,但是把运动初期犯过一些错误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这样做是危险的。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跳出来说,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么“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的地方,坏人也跑出来反攻倒算。发生这类情况的地方革命组织首先要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来。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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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大联合”的号召唱对台戏。这个口号不但上海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它同样是抛弃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就会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道路上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感到高兴。我们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路线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违反这一条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说现在大方向问题在一部分单位是存在的。
    当然,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如果坚持错误,就会发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同敌人站到一起去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进行整风,也是为了帮助这少数同志掌握斗争的方向,能够再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从北京到全国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是会有反复的。北京的红卫兵最近举行了几次反逆流的大会,打退了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他们红卫兵报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面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同志们,从电视里不是看到陈丕显那副顽抗的样子吗?那么他还在幻想什么?他还在梦想什么?他无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来一个反革命复辟。陈丕显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代表人物。全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反复,再增加一次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竞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北京的这一股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资木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里的革命人民坚决粉碎了吗?我们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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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地方、夺了权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红卫兵战士,也应该针对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头痛击!正象我们历次表示过决心一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永远支持全国革命造反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谁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垮台!
    我们应当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充分看到运动的主流,正确认识运动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险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当前运动的主流和大好形势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斗争还很尖锐,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整风,坚持群众路线,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掌握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上海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新反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我们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当中,首先能够明确大方向。假使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各个单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大踏步地前进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白利的模范。”这是最近中央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毛主席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夺权斗争的需要。只有我们深刻地树立起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为什么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认识什么叫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是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是错误的。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也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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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目标,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已经有些很好的经验,就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通过斗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通过共同对敌斗争,团结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开门整风,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学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的方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有的同志,忘掉了还有敌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势力还千方百计的想复辟忘掉了我们还有革命的严重的任务,还要反复辟,还要搞斗、批、改,忘掉了这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了,心里想的范围很小,只有我这个团体怎样、怎样。林彪同志曾经说:要去掉局限性。个人主义是一种局限性,小团体主义也是种局限性,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去掉这种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目标远大,要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能看到斗争的全局,去掉局限性。
    任何一个正确的口号,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联合刚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说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组织”,“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都取消,和群众合并”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整顿,不是不要革命组织,经过整顿以后,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革命的红卫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战斗性。很明显,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了大联合不是造反派还存在吗?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联合,就挑动“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后什么组织都没有了”。我们要识破。革命的大联合,决不是取消主义,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并起来。
    在中央指出的种种错误倾向当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在一月革命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文汇报有一篇“风头主义”社论,写得不错,据说也有人讲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倾向也讲了不少。目前成为大联合比较普遍的思想障碍的,是小团体主义。所以今天着重要讲一讲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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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小团体主义,就一定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树立这个思想,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种革命造反的组织?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我不是指那些经济主义的组织,不是那种“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是因为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要起来斗争,要起来反抗,要起来夺权。那个时候,在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掌握着党、政、财、文的大权,使我们不可能从上到下来组织自己统一的阶级队伍,怎么可能呢?权在他们手里!那个时候我们革命造反派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学校、工厂、机关,有一些组织形式完全是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确立起来的。只能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立,要统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卫队之类的御用组织,那是一个晚上就有五十万袖章发岀来了。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只靠我们个团体的胜利,是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你一个厂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能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吗?工人阶级就能永远不受压迫了吗?不,决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导我们。在中国,不但靠一个小团体不行,光靠你一个厂、一个校、一个区、一个市也不行,只有我们全国都彻底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紧紧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里,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个方面确立毛主席的路线,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胜利,一直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彻底消灭。这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现在,我们全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阶级队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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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需要按单位、按部门、按产业这样子来归口。所以,所谓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就是一个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珍贵的权利,是我们用艰苦奋斗,甚至用流血斗争争得来的权利。过去的革命造反派,怎么可能这样归口组织自己的强大的阶级队伍呢?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认真地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个小团体,可以保护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这是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罢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是还可以产生第二个修正主义者吗?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不是“罢官革命”,也不是小团体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一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我们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刚开始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可能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想作一个保守派,我们要再革命下去,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
    小团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讨论,举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1)在夺权的时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只想用一个团体掌权,只想“我”这个团体掌权,来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想怎么发展“我”这个团体的势力,尽量扩大“我”这个团体手里面的权力,而不是想到怎样去搞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这样做的结果,革命的大联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销了。你说没有权吗?也夺了,你说夺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权用好权,对于无产阶级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内战了,忘记了还有一个外战,使夺权、使搞好革命都受到严重的妨碍。甚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几个造反派内部斗得很厉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哈哈笑。不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有几派,每一个派在一个厂里有几条线。结果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闹矛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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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组织上面都有头头要抓革命,促生产也搞不好。据说有这样一个局:两个造反派有半个月的时间尽打“内战”,就是相互贴大字报,相互辩论,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抓工作,什么都不搞了。据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个团体,搞了三部电影纪录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起来搞个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一定要搞小团体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组织组去登记的有六百
    六十二个组织,其中全市性的组织二百二十六个,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组织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联合,这么多组织,都往基层里布置工作,基层里吃得消吗?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呀?
    现在革命的大联合势不可挡,已经有好多很好的单位了。今天报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厂一个车间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了吗?上海也有一批厂嘛,象爱民糖果厂,他们厂里就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控江中学的红卫兵,经过了军政练,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也通过了学习整风,通过斗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据说,南市区公安局,几个革命造反组织绎过了激烈的争论,也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昨天报纸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表了声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联合,这个很好。据说杨浦区前一个时期,百分之
    八十的工厂有两个到三个造反队,每一个造反队都同上面挂钩,统一不起来,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干革命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开门整风,联合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还有财贸系统,也有两个组织,据说闹了很久,不能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次整风,真正能够解决大方向的问题,真正能够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联合起来,那样对于财贸系统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进一步吗?不就可以考虑筹备财贸系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吗?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考虑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战斗
    据说有一个厂里面有这么一个口号,他下面车间里面有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厂部的组织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认、不提倡。”这个“三不”主义是不对的。这个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待革命组织不就是不承认、不支持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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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先讲清楚
    (2)大联合我赞成,甚至举手赞成,但是大联合要“以我为主”,只能是你并到我里面来。有的同志很爱惜自己这个团体的名字,大家在“系”出来的时候,共过患难,共过战斗,对自己组织的名称有感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不都可以改吗?这个名字是我们最热爱的名字,主席讲改,就立刻照办了
    对自己组织的感情如果发展成为一定要吃掉别的组织,只能人家并过来,就错误了。每一个革命组织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联合,或者是“以我为主”,革命早的说:“我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为主”。那么革命比较晚的呢?说你老造反犯错误比较多,我新造反犯错误比较少,要“以我为主”。人数多的讲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我为主”,人数少的说你那个人数多的是大杂烩,要“以我为主”。那样的搞法就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大联合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思想真是说中了我们的要害,打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窍门,我们不应当只看局部而应当看全局,一个厂的全局、一个局的全局、一个系统的全局。如果在局部看来有些困难,在全局看来是可行的,是需要的,是必须的,我们就应该服从全局。我们应该从全国、全市以及本单位的全机关、全校、全厂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时候,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这段话,不需要我来多说了
    控江中学的红卫兵在讨论实现大联合以谁为主的时候,也是有过争论的,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之后,认识到“以我为主”是搞不成大联合的,结果他们经过辩论提出了三条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实现按班级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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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组织不论大小,人数不论多少,看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第二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三、各个革命组织坚决打倒小团体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革命不分先后,各革命组织一律平等。他们提出了这三条原则,结果把很多分歧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我觉得这三条很好,可以供同志们讨论、辩论时参考。
    (3)争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劳只归于自己这一个组织,甚至于只归于自己个人,忘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忘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群众,艰苦劳动,日夜奋战,我们讲过多次,春桥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们没有上码头,我们没有到火车站,在一月革命当中我们的贡献最少,真正的贡献是那些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是他们有贡献,工作是他们做的。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功。要说“摘挑子”,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摘桃子,不是个人摘桃子。还有些同志他们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只想保持自己团体的现状,不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好象更多的人团结,我这个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不愿意随着政治任务的改变,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结果思想上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同志们,革命是要前进的,时间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过去有功劳,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派如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那这革命性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因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保守的立场上去。我们一定要做不断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联合,自上而下,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按产业的大联合,当然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岛、贵阳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在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级革命组织怎么办,我们说,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如果积极支持搞下面的大联合,成为一种促进力量,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你如果反对大家搞大联合,那人家就要起来反对你。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看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当促使我们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有一些人过去受过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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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蒙蔽,现在他们要起来了,要革命,我们要不要他们?我们应该是要他们,不是要排斥他们,我们团结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革命事业才越来越兴旺。
    我们希望经过整风,去掉了小团体主义,能够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有若干厂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是不是可以考虑按产业(如冶金、纺织、化工电机、仪表……),召开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这个职工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可以选出出席全市工代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委员会,也可以选出参加局里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产业大联合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全市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将是一个隆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会。工总司的各级领导人,希望你们能下厂去,积极促进这个大联。比如大学,我们是这样设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学,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筹备召开上海的红代会。也可以串连,学校里面、学校之间的大串连以后还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动。我们曾经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建议过,比如说,“五
    五四”能不
    能开全市的工代会、红代会。能不能在这前后也能够开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全上海的工农学的革命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这能不能实现,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大家的努力。自然也不必赶时间,我们不是为赶时间而工作的,时间来不及迟一些也可以
    当然,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造反组织以后,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现在就不要忘记。还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之后,都要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而斗争。看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能够说,因为共产党有两条路线斗争,而且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共产党以来,中国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是在于领导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核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这样革命就可以不断发展。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下团结更多的群众,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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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是希望一点,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去搞革命的大联合,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去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搞什么大联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组织,甚至于跨部门的组织。不是决议已规定了不要搞跨部门的组织吗?他们想干什么,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想利用搞革命大联合的机会,篡夺领导权。有一个,近半个月之内就冒出了二十二个组织。看来,在有一些地方,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可能有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鱼。我看见
    张传单:这张传单署名是什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联络站”“红三司”从来没有个总联络站嘛,怎么工人里面有个总联络站呢?是否他们自己挂上这个牌号?明明规定不要成立工人学生的混合组织,为什么打出这个番号呢?这一张传单里说什么过去搞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他们执行“党纪国法”,受到了“种种的政治迫害,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现在要“杀”出来了,你们这一种杀出来要造谁的反呢?过去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碍起来造反的时候,你们强调“党纪国法”,现在我们搞大联合的时候,你们又要强调什么要“喘过气来”,反扑过来,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是不是说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呢?相反,正是说明我们更需要加紧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我们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的实现了大联合,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总联络站”,这一种在大联合浪潮里面冒出来的值得怀疑的组织,究竞是什么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们革命派都联合起来了,那些别有用的、针对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会迅速垮台。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我们要继续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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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三结合”过程中,继续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包办代替的“三结合”,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是为了要成立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这样一个机关。这样一个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一个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革命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在斗争当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自我革命的过程。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态”。现在有很多经验说明,凡是在“三结合”的过程当中继续走群众路线的,那么这一个机构成立起来就有威信,就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比较满意。假使不是走群众路线,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成立起来的机构就没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们在搞“三结合”的时候,关键的一条,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一个问题也希望各单位自己考虑一下群众路线究竞怎么样?
    下面两种思想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都是违背革命的“三结合”的
    (1)由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没有肃清,对革命的“三结合”抱消极的态度,对于干部起来造反总是不放心,消极等待,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还有的同志认为我没有“三结合”,生产、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为什么还要搞“三结合”呢?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实现,而是消极地等待,甚至于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这一张大字报里面,揭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这一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就讲过他在搞四清的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所谓形“左”而实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当时就批判过,站起来蚂蚁一个也看不见,蹲下去满地都是蚂蚁。毛主席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了二十三条。还有陶铸也讲过,陶铸不是说过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传单很流行吗?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要算帐,应该算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上,不能算在革命造反派的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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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因为只有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把胜利的果实巩固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胁,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甚至于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夺过去。对于干部,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犯了错误,犯了路线错误,除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处,其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还应该看到市委陈、曹他们所使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扣压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干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群众检讨,做群众的小学生,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像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信里所说的,“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应该看到经过这些日子批判、学习,大多数的干部觉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大多数的干部,就能够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打倒。最近在电视里你们不是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面起来揭露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就使得他们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吗?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更加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排斥一切干部,甚至于千部起来造反的时候还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适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抱成一团,不起来造反,不是一分为二,甚至于把矛头对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就能把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更好地抓起来(上海这地方生产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生产的妄想彻底破产。因为昨天专门开过会,今天不谈了。
    我们对待干部,第一看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呢还是不严重,同时还要看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检査愿意改,包括对第一把手在里面。因为总不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统都坏掉了。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据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于犯了错误而真正能够坚决改正的同志,要允许革命,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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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革命,不要不许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检査自己的错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那么过去的错误就能够成为今后做好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三·七”指示当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各级革命委员会究竟是不是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了这一条路线,就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这一条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正是执行这一路线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去考虑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把毛主席这一条路线继续的坚决贯彻下去。
    (2)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采取阶级投降主义的态度。一听说要搞“三结合”,就忘掉革命两个字,放弃革命的原则,抛弃群众路线,以实现“三结合”为幌子、为借口,把坏人拉到领导岗位上来。甚至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到领导岗位上来,搞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倾向,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众路线,而是抢干部结合,大家抢,几个派别相互抢,有的地方搞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搞“拉郎配”。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效果都作坏。下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机关。
    据说有一个医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不搞大联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结合”。怎么办呢?就去抢干部。不管干部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结合。有的说:“管他什么干部,先把干部抢到手,以后结合的时候可以派用场,现在不抢啊,以后要结合就没有人啦。”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嘛!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态度呢?
    还有的同志想“快”,就专门找一些平时不大管工作的,干劲不足的,所以犯错误不大的干部来结合,专门找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干部。甚至有的地方找运动一开始就被斗而靠边、因此后来没有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搞“三结合”。这样的“三结合”,有什么代表性?有什么革命性?有什么权威性
    这还是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地方(少数地方),坏人上台,牛鬼蛇神篡夺了领导,地、富、反、坏、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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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这是一种假夺权。有的地方坏人没有上台,但在背后牵线,挑动那些青年去夺权,夺了权以后就镇压革命派,这些单位的青年同志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决不允许权落在坏人手里,凡是被坏人假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搞反夺权,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要搞反夺权,把权夺过来
    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三结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攻击革命造反派
    决不允许利用“三结合”,把一切恢复到老样子,该打倒的一小撮坏人(就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倒。
    上面这两种倾向,在整风当中主要解决那一种,由各单位自己判断。因为情况很复杂,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希望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能够逐步地,但是尽快地把各级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切领导班子,都要有军队或民兵代表参加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加强三性,一定要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出发,要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发,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性已经很够了,就是一个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前时期曾经谈到,有一些红卫兵的战士因为在大风浪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革命精神好像不大足了。无产阶级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永远要发扬。我们这次会议不是也念《语录》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的决心永远要保持我们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要准备打退几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这一句话也不能曲解,决不是为了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去争取胜利,那就变成坚持错误了。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保持我们的革命性,发扬我们的革命性,一切消极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抬不起头的情绪都要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掌握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斗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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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大大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首创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来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斗出来的、创出来的。
    在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再革命下去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把权夺过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过,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后来果然如毛主席这个话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夺权,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月革命的英雄们,战士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说这个话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虽然我在一月革命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要仝心仝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被捧场、被胜利、被讨好被权力、特别不要被物质享受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永远不管怎么忙,永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进城的时候是革命者,后来就蜕化变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教训。
    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时就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主要是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什么科学性也说不上,调查研究也做不好。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阶级分析。这不是个人问题,要进行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跌跟斗。现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认真钻研,用毛泽东思想去做调査研究,甚至于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吃饭,凭这个去判断风向,这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前一个时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听途说的新闻去投机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跌了大跟斗,就是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性。我们希望各革命组织之间不要搞情报,不要用相互打到的别组织内部去搞情报的办法,不要搞这个东西。要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原则斗争。同志之间要学会商量问题的作风,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商量、要辩论。辩论我是赞成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听到一个学校里,一会儿这派上去辩论,一会儿那一派上去辩论。要辫论,不要用打、用砸、用抢等办法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股歪风要坚决煞住。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要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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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当中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要掌握起这个武器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出发。不要搞投机
    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要坚决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错误意见,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今后还是这样。反对奴隶主义,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本来是要我们去反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要盲从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反对奴隶主义,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奴隶。但是有的人后来歪曲了反对奴隶主义,解释成怀疑一切,这样就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于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我们要巩固劳动纪律,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秩序,坚决反对无故缺勤脱产等等妨碍生产的现象。有的工厂里脱产缺勤率太多这个现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们希望中小学的同学要回校去进行学习、整风,不要不愿意回去、老是在外面游逛。要加强保密观念,现在有些同志头脑里保密观念很少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在窃取我们的机密。我们还有个保密观念,反对泄密的现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坚持。各革命组织当中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对没有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
    这里顺带说一个整顿组织的问题。不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除了指岀要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按部建设我们的阶级队伍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有一些违反中央指示的组织要主动解散。我们希望这一些组织,能自觉地回到本部门去,参加本部的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条就是这样说的,“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事实说明某一些革命组织当中因为相互不了解,确实混进了少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坏人混进了革命组织盗用革命组织的名义干了坏事,这些人我们应当通过整风把他们揭露出来,清洗出去。当然我们这里要有区别,一个组织里面有了坏人,假使他不在领导地位的话,就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里面有了坏人,那么定要把他同广大的战士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这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地富反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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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清洗出去之后(这是极少数人),我们的革命组织就能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有力地去战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阴谋诡计。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讲这样四句话。同志们,我们刚刚《语录》已经念过了,这一次整风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定要用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提高政治觉悟着手,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着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首先我们要学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决议中规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关指示,和红旗杂志有关的社论。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学校里传达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特别要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样,这是一篇万古长青的伟大著作,如果把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来建设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可以象当年毛主席把军队建设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拿这个建军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使我们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整风才有武器,才有标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要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也需要开一些小会,深入地辩论某些思想问题。有的还需要个别谈话,现在我们个别谈话,已经很少很少了。解开一些思想疙瘩,有时还需要个别谈话的。一个单位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如果大家都争论不休,而又找不出什么原则分歧来,那么各个革命组织就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大家首先检查自己。要多看到别的同志的优点,要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要像鲁迅兵团东方红造反队的小将那样,对于错误的思想要作透彻的批判。什么“材料挂帅”啦,“单纯军事观点”啦,“罢官革命”啦,“贪图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彻。对待错误思想要批判得透,但是对于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不是像水浒传里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管你是什么人统统砍,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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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能奏效的。”要摆事实讲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账。不要由远到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翻起,一直翻下来。这样辩到哪一天啊!还是着重解决当前的问题对待革命的同志,我们要坦白、诚恳、严肃,有话当面讲,不搞背后活动。要注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们现在来讲大的方面是什么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掌握得对不对呀?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究竞怎么样呀?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人人变得什么事也不敢干了,那还行吗?你要干革命,总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坚决改,这个就是好同志。
    要边战斗边整风,不是停下战斗。这里对于战斗也要解释一下,据说有的学校叫边战斗、边整风,战斗就是打内战,就是革命组织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这个意思。边战斗边整风,就是指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说不要脱离当前的工作。这里工厂和学校不同,因为工厂要坚持生产,中学和大学不同,工厂学校又和机关不同,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在时间上要作适当的安排,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在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毛主席指出:我们在分析问题、分析错误的时候,“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经验教训。毛主席还说,在一般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搞什么人人过关。比如小团体主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看当时成立这样那样革命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当前的形势下,跨行业、跨部门的小团体和工作不适应。在看到这一些不适应的时候,要看到客观上怎么障碍了我们的工作,也要看到我们主观上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障碍,这样子分析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学校里对一般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这个阶段或者那个阶段,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当从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着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这样,那些什么“联动之类反革命组织就彻底孤立了,他要挑拨离间就不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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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帜鲜明,对于同志要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说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反对风头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上海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们在一月革命当中曾经有过光辉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我们满足起来,不继续前进,我们就会落后,如果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的光辉传统,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进步;在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组织阶级队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大大地前进一步。一名话,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放眼看全国,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个红色堡垒,在任何逆流歪风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与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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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诙,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岀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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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意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仝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29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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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
    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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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绎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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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髙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
    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竞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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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辫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岀来要夺权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岀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对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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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竞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竞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仝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那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反革命总是有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那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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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釆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內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十个有
    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竞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通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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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査,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大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罗!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口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人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个有点资本主乂、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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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
    (录音坏了)那到不见得。比如说他
    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査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要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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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只发了个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似应为“都一样”—一编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竞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竞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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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于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
    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
    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之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大联合,三结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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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祟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吗!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行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那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仝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车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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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口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他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竞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对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竞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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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的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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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我们是怎样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四月七日,我们上海市六女中革命红卫兵,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大斗争中,成立了全校统一的革命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实现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核心、以教学班为基础,自下而上的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全校红卫兵战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这也是全校红卫兵战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批《修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结果。
    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报道了我们学校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的消息和《文汇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最大的鼓舞和鞭策。喜讯传来,仝校沸腾,同学们千遍万遍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分歧和对立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市六女中是一所有两千四百多师生、四十四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约占全校同学的百分之四十六。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先后建立过六个红卫兵组织和几十个战斗组。这些组织之间、同学之间一直存在尖锐的分歧和对立。这些分歧和对立是怎样产生的呢?
    去年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旧市委和旧区委的直接控制下,学校的一些领导人,就顽固地执行了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别有用心地蒙蔽一部分同学,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的教师。以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部分师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首先起来造反,揭发了旧区委和学校领导的问题。他们慌了手脚,对革命派师生大肆围攻、迫害。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蒙蔽一批学生,一手策划成立了一个保守派组织,把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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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派同学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先后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八一八战斗队"、"红三司"、"东方红"、"反到底"等五个革命红卫兵组织和几十个战斗组。由于学校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同学之间分成了两派。一派同学勇敢地站在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派同学却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旧市委,保旧区委,保学校旧党支部,反对革命派师生。同时,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利用资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打击排挤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同学和教师,利用同学们思想上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同学之间,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制造矛盾,制造不和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旧市委、旧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革命派同学的斗争,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也垮台了。这时,大批的同学都外出串连,"杀"向社会,全校只剩下三、四百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没能认真地进行批判。
    月初,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达以后,广大红卫兵战士和同学纷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了学校。这时,虽然大家都有"杀"回班级,实行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同学们虽然回到了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革命红卫兵组织之间还起劲地打着"内战",根本联合不起来。这样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斗、批、改不能进行,复课闹革命也搞不起来
    《红旗》杂志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调查员的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个组成部分》和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号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以及上海全市迅速地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场革命的大批判,大大促进了我们学校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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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
    当时,我们学校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同学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第一,革命派红卫兵和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第二,革命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第三,由于反动血统论的毒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也有矛盾,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和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之间的矛盾。原来我们只是看到这些矛盾的现象,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谁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在大批判中,我们通过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这些矛盾表现不同,内容也不同,根子却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为了保护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是他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欺骗少数学生,造成了学生之间的隔阂;也是他那本欺人之谈的《修养》,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害同学们,滋长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魁祸首
    冤有头,债有主。同学们找到了相互隔阂的祸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立即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攻击仝校革命红卫兵和广大同学一起举行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的控诉、揭发、批判大会,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大家怀着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比仇恨,起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起控诉黑《修养》对自己的毒害。大家同声愤怒地高呼: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共同的战斗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斗争的矛头不应指向原来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而应该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也认识到革命派红卫兵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同他们对立是错误的。革命的大批判,使大家明确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消除了隔阂,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新的共同基础。这样就在共同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各班级都以革命红卫兵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四月七日,成立了全校的红卫兵团。我们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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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26页,共5150页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怎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臭《修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衡量自己的行动。在这段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要实现的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大联合,不是″大杂烩","和稀泥","大捏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必须坚决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如何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矛头指向谁?是指向过去受蒙蔽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犯有错误的同学吗?是指向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同学吗?是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这样才有共同团结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彻底批判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反动谬论,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才能争取、教育过去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学认识自己的错误,起来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集中火力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关键。开始,我们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大方向,所以总是联合不起来。后来我们抓住了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共同对敌,很快就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例如,高二(2)班,原来革命红卫兵和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隔阂很大。开头,大家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向下,结果越批判越对立,矛盾越大。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家一致把矛头指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班召开了揭发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的大会。在大会上,许多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她们激动地说:"当我们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阶级姊妹时,还以为自己是听党的话。这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了我们,我们要坚决打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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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大家就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了。现在这个班级许多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已参加了革命的红卫兵组织。
    有的同志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要落实。"对,是要落实的,但落实在那里?我们认为是要落实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养》上,同时把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落实在彻底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上。这样才可以批深批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可以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才可以在批判中真正触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如果把批判落实到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身上,就会分散了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彻底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我们决不能这样做
    二)破私立公,清除《修养》的流毒,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之外,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就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大的原则通了致了,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谈不通,仍是联合不起来。这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拿我们革命派组织内部来说,就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说:"我们是闯出来的!〃"我们是老造反,你们算老几?""大联合要以我为主",等等。革命组织之间相互看不起,热中于打无原则的"内战"。对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同学,有的革命派同学也抱着排斥的态度。同样,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同学,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种是从个人意气出发,不服气,认为革命派也比我强不了多少;一种是觉得过去落后了一步,犯错误,整天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现在想起来造反,又担心不受欢迎;还有一种是觉得面子不好看,以为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现在要向革命派靠拢,不大好意思。所有这些表现、想法,统统是″私"字在作怪,在搞鬼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在大联合中,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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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的大批判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同学身上存在的各种非无阶级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本《修养》腐蚀、毒害的结果。洋洋数万言的欺人之谈,拐弯抹角宣扬的就是一个″私"字。我们必须在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时,也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打倒"私"字,树立"公"字
    我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老三篇",批判《修养》,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检査自己的思想,衡量我们的运动,克服我们革命队伍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去做。一边战斗,一边整风,通过整风,搞臭的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越整越坚强。
    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群众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坚决实行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帮助受蒙蔽的同学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解放出来,团结广大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的,是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核心的大联合。离开了这一点,就很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合二而一"的大合并,成为大杂烩。要实现这样的革命的大联合,我们通过这一段的实践,认为必须注意联合的条件和方法
    条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占优势,并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方法,就是启发群众自觉地实行自下而上的、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不能简单的合并了事
    我们学校原来革命的红卫兵只三百多人,只占全校同学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在我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崩溃之后,从政治上说,我们是占优势的,革命的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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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组织在学校里是有权威的。但从数量上说还不占优势。在筹备大联合时,我们也曾经想把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解散了。但是,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倒、批臭,从全校说,革命左派占优势,分散到各个班级并不完全占优势。经过辩论之后,我们决定原来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暂时不解散,大家都回班级去,积极做工作,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创造条件。我们一方面组织大家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另一方面,我们热情地帮助受蒙蔽的同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把广大同学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就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同时,革命派在各个班级里也都受到同学们的支持和信任,成为班级里实现大联合的核心力量。这样逐个班级地成立红卫兵分队,实现以革命红卫兵为核心的班级大联合。在各个教学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之后,我们立即解散了原来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校以教学班为基础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班级和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骨干,都是由革命红卫兵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当选的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敢于斗争的红卫兵战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怎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坚决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永远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初步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更伟大,更艰巨。我们还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还要深入下去,革命的大联合还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人民日报》1967年4月26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丛中笑》战斗组的成员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张春桥同志),现在向你请罪。”张春桥同志说:“我干吗不能怀疑?可以怀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说:“用不着请罪嘛!”张春桥同志说:“不过这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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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非问题。我们没有离开主席去做坏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
    《卫东到底》《井冈山》《小学生》等战斗组成员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1964年,最初我没参加,我在搞京剧。搞芭剧《白毛女》中间那段时间找过我。《白毛女》电影始终没能搞到看。在改编芭剧《白毛女》过程中,我想看看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以前曾经看过)两者都看,凭我自己的印象,民间的传说。我过去在晋察冀边区,《白毛女》传说也开始于晋察冀,直到后来变成歌剧、电影。头脑中有印象,一直强调传记性的没必要了。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没有进行(没听清可能有差错)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把大春和喜儿之线削弱,我过去大概说了一次,要加强阶级斗争提高喜儿阶级斗争,提高限制还可以再提高,还可以再高。喜儿比以前高要承认。恐怕中国农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础浓。过去有人看了电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作用。杨白老改了后(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后就反对。到了陈毅、周总理看了后,我同总理说:“林默涵不同意”,总理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老。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想通过大春人物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形象突出,党的领导我也提出。最初谈了这些话,看戏时也提了意见。最后喜儿同大春分手了,电影结東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未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经过这么一场大斗争认识提高了。就提过这么一些意见,你要问我自己记不清
    这戏比原来电影、歌剧应该承认提高了,缺点吗,里面缺点还是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想想,还可以提高得多。人对事情的认识经过这么久,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对事情的认识的提高,可以提出许多设想,我听过观众的意见,说四场变来变去看不懂,可能有艺术上的问题,喜儿一个人在深山里怎么办?一个人总是难办的,有人说黑《修养》(开玩笑)一个人锻炼修养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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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一个人又出现问题,喜儿不会成为“白毛女”了。因为《白毛女》有个限制芭蕾舞剧《白毛女》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有批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后来有部分人变坏了,有的当时不好,现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时的有些作品,水平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当时有些作品水平不高,代表我们革命文艺初期的萌芽,而且我们也加过工。十七年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事,统统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动、创造的,包括你们总是愿意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一方面成绩那么大,一方面问题又那么大。“不争朝夕”杨永直写的我提过意见的。他始终不改,我也没坚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过(七场的似梦似醒)提过一些意见记不清楚了,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是敌我矛盾,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地修改没有问题的,闹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剧同64年水平相比,64年水平不高,现在高得多,似乎×个人物改了,场次改了但并不等于64年戏是大毒草,我们经过思想水平提高,重新搞可以说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们那时偏急得很[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将古老芭蕾进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骄傲和白满,另外我们要来开座谈会”]春桥继续说:跟我们开可以,你块开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组织派别,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争论很激烈尖锐完全可以,你们要知道善意的也可批评得很尖锐啊!(某《小学生》成员说我们这儿有毒草,香花派。全场同志笑了。)发表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受压力大。春桥同志说:有一点压力没有关系,你们受到多少压力,要是你们发表意见没有反对有什么意思?热烈地赞成也是压力,说多少好,多少好将来就要摔下来,讲政治标准时,讲我们自己东西时,要有正确态度。这是你们有缺点。基本倾向好,说要爱护它不容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差一点就被打下去。《红色娘子军》是陶铸、王任重提的反对意见。原来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最后全部被打垮,连长同指导员最后都叛变了。“琼花”的名字在海南岛这样的名字很多,有的说《红色娘子军》是歌颂叛徒的,你们总不是叛徒,后来我们反对陶铸的意见为了避免那个将“琼花”改成“清华”。“琼花”在海南岛有好人坏人。总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作革命戏,要保护,尽管是这么大问题。那时他们陶铸等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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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我们还是没听,搞了这么久,艺术上独立了,将名字隔断了,那时要打下去很容易,说歌颂叛徒就完了。我觉得在这点上你们有缺点,把杨永直等搞得拉在起,如真琼花和假琼花混在一起,他们派人去调査,我们也去调查,结论差不多。《白毛女》也是这样,这个剧去掉,电影、歌剧都要去掉。要爱护它。在这个前提下,你们闹翻天也没关系。姚文元同志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六稿,七稿,争论激烈也没关系。当时你们改《白毛女》的时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会环境怎样,人家在攻,你们也攻,我们当然是可以批评自己的东西的,但是敌人力量来攻我们时,就不能作自我批评了,那时就应说好。我们从来不回避自我批评,上海每个里弄写500字,那加起来缺点可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先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好得很,在苏修面前不能讲我们有缺点的。你们在一月份至少没有看清什么环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说:特别有人攻到江青同志、总理)什么周××,江×,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来,怎么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们攻江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齐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说:“对戏的争论,怎么你们有同学说保卫毛主席重要,还是保卫江青重要?我说现在还不能相信。”(某《井冈山》成员说了这方面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还是叫陈×同学回来,住在这儿路费公家报销,还是应该叫他来,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他们开个会。联动带个大口罩,夜里秘密活动干吗?给他们一间房子,挂个牌子‘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嘛。(姚文元同志说: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不也让公开嘛)叫他们拿出政纲来,对联动是这样,何况陈×,陈×无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来,这样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们双方经过争论有很大好处,在上海希望你们争起来,要是我们一讲话就将你们压下去。(《卫东到底》,某成员说,具体问题还没真正开过辩论会。)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开辩论会。”
    (有人提到陈×首先刷标语之事)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他要刷你有什么办法,他也可以刷嘛”“陈×不象孩子干的事,这个青年……”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对学生,我们始终相信绝大多数青年会跟毛主席走的,不会反对中央文革,不会反对我们的,我们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会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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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很猖狂,适应了资产阶级要求,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象大水来了,卷进去了。”
    (有人提到潘国平负责之事)
    姚文元同志说“以后潘国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某《卫东到底》成员说:“我们对首长给《白臼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对你们我也有责任,一直没跟你们谈。”(问顾××同学)你怀疑我几天?”
    顾××回答:“七天”。张春桥同志笑着说:“七天不要紧。”
    张春桥同志对《小学生》《井冈山》《卫东到底》等战斗组同志说:“对喜儿的事你们可以考虑,喜儿被抢走,杨白老被打死。改好这个戏经过广大工农兵审査,把好的集中起来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农兵意见各式各样,他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有的是萌芽,从细节带出许多问题来,希望你们一方面保证演出,另方面提意见,现在不可能马上改,江青同志现在很忙,不能马上开座谈会。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要改戏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一些,请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体热烈鼓掌)
    现在你们两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坚持不再分了,如果个别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为派了。希望你们双方都接受教训,不要到什么时候又刮起来“北风吹”,被风一刮一会儿偏这儿,一方面偏哪儿,大水来了,我作个旁观者不行双方要接受经验教训,两个月前你们讲接受不了,现在谈比较容易谈了。
    (大伙儿谈到这次总理没来看戏)总理是看戏积极分子,现在还没回来(群答:已回来,赶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呢。)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先保证演出,改的问题可以在内部酝酿,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虑了。四月十八日看戏时已经发表了,她是内行,艺术上考虑不一定在今天详细地谈。《白毛女》这个戏不是绝对地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无非是从内容,形式方面考虑,想办法将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怎么搞得更突出,喜儿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谈了形式上服装的设计,颜色太‘深’色调,颜色上要重新考虑。江青同志认为偏蓝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调不明朗。大春的绑腿太短,显得腿太短。绑腿高一点,显得腿长,如绑腿高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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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不方便可以绑松一些。现在我看不一定急于去改,把它搞好。现在的京剧《海港的早晨》的背景变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说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张春桥同志对顾××说“你演喜儿的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又说:“你们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们要批判黑《修养》,
    张春桥同志说:“等你们内部争论缓和点才能搞黑《修养》。你们时间安排下,保证演出,还要保证一定的练功时间,舞蹈学校将来怎么办?一方面要接近工农兵,另方面有特殊性。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以前我们下乡才三星期,又挑中了农闲时分等等。报上宣传我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等等,老吹牛。”张春桥同志笑了。
    。将来都要考虑
    张春桥同志说:“文艺界的特殊性,同工农兵要结合,又要考虑特殊(练功)整个问题我没好好考虑,腿娇怎么办?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不能接近工农兵,我们又要接近工农兵,又要练功,不练功不行。象京剧演员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担心翻不动,站不稳,这样非要出工伤事故不可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冋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岀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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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岀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等写,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
    →
    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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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纪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记要(
    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米)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写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拍嘛。”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队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握手,再见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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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规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对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学红卫兵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你们这儿已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希望你们不要自满,也不要松懈,能够继续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下去,搞到底。因为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红卫兵能不能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前进,这是关系到我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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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种矛盾。我们要活学活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用革命的整风精神,大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不断増强无产阶级的草命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自觉要求。
    当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突出表现,是以“我”字为轴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例如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对别人,只要和他的观点不一,就斥之为“老保”,甚至随意拉出队伍,要踏平、砸烂对方的组织。
    在个人遭受压抑时,他要反抗,要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地位起了变化,外界压力小了,特别是当他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以为革命到了底,于是就停顿下米,不再前进。
    在革命组织内部,独行其是,一切通过“我”说了算数,大搞其一言堂日“我”字碰壁,喝了几口水,便转而闹极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当起“逍遥派
    凡此种种,在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表现较为突出,他们不以为非,反而自称为“革命行动”,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气!”
    这里就有一个是非问题:究竟什么叫做革命行动?我们应该革谁的命?在当前,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两类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以赴地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与此同时,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这就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革命行动。相反,上述数例,既不把炮口对准“一小撮”,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同时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采取了“保”的态度。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不是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脾气
    鉴别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为公还是为私。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离不了个“私”字。正是这个“私”字挡住了视线,迷住了心窍,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个人恩怨判断是非,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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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的滋生蔓延,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革命队伍内部,成为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的严重障碍,成为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斗争大方向、涣散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腐蚀剂;并为阶级敌人打入革命阵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提供了缺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听任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发展下去,就会生长资本主义势力,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当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展开总决战的关键时刻,各种思潮都要跑出来登台表演,同无产阶级思想较量一番。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滋长,更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处在这个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正视这个矛盾,敢于暴露这个矛盾,分析批判这种思潮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使刨树挖根,在灵魂深处闹一番灭资兴无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当它自己受到压抑时,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它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在思想上又存在着主观性和片面性,故在政治倾向上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因此,这种人,可能是“拉车前进的”,但弄得不好,就会变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
    要彻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要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座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熔炉。我们要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逐步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辩证法,坚决反对形而上学,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这样,就能大大增强革命的坚定性,就能永葆革命的青春翻开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来看,真正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终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总是那些老老实实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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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爱出风头,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学习,不改造,终日象浮萍一样浮在上头的人,结果都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成为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自己毁了自己。
    今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熔炉中,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进去,为革命冲锋陷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由于本身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而又不愿在斗争中进行艰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路人。这种人,尽管也能干一点革命工作,但每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在转折关头的时候,他就停顿了,动摇了,甚至倒退了,最终被革命的车轮远远地抛到后面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还是做彻底的革命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严重的问题。
    历史无情,前车可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远前进,决不动摇,革命到底,誓不回头
    (原载转载)
    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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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处于掌权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变化,在我们队伍中岀现了两种情况:大多数同志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风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
    我们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木的转变”。我们绝不能认为革命造反派掌了权,就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没有改造思想的任务了。恰恰相反,政治地位改变了,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过去不当权,有了错误影响还小一点现在当权了,如果不注意改造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观行之有效的方法。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那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确的,用不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办了很多好事,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左派自居,摆起架子,打起官腔,骄傲起来。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之所以能从党内一小撮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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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并不是靠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也不是靠拳头和棍子,而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同样,我们掌权以后,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去掉沾染在身上的政治微生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脱离群众,甚至反过来压制群众,发展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当然,革命派内部的互相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风细雨的,是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毛主席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坚决反对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也反对一批评,就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流支流,而把对方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年来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就取得胜利,就能飞快地前进;只要我们稍微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犯错误,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我们无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地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队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目前,在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派性高于党性的错误倾向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派性高于党性,就是以本团体、本派别的利害为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整个革命利益,忘记了革命的全局,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派別,随时随地闹宗派主义,因而作出种种错误的行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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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凡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就听,就办;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就不听,不办。甚至采用斩头去尾,断章取义等手法,借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中的某一句话,为自己一派的利益服务。
    对待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釆取无原则的态度。凡是同意他们观点的,都是“同志”,都是“革命干部”;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都是“仇人”都是“四类干部”。谁今天同意他们的观点,就亲如手足;明天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遭到残酷斗争
    对待自己,他们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知道组织本派力量,去“轰”别的组织,而从来没有作过一次象样的自我批评。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中,如果任凭这种宗派主义思潮泛滥,就会混淆是非,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为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莫大的损失。
    这样做,严重地阻碍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展开,阻碍着革命大联合的巩固和发展。他们整天被本派别的利害牵着鼻子跑。关心的,只是鼻尖下的一个小山头,而对整个国家的大事则不闻不问
    本派别与别的组织闹了点矛盾,不分是非
    曲直,就要兴师问罪,急吵个不休,并且容易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坏人的利用,造成打不停的“内战”,甚至出现严重的武斗事件。明明双方都是革命派,都有共同的战斗目标,都愿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仅仅因为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坐不到一块儿来。双方都为了本派别的利益,把对方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
    这样做,不利于革命干部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从派別斗争来对待干部问题,只能搞乱干部的阶级阵线,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水摸鱼大开方便之门,而对广大革命干部,则是一种精神束缚。真正的革命干部得不到解放,革命的“三结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有的单位中各派由于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造成了无原则的纠纷,搞不清的矛盾,往往变为武斗的导火线。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不管这个团体,那个组织,都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当一个团体、一个派别的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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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要毫无条件地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决不允许相反。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因此,任何把某一派别的利益放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违反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的。
    即使对方是真正的保守派组织,我们也要根据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办事。必须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争取、团结其中绝大多数的群众,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中来。这应该是一项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决不是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所谓派性,说穿了,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王国里的货色。派性高于党性,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严重腐蚀。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由于头脑中残存着个人主义,就往往容易受宗派主义所侵袭。在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时,由于派别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益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特别在掌权以后,地位起了变化,有些同志的个人第一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整个革命利益的矛盾就显著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注意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反而大搞宗派主义活动,就必然会把党和无产阶级的根木利益置之脑后,照此发展下去,就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我们队伍中出现的派性,也要遵循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认真地将它引导到无产阶级党性的轨道上来。“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要同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不疲倦的斗争,并且必须见之于实践
    反对派性高于党性,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重要内容。在这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有些头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势必会把队伍带上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歪路上去。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派性思潮,如果长时期地闹下去,结果必然是害了同志,也害了自己。因此,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只有带头破私立公,才能使带领的队伍始终紧跟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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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折不扣地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项命令和方针政策,越战越坚强;才能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斗中立新功、建新劳。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社论;转载《人民
    日报》
    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九六七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歌声震天,捷报频传。仝国亿万人民满怀革命激情,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就在这个光辉节日里,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传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斗私,批修”的最新战斗号令。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工人同志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不仅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他们所贩卖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且要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夺“私字的权,改造人的灵魂,促进思想革命化。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斗私和批修是互相联系的。只有斗私,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树立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搞好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敢不敢斗私,是鉴别真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用斗私来保证批修,用批修来推动斗私,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斗私,批修”的最税利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被揪岀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这是最最伟大的成绩,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回想去年国庆节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还得意洋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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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可是,曾几何时,这些貌似强大的家伙,在革命的风暴中统统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打翻在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创造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在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极大地锻炼和壮大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成绩千条万条,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仝国范围内得到最大的普及,我国革命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空前提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遵循毛主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教导,遵循林副主席“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指示,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同时,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掀起了以整风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各单位普遍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许多基层组织都逐步形成了天天读毛主席著作的良好风气,如饥似渴地学习。许多同志学了就用,在行动中坚决贯彻,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使自己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影响,牢牢地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上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我们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迅速掀起了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我们工总司所属十个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三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也出现了新的跃进。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是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坚决地“斗私,批修”,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大破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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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大立公字,实现思想革命化。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大好革命形势的东风,高歌猛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姚:大家节日过得好吗?(答:过得好。)
    张:听说你们厂里毛著学习班办得很好,你们是不是找几个人来谈谈,开个座谈会好吗?(好啊)
    张:你们现在分几派?(答:一派。)
    张:武斗过没有?(没有,我们黄浦区都比较好,没发生武斗。)
    张:黄浦区没发生过武斗?铁道学院可发生武斗吗?(他们是学校,我们是
    张:武斗也没什么,斗一斗也好嘛!(在谈到北上返沪兵团时。)姚文元笑着说:噢!对,是那个××司令,对吧?
    张:后来我找王洪文,和他谈了许多,当时他们两人都有小山头,我说你们两个党员都不能团结起来,怎么能行呢?都是工总司的嘛。你们化工厂武斗起来很厉害,(是的,在文攻武卫的时候,我们想造燃烧弹,催泪弹,什么都想搞。)(汇报略)
    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来学习,现在要抓紧这两天的学习,你们这样轻视劳动,还想当干部,高人一等,你们想想,吃的、穿的还不都是工人农民劳动创造的,工人农民最光荣,劳动最光荣。
    姚:这个问题要放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解决,干部应该能上能下
    张:你们也是革委会干部,你们也要能上能下,劳动,要多接近群众,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再隔几年,你们也会要犯错误,当然不一定是走资派,这不是小节问题,是立场问题,希望你们不要把矛盾上交,这种人踢出去人家也不要的就放在车间里劳动吧,等以后再处理么(众:我们在斗这个走资派时,他还拿刘少奇的话跟我们辩论。)这样很好么,这样隔一段时期,就拿几个问题跟他辫辩,他们就会有事做了,就不会只管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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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资产阶级思想核心,修正主义核心就是私
    张:你们厂造反造得早,你们是否可以探索斗、批、改,我也没有经验,你们自己揭,总结一套经验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斗私批修”不是抽象的,你们的私是什么,修是什么?有全面一致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大联合委员会活动起来,意见不同就辩论。表面的统内部的不一致,与其那样还不如拉开阵线来搞一下
    委员开个会,征求一下意见,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要革命就得干点事,不联合委员会恐怕不能代表,现白毛女勤务组可以开两个会,新生事物开始支持的总是少数,这是个规律,运动初期,造反派是少数,一年多运动,现在各单位80%—90%都是造反派,革命在发展,先进分子由少变多。
    有老舞蹈改革的,积极的,而又能坚持下去的,按毛泽东思想革命到底的有多少,想一下,先团结积极分子,然后再带领一部分人,再跟上来。先进、中间、落后,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有的(人)是随大流,演天鹅湖也可以,演白毛女也可以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据说上海红代会邀请外地一些人参加,共邀请了多少?为什么要邀请?而让北京只邀请了一派,是聂元梓、蒯大富。我与姚文元、谢富治三同志商量后,以个人的名义劝他们不去参加,他们决定不去了。这个决定去告诉他们(指红代会)。报上不要提名邀请谁。红代会自己开好了,为啥要邀请,有些学生只想往跑,这次正好是机会,工代会同样要注意,不邀请。已邀请到上海的就算了接到“财贸”的电报说,“工总司”直接到“财贸”基层去拉一派参加工代会,如果有一些情况,这样不好,怎么可以直接拉一派呢?可以与“财革会”协商,自己不要直接去。工总司这一点应该明确的,不是在拉队伍,只是去参加工代会,这样不会发生分裂,不影响归口,“财革会”应该考虑到这样基层的情况,下面厂里参加工代会,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他们能说服下面不参加,负责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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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参加也可以,我觉得电报上面情绪不那么好,告诉李研吾同志(市革会财贸组)工代会是工总司与财革会二个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财贸组不要插手,让二个群众组织协商
    当市革会同志汇报工作后),春桥同志又讲:“炮轰南京路”,究竞是什么意思?是些什么人搞的
    市革会核心组讨论时,王洪文(工总司负责人,市革委会常委)同志讲,开工代会不是春桥一个的意思,至少是中央文革的意思。主席也指出过这次工代会定要开好,决不是搞全民的工会,强调要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带头节约闹革命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现在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最近不少省回去了,广东……广西明天开会后也要回去了,整个形势正象毛主席七、八月份估计的那样,是大好而不是小好
    我们上海形势也是大好,当然都那么先进也不见得,我们的工作有做得好的,也有较差的或不好的。学校中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都还有着差距,但总的来讲主流是好的。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主席提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革命的大方向,我们的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如果大方向忘了,如果做了一百件事,即便有99件是对的,那也很难评论,摆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这一套不彻底加以批判,不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就会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那样的话,我们革命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没法巩固。而过去在教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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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特别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政,解放以前是这样,解放以后也没有根本改过来。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不了。而这样一个责任,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因为这个事情很艰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去年这时候市委、冲市委、冲学校党委更要艰苦。因为那时无非是把你打成“反革命”,而“反革命”在我们毛主席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平反的。而现在搞教育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它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说,58年教育革命不是没有参考,有人就说是改良主义,但终究是对资产阶级教育阵线的一次冲击。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很好地硏究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上海搞京剧革命是在58年搞起来的,58、59、60、61、62、63共六年时间,后来又最后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站不住,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大。我是
    64年才开始接触这个戏。开始,江青同志说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一开始我不大理解,经过64、65、66年到67年上半年(两年半)才基本占领了,到那时候(讲到这里春桥同志举了《智取威虎山》第八场中一段唱词接着说)这一段唱词从初稿到定稿,就花去了两年半时间。所以经过一段工作,这几年也不过搞了八个,就靠这八个把帝王将相赶出了舞台。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老造反”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比如有的同学运动开始犯了保守的错误,现在已经回到了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上来,那也要看他在教育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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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一直搞彻底,革命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我在内,继续受考验更好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功勋,现在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而不要单单的为过去的功劳所蒙蔽,大家想想,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老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呀,太阳要升起来嘛!党和祖国赋予我们的任务也就更多了,我们的责任也会更大了,要看祖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嘛!因为现在我总觉得我们毕竞是在过去十几年来那种教育制度不长大的呀!一方面毛主席思想教育我们,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断腐蚀我们,不但是在过去,将来也还会继续腐蚀我们。有好多省解决问题,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中学生好多地方(不是仝部)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可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念书也有好处,也有坏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然而他们的书越读越愚蠢,比如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走资派养得又肥又胖,而我们自己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毛主席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惩罚。奴隶主义走向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拿不出办法,一定要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有了红代会是个大好事,这样能把红卫兵统一起来,能够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统一思想,进行学习。
    国际形势大好,有人问我,国际形势怎么样了。我说国际形势很好,你们中间是否有人担心打仗啊!同志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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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着,我们的国际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广泛,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深入人心,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的,特别是东南亚的形势很好,我们把刘少奇的那一套批透了,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你们看过没有,马来亚武装斗争很好,包括印度的武装斗争也开始了,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而美帝苏修特别是对越南拿不岀什么办法,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他那个调子最最低!最低!!最低!!!有人担心会打仗,究竞美帝怕我们,还是我们怕美帝!?当然是它们怕我们,它那几十万会动啊!它们就是不会来动我们的,我们有的同志开了个玩笑!如果它在福建一登陆,福建的大联合也就搞好了!
    主席在想“九大”怎么开法,有人问我最近干什么?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要往前看,在想明年的事。毛主席在想开“九大”怎么开法。主席在九月份就提出来了。主席一提出来,我们就感到主席在想明年的事了,今年的问题解决,没问题了!大家都很关心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中央文革的同志,现在每天差不多有3一4小时学习毛著,我们希望能比较早点选出稿件请主席最后审査。第条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展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出版毛著,教育广大革命人民,革命红卫兵,同时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要使我们的党经过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更加正确领导全国人民、全国红卫兵,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华东化工学院一同志发言说:他们学校也有封、砸情况,并有人说这样痛快。春桥同志说:“痛快”?!那1949年5月我们大军开进上海时用大炮轰平好了,痛快嘛?为什么我们还必须用很大的代价来保护上海城呢?要知道这是人民的财产嘛
    木单位的事情要相信本单位群众,外单位不要插手,目前要你们作分析:不要什么事情都笼统地说,上海各单位文化大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好的一部分中间的不少,还有一部分单位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这样就糟糕了,对本单位的形势你们自己作个分析。这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有些文艺单位就是这样,造反派队伍混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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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造反,造什么反?文艺界一些青年犯有两种错误,开头一些保守的,打下去了,一二月份又炮打,就是炮打我吧!我劝这两家要和十七年文艺界黑线作斗争,否则你们两家干起来,敌人放走了。有些人(指牛鬼蛇神)利用青年的无知给他平反,受黑文艺影响的青年发挥不出作用,对本单位要分析,没有一个革命队伍没法搞,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现在文艺黑线还没有搞清,有的人历史还没有查清,这样子我下去有什么作用?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最近我接到许多信,阶级敌人在搞我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敌人会利用我们弱点,各个击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什么戚本禹不行了,由姚文元代替了,我又听说什么徐老三……北京说上海,上海说北京,进行挑拨离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失败。工总司有派性?(工总司:是的,有派性。)如果真要分裂的话我不怕!(工总司:我们保证不分裂。)不要保证了,只要提高餮惕,工代会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上海工人能搞好的话,那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这样,文化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了
    斗陈、曹可以么!上海工人各方面考验还不多,当然不是去找麻烦。我经常在外面吹牛,说上海工总司学习很好。(王洪文:我们坚决学习)七、八月份时,主席问我:“怎么样,还分两大派呀?”我说,我看不会。理由:(1)主席健在;(2)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不同意的。(工总司:打联司时,主席在上海呀?)春桥:在上海。(工总司:我们调兵主席看到吗?)没有。但看了电影。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就是在这时提出的。精兵简政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了,
    这次我到上海感到味道不对,江苏问题还影响到上海,我来到上海感到不安。精简人员到何处去?到新疆去,新疆在打内战。到内蒙、青海去,又有困难。精兵简政是斗批改的一部分。主席说:“全国性的精兵简政不能一下子扔,不能心急。这次我到上海有两个目的:(1)党的组织问题,(2)对敌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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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总司:提出问题来了,党员是老保、逍遥派,很气人,有的成份很有问题。)过去党员是老保,现在又作逍遥派,党籍怎么办?成份上有问题,可以清除出去。(工总司:党员老保不批准我们入党,所以我们不参加了。)“九大”要搞一个新的党章,然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吸收。“文攻武卫”好了吗?发枪的问题要慢一些,我在杨成武面前说要搞十万支枪。杨成武说:我给你们十万支新式武器。主席说:上海发了,武汉、北京、全国怎么办?但上海要发的,先发小口径,肯定要武装的。
    (工总司:“二军大”武斗很凶,我们要插手了。)让他们自己去搞,打够了就好了。他们两方面都来告状,一个也不论。工总司要抓两个(1)阶级斗争
    (2)思想教育(王洪文:还要抓革命、促生产)打仗不能经常打,要组织一下。主席说:一月革命出来的造反派,我们很重视,通过运动,锻炼出一打人材来这里包括犯过错误的人。
    要和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出于他的反动本性要……搞一个什么世界上没有的,能够出名的灯,至于实用价值,他是根本不管的。事实上他也不愿意我的电光源为三大革命服务。教育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搞定要靠大家,搞大学毛主席著作,靠大家发扬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通过学习、讨论,一定能批判旧东西,新的东西一定会出来。
    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想讲一下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什么我想强调的讲一下落实问题,我们经常地学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语录不知道学了多少次了,让我们根据主席这个思想,来看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彭这些人究竞倒了没有呢?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是倒了也没有倒。如果没有倒呢?那刚刚不是讲了,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没有到这儿来讲话呀,讲话就受审判。那刘、邓、陶还没有出来讲话,把刘少奇拉到这儿来,那还不要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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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来说,他们是倒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政治影响,从思想上来说还不能一定倒。他们的流毒很深,他们自己不甘心失败,要靠我们来制止他们。我们要看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了,陈丕显这样的人到上海也有十五年之久。如果加上他在苏中、苏北地区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卅年之久。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他们的影响都肃清吗?他们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们是种势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方面不能说是他们已经被打倒了,他有什么基础啊,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毛主席上次到上海接见了陈丕显,还说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陈丕显见到毛主席还哭了,又说什么陈丕显到北京学习去了。
    我说的这些话,在上海若干地方流传,一直传到陈丕显自己那个地方,陈丕显听了很高兴。特别我觉得,这种事呵,当然你也不要太重视,特别也不能小看。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它说明了陈丕显不甘心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陈丕显失败,愿意他复辟。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流传呢?为什么不给与驳斥?陈、曹现在在大会上装得可老实,他们现在是经过一年多,现在他们的一套变啦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他就说是这样,但就这么一套。他也不跟你顶,我们对他办法多了,但要打他的要害,他也是狼狈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死心,你们不要看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老实了吗?他们并没有死心,还想复辟,还想回到一年多以前的情况,还想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果他们再上台,那就危险了,去年的白色恐怖会真的到来。
    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我们看了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了胜利,不要轻易的放掉。但是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复杂的,还是尖锐的,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和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会使人麻痹起来。
    我们一月革命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执行,代表保守势力。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全向东吗?这个人啊,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说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的言论,有几个人才说,这个人是全向东啊!不过是立场不同,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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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只向东”。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事。现在都打得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个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的材料也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视。“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样一些人能行吗?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神气。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们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就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热烈啊,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苦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很好的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来搞的,用合法手段来和我们做斗争,有时候从极“左”的方向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岀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合乎于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
    最近主席视察了上海的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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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的、仔细的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份,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的观察分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掌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永远不要转移。我们的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偏差,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敌人要冲击,要干扰,也是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斗争矛头搞乱,把大方向搞乱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混进了别的阶级的人,这是正常的。因为工人阶级的前身都是劳动人民,而且主要的是贫农雇农,你们在座的工人同志不仅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家谱,你们几代都是因为农村破落才做工人。这是主要的。但是解放后除了我们有计划的把大量的人,农民、学生动员到工厂去工作外,其他阶级的人,为了改造他们,让他们进了工厂,这本来没有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面,在工厂里面,有坏人,这是很正常的,以后还会有。我们还希望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查出来的那么多坏人怎么办?你说这些人统统去劳改农场啊?我看到农村能够劳动改造,为什么在工厂不能劳动改造?再加上你们管嘛,你们自己管嘛,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不要给上海市革委会增加麻烦我们厂里有几个坏人,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就要自己监督他们劳动,监督他们改造,对他又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都知道。你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又不了解他们,他摇身一变,就变成造反派了。问题就在这么摇身一变。现在就是有一些坏人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有的人甚至纂夺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这是事实,也是毛主席在观察中间讲的这个问题由他们自己组织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给×××查到啊,“不得了,造反派里尽牛鬼蛇神。”讲这种话的人不是很清楚吗,和陈丕显、曹荻秋讲的一样嘛。谁利用造反派把自口队伍中间的坏人清洗出去,向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向机关造反派、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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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革命组织脸上抹黑的话,那同志们很好地反驳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呀,怎么和陈丕显、曹荻秋说的一样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们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几百万人,就算在我们队伍里査出来一万二千算什么,况且几百万分之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绝大多数是好的嘛。这个完全可以反驳他们,对于这一些谁要是这样做,那倒是用得上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老保翻天”,这倒是对的。
    但是同志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不能因为怕老保翻天,我们队伍里有了坏人,我们就不敢清。我们还是要清的,你看看吧,我们党,党内刘少奇都清出来,你说是不是,仝世界老保翻天啊!美国、苏修……他们会不会说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你那个常委里都出了那么多坏人。我们说,不能人家说这种话我们就不敢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一些老保就越是没有办法翻天。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话,他们要通过谁复辟呢?我看是要通过那些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有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人在那里盖住,你要揭盖子,他就压着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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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東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
    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在上海呆过啊?那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日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镒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谣派,都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
    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別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么,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么,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艰苦么,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么,红绿灯还是开了么,有些事情还是办了么,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竞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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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竟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这几个头头还是去年12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有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竞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得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人说陈还是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的很深,刘、邓、彭、罗、陆、杨,他们这一只手陈、曹等。拿上海公安局来讲,那一位局长比较好,×××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是一直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他们从“左”的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岀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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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被它缠上了身就不得了。有的同志身上已缠上了这条毒蛇,中毒很深。为此,必须历数派性的十大罪状,以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觉。
    对待最高指示,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是句句照办,条条落实,而是各取所需,干扰斗争大方向,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条
    为了一派的私利,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什么国家的利益,什么全局的利益,统统抛在一边。这是第二条。
    混淆敌我界限,包庇阶级敌人。同意“我”的观点,不管是特务、叛徒,都是“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即使是同志,统统成了“敌人”。这是第条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眼睛只盯着对方组织,一旦从中揪岀了几个坏人,就以偏概全,幸灾乐祸,乘机否定兄弟革命组织的大方向。为此不惜武斗,大开“内战”。这是第四条。
    凡是争“席位”、争“核心”之日,正是派性恶性发作之时。“以我为核”,就是他们的错误口号。革命大联合可以不要,但“席位”非争不可。这是第五条。
    解放干部一律以是否利于“我”这一派为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忽而大声疾呼“全部解放”,忽而翻脸宣布“一律靠边”,“左”右摇摆,变化无常。这是第六条。
    大吹大擂,自我标榜,贪天之功,占为己有。这是第七条。
    用派性反派性。借反对别人的派性为名,行扩展自己的派性是实。当他们在高呼“打倒派性”的同时,还要带上派性的尾巴“××(本组织大名)必胜!”即是一例。这是第八条。
    派性严重的人,朝秦暮楚,给横捭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下踢脚,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是第九条
    派性严重的人,什么都是为派性服务,推行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甚至断章取义地用毛主席语录去攻击对方。学风恶劣,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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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实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一个
    十分危险的敌人。它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危害革命,破坏生产,包庇坏人,助纣为虐,干尽坏事。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到今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资阶级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这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党内一小报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手已破产了,经济上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发动进攻也早已被识破了,于是,他们只能乞助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幽灵。他们召唤出这个幽灵,打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列宁指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起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别动队的作用。我们有的同志头脑里有“私”字,里外呼应,一拍即合。这些同志一旦作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俘虏,被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还自以为“大方向正确”哩!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种反动性。逆革命潮流而动,叫做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却妄图阻碍革命洪流前进,这不是反动吗?“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一切反动的东西都将被革命的洪流所冲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一定的时候,能够蒙蔽一些人。一切受派性蒙蔽的同志,现在再也不能继续糊涂下去了,应该赶快醒悟过来,擦亮眼睛,反戈击,完仝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统帅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只有一派,就是无阶级革命派!只有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只有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去指导自己的全部行动,才能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原载上海《文汇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社论;转载《人民
    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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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髙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岀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它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
    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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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岀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Ⅹ同江苏省委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同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査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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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有力量,索性把‘××’(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1)(2)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了,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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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竟敢冒充和盜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
    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岀“增援部队”,并且在镇冮成立后勤指挥部,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卫连”。他还起草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挺,步枪一二十支。……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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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时蒙蔽了一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査出来了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海无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岀:“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侯了。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竞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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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一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三)领导干部“亮相”,促进三结合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陈琳瑚《我要造反》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主席的教导,我要造反。我要彻底跟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跟陈、曹的黑市委决裂,坚决站在上海人民公社和革命造反派一边。彻底跟日渐“和平演变”的旧我决裂,下定决心,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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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一个普通劳动者,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刘邓反动路线在党内流毒极深极广。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搞“和平演变”“合二而一”。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上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顺”,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而不是“任人唯贤”。只重资格辈份,不重品德才干,更不提倡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恝于党、忠于人民。反对革命造反精神,提倡奴隶主义和盲从思想。生活上:推行福利主义和特殊化,使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干部、专家和广大工农群众之问生活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造成不少高级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小病大养,不想革命,只想保命,意志衰退,蜕化变质。从原来是一个革命的变成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恶果,就是必将把党和干部引向死亡的道路,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彻头彻尾的贯彻执行了刘邓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妨从几个方面作一个对比:在政治上:柯庆施同志生前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总是向干部传达主席怎样指示的,怎样讲的,常把主席的指示联系自己的思想谈出自己的体会,使干部听了既感到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受到教育,又感到亲切溫暖。特別是柯老还经常向干部提倡学习主席著作。记得他常讲:你们把主席著作,办公室摆一套,床头摆一套嘛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想不通的,或者晩上睡不着的时候,随手翻翻主席著作嘛!很多问题主席老早都讲过了,就看我们学不学,用不用啦!而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却从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头脑里根本投有毛主席,相反的却大吹特捧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什么“蹲点”指示(实际是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什么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些都是陈丕显亲自披挂上阵卖力宣传的。在主席亲自领导制订的农村四清“二十三条”下达后,陈丕显在一次市委的会议上根木不认真的宣传“二十三条”的精神,不引调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强调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异想天开的提出什么“四清重点是清思想”,而且反复的讲了多次,好象思想问题解决了
    四清任务乜就完成了。甚至去年一、二月份时,陈丕显要杨西光等人起草了个农村“二十五条”,其中根本不提巩固四清运动成果,加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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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提岀什么农村四清中的案件矛盾不要上交,就地解决,按政策办事等等。主席关于学校教育的春节指示,汪亚民去开的会,回来向书记处汇报后,陈丕显当场就“指示”,对下只讲精神,不要讲具体内容,杨西光接上去就说:讲了会起副作用。“农村学大寨”也是主席亲自提倡的,而曹荻秋在会上却胡说什么上海郊区不要照搬,要强调上海郊区特点,什么杋械化、电力化、城市支援农村等等。总之,他们是拒不执行主席指示,处处跟主席指示相对抗,唱对台戏的。相反陈丕显、曹荻秋却热衷于通过石西民的“热线”经常和陆定一保持联系,接受黑“指示”,通过常溪萍到北大搞社教去和彭真的北京旧市委“搞好关系”。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他们党背着毛主席,偷偷的跟彭真“打招呼”,好使他“主动”等等。这就看的很清楚,陈丕显、曹荻秋紧跟的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一伙,反对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组织上:柯庆施同志生前对于部各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对待干部中发生的错误或问题,柯老是经常采取严肃态度和坚持原则立场的。有的干部有时虽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事后都无不感到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一九六三年思想工作会议就是由柯老亲自发起并亲自揭开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盖子的。而陈丕显、曹荻秋在组织问题干部问题上却采取“任人唯亲”“任人唯顺”,而不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搞宗派主义、自由主义、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至包庇重用坏人(从叛徒自首分子到蜕化变质分子,无所不包)。这样的组织路线恰恰是适应于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的需要。
    在生活上:柯老生前极力提倡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且怎么说就怎么作,如带头搬进工人住宅区(东庙二村),带头减工资等等。但陈丕显、曹荻秋等却完全相反,他们都是讲究吃、穿、玩、乐、排场,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里举一个讲排场的事例:去年四月上旬,全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举行,有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名”运动员参加,连运动员加工作人员共约有四、五百人。比赛结束后,陈丕显通过杨西光传下“旨意”说:上海市应大请其客,上海是大城市,不要太小气,要学北京,规定要仿照一九六五年秋彭真宴请二届仝运会那样(那次,陈丕显、曹荻秋都参加了)。杨西光也是力主请客的。因陈丕显在养病,要曹荻秋岀面代表市委和人委,我和杜前商量后,不同意这种作法。一则感到太铺张,同时乒乓赛只是个单项比赛,不能和全运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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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则又因为经费无办法。比赛大会的经费是国家体委批的,事先并没有这笔预算,开支了恐批不准。同时,体委更没有这笔经费。我向曹荻秋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我们的上述看法,并表示如果一定要请,那就请市委另批经费。大概曹荻秋没有这种胆量,大请其客之议乃作罢。最后,改成在运动员灶基础上稍加几个菜,就在运动员食堂会餐(在上海大厦),由杨西光、宋季文、张承宗出面作陪。据说事后陈丕显对此还极为不满。因为与他这个“第一书记”面子很不光彩。综合以上几个方面,陈曹在上海所推行的正是刘邓反动路线的翻版,对上海党和干部起着极大的腐蚀作用,同样是把党和干部逐步引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惊心动魄的大教训。
    我在以陈、曹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中工作、生活了达十
    六、七年之久,受毒很深,身上染上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天天向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面“和平演变”,说得更恰切一些,不是什么“和平演变”的问题,是自己本来就没有“变”过米,自己本来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中的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热情参加了革命,把剥削的臭思想、臭作风都带进党內来了,在战争年代艰苫环境中受到了一些冲刷,在党内长期生活中受到了党的纪律的一些约束。民主革命关总算“闯”过来了,但资产阶级世界观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过社会主义关,革命革到白己头上时,就步步感到被动,特别是这场触及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自己就更是一次大冲击、大暴露。回顾进城十几年来,确实在各方面是一天天在走下坡路,一步步在向资产阶级泥坑里滑。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悔恨痛心。在政治上:没有认真系统的学习主席著作,狂妄的认为过去都“学过了”,“都懂了”,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缺乏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深厚阶级感情,因此,自己散布陆定一黑帮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些黑话就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自己头脑里有了这种空白和土壤。特别是林彪同志号召全党全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及柯老生前一再强调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运动时,自己还经常发表谬论,就更是罪不容赦的犯罪行为,在此,一千次、一万次向主席低头认罪也是完全应该的。由于没有认真学就更谈不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是没有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不断改造自己思想。因此,自己在政治热情上也是日渐渐退,过去那种闯劲、干劲、拼劲都统统不见了(尽管许多是幼稚的、错误的东西),对坏人坏事不愿斗争,“多一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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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不认为是党性不纯,还自认为是日渐“老练”。对自己也不愿再政治上高标准要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混”则“混”,不作“伸手派”,但也不作激进派,思想上有两个坏根子:一个是错误的接受了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靠到解放以来有多少“老家伙”一个一个的垮下去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一个是政治上高标准要求,是要艰苦奋斗的,还是舒服一些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正是反映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已是既得利益者,不求进取了,想“保”不想“革”,想舒舒服服,不想动荡变革,在同济大学搞工作队期间,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其思想根子也在于此。这些东西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最好温床和土壤。主席如果不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会有更多的人和在更大的程度上修下去的,确实是主席对党的多数干部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挽救。在组织上:也是“私”字当头,“我”字领先。自己多年来虽然不“伸手”,不搞派别活动,不摘拉拉扯拉。这不是由于我的觉悟高,修养好,而仅仅是由于受旧意识的影响,讨厌和看不惯。但同时,又怕挑重担、担风险,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搞坏名声,所有这些,无不是岀发于“私”字,落脚于于“我”字的。在工作上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信赖专家(包括党内的)。刚到教育局时,曾一度想钻下去,变“内行”但方向不对,又加底子薄,又怕艰苦,知难而退,还是放手让别人搞去。教育工作上强调教学为主,分数挂帅,体育工作上助长锦标主义,技术挂帅。这都是违背主席规定的唯一正确的教育方针和体育方针的。多年来,教育上和体育上实际上还是推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只有局部的改良,没有彻底的改革,这都与我没有以主席思想统帅工作,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有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对我确实是十分深重的教训,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这一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特别是面对着千百万的青少年,没有时时刻刻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他们的头,胤去改造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实际上是起着拆社会主义墙脚的作用,对党的事业犯下了又一罪行。在生活上:贪图安逸亨受,害怕艰苦,自己的不良嗜好(如烟茶)也是力求高标准。党和人民给的待遇木来是优越的,但由于自己随手挥霍还是“入不敷出”,实际上资产阶级生活享受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也是自己政治热情日渐减退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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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自己身上修正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能够日渐发展,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没有扎根,自己在工农群众当中没有扎根,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是最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接受冲刷考验,以及在以后的年月中紧紧抓住上述环节,才能使后半生继续作出一点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为此我决心
    (1)在政治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认真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一辈子,争取作毛主席的好学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2)在组织上: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拥护并积极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指示和决议。彻底与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黑市委决裂,退出黑市委。
    (3)在工作上:坚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运动后期,要求下放工厂、农村劳动三年(最好是农村,因工厂机械活搞不来)。前半生缺了这一课,争取后半生补上这一阶级教育和劳动锻炼课。这样会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和今后的工作。
    (4)在生活上:要求减工资,搬房子(如能落户农村、把仝家一起搬去),降低生活标准,绝对服从组织决定
    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同志检査“亮相”《请罪与造反》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犯了罪的人,我今天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挽救,感谢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今天给我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让我来请罪。
    我犯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解放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上海搞文教工作(先后在教育局、教卫部、文教办公室、体委负责过工作),散布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推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体育路线,腐蚀毒害了广大青少年,挖社会主义墙脚,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我是犯了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犯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在同济大学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运动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我犯下的又一罪行。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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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向上海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低头请罪。我的错误是很多的,罪行也很大危害也很深的
    首先,我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曾经散布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烦琐哲学”等等这些反动黑话,跟旧中宣部这些黑帮头子唱的同一个调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特别是当林彪同志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了号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时候,我还屡犯错误,更是罪大恶极。我要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次的低头请罪。我没有象工农基本群众那样把主席的著作看作是白己的命根子,相反的,非常狂妄地认为过去“都学过了”,“都懂了”,“现在好象不学也能工作”。有时也学一点,也看一点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是目的也是为了作报告,引用,来装扮自己,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完全是一种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来对待主席著作。我犯下的罪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犯罪行为.我保证今后决不再犯,希望我们革命的同志,革命的群众,来进行监督,什么时候犯,就什么时候坚决的和我作斗争以至于坚决的打倒我。
    第二,我在教育上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直接对抗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完全违背了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相反的听任资本主义教育思想泛滥。在我负责中小学教育的时期,中小学教育始终沿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轨道在行进基本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擦了一点无产阶级的脂粉,是小的改良,大的保留,所以它就很迷惑人,不易一下子被识破,危害就更大.这是我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十多年来,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欠债之多,恐怕我这一生一世是没有办法偿还的。只有依靠我们青年一代运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消除这种毒害,才能健康地成长。
    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篡改了主席的方针,美其名曰提高质量,教学为主。实际上是离开了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推行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学生负担过重,死学死用,学了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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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这正是主席在前年“七.三”批示中提到了的“课程过重,学了也没有用”。主席已经批评过。学生负担还是很重,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忙在功课上,搞得精疲力竭,神经紧张。每年高等学校考试的时候,我们上海市的高中毕业生,近视眼、胃病、神经衰弱症、肺病比例年年增加。学生把升学看成是唯一的岀路,日升不了学,就认为“一生都完了”,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关心社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五九、六零、六一年这个时候,有一年上海在全国高考当中,考了个第五名,我觉得很丢人,不光彩。当时我就作了个“誓雪王老五,力争第一流”的报告。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起了火上加油的坏作用。我们在中小学教育所搞的这一套,在精神上、身体上起了摧残青年的作用,同时也起了培养精神贵族的作用,扩大了脑体差别,使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毕业以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学得越多,越脱离实际,越脱离劳动人民,越看不起劳动人民,怕艰苦,怕劳动,不愿上山下乡,不愿意到内地和边疆。在这个问题上青年是无罪的,罪责在我。因为当时我在普教方面是主要负责人,因为我没有按照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来办事,结果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了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了土壤和条件。这几年,各种各样的私人补习班大肆泛滥,我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办法,加以抵制,结果就出让了教育权,扩大了资本主义的思想阵地
    由于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办学方针和考试办法,也扩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排挤了工农子女入学的可能性。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学校教育,实际是为城市办学,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学。很长时期是轻视歧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农村教育不搞基本建设投资,强调社办,自己办,县办,国家投资都搞在城市里。当时,美其名曰:“为了解决矛盾,缓和矛盾。”实际上也是反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排挤了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可能性。
    在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上,我们依靠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家”,走的是“专家”路线,有些没有经过改造的“专家”,又被拉进党内来。实行了“合而一”。所以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个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如此。正如毛主席批给林彪同志的那封复信中所讲的一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有党支部书记,有党员校长,实际上,党员干部是依靠“专家”,我也是依推这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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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一年,我在中学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的“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就是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头脑里的加工和总结。正是因为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地、富、反、坏向我们党猖狂进攻,而我这个报告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比如讲教师的红与专的问题,红也讲一点,专也讲一点,但重点是讲专;讲教学与劳动的问题,教学也讲一点,劳动也讲一点,重点是讲教学。整个报告是折中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贯穿了修正主义的一条黑线.我认为是必须彻底批判的株大毒草。后来,中学里发了个六十条草案,也是这类货色。我参加了意见,最后经过我修改。这是在教育上所犯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很严重
    第三,我在体育上也执行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重视群众体育和国防体育运动,也是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体育方针相对抗的,而是把精力和兴趣放在专业队和几个所谓重点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出成绩,为上海争荣誉,给自己添光彩。
    在抓专业队的时候,我没有强调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技术第一,成绩第一,助长了锦标主义的思想。这样子下去,就把运动员引上了只专不红的邪路上去,我自己就变成了旧社会的球老板。如果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冲击、改造,是很危险的。这是我在体育战线上所犯下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和错误第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彻头彻尾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初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等派我带工作组到同济大学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我忠实地执行了,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我一进同济,就定调子,划框框,围剿革命小将的革命大字报,压制革命造反派,把革命干部张学梅打成“反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同济大学,我是欠了债的,犯了罪的。我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地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首先,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我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在从事文教工作十多年中,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忘记了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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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容易泛滥的地方,但是我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里面谁改造谁的斗争中,我打了败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其次,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阶级烙印还很深,自己本来是一个青年学生,带着一股子热情参加了革命队伍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我过去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所以在教育战线和体育战线上很容易接受和迎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上自己“私”字当头私心杂念太重,有时候偶而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是,怕搞坏关系,怕人家说我这个人难处,以至于放弃了党的原则,和错误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政治上的软骨头
    第三,是十几年来,和平环境,当官做老爷,确实滋长了官、暮、骄、娇的歪风邪气,政治热情、革命朝气日渐减退,享受欲望日渐上升。不认真学习主席著作,不求上进,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怕艰苦,图安逸,不是继续保持革命朝气。对启已来讲是革命到顶了,不想再革命了,只想保持现状,保住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地位,再就是保这保那,保旧市委,实际上就是保自己,不想革命,怕革命,怕群众,怕打破现有的“秩序”。群众一起来,革命小将一起来,自己就害怕,就反对,就想去镇压。
    归根结底是:毛主席思想在我头脑里没有扎根,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私心杂念很重,什么事都是以我字为中心,当然不可能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因此我在日常工作上,常常表现左右摇摆,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我一下子就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次大暴露,大考验,是自己给自己作了反面教员,没有这次大暴露,我可能对自己的问题,到现在还不认识,还不知道
    现在,我决心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同志一起,彻底清算修正主义在教育体育战线上的影响,在斗争中,立功赎罪。
    三、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的欺骗蒙蔽,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毒害,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和对造反的要求都是很迟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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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过程。
    开始,我对自己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不但不认帐,还想赖帐,明明是围攻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底稿事先我看过,我检査时说没有看过,欺骗群众,态度极不老实,老虎屁股摸不得。什么路线错误更不接受,满肚子委曲和抵触情绪,当时东方红小将对我说:“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很深,你从市委到同济,小汽车一出发,就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将这话很深刻,但是我不理解,还认为他们挖苦我。小将这话是去年十月对我讲的,我直到十二月才有些体会。
    后来,红旗杂志发表了不少社论,东方红小将不断批评教育我,我才开始对错误有点认识,不过还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每次检査找別人起草,在文字上推敲。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听说地方上领导干部几乎百分之百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突然找我谈话说:“你在同济的检査,人家根本不承认,干脆承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吧。”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他是转移目标,嫁祸于人,金蝉脱壳,而是奴隶主义地认为,第一书记讲了,大概错不了,就干脆承认。事实上我思想是不通,东方红小将一眼看穿,我的突然转变有问题。他们化了很多功夫,调查收集了很多材料,对我集中进行了揭发批判,帮助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机关造反派也对我做了很多工作,我才开始认输、认错,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其次,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的认识,这个过程,也是我下决心造反的过程。我经过犹豫、观望、顾虑的曲折复杂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决心起来造反。
    去年九月,我对黑市委有些做法表示不满,产生怀疑。象十一中全会为什么只发了几个文件,不组织传达?在破“四旧”时,市委布置的黑十条,曹荻秋为什么赖帐?还有杨富珍给毛主席的电报底稿,我在书记处看到过,有个书记就鬼鬼祟祟地说,这个事将来泄露岀去不得了。还有书记处保杨西光,杨西光管学校的经常不到学校,不到则已,一到就是六个书记同时出马,这个事情我是有意见的。后来发生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我的怀疑。市委到底为什么这样?是偶然的?去年十一月,我参加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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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婉转地提了一些意见,当场被压了下去。我当时就感到没有说话余地,根本批评不得。我记得当时提的意见是很浮皮潦草的,什么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啊,怕呀等等。对几个书记我指名提了点意见,对曹荻秋提了两条,一个是干劲不足,开会做报告拖拖拉拉,另外一个意见就是批评他特殊化,还影响了他的子女。就是这么些浮皮潦草的意见,也说不得。
    再进一步,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市委机关造反派造了市委的反,开始揭了市委的盖子,这个时候自己从内心里感到很痛快,感觉这些青年同志干得是好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还有顾虑,当时机关造反派有同志给我谈话。鼓励我起来造反我觉得我是一个领导干部,能不能起来造反呢?对这个问题有顾虑,我没有下定决心。直到今年一月六号,几个革命组织又开大会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一些人的问题,这个大会我参加了,也要求揭发,没有成功。看到他们确实在政治上紧跟刘邓路线,对抗主席路线,从文化革命以来一系列的问题是,上欺中央和主席,下骗干部和群众,我认为是应该打倒的。在这个时候对陈、曹黑市委是愤恨,简直是害人不浅。但自己思想上还有保留,认为中央老不表态,群众把他们打倒了,这样算不算数?开这么个大会揭发批判是否真倒了?我还有顾虑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东方红的小将和机关造反派的同志们就鼓励我起来造陈、曹的反,造黑市委的反,他们用不怕牺牲的精神来启发我,说:“我们造反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搞不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劳动改造,很多同志已给家里去了信,作了后事安排。”我当时心里确实很感动。他们青年小将为的是什么呢?不为名不为利,他们就是为了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甚至有的革命小将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说:“你造反,安全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你把家属和小孩搬来我们学校住,由我们负责。”这是对我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但我却总是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主要的思想活动是:自己在同济的错误还没有检查完,怎么能心挂两头呢?甚至对于林总当时已经提岀来,既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我自己是机械地理解。我认为是先当好对象,才能当好动力。在一个座谈会上,同学们马上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形而上学,消极态度,那能分开呢,动力和对象分不开的。”另外又想到部局长也是当权派,能不能造反?人家会不会说你是投机啊,什么捞稻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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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脫壳啊!事实上,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人家看得清楚的,你想投机也投不成。
    总之一句话,我的不敢造反,迟疑不决,就是私心杂念太重,怕这怕那,最怕的是丢掉党籍,搞不好,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打成“反革命”,党籍丢了,这个事情是一生政治上最大的耻辱。这也是从个人考虑。为什么不从保卫党和毛主席的革俞路线,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来考虑问题?直到今年一月革命风暴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以陈、曹为代表的旧市委,他们确实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才使我打破了框框,丢掉了幻想,下定决心,要起来造反。
    我现在向毛主席庄严宣誓,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保证,造反是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暝目,造反到底,就是革命到底。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保卫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牺牲的呢?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我决心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决裂,与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我坚决退岀旧市委并继续揭露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旧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我决心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清算、检査自己的错误。我有决心和革命师生、革命同志一起把我过去在教育上和体育上所执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连根拔掉。为此,那里要我去检査,我就到那里去检査,听取揭发批判,受教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永远虚心向革命群众,特別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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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火热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我今后要永远牢记毛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老三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
    我诚恳地希望革命同志们、革命小将对我进行审査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的检査:《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就要大造旧世界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且要一反到底,才能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此同时,也要大造自己的反,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大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也要一反到底,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晩节和青春,才能防止继续“和平演变”的危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它涉及到党的事业的各个方面。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党和国家就要兴旺,按照刘邓的反动路线办事,党和国家就要灭亡。它也涉及到党员干部的每一个人,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一边,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决不能作政治上的庸人和投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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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处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给上海和党的事业腐蚀很大,毒害很深。我在旧市委领导下工作,生活了十六、七年,虽然在柯老生前的正确领导下也作了一些工作(同时自己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由于陈曹的抵制,使柯老的正确领导经常受到干扰。特别是柯老生病至逝世后的两三年间,陈、曹等人就更加明目张胆的对抗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更为明显。我自己由于在以陈、曹为代表的黑市委下工作时间较久,受毒很深,特別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身上沾染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自觉不自觉的在各个方面执行了刘邓、陈曹反动路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集中的暴露了出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违犯了主席的革命路线,罪恶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狠痛心,我要痛改前非,要立功赎罪以陈、曹为首的黑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狗胆包天,罪恶的欺上瞒下保上整下”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蒙混过关,阴谋扼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他们就矛头向下,派出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我成了执行他们这一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他们派我带工作组仓促进入同济大学,去“揭滥子”,去搞“夺权”斗争,去“发动群众”。我进校,就定调子,划框框,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扼杀了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作调査研究,不作阶级分析,蛮干一通,乱打一气,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对同济大学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是欠了债的,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这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在这里,我再次的诚心诚意的向毛主席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同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低头请罪。并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对学习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犯下了滔天大罪。黑帮头子陆定故意贬低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伟大光辉,说什么不要“简单化”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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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烦琐哲学”,我亲自听到的就有两次(石西民、杨西光“传达”的还不算),自己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在不同场合也作了同样的传布,跟黑帮分子唱的是同个调子,为他们阴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特别是当林彪同志发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的时候.我所分管的中、小学教育中,不但不积极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反而借贯彻“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之名,砍掉了许多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在研究职工业余教育计划吋,职工群众及中、下层干部已经强烈要求以主席著作(活页)作为语文教材,既学政治又学文化。我却不但不积极加以支持鼓励,却胡说什么主席著作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当语文课教(只同意选用一部分),又借口主席著作不能随便翻印,要经过市委宣传部批准等等总之,是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主席著作不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直接见面。这是我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宣传与学习中犯下的又一罪行。在这里,我一千次,一万次向我们纬大领袖毛主席,向广大职工群众,向全市中、小学师生低头认罪。并欢迎揭露由于我的罪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肃清我的流毒影响。自己保证今后永远忠于毛主席和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愿意接受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监督,什么时候发现我有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吋,就坚决打倒我,不管什么人,只要胆敢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打倒他。
    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普教)、体育方面,以及文教工作的其它方面还犯有许多错误,将另作检查,听候同志们的审査批判
    我要造反,但,我的觉悟很迟,私心杂念太重,怕反不准,引起“飞来横祸”。去年九月份,一次我到书记处有事,曾向在场的书记提出希望他们能多到大学里去,多和群众接触,接待站的工作让二、三把手去搞(老实讲,这时还是从“保”他们的观点出发),并当场批评了曹荻秋不该向首都红卫兵假报成份。去年十一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旧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委婉曲折的谈
    点看法,指出书记处对运动态庋不端正,有骄傲自满情绪,并列举了一些事实,还分别对几个书记提了一些意见。老实讲,这时自己思想中还是“保”字当头。但就是这样,马上遭到几个常委和书记的议论讥笑,曹荻秋说:“今天不是谈这些,是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书记有意见以后专门谈。”我犹豫了,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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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的意见真的“文不对题”,不对头了?在这前后,陈丕显找我和其他两个大学负责人去谈问题,我们又向他提出:现在连个提意见的机会和场合都没有,市委最好专门开个会,陈说:你们目己先检査好,这个以后再安排。就这样不了了之。最令我悔恨自己的是:去年十二月份,同济东方红的小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文教办公室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曾先后在不同场合一再鼓励督促我起来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他们是多么听毛主席的话啊!他们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是多么的可贵与可敬啊,东方红小将甚至还鼓励我:你起来造反,如果安全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我又是多么大的关怀、期望和鞭策啊!可我呢?总是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一句话,私心杂念太重,怕这怕那(最怕的是丢掉党籍)。直到今年一月革命风暴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才使我进一步认清了以陈、曹为代表的旧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才的我打破了框框,丟掉了幻想,下定决心,要起来造反。这时我才陆续的写了一些揭发他们的材料。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私心杂念:一个是自己是犯了错误,对党和人民欠了债的人,造反行吗?革命群众能信仼吗?红旗杂志社论及解放日报、文汇报社论都再正确的阐明了主席的干部政策。犯了错误坚决的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欠了债还债,还得越清越好。主席谆谆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主席的这一教导,自己现在重温,加倍的感到亲切,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同时我又听到了柯老生前的声音“犯了错误就改嘛!改了不就好了吗!”关键不是群众信任不信任自已,而是自已是否相信群众,并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逐渐取得群众的信任。另一个是要造反总得依靠组织,不能单人独马,现在依靠谁呢?前工作队造反派同志给我答复得很干脆:来同济依靠东方红,回机关依靠机关造反派。确是如此,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就感到有了力量
    我现在向毛主席壮严宣誓,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保证:造反是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造反到底就是革命到底。过去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也从未动摇过,一心只想到革命要胜利。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闹革命,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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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色,保卫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牺牲的呢?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我要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以陈、曹为代表的上海黑市委决裂,与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退出黑市委,并继续揭露以陈、曹为首的黑市委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
    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清算自己的错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作一个普通劳动者,永远虚心向群众,特别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扩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遵循毛主席关于干部路线的教导,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夺权斗争更加深入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参加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与工作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牢记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请革命同志们审査批判
    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
    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陈琳瑚同志发言《我的检査》
    (整理者注:陈琳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负责人,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文革初曾任同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
    我在教育局、教卫部、文教办、体委工作了多年,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罪行,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同济大学搞工作队时,又犯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给同济大学的运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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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严重的损失,流毒很深,影响很坏。给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不仅没留下任何积极的东西,反而留下许多困难。多年来,党和人民给我的实在太多了,我为党和人民服务得实在太少了,而且还屡犯错误,造成损失,想来实在愧悔和痛心。实在是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多年的教导,辜负了工农劳动人民的养育和期望。我决心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批判,痛加悔改,立功赎罪,重新作人。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及其流毒影响。彻底与刘邓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陈、曹的黑市委决裂。立即退出黑市委。坚决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为巩固和发展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胜利成果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当前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的主要错误批判
    我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曾散布了学习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烦琐哲学”等反动黑话。跟黑帮分子唱的是同一个调子。贬低了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的伟大光辉,为他们阴谋推翻主席领导,复辟资本主义起了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作用,犯下了弥天大罪。
    为了贯彻主席的“七.三”指示,由我召集教育局、团市委起草的六条规定,片面强调减轻学生负担,政治学习组织形式应精简集中等等。规定下达后,中学砍掉了许多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这个罪责主要应当我来负,不在下边。
    在讨论职工业余教育时(有总工会、教育局、文教办的干部参加),当时职工群众、教师、干部都强烈要求把主席著作当作语文课教材,既学文化,又学政治。这本来是一项很正确的革命性的意见。我不仅未加以积极支持和鼓励,却胡说什么:政治课已规定学主席著作,语文课再学就会重复,又说主席著作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怕语文教师教不好,会搞成“烦琐哲学”(最后同意了部分选用主席著作,部分选用报纸社论、报导,部分选用中学语文课本内容)。又强调什么基层不能随便翻印主席著作,要经市委宣传部批准,通过新华书店供应等等。总之,提出了种种所谓理由和藉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实际上是压制了主席著作跟工农群众直接见面,是一种打着红放反红旗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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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长期分管的普通教育中,我直接抓的中学政治课,也很少学主席著作,用的都是所谓“专家”编的教材(人教社统发),只有初三曾一度教过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过几次辅导,也没有认真系统地抓过。我在运动员(游泳或者体操)中也曾散布过上述反动言论
    我在机关干部中从未组织引导大家系统的学习过主席著作,甚至臭味相投的支持了个别干部的谬论
    总之,我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主席思想这一党和人民的命根子的头等大事犯下了大罪,特别是在林彪同志发出号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已成为群众运动时我还接连散布反动言论,就更是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我要一千次、一万次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请罪,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低头请罪,保证以后永不再犯。在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今后任何时候如发现我有反对主席思想的言论行动,就坚决起来反对我,打倒我。
    我之所以犯下这一罪行,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没有把主席著作当作改造自己思想的唯一武器,当作自己言论行动的唯一指针,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主席思想在自已头脑中没有扎根。反而狂妄的认为主席著作“都学过了”,“都懂了”(?)有时也学一点,也是为了作报告时加以引证,增加份量。要求别人学,而自己却不好好学,也不认真抓,有时也看点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是当作知识性学,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对待主席著作(一看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错),是十分狂妄自大的集中表现。“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由于主席思想在头脑中没有占统治地位,所以听了黑帮分子的黑话,不仅没有抵抗力,辨別力,反而加以传布,以至于发挥,就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了这种空白和土壤。这是应当记取的一大教训。
    所以没有认真学习主席著作,是由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缺乏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不像工农基本群众那样,把主席的书,当作宝书,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一时离开也不行,而自己却是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改造思想“也可以工作”(?)这样表现出来的必然是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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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种原因,所以传布黑帮分子的反党黑话,就决不是偶然现象,正是我的没有得到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不反映是不可能的)。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不抓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改造,就不可能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活学活用。势必有天要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或者自己就堕落成为这种坏人。这是应当永远记取的教
    这次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教育了我,要下定决心,认认真真地学习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改造一辈子自己的思想,用主席思想统帅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生活。真正作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在教育上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直接对抗主席的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犯下了又一滔天罪行。带来了严重后果,十余年来,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欠债之多,我这一生一世是无法偿还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推行了修正主义资木主义的一套,篡改了主席的教育路线,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劳动相结合”,也不是培养(以下暂缺部分段落)
    (二)自己想当“专家”,想变“外行”为“内行”,但底子薄,又钻不下去,就依赖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党内的),自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同时长时期内,我又是部兼局,有了一知半解后,就自以为是哇啦哇啦,乱发议论。我的“关于党的工作报告”,就是这方面的自我暴露和集中表现。
    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在上海流毒很深很广,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我决心与上海革命人民、革命师生把这条黑线彻底挖出、拉断,彻底肃清它的影响。
    在体育工作上,也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而是执行了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提出的体育方针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加人民体质”,并规定了体育工作要为加强生产建设、国防建设服务。这是唯一正确的体育方针,说明主席非常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健康,主席的方针是体育为广大劳动人民、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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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在我分管和兼管体委工作的时期,却是
    (一)长期不重视群众体育和国防体育运动。这是主席提倡体育运动的宗旨相违反的。群众体育虽然每年也作了动员报告,或是发生了问题也抓一抓,但从未认真系统的抓过。国防体育过问得更少(只有航空,滑翔还去看过几次,抓的也不多)。而是把主要精力或兴趣放在专业队和几个所谓重点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出成绩,为上海争荣誉,自己也光彩,这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
    (二)抓专业运动时,也投有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突出技术和成绩。在运动员中没有大力提倡学习主席著作,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促使运动员、教练员、政治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没有建立坚强的政治工作,因此运动队中的政治空气并不浓厚,时冷时热,甚至一度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抓了,但抓得不力。这都与我的政治不挂帅有直接影响。相反的却助长了锦标主义和“技术第一”的思想,如重点项目和所谓“尖子”运动员接触就较多,反之,就较少,甚至根木无接触。我的锦标主义、本位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上海胜了就高兴,输了就不愉快,有时甚至粗暴的骂人。这是我军阀作风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改正
    (三)在吸收运动员时,没有强调阶级路线和政治条件,甚至明明知道家庭问题严重,条件不合适,出不了国,但就是因为技术条件好,破格录用了。对“退休”和试训期满的运动员的安置上也存在着单纯的使用观点和推出不管的现象。造成不少人离开了运动队再也不想回来的抵触情绪。这都是运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上的严重问题,都与我没有认真的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关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反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头彻尾的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陈曹黑市委,派我带工作组仓促进入同济大学,去“揭盖子”,去搞“夺权”斗争,去“发动群众”。我一进校,就定调子,划框框,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扼杀了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作调査研究,不作阶级分析,蛮干一通,乱打一气,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给同济大学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是欠了债的,是镇压同济大学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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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压制、围剿革命小将的五敢精神(大疑问);扼杀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建
    六文革委员会)。
    (2)错把革命干部打成“反革命”(张学梅),压制了中层干部的革命造反精。使他们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
    (3)“少数派”受到压抑,“多数派”受到蒙蔽,至今流毒未消。
    (4)主观主义的给干部定调子,不该打的打了,该揭的未揭透
    (5)混战一场,至今干部队伍政治面貌不清;造成三结合的极大困难。这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在这里,我诚心诚意的向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低头请罪,向同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低头请罪。并向同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东方红兵团小将们对我多次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教育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对文教办的运动也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个别问题上插过手,造成不良影响
    (1)去年住院时,向汪亚民问过干部的动态,特别是组长的动态和造反派的动态。
    (2)对于白己“有份量”的大字报公布与否,内心有活动,开始听说公布,丶里很急,但又不便表示,只好“听天由命”。后又听说教卫部统一口径,暗示可以内部张贴,不公布,内心高兴。为此,还以探听的口气给路力同志打过电话(未表态)。后来机关同志为此忙了整夜,这笔帐应算在我头上,不应算在汪亚民同志头上。自己主要是“怕”字当头,怕同济老账未清,又引出新账,增添麻烦,造成被动。而且有些问题扯不清。
    (3)到机关参加了一次座谈会,揭了杨西光的问题,造成了战斗组的被动,此事应由我负责
    对体委的运动,我也曾插过手,在养病期间及出院以后,我曾分别接触过运动员和干部。
    (1)住院期间,男排一队和击剑队曾分别到医院去访问过我。男排是为了搬江湾集中搞一个时期总支,我支持他们搬,但,同时,要求他们,不愿搬的不要勉强。击剑队访问的内容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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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住院期间,运动系总支负责人去看我,谈到“多数派”红卫兵政委负责人选同题,他提出两个考虑人选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以年纪较轻的团委书记充当比较适宜。
    (3)住院期间,杜、周、沈一道去看过我,并谈到体委运动情况;运动系搬湾问题;北京体院要看机关大字报问题;少体校工作组问题。是介绍情况性质,我都没表示肯定或否定意见。
    (4)出院后,杜电话和到我家找过我几次,中心是谈机关运动情况,谈到运动系那些干部被打倒靠边站情况,也谈到体委负责人的动态情况。还有谈到材料问题。我问了些问题,均未表示明确意见。
    以上这些接触,虽未明确表示具体意见,但他们也可能受到我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罪行是很大的,对党和人民的危害是很深的。由于时间长,方面广,现在还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加以批判,以后打算就专题作检査批判。我有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从沉重错误的泥坑中拔出来,站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思潮和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就是刘邓,在上海就是陈曹。
    我所犯的以上种种错误,就其性质来看,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
    首先,最根本的根本是没有认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尤其是没有以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武装自己,改造自己。而是凭着“老本”吃饭,凭着所谓经验加小聪明办事,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觉。没有意识到在如此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下,又是搞的文教工作,一切要兢兢业业,从头学起而是狂妄自大,信口开河,想到那就说到那,怎么想就怎么干,脑子里缺乏主席思想的一根红线,这样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关虽然“闯”过来了,但到了过社会主义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处处感到被动,从跟着走到抱着走但自己长期并未认识这一点,相反的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骄傲自满和自以为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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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常对有些事和有些人是看不惯的,不服气的,过去对书记处的某些头头有看法(从未讲过)和对杨西光的有分歧、有矛盾、甚至有抵制,常是从这种情绪出发的,不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党的原则出发(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所以常常容易妥协和缩回来(软骨头)也正是这个道理。所谓不作“伸手派”是指的还没有发展成为行动或活动,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活动(比如:对后来补选的副市长的个别人是有看法的,还和个别同志发过自由主义议论,对于后来补提的几个常委也是有看法的,不过没对任何人讲过就是的了)。说明自己的政治修养、组织修养并不是那么纯厚的。
    其次,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脾气也大了。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常以领导者、教育者自居。在群众运动中就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甚至站在群众对面,压制群众运动。生活条件好了,“光荣历史”也有了,只想保持现状,不想继续变革,想“保”不想“革”,怕革命、怕群众,怕艰苦,图安逸,政治热俏减退,享受欲望上升。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佳”,确实是在舒舒服服的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和平演变”。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十分可怕又十分可耻的事情再其次,最根本的问题是白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一事当前,“私字领先。怕挑重担,怕担风险,至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离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那还很远很远。这次如果不抓紧世界观的彻底改造,那社会主义关是怎么也过不去的。
    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大革命,也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定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也就是造反到底。
    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以自己的行动立功赎罪,重新作人。争取后半生能作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永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远虚心向群众学习,特别是向革命小将学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指示,坚决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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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干部路线的教导,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当前革命形势大好,夺权斗争更加深入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只要党和群众批准,我有决心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参加联合夺权的斗争,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斗争,为革命与工作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牢记毛主席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生活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狠斗官、暮、骄、娇各种歪风邪气,逐步地巩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
    请革命造反派、革命小将们审查批判。
    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文汇报》编辑部《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王坤同志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便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糟得很”,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好得很。有人说领导干部应该“不偏不倚”,他认为领导干部应该坚决倒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好!革命的领导部就是应该这样一边倒!我们热烈地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为这种革命的“亮相”喝采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许多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你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敢不敢站出来“亮相”的问题
    王坤同志起来造反的事例告诉我们,所谓“亮相”,不是别的,就是革命领导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坚决揭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罪行,不含糊,不留情,不观望,不徘徊,不折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亮相”,向一切革命群众“亮相”,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这一点。如果要说“偏”的话,那就是坚决“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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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为革命的领导干部“亮相”创造条件,扫除思想障碍。而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要消极地等待别人拉去“亮相”,要主动“亮相”。积极向无阶级革命派靠拢,承认错误,主动交心,向群众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如果不用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群众当然要疑惑你“姓左还是姓右了”
    有些干部担心自己“亮”了“相”,而“人家总归不相信我”。群众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主要决定于自己以什么样的面貌与群众见面。如果你所揭露的问题无所保留,对自身的事情“亮”得彻底,又有改正的决心和行动,那是完全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的。
    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对革命的领导干部“亮相”支持不够,有的干部明明“亮”了“相”,他们却还在那里强调要“长期检验”,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凡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愿意站出来“亮相”,我们都应当热情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亮”了“相”,也就为开展革命的“结合”夺权斗争创造了条件。每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此理所当然地感到高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扰领导干部的“亮相”。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站出来“亮相”吧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三月八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曹荻秋《我的检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避免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百年大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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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彻底胜利。我在这次运动中,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坚持执行着这条又臭又长的反动路线,所以,我的错误特别严重。在运动中,我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我则是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对革命群众实行国民党的“训政”,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得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文化革命遭到破坏,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难逃的罪责。
    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来临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和市人委,夺取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把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一片大好形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种种罪行,是罪魁祸首,革命群众起来把我打倒,是罪有应得。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使我受的教育异常深刻,对我的改造十分有利,我对党、对人民、对广大干部犯了罪,欠了债,应该偿还。
    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对受到我打击、压制、围攻的革命群众赔和道歉。对受了我蒙蔽而受了委屈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日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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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二十九所大学,派出了六个工作组,四百八十九所中学,派出了一百六十八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査,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査,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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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强,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八月三十一日北京部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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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冲过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八月三十一日事实真象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仝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八月三十一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九月三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九月五月,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仝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的办公大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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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十月二
    十五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九月四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九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大串连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伟大创造以后,就极力加以支持。而我们却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看不到大串连对青年学生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交流全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巨大意义;看不到大串连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反而认为会影响生产,影响交通,影响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连。我们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对本市师生外出串连就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加以安排,为他们外岀创造各种可能的方便条件,而是控制太严。特别在国庆之前,就以所谓交通运输有些紧张,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出现些新问题为理由,一再向中央提出除了到北京串连和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连外,停止省市之间进行串连的建议。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这是对大串连的明显抵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大串连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地区之间的串连,学校学生到学校去串连是必要的,似乎思想上对大串连是通了,其实,遇到新的情况后又不通了。当大串连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向工厂、机关、农村发展的时,思想上又产生了新的抵触,不愿意本地和外地一些学生到工厂、机关、农村去串连,当他们要求去串连时,总是以各种借口不予支持。我们怕搞乱了机关、工厂的所谓“秩序”。其实是怕革命师生到工厂、机关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脑子里对革命师生投置了重重障碍和限制。当这些障碍和限制被革命师生冲破以后,才被迫同意他们进入机关、工厂、农村。学生进工厂、机关、下农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发展,要阻挡这个趋势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就是因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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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阻挡它而犯错误。事实证明:最近以来,上海文化大革命获得全面开展,发展到全面夺权,搞得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另方面,与革命大串连是分不开的。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破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中国人民。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当首都红卫兵创造性的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斗批改,进行破四旧触及到政治、经济的时候上海的红卫兵小将也上街破四旧,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在工厂企业中,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在工厂企业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完仝必要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想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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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基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草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岀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岀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冋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千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扣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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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十二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扣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毛主席。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绝对相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是为党纪所不能容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任何时候,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真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谬误。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他的签字是正确的。我和旧市委一些同志,尤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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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是错误的。我对错误一直没有认识,中央工业交通会议以后,才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才下决心改正错误,但为时已晚,我感到非常痛心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七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Ⅹ,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一次严重错误。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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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下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有三十八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査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十二月六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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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二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是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二十九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
    十二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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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査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日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扩常溪萍。早在去年六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日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査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査,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査,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査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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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于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该放手大胆让群众去审查干部,才能最后识别干部我们不仅对杨西光、常溪萍没有这样做,而且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没有完全做到这点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七月二十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的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査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扩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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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村,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岀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全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臧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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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十二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十二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扣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五十辆广播车,三千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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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十二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一九六二年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十二月三十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一月一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达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一月二日(后改为四日)在人民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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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硏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一月四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十二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二十五元调整到四十二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一月十二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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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错误的根源、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待群众。《红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采取做官当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通过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又有十六条伟大纲领作武器,照理说,我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时,由于我满足于前一阶段的所谓“成绩’,没有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教训。对十一中全会的传达,仅仅念了文件,没有很好讨论,提高干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是我的责任。同时,我自己对十六条、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意义理解很不深刻,没有抓住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当革命小将创造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红卫兵、大串连、破四旧等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而是对他们过多的评头论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不欢迎,甚至反对的态度。给过大量事实证明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巨大作用。我的脑子里的旧框框太多,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人,正如毛主席批评所说的,“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主席批评的这种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对我的写照
    去年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初期,我对我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差的,没有提到路线上来检查。后来,听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亲切指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我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再次作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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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査,把错误提髙到路线上来。但检査还是很不深刻,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没有把会议开好,中央精神没有贯彻,以致后来又连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我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结果
    为什么我那样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要是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在我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对刘邓路线就容易接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沿着这条路线下去,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我顽固执行这条路线,就使自己踏上了修正主义道路,面临可怕的深渊,如果不是党大喝一声,我有掉进深渊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呵!
    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是一个“私”字,一个“我”字。林彪同志告诫我们“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表现在对一些事情上,只相信自己,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坚持,有时表现在口头上,有时隐藏在内心里,被服从组织原则掩盖了。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这一方面是个大暴露。由于过份相信自己,有时,就看不清大局,看不到不断变化的情况,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而不自觉,我反对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就是例子。由于过份相信自己,甚至发展到毛主席的话都听不进去,毛主席的路线都不执行,而且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些,真是不寒而栗。林彪同志告诫我们,“从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自己工作地区解放出来。我在上海工作已十年以上,对上海工作总是看成绩多,看错误缺点少总认为旧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当革命群众把矛头对着它的时候,总想方设法保护它,保旧市委,实际就是保自己。加上做官当老爷久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特殊化。满足于现状,小改小革不怕,大改大革就怕了,革别人的命不怕,革自己的命就怕了,在这个伟大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勇气把自己摆进去,怕暴露自己的缺点错淏,怕失面子,怕脱裤子,没有忘我精神,还是“我”字当头,“私”字作怪。自己还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实际已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反对革命。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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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嘴里也说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实际并没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因此,就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没有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十六条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敔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我在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尤其在对待左派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从我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对于坚决揭发批判和敢于起来造我们反的革命组织是不支持的,抱有反感,存在对立情绪。比如:我在去年八月二十
    六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召开一次大会上,说了一些貌似公正,而实际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话。我说过造反派在晚间连续到戏剧学院去串连,这种活动方式不够正常等等。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问题不在讲了几句错话,问题在我讲话的精神,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有的同学因为受了我错误讲话的影响,贴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使他们在以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增加了困难。八月二十七日夜,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了革命学生起来造反,要中层干部揭发问题,交出笔记本而控制全校的革命行动。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说过,这是“政变”的话。这些话说明我的内心是反对革命群众采取这种行动的。同时,对科大革命同学多次来旧市委要求接见书记处同志都遭到拒绝。当时,我们拒见科大同学的目的是不给予支持,静观变化,使他们遭受了挫折。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对坚决依靠革命左派的问题,依然没冇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一直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多数派、少数派中都有左中右,目前正在分化过程,真正的革命左派要到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形成。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革命左派,也看不到,也不会发现。不懂得看一个派别是否是革命左派主要是看他的纲领,而不是看他的组成的成员和成员的某些分化。同时我还有一个错误论调,认为少数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讲究斗争策略。多数派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但造反精神差。这说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于革命,而是过多强调善于革命;不是首先肯定斗争的大方向,而是过多的注意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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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因此,就看不到革命左派,有了革命左派也不去依靠。我还一再表示过,对革命群众组织,不管是哪一派,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折中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任何政治派别,无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不是代表这一阶级就是代表那一阶级。那种不偏不倚,既支持这一派,又支持那一派的所谓一视同仁,是虚假的。实际我是偏于多数,喜欢多数派,更多的支持多数派,并希望在多数派中出现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当中党团员多)
    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时,总希望他们的旗帜举得高些。对少数派是不喜欢的,当他们取得胜利时,我就不高兴,他们遭到失败时就高兴。有时,我也说要多做少数派工作,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温和些,基至使他们发生分化。为什么对多数派、少数派采取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对敢于革命的就不喜欢,对不敢干革命的就那样喜欢,没有别的可说明,一言以蔽之,就是怕革命。这充分暴露了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我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实质是多数派在“保”我们,少数派在反对我们,在革我们的命
    般说,当时的多数派,代表的是保守势力,有的是中间势力。这种势力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那些敢于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派,也就是当时的少数派,只有依靠这样的革命派,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这样的革命派所代表的是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去办事,丧失阶级立场,陷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后来,觉悟到这些观点和由这些观点而产生的行动是错误的。需要悬崖勒马迅速改正,坚决倒向革命左派一边,依靠革命左派。在上海来说,就是倒向革命造反派,依靠革命造反派。但在倒向革命造反派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感情,阶级立场没有完全转过来,有时发生摇摆,尤其遭到多数派反对,围攻的时候,发生摇摆。这说明我阶级立场不坚定,依靠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这就无法取得造反派的信任。到头来我处于革命造反派与多数派夹攻之中,完全陷于孤立,这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折中、搞调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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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搞折衷主义,两个反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更加反动、毒辣,造反派的同志批评旧上海市委在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表现得更隐蔽、更狡猾,是完全有道理的。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在我来说是一严重问题,也是我犯错误的重大原因。因为相信自己,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看成绩方面多,看缺点错误方面少,自以为有一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党的部门工作几乎都做过,取得的经验较多对群众工作自以为是内行。加上,入党近四十年来,工作一帆风顺,没有犯过大错误,没有跌过跤,因此,对自己估计过高,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的包袱背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是看成绩多,看缺点错误少,犯了严重错误,仍然不自觉,总认为错误不多,性质不严重,到了广大群众起来揭发了一系列错误事实以后,还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在群众面前“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的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甚至有了错误还找各种借口作解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因为骄傲自满,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下情不了解,看不到群众的创造性,工作上按部就班,四平八稳,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适应。
    因为骄傲自满,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以高度的负责精神来对待,而是墨守陈规,躺在过去的老经验上面,不是站在运动前头,领导运动,而是落在运动后头,拖运动的后腿,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因为骄傲自满,就固步自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缺乏不断革命精神,总想维持现状,不愿进行大改大革
    因为骄傲自满,就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而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群众,反对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充分证明我领导无能,毫无半点值得骄傲的地方,过去不认识自己,现在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由于不认识自己,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错误就一定会犯,这次不犯,以后还是要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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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把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条简单概括为条,一要相信毛主席,一要相信群众,一要正确对待自己,才能保持晩节,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三点,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跌倒了,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有损晚节,我感到十分痛心。辜负了党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一千万上海人民,对不起广大干部。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怨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真正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我平时也不断讲要用毛泽东思想办切事业,但,实际并没真正掌握住毛泽东思想,不然,到关键时刻就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以陈丕显和我为首的旧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遭到围攻和镇压,使一些革命群众在群众斗群众中受了伤,流了血,使许多受了蒙蔽的革命群众受了委屈,使许多执行了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使国家财产,在乱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受到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负有重大责任,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犯罪行为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向党、向毛主席、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听候党、听候革命群众的处理
    现在,只有造我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跌倒了,站起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忠实地作——人民的勤务员。
    九六七年三月某日,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革委会副主任姚力谈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体会《哪里群众意见多,我就滚到哪里去!我首先简单地作一些自我介绍。
    我是个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对革命事业对群众我都是有罪的,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我是57年由组织调到高教战线工作,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过去我是在部队里工作,对高教这一工作完全是外行。根据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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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决定调到高教战线来反对当时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高教战线阵地。没有想到在十年中自己也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主义的错误。我到上海开始在高等学校工作年,以后调到高教局工作七年多,由于我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阶级立场的动摇,所以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我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帮凶,执行了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对革命事业、对青年学生都犯了罪。我是在1965年11月到华东师大来的,到现在不到二年,在运动中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也犯了罪。所以我的错误不但有我自己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在高教局所犯的错误是立场路线的错误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立场路线错误,所以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对自己的错误,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认识。
    我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去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来以后,我对旧市委贯彻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二月提纲那一套,我根本没有认识。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旧市委在
    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也好,下达以后也好,它所执行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彭真二月提纲那一套,根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是对抗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到了去年国庆节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林彪同志在国庆节也讲了话,我对当时自己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没有认识当时看了社论,认为社论上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其它地方的,不是对我们讲的,我们认为上海是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错误毫不认识。在去年
    十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曹之流已经从中央开了会回来,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所谓“传达”和“检査”,这都是骗人的一套,完全是欺骗蒙蔽我们的。所以当时对自己犯的错误还没有认识。曹荻秋曾在人民广场给我们定了一个调子,革命小将斗他吋,他说我我们上海在某些方面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所以我们当时给革命小将检讨也是这样说。因为当时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嘛!一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听了马天水同志传达中央工交会议上林彪同志的指示后,才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今年二月初我回到了高教局,去进行检査,开始对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认识也是很差的,在机关同志面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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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错误只能做到抽象地承认,碰到具体问题吋就害怕上纲。经过二月高教局造反派对我进行帮助后,才对自己错误有了基本认识。
    我对错误的认识的转变,首先是由于革命群众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我认为如果没有革命群众对我批判斗争,没有触动我灵魂,那我认识自己错误还是困难的我现在认识到革命小将对我的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有不可的。没有革命小将对我七斗八斗,不可能使自己顽固的错误思想觉悟过来。其次是革命小将对我的帮助教育,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了我。再其次是我自己学习了一些毛主席著作,学习了一些有关社论,以及后来直接参加了大批判斗争,与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都是我对错误认识开始得到转变的重要原因。下面我想着重向大家汇报一下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休会。
    、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每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格的考验和鉴定。我以前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好像已不成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检验,证明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教训了我,过去我在高教局七年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在华东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有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犯了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由此我认识到自己要改正错误,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保持今后的革命晚节,在今后的工作中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首先要解决的一条就是要坚决同毛主席的话。所以我自己要下定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开始不折不扣地做到这一点。在运动以前和运动中,毛主席有许多指示,应该认真学习,坚决执行。这一点我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好象觉得中央指示比过去少了,实际并非如此。在运动前及运动中毛主席对文化革命已有许多指示。例如我们早一点知道的1963年主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农村的前十条以及农村二十三条早有指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五
    通知,这上面有好几段是毛主席亲自写
    的,早一点四月二十九号江青同志的座谈纪要,实际上也是经过主席修改过的,以后有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以及十六条上规定的六篇阅读文件,指示很多,而不是很少,更不是没有。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对待,怎样认真学习的问题。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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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就向我们所有干部发出一个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指示是专门针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而我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指示的呢?拿我来说,当时我们高等院校党委已宣布不领导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靠边了,当时不少革命小将就已经写出不少请帖发给我们,要我们住到他们寝室去,当时有些请帖讲得客气点,有的态度很凶的,那总是请帖嘛,要我们去。当时我们在学校文化革命小组会上提出革命小将要我们去怎么办?大家讨论了一下,当吋由于我对主席指示缺乏认识,决心不大,再加上其它同志不赞成,其它同志说小将有两派意见,去了以后人家要说我们煽风点火幕后策划,不好去;还有一种说法,现在正是中央工作会议传达,要开三级干部会议,要下去以后去,暂时不要去。当时我们领导干部对毛主席指示就是这个态度,不坚决执行,就是阳奉阴违的,所谓以后去也就是不去。所以当时讨论后也就没有执行毛主席指示。十二月中马天水同志传达了林彪同志的指示,林彪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更具体化了,林彪同志对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讲“哪里群众对你意见多,你就滚到哪里去。”同时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又明确地提出,犯了错误的干部要认真改正错误,必须做到五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当时革命小将正在斗争批判我,已经提出打倒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办?当时我的思想积极斗争好几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讲到在这次无广阶级文化大革命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我们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革命群众呢?当时我想,我要改正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得滚到群众中去。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句话: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去不去,怕不怕,有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解决的。我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卷着铺盖到同学中去了。开始是这样的在一次文化广场的斗争大会上,革命小将把我带去,当吋主要斗争对象是曹荻秋、杨西光、常溪萍等,小将把我带去是作为陪斗的,到需要吋就出场。后来由于时间关系没有上台.坐在后台,革命小将围着我,跟我谈话,其中一个数学系的红卫兵向我提小一个问题?他说:“给你五天时间,你考虑考虑,你有没有决到我们同学中去。”当吋我有些思想准备,我就这样说:“我不要五天时间考虑,我明天就去。”那个革命小将很高兴,他说:“明天你就去,我们把床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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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并且说:“我们把地板擦干净,你行李拿得下吗,拿不下我们来帮忙。”我对他讲:“我的行李很简单,我自己拿得下。”所以约定第二天我就住到数学系那个同学宿舍里去。但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学校里被我们蒙蔽的保守派同学也起来“造反”了,第二天一早就把我拉到校的一个电影院,也开我们的斗争会。一开就开了一整天和一个大半夜,保守派不让我回校,就在舞台上休息过夜,准备第二天继续开会。第二天学校里造反派知道了,就开了一辆大卡车找去了,把我们统统用车子拉回来。回来后,我校政治系四年级“点火大军”,把我们留在他们宿舍里,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一方面要我们检査交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免得我们被保守派拉去。当时我们七八个头头就在“点火大军”宿舍里住了一星期,我们把检查交代初步地写出来了“点火大军”说你们愿回去就回去,其它人也就背着行李回去了,我当时想一想,既然小将要我回去,我就也可以回去了,说老实话,当时住在小将那里,不是很好受,下面我要讲到这问题。我当时内心斗争很厉害,到底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动摇还是坚持,想了以后我向“点火大军”同学提出:他们回去我不回去,我还是住在革命小将宿舍里,我提出要住到物理系“炮兵纵队”去,为什么要到“炮兵纵队”,因为“炮兵纵队”是贴我140张大字报的战斗组,当时140张大字报把我在高教局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错误,详详细细地揭露了,我提出后,“点火大军”也同意,就与“炮兵纵队”商量,他们也要我去,所以我搬到“炮兵纵队”那里去。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回到高教局住了二个月,回校后仍住在“炮兵纵队”,以后因为教育系同学对我意见比较多,在“炮兵纵队”同志帮助下,我住到教育系去,在教育系住了一个月,正好学校师生下乡支援三夏劳动当时因为地理系同学对我意见多,我就与地理系同学一起下乡,回来以后,中文系部分同学提出要审査我,打倒我,这时我又同革命小将商量,我就搬到中文系小将那里去住,一直到现在。在这段时间内我几次搬动地方,都是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哪里群众意见最大就到哪里去。在这实践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具体问题,碰到一些问题,思想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活思想是比较多的,各种个人的考虑打算也是经常有的,问题是自己怎样去斗争,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开始我们对运动意义的认识。我们一开始学了社论,认识这次运动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道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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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的,但是后来一碰到我们这些干部要受到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要采取四大民主,一碰到这个具体问题思想不通了。特别是看到很多以前认识的干部碰到块。有一次在人民广场,那一次上面是斗陈、曹,下面恐怕有上百个部、局级干部站在人民广场台阶上,站了几个小时,那时大家一看都认识,想想好象又不通了,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这次运动打击面这样大,大家弄得灰溜溜的,又想不通了。所以对运动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从一般道上是承认的,但革命革到白己头上,对我们要进行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就又想不通了。其实林彪同志讲过打倒与半打倒,有的是打倒这个人的错误思想,而不是这个人。林彪同志讲得很清楚,但又不能够理解。实际上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犯了这样多严重错误,那我们理解林彪冋志讲的打倒错误思想有什么不好呢?是应该打倒。当然有一些
    三反分子,连人也应该打倒。
    对干部被批斗后,总是想这个干部以后再怎么工作,灰溜溜的,以后怎么担任领导,没有威信了。现在看来,这种顾虑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我顺便自我介绍。我现在参加了“三结合”领导,革命小将对我没有什么启歧视,也并没有把我这个副主任点缀点缀,相反革命小将总希望我多挑些担子,多负点责任,还怕我不敢大胆负责,革命小将并不因为批判斗争了我,就不相信我。所以,我觉得革命小将还是通情达理的,最听毛主席的话。这种担心和顾虑是不必要的。其实我反过来想一想,过去我思想上有这么多严重错误,没有人揭发我们,也没有暴露,而在那里领导工作,你说我这个威信是什么威信呀!那威信也是假的。群众并不真正拥护我,所以对领导威信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辩证地看。
    对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有各种看法,活思想比较多,我不想多举了。从这些例子中说明,我有许多私心杂念,有许多个人考虑,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思想上还是有斗争的,还是动摇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相信不相信毛主席?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要不要坚决地听毛主席的话?先把这个大道理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是能迎刃而解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相信群众,相信革命小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个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大学校。一年多米,我作为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审查、批判和教育。我也作为这一所大学校的学生,是我有生以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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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受到了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受到了大民主的教育,受到了反修、防修的教育和触及自己灵魂深处的破私立公的教育。一句话,使我更多地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最热心地、最积极地、最负责的教员是谁呢?就是革命小将。是他们帮助我,鼓励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教育挽救我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直接帮助我的是革命小将,我是终生难忘的。我要衷心感谢毛主席,是他挽救了我,重新教育了我。我也要衷心感谢革命小将,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向他们永远学习下去。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开始对革命小将看法怎样呢?因为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被反动路线蒙蔽了我的眼睛,对革命小将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产生的枝节问题,进行攻击,我后来发展到恶毒地咒骂他们。去年国庆节,周总理来电要把北京红卫兵调回去,我就和别的同志讲“送瘟神”这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当革命小将要我低头认罪时,我由于受了陈、曹旧市委的反动气节教育,我开始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革命小将斗争我时,我就顽抗,在大会上高喊“共党员就是不低头”,所以说,我对革命小将的态度开始是十分对立的。现在我再讲,到革命小将那里去,首先碰到的问题,革命小将对我的气很大,毫不客气,见面就要训斥几句,有的拍桌子瞪眼睛,遇到这种场面怎么办,是不是受得住连碰上好几次,是不是有信心,根据我个人体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千万不能动摇,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应看到革命小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没有这种单刀直入的五敢精神,他们医治不了我这种顽固的毛病,他们也就不能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其次要看到,革命小将对我有气,见面就光火,责任不在于革命小将,完全在于自己。因为我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相信他们,打击过他们,平常又不接近他们,难怪他们见面就生。自己想通了这一点,并能真正放下臭架子,领会毛主席讲的“子教三娘”的道理,以虚心诚恳的态度接受教育,这个情况会改变的,其实跟革命小将相处,时间稍长一点,只要当他们了解了我甘当小学生这种态度是诚恳的,对我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我现在体会到凡是革命小将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对我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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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不放,狠触灵魂,就对我帮助教育特别大。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炮兵纵队”,因为我住在“炮兵纵队”此较久,“炮兵纵队”革命小将始终是这样对待我的,对我较严格,对我帮助最大,教育最深刻。现在我认为革命小将对我的帮助是今后政治生活中必需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句话尽管在语录上不知读了多少遍,以我的体会,不到群众中去,不经过自己的实践这个起码的知识就得不到。过去我对群众的态度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群众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有很多错误的看法,所以我对群众的错误态度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对群众的错误态度是受刘、邓反动路线影响很早就有。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干部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运动以前,对群众、对运动怎么看的,每次搞运动总是整群众,而不整自己。领导运动总是自己搞个框框,叫群众根据我们这框框去运动,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根据群众的首创精神来引导群众前进。我们的群众观点,对群众的错误态度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有,很早就有。和革命小将相处一起,我才真正认识到最听毛主席话的是革命小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革命小将,掌握党的政策最通情达理的是革命小将,和革命小将对此起来幼稚可笑的是我自己,我有以上这种认识也是经过思想斗争过程的。开始革命小将要打倒我,我担心革命小将感情用事,凭感情代替政策,但当我深入他们以后,发现我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实证明我还是不相信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绫的流毒没有肃清。我住在他们中间,发现他们对干部完全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对干部完仝是实事求是的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态度,比如说,当革命小将发现了学校旧党委中少数走齐派贯彻旧市委的有些黑指示没有通过我,背着我,瞒着我,他们发现这情况后就分析,发现我来这个学校较迟,分析我不是旧党委书记常溪萍线上的人,因此他们就首先把姚刘黑党委改成刘姚黑党委,把我倒为次要的,罪魁祸首是刘而不是我。就以这点看:革命小将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完仝按党的政策办事的。革命小将满腔热情地帮助我认识错误,经常送学习资料给我看,帮我分析形势,告诉各方面的情况。我到革命小将中间以后发现一个新问题,过去我作为党委书记,我看到中央的东西很少,原因就在旧市委执行反动路线,一方面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发下东西很少,另一方面发下的东西很快就收掉了,没有很好给我们看。到小将中后,看到小将从各方面转抄来的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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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过去没看过的也看到了,使我学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及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指示,所以革命小将千方百计帮助我认识错误,这一点我应衷心感激。以后当我开始对错误有些认识,当我站起来对旧市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面对而斗争的时候,革命小将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所以要和革命小将建立革命的感情,首先要看我们能不能起来造反。今年二月当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发表吋,革命小将白天黑夜甚至下雪天跑到高教局来(当时我在高教局)有的甚至在星期天到我家来看我,找我谈话,鼓励我.他们手里拿着毛主席的指示,拿着社论来鼓励我将功赎罪,革命小将
    行触动了我的灵魂
    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击、围攻、压制、污蔑他们,而今天他们毫不见外地来帮助、照顾、挽救我,使我更想到,更觉悟到只有革命小将是真正大公无私,以大局为重,是真正按中央指示办事,这时受了很大的感动。在今年一月,中央发出了给三十二个组织的贺电,我校半夜起来游行,我也起来要求参加,当时革命小将一方面考虑到我的身体,一方面考虑到那时我还没解放,带着我一起游行不太好,所以没有答应。但当时我已感到中央鼓励革命造反派,上海一月革命的正确,鼓励革命造反派我也应感到髙兴。今年一月十九日我就写信给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给我工作,不管什么工作,让我在工作中将功赎罪。此后又提出过好几次,因为当时革命小将在审查我,故对我的要求未作答复,只是鼓励我。这时我也没有灰心消极。在今年五月,我被革命小将、被红卫兵师解放了,参加了师部作战组工作,后来仍有一部分中文系同学贴大字报提出要打倒我,重新审查我,我开始想,革命小将有个别的可能是意气用事,或者是有宗派情绪。后来在小将的帮助下,认识到这样看不对,后来我认识到革命小将要重新市查我甚至要打倒我,不同的观点完全是正常的,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而且对我来说能多听些反对我的意见,多触我的灵魂,多检査自己错误,对我认识错误有好处有帮助后来我就没有抵触情绪。我又根据林彪副统帅的教导住到反对我的同学那儿去
    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派同学斗争了几个月,不相上下.军政训练团到我校后也帮助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我的一派是少数,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们提出保留意见,顾全大局,不反对我参加三结合,为了表示拥护成立校革委会的成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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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整晩不睡觉写大字报飞标语,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成立大会,革命小将这种伟大气魄,听毛主席话,顾全大局,真值得我学习。
    到群众中去,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仅仅还是开始,还很不够,很不努力,但从这次文化大革命体会到要保持革命晚节,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就必须紧追革命小将,向革命小将学习,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门必修课程,现在,我已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我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半官半民的号召,永远在群众之中,永远拜革命小将为师,向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
    、必须正确对待臼己
    这个我没有很多话要讲,我想读三段语录P.231第(1.2)和P.232第(2)
    段。这三段语录在我过去反省检查错误时常看的,现在归纳起来讲几点体会。
    (1)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现在组织活动停止了,但每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按照党章、党的原则,毛主席的教导来活动,要做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的共产党员,定要照毛主席教导那样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
    (2)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此关心个人为重,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无论如何不能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要做到大公无私,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欢欣鼓舞。作为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作为听毛主席话的共产党员,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思想认识可能跟不上,我到现在为止,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主席的站略目标、战略意图认识还很差。但我想应该坚决相信毛主席,以主席教导的那样去做到。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干部最易产生的一个现象是灰心消极、唉声叹气、灰溜溜的感觉,我读了主席这三段语录,我觉得没有理由消极怠工,没有理由垂头丧气,应该大公无私,欢欣鼓舞。想一想我们党和同家的前途和命运想一想我们过去参加革命的时候,入党宣誓的时候,可以为了革命利益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现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消极怠工、可以垂头丧气。关于这一点,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可以这样说,在这个运动当中,我没有灰心消极过,但是,我还没有做到欢欣鼓舞,为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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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而欢欣鼓舞。我还没有,这么高的标准,我现在正向这一方面去努力。徐景贤同志样讲过,外国兄弟党内一些马列主义的左派,到我们中国来参观后,从上海回去的时候,对我们表示,说你们中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看了以后,认为中国的革命有希望,觉得世界的革命有希望,因此他们就欢欣鼓舞。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外同的兄弟党和一些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来参观一下,他们还能够欢欣鼓舞地回去。我们自己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是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我们自己亲自去经历,亲自去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自己不欢欣鼓舞?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拿这一点来作为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就是我们不仅不应该灰心消极,而应该欢欣鼓舞。
    (3)要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是不是有些人还在想现在不学习,那么将来参加工作再学习。根据我的体会,我们在运动当中不向革命小将学习,那么参加了革命工作或者参加了三结合后,困难就更多,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与革命小将建立了革命的感情,现在参加革命三结合,同他们一起工作,我感到没有太多的困难,自己虽感到有点吃力,但没有感到有太多的困难,因为同革命小将还比较熟悉,他们随时随地能了解我,帮助我,能够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应该向革命小将一辈子学习下去,今后的领导,根据毛主席讲老、中、青三结合,老年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要三结合,那么如果我们不向革命小将学习,今后怎么工作?今后怎么领导啊?这是第三点。
    (4)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投入到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当中去,从大批判斗争当中来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通过这一点,向革命小将靠近距离,缩短距离,建立革命的感情,通过这一点,为人民立功赎罪。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干部同志,过去受了刘、邓反动路线的害,受了黑修养的害,在这一次革命大批判当中,是我们冋向刘、邓反动路线清算的时候了,是我们向黑修养清算的时候了,也是我们站起来向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派”彻底算帐的时候了,我们要坚决的、勇敢的、积极的走上第一线,走上革命大批判斗争第一线,为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到底
    我的这些话没有很好准备,可能有很多错误,如果有讲错的和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地方,请大家帮助我纠正,给予批评。
    (华东师大革委会、红卫兵新师大师接待站整接理196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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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们!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段教导
    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今天这个大会以及最近将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目的,是要在上海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清算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通过这样的斗争促使革命领导干部尽快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的权掌得更牢,掌得更稳!
    我们的会是在什么样的形势底下召开的呢?
    这个会是在伟大的一月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底下召开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的形势底下召开的。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正是根据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按照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指示,使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
    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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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发重要的信号。十二月揪出了罗瑞卿,接着又揪岀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运动的来势很猛。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讲了笔杆子夺权和枪杆子夺权的关系问题,讲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可是,当时我们对这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上海象全国各地一样,群众一下子发动起来了;毛主席又亲自肯定了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使红卫兵很快遍及全国,杀到社会上去,建立了伟大功勋。可是,每当群众运动在前推进一步的时候,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疯狂镇压,百般抵制。他们处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陈、曹之流却把红卫兵视作反革命暴徒;毛主席肯定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陈、曹之流却不承认工人有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权利;毛主席支持上海的机关干部起来造反,陈、曹之流却用“內外有别”、“注意保密”等框框进行压制。总之,他们在上海自觉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他们把一大批干部带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沼。
    到了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初,这一小撮人的坏事做绝了。他们策动赤卫队的头头破坏生产,他们又乱签字、乱发钱,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这一方面今天在场的很多干部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铁路交通中断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顶上岗位,奋战几昼夜,不吃不睡,恢复交通,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港口货运停卸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坚持生产,回击了倒挂我国国旗的资本主义国家海轮的恶意挑衅,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整个上海市的工作和生产几乎完全瘫痪了,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唤起工农千百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海的革命人民用他们的铁肩膀,挑起了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在一月
    六日就通令宣布不承认旧的上海市市长,他们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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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铁路畅通了,港口拥塞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恢复了,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对此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是,那时你们又在干什么?
    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总是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当上海的形势最为困难的时候,党中央派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来到了上海。他们是一月四日那天来的,当时的上海,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他们从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他们和铁路工人、海港工人、电厂工人、水厂工人等,共同商量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共同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措施;他们支持和关怀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他们亲自批准了《紧急通告》的发表;他们始终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在一起,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步步向前推进在二月初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最关键的时刻,又是他们及时传达并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指示,使这个工作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他们,拥护他们,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因为他们实行了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
    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他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
    在上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尖锐、复杂、激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的,是广大革命群众,是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是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的,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是被他们蒙蔽和控制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现在,这批领导干部开始觉醒了,开始痛悔他们的错误。我们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对上海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我们认为,上海的革命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更是少数。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领导干部大多被批被斗了呢?这是因为,他们多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压制了群众运动。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得对,斗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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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今天来分析这场路线斗争的时候,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免“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上海的许多领导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总根子是刘、邓路线,而在上海的根子则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曹之流一开始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海瑞罢官》批判和“三家村”批判,统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们又把柯庆施同志领导上海工作的成绩,也算在自己名下,欺骗了一大批的干部和群众。中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会议,毛主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指示,他们根本就不向下传达,反而进行封锁。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历次会议上,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开导,希望他们及早悔悟,但是他们回来根本不作传达,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他们不仅在上海执行了刘、邓路线,而且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自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实自上而下地控制着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把责任往上一推,就算了事。他们怎么会如此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刘、邓、陈、曹的那一套的呢?难道仅仅是奴隶主义的问题吗?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你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起着决定作用。《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当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你们就害怕了,讨厌了,特别是当要触及到自己灵魂和既得利益时,就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革命压制下去,扑灭下去。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得你们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而只是挑剔和指责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缺点和错误,把它们扩大化。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错误,是某些领导干部全盘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
    在思想意识深处,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又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有的人干了半辈子革命,就想太太平平、舒舒服服过后半辈子了,他们的革命性丧失殆尽。他们害怕丢掉鸟纱帽,因此盲目地跟着陈、曹之流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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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方的,他们就不敢说是圆的,完全是一副奴才相。有的人开始是保市委、压群众,后来明明感觉到陈、曹之流有问题,却仍旧还是保,根本没有勇气起来造反。有的人是怕陈曹不倒,自己倒霉;有的人是怕陈曹倒了,自已倒霉。总之,说来说去还是保最好。这种保、保、保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自己。现在有人埋怨革命造反派不给造反的机会,这是很错误的。你们曾经有过很多造反的机会拿马天水来说,在北京开工交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就鼓励他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一边来;回来以后,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看到他和陈、曹的态度有所不同,给他提供过几次机会。十二月十八日文化广场大会以后,我们找他谈话希望他和旧市委彻底决裂,进行揭发,可是约好了时间第二次他就不来了,害怕。最近他承认,那个时候,他对陈丕显等人还有幻想。至于王少庸等,也都有过造反的机会,可他们也是完全给私心杂念迷住了心窍。他自己最近说了老实话“那个时候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预感到自己要被打倒,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要求。”这能怪得谁?
    黑龙江有潘复生同志,山西有刘格平、张日清同志,贵州有李再含同志,山东有王效禹同志,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带动了一大批干部。可是,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中当时没有一个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造成各级组织中的大量领导干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了他们,正是为了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刮经济风的影响。上海是一个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而陈、曹多年来推行的又完全是刘、邓的一套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货色。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有着广阔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陈、曹利用了少数群众的绎济要求,胡乱签字,大慷国家之慨,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理应挺身而出,坚守岗位,为党和国家利益把好这道关。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完全是怕字当头,私字当头,只图自口过关,不顾国家利益,盲目签字,任意许愿,用金钱和物质来腐蚀一部分落后群众。他们的恶劣行为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因而狠狠地斗了他们,这完全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前一阶段也有一股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我们反对这种思潮。我们坚决主张对干部、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分清谁是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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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必须看到:第一,陈、曹之流在上海推行的反动路线助长了这种思潮的泛滥,而且陈、曹之流的人物惯于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向下,把中下层干部打成“反党分子”、“黑帮分子”,而自己却企图隐蔽下来,这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第二,阶级敌人在风作浪,到处传播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观点,以此挑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第三,这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观点的发明权不是群众,而是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指出的那样:“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里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流,他们在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运动中不是就提出绝大部分干部都“烂掉了”吗?首先要打倒一切干部的不就是刘、邓一伙吗?当时正是毛主席发现并纠正了这种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亲自主持制订了光辉的二十
    三条。今天,当我们进一步来肃清对待干部问题上的刘、邓路线的流毒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亲切的教导。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能分清敌我。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打倒;谁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能掌握党的传统政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上海多数领导干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助长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黑风,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判斗争的目的,是要挽救他们,打醒他们,帮助他们从错误的泥坑里跳出来。有个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在挨了斗以后说得很好:“我现在想想,很感激革命群众,他们斗我,是为了把我打成左派,而不是为了把我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领导干部说:“群众七斗八斗把我斗醒了,我要敢把自己当活靶,敢对自己的头脑动大手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现在的关键是在干部本身。只要你决心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定会受到群众的谅解和欢迎
    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
    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不应当纠缠在个人被斗被批的小圈子里,成天价计较对自己究竟斗对了还是斗错了,而应当放眼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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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上、思想上充分认识这场斗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过,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在我们建国十七年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现在,仝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别的运动不可比拟的。
    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因为,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部分政权。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望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又提醒我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地方敢不敢起来造反?这是个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的预见证实了。刘、可就是想把党和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头号野心家。彭、陆、罗、杨就是一些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陈、曹就是在上海推行资本主乂复辟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小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猛打猛冲,大揭大批,能把他们挖出来吗?靠今天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能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吗?不行的。只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国内外形势的有利条件下,在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白下而上的大民主的方法,运用四大武器,才能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挖出来。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胜利。不然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同时,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不是局限在揪出几个反党分子、罢掉一批人的官的范围内。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触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它对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它给我们上了阶级斗争的最深刻的一课。它是一所最好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革命群众、我们的青少年,都得到了一次最好的锻炼。以后的中国,那里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子,那里就造它的反。这对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前一时期,有一批美洲的共产党员到中国来学习,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估价的呢?他们说:“现在世界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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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创造这样的经验。”他们又说:“中国假如变成修正主义世界革命就会岀现一个大曲折、大反复;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请看,国外的革命战友们这样高度地估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部对此视而不见,成天考虑的是鼻子尖前面的一点事,老是盘算自己是几类干部呀,究竞斗对了还是斗错了呀,有五分问题为什么要说成七分、八分呀,好象有说不尽的委曲,对群众的批判斗争,始终耿耿于怀。我们要大喝一声,这是危险的!老实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就应该打倒,你真诚悔改的话,毛主席已经指明了出路;你现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那是这次运动挽救了你,不然,你还不是做刘、邓、陈、曹的“驯服工具”做到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忠实工具。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感到委屈,还应该感到庆幸。
    许多领导干部,革命几十年了。现在能够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督促下,进行这样一场锻炼,这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我们从党的千年万年大计着想,如果我们从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世界革命着想,那么,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应当为革命事业的前进感到鼓舞
    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最近,大家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几篇重要著作,听了张春桥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录音,学习了党的政策。相互之间也开展了思想交锋。革命造反派更是从政治思想上对大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领导干部开始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逐渐懂得了跟刘、邓路线走下去是只能亡党、亡国、亡头,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纷纷争着亮相,贴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造反派。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欢迎这种进步
    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种种障碍,妨碍了他们正确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对几种思想进行批判。
    “反正已经被打倒了,群众也不会相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思想,在已经被打倒或认为自己属于被打倒之列的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这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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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亳无革命志气的自暴自弃的心理。抱有这种心理的人,完全忘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多么地关怀干部,多么迫切地希望干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红旗》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就是体现主席思想的。他老人家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他讲得这样透彻,这样仁至义尽。可是有些人偏偏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唉声叹气,自怨自艾,一点也不想振作起来。群众打倒了你,你就想一下,该不该打?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主动权在你自己这里。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和决心爬起来。毛主席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躺倒不干的思想,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当然,你犯了严重错误,又是觉悟很迟,造反很晚,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干部自己要拿出行动来听候革命群众的审査,革命群众对他也需要有一段考察了解的时间。但是,要你真的造反,真的革命,从现在就开始行动,群众的眼睛是很明亮的,会看得清楚的。
    “我有错误,但最多是个三类干部,就等待你们来结合吧!”这又是一种消极等待的错误态度。亮相,是觉悟的一种表现。主动亮相,主动揭发问题,主动靠拢群众,就是说明你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有了提髙。你还要等什么呢?你难道想学诸葛亮,要造反派“三顾茅庐”吗?你难道想学孔夫子,要等待时机“善价而沽”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要是一个革命者还要等人家来请吗?党内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问题,要你自己去揭发;过去所犯错误的责任,要你自己去承担。要想把责任推到上头去是不行的,各人有各人的一笔账。要想把责任推给下面去、推给群众更是不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你在前阶段的运动中,是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如果现在还消极等待,那就因循自误」错上加错了。革命的“三结合”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如果抱消极态度,等待革命群众上门来同你结合,结果就要走向群众的对立面,犯更大的错误。
    “我想造反,可是身上的债太多了,还是先还债,后造反吧!”我们要问揭别人的问题和揭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截然分开呢?领导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不接触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斗争,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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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立场上革资产阶级的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一旦觉悟提高了的话,应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抱有痛恨的感情,大胆地站出来揭发。为什么要划分什么“先还债、后造反”的阶段呢?这明明是一种怕群众不相信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要亮相,我要造反,但材料太少,怎么办?”在有些人看来,“亮相”就是抛材料。我们说:材料是要抛的,问题是要揭的。是不是揭岀重要的材料是衡量造反精神的标准之一。但是,要“亮相”,首先要狠触自己的灵魂。不能单纯军事观点,而要狠抓活思想。应该细细地想一想:为什么会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认不清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真面目,跟着他们搞反动路线?白口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究竞是什么?对造反派的看法和个人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狠狠触动触动自己的灵魂,在造别人的反的同时,必须造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这样,揭问题,抛材料,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因此,是不是触及灵魂,是不是敢于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作斗争时刺刀见红,是不是敢于把自己的问题摊到群众当中去听候群众审査,这是衡量造反彻底不彻底的最重要的标准
    “造反派两边争得厉害,叫我怎么办?”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有的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是不奇怪的。还有一些保守势力打着造反派的旗帜出现,也有一些牛鬼蛇神偷偷地混进了造反派的队伍,这就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最近,在有些单位出现了两派争夺干部的现象。依了甲派,乙派告饶从了乙派,甲派不放。真是两头为难,还是干脆不亮相吧!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仍是私心尕念的一种表现。复杂的局势,是锻炼干部的好机会,也是干部亮相的好机会。亮相,有革命的亮相和不革命的亮相之分。革命的亮相,是在斗争中亮相,在斗争中表现你已真正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亮相,风险较大,说不定还会吃点苦头。另一种是不革命的亮相,偷偷摸摸向一部分人亮相,甚至不问斗争的大方向,不惜出卖原则。这种亮相,实质上是政治投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争取革命的亮相,在革命的斗争中,真正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和清算刘、邓、陈、曹的罪行,和坚定的革命左派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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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怎么“亮相”,怎么造反,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只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狠触灵魂,破私立公,这个相才能亮好。除此而外,一切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只能妨碍我们革命,统统都要排除。
    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最近想利用革命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机会,钻什么空子,捞什么稻草,这是痴心妄想!陈丕显最近写了一个假检讨,进行反扑,居然还要求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总理、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真是胆大妄为,猖狂到了极点。曹荻秋、杨西光、宋季文之流也“轻松”起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象你们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假如胆敢翘尾巴,那么你们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指示贯彻以后,形势将会更好。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还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扑。我们务必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同志谆谆教导我们的要保持晚节的三条,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在下半辈子时刻不能忘记的。
    第一,对毛主席的态度第二,对群众的态度;第三,对自己的态度。
    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永远做群众的勤务员;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不能突出个人的作用永远不能把个人放在党和阶级之上,永远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用“只争朝夕”的精神,紧紧跟着毛主席前进!领导干部迅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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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来源:196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张春桥同志十月三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说
    毛主席对陈再道问题讲:“他能够改得好,检査得好,也是高兴的。”(王少庸同志说:“还要群众谅解。”)毛主席都谅解了,还不是大家都谅解了?
    陈毅问题,毛主席讲:“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毛主席最新指示:这事要向小将们讲清楚,小将们现在掌了权,如果不讲政策,不讲策略,最后还要到垮台的地步
    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69.03.04;中发[69]15号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中央同意报告中采取的措施,这是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你们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否这样做,以及关于整个工宣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问题,望作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
    关于上海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上海进驻各条战线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有十多万人。在这支队伍中,我们有意识地吸收了一部份解放了或结合了的,但“腰杆子还不硬”的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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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参加的人数,有的占队员总数百分之三到四,有的占百分之六到七,有的则更多些。全市有几千个干部参加了工人宣传队。
    最近,我们调查了进驻一个单位工宣队的情况。这个工宣队共有队员二百三
    十九人,其中有干部九人,占队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
    这九个干部中,有一个是工业公司的原党委书记,其余都是工厂车间和科室的基层干部,都是犯过错误的好人。除一个是学生出身外,都是工人出身,有七个是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凌辱解放后,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脱产当了干部,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由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离开群众远了,架子大了,指手划脚多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
    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各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从去年九月份以来,他们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丢掉了脱离群众的官架子,换上了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头脑子”,精神面貌起了显著变化
    第一、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这些干部在运动初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后又靠边劳动,考虑个人的问题多,关心国家大事少,落后于形势一大段。参加工宣队后,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投入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接受再教育,使他们深深认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说:“原来这套领导班子,是挂着共党牌子的国民党班子,国民党来了,只要换块牌子,不要换班子。不搞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就会丢掉政权”。原化学纤维公司党委书记周彦朋,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为自己订了“约法三章”:经济上不贪污盗窃;生活上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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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堕落;思想上不追求名利。“三不”的“关”总算“把住”了,为啥在这次运动中会犯路线错误?经过在工宣队的几个月锻炼,他认识到,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搞“三不”,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去“修身养性”,就是中了刘少奇《修养》的毒。进入工宣队之前,他最怕处理群众中的两派问题,认为“弄得不好,就要犯路线错误,还是离得远点好。”通过解决这个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深切体会到,“不管问题多么复杂,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不难解决的。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象火车脱轨,势必走上歪路”
    第二、群众观点大大加强。过去认为自己高明,群众落后,对群众不相信不依靠。现在同群众一起战斗,才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上海第三毛纺厂纺部车间副主任成招娣,刚当干部时,还经常在车间劳动,群众亲切地称她“成大姐”。可是,干部当长了,办公室坐久了,到群众中去少了,群众称她“成主任”,说她“手上的厚茧退了,思想感情变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想不通,怨群众对她不谅解。参加工宣队后,当了普通队员,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无穷,群众运动的威力无比。她想到自口十三岁进厂当童工,吃过资木家的苦头,挨过拿摩温(工头)的拳头。但是当干部后,中了“群众落后论”的毒害,脱离了群众,忘了本,这就是犯错误的根。于是,她在工宣队中更紧密地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发挥了骨干作用,受到群众的赞扬。
    第三、对革命造反派的感情从疏到亲,从怨到爱,从不服气到虚心学习、互相信任。上海第三毛纺厂原党委组织科副科长孙瑞赓,在运动初期由于整群众的材料,受到群众的批斗,内心抵触,看到斗他的人就有气。经过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还是疙疙瘩瘩。参加工宣队后,目睹革命群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动事迹,不为名不为利,没日没夜地干工作,全心全意地干革命,特别是对他批判得最厉害的革命群众,现在和他一起工作,对他毫无芥蒂,热情支持、帮助使他深受教育。他意识到自己过去错把战友当冤家,真是太不应该了。“把仇恨算在刘少奇的头上,把教训记在自己的心上,把进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抚育和战友的帮助上”,这是孙瑞赓的深切体会。从此,他和革命群众紧紧团结、战斗在起,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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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最主要的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他们说,过去千错万错,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现在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一切紧跟毛主席。国棉十七厂车间支部书记沈静珍,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情绪低沉,决心不当干部。参加工宣队后,开始当一般队员,她很高兴,后来要她担任连队的副指导员,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她带着问题活学活用“老三篇”,认识到只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为革命,决不能因为在运动中被批判了下就对革命三心二意。从此,积极担负连队工作,抓连队的思想建设。这个连队成为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四好连队。
    这九个干部在几个月的斗争实践中,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怕”字少“敢”字多了。他们分别担任了工宣队团政委、副政委、连正副政治指导员、正副班长。他们已经成为工宣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队员说:“老干部参加工宣队,很有好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觉得有意识地吸收适当数量的干部参加工宣队,是对干部进行重新教育的一个途径,也是交流干部的一种好办法。我们打算以后逐步轮换,以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木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组织工宣队进驻国棉九厂
    二十二厂、二十八厂,因这些厂缺少可以结合的干部,当工宣队撤离时,就把参加工宣队的个别干部留下来,结合到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以后在其他单位,如果需要,我们也考虑用这种办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
    (四)搞好机构改革,做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
    〖张春桥最近抓川沙县、黄埔区基层夺权。会上先由川沙县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
    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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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文化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但现在大学已落后了,社会在扩大夺权,大学还没有斗批,怎样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应从大局考虑,学生还是要回学校去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这样是不是恢复到旧市委,旧人委?只要实行了结合,那就不是的。如果不实行三结合,那就有可能。必须要把事情更快地办起来。这样是否没有群众基础呢?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考虑千部首先要从革命不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来看。当然,也不排斥这一点,一些局吸收了一些工人成立了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议论一番,商量一下大事,到执行时还是各个部门去执行,要有分工,现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状况请大家考虑一下,里面真正的劳模一个也没有,农民代表也没有。到底要多少委员?大家讨论一下。我倾向于多一点,委员会下面设常委,处理日常工作。各个群众组织要加强组织纪律,代表要考虑把队伍带好。有些事情外面很快就知道了,上次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外国通讯社都报导了。更重要的要把队伍带好。例如工总司,上百万的人,这个队伍怎么样?怎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有些事情不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革命委员会发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有人谈到摘桃子问题,毛主席是指两个阶级而言,不是指个人,个人有什么桃子可争?搞革命要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个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落在个人手里。如果落在个人手里就把这场斗争的意义看错了。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如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权能夺过来吗?有一天人民日报四版的都是上海的消息,我看了有点担心。人民公社改名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早就被砸烂了。我们这个权是党、群众、毛主席夺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最近上海的同志骄傲劲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其实至多是第二,毛主席第一。要是内部的人互相干起来,用不着阶级敌人出动就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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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最近有的人头脑中“我”字大大膨胀了,毛主席和党、群众都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我们要总结,要整顿思想,这样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有的人想个人多,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前头,要开门整风,不整不行,关门整风也行,总之是要整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组织一整就打架,一开口就是“大毒草”、“大阴谋”、“捞稻草”,这是对敌人讲的对同志哪来的大阴谋?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这当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仝市性的组织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决议草案上已经讲了,根据这个精神办事。我认为各组织首先要了解自己组织的情况。有些组织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还有反革命,司令员要回连队,摸岀经验来,把自己单位的大联合搞好,这样才能有发言权。都回去,下去干,把自己的工厂、学校的大联合解决了。市级组织要保留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妨碍下边的大联合;如妨碍、干涉的话,主张把这个总部推翻。市一级的组织对下边的联合都要支持,不管以什么名义联合
    姚文元同志
    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形势很好。但从全国来看,市一级的夺权还不多,有些地方夺权了,但没有实现三结合;有的地方阶级阵线不鲜明。上海夺了权,还存在着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毛泽东思想扎到每一个人心里,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有一个事项要讲讲:前天,浙江有人来开座谈会,说听到谣言,“文化革命要急刹车”,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现在华盛顿、东京也在这样造谣,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进行到底现在有不少涣散军心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争权夺利,要一扫光。革命在进一步深化发展,而不是停顿。今年主席概括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学生回到学校去夺阵地闹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阵地夺下米,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有重要意义。学生总是要和工农相结合的到斗批改还是要出来的。革命在前进深入,对过渡时期产生的种种现象应用革命的眼光去看待。(张: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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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造房子是不是自己住?还是交给群众住嘛!无产阶级要有这样的风格,为阶级、为群众、为人民争权,不是为个人争权,否则就不配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团体主义是忘记了人民,忘掉了阶级利益和斗争大方向。夺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改变了形式,阶级敌人还是想复辟,刘邓陈曹都想复辟。头脑里要有敌情观念。整风一定要整得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同志的缺点要指出,要允许革命;不要用抓、砸,开除的办法。一个组织不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则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个机构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来,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注意依靠群众、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线赶快连起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
    话
    徐景贤
    自从二月五日我们夺权以后,大家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绩,干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参加我们工作的有革命的学生,各群众组织(38个造反组织),还有各地的革命学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会也是欢迎他们。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见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桥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和大家见面,下面张春桥同志给大家讲话。
    张春桥
    刚才听说大家都在革命委员会工作,在同一个机关里没有见过我,那就很糟糕了!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很官僚主义!实在对不起。每天给我们的信很多,要求见我们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里看也看不完呢?刚才交大反到底给我一个条子,说从安亭事件答应接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时有人在搞录音)春桥有些生气说:何必录音,搞得很紧张,又这么现代化,这个习惯不大好,大家随便谈谈嘛!一次我和华东局的一些同志随便谈谈,一下子传单就传到北京。这一次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传到北京,其实看了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讲的,这不大好,现在我们掌握政权了,在我们内部还得内外有别嘛
    还是回头来讲。我们大家在一块工作,可以说,很熟悉了。我们回到上海个半月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听了一些汇报,见的人也很少,许多工作主要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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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和革命的干部做的。比如火车站通车这件事就是这样嘛,我们又不会开车,火车的通行还不是铁路的工人和同济东方红战士干出来的!我们顶多提了点意见,而且有时还是错误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绩就是很大的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仝国的形势也很好,我觉得一天时间有时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我从北京返来又要一个月了,想一想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头绪和眉目,这样想又觉得时间很慢,急的很。不过总的时间是过的很快的。现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天下,谁敢说不是!这几天我们又在搞领导干部的造反上海的旧市委书记处除我一个分裂出来以外老是铁板一块,怎么会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现在总算是开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力有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上面的就是刘邓路线,刘邓实权已经没有了,但能不能说完全打倒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刘邓路线在全国批判还很差,上海就更差。过去开大会也提提,根本不彻底,比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流毒20~30年而且很深,62年还再版了一次,影响极坏,到现在还没有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时连一篇“红旗社论也很困难,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去搞了。刘邓只是二个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铸也是一个,是继刘邓下台又上来的。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有,上海不是就是陈、曹,刘少奇作报告还有些“理论”,曹荻秋没有什么理论。我们如果不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那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彻底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肯定存在,资产阶级也肯定会反扑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势,又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还有阶级敌人。这是个大方向。现在大家马上杀回学校去闹革命,就有斗争方向的问题。我们的矛头还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现在不管是工人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好,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兴趣转移到对另一个群众组织上去,有的拼命想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学校里也是这样,同学和同学之间争论的非常厉害,不是把矛头对准陈、曹,这样学生斗学生的现象还会存在。有的同学认为陈、曹倒了,没事就是打内战,提出“内战到底就是胜利”,有的人还说有根据哩,主席也讲过的呢?不行。对人家动不动就说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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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张春桥。人家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你要老老实实向毛主席请罪,人家不讲话,又说人家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和稀泥,这怎么可以!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1.26夺权,当然是一个大组织,可是搞小团体主义不搞大联合,把人家组织,不少是左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夺权?还有浙江也是如此,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没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过什么命令把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包括红革会在内,应该考虑到他们有那么多战士,他们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会使他们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确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团体主义。大家要想到面前还有美帝国主义敌人在那里,都觉得斗争需要我们联合起来,不认为需要当然联合不起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感到工人、学生活动中间大方向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实这个口号也是陶铸当时在北京搞的,他说:“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炮打”。上海红革会的头头是犯了很大错误的,他们方向错了。不是说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评,我们有什么批评不得,还可以炮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在于上海当时处于革命大联合的时刻他们破坏了大联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学校后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大方向。大方向看准了,各个组织之间的问题就能正确处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比如浙江二个大组织都是中央接见过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说服了也解决了。不能说“就是我最革命别的都不革命”这样势必走向反面,走向历史的反面。现在我们革命刚刚开了一个头,都在学习,特別是青年一代世界观正在改造。下去以后听说中学生里搞得很凶,有的人人过关这怎么能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才见鬼哩!大学生也应该犯错误,列宁曾经说过:上帝赋予青年犯错误。犯了错误,检讨一、二次就行了,哪能老检讨。要让大家去实践,让大家有思考时间,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同学,如:“你说,你说…″"(作状,大家大笑)。
    大家回去,大学也好,中学也好,应该靠自己安排。我从来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而且离开学校很久,学校的问题靠你们自己解决,这样创造性就来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认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去犯了错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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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嘛!主席最好的学生也难免犯错误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贯彻执行主席的路线,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红卫兵问题也不大,过去有市红革会这个大的组织,现在没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实行由班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市一级的机构还要不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可以不去考虑它嘛!在上海我到想可以保留几个大的组织,这到不是为了大家打内战因为上海有特殊性,与外面联系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们的人,支援越南北京集会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众团体发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市一级机构有保留的必要。如果从大联合角度我也主张撤销,不过不撤销也行的,只要这个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方针,可以的嘛。我有一次到工厂里和一个组织谈起对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大联合的看法,他回答说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认。这不行,这还不是陈、曹的路线了!要知道群众会前进的,我们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仍然被打倒。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的,这也没有用,刘少奇,毛主席过去不支持,没有毛主席他的威信会那么高,毛主席还公开宣布刘少奇做接班人,但现在他站到历史的对立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学要回去,拉拉扯扯谈了这么一些,就是一个意见,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要实现大联合,打击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姚文元
    大家要我讲话,没有什么话好讲,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大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刚才春桥都讲了。这一段应该说是难忘的!从一月革命开始,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都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做的最少最差。虽然是难忘的,但是革命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大家还记得吧!1949年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刚进城,那时我还在地下,春桥同志是接管员,我们当时和这次一月革命胜利一样多高兴呀!但革命仍然继续前进,我清楚记得当时的一些老战友,现在有的跟毛主席继续前进,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动摇,有的变质了!走的无非是两条道路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木主义道路,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学校后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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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我们能永远战斗在一个战壕里,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干部要保持晚节吗?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早节!应该说,在一个革命高潮时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但是革命到了转折时,到了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这也是对人的最好锻炼。我希望我们共同战斗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烧的,我希望第二个就是大家回头好好学习十六条。现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写得很好!现在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和社论,但是十六这是一个总纲,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这条路线。现在说的许多问题其实十六条都定了,比如群众路线,党的阶级路线,干部的政策等等。这里边第二节“主流和曲折”也说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读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这一段)阶级斗争以前有过几次反复,对我们来说确实吸收很大教训,增长了阶级斗争经验。以后运动会不会反复?十六条说: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应该这样去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的。但在看到敌人反扑时也不要把前途看成漆黑团,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是不堪一击的。在胜利时看到困难,困难时看到光明,这二个方面都不能忘记。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线走到底!这一段时候有一点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们毛主席始终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给予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从上海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3月6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的社论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载!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敢于提岀革命的倡议,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的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创精神,树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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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红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
    现在大家杀回去是去闹革命,不是别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们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再也没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春桥:
    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我讲过最近红卫兵的劲头好似没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顿再杀出来!我说的是大家现在杀回去好好整顿一下思想、整顿一下组织,将来士气更大,人数更多,还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出来,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话是鼓励大家杀回去的,回到学校去。想不到同学的劲头很高,听到以后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旧,把小脚管给剪了,人家有意见的跟他辫论,大概他辩论输了,问他谁叫剪的,这个学生说是张春桥叫我剪的!(大笑),我怎么会叫剪呢?现在谣言很多,我也无须辟谣
    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五四”召开“红卫兵代表会”,红
    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
    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一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仍然有一个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只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才能掌好权、用好权。
    夺权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现在,“阎王”虽已打倒,但未彻底打倒;“小鬼”虽已解放,尚未完仝解放。“阎王”对于“小鬼”们掌握大杈恨得要命,每天晩上軀在床上把牙齿磨得格格作响。他们是不甘心自己就此下台的。他们心不死,口不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敌人在磨刀,我们能偃旗息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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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我们必须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念念不忘这个斗争大方向。
    但是,在有些地区,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掌权以后,几乎记了阶级敌人,忘记了斗争大方向。他们对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兴趣不大,而是热衷于打“内战”,甚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对年轻的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同志甚至发展到了藐视无产阶级的权威,什么人的话也不听的危险地步
    我们手里的权是谁给的?是无产阶级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把权交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义务用这个权去彻底破坏一个旧世界,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建设一个新世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绝没有资格用这个权去压自己的同志,或者以此闹山头主义,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为革命而掌权,为无产阶级而掌权,而不是为一个小团体掌权,为“私”掌权。为革命而掌权,我们就要时刻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时刻记住整个无产阶级的委托,时刻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形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分清敌我友,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样,即使在掌权的过程中,革命派内部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
    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棽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难道不足以引起警惕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赶快丢掉“私”字,换上“公”字,树立为革命夺权,为革命掌权的正确思想
    为了掌握斗争大方向,在革命派内部必须实行“坚持原则,加强团结”的正确方针,坚决反对随意制造分裂的错误态度。当前,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们团结的原则。离开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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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打“内战”,闹分裂,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革命的队伍应该日益巩固、壮大和发展。有人提出,“革命派内部还要大乱特乱”。这是一个分裂主义的口号,是反动的谬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掌了权的地方,谁提出还要“大乱特乱”,他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这个口号只能起动摇军心、涣散斗志的恶劣作用,给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力量提供条件。真正的革命派应该以大局为重,枪口对敌,团结战斗。千万不要去热衷于研究“内战”的“战略战术”,互搞情报,背后做小动作。更不准打、砸、抢、抄、抓。因为那样做,“把冋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谁要坚持那样做,实际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那样干的。
    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否则,弄得不好,就会上敌人的当,就有可能重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个革命者就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周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象毒气那样,时刻在向我们喷袭过来。如果我们不加强思想改造,做头脑里“私”字的保守派,那么,不要多久,就会迷失方向,丧失革命性。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开展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坚决夺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到底。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最高指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亳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中指出:“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还应当同打击当前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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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同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对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刮起的种种的歪风,如搞经济主义、单干、投机倒把等,必须坚决打击。为此,特通告如
    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凡属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法资产阶级分子,
    投杋倒把分子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金、银、工业品票证、抬价抢购,长途贩运,买空卖空,私包工程,私设工场,雇工剥削,走私行贿,以及从事其他一切投机倒把活动,都是破坏社会主乂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处。凡主动坦白交代,洗手不干的,可以从宽处理。
    二、严禁工业品、票证等非法买卖。各种非法交换、买卖场所,一律取缔。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本市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
    律不得经营。外省、市盲目流入本市从事商贩和手工业活动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原地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不准继续在本市活动。
    四、本市有证个体商贩和个体手工业户,应当切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得擅自扩大经营范围和随地设摊。不准从事以次充好、抬高价格和偷漏国家税收等违法活动。
    五、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严鍫粮食、棉花、油料、烟、麻等国家统购物资上市。严禁商贩插手,投机倒卖。不准弃农经商,串街走巷,流动叫卖。加强价格管理,不准哄抬价格。
    合作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应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接受社会主义改
    造。人民公社、生产队办企业、街道里弄生产服务组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得与国家争原料,争市场。不得乱搞协作,破坏国家计划,更不允许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七、凡抗拒管理,无理取闹,反攻倒算,行凶报复、围攻、殴打、绑架市场管理千部和革命群众者,必须严肃处理。对为首分子,背后挑动者和打人的凶手政法部门必须依法惩办
    八、公安、政法部门必须协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邮电、交通运输部门和车站、码头,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高警惕,把好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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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税务部门要加强财务和税务监督;商业部门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相互协作,共同管好市场。
    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市场管理干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守岗位,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紧紧依靠革命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与资本主义势力坚决开展斗争
    十、仝市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都应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协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督检举投机违法活动,取缔无证经营,坚决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开展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可张贴、翻印。)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社论《永葆革命的青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重要文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这个文件的决定。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切切实实地做到。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中所提出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生活小节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如何实现领导机关革命化,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政治性的原则问题。
    早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告诫我们,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面临的新考验,又发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他老人家一再强调“要节约闹革命”;提出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定不要脱离群众,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毛主席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粉碎阶级敌人“和平演变”阴谋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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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敲起的又一次警钟。我们必须把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铭刻在心头,落实到行动,永葆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以后,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这场斗争的主要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对领导核心,进行腐蚀侵袭,搞“和平演变”。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百般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如果我们对此丧失警惕,陶醉于吹吹拍拍,拉拉捧捧,就会使我们的些同志是非不分,敌我混淆,最后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千万不要把那些别有用心地吹捧我们的人,当作朋友和心腹。我们如果保持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就能击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之,就有被击中的危险。
    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总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脑子起作用的。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思想上的“篱笆”扎得紧,资产阶级思想这只“野狗”就钻不进。我们必须注意,在夺权以后,很容易居功自傲,产生一种“舒舒服服闹革命”的倾向。“舒舒服服闹革命”,这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谁要这样滑下去,谁就会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
    我们能把生活作风问题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吗?不,这不是小事。一个人的“和平演变”,往往是先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的。生活上闹点特殊化,就象是开了一个小洞,如果你不提高警惕,及时堵住它,资产阶级的风就会不断往里面吹,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生活上的特殊化发展下去,就会舒舒服服地“修掉。我们一定要在生活这一关上卡住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作不调和的斗争。
    现在,有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存在“五多”、“五少”现象。“五多”是:上主席台多,坐汽车多,蹲办公室多,看戏多,纪念章多;“五少”是:学习少,劳动少,参加斗批改少,接触群众少,革命造反精神少。这是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这“五多”、“五少”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有的同志在生活上开始特殊化了,脱离群众,“官”气上来了,而不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即“老百姓”的面貌出现了。这是极其不好的苗头。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有的同志有“过关”思想。总觉得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杀”过来,因此,思想上麻痹起来了,滋长了太平观念,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思想时时会侵袭我们的头脑。脑子里的敌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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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打,他就不倒的。你放松了跟他的斗争,他就会来进攻你,“吃”掉你。我们一定要以进攻的姿态去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因此,绝对不能有“过关”思想。改造思想,万万不能放松。我们要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永远把毛主席的万古长青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学了就用,开展破私立公的斗争,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要珍惜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乘东风,鼓干劲,积极投入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要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革命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把上海的大好形势再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
    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生产问题)
    春桥:抓革命促生产,具体时间不要扣得太紧,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大学习搞得没时间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提出后可能工业企业中的阶级矛盾会暴露出来,有时要受到压制,有些坏人当道会暴露出来,港口有积压,超过去年有困难。上海能超过去年水平,国际上就能讲话了,否则难讲话。
    文元:(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要和大批判,斗批改结合起来,搞生产第要看物质条件,需要,第二要看国家的需要,今年农来大丰收,工业要生产满足农业的产品,抓生产不能单单考虑产值,要考虑国家需要,最后需要是农业。
    (节约问题)
    春桥:国庆宴会,汽车如此之多,使我非常吃惊。进入上海以来,从来未看到这样多的汽车,文化革命革出这样的局面来,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要垮台
    文元:解放初搞了镇反,三反,五反
    春桥:难道明年就要开展三反五反吗?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出问题就是要爱护青年干部,否则他们就要变修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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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桥:新产品的花布,画得都是电线杆,拖拉机,这是什么突出政治,我们要朴素大方,不搞奇装异服,电杆的线、拖拉机不是另一种奇装异服吗?
    文元:要有民族风格,所说新产品己拿到展览会去了。春桥:快些拿回来。(工人运动问题)
    文元:要王洪文同志把总工会的一套包括劳模制度问题在内,彻底批判,把毛主席的“工人日报”发刊词拿来看看,现在开会,有些搞繁琐手续,讲话,开会;外交都是这样,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
    春桥:不要追求完整形式,工代会多开几次,只要路线正确就行了,过去的工会是全民的工会,福利工会,不搞阶级斗争。
    (大联合问题)
    春桥:工业系统大联合已达到97.5%,全市8000个工厂,只有60多个工厂未大联合
    徐景贤:斗私批修巩固发展大联合,革命大批判,斗批改,推动工业生产新高潮,提两个口号。学校情况,29所大学,只有一所未联合,中学80%实现大联合,小学教师99.1%大联合,红卫兵十个军区已宣布成立。卫生单位,57个70%联合,有个学校一派保国民党少校,一个不保。
    春桥:这种情况我们要出来讲话,三结合要和干部审查相结合,下一步可能在干部问题上爆发分裂。
    文元:有些干部长期不讲话,谈到三结合就站出来去支持一派,实际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学校要搞些军队代表去
    春桥: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巩固大联合,也是阶级斗争。
    文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讲革命原则,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搞私人恩怨。当前首要任务是学习。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要学习
    张春桥:浙江省区汇报千部五百人,工作很忙,主席说:要那么多干什么?只要二十人就够了,机构不要庞大,要精减
    (农村情况)
    文元:非生产工分占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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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桥:搞武斗的人无论如何不评工分,不能农业丰产,人民减少收入。不发工资。是社会主义原则,限七天回来,支部生活要写文章批评,三秋工作要抓好,市革委会成立三秋指挥部
    (工资问题)
    春桥:这是仝国性的问题,现在不能解决,不要去减,有些改可以进行,如机关作风方面
    文元:机关改革要联系群众,二要搞精简,三要精神振作,市草会3300人多庞大
    (宣传问题)
    文元:在国际斗争上要批判三降一灭,但怎样孤立一小撮,团结大多数,宣传不够。宣传要讲究方法,效果,宣传重点是阿、越。阿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的月革命以来发50多次贺电。它这次代表团规模是十八年来是大的,主要学习文化大革命。
    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全国大乱高峰已过。
    、各区武装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不能否认有坏人。、今后要武装革命造反派,要有高炮装备
    四、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五、要培养工人干部。
    党的建设问题:造反派中有党员,造反派也要争取入党,今后对党的工
    作怎么搞,要征求造反派的意见。
    七、继续抓好大学习,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
    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以后,好多单位都希望我们讲一讲话。但因为我们这时期,没有在上海工作,有一些情况还不是直接地了解,所以,我们原来考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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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不要讲话,先到各个单位走一走,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学习一些新的经验,然后,看能不能讲一点意见。在这一段时间,恰巧碰到迎接国庆,外宾很多,这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多下去了,所以,现在直接了解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同志们都希望我们讲一讲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答应过的。后来看到全国到处有很多传单很多内部刊物,登了主席的这样的指示那样的指示,里边有很多是靠不住的,有一些完全是传错了的,中央随后就决定把主席的指示整理一下,发给大家,这样,就比较有个标准了。现在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的过程中的指示,已经整理成文件,发给大家了,向大家读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多少需要补充的了。这些天来,大家已经在传达主席的最近的重要指示,有的单位很快,抓得很紧,传达了讨论了,而且行动起来了。这是多数单位。也还有一部分单位抓得不紧,传达得也不快,也没有认真讨论。据了解还有少数单位,现在还没有传达。已经传达的单位,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委员会商量了一下,要我今天在这里讲一次话,把主席的指示,在这里再传达一下,同时,有的地方作些必要的解释,回答同志们提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了主席的指示,有了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我们的工作中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把主席的指示落实,把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岀来的仼务落实。我们现在每天事情很多,千头万绪,如果要抓住中心的话,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落实,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所提出的任务的落实。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都要落实。主席的指示非常丰富,包括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着的各种问题,都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我们工作的纲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也是根据主席的这个时期的指示提出来的任务,我们同样应该加以落实,这样我们上海的工作,就可能比较快的向前发展一步。
    要落实就首先是思想上的落实,就是要好好地学习。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林彪同志过去提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是这条原则。我们看到两种学习态度,两种学习方法。有一些单位,得到主席指示,就立刻行动,在实践中间来进一步理解主席的指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对于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一听到传达,他们立刻就行动了。主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很早就提出来了,应该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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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是在别的地方谈的。但是那个时候,听到的人没有领会主席这个指示。我自己对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这个指示,也不是一开头就理解的。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他个问题提出来,总是反复地找人商量,最初我听到他的意见时,我以为是找我们商量的,并不一定就要下决心这样做了。所以谈了一次、两次、三次,拿我米说,总还以为是在跟我们商量。其实,主席早已在反复考虑,在作调查研究了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在上海,因为没有出来工作,所以也没有和上海的同志谈。到九月初,我第一次出来和上海的同志接触了,找工总司同志谈话,就向他们谈,主席有这么一个指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很快,立刻就行动了。我们常常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对主席的指示,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跟呀,也并不是一时能跟得上的。在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跟主席就没有跟得上。对群众呢,也并不是完全理解,群众比我们理解得快。
    现在上海的同志,对主席的指示,大多数单位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就执行,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学习方法。是一种什么学习方法呢?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学究式的学习方法,抠字眼,搞概念,比如什么叫斗私批修呀?斗私是什么意思呀?下个定义好不好?批修是什么意思呀?是先斗私呀还是先批修呀?争论不休,再上报纸登时,因为最初没有把它定下来,斗私批修怎么个说法,是批修斗私呀还是斗私批修呀?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开始时,报纸上有的这个放在前面,有的那个放在前面,于是有许多人就为这个议论纷纷,就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好几次,甚至于怀疑说这里面有谁在搞鬼了,篡改最高指示,罪名好大呀!其实,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惯,整天就是抠字眼。问你到底你脑子里有没有私呀?你去斗一斗嘛!这个事他没有兴趣,他就是要在这里追究字眼,要在这里还要发现一个什么新大陆
    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应该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里边,在革命实践中间来理解主席的指示。我们能够理解多少都要执行,暂时不理解,我们在斗争里边逐渐再来理解。因为主席的很多指示常常是这样,要等到我们有段实践的经验以后,回过头来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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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传达过,那是在二月底,主席说二、三、四、五月可以看出眉目。这句话,不晓得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就不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二、三、四、五月看出眉目,就是指的各省各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上海市把区、县和各基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就叫见眉目了。我最初是简单地这样理解的。后来看看不对,所谓见眉目,根据我现在的理解,根据主席最近他对形势分析中间所提岀来的,那是指的在我们全国范围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优势,哪一方面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所谓见眉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好多省虽然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占了优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败了,这个形势,就应该叫做看清楚眉目了。所以对主席的指示,我们只能够在实践中间逐渐理解,我们的理解,可能错了,那么就在实践中间再来修正,改正我们最初那种不正确的不完全的理解,这样我们就会进步;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斗争,对主席的指示就根本没法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强调这个原则:要同当前的斗争结合,同木单位的斗批改结合,在这个精神之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应该强调自觉地学习,应该强调自我批评为主,因为里边有斗私嘛!斗私,就是说自已头脑里有私,应该自我批评。不要形成人人过关,所有的人都要过一次关,检查一次“私”字而且又脱离开当前的斗争来检査,那就没有边了。自我批评应当围绕着当前的斗争来进行,比如什么事情,哪一种“私”障碍着我们大联合的进行或者妨碍着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巩固,什么样的“私”妨碍着我们革命三结合的巩固,妨碍着我们解放革命干部,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来斗。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无边无际的检査;要围绕当前斗争,不要离开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去整群众,当然更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来整造反派。我们造反派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自己批评;别人有意见,包括反对我们的人,他们有意见,我们可以听但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整造反派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方向,我们斗争矛头要始终对着刘、邓、陶,对准陈丕显、曹荻秋,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务必注意,不要被干扰了。大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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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想在开头说的这么一点意见,下边我讲几点
    第一,讲形势。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下去主席讲了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讲了对前一段的乱怎么看法,讲了前途,又讲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主席在这儿讲了四段:第一个是讲总的估计是大好,不是小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就讲好的标志;再一个就讲好,因为很多人提出一个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再就是讲到前途,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我想作这样一些补充说明,主席这儿讲的大好,是讲的全国的形势,也包括我们上海的形势。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个月来是有争论的,在上海造反派中间也有争论。有些人就认为不是大好,甚至也不是小好,他们认为糟糕了,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有。有的在七、八月份的时候说,当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因为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就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揪军内一小撮,就到处冲人民解放军,更有甚者,以“五·一六”这个集团为代表,到处制造舆论,搞阴谋活动,形式上是攻击周恩来同志,实际上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制造种种的流言蜚语,又是说中央有几派,中央文革有几派,都是胡说八道,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事,他都可以来捏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那么几个人造造谣,倒也罢了,他要造谣,你有什么办法呢?问题是竞然有些人相信,就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根本不是这样个形势;全国的形势是大好,是空前的好。那些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局势都是好的嘛,虽然个别的地方有反复,有问题,包括我们上海,但是形势是好的。另外又有八个省、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或实行了军管,那些地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造反派也占了优势。主席特别看重的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决定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关键还是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要看发动的程度,群众革命化的程度。而现在呢,就象毛主席说的: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主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辫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家人成了两派三派,大妻两个是两派,兄弟姐妹几个人那就是两派、三派,一家人是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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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也不太多。这是好事情。列宁过去看到一些最普通的工人在那儿争论十月革命的问题,他很高兴,因为这证明群众起来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很多平常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统统发动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中间有些地方比较乱,而且乱的形式比较“高级”了,武斗的形式也比较高了,比我们上海去年十二月份呀,今年一月份呀,都高了。我们这儿大概就动拳头,这是“高级”水平,到了八月初,包围柴油机厂那一段嘛,水平稍为高了一点,但是我们这儿没开枪,那有的地方就硬是开枪了,不但开步枪、机关枪,大炮、高射炮都动了就是飞机还没有出动。而这个,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主张武斗吗?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反对武斗,但是被一些人挑动的结果,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我们从来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看问题都要看到两重性,武斗也有两重性,我们反对,但是,你要闹嘛,我们也不怕。无非是把一些炮弹什么打了通,打了一些房子,也打死了人,打伤了人。但是,我们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锻炼了群众,群众到最后才了解了,才想通了,斗够了,打够了,忽然的自己想,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对立的两大派呢?这些工人一想,是呀,我们究竟干什么呢?毛主席最信任群众的,象淮南煤矿,那里斗得很厉害,等到后来,解放军去那里支左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说服了双方。双方在那里开枪,我们部队派两个连到双方阵地之间,徒手进去,拿着《毛主席语录》,给双方的工人念语录,宣传大联合。这样,两方面工人就想这么个问题:解放军这是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怕我们打死他,还要跑到我们中间来呢?特別是当他们听到主席指示后,工人想通了,两派工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上当了,被别人挑动着这样武斗。主席相信群众,这次不是向刚果(布)总理建议,请他去淮南看一看,说那里的武斗最厉害,你去看一看,究竟是为什么武斗,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办的。北京就打电报给淮南:刚果(布)的总理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欢迎不欢迎?两派都打了电报来说欢迎。结果,刚果(布)总理去了那里,印象很好。工人阶级木来就不需要这么武斗的嘛!没有什么必要呀!现在他们联合起来了。当然,还会不会再有反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那个地方的群众经过这样子一场大的斗争教育过来了,可能那里的联合就会比较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好,他们的生产虽然是受了一些损失,但会很快弥补起来。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不看本质,只看现象,不看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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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到支流,这样是不好的。实际上是越乱得彻底的地方解决得越快,没有乱够的地方可费劲儿了!到那里做工作也做不进去。乱够了就行了。我们上海自己也是这样嘛。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反正又不是我叫你们打的,联司的人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呀?现在有些人还同情联司,我说你少同情点吧,因为又不是我们要打联司嘛。(掌声)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八月四号那天我在上海。(掌声)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四号晚上我坐着汽车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到南京路嘛,车子就有点儿难走了,因为是晩上,大概九点多钟吧,到了南京路河南路一带,根本走不过去了。不过我看到当时路上的人。路两边的人,看到过打联司回来的人,和到那里等着消息的人,脸上都是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都很高兴,因此我也很高兴。(掌声)因为证明这个行动是得人心的,人民是支持的,不是反对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口号)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要看一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对联司的成员我们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因为多数的人是受蒙蔽的嘛,做坏事的是几个头头,这些少数的头头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总是给他机会、给他出路的。我们也不会怎么样。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说不打,他要打,那么打一下也好。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比一月份我们来到上海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大的不同,组织性纪律性都有些不同。这个队伍看上去雄赳赳气昂的,很不错。如果要是美帝国主义敢于到我们上海来,碰到这样的工人阶级,碰到这样的人民,我想美国人,他的遭遇就不会比在越南好一点。(掌声)所以事凊要从两方面看,不要只看到打联司这个事,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很多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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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当然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了,不要今天一讲,你明天再干一场吧。我们是永远不愿意这样干的,这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外地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比如象武汉也好,江西也好,这次跟主席去看了一看,江西的形势非常好。那里是打得最彻底啦,造反派的代价很重呀,同志们!好多造反派牺牲了。但是付了这个代价以后,那里现在的形势很好,保守派彻底瓦解,造反派在全省一直到各个县,整个形势都是很好的。象武汉也是那样,形势很好。在武汉住了两天,看了一下,那个精神面貌也不同
    所以同志们,你看哪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现在是无产阶级上台嘛,到处是无产阶级得势嘛。所以证明他们那些估计完全错了嘛,把军队就说得那么不好,现在证明,就是武汉,那个独立师,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等到中央下命令说,你这个师要调出来,撤离武汉整训。就这样的部队呀,接到命令还是执行呀!还是全部撤出了,现在在那里学习,学得很好。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呵,同志们,那是毛主席缔造的呀!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党中央讲了话还是听呀!到处揪,揪一小撮,你揪不好呀,就是走向反面。不相信军队,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领导。看起来极“左”,实际上是很右的。
    上海在这一段,我们感觉到形势也是很好的。七、八月份上海有点乱了,我看也是好事。我跟很多同志讲过,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两大派的对立,也没有很严重的武斗,武斗也顶多动动拳头,也没有开枪,你说是不是太顺利了?这样子也可能有个缺点,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处嘛上海比较稳定,缺点可能有些毒没有放出来,不定哪个时候,身上又长个脓包出来。毒没有放够,因此,一月革命,有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了。因为上海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我说这一方面是个好事,但也可能是个缺点。人家要露头嘛,就让它露出来嘛,我们有点心急,刚刚露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
    联司那一回,内部争论很多,但是还好,总算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因此到最后解决得比较彻底,比如说这一回是八月四日,如果是七月四号动手反击呀我看是另外一个局面。因为联司,支联站毒还没放够,到八月四号我看差不多了这个脓包应该挤出来了,应该动手术了。是这样子,小孩子头上长疖子啊,早动手不行的,非要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动呢!现在好象还有人对这些事有兴趣,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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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唯恐上海不乱。谁如果有兴趣,你们就闹好了,我反正有了经验了,我现在点也不怕,(掌声)对这种乱,要闹咱们就闹够,愿意闹多久就闹多久,愿意闹多大的规模就闹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们完会有信心,上海的造反派完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中央帮忙,也用不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表示意见你们就能够解决。(掌声)
    毛主席说,上海的形势所以这样好,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起了作用,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有斗争经验。主席还讲,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这七个单位,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稳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军队、干部的关系比较好,“三结合”比较好,所以比较稳定。我们这里以造反派为主力,革命群众是比较强大,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不是成天打内战。我们这里的人民解放军,在支持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从一开头就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他们在支左工作中间,不管陆海空三军哪一军,拿具体的单位来说都有错误的,但大方向比较好,因此和造反派的关系也比较好。再个就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也比较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比较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革命大联合的夺权,我们现在来巩固这个政权,掌权用权,我们还继续保持这个大联合,我觉得这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总结。我们应该很重视,要保持上海群众、军队、干部这三者比较好的关系,使得我们的“三结合”继续不断的巩固和加强。这对于上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再讲前途。主席说前途会更好,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因为现在在北京开会的有十二个省市,估计到今年年底,这十几个省市都能解决。剩下的不多了。我们估计,最后可能新疆、西嶽、云南这样的边境省分会慢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有时候革命形势的发展,快起来就来得快,慢起来就慢得推也推不动,比如讲革命大联合,九月份一阵风都联合了。我们讲革命大联合讲了半年还联合不起来,可一个晚上它可能就联合了。革命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形势是很好的,前途更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更好,还是要经过斗争的。如果我们大家都当道遥派了,你说这形势会更好呀?形势自然而然地就好了,那不可能的。这个还要靠革命造反派积极地做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形势才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也可能受到挫折。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够松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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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能离开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我们松懈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以为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海的形势又这么好,全国到处说上海好、上海好,《人民日报》过几天一个社论,说上海怎么好,如果我们不当心,一天光听这个话,骄傲了,松懈了,那就要犯错误。犯错误嘛,我们的形势就可能被破坏。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所以在讲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确实是大好形势,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胜利,但是决不要松懈,不要骄傲。
    这是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形势。
    第二,讲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主席的这一段话很多同志都很熟了,报纸上反复的宣传了,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主席分析了原因,为什么现在会分裂呢?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个原因,就是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操纵。第二,就是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他现在就是在那里当头头,有的不是头头,但是他起重要作用,在幕后策划,这是极少数,但是有。还有第三,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主席是经过了充分的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单位。我们也向主席报告过上海几个工厂学校的情况,都是这样,基本原因都是这三种。或者三个同时存在,或者有两条,没有什么例外。现在上海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上海的任务就是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还是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因为分裂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方面嘛。所以,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的挑动。现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象去年这个时候,那样公开地来整群众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了,说话没有人听了,但是,他可以变换一种手法来挑动群众,例如群众中间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私”字当头,他就要利用。或者某一个组织里面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他们通过这些人起作用。我们要巩固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这几个方面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要警惕,不要上当。有些坏人想要操纵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也要警惕,不要上当。同时,要在“斗私,批修”的过程里面,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那就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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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是,是哪一种原因占主要的?就从这一方面来解决。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那些“老、大、难”,很有名的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举个例子吧,就是第二军医大的两个组织,这是咱们都很熟的了。二军医大的红纵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单位。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我为了帮助他们一下,也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同北京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了意见,和上海革命派,各个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就是两条,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他们门两家就是他说他是老保,他说他是什么,就是这样攻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两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第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大联合。还有没有第三呢?没有了,我们就是这两条。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帮呀只能帮到这种程度,就是把周围一些条件都给你创造了。我们希望这两派,你们也应研究一下究竟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挑动?有没有坏人?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你们有什么根本利害的冲突,两家非要你死我活?这件事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有那么多的革命群众,还解决不了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么,很有本事了么,应该能解决了。在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按系统、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在学校也是这样。这个原则是贵阳的经验,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经验。在上海曾经度对这经验发生了怀疑,现在我们重申,还是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现在有些跨行业的组织,他们总想恢复,我们还是劝这些同志,你们就在你们单位里加入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吧,不要再去拉一个山头!因为拉起一个山头,过两天还是要撤掉么,何必多一层麻烦呢!据我知道中央这几天就会发一个通知,重申这个原则,中央正在起草通知。我们的革命大联合是讲原则的。就是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同刘、邓、陶,同陈、曹作斗争,共同对敌。离开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方向就谈不到革命大联合。我们工人阶级内部,革命学生内部,革命干部内部所发生的分歧争论,都只能以这个大方向、大原则作基础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清是非。是非是有的,但是是非也有大有小么,也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笼统的讲不算旧帐,这不大妥当,因为第一次有些话还要讲一讲。我们觉得如果两个群众组织彼此还有意见,又不愿让人家知道,我们劝你们就找一个房间,双方坐下来,关上门自己讲好啦,讲完就算了。那有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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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帐呢?我们总要团结对敌么!现在有些单位就是这样,有一批人说是保守派,被打了下去;有的人,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过我了,那么又不能得势,又不能活动,受压抑。好啦,那么让给谁活动呀?彼此现在还在闹,我和有些单位同志谈,都是青年,我问:你们就是这些问题吗?你们就到一个地方彼此把意见谈了,算了!“炮打”已经过去了嘛,现在不炮打了嘛,那还要算这帐干什么呢?已经过去就算了。“保”,保过几天,现在不保就可以了嘛,彼此有意见,大家到一块说一说,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要让真正的敌人在那里高兴昨天,我找京剧院的人谈,京剧院就这样嘛,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你们这样“斗批改呀”?最后演来演去还是《智取威虎山》、《海港》。外宾来啦,人家说这两个节目都看过了,新节目还没有。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我们内部关系,就象主席说的: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上纲”了,说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犯了一次错误改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对敌。
    还有个“以我为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上海报纸用过个“无条件大联合”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甚至怀疑,《文汇报》篡改了主席最高指示,非要“炮打”不可。我觉得《文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够谨慎,但是你要说他们完全恶意的篡改,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说一点也没有影子吗?也有一点,只是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因为主席提“以我为核心”时,是在上海一次跟我们谈话中问间讲的。讲到上海有个大学,那里两派的情况。我想就讲清楚吧,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毛主席对“反到底”兵团记得很清楚,问我们:这个“反到底”最近怎么样?因为“一月革命”中间他们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有交大“反到底”的人,主席还记得,他就问这些同志怎么样?交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我和姚文元同志就向他讲了。讲的中间,我们就说:交大有这个问题,别的单位也有,就是都在争以谁为核心,这个大联合,都强调“以我为核心”。就以这为条件,如果不承认“以我为核心”这条件,就不能实行大联合。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就讲了文件上写的这一段话:核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讲了王明、博古等等,我们党的历史。然后就劝他们“无条件的联合”。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交大的条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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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为核心”。那么“无条件联合”昵?就是指的不要拿“以我为核心”作条件,不能普遍地都叫“无条件”。这句话用在交大那是完全对的,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的。有些单位争的不是原则问题,不应讲这个条件。讲条件千什么,讲那种条件呀,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什么“二比二”,什么“四比四”,争那个东西,不答应那个条件就不能联合,我说这样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不应该讲条件。但是不要普遍地讲“无条件”,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有条件,比如说,双方的分歧很大,有些是非如果不说清楚一点,联合起来不巩固。那与其那样急急忙忙联合,还不如双方巫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好好地交换意见,把是非说一说,然后联合起来。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求搞得那么彻底干净,那也不可能,彼此了解了,接近了,能联合就联合。因为在联合过程中,在今后斗争中间,还可以继续考验嘛。这是革命大联合里面“以我为核心”的问题。
    再讲一讲政策,要正确对待战友、对待群众和对待干部,这样我们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巩固
    只有大方向正确,而政策不正确,这个革命也不见得就胜利,很可能是失败。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向小将们说清楚啦!因为我们那些小将呀,过去我们都支持你,现在还是支持你们的,人家一攻击你们,我们就说:你们要看他们大方向我们小将自己呢,现在也是这样:你们要看我们的大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以后谁要是攻击你们,我们还是这样。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掌了权啦,光讲大方向就靠不住了。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呀,“生命”有危险啦,就是说有垮台的危险。总理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八一”起义,人民解放军诞生,你说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八一”起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但是“八一”起义在当时政策上路线上是错误的,就是还不懂得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还不懂得怎样创造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方面的关系,这些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犯了错误,不是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带着队伍往广东方面跑,希望到汕头一带,找个海口,打通国际路线,外国船就可以来支援。这个路线是错了嘛,但它大方向对,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最后这个南昌起义等于失败了。所以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大方向正确,要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用毛泽东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再紧紧地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策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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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大方向正确,但是如果大方向都错了,那就问题更大了。现在是讲的大方向正确而如果不注意政策和策略,我们也可能要失败。比如,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群众,不去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去团结多数,我们就会搞成孤家寡人。有的单位,据我知道那个造反派到现在还很小,始终没有扩大,去年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那样子的造反派,你说你要掌得了权啊,我看靠不住。因为你要掌权,就要靠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这个政权是没有力量的。有了群众,有了广泛的群众才有力量啊!我们不是经常读《毛主席语录》吗?主席说的,什么叫铜墙铁壁那一段话,我们不是经常读吗?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一方面读这一条语录,一方面就不按这个办,搞孤家寡人,不去做群众工作。可是,等到搞革命大联合时吶,就拚命的争席位,有时为了一个席位,可以争它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结果。不要去争席位,起决定作用的,同志们,是你的路线是否正确,你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核心是一定要有的,没有核心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组织,它出现了有公认的领导核心,大家都拥护它,这个组织就比较好了。但是,这个核心也是要靠它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路线,坚决的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能靠人多。人多,可以以势压人,但是到最后,也可以垮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时还不是人多势众啊,它几百万党员,几千万群众,人是多了,但是路线不正确,等到反动派一个早上起来,没有几天嘛,差不多全部垮了。所以光靠人多是不行的,要靠路线正确。毛主席上井冈山,人不多嘛,但是,路线正确就能发展。后来王明路线一篡夺,我们就受损失。还是看路线,要讲人多人少,同志们,你们去查一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嘛,在七届中央委员里面,你们看看有多少是过去反对毛主席的啊,是犯路线错误的啊!毛主席在里面,并不是多数啊!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路线正确,最后,大家还是拥护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党中央主席呀,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毛主席做中央主席呀,那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嘛,但是,究竟谁起作用呢?谁胜利呢?全党全军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所以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造反派的领导人,就不要去在那里争那个席位,不要去争那个第一把手,你做第二把手啊,还可能真正起作用,如果你是正确的话。你如果是错误的,从私心杂念出发的,我看你当第一把手早一点,垮台也早一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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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革命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搞私心杂念,搞个人的名利地位,搞这一套的人,最后统统不会有好下场。你们看嘛,看看刘、邓嘛,看看陈、曹嘛,你现在争的那个地位有刘、邓高啊?有陈、曹高啊?那么垮台还不是一样垮啊?所以不要为这些,还是要努力地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要去掉“私”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对人民做出一些贡献。我相信有很多好的同志,现在他们在那里不争,什么也不争,默默无闻。每一次到工厂里去,和基层的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些很好的同志,他们现在在全市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看,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反对那些争名夺利的人。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应该擦亮眼睛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来看一看究竞谁是对毛主席路线是忠实的,谁不是。我们要信任那些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只看有些人好像能说会道,其实靠不住。当然有些同志,他们有错误,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改,改了就可以。
    再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主席这里讲的很清楚: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大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大敢见这些人,甚至不大敢往来。我说这是不好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领导人,应该接触各个派,不管它是左、中、右,都要接近,要团结各方面的人思想不通的人,要向人家做工作。我还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讲过的,先锋电机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的,他们那里有些人,原来参加了赤卫队,后来造反派的同志对他们态度不大好,不理他们,在二三月整风的时候,人家就提意见了,说你们这些新当权派呀,还不如老当权派呐!老当权派过去我们有了思想问题还找我们谈谈呐!造反派的同志乍一听这个话有点恼火,说你这是“老保”翻天,后来想,人家讲得是有些道理呀!我们是不大找人家谈话嘛!过去有的支部虽然它路线错了,但是他倒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找人谈话的。所以要很好地对他们做工作要找他们谈话。现在还有些逍遥派,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怎么办?方面我们劝那些“逍遥”的同志,上一次姚文元同志在讲话里面讲过的,不要当逍遥派呀!革命还没有成功,你“逍遥”不得呀!你在那里当逍遥派,可要当心啊!有人要找你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想到会有人拉他们,我们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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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的同志为什么不去找逍遥派的冋志谈谈话?我说这个责任呀!在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要找他们,和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你究竞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你有什么愿望吗?他们可能提出很好的建议,不要把这些逍遥派都看成不好,很讨厌,那样子,我们就脱离了群众。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他们有些不满意,所以他才“逍遥”的。当然,他们里面也有各色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就是不大想革命了,或者等待毕业分配,就“逍遥”吧,反正现在发了工资了,有的人一发了工资就上饭馆,有的到苏州去逛一趟,去一趟杭州,那样的“逍遥”,也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他们做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一些“老造反现在也当了逍遥派,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因为既然叫“老造反”,(其实所谓“老造反”,不过一年嘛!也没有什么老!都是很年轻的,叫名字还是小张小王的,不是张老王老,但是因为“逍遥”,他说他是“老造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造反到底,革命还没有成功,就退出来了,这个不好。总而言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各式各样的群众都要做。现在不要热衷于开群众大会,要把群众大会和开小会谈心、个别地谈心结合起来。现在不大习惯于个别谈心了有的人说那种方式是老一套,这一条不能打倒,谈心呀,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我们还是应该用这个办法来团结群众。
    上面是说正确对待战友,正确对待群众,还有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里都讲了,我想不重复地念了。我只重复一下,主席对这个问题非常之关心在视察过程里面这个问题谈得最多,关于干部问题,这一方面作了很多调查,问了很多人,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主张,传统的政策。这个记录里面也讲了: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党就是自从毛主席的领导执行了毛主席干部政策以后才兴旺起来。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那么我们的“三结合”到那一天才能结合起来?所以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大量的办学习班,就是受到教育的人应该很多,真正不能用的人应当很少,这是毛主席的贯思想。现在,我们这里的干部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大部分都是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一大批干部解放了,但是还有一些干部没有解放,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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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干部,就是按照主席的指示来解决问题。不但要解放他们,而且要使得他们大胆的工作,在工作里面来考验他们。已经解放的干部自己也应该大胆的工作缩手缩脚恐怕主要的还是“私”字在作怪。有的人说: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不能再犯了。我看,越是这样想,越是要犯错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接受经验教训。犯了错误,检讨了,就应该振作起来。我们为革命,不是大家常常讲嘛,刀山敢上,火海敢下。现在我看有些人,不要说刀山火海了,连接近群众都怕得要死,这种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实践中来改造自己,想脱离革命的实践小心翼翼的在那儿“改造”这是不行的,不会有好的效果的。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了,主席到处讲这个话。一路之上几乎每一次接见各地的同志的时候都是问:你怎么样?你犯过错误没有?大家对这句话,答复一般都是说有错误,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主席接着就问:你挨整没有?有的同志说,我没挨过整,主席说,这是你一个缺点,有的同志说,我挨过整,主席说,那你这个人可以,你挨过整,好。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千部啊,挨了革命小将些整,到现在还一肚子气,我说,你那一肚子气应该消了,对于工人造反派对于红卫兵小将,有什么气可以要记下来?你们在哪儿记仇啊?不要再记这个了,应该想到是大有好处,整一整,好处很多。有一个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那时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那整他整得好苦了,现在他站出来了,那一天主席接见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样啊,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一点好处都没有呀?那个同志的精神面貌很好,他说好处很大,大冇好处呀!我看不管是给保守派整过,被造反派整过,当干部的都有好处,至少官气小一点,这不就很好吗?应该从积极方面想,不要在那里一肚子气了,什么委屈啊,埋怨啊,完全不对的,应该很好地和造反派同志合作,向造反派学习,同时也帮助小将们,小将们有些事干起来,没有经验要犯错误,干部就有责任帮助他们,避免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就是要根据主席的指示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把干部继续解放一批,把“三结合”好好地推进一步,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或者健全起来。有一些革命委员会不够健全,比如里面缺人,或者缺少那一个方面,那末现在就加几个人嘛,加以改组好了。不要把革命委员会搞得一成不变,也不要搞得太形式,不要在那里争呀!你们也不要急嘛,这个问题总归会解决的。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为什么不可以经常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呀,可以换一换嘛!现在有些地方就为了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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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打倒呀,拆台、补台呀,争论不休。我们说只要它不是被反革命把持的个组织,我看用改组的方法较好,如果被反革命把持了,那就当然要重新成立。如果是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上海的各个区、县、局,工厂和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看看能否建立起来。这个要请同志们去考虑(掌
    现在顺便说一下,上海还有武斗现象。这也不要紧,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时候开斗争会,还有变相的武斗,变相的体罚。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彻底改过来?毛主席看了我们斗陈、曹的电视大会。看了这个会,当然有所评论。这个会还比较文明,陈丕显、曹荻秋还给他坐一坐嘛!但是还有些单位,据我所知道,并不那么文明,有时候还是要搞喷气式。不要那样搞了,毛主席对那样搞法不满意,说有些地方一直在搞喷气式、挂牌子,这个不好。动拳头打人不好,不要打嘛,还把人家关在“牛棚”里,现在有些单位的“牛棚”还未拆掉,这个也不好。现在还有到处抓人,这个现象也没有停下来。毛主席已经讲了,对坏人呢,还是要他那个组织自己解决,不要我们去抓。这一条要看我们造反派的本事。执行主席这一条不大容易,要做工作。文斗也要提高一些质量。文斗并不表现在给他个座位坐在那里,我看还是要把我们讲道理的水平,搞得更高一点。那个斗陈、曹的大会呀,不知你们感觉到怎么样,我感觉应该允许陈丕显、曹荻秋申辩,允许他辩论。我看了几次,我们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当然进步了我看他们几位现在本事也学会了,现在一问他什么,就不象开头那个时候给你争现在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这是一个办法,他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还有一个办法,说什么:有这么回事,我记不太清楚或者说有这么回事,我有罪。这样电视大会我看了几次觉得没有味道了,还是辩论才有味道嘛!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怕什么?我看各个单位开斗争会批判会,也是要允许辩论,要让人家申辩,他说不是,事实不是如此,应该允许他讲;他说我们这个道理不对,也让他讲。这样才能锻炼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这一条呢,也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能否把我们斗争会的水平提高一些。
    关于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我就想说这一些
    第三,说一下斗、批、改。这个主席的指示很清楚了,我只补充这么一点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大批判,用大批判才能推动大联合,巩固大联合和“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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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现在机关、学校、工厂的斗、批、改,本单位的斗、批、改,严格的说还没有搞起来,特别是批和改,有些单位斗也没有很好的斗,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所以要认真地搞起来。同时我们要看到,如果本单位的斗、批、改不搞,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注意。比如说我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级革命委员会,好多造反派的组织,脱产人员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不得了呀!铺张浪费最近有所发展,用的人多,喜欢开大会,搞得很铺张。有一个工厂,全厂才有一千人,但是开大会一定要去借一个三千人的大会场。有一个厂只有九十几个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也要去借一个电影院。开个什么会也要印很多海报,印请帖,请帖印的水平之高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的请帖。(笑)我作过比较的,我那里是经常收到请帖的,我已经向革命委员会建议,把这些请帖、海报,集中一下,很可以开个展览会了。当然也要找些艰苦朴素的单位,他们不出海报,他们有很生动的事迹,加以对比。搞那些干什么,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嘛!九月二十二日,咱们上海的二十二个群众组织,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呢?节约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这一个会议,印了一千份海报,用硬卡纸印了精美的邀请书,在这个会上拍了很多照片留念。这个叫节约闹革命?这是自己挖苦自己嘛!(笑)有很多人可喜欢照像了,我看到一些厂报那上面把他一个厂的造反派的负责人,把市里去的人的讲话,登了好大的照片登他干什么!我说你那个照片,那是糖衣炮弹,登谁的照片就是向谁放糖衣炮弹如果自己看了照片很高兴,那就证明,这位同志也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笑掌声)你看今天会场上,台上很清爽,所有的摄影记者,电影摄影师,统统没有请他们来。这个我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我说你们照了干什么?反正照来照去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笑,掌声)我说我别的权没有,有一个权我是有的:到最后审査电影的时候,你那个上面有我的镜头,我就剪掉。(鼓掌)除非是中央决定的,哪个电影里保留哪些人的镜头,那个我没有权,我有权能剪的我一定剪我说你何必照呢?不要拍电影嘛!这电影机,电影胶片,应该去拍劳动群众,拍我们工农兵的劳动英雄,不要拍我们这些人(热烈鼓掌)。现在一定要严格,我们希望广大的群众,监督革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同志们,监督你们的那些头头,那些领袖,不要他们在那里铺张浪费!(热烈鼓掌)有一些事情,实在是看了很痛心的。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了。明明我们的码头,积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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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物资,需要输送,我们的卡车不够用,我们的汽油并不是不紧张,但是很多同志用卡车用汽油根本不在乎。有一天,我到郊区去,我一看这么多卡车干什么的?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标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知道是到淀山湖去游泳了。就数了一下,一百多辆,就是这样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呀,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
    笑,鼓掌)还有的人居然除了动用卡车公共汽车
    去游行武斗,甚至于开了卡车到杭州去游山玩水。这些人我说是给上海的造反派丢人!要严格棼止这些事。同志们!我说起来比较重了,我说这都是搞资产阶级的一套,还这样搞法,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我们四九年进城,五○年
    五一年两年,你们记得我们搞过一个运动吗?叫“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我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不警惕,资产阶级就可以从这方面把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腐蚀了,瓦解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开展这样一个反对贪污、浪费的运动,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要当大老虎!(笑,掌声)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不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就没有对这些同志真正出于阶级友爱,不是对他们关心。我们为了关心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在今天这个会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大家认真的来考虑。(鼓掌)除了这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外,那还多了,简报、小报之多,实在害人!如果要是根据这个小报办事,那我们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你们自己清理一下。还有专门办了许多所谓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那里边,说得不好听一点,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不要记,国家机密都统统给你登了出去。你们能保险呀?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去呀?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我们的东西,凡是印出来的,铅印的也好,油印的也好,只要印出来的,美国国务院就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呢!干那种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呀?不要再搞这些我们实在对有些同志有些怕,怕你们犯了大错误呀!
    现在有些机关人还是比较多,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精简。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多少委员?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人还是多了,应该少。现在的困难是一下子没有地方安排。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在没有安排以前,机关还要积极搞斗、批、改,不要每天在那里想呀,“斗批走”,“斗批散”,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还是在中国,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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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还是要革命。在那里一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认真地考虑一下,究竟应该怎么样斗、批、改,怎么样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机构,还要适应上海的革命需要哪一些是需要的,哪一些是不需要的,哪一些制度是要改的,有的是马上可以改。市一级的机关,市,区,县,工厂的厂部、车间这一些机关都应该精简,都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毛主席指示中间讲了一大段,关于干部上下级的关系问题,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反复学习这一段,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官了,官当大了,就可以脱离群众。机关大了势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这个不行。当然,有的人官儿不大,薪水也不高,但是,照样脱离群众。比如,有的支部书记官也不大,薪金也不高,但骂起人来也骂的响,那个也不好。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以为现在改了个名字,就真的是勤务员啦,靠不住。革命造反派在这次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是,不叫主席团,叫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你不要看叫勤务员,干起来可不是勤务员了,有的人我看官气也不小了,也需要很好学一下主席这段指示,改善和群众的关系
    这是讲机关。
    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中央这几天就会发出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因为不复课,大家都不回到学校来,这个斗、批、改没有办法搞,大联合也根木联合不起来。“三结合”也无从结合。更谈不到批和改了。斗、批、改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问题我想今天用不着多讲,中央会有文件来。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今天据说还有好多人在等着我,说一定要找我当面谈。我说用不着当面谈了,今天我就在这个大会上统一的答复。这些同志的愿望非常好,上海的青年应该立志到全国各地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些愿望都是很好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支持。(鼓掌)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了成果,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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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需要研究联系以后才能安排。所以我们考虑一方面支持这个大方向,另外一方面要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木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岀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不要一时高兴咱们就去了,到那里一看不如意又回来,回来以后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笑声)那个事情就不好了。因为前一段就是这样嘛!有些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同学,就是揪老里弄干部、街道干部来斗。说里弄干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他们骗到新疆去了。那个当然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热情的来对待,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
    总而言之,不管是工厂、机关、学校,这个斗、批、改现在都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很系统的经验现在还没有。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花很艰苫的劳动。我们希望岀一批这样的闯将,能够象江青冋志搞样板戏那样,搞出几个样板来。小学的斗、批、改怎么办,有一个样板,中学的有个样板,大学有个样板。大型工厂有样板,小型工厂有样板,中等的工厂有样板诸如此类,能搞一些样板。这就要有一批有坚强的革命毅力的人,准备在那里付出代价,还不一定搞好。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能够搞出一些成绩。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热烈鼓掌)
    第四,讲几句生产。已经开过会,马天水同志作过报告了。工业生产我们希望能够保证比头几个月好一些。中央也全力支持我们搞得好一些。李富春同志这次到上海来,也开了会谈过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希望对全国生产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产品一定要抓紧。维修、配件这一方面,还有些原材料,我们要搞好。外贸方面,援外方面,都有任务。将来会开专门的会议来讲。农村,现在郊区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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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有的局势比较紧张,可能要影响到秋收。我们希望那里的革命造反派从大局出发,很好的来掌握这个问题。所以既要抓好革命,又要促进生产。至于那里的工人之间、贫下中农之间的问题,那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确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是可以解决好的。这是生产,就说这么一点
    五、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制定、落实计划,夺取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办学习班,这是主席指示里边所提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条。各个革命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因为从五、六月份开始办起,也办了好几个月了。这些经验要很好的总结。昨天报纸上登出来的青海的经验,很好,他们的经验写得很简单,但是比较完整。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现在有青海的这个五条,再加上我们的经验,就可以把它办得更好。上海的同志不大总结经验的,一说总结么,就写个两万字,一写了两万字,那就等于说谁也不看。还是象报纸上登的青海的经验那样,千把字,够了。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文章,要想请毛主席看,当然第一希望内容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写得越短越好。有一些经验送到我们这里,我们看看还可以,但就是太长,不忍心送给毛主席,占用他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大家是不是把办好学习班的经验总结一下,认真的办好它。这是群众的创造,主席加以总结,我们就要推广,坚持下去。这是办好学习班。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上没有的,但也是主席的指示,我想在这里补充下。就是请示报告问题,各级要向中央请示报告。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向毛主席作报告也不够。特别是书面的报告很少。那末大家是不是向市革命委员会、或者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作报告够了呢?我看也不够。有一些小将自由自在惯了,他们用不到请示。毛主席说,要告诉红卫兵小将,说有些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好。说如果你们请示了,我们可能答复的,在答复的时候也可能答复错了。主席很谦虚,说也可能我们答复错了,说答复错了末你们办错了我们也可以替你们承担责任嘛。因为现在有些人,很重要的事情不请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一些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各个局、各个区、县,涉及到全市性的重大问题,也应该向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市革命委员会应该向中央请示。这条我想应该传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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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想说几句。因为我前几次讲过,我们党组织的生活,因为已经瘫痪了,就暂时不要恢复。现在还仍然维持原议。中央现在正在做调査,要根据调査的结果来确定方针。这里就提两点,一点呐,希望各个革命委员会你们也调査一下,你们那里的党组织的情况,团组织的情况,党团员的情况,都存在着些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呐,还是重申那一点,希望党团员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党团员。现在有许多党员、团员,他们参加了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工作里边表现得很好,但是也有些党员、团员,表现得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话,那末他们就严格的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共同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在各个方面做模范。当然,有的人他说他不愿意做共产党员了,那个是有他的自由,我们不勉强。还有一些造反派中的非党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他入党,这个问题中央也在考虑。但是我想是这样子:只要一个人,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思想、工作、斗争,那他总有机会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的。(热烈鼓掌)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在斗争里边严格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将来会有机会从现在的非党员中间、红卫兵中间,发展一批共产党员。这一点现在就可以讲。(热烈鼓掌,呼口号)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各个单位能够都抓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讨论,要逐字逐句的讨论,而且要作出你们的落实计划来。要有个计划,不要只是讨论了一番,说好啊好啊,主席的指示真重要呀?但是行动呢,是另外一回事。要逐段、逐句、逐字地学,里边讲到形势我们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思想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把它弄清楚。革命大联合怎么样,思想上还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什么问题,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能够做出计划。比方就在今年元旦以前,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事儿,达到个什么目标;到明年一月革命一周年,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在明年春节以前,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我们的革命怎么样,我们的生产怎么样,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我们的“三结合”怎么样,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怎么样,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能够干多少事。这样规划一下,心中有数,就不至于这边来冲一下咱就跟着人家干,忽然传到个消息,说现在要揪军内小撮,咱们就跟着去揪;今天说要抓黑手,咱们就抓。主席的指示以文字为准,以这个为标准,将来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不要听那个风。比如上海能不能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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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会,我们向工总司建议,他们认为要开,我们赞成,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开成。(鼓掌)再如红卫兵组织,现在中学嘛十个军区,据说县里还在建立。那未军区以上你们怎么样呀,还要不要搞个大军区呀?如果要的话,你们准备怎么办?中学是这样,大学要不要搞红代会,我们也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觉得中学和大学,都可以开个红代会,也应该开红代会。(鼓掌)那末究竟怎么办?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去议论,去商量,究竟什么时候能开,我们希望早一点。刚才我不是讲吗?你们自己定吧!元旦以前行不行?元旦以前不行就一月革命一周年,行不行?再不行,春节嘛!春节不行那当然明年二月三月也可以,这个要大家自己来定。
    还有,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那个名字有一点意见,就是文攻武卫四个字包括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要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总而言之,工人应该武装,这个方针是定了的。首先是工人,当然红卫兵将来也可以武装。你武装嘛,先要把班、排、连编起来,班、排连、营、团,大学现在叫“红卫兵师”,你那个师是武裝编制呀,还是什么编制呀?能不能拉得起来呀?这个也需要大家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竞什么时候能够发枪?发枪的条件么,就是要实行革命大联合,还是两派在那里,那不能发枪,发了你们两家开枪呀?我们还不大赞成呢!总之联合了,全市情况比较稳定,班排、连、营、团编起来了,进行了军事训练,会打枪啦,然后才能发枪。请你们各个方面自己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办到?这个都是属于主席指示落实的问题,我只举这么一些例子。总得有个计划,不然没法检查。
    最后讲一下,形势很好,这是毫无怀疑的,文件上讲的,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大工农兵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又讲了“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席的总的愿望,特别是提到了“要斗私,批修”,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认真地去做。形势这么好,我们的任务就要争取更好。同志们一定要警惕,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我开头就讲了,敌人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总是想着破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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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人民解放军;总是想整垮中央所批准的这几个革命委员会。他们用各种方法挑拨离间,也包括挑拨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关系,甚至于挑拨各个地区的关系。我就看到这样两种大字报:在北京,他要攻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就夸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何正确如何正确,张、姚两个人如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行。他这是拉上海打北京,挑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到了上海呢,为了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他就可以讲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如何好黑龙江如何如何好,那里如何如何好,就是你上海不好。这些东西你如果孤立的去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的,你把这些宣传品拿来一比较一联系起来看就懂了嘛。经常的从极“左”方面或者从右边来冲击来干扰我们的大方向,经常总是要炮打,炮打倒没什么,老实说一个人一个革命组织,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看实在没有味道了,还是经常有人反对一点好。毛主席曾经给我们说,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里面要吸收几个保守派的代表参加才好,这样就可以使得你们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考虑问题全面一点。参加也好,不参加在外面炮打一下也好,这个我们不在乎。有的人成天就想整理材料,什么材料不材料,你整理就整理好了,如果是同志整理我的材料谢谢你,因为我实在来不及整理,我也来不及清理自己的思想,如果是同志你帮助我,那谢谢你。你如果是敌人啊,那对不起,那我也不感谢你。(鼓掌)一会儿要搞这个,一会儿要搞那个,这个半年里面大概打徐景贤的人不少,我上一次说过,徐景贤总比陈丕显好一点吧,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他呢?(鼓掌)毛主席不是讲了吗?不要一下子就打倒,如果要都是这样子,同志们,以后动不动就打倒,那我看确实干工作就难了,要允许改正嘛,如果有错误可以改正嘛,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公开的贴点标语,散点传单还算好的,因为他公开的嘛。我希望同志们注意的,你们要警惕的是搞秘密活动,上海也确实有并不是没有,搞秘密的,和“五·一六”类似,我知道一些,我今天不讲,请同志们眼睛擦亮一点就是了,要警惕。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想观察一下,究竞是什么问题。我们不相信上海的广大群众会跟坏人跑的,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有时候坏人他跟你捣捣乱,也完仝是可能的。特別警惕的是秘密活动,搞阴谋活动。你搞阴谋,你上台来辩论嘛,都可以,不要搞阴谋。我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同志们警惕,特別是我希望上海的学生组织要特別警惕,因为工人中间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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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他们有经验,红卫兵小将,政治经验少,容易上人家的当,是要特别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上海这个地方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国内外的敌人都不会放松上海,美帝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这儿难道不活动啦!所以要特别警惕,不过也不要到处怀疑,坏人总是极少数,反革命总是极少数,不要因为我今天一说,又在那里东猜西猜。上一次我给红卫兵里的一部分同志交换意见,我问了两句,我说上海有没有“五·一六”啊?这完全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嘛,哎呀,于是猜测就来了,说这个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来了。我说,你们看,上海那个问题有没有黑手啊?好,就来了,说他讲的就是谁谁谁是黑手提了好多“为什么”,我看了看传单那些“为什么”我也答不上来,(笑声)里边说春桥同志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笑声)不要那样子嘛,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问那么一个问题嘛,今天我提出来就是请你们警惕,怕大家犯错误,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坏人总是极少数,只要我们大家警惕,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至于说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错了,那也不一定是坏人,完全可能是好人办错了事,那也不要轻易就说这一定是“五·一六”,那不见得,也不要搞成那样。我木来不想说这一段话,后来想还是说,因为我担心说又到处去抓这个,抓那个。总而言之要警惕、要谦虚、要谨慎。毛主席有一次跟我们谈话说,你们不是搞了一个《智取威虎山》吗?《智取威虎山》里面少剑波跟杨子荣说过,你要大胆、谨慎,你看少剑波是懂辫证法的,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光大胆不行,还要谨慎;如果光是谨慎不大胆,那杨子荣就不能上山了也不行呀,又要敢于上山,又要谨慎。我们现在搞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进,不要受到什么约束;但是我们又要谨慎,特别不要骄傲,真正把上海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关怀。希望我们能够用的新的成绩回答毛主席对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对上海的红卫兵,对上海的三军,对上海的革命干部,对上海的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的关心和爱护。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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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编者按:文汇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希望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实行群众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大大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把一大批革命的“小人物”推上了革命的领导岗位,进入了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革命的新干部,在革命的领导班子中不断地充实新的血液,这是毛主席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革命三结合,不仅要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还要实行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的结合。这一点做好了,我们的革命领导班子就会不断得到革命新生力量的充实,充满着战斗的活力。
    对于新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我们必须满腔热诚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新干部是一支新生的革命突击队,他们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能下子就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但是,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会迅速地增长才干,克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不分主流和支流,对革命的新生力量抱着怀疑态度,挑剔责难,讥笑新的幼芽软弱,那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其结果,正如列宁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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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值得特别警惕的。
    在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革命的老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革命的新干部。要满怀无产阶级的感情和革命的责任感,满腔热情地用正确的革命原则教育新干部,用自己的战斗经历,特别是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去教育新干部,从政治上亚格要求新干部,帮助他们从政治上更快地成熟起来,与新干部一起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能对新干部冷眼旁观,看笑话。更不能对新干部吹吹捧捧,搞无原的讨好捧场,搞资产阶级庸俗的一套。在当前糖衣炮弹往往是资产阶级毁灭新干部的重要手段。革命的同志对此务必保持警惕。
    正确处理好新老革命干部的关系,就要提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革命的新干部,无论是革命的老干部,都要多看别人的长处。革命新干部应当尊重革命老干部,把革命的老干部的长处,作为宝贵的财富接受过来。革命的老干部也应当诚心诚意地向革命的新一代学习。这样,我们的干部队伍就一定能兴旺起来。至于那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他们混进革命干部队伍中来。
    新老革命干部要相互信任,彼此合作。在某些新老革命干部之间存在的种种隔阂,要在“斗私,批修”中,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谈心活动,破私立公,加以消除。新老革命干部要在当前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支持革命的新干部,帮助革命的新干部,是巩固革命三结合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革命的老干部,我们的广大革命群众,都应当和革命的新干部共同挑好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粉碎阶级敌人挑拨新老革命干部关系的罪恶阴谋,为巩固无阶级的革命的政权而斗争。(《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修改)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富春对上海团市委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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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一日上午,李富春同志看了上海团市委红卫东给他的一封信以后,对送信人说:
    很抱歉,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看他们,请你转告两点意见:现在我们要搞“斗私、批修”。青年团的干部“斗私批修”要结合批判三胡一王,批判他们是怎么根据刘少奇在青年团工作中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言论。
    在中国青年报、少年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丛书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要批判的东西,一直到前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彭真还对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胡说:“不要搞形式主义,要自愿。”说学习老四篇是“四大件”是苛捐杂税”,岀版刊物是一些“三家村”、《燕山夜话》的东西。鼓舞青年革命斗志的很少很差。批修不但要批刘少奇,还要结合团中央书记处散布的修正主义东西。
    青年团向何处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宣布取消共青团。说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新事物大中学校都有了红卫兵,所以团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没有肯定。我个人想法,学生中有了红卫兵,工农兵中还没有。我想共青团和红卫兵并存,要么红卫兵加入青年团,增加新的血液,要么也可以设想共青团不要,红卫兵代替了。主席和中央还没有考虑。看来前者可能大
    我的意见不管中央怎么考虑,采取什么形式,上海青年团的干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特别是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可以做些调査工作。青年团在哪些地方开展活动,这些地方为什么能够继续进行活动,那些地方停止,又有什么原因和理由,从各个侧面做些调査研究,将来提个意见给中央考虑。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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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
    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在上海呆过啊?那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日帝国主义有
    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镒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
    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谣派,都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
    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别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么,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么,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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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艰苦么,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么,红绿灯还是开了么,有些事情还是办了么,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竟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竞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这几个头头还是去年12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有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竟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得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人说陈还是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的很深,刘、邓、彭、罗、陆、杨,他们这一只手陈、曹等。拿上海公安局来讲,那一位局长比较好,×××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是一直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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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从“左”的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发“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政法指挥部“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
    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春桥、文元同志并市革命委员会
    随着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群众要求抄家的情况日益增多,为了有力地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中央和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指示精神,对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一定罪证材料需要进行抄家进一步求得罪证的、在批准抄家权限方面,提出如下意见:
    、凡需对原副部(局)长和区、县级以上人员、市级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进行抄家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命群众组织,请示市革委会有关组同意后,呈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由市公安局执行
    凡需对原正副处长级人员进行抄家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筹备小组)
    或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市革委会有关组审査后,由政法指挥部审批
    三、凡需对原正副科长及其以下人员进行抄家的,由区、县革委会(筹备小组)审批,不属区、县范围的,由市公安部审批。
    抄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应从严掌握。
    批准抄家的对象,均由公安机关办理法律手续,协助群众组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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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中央对抄家问题如有新的指示,按中央指示执行。上述意见,妥否,请批发。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
    1968.01.18;中发[68]8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
    关于驻沪办事机构的人员、文件资料档案和材料、物资的处理,可按如下几条原则办理
    (一)凡是由北京调去的,可连同家属一律调回北京,北京市应准予落户。(二)凡是由其它省、市、自治区和企业、事业单位调去的,应仍回原省、市、自治区和企业、事业单位,家属也可以随之带回,各省、市、自治区应准予落户。
    (三)凡原在上海市所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抽调的,应仍回原单位;在上海市招收的,由中央各有关部门或省、市、自治区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协商原则上尽可能就地安排处理,暂时无法安排处理的,可以由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指定负责人领导他们暂留上海学习,直到能安排处理时为止。
    (四)从各方面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由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自行负责,就地处理,哪里来的仍然回到哪里去
    (五)各办事机构人员的生活费,暂一律由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照常支付,等候处理;其行政事业费,一律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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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各办事机构的文件、资料档案,应一律由当地最高权力机关暂行封存材料、物资,凡有关企业、事业单位需要继续使用的,应拨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使用,凡不用的和多余的,应记帐转交当地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处理。
    各地驻沪办事机构撤销以后,为了保证上海同各地、各部门的正常业务往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建立协作关系的
    三条措施,即
    一)凡由市革委会各工作部(如物资、商业和铁路局等)可以代替办理的正常业务工作,今后由上海市代办
    (二)不能代办的,由上海市革委会酌情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联系管理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在沪的业务活动;
    (三)专门设置几处旅馆(民用与军工保密单位分开),安排各部门、省、市、自治区派到上海的必要的业务采购人员的住宿。他们可凭中央各部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机关证明信联系。
    以上各条,也适用于其它省、市、自治区处理外地驻各该地区办事机构。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清理各部、省办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清理各部、省办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市对中央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机构的査封、清理工作,将趋结束。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如下
    为了保证上海同全国各地的正常业务往来,建立必要的协作关系,采取如下措施
    (一)凡由市革会各工作部门(如物资、商业和铁路局等)可以代替办理的正常业务工作,今后由我市代办
    (二)不能代办的,则设立专门机构(在市革会经济计划组下设立协作管理小组),负责联系管理中央各部、各省、市在沪的业务活动
    (三)专门设置几家旅馆(民用与军工保密分开暂定民用住新亚饭店,军用住淮海饭店),安排各部、省、市派到上海的必要的业务采购人员的住宿。他们可凭中央各部和省、市一级机关证明介绍信联系
    对于各部、省、市办在沪人员的返回问题,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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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部办编制内的人员,凡是原来从北京和外地来的,连同家属一律返回北京或原地;凡是从上海各工厂、企业、机关等单位调去的,原则上返回原单位;凡是从社会上招收的,均由各部负责安排工作,上海现有待分配工作人员几
    十万人,不可能安排他们的工作。如果各部办暂时无法安排,可以指定负责人领导他们暂留上海学习,直到能安排工作为止
    二)各省办凡编制内的人员,连同住在上海的家属一律返回原省、市(三)各部、省、市办从各方面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由各部、省、市白行负责处理,哪里来的仍然回到哪里去
    上述问题由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负责处理,由上海加以协助。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如属可行,望批转各部、省、市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隔离审查的审批权限的规定1968.02.05;沪革[68]11号
    各区、县、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专业公司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工代会,财代会、红代会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深入开展了对敌斗争,为了有利于迅速査清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和有重大政治嫌疑对象的问题,根据斗争需要,对其中少数人可以进行隔离审査,但必须从严掌握。
    凡需对原市部(局)、区、县、大专院校负责人以及相当这一级的人员、
    市级民主党派代表性人物进行隔离审査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经市革命委员会各有关组审核后报请市革命委员会审批。
    二、凡需对原处级和相当于处一级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査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经局、区、县革委会(军管小组)审核后,报请市革命委员会各有关组审批,并报市革命委员会备案
    三、凡需对原处级以下人员进行隔离审査的,由所在单位革委会(军管小组)提出具体理由,报请局、县革委会(军管小组)审批,并报市革命委员会有关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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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工、青、妇,旧市委不归口的市级机关,需要隔离审査的对象,按第、三条规定,报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办理,其他不归口和不建立革委会的市级单位,均报市革委会材料组办理
    四、凡批准隔离审査的对象,应由隔离对象所在单位负责看管,看管人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看管时应保持高度警惕,严防自杀,逃跑或互相串供等事件发生。
    五、对隔离审査的对象,要组织专门力量,抓紧进行审査,力争在较短的时内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
    各单位在审查和斗争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
    政治,切实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严禁打人、体罚、和逼供信。今后如有类似情况出现,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教育或处份。要警惕坏人利用形“左”实右的错误做法乘机捣乱破坏,甚至妄图以灭口来保扩一小撮坏人。
    七、此文下达前,已由各单位自行进行隔离的对象,如需继续隔离审査的,应按以上规定补办审批手续。上述规定,望按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的决定
    各区、县、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红代会(大学),各革命群众组织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对这个问题都要正确对待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处理,可按如下几条原则处理处理这批材料,应严格执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处理这批材料时,要认真教育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的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反对以处理这批材料为名,大搞派性斗争,整一些持有不同意见或受蒙蔽参与搞材料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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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材料,应由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处理。尚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暂不处理。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指定一个负责同志领导此项工作,迅速组织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认真审阅、清理。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査阅
    四、在査阅封存的材料时,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整理的材料和四清方面的材料,应妥善保管,不得随便销毁;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各种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应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负责焚毁,不得把材料转到基层去;发现有重大专案材料,应严守机密,立即上报;发现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应立即把原件直接送市革会负责同志亲收,不得对外泄露或转抄、复印。
    五、革命群众有权直接向上级革命委员会反映情况,提岀批评、建议,揭发坏人坏事。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正确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情况和意见,并认真进行调査处理。严防打击报复,更不能混淆视听,把群众反映的情况当成黑材料,借机整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
    六、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教育群众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仝,严防坏人以搞黑材料为名,捣乱破坏,混水摸鱼。如果发现有坏人进行捣乱破坏,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附
    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各局、公司收到一批从基层上报的材料。其中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理的,也有在此以前的;有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也有四清方面的材料。对这批材料,有些单位按照中央规定当时就销毁了,也有些单位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封存至今
    最近,有些基层的群众组织很关心这件事,要查阅这些材料。有的单位经说服,没有启封,也有个别公司已经把材料发还给基层了,并读给群众听,引起了混乱。有些厂因而揪斗了已经结合的领导干部,助长了派性,甚至给坏人钻了空为了慎重处理这批材料,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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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这批材料,应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对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整理的材料和四清方面的材料,不得随便销毁。
    未经批准,不准査阅这批材料,一不能把它转到基层去。更不许借口冲
    黑材料搞抢、抄、封
    、各局、公司的革命委员会,应指定专人,认真审阅,把一九六六年五月
    十六日以后整理的整群众的黑材料分出来,会同各群众组织代表监督销毁。属四清方面的材料,要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保持原封,留待以后解决。
    以上各点,如无不当,我们拟向下发一通知,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五)搞好教育革命
    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仝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査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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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大大大
    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
    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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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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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
    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
    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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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苫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木。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岀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木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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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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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
    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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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调查报告)
    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转发《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査,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大大大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査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千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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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
    工农文化低,不懂ABC,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
    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
    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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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
    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乂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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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岀,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木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岀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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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杋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
    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
    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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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
    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
    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內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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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刊登《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
    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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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
    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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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1)(2))
    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
    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挾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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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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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阿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眀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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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绎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
    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
    年或
    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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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
    八年九月十四日)
    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1968.10.07;中发[68]147号毛主席批示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军种,兵种现遵照毛主席批示,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
    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九月五日到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
    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一百人,平均五十人。小学按街道划分为一百一十个学区,平均每学区五十人。另外,我们还挑选了五千
    七百余名退休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一起进入小学。
    九月十六日,全市中,小学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开学了。由于工人阶级领导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到校。新生到校率普遍达到百分之百,老同学一般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长宁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遵义中学,全校共有学生一千六百多名,原来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到校打“内战”,这次到校学生达一千五百多名。各校都开了“复课闹革命,迎接斗,批,改高潮誓师大会”向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送拥工学工公约,政治气氛非常浓厚。革命师生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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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这样的新气象是一年多来没有过的”,“这次开学是最热烈最有秩序的次
    开学之后,各校都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还把师生组织到工厂里举办抗大式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系列最新指示,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七
    “七·二四”布告等。也有少数学校开始试复知识课,如南市区大同
    中学,已把化学和生物合并为农业基础课,数学和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还有门革命文艺课。
    在工人宣传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许多红卫兵小将激动地说:“我们红卫兵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坐下来学习过,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坐到一起来了。”卢湾区力进中学,二十六个班级都办起了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学习班。经过工人宣传队反复做思想工作,两派头头作了公开的斗私批修,一派从天花板中拿出各种武斗工具五十多件。开学那天,开了两千人的庆祝大会,会后敲锣打鼓把武斗工具送交区武装部。革命师生激动地说:“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进有了希望有的学校还在工人宣传队帮助下,揪出了黑手,促进了革命大联合。
    有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人宣传队也注意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上海市第六中学,是全市先进单位之一。工人宣传队进校那天,校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郑革命曾流露:“我们这个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谈不上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第二天宣传队同志会同解放军,学校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找小郑谈心,肯定他们的成绩,指出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宣传队同志热情而诚恳地说:“正因为这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象火车一样,加上好的火车头,使它成为特别快车。”这一席话,对小郑触动很大,她说:“工人阶级真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要紧紧跟着毛主席,千一辈子革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革命’。”之后,宣传队又组织师生到工厂参观,介绍工人是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如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使革命师生找到了差距,纷纷表示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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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宣传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他们制订了作息制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开展军训活动。广大革命师生都很踊跃参加这些活动。有些学校由于长期“内战”,或流氓阿飞的破坏,搞得“灯无一盏亮,桌无一张好”。工人宣传队一方面把被破坏的国家财产集中展览,发动师生揪斗坏人,另一方面亲自动手,修理桌椅,电灯,发动师生打扫卫生,布置环境,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些师生激动地说:“工人宣传队来了以后,真是‘人换思想校变样’。”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细,有些宣传队比较急躁,急于下子解决问题,也有的存在畏难情绪,认为中,小学生难管。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正在组织工人宣传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制订规划,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做好深入调査研究工作,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做准备,摸索教育革命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九七0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附件一: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05.00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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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仝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木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洽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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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乂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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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査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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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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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阳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査阅有关国内外的
    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內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査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思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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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米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
    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
    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査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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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苫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岀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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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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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髙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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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
    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l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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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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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于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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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岀“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白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髙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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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白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大大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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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日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
    ”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
    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大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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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日、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岀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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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一一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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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竞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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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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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竽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査,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査,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仝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
    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
    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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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竞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
    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李军毅: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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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竞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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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
    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王家冧: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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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
    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妤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査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査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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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査,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査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
    ”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
    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仝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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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
    ”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
    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苫、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劢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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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岀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槭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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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千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岀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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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六)清理阶级队伍,抓好对敌斗争
    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好文件
    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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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被推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乂道路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进行反夺权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手段,就是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中指出的,“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弱点,煽动分裂,挑动武斗,毁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新秩序,极力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妄想用各个击破的方法,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发生的影响,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进行这种反革命复辟的条件。掌了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看不到敌人了,看不到阶级斗争了,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形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看不清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从过去受压制的地位,变成为掌权的地位。地位变化了,如果不注意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把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任务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就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有可能重犯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就有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来削弱甚至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要经得起这个考验,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最近发表的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要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地对待自已、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战友和同盟者;就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逐步使自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自己锻炼成为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坚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勇冲杀出来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能经受住这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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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1967.10.20;中发[67]321号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査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地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二百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岀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
    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望认真执行。今后,凡属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此件可在内部向各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想讲一下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什么我想强调的讲一下落实问题,我们经常地学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语录不知道学了多少次了,让我们根据主席这个思想,来看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彭这些人究竟倒了没有呢?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是倒了也没有倒。如果没有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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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不是讲了,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没有到这儿来讲话呀,讲话就受审判。那刘、邓、陶还没有出来讲话,把刘少奇拉到这儿来,那还不要打死。
    在这种情况来说,他们是倒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政治影响,从思想上来说还不能一定倒。他们的流毒很深,他们自己不甘心失败,要靠我们来制止他们。我们要看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了,陈丕显这样的人到上海也有十五年之久。如果加上他在苏中、苏北地区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卅年之久。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他们的影响都肃清吗?他们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们是种势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方面不能说是他们已经被打倒了,他有什么基础啊,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毛主席上次到上海接见了陈丕显,还说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陈丕显见到毛主席还哭了,又说什么陈不显到北京学习去了。
    我说的这些话,在上海若干地方流传,一直传到陈丕显自己那个地方,陈不显听了很高兴。特别我觉得,这种事呵,当然你也不要太重视,特别也不能小看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它说明了陈丕显不甘心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陈丕显失败,愿意他复辟。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流传呢?为什么不给与驳斥陈、曹现在在大会上装得可老实,他们现在是经过一年多,现在他们的一套变啦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他就说是这样,但就这么一套。他也不跟你顶,我们对他办法多了,但要打他的要害,他也是狼狈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死心,你们不要看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老实了吗?他们并没有死心,还想复辟,还想回到一年多以前的情况,还想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果他们再上台,那就危险了,去年的白色恐怖会真的到来。
    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我们看了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了胜利,不要轻易的放掉。但是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复杂的,还是尖锐的,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和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会使人麻痹起来
    我们一月革命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资木主义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执行,代表保守势力。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全向东吗?这个人啊,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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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人说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的言论,有几个人才说,这个人是全向东啊!不过是立场不同,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只向东”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事。现在都打得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个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的材料也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视。“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样一些人能行吗?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神气。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们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就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热烈啊,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苫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很好的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来搞的,用合法手段来和我们做斗争,有时候从极“左”的方向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出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合乎于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
    最近主席视察了上海的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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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的、仔细的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份,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的观察分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掌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永远不要转移。我们的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偏差,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敌人要冲击,要干扰,也是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斗争矛头搞乱,把大方向搞乱。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混进了别的阶级的人,这是正常的。因为工人阶级的前身都是劳动人民,而且主要的是贫农雇农,你们在座的工人同志不仅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家谱,你们几代都是因为农村破落才做工人。这是主要的。但是解放后,除了我们有计划的把大量的人,农民、学生动员到工厂去工作外,其他阶级的人,为了改造他们,让他们进了工厂,这本来没有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面,在工厂里面,有坏人,这是很正常的,以后还会有。我们还希望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査出来的那么多坏人怎么办?你说这些人统统去劳改农场啊?我看到农村能够劳动改造,为什么在工厂不能劳动改造?再加上你们管嘛,你们自己管嘛,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不要给上海市革委会増加麻烦。我们厂里有几个坏人,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就要自己监督他们劳动,监督他们改造对他又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都知道。你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又不了解他们,他摇身一变,就变成造反派了。问题就在这么摇身一变。现在就是有一些坏人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有的人甚至纂夺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这是事实,也是毛主席在观察中间讲的这个问题由他们自己组织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给Ⅹ××查到啊,“不得了,造反派里尽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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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种话的人不是很清楚吗,和陈丕显、曹荻秋讲的一样嘛。谁利用造反派把自口队伍中间的坏人清洗岀去,向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向机关造反派、向其他革命组织脸上抹黑的话,那同志们很好地反驳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呀,怎么和陈丕显、曹荻秋说的一样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们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几百万人,就算在我们队伍里查出来一万二千算什么,况且几百万分之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绝大多数是好的嘛。这个完全可以反驳他们,对于这一些谁要是这样做,那倒是用得上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老保翻天”,这倒是对的。但是同志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不能因为怕老保翻天,我们队伍里有了坏人,我们就不敢清。我们还是要清的,你看看吧,我们党,党内刘少奇都清出来
    你说是不是,仝世界老保翻天啊!美国、苏修……他们会不会说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你那个常委里都出了那么多坏人。我们说,不能人家说这种话,我们就不敢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一些,老保就越是没有办法翻天。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话,他们要通过唯复辟呢?我看是要通过那些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有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人在那里盖住,你要揭盖子,他就压着。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哉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
    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出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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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木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亡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
    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岀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木身原来就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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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內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Ⅹ同江苏省委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同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査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果有力量,索性把‘××’(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木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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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采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竞敢冒充和盜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一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江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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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旦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岀“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竟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连”。他还起草了一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挺,步枪一二十支
    ·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时蒙蔽了一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査出来了。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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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竞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別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一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竞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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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徐景贤谈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査清楚,一方面区别对待。国民党时期些演剧队,有的军衔很高,高到少将。但要看到他什么时期参加国民党,参加了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因为骨干与一般的要有区别,技术方面是有区别的,国民党工程技术、教宣有军衔,要弄清是否干过什么罪恶,你们这里,若是激于热情,为了抗日,参加了救护大队,若是一般成员,应区别对待。但一定要査明,因为这里有一个网
    教会要注意,教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有里通外国的关系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从他们代理人那里来的,有些人原来是你们医院的有问题也要搞清楚,否则你们就是散布细菌战,要帮其他单位査明一些问题。看来你们的对敌斗争是“方兴未艾”。
    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对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主席的指示和批示联系起来加以学习和落实。用镇压敌人的坚决手段,这是对群众的最好保护。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镇压敌人的过程,是粉碎右倾翻案的过程。右倾翻案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打击面太大了呢?还是相当的敌人没有挖出来呢?我看还是相当的敌人没有挖出来,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这就要很好地鼓足干劲,投入新的战斗,继续狠抓对敌斗争。对待群众的不同意见,正确的要支持,在这样一次大斗争中,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正确的意见我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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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五九年讲:“不要一触就跳。”这是我们掌权的同志特别要注意的,这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
    党的政策的基本特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决不能把政策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党的方针政策交给了群众,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要反复学习五·一九批示,把政策交给群众,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篇经验是三个重大问题:第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第二、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第三、必须狠狠地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掌握政策不能不有所侧重,首先要注意三个“必须”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这问题不能平分秋色这样就比较正确了,还有一个前提,拉一拉、推一推的人还要批、揭,不然怎么能拉呢?首先要肯定前提。
    学习门合同志要和当前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我们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大会,刚才有×
    染化十一厂和酒精厂同志们介绍了许多很好的经验。
    希望各区、各单位要很好地学习他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根据这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我想提几点意见。
    第一点形势大好,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重要批示,给我们工交战线和各个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强大的思想武器。八日、九日两天市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到会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了全市革命人民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工交系统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职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贯彻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的精神以后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进步行动起来了,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会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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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三个单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发动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因此在各条战线上面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挖了出来,在这中间,革命的大批判也正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形势越来越好。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革命和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总的来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从最近有些单位的经验来看,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比如说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历来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他们就在这4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通过进一步地发动群众,日前在仝市许多单位隐藏的比较深的、比较久的、比较狡猾的一些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这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他们隐藏的比较深比较久,但是他们也逃脱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前阶段发动群众已经取的了很大的成绩,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这里我讲的第一点,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通过前一阶段发动群众的面来说,特別是深度来说还是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的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比如刚才介绍的单位以及有的局,比如化工局,上海外贸局等等,由于群众发动得泛深入,因此就揪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在这同时他们的革命大批判也开展得比较好;大部分单位群众已经基本上动起来了,有的也揪出来了些阶级敌人,有的揪出了已经暴露了的面上的阶级敌人,但是群众发动的面还不是那么广,还不是那么深,还需要进一步地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还有小部分单位群众基本上还没有动,其中有的阶级敌人还在幕后挑动,蒙蔽群众,制造分裂有的个别单位,是篡夺了领导权,由于个别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压制群众,掩盖了阶级斗争盖子,使那个地方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来。就是在个单位里边运动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所以我们要狠抓二头,带动中间。对于那些群众还被压制的、发动不起来的那些单位,我们希望领导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要坚决地支持那里的广大的群众,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下,要说明一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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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有一些组织不要都随便插手,各系统所属单位的对敌斗争,如果各个地区都插手各个工矿企业里面的阶级斗争,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还有一些里弄里的群众专政的组织,也不要去干预工厂里面的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相互之间取得联系,大家共同商量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前阶段斗争的新动向,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当前革命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但阶级敌人呢?也在蠢蠢欲动,利用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捣乱,由于我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牢牢地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敌人呢,他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更加隐蔽更加毒辣的手段跟我们作拼死的斗争,也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我们前一阶段初步的摸了一下,也还是很不全面。我们也希望各系统各单位在下一步的斗争当中,进一步地把它摸一摸,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当前阶级敌人主要用:
    第一点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传出了在35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说,45岁以上都要审査,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队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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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队,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这是第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比如最近益民食品厂,他们单位揪出了一批特务,其中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日本特务,有的是一些汉奸走狗。他们这个单位,同志们不知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但是他们最近两派的头头通过了坐下来学习,他们揪出了批敌人,各自首先把自己这派的坏人揪出来了。从这一些例子当中就证明了敌人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来制造武斗,挑动分裂,来破坏当前的运动。那么也有一些革委会审批的时候,在“工代会”审批的时候,在积代会”审批的时候,没有被批准,或对革命委员会,对工总司各级组织有些意见,因此以后阶级敌人就利用这部分人来拉山头,搞分裂,有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革委会和各级联络站。最近轻工业局,就岀现了一个地下联络站,据我们了解,这个联络站本身里面就有那么一批是坏人,有的是被各级造反队清理出去的,有的一些同志是精兵简政回单位去的,有一些意见,而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因此呢,就搞分裂,企图把矛头指向轻工业局革委会,指向工总司。另外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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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就是借用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用的人他都去反,比如,有的个联络站谁一上去他就反对,制造种种借口,加以反对、歪曲。那么有的还利用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在各个单位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在工总司各级组织里边重新拉队伍,成立什么所谓战斗组,如果有人要成立他们的战斗组,那么我们就奉劝这些人,你们退出工总司,不要做工总司造反队员。也有一些人,企图跟外地的有那么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勾结串通起来,企图分裂,大规模地分裂上海的工人运动分裂上海的学生运动,我们在这里要警告那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的阴谋永远也不会得逞,如果要赛一场的话就请你们表演,我们会对付你们的!(热烈鼓掌)这些讲的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必然会利用各种杋会去挑动群众来转移我们的视线,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敌人总是利用各种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根据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动向,我们希望各系统、各单位要进一步地放手发动群众,严格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破坏生产等各种重大事故,也要防止阶级敌人逃跑、自杀,有的搞阶级报复,在这同时也应该做好各个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我们一些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建议不要由少数人去管应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之下,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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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一下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当前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我们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
    第一点,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领导,各级领导是不是敢字当头,是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的关键。据我们了解,在领导上面,还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是敢字当头,敢于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凡是这些单位的运动就搞得比较好,搞得朝气蓬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按部就班,群众起来了,对领导上促一促,领导就动动,或者有的是勉强动一动,所以有的群众就说,这种情况就是小脚女人踢足球不得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甚至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白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给群众订了好多条条框框,比如有这么一个单位,自从这次市扩大会议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但领导不但不在运动的前面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反而给群众作了许多规定,有的群众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材料,他就讲要看材料,要经过市革会的批准,我们就感到非常奇怪,我们看档案材料是有规定,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规定过,看基层一些党员或者般干部群众的材料,还要经过市革委会的批准。因此,造成群众意见很大,所以有的单位把领导踢开了,自己闹革命。所以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当中还有着一些右倾保守思想。我们觉得这些右倾保守思想主要表现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一怕二等看四要。一怕什么呢?有二种情况,老干部比如怕打击面宽了,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犯右倾翻案这样一个错误,怕人家说他右倾翻案。不是化工局有这么一个干部就说,上一次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已经是罪该万死了,如果我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那就更是罪该万死了,我永世不得翻身了。有一些新干部呢,也有些怕字当头,一个怕丢自己的乌纱帽,好容易自己造反造了个官,丢了怎么办?有的呢,也怕自己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就讲,如果我打击面宽了,整人家整错了,将来揪坏头头有我一份,所以我不干。所以有的就讲,抓抓生产比较太平,生产能够抓上去,还能够受到表扬,没有成绩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还是抓生产太平。那么二等呢,等上面的布置,上面不布置,他就不动。我们这样讲,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老早就布置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如果上面没有具体布置,他就怕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三看呢,是看了别的单位有了经验以后,我再搞,如果别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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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自己搞,担风险,将来要犯错误。那么四要呢,就是要办法,要具体政策,要派小分队,要军管。也有的单位就讲,北京新华印刷厂好是好,但是好就好在他们有军管会。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不管军管会也好,小分队也好,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要放手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够搞这场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放手发动群众,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就是有小分队也好,军管会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关键呢,还是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就说明有一些同志,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很好地学,还没有真正的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就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反动
    本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依靠国民党的一些残渣余孽来镇压广大的革命群众,来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烈火,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现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依靠了广大革命群众,来狠狠地打击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是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完全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现在搞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也可能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能会错伤一些好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毛主席历来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交给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完全可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以有一些同志虽然在这一次运动中被错伤了一下,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应正确地对待。当然我们也应该说,如果有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来搞打击造反派,搞复辟,搞右倾翻案,那么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来分清大是大非,我们要象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那样,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好哨,站好岗,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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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要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能够在对敌斗争中敢字当头。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团结对敌。现在还有一部分单位两大派的联合还不是那么巩固,有的还在打内战,搞武斗,我们说这一些单位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对敌斗争中来巩固大联合。现在有的单位各自用资产阶级派性来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一些同志对于对立的一派,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要无限上钢,而对自己的一派里面的一些坏人,即使是敌我矛盾也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揪不斗,这样就给一小撮阶级敌人钻了空子。有一些同志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因此就掩护了阶级敌人,敌人也还是利用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武斗,挑动武斗,来保护自己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的高度警惕。同时我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各方首先是揪岀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染化十一厂和上海科大他们的经验我觉得很好。他们就是首先通过学习毛著,落实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首先统一思想,开展对敌斗争。然后自己首先揪斗自口一派里的坏人,或者是双方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互相交换,集中起来,共同调查。这样他们通过共同的战斗,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的联合就巩固了。上面我门说的益民厂也是这样。还有一些单位最近还没有联合,还在打内战,这些单位的头头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坏人的话,请你们想一想,下一步怎么打算。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第三点,能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是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根本。发动群众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要把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认真地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切实掌握。广大群众都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在对敌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有最强的辨别能力,就能去发现隐臧得比较深的敌人,把他们挖出来,把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挖岀来,就能够自觉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无所谓去发动群众。因此我们希望各个单位首先还是应该通过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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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班等各种办法,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最近有一些单位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比如有些单位举办了干部的学习班,党团员的学习班,老工人的学习班,或者是退休工人的学习班,通过学习班的学习,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通过学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他们大忆厂史,大査敌情,通过大查大忆,就挖出了一些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也有一些厂原来由一些小厂合并而成的,那么这些单位呢,就把这些小厂的一些老工人,把些对这些小厂比较熟悉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大家通过忆敌情,这样呢,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希望各级领导能够在当前对敌斗争中狠抓思想教育工作,还是要坚持办学习班,还是坚持业余办,群众办这个方针。通过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这场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当中,各级领导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本单位的特点,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活思想,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我们抓住了活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能够把各种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当前主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要把广大的革命干部,党员、团员充分发动起来,因为他们对这一单位的阶级斗争比较熟悉有一些同志他们都有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经验,可以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因为有一批同志在运动初期有的站错了队,有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他们有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各级联络站、各级造反派负责人都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我们广大的党团员,也要勇敢地冲杀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很好地接受锻炼和考验,使之把我们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上港十区革委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充分发动了群众,充分地发动了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党员、团员,通过这样的发动,使这些同志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二点是要发动一些老工人,一些退休工人。这些老工人和退休工人,他们对些厂的历史比较了解,他们对一些厂的老人马都比较熟悉,而且他们的多数同志也有斗争经验,也有不少单位在这些工作当中,他们通过启发一些老年人,回忆对比,激发他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仇恨,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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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能够发挥的力量都把他发挥岀来,来共同地打场人民战争。第三点,我就讲一讲如何区别对待的问题。最近据我们了解,有些人,一些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现在搞得比较紧张,有的也怕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觉得,如果自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而自己已经交代清楚了,群众已经知道了,那么就不应该这么紧张,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即使是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也还不是敌人的,如果他们一贯以来表现不是那么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没有什么坏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要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给他们打消顾虑,因为这里边有一些人,他们也都是一些知情人。比如参加过护工队的,那么他自己参加了护工队,他必然会知道一些人参加过护工队的一些情况。有的参加过国民党的也是如此。那么即使是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采取分化瓦解,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要打击的还是那么一小撮顽固的阶级敌人在这里边,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面我们说过,有一些人现在企图把这场斗争搞到一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或者生活作风上,我们也没有上他们的圈套。在这里顺便说
    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来,
    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够不上敌我矛盾,能不能当各级造反派的头头?我们是这样的意见,如果是基层单位的,那么请那个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去讨论、研究,如果是公司、联络站以上的头头根据工总司、工代会的政治条件来决定,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不够当联络站头头,自己有问题,不够,那么你就主动的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条件办事,那么有的呢,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有一些同志,本来自己感到自己有题,要求回去了,后来呢,我在革委会大礼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听到不是敌我矛盾,他又回来了。不符合条件的还是要回去,回去以后,如果在联络站,在各地,在上边没有干坏事,我们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在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基本发动起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要进步地充分发动群众,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夺权这场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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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中发[68]133号
    毛主席批示:
    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
    现遵照毛主席批示,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转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并结合你们当地情况,参照试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直很好。但是,全市还有四百多个所谓“老大难”单位(约占全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战线主要单位的百分之八)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些"老大难"单位,虽然绝大部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往往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群众,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的是操纵着对立的两大派,使之内战不休武斗不止,牵制了我们的一部份精力,已经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障碍。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为我们解决“老大难”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力量。我们在几天内集中地出动二十多万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两个布告,在全市造成强大的舆论,同时,组织了四百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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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宣传队,共五千八百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大都是“一月风暴”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杀”出来的,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感情最深,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最紧,革命朝气足,善于联系群众广大群众见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热烈欢迎,许多人热泪盈眶地说:“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的心,现在号令一发,就派人来了。
    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一经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就产生巨大威力经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阶段广泛地宣传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老大难”单位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武斗停止了,武斗工事拆除了,上交了近万件武斗凶器,揪岀了一批挑动武斗的黑手,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四百多个单位中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单位变化更为显著。如“老大难”单位比较集中的棉纺系统,原来停产十四万枚纱锭,现在开出了十万零六千枚;停产的四千多台布机,已开出了千多台。冶金系统钢的产量,七月份平均日产六千一百吨;八月十日,在上钢三厂日产一千吨钢的平炉车间停工检修的情况下,上升到八千多吨
    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认真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把毛主席亲白批准的两个布告,和毛主席向北京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的喜讯以及《人民日报》“八、五”社论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武装群众,使广大群众了解到,是毛主席亲自抓“老大难”的问题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同时,我们又组织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着重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以理服人,不是以力压人,使一些原来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的人提高了觉悟,决心铲平山头,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前进。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的学生学习了两个布告以后,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流着哏泪,挖地三尺,把埋藏的武器取岀来,他们说:“毛主席叫我们缴械,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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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着武器,对不起毛主席。”化学工业局两派的头头原来受“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影响,长期对立,影响基层。这次批判了“多中心论”以后,都认识到过去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就在全局系统的大会上进行斗私批修。他们一检讨,对基层促进很大,推动了全局系统"老大难″单位问题的解决。
    (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过去,我们处理“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时候,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头头的工作上,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忽视做群众工作,收效甚少。事实上,即使是“老大难”的单位,群众也是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他们对“内战”厌透了。因此,宣传队一进入这些单位,首先把工作重点落实在放手发动群众方面,热情支持群众反对打“内战”的革命要求,使群众起来促头头。对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我们遵循毛主席教导“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宣传队进入“老大难”单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三进出”,“四进四出”;有的在厂门口站了一夜坚持宣传,感动了群众才让进门。上海第三制药厂两派的几个头头,开始见宣传队来厂,情绪抵触地说:“我们武斗工事都拆了,不是‘老大难’单位了。”宣传队很难说服他们。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老工人责问头头说:“你们脑袋里的武斗工事拆了没有?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办公?”使两派头头无话可说,立即进行斗私批修,搬到一起办公了。因武斗把楼房打穿而被称为“打通中学”的大通中学,两派头头不想交出武器群众把武器堆到他们面前说:“要打你们去打吧,我们是不打了,我们要跟毛主席走!”群众一旦起来,使要打内战的头头感到说话没人听,行动没人跟,只有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办事。
    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老大难”单位往往是一派掌权,因此,怎样对待革命委员会,成为两派群众争论的焦点。我们釆取的方针是“补台”,而不是“拆台”。即使对于混进了坏人掌握了实权的革委会,宣传队既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夺取斗争,但又不能简单的把这个单位的革委会敲掉。在两派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如果草率地把革委会敲掉,容易“顶牛”,这种影响还会波及其他单位。今年三四月份,有几个局派出的小分队对这个问题有过教训。这次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以后,既不把革命委员会敲掉,也不是把它撇在一边,而是在斗争中支持革命力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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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犯错误的同志,团结大多数,揪出坏人,把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充实进去,健全和加强革命委员会。如上海玻璃厂革命委员会原来是一派掌权,实权落在一个特务分子手里。宣传队进厂以后,大多数委员热情支持宣传队的工作,一个常委(参加过国民党)则和宣传队若即若离,掌实权的特务分子不敢和宣传队在一起工作。宣传队就积极支持一个工人出身的常委掌权,稳住那个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常委,把另外一派的代表请进革命委员会,狠狠地打击了那个篡夺领导权的特务分子,把权夺了回来。这样做,进展顺利,群众拥护说:“这个宣传队真正支持了造反派
    (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改变落后面貌。过去人们对“老大难”单位落后面看得较多,往往把问题看“死”,不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经过最近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深深感到,在落后的“老大难”单位里,有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先进经验。要善于发掘和支持这些先进因素,以利于振作革命群众的精神,鼓起革命群众的信心,加速改变落后面貌。如国棉
    二十二厂因两派武斗,一个青年工人被另一方打死,两派更加对立。宣传落实两个布告时,死者的父亲(是一个老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在宣传队的帮助下他意识到有人想在他儿子死的问题上做文章,挑动更大的武斗,因此不但不到里哭闹,反而在仝厂大会上发言,又亲自去慰问两派武斗受伤的工人,劝说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两派头头感动地说:“过去内战打得浑陶陶,伤害了阶级兄弟,这是我们闹资产阶级派性,被阶级敌人利用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发扬这种先进因素,因势利导,促进了两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使坏事变成好事。大隆机器厂也是“老大难”的典型,该厂的第二金工车间,从来不参加武斗,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都搞得很好,生产也最先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抓住这个先进因素进行推广,为全厂树立了榜样
    广大革命群众对于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决心大,信心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表示,就是“老虎口也要钻,硬骨头也要啃”,不解决问题,决不收兵!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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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
    《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向读者介绍《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评论,它把所谓“老大难”的本质及解决的方法,都说清楚了。根本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上海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去的办法很好。工人阶级不但应当在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应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一件大事。打好这一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就有保障了
    大大大
    当前,上海革命形势大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条战线上还存在一些“老大难”单位。这些单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就是搞武斗。这些单位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很坏,已经成为发展大好形势的阻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障碍,成为害群之马,落后的死角。对这些“老大难”的马蜂窝就是要捅。这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需要,是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的需要是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也是当前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
    在中央两个“布告”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给北京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的巨大鼓舞下,上海以工人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三结合的,数以百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入了“老大难”单位,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直接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出现了极为鼓舞人心的一片新景象,“老大难”的帽子正在一顶顶地被扔到垃圾桶里去。由此可见,“老大难”不仅必须解决,也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老大难”难在那里?有少数单位,就是“难”在“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在这些单位里,一小撮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对外抵制,对内控制”,“对上封锁,对下高压”,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实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统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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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严重的是,封锁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蒙蔽和欺骗群众,使自己单位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对这些单位就要坚决支持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炸开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夺权斗争,把领导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老大难”还“难”在有些头头中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他们占山为王,认友为敌,迷信“实力底下出政权”,大搞“以我为中心”。这些头头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脱离群众的大多数,群众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他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对这些头头,要发动群众起来对他们实行监督。
    解决“老大难”,归根到底,一要靠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二要靠群众起来。阶级敌人最最害怕的就是这两条。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一小撮不管是登台表演,煊赫一时,还是隐藏幕后,策划密室的阶级敌人,就会立即现出原形,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准确、全面地把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声音,落实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宣传队的工作既要轰轰烈烈,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又要扎扎实实,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真正从思想上发动起来
    解决“老大难”,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一小报阶级敌人正在用种种卑鄙的手法,进行阴谋破坏。他们妄图挑拨宣传队和群众的关系。他们叫嚷“过去十二级台风也顶住了,这次二十四级台风也要顶得住”,以此维持动摇的军心,加强内部控制他们叫嚣“不要跳,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妄图吓住群众,捂住已经在冒烟的火山。他们还道道设防,进行干扰,制造事故,破坏生产,力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运动的开展。但是,这一切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要开展场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敢于顽抗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将被广大革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仝部地消灭
    (原载上海《工人造反报》第一五五期社论;转载《红旗》杂志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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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整顿党的组织
    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主席
    这次回上海过国庆节,住了十二天,作了一点调查工作,开了几次调查会到基层去看了一下,前一时期打得最凶的柴油机厂也去了。一接触群众,学习到很多生动活泼的新东西,深深感到,主席最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都是集中的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内心的要求,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譬如办训练班吧,干部需要,造反派头头也需要。有一个染化八厂,是生产活性染料的,七月份成立革委会,到现在自己已经办了
    八期学习班,每期一周到十天,学习“老三篇”和其它主席著作,造反派中队委员以上参加,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参加,着重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用主席思想为指针,作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正确对待群众,团结群众,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新干部掌权后,工人主要一条意见就是到群众中去较少了。这样学,效果很好。这种短期学习班,厂可以办,其它地方更可以办。他们一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立刻感到真像说到他们心坎里。
    调查了几个问题
    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
    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大”问题
    在四个座谈会(革委会、红卫兵、工厂和学校造反派党员、军队同志)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征求了人们的意见,我们本以为大家会感到突然,其实不然造反派中已经在议论了。可见群众心中是在思考这件事的。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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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
    最好能吸收一批工
    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这种核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应主观主义的去建立,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在斗争中发展的,整顿党的组织。首先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领导机关开始。上海各区、县、局及相当于局的单位,至十月五日,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共三十五个委员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党员四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一批较好的党员实际上已被革命群众选进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参考,不知是否妥当?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阶级斗争实际,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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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上,才能领导几万万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容易曲解为恢复原状。”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小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重点是:第一、党的性质任务问题。第二、建党路线问题(“生产好、听话、就可以入党”)。第三、对群众关系问题(这是根本问题,一些党员谈到因受黑“修养”的毒害而当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受刘邓路线蒙蔽,而压制群众。无不痛恨,有极深感受)。。第四。民主集中制问题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毛泽东思想对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不知这样综合是否对?
    致极其热烈地盼望:“九大”前“毛选”五卷能出版,能够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许多党员(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希望更多了解党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某些人物的历史面貌。因为过去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用了。
    (二)精兵简政问题这个问题很迫切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二十个工作部门三千二百二
    十九人。办公室下面就有七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太庞大了。机构越大,各种坏人就会钻进来,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就必然会滋长山头主义,其中有一些部门不是仝部)人员增加正是由于山头主义在作怪,同春桥同志商量,至少要砍掉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这个思想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我们已向领导干部传达了
    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训练班等问题以及继续大批判问题,“人民日报”“红旗”是必须有专门的社论。主席的重要指示就在社论中分别引用。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
    月革命以来,十个月了,造反派的头头,大多数在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学习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市和区、在基层中,我们见到了一大批敢于革命、敢于挑担子的生气勃勃的好干部。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开始被宴会、鼓掌、捧场、小汽车所陶醉,个別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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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打中,开始脱离群众,不再那样如饥似渴的去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批评了一些头头的“追求名利、出风头、享乐”的坏作风。希望“敲起警钟,起个革命化”。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
    九年到“三反”的那一段短短的历史。除学习班外,春桥同志准备开一些小会,进行教育和深入谈心。
    怕多占用您十分宝贵的时间,这封信就写到这。
    另外两个问题以后再报。选了一份党员座谈会记录,请主席参考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本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同志出席了市革委会会议,听取了
    、三线和各口
    修改党章情况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徐景贤也作了重要讲话,现将春桥在听取汇报时所作指示,整理如下
    当二线同志汇报到提工人阶级还是提无产阶级,下面有争论时,春桥同志说不要在名词上争来争去,有时可用工人阶级,有时可能无产阶级。我们的精力不要放在争论这些名词一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设置,这是很难发表意见的,要下面同志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困难的。
    当汇报到有些厂在批判生产好就是好党员的时候,春桥同志说:不能说生好就不好,问题是政治要好。造反队员生产吊儿郎当的也不行。有些党员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要分清,大多数党员是跟党的,热爱党的。
    当上面同志汇报到下面同志劲头很大,但领导不支持(如上无三厂几个青年同志,因厂级领导不支持,而到康平路反映情况时),春桥同志说:要支持他们自己,还没有联合的单位,什么都等上面的布置,三天不布置也就不知道干什么了?过去的旧市委就是天天在布置,不要那样嘛,还是要群众自己搞嘛
    当有人建议市革委会尽快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以便对下面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审批时,春桥同志说:“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还没搞清楚一月革命,我们究竞有没有夺权。不是我神绎过敏,我是很迟钝的,就是有些人不相信市革委会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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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权力。市革委会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旧市委最大的权是党权,市革委会为什么不能批呢?”当财贸口汇报到财贸系统小业主多,是否与职工一起学习参加批判时,春桥同志问:是否参加造反队?答:参加了,春桥同志说:让他们自己去议论吧!(意思是不一定与职工一起搞)春桥同志的这些指示是插话中作的
    张春桥同志最后做了重要讲话
    三条线的工作任务最后还是要拿出一本比较满意的修改党章的草案出来,不要群众运动搞得很好,但拿不出一个本本来。现在我们自己学习不够,学习很重要,要抓紧。有些材料党章修改小组可以看,修改小组任务很重要,要学习又要到群众中去修改批判,又要写,现在大家反映修改总纲难,但后面的也不要轻视。写在党章上面往往都是过去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然不会写到党章上去的。涉及到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能只看到刘邓右的方面,假使那样写,也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承认党章”,这样写好不好?第一章党员条件中就谈到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写好。联共(布)曾经写过党员要精通党纲,主张精通的是大学教授。文字要简练,又要大家遵守。怎么写法?一边搞一边讨论,一边要看书。要看毛主席的书
    群众运动的问题,要作一个长远打算,现在工厂有50%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再不考虑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再要前进就有问题了。一月革命的时候,我跟姚文元同志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要不要一个党的核心?二月份我在主席那里请示这个问题,主席说到,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呢?常委会不可以吗?我讲这个意思是主席的意见,是不大同意搞的。党的整顿在九大前要进行一些工作,大量的工作要在“九大”后进行。等新的党章出来那就有了方向。因为不是哪一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一个改造思想的问题
    有些造反派是很优秀的,但并不是说就够做个党员。党员应起些什么作用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要作长远的打算。要抓些点试一试,开始整顿几个单位,碰到那些问题,再研究。面上要作些长远打算,把党的工作研究一下,现在的大学习、大批判对全党广大干部、广大群众都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教育。可能经过教育,些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改正了,一些造反派的同志具备了入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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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革会许多组工作比较乱,被别人牵着走,要处理各种事够忙了,上海这样个地方,一万个人提一个问题,一千万人就是一千个问题,那你就整天忙不过米。还是要抓政治、抓思想,而且放在第一位,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90%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现在还是要抓紧一个问题,党不管党,主席已经批评多年,我们不管,刘邓就抓去了。要认认真真的抓,不要迷信大机构,不要迷信人多,机关斗批改不搞也不行,认认真真的抓,主要是发扬好的经验,组织交流,出现大的偏差提醒下注意。可以放手让群众搞,要重视,不一定在人多这个问题上表示重视。也可能面上能够提供经验,修改小组一、二线同志要抓紧,二线已经提岀来的党章、党纲先印出来看一下,作个比较。这个事不是那么容易的,浙江省的同志提出取消地委一级,我问取消了怎么办?他们说取消地委后,没立办事处,这还不一样?有的提出什么都不要。体制不能随心所欲。有些问题,如民主集中制问题,怎样民主,怎样集中?党的领导机关怎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代表常任制等,可以多做几次设想。中央书记处要不要?中央机构大家认为多了,有那么多的部。延安时,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常委。各个时期不一样。按“八大”党章规定,书记处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但到邓小平管的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同样一个问题,到什么人手里会不一样,不在于名称,在苏联、斯大林当总书记是革命的,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是修正主义。
    对基层来说,把党章的第一章党员和第六章党的基层组织修改好,一章、六章要写好。省委中央一级让修改小组来考虑。
    党的委员会起什么作用,班长跟委员的关系,要不要写进去,这些条文都不简单,都是党几十年来党的生活的条文化。我坚持还要条文的,因为有的同志不喜欢一条、二条……不行的,条文可以是整人的工具,也可以是保证党的生活正常化的工具。是否可以一不迷信章程,第二,搞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党章。条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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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的。联共党章开始十条,后来发展了,到苏共十九大时一百条。多了不一定好,少了不一定不好。
    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1968.09.29;中发[68]144号毛主席批示林,周及文革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九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经过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现将我们经过调査研究提出的规划和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査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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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1.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具有革命权威
    2.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
    3.整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一整套反动谬论搞得比较深;清出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少数长期死气沉沉的和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党员暂缓恢复;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教育,站错过队的党员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4.革委会中党的领导核心,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更新的,新老结合的,经过革命群众反复酝酿推选的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总结上述三个点的经验后,年前准备再选择十几个到几十个条件成熟的工交单位开展建党工作。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今后也不搞那种由上而下规定数量的“大发展”。
    ,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毛主席这一伟大建党纲领的要求。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那些中间派,“老好人”或言行不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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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接收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地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
    全市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两年多严峻的考验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能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力。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由市革命委员会授权有关单位革委会中党的核心小组或常委中的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权,审批批准新党员入党。市以下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入党则须经上一级审批。
    首批新党员入党,要举行较隆重的会议,吸收革命群众参加。其他有关单位也可派代表参加。
    入党宣誓的誓词,均由本人自己写。
    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后,拟报请中央批准予以报导。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没有搞好的;虽然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但支部的领导仍是旧班子原班人马的;阶级队伍没有清理好的;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受蒙蔽的党员的工作做得差的;党群关系特别紧张的。这些单位,要做好其他工作,特别是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为建党准备条件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党员有保守思想;有的党员总觉得“你们非党造反派反正得归党员管”;有的怕被介绍的人以后出了问题找他“算帐”,不敢做入党介绍人;在发展新党员时,有的党员可能会揪住造反派同志的某些缺点不放;有的也可能怕这怕那,为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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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造反派,不敢坚持原则。这些都需要针对活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利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八)极左派的干扰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海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将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最后斗争局面的新时代!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亲手埋葬美帝、踏平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惊心动魄的时代!
    这是我们创造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的如火如茶的时代!
    这是历史大踏步前进。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最大
    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在中国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最大!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列主义,是无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大立伟大的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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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顶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推进到第三个里程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阶段里,决不允许也绝不可能有第个所谓“顶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时代,谁否认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正如列宁时代否认列宁主义就从根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下去就是犯历史性错误,堕落为千古罪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世界共伐之!
    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俄国,不是德国俄国出了列宁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中国,不是俄国;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怎么办?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优秀、最杰出、最坚定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是我们时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它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明灯,它将永远成为放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圣地!
    时机到了!
    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
    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仝部沸腾起来了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反对和防止人头滚滚落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迫切任务,这是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句话这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木问题,就是无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向何处去?是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中国红色政权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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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有更大的打击了。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支持人民中国,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的侵犯,是一切革命的和爱好自由的力量和人民的历史性任务和生命攸关的问题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那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在那里反复辟,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的艰苫岁月里,我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思想往往是动摇的,容易接受或右或“左”的反动思潮,也是青年运动拉向右转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反复辟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十五年前,毛主席明确指出:“按照中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两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高峡雷霆之势,如暴风骤雨,起源于北京,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生动!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其现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研究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等于解决了世界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是研究世界的捷径。我们的时代,谁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世界是一句空话,不首先注意研究中国,所谓研究世界问题,一定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研究现状必须以中国为主!毛主席历来最关心、最重视。最强调中国问题对中国的国情做了最大量的、最深刻的、最严密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最高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笔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财富,我们还只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有人借口搞运动,拒绝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仔细的硏究,正如毛主席所说:“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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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出合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木意义所在。我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以全部精力投入运动,对于中国最高水平的潮气蓬勃的现状熟视无睹,无所知,只能背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未免太坏了,有愧于“毛泽东思想故乡”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进行客观世界的反复辟,如果不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反复辟,不跳出“私”字的局限性,不从“我”字中解放出来,所谓理论研究是搞不好的,其理论也一定是不彻底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反复辟事业必将导致失败
    切服从于前线的战斗,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句话,有利于共同学习、运用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他们应当是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具有冲天革命干劲和相当研究能力的。本学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是我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仝世界毛泽东思想化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大刮无产阶级强劲的东风,
    十级、十一级、十二级……,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坚决、彻底、千净全部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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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光辉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哗啦啦飘扬的新世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程,无限的光明,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就在前面
    反复辟学会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九六八年二月,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影印版)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亳不夸张的说,是有解放仝世界的莫大意义。在这急剧转变的峻峭关头,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
    这将是一付多么振奋人心的壮丽图景。这将是世界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伟大的转变中,东方巨人—红色中国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伟大导师毛主席是驾驭整个历史进程的最高统帅。
    历史的车轮推进了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较量,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它必然带来世界上阶级矛盾的集中暴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在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现实,已经开始吹响了这场世界决战的进军号,揭开了这场大决战极其激动人心的序幕。
    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决战前夕意味深长的激励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惊人的豪迈气魄,空前的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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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发动了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世界革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组成部分,这是整顿和巩固世界革命根据地以利于在整个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果断英明的戕略措施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着雷霆万钧之势呼啸前进的中国英雄铁军,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大,将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再次的交锋,仍是极为激烈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敌人不甘心死亡,正在焦急的拼凑残余力量,妄图在九大上反攻倒算
    九大,也将直接影响着世界决战的成败。关键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条被毛主席所阐明的重要历史定律,在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今天,在九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可以澄清许多游离政权斗争的糊涂观念,丢掉不少敌情观点淡漠的和平幻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再现,在整个斗争中,尤其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在九大召开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革命的阶级队伍,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向着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进行猛烈的进攻,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政权,在党内用组织形式巩固下来。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错误的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尽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同志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这条规律,在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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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显著特征就表现为: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斗争矛头主要地指向革命的一般对象,甚至自己的战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掩护走资派的作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在争夺党权的关键时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再也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连串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变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对阶级关系变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对于如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当很好地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队伍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夺好党权、迎接九大作好舆论准备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在以上几段论述中,毛主席结合1957年以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抨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关系问题上散布的腐朽神话的强大理论武器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举动,就是阶级关系突变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白炽化的暴发点。社会大变动,社会大革命,是由于长期阶级斗争而引起它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来得深刻。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已经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成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某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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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胜利或消灭。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对谁实行专政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着和最集中的代表着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阶级关系不断的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剧烈的分化,这些就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讲的:“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怎样发生的阶级变动。”锋利的词句直刺小资阶级革命派的心窝,剖开来一看,全是谎言的污水,哪有一点血!
    诚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用意是回避了一些部门一些单位资木主义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掩盖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七年来猖狂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倒要问它们,解放前几千年来的阶级阵线是否是基本稳定呢?他们没有说,大概还没有这么蠢,回答起来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解放前直是剥削阶级掌权,工农兵一直是受压迫的,掌权阶级没有变,被压迫者也没有变,阶级阵线怎么会变起来呢?请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介石由某一段时间的统战对象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阶级阵线大变动的重要标志。同样,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教育界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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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走资派主要的是依靠谁在教育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再决定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教育界走资派本身尚不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的眼里,已经不适用了,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然后再“决定”。人们万分惊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四个里程碑
    研究结果如何呢?敬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含蓄的透露了:教育战线上“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冾我们学校的现象。”在这里,这位革命派先生装起糊涂来了,把毛主席尖锐抨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弦外之音自然是: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兜了半天圈子,还是老一套。剥去保护色,就可以看到刻在他们身上烙印的显著特征:转移斗争大方向,掩护走资派。稍有一点教育革命常识的正常人们,就会清楚回答:毛主席这里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主要是指那些早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最典型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指他们十七年来的反革命统治。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离开了阶级大变动的新特点,离开了政权问题上斗争的新动向,来咬文嚼字,来玩弄概念,是最低劣不过的手法了。某些天真的同志,会觉得很奇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专门喜欢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疾恶如仇,阶级感情不是很深厚吗?岂但是深厚,还极真挚呢!我们实在惊叹“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话的确凿性,你对无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几分抵触情绪,就会表现几分,自己的言行就是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一分一毫也不差。漂亮的言词,慷慨的姿态,也无法掩饰自己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真实举动
    政权问题
    最初,我们看到前十条里毛主席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觉得很不理解。在这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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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深刻地全面阐明了每次重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在革命中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和实质。这条规律,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反右斗争,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文化大革命,天地间发生了无穷的变化,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阶级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了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里,走资派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心怀叵测地混淆黑白,搅乱甚至颠倒了阶级关系。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毛主席也发现和组织了一批左派队伍,这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文化革命中涌现的新生骨干力量。出于对教育界基本状况估计的不同,也就得出依靠不同对象的结论。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依靠对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了是一场悲剧,是历史利用了造反派,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造反派都是群痞子,“只不过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划了几浆而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真正掌权的还得靠十七年来的真
    正的革命派,真正的老左派”。他们在这套所谓的“理论”的武装下,就向我们毫不客气的伸手了。其实,他们还是比较蹩脚的,他们这套理论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他们的鼻祖刘少奇、安子文早在1947年绥远土改时就发明了这套理论,什么“改一开始积极斗争土豪劣绅的都是地主二流子,以后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贫雇农”。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就是一根琴弦上弹出来的调。可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生们,难道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多大的精力去批判刘少奇的陈词滥调
    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关键在于政权,在于教育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不是这样的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种种现象,就一点也触动不了教育界走资派的一根亳毛,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的问题,教育革命只不过是酣梦中的空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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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统帅在总结复辟和反复辟经验时指岀:“这种复辟的危险是综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他们的种种言行,都是反对我们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一走资派,转移视线,不把精力集中在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问题上,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
    这种表面上回避政权问题,回避夺走资派的权这一要害问题的手法,这种不断把斗争引向脱离政权的邪路的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夺权的。
    林副统帅指出:“政权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班子的问题。”
    砸烂旧班底,一方面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另一方面要肃清他们的错误思想,时时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令人不觉察的方式进行反夺权。要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加以彻底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教育界的走资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发现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很得心应手了,加上名声又不好,他们本人的政历问题又太复杂。于是,就在青年干部中物色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份子。这是走资派里比较狡猾的角色下的种子,必须认真对付。那批修正主义苗子和新的资产阶级份子是走资派的极重要的工具。在夺权过程中,对于他们应当严加防备。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改好了的也可以依靠,仍在时时窥探方向,对造反派耿耿于怀者,就有可能成为窃取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继续为其主子效劳。正象张春桥同志指出的那样:“他们对造反派有看法,反对造反派。……看你们在这里开会就不舒服,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人,他看着就不顺眼,……如不注意教育,这些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住,到那时就有事了。两个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砸烂旧班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过程。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从领导班子着手,从巩固政权着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观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为着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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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从根本意义来讲,就是先进的思想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实现。当然,要战胜旧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里,得首先并且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推出了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革命运动,同时,这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将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大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必须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不疲倦的斗争
    整顿思想打倒派性
    在当前,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并且是提高这支队伍战斗力的重大措施。为了召开九大,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准备。政治上我们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了,并在更深入地进行大批判;组织上,我们清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造反派队伍及教育界队伍;思想上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和“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铁军。有了可靠队伍才能夺取最后胜利。能不能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就是能不能树起队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这是夺好党权,迎接九大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元旦社论尖锐地指出:“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已成为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如果再不自觉克服派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来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终于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文化大革命发展至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经济上反革命经济主义进攻这软硬两手已经基木上失去了原先的“妙用”,他们采取了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新策略。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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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成了当前他们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是不奇怪的,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利己主义,历千年之久,根深蒂固,在小资产者阶层里是颇有市场。解放十八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在不断更新,但是余毒仍然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缘故,更应该注意的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十几年来,他们把持着文化、宣传机器,不但不去触动剥削阶级四旧的一根毫毛,还大肆宣扬帝封资修的臭货,更恶毒的是象疯狗一样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了篡党篡政造舆论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篡夺了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所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余毒是更深
    马克思说过: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原因与结果是互相替换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路线、政策的分歧,并最终以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最高形式。而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又转过来扶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理论和著作上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及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妄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蒙蔽、毒害更多的劳动人民,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扩大反革命阵线,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林彪副统帅说:“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先进思想影响与反动思想影响之间的本质差别。
    反动的旧思想的阻碍作用,有时并不被人们所十分重视。当反动思潮控制、蒙蔽着一部分的人们,起着恶劣的阻碍社会发展作用的时候,那部分人们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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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亳不觉察的。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总是走曲折的道路。正是这样,每一曲折,就是先进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合。
    林彪同志说过:“在一个短时期,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子。
    去年八、九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又是一个例子。
    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影响了我们队伍中那么多人已成为阶级敌人利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是更可说明的了。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来注意反动思潮的阻碍作用,并用先进思想与之斗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集中地,阶级敌人是非常敏感,非常狡猾的,非常善于利用形势的变化来进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活动的。目前,围剿派性已形成了高潮。在高潮中,某些表面上隐下去的矛盾大有发展的趋势。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在派性泛滥时,保守势力,反动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这是一条规律。因为派性斗争是大量的,主要的,就以此来完全否认路线斗争,包庇反动势力、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历史将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还会重演一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吸取教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犯错误,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才清醒过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些人自己认清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有一个好法子,就是深入阶级斗争实际,注意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奴隶主义,不要右倾保守,要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才能为造反派掌好权。否则,总有一天要淘汰的。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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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站在高山之颠,以惊人的气魄,挥动着巨掌,指出了浩浩荡荡的亿万工农群众的红色铁流唯一正确的方向,辽阔的战场上,战尘迷漫鏖战急,鼓角悲壮,马蹄声咽。新的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空前规模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在迅速发展,革命在飞跃前进。我们正处在伟大时代的转折点上。“天等于二十年”,这一科学预言,在今天,在两条路线深刻反映到人们灵魂深处的重大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即将来临前夕,显示出神奇的作用。时是多么宝贵呵!现在我们顽强地奋斗,坚持不懈的努力,待到二三十年之后,待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世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显得极为要紧,极为关键!
    有志气有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切污泥浊水。
    原载上海《红卫战报》(中串会影印版)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
    潮集》(1968年)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家、阴谋家张春桥》
    时候到了!法庭开了!现在是把大叛徒、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的时候了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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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內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不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我们要提醒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时刻听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让张春桥引上邪路上去。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从一月革命以来,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赤卫队、红卫军异党臭联司,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反革命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复旦的变色龙,胡守钧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还有人会跳出来否定反逆流大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臭类,胆敢妄动,坚决镇压。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仝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揪出张春桥,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山遮不住,毕竞东流去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普照全球,举起你的双手吧,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上海将更加威武雄壮
    2007年6月12日初稿2011年8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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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三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革命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王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上个月,我在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织临时指挥部主持召开的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检查。以后,又参加了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大会。这几次会,揭发批判了西北局书记处和我的错误,对我教育很大,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热诚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它为反修、防修开创了一条可靠的、科学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央西北局书处和我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没有真正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仓卒上阵,没有深挖错误路线的根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因此,错误一直延续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我是西北局书记处的成员,主管经济工作,有时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因此,错误更有我重要的一份。现在我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着重检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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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但是,当时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把西安石油学院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下去了。我在参加处理这个事件中是有罪过的,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参加了四月二十八日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在这个会前听过一些片断汇报,我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接近过群众,没有感性知识。只看到马文亲信王恕仁(伪国大代表的儿子),想钻空子,有一小撮坏人想乘机进行阴谋破坏的一面,而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有的听而不闻,有的轻信了一些不够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情况反映,就错误地肯定为闹事风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闹事事件。现在看,群众当时斗争矛头指向院党委,大方向是正确的,提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我不懂得群众起来之后,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这个学校,也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的阴谋。由于看做是闹事,因而就要査闹事原因,就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査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空气紧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严重的是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六月五日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在指导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限制、压制群众很坏的作用。在处理西安石油学院这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陕西省委是有责任的,但西北局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参加调査组、工作组的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受了我们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
    今年六月初,在北京传播的若干条,如不上街、不打人、内外有别、在校内贴大字报等。这是束缚群众手脚,和毛主席充分发扬造反精神、大点革命之火是正相违背的。但当时我当做好经验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过介绍。争取早日成立学校文革组织,我也传播过这个所谓好经验。当时我记得还提出三个条件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是要革命的左派;三是要经过选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同学不到工矿企业串连,我当时没有认识我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北京也流传着一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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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即所谓对来者要表示“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老工人、文革组织出面去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社论,是一篇鼓舞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社论。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意撤销了这个社论。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力主张这样办的。机关布置保护措施,保护档案等,这是我主持的。虽然我一再说明是做“万一准备”,但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当时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精神状态。
    六月初,匆匆忙地派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去,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把自己完仝置于和群众敌对的地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想起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说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并不过分的。
    首先,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一时乌云遮天,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把西安交大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
    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志对交大问题性质看法是一致的。我曾比做匈牙利事件在西安的再现。我也主张工作组不能撤退,要顶住。我同意了查上当、放包袱的作法,虽然强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敌,要严格控制打击面,但实与愿违,使不少同学被打击、受压制,很多同学打成了“反革命”。交大“六·六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可是我当时把同学们如何“闹事”,如何辩论,如何镇压,工人打同学等,把这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宣传,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不少干部受欺骗受蒙蔽
    交大“六·六”事件,错误责任主要应当由西北局、陕西省委承担,不应当推给工作组,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交大的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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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工作组,是很错误的。“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同学的事件。虽然也曾经动员省、市同志上街作劝阻工作,但由于措施不力,连续几天,制止不下。对于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没有及时澄清纠正。
    李广仁同志因为误会被交大同学带走(共住六、七天),西北局提抗议、转医院,是让我和去人谈话布置的。我也同意写大字报。这些都是造成和革命同学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在街上发生严重围斗的一天,我指使西安市委同志,派出宣传车宣讲十六条,大讲文斗不武斗,做维持秩序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交通警同志的工作,我出了让他们穿交通警制服的主意,市委同志听了我的话,但车子开到西北局后,又感到这样做不妥当,制止了。但这件事在部分干部中,已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一次机关讲话中,谈到我对绝食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绝食,也不同意“饿死活该”这种刺激人的极端错误的说法。但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同学们为什么绝食?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根本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说明同学们采取绝食这样一个斗争手段,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由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是逼出来的
    打人问题,到底怎样调查处理,我朿手无策。我很同意把参加打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抓起来,理由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根木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证明,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就可以真相大白,就可以揪出打人的真正指使者。六月下旬一次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前,汪锋谈到一个学校打人事件,位同学毒打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病号,打的很厉害,大家听了很气愤,我当时也表示过逮捕的意见,以后甘肃省委果然逮捕了这个同学(后释放),这是不应该的,我是有责任的。
    对于“黑帮、黑线”,“炮轰、火烧”等口号,开始不能接受,很有反感。我曾不择场合地多次讲过:“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另外,
    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我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还曾经错误地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同学们当时就有批评,这个批评是完仝正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提法,实际上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定了调子,起了限制群众对领导上批评提意见的作用,而且有的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挑起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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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待各革命组织的态度上,缺乏阶级分析,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两派的对立,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这一点自己长期没有认识。对于革命派的突击先锋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以宗派主义情绪代替了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容易看到革命造反派有时不大讲究政策、方法的缺点,但毕竟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应当具备强烈的革命精神,要革命的“炮轰派而不是其他。是否真心诚意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依靠和支持造反派,这是考验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敢于革命,善于革命,首要的还是敢于革命检査起来,我们没有站到他们中间去,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就更谈不上了。只有积极站到他们中间去,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正确的行动,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
    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之后,我们还在开会(西北局扩大全体委员会),关着门捉“黑帮”。没有亲临前线,脱离当时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当时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这样做法是没有不犯错误。只靠听信一些间接汇报巫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因而常是错误地分析形势,错误地判断问题。当时确有些人“谎报军情”,制造紧张局势。由于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影响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大教训。
    西北局机关前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自上而下,少数人包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批斗白治民、常黎夫等,限于机关部分干部,大字报限制阅读范围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暂停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我提的意见,直接原因是接待仼务繁重,但主要还是自己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
    下面着重谈与经、计、建委有关的几个问题。
    常胜同志敢于对“在齐太史简”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敢于向领导上提出批评,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则不问黑白,因为他批评了刘澜涛,就认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现在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提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批评的方法上,完全合乎正常组织手续,是无可责怪的。我们把常胜同志列为本单位批判重点,转移了斗争目标。送他去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经计建委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我代表党委承认错误,向常胜同志道歉,恢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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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材料的处理,应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办理,即个人检讨及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整理的材料,一律开具目录,封存、销毁。
    我对西北电管局问题的处理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平定同志对我提出过批评。开始还不大通,通过实践和同志们的批评,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长期执迷不悟的。经计建委党委最近专门做了检査,我们的错误主要是:马平定同志坚决和西北电管局长邹林光的错误做斗争我们支持不够;他在电管局大会上的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是正确的。但我们总是怕过分、怕过火,限制、压制了马平定同志和电管局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邹林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但我们长期对此估计不足,因而总是强调“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保护他过关。这些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因而很多主意是我出的。党委其他同志,包括张铁民同志在内,有的当时不在家,有的不大了解情况。特别是在党委会上,马平定同志提出对我的批评,这木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很不虚心,一些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压制民主,是我的老毛病,一犯再犯,过去总是以各种理由原谅自己,这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决心深切警惕,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总之,经计建委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压制和打击了马平定同志,我代表党委向马平定同志赔礼道歉。材料的处理,也要完仝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精神办理。
    方东平同志,根据已有材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党委有的同志在大字报上提出类似的批评,是不对的。送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我代表党委向她做检讨。
    我在处理户县电厂
    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二百五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大之久。安志文同志……大批判运动,很不理解
    我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立场问题。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旧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是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我”字、“私”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作怪。入党以来,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但多是革别人的命,一直没有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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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过自己的思想,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特别是解放来,坐官当老爷,生活特殊化,养尊处优,所有这些靠老框框吃饭、怕打乱旧秩序、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思想,将成为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觉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不破不立。通过这次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有信心有决心革自己“四旧”的命,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在革命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到群众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接受群众的考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老,改造自己到老,向群众学习到老,作小学生到老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但改正自己错误的信心是有的,我决心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放下臭架子,接受考验,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同志们对我提出不少的很好的批评,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我衷心的表示感激。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讲话〖接见单位: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纺织厂红卫队、红卫兵辟谣战斗队太原晋安化工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京代表以及北航红旗、福建文化系统红色造反兵团、太原纺织厂红卫兵、上海市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单位62人。〗
    、戚本禹同志说:运动不靠黑材料来解决,主要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群众光靠黑材料不行,表面上黑材料是给你了,但是他脑瓜子里还是有黑材料,因为他们当权,他们随时能整你们的黑材料,还能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连我也一样。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挖掉这个祸根你们回去要把那些右派、当权派搞彻底,否则他们有势力,想东山再起
    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最好不要用保皇派这个名词,但在群众中确实有两
    派,一派是保的,一派是革的,我相信保字号是会逐渐减少的,革字号会逐渐增多,大多数同志是会逐渐认识清楚的。用保皇派这个名词容易和当权派混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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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派有缺点错误,就可以批判,要去保,那就不对了。在两派分歧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1、原则分歧,不能合,要斗争。
    2、做法分歧,不能采取过分的行动,要贴大字报来解决3、作风问题,有私心杂念,通过学习老三篇来解决
    三、戚本禹同志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1945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刘少奇就要搞妥协,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后就把这个对国民党的妥协搞掉了当时有股搞妥协的思潮,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二次大战役都掌握了很多军队,如果他们要夺取政杈,那完仝行。但他们要参加议会,怕再打仗,结果把军队交了出去,但果实没有拿在人民手里,当时刘少奇也要同国民党妥协。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以来也是一直贯彻的。
    有一次我在会上说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不同意,我是这样认识的,从理论上讲也是这样,我有理由,不管他们怎样讲,我是这样认识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不仅在东北说,在华北也说,他们在农村要发展个人经济,说什么出了新富农,这可以组织贫下中农,你们看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搞二次革命吗?在工厂搞新资木家,搞王光美那套,叫王光美的哥哥等是大哥大嫂,还要资本家入党,东北同志向他请示新富农能不能入党,他说也能入党,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说美国反对我们,苏联也反对我们,我们孤立了,他要和,以和为贵,和印度、和苏修、和美国不进行斗争。对支援外国要少,这不是搞和平共处吗?他对资本主义感兴趣,到印尼去丑态百出,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跳阿飞舞。他在国內搞三自一包,搞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搞得可热火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好,能活跃经济。我对自由市场是调查过的,一个七元多的热水瓶,在自由市场上卖30多元。企业也不搞国营的,而搞自负盈亏。尤其在60~62年的困难期间,党内斗争一直很激烈,以前都是党内斗争,保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都揭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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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是当权派这没有问题嘛,而且是大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叫什么呢?至于毛主席按什么矛盾来处理,我不管,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四、关于“左派”问题:
    戚本禹同志说:左派都是围攻出来的,没有右派的围攻,就不能出现左派。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你们被人家围攻,很好嘛!(问:还好)好!很好!他们斗争你,使你更坚定了。你们还要感谢他们!(问:还要感谢他们),当然这是一句俏皮话,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吧!
    戚木禹同志说: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中国人民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北航把一些党员都开除了,但他们仍干得很欢
    福建文化系统的同志说:我们和北京的同志不一样,蒯大富,周总理还给平反了。我们得不到由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报纸。
    戚本禹说:有报纸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去过的学校反而搞得不好。而没有人管的地方,他们自己在那里滚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由少数变成多数,搞得很好。我举个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去,第一次去了工作组不让进门。第二次拿了陈伯达同志的介绍信去了,因为陈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组长,他们不敢阻挡,让我进去了。召开了控诉大会,许多同学都控诉得哭了,工作组就改变了方式,一夜间把反学生的大字报糊住了。可北京轻工业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不好,最后又找我说不行了。可北航红旗开始搞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管他们,他们搞工作组,在国防部门口等了二十八天,抓赵如璋,自己在那儿滚爬,滚来滚去,结果在斗争中成长了,现在北航在北京大专院校中是搞得比较好的。还有矿院也是这样,这个学校很大,以前在我脑子中没有印象,也没有管他。他们就起来自己搞,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们胜利了。我们上次去(大约指12月24日那一次)实际上是去祝贺他们胜利的,他们写了一个材料,中央批发了,你看见了吗?(答:没有见)。
    五、关于肖望东问题
    戚本禹同志说:肖望东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急先锋、是干将、是打于。肖望东的文化部,不是什么新文化部,陆定一的部长,还是旧的文化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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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新”字所迷惑,只有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才是新的文化部
    六、戚本禹同志说: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七、戚本禹同志说:上海的问题,主要是抓曹荻秋的问题,批判市委要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这样,斗争的水平就可以高些。上海最近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会后形势有很大好转,中央文革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到上海去了。
    现在机关革命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机关革命是主要的,毛主席是很重视机关革命。
    八、戚本禹同志严厉的斥责了太纺红卫兵秦洪亮等一些人在北京抓打太纺红卫队赴京代表的恶劣行为。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在北京还敢这样对待红卫队,那在太原就更凶了”。“你们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要被杨丕夫挑拨”。戚本禹同志问:“这次有打伤的人没有?(答:这次没有)你们还敢打人,我就叫公安部逮人!如果这次有流血事件,我们马上叫公安部逮人”。
    (当时秦洪亮《太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想抵赖此事,说他不知道此事,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当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太纺红卫兵抓人时,公开宣称他们就代表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手下的人干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配做领导。回去查一下,要处理打人凶手,据说打女同志打乳房,简直是流氓!山西有同志来信说,解悦同志在工作时间也围着人进行围攻,怎么能搞生产哪?”
    太纺红卫兵的恶劣行为引起被接见单位的极大愤慨,不少人提出要把打人凶手马上抓走。
    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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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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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窠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
    我们大声疾呼:
    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査处。
    、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今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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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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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机第四野战军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里夺权
    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王力接见太原机槭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十四日的事,人民日报没有错,主要责任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同学们造反了没有?(同学们答:造了)新华社从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不清楚的就不要登。
    我们支持你们。一视同仁的口号我们不赞成,必有所偏,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旗帜鲜明,群众组织里的群众和少数操纵者要分开,要坚持原则,原则不能让步。但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必须争取,我们斗争的锋芒应当指向幕后操纵者,一小撮坏的。你们山西两派分得明显吧,革命派占优势了没有?(同学答:不太明显)回去以后就明显了,王谦,王大任,贾俊那就揭嘛!山西除了学生运动以外,工人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太纺的红卫兵怎么样了?(同学答我们坚决支持)我们也坚决支持嘛。
    更重要的还是工人起来,工人起来主要的还是工厂。从学生运动的经验看来,还是需要几个比较好的典型,需要几个高举红旗的,把红旗撑到底的,在北京有北航的红旗,地质的东方红,清华的井冈山,师大的井冈山等,有那么一批高举红旗的革命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组织。北京的工人运动就没有几个这样的组织,所以搞的不是那么好,毛主席为什么紧紧抓住上海的工人运动,就是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历史上起了先锋作用。在现在的革命中仍然起到它的先锋作用。太原的条件不一定比北京差,但是还需要努力。工人自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必须有一批工人组织,必须充分信任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城市还是工人定乾坤,不在于有什么大的联合组织,而在于有几个高举红旗的工厂,学生运动必须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如果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好象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人运动也必须有学生运动相配合。此外,应该密切注意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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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新阶段,就是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单位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字报是在一个市内,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样,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我们考虑:今天<红旗>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可能在全国起很大影响,你们那里的省市委机关正在起变化,要重视这个变化,观察这个变化,研究这个变化。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要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团结大多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我们祝贺同志们取得胜利!你们要打回山西去,时间很宝贵,赶快回去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参加战斗!祝贺同志们大胆向上海学习,赶快回去夺权,时机宝贵的很,这一点作为给同志们的送行。
    (最后王力同志、穆欣同志都站起来,就要走。有的同志提问题,王力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几天都没睡觉了,我们不当俘虏。同志们听了都笑了。王力同志和穆欣同志还是耐心而详细地解答有关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在一片掌声中,在片“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中。王力和穆欣同志离开了新华社。)
    太原机械学院“红旗”赴京战斗队稿)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王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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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请各位同志在这儿等了很长时间,昨天关锋同志同我在《红旗》杂志社见了一部分同志。今天很多同志来了。
    (关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来了吗?回答:来了。)
    昨天我们听山西同志反映情况和问题。我们主要是听了同志们的意见,有这样的意见,有那样的意见。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同志们说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商量,没有研究,有些话要说的没有说。今天请山西的同志多来一些,把昨天没说的话说一说,主要还是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讲了那么多问题,我们要带回去研究一下,才好作判断,下结论
    我们感到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转折点。在这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
    (关:向他们夺权。)
    上海有这样那样的经验,但归结起来就是二个字:夺权!山西的问题千头万绪,有这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有那样一个同志们认为重大的问题,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把他们的权力接管过来!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向他们手里夺权!上海是这样,一切的地方,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切这样的行动都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群众热烈鼓掌)
    根据这样一个大原则,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王力同志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告……为了……”这还说得很客气。(继续念)“……接管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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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插话:“接管得太少了!”)
    他们手里这样一些机关应当接管!昨天有一种意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比工作组更坏,这是向左派夺权。”当时我们没有表态,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敌人,而不是对革命群众,我们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当然,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受考验,但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应当采取赞助态度。这(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事物我们应当欢迎它。如果有缺点,我们应当谅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关锋:因为毛出席发出了号召!
    在山西岀现这样一种接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岀现,我们要看到它的主流,这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乱得不得了啦!在这样一个大革命,是否会出现一些乱呢?当然会,但这不是主流。
    (关锋:有乱才有治嘛!)
    只有大乱才有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要的方向。是否有一种假接管呢?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会有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这些情况,我们不怕它,群众会识破的。
    上海的革命群众在研究写了接管的经验后,认为:(1)机关的接管应以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为主,以其他单位的革命群众为辅。(2)在斗争中建立联合委员会,在接管方面建立联合,不是一个组织接管一个部门,而是有计划,有配合地来做这件事。(3)在接管后,原机关的机构与人员,还可以在群众监督下执行任务。
    这个办法也还好,这是群众的创造,我相信,你们山西的群众也会有新的创造。你们的情况与上海不一样
    毛主席说:过去的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以后,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有的机构保存下来,从上面派人下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接管。不但掌握自己单位的命运,而且要把主要的工厂,矿业,运输单位,党政机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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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强的堡垒,巩固的阵地。没有这样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新的阶段,不限于一个单位夺取阵地了,而是在一个市,一个省范围内夺取,上海的经验,山西正在进行的斗争,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加入的,公安部门也有人说“我不加入”,有没有不加入的?(众:没有!)问题是你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
    (关锋:张日清同志支持你们反对卫恒、王谦嘛!)
    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不支持造反派,我们怎么办呢?(众高呼:造反!)对!造反!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相信解放军,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军队的问题可以在解放军内部解决,不要冲击解放军。
    是有一些当官做老爷,变了质,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关锋:要冲刷他们嘛!),他们开口闭口骂群众,背里说群众运动坏得不得了,如何如何不讲理。我们还没有见过革命群众不讲理,倒是那些受蒙蔽,被操纵的人是不讲理的。所以我们对切革命派,造反派的组织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支持!一定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一定会大发展,这是历史的潮流。上海是一个典型,去年十月,造反派只有一千人,而仅二个月,产业工人的造反大军就发展到一百万人,造反派的力量是一定会发展的,而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来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至于一些专做坏事的组织,像从前的东,西城纠察队,现在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对他们就要专政,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就要造它的反!(众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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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大同市,山西省的命运一定能掌握在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手里。
    让我们高呼:(口号从略)关锋同志
    该讲的话王力讲了,我再简单地讲几句,同志们写了材料,写了信,我看了下,我看这些问题要上纲才能解决问题,上什么纲呢?就是把权夺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才能解决,不然是解决不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掌握者部分的党权,政权,财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的同志怎么能不受压迫呢?我看到一个条子:太纺红卫队又挨打了,怎么办呢?(众答:造反!)对你们要白己处理自己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只能靠你们自己,我们只能表示同情,慰问
    十一月份我们接见了“太纺”一部分同志,他们回去发表了谈话记录,人家就说,关锋,戚本禹是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所以问题得你们自己去解决,革命干部,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太纺红卫队和一些红卫兵(当然是不同意他们领导人的那一部分红卫兵)说:“他们红卫兵中,有些头子,专门打人红卫队向省委要求保证八小时工作,在上班时间不要打人。”这是最低的要求了,但是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这样的领导是什么领导?这个省委是干什么的?(众高呼:是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把他们打倒,现在不是告状的时候,同志们!当前的形势很好,去年毛主席指示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大群众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电台质问:为什么广播大字报?现在毛主席又指示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新的转折点,广大群众也是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人民日报去问,《红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夺权!这篇文章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今天有少数人跑到《红旗》去说,这是颗大毒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指示,我告诉《红旗》的同志,你们要有底,他们说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他们说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就说是宣扬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发表的,他们还要揪出评论员呢?(众笑)。
    同志们,不多讲了,时机要紧,要趁上海的东风赶快行动起来(众高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前几天,我们把解悦找来硏究一篇文章,事情完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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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叫她赶快回去,夺权,我们在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在研究,他们看到了中央给上海革命派的贺电(王力:知道混不长了),也在研究对付我们。
    同志们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我就不回答了。因为你们那个地方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我们讲几句话起什么作用?我们还是靠你们干,山西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广大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胜利是你们的,我们应当相信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里也有左派,现在他们已经杀出来了你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就好办了,对那些打人凶手,一定要专政,只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自己在手里,不把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王力:要改变一个观念—一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群众高呼: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
    (太钢工人代表发言后,山西大学一个人代表“8.14”及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发言,群众大吼:保皇派滚下去
    关锋:那你就不要讲了,今天我们向大家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们知道大家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在这里不要辩论了,好不好?(众:好!)
    我们讲的这一些,向谁都可以讲的,公开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山西的同志我接触过几次。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毛主席发出了号召。所以我们今天亮明了我们的观点,旗帜鲜眀地拥护大家闹革命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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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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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仝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仝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新华社太原二十五日电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和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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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在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派,从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中把大权夺过来了!我们纵然高呼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的决心
    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他们黑司令的意旨,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把山西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他们的黑司令,更变夲加厉,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造反派。最近,又抛出经济主义这个破烂武器,对抗您老人家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的方针,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绎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给他们迎头痛击,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击败了他们经济主义的腐蚀,坚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英明指示,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出现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
    我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的革命造反派高举起您的旗帜,和领导干部中的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军区的全力支持下,夺了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回忆回忆这个幼苗刚出土的时候,阴风恶雨阵阵袭来,阶级敌人的黑手伸向了这株初萌的幼苗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极力混淆领导干部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攻击我们是被机会主义控制的“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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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出什么“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法宝,攻击我们成了“宗派主义”斗争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但是我们坚信,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共同战斗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也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当我们学习了您的指示之后,心更红了,眼更亮了,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您的思想的,我们一定高举起联合的大旗,高举起夺权的大旗,勇敢地迎接斗争的暴风雨,您那金光闪闪的宝书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引导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准了方向,站稳脚跟。每当想起了这一切,叫我们怎么能不一次再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能不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
    我们深深地懂得,您老人家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正做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我们面对着的敌人不仅是山西省这一小撮坏蛋,而是整个的旧世界,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您老人家在前面引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尽一切害人虫!用我们的铁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新山西!新中国!新世界
    最后,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三号通告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全国各地一样,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革命造反派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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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夺权的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县。地、专、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继前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之后,也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那些即将被打倒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土崩瓦解之势已经注定,他们已处在广大革命群众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灭顶之灾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白行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敌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转向农村,和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串通一气,招降纳叛,造谣惑众,打着“红旗”反红旗,组织反革命的反动组织,挑起武斗,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围攻贫下中农,打击四清运动中上台的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甚至夺了贫下中农的权,造了无产阶级的反,对贫下中农实行白色恐怖。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否定四清成果,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目的,他们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煽动和蛊惑一些知识青年和社员,以“串连”和“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涌向城市;他们为了收买和讨好社员,还采取了“分净吃光”的卑鄙手段,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甚至把历年积累的粮食和现金统统分光,把耕畜杀掉分吃或贩卖;他们把农村中作为商品的农副业产品,不向国家出售,而分给社拿到市场出售。他们耍尽种种花招,腐蚀群众的革命斗志,企图把他们自己的罪恶掩盖起来,蒙混过关。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社员千万不要上这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当。我们贫下中农要联合起来,在广大农村中形成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团结中农,联合革命干部,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在广大农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听着:只许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造你们的反,不许你们造贫下中农的反。在农村中只准组织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贫下中农协会和以贫下中农青年为骨干的红卫兵;不准地、富、反、坏、右搞反革命组织。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组织一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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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最高指示。我们广大的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最关心革命,也最关心生。我们深深懂得,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搞好生只有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夺了权、掌了印,才能真正抓好生产,才能巩固人民公社,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地照办。我们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子弟要勇敢地站出来,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农业生产。要把两副重担一肩挑。
    当前仝省已进入了春耕备耕、麦田管理的大忙季节,一个农业生产的热潮正在全省形成。俗话说,迟种一天,晚收十天。节令不饶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扎扎实实地抓好春耕备耕工作,在全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热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关系重大,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搞不搞生产,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用生产压我们,不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现在他们又用破坏生产的手段,企图破坏文化大革命。所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和只抓革命,不抓生产,都是错误的。搞不搞生产,这也是衡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口头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用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我们特发表通告如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我们要记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双胜利。
    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贫下中农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必须坚决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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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贫下中农要和革命的干部结合起来,同革命的学生结合起来,实行大联合,在农村中形成革命造反派的优势,形成贫下中农的优势,建立和健全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两套班子,把文化革命和春耕准备、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县、社、队的革命干部,要负起责任来,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要坚守岗位,为当前的春耕生产贡献最大的力量。每一个干部是否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的态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有错误的干部,要站起来革命,要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要认真检讨;抓好春耕生
    可以将功补过,立功赎罪。如果消极怠工或者竟至撒手不管,躺倒不干,那就是错上加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农村串连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地的春耕春播工作,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这是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重要表现。
    农村春耕大忙季节即将开始,各地正在加紧春耕春播的准备工作。在春
    耕准备当中,一定要抓紧时机,分秒必争。要抓好积肥,备好种子,及时修理农具,准备好农机备品备件,喂养好牲畜,要整修、耙耱土地,凡与春耕生产有关的工作都要一项一项地准备好,一项一项地落实。去秋以来,一冬无雪,墒情不好,要作好抗旱防旱准备工作。当前正是小麦返青的时候,要及时浇灌,要注意防止小麦锈病。在进行各项春耕工作时,要大力发扬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精神,节约闹革命,节约闹生产。尤其要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激发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安排好社员生活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刮起的经济主义黑风,破坏了集体经济,损害了广大社员的根本利益,影响了一部分社员的生活。在春耕生产当中,我们要把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安排好要照顾好烈军属、五保护,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好一部分社员口粮不足的困难,县、社、队的革命干部要立即抓好分配兑现工作,解决社员花钱的需要
    四、提高警惕,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杈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粉碎农村中的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集体的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必须用于生产,不能用于生活。集体财物绝不能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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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的耕畜绝不能乱宰乱卖,反对分净吃光、少留不留积累的错误做法。外岀串连的农村青年都要回到原生产大队参加农业生产,所有农业劳动力都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破坏春耕,破坏生产,破坏文化革命,就坚决镇压,依法惩办
    五、广大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都要全力以赴,担负起搞好春耕春播的光荣责仼。不管是谁,只要妨碍春耕春播,都要严肃处理。
    春耕生产是当务之急。我们号召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一切革命造反派战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做到上述五点要求。我们要求各级农林、财贸、供销等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不误农时地支援农业生产,为春耕春播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物资、农具、农药。所有的革命者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搞好春耕春播工作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坚决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
    四、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时间:4.22下午四时至九时,4.23下午三时半至八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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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肖华、成武、富治、王力、关锋、本禹、文元、春桥、东兴、维山、格平、日清、刘贯一、陈守中
    总理:“开会了,请康老主持!”康生“还是你主持。”总理:“谁发言?”
    首先,陈守中同志汇报近来太原地区出现的新情况。
    当他说到十四日来了个紧刹车。兵团的负责人说过刘格平叫搞的,现在他不叫搞了时)康生问:“谁搞的?”
    (当陈守中说到听说袁振同志在行动前给兵团做过动员,兵团提出保两个打
    四个,袁振同志不同意,改成保两个,中立两个,打两个时)
    王力说:“你们为什么只听那些传说,又不核实,这叫搬弄是非。”(当陈守中同志说到这次事是丁磊搞起来的,袁振也承认他说过“先礼后宾”时)
    关锋说:“你们是不是讲讲核心小组工作上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这些问题不清,回去弄清楚”。
    总理说:“你们核心小组有什么争论可以说出来。
    江青:“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啊!王力同志不也被贴了大字么!”总理说:“上次回去后,你们在政策上有什么原则上的争论?”
    江青:“冷场了。20号那天,张日清同志和刘格平同志好象有很尖锐的矛盾
    关锋:“为什么说是政治大扒手?”
    (当陈守中谈到人们给刘志兰提了九条黑线,刘志兰和彭德怀,彭真生了该子时)
    江青说:“越讲越出了好东西了,刘志兰是干什么的?”(当张问陈有没有根据时)
    江青说:“听到就装没有听到么,都拿出来实在是……”
    康生:“你在核心小组了,到底你们核心小组在政治原则性上究竟有什么分歧,有些什么不同意见,不同的看法?”
    关锋:“格平、日清你们俩谈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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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格平同志谈到我们原来达成个协议,回去再谈,现在谈是不是破坏协议时)
    康生:“还有什么协议?可以谈么!在中央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当格平同志谈到一月二十五日成立军管会,他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指示时)总理:“你们夺权斗争是有个特殊性,
    子就拿过来了的,成立军管会的
    事,你们没有弄清楚”
    (当张日清同志说北京军区有指示时)
    总理问郑维山:“你们发了指示么?查一查!”
    总理:“你们搞军管会是管工厂,又搞了个总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关锋:“现在你们成立省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
    肖华:“哪个地方应该军管还是不应该军管,应该由革命委员会决定,不能由你们决定。”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抓人的问题时)总理问:“一共抓了多少张日清答:“二百零几个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军区召开武装部长会议他不知道的时候)总理问:“怎么你还不知道?张日清:“有些是传达部队的事情”
    总理:“现在解放军搞三支两军,和地方关系密切么?”(当刘格平同志谈到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时)
    总理问:“你们跨行跨业的兵团都撤销了吗?基层单位的左派组织也解散了
    刘格平答:“好多都解散了,要重新组织。”(刘格平同志谈到刘贯一同志叫秘书査电话时)康生:“偷听电话么!”
    王力:“查领导同志的电话,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刘贯一和张日清叫发声明的问题时)关锋:“发这个声明应该请示中央
    康生:“这是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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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他提岀取消第三条,日清同志同意后,贯一同志坚持要求时)
    康生:“你们问问我们么!不但是错的,就是对的,也应该问问我们么!我们在么
    当格平同志谈到太原同时出现了三人电话和四个声明时)
    王力:“这两个声明都出去了?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向中央报告,你们这样搞,等于宣布核心小组分裂了。”
    康生:“你们这是要自己把自己搞垮!你们在中央开会么,群众会怎样想呢?定会以为你们是报告了中央的。”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张日清管18项工作,提到军管会的事时)总理:“你们查一查。”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核心小组应当吸收一些中下层干部和造反派领袖时)王力:“这一点我同意。看到你们核心小组的名单时,我很高兴,但感到不足,就是要打破框框增加些新的血液,主席早有指示,要改变一下面貌。”春桥:“老干部当然有经验,但习惯势力很大,要是设有年轻的新生力量进去打破过去的老框框,用不了多久,又要恢复过去那一套了。”
    总理:“是呀!习惯势力!”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群众的反映见不到领导同志时)春桥:“是呀,听说省人委加了好多道岗。”
    肖华:“我们三座门一道闵也没有,就是一个便衣。”
    周总理:“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道和群众进行过座谈会没有,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常委会应该集体去接见群众。”
    当刘格平同志谈到党团组织是否在斗、批、改中恢复的问题时,周:“你们的各种代表会议开过没有?”贯一同志答:“没有。”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刘贯一同志斗、批、改中关于解散组织的一句被抓住时)关锋:“刘贯一同志的报告,印了本子,里面问题很多,有路线性的错误,还有批判‘停止打内战’的传单里,学生打内战。只能对他们进行引导,不能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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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对‘打内战’的提法是不合适的。”
    (张日清同志说袁振同志在家里召开了革委会,和在太原的革委会统一了思想,慢慢地把方向引导的批判刘、邓、陶、卫、王、王上米)
    康生:“你们要养成个习惯,重大问题要集中研究一下,有些重大问题考虑下,研究一下,给中央打个招呼,不要着急,着急就会出偏差。
    王力:“还有一点,就是你关于形势的分析,安徽的五条和军委十条出去后就要有反复,值得考虑,你这样的估计形势,就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指声明)。”
    周总理:“慌了
    关锋:“七一献礼也有问题。”
    (当张口清说到刘格平在康老面前讲“张日清镇压革命群众”时)康生:“我当时没有听清是讲你。”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对同志支持不够,信任不够,比如刘贯一同志的报告下边有反映时,要加以解释,不该给东风讲,影射贯一同志时)关锋“象这样的报告应该集体研究。”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原来有个协议,一些问题回去弄清楚,刘格平同志在发言中还是说了时)
    康生:“我们认为那个协议不对的,称这是挑拨中央破坏你们的协议,那有这样的做法。”
    关锋:“那是我们让谈的。”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现在把对刘格平同志的意见提出来时)周总理问:“听说你们又派人到天津去了?”张日清答:“没有,那是他们自己去的。”
    周总理:“你们派学生去天津,这是违犯纪律的,上次康老就和你们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刘志兰要是又派人去,那是违犯纪律的
    刘格平同志说:“他们背着我搞,又不和我说。”康生:“我上次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们是同意了的。”
    周总理:“康老已给你们讲了,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呢?李雪峰是毛主席派到天津去的,天津的斗争矛头是万张反党集团,你们却又派人把矛头指向李雪峰,刘志兰两次派人到天津去,是目无组织的,你们批评刘志兰是不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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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同意了的,为什么回去还要派人去呢?这不是给中央找麻烦吗?不管李怎么样,他是毛主席派去的么!你们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格平同志说,中央叫他站出来,我估计是康老说的时)康生:“我没有。”
    (当刘格平解释时,刘贯一说:“你让我讲完嘛!”)康生:“解释一下也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解释?”
    (当刘贯一同志叙述了刘格平同志商量发个支持上海和在山西夺权过程中刘格平同志的态度时)
    关锋:“张春桥,你讲你对刘格平有什么意见?”
    (刘贯一同志谈到他在十三冶金公司给中央写夺权电报说红色造反联络站的群众是革命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刘格平不同意,不让发的。)
    王力:“你们认为红联站是什么组织?”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不注意总结经验,他上次写了一个“三结合”的经验时)
    关锋:“你那个经验,我和王力看了,错误观点很多,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为了爱护你,要是发表了,早就有人批判了。”
    王力:“贯一同志呀,你刚才讲的夺权的问题,思想里就没有群众。”刘贯一同志说:“我们不是争功。王力:“就是争功吗!怎么不是争功?”
    康生:“夺权的问题,那么仓仓促促,张日清一个人说就夺权,叫我,我也不同意,张日清做的是不对的。”
    王力:“一直到现在山西还没有把群众放到一定的位置,你的那个报告,就是路线问题
    康生:“这是大问题呀,不能仓促决定!”
    (当张日清谈到夺权前召开了三次会,给群众讲了山西省委的问题时)春桥:“在你讲这以前,群众不懂得这一点么!”
    张日清答:“懂的,那时我的意见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保卫革命领导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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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这个行动是中央支持了的。”
    关锋:“如果成熟一点的话,就应该把群众的情绪稍缓一缓,你们到后过去研究研究么!”
    王力:“贯一同志在这个小册子里把群众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突出你们五人
    康生:“贯一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春桥:“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刚才听贯一讲,使我很吃惊,贯一呀好象十月革命就等列宁回来了啦
    关锋:“贯一那个小册子有路线问题,群众批评,把你说成是救世主,把群众说成阿斗,这样的大问题,你们事先也不讨论事先也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在没有听到你的讲话以前,群众就有反映,我觉得你们把形势估计得大乐观了,有点自吹自擂,太突出个人了,即使有个经验,有什么值得吹的,你们在代表会上的
    四个报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发表,一发表人家就要照办么!我觉的贯一同志吹虚自己有点太过分,说‘三结合’是山西创造的,怎么能这样说呢?“三结合”是毛主席提出的么。‘三结合’是个临时权力机构,你们那个组织条例给定型了,现在都是实习么,将来要成立省委省人委怎么办呢?象这样的报告,你们也不讨论,正副组长是有责任的,这是大事,又不是小事。
    王力:“说得客观点,还是黑龙江先搞的,去年八月、九月份就开始结合了。”关锋:“即使有点成绩,也不能吹虚。”康生:“象这样的分析,还不如不分析。”
    关锋:“象这样一个纲领的报告。你们事先应该研究、事后应该报告,你们的正副组长有责任。”
    康生:“贯一凊楚这一点。如果象你们这样的分析形势,就不如象刘格平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指示精神。你们把刘格平同志的好处说成缺点了,分析形势不能象你们这样胡说八道。对中央的东西你们不大理采。”
    关锋:“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群众的批评是对的。”康生:“可要改了!不改、发展下去是危险的。”王力:“这样下去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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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对29号的补充报告也没有纠正,并且提出了打内战的问题,说谁要是打内战,谁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就是反革命,象这样子,北京就得公审聂元梓,外语学院××在天安门给总理贴大字报,总理也没有怎么。”
    对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到北京不给他打电话而给爱人打电话六、七次之多
    张春桥、王力:“査电话是极端恶劣的,革命委员会内部怎么能够这样搞?”张春桥:“你们是不是晓得党的这个纪律呀?”王力:“这可要严肃对待呀!”
    关锋:“现在有人传说,刘格平的老婆在那里,刘贯一的老婆在那里,袁振的孩子在那里,刘志兰在那里,你们就听这套吗?。”
    当刘贯一、陈守中同志谈到各兵团成立了情报组的时候周总理:“革命群众要了解消息,那是另外一回事吗?”康生:“学生就有这些,红代会就有个动态组。”
    关锋:“你们不能受这些东西干扰,你们要是受这些东西干扰那就糟了,有问题,你们核心小组要共同搞。见一些群众组织谈一谈,表示共同团结那就好
    王力:“内部吵一吵没有关系,原则问题错了就改么
    杨成武:“要学习中央文革的作风,原则问题要有严肃性。”王力:“外边一些传说的情况,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不能听。”
    当刘贯一同志谈到兵团原来说保刘格平、袁振,后来传说岀来说袁振保四个,没有守中时)
    李富春:“象这样子的传说:中央文革也没法过问了。”王力:“对总理的传说也很多么!
    关锋:“无原则的争论,不要受这些传说的干扰。”
    周总理:“你们几个人就这样多的问题。(陈永贵谈了晋中的问题和崔斌的问题)听说文水刘胡兰的妈妈有问题了,她不是刘胡兰的妈妈,还有的说刘胡兰也有问题,这是坏分子造谣,歪曲英雄的形象。”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群众反映群众组织的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是陪衬,文件看不到,只开会时,举个拳头作用发挥的不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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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当然不够了。”
    (当张日清同志谈到他给刘贯一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给康老讲他反饶漱石的问题时)
    王力:“贯一同志还要估计一下,刘格平同志马列主义水平现在是比较高。(张日清同志讲到格平同志讲了好干工作了,我是想,只要为了工作,不要有私心杂念就好办事了。)
    关锋:“你们正副班长就失职了。(陈永贵讲到晋中问题,提到崔斌和王锈锦长期在一块工作的关系,并谈到晋中被打问题。)陈永贵他提的问题是群众问题,这点比你们强。”
    周总理:“时间长了就有个千丝万缕的关系。”张日清同志:我们准备把武装部调换一下。周总理:“你们都说完吧!请关锋讲。”
    关锋:“我讲一点,讲错了请同志们批评。山西从夺权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形势还是很好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成绩很好,要把做过的工作都总结起来,能搞多少条,今天是谈问题,这些不讲了。现在谈问题吧!昨天谈,今天谈,同志们很少谈原则问题。到底今天摆在山西革命委员会和核心小组面前是什么问题?群众反映三月二十六日,刘贯一的报告是白吹白擂,骄傲自满,盲目乐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二十四个字。”康生:“二十四个字之间,最基本的是群众问题。
    关锋:“这二十四个字反映了核心小组的精神状态。现在我想谈一谈刘贯同志报告。第一个是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全省的形势,提出全省总的政治任务。这样纲领性文件,报告前,核心小组没有讨论,印成小册子也不讨论引起了这样大的反映,你们还不认真对待,也不向中央报告,这不是一个‘走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康生:“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关锋:“你们两个班长都推责任的,照这样搞下去,我就想山西革命委员会和核心小组能不能立得住的问题。第一段是骂过去的省委,当前的阶级斗争没有讲。对形势的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点社论。下边是自吹自擂,这反映了对中央的态度,对主席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关念了五个人站出来的一段)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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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吹起来了,吹了这五个人,又吹了张日清、陈守中、刘志兰,如果没有你们,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要夭折了。”周总理:“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锋:“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把群众放在什么地方,刘贯一同志这样的报告你们也不
    康生:“群众是我们的先生,要甘当学生
    关锋:“我说贯一同志呀!上次在京西宾馆讲得也很空,也出了小册子,为什么那么突出个人,人民日报不能发表。(关锋翻了几页小册子继续说)下面就吹的很多了。一片歌功颂德,不讲党中央和毛主席。下面是论述‘三结合’,说‘三结合’是山西创造的,夺权当然就形成了‘三结合’。除提了一句临时权力机构外,下面就是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了。说什么不仅对中国的革命有伟大的作用,就是对世界也有伟大的意义。还说有几个阶段,什么秘密阶段,到公开阶段等,不能讲嘛!真是可笑。”
    关锋:“还说什么中央文革对我们山西实行‘三结合’给了最高的估价,说山西这次革命的‘三结合’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伟大创举,对中国革命丰富了经验,中央文革没有讲这个话,这个自吹自擂太厉害了
    康生:“中央这样讲,你把毛主席放在哪里去了?”王力:“大荒谬了。”
    关锋:(念了声兄弟声赞扬的话)“吹的太不象话了,我说这是刘贯一的世界观的问题,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把自己摆到这样的地位,把群众、把主席摆在什么地方?这样下去,我看刘贵一同志是经不住考验的。这些多多少少反映了你主观上的作用问题,对形势的估计盲目乐观,说‘三结合’一经夺权是很容易巩固的,阶级敌人就认你的帐吗?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才采取了那么些措施,吹嘘自己,贬低群众,说到这个,也不讲主席了。当然他说了支持了这仅仅是个支持的问题吗?大量的吹嘘你们自己。对群众的态度非常严重。第部分是当前全省总的政治任务,说夺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提出了五条任务大部分都是些空空洞洞的东西。下面第三部分,坚决将斗、批、改搞好,说全国进入斗批改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再就是对干部的分析,这一段是对的了。提出了个月完成斗、批、改,‘七一’献礼。就那么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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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这反映刘贯一没有具体和群众接触。”张春桥:“把阶级斗争看的太容易了。”
    关锋:“对干部那几条是正确的,对群众就不象话了(念打内战一段)说谁打内战谁就是反革命,谁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谁就要受到严厉声讨和处分。
    周总理,“你们事先也不讨论,这比卫恒过去还厉害。”
    康生:“贯一呀?这个不能说你们不知啊,刘格平同志这个你们不能推卸责任
    关锋:“纠正的报告中并没有纠正,这些谁还有呢你们核心小组究竟是什么思想在领导?谁在里面领导?我现在是批评贯一同志,实际也不是贯一同志个。解散群众组织这都是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指定刘贯一报告,口气也是能那样大呀,应该谁做,应该考虑,我觉得对这个报告不能等闲视之,象这样的报
    轰也应该,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话,早就轰了。”康生:“不仅是炮轰,早揪住了。”
    关锋:“格平、日清同志都有责任,日清和贯一同志热听(原文如此,编者)他的,对他好的地方看的多了,对贯一批评不够严了,你们都有责任,你们代表会上的好几篇东西,人民日报没有登出去,摘要的发了个消息。”
    王力:“不是实践来的。
    关锋:“如果要登岀去的话,问题就大了,有些话内部讲了就算了,但是为什么一定印个小册子,没有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呢?记控制自己不要让私’字专了政,象这样的东西,在山西日报上多少有点反映。第一个意见就是那个声明。”
    周总理:“够典型了。”
    关锋:“这个问题没有法解释,出去了两个,一个有袁振,一个没有袁振。”康生:“如果你们以为是袁振搞的,那么你们核心小组不同意他发表声明这不是矛盾吗?”
    关锋:“我不赞成你们査这个事情,査有什么好处,群众就是根据这个查的
    张春桥:“御林军的提法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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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群众有舆论,核心小组又有这样的说法,你们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干扰,群众有,有那样的想法不奇怪,奇怪的是你们核心小组也有这样的说法,你不让群众打内战,而你们自己也打开内战了。现在这样的大字报很多,袁振也可以说你在捣鬼。你们这个声明,在大学生中对袁振早就有两派,一派说袁振是坚定的左派,但忘记了袁振软弱的一面,另一派说袁振是个叛徒,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昨天有人来问,我想这个问题反映了贯一思想上好多问题。我建议山西核心小组不讨论这些问题,一同接见群众,表示一致的意见讨论了两下午,你们没有一个人提到群众的问题,你们要多到群众中去呀?”
    张春桥:“对。
    关锋:“看来你们山西还要打内战,你们核心小组不要打内战,多检査白己,贯一同志讲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听到你认真的检査,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呀?个人是这样,核心小组也是这样,核心小组可以讨论,提一些更接近群众的年青人工作,常委仅起个拳手的作用,当然不满意了,常委可以轮流到革委会工作,吸收些新鲜血液到常委会工作,我看很值得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讲这些吧,最近好象什么也好了,你们得听我的,副主任中年青人没有,核心小组中年青人也没有。恐怕下面问题还不少。”
    康生:“群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我看核心群众对核心小组还是爱护的,对你们爱护的过分了,不然第二天全城就贴满了大字报了。”
    周总理:“康老讲吧,”
    康生:“群众对你们二十四个字的批评是对的,贯一同志的报告,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群众批评你们是盲目乐观,我认为这是对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个看法问题。你们为什么那样盲目乐观?你们觉得革委会成立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了,巩固了,好象阶级斗争就不严重了,这一点核心小组的同志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盲目乐观似乎是阶级斗争已经解决了,脑子里还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所谓盲目乐观,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第一个问题从同志的上次的谈话中和这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你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个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贯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被改造了,主要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吹嘘自己,好象山西革命没有你们就夭折了,你们是金星下凡挽救了,贯思想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和毛泽东思想是相反的,再一点陈永贵今天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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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不多,但很重要,不但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而且有大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是阶级观点问题,是对待群众运动的大原则问题。最后就是对群众组织的解散问题,这不是偶然的问题,那不是随便讲的,你们两个组长,对贯一没有帮助,日清同志对贯一的态度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第三个问题关于核心小组內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而是争论的很多,争论的是一些非原则问题,反而放松了对原则问题的争论,你们的确不团结,我看都有责任,刘贯一责任较多
    李富春:“小册的问题不争论。”
    康生:昨咋天老陈(守中)不讲原则问题,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给刘志兰贴大字报我看该贴,你们还追究后台,我看不管谁是后台,贴总是有好处的,在两天党的生活中你们都是批评别人多,自我批评少,自我批评实在太少了,群众说你们是自吹自擂,群众是有眼睛的,最后我觉得你们对中央的指示,对毛主席的文献,对人民日报、红旗社论的态度不严肃,如果好好的学习怎么能做那样的报告呢?当然了这也是世界观的问题,你们刘志兰对李雪峰了解问题中央是和你们打过招呼的,就是不听,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住在京西宾馆不报告中央搞自己的垮台声明。
    周总理:“自己打内战。”
    康生:“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正确一定对中央的态度不正确,内蒙有个经验下压群众上面一定是对抗中央。”
    关锋:“贬低群众。必然吹捧自己,自己也一定垮台。”
    康生:“山西夺权的影响很大,我们一贯支持你们的,为了帮助你们不得不把原则的东西告诉你们。”
    张春桥:“从山西日报上看发出了好多文章,都是从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的名义发的,我看应当督促省革命委员会,现在党政军完全并列,不完全符合现在的临时权力机构,核心小组也代表不了省委呀”
    周总理:“象政法部分搞成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才报告的,我们没有批准你们有意见,可以搞实验么,结果好多文告都可以专政委员会出面,中央就没有以公安部单独发布军政性的文告,还有军管会一整套专政机构,搞成两套了,搞成最最权力机构,好些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散的很,组织机构分散的很,反映了你们核心小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组织生活分散,你们是最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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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二日夺了权,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这个内战不是群众的内战,是你们六个人的内战,当然陈永贵不在了,徐志远在下边,六十九军同志刚去,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吗?这一点你们就没举,你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席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而相信群众在先,没有群众那有党啊!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你们犯的比较广,指导思想是分散的,领导思想必须先吃两头,上面是主席思想,下边是群众,这个指导思想在你们的组织条例中看不出来,发言中看不出来。我同意关锋、康老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水平高,刘志兰的思想水平太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些,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经说了话,非去!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虑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昨天张日清说了李雪峰的好多问题,当然是问题了。但是那是局部的问题,华北局的会议,也不是黑会那次会上内蒙的问题搞对了,河北的问题搞对了,山西的袁振搞错了,这不是局部的吗?华北局机关的问题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打不倒李雪峰,死不暝目。”这究竟搞革命呢?还是搞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做核心组的成员,真不够格。我同意王力说的,刘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持站出来,提出原则性的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将来可以吸收一些青年的小将,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变一下成份,你们先努力一个时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小将不是党员,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组的会议。
    你们这个组织条例,想把好多东西固定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是代表会的几个文件,这个问题表现的很突出。
    张春桥:“临时权力机构,怎么能固定下来呢?”康生:“好多东西在实践(现),怎么能这样?”
    周总理:“这个东西多都是脑子里划出来的,这样大的一场革命,你们把阶级斗争看的太简单了,还向七一献礼,这怎么能献礼呢?当然你们想建立革命的秩序,但你们的思想保守右倾。”
    康生:“我大胆地说一句,明年七一献礼也就不错了。”
    周总理:“张日清说刘格平右,你们整个都右,你们那声明贴出去,群众看就知道你们的意见不同了,你们对一些不好的组织,不对几个头头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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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轻易把一个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这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毛主席讲还想把抓起来的联动的人要释放出来,让他们在社会上碰钉子,自己教育自己。主席坚持个真理,绝大多数是会变好的。这也是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只有对少数右派才采取措施,你们把那么广大的群众组织,随使宣布为反动组织,那怎么行呢,你们要好好研究中央政策和地方实践结合起来,你们对自己,特别刘贯一同志的报告,自己批判了,如果现在认为已经建立了革命组织,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说谁要打内战,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下去,那就要走卫恒的复辙。你们来这哭次,我们还不责备你们,你们回去要好好自我批评,先实验一下,看看行不行。你们对主席思想没有很好钻,下边没有群众,那怎么行呢?山西的群众,对你们是很爱护的,因为你们夺权早,影响也大,所以群众也是支持你们、群众信任你门,你们就要靠群众好好干。不能突岀个人,没有你们,还会有革命群众出来,不过晚些就是了。我上次到大寨,陈永贵说了好多情况,在这场大革命中,必然要出人物,现在你们的任务还要靠大家的,这样社会出新人,你们的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昨天陈守中说的话里,自我批评太少解释的特别多,林彪同志讲话,就是要重新走群众路线,解放以来我们的军队住在营盘和机关是和群众隔离了现在全军干部都要重新走群众路线重新学做群众工作,多听群众的意见,我们的工作就会有改变
    刘贯一同志,我同意康老、关锋、王力的批评,你站错了。老凭心不行,会搞出乱子来的,不能被别人批评的人,就认为自己都好了。最后必然被打倒,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如此,你认为你过去受过压,就一切都好了,很危险,彭真就是这样的,他反高岗,就认为一切都好了。结果自己还是被打倒了,刘少奇也是这样,高岗那时抓了他些问题。象“和平民主阶段”在下边乱传,主席问高岗是不是反对刘少奇,高回答,我没反,结果刘少奇认为他一切都好,结果垮台了,这笔帐还是一起算了嘛!你说你反饶漱石,但你也有问题,那天格平没有提,你就有意见,你把这个变成包袱,就要摔大跟斗了,格平同志有些不说是好的,有些要提出,否则问题不能放过不管,你们的问题还是回去解决,这是对你们的考验!联系到批刘邓、批卫王王、联系到斗、批、改,还有个生产问题,山西抓生多是好的,部分还没有抓好,县里问题很大
    李富春:回去以后解决问题要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问题,让江青同志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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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再打内战了,昨天陈守中讲的,我实在有些坐不住了。”
    (当刘格平谈到这些问题回去加以解决时)康生:“再不要搞那些傻事了,发什么声明!”
    周总理:“你们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有问题打个电话嘛康生:“打电话先起草好个东西,大家传阅一下,以后也有据可查周总理:“打电话简短点好。”
    (当刘贯一同志表示接受中央首长批评时)
    康生:“贯一同志有个好处,就是敢于承认错误,还是不深刻,以后还要犯。”(当陈守中表示回去后把对刘志兰的批评转告给刘志兰时)周总理:“是的。核心小组的成员嘛,立刻转告给她。”
    周总理:“晋中问题你们要好好注意一下,调査一下,解决一下。”好吧结束吧。(完)
    来源:兵团井冈山翻印1967年7月5日(转抄);1967年7月28日山西日报(军支)革命造反总部编印《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康生等谈山西问题(这是以上接见讲话的另一个版木)
    王力: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盲目乐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指刘贯一3·26报告,刘是山西省副省长)
    (接谈刘贯一问题)
    关锋:思想问题。康生:原则问题。
    关锋:学过去的省委,当前阶级斗争没有讲,对当前的形势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些社论,下边是自吹自擂,这就反映了对中央的态度,对主席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
    周总理: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关锋: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上?把群众放在什么位置上?康生:这是可笑(指秘密活动到公开活动)这是一贯的世界观上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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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这反映了贯一没有具体和群众接触(指三个月斗、批、改的问题)。他们事先也不讨论,这比卫恒过去还厉害了。
    (指3·26报告)
    关锋:这个报告不能等闲视之,象这样的报告轰也应该,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话,早就炮轰了
    康生:不仅是炮轰,早揪出来了周总理:够典型。
    关锋:袁振的大字报很多,袁振也可以说,你在搞鬼。与你们的四人声明有关。在大学中对袁振早就有两派;一派说袁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但忘记了袁振软弱的一面,另一派说袁振是叛徒,这个问题早已存在,昨天有人来问,我想这些问题反映了贯一同志思想上的好多问题。
    关锋:看来你们以后还要打内战。
    康生:日清同志对贯一的态度,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张日清是山西省军区司令)
    康生:核心小组不团结,刘贯一同志责仼多。昨天老陈(守中)不讲原则问题,讲了那么多乱七八糟问题。给刘志兰贴大字报,我看该贴。你们还追查谁是后台?我看谁是后台,贴贴总是有好处。你们刘志兰对李雪峰的问题,中央给你]打过几次招呼,就是不听,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住在京西宾馆,不报告中央,搞自己垮台声明。
    周总理:刘志兰思想水平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她。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口说了话,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验,把那儿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据说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不打倒李雪峰,死不冥目。’”这究竞是搞革命,还是搞个人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作核心小组成员有点不够格。我同意王力同志说的,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决站出来,提出原则性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现在先解决你们的问题。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刘格平会见北京红卫兵赴晋大队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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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朱勇更介绍我的情况,自己觉得很抱歉,虽然参加革命年头不少了,做的工作很少,学习主席著作很不够,领会主席思想很差,跟主席跟得不够。毛主席、林付主席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把刘邓修正主义打倒,把刘邓这条黑线挖了以后意义很大,刘少奇还准备作接替毛主席的接班人呢!刘邓是干什么的?他包庇大批的特务、大叛徒、反革命分子、坏蛋嘛!有人说为什么垮了这么些?该垮的不垮还得了!他们不垮,
    七亿人民就要垮,中国就要垮
    毛主席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意义不可估计,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创造的典型,创造的模范。如果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搞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一个办法:夺权!夺他的权!我们山西,如果没有毛主席支持我们,那坚持不下去,我们早掉脑袋了,连赴晋大队的同学也早掉脑袋了。我们夺权,是毛主席领导的,主席支持的。我们只是尽到干部的责任。我曾对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里的话反复研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准备牺牲。这种牺牲非常光荣。为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这就是重于泰山,价值最高
    我们几个同志能站得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学用主席思想,还有与群众时刻不能离开。尽管最初有些同学、工人同志还不理解。说这个人是不是伸于派,是不是来操纵,来摘桃子,是不是过去犯过错误的?很多怀疑。怀疑是自然的。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夺权后这个指挥部我们并没有进去。我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抓几件事,抓什么呢?财贸这个不能停,商店一停粮食没卖的了,煤也没有了,菜也没吃的,油、盐、酱、醋也没有,那还了得?怎么办?赶快抓财贸。工交不能停,交通一停就乱了。再一个抓农业,我们几个同志赶快把这个抓起来了。同学们也不要,“那你们管我们不管。”好嘛。同学们是造反,从这儿造到那儿,也有拿印的,把印全掖起来了。印呀,住房子呀。这也是个认识过程。从不知道夺权到夺权。夺权后怎么掌权,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必要的过程。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个月,是不是够了?不够,恐怕得几年。大家学会怎么掌权。连我们也得学会这新的权怎么掌握,不论它变成修正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要从斗批改里好好研究。我们那里是怎么三结合的,刚才大家知道了指挥部里边主要是工人、同学。我们提个意见,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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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我们也支持这个指挥部,不接受我们还支持。做错了我们帮助,我们还支持,错了不要紧,下次改嘛!做对了就表扬,做错了不宣传。这样慢慢地大家比较了解了,比较信任了,比较亲近了。特别是在斗争中,有揪我们的,我们还能站得住。危险时,顶多敌人一枪打死了,一刀扎死,不能动摇。这样叫青年同志看我们,调査我们是不是站得住。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得看一看。不看一看有危险。啊!革命了来吧!”到时候是个投机分子,定时炸弹放在里边,太危险。我们就是这样一块战斗,经常研究问题。待了若干时候,他们说:“你们也参加我们常委吧”!我和那个政委说:“好哇!”我们两人就参加了常委。有些事,我们不在他们也决定办了,办得不合适就不合适吧,革命嘛,哪象绣花那样美丽,干就干了。有时我们在那里便帮助工作。我们机关××人,有中、大学生、工人在里边工作,基本工作很好。各方面工作很好,主流很好。联系各方面工人、学生。我们那里有个红色联络站是很大的组织,以后我们做工作也团结过来了。很多左派都参加了指挥部,三结合慢慢形成。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好多人多多少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那里站出来的都有这个问题。当然问题不大的我们可以马上用起来。有严重问题的,你还是交待。有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还是根据主席讲的“团结—一批评——团结”,人民内部嘛!除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击外,首先自己先站起来表明态度,特別是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得好不好。是真诚意地揭发,还是假揭发,能不能和这样的人一刀两断。这样一亮相,群众就会看出真假。左派拥护赞成他,保字的就不同意怎么办?我们觉得这样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要这样的人站起来,要他检讨,承认错误,欢迎他检讨,欢迎他揭发,揭发不够帮助他。保字号的干扰他怎么办?那就和保字号的斗争。你拿出事实来嘛,光哄不行。材料要上纲,不要鸡毛蒜皮。我们这样一斗保字号也拿不出材料来。当然我们不是不许保字的提意见,把他包起来,不准人家批评。我们觉得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充分揭发。对站出来的不要姑息,彻底洗澡,彻底搞透以后,亮相才亮得好。这样结合起来才能站得住。这里有个真革命假革命的问题,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站到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上来的,还是扭扭妮妮,想站又不想站,那不行。群众眼睛很清楚。这就要坚决。当然,我们说多数干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尽管犯过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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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达到团结。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可以把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可以团结起来当然,有历史问题不行,叛变过的不行。
    五、两派矛盾加剧、武斗不断升级
    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关锋王力等接见山西代表李金渭时的谈话摘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晚十一时五十分地点:天安门城楼。
    今天“五·一”节夜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山西赴京学习代表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后,山西代表团的李金谓、翟仁武等同志,又向关锋同志汇报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问题。关锋同志听了汇报,对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
    李:关锋同志,我想和你谈一下山西的情况。前几天我们给周总理写了信,反映了初步情况,听说总理看过了,你也看过了
    关:嗯,核心小组的问题吧?
    李:关锋同志,目前太原市一个是袁振,一个是刘志兰问题关:你们炮轰刘志兰了吗?李:炮轰了。
    关:怎么样,厉害吗?李:不咋的。关:对,轰一轰。
    李:现在的袁振问题又突出了,有人说袁振是叛徒。
    关:袁振同志的档案和有关历史材料,我去年八月份就调来了,没有问题,很不错的一个同志。去年华北局会议上他的发言我也看过了,袁振同志的发言很好,揭发的问题很重要,都很对呀。
    李:我们那里有个古田,是×××搞的,你知道吗?关:不知道。
    李:刘×,宋×,史Ⅹ×等都来找过你,你接见我们兵团代表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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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说说看。
    李:古田的骨干原来也在兵团,和史××是对立面,史××你知道吗关:史××还在兵团吗?我知道。
    李:史××自然还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有些人,他们利用批评刘、邓叛徒哲学之名,来批判袁振同志。说袁振同志被迫承认反省委反党是叛徒行为。关:不能那样讲。卫恒打着红旗反红旗,袁振同志没识破,这个弱点嘛。(转向王力)
    王:是呀,说得严重一些,是个缺点,错误。
    关:可不能那样干(指抓住袁振这点不放),你们没有那样干吧。
    李:没有,他们(指攻击袁振同志的人)十二月份还说,卫恒不见得那样坏,袁振不见得那样好。但反袁振倒挺起劲,抓住不放。
    关:那是别有用心的。
    李:现在山西存在着不少问题,你们中央文革还要关心,是不是你们认为山西夺了权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管山西了
    关:管,现在很忙
    李:山西核心小组不团结现象,有些人竟然操纵其它部分群众整×××、刘志兰操纵一些人整袁振,山西反袁振就与她有关。
    核心小组有些人做法很不好,他们有分歧,对刘格平同志还不敢明地干,对袁振压力很大,他们是借卫恒反袁振的余力干。
    关:这次我们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和格平、日清都谈过了。确实是一个问题,回去情况是要好得。袁振夺权后还不错,他的情况会好转。
    关:对陈××同志要一看二帮,看他往那里发展。(这时关锋同志向天安城楼上看了一下,叮嘱说)你们不是看了一些时间了吗?那就再帮一会儿。胡亦仁在市核心小组工作,那里工作很重要,先让他在市委工作吧!
    李:刘土立
    认为是袁振把她拉入黑帮的
    关:那不对,不能怪袁振。
    李:那是卫恒早有的企图,怎么能怪袁振呢?关:对,不能怪袁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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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刘志兰最近还批了两千块钱,要我们去天津揪李雪峰,我认为这是和中央对抗。
    关:那她不对。
    来源:《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纪要》,原平革命委员会东风兵团翻印,1967年8月10日。)
    九六七年七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出席人: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列席人:首都赴晋代表朱永根等五人。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康生、关锋等同志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红总司同志欢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康生
    请坐下。同志们好!同志们来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时接见你们。我们和山西核心小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问题。今天同志们来了,希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大家怀着共同的心情,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革命组织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现革命的大团结,大联合。
    为了解决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我们知道你们有各派的意见,不管那一派,你们都可以说明。你们是来中央开会,不是来中央谈判。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关锋同志插话:外省有的同志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两派来中央谈判)。内蒙同志来解决问题时,有人说是来谈判。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是来中央汇报工作,不是来谈判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各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不只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红总站的意见,红联站的意见(关锋同志插话:还有专政委员会的意见)。对,专政委员会的意见,核心小组的,革命委员会的,军区的意见都能听,这样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但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斗是不会发生的吧?但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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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要抓住原则问题来讲,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什么文字材料,可以给我们。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讲,讲不完的还可以写成材料送来。
    总之,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大方向的问题来发表意见,共同解决问题,这派讲了,那一派讲,这一派再讲,采取共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议就是这样开法
    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王庆英同志先讲一讲,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王庆英:我首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付主任么敏在场!
    康老:都在这里!
    下面是王庆英同志愤怒地控诉专政委员会和张日清对她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当她谈到张日清先打电话支持他们,但又背后指使专政委员会逮捕她时
    关锋:共关了多长时间?
    王庆英:共关了三个多月,差一个星期就四个月,从三月九日晚到六月三十日晚。
    当王庆英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共审问她二十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和杨成效是什么关系,刘浩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并给她戴上手拷和背铐时。
    康老:(十分激动地)这个应向山西同志们说明白,专政委员会用手铐背铐来对待革命同志,这是法西斯的东西!这种野蛮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果现在山西专政委员会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告诉立即停止(红总站同志异常激动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情况不仅是山西,全国其它地方也有
    关锋:(气愤地)这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嘛!
    康老:(站起来说)不管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过去对待反革命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办法嘛!那种残酷手段以前罗瑞卿他们用过。今天你们为什么要用?那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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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阶级的东西,我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出现这种手段绝不能容忍!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采取这种刑法。
    当王庆英谈到专政委员会在狱中拿出大铁链威胁审讯她时关锋:谁审问你的?知道吗
    王庆英:知道,省军区保卫处的刘处长。
    当王庆英同志控诉到后来对她的态度忽然改变并放她出,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早该放你出去,你家庭出身好,但就是觉悟太慢,我们不知道给你戴手铐背铐,放你出去,第一不给装档案,第二对你一生没有影响”时,
    康老:谁去和你说的呀?!
    王庆英:是山西军区法院院长李焕恩。李还说放你岀去后什么也不要说,有人问就说被军管了几天
    关锋:把人还军管?这是什么军管?!
    康老:还有把人军管的?!李是什么人,把名字记下
    (下面王庆英继续用铁的事实控诉专政委员会对她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她对他们的斗争以及对毛主席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时,在场好多人落泪。)康老:这样子,我们听了这个同志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敏: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康老:(生气)什么?!你是专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清楚呢?!我只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有没有反手铐
    兰敏:我对此事还不大清楚,还得查一查。康老:你回答问题嘛!我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
    我们专政委员会还不清楚,我们回去査查一查康:你敢保证没有吗?兰:我不敢保证下边没有。
    康:你不敢保证,那你是赞成了?!
    我不赞成康:你反对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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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反对过,有一次下边抓了一个反革命,用了这种刑法,我就不同意!康: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兰:我们从来都教育下边
    康:都是下边?你对这个问题不敢保证,又不知道,那么就是瞎干关锋:一讲就是下边的,下边的,这个问题就怪了郑维山:什么问题都是下边的,自己没有责任?!
    康:你这个专政委员会付主任是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大官僚主义呢,还是骗我们呢?专政委员会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问题,你象话吗?我再回,王庆英同志是谁批准抓的?
    兰:此案我知道是张日清批准的。
    康:呵,张日清批准的,好了,现在叫张日清讲讲关锋:(对张日清)你的权力太大了!兰: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当时拘留
    关:(质问地)拘留?关了四个月怎么还说是拘留呢?我们知道的不比你们
    兰:是拘留,我们很多情况从夺权后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
    康:说拘留就能减轻你们的错误了?如果开始是拘留,关了四个月更增加你的错误了!拘留为什么要四个月?你想拿这个来辩护你的错误,这不是骗人?张日清讲讲
    (张日清没有吭气。)
    兰:此案与杨成效的案子有关系
    关:杨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为什么不报告中央
    兰:决死队的车成林他父亲是汉奸,他本人有反党言行,攻击刘格平下山摘桃子,攻击毛主席,他要血洗晋中,搞枪支
    康:搞了多少?
    兰:他们准备行动就把他们抓起来了关:格平同志,核心小组讨论过没有?刘格平:没有,核心小组没有处理过。康:这是谁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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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过去凡是属政法方面的都请示张日清
    兰敏说车成林和王庆英还偷听中央给刘格平同志的电话时,关:处理时为什么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你问刘格平同志没有?兰:讲过。
    刘格平:没说过,我不知道偷听我的电话
    关于偷听电话的问题,我们是处理过的关:刘贯一你听着啊!
    康:关于王庆英问题谁报告的?兰:晋中有个报告。
    关:对了,你们就是相信晋中公安局的报告
    我们还调查过
    康:谁调査的?都核实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吗?兰:核实了,我以为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康:怎么能说以为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车成林承认了吗兰:承认了
    康:有口供吗?
    有
    康:你把核实的材料拿给我们
    关: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左派我看不见得,对晋中核心小组为什么不支持不保护呢?任,王,张受到攻击,陈永贵受到围攻
    康:你讲一讲和杨承效有关系的情况吧!
    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反映杨承效出身有问题,我们了解确实有这么回事。
    关:你们就整他啦?
    兰:杨承效的父亲原来在东北担任过警察所所长,警法司长,警卫队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时群众检举
    王庆英:不是,你们在三月九号抓我时就说杨承效是反革命分子,这次放我时,我问他们杨承效是反革命为什么不抓他,他们说,我们不抓他,革命组织已经抓了,我们没把他搞臭,社会上已把他搞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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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杨承效是你们山西上报中央的,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央批准的,你们对杨承效进行侦察,报中央了没有?刘格平:对核心小组不报告嘛
    兵团一同志:首长,我说几句。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兰敏亲自批准抓杨承效的
    康老:先别说杨承效的问题,要先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上,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下?
    兰:组织条例上规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别说组织条例,条例当然罗!我问的是实际。抓杨承效为什么不通过革委会?
    按照一般贯例,都是和有关人员商量。我和谁有关系就和谁请示康: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个人决定嘛,你是专委副主任,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
    你告诉我们,专政委员会所用的旧职人员有多少?总共有多少人?委员会有多少人?
    公、检、法共有六百多人,专政委员会有二十九个委员
    军队四个
    公检法三个。还有北京赴晋大队各专政口的八个,还有开除的……共有七个常委。
    康:为什么都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七个常委中那么就是四个军队三个老公检法的。
    对
    康:那么革命小将一个也没有了。三个老公检法的名字叫什么?
    兰:赵耀仁,检室副主任。崔人凤,公安处副处长,秦连生检察院副处长……。康:这都是卫恒时代的人吗
    站出来的,是群众批准三结合的
    康:什么三结合,二结合么,就没有革命小将吗?兰:原来第一次常委会决定,常委必须是党员
    康:噢,以党员为标准!那不是党员的革命小将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要党员就行。你是党员吗?(兰敏不语)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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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总站一同志:以前委员有党员的,兰敏也开除了
    兰:名额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组确定的还是谁确定的。我再谈杨承效的问题,他父亲
    康:你还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吧。査三代嘛,每个人都可以查。兰敏还是极力歪曲杨承效的家庭历史情况,当他谈到杨承效作群众领袖,他想不通时
    康: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的权力有多大?
    兰:我只是考虑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考虑捍卫红色政权问题。康:你说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权了。
    关:山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特别是四月份会议以后,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里面有问题。
    康:你们捕人都有证据吗?都有证据吗?兰:都请示过张日清。康:张日清签过字吗?
    都签过字
    张:没有
    起码也是张日清口头同意的
    康:拿岀证据来,口说无赁嘛!口说怎么行呢?郑:你们这样搞下去是很危险的。康:你们抓了多少人?
    兰:开始时很乱,二月份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好了一些,共抓了三十六个人。关:光太原市的
    兰:这是指由省专政委员会直接处理的,当时乱得很康:全省抓了多少?
    兰:共一千一百多,包括夺权时抓的在内,中央精神下达后,陆续放了一些。康:放出来的平反了没有?
    平反了。
    康:怎么平反的,有手续吗?
    兰:一般抓错的,放时给本人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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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就这样平反的?
    康:平反为什么只给本人讲?单凭空话还能行?
    关:刚才讲话那个女同志(指王庆英)你给她平反了吗?兰:这个女同志没有给她定罪。袁振:你们给她定的罪
    康:(对兰敏)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三八年
    康:什么时候入党的?兰:三九年。
    康:在什么地方入党的?
    在延安抗大
    康:在抗大你参加什么生产工作?兰:在煤矿
    康:井下的?
    井上
    康:看你就在井上。毕业后到哪?
    到晋绥
    康:在晋绥那个部队?兰: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康:干什么的
    干保卫工作。
    康:你是个老法律工作嘛,那更应该懂得法律了。
    关:我们有个建议,红总站的也好,红联站的也好,都不要把口对准群众。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怪群众,主要在上面
    红联站党校东方红段立生发言。当他谈到要加强专政委员会;而不能削弱专政委员会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要加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段:(一时回答不上来,接着辩解)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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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段立生谈到“四·一四事件”以后,红总站和兵团炮打“革命的领导干部”时,
    关: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
    段: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曹中南、陈永贵同志。关:还有谁?
    段立生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的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
    关:你说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
    段: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当段立生极端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没个完时,
    康:内容要注意压缩一下,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同志要说话康:雷维林同志讲吧!
    当雷维林讲到专委会整理袁振等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时,
    康:嘿,好家伙!专委会完全置于革命会之上,还整了核心小组成员的黑材料,实在无法无天!
    雷维林同志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张日清和兰敏的支持下,专政委员会所干的罪恶活动,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当他谈到最近他们绑架杨成效等同志,害怕群众,就又把已经作废的专政委员会军管的布告贴出来时。
    康:专政委员会是不是军管
    是军管,一直没有宣布撤销。
    康:怎么专政委员会也军管?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了嘛!军管谁?还不是接管革委会的权?事实上,军管就是腐蚀革命委员会的权力
    下面是红总站杜增录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与卫恒关系密切,去年12月把卫恒武装保卫起来,改选军区党委时,张日清还动员别人保证要选卫恒当第书记时。
    康:什么时候选的?杜答:6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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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踞发言。当他谈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时,
    关:你们那儿都复课闹革命了吗?王:是的,大部分都复课了康:大学也复课了?
    王:中小学都复课了,大家都回到学校了。从夺权后到三月底,山西的形势大好,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康:(生气地)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王:我认为是前进中的问题,基本形势是好的。康: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还是好的形势?!关:反刘格平同志的电报,是你签发的吗?王:我没签发,我签了字康:就是这个。你没有权利签发王:我没签发,是签字,可问一下
    康:恐怕3·16社论不能说是大好形势吧?3·26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反毛泽东思想!
    关:山西不补这一课是不行的
    康:四月份,中央会议精神传达了没有?众:没有。
    康:那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贯一的报告,那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报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林总讲过,看一个干部主要看三个方面:对群众,对领导,对自己。那个报告。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刘贯一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什么斗批改呀,什么七一献礼呀!那有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叫大好形势!你们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受蒙蔽,受欺骗了!
    关:不要听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那一套了。同志们,我们公开讲,这是中央爱护你们。那个电报是陈守中签发的。陈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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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你不是革命小将了,你是个干部了,怎么能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叫做你们的大好形势呢?我们认为红联站是革命组织,不要受刘贯一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把你们和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分开的。
    王: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这样的话不要讲了。那么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怎么能放在党校当校长?怎么能教好你们呢?这个核心小组是有责任的王:对刘贯一的报告,我们批判过,也很上纲,说是方向性错误,有纪录。康:不对!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有方向性错误的东西,你们不报告中央?
    王:那只是个报告。
    康:一个报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个报告要批判嘛!关:要炮轰么!
    王:讲的不对,请首长批判。
    康:讲,尽管可以讲,不同观点都可以讲。但要讲老实话。不要说假话,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干部,和小将不同嘛!
    当王承琚讲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落后全国两个月时
    关:我们看出来了。你们夺权有先天的弱点。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王谈到4·14后岀现“反革命复辟逆流”,把矛头对准“站岀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时,
    康:你指的革命干部,是些谁呀?
    王: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曹中南
    关: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他们亲自发的电报,张日清签的字,说刘贯志兰、陈守中是革命领导干部。
    当王诙到4·14是在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时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怀疑时康:同志,你说的是核心小组同志到中央开会以后出现的?
    王承琚说是会议期间出现的。当他谈到五月二十日核心小组的“四点决议”时
    康:四点决议是什么?
    王:要害问题是说刘志兰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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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把四条念一下吧红联站同志念。
    袁振:这是核心小组集体通过的,通过没有,核心小组的同志可以说。曹中南:通过了
    刘格平:集体通过的没说罢官袁振:张日清说嘛!通过没有
    康:刚才念的四条罢官呀?我现在请王承琚同志澄清一下,你认为念的四条是对的还是错的?
    王:我觉得停职是错的。
    红联站Ⅹ××:如果核心小组有这决定,我们就服从,问题是有人说没有此事
    康:有没有不是实质。
    红联站×××:还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康:那两个传单我看过了
    红联站×Ⅹ×:对,我们就是看了声明传单中,要我们群众帮助査清,才揪后台的。
    康:同志,这事我们查过了,四月会议上已经谈清楚了
    王:最近,七月六号后出现封市委办公室,抢了市专政委员会的五辆汽车七辆摩托。
    康:什么时候砸的?
    王:十日晚上,是32111等组织,这些组织和袁振关系密切,我们怀疑袁振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前几天核心小组开会,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众的吴春久可以参加,红联站就不能参加?
    康:这是我们决定的,因为他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被抓的。王:有人说他是党员就能参加。
    康:不是因为党员,而是因为他是常委,被抓的。王:要说被抓的,红联站被抓的也不少。康:听清楚!有两个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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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吴春久是怎么当常委的,说起来就话长了,他是怎么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长了解一下。
    康:那是另外一回事罗,我再问一件事请你回答。六月二十八日你和陈守中打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个电报,说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王:是的,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红总站朱生和同志揭发控诉了刘志兰的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和文化革命以来对他的残酷迫害
    康:刘志兰是省斗批改小组的副组长,是吗?刘志兰:我记不清楚了。康:怎么说记不清楚呢
    刘志兰:我连一次他们的会都没有参加。
    红总站一同志:四月十号我还参加过你召开的斗批改会议,记不清楚了!当朱生和同志讲完后。
    康: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明天继续开会,今晚红总站,红联站同志都很遵守纪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情况,有利于中央解决问题,希望坚持下去这是
    第二是,会议期间要遵守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六条和六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十条。会议期间,在家里不许搞小动作,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打砸抢,不要捕人不要破坏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厂,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能夺枪,军队不要开枪,部队要坚守岗位,各组织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有不要动员很多同志来北京,现在已经很多了。人太多了,开成大会就无法详细讨论问题。有意见可写成材料,你们是代表嘛不论农村,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离开岗位,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第三:会议期间,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比如开什么会,什么人说什么话等,因为会还没有开完,打电话容易片面,容易传错,引起误解。最后有材料可以给联络员带来。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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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同志并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有关方面的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
    列席人:首都赴晋大队朱永根等五人。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康老:北京列席的同志要求讲话。你们有讲话的机会,还是先让山西的同志讲,你们不是今天讲。下来关锋同志会介绍一下山西问题的解决情况。山西的问题中央解决过两次,红总站的同志不知道,红联站的同志也不知道,北京的同志更不知道。两次中央会议的情况都还没有传达下去。
    现在红联站的同志先发言。
    (红联站代表段立生站起来说:“现在轮到我们发言,我们不发言,让给北京邢小光同志发言”时)
    关锋:不是你让他发言,而是我们安排发言的。康:邢小光的材料我们接到不少,他以后有机会发言
    关:不要说你们让他发言,是我们安排发言的。这个会不是今天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开,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下面红联站太工红旗杨保明发言。当他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时)
    关:那个汇报?中央文革没有收到这个汇报呀?红联站一同志:二月十八日那个汇报。关:谁汇报的?
    红联站一同志:刘贯一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关:刘贯一没有代表核心小组汇报,要说清楚!
    康:噢,你是讲的刘贯一的汇报?那是在大军区会议上刘贯一介绍山西文化大革命夺权的经验,是他的个人的汇报。这是胡说八道,我连听也没有听完就走了(关:实在听不下去了!)。是呀,我和关锋同志听不下去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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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刘格平同志讲话很少。张日清的讲话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了刘贯一的汇报还印成了小册子。不仅是我们,各大军区的同志也很不理解,对刘贯一的讲话很不满意,如吴法宪同志。那次不是中央文革的会议,是大军区扩大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刘贯一不是汇报工作,是介绍经验
    当杨保明同志提到山西日报3·16社论时)关:这个社论是谁签发的;刘贯一同志?
    刘贯一:是张日清同志签发的。我看后,交给他,他说他不看了,他负责。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在迎泽宾馆说过批判3·16社论是逆流时)刘格平:我们这里有人在场嘛,他们可以证实。郝庭云:我在场,等一会我说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的所谓“七点指示”,要刘格平同志马上答复,红联站很多人附和时)
    康:在中央会议上,我们不能采取你们那样的方式,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的。你们讲你们的,他会说么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搞什么“特务活动”,红总站一同志说“造谣红联站起哄时)
    关:不要吵嘛!昨天晚上康老不是说过你们纪律不错嘛!康:你们是要向前进步,还是向后退步呢?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参加夺权的有党校反修兵团时)关:党校什么组织?(杨答:反修兵团)
    (当杨保明同志已谈了一个钟头,红联站的同志还要不断插话补充时)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他已讲了一点钟了,不要插话,要压缩一下,时间不好分配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说党校东方红的后台是葛莱时)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在场吗?段立生:在。
    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你们结合了葛莱是不是?你们结合葛莱不够慎重。康:他有个“一分为三”嘛,“一分为三”是什么问题?段:我们知道,已经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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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们注意就好罗,但是你们不够慎重。一九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他提出了“一分为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主席的“一分为”,这是个大问题呀!
    段: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调査。
    康: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问题了!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党校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这和杨献珍是一样的。在批判杨献珍时,他否认事物斗争的同一性。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派和杨献珍的斗争是长期的。当时,刘少奇、彭真包庇杨献珍支持杨献珍。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是一场很大的斗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结合葛莱不够慎重,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注意杨献珍在山西党校安插的人。注意他通过党校系统安插的那一套,特别是在山西、西北等地。杨献珍是大叛徒,有他的一帮,一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从政治上、世界观上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跟你们打个招呼,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康:关锋同志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关于党校问题,刘少奇、彭真、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王从吾、林枫、刘仁等人操纵的高级党校是个什么组织?那是个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个反动堡垒,在各省的党校都有他们的直接的帮凶,直接的爪牙。包括五八年刘志兰搞的那个北京市委党校在内。这是从四八年以来,刘少奇一手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他的这个堡垒在全国都有影响,在外地的中级党校都有他的爪牙,北京、西北、太原、新疆的党校,又是这个党校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坚。山西党校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从四八年开始,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把问题揭岀来。如果有时间,党校的同志最好请党校现在的同志介绍一下,看看党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高级党校到各省的党校,都是刘少奇把持的,十八年来反毛主席。一句话,那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有很多是叛徒领导的。党校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省的党校问题,通过安子文,郭××向各省党校输送他们的帮凶,我们跟他们斗争十几年了,我们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搞不动,因为上边有刘少奇,他们是通过彭真,安子文几条线一起搞的,你们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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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批判刘邓不要空洞,要具体地搞。你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你们党校结合了葛莱,说明你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是不要紧,今后继续斗争嘛!党校的斗争不是文化革命才开始,已经斗争了十几年了。
    段: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带回去
    (保明继续发言,当他滔滔不绝地念一个材料时
    康:你不要念材料了,把那个材料给我们好不好?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已经讲了快两个钟头了,简单一点好不好?
    杨:再讲三分钟。红总站大肆吹捧刘格平,说山西要树立刘格平同志的绝对权威
    康:你说得简单点好不好?你说的两边都有。你们在北京就贴出大标语,向张日清同志学习,向张日清同志致敬",还贴出"山西告急"的大字报。我看不定在北京搞。如果要算这些账就没完了。
    (杨保明发言完了,红总站郝庭云同志发言。他首先举几个例子说明红联站造谣。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张日清到底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当他谈到今年一月
    十七日,关锋同志接见山西革命派,对山西省委表态,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时)
    关:对,我和王力在场。
    (当郝庭云同志的发言被红联站同志的插话打断时)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你们讲话他们没有插话嘛!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因刘卿瑞同志揭发张日清在去年十二月安了与卫恒的秘密直通电话,被张日清排挤到高平县时)
    康:刘卿瑞是什么人?郝:是山西军区副参谋长。康:来了没有?郝:山西军区不让来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军管问题,红联站起哄时)康:这么着急干什么?红联站:他造谣么!
    康:谁造谣,谁就是,你们替他着急干什么?郝:电管局撤销了军管,我是电管局的,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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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是否撤销军管了?
    军区一同志:生产部门没撤销,撤销机关时,因为两派对立很厉害。康:机关撤销干什么?××军团一同志,递来一个条子说关于发给中央的电报问题的事,他想发言。这个同志叫任远明,来了吗?
    任远明:来啦
    康:我先说说。我看了那个电报非常吃惊,因任远明知道情况,所以把他叫来参加会议。那个六月二十八号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打给中央的电报,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也就是向中央控告刘格平同志,内容是根据Ⅹ×同志的一个讲话,电报是由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三人同意向中央发的,从电报内容看,他们是采取一种特务的手法,去观察刘格平同志。我们看了这样的电报非常惊异!怎么核心小组办公室会发出这样的电报?因此我们把任远明同志叫来,他参加过几次军区、核心组的中心会议,现在请他讲话。
    任远明:我是团省委“大无畏”的,观点倾向红联站
    (接着任远明同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刘贯一是埋在核心小组的定时炸弹,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谈到刘志兰、刘贯一要他到处讲刘格平袁振同志的坏话时)
    康: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有人采取卑鄙龌龊的特务手段来搞,而且毫不知羞耻地用堂堂皇皇的电报形式发到中央。山西文化革命中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个电报是很反动的,实在恶毒!不但反刘格平,而且是反中央的,说“刘格平有什么贡献呢?只不过是跑了两次中央罢了!”好象是中央暗示他夺权,把矛头对准中央。”上抗中央,下压群众,说“红总站不是刘格平给打气,早就垮了!打气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这是什么话!说刘格平是反夺权,比卫恒还厉害。还诬蔑说刘格平曾给康生写了个报告。写了个报告又怎么样?谁有问题也可向中央汇报么!写个报告给康生是反革命不是?写个报告的权利也没有?这么肮脏的东西,还以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签发。这样大的问题核心小组讨论过
    张益山:(愤怒地呼口号)打倒刘贯一!打倒刘贯一!(红总司跟着呼口号)康:好象刘格平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关心,只不过是中央暗示罢了,这个电报陈守中没有看,刘志兰替他划了圈!那说明他们是一起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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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我一定要把刘贯一的问题揭出来,一定要拥护刘格平同志,我要悔过自新
    康:你也好好检讨一下,阶级斗争很复杂,不要受蒙蔽了。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红联站的同志,你们不要背包袱。红总站同志也不要拿这个攻击红联站,这样做是不对的。红总站是支持他(指任远明)的革命行动,这个与红联站无关红联站中有的同志受蒙蔽,但红联站还是革命组织,我相信你们,中国出了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是好的么
    (下面是杨成效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打击和迫害革命派同志,王庆英同志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时)
    康:这点我们看出来了,开会前在我们那儿,很痛苦,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一点专政委员会,特别是兰敏同志应好好检査,为什么把青年人糟塌成这个样子,你们专政委员会到底千了那些坏事!这个我们感觉到,感到很不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肆意歪曲他的历史,说他出身大官僚家庭时)康:这一点,我想问一问兰敏,你说的对杨成效同志的材料,你调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证据,说他岀身于什么反动官僚家庭,但你晓得不晓得杨成效是个极端贫苦的雇农的孩子,后来卖给人家的?你调查了吗?
    兰:不,他是监狱里一个女犯人生的。
    康:你是专政委员会么,你对他的悲惨遭遇,你不调査,你反而把他说成是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现在父亲的儿子,而是贫苦人的儿子,不管这个人好不好,你不公平么!你调査不能片面,应该两面都调查么。你说你调査的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是个法官么!你做保卫工作,能这样做吗?这个专政机关在你手里,大家对你当然不放心了。随你个人的意志来判案子,那能这样子呢!我还想问你一下,省专政委员会常委七人我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昨天你说有四个军队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张日清,另两个是什么人
    兰:有一个是××军保卫处处长。康:还有一个呢?
    兰:常委七个,部队三个,地方四个,昨天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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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那一个是什么人?
    兰: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是农村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康:旧市委的。
    是
    康:你向我们反映情况,只反映一面,没有说杨成效同志有很悲惨的遭遇反而说是反动官僚家庭,住过二年我们的监狱,你的材料可靠吗?
    兰:是住过,少年所的班子
    康:你的党性保证的材料可靠不可靠呢?兰:我是否把材料拿来给首长看一看。
    陈永贵:(生气地)叫你说么,为什么拿材料!康、关:陈永贵同志也说话了兰:我可以汇报。
    陈:(激动)你有材料全可汇报,晋中问题的报告你全拿出来!你全拿出来康:你把材料调来看看你的党性怎么样?你怎么搞呀,谁敢相信你这个专政委员会呢
    关:你不是拿党性保证了么!那好了,你要保证!第一,材料你要全部保存,不许销毁。第二,山西的犯人是活档案,少了一个你要完仝负责!白杀也好,被杀也好,死一个,就是你有意灭口!
    康:还有被抓的要保证安全!
    关:对!不管有人上吊跳河,这些都是活材料,活档案,你都要全部负责,个不能少
    兰:他们都在监狱。
    关:不管在那里,你都得负责!不管人在那里,少了一个你全部负责!康:我不是为杨成效辩护,你是专政委员会的,是司法机关就不只能听一面谁敢相信你!
    红联站:现在专政委员会被封了,不能工作了
    康:那是另一回事。以后不许专委的人上班工作了!过去要你们取消不取消,
    四月份中央就对张日清讲了,你们不取消么!现在再重复一次:专政委员会不能要!有人要学山西,我们说山西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你们为什么要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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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夺了权的各省、市都没有专政委员会。
    康:对呀!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贵州、都是革命委员会,都没有专政委员会么,专政委员会要解散。
    关:要告诉你们,这不是康老的即席发言,这是经过中央讨论的,专政委员会不能要。
    康:四月会议关锋同志就讲了,根据中央决定,取消这个专政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但是你们就是不传达,回去还是照样做
    当杨成效同志讲到兰敏说他要冲军区,还到×××部队煽动时,康问兰敏:去过没有?
    车成林说的
    杨成效:车成林是什么人!你是专政委员会的,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还说我们冲××××部队,谁见过?!
    众:没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陷害革命小将,骂刘灏是狗崽子时。王庆英说的你就信杨:革命小将说的,当然信!
    这时红总站齐说:“相信”,红联站紧跟兰敏起哄。
    康:你要指挥他们吗?这里不是专政委员会!他们让你指挥吗
    关:兰敏同志呀!你应硬着头皮听下去么!听人家说完么!你懂得多少无产阶级专政?不懂么!冲一冲军区有什么了不起?好人冲了,解释清楚,坏人冲了好暴露么!你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一听,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在这里还想指挥他们呢!我看还是虚心一点好
    不是指挥。康:刚才就是指挥么陈永贵:这里不是太原!
    关:你是想指挥人家的!我们的话,你听不进去,他们的话你也不想听,陈永贵同志的话也听不进,那天,陈永贵同志提了意见,你马上就来汇报,还是虚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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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红联站观点的段建忠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兵团出了个传单叫《康生论袁振》,问康老有无此事时,)
    康:什么?我论袁振?(笑)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段:康老,我念一下好吗?不长。(接着段念传单:略。)
    康:这是怎么回事,当时王力,关锋同志也去,这样的意见差不很多。关:差不很多
    红总站的同志热烈鼓掌。
    康:这个问题我讲几句。前几天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在刘贯一、刘志兰所掌握的斗批改动态报上,说袁振是叛徒。我们认为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不能说是叛徒。
    关:当卫、王、王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派”后不久,我们就去调査了解这个情况,去年八月,我就从华北局把袁振同志的档案调来看了,当时,我还不认识袁振同志。“八年总结”,“反对折中主义十二条”,我都看过了。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我们在去年就表了态,不能说是叛徒。当然他没顶住,是个缺点,是个错误。
    康:华北局会议上有压力,袁振同志没有顶住,这是错误的。在华北局会议上他给省委提的六条意见是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的同志站出来反对卫恒是好的。这次会议上打击袁振同志是不对的。袁振同志是受害者,不能说是叛徒,没有顶住是个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领导斗批改小组,它的动态报上说袁振同志是叛徒。文字的东西这样说很不好。“叛徒”这两个字要注意,不要轻易用,这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等等,这是枪毙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一点刘贯一完全懂得,上次会议上也完全说了
    (当段建忠同志歪曲事实,说袁振同志拿中央首长讲话“压群众”时,)康: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是讲"叛徒"这两字,革命小将不要随便用,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生命问题。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査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还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亼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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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这样讲了你们就清楚了,这不是“保守”,“打砸抢”等等,不是这样的问题。轻易在斗批改动态刊物上用这两个字就不好了。天津“八、一八”,北航××组织了抓叛徒的组织,得到我们的同意。我们也告诉他们,要调査材料,没有确实证据时,就不要在大街上公布。这样一公布,就有利于真正的叛徒。不要以为一调査到材料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公布材料想压倒对方。但真正的叛徒就会叫老婆孩子到街上看,他们就会想办法对付我们
    关:这样做政治影响也不好,材料一出来,就泄密了。
    康:你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调査工作,你们调査到材料就交给我们,我们去研究,证据确实了才公布。我们跟天津“八·一八”和北航的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个指示,你们看过了没有?
    关:是“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康:关于叛徒的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有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方面我们不要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要捕风捉影,草木皆兵。这就好象是刀尖上跳舞一样,稍一忽疏就会伤人的。革命小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也到山西去调查太原陆军监狱的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很广,案子很大关:死档案不能少,活档案也不能少
    康:叛徒问题涉及到好几个监狱。实际上是刘少奇指示叛徒写反共启事出狱,安子文,薄一波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出狱的。薄一波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让太原陆军监狱的叛徒出狱,这里关系到乔明甫、龚子荣、王若飞等人。这件事希望你们革命组织也关心关心。这方面的材料收集得还不完备,这个案子还不宣布,从敌伪档案査也比较难査,所冇阎锡山的活档案,兰敏要好好保护!
    兰:专政委员会已经给封了。
    关:监狱可以保护起来嘛。告诉你们,山西的档案已经被烧了一大批。现有这些活反革命,活档案非常宝贵
    康:我们自己警惕性不高,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这个东西烧了有关他们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亏的。四九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警惕性不高,他们注意了,安子文派人到全国各地,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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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上海、苏州、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弄不到,就是安子文四九年派人到太原销毁了的。
    (当段建中谈到三人电话,四人声明时)
    关锋:当时我们知道后,就认为打回电话应以四个人名义发表,应该与袁振同志商量,
    康:四人声明和三人电话我们都接到了。
    段:袁振谈炮轰刘志兰是中央、是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的。他让鲁克南这么说。
    康:接到一个条子,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上次在正式会议说过,这是没有的事,我简单地说说这个事
    去年二月,有二个团要驻人大和北大,并看了房子,这件事中央军委也知道,以后没有去住。因是学校,又有许多女同学,不太方便,生活不一样,当时可能是去军训的。倒是经过彭真批准的,后来到了五、六月,彭真的问题被揭露,因为彭真曾要作北京军区政委,当然他是要篡党,篡政,篡军了。北大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贴过大字报,师大抄了这张大字报。当时是刘邓的白色恐怖,孙有余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就利用这张大字报整造反派,在大会上说谭厚兰是挑动学生反对解放军。并制造流血事情,煽动一部分群众围攻,打了谭厚兰,实际上是孙有余挑动群众斗群众,听到这个事情,我到师大支持谭厚兰,反对孙有余工作组,因为他们是少数嘛。我说:“人家是反彭真嘛!为什么不可怀疑一下昵?这件事有的不是造谣,郭影秋你知道么!”这样一说,谭厚兰一派就贴大字报说郭影秋是什么人,后来,人大揪郭影秋、邓小平、陶铸到人大,陶铸讲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二月兵变是邓小平提出说“二月那有个兵变呀!”后来邓小平陶铸揪出来后,群众引起了警惕,联系起北大陆平,北大有一部分学生在南口实行过军训,陆平又在那个地方打过游击,一连起来就传遍全国了,当然这个事情和张日清,山西军区无关,总之,没有这个东西,同志们不要再提,当然同学们警惕性很高,这是好的
    所以邓、陶一揪出来,同学们就怀疑
    (当段建忠谈到袁振报告中央煤产量不属实时,)袁振:那是按××军的电报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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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段建忠同志谈到袁振在鞍钢搞一长制时,)
    康:同志,这个问题可压缩些,这问题中央比较清楚的,用不着再谈。(当段建忠同志还是厚着脸皮谈到“鞍钢宪法不是袁振同志搞的”时,)康:同志,你这个问题不要说了,鞍钢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是毛主席直接处理的,是经过很大的斗争,你们知道的材料,可压缩一些,你讲的观点已经清楚
    (当段建忠同志不听康老的话,继续攻击袁振同志在鞍钢如何如何时,)康:你节约点时间,还是重点讲讲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好,这里不是解决鞍钢问题
    (当段建忠同志发言完后,)
    康:会议快开到三点了,通过今天会议,我有个建议,同志们发言事先计划,要讲主要的,时间有限,讲话要集中一下,首先讲当前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讲今后怎么办,要向前看提出具体意见,关于历史问题可少讲或给我们送材料,就恐怕同志们没准备,关键问题讲不出来,希同志注意,顶多用十分钟二十分钟,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
    第二,要从大方向方面讲,从毛主席革命路线,从大问题上考虑发言,希望同志们,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些。
    第三,我觉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话,半句还是对的,记得他讲,山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群众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核心小组问题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欣赏他的关键问题在核心小组这个讲话,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的方面讲,可以节约时间。现在散会。(大家起立鼓掌)
    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时间:七月十四日晚八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人:康生、关锋、吴法宪、刘格平
    康:下午谁发言没有发完?刘格平:张益三康:那好,继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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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三: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激烈斗争,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格平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以刘贯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部发出两种号令,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支持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及卫、王、王及钻在革命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刘贯一、刘志兰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打击左派瓦解左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说四·一四是大阴谋,揪后台说是张益三、杨成效、丁磊,我说四·一四好的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保刘志兰、刘贯一,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说是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负责人刘灏,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队伍,尤其是32111和井岗山,但却把井岗山的郭宏,王庆英关进监狱,整理革命干部的黑材料,整理革命小将刘灏的黑材料,我在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向中央军委、北京部队党委,向核心小组刘格平同志提出申诉,把专政委员会的材料査凊,交到中央来。张日清独断专行,日无组织,四月份就让撤销专政委员会,你动也不动,刘志兰派学生到天津揪李雪峰。张日清要负责仼,带了两千元,核心组介绍信,批评我说:支持东风支持错了,刘格平任政委的,刘格平不知道。
    关锋:电报还不转给刘格平同志,他还不知道
    张益三:第三个讲刘贯一的问题,我去时张政委,刘贯一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麻痹大意当官做老爷,忘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那次会上的检讨说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当时王谦、王大任在
    康:糟糕不糟糕,反革命还在那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们高兴嘛。张益三:
    二六报告解散革命组织,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势力,兵团,
    决死纵队,在这个问题上,张日清也在红代会上做了报告。
    康: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做的。
    宋捷:在红代会筹备处成立大会上讲的
    张益三:搞垮了左派力量,实际上帮助了右派组织,刘贯一和张日清思想很相似,张日清受到刘贯一,刘志兰影响很大。
    康:在这里我插一句,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彭真都讲要做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听我的。毛主席几次反对这个没有阶级分析讲法。讲驯服工具,做马列主义的驯服工具,还是做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没有阶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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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下级服从上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奴隶主义。
    张益三:三人不团结闹到社会上。
    关: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在太原,我们在北京,我们批评过,总理,康老都批评过。
    康:这个我们是批评过的。
    张益三:段立生批评我为什么老支持红总站段立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
    关:你现在作为一个党委来参加这个会,你让人家讲完话么。康:哪个同志讲?
    段立生:刚才讲的刘贯一那么多问题,有许多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来揭发个问题,刘贯一当党校校长。
    关锋:你们结合葛莱是他当校长之前还是之后?段立生:他还没有正式去,他一个晚上去党校康老:是五月二十九日还是五月二十八日?
    段立生:是五月份,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谈,他给同学们说他给彭真写了几个检举书,他给人讲张日清和刘格平都是新四军,还讲他认识关锋
    关锋:刘格平不是新四军的。刘贯一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今年二月份来汇报,才头一次见面。
    段立生:他说刘格平不同意省委是反革命集团。
    康:这次他是秘密去的,对刘格平进行了诽谤,进行了恶毒攻击,说刘格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一看二帮。
    关锋:他讲的事,我们二月份已经和他谈过,已给他说清楚了,张日清同志也知道,葛莱写了一分为三,还写了几篇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康:成立革委会,他这个校长就当不上了。关:一分为三,送给刘贯一看了吗?
    康:你们调査葛被捕后,当没当过日本人的皇协军,他怎么跑回来的?我们了解他被捕八个月,当了四个月皇军,这是一个材料,还要再落实。(段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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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同学想结合他,大概同学们想他受陶鲁笳迫害了,)把他的党校校长撤掉,让他当哲学研究所所长。这不叫迫害,这叫保护了。一分为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恰恰也是哲学上的问题,党校学生要注意了。据我了解,陈仲平还在你们那里,他是杨献珍的打手,反艾思奇的。
    关锋:五七年的右派。
    关锋:说起葛莱,我说两句,他这不是简单的说两句错话,做几件错事。当时杨献珍反对毛主席,搞合二而一,他当时就写了一分为三,这是世界观的问题康: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受害者,撤了校长,当了所长,实际上是保了。高级党校,我看低级也不如,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将来如何搞还没有研究,我看搞成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杨献珍办校的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加强党性。好啦,你讲吧,你还讲刘贯一好啦!
    段立生:刘贯一当我们校长,那简直……,我们从今天起不承认他这个校长,应该让学毛著积极分子,象陈永贵这样的人当校长
    康老:(笑)好了,陈永贵当党校校长,你们党校学几年?段:五年!
    康老:你们学什么呢?我看五个月就行了,过去抗大也是几个月学习毛著,参考一些马,恩,列,斯的,政治从实际中学
    段:专委会
    康老: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后来张日清文章上有这个东西。格平:定局了由核心小组来讨论。关:问题是他的实质
    段:四月份会议不传达,核心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检查,作事应实事求是,据我们了解,逮捕重机四人,袁振是知道的,并且是他提出来的,抓人不是专政委员会抓,丁磊带人来审问的,丁磊组织调査班子,调查杨承孝,刘灏,车成林的材料,单线联系,单线汇报。刘格平具体负责抓毛选,他没抓,别人抓了,他又说别人把手伸得很长,别人作错了,又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投机思想。张日清,曹中南来北京,让刘格平批山西日报,他不批,袁振也不批,我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小事,但触及灵魂,我觉的张益三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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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正常的,就是吹吹拍拍,张益三对待群众组织,就是拉一派打一派,不是从思想上支持,而是从经济上拉拢,对办公厅的经费,应当检査。关:刚才讲反夺权了吗?速记:没有讲
    康老:关锋同志讲上几句
    关:今天开中型会,常委扩大会,现在我们听取大家意见,以后再研究。山西的问题,由山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在我讲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山西的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几个月,今天我不想多讲。对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我就不讲了。现在我讲对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独立师某些负责同志,晋中军分区某些负责同志,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要很好解决,对革命组织,保守组织,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不难解决,军队起着重大作用,我觉的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越走越远了,是刹车的时候了,我给张日清同志讲了,该刹车了,再不刹车就刹不住了。山西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成绩比他们大,犯错误比他们小,但错误要坚持下去,还要犯比他们更大的错误
    我先讲内蒙,对内蒙中央有个决定……到这儿来说,他们说是重庆谈判,方面来北京谈,一方面在家里搞,他们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记者,一个工作了
    七天,被扣了八天,一个工作了八天,被扣了七天,被军区扣了,说他们反映情况不正确,我们批评刘昌,刘昌拍了桌子。我们(王力,戚本禹)也拍了桌子他们支持保守组织,排斥打击三司,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枪杆子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江青,伯达,康生给他们下楼,但他们有那么两,三个人,后来抓了彭海青同志,当司令员受到围攻,记者更不要说了,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毛主席的话,林付统帅的话,说了也不听,把我们的记者拉出去游行,后来发动哉士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来了一千八百多人,企图压制中央,改变那八条决定,他们说群众是自发的,不听我们的,政委吴涛(被他们斗了)去,他们这一千八百人讲,刘昌不讲,战士把吴涛打了有人还拿反动的五条来,让中央承认那五条,改变那八条,后来中央下了决心个撤职,一个反省,这样那一千八百多个战士才觉悟了。现在内蒙的形势很好。山东王效禹同志在夺权时,省军区支持了王效禹同志,做出了成绩,直到现在这个成绩还是肯定的,后来和省革委会发生了磨擦,军区支持了一些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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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地,片面地听了济南市人民武装部和济南公安局的话。济南人民武装部长就是旧市委的文革组长,要打倒王效禹,打倒革委会,写了大标语,冲了省革委会这时军区转向了,说山东三、五夺权是右派夺权,说王效禹的老婆有问题。王效禹的老婆是有问题,丁磊也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这性质不一样,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后来我们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和军区同志谈了话,和王效禹同志也谈了,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他们走了后,还在那里搞,派要冲垮公安局,王效禹同志好得很,当然不是完全坏了,牌子一派拿走,派又送来,省革委会下去,底下公开反对,你说王效禹同志是十全十美,不能那样讲,但大方向是对的。这时我们67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
    支持王效禹。
    、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三、支持革命派。四、……。过了两天,军区做了研究,也发表了四点支持,也受到了压力。中央及时批示了他三点电报,公开检讨好,还是不公开检讨好,早好还是迟好,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省军区这公开检讨,立即得到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内蒙军区那三个人(负责人)就倒了,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
    我看了一个材料,省军区,晋中分区,独立师是有问题的,我们批评了张日清,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观主义,不愿当第二把手。刘格平当了政委,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王效禹同志,张春桥同志当了政委,那里的群众热烈庆祝,为什么庆祝庆祝就不可以呢?而山西不仅庆祝刘格平政委,而且还庆祝你这个付政委呢!我们看了些材料,炮轰刘志兰、刘贯一,不算扭转大方向,就现在的材料看,他们的问题就很严肃嘛!还是考验呢。而张日清几次讲了一些不合适的话,你对我们的记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几次态度不好。有一次闹革委会你把我们的记者撵跑。有一次红联站开会,要撵记者,你不发言,你极力说:张日清正确,刘格平不正确,把山西日报办成什么样子?!你讲的话很多嘛,就没有刘格平的嘛!挖二、三线,是你们讲的嘛!你们第二次汇报都这样讲,怎么又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特别是你们来北京前几次讲话,这是刘贯一,我讲他了。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到底算不算数?我念一个材料:独立师×××同志散布说:刘格平变质了。想篡军权
    红总站要冲军区,冲独立师,引我们
    开枪,血洗太原……下边还有些流言蜚语,我不讲了,提出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争取陈永贵,这个团政委这样讲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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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委员会形式不好,更重要的是实际,怎么能整革命小将和革命领导干部?常委的材料,这不是黑材料,这不是黑材料是什么?你说为什么信王庆英?为什么不可以信呢?她是反革命吗?
    康老: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革命,别人就革命
    关:航校批评张日清,我看有道理,第一次你来汇报,我们就批评不要听刘贯一那一套,第二次又来了,又批评你,你还是听刘贯一那一套,我们不愿意你们再搞下去把你打倒,不然可以试一试。晋中问题分区有问题,省军区也有问题,你们大方向错了,不支持任、王、张不支持陈永贵,我们认为陈永贵很好,给我们上了一课,受教育很大,你们对陈永贵打太极拳,张日清就相信军分区的话,就相信武装部的话,分区武装部的人自己没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检查自己的错误,自己穿军衣,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这一套是不行的同志!我们知道军分区都有两派意见,我们要发个公报点山西的名,调农民到城里,最近收到一封信,如果问题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念信全文)陈永贵同志不要着急,不要管,形势大好,在五、六天前我和张日清谈过,康老也谈过康老多次和张日清谈话,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任、王、张为什么成了流亡政府,你们不清楚吗?这还不是军分区在那里搞他们吗?革命群众组织容易讲通,革命小将对情况不了解,犯错误不责怪,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这谣言那谣言,造谣造到叶群同志头上来了,说刘志兰这么好,怎么好,核心小组办公室批的叫印,刘志兰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日清打电话辟郑维山的谣,我们觉得张日清同志、军分区同志、兰敏同志、独立师同志应该惊醒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这个会到底开成什么样子?也许能解决问题,也许大闹,我们应该提,不提对党不负责任。张日清同志你自己讲的那话,你清楚的,你怎么反对炮轰刘、刘?你们写了"四论大阴谋″。我看轰得好,该轰,不轰怎么搞好斗批改?执行那条路线?我看“四·一四”以后形势大好,现在更好,这个领导班子还要考验哪!考验几个月,刘、刘、陈搞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跟着他们跑,不跟着刘格平同志呢?晋中问题最明白了,十月事件当然要翻案了,当然要攴持任,王、张、陈永贵了。山西我没见过几个人,刘格平来过几次,解悦我见过几次。在受围攻时我支持过他们,抓了几个罪魁祸首,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但方法有毛病,解悦本质很好,但阶级斗争经验少,张日清应该向正路上引她,应该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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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经风霜,马列主义水平高,毛泽东思想水平高。这样下去后果怎么样?你们自口知道。不要因为还有群众支持我,我还有力量,故不作检讨。群众逐渐会看清的,当然我不是说刘格平就没有缺点了,群众的批评应该听,正确接受,不正确解释,解释不了以后再说,重要的是张日清同志态度不正确,态度正确他挑让他挑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康生关锋讲了不算话,当然我们对了你们就听,我们还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这个话我们就不讲了,一方面对不起军内几个同志,一方面对不起几个革命小将,在坐的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呀!煽动起来给中央施加压力。不是有的给民兵发枪吗?夺枪吗?张日清已经写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康老看了一遍,成武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你看要不要再修改,再印,再向同志们讲,你自己考虑。刘、刘、陈的问题,我就不想讲了,象晋中军分区这个情况也不止这一个地方,人民武装部怎么这样相信他,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了界限没有?你们山西日报怎么搞的?文汇报许多好的社论你们偏偏不转载,偏偏转载一个相信武装部的社论,山西日报突出张日清,宣传张日清,只宣传一方面的观点,我们部队的同志给张、兰提了些意见
    康老:刚才关锋同志讲的,引证的材料我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不要抓住材料的一个问题,一个材料把大方向丢掉了,这样对解决问题就抓不住关键为什么关锋同志利用这个常委会谈这些问题,因为在一次中会,两次大会提出来,对同志们有好处。在中会的中间我和张日清谈过,我说张日清在作战中很勇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夺权之前很好工作,应当说山西的夺权与张日清出来代表军队参加革命群众,干部夺卫、王、王的权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但这一次会议,我反复地说:“张日清软弱了,不象打仗那样勇敢,不敢接触自己的错误,不敢接触自己问题的本质。”在大会时我欣赏段立生同志一句话:“群众好解决关键在核心组。”他说张日清同志改错就好了,张日清能象山东那样承认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不在话下,挑拨不了,象小丑。同志们讲的话,有的同志没有抓住山西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看到大方向,如何防止严重问题。材料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有的同志在军队里,在独立师里,在分区里,在人民武裝部里进行煽动,要支持一方面,打倒一方面,换句话,要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这是独立师讲的,我不反驳。我看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这样就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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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分裂了(关锋:军队也分裂了),军队也分裂,这个问题若不刹车,后果就相当严重了。第二关键是什么,希望革命小将关心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站在了保守方面,企图打击革命群众,晋中就是一例,说任、王、张我不认识,但陈永贵同志我知道,怎么能反对陈永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是这样,即使……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第三,由于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企图煽动农民进城,镇压革命群众,如果这样,山西就存在着一场大流血的危险。这的确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山西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张日清同志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或不承认这个问题,后果会相当严重。如果象那样搞,当然,还是大好形势,不过总不愿意让一个同志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时候阶级斗争常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炮轰一下刘志兰就成为个轰动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怎么保一个刘志兰呢?问题只是才爆发出来。
    关:四月份刘格平和张日清吵架,就是吵这个能不能炮轰。
    康老:为了保一个刘志兰,把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长,中央承认了的刘格平不惜打倒,我们常委同学中间绝大多数不清楚,刘、张两次来中央,中央讲些什么
    刘贯一第一次来攻击刘格平。十一月初我让他来完全不是让他搞山西问题,而是长期怀疑刘少奇三六年让杨献珍,安子文叛变的,于是我们就带头去调査情况,查阅报纸,我们去把报纸一翻……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想起了刘格平同志拒绝,同时刘格平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安子文叛变这个事,我就打电话叫他来了,说了这个问题,我又问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贯一就因为这个问题造谣攻击刘格平同志,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电话叫他来的刘贯一造谣言说:刘格平夺权时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山西问题的革命干部不是刘贯一,也不是张日清,而是刘格平同志,后来就夺权了,夺权后,月份就向中央汇报了,那次汇报并没有刘贯一,刘格平讲的不多,张日清讲的多通过他们二人的汇报,我们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认为可以承认,可以公布,大军区开会我们认为山西的夺权可以介绍给大军区。这个会四个同志参加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刘格平同志讲的很短,张日清讲的很长,这就是《红旗》,《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刘贯一讲的更长,在那里胡说八道,我听不下去了,和关锋同志走了,然后袁振同志讲了讲工业生产。有人讲刘贯一的讲话代表整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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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不是那么回事。(杨承效插话)以后刘贯一找我谈话,大反刘格平,刘贯一我很熟,过去他作风很不好,党性很坏,看来没有多大进步。我说刘格平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反对刘少奇叛党的事,第二在华东不满饶漱石
    华东区饶漱石反我,华东区分家时我到山东分区,饶把刘贯一当作钉子,作我的秘书长(刘贯一:这个我给康老讲清楚),你不用解释,解释不清楚。当时又找袁振谈了,袁振说:刘贯一对刘格平态度不好。(刘格平说让我签名写的乱
    七八糟的东西,我怎么能签名呢?)
    第二次刘格平,张日清来,四·一四轰刘志兰,刘贯一跑来了,后来陈守中也来了,陈守中先发言,保他老婆,我们听不下去了,不让他讲了,讲了些男女关系,黄色谣言。为了保他老婆……然后张日清讲话了,讲话内容攻击刘格平保护刘志兰,刘贯一那么多错误,他一个字都不提关:揪四·一四后台我们是反对的,这是明确表态的。
    康老:刘贯一的小册子,对上反对毛主席,对下把群众当作阿斗,把自己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
    我再讲一句,我们讲这些不是要打倒张日清,相反的是要张日清更好地和刘格平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会议期间,北京杋械厂要揪你去斗,我们不同意,开完会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
    关:红总站把打倒张日清的标语盖起来,真要打倒就不批评了。
    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同志。
    出席者:红总司(红总站、兵团)代表六十余人,红联站代表六十多人,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部分委员、省军区部分负责人、××军政委、××部队校长、×Ⅹ×部队校长。此外,有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等。
    九点半,康老、关锋、吴法宪、刘格平一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康老入座后即宣布开会。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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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这几天有些同志身体不好,今晚的会议只开三个钟头。前两天一开就
    五、六个钟头,我们检讨,我们是习惯了。现在九点半,开到十二点半,三个钟头。晋中军分区的崔冰同志要求发言,现在先让任井夫同志讲,然后崔冰同志讲。希同志们讲话精简一点。
    当任井夫同志发言讲到晋中7·7、7·8事件,晋中的总司把联络站的人揪到群众称作“白公馆”的七房七岭的地方时)
    康生:这是在那一个县?任井夫:在平遥县。
    (当任井夫同志讲到他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接到通缉他的传单时,将传单交刘格平同志转给康老。)
    康老:这传单也很值得注意罗,刊印的!刊印的!不是一般油印复写的,刊印的!
    关锋:铅印的
    康生:题目叫做《警号》,是人家散发到火车上的,传单内容是:“混进晋中核心小组政权里面的野心家,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后台,大反解放军的老贼,陷害陈永贵同志的罪魁祸首,就是任井夫”四条罪状哩!(康老继续念)“今晩乘88次快车赴北京某地招摇撞骗,希旅客们百倍注意。如有群众发现,先把他监视起来,到北京车站自有人接应。老贼任井夫的特征:胖子,个子大,年龄
    四十多岁,山西孝义县口音。署名是专揪任小分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晚。”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般群众搞的。
    关锋:任井夫同志这次来是中央请来的,是我们通知他来的。任井夫同志是中央公开支持的,任、王、张,我们早就支持了,陈永贵也支持的,我们也支持大家鼓掌),这传单是造谣嘛!陈永贵在场,怎么能说任井夫陷害他呢?康生:(笑了笑)“罪魁祸首
    关锋:陷害不陷害陈永贵同志知道,陈永贵同志最有发言权
    康生:人家说任井夫来招摇撞骗,大家看看,咱们这里是招摇撞骗吗?关锋:这样的传单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中央叫任井夫来开会,是中央通知山西军区,让军区转告军分区叫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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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这个传单只能是掌握情况的人才能发出,我们也要査一査,他们不是要追任、王、张吗?我们也要追这个小分队是谁,发这个传单的到底是谁!
    关锋:是谁操纵的?
    (当任井夫同志把“晋中的问题究竞在哪里?”“其实质是什么?”这两大问题说完了,并表示也要好好检査自己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康老叫崔冰讲。当崔冰讲关于任井夫同志说的传单的问题他不知道,任井夫同志要来中央他也不知道,他问了军区,军区同志也说不知道时,
    关锋:(严肃地)那个通知的?
    康生:省军区为什么不知道?省军区通知的嘛,怎么会不知道?你个人不知道还可能,怎么说省军区不知道,你能代表省军区吗?
    关锋:你要不要中央的批评呀?你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吗?康生:省军区通知的,为什么不知道?关锋:哪就是我们造谣的!是嘛?康生:你们说我们造谣嘛
    关锋:我们刚才讲了,是省军区通知的,你一上来就说省军区还不知道,那不是搞我们造谣吗?
    康生:你能代表军分区吗?你到中央要实事求是的讲嘛!你不要讲了,另外的同志讲吧!想通了再讲,我们不听你这一套!(康老讲完把眼镜放下,很生气的。)(大家热烈鼓掌)
    康生:(停了一小阵又讲)晋中区的同志还有那些起来讲话,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讲,赞成任王张的也好,赞成崔冰的也好,都可以讲。
    郭宏:(五中井冈山女战士)晋中情况我知道,我讲一点。康生:你叫啥?
    郭宏:我叫郭宏,我就讲一点。
    晋中一总司观点的同志:我是晋中的,我要求说说康生:都可以讲嘛,等一下讲嘛,让她先讲。
    (郭宏讲到江青同志是支持任王张的,张日清在晋中问题上的做法是要给刘格平同志施加压力,又说到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记有张日清支持他们的电话等很有价值的东西,但被拿走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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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你也是被捕的呀?
    郭宏:(很激动,没听清)什么呀?陈永贵:(告诉郭宏)你是被抓的呀?郭宏:(还是没听清)谁审问我的呀?康生: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说下去吧
    当郭宏讲到她被关进军区监狱以后,军区有人骂她是反对解放军,骂她是小王八蛋,刘浩是狗崽子时,她哭了。她说那些人完全不理解革命小将的心,也不可能理解革命小将的心。她讲了对解放军支左的一些看法。)
    康生:(康老对郭宏的讲话表示很满意,连连点了好几次头,还跟就在右手边的关锋同志说了几句,又点头说。同志,你的那句话讲对了,就是通过解放军支左就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地讲的。(大家鼓掌)
    郭宏:我们在晋中就是遇上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狱中,有最大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也就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刘瑞卿(山西军区副参谋长):资产阶级专政郭宏:人家是那样对我说的
    (当郭宏讲到山西从卫恒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个传统的东西,就是杀人不见血,说到她明明被关进了"女监",还假意给她吃好的,美其名为“在这里寄放几天”,这就是山西的“特产”!说到她正关心这个问题:山西的权现在有没有彻底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革命领导干部有没有掌握了实权时,)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那月那日被捕的?
    郭宏:三月四日凌晨三点被抓到五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释放,共五十多天在军区警备营关了十多天。
    康生:谁抓你的呀?
    郭宏:对了,关于抓人又有了山西特产了。王庆英:(在旁小声告诉郭宏)别说这个了!康生:(关怀地笑了)没有关系,好好地继续说吧
    (当郭宏讲到她不明不白地被抓去,抓人的人说这不叫其他,是叫“军管“一般军管”,用小车把她载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审问时,)康生:什么人审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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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宏:他们名字我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他们的职务,只告诉我一定要相信他们,还说不相信他们的本身就是个立场问题
    康生:逮捕你的都是穿军装的?几个人?
    郭宏:当时黑夜,有好几个人,有两辆车,一个叫张检察长的,他眼睛挺大的,当时我想,他挺象个法官的
    康生:关锋:(笑)(大家都笑)康生:在你印象上有几个人?郭宏:起码有四个,包括司机五个。
    康生:兰敏同志,是不是你派人去抓的?那个抓人的是谁?兰敏:是我派的,那个就是她讲的张检察长康生:派的是不是部队的?兰敏:是部队的,是张检察长。康生:什么名字?兰敏:叫张维宽
    关锋:弓长张吧
    兰敏:是的。
    康生:张维宽在不在?兰敏:病了,没有来
    关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要逮捕她?
    兰敏:当时他是把她叫来问一问,因为车成林在晋中抢了材料,而她和车成林是协从关系,通过她可以了解车成林。时间是长了一点,两个多月。
    关锋:(很生气)什么长了一点,简直是无法无天!我们去山西也可抓嘛康生:是谁批的?兰敏:张日清同志批的。
    关锋:无法无天,长了一点,这是长了点?到底专谁的政?
    康生:从你们几天来的表现看,车成林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怀疑,车成林材料要仝部交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关锋:我们有怀疑!
    康生: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也坚持要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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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敏:如果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认为晋中总司夺权是对的,张日清和我都有这个思想,认为晋中总司夺权对,谁起来反对就是反夺权。
    康生:问题不在这里
    关锋:这问题很严重嘛!就是夺权对,他们也不能抓起来嘛!公安六条你们执行不执行?专政委员会到你们手里,你想抓谁抓谁
    康生:兰敏同志,你好好听听,将你的政治水平跟小将们水平比一比,到底你那水平高,还是革命小将水平高,从这些小将同志发言很可以得到教育。你总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人家都不革命,反革命,就自己革命,这次可得到教育。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上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那个茶杯辩证法了,刚才郭宏同志说的军区那个人的茶杯辩证法是错误的。下面由晋中同志继续发言。宋志明:我揭发一下关于山西省军区的问题康生: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宋志明首先介绍自己姓名,还说明自己原来是平遥县县长,现在是文水县县长。随后就讲四月份张口清怎样派人抓他,军区检察长张维宽、军区法院长李怀恩和兰敏怎么审问他。当宋志明同志讲到张维宽对他宣布说是代表军区、代表省专政委员会,奉刘格平、张日清的指示来抓他的)。
    刘格平:那是冒充的!
    康生:(问坐在对面的山西军区陈司令员)你好好听听,军区有保卫处吧?陈司令员:有,有三大处
    康生:过去史进前、罗瑞卿他们搞的一套,我们要好好注意的,当然这里头有好冋志,但也要注意。搞保卫的这样子,要好好检査。
    (当宋志明同志将张维宽等人就晋中问题如何审问他的事讲完后)
    康生:北京政法学院有两个被捕过的,几次要求五至十分钟的发言,现在可以发言,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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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也是被“军管”了的
    (当北京政法公社李承义同学讲到张日清因为政法公社怀疑他与反革命分子周潜川有联系,就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名,于二月五日早晨派人带领山西省党校的学生将他们逮捕,又在张日清指使下斗争了两次,游街一次,不让他们在监狱中唱语录歌,至于逮捕他们的“罪状”也是张日清叫政法兵团写的时候)。
    康生:你们把材料交给我们。张隆:康老我讲几句康生:你是哪单位的?张隆:政法公社的。康生:几年级?
    张隆:六四年的,今年三年级了。(接着他说到从审问中发觉审问人对袁振另有看法。说到逮捕他们的人是以所谓到比较安静的军区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把他们带到军区法院去的,可是在狱中同样不许学习毛主席语录。
    晋中炮轰派一人:我提个要求,根据今晚任井夫发言,有许多虚伪性,我要求发言
    康生:我刚才讲了,你们有时间发言,大家都有机会哩,下面还有会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红总站、红联站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山西的大方向,不要抓某个人讲了些什么,某一团体怎么样。这个特别是红联站的这方面要注意。要多从山西的大方向方面想想。
    关锋:要从大局着眼!
    康生:要从大局出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大局。
    第一、现在冇人在部队煽动部队,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第二、山西还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山西×Ⅹ×调农民带枪进城,同志们想想,农民带枪进城要干什么呢?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什么问题
    第三、山西专政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的对待革命群众,有些×××,尤其是晋中×××那样反对陈永贵啊!不是拥护陈永贵!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有些要犯大错误,不仅晋中问题,太原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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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是大问题,大局,希望各方面同志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大问题。今天问题未发展到太严重,比其他一些地方好,但一定要注意。可是存在那样一个危险,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关锋:每个人自己,或某个团体,做了什么好事,别人没有说,没关系,埋没不了的。问题在于怕看不到自己缺点,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怕别人不知道。李金谓:康老,我刚从太原来时,军区有人对我说,刘格平也可能是个叛徒,他们正在布置,要调査刘格平同志的材料。他们这样的,这问题比较严重。
    康生:(笑)让他们把材料调査完了以后再说吧!(大家笑)(康老、关锋离会场,大家起立鼓掌。)
    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刘格平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晚九时至九时半,地点:外贸部接待站礼堂
    参加者:山西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空字025军团代表
    主要来看大家,讲几个注意问题。这些组织都是去年夺权以前组织起来的,有的是参加夺权的,有的是支持夺权的,赞成夺权的。山西这次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补上了1·12夺权的一课。1·12夺权主要是依靠群众,山西军区部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夺权很仓促群众怀疑这几个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是有道理的,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究竞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从写大字报到夺权才一个星期,没有和群众一起战斗过,这个情况带来了参加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
    夺权以来,核心小组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很激烈,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斗争,每次开会都有斗争。
    四月到中央开会,中央已经定了性,刘贯一、刘志兰主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给他定性了。刘志兰是反对毛主席的,不是一次了,揪李雪峰,一月×号就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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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第二次到中央开会,又打过招呼,她就是不听,一次、二次破坏文化大革命,整个打上核心小组的牌子。陈守忠精神面貌很不对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定性了。回来后没有传达。刘志兰、刘贯一、陈守忠他们封锁。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后来传出去,他们就慌了,当然不是我和袁振传出去的。专政委员会不仅查袁振,而且查我,实在无法无天。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不象他们想的。我的耳朵眼睛还管用的吗?査出来想法办,当然法办不了。问题是中央批评他们,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他们不赶快改,以前的可以既往不咎,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总指挥部取消了,另搞一套。四月份以后每次会都争论陈守忠最大的问题是保老婆,还有保爸爸的嘛,他是保老婆!刘贯一保刘志兰也是保自己,害怕火烧到自己。他蒙蔽了一些人,蒙蔽了一部分军队,因为他是秘书长,他有权嘛!到处吹,造了很多谣。同志们批评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是对的!他们无视中央,搞独立王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但我们也有缺点,如“打倒刘志兰,气死保皇派。”打砸抢我们是少的,但不能说没有。我们要做工作,红联站的工人、干部、学生,他们受蒙蔽受欺骗。他们如果骂人,我们应该高姿态,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家要戒骄戒躁,很好地工作,大原则问题不能放弃,红联站也不怨他们,受蒙蔽嘛。刘贯一半夜跑到党校造了很多谣,但没关系,现在不是揭露了吗?对红联站一定范围可以,但矛头要对准刘、刘、陈
    对张日清,他有严重错误,他和他们不同,可以批评,提意见,但应该团结起来。相信军队,谁听谁的,都听毛主席的。因为他1·12夺权给林副主席写信,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夺权时他表了态,他是政委嘛!各分区、武装部有个别不听我们可以处理,相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们争取团结批评一团结,和批判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对张日清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个错误出来,准有人支持、赞成,这不奇怪。但大多数清醒过来了工作将来怎么办,大家可以提意见,提怎么办,走群众路线嘛,大家想一想
    康老强调红总站千万不能骄傲,还有兵团的,大家都要注意,一骄傲就脱离群众,我们坚持原则又虚心,就可以团结很多群众。我们自己要遵守中央的各项规定,掌握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战无不胜的,无敌于天下的。康老再三说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以高风格、高姿态出现,不断提高我们的风格和革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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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提高觉悟。现在打砸抢要釆取防御的态度。第一不怕,第二防御一下,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我们在中央开会,得到中央支持,毛主席支持。大家都是参加,这不是我要支持的,希参加会议的把日子好好记住,这是很宝贵的。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五时二十分,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山西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的赴京代表团等。速记稿,未经审査。〗
    康生: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原红总站和红联站一起上街游行,反对百万雄师事件,这很好!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达成协议反对这个百万雄师反动的罪行,你们在反对百万雄师上有共同的意见,在太原也是这样做。军队召集了。从这里边坚定的相信群众,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另外大家不要丧失警惕,反对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轰刘志兰是逆流。我们听说百万雄师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产业军也去了,北京的联动有些反动子女也去了山西,他们要反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和解放军的关系,我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山西已经有人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不要睡觉,打内战,放跑了敌人。
    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要在这样的会上听听军区同志的意见。本来张日清同志已做过一些检査,大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张日清同志检讨,请同志们冷静地听,有什么意见当然可以提,等他讲完再提吧,现在请张日清到这来讲。
    (张日清检讨)
    当张日清讲到五月份以来他大反刘格平同志,来京前发了电报时,康生同志插话说:“这点王成琚,陈守中,刘贯一签发的,刘志兰同意的电报,大伙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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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攻击刘格平同志,同时实际上是攻击文革小组,这样的情况,在各省,各军区,大军区,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问题红联站同志们不要蒙在鼓里了。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召集你们开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日清谈到他站在刘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并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时,康生同志插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你反对的是好人,如刘格平、陈永贵,你联合的是坏人,如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当张日清讲到回去以后要清算“专政委员会的错误”时,康生同志说:“兰敏同志,你拿党性保证说杨承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错了。你的材料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杨成效。”
    关:差六岁,你材料上的杨成效是河北人,当时解放军判过刑。
    康:看看你们的党性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材料你还可以申辩,这是你自己调来的材料,用党性保证的材料
    当张日清检查完时。
    康生问:“完了?”张答“完了”。
    康:我希望你对武汉问题表示一下态度,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对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行为是什么看法?(张回答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红联站:“回去了!”关:可以那么自由主义?红联站:他出去一会还回来。
    康:联络员叫他来,据说他带着枪参加会议,他过去是不是个军人,他过去有没有枪,有人说张日清给他的枪,是不是?(张答:“不是。”)陈守中在不在?王成琚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陈守中:“不知道”)你们成天混在一起怎么不知道?(陈守中:“知道他是党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关锋:你知道他有枪没有?陈:有枪。关:在太原还是在这儿?
    陈:在太原有枪,在这里我不知道。关: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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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不知道。
    关:他是多少级干部?陈:十八级。
    红联站群众:不是十八级,是技术员关:文化大革命中按规定枪要收回
    康:他写了一个信,也不给我,是给关锋说他很荣幸,作为红联站的代表他只能做为列席。我看红联站不能要这样的当代表。你们叫他当你们的代表?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康:他多大年纪?陈守中:三十多了群众:三十七。
    康:他在解放前做什么?陈:不知道关:你的老部下嘛。
    康:这样的外交词句,荣幸地作为红联站的代表关:他是不是红联站代表?
    红联站:不代表!他没有枪,他来北京没带枪。关:在太原有?
    红联站: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
    康:这个同志是那个单位的?(没回答。
    关:他在太原带不带枪?在太原带枪也是犯法的。康:刚才证明的是那个单位的?红联站:我叫李善良,太工东方红的。康:枪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没发现他带枪,我们好几天都睡在一个屋里,有枪早发现了。
    康:他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关:你说的比较妥当,没有发现他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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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你没有发现他有枪,到底有没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这样。你是学什么的?
    李:学机械
    康:你还是学点辩证法好,头脑不要太机械了。杨成效:王成琚现在太原有枪。
    康:军队同志来了几个?还有那个军要发言?前几天写了条子,刘卿瑞要发言,刚才我接到两个条子,都是工学院的,一个说刘卿瑞是受张日清迫害的,个说刘是三反分子。是为卫、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种,既然来了都可以发
    (刘正发言中,王成琚赶来了。)康:王成琚来了没有?答:来了。
    康:你怎么随便来,随便走呀?关:你就可以罢会了!王辩解
    康:我想向你调查一个事情,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有没有这回事?王: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康生报告,我没带枪来。康:你在太原有枪,谁给你的?王:找人家借的。康:借谁的?王:借专委会的。
    康:又是专委会,专委会谁给你的王:郭有富
    康:他是部队上的不是?关:他怎么有枪?康:市专委会可以发枪?
    王:当时我请示过袁振,因为夺权后太原市比较乱,有人要抓我关:你带枪干什么?有人抓你就开枪。
    王:袁振写信交给了专政委员会处理。我自己找一个专委会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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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不管那个委员,就讲你!王: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霍去病的霍?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王:没带,交给市核心小组驻军了。康:交给驻军的什么人了王:我也叫不来什么名字康:叫不来名字是什么人吗?王:警卫班。康:什么时候交的?
    王:交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得。这次是来北京前十天,以前陆陆续续交过
    康:以前陆陆续续交过。那是你的保险库吗,保管库嘛。那不叫交。你不是说有人要抓你吗,你有枪陈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我没有正式告诉过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王:一九五五年
    康:在哪儿?王:在太原工学院。康生:什么人介绍的?王:孟凡联和×Ⅹ
    康:现在两个怎么样?在太工哪个组织?王:在太工红旗。
    刘卿瑞:孟凡联是坏分子。康:解放前你做什么?王:读书
    康:参加过什么组织?
    王:从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会道门。康:在哪儿读书?王:在北京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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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山西人怎么到北京上中学?王: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康:河北什么地方?王:定县
    关锋:家庭什么成份王:中农。
    关锋:中农能上北京读书
    王:我们是十三岁跑到北京来的,要是讲讲家史的话康:不用讲家史。你高中毕业了没有?
    王:高中毕业。解放后党一手培养又让我上了大学康:你开始在那里工作?王:在石景山钢铁厂。关:做什么?王:公安警卫部队。康:罗瑞卿那个系统关:解放前你工作了吗?王:工作了。
    关:在哪儿?
    王:就在石钢。
    关:做什么?
    王:抄写。
    关:抄写什么材料?王:就是一些汇报材料康:职务是什么?王:算工人
    康:还有抄写工人?关:你当时多大?王:十七岁。
    关:工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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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十八块。关:什么钱十八块?王:好象是十八万块。康:是法币,还是日本钱?王:法币。
    康:我再问一下,你讲了一次话,你说你还坚持你那个电报的观点?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王:我现在重新认识。
    康:你给我一个信了。说以32111为首的兵团和红总站抄了你的家,说如果这次为了解决山西问题,荣幸的作为红联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红联站的?
    王:不是,是红联站方面的
    康:红总站一方面,红联站一方面,你是红联站的。王:我的观点和红联站一样,我是红联站观点的代表康:观点的代表?代表谁王:代表市委红旗战斗队康:选举你的?
    群众:红旗战斗队早把他开除了。
    关:红旗战斗队我们是了解的。去年冬天接触过。
    康:你说“荣任”红联站的代表,人家红联站不承认你的代表!?王: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观点一样,大家推选我当代表的。康:谁给你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你发了一次言,这个我记得,我很记得你的那个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发了言就是个不幸了?你说你的观点变了,但是你的这个信没有变
    (王解释他的信,说他的观点变了。有人说到他和康老拍了桌子。)康: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还准备你打倒我,写标语打倒了。你那个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讲人家,不讲你自己的错误啦。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发言,引起人的义愤,他们的行动由他们负责,中央在下面是经常批评的,你的发言引起人的义愤,当你了解了中央的意图以后,还坚持陈守中的反动路线,你的观点还没有变,这封信还是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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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还可以坚持,你有你的观点。
    康: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你在不在?我说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刘格平陈永贵),联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成琚。我讲了,我是负责的,我是准备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打倒我。
    王:请康老相信我。康:我不能相信你。
    关:现在不能相信,现在没有根据相信。王:我当时确实不了解情况。
    康:你已经用了正式电报给中央,你是做为红联站代表讲话,希望你以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了,不愿参加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红联站代表:他这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对他不了解,他不能做为我们红联站的代表。
    康:这就对了。
    关:你们也有缺点就是,这份传单就是你们的,你们认识还有问题,等会儿我讲你们的传单
    康生:请坐下吧,请坐下吧
    关锋:回去独立师的同志把枪给他没收
    康:刘卿瑞同志继续讲。(刘讲完后)现在关锋同志讲
    关:江青同志很关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情况都向她汇报了,她还看了很多材料。因为山西有一个谣言,还涉及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今天下午开会时间很长了,开了六、七个钟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晚上不能来了,让我传达几句话:向山西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包括部队)问好!(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鼓掌)这个郭洪,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要求见江青同志的心情都传达了,江青同志让我转达她的意见,向你们两位同志问候,向你们慰问。(鼓掌)(王庆英把给江青同志的礼物代转)好!下边我先辟几个谣。
    第一个谣言,说康生同志,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已经受到了周恩来江青同志的批评,康生在做检査,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谣言,我们文化革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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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是集体领导,大事不但是集体讨论,而且要报告主席,报告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报告总理。这是辟一个谣。
    另一个谣言,刚才碰到一个条子,在榆次街头出现了以小灵通为名的传单,标题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词越多越成问题。这是晋中联络总站的代表写的条子,他是不同意这个传单的观点的,要我澄清。
    第一个,七月十六日,首都红代会造了解决山西问题大会的反,你们都在,这是谣言。
    第二个,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开会期间,只有郭永彪、王振国回过太原。他们回去报告过,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们都在场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见了张日清、曹中南。他俩在场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许以后可能接见,现在还没有接见嘛,这个不多说,一句话,想引起群众的错觉。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问题由总理、陈伯达重新处理,这完全是谣言,这样的谣言很奇怪,是怪现象,妄图挑拨制造混乱,煽动群众
    康生: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这个方法。
    关锋: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分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矛头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他们反对周总理在政治上不利,实际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阶段。山西也不例外,并不因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不存在,已经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利用他们过去骗取的政治资本,利用新闻机关,利用其他机关,骗取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疯狂的进行破坏,还有没冇被揪出来的一小撮,也在疯狂的进行破坏。我们红总站、红联站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千万不要因为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被撤了职点了名,就是死老虎。是纸老虎不错,不是死老虎是受了伤的老虎,如果忘记了敌人,革命派自己打“内战”,就上了当。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当前的决战是激烈的,而且是复杂的。在山西尤其有它的特殊复杂性。革命小将看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的东西。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山西一月份夺了权,不久成立了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这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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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结束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仍存在两个阶级的决战。两个阶级的决战反映到核心小组的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条是错误的路线。你们两派的争论,这里我不想给你们评论是非,因为不怪革命小将,不责备。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讲清楚
    四·一四究竞是资木主义复辟逆流呢?是革命的好得很!我们认为
    四·一四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是革命的行动,好的很!为什么说好的很,因为四·一四揭开了核心小组内部,革命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揭开了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化了,好!这一点,中央早有所察觉,第一次来汇报,感到有些问题,我们多多做了工作,四月份来汇报,就看的很明显。有些同志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红色政权,炮轰它就是炮轰红色政权,怎么能炮轰呢?
    康生:怎么好批评张日清呢?
    关锋:这样一个形式逻辑,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康生:插一句话,还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是军队,刘格平是北京军区的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在山西军区,刘格平是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两个政委我们好怎么讲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讲阶级,不讲是非,是刘少奇的那种“驯服工具”。
    关锋:中央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原来不知道有个王成琚何许人也)有看法的。到底怎么样那要考验,让群众揭露批判,他们从中搞了很多鬼,这里我不细说了。太原革命派的同志,印了他们很多材料,同志们可以看,看他们现在,也可以看他们过去所作所为。同志们可以分析,他们究竞是什么人。革命群众自有公断,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张日清同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搞在一起,在夺权的时候和夺权以后一个时期,张日清同志站出来支持夺权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抹杀的。但是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个航校校长讲的好张日清你有点变了。夺权时方向对,现在错了。对四·一四,对红总站采取否定态度,反对炮轰刘志兰要保护她,而且要抓回四一四后台,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山西革命小将印的材料,张日清同志在山西应该比我们看到早,为什么不重视那些材料?自己搞不清,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正因为这样,把一部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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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将搞糊涂了。林彪同志说,政权归根到底是个班子问题,领导班子问题。现在这样一个班子,包括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内的班子能说是个红色政权?张日清政委是付组长,专政委员会主任,管着报纸,如果不改正错误能不能保证个红色政权?不能!对四一四不支持,采取否定态度,是大方向错了。还有专政委员会,揭发了很多材料,那是专谁的政?创造的新名词,逮了人,上了手铐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军管”,这样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信任这样的专政委员会。我们前天说过,专政委员会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内容,专谁的政。根本问题是专政委员会,凌驾于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之上搞成独立王国,专调査革命群众的材料,到晋中也是调査革命群众的材料,晋中军分区公然操纵反对陈永贵和任、王、张。调动农民进城,大搞白色恐怖。张日清同志在组织上自搞一套,不服从集体领导,不维护刘格平同志这个班长。重要题既不集体讨论,又不向中央请示。无论从爱护张日清同志出发也好,不要再把山西变成独立王国也好,都需要对张日清进行批评。张日清同志掌握宣传工具,根本不象话,和刘格平共同接见群众,标题上标岀张日清不标岀刘格平。这不是山西反映的,不是刘格平同志反映的,是我们査山西日报査出来的,《山西日报》成了一个派别的报。《文汇报》有好多好社论《山西日报》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那在上海是正确的,在你们山西就是不恰当的,现在看的很清楚。“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不是说那些同志都坏了,是说罗瑞卿的影响没有肃清。"人武部"有些人并没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还有好多没有挖出来。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军区那些人武部独立师,机关的“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戴上手铐,多少人包围,(口号: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对这些人我们相信武汉广大指战员,定是好的,是受蒙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个好消息,今天发了那么一个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康生:他们的谣言是假的)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同志交给武汉群众斗争。所以王力他们回来隆重到机场迎接
    小撮是纸老虎,一戳穿就没人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山西不经过一场风暴是不行的。四一四也好,今后也好,红色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坏人钻进去,不纯怎么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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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材料今天不讲了,不是批评红联站,太工东方红。红联站,太工东方红六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错了。我们不怪革命小将,应该由张日清负责。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我不说,用不着说了。我说由张日清负责就是对他寄以希望,批评他,帮助他。
    康生:今年五六月间,也是红联站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北京工代会十二个大专院校一部分同志,还有北京中学红代会几个学校,还有天津大学,还有一个河北大学?师范?是那十二个大学一部分同志,我所以说署名部分同志,就是不能代表那个学校,天津的“八·二五”,和河北的外专“八·一八”。六月十八日,红色造反报是红联站主办的,六月十八日第二期下面署名是山西红联,同这个京津赴晋部分学生。这个文章相当长,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四个版当中主要讲四·一四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政治大阴谋,什么四·一四红色风暴好得很,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阶级敌人通过炮轰刘志兰
    同志们,这个错了的,以中央的看法,这个不符合,不怪红联站,不怪京津赴晋的部分学生。这点我同张日清,核心小组的同志谈过,张日清的错误路线不仅影响到红联站,而且还影响到首都的十二个大学,两个中学。我为了帮助他、教育他、提出来批评,至于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那些人,就是关锋讲的,不在话下。
    关锋:今天我批评一下,红总站就不要批评了。
    康生:将来再犯错误,一定轮上红总站,如果没有更好啦!一定的,我敢保证,你们看,如果没有犯,那是我错了,我可以承认。
    关锋:这个传单中说,以陈守中、王成琚为首的市红色政权。陈守中、王成琚我们都见过,江青同志没见过王成琚,见过陈守中,是不是个红色政权,我怀疑
    康生:北京赴晋的同学,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我没让你们发,因为你们不了解情况嘛!不让你们发言是为了爱护你们(鼓掌。红联站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关锋:说王成琚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坚定的左派,就凭件事,说那时候很紧张,要个枪,是相信群众呢,还是……还说王成琚为首的市委红旗战斗队,是否以他为首,市委红旗同志,去年冬天我见过。戚本禹同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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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我不相信王成琚的所作所为代表的了市委红旗。市委红旗了解了真相是会造你的反的。
    康老念红联站传单中骂批刘邓红总站一小撮混蛋时说,你们不要生气呀,气量大一些。又念到矛头指向刘贯一同志时说:“刘贯一不应该指向吗?刘志兰不能指向吗?陈守中不能指向吗?张日清不能批评吗?我感谢山西的革命小将,使我开了眼界。刘贯一的万言书,是资木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康生:刮翻案风的尖端。
    关锋:以他们村为例,每人平均不到两亩地,要分一亩作自留地,私人地比集体地要多,还有什么集体经济。我感谢山西革命小将,刘志兰、陈守中在党校有账,党校要拉去斗争,我们说不要拉了,这里要开会,刘贯一北京机械厂要拉去斗。(康生:已经拉去了,我们说要开会,又给要回来的。)他们的账慢慢算,有什么算什么。对他们三个人,我们也讲一点希望,希望交代你们的问题,希望揭发彭真、彭德怀、浦安修、饶漱石的东西(康生:还有杨献珍),我们这个希望会不会落空,希望不要落空,对他们不说什么路线问题,把核心小组办成什么样子,刘贯一是秘书长,刘志兰是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格平给关锋打个电话也要报告,给康老写个报告其实是给毛主席转中央文革的。他也要查。难道不能给关锋打电话吗?不能给康生写报告吗?
    康生:毫不知耻地说他派人去査了刘格平打了多少分钟的电话,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报告这样的特务活动,毫不知耻
    关锋:普通群众也不能査,有通信自由吗?在他们眼里那有核心小组,那有核心组长,第一政委。张日清同志犯了那么多错误,批评怎么不可以,批评不好吗?照他那么走下去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山西文化大革命是会取得胜利的,但要走很多弯路。要剥夺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欺骗群众的资本。刚才红联站一个同志写信说,太原告急,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署名山西爱武装联络站。这用不着告急,我们认为第一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这个口号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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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检讨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要对他进行帮助,能检讨到六十分,七十分,也不要求一百分,回去改,搞通七十分也好。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张日清同志的检讨,希望能掌握大方向,不在乎戴几个大帽子,有些大帽子可以不戴。航校的二个校长,旗帜鲜明,认识明确,六十九军同志可能刚去,情况不明,经过这次会议现在他们明确了,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他们在小型,中型会议上发了言,作了适当地自我批评,这很好不了解情况嘛!认识问题。陈金玉同志也在中小会上发了言,也是好的。
    康生:六十九军同志不要注意,这个错误思想是不是在部队中有影响,要注意对部队进行教育。
    关锋:两个都是我的上级,怎么办,要看大节,按毛泽东思想,要有勇气,要有风格,这样做对张日清同志也是有好处的。对革命小将两派都不要责备,红总站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呀?(红总站答:不是。)
    康生:你们两方面都要注意,你们的观点是相反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是共同的,这点要注意,对于毛泽东思想掌握的很不够
    关锋:都是辩证法少,形而上学多了一点
    康生:“私”字当头,你们不是夺了权了嘛!双方把大脑里“私”字的权好好夺。
    红联站某些方面不对,如六月十八日报纸
    不对的地方把它改正。人的
    思想是要经过反复的过程,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毛主席说:“认识一个真理要经过千百次的反复”不要灰溜溜的。那样就会给张日清施加压力,不让他彻底承认错误。张日清同志也要注意,如果人家说你不要那样彻底的承认错误,那是帮你的倒忙,不要灰溜溜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红联站现在正面临一个东西,武汉事件一部分独立师、人武部、公、检、法大力地维护,不要军区承认错误,所以我说不要灰溜溜。红总站也不要把尾巴翘的一丈八尺高,不要以为红联站犯了错误,你们就兴高彩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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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检査自己,要虚心,所以我说,你们思想有共同点,就是关锋同志说的辩证法少,这一段学毛著的少。毛主席讲,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犯了错误有免疫力。
    关:群众组织都是一家人,中国有一句俗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可是一家人总会团结起来。再要看谁顾大节,不要听谣言,谣言的攻势,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看,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敌人惯用的手法,谣言只能短时期内欺骗一些人。这里我再辟一个谣,有一个时期有一张传单,说给叶群同志打了电话,说叶群同志讲,刘志兰是好干部,好同志,不能炮轰。这是纯粹的造谣,叶群同志委托我和郑维山同志辟谣,原来以为这个传单是群众组织搞的,不是,这个传单是核心小组搞的,现在单据查到了,用有光纸,印两万份,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你说不知道,我们不相信,从核心小组办公室造出谣言来还有造了这个会上一个谣,说关锋同志在会上说了丁磊比王效禹的老婆还坏,大家都在嘛,我说丁磊是有毛病的,跟王效禹的老婆不是一回事。王效禹的老婆是不好的,但是,王效禹还是好的,这是我们会议上传出去的嘛!我想革命小将不会干这种事,谣言百出,说丁磊回去传达了几点,我们让我们的记者查了,丁磊并没有回去。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谣言是敌人惯用的武器,当然,谣言的腿是不长的
    同意关锋同志讲的。听了张日清同志的检讨,一、应当是欢迎,一个同志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检讨不充分,不彻底,还是要欢迎,而我们相信张日清是下决心真正改正白己的错误。二、有三个希望:(1)一初步检讨不彻底,还有没检讨的东西,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从哪里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看就是要看实际行动,不单我们看,大家也看。山西的军队,革命的同志都要看。张日清同志自己也时常警惕:我这样做,同我的检讨是不是相符合?因为从讲话到行动,还有个过程,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另外又是一套。(2)第二个希望,希望张日清同志做一点努力,我提过几次,我希望张日清把你五、六月份以来的一些话,有的是报上公开发表过的,有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一些群众组织整理的,没有经过本人审查,难免有错误,但基本意见还是能表达的。希望你想想哪里有什么错误,深刻想想对自己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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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张日清讲话,可以知道自己过去哪个思想是有意讲的,偶然讲的,讲了不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张日清同志实际上说过要逮捕杨成效,说,由群众组织逮捕比专政委员会逮捕好,有的同志说你说过,有的同志说你没有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同志,第二政委,要改变这种作风,主要从报纸上检查自己的言论,这对自己有好处。我是看了一个东西感到问题的,其他问题还很多,这里有一个例子,你对红总站……大杂烩,豆付渣,你见到红总站,哈哈又说你们大方向不错。你对群众组织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刘志兰,说听了她的话,不认识她。本来四月份会议中央已经讲了,你却说,轰也可以,不轰也可以,万炮齐轰不可以,未经过调査,对刘志兰作肯定结论是不恰当的。从实际上讲,你对刘志兰是大保,有的同志说是死保的,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因为刘志兰站在你那个错误的方面。这点希望你从报纸上作检查。在座的同志,山西日报的同志,曾几次要求发言,没有讲,希望在会上,会下,听听他们的意见,你管报纸工作,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嘛!关锋同志讲消息突出你自己,那么一个短消息嘛!做工作,从文字、行动方面检讨一下,就深刻了。我提过两次了,可能限于北京的条件,你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工作。一方面,从现在的报纸上讲,另一方面,说过去有战功吃老本,这一方面是对的,有战功,但我希望,说过去不但有战功,过去也有错误。过去我没同张日清同志工作过,有些同志对我讲了,张日清同志错误也不小。吃老木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好的,一种是吃坏的,昨天河南刘建勋同志检讨他是好干部,跟何运洪是根本不同的,他还从历史上检讨一下,说我过去有些什么错误,一方面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检查,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忆历史上有什么错误。你去征求一下北京军区傅崇碧的意见,开诚布公地把窗户打开,空气才能进来,当然形式主义地讲也可以讲,他有意见就应该提出,但你不开窗子,空气怎么进来,这对深入检査自己的错误有好处。这方面的意见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多提了,你同卫恒有不同意见,也不见得都是你对的
    关锋:是路线斗争,还是非路线斗争?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先知先觉。康:生活作风方面,都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要求人一下子都做到,我是从帮助你出发,我估计还有一部分力量支持你的错误的人,当然是少数,个别的了或者还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认错误,或不承认路线,方向错误,顶多承认严重错误我希望你听到这种意见,千万不要高兴,那是毒草,吃了不舒服。你千万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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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的当,象刘贯一那样的人吹捧你,现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冋情人。相反,对批评你的人……有的人会对你施加压力。
    关:××军区的司令员,居然被他手下的几个小参谋绑架了
    康:他在中央开会时,承认了错误,一回去,一包围,就不承认了,怎么办,名义上被一般干部绑架了,两个星期司令员不见了,你说是他自己策划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边这么搞,他也满舒服,就跟上去了。关锋指了一下,不止这个,你要防止“左”的“张日清坏的很,揪走!”实际上你满舒服,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还不是又出来了。当然出来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两个礼拜司令员不见想就不会有这个事,你个人不要这样搞,别人搞你也要注意,老实讲。山西的问题要没有你张日清犯错误,刘贯一敢那么干吗?!我懂刘贯一,刘贯一你敢吗?根本不敢,如果你张日清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那刘贯一怎么办呢?他就拍你们两个人的马屁;刘贯一这个人很容易识破,你不是识不破,是吹得你舒服。现在刘贯一在你那里吃不开了,我想是吃不开了。但还有王贯一、张贯一、周贯一、周武郑王吗!办法有。同志们批评你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调査,说一点不学也不见的,但从你的行动看,学习的很差,在某些方面应该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有许多老革命不如小将。那个五中的学生,郭宏,很多东西值的你学习,人家批评你,不要马上反驳。风刚把窗子刮开点,你就关上。(关锋红总站、红联站互相都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对待。)
    康:你说他打砸抢,他说你打砸抢,那个都有点。
    关: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另外,刚才接到一个材料,是核心小组办公室搞的材料,还剩下一个角,还看到一点点“揪出刘格平的黑后台”核心小组办公室的材料不能转移,烧毁一张,由刘贯一、刘志兰负责。专政委员会的材料也不准转移,不准烧毁一张,由兰敏同志负责,兰敏也干的太不象话,至今没有看到检讨,听候处理
    康:有些材料转移到军区,军区首长要负责。张日清同志负责。
    关: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百多人冲了军区,到张日清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抢走了材料,我们怀疑。这些材料必须归还听候处理。冲军区的这二百多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不论出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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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动机和想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抢走的材料必须交出来,我们很怀疑这件事
    回去,红联站同志要讨论,红总站也要讨论,多进行自我批评小型会议,刘格平领导,继续开下去,研究回去怎么办
    康:为什么关锋刚才讲,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群众这样提,是有道理的。我几次讲过,你们的报纸不是好讲山西的形势吗?形势一方面是大好,四
    四不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复辟,象张日清同志对有些群众组织所讲的。是不是红色风暴,我们不一定这样提,我们认为把存在的两条路线揭开了,这好得很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张日清同志应该认识矛盾是掩盖不了的,矛盾揭开了,是向正确方面前进的推动力,四·一四把矛盾揭开,是好得很!所以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好的。王Ⅹ×讲了半天说,四·一四之前是大好形势,我们的看法和他正相反,说:四·一四之后形势更好。
    关:受点损失也不要紧。林彪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的。”要想想这个最大
    康老:十七岁的郭宏说,把你山西军区内部的问题暴露出来吗!暴露出来才可以去支左,也支自己。
    关:山西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你们两方面革命的同志都注意
    (一)是有人煽动军队,特别是煽动独立师,煽动军区司令部,“拥护张日凊,反对刘格平”,把新的红色政权分裂,搞瘫痪,这是很严重的。部队煽动起来,这把火玩不得。武汉就是这样,把部队煽动起来,自己也控制不住。
    (二)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以至打到陈永贵同志头上。(三)已经有这个问题。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分裂,影响社会群众组织,这也是应该看到的。
    (四)军分区、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
    (五)张日清同志依靠的是公检法,反对的好人,联合的不好的人,是坏人。因为从有的地方不但是很危险的,象晋中、大同(我们只谈了一个晋中,其他地方类似的还多,问题也不少),有的地方已经动员农民进城,不过没进太原城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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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想:煽动军队在山西是存在的;依靠公检法是存在的;支持军分区人武部打击革命派是存在的,调农民进城存在的;问题是刚刚发生。武汉把独立师一部分干部、战士煽动起来。
    依靠公、检、法、人武部,机关保守组织,你们那里有没有?我看到一个东西。你们的苗头和武汉一模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再批评张日清,为什么群众要警告张日清,是要警告的,有这个迹象。对公检法、人武部要及时煞车!你们那里有人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我是对你们讲啦,和大街上那四个字不一样,“百”是白匪的“白”,“万”是完蛋的“完”,“雄”是行走的“行”,“师”是死尸的“尸”,实行白色恐怖的要完蛋的行尸,但是它走到山西去了,王任重的黑手伸到山西,刘邓的反动路线的黑手伸到山西,武汉还有荣复军,也可能伸到山西
    张日清的错误是危险的,不但内部敌人,外部的敌人也在伸手。同志们要对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所有的革命千部,所有的革命同志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制止那种危险。如果拖延下去,扩大开来,我们就很难保证武汉的事不在你们山西重演,演也不要紧,他们是行尸走肉,他们是小丑跳梁,纸老虎也不如,是纸老鼠
    个广播,连百万雄师的名也没有点,它就开始瓦解了。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双方找出共同点来
    在座的同志对武汉的事情是一致的吧?康:有什么文字的东西?
    红总站:我们游行了,有文字的东西,交给……。(红联站也说……)康:你们群众组织有协议没有?(答:没有。)
    康:糟糕,怎么还没有,你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达成协议的嘛!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达成?(答:能。)
    康:第二,坚决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行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答:能。
    康:第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抢。能达成协议吗?(红联站方大叫:能!能!能!这条我们最能!他们还抓了我们的人呢
    红总站
    方说,能!双方嚷了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砸抢!你们不是老头,是青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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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头还往前看呢,你们怎么尽向后看呢?我当然不赞成打、砸、抢,你们没定个协议吗?定了就执行嘛。
    康:第四,保证铁路,公路运输,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康:第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答:能
    康:第六,不调动农民进城,这个能达成协议吗?答:能
    康:我看你们应选几个代表达成个协议,回去做一个模范,说服双方群众也有个基础,达成协议。人家河南、浙江都达成了协议,还有江西、广西,你们赶快搞,你们更容易,你们的问题比他们小得多了。张日清反对打砸抢,把打砸抢上纲得那么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那么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没有一个好的了。根据张日清的说法,红联站抢了你的办公室,那么一个晚上大方向就错了。过去三司都是公开有一个办公的地方。砸了公开的办公地方,不受什么损失。百万雄师就是把三新、三钢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借这个名义把造反派压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张日清,从你的讲话看,说到红联站,就说有的打砸抢,改了就好;说到红总站,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莫怪人家说你打一派、拉一派。
    还有一个问题,垮行业的组织的取消,毛主席对延安中学的批示,这是方向但得要有过程。
    关锋:很多地方就拿这个指示镇压造反派。
    康生:不讲条件,解散跨行业的组织,这是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在学校,一个单位,一个班里,左派力量小,很小,他要不和其他班系、其他学校联合,是要被吃掉的。
    这些问题要深刻检讨,这说明你自己是有私心杂念的
    关锋:刚才有人递上条子,说有的常委也有枪,如果带在身边,上交。如果没带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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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十二时至次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出席:中央首长康生、关锋、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并刘格平同志,山西方面有关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等组织的赴京代表等。〗会议开始,刘格平同志发言。接着是谢振华、袁振、李佐玉同志发言。李佐玉同志发言完毕,关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关锋:同志们,山西的问题,大会、中会、小会开了多次,在中会、大会、小会上都听到一些很好的发言,我也受到了教育。现在我来讲几句话。错的地方请康老、吴法宪、郑维山同志纠正,请在座的同志们纠正。
    当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样好得很。有的同志要问还有什么好的呀?什么省什么省怎么乱,山西也乱起来了。这个同志,要用辩证法来看。按毛主席的教导,乱和治是辩证的,些地方乱得透,那些地方问题就解决得彻底。前几次会上,有人说四·一四以前,西形势大好,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四·一四以后,山西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经过四·一四,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里边,山西红色政权能不能不变色?不经过四·一四,揭不开山西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张日清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经过了这场斗争,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有希望更可以搞好了。
    下面谈几个问题。有些话已经讲过了,这里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刘格平、袁振、陈永贵同志,还有几位同志,他们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轰刘陈刘,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张日清同志在夺权时,站出来支持左派夺权,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是不能抹杀的。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专了革命小将的政,有一些他自已负责,有些不是,但与他指导思想有关。《山西日报》搞得不象样子,突出个人,特别突出他自己。没有支持炮轰刘志兰,有几篇社论有严重错误。张日清同志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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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炮轰刘陈刘,相反支持刘陈刘。在晋中张日清同志不支持陈永贵、任王张,而支持军分区的错误作法,等等。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里要说清楚的,张日清同志和刘陈刘是有质的区别的,张日清同志在一个时期内犯有方冋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刘陈刘就不是这样的问题。夺权以后,他们恶毒地挑拨离间,不但有老账,还有新账,老账是很多很严重的。山西革命派要他们交待和邓小平、彭真、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们几个人我就不讲了。希望大家把张日清同志的犯错误和刘陈刘区别开来。当然,张日清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是属于犯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改了就好,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上次张日清同志检讨了,我们欢迎。我们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要谈具体问题。八月一日,他又写了一分检讨交给我和康老,写得很好,很长,这里就不讲了,刘陈刘我们不管了,交给山西的革命群众去搞。对于张日清同志,我们在大中小会都批评了,但我们还要保他,不要打倒。但是,群众喊打倒,你也不要打击报复。希望你不要让我们犯错误。叫我们检讨。(问张日清同志)不会吧希望张日清同志彻底的改,坚决的改,改了,群众就会信任。不要灰留留的,不要摆套子,摆套子就会犯错误。革命小将要给以时间,欢迎他改正错误。军区几个同志批评了你,不管提得多高,也不能打击报复,如果打击报复,那就错上加错了。那就严重了。也不要拒绝群众对你的批判,听听有好处。军区其他领导同志,更不要灰留留的,在“三支”"两军"中是有成绩的。在张日清同志的影响下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但是要改,坚决的改,真正的改。刚才几个同志的发言,你们鼓了掌,很好。六十九军同志的发言,刚去不了解情况,检讨自己旗帜不鲜明,检讨自己思想水平低,风格不高。当时,他们也有不少正确的地方。这次来参加会议,很快就眀确起来了,这很好。航校两位校长旗帜鲜明,应该受到表扬。我们在小会上也讲过几次了
    第二个问题,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问题。刚才讲了,四·一四好得很红总站,兵团,还有其他同志炮轰刘志兰,好!对山西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但不要以为你们都对了,错了的就要改,特别是不要骄傲,骄傲起来就要犯错误,方向错了,我们就不能支持了。不要作出一点成绩就冲昏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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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那个组织,据说大街上有这样的大标语,说红联站是反动保皇组织,不要这样,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搞了协议书,很好嘛,你们大方向一致,要团结起来嘛!当然,红联站的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一方面刘陈刘在那里煽风点火,欺骗你们。另一方面张日清对他们说了许多错话,把他们引上了错误。你们有个简单的逻辑认为核心小组是中央批准的,就不能炮轰,你们炮轰我就要保,如果是这样,还是好的,但不能用这种简单的逻辑看问题。当时,中央对刘陈刘是有数的,但考虑到可以考验考验他们。但是,不久他们就跳岀来了。当时我们感到不好,刘贯抓了个秘书长,刘志兰抓了个副秘书长,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搞很多名堂刘贯一还抓了个党校校长。当时我们就提醒刘格平同志要注意。刘陈刘的材料,在山西已经印了,红联站的同志就不能用那样简单的逻辑看问题了,同志们看看刘贯一的"万言书"就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了。
    这里,对党校东方红,我想批评几句,上次没有批评,忘记了,回去心里很不安,感到对不起这些革命小将,党校的革命同志要充分注意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山西党校的阶级斗争,党校系统一直是刘少奇的死走狗杨献珍在那里抓,在那里搞。王力同志跑了几个省问题都很大。山西、西北几个党校,是杨献珍比起仝国其他地区的党校控制的最紧的,杨献珍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安插的许多钉子,党校革命小将如果在这个问题不提高警惕的话,你们还要犯错误。以前我们说过,你们错误地极不慎重的结合了葛莱。你们有个声明,署名是省党校东方红勤务组。从声明文字看,基本上是好的,检讨了错误,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的领导,表示要斗争刘陈刘。检讨都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考虑。声明中第三条说“四·一四以来兵团革命小将……”点了兵团没说红总站,说一个没说两个,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一如既往,坚决反对打砸抢”,我们希望是文字的疏忽不过你们是不是还有个苗头,是不是今后还要和红总站干仗,是不是还要闹对立闹磨擦,点了兵团,为什么不提红总站,你们都检讨了吗?都拥护刘格平同你们大方向一致了,你们还认为红总站的大方向对不对。你们一如既往反对打砸抢,人家就不一如既往?其实,打砸抢大家都有一点,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这两个我有点意见,希望是文字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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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东方红的小将要高度警惕党校的坏人,否则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自口还不晓得。你们要很好的搞好党校的文化大革命。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充分揭开了没有?杨献珍等人安插的钉子找出来了没有?斗臭了没有?你们对反修兵团的政策对头不对头?这都需要很好的考虑。如果说全是批评了红联站下属的个组织,那更应该批评党校东方红。党校东方红勤务组的同志们,最少你们警惕性不高,嗅觉不灵。我讲的这些话兵团、红总站的同志们不要拿这些话去整他们,他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他们会自己解决的。在这里,说到红总站、兵团他们四·
    四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提一下,丁磊同志我曾经建议刘格平同志把丁磊同志调出来,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接受了调了出来,但有人抓辫子,后来我们接到些信,说不能调走丁磊同志,如果调走了,就等于承认红总站东风兵团犯了错误,这个意见是对的,还是叫她回去。我曾经说过,丁磊同志是有毛病的,但是她和东风兵团、红总站一块战斗大方向是正确的。同志们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格平同志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对他进行教育是应该的
    张日清是“中将”,四十来岁的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也要保他何况是“小将”呀!错了改了就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刚才接到一个条子,是两个委送来的。晋中总司赴京代表×××同志到会了没有?(答:没有)不知是学生还是干部?(答:一般干部)。(关锋同志念条子他说:会议为什么拖得那么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更恶化了。为什么支持任王张,群众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不是卫王王打击的人就是好的,希中央派人来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干部不清楚事实,思想不通,这里一时没法说,这不用多谈,我们不是每天解决山西的问题。今天来电说,平遥调四千农民进城,大概这就是所谓恶化吧?那不是恶化,是问题暴露了,好得很。武汉不是很凶吗,但矛盾充分暴露了,得到了解决,比其他地方解决的更彻底。会议为什么要拖那么长?长是长一点,不经过那样的过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他说群众说不出个道理来。我不相信,群众是说出道理来的。陈永贵支持任王张,刘格平支持任王张。我们支持任王张。红旗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就是支持,报纸要转载,电台要广播,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晋中军分区犯错误是不应该的。晋中问题是很明确的,卫王王反对,迫害的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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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要反对,迫害吗?说要派公正的人到晋中去调查。我们可能到山西去,但不一定,我个人决定不了。陈永贵同志几次发言很好,我们受到很大教育,问题非常明显,调农民进城,调民兵进城,调四千农民进城还是第一次吧?没有军分又、人武不支持,不可能调动的,进城谁给他工分,谁给他钱?没有一定权利的人是不可能调动的
    于振群同志认识不对的,他认识了也会改正的,但主要责任要由军分区以及人武部负责。希望军分区立即采取措施,刚才张日清同志发了个简单的电报,制止农民进城。很好,我们支持。但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搞,也不要紧,他们调人开枪镇压革命派,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武汉的陈再道怎么样?广大群众要协助驻军,军区用各种手段坚决制止。这是第三个问题。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看了这个条子,一个电报还是讲一讲。
    第四个问题,希望各革命群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红总站和兵团你们不要闹矛盾,闹矛盾就不好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正确对待,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吗!你们和红联站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刚才看了你们的协议书很好嘛,你们签了字没有?签了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要批判卫王王。还要批判彭真真的老家在山西吗?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人要把山西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你们不批判还行吗?
    彭真、彭德怀、罗瑞卿人民日报已点名,薄一波、安子文在省报可搞一点。陶鲁笳怎么样?你们可以考虑。他们在西北,特别在山西大搞经营。邓小平、李井泉经营的是西南,你们要注意,批判他们恐怕就与刘陈刘联系起来了,联起来联不起来就要看事实了。
    听说红总站、兵团有打内战的苗头,这就不好了,不要受人挑拨,这样弄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曲折,敌人就高兴了。你们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跟红联站,大家要按协议书办事,俗语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
    我老家有句俗话,不挨骂长不大,有点道理。骂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白己人骂,另一种是敌人骂,人家骂对了提醒自己警惕,好改;人家骂错了就帮对方改!你们应该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希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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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听马路新闻,听这些东西就上当了。我再说一次有个谣言要辟,有人说叶群同志打电话刘志兰是个好同志,这完全是谣言。这个谣言传单是刘志兰批的,千万不要听信谣言。
    第五个问题,山西省驻军、军区,在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中是有巨大的成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能认为有个别同志犯了错误,有的单位支错了就否定了成绩,那是错误的,支错了的改了就好。部队里要加强教育,消除坏影响。一些人武部不好也要加强教育。教而不听态度要鲜明,对公检法要髙度注意,罗瑞卿搞了多年,有很多坏人安插了进去,好人也受到影响
    要帮
    助公检法的同志肃清过去的坏影响。山西夺权后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专政委员会搞的不象话。
    军队支错了的要改,越快越好。但地方上的同志要给予时间。不能一下子就要求改过来,下边同志的错误要做工作,给予改整工作的时间。
    听说红联站下属组织冲了军区,是不是这么回事(红联站答:是),你们要制止。抢的文件要交回来。
    有些地方军队支错了要改,地方的同志要支持他们,要拥军爱民,军队支持左派是最大的爱民,左派受压制是支持他们就是最大的爱民。地方上要支持部队改正错误是革命的行为,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给部队提意见,支持他们改正错
    误,这就是拥军,不要不准改正错误。《阿Q正传》中就有一条不准革命。我们
    不要这样,我们报纸发表了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就是要大团结嘛,武汉独立师犯了错误,简直是犯了罪,但也不能把独立师搞的灰溜溜的,广大战士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嘛!我们部队就有个好传统。错了就改。他们还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对部队同志的错误,不无限上纲,不要随便说这里的陈再道那里的陈再道,不要到处抓陈再道,前段到处抓武老谭,但话也要再说回来,领导同志也要有这样风度,不要追求这个
    人家喊两句打倒就把人抓起来
    那又犯大错误了
    我们相信,山西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千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增强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吴法宪: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很好,大、中、小会开的很多,开了几次我也记不清了,我没有都参加,但从我参加的几次,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吸取了很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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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得到了好多教训,我参加这次会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是向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学习的。参加这次会对我们空军同志,对解放军同志教育很大,我代表空军、解放军同志向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鼓掌)向山西的革命派致敬!(热烈鼓掌)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鼓掌)。
    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一切指示,拥护康老关锋同志的每一次指示,康老年纪这么大,工作很忙,关锋同志也很忙,但他们循循善诱,用大、中、小会诱导,我们参加会的同志很感动,用主席思想教育我提高我们,特别是解放军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但支持了我们,我们深深感动,希望大家坚决贯彻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可在实践中取得伟大胜利。来回答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江青、康老、关锋同志的关怀,使山西按着中央指示的方向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坚决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刘格平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再次证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解放军同志要支持和尊重刘格平同志,他是我们的领导。是北京军区政委,又是山西军区的政委,是我们的首长,我们解放军同志要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一边,把山西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山西革命造反派同志和部队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王、王、刘、刘、陈,彻底清算批判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的,要坚决斗争批判他们的错误,炮轰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我们坚决支持批判张日清同志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经过康老、关锋、格平等同志的帮助,特別是部队、革命小将的帮助,会议后期表态很好,这是值得欢迎的,希望张日清同志认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小将对你的批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刘格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山西革命小将的批评监督之下,在山西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帮助之下,公开检讨错误,彻底革自己的命,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向革命小将学习,向群众学习,要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仅仅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兰敏同志,晋中军分区的同志也有错误,都应当很好地虚心地检査错误,只有改错,才能取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仼。除了改正错误之外,没有其它的出路。在这里,我以一个解放军战士,向山西的解放军提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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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西的解放军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应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站在中央改革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和红总站、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组织站在一起,和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心连心,和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部队的活思想。使支错的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顺利转变过来。我们的经验是首先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先做干部工作,然后要给战士做工作,思想搞通了,转变就能胜利。武汉的例子是这样的,只有三天时间,思想就打通了,痛哭流涕,广大指战员一时是受了蒙蔽的,一旦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揭露了坏人的阴谋,所以最重要的是抓好活思想,只要回去好好传达下去,要原原本本不要歪曲,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各取所需,要一直传达下去把中央精神把康老、关锋等同志意见好好传达下去,如实传下去。要相信群众,这里我们要反对两面派和稀泥,表面拥护实际上不做,这是对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要坚决与之做斗争,要遵照主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锋同志讲了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越快越好,不要顾面子,不要顾威信,不要靠资格吃饭,要勇敢,敢字当头,错了就改,不仅不失威信,反而威信更高,不但不会丢面子,反而更光彩了,不仅不会脱离群众,反会得到群众更信任。错了就改就会前进,这样才不会掉队,不然会成为文化革命绊脚石最后被搬掉
    二)一定要搞好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站在那一边是个立场问题。我们坚决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中央和中央文革一边。全国和山西两条路线斗争实践经验很多,我们一定要搞好,定要把刘、邓、彭、罗、陆、杨、卫、王、王的罪恶事实公开在部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以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是一贯正确,另外要用社论正面教育,把刘邓黑司令部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正面反面相结合,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为纲,推动三支两军工作,对的定要坚持下去,错了就坚决改,这样是非就会分清楚,部队水平就会提髙,觉悟就会提高。全国各地革命派群众写了批刘邓文章很多很好,部队自己不要只自己搞自己的,就要用左派同志文章汇集起来发到部队里去大量学习讨论,使同志们对刘邓就会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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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认真接受武汉事件教训,我们部队不能在军队里再发生这样的犯罪行为了。不久前河南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就是因为没及时传达中央康生等同志的指示,使一小撮人能操纵我们下边干部与战士,再次支持保守派,枪杀革命派,现周总理、江青同志正组织调査,一定要处理。有了内蒙、四川、河南、武汉最严重的教训,够了!武汉独立师六个团、万多人,结果只三天时间没一个人再听的,武汉军区几十万人,军队几天内就弄得没有一个人再听陈再道的,几天内这些人就弄成孤家寡人了,终于自己搞垮了自己。事实充分说明,凡是反毛主席反主席路线反革命群众反中央文革的人,坚持错误的人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只有悬崖勒马才有出路。我们军队干部战士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张日清同志要好好想想,毛主席说了武汉的问题,要做为课本要拍成电影上映,我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必须使我们军队牢牢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康生:要执行林副主席的“四不”政策,谁向人民开枪就是罪魁祸首!要执行主席指示决不向人民开枪。
    吴: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有革命群众冲了军区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是错误的,好人冲了解释,坏人冲了追究,决不允许冲一次就说人家是保卫组织,政治思想工作送上门来一定要做好,人民解放军搞武器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决不能对准小将
    (三)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一切指示,从十六条到最近的六六通令和624通知,都要好好学习,掌握熟悉和执行,还要研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
    部队任何时候不能挑动武斗,要反对武斗,要保护国家财产,要阻止武斗,但阻止武斗办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十六条,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不是用枪阻止,不是武力镇压,不是压服,要做启发工作,要完成三支两军工作,支左,千支援万支援主要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要办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讲民主精神,不要单纯依靠命令,林副主席讲:群众是最高司令,是天然的革命力量,要经常接近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遇到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査,严以责已,不要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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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没弄清的不要信口开河,乱说一通,没调査研究清楚的不要随意表态,但也不能不说话,说错话也是难免的。
    (四)解放军要加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首先要有革命性,解放军要好好向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要敢于造反。其次要有科学性,要阶级分析,调査研究。此外还要有组织纪律,坚决贯彻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指向那里我们就坚决打到那里,不折不扣,对最高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林副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不考试的考试,不打分的打分,这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表演,你表演的好不打分分很多,否则鸡蛋零分。
    希望解放军同志坚决与山西革命左派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闭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讲话可能是有错的,请康老、关锋、格平同志和在坐的同志批评,也可以给我贴大字报。
    庆祝山西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向山西革命派学习,向山西革命小将致敬!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谭政!
    打倒黄克诚打倒卫、王、王打倒陈再道!
    关:我插几句话,刚才说谣言又有一个同志来条说现在山西有谣言说:中央文革分两派,康生、关锋一派,总理、江青、伯达一派,说总理、江青、伯达不同意康生,关锋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里有两个回答刘贯一给江青、伯达、总理封信,要求接见,这封信周总理、江青、伯达他们看了,所有同志都看了,现在叫我们回答:一句话,不见!不接见!(众鼓掌)
    总站同志:刘贯一站起来!
    刘站起来说"我想见一见!"喊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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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贯一:在这儿不好反映
    康:(非常气愤地)可以反映嘛,这里就可以说嘛。
    关:有的省反映,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希望同志们不要听谣言,在革命大风暴中有的人靠造谣过日子,武汉有谣言传说: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群众。造谣
    康老:郑维山同志,你讲吧。
    郑:我看还是康老多讲几句吧,同志们想听你的康:同志们讲吧,同志们讲的跟我一样。郑维山
    我本来不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讲话。这次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开头参加,这一次参加了,中间一大截没有参加。本来是应该参加的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参加。所以我谈不出什么来。今天,我完全同意关锋,康老,杨代总长,吴司令员的指示,完全拥护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一次,中央对山西问题的解决,对山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苫口婆心。康老年纪那么大了,康老关锋同志,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大了,但他们的工作量比我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拿那么多的时间解决山西的问题,每次会议都很耐心很细致,循循善诱,这给我很深刻很实际的教育,相信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有这个感受。我也趁这个机会,对山西革命派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在三支两军中的批评和帮助,只有真正的革命派,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诚恳地、善意地提出批评。这是对军队的最大的爱护和帮助。
    山西,关锋同志讲的很好,是一片大好形势。有人说四·一四以前是大好形势,从现在来讲也是大好形势。但中间出现了那么一个大反复,这反复是坏事也是好事。革命嘛,经过一点风波,反复,比平平静静地还要好,从这方面看,是好事情。为什么有这个反复。从军队角度讲,山西军队负有很大的责任。山西军区在张日清领导下,在这一时期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军队在”三支”两军中,在张日清的影响下,站错了队,不是站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一边,而是站在刘陈刘一边,反对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这是立场上错,因此方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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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山西的问题,四月份,中央就发现了,而且着手解决过。四月会议以后,山西的问题不仅不解决,而且发展了,就更加错了。所以山西的军队对这次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反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在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影响下,山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除了张日清负责外,我也有责任。在山西军队三支两军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及时发现,发现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实际上是失职。我总认为,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中央又重视,便放心了。(关锋:不要尽说你自己啦!刘陈刘捣了你的乱啦。)如果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错误要小些,损失也要小一些。从我个人来说,包括军队的同志,要从这一错误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坚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思想、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做任何事情,离开了主席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离开了中央和中央文革指示,就不能不犯错误。山西同志的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还有其他根源,还与张日清个人意识方面,作风方面有关。我们认为,是否能坚决彻底的改正错误,是是否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犯了否改。最近在关于三支两军中有错必改的指示中提得比较高。有错必改,这是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改,还要看怎么改,是坚决的改,彻底的改,还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改?
    刚才关锋同志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还那样肯定山西支左成绩这点,我认为应该说是中央文革对部队同志的关心鼓励了,我们的态度就只能有这一个,坚决地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最大光荣。
    我建议山西同志们要给部队同志特别是张日清同志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首先要给他一点时间,将中央这次会议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包括他的检査、认识错误的东西。希望山西革命派的同志要做这点,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
    部队同志要稳定下来,部队同志情绪要稳定下来。山西部队领导同志要精神振作起来,不要互相埋怨,要坚守岗位,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见面,目前发现不正常现象,工作上瘫痪了,另外,不许调动农民进城,那是犯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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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希望山西左派同志与山西驻军密切合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在山西革委领导下,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要这样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一定搞得更好,我就表示这一点吧
    康生:同志们,会议开了很久了。有人说开会时间比较长,但我认为会开得比较好,有很大收获。会开得好是因为有大中小会议的基础,小会只有核心小组志参加,中会还有常委参加,大会其他同志也参加。是采取大、中、小会和个別谈话的形式的,澄清了一些事情,尽量让不同意见辩论,会议期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是发扬民主的。当然不是每个同志都谈了,只是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不是只听一方面的,兼听则明嘛。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那是别有用心的人说的,我们参加会议,各方面意见都听了,特别是还听了犯错误同志的意见。有人说开始时会议空气是不许不同意见发表,其实开始首先是听张日清同志的意见。(关锋:还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意见)大家还记得,开始几次叫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几句就不讲了,陈守中也是。我们还告诉他们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并没有因为有错误就不让讲话的,只是他们不讲。另外,还听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所以会议开得好
    我们是根据中央制订的方针开会的,不是只靠我一人,或关锋同志个人独断专行搞的。这点张日清同志要注意,不能独断专行,不能不报中央,不通过集体,搞个人活动。我们没有一件事不经过中央批准和文革小组讨论就独断专行。过去我们也有做不够的,登张日清文章是应该的,但登张日清的照片是错误的。(关锋:人民日报登的)我们批评了人民日报,登那张照片没有请示过。
    四月会议时是和张日清、刘陈刘一起开会,已表达了中央的精神已表白了炮轰刘志兰是可以的。主席对刘格平、张日清也有一定的看法,并有指示的,并非我们个人看法。刘格平同志也不能个人决定。张日清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独断专行。这一点我为什么提出来?希山西革委会和核心小组同志要积极讨论独断专行个人主义问题。不能搞宗派主义,搞独断专行
    告诉大家,今晚周总理、姚文元同志解决江西问题,陈伯达、王力同志解决河南问题,江青、戚木禹同志解决北京群众揪刘少奇问题。我们凡事都是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不能说个人负责。(关锋:要集体决定,分工去干)中央文革给省里打电话都要先起草大家通过才打出去,不是电话通了就个人可以打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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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会议纪要林副主席、总理都看了,又经过讨论,批下来了。(关锋:不要那么罗索,简单一点)对,不要罗索了。
    同志们对张日清的检査要欢迎,要有时间,步步深入。就是刘、陈、刘如果真正检查也要给予机会,不过目前仍极不老实
    我们这个会还得到一个成果,群众团体达成了一个协议。你们共同签的这是良好的开端
    会议期间遇上“百万雄师”在武汉暴乱,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跳了出来,中央把陈再道他们叫来了。(关锋:在座有的同志这几天参加了斗陈大会)有的同志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大会,你们参加了没有?(总红站同志们:参加了!)这次会开一个多月了吧,通过这个会议,使彼此都受到教育。同志们说受到教育,同样的,我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太原五中那位女同志郭宏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她的讲话不是纠缠于个人的恩怨问题,她一方面热爱解放军,另方面又发现军内问题,不理解,结果想通了,发现军队支左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到社会上了。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所以不要老追究某个人哪句话怎么样。有的同志天天说关心国家大事,但实际总纠缠于个人,关心小团体利益。应该从中国的大局看,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看问题,把个人的恩怨,小团体主义抛掉它,要接受教训,总结经验,肃清私字的基础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
    当然,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不是十全十美的,一点缺点没有,不是的,好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我们会议快要完时,再次提出:大家无论提问题看问题,如果离开了阶级立场,离开了阶级观点,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话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就釆取不了正确的措施。你们,包括我们,学习运用主席著作都很不够。要时时刻刻警惕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能主观主义。同志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指示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另外,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警惕坏人破坏。要提高到帝、修、反、地、富、反、坏、右一齐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来警惕敌人。不要听信谣言和马路消息,有的青年人对马路消息很感兴趣,而对学习主席著作则不那么热心,还搞什么动态消息报,马路新闻,小报新闻,可感兴趣,这可危险!同志们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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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敌人怎么制造谣言,百万雄师,陈再道、钟汉华怎么造谣,帝、修、反、特务、间谍又是怎么捣乱?文化革命以来,就有人说毛主席和中央现在不要工农解放军,就只要几个知识分子和学生,有的甚至造谣说不要党员了,不要老干部这些都是谣言。对街上的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有的是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有反革命的。陈再道是解放军吗?是劳动人民吗?什么事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
    告诉同志们,今年五月十六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有机会要考考你们。北京就有人猜测,到处问为什么,他们有的说:去年五月十
    六日发表通知,揪出了彭、陆、罗、杨,今年又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又揪谁呀?赶快准备材料,可别落后了,他是按资产阶级思想想问题的,到底为什么发表?想考考大家。通知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三个里程碑,以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现在已进到第三个里程碑
    第二点要点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进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就那么一点,我们还写不出来。你们少吵些嘴,少打些架,要好研究通知,这里不是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嘛,你们再看看"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当时看到一个问题:旧资产阶级打倒了,小生产者天天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点列宁看到了搞出社会主义时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怎么解决,就还来不及解决,也不可能提岀如何解决。这在《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说得清楚。说斯大林不讲阶级斗争也不对啦,从他对共青团的讲话写文章中也可看出,是讲阶级斗争的,但到一九三七年犯了错误,他说苏联没有阶级了,一直到最后他死前两年他才又感到他自己那个没有了阶级的结论有问题,又模模糊糊有了点阶级斗争的认识,怎么解决,没有讲。到了毛泽东时代,主席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什么?(众答)对了!是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的。
    可是有的人不去好好研究,而是在猜测,天天说五·一六,就是不知五
    六是个什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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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对山西4·14也不加阶级分析,就说什么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罗!可见这种思想方法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去婆婆虐待媳妇,媳妇老了她又同样虐待自己的媳妇。这就是错误的思想方法
    党校冋同志在阶级斗争中就是没有好好阶级分析,否则就不会去结合葛来。你们的那个党校是刘少奇、杨献珍领导的,在全国一样,是个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你们怎么不想一想?!
    回去要好好的搞好革命。郑维山同志刚才讲的一条很重要,就是说部队同志回去首先要稳定部队,坚守岗位,要给予政治思想工作时间。以前张日清在部队散布了不好的东西,部队同志受了蒙蔽,一时可能还转不过来。
    看问题就是要有阶级分析。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为什么不是提物的因素第,而是提人的因素第一?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刘少奇为什么不提剥削有罪,而说剥削有功?他是说中国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行!
    定要把军队犯错误与取得的成绩分开,要把犯错误的几个同志和相信大多数分开。一定要遵照主席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的指示办事,要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许改正错误那是王明路线。主席思想是一看二帮,看是看他自己觉悟,帮是帮他改正错误。我同意关锋同志的意见,对张日清错误,不要打倒,夺权支左他还是有功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要分清。就是对刘陈刘真诚改过,还是要给予改正错误机会(关锋:给予出路!)给予出路嘛!听说有人说会议一开完就要将张日清揪走去斗争,这样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之间订了协议,回去要按照协议去做,要贯彻自己的诺言,这是对各个组织的考验。如在中央面前签了字,回去不执行,那就说明你们自己反对自
    要反对和阻止武斗,关锋同志说过了。最近重机发生了严重武斗事件,要坚决阻止
    有人说趁中央开会未结束,要把左派全打下去,看刘格平回来怎么办?这不仅山西有此情况,河南也是这样,趁着中央开会,两个组织联合起来就想把二七公社打垮。
    红总站也不要骄傲,不是说4·14大方向对的吗!方向对就更要虚心,要不断进步,回去不许批评人家,只作自我批评。总站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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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家的优点,不要揪小辫子,要戒骄戒躁,要帮助红联站,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整风,自我批评。这里必须掌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薄一波你们要搞一搞,他是你们山西的。是刘少奇招降纳叛来的,他投敌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阎锡山的人。薄一波是你们那里的,彭真也是你们那里的,尽是些坏家伙。
    有人问能否将薄一波揪回山西斗争,我看目前还不要,你们首先搞调査研究把他有关材料搞出来送给我们,确实有了材料,行了,就可揪去
    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问毛选第五卷什么时候出版?这就要看你们了,你们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搞彻底,毛主席有时间看了,马上就会出来
    众笑。仝体起立,鼓掌欢送康老、关锋、吴法宪、郑维山、刘格平等同志离开会场。)
    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在中央、中央文革指导下,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至
    八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核心小组成员和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红总站”、“兵团”、“太司”、“红联站”等革命群众组织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大、中、小和个别谈话相结合,充分发扬了民主。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到会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会议开得很好。会议进一步揭开了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会议,是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的会议。现纪要如下。〗
    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
    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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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会议上,中央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及与会同志,对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帮助。张日清同志已认识到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大家欢迎他这种态度,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并且积极工作。鉴于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在部队和群众中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到部队、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中,公开进行检讨,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二、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
    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
    “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
    会议一致认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广大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会议认为,空军025部队(总部)和027部队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军队对支左工作,由于情况不熟悉,没有经验,有的支错了,这是难免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允许人家革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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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把山西省的“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会议希望他们认真贯彻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
    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张日清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会议希望“红联站”的广大革命小将根据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阶级警惕性,注意坏人,如省党校葛莱之流。
    两大派,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整风,多作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双方八月三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应共同遵守执行,要停止打内战,要停止武斗,要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另外,还乱放坏人。对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竟进行非法侦察,整理他们的黑材料。以致唆使群众抓捕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立即撤销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机构,对错捕、错判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立即释放公开平反,赔情道歉。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髙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会议认为,山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所精心经营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战略基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必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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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力量,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建议在山西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肃清他们在山西的流毒。
    八、为了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精简办公机构。在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逐步召开和成立以左派为核心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干代会。
    九、会议完全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武汉“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指示,愤怒地声讨了王任重、陈再道的反革命罪行。并且决心从武汉事件中吸取教
    十、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原原本本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取得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会议强调必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增强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观念,增强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永远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赋于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把山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毛主席批示
    照办
    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六十九军:
    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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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格平接见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一八二纵队全体战士的讲话
    东风一八二纵队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问同志们好!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西北一八二在山西十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流了汗,花了心血,作出了很大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同志们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周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要坚决执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同志是理解的。但有些同志很不理解,很不认识,认识有个过程,对新事物也不是那么简单就理解了。一·一二夺权也是这样,有很多同志不理解,有三种态度:赞称的,怀疑的和反对的。有的甚至是很反对的。这次搞大联合又是一个新问题。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说:“不但老将要建新功,立新劳,小将也要立新功。过去是老将犯错误,现在该轮到你们犯错误了。”现在碰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众都要联合起来,当然不是联合地富反坏右,联合他们那就根本错误了。但是在人民内部有保守的,有犯错误的都要联合起来。一百多年前,
    八四八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讲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为什么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国家,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就不能联合吗
    首先是红总站、兵团、太司三大左派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实行在联合。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毛主席声令下,现在太原市联合起来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个单位了。有的形式上联合了思想上还没有联合。不怕嘛!思想上慢慢来嘛!左派要有这个本事,要能团结群众,不能老是“光荣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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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农村土改斗争,贫农要团结中农。不把中农团结起来,他跑到地富那边去了,你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就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很重要的是要能团结中间派,你左派组织中就没有中间和落后的吗?能团结群众,才能成为真正的左派。我们的团结就是要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山西左派为什么胜利了?因为总站、兵团、太司大方向是对的嘛!红联站大方向错了嘛!中央文件都写着,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跟上张日清,刘、陈、刘跑了。当然,张日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陈刘还不一样。他们跟上刘陈刘跑,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对抗、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包括我在内水平很低,但是有一条,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永远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提出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不能动摇。作为左派要赶快联合,不愿联合是错误的。怕什么,一个工人群众,一个学生群众,你为什么不团结他?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嘛!有的群众有错误,这不能怪他,责任在张日清,在刘陈刘方面嘛!
    毛主席指引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怀疑是很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教训就是紧跟不紧跟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左派,当当响吗!响不响就看你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大联合不要象小脚女人走路,要赶快联合,现在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要发动群众,头头不干就让他靠边站。我们的姿态要高一些嘛!人薮少也不怕嘛!联合起来更好作工作,我们要站到里边去才好作工作,革命没有群众还能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亚非拉,就是支持那里的群众起来革命,起来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吗!你一拳他一脚,帝国主义就受不了。毛主席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都不行,一定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响当当的左派还能怕群众、怕见人,有私心杂念就检讨吗!作自我批评吗!作革命左派就要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是爱身体力行,坚决执行,谁不执行就批评。要大喊大叫大宣传。你是少数参加了,不是为争委员争常委,而是要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台。现在的问题不是怕“左”,而是怕右,就是小脚女人走路,扭扭捏捏、羞羞搭搭。要雷厉风行。毛主席定下的战略方针,我们就是要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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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的执行。死也要干,始终如此。我们搞革命要过无数的关,一关、两关、十关、百关、千关都要冲过去。革命就是要改变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我们不断的破,当然也要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搞斗批改,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吗!象修房孑一样,把旧基础破坏了,建起新楼房来
    最后向东风182纵队同志问好,向同志门问好!向同志们致敬(口号略。)
    (东风一八二纵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总部主办《东风》1967年10月13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1967.11.07;中发[67]33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
    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
    陈永贵同志说:几年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各种运动的机会,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个问题上,昔阳县是苦大仇深的。一九六四年,在晋中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十月事件”,整个晋中地区有七百多名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在昔阳县北划成“反党集团”的干部有八
    十多个,受牵连的公社、大队级干部达二百多人
    “十月事件”以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这次四清完全是按着王光美的黑桃园经验搞的,十二个公社派了四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进行所谓“四清大会战所有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县逼死了四十多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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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干部。连我们大寨也有些顶不住了,贾成让(现大寨大队长)、贾进才(现大寨支部委员)这些好干部,都准备自杀。
    那时候,对这些事怎么也想不通。经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明白,这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大阴谋。他们这样干,就是要把广大农村干部整掉,让地富反坏右上台在我们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千坏蛋,万坏蛋,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坏蛋。”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在中央就是刘、邓、陶。在山西就是陶鲁笳、、王、王。在晋中就是王绣锦(地委书记)。在昔阳县就是张润槐、原耀先(均是刘邓黑线派下来的县委书记)。坚决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流毒。
    昔阳夺权以后,连续召开过几次全县的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大会,每个大队都有人参加,把省、地、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批斗。会前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迫害干部、反对大寨、复辟资本主义等罪行的材料整理好,在大会上揭发批判。还让一些受迫害的干部诉苦。这样一下子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的会效果很好,既批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了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教育了干部,提高了贫下中农的觉悟。一年来,我们昔阳县一直是这样搞的。所以没有出现工人离开工厂,学生离开学校,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大字报没有指向群众,一直是指向刘、邓、陶,卫、王、王、王绣锦、张润槐、原耀先。这样的大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越批得透,对群众和干部的教育越大。
    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
    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陈永贵同志说:昔阳县是老区,土改非常彻底,地主富农都是扫地出门,贫下中农的觉悟是很高的。广大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出身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成份就是顶高的了。他们跟毛主席走是很坚决的。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他们。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他说:我对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的,要分清什么性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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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干部究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千部都打倒。这样做,就会好坏不分,敌我不分,好干部也成了坏干部。这样不仅使干部垮台,而且对无产阶级,对今后的革命事业是十分不利的。一犯错误就打倒,那谁还当干部,即时当也不敢斗争,不敢批评,不敢工作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搞好,还会搞糟。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广大农村干部,他们有错误,但属于方向路线性的,是很少的,多数是作风、态度、方法上的错误。应当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让他们在贫下中农中检査,检査以后就要让他们站起来工作。
    他说,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下去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支持干部主动检查错误,继续革命。贫下中农问我“这样做惹不下祸吧?”我说:“惹不下。”“那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我说“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这样,我走了十几个公社发动贫下中农支持干部起来革命,给贫下中农宣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同时,我们把县、社的革命干部和武装部的干部也发动下去,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帮助贫下中农做好正确对待干部这项重要工作。我们这样做了,效果还不错。
    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
    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陈永贵同志说: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县、社两级的领导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县、社两级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第二,无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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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派掌权以后,必须积极指导大队、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才能使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防止运动出现停顿状态。
    昔阳县夺权以后,我们就把大批的革命干部放下去,到大队、生产队进行调査研究,掌握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下去以后,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到一个点上的时间不要太长,要经常下去,经常上来,适当轮换,防止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
    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
    陈永贵同志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搞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对城市学生下乡的意见是,首先要当小学生,以贫下中农为师,不要当先生,指手划脚,扶持两派势力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五、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陈永贵同志说:最近毛主席提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林副主席提出号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这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战略部署。今年四月份,不少的干部已经站出来,这时发现有个别的干部对群众有报复情绪;相当一部分人不想当干部,认为每次运动都是整干部,没有好下场。有的人说:千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还有一部分干部虽然站出来了,但仍然等待夺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对公社、大队的干部进行整训。每期训练一百多个人用七到十天的时间,主要是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发的社论、文件。通过教育,使干部提高认识,提髙觉悟,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缺点错误,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根据学员的要求,每期都抽一天半的时间到大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听大寨人上课,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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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大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阶级斗争,突岀政治,大搞思想革命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经验。到现在已经办了十多期,每期的效果都很好。
    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冶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
    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电报报告说:最近,我省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和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为此,于十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常委会议讨论作了几条决定拟下发一通知,妥否,请批示
    (附通知原文)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伟大战斗号召指引下,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最近发展很快,为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了良好条件。最近几天内,已有不少单位向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最近也发现有些单位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未进一步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未经审批以前,就单方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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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指示精神的,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此,经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如下:
    在进一步实现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任何组织不能用抢章、窃章
    等手段搞反夺权
    二、今后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单位,不要随便建立革命委员会,最近未经审批而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无效
    、今后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须经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审批权暂作如下规定:
    除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遵照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规定办法外,省级各机关团体、各国营省营厂矿企业事业、省级财贸企业、大专院校、省级文艺团体和卫生事业单位,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其余均按各单位隶属关系,分别由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审批报上一级革命委员会备案。说明:
    (一)省级机关不建立革命委员会,可成立领导小组,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要改正名称,亦需审批。
    (二)省级杋关中,电业局、铁路分局、邮电管理局、煤管局、地质局等属中央部管单位,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两派继续武斗
    九六七年十二月日,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廿九次常委会上的讲话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要搞大联合,我们这是来了一个大乱,不能够联合,而且破坏大联合。大联合是要这样搞的,有一些常委犯了一些错误,一归口闹革命就暴露出来了。如果有问题急早解决这好么!改了就好了
    干部站队问题,为什么站不出来?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抄家,偷拿了人家的钱和东西,怕他们站出来揭发你们?!不要因为“私”影响了“联合”。不要因为私”影响了大的方面。有些早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没有亮好相,利用工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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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庞大组织来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有些人混入大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不管谁在打砸抢,这一概都是大家很伤心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干哩?人力物力损失很大,伤害同志很多,有没有敌人在那里捣鬼呀?!革命委员会是有权有办法处理,是想让你们继续暴露一下,如果继续闹下去,那可危险呀!急需要注意站出来的当权派有没站好队,没有和走资派划清界限
    常委下次到忻县学习,武斗不武斗在位的同志们,打一打,你们是决定因素,通过这次学习和开会,也可能继续扩大武斗。
    特别是“太纺”(太原纺织厂)的问题,棉花堆成山了,甚至把机器都给破坏了,他们不生产也不让红卫队好好生产。我胙天就想提,今天我提一下。太纺和农民有密切联系。太纺红卫兵前一段红卫兵在外面搞武斗,训练武斗,他们没有在厂,人家生产没有减产,他们一回去,生产大大下降,把太纺搞得大乱。我看太纺红卫兵就是什么时候也跑不了。有人会说我和解悦有什么关系,不管你们说什么,但是太纺的问题,我们非解决不可!我希望你们常委去解决太纺的问题,要用群众观点来解决。你们不想想,农民每天在地里生产,冻成裂子,没有衣服穿,我看你们这些常委怎么交代农民和贫下中农?!
    我们决定,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不论任何组织,任何人,凡是去外单位参加武斗的,或者在现场指挥武斗的,打人凶手,有权逮捕。带柳条帽子的人,手持武斗凶器的人,当地驻军必须收交。
    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1968.02.16;中发[68]28号
    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
    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住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望你们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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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克服资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髙革命警惕性,注意不要再上小撮坏人的当。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把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路线、反革命分子斗倒斗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
    九六八年四月,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接见的有:林彪、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郑维山以及山西省军区张日清同志。
    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详细逐个询问了:“你们原来是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参军的?家庭出身?”以及其他情况。
    江青:现在几点了?(答:八点了。)你们山西晋东南情况如何?(晋东南情况很好,部队主要是办学习班。
    总理;阳泉怎样?要多派些军队。主要搞好大联合。阳泉出煤很多,很重要整个山西情况怎样?(有人答:比较乱。)
    康生:要顾仝大局。山西有反对革委会的,有拥护革委会的,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要稳定局势,回去要搞大联合。
    总理:大同情况怎样?(有人答,大同情况不错。)
    林副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不能搞垮,要顾全大局,军队一定要“拥政爱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山西军队要很好地做群众联合工作。拥政就是拥护革命委员会,,包括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山西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由于军队对革命委员会支持不够?对革命委员会是拆台还是补台?军队要高姿态检查一下。
    江青:军队要作好群众工作,离开群众工作是不行的。要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不要搞到派性里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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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达;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岀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江青:为什么军队不出来说话?(晋中南:军队保护起来了。)哪就好嘛!康生: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山西局势要很快稳定下来
    康生:你们那个时候要求张日清回去,我告诉过他,要顾全大局……。陈永贵同志比较公正,听说有人反对他,晋中有股翻案风嘛
    总理:晋中除了昔阳县外,其他都在搞翻案风。文元:要支持县革委会,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
    林副主席:今天全面交代了,要捍卫红色政权,要支持革命委员会,如果支持不好,就不是小错,也不是中错,而是大错了。
    总理:今天不是说你们都不好,大同就很好嘛!(抄白《新湖大通讯》大字报第二十八期)
    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林彪等人接见Ⅹ、XX军时的指示
    ,军事学校问题
    林副主席问到ⅹⅩ军第一副军长徐信:你到苏联学习,学懂未学懂?徐信回答说:“没有翻译,是糊涂的,一个优等生也没有。”江青:你教他们差不多林彪:幸亏不懂,懂就糟了
    林副主席问总理:他们到苏联学习,你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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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中央知道,去了多少人不知道。徐信:回去都不去了,因为有协议不去不行。江青:跟做买卖一样,还做合同。
    林彪:我一点也不知道,高等军事学院让国民党当教员。他们怎能教我们呢?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消灭了他们,解放了他们,又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能甘心吗?照他们那套办,一定要打败仗
    江青,叫我们手下的败将教我们,真是奇闻!我要亲自造他们的反林彪: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王稼群就骂我们是狭隘经验主义。没有经验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没有经验,哪有理论?他们经验没有,理论没有,是怎样教的呢。我们打仗靠政治,靠近战,靠夜战。
    江青:军事学院是高等学府,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林彪:打仗就是靠政治,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切不可倒过来,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政治就没有阶级感情,没有勇气。打仗要死人,要吃苦,要碰到种种困难,千条万条,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一条。有了政治,思想、团结、纪律,训练都会搞好。毛主席的队伍打不败、打不垮,就靠这条。
    、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林彪:你们向地方学习了些什么东西呢?你们超产有什么经验,要向群众学习。干部、战士参加了“三支”“两军”,锻炼出来一批政治干部,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锻炼干部的条件。
    四,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搞形式主义
    江青:语录操你们经过批准没有?怎么没有批准就搞起来了?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庸俗化,不要降低、歪曲主席思想黄永胜,左右转也喊主席语录
    总理:交通警拿语录作指挥棒,这怎么能行呢7《战友报》登了要检讨。林彪:把语录当指挥棒,怎么能把宝书当指挥棒呢?
    江青:不能用语录当指挥棒,不能用语录代替一、二,三、四。既然《战友报》登了,就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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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听说你们吃饭还学语录
    林彪:中央文革把这类问题调査一下,作个规定
    五、国防施工,沙漠地带设防问题
    林彪:施工部队也要身体好,政治训练好。缺少技术,打仗前突击一下就行了。最能吃苦的是工兵部队,能爬山,能吃苦,能走路,这是个好办法。将来部队施工、生产、训练要轮流。现在有一种汽车可以在沙漠行驶,车很高很大,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夜间不开灯也可以行驶,要防这一手。
    六,老干部要自我革命,搞好部队思想工作问题
    林彪:都搞了几十年革命了,军政工作经验,现在部队底子很雄厚。总理,林副主席的二十四日讲话录音放了没有?是否感到突然?xxx师是否感到灰溜溜的?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是杨成武的部队。
    林彪:我军是党的部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打败了日本,国民党。我们的部队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把杨成武的问题讲清,相信部队是不会受蒙蔽的。杨成武是一步一步变的,跟他走的老干部,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不要认为有地位了就闹个人主义,不要认为地位变了,本事就大了。本事还是那么大,要经得起提拔,要经得起表扬,有的人经不起提拔,经不起表扬。不要稍黴提拔一下就发展个人野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党的相信,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愿干部犯错误垮台,有的不向好处发展,学习资产阶级政客的办法,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把部队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团结。把杨成武的问题传达下去,跟着毛主席走。
    江青:杨成武主要是两面派、阴谋家
    林彪:过去没有揭发,蒙蔽了一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七、晋东南问题是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谈到晋东南的问题基本解决后,部队调整问题时
    江青:你们借人家的部队,xx军区只有x个军,你们x个军,你们不让人家回去,又想吃掉人家。
    总理:阳泉是全国大煤矿之一,你们可以由河北调一个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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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xⅹx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军区对群众的态度。几万人的组织有个群众问题。我觉得你对我《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群众,晋东南部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们突然袭击了我。你ⅹxx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要做很好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陈伯达:要作个书面检查。
    江青:我了解情况不多。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抱什么态度,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采取紧念措施。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八、要支持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总理:张日清,你和刘格平是两派,你们这派从外边调查刘格平的材料。康老:山西的部队要照顾大局,保卫革命委员会。
    江青: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是怪事!刘格平、李雪峰是军区政委,中央接见未通知刘格平,也未通知李雪峰来,中央首长没有撤他们的职嘛!
    你通知了人家吗?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派,有反对革命委员会派的说法。
    江青: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了,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是两层政权。
    林彪: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康老:你们要和陈永贵、李顺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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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看来山西军区张日清要负责,北京军区要负责。你们如再反其道而行之,就会非常被动。
    江青:你们这样作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山西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你们看得一团黑,你们实际上是不要革命委员会,你们那里坏事多得不得了
    康老:你们不斗陶鲁笳、安子文、王谦、王大任、薄一波,王世英。王世英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他对两个青年说:“中央没有希望了。”
    林彪:山西的问题要快点研究一下,局势要很快地转变过来
    康老:开始你们要张日清回去,我说回去要增加派性斗争,也和他讲过要照顾大局。依老办法走下去,不是犯个中、小错误,而是犯个大错误。
    林彪: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査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总理:山西不是都错了,大同、晋东南不是不错吗?
    姚文元:你们要好好读一读《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传达记录)
    九六八年六月,周恩来利用召开仝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关于最近不要派人去大寨参观的通知1968.07.14;中发[68]110号
    各省、市、白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大军区、省军区:山西大寨生产大队最近遭受自然灾害,正在紧张地进行抗灾斗争,他们要求各地最近不要派人前去参观,我们同意,请各地转告所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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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
    2006年7月初稿
    2007年6月13日初稿11月13日修改
    2011年8月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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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四节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大搞白色恐怖镇压革命造反派
    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
    这一段因为没有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作为小组成员,我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为了引起你的重视,我采用了书面提出的方式。
    、当前贵阳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矛盾,究竞主要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某些敌我矛盾的现象,在广大群众来说,也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处理不当而转化的。
    、当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省、市委,南下学生和本地部分群众对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意见。这个矛盾不解决,就有继续恶化的危险。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在省委
    、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
    四、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未解决。这种全面对立,不仅打击了中间派,也打击了左派。有必要取有效措施,扭转这个情况。
    五、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或小组成员列席省委会议,对前一段贵阳文化革命作出基本估价,以便同群众见面时争取主动。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196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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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
    你的讲话,作为表态,我表示拥护。现在须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把主动权争取回来
    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岀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为了及早解决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工农红卫兵等广大革命群众同省、市委的对立,我建议省委勇敢地同他们协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一个适当的会议我们同他们面对面地作认真的自我批评。正确地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解决的时间越快越好,否则我们将会更加被动。
    供你参考
    此致
    敬礼
    李再含1966年9月15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并省委
    、我认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不要犹豫了,争取早日同群众见面,以便取得群众谅解。
    二、然后,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钻到学生中去的指示。当否请指示
    李再含1966年9月20日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并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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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第二次讲话明确了贵阳文化大革命一度出现了曲折,错误属于方向性。我基本赞成省委这一估计。
    错误发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发生在主席亲自统帅的这一伟大运动已经遭到两次曲折之后,是更为严重的。主席在全会闭幕式上叮咛的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上级领导去做。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交待得十分明白的,他说,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
    贵阳的形势如何呢?很多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査。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
    “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我觉得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是相当混乱的,直到最近还有的同志在保留革命串连行动,还要中央在国庆节前下令撤回革命串连队,可想而知,这种情绪不会对下面没有影响。
    我保留贵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是方向和路线错误的意见。建议省委进步寻找错误的根源,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建议省委再同有关方面确实协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否请指示
    敬礼
    李再含1966年9月24日
    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木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
    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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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目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
    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
    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较长时间没有开会了。我认为小组在此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央对这个组织是很重视的,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建议恢复小组的必要活动,并在省委领导下认真发挥这个重要组织的作用。不能开会是否可列席?
    此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省委认为需要给小组成员看的,是否也可以发给,或叫到省委去看。
    当否请指示
    此致
    敬礼
    李再含1966年10月3日
    九六六年十月某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启允同志并省委
    、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社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精神是不符的,也是脱离当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社论强调
    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
    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
    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
    日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
    改的高潮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红旗》社论又是怎样讲的: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
    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坏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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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怎么能够正确的进行斗、批、改呢?”
    显然,省委已经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情况下,而这个错误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之前,还没有肃清它的影响之前,就提出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是很不适宜的,错误的,客观上起了转移和分散批判错误方向错误路线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省委的某些同志思想至今是混乱的。
    因此,建议省委改变这种打算,还是首先彻底解决错误的方向和路线问题。《红旗》社论还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希望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三思再三思。
    、最近一个时期,省委印发了周总理的几个讲话,即九月十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集结南下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九月十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九月一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印发这些讲话,不知是否得到中央同意?讲话稿又是从何而来?印发范围多大?请省委查明这个问题情况。我认为省委印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应该十分严肃的,如果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就应该赶快收回,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
    、再次建议召开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代表会议,省、市委的同志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并进一步认真地、彻底地作自我批评,这样做大有好处使领导和群众都受到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并取得群众的谅解。与此同时,省市机关、学校等单位,采取实际步骤,用“四大”方法,揭发批判省、市委某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这样做,错误方向和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批判,影响也就不可能肃清,社会和学校的斗、批、改也就无法正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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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否请指示。
    此致
    革命敬礼
    李再含1966年10月Ⅹ日
    二、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硏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1)毛泽东月二十一日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根据手
    稿刊印)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
    委李再含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2〕总理,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大权,统统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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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十七年来忠实地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小撮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省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人,十七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欺压迫害敢于坚持无产阶级原的革命干部,欺压迫害敢于同他们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小撮人是压迫贵州人民的太上皇。
    这一小撮人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大搞反革命的反攻倒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大力鼓吹单干风,把贵州省搞得乌烟瘴气。这一小撮人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肆兴建其修正主义的宫殿,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这一小撮人是剥削贵州人民的吸血鬼。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贵州人民起来造反了!一张张大字报象一把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捅了这个马蜂窝。这一小撮混蛋跳起来了,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镇压。他们一手制造“六·八”、“八
    ”、“九·五”事件,把成
    千上万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甚至私设监狱,动用专政机器,非法逮捕、刑讯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对人民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手段之毒辣,在全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一小撮混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其修正主义头子,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混蛋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口口声声说“认罪、认罪”,但时时刻刻却在密谋策划,至今还在转移黑材料、排列黑名单,准备反攻倒算,对革命造反派下毒手
    他们一手炮制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闯团这样的保皇组织,对付革命派,挑起武斗,制造事件,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被革命造反派粉碎以后,又使出更加毒辣的手段经济主义。这些混蛋粪土国家钱财,挥霍人民血汗,用金钱来腐蚀我革命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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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收买工贼叛徒,破坏国家财政经济,破坏生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一小撮人已经完全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了。
    这批混蛋们最近又在策划新的阴谋,他们退居幕后指挥,使全省的工作瘫痪。保皇军化整为零,把黑手伸向农村,妄想挑动农民与工人的矛盾,破坏农业生,其用心何其毒也
    贵州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七年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是清算这一小撮混蛋罪行的时候了是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时候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我们向全省人民号召
    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每个人必须在当前这场大风大浪面前经受考验,决定弃取。一切革命者应该亳无保留地支持这次革命行动,拥护和服从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领导。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企业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不得有误!革命造反派不但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还要成为生产的模范。我们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努力工作,积极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
    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上海革命造反派以及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通令。立即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冻结一切流动资金,取缔投机倒把。如果有意违犯,我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完全有权处置。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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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立即逮捕。凡破坏生产、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者,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凡把矛头指向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盜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
    五、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宣传、执行。如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由革命群众及有关部门协助监督查处
    夺权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狂风暴雨,我们都要迎上去。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大踏步前进。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决一切障碍,奔向胜利的前方。
    一切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
    贵州省省市毛泽东思想文化科研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红色保卫战斗团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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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州分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新贵州报》毛泽东思想并肩战斗联络站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中共贵州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贵州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贵州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财贸分部贵州省宣教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公安厅113革命战斗总队贵州省人委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贵阳市市级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财贸战斗兵团
    贵州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兵团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教工战斗兵团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小学教师战斗团东方红文工团东方红公社
    贵州省气象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冶金工业部贵阳铝镁设计院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科委系统战斗团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捍卫毛主席红卫兵总部贵州省体校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毛泽东思想革命军工农战斗队总部退休工人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阳联络总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新北大驻贵阳战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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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閉驻黔联络站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驻黔联络站首都一司驻西南联络总站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
    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连红卫兵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恩来(1)同志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
    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毛泽东
    月卅一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恩来,即周恩来。
    2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
    总指挥部通告》,载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贵州报》。通告宣布“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四十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于一月二十四日接管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3)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声春雷!我们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它有威信,有能力,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夺权斗争。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核心领导的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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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这样个纲领。它向全省人民发出的五项号召,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结合,并肩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才能组成一支有集中领导的、有组织纪律的、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
    贵州将彻底变革。贵州在前进。夺权,这仅仅是彻底变革的开始。我们预祝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上海、山西、青岛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贵州又树立了一个榜样。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社论)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当家了,贵州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完蛋了。真理总是要战胜魇鬼的,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定要站到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来。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发出如下通令
    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坚决、彻底、干
    净、全部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
    、夺权以后,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持下,应很快建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产生,由革命造反派民主推选。这个委员会在新的党委尚未建立以前,是全权领导机构,所属单位和人员都应听从革命委员会指挥,逐步建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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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委员会应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设立若干执行机构。夺权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夺权以后,革命造反派应充分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革命造反派必须模范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生
    、夺权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和监督,听候处理,不许乱说乱动,必须努力完成革命造反派交给的任务,争取立功赎罪
    凡逃跑在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者,应立即回本单位报到。自动返回者,可以不加重处分。凡抗不报到者,即予逮捕査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处分。
    革命造反派必须提高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必然会采取软硬兼施、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岀去、打进来等种种手法制造分裂,破坏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待机反扑。我们必须提防这一手。
    四、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
    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
    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五、“保”字派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你们听着:你们的祖师爷已经“寿终正寝”,大势已去,你们还保什么呢?难道你们硬要抱住他们的僵尸不放么?赶快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向真理投降是光荣而不是耻辱。革命造反派可以宽大和优待。如果执迷不悟,死保到底,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凡发生右派和保守派夺权的地方和部门,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一律无效
    六、还有少数观潮派,他们是“保”字号的分店。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表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政治态度。他们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他们向右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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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他们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一旦革命胜利,他们照样“革命”。这种人可谓精通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时不我待,该表态了。只要真正向左倒,革命派还是欢迎的。
    七、特别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反坏分子,收买少数工贼,篡夺了个别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盗用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欺哄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拒不执行十六条和各项政策,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大搞经济主义、宗派主义,挑拨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他们野心勃勃,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甚至指向人民解放军,妄图夺取贵州和西南的大权,以便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推销者,是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直接同盟军。对于他们,必须实行专政,坚决镇压,否则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我们的政策是:(一)首恶必办;(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三)反动集团中的小头目,凡自动投诚报到,不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四)凡受欺骗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求他们起来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五)各群众组织必须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把牛鬼蛇神概清洗岀去;(六)凡属反动组织,应予取缔和解散,其主要成员应由革命造反派严加审查,罪大恶极者应逮捕法办。
    八、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实行民主集中制,破私立公,坚决反对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化,从思想上消灭私有制度留下的一切余毒
    九、由于西南局和前省、市委积极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木总指挥部郑重宣告:对西南局和前省、市委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宣布无效,并呼吁西南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西南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
    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的一切通告和通令,必须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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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若有违反以上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查处。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敬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今天,我们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贵阳市举行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我们万分激动地向您汇报:在您老人家的亲自号召和支持下,在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后,乘胜前进,经过酝酿和协商,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笫烂≌馐枪笾菀磺?百万各族人民的天大喜事!毛主席呵,毛主席!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衷心热爱!我们欢歌,我们跳跃,千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您老人家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导。我们不但有胆略把大权夺过来,也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权掌好、掌牢。“沉舟侧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扫除了害人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贵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和全体革命派向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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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永远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您教导我们:“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我们一定要彻底地、不折不扣地、全面地执行您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这是您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定要百分之百地听您的话,百分之百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发动全省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大抓革命,大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一定要坚决打倒经济主义,不讲阔气,不讲排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我们所取得的切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把活学活用您的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髙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我们一定要勇追穷寇,在全省范围内把各项大权统统夺回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知道,斗争仅仅是开始,巩固夺权的胜利,还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还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坚信有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支持,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个新世界。”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经过过渡,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您老人家告诫我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铭记您的教诲更加谦虚,更加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您老人家,乘风破浪向前进
    让一切敌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在我们接连不断的胜利欢声中抽泣吧!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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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瞻望未来,无限光明。贵州山上山下,必将风展红旗如画。让我们高举起双臂,迎接崭新的、红彤彤的、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新贵州!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
    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于贵阳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与上提出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在我们中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我看几个地方都是这样,政治上是优势,人数上不是多数。但因为中央有号召,条件成熟,客观形势已成,变成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连锁反应很快,左派不夺权,右派就夺权,保守派就夺权了。当然夺权会有反复,如果是右派,保守派夺了权的,我们还要反击他,我们还要夺回来。右派,保守派夺走了的,查清楚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夺回来,要抓他们的头子。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再解释一下,右派夺权的,经过一段看清楚后,还要夺回来。左派夺权后人数就会逐渐增多。浙江一下子夺了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党校,一下子左派占了百分之七、八十。我觉得值得注意。我问他们对省委如何看法,他说有两派斗争,举了十多个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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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算左派。这些人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央几个人知道。革命造反派一开始,政治上占优势,因为中央支持,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现在还是左派夺权,左派掌权,好像四九年的军事管制一样那次是军队打江山,这次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夺权。对原有的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对原党政领导,要加分化,总会找出几个人来的
    四、革命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随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召唤,祖国的西南,响起了一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向原省委、贵阳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关键时刻,贵州省军区部队,最坚决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命令,坚决地支持了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决定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体会是
    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竽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运动初期,主要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教育,揭发控诉反党分子的罪行。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激发部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仇恨,最坚决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通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第三阶段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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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夺权斗争时,进行了以夺权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支持左派夺权为中心的教育,教育部队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和决定后,各级领导通过连夜下到部队、召开电话会议等各种方式,当天就迅速地将决定传达到每个干部战士。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致表示: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些教育为支持左派夺权,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加强调査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我们的调查研究是通过以下四个渠道进行的:
    (一)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在去年“八
    九·五”事件后,我们派出干部,与各革命造
    反派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当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污蔑为反革命黑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等几个主要革命造反组线都作了访问。所到之处,他们都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痛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绝不是什么反革命。
    (三)通过省军区设立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收集了各群众组织的大量情况。
    (四)通过抓社会治安,了解社会上五类分子动态,着重了解了“红卫军”组织,发现了“红卫军”、“赤卫队”总部为一小撮反动分子把持。同时也了解“工人纠察队”是一个保守组织。他们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手扶植起来,为他们保驾的。夺权前后,我们密切同外地和本地左派组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了解了贵阳各个主要组织的情况,更加强了我们同左派的亲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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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上弄清了贵阳各派组织的政治面貌。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我们就迅速判定了哪些是左派组织,坚决支持了左派。通过了解,看出各派是有其不同特点
    左派的主要特点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主要领导成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敢想、敢说、敢冲、敢闯、敢于批判旧世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成员,在政治上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单位以“八·三一”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有较高的觉悟水平。当毛主席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立即投入斗争。去年六月初,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汪小川这只“死老虎”来当替罪羊时就为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识破,写出了革命的大字报,揭穿了这一阴谋。从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发动反击和围剿,说他们最坏,是“黑窝子”,疯狂叫嚣要把他们赶岀贵州。有的被抓入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但是,事与愿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战越坚强起来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大大鼓舞了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他们毫不迟疑地高举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十六条”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于八月底、九月初,连续发起了对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击,掀起了反围剿高潮,震撼了贵阳山城。地化所的革命派不愧为革命先锋。去年十一、十二月,在极为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对反动分子把持的“红卫军”总部,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御用组织“工人纠察队”,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积极进行革命大联合,奋起向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决战。他们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保守派组织,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然,它的成员大都是受蒙蔽的)。例如“工人纠察队”,他们表面上,“守规矩”,“老实听话”,但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各种借口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始起劲地喊:“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退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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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省、市委是革命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他们用这些口号来保护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喊几声“炮轰“火烧”,但是只是空喊几声,一看就是假的。
    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直至发展到公然反对毛主席,暴露岀其反动嘴脸。
    在识别左派问题上,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保守倾向。首先要解决立玚问题,弄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坚决斗争,与保守派严格划清界线。
    二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单纯地从量的多少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要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边。“十六条”中说:“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贵阳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开始时,甚至发展到夺权斗争的时候,数量上仍然是少数,但真理在他们手里,他们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团结广大群众
    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坚持了看问题要看本质和主流,要看大方向,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接触中,除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外,也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夺权后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中,对一些缺点和错都能正确看待并得到纠正
    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上,有一点应该特别引起警惕,不要被敌人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一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对真正的革命派恨得要死,经常无事生非,颠倒黑白地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达到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垮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险目的。对此,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能轻信,不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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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要正确看待群众组织中纯与不纯的问题。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产物。我们主要应看各个组织是贯彻执行了哪条路线,不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单纯地片面地看成份、看出身,看过去是否积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耍手腕,一开始他们提出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来转移视线,混淆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这一手破产后他们又耍出另一手,公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以此保自己过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个组织贯彻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即使这个组织在大风大浪的激烈斗争中,混进了个别坏分子,那也是暂时的现象,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群众一旦发觉后,他们自己就一定会把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也不能机械地认为某个组织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和过去犯过一般错误的同志参加,就是不纯。
    三、坚决地支持左派
    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必须拿出革命的气魄。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二十六日清晨,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査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公开宣布“工人纠察队”是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御用工具,教育和争取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于是,“红卫军”、“赤卫队”、“工人纠察队”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认识到自己上了当。这就促进了“红卫军”“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分化瓦解,大长了左派志气,大灭了右派威风,使贵阳的左派夺权一举成功,局势稳定,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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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报》供稿;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李再含《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军初创,毛主席就明确制定了建军的伟大纲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这个根本纲领出发,我军在各个革命时期,一直担负着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毛主席还根据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及时地向我军指明方向。一九四九年二月,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强调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去年五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毛主席给林副主席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今年一月,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英明地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命令: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把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管、军训的重任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这是伟大领袖、最高统帅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事关重大,我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许支左,不能支右。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副统帅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努力学习、执行、宣传并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要把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付诸实现,自己必须首先要同左派站在一边。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站在那一边,这是根本立场问题。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在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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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支持左派就是支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左派就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只能边倒,向左倒;不能向右倒,也不能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就要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就必须与保守派严格划清界限。任何折衷的想法和作法,都是错误的
    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关键是如何识別左派。识别左派,必须分清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分清大方向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和考验岀来的左派,他们的本质、主流、大方向始终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予以肯定和支持。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左派广大群众在斗争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必须从爱护的观点岀发,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决不可把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夸大为方向性错误。我们对左派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满腔热忱地、亳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攴持,在支持的前提下耐心帮助。左派整风,要通过他们自己,自觉地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加以整顿,严防右派借口整风对左派实行反攻倒算。开门整风是对谁开门?是对革命群众开门。对右派不能开门。
    在如何识别左派问题上,经常听到某些同志似是而非的议论
    革命群众不听话。”这要作阶级分析,看是听谁的话。左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反对毛主席,谁违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就革谁的命。“保字派”表面上好象“老实听话”,但就是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他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所谓听话不听话,就是看是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边,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绝不能以是否听自己的话而决定爱憎和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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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也犯有错误。”对左派要允许他们犯错误,相信他们犯了错误可以改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争。正是他们,在夺权斗争的同时,提出了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不要看到左派一有错误,就觉得不得了,夸大起来,而不支持他们。切不可把支流当做主流。
    “革命群众组织不纯。”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耍花招,他们提出所谓“自来红”这个反动的血统论,其用心在于混淆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决定一个组织性质的主要标准是看它执行的是那条路线,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毛主席说:“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我们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同时反对“唯成份论”,我们要重视人们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
    “各派组织各有优缺点。”这种看法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其实向右偏得很。这种论调完全抽掉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保字派’关心生产,革命造反派不关心生产。”是这样吗?不是。恰恰相反,真正关心生产的是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有一个特点,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当革命造反派起来革命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煽动“保字派”用生产压革命,反对革命。这一手破产以后,“保字派”在极少数坏人挑动之下,大批外出,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宗派主义,消极怠工,直接破坏生产。
    我不了解情况。”只要立场对了,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个多月了,各派组织早已“亮相”。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就可以发现真正的左派,依靠他们,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比较准确的情况。调査研究,首先要找左派。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左派提供的材料。撇开左派去调查研究,就一定要上当。
    在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时候也会看得不准,支持错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有五多五少,即: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看枝节多,看大方向少;接近“保字派”多,接近革命派少接近干部多,接近群众少;看出身成份多,看政治表现少;怕字多,敢字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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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有朝一日出现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时,再表示支持。怕自己犯错误,却不怕党和国家变颜色。得了这种保守病的同志,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不要讳疾忌医赶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发现错误,敢于承认,勇于改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完成毛主席赋予我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重任。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与左派广大群众紧密团结起来,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发的“仝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1967.08.14;中发[67]24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
    现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
    最高指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口跑掉。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转发“全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各地、州、市革命委员会,各特区武装部,各县革命委员会
    省革命委员会同意“全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现发给你们,请即研究执行。
    仝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五月九日到十四日,我们召开了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各地、州、市和重点县的生产领导班子和工商、税务、供销、商业等部门,以及省级有关部门派代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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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这次会议。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讲话和有关文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交流了经验,研究了加强农村集市管理和对私改造的工作,以及进步做好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的意见。
    会议一致认为,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前正在同全国人民道,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了大批判、大斗争,并紧密地结合进行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些地区在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场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少革命职工,在同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当前市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四清下台干部,狼狈为奸,挑起了“翻案风”,“反改造风”和投机倒把风。甚至围斗、封闭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围斗、殴打工商、税务、私改的工作人员。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计划市场。活动猖獗,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直指红色政权。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市场上的反映。会议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总代表、总后台。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就是铲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市场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是巩固红色政权、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把当前的大批判,大斗争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结合起来,彻底粉碎市场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二)
    会议认为,放手发动群众,是结合当前的大批判、大斗争,取得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胜利的重要保证。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是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也是他们的迫切要求和呼声。在这场斗争中,要坚决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民兵、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向市场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猛烈开火。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组织群众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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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同时,大力宣传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场管理的政策、法令、让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把党的政策变为自己的行动。通过社会上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宣传教育,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使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和市场管理的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人人关心市场情况,个个监督投机倒把活动,让投机倒把分子彻底孤立起来,一有活动便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把投机倒把分子淹没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打击投机倒把,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一九六三年三月
    二十五日“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分子通令”,贯彻“教育为主,惩处为辅”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方针。重点是打击搞投机倒把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惯犯。对于这些重点打击对象,要由群众进行斗争,在政治上斗倒斗臭、在经济上把它搞垮。对于其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经过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可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逮捕法办。对于反攻倒算,行凶报复的投机倒把分子,要依法严惩
    在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运动中,经济措施必须紧紧跟上。国、合商业应按照城乡分工,迅速地仝面安排市场,积极地做好商品的购销和调运工作,合理调整商业网点,改善服务态度,沟通物资交流,保证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夺取农业生产丰收。同时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副产品的生产,并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对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的一定要及时收购起来,坚决消灭排队挤售的现象。手工业部门应以支援农业生产为中心,迅速安排农业生产资料的生,组织维修力量深入生产队和市场服务。
    通过这场斗争,还应当把过去行之有效的义务市场管理小组恢复和健全起来,以便在经常性的市场管理工作中,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法,依靠群众管好市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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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加强对打击投机倒把斗争和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并从工商、税务、供销社、政法、工交、农林、宣教等有关部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抽调必要的人员,建立临时办公室,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各地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工作。全省先在贵阳市试点,把市区内自由市场一律管死(具体进行方案由贵阳市具体研究),取得经验后,在全省逐步推广。其余各地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首先要在价格上管起来,加以一定限制,具体如何进行,由各地区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总之要结合大批判、大斗争,掀起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高潮,把市场上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彻底粉碎,保证社会主义商业对农村集市的绝对领导,巩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
    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还要学好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公字当头,就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能不图名,不图利,资产阶级的“香风”刮不倒,糖弹打不中,经受住阶级斗争的考验。我们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在仝省范围内掀起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高潮,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社会主义市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生产领导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査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这里我举个例子,如,对待有一些特嫌的。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对特嫌我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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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是依靠群众来提供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很好的调査硏究,把它落实下来。特嫌本身是特务嫌疑,是还没有定的,他也可能是特务,也可能不是特务,是嫌疑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证据,来证明他是特务的情况,你就把他揪出来,这是失策,是不策略的。为什么?如果他是好人,那么你把他弄出来就冤枉了好人;如果他确实是特务,就等于向敌人告密。特嫌本来是我们内部掌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弄出来过后,如果他是特务,等于向他一敌人告密;而且特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总还有什么联系呀。你这样一弄,不就是打草惊蛇,把情况告诉了敌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内部掌握的问题,是我们要去作艰苫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群众去落实的问题。
    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不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你一逼,他就供。过去彭真、罗瑞卿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一逼,他就供,你就信。这常常影响到把真正的敌人搞出来,甚至放跑了敌人。你一逼,他就乱咬,他就乱供。我们再不加以分析,轻信口供,到最后要定案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逼着我讲的,你们要给我平反。为什么说又是向敌人告密呢?你搞逼供信,就说明你没有掌握他的什么材料。你在没有占有他的材料,没有掌握他的情况的情况下,只有搞逼供信,如果他是真正的敌人,他就知道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由于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只能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同敌人斗争中,要根据我们占有的材料,有计划地,当着他不老实的时候,我们给他放出一两发“炮”,给他打出去,这一下他就知道我们是掌握他的情况了。在对敌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掌握政策和策略。
    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我们过去有过经验教训的。过去我们有的单位,一弄就是百分之几十的特务,都是坏人。结果真正的坏人混到好人中去了,不是集中力量打击他,他就跟着好人一道平反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
    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而且主要的依靠广大群众。他本人的口供交待要和旁证、证据相结合。本人的口供、交待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从他本人的口供、交待中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分析出问题,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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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去作好调査研究,找出证据。有了证据,他就跑不掉了,就赖不掉、滑不掉了。
    内查外调要相结合。同他面对面斗争、发动群众起来和他斗争,同时主要的是同敌人斗智,这也要很好地结合。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善于和敌人斗智我们要有计划、方案,打一仗总结一次,提高一次,而且带头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和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对敌斗争的水平、木领。
    2007年11月14日初稿2011年8月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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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五节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造反有理,黑龙江省广泛建立红色造反团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陈伯达(1)同志
    请你和小组(2)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3
    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4)还要好
    文尾所说附件(5)还未收到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指
    中共黑龙江省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县团级党委参考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九六
    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参见木册第178页注(3)。5)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査和今后运动意见》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关于城
    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伯达(2)同志: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
    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
    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以上请酌办。毛泽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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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指中共黑龙江省委文
    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当前随着城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多数城市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主要是:一、街道运动的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街道居委会的主任,我们认为不能算作当权派。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委、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不良分子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黑龙江省委复电,同意按他们的意见去做,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1966.12.28;中发[66]624号
    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中央认为:
    )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
    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来电
    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省城市街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月间搞了一段,主要是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后停了下来。当前随着城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将席卷全省。街道广大的革命妇女和革命群众,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来,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公社(区)、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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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整个形势好得很。对基层干部将是一次大教育,大审査,大批判。对城市中的牛鬼蛇神,也将是一次大清理、大扫荡。街道有着不同于工厂、农村和机关的特点。随着运动的开展,街道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
    街道运动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分社(街道办事处)以上的
    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不脱产、不挣工资),是居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不是国家干部,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算做当权派。发现其中有五类分子,或有其它严重错误的,可以批判斗争;有一般缺点错误应进行批判,不适合担任现职的,进行改选。
    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依靠谁?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
    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
    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
    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除五类分子外,还有劳教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工厂和机关开除人员、巫医神汉等这些人员,在有的街道中竟达成年人的百分之十左右。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为防止他们进行阶级报复,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六、我省各城市街道中,为加强对社会青年的教育,组织了劳动后备讲习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学员普遍要求和其它半工(农)半读学校一样,纳入国家统一管理,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七、职工家属集中居住的地方,有家属委员会的,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随同工矿企业一块进行,以利于互相配合上述问题是否合适,请能尽早给以指示
    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来源:原载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包头:196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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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这四个革命组织是:拜泉县团结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拜泉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到底战斗团,哈尔滨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团第六分队,阜新煤矿学院革命造反团驻拜泉联络站。《黑龙江日报》二十三日登载了他们的呼吁书并发表了社论,欢呼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是黑龙江省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反革命经济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社论号召革命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全体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四个组织发出的《彻底粉碎经济主义——向全省革命农民紧急呼吁》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无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土崩瓦解,全线崩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广大贫下中农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向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发动全面的总攻击,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
    呼吁书说,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压制革命农民起来造反,打击革命造反派。在他们的画皮被揭穿,阴谋遭到彻底破产的时候,他们又拣起经济主义这面破旗,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私分储备粮,私分公共积累,私分下年生产费等,利用经济主义为诱饵,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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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主义的邪路,制造混乱,挑起武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农村扩大再生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呼吁书说:农村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揭穿一切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
    农村中的革命造反派,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
    的方针,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执行者,认真贯彻执行十六条和中共中央有关指示,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目前,农村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用撂挑子、停生产的手段,威胁革命派,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使一些社队的生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生产的安排。我们革命造反派要坚决夺回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对于阶级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必须及时揭穿,使其阴谋不能得逞
    、各社队在秋收分配过程中,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当年分配制度办事,不准少留多分。不准把来年扩大再生产用的公积金及其他生产费用纳入社员当年年终分配。不准随便动用库存的备战备荒用粮和农田基本建设用粮,不准随意改变核算单位,把生产队扩大或缩小。如有动用的地方应和群众讲明道理,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认清长远利益,动员他们主动送回。对于那些在幕前或幕后挑动群众私分者,必须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任何人以发展经济为名,把部分牲畜及饲料随便卖掉,偷偷分光,使来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提髙警惕,严防扒手,保护好生产用具,喂养好牲畜,为来年的生产作好物质准备。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任何人以搞副业、发展集体经济和增加社员收入为名,使大量人、车、马外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备耕生产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严格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严防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煽动落后群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虚记工分,乱发补助。如有煽动群众大量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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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连,滥发外出串连补助费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外。所发款项由签发者负责追回。
    七、严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慷国家之慨,慷集体经济之慨,以照顾困难户等为幌子,滥发补助,借以收买人心,瓦解革命派的斗志,转移斗争大方向,蒙混过关。
    八、严防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耍阴谋、放暗箭,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拉一伙,打一伙,利用和扩大群众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制造宗派,挑起武斗,保护自己过关
    九、在文化大革命中碰到四清复査问题时,必须提高警惕,严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网罗牛鬼蛇神,互相勾结趁机翻案,反攻倒算,向贫下中农进行反扑。如有发现反攻倒算者,必须严肃处理,坚决镇压。
    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必然要趁文化革命之机,兴风作浪,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革命造反派一定要认真监督和改造他们,提高警惕,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胆敢蠢蠢欲动者,立即依法惩办
    十、革命学生、革命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农村中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和贫下中农一道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土地上。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哈尔滨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赴京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晨三时十分至三时十八分,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接管委员会赴京代表。三时十分,总理健步走进接待室,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一一询问了我们的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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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问到黑龙江日报社的同志时)总理拿着最新一期的黑龙江日报说:“啊!我看到你们的报纸了,很好嘛!”
    (问到市公安局的同志时)说:“你是造反派?”接着亲切地问:“你们造反派的力量怎么样?”市公安局的同志回答:“是少数。”
    接着总理向我们说:刚才我通了电话,省委被包围。八八团、红旗军、战备军、赤卫队受一些人鼓动,包围了省委、总工会,省军区,封锁消息,用白毛巾包头,白口罩。现已暴露,更大的暴露是臂章。为什么不用红的呢?因为夜间看不清,用白的,就暴露你更反动。以前西城区纠察队夜间活动就是带白口罩。在南岗子到底有多少工人,不清楚,“八·八团”包围了省军区,包围省军区的首先是军工“八·八”。我告诉“八·八”:“红旗军、战备军头子是反动的。你们是革命学生,跟他们站在一起,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了?造反团接管公安厅、公安局,是革命行动,你们‘八·八’应该支持嘛!你们同红旗军。战备军一同行动,把自己放在敌对地位。‘八·八’不参加,也不应该和红旗军、战备军站在一起。我号召你们赶快转回来,要支持红色造反者。这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后来军工大的有不少都哭了。我告诉“八·八”,让他们说服赤卫队,再不要参加这个行动了。这是反动组织。现在是个转机,告诉造反团,要欢迎他们(指“八·八”)立功,以后再去说服赤卫队。要求“八·八”和赤卫队去立功,去瓦解红旗军、战备军,孤立红旗军、战备军的头子,以便我们逮捕。支持造反团的夺权斗争。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果然有了行动。
    告诉“八·八”、赤卫队立功,允许他们立功,瓦解红旗军、战备军,逮捕他们的头头。北京已经宣布(红旗军)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联络员提出,好解决。我还有个会。夺权是连锁反应,十六号下决心夺权,今天才五天嘛!我们力求不流血最好,不开枪更好,要考虑国际影响。红旗军也有后盾,他们把中医学院欺骟了,我们宣布后,红旗军就瓦解了。东北局宋任穷今天夜里赶回哈尔滨,支持你们的行动。我告诉他第一个目标是哈尔滨,支持你们夺权。
    (我们提出,军区态度不明朗。)总理说:军区态度不明朗不行,现在火烧眉毛了,他们不到烧眉毛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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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军工驻京联络站印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翻印一月二十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委员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负责人)为核心小组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成员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进入了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新阶段。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卷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红色风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我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援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为社会主义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形势好得很,而且越来越好
    原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年来称王称霸大搞独立王国,大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黑龙江省地、富、反、坏、右和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黑根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未日已经到来,于是便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派出工作组,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反革命流血事件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垂死挣扎,变换花招,大搞经济主义,挑动一部分工人罢工,停产停车出“串连”,真是坏事干绝。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
    行
    为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黑龙江省的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大权,统统地夺过来。为了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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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的战略任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全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由红色造反团各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负责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酝酿协商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我们郑重宣告:
    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
    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并坚决支持全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干部,应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革命造反派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负责同志,要同那里的红色造反者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坚决支持并参加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好好工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不准消极怠工,不准擅离职
    、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一个个地夺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顽固堡垒,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
    四、一切权力归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只许革命左派夺权,不许那些名为“革命派”、实为保字派掌权、篡权。每个红色造反者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政治扒手。要分清真革命派、假革命派,真夺权、假夺权,凡是已被反革命组织、保皇团体抢去的权力,对政治扒手篡夺的权力,统统都要坚决彻底地夺回来。有敢于反夺权者,坚决严加惩处。
    五、一切真正的红色造反者,都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生产革命双胜利。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把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白己的手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生交通、财政金融,不谁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违反规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者,坚决依法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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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不法行为,立即法办。对“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等反革命组织和八八团、“赤卫队”等保皇组织中的极少数首恶分子、犯罪分子,应坚决镇压。同时必须把这小撮反动分子与那些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那些改头换面,以各种新花样,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坚决实行专政,从严处理。
    七、废除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一九六
    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发布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文件除外)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黑龙江省军区和我省驻军部队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已经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我们红色造反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同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密切结合,采取强力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
    全省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土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全省红色造反者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当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仝中国,震撼仝世界。
    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老爷们的末日来临了切牛鬼神蛇的丧钟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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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黑龙江省的千百万红色造反者,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经过几十天的艰苦奋斗,已经取得了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爽爽快快,大大方方地向那些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老爷们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们高声宣告: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你们滚开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些反动派是不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的。从他们被我们红色造反者揪出来那天起,就不断地耍阴谋,放暗箭,点邪火。尤其是最近这些天来,他们又大刮经济主义黑风,企图把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经济主义的邪路上去,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挑动工人闹工资,闹待遇,煽动一些受蒙蔽的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阴谋停工停产,中断交通运输,使整个国民经济瘫痪失灵。在农业生产中,他们迎合少数群众的落后思想,多记工分,乱发补助,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变卖生产工具和耕畜,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集体所有制。在财贸部门,他们阻止商品流通,私分商品,随意动用国库资金,私自更改税法等等,企图造成市场和财政金融的混乱,破坏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对于敌人的这些卑鄙伎俩和阴谋,我们红色造反者能让它得逞吗?不能!不能!!不能!!!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胆大包天,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大喝声:收起你们的妖风!放下你们的黑手
    我们红色造反者,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神通广大得很!我们的法力无边得很!这神通,这法力不是别的,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管敌人耍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得在我们面前彻底破产。
    但是,我们广大红色造反者也不能不看到,敌人还没有彻底被我们打倒,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在负隅顽抗,继续玩弄花招,放暗箭;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还没有全部觉醒过来,仍在迷途之中为此,我们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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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同志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经济主义黑风猛烈开火,千万不要上经济主义的大当。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而不是眼前的一杯酒,几元钱。如果我们今天追求一杯酒,明天贪图几元钱,那么后天我们就可能付出人头落地的代价,失去整个社会主义江山!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立刻回到生产闵位上去,坚决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向我们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省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地区,是国家的重要机械、木材、煤炭生产基地。我省工业生计划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发展。近来,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已使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们红色造反者再不能让这些反动分子胡作非为了,要勇敢地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天塌下来,我们能顶住!地陷下去,我们能填平!一切难关我们都能闯过,一切困难我们都能克服,让所有的马达都响起来吧!让所有的车辆都畅通无阻吧!革命的农村公社社员和农村干部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外出串连的社员、干部和进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赶快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彻底揭露敌人破坏农业生产的阴谋诡计,努力搞好农业生产。眼下,正是备耕、春耕大忙季节即将到来之际,各项农活急需立刻着手。“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时间性很强,一时一刻也不能延误。我们贫下中农红色造反者最懂得时间的宝贵。“时间就是粮食”。一小撮反动分子,正釆取各种手段,破坏备耕、春耕生产的进行,我们要及时识破这一诡计,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让一个革命的“北大仓”,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屹立在祖国的最北方。
    革命的财贸职工们!紧急行动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财贸战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阶级敌人要搞经济主义,物质刺激,都要通过这条渠道。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财贸职工承担着特别重要的担子。因此,一切商业工作人员都要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好商品调、销、存工作,搞好商品的正常分配和正常流通。所有财政会计人员和出纳人员都要按照党的财经政策办事,积极向各种不良现象和违反纪律的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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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斗争。税务和银行的红色造反者,要坚决维护国家的合法税收,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严格监督各项资金的使用和支出,以保证市场的繁荣,金融的稳定。
    切革命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而奋斗吧!
    千年青史,由我们红色造反者重写;万年大计,由我们红色造反者安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自然是我们。让那些企图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分子,在我们红色造反者的赫赫战果面前发抖吧!
    打倒经济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东北的新曙光》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我国防御现代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进攻的前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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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新的斗争实践中考察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髙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黑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次夺权斗争中,记住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很好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经验证明,我们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了夺权斗争的胆略、魄力和勇气,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切实注意这一点。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让我们热烈地祝贺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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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夺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大大大
    新华社哈尔滨九日电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全文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夺权斗争,是个崭新课题。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一些极有价值的经验
    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
    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毛主席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在夺权斗争中不折不扣地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他们不是形而上学地机槭照抄外地经验,而是从本地具体情况出发,妥善地处理了如何对待干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严格区分敌友我的界限,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采取坚决打击、彻底夺权的措施,而对那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则采取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干部,则坚决依靠,并肩战斗。
    他们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和军区负责人联合战斗的关系,是在长期斗争中考验和形成的。潘复生同志,从十一中全会之后,就检查了错误,坚定支持革命左派;革命左派,也一贯地支持潘复生同志的革命行动,双方一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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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这些当权派所蒙蔽操纵的八八团、赤卫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坚定地站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潘复生同志一边,坚决镇压向革命路线反扑的反革命组织。潘复生同志、省军区的负责人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生死与共的战斗中所结下的革命友谊,在新的夺权形势到来之际,出现联合行动,是非常自然的。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负责人,主动找到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研究如何夺权;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考虑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主动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参加。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方面开会,起草好第一号通告,刚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岀《红旗》第三期社论,强调指出“当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同群众一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革命的群众团体应当支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这说明,真正的革命左派,在制定革命决策的重要关头,是最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我们的心和毛主席的心是紧紧贴在一起的。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最后夺取反动的核心堡垒(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省委)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仝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权,是一场极其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从纷纭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抓到了主要矛盾。我们首先在月十二日,就把《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晩报》,省、市电台和省、市公安部门在一天中接管了。((1)(2)从此,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出现红色造反者的声音。接着,又把哈尔滨市的几个反革命组织“红旗军”、“战备军”和所谓“荣复军”的头子抓进监狱,使这些反革命组织迅速土崩瓦解;与此同时,还大张旗鼓地把一手制造“
    五”事件的赤卫队头子,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逮捕法
    办。在这种革命形势的逼迫之下,使最顽固的保皇势力八八团宣布解散。从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资产阶级反动派不敢抬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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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站在中间状态的群众向左派靠拢,为全面夺权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认为,依靠每个单位、每个部门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内外结合,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因素。省委的夺权经验证实了这点,下面许多单位,凡是夺权夺得好的,也证实了这点
    哈尔滨市公安局夺权比较彻底,自上而下,接管了实权。其基本经验,就是靠公安局内部的左派力量和外部的左派力量,结成强大的联合阵线,把敌人布下的层层障碍,全部摧垮了。开始,公安局内那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抗拒接管,被革命造反派粉碎了;后来,他们勾结外部的“红旗军”、“战备军”和“赤卫队”来搞反夺权斗争,也被彻底击溃了;最后,他们企图用那套神秘的公安业务来逼迫革命小将们退却,也靠公安局内部的左派起来战胜了。公安局内部暂时受蒙蔽的人,同样靠内部革命左派自己发动群众,大揭反夺权的黑司令部,把犯有各种罪行的大小头目一个个揪了出来,使那些愿意革命的群众、革命干部,都团结在革命接管委员会的周围。这样,就站住了脚跟,巩固了阵地,为建立套崭新的公安工作秩序,奠定下牢固的群众基础。商业系统的接管工作比较好其经验也是这样。
    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开始夺权斗争,便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夺权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讨论。澄清了在夺权问题上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糊涂观念,统一了认识。
    我们认为,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及时地从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分子手里夺回政权。否则,社会主义江山就有可能和平演变,出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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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认识出发,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进行了最勇敢最坚决的夺权斗争,亳不留情,毫不客气,毫不怯手,大刀阔斧,机智果断。红色造反者在夺权斗争中,有时一天一夜不吃不睡,充分体现了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充分体现了对毛主席对党无限的忠诚和信仰。红色造反者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自觉革命行动,就是因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结果。
    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的大会上,十多万红色造反者决心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章,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斗争艺术,建设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造反大军。红色造反者发出震撼山河的豪言壮语:“千篇青史,有我们红色造反者重写!万年大计,让我们红色造反者安排!”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时刻,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这样,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和走资木主乂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而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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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群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本着毛主席这一伟大思想,在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坚持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冋志”的原则,牢牢掌握住运动的大方向,全团动手,人人做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工作。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破产,红色造反团由开始的三百余人,发展到二千五百多人。保字派的八八团由二千多人,减少到一百多人。不仅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我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的阵地。我们在一月十二日进行了夺权斗争,红色造反团成了我院唯一的权力机关,为文化大革命在我院的彻底胜利仓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我们是怎样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呢?团结大多数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之间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革”还是“保的问题上。后来,八八团还在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省委工作队的指使下,对我们进行围攻,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通过斗争来团结八八团的多数群众一道干革命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斗争的实践中,我们的许多战士认识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广泛、任务最艰巨、最光荣的群众运动,光靠我们少数同志是不能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如果让八八团的战士继续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蒙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那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修正主义的根子怎么能彻底挖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进行到底呢?团结教育那些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的同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一道革命,也是我们红色造反者应尽的责任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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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毛主席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并告诫我们,不能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把自己孤立起来。有的战士还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击一戈,易制强敌的死命。”来说明八八团的战士过来后的作用
    经过学习讨论,很快就出现了全团动手,人人做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工作的局面,并在实践中,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越来越细,成绩也越来越大掌握斗争大方向是团结大多数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争取中间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八八团中的一些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很深。因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彻底的揭发,无情的批判,不仅能保证运动的大方向正确,而且能使受蒙蔽的人猛醒,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斗争的事实就是这样。当我们把八八团死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拉下马后,他们就有二百多人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当我们把他们的后台黑龙江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又有二三百人参加了造反团(包括
    八八团的外围群众)。在我们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文革办公室主任彻底罢官之后,又有一大批人,退出八八团加入了造反团
    原八八团四连连长说:“保啊,保啊,结果保的净是些坏蛋。”八八团中大多数人都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当他们认识到了“保的净是些坏蛋”并且看见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正确时,他们就摆脱反动路线,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参加造反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批判的过程是教育团结大多数的过程
    红色造反团从它成立的一天起,就紧紧地抓住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纲,随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破产,不仅彻底解放了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同时也教育和争取了八八团中受蒙蔽的群众。我们的具体作法是
    平反靠自己。去年八月中旬,我们就着手平反工作。当时在造反团内就有争论。大多数人主张依靠自己的斗争解决平反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发动群众自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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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办法。同时认为平反问题,不只是给几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恢复名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受蒙蔽的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只有一小部分人主张平反靠省委。他们怕自己平反搞不好,又会给被平反的人增加新的“罪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十六条和毛主席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使思想认识统一了。群众性的平反运动,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挺起了腰杄,也使八八团中受蒙蔽的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很多人明白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镇压革命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的种种罪恶之后,异常气愤。有的同学当场扯下八八团的袖章,要求参加造反团
    平反和控诉相结合。为了向仝团,更主要的是向八八团中受蒙蔽的同学进行阶级教育,我们把平反和诉苫会结合起来进行。政治系贫农儿子董学章,干部子弟齐亚杰和烈士子弟寇方玉,在会上控诉自己遭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和受到不明真相的八八团一些成员围攻的经过,使大家受到很深的教育。八
    八团去偷听的十几个人也受到了教育。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也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整理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生物系平反会上,二十多名八八团同学听了别人的控诉后,当场声明退出八八团,坚决要求参加造反团
    “杀回马枪”。组织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同学“杀回马枪”,是教育和争取八八团中受蒙蔽的人站到革命方面来的好方法,因为这些同志都在八八团中干过一段,是八八团内幕的知情者,用自己受蒙蔽的经过现身说法,回头批判八
    八团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有说服力。在“杀回马枪”的过程中,不断有人从八八团退出,要求加入造反团。
    按政策办事是团结大多数的根本保证
    造反团和八八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群众团体之间的反映。这一斗争是关系到能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因此在斗争中,必须坚持原则,决不能搞折中,搞调和。但是我们和八八团广大群众的矛盾,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对待他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木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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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注重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团结,而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所谓“团结”。我们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个别谈心。这一工作,开始遇到许多阻力。这是因为我们有的同志不会做说服教育工作,态度生硬;有时遭到八八团同学的冷遇,结果往往不欢而散。后来改进了方法,有的利用过去关系好、同乡等有利条件,有的跟到工厂去,找各种杋会和八八团同学接近,怀着满腔热情,耐心说服教育,效果越来越好。
    开欢迎会。凡是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同学,我们都召开欢迎会或座谈会欢迎新战友,谈心叙怀。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把仇恨集中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大家都共同的认识到,我们都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过去的隔阂,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造成的。在一次欢迎会上,有人提出“老造反,新造反”的词句,立即遭到造反团同志的批评,并且共同学了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教导,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使新参加造反团的同学心情舒畅。
    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在要黑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有些人对黑材料看得很重,甚至与八八团发生纠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团进行了两次大辩论,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黑材料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使搞的,责任不在群众,应该“揪上不揪下”。同时,光要“死材料”,不触及灵魂,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将来还会根据记忆把黑材料整理岀来。于是我们又提出“不要‘死材料’,而要‘活材料’(指抓对方的活思想)”的口号。由于把材料问题放在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上,这样,就不仅杜绝了要黑材料时的纠纷,不少整理黑材料的人还自动交出了黑材料。
    新老战士一视同仁。最初,造反团中有的人,不容许退出八八团新参加造反团的同学对造反团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嫌他们认识跟不上趟,同时八八团的坚定派也造谣,说参加造反团受歧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节,提高了认识,在新老战士之间,增强了相互学习的空气。不少退出八八团参加造反团的同学,被选为各级组织的负责人。这样做不仅使内部更加团结了,而且对争取受蒙蔽的同学起了很大作用坚决支持受蒙蔽的同学起来造反
    毛主席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随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八八团也开始分化,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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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骨干分子坚持错误,大部分开始动摇,还有不少人起来造八八团的反。根据这三种不同情况,我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帮助他们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
    八八团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坚持错误的现象很严重。对他们的错误,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也不放弃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们写了许多批判八
    八团错误的文章和传单,揭露八八团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使下成立的经过,摆岀他们的错误事实,说明八八团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在事实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对错误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促使他们退出了八八团
    我们坚决支持八八团中的造反派。当八八团的“大民主公社”起来造反时,他们感到困难和阻力很大。这时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
    大民主公社”的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八
    八团中的动摇派进行说服教育,促成了八八团的开门整风。八八团骨干见开门整风对他们形势不妙,只开了九个小时,就关起了大门。结果不仅“大民主公社”的同学全部退出八八团,参加了造反团,同时也影响一些动摇派相继退出八八团,从此八八团一蹶不振
    退出八八团参加造反团的人,遇到的最大压力,是来自八八团坚定派的讽刺和打击,骂他们是“叛徒”、“托洛茨基”、“甫志高”、“动摇分子”,见面还向他们吐唾沫。
    我们抓住这个活思想,除了更加关怀他们之外,还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定了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原八八团宣传队副队长姜声等人学了《毛主席语录》之后说:“我们向毛泽东思想投降,向真理投降,感到无上光荣,无比自豪。”“我们过去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现在我们站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来,这是斗争的胜利
    开门整风是个好方法
    红色造反团,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因为它是新生事物,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了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整顿队伍,团结对敌,我们决定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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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整法?是开门整风还是关门整风呢?
    开始在团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少数人认为,开门整风,八八团会乘机钻空多数人认为,红色造反团所作所为都是光明磊落的,自己的缺点不怕别人知道。我们的整风除了改正自己的缺点外,还要教育那些受蔡蔽的群众。在讨论的过程中学习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经过学习,统·了思想,决定开门整风,提出了“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的口号,热烈欢迎全院、全市的革命同志们帮助我们整风。在整风过程中,除团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八八团和团外人士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意见,如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生硬等等。我们虚心接受,并作了认真检査。于是,造反团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我们不但没被整垮,而且在整风中发展壮大了。八八团提意见的人,都退出了八八团,参加了造反团
    开展团内的思想斗争
    随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所掌握。原八八团和其他受蒙蔽的同志纷纷加入红色造反团,使造反团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加。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出现了新问题,使团内思想斗争逐渐突出起来了。在新参加造反团的同志中间,一些人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狠触自己的灵魂,思想改造抓得紧,很快地就成了真正的造反派。但也有一部分人,毛主席著作学得较差,特別是没有很好触及自己的灵魂,加入造反团之后,把一些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也带进了造反团,这些人迎合团内政治上落后的人,形成了造反团内的“八八派”,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广大红色造反者很不一致。
    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为了使全团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在团内积极开展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的思想斗争
    开始,个别同志主张把“八八脑袋”都开除出去,经过辫论,大家认识到团内存在思想斗争是社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反映,是正常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只能按毛主席的教导,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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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团内思想斗争中,我们充分运用了大民主的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连。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触灵魂会”,另种是抓住典型问题全团辫论。
    触灵魂会。参加的人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但小规模的效果最好。利用这种形式,最初有的同志往往纠缠在小事小节上。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批评要注意政治”之后,“触灵魂会”就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两条路线斗争上了。新战士和老战士都要触灵魂,尤其干部要带头触灵魂。艺术系分队长带头触自己的灵魂,检查自己在大反复时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抵制不力,对大家教育很大。有的新战士听了之后,自己也认真的触了灵魂。
    仝团辩论。抓住典型问题仝团辩论的效果也很好。在辩论中要坚决按“十六条”办事,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不以势压人,即使错误的意见,只要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就允许申辩,允许保留。例如在我团内有人散布说八八团大方向对,造反团大方向错了。大家认为它代表了团內的一种思想,于是就抓住这个问题,在全团展开了大辩论,对全团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增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团结,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在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积极的开展团内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非如此就不能使全团达到真正的团结,而且搞不好还会改变造反团的颜色,不能造反到底。
    九六七年,是仝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摆在我们红色造反者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伟大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锻炼成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牢牢地掌握运动的大方向,运用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提高斗竽艺术,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的讲话周总理:你们夺权胜利阿!(还是第一步)当然是第一步了,万里长征的第步。这里办事处的观点和你们一样吗?(和原造反团观点一样)同志们的意见不一致?(矛盾很大)没有说服他们?(他们不明真相,刚从外地串联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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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不太清楚多少?(二十多人)哈工大在北京就二十多个?(合在一起和上科委搞专案的就三十多人)他们单独有个联络站,在什么地方?(北航)北航不是原有个点吗?(在北航有两个点,前几天接管了他们的联络站。)接管后他们上那里去了?过两天再来怎么办?(我们说服不让他们回来。)哈工大造反团有多少人?(全校五千人,造反团就是一千多人。有的组织小组,现在大学造反团仍是少数,造反团学生参加的早,什么组织他们也不参加。)造反团各校都有发展,独有工大没有发展,你们《新曙光》造反团要吸收这个教训,不要急于求数量,要求质量,你们叫红色造反团革命委员会,省上的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是这样区别?公安局革命委员会中,是局内部多,还是局外部多?(内部多)公安厅有多少人?(三千多人)市局有多少?(一千多人)造反派有多少?(三千多人)全市来说占多少?(组织上是少数,观点相同的人较多)那就是政治上是优势,组织上还是少数,运动初期这样好,如一下发展组织优势,内部问题就来了,首先碰到的是西安最多,南京一部,北京的学校,浙江一部分学生,呼和浩特,由政治优势走上组织上优势,内部争论就来了,你们要巩固少数,多数支持造反派参加具体工作的有多少人!(有一百多人)那个学校多?哈工大(军工的多些)军工的张德诚,搞专案的,参加公安局了,夺权以后,坏人怎么处理?(抓了一些共计一百五十多人,其它看清楚就放了。)噢!弄清就放了,这是社会上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一·二七事件”“
    二五事件”
    内部的案子,你们监视了几个人?(老案子继续处理,主要力量搞新的。)人怎么处理的?我是讲内部那些案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政治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劳动锻炼)这是讲一部分当权派,多数当权派还在工作,局长、副局长呢?(局长早已经没有了,四清后派去的副局长。)是不是有个姓宋的,高岗的亲家,调到济南教育厅到济南去了,他的事情有人管吗?(有人,公安厅配合搞,全厅三百多人。占十分之一,同意的少数。)现在同学中参加公安厅的有多少人?(二十多人,公安局接管的比公安厅接管的好。)日常工作繁重,社会秩序还好呢?(工作正常,两套班子。)交通、消防、监狱……都在工作?(都正常,刚开始时都有些啥都管,你讲话后好了)总部联络站有多少人?(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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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四个人了,那就好,不要那么多嘛,现在有些大字报,材料也不那么完整,残缺不全,传的不那么正确,不能说解放军不支持,我给陈锡联同志打了个电话正好《八·八》在围他,于是军区给《八·八》团表了态,做了工作,《八·八》就散了。看起来军区不是不支持,而是互相不通气,“战备军”他们那天是三白,白口罩、白手套、白布围头,看起来军区还是做了工作,表了态的,以前是互相不了解不联系。现在全国各地和解放军冲突的好多,大喇叭在街上喊,攻击解放军,这很不好,前天在三座门仝军文革接待站那儿围了不少人,陈伯达同志刚劝走,第二天又来了,在那儿喊,我们最不赞成。呼和浩特、福州、广州,一直到长沙,(哈工大也有攻击解放军的)还有开封,喇叭特别多,这是《八·八》搞杂的,十月份搞科委,带来了宣传车,白纸,他们到处乱钻,你们在政治上对他们帮助还不够。我建议你们哈尔滨造反团把主力调回来,搞全东北的,那么大的东北、矿山、煤矿、林区、石油、工业城市,还不够你们搞的?你想,《八·八》钻入大庆,搞的很乱,造反团没占优势,过去也有坏人钻入大庆,《八·八》团去煽动,后来还有《红旗军》他们钻入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大庆关系很大,不能不采取军队来接管。但这是暂时的。东北的农业还没有过关,大豆还要出口,大连港口也很大,吨位最大的港口!这还不够你们锻炼的?我看做艰苦的工作,还是到东北、伊春去,那儿是林区,东北搞不好,就没完成造反任务,我们很吹捧你们东北的,一定要造出红彤彤的天下来。当然在外边也有地位了。可以留下一两个人,都搬走也不好。东北当然也有很多大学。哈尔滨有传说:钢铁公司——一鞍山,与市委很对立,钢铁学院我们也不赞成多去,闹的很对立。煤炭减产,钢铁本身还没减产,交通也有问题,机车出不了病勤多了。农业——一黑龙江农业季节晚一些,也该动手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和你们对立。你们那里学校工作比北京还落后,是不是你们照顾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不够?(我们力量不够。)都下厂下乡那怎么行。大寨每天都有四五千人,可把陈永贵同志搞苫了,光握手都握不过来。非握不可,还要签字,也没有经验。我坚守这一条,不签字。陈永贵问“主席不签字吗?”主席在天安门上,签字航几千人。要照相,跟他劳动,作报告,下工厂把你们高中组织起来。初中要开学了以前我们照顾中学工作不够,指导思想有错误,没有重视,怕背包袱,到我们总部造反的不少。)北京有这个问题,八月搞的就是中学红卫兵,以后搞的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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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照顾大局后对中学照顾又少了。不光责备我,也责备文革小组。对“联动”教育不够,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可是主要责任,是他们家长的影响,“联动”去过哈尔滨没有?(没有)你们回去专门找些女同学做中学生的工作,因为耐心,还要有政策性。教育帮助,又平等又帮助,岁数差不多,又不是一代,中学生成长也很重要,造成对立不好办。下厂下乡一道去好些,一是教育,“联动”思想不会不传到哈尔滨的。你们干部子弟多些。北京高干子弟特别多。有些人工作已调。儿女还在北京,我们有些缺欠,主要责任在他们自己。初中和他们谈了,他们多数支持开学。你们要谈什么问题?(大家谈哈工大的情况,一月卅一日辫论会的情况,有人提出学习崔占成的硬骨头精神,总理摇摇头。)崔占成的出身你们没宣布吗?(大家说:宣布了,他们承认就是捏造。)捉崔占成时对工业交通系统造反团作宣传没有?(大家说作了一些,但很不够。)崔占成逮捕后,工厂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工人情绪很高,斗争崔占成时工人好多人要控诉……。)(代表念哈工大红四团《反到底》战斗队的二十二个《为什么》(1)……工人有权吗
    )十七个委员里,有工人吗?(有三个)只有三个,少一点,暂时
    性的嘛!(他们说没有工人)那他们说假话了。(念到(4)为什么开除工交系统造反总部?)根本不应开除嘛!(是崔占成自己宣布退出的。)(念到(6)为什么把《人民日报》社论排在第四版,白己的社论排在头版……)什么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那天新华社电讯稿来得晚一些,并请示了戚本禹同志。……)为什么他那么解释呢?(代表说到工人没有《八·八》团)实际《八·八》混在其中了。工大校党委成份怎样?有老教授没有?(李昌统治工大十一年,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会四名工人同志都是什么态度?(和我们观点相同,我们准备以后逐步以工人代替学生)对!本来可以扩大嘛!那也不一定要减少。增加也是可以的。人口多的城市,十七人恐怕不够。工人本身,《新曙光》红色造反团要搞好。把底子打好。至少把刘录的错误影响肃清。崔占成不通过刘录和工大关系不密切,工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影响很大,学生还是革命的。工大
    五千人,先争取百分之二十不算多吧?同时,青年教师也要争取一部分。军工吸收《八·八》没有?(吸收一部分)青年教师吸收没有?(原来就有)你们自己内部问题搞了没有?(斗了)承认错误了吗?(少数人已有认识)是北京带去的,周涛父母是病故的,是中级干部,现在当然你们在外边有地位有名气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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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工大十一个单位都签了名,因此到处设联络站分散了力量。为什么东北有些地方你们反倒没去设联络站。还要煽风点火,辽宁那么多工业城市,现在比较落后了。要跟上来,黑龙江矿山那么多,你们距离大庆那么近,十几万人地方那么大应该去,石油学院也没去。哈军工也要进行整顿,总是由政治优势转入组织优势时各种困难都来了。团结多数不一定是组织多数。可以让他们成立另一部分革命组织,可以搞同盟。青年人要么就都一个组织,要么就分得很散,合起来没有对立面。《八·八》在时你们印了谭力夫讲话。他就揭发,后来发现他们也搞了这样可以互相监督。运动初期一下子就背定自己是左派,不要自封,有人贴大字报,文革小组讲了一下,街上贴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常考验,现在每天都要跟主席走。紧紧跟、紧紧学。犯了错误就改还要紧跟。不然容易使自己失去警惕。我是这样,你们青年人,更应该是这样。坚定的左派要经过长期锻炼的。政治优势有个对立面好。我们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强行解散另一个青年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八·八》是和红旗军有联系,自己设法解散了。不要忙于让他马上解散,我告诉军区了。给他们一讲;他们好多人都哭哭啼啼。我看军工、哈工大,如果他们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可以另成立一个组织,如果是革命的,可以成为同盟军,如果反对你们,敲敲警钟,不要强求让人家解散。如果进来了,不同意见也允许存在,允许提意见。进来一片歌颂声,就把你们麻痹了。主要的是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首先,哈市造反派的声势还不够,发展不平衡。哈市工厂不少,产业工人也不少。不相称。目的不在于多,工人的积极分子,年青年老都可以吸收。第三,机关、公安局好些,省厅就差一些,机关就这样,造反劲头不够。保守的多数,因为他们是干部……一般职工(包括服务性行业)怎么样?比较好一些?(下边唱,上边好些)文艺界?(文艺界总部不错)郊区农村呢?《运动的情况》十七名委员有农民没有?(有一个郊区的)
    西安的组织发展的普遍些,工人、农民。他们的特点不仅政治优势,而且组织也优势。内部争论不休,见面互相打,比哈尔滨凶,北京也面临这么个形势工人还是要首先把自己这个组织加强,不要急于从形势上打垮对方组织为满足,要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力量。真理抓住了,即使是保守势力存在也好,有对立面,核心力量要下去。因不到百分之二十力量大弱了。校内斗批改可以晚一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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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夺权,反夺权。可以组织批判刘录的行动。团结一批群众,巩固左派,向外发展,支持全市行动。到工厂锻炼把观望变成积极情绪。你们有困难是在外面的人多,这样很大保守力量对你们不利。军训可以搞,有一半就训练一半。其他回来再搞一次。和军区商量一下便于做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上提高了。加强核心,组织上锻炼
    具体还得你们去做。我这是个建议,不要贴大字报,
    哪有那么多对症下药。只能做参考。不一定对,不要成为依靠,说对了当然好,说错了影响不好。(代表提出对保皇怎么办)
    你们《新曙光》还是要发扬光大。他就会分化。让它存在,如果反对你们当反面教员。如其它钻进来,不如在外面。他要钻进来也不要收。即使都是左派也还是有矛盾的。当然是内部矛盾。你们注意他们。可以下厂从下面瓦解他们。组织上建立起来每个厂都要建立核心。不在人多。如果他们真要活动,军区要站出来说话了。和革命委员会闹对立就要走向反动。见诸于行动。只能把更多的赶到对面。确实有活动不要怕,让他暴露。到那时军队说话,他就孤立了。军队做后盾,不要过早的使用军队。不要过早的使用法庭去抓人,回去和潘复生、汪家道说一声。希望他们都努力。这都是做参考的,不当指示,军区过早亮相没好处,让他们多暴露一些。当然太晚也不好。军工外地联络站都要撤回。(当地群众不让,军区有指示。军队院校在外地的联络站一律撤回。)
    那当然不包括你们,有历史关系的留两个人就行了。根据情况,人家同意留的可以留一两个。主要是煽风点火,真正造反派起来了就撤。(下厂对口问题,有人说是轻政治,重业务。)
    结合有好处,因为懂一些,不但可以革命而且可以促生产,不能都搞政治工作。还冇半年,延长不延长还不一定,据形势可能延长。因为夺权斗争会有反复,别害怕。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你们回去帮潘复生搞一批红旗杂志三期社论所指的二类干部做具体工作。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关,不能搞业务,你们要陷入业务就不能行使权力了。一定要帮助省委搞出一批来。(干部有对立情绪,谁上去就搞谁)不服气这是私字,要破私立公,功过分明,检査两次就行了嘛!还老检査吗?干一段不成可以撤换嘛!(可以不可以到边境串联?)省革命委员会可以派人去,派确实是左派人去,人不要太多,要懂政策,不要学小红卫兵乱冲主席讲:斗争要文明一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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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是“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法群众很难理解。还搞喷气式照相。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让外国记者搞去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那么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叫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的事也拿出来了。也叫斗臭,我看不合适,主要是要在政治上斗臭(关于成立革命审判委员会问题)
    现行犯可以审判。过去的案子,定性,判刑,开除党籍要到后期搞
    农村一斗就斗党支部书记,有错误就开除党籍,初期容易扩大,后期处理就槙重了,主席多次提出要教育农民。有错误就开除党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典型先搞几个。三结合,领导群众审判。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立场鲜明,一个是传播快,杀一儆白,比机关判案好。群众判案总有个主管的,你们建议法院、检察、公安三位一体,一元化是应该的。三派鼎立是不对的。过去法院专学判案,是资产阶级残余法权,专政机关和群众结合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民主集中,但死刑要上报
    (烧档案问题)
    最近要起草一个文件,任何党的处分,只能党组织决定。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富春听取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你们汇报的情况,我还得与总理汇报一下。下面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大庆地区是比较慢的,压力比较严重的,所以发展比较突然、比较快。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现在,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商量。
    第一个问题,大庆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竞怎样进行?究竞是革命的职工和革命家属为主体呢,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刚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同志说到这个问题,我看应该以大庆的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和大庆的革命干部为主体,究竞以谁为主,这个问题你们回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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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左派组织如何组织,如何形成,如何联合,是自下至上从基层搞起,还是从上至下搞几个总部来运动群众,如炼油厂、总机厂那样成立一个左派组织,或以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左派组织以后再联合起来,还是先形成多少个总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是从下至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左派,还是从上至下运动群众,形成左派。目前左派组织还没有形成,现在在场的二十几个代表,我计算了一下你们只代表四千多人,你们大庆有××万多职工,加上家属×万人。其他的人怎么组织起来,不是搞山头主义、本位主义,而是以左派为核心去团结其他的,没有觉悟的,没有发动起来的如受蒙蔽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
    第三个问题,左派组织如何大联合,大庆方圆有××平方公里,有的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有的是工厂,有的是村落式,左派如何联合,采取什么方法来联合。
    第四个问题,要搞夺权,必须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要搞大联、要搞三结合,对干部必须要有个基本估计,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要反对的,打倒的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职工是这样,对职工家属也是这样,对待干部也是这样,过去我们有的地方,只知道斗顶头上司,斗队长,指导员,没有用阶级分析,这些队长,指导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听你们讲,大庆地区对干部打击面非常宽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正确的政策,不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就无法搞三结合,干部也无法亮相,这里斗,那里斗,上午斗,下午斗,没有时间检查,没有机会亮相,这个办法不行,所以我们要做工作,对干部要做分析。对大庆我不太了解情况,真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工委及各指挥部里一部分人,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好的。大庆是不是红旗?为什么80%的标兵都打倒了,象王进喜这个人你们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分析他,张洪池,家属的薛桂芳也要用一分为二的去看他们。对干部要分析。要区别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和不可救药的这样才能搞好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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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问题,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能巩固下来可以争取大多数,可以搞三结合,条件不具备的,慢点不要紧,先把群众发动起来,夺权也不迟,不要赶形势,赶任务,不要搞夹生饭
    第六个问题,住在大庆的学校的问题,指大庆本身的,象东北石油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十三个半工半读学校,是不是以不同形式采取对口的形式,如第八工读学生和炼厂,第一工读学生和钻井结合,而不是他们半工半读自己成立一个总指挥部,单独坐阵,同你们结合以后,要教育这些学生多读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多学习中央文件,学习社论,至少要读毛主席语录,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半工半读学校怎么搞法,是正式成立半工半读的学校,还是索性成为学校过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成为正式工人,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高中毕业的学生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愿意考东油的去考东油,愿意当工人的就当工人。你们大庆的半工半读学生以前实际上是以工为主,以后和目前半工半读学生以学为主还是以工为主,还是索性当工人,这些问题你们讨论。
    第七个问题,外地来的学生怎么办,按中央五条规定,外地学生要全部撤走。是全撤,还是留对你们有用处的,留那一个,不留那一个。帮助你们组织左派比如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来的造反团,北师大井岗山情况不同,是不是撤呢?还是留一部分帮助你们组织左派队伍,你们讨论一下。
    第八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都谈了,有好多具体问题提出来了,有基本建设方面的,劳动力方面的,材料方面的,运输方面的……我帮助你们一块解决。
    第九个问题,每一个革命的职工、家属、学生,不但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要不断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破私立公,我们不但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还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不要认为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虽然我们都是工人阶级,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自我教育,自我斗争,自我革命。我们要闹革命,会要少开点,抽时间学毛著,学社论,一定要坐下来,否则就要迷失斗争方向。
    你们今天在夺权问题上,反映了两派的意见:一派要夺,一派不要夺,大庆的各个地区具体情况不同。有的条件成熟的可以夺,条件不成熟的不急于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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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对供同志们讨,提出意见,你们的生产搞得不错这么大的运动,没有多大问题,这是响应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大庆还是一面红旗,还是主席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大庆的道路是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道路,打破洋框框,走自已工业化的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大庆广大革命职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归功于大庆的积极努力。大庆这面红旗标志什么,标志着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大庆的总方向,大庆在六四年以前的总方向是对头的,六四年以后总方向也是对头的,六四年以前的毛病,错误少一些
    六四年以后错误多一些,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了浮夸风,以任务压群众不民主的作风,不论六四年以前,六四年以后,大庆人,大庆职工,家属还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艰苦创业的作风,我提出的九个问题供同志们讨论
    你们可能着急回大庆,这种心情我们理解,但你们不讨论,不提出意见来,光靠总理作指示,这不是让总理划框框?将来到了大庆又要写总理的大字报。
    你们二十几个人首先思想达到统一,以你们二十几个人为核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就能把大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生产搞得更好,你们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力量虽小可以扩大,任何革命力量都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就这样了。
    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文革通知黑龙江代表团中的仝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
    戚本禹说:“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
    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
    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
    范正美反问了一句:“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木禹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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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
    大家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仝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范正美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
    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大家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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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黑龙江省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千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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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江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
    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査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査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査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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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潘复生《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当前,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派大好形势。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席卷全省,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我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我真正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革命左派,虚心地向革命小将学习,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这以前,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紧跟毛主席思想,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我把自己摆在领导人家革命、革人家的命的位置上,而没有在把自己当作革命力量的同时,也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过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等,都是革别人的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自己就害怕起来。自己头脑里的“私”字在作怪。世界观未彻底改造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十一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教导,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忆过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的经历,检查自己现在的立场、感情,真是十分沉痛。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教导,也使我认识到,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要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
    中全会以后,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看到革命的红色造反团,他们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看成是自己的最高职责。他们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坚决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了猛攻,敢于向旧世界宣战。他们做了大量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创议。过去不敢想的,他们提出来了;过去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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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事,他们做到了;过去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他们解决了。他们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建树了伟大的功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我下定决心,站在革命的红色造反团一边,和他们并肩战斗。当时,我也考虑到这样做,一定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和攻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挠和困难。但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遵照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决心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我走过的这段路程,并不是平坦的,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这里面有和自己错误思想的斗争,有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有和保守派的斗争,有和反革命组织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尖锐和复杂的。根据斗争实践,谈谈下列几点体会。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敢”字当头,还是“怕”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还是压制群众,敢于实行大民主,还是害怕大民主,这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泛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大串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用这样的大民主,斗倒、斗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重大发展。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养成一种做官当老爷的习惯,旦把个人那套所谓尊严、体面打掉了,心里就不舒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旧框框、旧章法也不愿打破,总想维持现状。同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
    至于前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必然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坚决反对大民主。因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他们就要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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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中全会以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坚决地和群众站在一起,坚决支持革命的红色造反团,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在斗争过程中,党内外的保守势力,用各种办法攻击我,甚至发海报要开大会斗争我。我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在他们多次围攻以后,我仍然坚持斗争。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孤立起来,整垮我。但是,我坚信,只要紧跟毛主席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并不孤立。在斗争中,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革命左派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革命左派对待一切事物,都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和是非界限,处理各种问题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做到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拥护,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所以一个革命领导干部,怕大民主,怕群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首要问题。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内外一齐揭
    有什么
    揭什么”,没有突出运动的重点,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一度把运动引向了邪路发生这个错误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用过去的老经验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抱着整人不整己,整下不整上,只革別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的错误态度。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我当时对革自己的命是认识不足的,做得不好的。
    至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拚命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来转移运动大方向。比如挑动群众斗群众,用经济主义的糖衣炮弹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用假夺权来蒙骗群众,等等。
    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通过大量事实,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认清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木质。我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和左派一道,号召广大革命群众炮轰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我个人的错误,也欢迎广大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一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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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领导干部,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把自己的缺点、错误轰掉、烧掉,又有什么不好呢?革命群众说得好:“我们对一些领导干部并不是都想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对于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是希望把他‘打’成真正的革命左派。”这些话使我很感动。实践证明,红色造反团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发现真正的左派,坚决依靠左派
    在任何一个革命阶段中,都必须弄清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根本问题。正象毛主席所教导的,这“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哈尔滨,经过比较长期的考验,证明红色造反团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例如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大联合夺权,等等。红色造反团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始终走在最前边,终于揭开了黑龙江省阶级斗竽的盖子,揪岀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夺回来了。这些胜利应该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广大的红色造反者
    在长期斗争中,我和红色造反者建立了战斗的友谊,从立场到感情逐渐一致。我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正确方面,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向他们提岀建议。具体的说就是:第一,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紧跟毛主席,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第二,坚持原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第三,谁反对红色造反者,我就坚决地帮助红色造反者进行反击。正因为这样,广大红色造反者对我的每一个革命行动,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对我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都给予批评和帮助。正因为这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拚命地反对我,攻击我,甚至制造谣言破坏我和左派的关系。他们往往抓住红色造反者的一些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以此逼迫我站出来讲话,妄想借我的手去压制学生运动。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就坚决用毛泽东思想向他们反击。因此,在哈尔滨几次发生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都及时平息下去。
    在发现和支持左派的斗争中,我遇到不少的责难。如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谁是左派?如果左派中途变了怎么办?实际上,只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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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都好解决。归根到底,发现和依靠左派,是个立场问题,是相信群众的问题,是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分清主流和支流
    毛主席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这里同样存在这样三种不同的态度。就前省委领导成员来看,属于第一种态度的人是少数,属于第三种态度的人也是少数,而指手画脚的人,则是不少的。特别是揭开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之后,运动发展迅猛异常,形势好得很。尽管当时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而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人却把当时的形势看成“糟得很”,说什么“打击面宽了”,“有些好干部被伤害了“没有人抓工作了”,等等。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各方面的保守势力都来攻击我,指责我,大喊大叫,胡说运动大方向错了。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指出了方向,使我们能够识破和粉碎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不断地把运动推向前进。例如,去年九月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势力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便挑动不明真相的一些工人反对学生运动。这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又如,去年十二月,当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用经济主义扭转运动大方向的时候,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指示。事实证明,我们在运动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当然,在运动中也有缺点和问题,但它毕竟是支流。对于这个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总是首先看到运动的主流,他们的结论是“好得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总是看运动的支流,因此他们就叫嚷“糟得很”。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打倒“私”字,树立“公”字
    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我的体会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首先要打倒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去掉私心杂念,不怕丢掉个人的利益,否则就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坚持原则,也就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在运动中有这样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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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怕丑,怕痛,怕丢官,不敢公开承认错误,做深刻检査;有的对革命群众的合理创议和革命行动,不积极支持,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本来容易解决的小题变成了大问题;有的在保守派的压力下,为了解脱自己,办了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事。实质上都是“私”字作怪。害怕群众,害怕革命,这是政治上不坚定的表现。我们每个革命干部,必须彻底造“私”字的反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大闹革命,灭资兴无,破私立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玚上积极投入群众运动中去
    个老干部,要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关键在于丢掉“私”字,“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从十一中全会后我公开讲话支持红色造反团那一天起,我就察觉到,保守派会抓住我不放。事实没有出我所料,保守派的“八八团”,从去年八月十八日起,一直采取轮番围攻,造谣挑拨,侮辱谩骂等办法,企图把我打倒。在这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决不应该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你要支持和依靠左派,当然保守派、反动派会仇视你,打击你。幻想站在几派之上,不偏不倚,既不得罪这一派,又不得罪那一派,企图避免斗争,不受攻击,那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站到了保守派和右派边
    现在,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取得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重大胜利。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个人的灵魂虽然也触动了,但还不深刻。今后,我要更加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站在一起,当群众的小学生,永远跟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大庆油田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凌晨,地点:国务院会议室。参加单位:大庆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等29人,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东方红总部政治部革命造反团,北石大庆公社等。中央首长:周总理,李富春,余秋里;石油部:孙晓风,张定一,周文龙,吴星峰,唐克,康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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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现在一点半了,文件(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草案》)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出来了。最近中央给厂矿企业的信,改了一下。最近十六号××军区转。(总理看着文件)采油,生都好,部分原料缺乏,运输……昨天在这里谈了铁路运输军管了
    (总理看着大庆代表名单,
    问那一年去的)
    总理问:王进喜同志,你什么时候去的?(答:我也是60年去的)你们军工有在大庆的吗?(答:我们3月14日全部撤出了。)八·八的有吗?你们没有发现八·八的去捣乱吗?(答:没有)
    总理问:北京石油学院原来建校的同学呢?(答:都回去了。)那建校的那摊放下了,你们准备怎么办?(大庆公社代表:不知道怎么办,要请总理指示。)总理(笑):我问你,你怎么问我呢?
    (大庆公社另一代表:如果今年下半年迁校大庆,那基建劳动,搬家任务很重,是否先到641厂和×Ⅹ输气管线,ⅹ×炼油厂去劳动与调查,听取意见,研究改的方案。还有今年招生问题。)
    总理:斗批改要同时进行,还有军训(当谈到街上出现“打倒……时)
    总理:我今天下午跟×××谈了。太绝对化了,我向来就是反对绝对化的,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一批就要打倒;保就不批,这都不是毛泽东思想。街上许多口号我都不同意。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还有什么罪责难逃啦。对我的缺点,就可以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今天就告诉×××,叫他转告×××……)
    总理:你们也可以联合北京公社搞学校斗批改,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嘛(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总理,这里有北京公社请转达的不同意见”。把一份材料交给总理)
    总理:部长有错误,可以批判,然后再定性质,业务工作一定要抓。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两个人问题很严重,我们还是撤职留用。要正确对待干部,进行调査研究,阶级分析,不能背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对各级犯错误的干部,包括司局长,处长,科长,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也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按情节轻重,分别对待。王进喜同志在大庆会战有功,也有错误。批判从严,处理要从宽,这是毛主席思想。《红旗》三、四期社论讲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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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要采取“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是犯了错误就是三反分子。毛主席不同意。现在毛主席不提三反分子,这是主席谦虚。反毛泽东思想里面,不仅有立场问题,而且还有世界观的问题,有思想认识问题。一教不改,二教不改,三教改了,也不是屡教不改嘛!这是一句话,三教改了,还允许将功赎罪。要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区别对待;不要凡是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靠边站,一概打倒所有的都靠边站,这是不对的。这话是对群众讲的。另外,不管有什么情况,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结合,这也不对。这话是对千部讲的。一概复职,一概结合,这是背定一切,这也不是辩证的。这是一种复辟的思想。现在讲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复辟是指一律复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表现在经济主义。夺权斗争中有资本主义复辟。过去否定一切不对,现在肯定一切也不对大庆工委不能一律复职。有这一条吗?要加上这一条。上次发到厂矿的没有这条
    不能全部复官,军代表你们看呢?(军代表:我们没有调査研究)噢!去不久。我看肯定不能统统复职。每个部都有一部分停职反省的,大庆也有,不能统统复职,恢复原职。但是还有一种,我们准备通过军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再推进革命的三结合。有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领导干部,建立新的秩序,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如果搞了十个月,还恢复原班人马,那就复辟了。都复职,不建立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不能没有停职的或撤职的也不能说每一个单位都要搞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现在敲警钟,是股逆流嘛,不是到处都是。
    昨天有人问:余秋里、谷牧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怎么带他们来见你们呢。不是说不能批判。那一边要打倒,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的观点是清楚的。有些口号都是绝对化。我和中央文革、毛主席都交换过意见。给我贴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有些过头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当时我是代表中央去解放他们的。这次红代会上,他向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嘛!不过我没有“打”过他,我是和他打过交道。如果是恶意的,可以不去管他,我们提倡大民主,我们就不怕,问的问题我不能全部回答,我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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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全的地方,我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再放也总是能找出几句有错误的。做事就免不了犯错误,我要不断紧跟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要勤做勤学,做与学中不断犯错误,只要勤改,紧跟毛主席,紧改错误,这样才能前进,不然要掉队,党中央的同志是互勉的,而不是互短的,他们的短应该检讨的就检讨。
    大庆是一面红旗,元月八日的讲话精神,现在看来大庆公社是理解的。大庆的大会战是党决定的,一九六○年苏联撤走了专家。毛主席从上井冈山起就大讲自力更生,四十年了,60年是逼着我们的,抗战时,给我们发法币,40年何应钦停了我们几十万饷,主席说:这就好了,我们自力更生,搞了南泥湾。49年后苏联有些贷款,几十亿卢布,主要是用在抗美援朝上,也有内债罗。有贷款自力更生就差了。在六○年有了教训,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定。大庆会战石油以几百万吨到去年的×××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上次大会已经肯定了。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学了两论,第二是革命群众,第三是技术专家,还有土专家,第四全国支援,全国厂矿协作,第五,领导也有一份。五个指头,一个小指头也算一个。领导不起作用,这是赫鲁晓夫思想。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斯大林毫无作用吗?辽沈战役是林彪同志指挥的,许世友打济南就有他的成绩。当然,会战是集体领导的,会战指挥部余秋里,康世恩都在吧?!(大庆代表回答:都在!)要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这两年,64年,65年有些骄傲。有没有?(大庆代表回答:有)王进喜有没有?(王:有!有!!)那一次会上(元月四日或五日李人俊参加)我们谈大庆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骄傲,铺张浪费,康世恩痛苦地流了泪,但他不象我们那样畅快,后来,群众批判了一下,好了一些秋里到计委去毛主席点的,骄傲有辜负于主席。但是这是发展中的错误,是可以改的。深深地认识,狠狠的改,对青年是有帮助的。
    大庆公社最早几个人?现在多少?(大庆公社代表:×千人了),大了,这就要警惕骄傲。(大庆公社代表:现在分成两派,内部在余秋里问题上分成两派)有个对立面北京公社这是好事。这是一面镜子,可以照照镜子,看到自己那里有缺点,有问题,对方看到缺点可以帮助。对北京公社要看作阶级兄弟,要商磋,要帮助,犯错误要爱护帮助。犯了错误要批判。
    对领导的错误要揭发,但不要先定性,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不是毛泽东思想。不要我说一句话,就影响街上的标语,这很不好。有两条,一是调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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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实,二是评论,讲道理,阶级分析。包括康世恩同志和唐克同志,唐克这个名字好记。给他们检査的机会,自我批评。改了就是好同志。但也不能肯定一切,也是有缺点的。(大庆代表:现在师大井冈山说:大庆是余秋里的野心,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制造军火,白色恐怖,空投特务,把大庆说得一塌糊涂,我们大庆工人不答应)大庆是好的,有骄傲情绪我承认。62年我去大庆,感到你们很艰苦。66年我陪谢胡同志去看,有些铺张,比起新疆建设兵团来,那是小巫比大巫啰!张宗汉到大庆学习一下,讲得很好,回去没有干。(大庆代表: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说我们不学毛选,工人不读报。)这个文件,很慎重的,我不是掉以轻心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中央六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白纸上黑字清清楚楚的。这句话关系到大庆全部政治生命问题。
    (大庆公社代表:听说师大有内部消息,余秋里同志在二月会议黑东西)总理:他们也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怎么知道?
    大庆公社代表:有人要打倒,我们要保,保不是保他的错误。总理:你们不要用这个保字,别人不爱听大庆公社代表:听说王力对蒯××讲过。
    总理:我今天跟蒯××谈话,他还问这事,可见他对这件事是无所知道,你不要乱猜。
    大庆公社代表:他们明天要开万人大会,要不要冲?(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代表:我们要摆这个问题)
    总理:好了,先谈大庆的吧!
    在谈到半工半读问题时,总理说:半工半读本来是好事,大概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大庆代表反映:好多学生领到钱回家去了!)唉!拿了几百块钱,这样是搞经济主义,这是反扑。如果不回来给他们一个期限行不行?以后劳动要计分,半工半读应当以学为主,学为了工作,时间上不要太长,愿意变学徒工的话只要生产需要可以变。你是什么时间去的?(一月去的!)噢!(我种了十个月的地)每月有没有零用钱?(只有吃饭钱)在厂矿附设的半工半读当然以读为主,如以劳为主,那就是学徒工了。(问:×千人转为工人,那定额怎么办?)需要就增加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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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大庆有些学生的安排时,总理说:高中生有三个出路,可以参加工作,参加农业生产,以后石油学院搬去以后,招生可以先招他们,首先要收一部分,满足他们的要求,大庆石油学院的房子可以借用,大庆再不许增加“黑人头”(指未落户口的家属)后两年想大搞,凡是一骄傲,不谨慎,就摔跤,摔了跤再起来,就更扎实了。
    (问:发给工读生的几百元钱,要不要收回?)
    总理:这样具体的问题我不好回答,你不要考我这些问题了。我回答了要犯错误的。
    (3点03分总理有事离开会场,3点08分回到会场)
    总理:我文件虽然搞出来了,有好的建议还可以提出来,中央看了,中央军委看了,省革命委员会看了,文件不应当看成死东西,应看成中央的方针,就是要把大庆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骄傲,铺张就不符毛泽东思想,不能说因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没有缺点了,“两论”要勤学。“老三篇”要学好用好。不进则退,这还要强调。即使大庆说过了头,也要先当作善意的。毛主席讲军管后(×月×日宣布)也要整风,整风就要检査自己。《决定》是你们节回去,再宣读嘛!
    大庆派××军队去了,是中央军委很关心的地方,现在是接管党、政大权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军管是暂时性的,最后还要以群众为基础的三结合。总有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执行决定要防止几种偏向,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正确的领导要支持,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检讨、亮相。一方面群众敢于批评,领导敢于揭发错误,解放军是三结合的支持、来推进。总要帮助干部推动一些过关,一部分过关,一小部分撤职,有部分人要降职留用,撤职,停职留用,铁道部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留用一批,提拔一批,这要放在后面放在“三结合”以后。群众公认,工作中考验。换一批,调一批,留的比较多领导班子不要头重脚轻层次不要太多。好传统要恢复不要丢掉了
    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大方向:首先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三学党的文件,学十六条,工农业结合,学去年的双十条(指文化革命工业十要,农业十条)。一小撮党内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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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搞臭,顽固执行反动路线的要严厉批判。矛头向上,向前大庆工委。上面责任重,下面责任轻。发现肯定一切,有资本主义复辟苗头,那就要批判,但不要看成全国都是,那又是没有阶级分析了。大联合,求大同,存小异,小的差别是允许存在的。群众要有四大,求大同,大方向,存小异,观点可以不同。要实现联合,逐步联合,按系统,在上面再联合也可以。一个系统,个部门搞组织联合。不然开会也方便。“三结合”后要有新的革命秩序,夺权要夺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大庆的职工要挑起生产革命两副重担。十条里有,这里再加一句。今天“工代会”的演说,伯达同志给我加上的“劳动纪律”几个字。
    军管以后,我们意思不是恢复原状,防止复辟。权力机构如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领导班子总要有改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掉,去劳动,去改造,新的权力机构不再劳动了,如果光这样,人的思想不就又变了。经常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就占领了。如果不这样,思想又会生锈。这次文化大革命带来两个成果,思想革命,组织革命。一是夺了权,一是“三结合”的权力委员会来监督日常的政治生活。过去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都是些大原则,日常的事没人管。如何监督基本单位各级领导班子的政治思想和生产呢?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十年的经验中是搞监察委员。去几个监察委员到大庆去能解决吗?当然不行。只有本单位的群众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是劳动人民一齐动员。
    大庆代表:师大“井冈山”污蔑大庆道路
    总理:国家机密,外交东西,香港天天登,北京什么东西都贴出去,不要都信他,不然,觉都睡不着了。外国记者又以为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照常领导。我们三个相信。相信群众,95%以上的群众。地、富反、坏、右只占5%还有改造好的。七亿人口,5%,3500万。我们动员1200万红卫兵来北京,地,富,反,坏,右能来北京吗?3500万在欧洲那不得了,是个中等国家了。第二要相信解放军,那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彪指挥的××万,国防,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五项任务。当然我们不是说没有一个坏的。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的。第三,千部多数是可以信赖的。最后可以看出来。原来定二,三,
    四月,现在看来要推后到四,五月了。主席说今年三,四月看出个眉目来,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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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看结果。那时可团结95%千部。先团结群众,再团结干部,到后期,不好的干部又是少数。街上出标语,这么写,那么写,有对,有不对,有半对半不对……日木记者从标语上统计,统计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过几天又搞不清楚了。
    外面大字报有真有假,有半真半假,有真多少……外国记者觉得也不那么灵了。所以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以上三个相信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我们最高领袖毛主席思想是党45年历史经验,现在还在发展文化革命就是发展,应该充满信心,所以形势还是大好。几万万人,自上而下,什么错误都敢提出来,这是好的
    北京石油学院如果现在能提出改革意见方案一种、二种,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毛主席接见外国朋友时说,现在运动逐步走上革命的正轨了。那时上百万人来北京硬是不走,一夺权,把大家吸引走了。毛主席一抓就灵了
    大庆代表:建议把主席“五·七”指示写到《决定》中去
    总理:那个同学提得很好,把五月七日的最高指示加进去。劳动模范统统靠边站,过了点,要一分为二。我们的伟大领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代表了群众的智慧。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思想怎能有这样广泛深入的影响,主席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的,脱离群众,没有前途的反毛泽东思想欺人之谈。哪有静的修养呢?有人把书烧了,也不必烧,留一两本批判,书里讲的是孔夫子、孟夫子,就是封建东西,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没有做工作,没有批判,这是我们的错误。
    大庆代表谈到劳动力问题时)
    总理:大庆的劳动力应从本身解决,家属准备春耕生产,听说还不错。你们有信心吗?(有:大庆代表齐声回答。)有红旗手,还有铁姑娘。
    现在有多少人?(××万了!)家属还有多少没有来?成年人的家属都来了吧?(答: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来!)
    此时有一小伙子说:我们的家属还没解决
    总理:小伙子的对象就在大庆找吧!晩婚嘛!只要队伍(指“军管”)上去抓就灵,铁路上事故多,出勤问题全线军管就解决了,抓起来还是灵的。还有什么要支援你们的,请秋里同志、国务院业务小组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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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油田还有什么问题?
    大庆代表: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问好。我们有决心抓好革命,促生产。有几个问题
    (1)对大庆展览的评价问题
    (2)大庆展览办不办下去
    总理: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加进去,那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展览。薄波这个人出尔反尔,你们要把薄一波的黑话揭出来,康世恩有没有顾虑?
    康世恩:我接触不多,是工交政治部陶鲁笳搞的。
    总理:有人说:薄一波是死老虎了,这话不通。反动路线就不要批判了吗?揭出东西还不多,就不批判了吗?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要进行到共产主义。一国先进,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不可能。斯大林没有讲清楚,毛主席预见到了。革命要不断搞,一直搞到共产主义
    大庆代表:全国有30多个大庆展览馆的复制品,怎么办?
    总理:噢!调査一下。(大庆展览职工问题怎么办?)我去,他们一定要向我诉苦了
    大庆代表:院校到大庆串连后泄密问题。与××省的关系问题。
    总理:你看香港报纸,对领导人都在猜,看了你睡觉也不能睡了。现在有×军管区。会战是好事嘛!把会战也否定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主席思想嘛!
    (谈到把森林给地方上时)
    总理:林业不愿交,农垦也不愿交出,以后都要交给地方。
    总理:非党员怎么能开除党员呢?这不合乎原则,一定要重新审査。还有把档案烧掉的。有个外国朋友给毛主席送来一张大字报主席很欣赏。打,砸,抢,抄。王进喜家也给抄了吧?(王进喜:给抄了。)劳动得来的嘛!还有几件外国人送的吧?有人写革命打,砸,抢,万岁!这是形“左”实右。外国朋友看了觉得不对,打砸抢是左倾幼稚病,Ⅹ×学院也有这种事,非党员把党员开除,把档案烧掉,这也是形“左”实右。××学院有个学生,我认识他。
    (大庆××提出:劳动定额不够,怎么办?)
    总理:劳动定额不够,你们生产班子去讨论吧!你们大庆比鞍钢节约大了,从这里看大庆不是一面红旗,我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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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院校串连时)
    总理:军管会管起来,不叫他们来串连,叫他们搞整风。原来我说春暖后可以批判×××。现在医院说他身体实在不行。最好你们先把材料整理来,然后看他能否作书面回答。否则把他搞去,一下子就完蛋了。到暑假还有五个月,可以斗,批,改,文化部,教育部现在还没有抓起来。准备派个小组去。现在在抓卫生部。现在全国一盘棋,都是为人民服务。石油部的问题今天不谈了,下次找你们吧
    总理:大庆公社在石油部闹革命起了积极作用,我是肯定的第
    (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代表打断总理讲话,说:三月份以前,对大庆公社我们还是完全背定的,但是……)
    总理:好了!好了!我不愿意参加你们的争论!今天不争了。石油部问题下次开会再解决。你们大庆公社还要来人。
    (总理起立,向到会同志招手告别)并说:我对大庆有阶级感情的仝场热烈鼓掌,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三、黑龙江选择派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潘复生《关于黑龙江省夺权经验》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激烈尖锐的斗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强大的战斗队伍,所向披靡。他们夺了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组成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一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黑龙江省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目前仝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攻击,结合批判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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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都在重新组合。如何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是摆在革命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党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斗争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
    在斗争中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各派政治力量,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要识别哪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哪些是保守派,就要求我们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辨明
    在黑龙江省的政治中心哈尔滨市,各派政治力量的对立,首先是在对待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在革命群众开始揭原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原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发出了一个“通知要群众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是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企图压制革命群众,保护自已。以红色造反团为一方,识破了这个阴谋,坚决反对这个“通知”;而以“八·八”团为另一方,则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的口号。“八·八”团在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唆使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围攻红色造反团。一个要反,一个要保,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从此,这两派政治力量在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站在红色造反团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以“八·八”团为首的一派,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我,斗争我,另一方面制造谣言,继续煽动不眀真相的群众围攻红色造反团。保守势力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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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的人,也站出来表现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表面上既不赞成红色造反团,又不赞成“八·八”团。他们说什么造反团敢于造反的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造反团猛打猛冲,不讲政策和策略。“八·八”团稳,讲策略;但是保守。在整个斗争中,他们始终看风使舵,左右摇摆。红色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近造反团;红色造反团遇到困难时,他们靠近“八·八”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八·八”团基本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为时机已到,也纷纷出笼。他们欺骗群众招兵买马,建立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他们联合保守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
    在斗争最激烈最紧张的关头,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给予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受蒙蔽的群众越来越多地觉悟起来,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保守组织也大搞形“左”实右的斗争,妄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当他们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八·八”团甚至同“红旗军”等反动组织公开联合,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终于失败了。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保守组织由大变小,中间组织两极分化,最后解体;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则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从斗争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具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造反团在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斗争中,始终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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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即使在被围、被压处于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他们是在斗争中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
    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在每次大的战斗之后,就开门整风,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革命化,更进步增强了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不要“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的主流,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保守派,不能看人数多少,党团员多少,模范人物多少,不能只看成分。“八·八”团里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份不纯、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革命的,大多数是平时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搞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满,敢于提意见,对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是反抗的。他们在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强。而有些党员,由于深受黑《修养》的毒害,唯唯诺诺,奴隶主义,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出了修正主义也不敢反,还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的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有些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看不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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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
    只别一个群众组织的性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观察,具体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也有做错事的,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看他们的大方向,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整个组织和个别人。有的保守派组织,也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搞一些形“左”实右的斗争,我们不能被这些现象所迷惑,不能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宣言”和“声明”,要听其言,观其行特别是要看他们的行动。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每个群众组织都要发生变化。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而其中一些动摇分子、投机分子,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会分化出去。有的群众组织,在一段时间里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被些别有用心的人物篡夺了领导权,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由左变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些保守组织,经过分化,也有一部分人会转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来。在民主革命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阶级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地发生激烈的变动,情况极其错综复杂。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断地分析这种变化
    在斗争中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勇敢的革命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有勇有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不断地锻炼成长。在他们当中,可以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干部,应当为他们的大批涌现而欢欣鼓舞,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热情地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坚决地依靠他们,同他们一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就会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就会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只能同保守组织情投意合,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格格不入。只有敢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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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才能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战斗的深情厚谊,从立场上感情上和他们一致,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只有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深入群众,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经过分析研究,才能构成正确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可以更好地向革命小将学习,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髙。同保守派群众接触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动向,便于研究斗争策略,便于教育和争取受滎蔽的群众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冋向和政策,策略。一时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去年十月,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发现红色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原省委、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红色造反团有人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方向。他立即与当时“八·八”团破坏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开好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使“八·八”团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使三级干部会议得以顺利地召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分歧的时候,我们就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促进他们在斗争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大联合。总之,用毛泽东思想帮助革命小将们成长壮大,使他们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的捍卫者和坚决的执行者。
    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当无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的打击时,我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同他们一起斗争。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哈尔滨,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色造反团,我就马上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红色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红色造反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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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造反团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他们。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把祸首抓起来。卫戍司令部昼夜武装巡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守派和反动组织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原来的省委多数人不攴持革命派。我支持革命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到我处的红色造反团的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侦察,看有哪些红色造反团的人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我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走东西,砸碎家具,然后冲医院抓我,实行阶级报复。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屈服。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不怕挨斗争。有的人想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中,其实质是害怕斗争。而害怕斗争,实际上是站到了保守派的一边。这个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稍有动摇,非犯大错误不可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一支最可信赖的力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军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革命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无限信赖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看作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同军队密切配合,要爱护军队,要好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夺权斗争胜利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很尖锐复杂,这些斗争,还会不断地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反映出来。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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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中,“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小撮最反动的右派”,这是一条既定的路线。在夺权的时候要这样做,在掌权的时候也要这样做。为了建立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这个革命委员会中,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要有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必须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的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夺权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领导干部识别、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只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打掉官架子,甘当小学生,敢字当头,不怕围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才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经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
    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刊载潘复生文章:《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激烈的尖锐的斗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强大的战斗队伍,所向披靡,夺了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组成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黑龙江省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目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猛烈的攻击,并结合批判斗争原省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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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如何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是摆在革命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党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是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斗争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
    在斗争中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各派政治力量,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要识别哪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哪些是保守派,就要求我们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辨别
    在黑龙江省的政治中心哈尔滨市,各派政治力量的对立,首先是在对待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在革命群众开始揭原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原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发出了一个“通知要群众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是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企图压制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自己。以红色造反团为一方,识破了这个阴谋,坚决反对这个“通知”;而以“八·八”团为另一方,则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实际上是保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一个要反,一个要保,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从此,这两派政治力量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斗争我站在红色造反团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以“八·八”团为首的一派,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我,斗争我,另一方面围攻红色造反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的人,也站出来表现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表面上既不赞成红色造反团,又不赞成“八·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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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造反团敢于造反的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造反团猛打猛冲,不讲政策和策略;“八·八”团稳,讲策略,但是保守。在斗争中,他们左右摇摆。红色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近造反团;红色造反团遇到困难时,他们靠近“八·八”团。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为时机已到,纷纷出笼。他们欺骗群众,招兵买马,建立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他们拉拢保守派,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挥霍国家财产,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
    在斗争最激烈最紧张的关头,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给予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受蒙蔽的群众越来越多地觉悟起来,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保守组织也大搞形“左”实右的斗争。当他们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八·八”团的极少数人甚至同“红旗军”等反动组织勾结起来,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保守组织由大变小,中间组织向两极分化,最后解体;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则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从斗争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具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造反团在批判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始终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他们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使在被围攻被压迫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他们是在革命中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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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在每次大的战斗之后,就开门整风,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他们说,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革命化,更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不要“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保守派,主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的主流,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观察,具体分析。他们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看他们的大方向,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分清整个组织和个别人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每个群众组织都会发生变化。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而其中极少数动摇分子、投机分子,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会分化出去。有的群众组织,在一段时间里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篡夺了领导权,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些保守组织,经过分化,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会转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来。在民主革命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阶级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地主和农民,资木家和工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地发生急剧的变动,情况极其错综复杂。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断地分析这种变化
    在斗争中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不断地锻炼成长。在他们当中,可以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干部,应当为此而欢欣鼓舞,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满腔热情地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坚决地依靠他们,同他们一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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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就会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就会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只能同保守组织情投意合,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格格不入。只有敢于革命,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才能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战斗的深情厚谊,从立场上、感情上和他们一致,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根本的是在政治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掌握斗竽大方向和政策、策略。一时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去年十月,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发现红色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我做了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原省委、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红色造反团有人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方向。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发生分歧的时候,我们就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促进他们在斗争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大联合。总之,用毛泽东思想帮助革命小将成长壮大,使他们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的捍卫者和坚决的执行者。
    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当无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的打击时,我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同他们一起斗争。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哈尔滨,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色造反团,我就马上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红色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红色造反团,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他们。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我们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把个别的祸首抓起来。卫戍司令部昼夜武裝巡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组织以及保守组织就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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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原省委内有一些人不支持革命派,支持保守派。我支持革命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到我处的红色造反团的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搞侦察,看有哪些红色造反团的人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我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然后冲医院捉我。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屈服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不怕挨斗争。有的人想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中,其实质是害怕斗争。而害怕斗争,实际上是站到了保守派的一边。这个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稍有动摇,非犯大错误不
    在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时,必须做保守组织的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大多数,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利用各种机会耐心地向“八·八”团的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找他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诚恳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要他们正确看待红色造反团的革命行动,鼓励他们勇敢地改正白己的错误,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团结对敌,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我在红色造反团战士中也召开座谈会,帮助他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识保守组织的群众同他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他们本着毛主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正确对待“八·八”团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些群众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对待这些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少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广泛地同“八·八”团的群众接触,互相谈心,针对他们的活思想进行艰苫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事实证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够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凡是这样做了的,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醒悟过来了,纷纷退出了保守组织,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一支最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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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军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斗争中,我处于困难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革命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无限信赖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白己最坚强的后盾,看作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同军队密切配合,要爱护军队,要好好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夺权斗争胜利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很尖锐复杂这些斗争,还会不断地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反映出来。在斗争中,“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小撮最反动的右派”,这是一条既定的路线。在夺权的时候要这样做,在掌权的时候也要这样做。为了建立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这个革命委员会中,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解放军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可以代表群众,联系群众,使革命委员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要防止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夺权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领导干部识别、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只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打掉官架子,甘当小学生,“敢”字当头,不怕围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才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经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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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转载)
    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査》材料1967.06.06;中发[67]179号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注意。省革委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中央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各地,市,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管委员会)并报中央文革,东北局现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査"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和有关部门把青少年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切实做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少年,极力同我们争夺下一代,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在这方面,目前有些同志还认识不足,特别是有些同志溺爱,娇惯,放纵自己的孩子,甚至怂恿自己的子女进行犯罪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干部,工人,农民,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特别是革命干部必须把教育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子女的头脑。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家长,要给予必要的处分,如果是革命干部这样做,还要加重处分。学校,机关,工矿企业,城市街道,都要有计划地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曲,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劳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真正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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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査
    我们在四月间,到哈市马家沟,文昌小学和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等处,调査了中小学生校外活动情况,现将存在的问题报告如下
    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以后,哈尔滨市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已陆续返校,边上课边闹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坏人的勾引下,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的现象,主要表现是
    ,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些学生在盜窃,流氓分子的影响和唆使下,经常到商店,车站,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口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的割断电线,剥去房瓦,拆去机器零件,破坏作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偷盗行为,有些学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能,说"偷了东西就蹲那么六,
    七天,有啥关系。"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损坏公物现象相当严重。有些不仅在学校不爱护公物,毁坏桌椅,在校
    外也任意毁坏公物。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附近,共有五十个路灯,被学生用弹弓打坏了四十五个,有时刚刚换上的灯泡又被打碎。有的住宅内的电闸保险丝几乎天天被孩子挑断,走廊内的电灯开关几乎全部砸碎,电线裸露,极易发生触电事故。有些办公室的玻璃,被学生用弹弓打破很多,房产处修配厂的玻璃,几乎每块上都有弹弓打的小眼
    有的沾染一些流氓习气。有的人歪戴帽子,说低级话,调戏,侮辱女同
    学,向社会上的阿飞学习。有的成群结伙,搞“拜把兄弟”,讲“义气”,学习封建社会的东西。有的还在"誓言"中规定:所搞的活动不准向任何人讲,保证把兄弟"不挨打,一人受难都上去。有些学生组织起来以后,成群结伙地在马路上欺侮弱小同学,拦劫围攻批评过他们的教师和街道干部。有的夜间到他们有意见的人家,敲窗敲门,故做鬼态,借以吓人。
    四,成群结伙,打架斗殴。有些学生成群结伙,选出头头,寻衅打架。有的学生备有匕首,棍棒,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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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纠纷。对于他们的这种活动,别人批评不得,有时对批评者施加报复。如有的学生对谁家有意见,就召集一伙人,晚间聚集在这家的周围,有一人用手电筒照亮这家的窗户,其余的人用弹弓对准玻璃一齐发射,把人家玻璃打碎。有些学生过去比谁的家长官大,现在比谁的家长是什么派,欺侮参加保守派或未参加派别人员的子女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青少年头脑中,有些学生划不清无产阶级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滋长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情绪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美其名曰“造反”,“反对奴隶主义”。因此不听教师,街道干部的教育,甚至有的教师和街道干部因为制止他们的不良行为而遭到报复
    第二,有些学生家长溺爱子女,放松了应有的教育。有的家长对孩子放纵不管,娇惯的不象话,根木听不得别人对他们子女的批评。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家备受宠爱,无人敢管。原省人委职工宿舍中,孩子闹事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往往是孩子中的头头,谁也管不了,在孩子中“称王称霸”。如高Ⅹ的一个孩子,把办公厅交通员的摩托车偷着开跑了。事后,高Ⅹ
    不但不教育孩子正确认识错误,反而鼓励孩子说“真勇敢”。又如王XX的三个
    孩子,把邻家的一个孩子打得伤势很重,王XX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无
    理的同被打孩子家长吵骂。
    第三,学校教师对学生教育抓得不紧,甚至有些教师明明看着学生有缺点,错误也不敢管教,不积极引导他们纠正,放任自流。同时,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只上
    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
    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
    根据上述问题和原因,我们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中小学生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在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比去占领。青少年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接班人问题,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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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的宣传活动。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破四旧,立四新,大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用毛泽东思想把广大青少年武装起来
    干部,职工和所有家长,都必须把教育自己的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
    任务,切实做好,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负责。对于怂恿自己的子女干坏事的必须批评教育,严重的给予处分。
    ,人民解放军在青少年中有很髙的威望,建议解放军协助学校,街道加强对青少年的阶级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爱护公物,团结同学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四,各小学应积极建立红小兵组织,把青少年组织起来,经常进行有益的集体活动。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一般的不应少于四课时
    五,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把青少年教育工作切实抓起来,并且协助学校,街道搞好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教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根据范正美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
    《四号声明》一开始赞扬了山东省革委会的十大做法和中央的高度评价,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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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向纵深发展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四号声明》提出必须充分注意以下十个重要问题
    1、省革委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坚决拥护它的正确领导,善意批评它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它更好地掌好权,用好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2、要把斗争的矛头坚决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贯彻省革委会关于斗批改的方针
    3、要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4、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条件,我们必须把他们搞臭。我们也相信各革命群众组织是能够通过整风的办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要严格区别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坚决反对不加分析地打倒一切
    6、必须把一小撮坏人同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把恶意攻击和善意批评区分开来,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逆流”。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的指示,各级革委会的成员必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7、“炮轰派”被阶级敌人利用,但绝不能简单地亳无阶级分析地以一时的“炮轰”或“不炮轰”来区别革命组织和不革命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再夺权是极端错误的
    8、必须仝面地历史地对待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绝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即或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能认真改正,仍不失为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特别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对革命小将进行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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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军工红色造反团在以前的支左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大部分是对的,绝不许有人推翻旧案,反攻倒算;
    10、坚决制止武斗,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对于极个别的证据确凿的坏人,要由公安部门依法拘留和逮捕。
    这个声明写成以后尚未正式发表,就遭到捍联总的全面围剿。他们认为,这个声明有利于“炮轰派”,不利于“捍联总”,是一次“新的反复的信号”。“他们是隐藏在捍联总的定时炸弹,是一批‘暗炮’,他们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
    “要么站在炮轰派一边,要么继续站在捍联总一边,中间的道路走不通,因为潘复生不允许你走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发表《炮轰宣言》
    我们要轰出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里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轰掉某些领导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散东北新曙光上的浮云。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的‘造反有理’过时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公然违抗中央41指示,拒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工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平反,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顽固地坚持二月黑风的严重错误。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混淆敌我界限,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制造“逆流来自大专院校造反团”的谬误。把炮轰派中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把炮轰派说成“反动势力结合体”、“敌我矛盾”,从而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
    我们炮轰某些领导同志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违抗中央6·6通令,支持并亲自率领捍联总进行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他们调动数万名工人,170多辆战备车,用以镇压炮轰派,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以‘炮轰’与‘不炮轰’作为区别左派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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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不但不虚心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学习,而且还污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炮轰派。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转移运动大方向,自上而下地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大中学校、郊区各公社、武装部门、居民组,部署对哈师院的围剿和攻击。
    《宣言》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赵去非之流非但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准备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炮轰,不回击,不彻底粉碎怎么能行呢?
    宣言指出,黑龙江省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五条建议
    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査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
    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査,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
    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4·1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2·9公社、佳木斯8·25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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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21日晚21时50分至22日凌晨3时15分,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哈市炮轰派代表,参加接见者还有戚本禹同志。〗
    总理进入会议室时,同志们极为激动,高呼口号,在呼到“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道时!”,总理问:“你们呼什么口号”,同志们告诉了总理。总理问这些口号是谁提的,同志们说是我们自己提的。接见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总理态度极为和蔼。(在此以前总理已接见过山头派,据总理秘书说只接见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据说总理态度很冷淡,有时还很生气。)
    总理逐个点名,并一边询问。先点到哈工大的同志,详细询问了工大的情况,红色造反团和“新曙光”的组织情况。
    接着谈到赵去非问题,周总理问,赵去非是什么人我们回答是原省委政法部长
    总理说,你们整的赵去非的材料还不够系统
    我们回答处于我们当前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进行仔细调查。另外,了解赵去非情况的一些人,如于天放、王化威。卫之民等,还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就都己杀了
    总理说,我就没有这个“都”字,总有人了解的,总会弄清楚的。
    在谈到于天放问题时,总理和戚本禹同志都很注意。黑大的同志汇报了于天放的情况,说明了于天放如何结合的,并且检讨了自己警惕性不高,调査研究不够,不知道于天放是叛徒。
    总理说,是嘛,你有错误缺点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嘛!
    同志们认为把于天放说成是炮轰派的后台是个大阴谋时,总理和戚本禹同志都点头
    我们控诉在6·5事件后,潘、汪调动指挥大批工人、学生镇压革命群众。总理问,赵去非参加镇压了没有?
    同志们回答,他操纵“公检法”进行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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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和戚本禹同志都点头
    总理详细地询问了6·9对军工进行反夺权情况,冲击和进驻军工的“支左”工人人数,以及泄密的情况
    同志们汇报说,潘、汪造谣说中央支持对军工反夺权,并说总理表示好得很
    总理非常气愤,做着手势重复地说根木不知道有这回事
    同志们把“捍联总”关于“中央表态”和“特好消息”的传单给总理看时总理气愤地连声说:“根本不可能”。
    在控诉潘、江指使捍联总抓捕和毒打哈市炮轰派和首都红代会赴哈战士等大批同志时,
    总理说,潘、汪都在北京,你们把情况汇报上来,我立即对他们下命令总理联络员随后即要我们22日下午被他抓人数及姓名报上去。总理问,据捍联总说你们在北京也抓了他们的人,有没有此事。有一位同志说没有。
    总理笑着说,抓了就抓了呗,你们抓他们的少,他们抓你们的多就是了有人回答抓了十几个,其中有一个鸡西“红联总”的副司令,非常坏总理说,你们把人和他的材料交给我,我来处理嘛!在谈到鸡西问题时,总理和戚木禹同志特别关心。总理问辛世斋在不在同志们回答说在北京。总理说最近要单独接见一次。
    接见到22日3时15分,因总理有要事要处理,暂时停止。
    参加接见的还有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和北京地质东方红的一位负责同志,总理表示另行单独接见他们。
    总理这一次的接见,表明这是中央对我炮轰派的最大支持和关怀。在京炮轰派全体同志无不信心百倍,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把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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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晨3:20~4:50,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周总理、戚木禹同志、吴法宪等同志接见了范正美、宋振业、边世军等黑龙江省炮轰派和以潘复生、汪家道为头头的“捍联总”双方全体代表。会议内容主要是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
    周总理:你们在一起很文明啊,到底是哈尔滨的造反派。今天我只想解决两个问题,开门见山。外地问题今天不能谈了,“捍联总”和炮轰派各增加十六人吧(炮答:我们十五人)
    总理:十五、十六人差不多嘛,差一个人嘛,问题不大。你们这一静坐,我就把别的问题放下了,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哈尔滨武斗这么厉害,一个说打了,一个说没有打,炮轰派只剩下坦克厂和师院了,还调全市人包围,这就不对了。(总理面转向捍联总)你们敢保证你们真的一枪一炮没放?(捍联总一声不吱,没敢回答)还是实事求是的嘛,派人去调查,明天就去,(看表)啊!过了十二点了,今天就走。当然了,首先是工人阶级。坦克厂是生产单位,开出坦克不对,包围它就更不对了。情况没调查清楚前,先把武斗停下来,被包围和包围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今天就不要说原因了吧。这个问题是双方的,坦克厂都打坏了,从外面打进来的,不可能里面自己打白己嘛,师院也是这情况。师院有武器没有?(炮答:有一点)双方武器都要封,现场调査,现场査封,全市的武器都要封。调査组由军委、二机部派人,派军事干部去。造反派也要派一些去。北京的造反派和你们有联系吧?清华去过吧?(炮答:去过),北航也去过吧?(答:去过)师大和北工大也去过吧?(答:去过)地质的没去过吧?(答:也去过),去过的都不行,老三军去过没有?(答:不清楚)那可以问一问,首先把事实真象搞淸楚,武器要査封,双方都派人去,首先是工厂,坦克厂有人吗?(双方答:有)光坦克厂不好,别的工厂也去一个名工厂的,坦克厂一名,一边一个,其它厂出一名,一边一个,学校也去,哈军工总是分两派,过去有八八,造反团,现在有山上、山下,就是不能联合起来,边去一个。师院呢?就一派吗?(炮答:大部分在我们这一边)一边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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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院范正美不用去了吧?汪家道也不能自己去嘛。机关来人了吗?(双方答:来了)一边去一个,我们也去十个人左右,有航校的吗?(有)也介入两派了吧?(航校介入了)(吴法宪讲:是工业学校,马家沟航校没介入,他们不搞四大)总理说,那就住在航校,双方都同意吗?(双方答:同意)不过在马路上不管那派,不要抢调査组车,要抢就要严办了,不听,开枪警告,再不听就宣布是反革命啦!九·五命令很清楚了,要严格执行,过去有八条,有十条,十条一出来群众又起来了,有些偏差,六六通令是八条和十条的综合,七·二○事件是一个地方的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之大,坏人总是有的,赵永夫、陈再道毕竟还是少数,不能到处抓军内一小撮,9·5命令,拥军爱民都有,很谨慎,这次执行命令要坚决,这次去的目的是现场调查,查封武器制止武斗,如果这样还不灵,那我们只有进一步了。
    你们哈尔滨嘛,老造反派,最出名是哈军工,全国各地都有你们,现在搞的很不好,很敌对,联合不起来,本来是内部矛盾,用敌我的办法来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的了。你们作保证,我们去哈尔滨,联络员去一个,去一个记者,去不要到过哈尔滨的,去过的有倾向性嘛,免得另一方指责。主要是军委、二机部长军事千部。你们静坐的撤走了吗?(炮:撤走了)(亲切微笑)好!听话,没有过分,过分就不行了,你们这些小子很机灵,摸透了我的脾气,我很明白你们这手,主要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这样处理,如果你们今天冲上了楼我就不管啦,就派卫戍区把你们赶下来。原来讨论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你们开了三次会共写了七条协议,只达成一条,这是很好的开端了嘛(总理念第一条)这很好嘛!这是个基础嘛!(总理加重语气念“用实际行动”这五个字并说:)这五个字很好了,我再给加一点:坚决执行九·五命令。(总理念第二条)分歧是炮轰派提出来放人应该包括公安机关非法逮捕的,捍联总不同意,我看可以加上么!这有什么不好,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是合法的,不是就该放么!我替他们辩护一下(总理微笑)
    陈造反(捍三头子):公安机关是革委会组成部分,我们是群众团体定协议。总理:加进去有什么不好,你们为什么不敢写进去?你们怎么替它辩护,我就不敢说我们的公安部门都捕对了,有的该捕的不捕,有的不该捕的捕了,我作总理的都不辩护,你们何必给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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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插话:杀人的就不是造反派
    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都不敢保证没有抓错的,的确有非法逮捕的这样提他也同意的(问陈)你懂吗?(陈不答)这条提的很对,这对你们没有什么损害嘛!任何组织都不该为他辩护么!(总理问大家)你们同意吗?(轰派响亮回答:同意!鼓掌)好!看来我这律师还是有用,这条解决了。
    阎立梅(捍三头子):公安部门非法逮捕当然该放,但关键是什么叫非法?总理:派调查组保证实施嘛!
    阎无精打采地说:那好,原来我不知道派调查组。
    总理:第三条,炮轰派主张双方就地查封武器,立即停止围攻、冲击。山上派主张交给军区。双方就地査封,限期交回,我替少数派说点话,他们人少么现在交不放心,你们也是吗!交了还怕他们不交呢!他们有坦克,冲出来怎么办?其实也没有啥,一个炸药包就解决了,只要勇敢一点,这些都是吓唬吓唬!以后交给谁根据具体情况,工厂生产的入库就行么!其它那里发的就交给谁,如果认为不当就交给野战军嘛,我还要加一点,军用车也一律封存。这方面北京给你们些影响,北京汽车使用的很浪费,开大会汽车就开去开会,战备物资(包括军车)封存,赞成吗?(轰派高呼:赞成)好!这就象个造反派。当然不能一下交了,如果一下交了就是缴械一样,我不同意。最近有6个孩子从福建前线来,是清华的,还有一个兵,这个兵敢于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很好,但是不应该跑出来,我们还是把他送回去,在会上都说赞成实际上气鼓鼓的,我还要请蒯司令给他作工作,蒯司令威信高(戚本禹:蒯大富的批评比我们还重。)你们没有动员兵跑出来吧!(轰派:没有!)(总理笑了)好!哈尔滨还是有许多好事么
    炮轰派:他们在道路上挖了很多战壕。总理:那要撤。
    捍联总:师院埋了很多地雷
    总理:好,包括地雷,双方撤出一切武斗工事。吴兆基(轰派):还要取消戒严和警戒线
    总理:双方应该取消戒严和警戒线。哈尔滨有戒严吗?炮轰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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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群众组织搞戒严是非法的,就滑稽了,群众组织不能搞戒严,划警戒区,不能自己划地为牢,戒严只有卫戍军区,卫戍军区随便戒严不合理可以上告吗
    捍联总:过去炮轰派晚上搞打、砸、抢,打死我们100多人,还抢东西、抢火车、抢布匹,所以必须戒严
    总理:过去是过去吗!加上没有坏处吗,过去的事将来慢慢讲道理,开门整风。(总理重复),双方停止围困,冲击,双方的武器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众组织不得设戒严,警戒区。通过吗?(炮轰派猛烈鼓掌,高喊:通过!)好,看!这已经奋斗了三条了吗!
    总理:第四条,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电,断水,克扣工资,不准歧视,不准报复,还有不准搞经济主义。(炮轰派:不该给打砸抢的人发补助费捍联总搞武斗白天补助六毛,晩上补助三毛)总理说:还是用不准搞经济主义,以后不是不准搞武斗了吗
    戚本禹:长期游荡串联,当然不能发工资了,比如大庆半工半读,拿了工资就到外面串联去了,不工也不读了
    总理:这个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回不去,回去就打,比如淮南煤矿把炮轰派都逼出来了,因为他们人多,回去就打,这种情况不得克扣工资,另一种情况,这也是个别情况,拿了工资就出去串联,这当然不行了,例如大庆的半工半读,鞍钢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刘少奇搞的,可害死人,不是毛主席提的,毛主席提出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炮轰派:我们哈尔滨许多人都是棒子赶出来的。
    总理:这个解决了,不许克扣工资,停止经济迫害。应该欢迎双方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老对立一辈子吗!你们能下决心对立一辈子吗!(总理看捍联总协议边看边念:抢去的东西按价偿还
    总理:东西打坏许多,能都赔吗?比如你发射那么多炮弹,怎么赔呀!一发炮弹多少钱。
    戚本禹:一个炮弹几块钱吧?邱部长: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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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象重庆,向天空打髙射炮,房子没给打坏,但是落到长江里打坏了八条轮船,工人阶级看到要流泪的。这个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后再谈吧。第五条,坚决贯彻中央的7·13指示,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总理看过后说)这就行了吗!
    捍联总:还应当加一个,不准到农村去搞打砸抢
    总理:这个第一条已经有了吗!制止武斗,不论在城市农村都不许搞打砸抢戚本禹:不许到农村搞打砸抢,要也行吗,因为一派调农民进城,另一派也可能到农村去斗争吗。
    总理:(含笑)戚本禹想的比我还宽。
    总理:我看到汤源县一个报告,草长的比高粱还高,这不行,现在正是三铲
    三耥,我62年去黑龙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的,发工分,给一些好处,农民才进城去的,工分将来拿不到,因为这是空话。赞成吗?(大家讲:赞成!)。第六条:(捍联总先念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炮轰派也念自己的协议草案)总理和戚本禹讲:“差不多!”
    (总理面对炮轰派)你们这个好处就是在“双方保护少数捍联总:这条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用不上写保护少数炮轰派:有的单位多数压少数。
    总理:多数压少数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些单位一个组织占了优势,总想把另一个组织压垮,这个不好,只要是群众组织都应当保护,不应该压垮,以理服人,实行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吗,谁有理谁能辩胜,那有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就是反动组织也就只有个别坏头头,群众是好的,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伟大气魄,任何组织都不要搞两面派,玩弄阴谋诡计,这样就会有杀回马枪的,我们要搞公开的斗争,搞堂堂正正的斗争,少数可以变多数,不要搞两面派,不要搞小动作,钻到人家组织去侦査、窃听、盯梢、看人家的日记,搞人家的隐私,不想在政治上开展斗争,毛主席最反对这点,这是彭罗那一套。在东北前有彭真、后有高岗,影响更大了。林彪同志进关以后就顾不上抓东北了。这个我去年就跟你们军工三派谈过了,不应该搞这套。如果是多数派要敢于让少数派站住,你有把握怕啥,要看是非比长短吗!看谁有真理,从少数变多数不断前进吗!搞小动作靠压倒人家,压不倒也不能持久,对不同意见的少数不能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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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总理念炮轰派提的第七条意见)这条就这样。(顺利通过)第八条(这条是捍联总提议中唯一被采用的一条)总理说:“革命靠自己解放自己,不要靠外援,哈尔滨作个榜样,今年大家都觉悟了,工人都组织起来了,也觉悟了,北京学生到外地包打天下,这个气魄很伟大,这么说不太恰当,去年到各地点火起的作用很大,今年没有必要了,今年再去就象毛主席讲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客观上帮了倒忙。同样哈军工也是这样,到处都是,应该限期回来,三个月不回来就不算你们哈军工的学生了,这样就都能回来了”逍遥派也回去了可以吗?(大家答:可以)不包括毛远新在延边的联络站,他在延边武装了左派成绩很大,他是中央派去的,不算在内
    不要串联外地外单位人员到本省、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介绍交流斗批改经验除外。八条达成协议我给加一条。
    第九条:中央调査组协助监督上述八条实施。
    炮轰派:我提议在第七条加上一点,取消广播车、取消高音喇叭,取消在外单位设立的宣传点
    总理:哦!这倒是个积极的建议,我赞成,象去年在中南海四周也有许多广播车,同时开动,连觉也睡不好
    戚本禹:这事早有规定,就算了吧,不要为一个喇叭争吵不休。捍联总:建议加一点,任何组织不得擅自宣布停工停产。总理:这也很好,加上。
    捍联总:建议再加一条:不得破坏农业生产。农村也有炮轰不炮轰的两派打起来,把电井停了,无法浇地
    总理:都同意,联络员快写,大家都签字,所有的组织都签字,然后再批
    戚本禹:签了,拿来快批,今天就用飞机带回去
    总理:这就好吗!这不都达成了,说明大家都是要革命的,现在你们都打红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打死轻于鸿毛,不怕死上前线。你们哈尔滨是反修前线,北有苏修、东有朝修、西有蒙修。那里有没有电台,我们还要派人去侦查。你们有没有无线电广播台?(答:没有)。那就好,听说长春公社派1000多人到哈尔滨去,都到双城了,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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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轰派:造谣。
    总理:那就好!不要去。戚本禹:他们说去支援。
    总理:不用他们支援,我们支援你们,我们支援造反派嘛!我们攴援你们双方一切正义革命行动。
    总理满面笑容,向我们挥舞毛主席语录离开会场,炮轰派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尽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捍联总灰溜溜的退岀会场,炮轰派走出大会堂后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汪家道、赵去非,砸烂捍联总。)
    结尾
    这次谈判是炮轰派和捍联总双方代表的初次交锋。由我炮轰派提出的八条建议,被釆用七条,而捍联总提出十条采用了一条即第八条。他们害怕真理,歪曲事实,甚至竞狂妄到不时打断总理的谈话,为自己辩护的地步。我炮轰派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巨大的完全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炮轰派代表,精呻抖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我嘹亮的歌声中,捍二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岀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后,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岀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
    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査报告
    1967.11.07;中发[67]34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注意调査研究,总结经验,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沈阳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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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革命委员会派人对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査。这八个单位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哈市革委会、原省委机关造反团、新风加工厂、自行车厂、工学院、中学红代会。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自觉行动。新风加工厂,不仅厂部办、车间办,工段也办,目前正在开办的有六十六个学习班,一千八百多人参加学习
    学习班确实是实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战略措施。仅举几例:
    例一:哈尔滨自行车厂,从三月份以来,坚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现正办第八期。经过办学习班,革命职工思想提高的很快,政治空气感人。工人早己实现了大联合;四月十八日建立了革委会;干部解放了百分之九十六,其中结合到革委会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去年生产了四万台自行车,今年到十月底超额完成了
    五万台的全年任务,现在正积极完成他们自己请求下来的两万五千台的新任务。问他们:“掌权后有什么经验?”回答的很简单:“事情千条万绪,最根本的是办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例二:哈市中等学校学习班,十月六日开学,开始有干部不到五百人,造反派经过学习,对干部政策有了深刻了解,边学习、边回校做工作,解除了一批干部,到结业时,增加到七百多;有三十所学校,经过学习,建立了革委会,有十所学校建立了筹备小组。
    例三:省手工业厅两个革命组织,在组织上实现大联合以后,思想仍然合不拢。在学习班中,两派负责人都狠斗了“私”字,作了自我批评,为从思想上进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打下了好的基础。怎样办好学习班?调査中反映出这样几个问题
    形式可以多样,对象必须交叉,现有三种形式:
    1、结合性的训练班。如省和哈市革委会举办的,有地方干部、解放军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这主要是训练领导骨干。这类训练班,都是由各级革委会主办,数量不一定多,时间要适当长一些,解决的问题要深透一些。这一期预计的时间都较短,学员们说:“两个月左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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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系统办。如哈市文教组和中学红代会办的中等学校的学习班。这种学习班的好处:上下对口,情况熟悉,利于上下促进,利于解决大联合和三结合问题,利于批判木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利于斗批改,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3、按单位就地办。如自行车厂、新风加工厂、原省委机关造反团。这一类最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使更多的人有参加学习的机会。符合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的精神。基层同志认为:就地办应以业余为主,“大量办业余的,适当办些半日制的”,“半月、二十天一期,参加的人多、面广、轮的快。”
    关于训练对象,一致的意见是:不论那种形式,对象必须交叉:解放军,地方干部和革命造反派交叉;比较好的干部、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交叉;革命群众閉体负责人、革命造反派、受蒙蔽的群众交叉。按系统,按单位编班、编组,把这几种对象交叉起来组成战斗的集体,既是斗私的学习班,又是批修的战斗队。这一期大多是初办,没经验,几种对象交叉的不够好,较普遍的是造反派少,有的还是单一的干部学习班,影响了学习效果。学习班的同志谈感受时说:“三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编组问题,是贯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原则问题”;“三结合编组,是解放干部的必需,是思想上实现大联合的必需是搞好斗批改的必需。
    、内容不要繁杂,从头到尾都要突出斗私,批修
    来学习的人打算不一:有的准备“挨整”,“做处理的结论”,有的准备来“打官司”,“摆战场”,有的是为了“帮助別人斗私”,等等。多数学习班事先都对学员的活思想作了调査,所以解决问题比较有的放矢
    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各个学习班都说:“学习内容要集中,重点要突出期解决一两个主要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不能要求一次解决很多问题。”
    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影响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大批判和斗批改的,什么就是主要的矛盾”、“斗私,首先就要从影响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私斗起;这方面的私斗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才能深入发展,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才能更好的实现。”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老五篇”,在当前,都要集中解决这方面的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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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私字影响当前运动?学习对象不同,但反映的活思想都小异大同,集中起来是缺乏“四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和正确对待干部。
    解决第一个“正确对待”,是解决其他几个“正确对待”的前提。关键是如何看待形势。形势是大好,还是小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还是一半对一半?是“整个形势必任何时候好”,还是“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不怎么着”?是“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还是“乱起来没头”?看法不一。有的人因挨过批判,感到委屈,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名为“检讨认识”,实为“吐苦水”、“发牢骚”,名为“亮私”,实为泄私。讲损失既具体又有声有色;讲胜利,既简又,充当陪衬。这个问题不搞透,一系列问题都不好解决。不能正确对待形势,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正确对待干部,在他的头脑中也就树立不起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因此,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共性的问题。哈市革委会的学习班,有些干部在对形势的错误看法未解决之前,学不进去,私斗不起来,批修更无从谈起。他们针对这种活思想,集中地、反复地、逐字逐句地组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边学边议,摆事实,谈感受,深刻领会,经过十几天的时间,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看法,并找出其根源在于“从个人角度出发”“是‘私’字作怪”、“个人挨了批判,就看什么都不顺眼”。有的痛恨自己说“想天怨地,就是不怨自己的和平演变。没有文化大革命,不知会走到什么危险地步!”对形势的看法解决了,怨气也就随之打消了,激起了“斗私,批修”的决心和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解决正确对待自已、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些。
    、阶级教育,一抓就灵
    “斗私必须引起对私字的恨,恨私须追到阶级的根。”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忆苫思甜结合,最能激发阶级感情,唤起阶级觉悟,最能激发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忆苦思甜,老干部需要,新干部也需要。有的学习班,对老干部做了分析,大致是: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相当数量的人都有一部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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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史,都有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曾经是旧世界的造反者,对毛主席、对新社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和平演变,“忘记了阶级苦”、“无产阶级感情淡薄了”。革命造反派绝大多数对旧社会的没有亲身体验,能言苦理,不能言苦衷
    各个学习班抓住这个共性问题,广泛开展三忆三看或三忆三查。中心是忆阶级苦、民族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害,査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查自己坚持的是什么方向,什么路线,査是否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忆苦的同时,展开了对毛主席的颂扬活动,以苦引恨,以甜引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唤起了阶级感情,找到了私字的阶级根源。千恩万感集中到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千仇万恨集中到中国赫鲁晓夫及私字上。“带着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就感到特别亲切,句句动心;带着阶级感情斗私批修,就恨透了私字,敢于对自己的私心刺刀见红”。许多干部痛哭流涕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纷纷向私字猛烈开火,把从来不向任何人讲的私心亮了出来,“再也不护私、泄私了”。革命小将听到干部讲身世,也受到教育,和干部建立了阶级感情,主动检査自己过去对干部的不正确看法。势不两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认识到双方“都是一个藤上的苦瓜,同是受苦的阶级弟兄,不该把对方当敌人对待”,阶级感情驱走了派性,有力的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四、自我教育的关键在于“认真的自我批评”
    所有学习班都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私心自己亮,根源自己挖,教训自己找,包袱自己放,人人是学员,人人是教员。这里关键是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未进学习班之前,再三强调自我批评,有些人总是实行不起来。进了学习班,几种对象坐在一起,同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同劳动,同吃,同住,感情很快就融冾了,从内心里愿作自我批评了。犯错误的干部检讨深刻,态度诚恳,革命造反派感到这样的干部可爱,就主动、自觉地帮助他站起来革命;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干部受到感动,有的热泪盈眶,感到革命造反派可爱,怨气消,隔阂没有了。互相对立的两个革命组织,互相指责、各不相让,甚至来学习班时,还想借机“把对方搞臭”,但经过各自开展白我批评,对立情绪大大减少促进了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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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体会到,自己教育自己,是指参加学习班的干部、解放军、群众这个群众性的整体而言;在这个集体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高度的自觉革命与真诚的互相帮助相结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才能使“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团结”的原则得到贯彻执行。把自我教育理解成“个人只管自己”,只靠“自我反省”,相互间不帮助,不谈心,思想不交锋,上边放弃领导,下边各行其是,是注定办不好的。
    五、以抗大为榜样,建立崭新的上下级关系
    所有学习班,都在大学解放军。除搞一定时间的军训外,主要是学习解放军无限忠于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大兴三八作风的好经验、好传统。一个新型的上下级关系已经在学习班出现。每个学习班都有一个由学员自己选出的领导核心,他们是领导者,又是普通学员,大家一起生活,起学习,一起斗私批修,共同战斗。有一位工厂革委会主任,在举办的八期学习班中,他期期都去亮私斗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亮、带头批、带头改,既参加学习,又领导学习
    参加学习班的所有人行李自己带,卫生自己搞,轮流帮厨做饭、打饭,开创了既严肃紧张,又团结活泼的新局面。一个老干部深有感受地说:“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好象又回到了‘抗大’,倍觉年轻许多年。”
    目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遍地开花,形势发展飞快,但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领导上迫切需要解决:一时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二是全面规划;三是及时总结交流经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二时至三时四十五分,周总理、戚本禹、杨成武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单方面接见黑龙江省红色炮轰派代表范正美等十人。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央赴哈调査团史部长,以及总理联络员、毛远新、陈锡联等同志。周总理在接见时,与炮轰派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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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十个月了,为什么黑龙江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两派斗争还这么激烈?不在于你们两方面的青年人,工人群众,而在于后面你们怎么不指那儿?要找根子
    9.28我主要讲黑龙江的问题要好好革命,搞谈判,你们当时都响应,但过了五十多天,为什么对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不去研究?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两派就是不听,根子找不到,阶级分析就不起作用。你们抓叛徒,哈尔滨有多少成绩?说来说去就是赵去非。连赵去非你们报的材料还没有我掌握的多。要大做基本功,要埋头苫干。东北的社会渣滓可多了,你们完全不觉悟这个东西。你们开始搞的太顺利了,就不会有曲折吗?一帆风顺怎么能行?你们黑龙江为什么到北京来补课,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太顺利了,“八八团”一下子就垮了。“八八团”为什么垮了,就是因为他们和战备军、红旗军站到一起,所以站不住,“八八团”虽然垮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存在,所以钻入你们两派里来了。你们哈尔滨忘掉了敌人,就要引起更大的乱子
    你们两派群众都是革命造反派,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希望你们两派头头不要领错路
    我们相信群众,谁领错了路,群众不会跟他的。武汉有陈再道支持又怎么样?!(谁)都不可能把对方打倒,现在你们双方达成协议,共同遵守,政治平等,往前看,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你们想得到中央支持把他们压垮,我们不会支持你们把他们压垮,也不会支持他们把你们压垮。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在视察华北、华南时都讲了这个题。浙江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能不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主席说:不能,它不是象武汉百万雄师那种情形。你们是少数,我们保护你们,这是应该的,但是要想让中央支持你们把对方压垮,就是办不到的。我跟你们亮底,这不是我的底,这是主席的底。现在你们打内战,首先在学生中发生这种现象,逍遥派增加,像军工、工大、师院都有逍遥派。农院也有吧?师院打了之后,不愿在学校待,现在群众都站到你们那边去了么?逍遥派在你们大学大大增加,一定影响中学不上课,不搞斗、批、改,不做调查硏究,要下苦功夫,要做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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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两方面都说,当你们面多批评你们,当他们面多批评他们。我当你们面说他们,那不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会当你们面说他们不好,给你们资本回去贴大字报,我不给你们资本,也不给他们资本
    种逍遥派颓废,年纪轻轻的,不锻炼,不在斗争中学斗争,不在游泳中学游泳。还有一部分走邪路走坏了,反对中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当然不是你们的责任,但你们谁也不能领导全局,大专院校你们多些,但中间派占不少数,逍遥派多了,受反动思想煽动,他们在后面搞鬼。因为有他的市场,哈尔滨社会改造了没有,牛鬼蛇神多不多?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没有?
    当炮轰派汇报哈师院、哈机被反夺权后,捍联总抓了很多人时)总理问:抓了多少人?这好办,把人放了。被夺去的两个据点,你们若有道理,做得好,支持你们的人会多起来。
    抓去的二十六人,一下子就可以放,但你们(指汇报团)要达成协议才能回去
    黑龙江问题要一下子解决不可能。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吃,走路要一步一步走。下子风平浪静不可能,要抓住主要问题解决
    马明芳的问题已经归案了,赵去非的问题还不能做结论,你们回去调查。但没有达成协议不能让他回去,回去以后你们要揪斗他,他们又要揪斗你们哪一个斗要打起来。
    师院打掉了不算数,还是师院革委会。你们达成协议我可以讲话,你们不达成协议,我不能讲话
    (炮轰派代表说:“潘、汪还把我们当逆流打。”
    周总理说:让你们两派达成协议,还能把你们当成逆流?!你们订协议不能加尾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再压你们,他们就要犯大错误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那中央支持你们
    炮轰派代表说:三代会是他们捍联总的派性组织,我们认为三大总部和三代会联合起来好,他们不同意,都要我们归队,这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指导
    总理说:联合起来好,可以不叫什么代会,什么总部,另叫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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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轰派代表问:单方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怎么办?总理说:那要看什么时候,如果很早联合成立了………。炮轰派代表回答说:是单方面成立的
    总理说:写到条文上解决嘛。革委会应当不断前进,革委会跌了一跤,你是踢他一脚,还是扶他呢?
    炮轰派代表说:黑龙江炮轰派被压得很厉害,我们回去十个有九个被抓起来,我们代表有几个没有被抓过?冯昭蓬、穆国兴都是总理要出来的
    总理说:你们不是说对真理有信心吗
    最后,总理一再强调,要我们加强敌情观点,加强对敌斗争。
    他说:你们东北面临着苏修、蒙修、朝修,内部还有坏人,伪满时代你们那儿有很多白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多少年了,东北军阀一大堆,还有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戚本禹:还有座山雕),东北的社会渣滓可多了。
    现在你们全面搞一个协议才能回去,面向主要敌人。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地富反坏右,特别是特务。公检法系统,除了军工给我一点材料以后再也没有,还想了解,内战不要搞。
    捍联总也好,炮轰派也好,都是跨行业组织
    要仝面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起,斗私,批修,按系统联合。捍联总、炮轰派逐步取消。
    坚定不移朝前进,你们为什么不能前进?因为你们过去太顺利了,曲折点也好,有好处,好好读毛主席的书,看自己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思想,就会有很大成绩,对敌人要调査,要抓革命大批判。学生要复课闹革命,工人自己会搞,已经有经验,别的省不要哈尔滨的造反派去支持。今年不需要,辽(宁)、吉(林)比你们复杂,你们去也会搞乱。“长春公社”、“二总部”、“红革会”也不要去。现在已经是八点钟的太阳了,你们黑龙江还停留在曙光里呢!自己想办法争取积极因素,不要中央,别人扶植。
    你们不是说对真理有信心嘛,你们带着毛主席象章,拿着主席语录,要跟毛主席走。毛主席经过千难万苦不断拨正航向,领导我们得到今天的胜利,还不是从少数到多数取得的。你们天天讲跟毛主席走,一到困难的时候就忘了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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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尽管身上带着毛主席象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总理比划着)但是都忘
    接见结束了,周总理和炮轰派一一握手告别。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毛远新传达周恩来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指示12月4日下午两点,毛远新同志来西苑旅社,找边世军等军工同志传达了3日晩周总理关于军工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基本精神是
    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非常关心哈军工问题,要求军工两派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团结对敌;要做榜样,立新功。军工两派的联合,将促进黑龙江问题的解决和东北三省的革命大联合,同时,对反帝反修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决定军工两派的联合问题在北京解决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希望双方协商的基本内容是
    (1)各级权力机构群众团体代表对等,结合干部由双方协商决定
    (2)双方立即停止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
    (3)以此为榜样,向全省全市发出大联合的呼吁,等等。同时,哈一机的问题中央也决定在京解决
    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的批语
    1967.12.04;中发[67]374号
    中央认为,《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很好。这是黑龙江省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市、县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均应按照这一协议方针,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希望两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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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査,周恩来发给两派各10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
    、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
    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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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
    1967.12.22;中发[67]396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的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査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釆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髙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利用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苫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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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
    周恩来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咯!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23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咯,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么来到北京,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吧?(有人说四个多月)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捍联总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査,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十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十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吗!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査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木,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场武斗,是不是?所以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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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党性,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批示》的第一段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咯。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三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査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五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五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
    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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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这不是方向嘛!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方面认为革命委员会承认多了些,另一方面又觉得承认不够这样证明我们两位同志没有偏袒哪一方。否则,一派满意,另一派反对,那样不是革命委员会有派性了嘛?所以,这样一个态度,中央认为是恰当的。你们两派回到哈尔滨,回到黑龙江省,应当依照中央这个批示解释,不应该作其他解释
    《批示》的第二段说:“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说:这说明我们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江青在九月五日对安徽代表们的讲话,你们都听了多次。支持、巩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那是批准而且赞成的,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初生,总会有些粗糙,难免有些错误。而且两派都是拥护的,你们都是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你们一边两位都是常委,一分为二,这是暂时的现象。要斗私批修,要多说自己的缺点错误,少说人家的缺点错误,多称赞人家的长处,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都是造反组织,都不免有缺点错误,这个事情,这个造反组织缺点错误多点,或者那个事情,那个造反组织的缺点错误多一点。既然都在革命委员会里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那就应该维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所以号召你们要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相信你们能够共同把你们达成的十二条协议付诸实施,有你们的三个试点,军工、师院、哈一机能够照你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
    批示》的第三段说:“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杋会进行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警惕性,防止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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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说:这一点就是黑龙江省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说是主要斗争方向。因为黑龙江省内部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定要想到内外还有敌人,周围的
    三面,北有苏修,他们要挑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最近几个月,已经几次挑衅了,我们把总帐,将来要发表。这是很显然的挑衅,就是因为晓得我们内部有些争论。当然咯,我们足以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是稳定的。尽管他想要挑衅但是他还是要顾虑我们的军队是巩固的,是一致的,不光黑龙江省,整个东三省,也是如此。小的挑衅不停,特別是他们派遣特务,或者是利用已经埋藏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内线—奸细、内奸,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务,除了修字号的,还有日本留下来的,还有英国、美国也有人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不活动,只要我们革命群众组织有漏洞,有缝子可钻,我们的权力机构有什么毛病,他就要利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成事端,这个敌情观念你们必须加强。不仅如此,黑龙江省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宣布的如李范五之流,他们是不甘心失败,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而且他在黑龙江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他有他的人,有他的线索,他不一定自己出来活动,他会通过他的线索,在两派群众组织中施加影响,在革命委员会中寻找漏洞,来挑拨这个事情。可以说,已经有征候了。就是群众组织里,有的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很大错误,像27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进行诬蔑,这是带有反动性的,我们曾经逮捕了一批头头,当然他们承认错误以后,我们说释放他们,教育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就彻底承认错误了?那不见得,现在很清楚嘛!现在又在搞新的反动活动了嘛,反对我们毛主席为首的无阶级司令部,什么这个同志,那个同志,来挑拨,来找空子,这种活动现在不仅黑龙江省有,比如今天在坐的辽吉黑三省都有。中央的事情,特别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总会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中央自己会解决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自己会解决嘛。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造反派,他不很好地搞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专门派人从小道得到一点消息,制造流言蜚语,好像他们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给敌人客观上利用,甚至有人在主观上给敌人利用。当然这种情形现在少了但没有停止。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不是毛主席所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无产阶级革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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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人的作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毛主席创造的作风。刚才说的这样的作风,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陆、罗、杨的作风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我们青年小将们,不该向他们去学,你们说对不对?‘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李文忠同志的日记罗。大家学习了,就应该这样去做啊。譬如说,还有人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调査解放军的情况,譬如各学校,造反组织,搞什么动态组实际是情报组,还有什么作战部,同谁作战呢?这些是不妥当的。搞情报、搞作战,你那个作战组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谁的政权?夺走资派的权,中央支持的,革命群众堂堂正正地联合起来,就夺了权嘛!他不是,他要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那怎么许可罗!战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他要的是怎么一个战争?他是要把解放军的枪夺去,那怎么许可?这是适应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所以,我们青年小将们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潮,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头脑里滋长,不能让他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毛主席期待的接班人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坚决除掉。道听途说的话,就写成传单、标语、大字报、印成出版品,把电话传的东西各取所需,甚至不准确的夸张,加油添醋的写成中央指示!我们最近在福发现,北京一个刊物登了中央许多同志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根木没有根据。靠电话这样传,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再三再四地说,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必须是正式宣布的,登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上的,印成正式文本的才算数,传的不算数,不容许私自翻印,更不容许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是损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当然咯,有知识的人,有无产阶级政治修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它可以是一部分人受蒙蔽,增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一些障碍。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年青人,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学习这个风气。至于偷听电话,偷着录音,私造密码,私设报话机,私设广播电台,这一切啊,都是非法的的。现在还有些地方,侵犯到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报纸呀,广播电台呀,邮电局呀,这都不对。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些现象,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把它取消。要肃清这种坏的作风。反动的风气不应该在我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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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中生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还会有,只要广大革命群众,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好,你们应该把眼睛擦亮,脑子清醒起来,检査自己队伍里,总会有坏人的,任何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忘了有坏人存在,有坏人钻进去,有可能是表面的,也可能是暗臧的,也可能是后台。因为刚才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坏人也好,他不会罢手的,他总要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我们。当然,这种阴谋,只要广大群众眼睛亮了,是不能得逞的,这是肯定的比如刚才说的,黑龙江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传到贫下中农面前,他就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做,别人讲的事,不应该的,他就不听嘛。运动发展到现阶段了,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了,联合起来了,那么学校的造反派就不要再去串联,又制造派別。比如,现在黑龙江省的两派,已经存在两派的应该联没有两派的地方还要制造两派吗?把已经联合起来,不存在两派名称的,已经统一的,又要从那里头拉出来几个人,恢复原来组织,这样八八团也要恢复组织罗,那怎么许可呢?这就是制造新的分裂嘛!所以革命群众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这个私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派性,要狠下苦功夫才能去掉。派性随时会在你头脑里生长,只要派性存在,就要做出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事情,就不利于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而有利于敌人。这一点,一般地说,黑龙江省比南面两省好一些。但是,刚才说了,黑龙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上一次见了面以后,马上就发生了农学院、林学院武斗,传到鸡西又要武斗,鹤冈煤矿生产又发生了影响。我劝你们不要伸手,那些地方让给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两派的,没有两派的不能再去制造新的派别,那些地方不需要你们去串联了。这样人少了,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不见得,人数少,只要无产阶级道理在你手里,真理在你手里,你就会受人尊敬、受人重视。我们不是以人多看问题。人多哇,各种人都钻进来了,无论那个单位总有一部分落后的,保守组织瓦解了的,开始是作逍遥派喽,不做逍遥派的就要转到两派里,所以组织大了不一定就是那么精干的。如果容许新的派别不断产生,逍遥派也要组织道遥派了。听说,现在有这个现象,要防止,这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大团结的,不利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的,不利于对敌斗争的,不利于斗私批修的。其实,你们两派,中央已经承认了的、文件上写了的,不在人多少,在于你们是不是按十二条办事,这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志、考验,一个尺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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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示》最后一段:“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周恩来说: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喽。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屮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木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七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七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了,这边政委马上往七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七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晩到两分钟就会七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七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七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七天,一派多数的叫卫东,联合了天津大学的
    八
    ,上万的人包围南大的“八·一八’,只一千多人,围了七天七夜
    我们几个人商量,由伯达同志亲自出马,连夜坐汽车赶了去,伯达同志到了南开先声夺人,天大的‘八·一三’和南开的‘卫东’都撤退了。如果不去,还得搞
    七天。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恰当罗。你们闹起来,就会让我亲临现场。你们东北再闹,我可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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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例子不如第一个例子生动。是刚才听到的。当然还要谈的。为什么要亲临现场?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确有时候处理事情没有到现场。譬如最后在哈一机厂、在师院发生的那次武斗,如果军区的人留在哈一机,我们的要求在现场不走,最后那场武斗不至于流血,把群众说服嘛!除非坏人不暴露,暴露就看清楚了嘛,情况就会变嘛!所以我觉得,亲临现玚这一点很重要。黑龙江省该如此,吉林沈阳都要这样做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因为群众出智慧,领导上不过是加工的作用,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之成为成品。所以,你不到群众中去,就没法取得智慧。比如,我们不和你们见面,就没法帮助你们把问题解决。你们的协议上也说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么,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么。这个学习班要联合办,不是分开办,增强共性、党性,不要发展派性,要请教于主席,请教老三篇、老五篇,请教主席最新指示啊!像在北京办的各省学习班就是用这个方法推动了联合,所以我们期望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要上请教于主席著作和最新最高指示,下多倾听群众意见,多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主要的是多举办学习班,联合的学习班。在各单位办,革命委员会办,分期分批地办,把双方达成的十二条协议和你们分别达成的三个协议,都能付诸实施。这要通过学习,通过实践的,不回去实践,不能证明你们的协议有效没有效?所以,今天要把中央的意见转告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你们保证给我们保证的事情付诸实施。不但在哈尔滨能够根据你们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办,还要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推广到仝省。那个地方有问题,也是有领导去解决,不是到底下去串联解决。
    六、一九六八年潘复生搞的“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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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1968.02.05;中发[68]25号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一报转发给你们,以引起你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做好这一工作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査敌伪档案,加强调査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査,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希望你们参照黑龙江的做法,加强敌情观念,采取调集一批军队中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定出规划,抓住重点,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査敌伪档案,把隐殲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以根除隐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请将你们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及今后部署电告中央。附件:
    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充份依靠和广泛发动革命群众组织,大打人民战争,积极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査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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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这些叛徒,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被俘投敌叛变的,他们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向敌人写了“悔过书”、“自首书”、“反共启事”。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有的充当了日伪特务和官员。原东北林业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石惠轩,一九四○年在冀南地下党工作时被日寇逮捕,为了换取自己活命不仅向敌人写了“悔过书”,并且向敌人供述了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所属组织的情况。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委视察室厅级视察员孙耕野,一九
    五年是北平大学救国组织的负责人,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东北宪兵队逮捕后,变节自首,写了“共党无产阶级专政政策,久认为不合国情,此次见羁,已蒙谅释,嗣后仍本初衷,安心向学,并坚决反共”的“反共启事”,被当时的北平世界日报连载三天。原哈尔滨热电厂厂长陈伯村,不仅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孽,还是个隐臧多年的叛徒。他早在一九三七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就参加了陶铸叛徒集团,与陶铸等人合写了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呈文”。原东北林学院副院长贾其敏,一九四三年任我晋察冀边区定唐县委书记兼支队长,在一次被敌包围中,率警卫员、区干部等四人交枪投降,充当日寇特务后,审讯我其他被俘人员,岀庭作证,亲自劝降,以及到日寇集中营指认我方人员,使我遭到严重损失。后来又重新打入我内部,贾向敌人递交我军事情报。原牡丹江地委统战部长王润丰
    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两次被日寇逮捕,叛变投敌后王与大汉奸、大特务李兴波接受了负责调査集中营内发生的一次四百人计划越狱事件,交出了组织者徐凤歧、高凤海等三人。在王的证明下,将这三个人砍头示众。之后,王润丰从集中营里变节分子中为日寇选了四批特务。据初步发现,由王润丰为敌人挑选的叛徒、特务的线索一百二十五名,有下落的九十名,其中特务三十七名。现在这些人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地下铁道党委,有的混入兰州、河北军事机关,以及其他二十五个省市。
    这些叛徒、特务分子,所以能够滑过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潜藏下来,并爬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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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包庇。中央公布的六十一名叛徒集团中,就有三名安插在我省。
    第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我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欧阳钦、李范五,多年来极力推行刘邓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建党路线,为了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复辟资木主义,招降纳叛,把一批叛徒拉入党内,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如大叛徒、日寇、蒋匪的忠实走狗、苏修的老情报员于天放,就是欧阳钦、李范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下来的。原宁安县委书记田仲樵等
    五人的叛徒集团,田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叛变投敌,充当了日寇特务,光复后多次被李范五庇护过关,并拉入党内。
    第三,叛徒之间互相包庇。一些叛徒,为了长期隐瞒叛变自首的罪行,订立攻守同盟,互相贴金,互相作证,达到互相包庇的目的。如叛徒、日本特务分子张发,一九四一年被捕投敌,带领日寇逮捕了我晋察冀边区派来的地工孔力,并按敌人旨意,亲自向孔力劝降,孔投降后也当上了日寇的忠实特务。多年来张孔一直是互相包庇,互相作证,长期隐瞒重大罪恶,滑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第四,假造历史,欺骗组织。有些叛徒、特务分子,为欺骗组织蒙蔽群众,就假造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如于天放在日寇投降前夕,以偎越狱为掩护潜伏下来。解放后又精心炮制了一本《牢门脱险记》,出版九十万册,发行东北各地,蒙蔽了许多群众,钻到党内、军内,窃据了重要职务。
    第五、宣扬叛徒哲学,寻求合法掩护。有些叛徒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当作保护伞,他们宣扬什么“……声明是组织同意的”,“别人起个草,我只签个名”,“口降心不降”,“我是假投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继续革命”甚至有的公然自称是“战略战术”等等,为他们的活命哲学服务,千方百计地为其叛徒罪恶狡辩
    几个月来的深挖叛徒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深挖叛徒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由于领导不力,广泛发动群众不够,进展比较迟缓。二是有的地方仅限于几个专案,忽略了面上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细致的调査工作差。三是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叛徒,抓紧人头对号、下落落实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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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全省范围內更深入地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彻底清除埋藏在内部的定时炸弹,消除隐患,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
    第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组织彻査人员和广大革命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彻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提高对深挖叛徒工作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阶级觉悟,自觉地承担和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以便纯洁党的组织,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踊跃投入深挖叛徒工作中来。深挖工作的重点:一是党内,二是县以上干部,三是历史上被捕被俘过的。发现的叛徒线索,要迅速建立专案,认真调査,作出结论。对已查实的叛徒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第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加强调査研究。未结论定案之前要注意保密,防止逼供信。对已经定性的叛徒,主要依靠群众,实行专政,不轻易捕人。对极少数罪恶严重,有行凶、自杀、逃跑危险,群众要求捕办的,交公安部门履行于续,依法处理
    第四,加强领导。鉴于我省深挖叛徒、特务的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全面深入的开展深挖工作,省革委拟成立深挖领导小组,以便加强对仝省深挖工作的领导。原省直各单位,凡没有设深挖班子的,都要成立起来,在省革委深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深挖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1968.04.04;中发[68]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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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讨论、参考执行。
    毛主席指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九六八年六月十日,范正美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他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査。检査说
    去年,在阶级敌人大刮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对待省革委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
    1、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维护新生革委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听取领导同志的帮助,而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丢开工作,私自离开革委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
    2、我们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但擅自离开了革委会,而且参加了炮轰派,迁就和迎合了许多错误,对省革委会采取了许多对立的做法,起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革命权威,增大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致使黑龙江省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对此我们感到特别痛心。
    3、阶级敌人煽动极“左”思潮,把水搅混,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嗅觉不灵,没有认清其反动本质,错误地也跟着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客观上迎合了一小撮阶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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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毁我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需要。同时,我们还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写了几篇文章和公开信,对形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说了不少错话,影响很坏。4、骄傲自大,唯我正确,对于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全体常委的批评帮助很不虚心,态度很不端正。没有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一团结”的教导,虚心向领导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致于失去了可能避免或尽早纠正这次错误的机会
    其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主观上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深,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特別是对革委会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认识不清;
    二是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学习,长期来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但并没有读进去,更没有在头脑里生根,参加省革委会之后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本单位斗批改;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自觉地抓紧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我们没有很好地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他们递交上述检讨时,还给潘汪写了一份短信。信中表示:
    我们希望能向首长汇报一次,在常委会上作一次检查,听取首长和其他常委的批评帮助,妥否?请批示。”
    然而,过了10天,潘复生只是在这封信上批示:“打印常委同志阅。潘复生六月二十日”。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潘复生提出要揪1967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
    九六八年七月四日,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两个阶级斗争在党内、革命队伍内最集中的表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那一边,拥护和执行那一条路线,跟那一个司令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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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路线斗争中,立场站错了,就切都错了。因此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一个革命干部最根本的大节,最根本的立场,最高的觉悟,最纯的党性,最大的政治,是思想革命化的根本标志。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若干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始终围绕着革命的领导权、武装斗争、同盟军和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领导?是联合广大农民,还是抛开农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条路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在强大的阶级敌人面前,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战胜敌人的战略方针呢,还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强迫工人罢工,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达到所谓“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条战线斗争的焦点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王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认为抗日只有通过国民党来领导才行,提出“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仝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对整个国民绎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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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突出。毛主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推行保护一小撮,打出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核心集中表现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
    从回忆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中,我们认识到路线斗争中,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根本认识问题
    (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有些同志对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似懂非懂,不了解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说什么“路线斗争是主要领导人的事,与己无关,作具体工作出毛病也犯不上路线错误”。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盲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同志,其错误原因之,不就是由于缺乏路线斗争觉悟吗?路线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我党几十年两条路线斗争历史证明,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切。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认真学习我们党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认识到毛主席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认识到毛主席是我们最英勇、最卓越、最杰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认识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然失败。
    (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革命的哲学,普遍的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主席在各个不同革命时期提出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对不同历史时期阶级关系、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的高度概括。任何事物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发展过程,解决矛盾的方法也要因矛盾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为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革命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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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革命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的思想仍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用民主革命的老观念去观察和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问题,就必然犯错误。因此,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认清各个历史时朋的阶级关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使思想跟上不断发展着的革命新形势。在当前,就是要经常带着路线斗竽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为理论、方针、方法和政策,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为坚定地执行和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三)毛主席在不同时期的革命路线,都明确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即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这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每个革命者必须解决的根本立场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糊涂,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认敌为我,或者认我为敌,在阶级立场上犯错误。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分清敌我、保护群众、镇压敌人,认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走资派要恨起来,打击他,对革命造反派要爱起来,保护他。就是要坚定依靠和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狠狠打击一小撮敌人,做到对敌狠、对己和,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彻底的革命路线。一切机会主义总是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为方面来干扰它、破坏它。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时起时伏为。两条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倒它,它就打倒你,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在路线斗争上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导一切、统帅一切的根本路线。只有把我们具体工作中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同党的总路线、总政策联系起来,才能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效果好。否则,在进行具体工作时,胸无“路线”,就事论事,不作阶级分析、路线分析,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贻误我们的工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不但记住党为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牢牢记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论作什么工作,执行什么任务,都是想着毛主席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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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路线,服从毛主席为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统帅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指导我们每一个行动。
    (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彻底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爱护群众,最信任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为利益。“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把两条路线斗争一交给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就革命精神大振,意气风发,所向无敌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打得落花流水。路线斗争群众化,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群众路线的创造性地新发展。那种认为路线斗争只是党内的事,领导干部的事,而不是群众的事,或者不敢发动群众,害怕群众,都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怀群众、支持群众,热情地用毛主席革命路线分析,人人参加路线的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为了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我们机关中,要展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弄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真正从想上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在我们革命委员会机关内,一定要把路线斗争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髙髙为,把路线斗争观念搞得深深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寸步不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热情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完)
    来源:《东方红》河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第23期(总95)
    1968.8.10)
    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穆国兴自杀身亡。留下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在党一手培养下,参加革命队伍,入党后将近20年的时间,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我一直热爱党和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犯过大错误,我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参加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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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去年十月以后就开始认识错误,做了几次检査,今年5月,我曾要求潘汪找我谈话,给与批评帮助,至今无音信。今日倒穆运动,又掀高潮对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这使我无法理解:初则打成两面派不成,继则企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拉上关系,也不成(因为没有事实),现在则打成漏网走资派。总之,不打倒穆国兴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两派斗争,在中央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月做工作,做得那么细致、耐心,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两派达成协议,中央发了文件加以批示,问题已解决得很好。回来后,按中央指示,大联合迅速实现,形势很好。然而,捍联总撤销市区两级组织大会以后,对炮轰派的调子又逐步上升。目前又把中央批示和12条及三个单位在京达成的协议抛在一边,又重新原来某些人的错误政策,我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对炮轰派瓦解、压垮的方针,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
    关于我的问题,我只能说:
    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背后没有搞阴谋,我的错误是明处的,我和王
    关戚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是走资派,更谈不上漏网。我在教学工作,在61年以后到64年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我犯一些错误是一方面,我在教育革命期间(58年到60年)按主席指示做了一些工作,还有成绩的一面。
    现在从反革命分子嘴里抠出几句对我子虚乌有的话或者一两个升了温的材料就强加于我打为走资派,这是妄想。
    、我和总部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这件事,我很痛心,我们犯错误悲剧就在于我们主观上认为那样做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是从忠于毛主席的国情出发的,没有什么个人私欲,没有什么阴谋在我发现错误的时候,是想努力改的。
    我的这些错误,都可调査,会弄清楚的。可以审査一百年,但也不会得出什么走资派、两面派什么反革命死党之类的结论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去年十月的折磨,使我的左眼已失明,连日对这些题想不通,精神痛苦,长夜失眠,右眼也半失明了,我今天已失去了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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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条件,我已无路可走了,我要向党向毛主席交待的都已交待了,我没有背着党的一面。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错误把人置于死地,发动一年来的倒穆运动,还没有成功。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你们的私欲,把我完全否定
    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査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登在院对敌斗争简报和全院广播的所谓集团“黑高参”“黑顾问”“黑干将”“黑打手”的还有:王世儒、魏醒学、张锦龙、董振山、牛德林、杨桂宾、李阁清、贾作富、冯秉志、董学章、曹仲英、靳东昌等12名;在不同的批斗会上被批判点名为“黑干将”“黑打手”的有袁庆寿、刘式勤、郭嘉梅、王宝大、曹晰哲、傅成武等21名;因受牵连而被触动的还有四十余人。
    为了加重“集团”的所谓罪过,还把常杰民当做”集团的“黑后台”打,把共同课、中文系、数学系、历史系、艺术系以及常杰民等的所谓“翻案集团”打成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黑班底。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不但打击了这些同志,而且压制了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同时也打击了干部一大片。在他们之中,有的被关进院政管室,有的被送进所谓学习班长达八个月之久。有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使他们及其家属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
    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通讯员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编者按: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千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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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口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大大大
    本报讯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
    五·七”干校的人数是陆续增加的,现在共有学员五百零四人,主要是原省直属机关干部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五·七”干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贫下中农称赞说:“要是县、公社的干部都象‘五·七’干部(社员们亲切称学员为‘五·七’干部)那就带劲了。我们就是需要这样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咱们一条心的干部。”不少机关干部、解放军和学生看了“五·七”干校后,都致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进行革命,就必须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五·七’干校走在前面了,我们要紧紧跟上。”
    黑龙江省“五·七”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不少学员说:“到了‘五·七’干校思想上很快起了变化。过去总是教育人的,现在是受教育,心情不一样,感受也不同。”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干部挨了批判,产生了很多怨气,躺下不干了。他们甘当“逍遥派”,想找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桃源生活。到了“五·七”干校后,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紧张的劳动生活,“逍遥派”不逍遥了。日没有出就起床,日已落还没归家,使他们受到了锻炼,开始触及了灵魂。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参加革命前是放羊娃,革命胜利后,高官厚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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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尊处优,还自认为功有应得,应当享受清福。这次到“五·七”干校后,他重新拿起几十年前的放羊鞭子,感慨尤深。他说:“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有的过去长期蹲在大楼里,不闻春秋的干部,成天意志消沉,思想空虚。到农村后,呼吸了新鲜空气,暮气被打掉了。他们说:“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有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
    过去,不少“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很少接近过工农群众,到了“五·七”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长期蹲在机关,脑袋空虚,腿脚发软,香臭不辨,敌我不分。接触了贫下中农才发觉自己一身灰,不洗不行了!”由于干部的思想得到改造,贫下中农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有的社员手把手地教干部撒种,有的社员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帮助开荒建校。今年夏天拦河筑坝时,干部下河冻得浑身发抖,当地贫下中农看见后,马上运来草筏,很快把水截住,让干部上了岸,很多学员深受感动
    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耕种三千余亩土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许多同志已经对“五·七”干校有了深厚的感情,有的把自口中学毕业的儿女带到了干校;有的主动要求把全家带到干校去落户。他们说“我们是从生产中来的,今天又回到生产中去,干校就是我们的家。”为此,干校正在为他们修盖住房,准备迎接他们。目前,“五·七”干校全体学员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他们决心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把自己改造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2007年6月30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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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9日修改
    (本篇部分资料采自范正美回忆录《秋梦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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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6)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六节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山东省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说明: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同学在八月十八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汇报了他们对我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对一些问题作过请示,谈话他们将记录整理打印成文,散发各处。对其整理打印的传单,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感到与我校情况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山东大学红卫兵三十四人特访了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并汇报了我校运动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对目前运动的一些看法。今将谈话记录有关部分整理如下。此条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我们负责。〗时间:1966.9.3.晚10:23-9.4晨2:00地点: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
    代表首先汇报了山东大学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后又提出了以下问题
    可:怎样看待打人问题?现在那些只有几张大字报,还没有定性质的人也强迫劳动,今后怎么办?
    王、关合答: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
    王:那一次谈话(指八月十八日对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即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连戴高帽子,我们都没有松口。挂牌子,强迫劳动,我们都不同意。他们和我们讲时,也没讲打谁。我们也没讲是打谁了,是泛泛地谈
    问:打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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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岀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
    关:回去宣传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能不能说服大多数?打人在他们中间是少数,你们要估计到这一点,你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听毛主席的话。林彪同志讲话作用很大,北京的变化很大。林彪同志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三段就是讲了三个“一定要”。打人的问题可以公开表示态度,就是帮分子也不打。他死了,我们就没有斗争对象
    王:省委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和各级党委以前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有关系。
    关:林彪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的嘛。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要打人。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也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你们回去看看会有好转,会有变化的。
    问:象余光前这样的人打对不对?王:不对,对什么人也不能打。
    关: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要打人嘛。王:以前讲到文斗、武斗,这次讲破了,不要打人
    对孙汉卿、马秉伦宣布三项纪律,每天劳动,每天汇报,每天斗一次
    这样对吗?
    关:孙汉卿我们俩都比较熟悉,多年没见面了,不了解,他到底有无问题,有什么性质的问题,要辩论,要弄清楚。有人说他是黑帮,摆出事实来。说不是,说明理由。可以辩论嘛,没定性质就这样处理是不符合《十六条》的。你们不要跟同学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对革命事业不利。还是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讲道理。你们可以反对他们这样做,但你们要想个好办法,否则双方打起来就不好办了。
    问:领导认为什么办法妥当呢?王:大字报、大辩论都可以嘛
    关:你们对大多数同学怎样说服、辩论呵?如果孙汉卿是好样的,也不要紧嘛,这一场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
    王:要制止,不能打人。别的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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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眼界要开阔些,要看得更远大些,要看到主流问:怎样看待造谁的反,依靠谁造反的问题?关: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对的。问:怎样捍卫十六条?
    王:有的人说《十六条》(关于文斗)是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处理敌我矛盾不适当。《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也提抗议。现在就很清楚了
    关: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发表了十六条,你们宣传十
    六条。也不百分之百的(人)都按十六条办事,不听不要紧,坏人是不听的。让他们闹一闹,暴露一些,不闹还抓不住他们。认识问题通过学习可以改嘛。让他们闹一闹,也可以暴露嘛,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嘛
    问:应怎样看待架走孙汉卿、马秉伦的事件?
    关:用不着弄到北京来,好人不要弄,坏人也不要弄,可以在本单位解决嘛。戴高帽子,不是黑帮也成不了。是什么还是什么,要依靠材料
    问:请谈谈对他们印的讲话记录稿(即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革命造反队”与王、关谈话记录稿)的看法,记录和谈话有无出入?
    关:刚才看了一遍,我们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抵制,你们先指指吧?有的地方也可以贴大字报嘛,我的谈话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问:“十六条前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为依据”这话是否有出入?关:这话有出入,我是说十六条(发布)以前中央有的领导人的讲话不能作依据。但不能领会成所有的负责人。
    记录稿上关锋同志和王力同志回答说:“成仿吾的领导就是不要,孙汉
    卿的领导就是不要,要他干什么?王子文的领导也应该不要,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要他们领导就不能革命。”你们这样说了吗?
    关:我们那样说有个前提。我们是说:“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压制群众运动的话,这样的领导就是不能要。”我们特别强调这一条,他们把这个前提掉了我们没有权力定他们的性质,孙汉卿也好,成仿吾也好,性质由你们来定,这是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代替你们。由于我们没有调查,心中无数,他们到底是不是黑帮,我们不敢讲,当着你们的面不敢讲,在内部讨论,我们也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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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的记录上说,你们说:“你们对山东大学党委工作组、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怀疑呢?他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嘛。”是这样说的吗?
    关:我们没有讲过这个话。我们的意见是:如果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大胆怀疑。我们没有肯定过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如果山东省委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服从领导,就抵制
    怎么看待工作组?
    王:派工作组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是全国性的,普遍的。绝大多数的工作组组员是好的,工作组组长不是都不好,不能怪他们。
    关:你们那里工作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就当时那种情况下,百分之九十五还不止,工作组有问题。这一条你们可以再讨论,派工作组不能说山东省委没有责任,但不能怪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是全国唯一不主张派工作组的。后来还是派了,但是派的人数比较少。
    问: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选筹委会?
    关:你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学习,清华怎么样?(王:清华不行,北大可以。)有的地方,自由结合15个人选出一个代表来,先成立筹委会,考验考验,也不定那么纯嘛。回去以后,你们能不能同他们谈判?问:有人提出要分出左、中、右来才能选举关:现在怎么分呵?在运动后期考验嘛。
    “文斗”、“武斗”的界限是什么?
    关: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仝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
    保皇派是什么人?
    王:我们主张取消这个名词,不要用这个名词。在学生中间不要说保什么皇。关:赶紧回去做工作,选出一个筹委会。原则有了,大家去闯一闯,去锻炼锻炼。上级安排好了,一二三齐步走锻炼不出人来,只要忠实地闹革命嘛,犯错误也不要怕,可以改嘛。
    王: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关插说:打人还叫文化革命吗?另一位接见的同志插话:那不成了武化革命了吗?)林彪同志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
    代表:希望领导同志对我们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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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十六条来之不易,是一次大斗争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斗争产物,要很好地学习它,体会它,思想上有赶不上去的要赶上去。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要赶上去
    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陈少敏出席了住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座谈会〗
    各位领导、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同学们条子很多,一一答复时间来不及,有的内容有重复,只是把综合问题谈一下。刚来我提出来你们自己谈,自己辩,听到几个同学辩论很好,我辩不过他们,他们是从实际出发来的。看来问题还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如十六条中所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加上一句,在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这是共产党员的老话。同学们递条子发表意见很好,有意见拿出来!有意见憋在肚子里偷偷摸摸的搞鬼的不是好学生,不是好中国人
    今天我是来听你们的,听听大学生的,大学生不简单啊!你们是大学生、大学生毕业就是状元。你们现在就是进士,我这个小百姓来听听你们进士的意见过去三百六十个进士才有一个状元,举子只要进了京,不管中不中就是进士。你们没毕业,进了北京,都是进士。孔夫子那时只有举子三千,而你们是一百多万进士。
    我从文化上说是小学生,从文化大革命说,你们在乒乓乒乓地干,我也是学生,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我有选择的学,十六条规定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你们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我们这里也有炮打司令部的,我也是司令部里边的,也是挨炮打的,我也挨了炮,有错误我就检讨,可是也有这样的头,非要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打垮不可,但是我不听,我们要坚持党的原则,你们打吧!我们都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准备挨斗,准备牺牲,叫我游街我就游,但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黑帮分子”,我就不喊,死我也不喊,我喊毛主席万岁,斗几下就投降还行?要坚持原则,不能投降!共产党人只知道不怕死,在日本鬼子、蒋介石面前,我们准备牺牲,不怕牺牲,该和你辩就辩。牛鬼蛇神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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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你越撅着屁股挨,它越咬你,你越怕它,它就咬得越痛,越重。咬,怕什么?被咬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它咬人也是牛鬼蛇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一起研究问题。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少数人一时错了也会承认改正。群众都是好人,但是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有的人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己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犯大错误,但思想上老是跟不上趟。先进的就不是这样。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团结中间派,带动落后的。有些人犯了错误,改正过来也得团结。毛主席说,总得允许人家革命么!犯了错误改了不就很好么!
    你们这些大学生呀!大学生得在工作中锻炼锻炼,到工农中锻炼锻炼,大学生是要担担子的,是要当接班人的,这可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现在你们要在大风大浪里游泳。可别沉下去,你们一定要游完你们要游的里程。革命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这是我首先要和同学们说的。
    谈我怕你们,我才不怕你们呢。我走到哪里斗到哪里,你的意见不正确我就和你斗。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错了就检讨。愿意斗的人,说话容易走火,走了火还能不伤人,那就检査,承认错误。有人说要罢你的官,正好,我们欢迎,我可以去当老百姓,我不怕罢官,我现在戴的是解放帽,不是乌纱帽,你可以摘去乌纱帽,但是不能摘解放帽。我们没有乌纱帽,只有一小撮钻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才有乌纱帽。
    北京有个三家村,他们有黑娘娘、黑姑黑姨、三宫六院,什么都有呀!可是你们不能说全国都有三家村。周扬老早就有问题,你们不知道吧!三家村嘛,党中央观察了几年,现在揭发出来了。三家村的人厉害呀!他们要夺权,夺无产阶级的印把子,这些人是蓄谋已久的。它是北京市委还要指挥人家上海市委,你有什么权利?人家写文章,他打电话质问人家,哪个东西偷偷摸摸的搞文章?他们一帮的人还不知道,就以中央的名义向外发了,并加上按语说是毛主席批准的,送给我看。(这是在四月份)毛主席看到以后说:“这是错误的。”他们还想在毛主席和林彪周围拉拢人。他也厉害,也不厉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那是错误的,要纠正,钻进党内的要清除。三家村是很厉害的,他们要夺权,要搞他们的队伍。那人哪,很早以前就搞他自己的,将来会叫你们知道的,你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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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个问题是要处理的,现在不能说,迟早你们会知道的。你们可猜么,有猜的权利么。
    红卫兵是清华属中创立的,北京有一个红卫兵西城分队,他们倡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都是红五类,这个队伍革命性极强,斗争性极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最相信十六条。我家也有个纠察队,经常调走,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去维持会场秩序。北京有的红卫兵到外地串连,的确很好,有的名为串连,到处乱跑。回来就造谣,在北京还闯乱子。在北京八中有两个学生,是红卫兵人家不要他了,他自己岀去造谣撞骗,自称是十三个学校的总指挥,叫本校红卫兵关起来现在交给家庭管制。这两个学生是什么人?是红五类,红五类的学生也有思想不好的。后来成立了纠察队,权力很大,知道哪个学校红卫兵不纯,经过调查,就去个人下令解散,重新成立。
    北京的红卫兵前一段是有些乱,提意见也有错误的;例如开红灯绿灯的问题,经过研究是不科学的,十五中的红卫兵就乘环城车到处承认错误。后来出了纠察队发了通令。不是有个六号通令吗?因为开始时孩子们把反革命揍了,六号通令不要这、不要那,看右了,八号通令又纠正了六号通令的
    三条。你们也
    应该弄一弄,你们的红卫兵要按十六条办事,把十六条学好,你们提出的问题很多很多是十六条中的
    关于“红”和“黑”。北京有个三家村,打着“红旗”反红旗,烂掉了,在全国来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是指前北京市委,对你们不适用。你们当地市委不是北京市委,但也不能说你们那里百分之百的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臭、斗倒,用咱们主席的话说就是一斗二批三改。大家都要参加,要斗争,要批判,批判批判他们的思想,他弄下的一套东西要改。北京市委保存了几千年的东西不让动,连一条路名都不让改。如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大使馆由东郊民巷搬回到扬威路上,解放前的俄罗斯馆去了,群众纷纷建议要改掉扬威路路名,前北京市委就是不叫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女二中的红卫兵在大使馆前门贴了大字报,质问他,你要扬谁的威?中国人不准你扬,红卫兵把路名给改了,叫反修路。我去看了两次,他们把大字报读给我听,我说好!你们做得对,我全力支持你们。命名那一天哪,可隆重呢!开了几十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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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群众敲锣打鼓的庆贺,反修路的牌子一个在路上偏一点,一个正对着大使馆的大门,你们有空可以去看。北京的红卫兵前一段较乱,分这一派,那一派,中学生有一段常跑到我家里去,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成一派?他们说派不成,有的兄弟两个不一派,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爸在保卫系统工作。我说,你们开个会。他们说开不成。我说家庭开会叫爸爸解决。他说爸爸管不了啦!哥哥打人他们是打人派,开始我们的人少,后来我们人多了,他们还是那几个人。我说好!革命派不打人,我支持你们
    北京的大学也不是一派,有的还有七八派的。你们这些大学,有在省里的,有搬到专区去的,农学、医科、劳动大学、半工半读、老师学院,你们的派别不及他们的多。那是些大学呀!北京大学呀,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的聂元梓也统不起来。有时我感到大学的事真难办。不管什么事,加上个大字就难了。大字报贴的呀很多,你贴我,我贴你,他贴他就来揭,清华也是。你们山东受害不小呀!他们出去一帮人,不是红卫兵组织干的,干坏事。现在还有那么一小派少数的人联络校外的一帮人,把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不贴的,甚至有那么一张大字报,说中央犯错误了,要改组。你们同意这一张大字报吗?(齐答:不同意!)
    正如刚才一个同学说的,这里那里全是黑帮,毛主席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毛主席是一九二一年参加上海十二人代表会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王烬美同志牺牲了,周佛海成了叛徒,毛主席从领导农民运动,一直到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与地主资产阶级斗啊!斗啊!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共产党人的血染遍了仝中国,工农兵的血染遍了全中国,最后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剩下的小撮跑到台湾,除了一点点胡子兵外,都消灭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十七年了,你们这次来参加十七年国庆,十七年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的心思一点也没少花了。一方面要与那些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残余斗争,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家我们欢迎,地主阶级坚决消灭,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但是他们的人还在,为什么不把他们杀光呢?他们的人更少了,有的老死了、有血债的杀了,他们的比例更少了。地、富、反、坏、右,有一个时期不提右,现在看来,右还有,他们威胁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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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斗争。毛主席领着中国人民,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中农是我们的同盟军,富农子弟不能参加解放军,中农子弟可以参加。这些年来,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土改、资本家工厂加工,农业合作化,资本家工厂公私合营,把厂子交出来,给他定息,叫赎买政策;对地主不客气,要夺过来,你要劳动改造,自食其力。资本家把厂子交出来,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这里红卫兵提出要取消定息,最后怎么样还没定。这些年来,毛主席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二十七八岁的人,解放时十几岁七八岁,还记得解放前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对比一下,非常明显。
    我们不管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中农、以至于地主资本家子女,一切革命的都要团结他。地富资本家子女,他们的父母剥削人,他们本人生在那个家庭里没有剥削人,他可以改造,当然有的人就是改造不好,就是干坏事,你们曲阜师范学院里知道,曲阜有个东部大队,过去是个有名的讨饭卖人村,郭守明家里就卖过人,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个漏划的富农×Ⅹ×,因为他劳动,没被划富农,划成富裕中农,他在生产队中破坏生产,在耕麦子时,不摇楼,三根腿的楼只耕岀一垅麦,给样板田造成严重损失,四清时,我找人和他谈,叫他好好改造,他不听。他的子女走遍全中国,告遍了全国党政机关,这回他舒服了,文化大革命被揪出来了,劳改了。这种人自作自受。帽子是他自己戴的,不叫他劳改,不戴帽子,他就难受。他还找钻进党内的不好的人捣鬼,想把郭守明搞垮。
    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我们是不会甘休的,至死也要和我们斗争。我们中国有个毛泽东,他掌握政策掌握的非常牢,他依靠工农兵群众,相信群众对青年,他相信革命学生,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这十七年不容易呀!这是社会上的,还有钻进党内的,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就斗啊!斗啊到七大时谁也反对王明,只有宽宏大量的毛泽东,把他留在中央进行改造,留个名,谁知道,他反革命到底,到了八大还是做工作,还留着他当中央委员,我们怎么办?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叫我们选,我们不选王明,写党的政策,给他一定的票数。七届四中仝会出了高饶联盟,还有一帮七届四中仝会没有扒出来的,他们一伙不死心,到八届八中又揪出一帮里通外国的,到八届十中全会又揪出来帮,行政上罢了官,党内委员还留着,不能客气了,党内的还有,到九大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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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是中央委员,叫我投票,我还是投党的政策的票,投毛泽东思想的票。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一派一派地往外揪。拿山东来说,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都知道,七届四中全会前有个向明,是个野心家。以后换了个死官僚主义,听信了从来不干工作、专提别人意见的滕景路,他是个什么人呀!解放以来没工作,干的坏事不少,象个皇帝一样,上街买梨挑挑拣拣,人家不愿意,他说:“怎么不叫挑?”就一脚给人家踢了。这是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呀!工务员扫地不干净,关半年,有病不能工作,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唉呀!不行呀!什么都不能干!别的同志说:“工作不能干,跳舞可满有劲。”还叫跳舞的女人打扮成宫女,穿上古装衣裳。这样的家伙在山东干了好几年,多少好干部被他压起来了。山东的事山东人民应该明白,今天山东的事情这么复杂,有没有余毒?是否有滕景路的阴魂不散,借尸还魂,很难说。
    你们是大学生,千万要记住别叫死了的当权派活起来,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魂,他们那帮人还在。你们是大学生,应按十六条规定,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问题,另一个是过去曾经有这样那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魂散没散,没散就加火烧,要认清啊!不能不认清!要让我讲话,我就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你们不革命就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学好毛主席著作,不学好十六条,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不是好学生。主观上想革命也不行。你们叫我讲话,我就要熊人,山东人就是好熊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不准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煽风点火,那里出了乱子,有的是领导人犯了错误,也有的是领导人犯了一般性的错误,被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希望到会的同学们记住。你们是大学生,是革命的青年,但终究是青年。中国有句老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现在我们把这句话改一改吧,改为:“嘴上没毛,一样革命。”革命还革的很好,要怕岀现错误吗?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难免犯错误,我自己也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你们有的人说:“天吃三顿饭,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也没犯错误呀!”不!那就是错误。你为什么不到运动中来和资产阶级斗争,你站在一边,不上大风大浪里锻炼,你想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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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呢?你只要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团结你。这是同学们要注意的大事,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你们可以自己解答下面谈谈你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你们说不见毛主席不走,这句话对吗?(众答:不对。)我是中央委员也不常见,开会时毛主席出来了鼓鼓掌,七十多岁了,到十二月七十三周岁,又是国内,又是国外,又是政治,又是军事,又是文化大革命,事情这么多,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什么也搞不好啊。革命三个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政变,不都是如此吗?搞政治革命,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是丰富的,在农村搞土改,合作化有几十年经验,在城市,我们经验不丰富,但也有十七年的经验。文化,我们没有经验,你们知道宣教文化部门是搞意识形态的,这个部门人家钻进来了,有人家的人钻进我们司令部里来,要夺权,我们毛主席看见了,就抓文化部门,把钻进来的敌人揪出来,这就开始了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非挖他们的根不可,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别的决定,只有一个十六条和一个公报。咱们毛主席七十多岁了,生活可俭朴呢。七十多岁了,又是政治,又是经济又是农村,又是城市,又是国内又是国际。今年的国庆与往年不同,往年叫北京的那个家伙讲讲就算了,今年不让他来了,讲话的人很多,上去讲话的林彪同志讲了几分钟,工、农、兵、学少数民族,还有外国朋友,全世界最受压迫的黑人。今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往年热闹多了,我在城楼上当服务员,照顾了32111几个重伤的同志,我和邓颖超一块一直到把他们送下来,身体就受不了,同志们问主席身体怎么样?主席身体很健康,他很相信群众,不怕反革命,人也老在群众中转来转去,
    同学
    们很关心主席的健康,但有人想用各种办法想把主席和林彪同志整死(口号声)。
    七亿人哪!谁不愿意见见咱们的毛主席,看主席今年的健康可以活一百岁(掌声,口号声),你们还年轻,见主席的机会还多着呢。我希望同学们在电影上见见毛主席,比天安门上清楚多了。咱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咱们叫毛主席多活几十年,把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斗倒,斗垮,烧掉它!仝世界人民都起来革命,你们这些大学生又能劳动又有文化,将来大家要求咱出人帮助革命,你们也可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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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北京,咱们七亿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影响很大,有人用原子弹吓唬我们,我们也有原子弹。有人问我们有多少原子弹?咱不是做那方面工作的,公开放的咱知道,不公开放的咱不知道,中国这么大,这里挖个坑,那里挖个洞,愿在那里放就在那里放,你管不着!我们邻居日本朋友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工厂生产的”。反正也不是用手做的!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美苏是原子弹讹诈,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在我们放第一颗时,下边还有部队在练习,有骑兵坦克;第三颗比较厉害,是氢弹,但地下埋的种子扒出来种上玉米还是老大。将来防预全国都要做,放原子弹时,地下深水坊的盖子打开跳下去浸浸,顶多弄身尿,没事,土办法多得很,鼻子里塞上大葱大蒜没事,你们看在国际上的影响多大呀!有的国家元首说:“中国的原子弹也是我们的,是反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是支援我们的。”有的人以此攻击我们,我们的邻居日本人民就写文章驳斥他们,说你们不读毛主席的书,说的话尽是瞎说。咱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比比以前提高的多了。全世界人民对毛主席那么热爱,新华社到的地方咱们知道,新华社不到的地方咱们还不知道。苏联人民也喊毛泽东万岁!苏联人民现在生活可苦了。咱们的国际列车上运那么些猪肉,又白,又肥,他们拍打着猪肉说,你们的猪肉怎么这么好呀,这么好呀!又白又肥,又光,比赫鲁晓夫的头还光呢
    苏联人民的生活很苦呀!斯大林时期
    的老干部被关起来了,苏联人民不怕,他们是要革命的,终究有一天。苏修现在搞天主教,和梵帝岗建交,葛罗米柯去舔教皇的拖鞋,贼骨头,苏联人民是不会饶怒他们的。
    咱们七亿人民都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你们是学生不上课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再去参加农业建设,把国家建设的强强的。外国人评论中国红卫兵说:红卫兵要把地球翻个个,怕咱的红卫兵。工厂、机关、农村是民兵学校红卫兵,七亿人后起之秀好得很!一代比一代聪明,把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市委叫他修正主义。扬威路红卫兵贴了大字报,质问:你扬谁的威?中国人民不叫你扬,历史反革命,前北京市委不叫动,说是保护人权,这次红卫兵搜出武器来了,是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也搜出来了,搬运工人还从垃圾堆里抓出来了个反革命,他骂毛主席。同学们,中国有反革命呀!你们要把敌我界限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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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提高认识,你们就能划清界限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2、千部问题
    这个问题在十六条中第八条讲得很清楚。第一、二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第三类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是是犯了严重错误;第四类是站在敌人立场上,不是内部问题,这是指一般干部
    3、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林彪同志的讲话很清楚,我们是打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是少薮人。当然有的人犯了严重错误,打他一下子也可以,叫他更好地改正错误么。林彪同志讲话也很清楚,资产阶级想利用这个机会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要掌握好,不准你们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有坏人,不准资产阶级动,我们自己打,自己弄出去!
    、党团员及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弟能否参加红卫兵?
    这个问题太复杂,你们学校复杂,北京学校也复杂。那些小家伙倒好办,干部,工农子弟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是少数的,红卫兵的队伍要扩大一点人,他们家庭出身不决定他本人,他父母是贫下中农,他就是贫下中农,他父母是资产阶级,他本人也只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出身于资产阶级也可以革命。有的干部的儿子是红卫兵纠察队,父亲是军队干部,爷爷是地主,父亲参加革命就背叛了本阶级,他的祖父是什么人?他的父亲,背叛了和他更没关系。中农子弟还可以当解放军,只要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当红卫兵。有个学生;他家长是右派,他和父亲斗争得很厉害家中不给他饭吃,学校里同学帮助他,吸收他参加了红卫兵,你说他不革命吗!但还有两个学生出身很好,一个是革干子弟,一个是工农子弟,但他光做坏事,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要有阶级分析,第二不要唯成份论。要动脑筋,总理在一次红卫兵代表会议上讲得很清楚,你们自己看,第一是红五类,第二是革命不革命。有些共产党员家里是地主,革命几十年,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并组织群众把自己的家庭砸了,能以地主子弟对待吗?不能吧。他的孩子能算地主后代吗?不能。只要他革命,有的敢于背叛,应吸收他们。维持他的利益不能参加。要有阶级分析,但不要唯成份论,由他革命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来决定。共产党员成你好,他犯了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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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学生,不能参加如:一般的干部,开始保党委,以后和他们斗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参加红卫兵;共产党员出身好,不干好事,坚持错误不改正,不能参加红卫兵,将来连共产党员也不能当。但不能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是黑的,只有少数是混进革命队伍来的。
    5、学生打市委,工农不同意,是否叫工农斗学生?学生砸市委对不对?(众答:不对。)机关里黑帮、学生砸党的机关又是什么行为?(答:是反革命行为)工农兵保卫党的机关是革命的(众答:对)你们说,只许学生砸市委不许工农群众保卫,这是什么理?纠察队命令在中南海若干公尺内不准停留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答:革命的)对,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些学生砸市委,工农起来保卫市委,工农没打学生,学生就说对了,这是故意制造是非,是不对的。只许学生放火,不许工农点灯,那不行。共产党的组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分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这么些年,有许多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父母儿女被杀,只剩一个人,他还是要革命,你们打这是什么行为?管他什么理由,党的机关里出了问题,可以贴他的大字报,可以要求党的上级机关把他揪出来,但不能砸,就是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黑店,北京的红卫兵也没有砸,改组时是庆祝,为什么市委内有人犯错误或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去砸市委?这叫什么道理?这叫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我们自己掌握着政权怕什么!砸市委,抢国家机要室里的文件,抢国家的机密干什么?!谁下的命令?!谁叫你砸的?!不仅工农兵,就是学生看见这种事起来保卫市委有什么错?(众答:没有错)抢国家机密是什么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隐瞒是不对的,这是个大问题。北京有些学生戴着红袖章到处胡作非为,听说有
    四个学生,把南京市委砸了,把市委书记揪出来打了,工作人员要保卫市委,皮带上有钉子,一皮带把头打破了。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们为什么要砸党的机关呢?前北京市委,三家村,也没砸过。你们山东的大学生要好好研究研究。有人提青岛的问题,青岛市委张敬涛犯了什么错误?你们可以组织战斗小组去调査,山大组织了一个战斗小组去调査过,他们的调査材料我看过,很好,与我从青岛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得到的材料相同。材料就一份,我送给你们,你们可以看看,叫我回答我回答不了,你们愿意的话,组织调查战斗组到工农兵,到中学生中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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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未定性质的干部工资怎么处理
    中央和十六条未有规定,从北京来看,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是内部掌握的问题。在批判斗争未定性质时,工资我们这里没减,可是要他劳动,劳动很好嘛。我没有听说未定性质就减工资的。北京是这样,其他地方没听到。组织处理,放在后边,按十六条办事嘛
    7、红卫兵好多派别的问题?
    我也真头痛,你们大学生真难缠,是进士,心眼多,你们接近工农兵的机会多,应该好办些,意见就是统一不起来,你说你是革命的,他说他是革命的,既然都是革命的,就统一起来吧!我接近过中学生,三个人一同开会,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就说你是反革命,好几派学生到我家去,叫我骂了一顿,他回去一夜没睡觉,第二天就检讨,合起来了。共产党员还允许有不同意见呢,你们怎么没定性质就说人家是反革命,政治路线定了,要按这条路线进行革命,意见不一致,大家讨论解决。我虽不骂你们,但还是生你们的气,干嘛一句话说不通,就不同意,就说是反革命?干嘛人家叫你向东看都向东看,向西看都向西看,来了个反革命叫你向西看,向西走,你也向西看向西走?你们没脑子?!每一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谁的意见正确就同意谁的。你们应该把意见统一起来,你们是大学生,你们那里来的这么多事?!若你们老这样闹腾闹腾,统一不起来,干脆!解散!不办大学了!办大学是叫你们好好受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假如意见不统一怎么能行!你们这些人呀,最容易受人煽动,我提醒你们,大学是谁办的?共产党办的,把学生教育出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是叫你们造无产阶级的反。听见什么呼吁呀?求援呀!就去了,青岛的问题,劳(?)大不是去了吗?去了以后说:“受骗了!”就回来了,还不错,还用了点脑子。要了解情况有一个窍门,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到工农兵当中去调査。你们还是把本校的情况讨论讨论,大家坐下来冷静点,不要青年人火气那么大,搞不好就挽袖子要打起来,内部问题我们自己的大学,自己的政权,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和敌人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也能解决。从你们提的问题来说,我可以说,你们毛主席著作没读好,好好读毛主席著作,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我这是批评你们。你们到北京来观礼,统思想,统一了方向,从北京回去后,好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等着你们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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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黑五类子弟能否参加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完全可以。他们的父母犯了错误,可以组织他们向他们的父母斗争,这不很好吗?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遇见三个学生,一个富农,一个上中农。我问他!你爸爸犯了错误怎么办?他说:摔死他。我说不许打人。他说揭发他,斗他,开他的斗争会。他们愿意背叛家庭,要革命,我们就要争取他,要不这个百分之
    九十五从哪里来?!特别是大学,工农子弟不多,你们到北京来也是走的不容易呀!越是高年级,工农子弟越少。有的学校不是这样,如调干,进修学校,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过去十七年党内有修正主义、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虽不是主席,却在具体工作中掌权,光讲分数,不讲品德。工农子弟放了学要劳动,资产阶级子弟家里有专门教员。黄炎培是(?)条老狗,小老婆是大学生,家里有专门教员,他的子女都是五分。他在表面上喊毛主席万岁,声音唯有他高,背后里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有一个好的。我们的医生给他看病,他不看,他说我枪毙你。他在反对蒋介石时做了一点点工作。我们养他老。我家的孩子就不这样,要上学就去上学,考不上学就去劳动,去当兵。不能随自己,要听党的话。叫我辅导我不会,我也没时间,我叫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子弟看革命品行很好,按分数可能差一点。人家定考试九十七分才行,我们工农子弟怎么行呢?!工农子女怕考不上,可紧张了,有的认为对不起孩子,我认为不上学也样干革命,我对得起他们,因为我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在斗争时,要掌握住,别用那些戴高帽子,下跪,打人,打我们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共产党员戴二十八斤的高帽子,用铁丝挂铁牌子,这是什么人呀!对我们的共产党员这样厉害,这样狠心?是什么人在背后指挥?你们是大学生,这些题,你们有责任去弄清。9、工作组的问题,
    记得最初中学生来要求说:“我们要闹革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搞法?派个叔叔阿姨来指导我们吧!”后来我们就这样派了
    全总在市委安排后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市总工会,撤走时有些人要斗我们,最后左派起来了,还是敲锣打鼓地送走的。犯方向性的错误是指派工作组的做法,不是每一个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错误。有的工作组很好,有的工作组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如北大工作组。分界线是:是否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还是镇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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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革命呢?提到纲上来,就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还是按自己意图办事?有的工作组主要负责人是个傀儡,是个木乃伊,底下的人掌握实权,那就是下面的人犯了严重错误,有的是钻进党内的敌人
    10、革委会与红卫兵的关系
    革委会是革命的,就接受他的领导,革委会面宽,红卫兵面窄。革委会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中。
    11、红卫兵串连问题:
    北京的红卫兵出去了很多,也不是总理派出去的,也不是红卫兵总部派出去的,是他们自己出去的。他们满天飞,有的在北京是好红卫兵,因为没有分析能力,在外边跟着人家干,有的人还打解放军,现在北京红卫兵总部出去揪去了。如果有的学校不敢起来,有反革命镇压,可以去煽风点火那很好,但是要以本单位群众为主,不要包办代替。
    12、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
    是十六条规定的,你们是左派,起来领导着闹革命,你们一定要团结中间,说服落后,参加到文化革命的队伍中来,才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包括地富子女和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我们不去争取他就叫资产阶级争取去了,要孤立最反动的少数的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学生的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
    13、专家、权威问题:
    十六条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咱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有些专家从帝国主义国家冲破了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难免的,他们冲破困难,回到祖国,做岀了贡献。对科学技术人员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上有旧的东西,但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他们。科学技术人员除了我国培养的如蔡祖泉等外都是“三门”干部,没经过劳动锻炼,哪能没有错误?有的错误可以批评他,教育他,帮助他改。有的专家不是反革命的要保护他,好多问题,咱们青年搞,但搞以前他们总还给我们出
    些点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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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革命,不要怕犯错误,人要革命就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呗!有人认为不革命就不犯错误,而他本身就是天大的错误。同学们提的问题很多,没能一一答复,以后有时间再来看你们。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同学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穆欣同志和我来看望同学们,同志们。同学们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我和关锋同志写了许多信。关锋同志病了,同学们来了许多信,这些信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文革小组关心外地,山东、青岛、济南的斗争情况。康生同志也写过条子要我和关锋同志见大家。本来我和关锋同志来看大家……由于关锋同志病了,所以穆欣同志和我一起来了,主要是看看大家,听听同学们的意见,情况,要求,带回去在小组里研究。中央文革就只几个人,现在全国各地都要见,我们也想见大家。我们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们不能发号施令,也不应该发号施令,我们只能听大家意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和要求。我们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我们两个人来就更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同学们要作结论性的问题,我们不能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能作。今天只能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原则上的回答,可能对,可能不对,请同志们考虑
    整个文化革命形势很好,这一点同学们要作足够的估计。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热烈鼓掌)同学们把形势分析一下,回想一下就可看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掌声)这是八月八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二日通过了会议公报。这个错误路线在十一中全会之前,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但这个斗争从八月初,八月底,到九月这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有的地方改换了形式,还是继续执行错误路线。从十月初,林彪同志十月一日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群众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这个形势同学们都有亲身感受,很好。各个省、市,北京各个部门展开了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不是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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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不搞了,它们这一套就收起来了呢?因为群众批判就自动消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它是不会的!它会改变形式,以另种形式表现出来。运动每发展一步要看到主流,另外也要看到提出什麽新的口号,坚持反动路线的也会更换花样,搞他的一套,斗争还在继续
    同学们提了许多条子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各个地方在开三级千部会议,提到三级干部会议究竟怎麽样。山东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的说来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是中央统一布置的。由于这个运动的深入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动下,要看到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於他们自己的错误究竞采取什麽态度。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同志会进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群众性的大批判,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一个机会,改正错误。我们看一看,这个会是不是能开好,他们是不是能改好,屁股是不是坐到革命群众一边了。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象开完十中全会那样,回去没有什麽大变化。我们应有一点信心,有了两个月斗争的经验,他们也有一点经验,是不是认识上有提高。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同志认识上会有提高。但有些同志反映:把谭启龙带到北京来了。就同志们反映:他回去之後进步很小。(群众说:他没进步。)他没有进步
    继续对革命学生采取这样对立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样辜负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苦心教导,一定要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一定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要坚持正确路线,(热烈鼓掌)定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斗到底,斗深,把这条路批深,批透。这个原则是一定不能妥协的,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个原则不能含糊!(鼓掌)同时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时间进行观察。同学们要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给他们条件,因为这个会要传达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从六月到现在五个多月了,从十一中仝会算起两个多月了。在五个多月,两个多月中,革命师生,革命的同志是不是也应当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想一想,我们本身的斗争也要提高,我们的觉悟也要提高,斗争艺术,斗争策略也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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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同学们,记得十月六日的十万人大会,江青同志提出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掌握稳政策,学会善於运用斗争的策略,提了一个多月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学能提高。对於进行两条路线的斗竽,要按毛主席的思想正确地进行。这一点请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林副主席最近的两次讲话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希望同志们仔细地读一读!
    、对形势要正确估计:一片大好形势,不要看成一片黑暗,不要对反动路线估计过高。北京革命派也有这么一点,是不是对形势估计过於黑暗一点了,要看到大的方向,大的主流。看到好得很的形势,看到一天比一天好的形势。当然点黑暗没有,也不对。反动路线能那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再一个必须彻底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再一个对执行反动路线的要加以区别,对提出和执行这条路线的要加以区别,提出的只有一,两个或几个人,这是一个区别,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同志们温习一下我党的历史,每次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只有一两个;第二个,不自觉执行(大量的)和自觉执行(少量的)区别;第三个,有轻有重,轻重不同,量的不同,有时有性质上的不同,要有所区别;第四个,是坚持错误还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同继续坚持,顽抗不改的要有区别。
    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主席,党中央一贯处理党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我党历史上曾对犯路线错误的人作过不正确处理,这对党有很大损失。毛主席指出的正确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两个目的。一定要弄清问题,不弄清问题就团结,不成了合稀泥了吗?反对合稀泥!不坚持原则,不把问题搞清楚是不行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但又要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向他大喝声,你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同毛主席相对立的,必须深刻检讨,改正。他说我不是改了吗?口说无凭,你是不是改,是看你的行动,而不是看你的宣言
    看行动看什麽呢?这个《红旗》杂志提出,要看他三条:
    是不是公开承
    认错误,检讨自己过去犯了路线错误。明明犯了错误,大量事实摆在面前不认账光说改,浮皮,不公开检讨是不行的。二,是不是纠正错误,特别是对过去被他们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公开平反,给这些革命同志当众恢复名誉。是否彻底做了,坚决做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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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做了没有?(众答:没有!)青岛没有做,而且十月二十五号还把小学生打成反革命,怎麽能叫青岛问题解决了呢?(热烈鼓掌!)这一结论应由青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来做,解决了没有?(众答:没有!)是否把同学被迫的检查材料交了?(众答:没有!呼口号。)三,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掌声,口号声)过去他压制,镇压群众,说改正了,过去这种同毛主席相对立的(路线)是严重错误。第三条就是看你能否真正把屁股挪到革命群众一边,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进行斗争。有这三条才叫改正了错误。我希望同志们再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能做得这三点。所谓看一看,还要进行斗争,每一步前进都要进行斗争,(掌声)不是我们抄起手来站到一边看他,所谓看是观察,观察还是要斗争斗争策略要注意,要提高。党中央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学生,特別是受压制,迫害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戴了种种帽子的群众,坚决支持你们。很多地方革命左派地位改变了,或开始改变了,但也有的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会改变,一定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一定要更加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办事,我们千万自己担负领导,自己改变地位,以后不要象他们过去对我们那样,不要接受他们的坏传统。我们党内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毛主席的传统;另一种是革命党的作风的影响,直到苏共修正主义的坏影响。过去的错误路线,那还不是革命党作风?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党的正确传统,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传统,斗争方针。不要象他们那样整人,整群众的材料。我们不要搞盯梢,监视,搜査笔记本等不正确的做法,我们采取林彪同志上次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是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要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善於同群众商量,同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每一个斗争要总结,整顿我们的队伍,逐步扩大我们的队伍,团结群众;我们不要象他们搞的那一套,陷到里面去,我们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在材料问题上,档案材料上,强迫个人检讨的材料要交给个人,自己处理。至於其它各种各样整理的材料,我们是不是想个最简单的方法处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扭来扭去,造成群众之间争论不休。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思想上去批判。当然也要进行斗争,斗到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不能隐藏,复制,转移,搞鬼,要全部交出来销毁。我们过去这方面想得不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纠葛。总之,通过这个斗争,自己把自己提高。有人提出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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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山东三级干部会议是学生破坏了,我们第一次听到学生破坏了三级干部会议,把这个罪状加在革命学生头上是不对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应该很好把屁股坐在革命学生一边,我相信革命学生不会不让他们开的。(掌声,口号)一定可以经过商量达成一致协议的,如因商量没达成一致协议,耽搁了几天会议是不能叫破坏会议的。(掌声,口号)同学们要做到一点,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再看一看。最近毛主席讲,是不是这次比上一次好些,但是总有少数人还是对抗。究竞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给他们条件,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开好改正错误要看上面三条。红卫兵是否能参加?还是分开来,给他们时间讨论问题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机会,承认错误。他们应当抽出一定力量,同时向红卫兵做工作,共同讨论问题。
    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判断什麽事情对不对,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用毛主席的话来判断,按文化革命十六条办事,按林彪同志讲话、《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它中央领导同志正式发表的讲话为标准。至於其它讲话,外面很流传,印成传单,还有接待站普通工作人员讲的不能作为标准。没有正式文件不能作为依据。以正式讲话,文件为标准,根据这个办事,流传的律不算数。
    比如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同志《论左派》这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是林彪同志写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捏造,这是假的。看来是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的。这些东西不能算数,要上当的。至於有人故意利用这些讲话,大量印发,达到其特定的个人目的,是要和他斗争的。例如青岛大量印发总理讲话,所谓青岛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对的。例如,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错误,有人大量印发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査。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如何搞,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我希望刚才谈情况的那个同志,把意见写个材料给我。现在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农村也是一样。希望同志们有这方面调查材料的向你们省提,也向外面提。革命学生应该和工农结合,这是方向,是毛主席的原则,任何大的运动革命学生不和工农结合,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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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党历次革命经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革命学生怎麽能不同工农结合呢?这个大方向要背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农民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性要支持,不能压制,打击,更不能镇压。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工厂农村同学校不一样,学校停课一学期,再停一个学期,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但工厂不能停生产,一天也不能停。农业生产也不能停。是不是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条,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全国人民要吃饭穿衣,国民经济要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第二条,生产指挥系统不能中断。具体的工厂文化革命任何搞法,欢迎工人同志们提出意见,同学们可以提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党中央很快会有指示农村农闲时应怎麽办?工厂农村问题很紧迫,希望同志们,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陶铸
    都见到了毛主席吧!都是第一次吧?这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我不是架子问题,能接见代表,不接见全体,我不是接见,是谈问题。我与你们谈两个钟头,和大家谈不一样吗?这样谈问题倒不是架子。接见只能主席接见,我们是谈问题,我们若去接见倒是架子大了。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给你们送行。你们提提看,还有什么问题。(赵伯林同学说:主要听首长指示)没有指示,要指示,谭启龙同志指示,他是老山东了。
    你们住经委怎么样?冷不冷?吃饱了没有?主要是革命,看毛主席不是为吃饭。“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今天开了一万多人的会,大家要搞好接待总理亲自讲了话,现在还住二百多万人,有近五十万人的住处未解决。近三百万人等于北京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机关、老百姓都住了,只剩下毛主席的住处无人去住了
    谭震林
    保卫毛主席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坐在国务院门口闹,到这里闹,就是小道理。(陶铸同志说:我们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由谭启龙同志解决,提髙觉悟与你们站在一起,坚决革命,你的觉悟是髙的,再提髙步嘛!)你们回去也要由大道理管小道理,这就要总结经验,省委三级干部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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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错,正在总结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经验。学十六条,学毛主席著作,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该提出什么问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看到主席在天安门与少奇同志谈话,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奇同志,主席还与他那样客气。那么对谭启龙同志你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主席讲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
    口,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得总结经验。一九三零年在江西苏区,肃反打A、B团。
    破坏活动是个别的,大部分是内部问题。肃反运动把很多人抓起来了,主席就及时开会,不许逼供信。逼是用各种刑法逼出口供,供了就信,那不是把问题搞乱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陶铸同志说:没宣读的重新宣读)四十天总结了经验,又写了补充指示。主席是善于抓关键的。你们不是要接班吗?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要学会及时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各地区、各单位、各班的情况不同,各方面提出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要善于总结经验,不然容易出偏差。文化革命是新东西,除主席及林彪同志、陶铸同志、伯达同志他们明确。我们有的经验是过去整风反右的经验。你们山东的经验是很多的,如朱瑞问题、何明问题
    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你们青年人脑子里是一张白纸,参加运动的还有些中年人,他们是有经验的。《解放军报》社论《最论一个公字》,你们私字少,中年人私字就比较多,这样看问题,提出问题就不完全一样。因此,总结经验就要很好地学习思想方法。《毛主席语录》第一七四页开始专讲思想方法问题,不很好地总结经验就提高不了,这样使运动的发展受到限制。毛主席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学会运动。我们过去是种地做工,后来跟主席闹革命。(陶铸同志问谭震林同志那时多大岁数?谭说:二十五岁。)
    总结经验要与省委充分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省委的同志年龄都大了,敏感性不及你们,你们要推动他们前进,他们有经验,(谭启龙同志说:有框框了)就是框框不适应形势
    你们帮助,怎么帮法?即主席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就提出来了,这是党内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总结。主要是总结反对宗派,即王明当时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批评了,提出了“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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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推动山东文化大革命运动?启龙同志支持你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推动省委,如何推动法?你们要总结,不然要犯错误。省委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些人,现在纠正了,如搞不好,又可能打击另一些人。你们说济南有修正主义红卫兵。错误不在他们。要批判反动路线,烧毁黑材料,彻底平反,如搞不好,又要打击另一些同学又叫保皇派、修正主义,这又犯了错误。这个担子你们要担起来。省委有错误,要彻底检査,彻底平反,这不允许讲价钱,要坚决执行。我们将来公布文件,《红旗》十四期社论,已提出要区别对待,不许把任何责任加到同学们身上。党委要这样干,你们也要这样干,把多数同学团结起来,讲清道理。当然这样做工作也很艰巨,也不容易,要说服群众,说服你们的群众,还要说服他们的群众,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把反动路线搞清楚,肃清影响,使运动正常发展。所以要总结经验,学会办法,搞不好他们还骂你们“右倾,保守”,要做很多工作。我向你们提出这么一点建议,也说不上临别赠言。
    陶铸
    谭副总理讲得很好。我的话不好懂。
    我相信山东这次一定可以改得很好,错误大一点,批评严格一点,可以改得好一点。这几天我接触江苏、辽宁及你们三批,接触的同学都很讲道理。我们现在比较超脱,问题好讲,你们基木上是谈了一次就谈通了,基木问题是好好总结经验,基本问题是领导上信任群众不够,深入群众不够。谭启龙同志,你过去到过学校多少次?你到山东十三、四年来深入学校,批评你,十三、四个小时算什么!我是不赞成搞十三、四个钟头的,我们长期不深入学生,这个批评是好的
    这次来北京是谁的责任?还是谭启龙的责任。你当时好好检讨就解决了。你说:要去,全体书记都去。大家批评,不要发火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做惯了,我们是有贴大字报的必要。主席、林彪同志、总理不能贴大字报。
    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高高在上,官气很足,过去批评人家很多,人家批评我们就吃不消,这是不平等嘛!总结经验,两方面都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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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京,是谭启龙和省委负责,不是你们负责。你犯了错误,人家批评你还发脾气,不对嘛!
    1、回去怎么办?把山东文化大革命搞好,帮助省委改正错误,回去先开好级干部会,把思想解决好,开个大会,省委作检査,检査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改得不好,挖挖思想,越挖深越好。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挖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错误要釆取认真的态度,象锄草一样,挖出根子在太阳下晒—作为省委更要这样。在你们来讲,要求一下子满足不可能,你们要求高,这要有分析;讲够了就是讲够了,有进步就欢迎,不够的再摆事实讲道理;要采取一看帮,欢迎微小进步;等待的态度,可不可以这样?(答:可以!)可以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三干会要切实把思想搞通,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然后做一次大的检讨,检査后大家再看,不够再检査嘛!惩前毖后,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用毛主席的办法。
    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用团结的办法,即犯了错误也叫他悬崖勒马,何况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错误主要在中央少奇小平身上。主席批聂元梓的大字报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他们搞了种种限制,把运动压下去了,这是全国性的。少奇、小平是以中央名义发的指示省委只能执行,问题是开了十一中仝会以后,各地还不那么彻底改正。执行错误路线有组织原因,下级服从上级嘛!中央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也有思想原因,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主要责任在中央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做为各省要挖与反动路线有共鸣的东西,不是敌我矛盾,就是路线错误。你们要帮助、批评,挖根子,你们的脑子比我们纯洁嘛!将来你们做接班人,执行正确路线,仍要经过斗争。
    2、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抓。要狠狠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省委为主,可结合学校的问题。反动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流毒很深,你们先把省委作个练兵嘛,然后再搞斗批改。要弄清什么叫反动路线,他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才可以使我国不变颜色。农民工人中,干部中还有很多私有观念残余,彻底批判才能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批判领导,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了,领导干部革命了,群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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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就好办了。全省范围要弄清,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领导彻底,下边就搞清楚了。
    3、黑材料问题。你们有问题没有?现在全国搞得非常紧张,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松了。看来闹复杂了不对,现在中央决定,统统马上烧掉,搞简单的办法,从五月十六日起,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要几方面派代表,只看题目不看内容,看过后统统烧掉,大家不再搞材料了,集体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检査党委领导机关,领导上又怕交多了吃不消,从文件公布之日起隐瞒、复制的一律开除党籍。你们批判省委路线问题的材料多得很,大量事实,还要黑材料干什么?路线错误有材料,反党集团、黑帮、反革命,他搞阴谋,他们不会有材料,批判路线问题不要材料也可以嘛!不一定材料多才能批判反动路线,多了倒是把问题冲淡了。提岀主要问题,用主席的观点来批判就搞臭了嘛自己分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问题,不然大家都不用脑子了,好象就是箱子里的材料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党从毛主席领导以来,政治路线错误必然有错误的组织路线,它必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是团结——一批评——团结,惩前毖后,与人为善,不要鬼鬼祟祟,这次工作组搞材料就是“格伯鸟”的影响。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应该相信大多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坏人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只靠少数人记几句话,光记错误,好话一句也不记,集中起来,增加了不必要的怀疑,以后要改变。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但我未犯路线错误。如果把我的“左”的右的错误集中起来那也不得了,批判一下就算了嘛!鬼鬼祟祟地整些材料有什么用处?干部档案是公开的鉴定,今后不搞这一套。现在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在材料问题上多纠缠,大家的精力解放不出来,这次搞一下,肃清过去“格伯鸟”的影响,今后采取正确的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搞黑材料,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回去要做说服工作,这总是个好的道理,是可以说通的。
    4、平反问题。执行错误路线各地都存在,打击了一部分好同志,搞错了的要彻底清查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这次因为贴了大字报,你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一定要平反。六大自由嘛!人家批评领导,就叫攻击领导?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是作结论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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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19页,共5150页
    运动中批评、贴大字报的要保护,要坚决彻底。(韩同文同学说: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
    5、斗争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不消灭,它就要复辟,要消灭资产阶级,它就反抗。斗争是复杂的,如:刘志坚家两个孩子,一个拥护郭影秋,一个反对郭影秋)要坚决斗争。怎么斗争?首先要分清两类矛盾。两类矛盾都有,还有交叉,但大量的是内部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破坏运动的,他不是不理解,那是敌我矛盾。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是右倾,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那就“左”了。山东问题是内部问题,谭启龙同志到山东十四年,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得比较好嘛!只五
    十多天执行反动路线,这次态度又不好。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会改好的。改好的前提,一是启龙同志是老干部,有错误可以改正;另一方面有山东五千万人民起来监督。如不改正,矛盾性质可能变了。改正错误,无自觉不行,无压力也不行。自觉是主要的,压力是必要的。蒋介石到过苏联,专门派几个顾问,他还是搞反革命。压力主要是批判、贴大字报,再不然就开大会,请你来听批判。但我不赞成把干部抓走,揪人。中央指示,不要随便揪人,不要长期纠缠。我昨天到文化部去作报告,他们去了一些红卫兵,说二十天找不到部长、副部长,他们说,要随叫随到。我说,这是法院的名词。今后你们规定在什么地方开会,开多少时间,通知他参加就行了。开会不超过四个小时,晚上不超过十二点钟,即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按时间。如一下孑把他搞垮,他就没有办法交待问题了。开会时间不要过长。大民主是大规模的民主,是大家的民主。你们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回山东之后,也采取这个办法,按一定的时间开会,不要天天揪他们。我接待西安的同学说过,绝食的办法我不赞成。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无办法。现在毛主席给我们这样大的民主嘛!大鸣、大放、大串联嘛!静坐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我说在大街上搞大串联是个创举,他说成绝食是个创举是不对的。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分析两类矛盾。内部矛盾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不要把人揪起来。扣起来,可以开小会,开大会。要允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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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讲话。你们将来当省委书记,这样搞你也是不好受的。安徽把李葆华搞了三天,垮了;李任之搞了八天八夜,叫他签字,成了逼供信,结果不能兑现,成了假的辛苦了这么多天搞了个假的。
    总之,全国运动形势很好,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好地团结大多数,把运动搞得更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接班就是接这个班。
    6、农村、工厂四清派工作组,这不叫路线错误。二十三条是肯定了工作组的。农村分散,组织松散,必须有工作组撑贫下中农的腰;工厂也需要工作组撑工人的腰,那是帮助群众起来揭盖子。学生不同,有文化,能学主席著作,能看报纸,这次派工作组是群众起来了。派工作组是镇压运动,和四清不一样。
    工人要支持革命,工厂即使搞了四清,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未搞四清的结合搞,工厂今后可能不要派工作组。学生可以到工厂参加劳动,到俱乐部、到食堂,放假时到工人家里去串联,但是要依靠工人自己革命,要相信工人老大哥。但工厂不能离开生产搞革命,只能业余时间搞革命,不能中断领导。生产计划性很强,要有领导,大家都按规程操作,遵守劳动纪律。(有人问:能不能到医院串联?)医院可以到办公室座谈,到宿舍,但不能干涉医生的医疗,送大字报可以,串联到宿舍交朋友可以。工人利用礼拜天,晚上也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停止生产来串联。你拿工资不能生产不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正在硏究,它与学校不一样,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农村也可以采取工厂的办法,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去多了。谭启龙
    完仝同意陶铸、谭震林同志作的指示,我们一定向三千会传达,认真对待这些指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一定向全省人民、学生作彻底检查次不行,再次、三次。陶铸
    搞七次也可以嘛,七擒孟获嘛!有三擒三纵就行了。诸葛亮还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处理呢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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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21页,共5150页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对青岛市造反派谈两条路线斗争
    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集中的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就存在着的东西。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木质的东西是什么?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它的本质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自从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个问题就立刻地、尖锐地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的。就在那一年的
    五月间,刘少奇就作那样一个报告,也就是他从天津视察工作回到北京所作的那个报告。(这是我们后来从一个文件上看到的,那时我们还在山东)这个报告概括地说就是两句话: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工人阶级不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痛苦,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舒服。结论是什么呢?五三年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得的结论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质上是说,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理论不是什么新的,而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东西,从考茨基、苏汉诺夫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却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木主义没有充分表达,生产力没有达到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这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共同的东西,即生产力论。
    可能你们图书馆里有那么一本内部参考书,即一九三零年考茨基写的《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明显地吹嘘:十月革命应该是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按俄国的环境,当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他还狂妄地说:列宁完全违犯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他多年以来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要全部垮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是一九三零年才有的,而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俄国就有了很多这样的理论。当时孟什维克有个经济学家苏汉诺夫著了一本书《革命札记》。在这木书里,苏汉诺夫讲:俄国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厂发展水平很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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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中的农民没有文化,很落后,所以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后来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也是这种理论。布哈林就说过:“发财吧!”
    对于这种反动的理论,列宁都给予坚强而有力的驳斥。列宁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论俄国革命》这篇很短的文章里,就驳斥了这个观点。他说我国工人数量比其总人口是少的,但它可以与农民相结合,俄国的农民是赞成实行社会主义的。虽然生产力不如欧洲一些较发达的国家,但是从什么书上见过有这样的理论说不能这样做;工人和农民的相结合,为什么就不能先革命,再发展生产力呢?列宁还引用拿破伦的话:“先投入战斗,然后见分晓”;先把干部培养好再去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在革命中培养干部呢?
    邓子恢在一九五五年不是说过,合作社成立那么多,会计就不够用的了吗所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读考茨基、苏汉诺夫的书,但是阶级的本能,修正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分界的。拿我国的具体情况讲,我们的工业比俄国的更落后了,农村也更落后了,更没有文化,所以有人就讲“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因此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木东西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不只是在建国初期到现在存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今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还会有这个问题。从农村合作化来说,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很难设想可以被富农经济所包围。如果有那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假的。波兰有百分之几十的农村是个体经济或资本主义绎济,它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而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的。那有农村是资木主义而城市是孤岛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解放后不久就立刻赞成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当时刘少奇是反对的,他认为没有拖拉机、电气化,就不能实现合作化;如果要实现的话,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冒进的。那时山西老区要大搞合作社,刘少奇就提出反对。我前面引用的就是他(刘少奇)的批语,而毛主席就特别支持组织合作社。人民不是沿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于是合作社风起云涌,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样就吓坏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要动手砍掉。毛主席当时就批评了这些人是小脚女人,不相信群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就讲了这个问题:历史的前进是这些人无法抗拒的!低级社向着高级社发展,同样遭到这些人反对。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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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彭德怀、黄克诚从军队里跳出来,加以反对。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经过庐山会议,把这些人的反对打下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当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我国又遇到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单干风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来了,刘少奇、邓小平又耍起了他们那一套,特别是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单干也好嘛!极力鼓吹单干。这些人就象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样并没有开过会,但单干风、翻案风却搞得很厉害。北戴河会议,十中仝会,毛主席说形势大好,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人民公社不断地发展、巩固和壮大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进行的这种斗争,主要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具体地讲也就是三大改造,改造所有制。所以这种斗争突岀表现在经济范畴。这不是说没有政治范畴,有肃反,有抗美援朝运动。也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有时有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的批判,但是重点是经济范畴。这场斗争的结束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到了五七年,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范畴,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出了“轮流坐庄”反动口号,但并不是没有经济范畴,如围绕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就有斗争
    从六二年起,思想范畴就更加突显岀来,开始是吴晗的《海瑞罢官》、孟超的《李慧娘》随后就是周扬、习仲勋搞的《刘志丹》小说。还有薄一波等人搞的他们坐牢的小说(未发表),阶级斗争深入到了灵魂。这里边也有经济斗争相配合着,与单干风结合在一起。去年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最后通过对彭、罗、陆、杨的斗争,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除一切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进行文化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是因为资产阶级懂得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首先从思想上做好舆论准备。《海瑞罢官》以至《刘志丹》小说,都是为制造舆论准备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所以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反动路线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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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来的历史,就是在政治、经济、思想范畴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为主的历史。它的本质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以前有,现在有,今后还有。六三年的《二十五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它遇到了抗拒,象谭启龙这样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绝不是偶然的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天天写文章、作报告,好象不写文章骂我们,他睡不着觉。有两种睡不着觉,我们忙得睡不着觉,修正主义吓得睡不着觉。它们的文章反过来,复过去,无非就是那么几句话。我们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我们说是文化革命他们说这不是革命,是破坏文化。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连群众运动的常识也不懂得了。革命运动总是先从学生、知识分子开始,然后发展到工厂和农村。五·四运动、五·卅运动
    九运动都是这样。那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现在不
    同了,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运动的规律是相同的。这次运动从学校到了社会、机关,然后到了工厂、农村和军队。
    不晓得你们青岛的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有没有抵触。我知道有些干部是很抵触的。他们有一种理论是:工厂不同于学校。这句话抽象地讲没有毛病,当然工厂不同于学校啦!学校可以停课,工厂不能停工,否认它是不对的。第二种理论是说,工厂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工厂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生产任务,质量也高,品种也好,当然这些成绩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来的。这个不能否认!但不是说,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一种理论是,工厂总是无产阶级大本营,工人阶级与学生不同。还说,工厂的干部天天是搞生产,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一次开会,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同志们想一想,
    一个是工厂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二是工厂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工厂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四是社会主义的工厂能不能变为修正主义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工厂如果没有,就不要搞了;如果有,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某种程度上比学校的更重要。他不仅接触上层建筑,而且还接触到经济基础的问题。
    社会主义阶段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工厂里就没有了吗?工厂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学校里还很厉害,他掌握人权、财权。学校顶多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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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开除。工厂有人权,一开除就不得了,就要失业;要不就不给你提级,比学校里抵制得还厉害,刘少奇搞工厂,虽然有些理论上没有讲,但实质上是以利润为原则的,是利别尔曼的那一套。这样,工厂里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很明显很清楚了。工厂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干部懂得农村是小生产,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工厂能否产生资本主义,很多干部就没有想过。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第一要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生产资料完全变了,是公有制,与过去不同了。因而工人劳动的性质变了。过去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现在是为社会、为国家而劳动。因此,它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工厂。第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工厂还会产生资本主义?按列宁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有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瘢痕。具体说,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分配却是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原则的,是按劳付酬的。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按劳付酬,现在还不能取消,相反的还要保护这个方针。因为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按劳付酬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以工厂里一方面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另方面报酬却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里讲,这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按劳付酬其实是不公平的。一个没结婚的青年小伙子每月六十元,他一个人就是六十元,和一个有几个孩子的老工人比较起来就很不样。另外还有等级差别,这就不可能不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新的资产阶分子。赫鲁哓夫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是富农经济,在工厂是厂长、经理等高薪阶层,在文艺界里有肖洛霍夫
    这样上层建筑就不知不觉地“和平演
    变”了,就由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刘少奇提出的新工厂要用合同工,主要是利润原则。刘少奇说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能走向共产主义。这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读与刘少奇的有着根本的不同。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懂得工厂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使革命进行的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到这样一个新阶段:全国的全面性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全国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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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里还有个思想,就是去年工交会议上,邓小平作过这样的报告,把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说生产第一、政治第二。这个相当普遍。有的人说,我又革命,又生产,两者并重,一半一半。最近报纸上摘录了毛主席有关反对经济主义的论述。林彪在军队问题也讲过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实际上这也是老问题,你们去翻翻看。《列宁仝集》的第32卷的《再论工会》里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同政治比较起来说,政治是第一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也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如果不是以政治为第一,就会使苏维埃制度灭亡。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军队建设,经济建设,都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首先从组织解决问题,而是政治第一,政治是灵魂。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军队问题,都是政治第甚至在科学方面也是这样。同志们想一想,为什么我国原子爆炸发展得这样快,资产阶级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说,科学就像上楼,就像楼梯一样,“共产党不要楼梯,一下子跳上去了!”他们觉得不好理解。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跃进,都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挂帅。他们是不可能懂得这一点的。在工厂里,人的思想革命化了,精神变为物质
    六四年底,我到天津去,顺便问了一下工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因为
    九五七年我去天津,到几个工厂开过座谈会,谈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哲学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件大事,杨献珍在党校时反我,说我提倡工人学哲学。我说,反我好,那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还没有那大本事啦!其实是工人自己搞的。所以六四年底,我到天津又问起这件事,总觉得工人阶级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件大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掌握毛泽东思想才是防止修正主义的重大措施。我看了工人篇黑板报稿,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总要占点时间,从这个意义讲,学习和生产的关系是减法,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人的思想变化了,机器变化了,生变化了,在这个意义讲,学习毛著又是乘法,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很辫证!要说这样的文章,我们在房子里是写不出来的。我还问过近郊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他们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很易理解,我就想到大学里学哲学,越学越糊涂,而普通工人、农民很容易懂得这个问题。学了毛主席著作,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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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生产增加了,所以毛主席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革命不会破坏生产,相反地革命会促进生产。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会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
    最近中央文革讲不仅要读语录,还要读一些毛主席著作。如《古田会议》、《反对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方向》、整风的两个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这个问题很重要,左派力量大了,左派本身就要触及到灵魂。有没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是大公无私,还是小公无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要造我们头脑中四旧的反。林彪说:“既要作为革命的动力,又要作为革命的对象。”最近林彪又指示:一个是革命性,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组织纪律性。革命是火车头,要有革命首创精神。你们就有这种精神,不是要接管吗?但又要有科学性,必须调査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毛泽东思想。又要有组织纪律性。你们要好好注意,我经常这样想,我们文革小组在毛主席没回北京前,刘、邓使文革小组受压抑,我觉得很放心,因为受压抑的时候总要慎重,也不会翘起尾巴。毛主席回来了,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打,文革小组威信起来了,解除了压力,我很担心,怕文革犯错误,因为这很睿易骄傲、粗暴、仓促处理问题。左派也是这样,压抑解除后,要特别谨慎谦虚,戒骄戒躁。
    有时候我们忙的不能坐下来把问题多思考一下,所以不容易放眼世界,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没有灵魂吗?你就那么干净?北京红卫兵说:“我们不是想把你打成右派,而是想把你们打成左派!”有的人就不懂得这点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是象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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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
    (我们插话:青岛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
    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島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我们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仝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可能还有反复,接了又下台。你们要看见具体的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经过几次反复,还有个王效禹。谭启龙让王郊禹当市长,可能是想拴住他,搞不好再把他轰下去。所以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要注意不用陷入被动状态。具体问题你们来硏究。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又是艺术,是有政策的,它也不是简单的一冲就完了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作如下通令
    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
    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
    二、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木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其他般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照常工作。
    、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出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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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青岛市各级党政机关、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单位和各群众团体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夺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而尚未改正错误的人,无权夺权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号召仝市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协助监督执行,对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予以惩办。
    六、号召全市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七、由于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并呼吁全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告全市人民书
    “东方红,太阳升”,我们迎着万丈朝霞庄严地宣告: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诞生了!从此,全青岛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由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从青岛原市委、原市人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黑手中夺过来了。这是仝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几个月来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青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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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的开端。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的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敬祝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洪涛巨流,气势磅礴,滚滚向前。我们青岛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听从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召唤——一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起来大造旧世界的反,向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是,正当青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山东省委内和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但当他们惊魂稍定之后,便疯狂地跳了出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一手策划了“八·二五
    九·一”反革命
    事件。他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左派,把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白色恐怖,把青岛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对全青岛市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十六条”,以及《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全国正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时候,那些资产阶级官老爷们,不但不痛改前非,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猖狂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面收罗和拼凑御用的“红卫兵”大举围剿革命造反派;另一方面,则不惜动用政法机关,大搞特务活动,直到去年年底还不断编造、窝藏黑材料,妄图“秋后算帐”。他们还假借“抓生产”的名义,压制革命,打击革命群众,不准工人、农民起来造他们的反。而当着革命工农群众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勇敢地起来造反之后,他们又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支持革命”的幌子,纵容在职人员大量外出串连、“告状”并且大搞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资财和人民血汗,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新的猖狂的进攻,阴谋软化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最近,他们又对革命造反派封官许愿,笼终收买,企图分化革命左派队伍;并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为名,大“罢”一般基层干部的官,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导演“舍车马,保将帅”的骗局,制造混乱,捉弄群众,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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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如此慷国家之慨,损人民之利,无非是要破坏生产,制造混乱,对无阶级革命派施加压力,用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掩盖自己的丑恶灵魂,保住个人的“乌纱帽”,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起了猖狂反扑。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能置若罔闻,袖手旁观,绝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文化大革命以来,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和惊心动魄的反复深刻地教育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之所以能从各个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发动猖狂的进攻和反扑,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我们革命造反派,不夺这个权,就不能获得彻底解放,就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不夺权,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使命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夺权,就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夺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颜色,无数革命先烈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要付诸东流,我们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夺权!夺权!!夺权!!!只有把权夺过来,才能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才会有红彤彤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青岛市委、青島市人委在革命洪流的强有力的冲击下,早已处于瘫痪状态,当前青岛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同时,一些保守组织的铁杆保“皇”分子和冒充“左派”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招摇过市,这些人抓住左派组织的某些缺点错误,大做文章,制造流言蜚语,混淆视听,混水摸鱼,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反对派,企图瓦解左派队伍,打击革命群众,争夺政权,严重地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粗暴地破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紧要关头上,我们革命造反派能置之不理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必须也只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革命造反精神的共同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造旧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反,夺他们的权,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掌握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手中!我们现在已这样做了
    毛主席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砸烂一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反动机构,要彻底捣毁所有反动的资本主义的专政机器。我们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以工人阶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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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它要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革命航道,乘风破浪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我们不但要善于夺权,还要善于掌权。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一切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群众团结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一定能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正如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要做新青岛的主人。让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革命人民面前发抖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造反派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青岛东方红仝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青岛市化工企业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市“八一”革命造反兵团铁道部四方机车厂工学指挥部山东省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联络站山东省畜产品公司红色造反联络总部青岛市粮食局第三粮库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青岛革命工农造反军联络总部青岛市邮电局东方红战斗兵团青岛市遵义公社崂山东方红公社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山东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山东化工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青岛市第一商校革命造反团青岛航空工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青岛市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部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鲁迅大学(原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反修战斗兵团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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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体战士,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怀着万分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向您老人家报喜:今天我们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手中统统夺过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前青岛市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的操纵把持下,长期以来,违背、抵制您的教导,对广大革命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又公开对抗中央指示,肆意抵制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工农反学生,打击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八·二五”、“九·一”反革命事件,妄图把您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扑灭,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了勇敢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捍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誓死保卫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今天,我们造了青岛市委资产阶级老爷的反,夺了他们的权!我们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为基础的大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我们把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从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回来,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今后,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您的书,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学生、好战士。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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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批倒、批臭、批垮。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您提岀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的双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曾谆谆教导我们,敌人决不会自行消灭,他们也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夺取政权后,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学习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仍然执迷不悟,死不回头的家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把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把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让青岛市每一个角落都永远闪耀着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青岛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敬祝您老人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原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凯歌阵阵,喜讯频传。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没有这种大联合,匆匆忙忙地跑去夺权,那不是空话,便是妄动。那一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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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现在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目前,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就是妨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妨碍和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去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联系实际斗争,纠正错误倾向,加强组织纪律性,对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具有重大的意义。
    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大联合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这种大联合。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暂时还窃踞的各种职权,利用革命造反派内部的缺点和部分人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分化瓦解,妄图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反对派,破坏革命造反派的大团结、大联合,从而达到保他们自己权力地位的目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这是多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害怕我们联合,破坏我们联合,我们就一定要联合。青岛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对于阶级敌人破坏联合的种种阴谋诡计和罪恶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同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大联合为基础的革命造反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成为统一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起着重要的作用。青島市的夺权斗争,在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为全国革命造反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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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关于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所策动的反革命事件问题王力、关锋同志听了被接见同志的汇报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如下讲话王力同志: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
    我们汇报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的罪行,而拘留了十七个人的情况。
    王力同志很气愤的说: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的要那个有严重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王力同志接着问:现在地、富、反、坏、右跑出来的多不多?我们把济南有关“国际造反军”的情况谈了一下
    王力同志问:青岛那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那些坏组织与工人联合会有联系
    熟悉情况的同志谈了拘留了几个组织中的4-5个头头,因为转移“工人联合会”的人把这四个头头抢走了的事
    王力同志气愤的说:“工人联合会”把他放了,谁下的命令放的?把四个头目都放了
    关锋同志:公安厅造反派对业务工作都熟悉吗?现在你们的接待工作不用那么多人不行吗?光搞接待也不行,因为你们是专政机关,主要是镇压反革命。王力同志:“山西省搞无产阶级专政,选举了人民法庭”
    谈到工人联合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小撮人到处造谣说:军委成立了海陆空调查团,调查“
    ”事件时
    关锋同志说:那些谣言太笨拙了。造谣多了就没有听他的了。调査团老不去,人家就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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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同志问到解放军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时,我们说: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王力同志说:他说的是总部,没有说这个整个组织,要考虑群众的多数并问现在退出来的有多少?
    代表说:退出来的不少,但他们还蒙蔽一部分群众,如淄博五零一厂王力同志说:要有这么一番大斗关锋同志说:要经过一番大斗王力同志说:青岛反复多少次嘛。
    关锋同志说: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么一搞,有些干部就不敢表示态度了
    王力同志问:现在有多少干部表态了?你们应该发出个号召。
    关锋同志说:干部只要站在革命一方面,就要欢迎,早站出来的要欢迎,晚站出来的也要欢迎,只要是真正站出来的。
    王力同志说:只要真正站过来的,就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关锋同志说:现在工厂能生产吗?张金成是工人还是干部。代表作了回答。王力同志问:那你们在这几个工厂的势力怎样?应该进行工作,这么个好机会,你们没有发出号召吗?大众日报要号召仝体工人生产,对于破坏生产的要实行专政,对破坏生产制造事故背后捣鬼的家伙要实行专政,革命的工人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对革命工人要进行宣传,号召他们顶住,坚守岗位,抓紧生产,不要受蒙蔽,革命派要采取明确态度,号召他们起来造反。
    代表谈了有关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某些人最近的活动情况王力同志说:人家轰轰烈烈的搞夺权,他们却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这样干法,那能叫闹革命?
    王力接着说:重要的问题还是夺权,联合会的某些人靠造谣过日子不行,不管你以前怎样革命,在关键的时刻,不革命是不行的。你们对这个事件采取了鲜的态度,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组织主要是头子的问题,在紧急关头,他们争权夺利,变了,这就不行,对广大群众则要与他们区别对待,但是犯错误一定要批评。不要什么人都往公安局里送,这样做是对自己不相信,抓多了就起不了专政和镇压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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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谈了他们(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工人联合会)在北京活动的情况王力同志说:让他们在这里闹吧!夺权嘛!三结合嘛!还有军队嘛!什么告状不告状,没有用,还得靠当地斗争。
    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代表汇报了反革命事件(指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冲击山东公安厅)以后,又谈到了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上,及最近夺权问题上与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王力同志说:拿了印算夺权了吗?
    王力和关锋同志说:对待干部要很好学习主席思想和红旗第三期社论谈到这个问题,三结合问题,就有领导干部,你们省委内最坏的都是谁?
    代表说:谭氏(谭启龙)的、白氏(白如冰)的都是破坏的,那个苏毅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很反对,在维坊开会时还搞点子。王力同志站起来说:真是刻骨仇恨,他比谭启龙还坏,许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他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关系怎么样?斗没斗他代表说:没有。
    王力同志说:现在还很舒服!你看严重不严重
    关锋同志说:济南最近的坏事不能是谭启龙搞岀的,还会是谁指挥的?王力同志:名义是白如冰抓的,我看可能是苏毅然关锋同志:济南市的杨毅怎么样?代表们把知道的说了。
    关锋同志:听说他在三级干部会上,他与王效禹等三个同志,是反对谭启龙的
    代表此时详细地谈了夺省委大权的问题
    王力同志问:常委会由哪些单位组成?又问,向中央发报的电台在谁手里代表:在昨天(六日)把实权都夺过来了
    王力同志: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对原来的干部,要分析,要排队,要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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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同志:要学会掌权,学会办事,不然怎么能掌权呢?说话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和核心,有的一谈就是半个小时。代表专谈了夺权和反扑的情况。
    王力同志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山大和联合会搞什么名堂,现在就是问你们的机构。
    接着问:省委、常委…有没有人
    王力同志说:机要人员还要用,因为有些工作学生不懂。
    关锋同志说:象山师的董××,山大的高××,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争取,以功补过,将功赎罪,“惩前毖后,冶病救人”,是党的传统政策
    关问:省委、常委都怎么样?代表:省委问题很严重,问题很多。关锋:当然不少,要不,还夺权?
    王力:三结合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工厂的产业工人,有代表性的领导干部。关锋: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敌人,就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王力:一棍子都打倒就会打到自己的头上来。又说:你们对领导干部区别对待了,一般地就放心了,不要一概统统打倒,那不行
    关锋:要善于分析
    王力:区别情况,区别对待,贵州省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个贫农代表问到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成立了常委,可以研究解决,夺权了吗?你们就要解决。
    关锋:这些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了解情况,不好答复。现在快到春耕季节,一切问题都要研究安排,还得吃饭嘛。又说:你们的情况知道了就等电报,看看名单。又说:对科、处长以上千部都要排队,选几个标兵,看看干部怎么处理。
    王力:这是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什么权都要夺过来,要不就是占了房子,抢了大印,也没用。对于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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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高××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如果高××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打倒的就多啦
    王力:红旗第三期社论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的政策,这是很宽的
    关锋: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很好地学习王力:这是很重要的政策,要善于研究政策
    王力、关锋同志:请你们代向今天没有见到的同志问好!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新华社济南十七日电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二月十一日发出第四号紧急通告,要求全市革命造反者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紧急通告对山西省十六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发出的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响应,并且根据青岛市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八条补充规定
    各生产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不准停产开会、游行、报喜。组织游行时,
    要适当控制人数。商业、饮食、服务业,不准缩短对外营业时间。要坚守工作闵位,遵守劳动纪律。各革命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脱产人员过多的,必须立即压缩。
    、当前交通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从即日起,所有单位一般不准动用机动交通运输工具游行、集会、报喜。不准把生产用车改为宣传车。游街不能触及灵魂,今后不准游街,更不准乘汽车游街。各革命造反组织调用的机动车辆,,应当归还原单位。今后不经本委员会服务部批准,任何组织不准调用生产、运输车辆
    三、各单位制做袖章、彩旗、队旗,已经用了大量布匹。当前各革命造反组织正在实现大联合,如果重新做袖章、队旗,势必造成很大浪费。为了节约用布,自即日起,各单位一律不准再制做新袖章、彩旗、队旗。新成立的较大的革命造反组织,需要制做队旗,可以用旧旗改制:可利用旧袖章改做胸章或臂章,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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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制卡片作身份证明。各组织的多余和废旧袖章,一律收回,由县、区、系统等革命造反组织汇集后,交本委员会服务部。
    四、各杋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严格掌握文革经费的开支今后不准挪用自有资金、专用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如有违反,财会人员不得报销
    五、各革命造反组织编印和翻印的传单、刊物,要讲求质量,注意宣传效果,控制份数,避免重复。能油印的不用铅印,能用次纸的不用好纸,能用小纸的不用大纸。有的传单、刊物可实行收费发行的办法。写大字报尽量利用废旧纸张。要作好废纸回收工作。
    六、今后各革命组织,一律不准购买家具、交通工具、扩音器、油印机、录音机、打字机、收音机、照相机等。如确属需要,属市供给的革命造反组织,由本委员会服务部调剂解决;其他各级革命造反组织,分别由本单位内部调剂解决。各组织对现在掌握使用的一切物资,要加强保管,爱护节约使用,不准私自转移和损坏。要提髙警惕,防止坏人乘杋贪污、盗窃、破坏国家资财。如有发现,要依法惩处。
    七、各组织和广大群众,必须受护国家资财,不得乱拿,乱砸,随意破坏。不得损坏建筑物。如有违反者,必须追査责任,根据情节轻重加以处理。
    八、以上各条,由财政、银行、政法部门的革命造反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监督执行。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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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山东省的新的伟大胜利!我们向山东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山东和其他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教训,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些反动分子,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收买某些组织的个别头头,把这些人变成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人。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
    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
    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同时,他们利用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施加压力,使工作机构陷于停顿,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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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粉碎敌人的猖狂反扑?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山东省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正是他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正是他们识破了阶级敌人假夺权的阴谋。在决战的关头,更加显示了他们的伟大的作用。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山东省革命的领导干部一批一批地挺身而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并肩战斗。革命干部,特别是长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在最尖锐复杂的斗争日子里,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同革命干部、革命左派群众一起牢牢掌握以毛主席为伟大代表的党的方针政策,果断地釆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强大的支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
    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在两个阶级的大决战中,每个人,每个群众组织,每个干部,都要重新受到严峻的考验。在这里,关键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破除一切私心杂念,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夺权。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号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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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这样,就能够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群众,极大地孤立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决战前夕,毛主席向全党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喜看今日之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正在迅速被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在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粉碎切阻力,排山倒海,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社论)
    四、部队支左与地方造反派之间的矛盾
    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公安厅、省军区及下属各部以“支左”的旗号出现,所到之处打击、镇压文革势力,支持扶植反文革势力,从而把全省內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保守组织复活起来。保守势力壮大后就要从王效禹代表的势力手中“反夺权”
    这就逼使着王效禹在全国率先发动了“反逆流”,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组织“反逆流小组”到下属各地支持受压的文革势力,只把他们吸收过去,使其加入到“山红指”“山工指”“山贫指”中去(23夺权后才出现的这些组织)。这样就把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解散,打压了下去。同时打击了省军区、公安厅和部队的一些“支左”人员。
    三月底,四月初,山东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参加到省革委组织的“反逆流小组”中去分赴各地县。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志们:
    昨天晚上陈雷同志告诉我,说咱们这里开了三个会议,就是今天就要结束了要我和同志们见一面。这个话嘛,可能是我听错了。今天来一问,有的会是才开,叫我来讲一下。我没有什么准备,我就问了一下会议的情况,今天参加会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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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想法也都不大一样,有的是造反的同志,有的是站出来的同志,也有的是想站还没有站岀来的。所以考虑到,有些问题比较难讲,既然来了,同志们提出来,我还是讲两句。我想就当前咱省的形势,以及最近我下去一趟,到了几个单位,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发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和同志们讲一讲我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对不对,我们大家来研究。
    同志们非常关心当前省里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好几天以来,有不少同志提出来,要求把形势问题讲一讲。在这方面我掌握的材料不多,也不好多讲,只是把些情况和同志们说一说。就目前看,在我们省里讲,运动形势是很好的,是片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自从一月份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起大联合的旗帜以来,也就是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的形势在全国都是很好的。大联合和夺权斗争席卷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我们山东也是一样,在全国大好形势的推动、影响下,二月份就夺了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前省委、省人委一切大权。从那时起,在全省的夺权斗争也迅速地、全面地展开了。目前是这样的,地委、市委需要夺权的已经都夺了,还有一个市夺了一部分,还有一部份没夺过来。县里需要夺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夺过来了。前两天得到的材料,已经有九十多个县夺了权,进展很快。这两天情况不了解,估计这两天又有进展,预计到四月份我们全省的夺权斗争就能基本结束,取得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关于夺权以后的情况,当前发展是这样的,凡是夺了权的,绝大部分都组织了比较强的革命的“结合”班子,大联合的形势也是很好的,“抓革命、促生产”,在大好的革命形势推动下,我省的生产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不管工业生产,也不管农业生产,比去年同一个时期都要好的多,当然在个别地区和单位,由于斗争时间比较长,秩序恢复的比较慢一些,稍差一点。但总的形势还是好的,特别是从夺权以后,革命群众组织大大的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群众的热情很高。不管是在农村里边,也不管是在城市里边,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一个形势发展是很快很快的。这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二月三日省里夺权到现在,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取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这首先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了我们直接地、大力地支持。没有这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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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有这个胜利,再就是解放军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从省里夺权开始,解放军就挺身而出,坚决地、大力地支持了省里的夺权,和我们一起夺权,一起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省里夺权以后,反扑打下去了,解放军又积极响应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工厂,数量是相当大的,公社是这样,最少有军队的四个干部,每个工厂也有军队的干部。这样从上到下,部队一下子展开了,左派在部队直接支持下,夺权很快地仝面发动和展开了。就这样,在个把月的时间,全省的夺权形势突飞猛进,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可见解放军出动支持左派夺权斗争,对我们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山东的夺权来讲,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能不能把权夺过来?恐怕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我看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要夺来是很困难的,就是夺过来,能不能巩固得住?看来还是巩固不住的。当时的夺权,开头夺权的单位,都遇到了几个大的反复。这个反复,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很可能夺过来,夺过去,形成一种拉锯的局面。如果真是那样一种形势的话,对于我们下一步革命的发展,对于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对于春季生产和全年生产,都将造成很大的损失。而解放军一出动,局面基木上就定下来了。所以就省里来讲,再没有出现那样的局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打下去以后,局势就稳定下来了,省革命委员会就能拿出一定的力量,在解放军的直接参加和大力支持下,抓了生产,抓了农业、工业、财贸方面的工作,抓了机关工作,抽了一定时间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不然,现在农业生产还不(能)一定安排下去,如果农业生产安排不下去我省的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受到损失。现在看,生产还是不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以后,生产搞不好,不能把“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精神贯彻下去,对今后的掌权恐怕也是个问题。革命放在第一位,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把革命发动起来,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搞不好。可是革命以后呢,我们生产抓不下去,生产搞不好,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是很难巩固的。夺权以后省里能够腾出力量和时间,把生产抓一抓,安排一下,这也是解放军的支援,解放军的功勋(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革命群众团体就没有多大作用了,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没有多大作用了。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光解放军接过来,没有群众也不行,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团体,革命的群众运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走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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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发展了,壮大了,成为夺权斗争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夺权也不好夺的。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如果没有斗争,左派、右派分不清楚,你怎么支持法?所以说群众运动是个基础。再就是站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干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站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三结合”班子组织不成,生产也是不好安排的,
    步
    革命也不好搞。不过这方面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要大家了解,山东的夺权这么快,形势这么好,抓得那么迅速,夺权夺的比较准(当然个别单位也可能有的不好,但那只是很少数的)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的结果,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结果。部队直接参加了夺权斗争,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形势很好,这是基本的,是主流。主席还经常教导我们,在形势好的时候,应当看一看我们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黑暗面?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头脑就更清醒。我想从这里讲几个问题。
    头一个讲的,这也是应当首先肯定的,总的形势很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听到不少同志反映,在大好形势下,有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新的反扑。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当时我们认为,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讲是会有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是刚刚夺权以后嘛,不会那样平静下来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社会总是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斗争有是有,但有到什么程度?思想上是没有数的。特别是当前还有两种反映,一方面反映很厉害,很严重,另一方面反映说是问题不大,不是什么逆流。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省革委会常委会的几个同志,就下去走了几趟,到了几个单位,作了一番调査了解,就我们看到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如果不警惕,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狠狠地把它打下去,怕就会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一段所讲的,虽然我们夺了权,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有中途夭折、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看了几个单位,是有这样个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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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就把从这几个单位所看到的情况,和同志们讲一讲,我们到了这么几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医院、一个百货公司,另外革命委员会还组织了一部份同志专门调查了三个工厂和一个区(市里的一个区)下去搞了几天他们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今天不想在这里讲了。主要把我亲自看到的第一于材料向同志说一说。
    先说学校的情况。我们去的这个学校,有个红卫兵小将的组织,原米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现在被打下去了,被解散了。他们的两个领头的被公安机关拘留了,那里原来的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了。这样,运动就被打下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复辟了。这是在学校,这种情况,恐怕在别的学校里也不是没有的。
    再说工厂。我们去的这个工厂,不那么明显,群众组织没有动,群众组织还在,还有些活动,但是形势呢?也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自从“三结合”以来,干部站出来结合上,大概是结合了四个领导干部,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夺权委员会。这是这个委员会,总的来掌握厂里的工作。在这以后,革命群众团体就逐渐地不起作用了。这个委员会把原来的五十多个干部,全部组织起来,吸收到委员会里边来了,然后按照委员会的意志,又把这些干部派到各个车间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他们的所谓“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离开现在的造反组织在那里“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个厂的两个造反团体,本来是委员会的创建者。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一些工作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车间里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常态,恢复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干部都上去了。一切都是老样子,这实质上也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下去了,不过方式不同,是“和平演变”罢了。我们去了以后,把这个情况了解了一下,和他们研究了一下,准备重新组织斗争。这是工厂的情况。(呼口号: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还到了一个百货公司,就是济南市百货公司。这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就更明显了,以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带头,把以前的所谓保皇派原封不动地组织起来了,把造反派的组织全部打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很“顽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连续围攻了她两天,围攻她也不投降,一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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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公司的当权派们和“保”字号的组织说她写的是反面的大字报,我们说是正面的大字报。整个百货公司大院和楼上楼下,只有这张正面的大字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几个人都不熟悉,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叫党委副书记向我们汇报了一下工作,他汇报得有声有色,汇报了最后,他和我们讲“现在右派团体都被打下去了,就是还有个把人不投降直到现在还不投降”,以后我们就找那个“不投降”的也就是那个写所谓“反面大字报”的谈了谈,这个同志是部队同志的家属,她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了下,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局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当权派和“保”字号的组织为什么那么活跃呢?造反派都感到有些什么压力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是,说造反派的组织不纯,成份不纯,说里面有些坏人;第二个,是说革命造反派开展斗争的时候戴了帽子,打了人,破坏了十六条;再一个呢,就是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不要党团员,或者是说(有的是这样提的)“他们矛头是指向了党团员,斗争党团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是“右派组织”,是“应该彻底打垮的”,应该搞个新的“左派”组织,让新“左派”组织上台。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有些看法我下面再讲。先就济南市百货公司的事实来讲下,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说“不要党团员”,事实怎样呢?就是那个“不投降”的同志所在的造反队,在开始建立组织时是五个人,其中党员四人团员一人。他们那个单位一共有十四个党员,后来参加她那个造反队的就有十个,只有三个党员造反组织没有吸收。这三个没要,究竞是什么原因呢?恐怕那个是属于当权派的,我们没有査清楚,也不需要调査了。这已经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否定了。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百分之百的党员都参加造反组织,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情。所谓“成份不纯”呢?是他们在査黑材料的时候(査黑材料是八个人,是群众选举的),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这个国民党员是什么样的国民党员呢?今年已经四十多岁,我们解放以后他就参加了工作,是一般国民党员,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交待了。就是八个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国民党员,这就是他们说的成份不纯,所谓“武斗”呢?当时他们斗争的时候,斗争了他们公司的武装部长。在省里夺权以后,他们这个组织是积极拥护省里夺权的,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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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解放军的,那个时候山大主义兵不是围攻解放军吗?他们为了和山大主义兵斗争,曾经混战过几天几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团体的牌子有一天晚上被倒过来。以后,他们听说是武装部长给搞的,所以斗了他,罚了站,斗得激烈一些。我们问过,“是不是动武了?”说是“没有动武”。这就是他们说的“武斗”。大家看一看,他们指责造反派的一些比较突出和明显的理由,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嘛!其他单位,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当然从革命造反派组织来说,武斗是有的,成份不纯也是有的,确实是有的人成份比较复杂,斗争的面也比较广。但是事情都是属于过去的,应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了解了以上这些单位的情况,我想到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态度问题;另一个是对待站出来的干部问题;再一个是,对待原来的所谓“保字派”的问题。综合起来讲,这是关系到“三结合”、大联合的几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弄不清楚,你那个“三结合”、大联合就会出问题。我想讲一讲,我们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首先讲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态度问题。《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不是讲过吗,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如果对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采取错误的态度,那就是对运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否认了群众就是否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革命造反组织里面成份不纯?我为什么从这里来讲呢?因为当前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和处理成份不纯的问题?这也是个大方向问题,处理得是好是坏,关系到立场问题,关系到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是发动群众运动还是压制群众运动的问题。有的同志讲到,“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完全正确。我们就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和处理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糊涂了,就看不清楚了。但是,用阶级分析,从哪里着手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阶级分析仅仅是从成份上来看,这个“阶级分析”最后的落脚点,就容易落到唯成份论上去。我们认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首先应该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条纲,这一个根木的问题。抓住这条纲来分析,问题就好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分得很清楚。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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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总的形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全国占了统治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两条路线代表着两种思潮、两种感情、两种立场,是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着资产阶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着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代表着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在若干地方经过了若干反复。开头,有的地方革命的同志一度占着少数,后来逐渐地发展,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原来代表着反动路线的一方面,开头占着多数,经过斗争由多数变成了少数,破产了。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本身就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立场上,从观点上,从感情上,从思潮上,都是这样。凡是革命造反派,他都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的,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毛主席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那里。他们不怕围攻,不怕高压,也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为了捍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确实表现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斗争下去,斗争到底。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感情,对主席的话听不进去,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对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人,处处打击,处处组织围攻,恨之入骨。这是可卑的资产阶级感情。这是两个阶级、两种阶级感情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斗争里,我们判断一个人,就不能仅仅从这一个人原来的出身成份着眼,否则就成了唯成份论。我们应当看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对不对,是拥护毛主席这条路线,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条路线。如果他是一直拥扩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我们就应当肯定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经过若干次波折,十六条以前,毛主席一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他们就受到打击,他们就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斗争;十六条以后,仍然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也仍然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以后,他们仍然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还是受到围攻,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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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产,才转变成为多数,掌握了大权。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革命的左派组织。左派组织就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贯彻主席指示的执行主席路线的嘛!
    那末,这样的组织成份纯不纯?所谓“纯”,不能绝对化的理解,每一个组织很难说成份就那么纯,它总会有某些不纯的成份。尤其是这一次的斗争,有这么个特点:一开头,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用“党的纪律”和“内外有別”的办法,把党团员们控制起来,所以开头总是党团员起来的慢。后来,又用了一个“红五类”的办法。同志们认真地想一想,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这三种办法,把党员控制起来,把团员控制起来,把“红五类”控制起来,那不就是把社会上那些成份好的完全控制起来了吗?当时的斗争,不都是那个局面吗?控制得很严格。因此,那时党团员起来造反的就比较少,而群众起来造反的就比较多,越是党团员觉悟得越慢。这就必然形成造反队伍里面党员少,团员少,甚至有一定成份不纯的状况。“红五类”被当时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起来了,那其它成份不就明显了吗?即使不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群众团体来讲,也难免有个把成份不纯的。因此,去年毛主席有个指示说:既要有成份论,又不要唯成份论,最后要看重在表现。你既然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个路线上来,那他就代表着无产阶级,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反过来说,不论你的成份多好,是个“红五类”,是共产党员,是共青团员,可是如果你坚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站到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你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的,指向了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群众,你怎么能说是“代表无产阶级”?你怎么能说是“代表革命”?你这个思潮,这个立场,这个观点,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即使你本身成份是工人,是贫农,你也不能算一个革命派。叫保字派也行,叫保守派也行,总起来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即使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不和毛主席一道,不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怎么还算一个共产党员呢?怎么能代表无产阶级呢?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成份多么好,不管你是党员还是团员,只要你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阶级大博斗中,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不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你的大方向就是错误的。应该这样肯定,这叫方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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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的错误。这样的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讲的是那些为首的,带头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有的人是受蒙蔽的,对这个斗争的历史情况分不清楚。如果我们仅仅拿着各人原来的成份好坏来分析和处理问题,那就又回到原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要不然,一看那个造反派组织党团员少,成份不好,就去解决成份问题,你就把党团员多的“团结起来”,重新建立组织矛头对着革命造反组织,打垮他们,解散他们,那不正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是完成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吗?这就是打击革命。从以上几个单位看,都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当然,这个做法的根子仍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鬼。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成份不纯的问题呢?我们说,一个革命组织,成份是要纯的。但是,这个“纯”,应该作为这个组织的内部问题,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夺权以后,革命组织不是进行整风吗?通过整风,大家提高了觉悟,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如果确实有坏人,革命群众一定能够经过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把他们清理出去。不能因为一个革命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把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把它打垮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同样犯了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就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过去一段的斗争,有些地方也确实出现过斗争面广一些的情况,这里面成份不纯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不加分析,就说是阶级报复,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是阶级报复,个别人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应该具体分析。总的作为阶级报复来讲,回顾起来,恐怕打击革命造反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围攻这些人,这才叫阶级报复。每一个时期的斗争任务不同,我们应该有阶级分析。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当时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团结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凡是坚决抗日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过
    切赞成、拥
    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斗争的目标,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重点,所谓“大方向”就是指的这个。你如果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受他们蒙蔽,给他们做“御林军”,给他们保镖,那你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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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把矛头指向了正确路线,怎么能代表无产阶级呢?怎么能代表毛主席路线呢?那是执行了一条反动路线!有的革命组织尽管成份有点不纯,但是他们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斗争予头、斗争方向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斗争的。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进行阶级分析,这才能最现实地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也才算得全面地阶级分析的观点。
    另外,对待成份问题,我们还要历史地、全面地看。有些人历史上确实有些问题,或者成份不太好,但是几十年来确实有些变化,叛变了自己的阶级,站到革命方面来了。你还在那个地方追他的成份,那就有问题了,特别在这个情况下很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他们抓着这个成份问题,把矛头指向革命派,打击革命派。举这么几个例子:××工厂有个革命造反派很好,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积极分子,外边就风言风语地说这个人有问题,成份不纯。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查了一下这个人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他历史也很清楚,但是他老婆的姨夫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联系法,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都很难说没有问题吧!你这样去搞社会关系,历史问题,敌人就很容易钻空子,他们扩大事态,无中生有,制造混乱,我们就很容易上当。另外,这个组织中,还有两个人是地主出身,他们都将近五十岁了,都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我们说,你是看他的几十年以前地主出身呢?还是看他的共产党员?如果看地主出身,这个人历史上曾属于地主阶级。但既然已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而且现在仍然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人的主导方面,承认他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已经改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你就不应当再去算他几十年前地主出身的帐。社会上的地主,如果确实改造好了,还可以摘帽子嘛,何况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地主岀身的人。革命几十年,现在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你还去抓他那个地主成份,那不是唯成份论吗?那就不符合毛主席讲的“重在表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去上敌人的当。如果不警惕,我们就会犯严重错误,就会把革命派压下去
    对待革命队伍应抱什么态度,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屮作的分析,就是我们的最高典范。毛主席对当时的农民协会评价很高。主席说: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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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的人“都变得很好”了。恐怕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也还是有点问题。要不然就不能叫做“都变得很好”了。还有百分之十五,意思是没有改造好,还有些不良习惯。但是对这百分之十五的态度,应该是在整顿纪律的原则下,叫他们自己处理。就农民协会的情况看,那里的组织成份也有点不纯,不然主席不会讲这个话。有的人把这叫做“痞子运动”,主席讲是“革命先锋”,因为他们代表了大方向。为什么说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这一条。我们讲他是革命的,代表了大方向,这是主席的想法。革命的同志不应当跟着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信口开河,也叫“痞子运动”,我们革命的同志,对待革命的团体,应该站到革命的立场上,站到群众运动的立场上来看待这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才能够处理得正确。我们走的这些单位,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的态度,打垮的态度,抓着革命组织成份不纯,抓着他们在运动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说有武斗,把大方向给否定了。把这个组织给整垮了。可以说这是一股资木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应该警惕,坚决把它打下去,因为不打退这股逆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天折。这是对待革命群众团体的态度问题
    另一方面,是对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的态度。我们去的几个组织里面他们没有采取我们上面所说的态度,而是采取错误的态度。对于我们的干部队伍,主席是早已肯定了的,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的。不错,在前段运动中,对干部在不少人的思想上一度产生了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倾向。但是,中央指出来以后,很快就纠正了,有的正在纠正中,由于纠正了,因此,不少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已经站出来革命,和革命的群众站到一边。就拿省里来说吧,据早些时候统计,处长以上站出来的就有
    五百多人,可能现在更多了。从地委来的材料看,组织“三结合”的班子干部也是占相当数量,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在纠正过去那种倾向中,作了工作,有了成绩。对待站出来的干部,我们总的态度是:凡是站出来的,不管早站晚站,我们都欢迎。有人有这样的谈法:“你在夺权以前怎么不站出来,夺权以后才站出来?”我们说这个问法是不对的。夺权以后站出来比不站出来好,今天站出来比今天不站出来好。革命嘛,你一个人革不了命。就拿现在的革命的“三结合”,没有群众组织是革不了命的。但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你也革不了命。没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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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干部,就缺少革命的经验,他们总是干了十几年,几十年革命的领导干部,在组织能力上,工作经验上,还是相当成熟的嘛!若是他今天不站,明天站出来我们也还是要欢迎的。站出来晚,总比不站出来好。革命的同志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不能对原领导干部抱有成见的看法,有成见是不对的,革命大家革嘛!如果仅仅按照我们自己的性子,因为斗过你,我们就不结合你,我就不希望你站出来一定是违背主席思想的。不管错误怎么严重,只要是乐意改,我们就欢迎。不管错误再严重,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又累教不改的,我们就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按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去办,我们就同样要犯严重错误。这方面有些地方做得很好。
    以上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想讲一讲。我们有些革命领导干部,尽管过去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受欺骗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们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受了蒙蔽,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清算清算,从中接受教训。从这点出发,革命的同志们对你的批判也好,斗争也好,轻一点,重一点,你都应该积极接受教训不应在这方面抱有成见,不然站出来也会犯错误的。我们想一下,那个时候革命的同志,对准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没有和他们站到一条线上,尽管你不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是这些同志们对你开展斗争,斗你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不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同志们想一想,那一个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不垮,占了上风,坚持下去,那个地方恐怕就要变颜色。这是很危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搞革命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很明显,如果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冲一下,有些地区就要变成修正主义,那你也不是跟着修正主义了吗?在这个地方冲一下子,打一下子,有什么坏处!这笔帐不要记到心里去,记到心里去没有什么好处。那个“秋后算帐”派,他是准备起来算帐的。我说,你算帐有什么好处呢?不算则已,算也对你没有什么好结果。我们都是革命,不要算这个帐。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志讲,你如果真正要算帐的话,算帐的权力在我们手里,应当先算一算:为什么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把我们那么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先和你算这个帐。运动嘛,就很难免打击的面宽了一些,打击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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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了一些。这是群众运动。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央和主席历次指示,和林彪同志历次指示: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起来以后,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趁着“三结合”的时候,站出来算这笔帐,必然要犯严重错误,这就叫做恢复原来的立场。我们说,今天干部站出来是很容易的,你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就是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而不是站出来站到群众头上,不到群众中去,或者站出来和群众算帐。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差不多都是借着“三结合”的机会,站出来和群众算帐的,算什么帐呢?就是抓着这几个问题:你的成份不纯,你斗我是阶级报复,不是实行主席的阶级路线,你斗了党团员等等。这个问题很好解释,不是斗党团员的问题。十六条很清楚,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是党员吧?是朝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不是朝着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有的领导干部可能讲我是党员,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斗了我。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经过运动考验之后才能肯定的。为什么考验之后才能肯定呢?因为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你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就要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嘛!为什么相反,你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釆取敌对态度?我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说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尽管你也许是受蒙蔽,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要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这样群众会原谅你的。事实也是这样,凡是这样做了的,群众是非常欢迎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组织好革命的“三结合”的班子。如果有些干部,这些连亮相都没有亮,而且还想和革命群众“算帐”你也说:“我站出来啦!”“我们‘三结合’吧。结合了以后把革命的群众踢出去,或者打下去,你坐天下,那你这个结合叫什么结合呢?我们说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别忘了“革命的”三个字。革命群众欢迎我们站岀来,是欢迎我们革命,不是欢迎我们站岀来倒算,如果我们站出来倒算,那就不算是“三结合”,就无所谓叫站出来。只有站出来革命,才能组织起一个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核心,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若离开这个条件,就说不上什么“三结合”。这是从革命的领导干部方面讲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态度应该是这样,一定要本着主席讲的“惩前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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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病救人“的精神。还有的干部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单位好几个群众组织,我站在哪方面?这个问题也(更)很简单,你不是站在那个组织的问题,而是要看看如何站到革命这一方面,如何站到主席讲的这一方面。比如说最近主席指示大联合,这是主席讲的当前的大方向。如果这些都是革命的组织你不管站到那一方面,都应帮助他们打破妨碍大联合的一切障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如果你站到边去压抑另一边,那你就又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有的说这很困难,不了解情况,这一点也不难,有几个组织你就都到那里边去走一走,听一听,听听他们的呼声,听听他们的意见,哪一个是合乎主席的要求,哪一个就是革命的哪一个虽然是革命的,但毛病多一些,你就帮助哪一个,共同使他们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走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走到主席指出的大方向上来,在这个基础上搞成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下去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干部站,站到真正革命的方面比较少,往往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这不叫站出来。为什么不叫站出来呢?因为过去你们就是一块的,现在还是一块,你怎么能叫站出来?本来过去他们就保你,和你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站出来还是和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还是原班人马,把矛头又指向了革命群众,这能叫站出来吗?所谓站出来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出来,你这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怎么叫站出来?你这站出来可以说是反攻倒算,根本立场没有改变,根本态度没有改变,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情况下,你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不管你讲得多么动听,发了多么好的声明,你的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曾遇见那么个人,第一天造反派夺权,他发表了声明;慷慨激昂,一万个拥护,
    十万个拥护,一百万个拥护。但到市里夺权,他一看情况不对,接着回去以后不是一个拥护,而是一万个反对,又回到老地方去了。你这样群众就不好信任你了,你自己的立场没有定下来。我们说,站出来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站出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具体的代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应该到革命群众中去,把革命的旗帜打起来,道革命一道造反,有一回,我和一个负责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你实在感到难的话,你什么时候看到你的楼上群众给你贴了“叛徒”的大字报就好啦。就是要当“叛徒”,当什么叛徒?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叛徒。不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叛徒,你就不睿易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从近处讲,是从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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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以来受了蒙蔽;从远处讲,不是一年了,是十几年了,老长时间了,我们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这是个习惯势力,不坚决地下决心把它打垮,很容易回到老路上去。转过来的干部,应该从这方面下定决心。
    作为革命群众来讲,对待干部也要有个正确态度,对群众组织也要有正确态度。这是对干部方面,这几个单位,他们前期在这方面的态度不对,他们没有领会这个精神。那时,由于对“三结合”思想上不大明确,大联合思想上也不大明确,就感觉他们组织里边没有结合干部,就犯了方面错误、路线错误,就急于向干部叩头,赶快起来结合,这个时候就把干部拉上了。其实干部转变了没有想转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谁也说不准。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就把干部结合上了。结合上以后,就一下子翻过来了,这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合二而一”。因此,结合的干部必须叫革命的群众去考査检验,是确实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我们就欢迎,就结合,这才是革命的“三结合”。这个“三结合”里边,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当权派借着“三结合”的问题来打击革命的群众团体,说“你们没有搞‘三结合’,你们犯了大方向的错误,因此我就应该站起来和你们结合,不结合就不行”。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搞反攻倒算,我们走的这几个单位,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讲过“三结合”是在一月三十一日提出来的,中央报纸上登的。有的单位左派夺权夺得很早,那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所以夺了权以后没有“三结合”。在这个情况下,问题是如何补救这个缺点,逐渐地把干部解放出来,吸收到“三结合”领导班子里去,加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不应该指责他们,夺了权没有“结合”是大方向错了,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人借此起来搞反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是对待干部的一些问题。
    另一个是,在当前一些比较复杂的单位中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或者说就是过去的保守派,现在已经恢复起来,对这一方面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对这一些人来讲,过去受了蒙蔽,是有错误,但是经过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少的人觉悟过来,不少的人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这是应该首先欢迎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在那里坚持,没有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而且矛头指向了革命派。对这些是要进行斗争的,不斗争不行,不斗争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对待这些同志来讲,总的还是本着教育他,团结他,提高他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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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把他们团结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因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两条路线分的很清楚。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反动路线,坚持下去对自己就不利。同时,也应该相信,绝大多数被蒙蔽的群众,只要讲清道理,他们是要革命的,不应该把群众也看成是保皇派,如果他们有了觉悟,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那就要和他们联合起来。但是如果不觉悟,他把矛头还是指向革命群众。处处钻空子进行斗争,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和他斗争,但是我说的这个斗争,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武斗。直到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可以联合起来,搞大联合。我们的运动,最后经过斗争,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然你就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拿过去山东来讲,山大主义兵是犯这个错误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保皇派,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都叫保皇派,那就造成自我孤立。我们说,就是保皇派,也仅仅是他们幕后操纵的人,这是打击的对象。对群众来讲,一概采取教育、团结、改造、启发他们的觉悟,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跟毛主席走的,他们乐意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即使是受蒙蔽较深的人,只要经过教育,也会回过头来,不应该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一概打击的态度。如果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就不能搞大联合,也就不能够在运动后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起来。但是,有的单位现在这两种情况都有,仍然对这些人加以排斥,不是采取团结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能在他们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之前,就和他联合起来,那样就不叫革命的大联合了,实际上成了大杂烩了。经过斗争之后,改正了他的错误,联合起来。但对这部份人也应该讲清楚,你们过去错了嘛,大方向错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这不是一般的错误嘛。虽然带头带错了,在他们幕后操纵下搞错了,你们受了蒙蔽,但是不能说路没有走错。现在你再起来,仍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革命的团体,那你就是没有改正错误。还是过去的错误又恢复了。今天你起来很好,欢迎你,但是,必须改正过去的错和革命的组织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我们才有联合的条件,联合的基础,要不然就没有联合的条件,没有联合的基础。
    对待这样的团体,现在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刚才我讲过的这种态度,这样处理会处理的好,最近工学院在这方面处理比较好。他们经过斗争之后,个别的幕后操纵的这部份人揪出来之后,绝大部份人都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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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的不好,还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就不容易搞好,相反就会使自己造成孤立,受到打击。也有的没有经过斗争就采取“合二而一”的办法联合在一起的,这样受到的影响就更大。对这些人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是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总的是对他们的领导者、操纵者应该进行打击,但是对绝大多数群众应该争取团结,要相信他们会革命的。只有这样才能把联合搞好。这样搞起来,就符合于我们所说的大联合,不要忘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忘了这(样)个东西搞大联合,就叫大杂烩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性质必须肯定住,如果把这个性质丢了,你这个大联合就无所谓大联合了,你这个“三结合”就无所谓“三结合”了。这些方面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两条路线斗争之后,形成的大联合、“三结合”,才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偏倒一方面,容易岀现“合二而一”,那就很快复辟了;偏倒那一方面,就关门,就不容易和人家联合起来,造成自己孤立。对干部、对革命群众、对过去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所谓群众组织,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采取全面的观点来看。不过下去走了这一趟,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出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有的单位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或者叫做逆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错误。但是,这是根本立场问题不是某一个具体工作上的问题
    当前总的形势很好。但是主要的危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革命组织有的解散,有的压下去,有的遭到围攻,有些地方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情况。当权派重新上台,原来保守派组织也原封不动上台,重新把权夺过去,对这一股逆流如果不打下去,如果有的单位叫它复辟了那么这个单位就仍然恢复原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对革命群众组织的态度,同时联系到对待干部的态度和过去那些犯了错误的组织的态度
    开始我就讲了对解放军的态度,但是,后面我还要讲一讲对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我们不许有任何什么怀疑。对解放军抵触是要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警惕一个问题,自从解放军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支持左派以来,有不少人挑动革命群众组织与解放军的关系,值得我们警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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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革命群众和解放军之间的冲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在幕后挑动。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工人,挑动干部斗学生。现在解放军出来以后,他们又采取挑拨解放军与革命团体的关系,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很容易上他的当。
    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里边,对解敚军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解放军同志到那里不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些人一下子就把他们需要讲的话,要搞得的材料送到解放军那个地方,制造混乱,军队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他们最注意调査硏究,我们也必须把话讲清楚,把情况向解放军同志反映明白,把实际情况多向解放军同志讲一讲,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他们一直是坚决支持左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不管怎样挑动只要我们警惕了的话,恐怕他们的狐狸尾巴很快就暴露岀来。我们如果不警惕,我们就要上当,就会走到对解放军抵触的地步。如果革命的群众组织与解放军有了抵触,他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他们最怕革命组织,革命群众与解放军结合起来,革命组织和解放军结合起来,那么力量就大了,他就没有翻身的那一天了!所以在这方面,解放军介入以后,有些人从中挑拨。我们定要在这方面清醒一些,警惕这个问题,不要上他们的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的“三结合"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能够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当前不管他搞什么鬼,不管逆流多么厉害,我看在山东来讲,很快就会打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虽然济南市发现这个逆流,我想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很快就能打下去,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从另一方面看也好,为什么也好呢?这一下子谁是什么样的面目,真革命,假革命,一下子就很清楚了,有些地方就很清楚的,我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当你夺了权的时候,一万个拥护,十万个拥护,当看他那个单位的形势一变,马上就变了,不是一万个拥护,马上就站到他那个保皇派边,不拥护了,撤销自己的声明。这样一看以后,你真革命,假革命不就很清楚了吗
    经过这一次反复,对革命派也是一次锻炼,也是对反动派的一次考验,一次暴露。这没有什么坏处。济南当前这么一个逆流,我们准备很快就把它打下去,起不了多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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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结合”和大联合,好几天前有的同志就让我讲一讲,从理论上讲,从道理上讲,报纸上都讲了,“红旗”杂志社论都讲了,好多负责同志都讲了,我再讲也没有什么讲了,我就拿这几天出去走了一趟回来研究的这些问题和同志们讲一讲意思。我今天,就讲这些问题吧,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考验,这就是,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彻底挖掉资木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场决战。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给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必然地要和社会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各种牛鬼蛇神勾结起来,采取种种新的形式,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妄图把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派因为夺权斗争的胜利而麻痹起来,松懈了警惕性,对这种形势估计不足,那就要犯绝大的政治错误,就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
    山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革命的洪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滚滚向前,形势好得很,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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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新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之后,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伟大号召。革命的“三结合”,是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也是巩固政权的保证。为了充实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的阵容,在夺权胜利之后,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促使更多的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岀来,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它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大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指使他们的同伙,混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这是在新形势下,阶级敌人所釆取的极其阴险、极其毒辣的钻心战术。其目的,就是要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领导权,由他们重新上台,重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对待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夺权之前是这样,夺权之后仍然是这样。山东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夺权胜利之后,为了彻底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立即开展了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总结斗争经验,整顿思想作风,提髙战斗力。这种可贵的革命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好得很。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乘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竭力往革命闯将的脸上抹黑,说那个人“出身成份不纯”,那个人“造反动机不良”,那个人“怀有个人野心”;他们利用过去的影响,暗中操纵,积极复活“保字号”组织;有些人甚至公然威胁曾经批判、斗争过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什么“过去你们斗了我,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该是我和你们算账的时候了。”“不能等到秋后算账,现在就得算,马上兑现。”如此等等。总之,他们老是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阶级报复,妄图把革命的群众组织搞垮,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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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亳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目前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出现,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我们决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及时识破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粉碎这股反革命复辟的逆流,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边整风,边战斗,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威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口起来闹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革命的群众,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最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革命的群众,眼睛最亮,对阶级敌人的动向看得最清,最能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党内一小撮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藏身之地。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粉碎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査研究。在此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策划反革命复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把混水摸鱼、进行反攻倒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真正站出来革命的领导干部严格区别开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根子。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先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取得了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也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把革命的“三结合”搞得更好,把革命组织内部的整风运动搞得更好,破私立公,加强思想革命化,胜利地完成斗、批、改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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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杨得志等人的讲话
    〖26日晚四点至十一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大厅接见了山东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袁升平同志以及其他山东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肖华、杨成武等同志,其中周总理、康生、王力、关锋自始至终与山东代表团在一起,其他首长因工作忙,不能同时接见中央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视的,专题接见,晚上和效禹同志一块吃饭王效禹同志作了汇报,其他人作了补充,最后杨得志、袁升平也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岀,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接着康老讲了话,大致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
    (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
    (这时效禹同志插话:只要统一认识,左派队伍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话的,叫干啥就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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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吗!北京就不行,我们说了他们还不听,主席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王竹泉插话:人家都说山东的造反派太温和了)这是你们的优点,不是你们的缺点。(二)关于公安局。
    (省革命委员会同志做了汇报说:“造反派不敢动,一动就说反对解放军”)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吗!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这有一个教训,就是反罗瑞卿反的不彻底
    (张春桥同志插话,黑字红卫兵有多少人?黄字红卫兵有多少人?王竹泉答:黑字兵有五、六千人,黄字红卫兵有几万人
    张春桥继续讲:差的太悬殊了,这么少人,还是保字派!怎么能支持他呢?)(接着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汇报了黑字兵要抓王历波王路宾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说:让他抓,抓才好里,事情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火候,就好办了,一抓基本他们就垮台了
    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
    肖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袁升平答:张仁初!
    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
    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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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张春桥同志的讲话同志们,你们好!
    我和姚文元同志这次到济南来,刚才杨司令员讲了,是毛主席决定的,是上个月,即四月二十九号,毛主席当时看到济南军区给中央的电报,讲这里有些问题要求中央能派人来。于是,毛主席就决定要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来了。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有中央其他同志都在场,毛主席并指定我们,说你们到济南后就住在部队,住在济南军区,主要的是要帮助一下部队同志。这样一个事情,很能够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济南的部队、对山东的部队是非常失心、非常爱护的(掌声,欢呼声)。我们来到济南以后,刚才杨得志同志已经讲了,主要的是和军区的同志开了三次座谈会,听他们的意见。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另外,还找省革命委员会的八名常委,后未,又把部队的同志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凑在一起,开过次座谈会,送一次会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二点半开到夜里一成半。另外,我们还收到了很多信件、传单、报纸、刊物,数量很大很大,我们尽一切可能看,但是随看随来,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完。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直接要我们转送北京的,要求我们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江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他同志的,我们准备凡是写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写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和中央的,我们都负责的把它送到北京去。在这些座谈会上,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可以什么话都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谈,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批评,对中央的意见,也可以谈。言者无罪嘛!但也只能限于在那小范围里谈,有些话如果拿到大街上那就不妥当了。所以会上的谈话都是比较深入的,而且很坦率,什么话都讲了,只是最初的财候,谈话都很激动,很多同志过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流泪,而谈起目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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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许多问题时就很伤心,哭了,后来慢慢地情绪也就平静了些,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把军队、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决谈话的。如果第一天就把这三方面找到一决。那很难谈啊。到最后三方面在一块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还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许多小将们,谈的也很好,他们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部队的同志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讲了话,也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这样对调整我们的内部关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本来想找更多的同志谈谈,但时间来不及了。因此,还没有能够听更多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还很不够,特别是你们在工作里边的成绩,你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的经验,都还没有来得及谈,几乎都是谈分歧,谈对各小方面问题的意见。同时到现在的止,我们和各小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见了面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谈话,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听的还很少,听的很不够,再加上我们的水平很有限,经验很少,因此,今天来讲话感到有相当的困难,很可能讲不好,而且,可能讲的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或者还会讲一些错话,这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们是同志嘛,我们可以交换一些意见。我们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后,我们虽然还不可能对很多具体问题马上发表意见,这个现在还不可能,不过我们想着就我们所知道的。在仝国所碰到的一些和这些类似的问题,根据般的经验也根据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情况,说一点意见,好在这些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在大的原则上都有明确的指示,如果讲的不对,完全可以纠正。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因为据我了解,上次中央军级干部会议的精神虽然你们已经传达过了,但是学习的还不是很深入的,这一次军委会议,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详细的传达和讨论,因此我们感觉到现在有些同志对目前的问题,思想一时搞不通甚至有一些看法不完全妥当,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是很难避免的
    有的同志问现在形势究竞怎么样?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管是全国还是山东,以总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讲它好,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爱讲好听的,而是说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确实是大好的。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深入人心,广大的革命群众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是个伟大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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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运动,看这个运动的形势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众是不是发动起来了,特别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的关于“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那一个调查材料后,那个调查中间提出来批判《论修养》这本书,接著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群众情绪很高,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还会进行很久,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很多的工作,不过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和这个时候差不多前后,四月六日军委又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个命令发表以后,把我们前一段工作里面所碰到的新问题恰当地解决了。这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全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面临的问题也不一祥,说很不平衡,是说有的地方已经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讲省市一级,到现在是六个。夺了权的省市革命委员会那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没有夺权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就是这六个省市发展也不平衡,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还有些地方是实行了军管的,比如我们华东地区安徽、江苏、浙江,已经军管了,福建已经决定军管,江西也军管。这样华东就只有山东、上海两个革命委员会,其余的都已实行了军管。有的地区比如华北地区,北京和山西成立了革命委员公,其他的地方也还没有军管,也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还在那里酝酿,有的地方也可能军管,有的地方也可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关系处得一直比较好。比如像黑龙江省,那个地方的军队,省军区他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很早,可以说从去年八月就介入了。潘复生同志,就是他们现在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原来黑龙江省第一书记,他在保守组织攻击他的时候,他没地方休息,就是到军区去休息的,军区支持了他,所以他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实际上是从去年八月就开始联合、开始结合了的。因此,他们现在的关系,据我们了解,双方相处直是比较好的。也有些地方开始是比较好的,但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大小不同。山东省的形势,总的来看,也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那天三个方面的同志在一块谈的时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山东也是夺权比较早的个省,“
    ”夺权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是现在全国仅有六个省市革
    命委员会中的一个,所以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我们在座谈中间,同志们都谈到),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党中央的支持,也是山东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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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所得到的结果。同时大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一致地、毫无分歧地认为山东的夺权,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驻在山东的部队的积极的参加、积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家一致的认为,在夺权斗争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在这里的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都是致的。因为确实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革命,他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政权那是和武装力量分不开的。我们1949年以前,中国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是,组织了自己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样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十七年以来,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有一部分政权,就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中间,有那么一部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所以才有重新夺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武装部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志当然会很清楚的。我们也反复的向各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所以能够开展这样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放手地来搞群众运动,就是毛主席,也只有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才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搞法,全世界从来未有过。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才敢这样搞,就是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国防,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不至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能保证我们国内地、富、反、坏、右不敢那样大规模地公开地破坏文化大革命。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哪敢这样搞在山东地区当然也是这样。因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且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因为我们有军队,在需要我们军队参加的时候,采取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能够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之下,从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恢复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临时权力机构——草命委员会。在夺权以后,我们山东的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个方面,都是积极地参加了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像同志们所说的,大家去参加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的,非常热情,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支工、支农这方面的成绩没有什么争论。大家现在争论的航是在支左这一方面了。下面我再谈。但是,就是在支左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这是主流方面。这一点我们和三个方面的代表同志一块谈话的时候,大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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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的,都认为这是主流,缺点错误那是支流。有没有缺点错误呢?这个没有人否认,我们部队同志也都承认有缺点错误。如果说有一点分歧的话,就是那个缺点错误大呀,小呀,多呀,比如说十个单位是支持错了一个呀,还是支持错了两个呀?有人说是三个,有人说是四个。反正是这样的分歧,缺点错误总是有,主流是好的,这个没有什么分歧。那么说到这里好像就没有什么话好讲啦,这不是意见比较一致了吗?但是同志们一谈到具体问题,那个分歧就相当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感情上的对立也确实相当厉害,我看我们说话说得坦率一点,谈起问题来距离不小,不过这个距离不是越谈越远。好在我们毕竟都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没有基本的利害冲突。不管是红卫兵小将,还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部队的同志,这三个方面都是革命的,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谈的结果还是逐渐缓和,逐渐接近。今天是我们来了第五天了。从总的趋势来看,形势是在缓和的,不是越来越对立。我们来的当天夜里,坐着车子出去到马路上转了一圈,那个时候马路上还是相当紧张的,大标语很多很多。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些标语都没有了,你看这还不是个好事吗?!同志们,这正是说明我们互相关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有的同志给我们送去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传单,说是出现的这种现象是杜春胜同志在半夜里去布置的,我觉得他这样连夜去布置也是好的,是对的,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连夜去布置。因为应该正确处理我们的相互关系。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们革命委员会和部队之间如何如何,我说这个提法本身不太妥当吧,大家考虑一下,这个省革命委员会,她是一个“结合”的权力机关嘛,我们军队算一方嘛,不能说革命委员会不包括我们军队。同样,我们军队谈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不算在革命委员会里。省革命委员会有我们的代表,是“三结合”嘛!如果不是“三结合”中央不批准的呀。现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济南军区也采取了措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其他方面也都采取了措施,省军区也采取了措施。济南军区党委定了三条,这三条我们认为是很及时的,很好的。因为这样就不至于使矛盾向更尖锐的方面发展。我们下面会讲到,如果矛盾再向更尖锐方面发展,对我们的革命,对我们的人民是不利的。在革命过程里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有敌我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刚才我们学习最高指示里面念了一段嘛,遇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嘛!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据我们观察,济南军区的同志有参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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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处理那样局势的经验,还没有学会处理这样的发生在人民内部这种矛盾的经验。这就要咱们在斗争中间,在实践中间学会它。以后还会碰到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永远会存在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惊慌失措,我们有了经验就好办了矛盾总是存在,旧的矛盾处理了,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样,矛盾就成了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会使得我们的革命向前进。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好了,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大大向前发展。现在大家还没有经验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才只有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那是很短很短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的发表,到今年已经十年
    十年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那一篇文章,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包括我们在内,也还并没有完仝懂,每次重读,都觉得好像是针对着当前的问题说的,针对着我们的问题说的。我们现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不过才有三个月,经验还很少,出些问题,甚至出一些乱子,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总结出经验教训来,那么就会变成好事。在这里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最近各个地方,军队在支左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最近开了个会议,就是为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处理这些问题。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四月二十三号批了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据说已经向同志们讲过了,我想还需要再讲一下。一个就是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一个报告。毛主席作了批示。陕西省驻军的工作还算做得好的,但是也有些问题,我们采取司令员、政治委员、还有野战军的军长,一块出面,连续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听工人、学生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在这些座谈会中间,学生、工人都提出了很多批评,有些批评也很尖锐。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以后,就建议把这个材料印给这次军委会议。毛主席说:“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是从正面向我们推荐了一个榜样,多次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听取批评。所以毛主席说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这种做法。主席在这个批件里面,还加了很多注,就是在中间写了一些话。在看到批评部队这个、批评部队那个的地方,毛主席就加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强调不要怕批评,这个批评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群众批评我们的过程里边,我们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冇各式各样的意见会帮助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并改造世界。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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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学生批评军队的好多意见,就是一个叫李世英的同学批评的。毛主席对这个人非常熟。他大概怕部队的同志不熟悉,还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注,说李世英同学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主席对全国这些人物非常熟。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明这个同学对军队的意见很多,提出军队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要明朗等等。其中有一条,要部队的同志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在这一条后面又加了个注,说“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后面还谈到这位同学讲的一些意见,就是要搞些谈心会,开一些小组会,互相联欢、谈心,这样增加互相的了解,增强团结增强两个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西安地区有两个大造反派,那个地方的保守派已经被搞得差不多了,垮了。现在这两个大派都是造反派,但过去就是联合不起来,团结不起来,所以就提出要部队帮助他们开展谈心的活动。毛主席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就是赞成这种办法。陕西地区他们准备不断开这种会,因为这种方法把部队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可以处理得更好。所以主席说这个办法在全军都应该采取。另外一个文件也是同一天批的,是讲四川的。四川的问题,同志们大概也听到一些,错误比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较多,而且还打死了人。对这样一些情况,他们送来一个材料给中央,说他们原来抓了多少人,已经放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认为他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对四川一面批评了他们,捉人太多,把一些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称赞了他们因为他们改正的快。在指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又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岀现了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说,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要沉得住气,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实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的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要立即改正,马上改,像四川那样。这样就取得主动啦。另外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说,我看现在这股风,(就是指上面说的一股风,说军队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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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都错了)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一月底二月初那股风全国也是相当严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起初是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但是后来军委八条出来,部队的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自己又犯了错误。先是学生犯错误,后是部队犯错误。现在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次不会像月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学生、群众他们有了犯错误的经验,上一次冲军区不对,他知道了。军队在处理群众冲军区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罪,请好几次还不同意,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还不行把人家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样的地方有那么几个。所以主席说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就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了。最后这一句话毛主席是充分相信军队也相信群众的。他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虽然现在有这么股风,只要我们釆取正确的措施,沉住气,实事求是地检对,公开地承认错误,改正,并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可以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的这两个指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解决面对着的这些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针、办法,主席都讲了。从这里我们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主席都给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里的一些缺点错误,毛主席就讲了嘛,犯错误是难免的嘛。现在有一些群众组织对我们提岀批评,我们要沉得住气嘛,不要一听到批评就沉不住气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办法,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有些话说得过分了,过分的话经常会有的。谁说话能说的都是那么准确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人,他们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实际上他还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小将。当然里面也有几个不是小将,是中将,老将,但是他基本的情绪,那些小将最起作用了。据我看,同志们现在对小将接触的比较少,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对他们不大理解,不大懂。他们对你们接触也少,也不大懂。双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评,像毛主席讲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怕批评。不但不要伯批评,还要像毛主席所推荐的,我们到处去开座谈会,去征求意见,征求批评,听他们的意见,包括那些非常尖锐的意见。很尖锐的意见都要听,耐着心听,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来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评啦,那才不见得呢!这一方面,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挨攻呀,受批评呀,当然各派都有啦,我这里讲的不是坏人批评我们。坏人攻击我们那是意想中的,他们不攻击我们,我们就糟糕了。我这里讲的是革命派,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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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会上和有些同志介绍江;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十二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竞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竞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四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十六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同志们,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大概只有挨骂的经验,没有挨过骂又变成好朋友的经验。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个交道,我看我们的同志缺棵,这一课应该补上。你这一课如果过了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日子就好过了。还有一次我和姚文元两个,也是今年一月底嘛,我们到上海。在济南我们看到杨得志、杨国夫的标语固然不少,不过我说你们两个的标语没有我的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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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济南大,标语贴的也是满城都是,而且贴了十几天,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又没有人去给他们说:你把它刷下来吧,你把它贴掉吧。没有。造反派当然反对这些标语,因为那是一个造反派犯错误的组织干的,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反对他们,就到处去贴,他贴了标语,给他再贴上,造反派也贴另外的标语,标语战斗了半个多月。那种日子我们过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去看,看看贴了什么,也就过去了,我们照常开会嘛!还照常找那些人谈话。他们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找他们谈话,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骂了我们
    六个小时,什么话都有,说我们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时候正在搞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因为陶铸的问题刚刚揭开,因此到处流行着要抓什么人,揪什么人!什么式的人物,他总要在式头上安一个帽子的。那时我就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听一听有什么不好呀!听一听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天,忽然一个晚上就大整谢富治,谢富治同志现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夺权了,或者是在夺权以后,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它是要在我们内部出一些事。遇到这种事,要沉着。谢富治同志他也有经验了。也是造反派贴他的,不是坏人贴他的。谢富治他是公安部长,他也不抓人。他说,咳,让他贴吧。别的造反派说,我们把它撕掉,他说不要撕,让他贴在那里好嘛!他态度很开朗,也不紧张,还是找那些人谈话。谈一两次彼此谈通了。贴他标语的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他们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么关系呢?发生一些这样的事不要紧,不要一时要沉不住气了时就紧张了。多经历几次,再碰到这样的事就好办了。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有带兵的经验嘛,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他就没有经验,老兵碰到打仗他有经验,他不慌。我们在这一方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间,有许多特殊的形式,我们许多同志没有经验。在这一方面,虽然是老将,可能像新兵。再多打几仗,那就行了这个本事是容易学的。只要记着毛主席的话,沉住气,不要说,就有办法。你们等到和这些小家伙搞好了,你就会觉得他可爱了。你不要看他骂得你很厉害,他要是跟你好起来,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还是青年嘛!昨天我们就谈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久经战场的,带过各种部队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带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呀,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刚拉起的游击队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么觉悟高,就那么整齐,就那么守纪律,就没有打砸抢,我才不相信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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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些新兵新队伍嘛!我们的红卫兵,最老的红卫兵,他们吹牛,我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年的年龄都没有嘛,最老的红卫兵到现在还不到一年麻!一年的红卫兵搞到这个样子,就很不错了。我们同志们想一下自己的经验嘛,最初带队伍你刚拉起游击队,一年你能带岀什么样子。他们现在阶级觉悟高啊!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有时硬是比我们好。有些东西他不如我们,我们有经验,我们懂的事多,但是有些事,你跟他辫论,你辨不让他,最后是他对。我有这个经验。你最初觉得他没有什么道理,后来听听他很有道理,真理在他那边,你不要小看他。所以要沉住气,不要怕批评,同时,要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快改,能够马上改的马上改,千万不要顶牛。我们总是要相信大多数,相信大多数的干部,相信大多数的群众。不要把群众对我们的批评,或者人家说了几句话,就说是矛头指向解放军或者是我们说了革命委员会几句话,就说你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或者说一批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就不允许。北京满街上都是这个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这个标语岀现了几个月了。我们当然都向他们解释过,我们说不能这样提,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并不一定都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可是没用,他们一定要这样贴,我们还是到处给他们讲,中央文革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人家不管贴不贴,该批评还是批评,你说不准批评,人家照常批评,怎么能不批评,不过是背后批评就是了。叫大家公开对我们讲嘛,那关系就好了。所以主席的几点指示,已起把问题都解决了。我就不要多说了
    有些同志写信提了些问题,我想再谈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今天的讲活,是和姚文元同志分了工的。今天我讲,明天他去给群众组织讲。我们两个讲话的重点不同,我今天主要是讲部队自己的事。你们不要认为我老是说部队的事,不公平呀。群众团体的缺点他们的毛病,我今天不想在这个会上讲,那一些话,我们在另外一个会上讲。我们刚才念过语录嘛!要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所以现在就光讲咱们的事。他们那个会,我们另外开,这样子,双方才能更容易接近一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攻下面的革命,因为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军队的作用,在整个无产阶般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就连着发出几个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支左的决定,后来又有一月
    十八日的八条,四月六日的十条,还有其它的一些具体规定。最主要的是这些。这几个都是强调军队一定要支左。强调一定要站在左派这一边。因为在夺权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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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的力量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少从弱,到慢慢地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在紧要关头,如果军队不参加,这个权就夺不过来。这一方面,同志们有经验了。这点和山东的造反派谈起来,他们对军队是非常有成情的呀!想起那一段,他们就说,那个时候和军队的关系多好呀!在夺权以前有一些同志遇到困难,去找部队帮助,甚至在有被抓起来的危险的时候,跑到部队来避难,他们回想起这些事情来,还都是非常感激部队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我们当然是站在左派一边,也只能站在左派一边。应该是只能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个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那么,等到夺权以后,这个政权要巩固,没有部队的支持可能不可能?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政权现在还是临时权力机构,她要完成很复杂的任务,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整个斗批改的任务。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将来,还要过渡到正式的权力机构,要建立省人民委员会,还要建立省委。现在是临时性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里面,如果得不到解放军的有力支持,是不行的。同志们,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对革命委员会,只能够支持她,不能够采取别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巩固无产阶权专政的问题。巩固这个革命委员会,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如果不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她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对我们整个革命是不利的。特别是像山东和其它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因为现在只建立几个嘛!这几个革命委国会我们只能把它搞好。如果搞不好,或者革命委员会垮了台,同志们哪,那我们脸上就无光。这个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山东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人家外国通讯社天天在和我们算账啊。同志们!他们用语就叫做毛林派,说毛林派现在仅仅是控制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符合事实。不让他们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表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搞着搞着垮了,同志们想一下,那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如果个别的垮了,真的出现了那么回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总还是不希望出这种事。我们要想一切办法来加强她、巩固她。使她能够站得住,能够把工作做好,不但能够夺权,而且能够掌好权。用好权。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然这里面也确实会有困难。主要的困难是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间比较短,支持左派,那个是左派呀?不大容易搞清楚。不是那么一眼就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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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的。有的一看就很容易看准了,很容易判准,没有什么争论;有的就很不容易判断。有的原来看他好像是个左派,以后看看又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碰到许多。我们也有支持错了的。在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互相说对方是反革命。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八,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竞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
    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的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不要以为一下子就能判断清楚的,有些单位不大容易弄凊楚。我们最近在北京开会,各省去汇报,碰到了好多这样的组织,各种说法不一样,一时就是难以判断清楚。大方向对不对,这是区别左派、中间派、保守派、右派、反动派的主要标志,看他是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他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这是主要的。但有一些组织也很难说他以前一段保过,后来又不保,后来又保;有的是在本单位保,在外边不保;有的到了外边,犯了个错误,在家里还是很革命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口咬定我支持那个就是左派,我说你不要说得那么死,还是得再分析分析,看看。因为有些情况是不容易判断的,脑子要灵活一点,要多听各种不同意见,然后再仔细分析一下,有的一时判断不清楚,再看一看,不要急。
    有的同志觉得他打砸抢很厉害,就常常因为这一点说某一个组织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分析。我们是不赞成打砸抢的,是反对武斗的。但是,不要把这个问题一般地提,要作分析。因为这种打砸抢,有时候包括的内容不一样。例如抢,有很多是得黑材料。那个事情完全应该由工作组,由原来的党委负责。因为不按照规定把材料拿岀来嘛!有时候弄点东西,地方过去山东省委或者其它一些党组织对他那个保字号的,要什么有什么,而对其它组织,要一张纸都不给,人家没有办法就去抢一点。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赞成。不过就因为这个说他不好,我看也不必去责难他们。不要脱离开阶级斗争来谈这个问题。有时候打伤了一些人,甚至打死了人,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并不赞成打,不赞成武斗。但是说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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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打,你怎么办?又不是我们要他打。这种事情,不要怕,咱们只能想开一点。林彪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作了很多比喻吗?这样一个大的革命,没有点伤亡,这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出一点事,不出一点乱子,那么文雅,那么细致,一点纰漏都不出,世界上的革命不管哪个革命,都是没有的事。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封建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也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更不用讲了。总会有牺牲,总会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伤亡的人很少。比一个小小的战斗的伤亡都少更不要谈一个战役了。淮海战役死了多少人?解放济南死了多少人?那不过是解放一个济南城。我给大家说个消息,最近流行性脑炎非常猖獗,发展很快,来得很猛,就这样一个病全国死了十三万人。山东省也死了一万人。打砸抢是不是打死了一万人?没有,肯定没有。大家想一想,这样子大的一个革命,中间出一些乱子,打伤了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的同志,看了很难让,当然,看到好人挨打嘛是会难让。不让这些都是没法避免的。你劝也没有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主张过打砸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从来没有主张过打砸抢,相反的总是讲不要武斗不要武斗。十六条已经写上了,林副主席在天安门讲话,每一次都讲不要武斗。你讲归讲,他说听毛主席的话,其实写在那儿他也不听。他就在这个事上不听,打完了以后他又听了。他说,我还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武斗要文斗。碰到了事,他又要动拳头。就是这样。你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那才不见得。有一些人就是想动拳头。所以这个问题,不要看得太重,要从大局来看。对于党、团员问题,成分问题,同志们提了好多。我们对这个问题,态度向来是清楚的。成分好坏这个事是应该重视的,不重视成分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但是,也不能一去就先看他的成分怎么样?一看成分好,就认为是革命组织,一看里边有一部分人、或者个别人成分不好,就说是牛鬼蛇神。我们还要看在整个阶级斗争中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的表现。就是对成分好的,对党团员,也要看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究竞站在哪边。不是说我们的党员团员不好。我们的党员团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个中央再讲过了。但是,表现并不全一样,有一些党员表现很好,有一些党员表现不好。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整个党来说,就是一个锻炼和考验。如果有人说,我们所有党员团员都是坏的,应该排挤掉,不要,都要打倒,那当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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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的党是都是在阶级斗争里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生活的,他总要站在这一面或者那一面。我们的党今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统一,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不是共产党员吗?邓小平不是共产党员吗?陶铸不是共产党员吗?你能说看他是党员,我们就要依靠他,这样那不就错了吗?而且我们有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面,当保守派的。特别是在运动初期,成了保守派的,数量不是很少的。这没有什么奇怪。一个就是刘邓路线的流毒,毒害很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我们党里面流传了那样久,二十多年。多少共产党员看了那本书,按照那个去修养的,这不是越修越糟糕吗?刘少奇那一套什么“驯服工具”等在我们党内流毒很深。毛主席的思想,在有些党员里面并没有扎根。再想想,我们有些党员,包括老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地并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那个时候他并不想搞社会主义,或者口头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想搞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是过不去。刘少奇这一些人就是这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真的要搞社会主义了,他搞资木主义。有一些劳动模范,为什么变得保守了呢?除了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地位变了。原来苦大仇深,阶级感情非常深厚,但是后来呢,他地位变了,生活也好了,有了权,不受压迫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觉感到有革命的要求,别人感到受压迫,要起来革命,他不感到受压迫,反而觉得应该维持这个秩序,不要动。他就有一种保守倾向。所以要分析。我讲的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党团
    分党团员,一部分原来的
    部分原来的劳模。他们为什么变成保守的呢?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济南的情况,据我看也可能是这样。我在别的地方都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在平常,到那儿去工作,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成分,是党员还是团员,这是工作的习惯,而且也应该了解。但是这仅仅应该说是了解问题的第一步,不能到此为止。了解他是党员,就觉得没问题了,那不行,还要再了解池究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怎么样?他执行什么路线?否则的话,他明明是个保守派,你就可能当革命派来支持他,当左派支持他。任这方面,我们同志可能吃了不少亏。就是因为这几个概念有点模糊,对党团员多呀,成分好呀,看到另外一些造反组织他们打砸抢啊,里边有坏人啊,有时候弄得自己支持错了。我接触到好多个单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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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情况。在北京看到有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有这种情况。在北京和外地来的同志交换意见也碰到这种情况。不从阶级分析,不从两条路线斗争观察分析问题,有时候就支持错了。人家说你支持错了,还不愿意。还有些老工人,他生就是抓得紧,革命他就不带劲,就是有保守倾向。当你启发教育后,他也能干革命,但是比起青年小伙子差劲。这一方面,我觉得不难,只要我们能够多去接触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不要老坚持着一种观点不改变,说我这个观点就对,那靠不住。如果要是搞不好呢?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局面。一个内蒙古,一个四川,都可以提供这个经验。内蒙古,就是我们的部队支持了一两个保守组织。这两个保守组织的特点,大概也是这样,党团员多,成分比较好,比较讲政策,但是这几个组织,就是不肯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他斗这批,不斗那一批。当权派里面,有的好一些,有的最坏,他不斗那个最坏的,甚至支持那个最坏的。这样一搞,问题就发展得很严重。我们可是要当心啊!因为军队的态度,影响太大。我们一说支持那个组织,不用花很大的劲,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起来。內蒙古就是这样,几个保守组织很快就发展了。原来是很小的组织,自从部队一介入,一直发展很快,发展到最后,那就大了,造反派和它双方就武斗,武斗中间,部队又支持了保守派,说它是造反派。到最严重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开枪,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这样,中央才出来干预,派人去调查。中央派人去调査,到那里被保守派扣起来,那么狂。因为他觉得部队支持他。最后中央要双方都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部队同志也来北京谈话、开会,搞了两个月最后中央分析清楚了,作了决定。这个决定同志们会看到的。中央这个决定传达到内蒙古,不承认。部队的同志态度已经转过来了,部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支持错了,但是那些保守派呢?就是原来以为是造反派的,不听部队的话了。同时,我们有一部分战士,思想上还转不过来,战士也跟保守派搞在一块,带着枪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决定,说中央的决定是假的,毛主席没有看过,林彪同志没有看过。后来,中央为了说服部队一部分同志,派飞机去散发传单,说明关于内蒙古的决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看过,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批准的。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搞了四五千人,跑到北京来,跑到中南海静坐示威。那天,中央决定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待他们,总理给他们讲话,他们居然退出会场,说要见毛主席,只有毛主席的话才听,并喊打倒周恩来。我讲这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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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我们的错误不大,不改正,到最后大起来了,你觉悟了,你想改变这个局势,那就难了。内蒙古就是这样。就是这批保守派,四五千人,最后,我们还是说服他们,你们还是坐下来,听一听我们讲的到底有道理没有,最初他们不愿意听,总理讲话老打断,最后还是多数人听了总理的讲说,说我们错了,回到内蒙古再搞革命。但还有那么几百人,就是不走,还在北京。我离开北京那天还在那里。你看,可以造成那样局面。当然里面可能有坏人。我讲这样一点就是请同志们头脑一定要冷静,处理原来这个局面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认为我支持过的不能改改就糟糕了,那可就要坏大事。如果自己支持的,表面上,或者你们认为是左派,实际上是个保守派,那如果搞错了,将来你想要甩这个包袱,你就甩不掉,变得他拉着你,你想前进也前进不了,他拉着你和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同中央的路线处于对立地位,那样就很不利了。昨天我上了一次街,今天又注意了一下街上的标语,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有一些贴拥护解放军的标语。这种标语,因为我没有下车,不知道是哪些单位贴的。不让我看他用的语言,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大对,我没有看,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单位。我从那个标语上看,我感觉到那是保守派对着造反派的。这个对你们想一想,我完全是凭感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很容易利用我们的情绪,利用我们现在这个局势,希望把我们解放军拉住,使解放军和造反派之间的关系继续紧张。那样对革命不利。希望同志们冷静地想一下这个事。我这里没有做任何结论,我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要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主席讲了那样许多方针,我们可以解决了。现在难一点的呢,我觉得还是感情问题,有些是认识问题。像刚才讲的,对党、团员多呀,这是认识问题。另外,我觉得同志们对造反派接触太少,因为在一个厂里,只有看到这么一个局部,历史知道的也不多,全局知道的也可能不多。现在我们可不能只听到一点意见就相信,要多听一听,各种意见都听。中央解决各省问题都是这样,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主席提出解决的问题是河南问题,主席说河南现在闹的很厉害,要他们三方,各个方面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区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实际上谈一谈,就清楚了,有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所以后来又有军委
    十条命令。我觉得我们同志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是根据中央关于支左的第一个指示的最后一条,要很好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刘、邓。整个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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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觉到这一点,也给省革命委员会提了,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虽然他们也抓了一下这个事,但抓得不紧,没有花很大力量做。批判刘、邓,我们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吧,现在都应该很好地米参加这个斗争。这个对于我们辨别左、中、右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们看毛主席著作,要带着这个问题,就是带着刘、邓路线这个问题来读。过去你念过四本,和现在再读,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有个对立面,就是刘少奇。把刘少奇的著作和主席的著作一对照,你就看出来,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同时,刘少奇的影响在山东是相当深的。因为他做过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嘛!而且他几次到过山东。全国都要批判,我们这里也要批判,也要学习,在批判中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之下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大破大立。同时,我们要接近群众。一个是学习,向毛主席学习,在批判刘、邓中间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呢,接近群众。我觉得我们和群众,接触得还是太少了。这次我们来还前,主席谈到这个问题,谈到我们的党,谈到我们的干部,也包括军队。在四九年、五零年、五
    五二,这几年,我们的党员、干部、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密切,那时候群众比较喜欢我们。后来,拿部队来说,就逐渐地进了营房,和群众就隔离了,不是住在一个院里了,见群众不多了。后来,我们军队一出来,不是就讲吗?老八路又回来了。可见我们离开得很久。我们现在就是要到、目前特别需要到那些工人的造反派里边去。那些有争论的,暂时不去也可以。当然要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指挥部呀,工人指挥部呀,请他们给推荐一些单位,推荐一些人,和他交朋友,和经过斗争考验的造反派交交朋友看。懂得了这些人,你就懂得了整个造反派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感情上的距离,越是不能解决。千万不要只听一种意见。特别在目前,不要只听人家说,哎呀,你们好呀!我看街上什么“济南部队支左好得很”,“就是好得很”。那种话听起来满舒服,是吗?那个不行啊!光听那些话有危险!这是捧我们的,你当心点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敏感。各种意见都要听,也可能骂我们的,倒是骂对了。这个时候,所以会沉着,要很好分析这个形势
    方面可以去交朋友,一方面可以去请他们来做些报告。以前我们不是找老工人、贫农到我们连队做报告吗?现在可以找一些受过原山东省委迫害的,那些大家公认的造反派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样斗争的。因为,我们不大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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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感觉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是要多接近。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边,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里边,需要学会怎么样正确地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样,有利于把我们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加以提高。这个文化大革命。它能够改造整个世界,也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毛主席讲的,在听取批评的过程中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我们要虚,不要看小家伙,都是些毛孩子、娃娃,他们在某些方面,这个本领比我们大需要承认。很多他们懂得的事情,我们不懂。你看嘛!读毛主席语录,这个办法,就是红卫兵没有几个月在全国变成制度。以前,你怎么提倡都不行。就这些小家伙,他就有这个办法。好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叫红卫兵去干,一定能够给你解决。毛主席经常说,好多事,我们解决不了,只有红卫兵可以解决。主席是那样的喜欢红卫兵呀!那样爱护呀!从来主席不责备他们。有些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干得不好,主席总是说,有什么关系呀!他不过是个别的现象,要看主流嘛!主席总是保护红卫兵的。当然,他也不纵容他们,有缺点错误就给他们指出来。他们是听话的,你们不要看他们不听话,大的方向他们很听话。所以现在我们要信任这些小将,他们对解放军非常热爱的。因为他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叫解放军叔叔嘛!刚刚不叫解放军叔叔,没有几年,现在变成大人了,二十多岁头几年还喊叔叔。是这样一些人,非常可爱的下一代,很有希望的下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他们交朋友,信仼他们。要相信他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有缺点,他们可以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要相信他们。我今天在这个会议上就这样讲,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部队主要是解决这一条。我们到那边去讲,主要的是要他们相信解放军。要信任我们济南的部队,山东的部队,我们的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能够改。建立这样互相信任的空气,才能够坐下来好好地谈。也包括王效禹同志嘛!王效禹同志应该说是个好同志,在去年第一个向毛主席、向中央提岀来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是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样一个局面之下。有一个人能够察觉这个问题,而且向中央提出来,不是容易的,而且后来受到打击,仍然能坚持下来。他的困难很多,我们应该帮助地,他有缺点,应该帮助他,应该爱护他,热情地帮助他。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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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干部,他们有缺点、错误,也可以改。譬如说,我们有缺点错误,我们也在改嘛!大家都改,都采取这种态度,各自批评自己,不是指责对方。主席讲,拥政爱民那一段,不是指责对方,而是首先批评自己,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就是革命委员会里边,或者群众团体里边有坏人,同志们也不要急,应该相信群众,坏人总是隐藏不了很久的。刘少奇这样大的坏人,最后还不是揭露出来了吗?而且爬到那么高了,还不是揭出来了吗?因为有的人,你说他是坏人,大家不承认,看不清楚,也或者是我们看错了。要相信群众。所以现在整个的口号,主席提的是拥政爱民。对地方的同志我们着重给他们讲要拥军,向我们部队方面,就是要强调爱民,强调支左,在支左当中执行十条,要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那些革命造反组织,支持那些革命领导干部,要真正地巩固“三结合”。遇到分歧的意见要学会协商。那天我们开座谈会,彼此都同意,就是过去商量不够,互相不通气。
    三个月了,像我们前天那种会,由三个方面坐在那里谈了十几个钟头,还是头次。三个方面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一些问题,分析形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嘛!我们向三方建议,最好以后一个月三个方面的负责同志坐在一起研究研究问题。如果自己处理的事情,涉及到三方面的一方,譬如我们军队,要处理一个问题,涉及到了群众团体,或者涉及到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跟他商量,或者三方共同商量,这样,把我们三方的力量真正结合起来,不叫三结合吗?这三种力量如果结合起来了,那我们就变成无敌的,我们的力量就是强大的如果三种力量不结合,那三种力量都没有力。我们军队,不是要备战吗?备战头条工作,就是要把群众工作搞好嘛!这是林彪同志讲到的,如果我们山东这个战场,群众条件没有准备好,那将来打仗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解决地方文化大革命,既是支持了地方,同时又是准备了战争。如果各级政权、各级权力机构,都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里,掌握在和解放军紧紧站在一起的组织手里,那么,将来打仗我们就要方便得多了。如果掌握在保守派手里、坏人手里,那就糟糕所以同志们要学会协商,要善于协商,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更不要受一些坏人的挑动。我们要当心敌人会利用。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讲话里面已经讲了,那是给红卫兵讲的。要当心敌人利用我们。他故意挑拨我们这些关系,我们就要特别当心。现在,根据济南军区党委的几条决定,我们的支左宣传队撤回来了。撤回来,我们觉得是需要的。因为这个原来在北京就商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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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各个大区,都需要把支左的队伍,根据这一支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进行教育。要把几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当然,这一次,事情比较急迫,因此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杨得志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呀,被迫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措施还是正确的,需要这样子,否则那两天,可能发展得比较严重,那就更不利。现在已经回来了,我们就要抓紧这个机会,学习一下军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这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把我们的思想提高一下,统一一下。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搞支左工作了,我们是要把支左工作搞得更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为有了经验了嘛!经验虽然还不够,但是毕竟比头几个月经验多了些。所以会把它搞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了解情况也不多,我讲话开始时候谈了。今天能够讲的嘛只能够说这么一点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现在有个好的开头。三个方面都有这样的愿望,都想把关系搞好。这种愿望是正确的,应该搞好,这样就有可能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这样一段工作以后,我们的整个文化大革命,包括部队的支左工作就可以走上正轨。我们相信济南部队有这个能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改正我们工作的缺点,发扬我们的成绩,比较快地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步,走上主席希望那样的正确轨道。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地向前发展。因为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说还是走在靠前面的,我们希望它一直能够走在前面,这个也要靠我们部队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够在不久的时候,就能够把你们总结工作的情况,把你们好的经验也总结出来,把你们的缺点克服了。能够把更好的成绩,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和报告林彪同志,我想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党中央都会很高兴地在那里等待着同志们会送去胜利的消息。我想今天就讲这些话,讲得错了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完了。姚文元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刚才杨司令讲了要我作指示,没有什么指示呀!到这儿来,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我们到这儿来了解情况,也向同志们学习。今天我们有一个分工,主要是由春桥同志向大家来讲,我没有准备要讲话。刚才杨司令一定要我讲,就临时想了一下,我想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我想随便讲一点意见,讲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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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很简单地说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点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在当前这一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这一个思想。我觉得当前人民解放军所担负的“三支两军”的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只有深刻地掌握和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完仝新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搞得更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特点。毛主席在万古长青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其它的一系列文件当中,规定了我们军队的性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里我想重温几段语录。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能够无敌于天下。”毛主席还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按照毛主席人民军队这一光辉的思想,按照这一条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当中,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以后在保卫祖国的斗争当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劳。在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倡四个第
    八作风,为全国人民、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把毛主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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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了。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当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个威望、这个荣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拿我自己来讲,我是从心里热爱解放军的。我接触位很多红卫兵的小将,他们也都是非常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很多革命造反派,他们也是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回忆一下。为什么红卫兵要叫做兵,为什么他要叫做兵呢?就是因为他热爱解放军,要以解放军为榜样。红卫兵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生龙活虎的、生气勃勃的青年同志们、小伙子、革命的闯将,他们都是千方百计要找一些旧的军装穿上,有的没有帽徽,还千方百计地去做一个帽徽,因为他们觉得人民解放军光荣。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你们要懂得小将的感情,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要求也就很高。很多地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左派,是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他们最有力的支柱。那一天我们跟造反派的负责人开会,有的小将也说,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人民解放军呢?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人民解放军呢?我们希望解放军的同志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这一种感情。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有一些时候,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觉得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批评也就比较严,这是很自然的。要求高,所以批评严。假如对于一个同志完全绝望了,认为他是一个坏人,那何必还要去批评他呢?有一些左派犯错误、冲军区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席讲过嘛,他到军区来,是信任你嘛。他们相信你解放军不会开枪,所以他才来,才来包围嘛。要求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接见他们。如果晓得会开枪,那就根本不会来了。当然,那是个别的情况,极个别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将红卫兵小将对我们的种种批评,对我们的缺点错误的指责,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对解放军的爱护。我们革命同志之间,大家是懂得这一种感情的,有的时候很严厉的,很尖锐的批评一个同志,就是因为爱护他,希望他好,希望他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所以说这么一点,是希望我们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特别是支左工作中,能够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威望,能够了解到革命造反派的这种感情,不要把他们的批评,看作是对解放军的攻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管他怎么批评,怎么讲,他从心里是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只要同他们多接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世界上切剥削阶级的军队,有什么人敢批评吗?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国民党反动派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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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解放以前我在上海,那个时候,群众都恨他,看到国民党的兵油子,就恨死他,谁还敢去批评他,那才不去批评,批评了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一定要理解到这一种感情。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看到我们的利益和革命造反派的利益、红卫兵小将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在支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是能够解决的。看到了我们是一个人民的军队,就可以对主席的最近的最新的指示,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想把刚才春桥同志念过的主席的几句话,再念一遍,我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了,而且也反复思索过,每次对我都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批评,仝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怎么理解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当前搞好支左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人民的军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怕批评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剥削阶级的军队能够不怕批评吗?没有。剥削阶级的军队,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去巩固剥削阶级的专政,他就是要镇压人民的。国民党的军队,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是这样。毛主席说,不要怕批评,这个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这样,我们当然是不怕批评了。为什么说,全军在这种批评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呢?这就要回顾一下,我们当前的状况。解放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但是也要看到,在进城以后,解放以后,在有一段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一些隔开了,不是完全隔开。这一次从兵营里出来,从机关里出来,恢复我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跟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结合在一块,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在解放以后,和人民结合很伟大的一个飞跃。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改造客观世界,就是说改造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种种反动的、错误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和扫荡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群众结合,也一定会促进我们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毛主席教导我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我们就不能前进。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世界。而我们认识世界的惟一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按照什么去改造世界,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世界,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去改造世界。所以在听到了很多批评,实际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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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群众的呼声,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懂得阶级斗争,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揭露矛盾,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缺点错误,就可以使我们懂得怎样才能真正地在实际工作当中贯彻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种批评的过程当中,这样去认识了世界,就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改造世界。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没有批评是不行的。假使光听表扬,没有批评,那就非犯错误不行。我们做好一件工作,改造世界,也需要不断地听批评,批评就是种矛盾嘛。解决矛盾,我们的工作才能前进。所以,毛主席的这一段指示,实际上就是告所我们,在搞好当前“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的工作当中,一定要经过这么一段批评的过程,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光荣的考验,是不奇怪的,这不是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说明人民群众信任我们,希望我们做好工作。我们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一段话,特别是从毛主席人民军队这一个光辉的根本的建军思想来理解这一段话,就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我们就能够把当前各种矛盾处理好。我们学习、贯彻毛主席的人民军队这一思想,有很多方面,我觉得当前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倡局部利益服从全部利益。毛主席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形势下,反复地来思考,来学习,来贯彻。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我们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全局我们要从这个全局出发,来处理一些具体的矛盾。拿当前来说,在全国,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对修正主义的根子来一个总的清算,这是一个全局。我们要从这个全局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山东省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是全国六个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之一。从全国无产阶级总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利益出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要使她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好。决不能使她垮掉。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仝国人民当前的根木利益。要从这一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毛主席发出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这是为我们指出了方向。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根本利益。这一些全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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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无产阶级的方向。所以我们在处理一些具体矛盾的时候,虽然你在具体局部来看,有很多理由,但是,如果违背了全局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倡局部服从全局。识大体,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辉的传统,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辉的传统。我们决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所挑动,要冷静,要沉着,对当前这个矛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局利益来妥当地解决。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总的说来,这些感想,都是说明在当前的斗争当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这一个光辉思想,这对搞好我们“三支两军”工作很重要。我们希望,也相信同志们一定会以立新功的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同志们能不能?(众答:能。)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
    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2)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五月七日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
    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3)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4)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根
    据手稿刊印)注释(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给济
    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到处
    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
    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
    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4)梁,指梁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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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指张国华,甘,指甘渭汉,韦,指韦杰,当时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四政委和副司令员。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到济南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这次来,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因为毛主席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以在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开会的时候,得到材料知道济南的形势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毛主席就决定要我和姚文元到这里来看一看。我俩到这里以后,因为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主要的要我们帮助一下济南和驻山东的部队,使得他们接受过去的经验,如果工作里边有缺点,能够早一点改过来。所以我们到这里以后,主要的时间是用在和部队的同志谈话,向部队的干部做报告,放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始终也没有忘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原来是很想找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讲话,但是,不是因为你们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我和姚文元的错误。我们就始终没有开成会。这个事谁的责任?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们心里总是很不安。如果到了济南一次,又知道省的红代会在这里开会,我们居然不来看你们。那么,我们怎么能离开济南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要来一趟。
    我们有些话,昨天曾经找一部分同志讲了。因为那个时候估计到也可能不来,来不成了。把我们对济南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包括对红卫兵将的意见,我们已经讲了,他们会给你们读,所以我们在这儿不准备多讲话,主要是来跟大家见见面。我们来跟同志们见面,是表示我们对济南的山东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支持,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永远会和红卫兵小将们在一起,同时,我们也经过你们来表达我们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对王效禹同志的支持。因为山东革命委员会是山东省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种革命力量加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英勇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这个胜利果实不应该被任何人所破坏。问时,我们昨天也和一些同志谈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地方同志来讲就是拥军。对干部队来说就是爱民。这样就是把拥军爱民的旗帜大家高高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命根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依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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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奋斗所得来的。我们最主要的是靠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祖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个样子来搞。所以,我就这一点无论如何要记住。再呢,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胜利果实也要靠解放军来支持,来巩固,没有军队的政权,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人民解放军在工作里边,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会场高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爱解放军!)
    刚才喊得对!我们那天和部队同志讲过,我说:你们应该懂得,最热爱解放军的是红卫兵小将,不要因为街上有那么几条标语,好像对你挺恭维,说你顶好顶好,那个东西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我们小将。所以同志们,当然我们解放军在工作里面有缺点、有错误,这个是在任何一个工作中,任何人做事情都是难免的,都会有缺点有错误。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要使得别的人看我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你要看大方向,你要看主流。这个我们天天讲,经常讲唯如果要是把我们红卫兵小将们的缺点错误夸张起来,那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么同样的呢,如果我们对解放军的工作,我们也是应该看他的大方向,看主流不要把缺点错误夸张起来。有缺点,有错误,如同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我们就会感到痛心。我们要想一切办法,热情地、诚恳地帮助他们改正这些缺点错误。而且我们相信他们可以改正。我们觉得,我们国家所以有力量。就是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全国革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动起来了。人民觉悟越来越高。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保证。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大批的领导干部站到革命人民方面。这两种力量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人民解放军,这三种力量缺一个不可。缺了一个,我们的革命就无法进行。只有群众没有领导干部可以吗?不可以。只有领导干部没有群众他算什么领导干部呢?单单这两个力量,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还不是有力量。这三个力量加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本来我不准备讲话了,但是,好像见了面嘛,就有些话要说,所以就说了那么多。最后我祝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开得完全成功!祝同志们,你们回到各个地区,回到木学校、本单位以后,能够把你们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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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大家共同地把文化大革命,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1)此件送总理(2)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3)同志存。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五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4)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
    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633
    注释(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仝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的批语。这封写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
    “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
    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九七○年六月被免职。
    2)总理,指周恩来
    3)林彪,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4)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九六七年五月十
    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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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
    毛泽东五月十一日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然不是多数。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林彪,当时
    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
    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冶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逆流中
    采取两面手法
    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
    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1)来信
    上的批语
    印《快报》(2〕,文革办。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3〕,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毛泽东五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秦厚
    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一九六七年三月参加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3)秦厚德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目写给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并转毛泽东等的信中说:我于
    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支持的不是左派,
    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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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釆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效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我们山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体革命人民,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最热烈地欢呼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
    五月十六日《通知》的公开发表。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这个文件,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系列重大问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光辉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的里程碑。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回顾一年来山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们越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伟大!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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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觉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领导权夺回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我们是比较理解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搞得不好,无产阶级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一个向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不理解的,是糊涂的。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极大地教育和提高了我们。这不仅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这是毛主席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就是紧紧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夺回了被旧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长期窃踞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于中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这就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同一切反动阶级一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岀历史舞台,即使在他们被推翻以后,他们还是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般增长的仇恨,进行拚死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派万万不可丧失革命的警惕,必须随时准备给以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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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勾结起来,连续进行了三次疯狂的大反扑。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夺权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東,而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尖锐激烈地进行着。阶级敌人三次大反扑,焦点都是要搞反夺权。为此,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群众问题上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千方百计地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利用他们钻入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同伙的合法地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处心积虑地把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搞垮革命群众组织,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它的群众基础。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问题上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界限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竭力挑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关系,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人民解放军这个强大支柱。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打下去,把无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回的大权再夺过去,重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面临的严重任务,就是要巩固政权。忘记了巩固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就是马大哈,掉了脑袋,还不知怎么掉的
    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使广大群众得到了锻炼,使革命委员会这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经受了考验。阶级斗争的伟大运动变成了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斗争中出现一些反复,以至大的反复,是好事,不是坏事
    中共中央《通知》的发表,给我们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带来了巨大鼓舞和力量。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紧密结合目前斗争的新形势,结合一年来的斗争实践,认真学习中央的《通知》,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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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的伟大指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对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夺权斗争的胜利,抓革命,促生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本刊发表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件。它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意义,值得所有已经夺权的单位、所有革命领导干部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研究和学习。
    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变化。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也没有缓和,而是在新形式下向纵深发展着。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轻率,而要作严肃的斗争。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头脑中的“私”字,时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九四九年,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苫奋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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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02页,共5150页
    这是当时向全党全军敲起的警钟;可以说,也是向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敲起的警钟。
    现在揭露出来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原来就是隐臧在党内的坏人,有些则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坏了。这些变坏了的人,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他们欣赏资产阶级的捧玚,结果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覆车之辙,可为鉴戒,这些历史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遇到人民的感谢,也会遇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捧场。在这种情况下,是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是做一个“意志薄弱者”呢?这是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
    如果有些人以功臣自居,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喜欢人家对自己歌功颂德,欣赏人家的捧场,闹个人主义、风头主义,那就一定会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更听不得批评意见,把自己变成聋子和瞎子。发展下去,就会颠倒是非,颠倒敌我,把群众对自己的善意批评当做攻击,当成仇敌,把别有用心的吹捧自己的人,当成朋友和心腹。这样,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从被压制到当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不注意改造思想,那么自己头脑中的小个人主义就会发展成大个人主义。列宁曾经指出:小生产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道理,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而没有改造好的和脑子里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是适用的。不认真改造思想,不受群众监督,当权以后就有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防患于未然”,我们都应该高度警惕,每天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的面前,想一想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持,不正确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立即改正。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十条措施。这十条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所作的规定,绝不是生活小节,而是重大的政治性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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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这个文件所以好,就在于它及时地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措施。这个问题,值得各级革命委员会注意,值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革命干部、革命小将注意。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研究这个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本单位的情况,也作出自己的规定,并且坚决实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期;转载《人
    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7.07.22;中发[67]224号
    空军二十九师、济南军区并各军区、各军兵种: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很好。
    二十九师的同志,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仅对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而且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转变。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这种言行一致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现将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以及济南军区在转发时的批语,同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转发《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各军(师)、内长山要塞区(守备区)、省军区(军分区、省辖市武装部、独立师)、各特种兵(师),后勤各分部,九二三厂军管会,六十七军昌指,北海舰队、空六军并报军委文革,中央文革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査报告很好。据我们了解,该师在徐州支左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单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能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而是痛痛快快,直直爽爽,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寘检査,深刻认错,彻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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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立埸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学习参考。
    济南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六军、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空军、空军党委并江苏省军管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是得解决
    我们从今年一月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在某些问题上则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地宣布徐州市郊区狮子山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农军”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在工厂支左工作中,犯过调和折衷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四月份以来,我们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斗争大方向上去分析和识别“踢开革委会派”这一革命群众派别的性质,只看他们的支流,不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以致混淆了是非界限,错误地认为“踢派”是代表保守势力进行反夺权。同时对“支持革委会派”一方的意见又偏听偏信,使领导到部队造成一种支持“支派”厌恶“踢派”的强烈的倾向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街头宣传和有的宣传组在支左工作中片面支持“支派”,压制“踢派”。五月三十日,我们支左单位的部分工人农民上街参加围攻“踢派”的大规模武斗,宣传组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武斗激烈时有的“踢派”群众来营房请求保护,我们也没有收留。
    我们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而且觉悟很晚,转弯很慢,我们感到十分沉痛。如果不是中央委托王效禹同志亲自来徐对我们进行耐心帮助教育,我们事必越陷越深,将会给党造成更大损失。对此,我们衷心感谢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产生以上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对中央和军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学习很差,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此,思想落后,右倾保守,“私”字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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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字当头,不能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有时甚至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来判断是非,以感情代替政策。这样,就必然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今后,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贯彻执行王效禹同志的指示,在六十八军党委的领导彻底纠正错误,积极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1)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搞好部队正面教育,统一认识,抓好活思想,切实稳住部队。破大私,立大公,彻底改造世界观
    (2)切实加强对“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提高政策观念,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査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虚心学习兄弟部队支左工作的先进经验,克服主观盲目性。
    (3)在支左工作中旗帜鲜明。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到革命左派一边,同时做好“支派”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把方向转过来。帮助两派搞好整风,推动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张轾秀在徐州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张轾秀:徐州驻军军长。〗
    徐州的“踢派”髙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是冲杀在最前列的一支劲旅,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队伍,你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代表了徐州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为徐州市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委派的王效禹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处理徐州问题,坚决执行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的一切指示,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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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左派广大群众,虚心地向7229部队学习。坚决支持踢派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踢派的坚强后盾,决心与广大踢派战友们团结在一起,哉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部队领导在前一阶段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使徐州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使踢派战友们受到打击和压抑,现在回想起来万分痛心。这个责任主要由我们6063部队来负,在这里我们万分沉痛的心情代表6063部队党委,再次向你们公开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我们正在遵照主席教导,坚决改正在前一阶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向左转,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坚决支持踢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诚恳地希望踢派的战友们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九六七年十月二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一月风暴从上海这个地方树起来这个旗子,上海夺权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搞大联合
    毛主席提出来以后,半年当中我们看
    到关于大联合的阻力是很大的。恐怕有这几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已经被打倒的或没有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主要敌人,在这里边起了一个很大的破坏作用。他是最怕大联合的,只要革命派联合起来以后,那没有问题,会集中力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从几方面他来破坏这个大联合。一是发动受蒙蔽的群众,企图用假联合的办法,把革命力量吃掉,把革命力量压垮,这是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是直接挑动搞分裂。在一、二月份,革命派内部有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受到了当权派的挑动,不是搞联合,而是搞分裂,犯了错误。
    当时的大方向是大联合大夺权,可是这些同志(指青岛“三司”)实际上违背了当时的大方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为什么说这些同志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就是在这方面
    方面是有阶级敌人的挑动。另一方面是革命派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分裂主义的倾向,阻碍了毛主席一月份提出来的大联合的实现。所以那几个月就看出个眉目来,后来中央就推迟了,所以这个联合当时看是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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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可能是五六月份,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当中一批文件,“五月十六日通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那一批文件,我的体会是中央的一个战略措施或者是主席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一个是给大批判提供理论武器、思想武器。因为我们掌握了这几个文件的精神,我们便于对刘少奇、邓小平开展大批判,另一个是这些文件贯彻这么个精神,要想搞好这个大批判,也必须是走联合的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身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楚,这就在思想上理论上作了准备。
    大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只讲这个情况,今年春天,我去中央汇报工作时,那次赵修德同志也去了。那一晚上,陈伯达同志的发言,散了会他把发言稿交给了我以后,他接着又要回去作了修改,修改了以后又交给我,交给我他又不放心,第二次又要回去,特别是指出两个地方,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革命派,革命“三结合”,他这几个问题和我讲了两遍,临走的时候这几句话他又交待了一下子。就是恐怕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体会出毛病。大联合,谁和谁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把革命的灵魂抽掉,抽掉了那就出毛病
    在当前,据我所接触到的,有这么几种思想情况,一个是毛主席提出来以后有一部分同志接受不了,就是怕。怕什么呢?怕走春天那祭路,被保守势力吃掉
    革命的大联合,联合起来作什么?联合起来还有个任务,联合起来革命啊集中力量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集中力量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或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势力这个旗帜不容易举。同志们你们不信想一想。所谓保守势力就是在当权派或什么人操纵的,如果是斗当权派、斗这样的人话他真和我们一块斗,一块积极战斗,斗当权派,那就不叫保守势力了。光联合不战斗,那个联合就没有革命性。联合起来要搞战斗,如果这搞战斗的话,那你就不要怕保守势力吃掉你
    只要把这两个旗帜举起来,保守势力
    他夺不去。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有些单位的革命力量比较小一些,你要怕他,你不先去和他联合,那相反你要被动,他要举起联合的旗帜来,他攻击你,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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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被动,他要团结起群众来,就把你搞垮了。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因为主席讲的嘛,我们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首先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搞大联合,紧接着搞大批判,搞木单位的斗批改,这两个问题搞下去。同志们想一想,不正是把保守势力冲垮了嘛。如果这样,我们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高姿态就冲垮了保守势力,如果是怕不警惕,正是上了保守势力的当。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考虑是这么个道理的。我那晚上随便和同志们讲,我说这是个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夺这个领导权?你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不把主席讲的话坚决去贯彻执行,你不把这个旗帜举起来,你不把这个领导权拿到手,你人家保守势力把领导权夺了去,那你很被动了,那你首先自己背离了这个大方向。从这一问题看不要怕力量小,力量小也要有这个勇气,只要我们把毛泽东思想旗帜举起来,举得高,群众就会跟着我们来。问题是群众问题,我们如何把群众团结起来,只要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能把多数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
    保守势力,保皇派,对群众来说,他是受蒙蔽的,我们不是要团结他过来。我们造反的革命同志不能把群众团结过来,你怎么叫革命派呢,怎么叫革命左派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嘛。……我们帮助他把幕后的操纵者揪出来群众联合起来,无论如何不能对准群众,和群众要讲大联合
    再进一步学习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清敌我问题,这是个对抗性质矛盾,敌我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敌我矛盾。那其余呢?我这个其余的不包括地富反坏,这个要讲清楚。地富反坏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专政对象。其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只有那个坚持反动路线,坚持不改。坚持下去的,矛盾要起变化。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本着主席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来解决这个矛盾,大家团结起来。我想对受蒙蔽的群众也好,对保守势力也好。但尽管是这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站错了队,或者受蒙蔽的群众,在一定的时候,因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思想上讲也是针锋相对的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王效禹在青岛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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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指示:不要骄傲,特别是青年。康老对我们工作检査的很仔细,很具体,有表扬有批评,康老的批评是很客气的,主要是防止骄傲自满,康老指示,不要骄傲,特别是青年,地位一转变,就要骄傲,那就很容易变的。这一点康老也和我单独谈过。例如在济南、山医向康老汇报时谈到我们小将如何如何,康老插话,应该是红小兵,顶回去了,从此,山医再汇报就一直称自己是红小兵,骄傲自满,我们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
    山东、青岛一样,培养了一批青年。省革委,是一批青年,老的不大多,各级也是如此。青年同志起来了,仍要保持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建设中继续进步不要做昙花一现,我们应该帮助,但主要靠这些青年自己,我们向谢胡同志汇报省革委十条时。那时,省革委有的同志骄傲,骄气很严重。几乎什么人也看不起甚至对中央文革,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同时生活作风也有了变化,什么汽车、秘书、房子都来了。搞这个问题时,省革委内斗争很激烈,有次整整搞了一夜,先弄了五条,后经群众讨论为十条,准备只在各常委内搞一搞,后来《红旗》杂志的同志发现了,上报中央,就公布了。这也就对这项工作狠抓一抓,以后省革委整风三个月,不断克服了骄气,工作也好一些。
    康老很爱护我们,防止我们犯错误。骄傲,山东突出,从上到下都有。有的同志就说,山东没大问题。可是山东武斗还少吗?不少,昌潍、济南都有。外地称山东是解放区,我们说,自满是致命伤,我们这里没有那样大的动刀动枪,动坦克,这主要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作用。
    再有一点,青島有的有利条件,造反派没怎么受气,夺权后算一帆风顺。昌潍、济宁、临沂、烟台、威海造反派受压抑很厉害。徐州四月份是造反派天下,
    五、六月份就是白色恐怖。青岛造反派日子很好过,这是因为青岛支左部队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67军在全国很有名,青岛应特别拥军,尊重解放军,扩大解放军的影响。青岛要很好学习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战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第一,把根本优点学到于
    另一方面,北海舰队几个领导同志在支左方面有问题,我不同意是北海舰队的问题,造反派要好好学习,尊重解放军,要很好宣传没有解放军就没有一切。夺权、三结合,掌权都要靠解放军,今后是如何加强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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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华同志带领大家念的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干文化大革命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前一段,济南、青岛都有人贴了××、Ⅹ×的大字报,有人说:“挖出了山东后台了,山东的权是走后门走出来的。”一个省的权的问题,怎么能走后门走出来?两个人就决定了,他两人是中央的,不管他,刮邪风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理邪风。在这个问题上弄不好,要犯错误
    毛主席所教导的核心力量,我们要真正领会,青年人弄不好,要上当,要犯错误。要有民主集中制,通过文化大革命,要加强民主集中制,不要上黑手的当当然这不是不让对省、市革委提意见,可以贴,可以炮轰,有缺点,有错误是前进上的问题,大方向没有什么大问题。青岛夺权是文革小组催我们夺,我们才夺的。社论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定的稿。当时已有了上海大联合,我认为青岛要走上海道路,走大联合的道路,海洋学院的同志,说走三司的道路,我说不存在,最后冯起搞分裂,夺权弄不到一起,这是方向错误。当时主席指示大联合,大夺权,青医的同志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海院的同志错了,一直回不过来,现在好了没有,我不知道。走三司的道路是走回头路
    山东造反派基本上联合起来,青岛也是,但是少数的犯错误,青年人犯错误改了就行了,青年人迎接不上新形势,就容易犯错误,青岛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揭开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盖子,如果揭不好我们可能伤害一些人,对高景禄这样的人,揭发批判是可以的,山东十七年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好,会把阶级阵线搞乱,每个人还是通过揭发,让群众来鉴定,青岛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相当复杂。(完)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王效禹谈解放干部
    (一)不管那一个单位的干部解放,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来讲,必须通过本单位的群众,上面给他解放了也不行,他自己单独解放了也不行的,必须通过本单位的群众。因为本单位的群众了解情况最清楚,他解放了以后,要和群众能够搞成一块的。如果是还有两派或者三派没联合起来,单独一派解放了的干部,是不是不应该算数?不应该算数。应该叫几派都鉴定鉴定他。这也是解决派性的题。现在有一些干部没有问题,从思想上讲也是革命的,但是站到一边,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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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出主意、想办法、搞斗争的,搞不好是挑动了斗别一方面。另一方面,干部有缺点,要批判可以,这一边就保护他。所以一个机关,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讲,你领导下的群众都要鉴定鉴定才好。不然这个干部是真站出来,假站出来,还弄不清楚
    (二)群众对干部怕再反复。这个问题恐怕和我们的历史情况有关系,因为咱们夺权夺很早,站出来的干部一度站出来不少。在站出来的干部当中确实有犯了错误的,反复的,这个问题不要怕。只要大家监督,有错误可以批判么。群众方面有这问题。主要还是做两方面的工作,最根本的是做干部自己的思想工作只要这一方面搞好了,要相信群众会合情合理的,是通情达理地处理问题的。青岛这方面是比较大胆的。杨保华同志他是大胆的,跟也跟得紧。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弄了个训练班。当时咱们机关里比较乱,打得比较厉害,这样我们考虑到,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多数是老头子了,弄不好把他打坏了,这个事很麻烦。南郊那个会议还不错的,下来以后叫群众顶住了,群众不让他,教训就是群众多点好。群众多了他在那里表示态度,他的行动,群众了解,不然群众少,不了解。来的群众也不能代表大多数,回去以后还是解放不了。原来在那个会上想解放一批,看有些干部表现还不错,可是回去以后,群众通不过,后来一度斗的那么厉害搞不好,可能很短的时间伤害一部分干部。后来老秦我们想的办法“军管”!把干部“军管”起来了,以后把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调到一个地方,调个军队看起门来,叫他学习,不让他出来,没有别的办法。运动稍微缓和一下子以后,慢慢地向外送,这样子免得这些干部伤害得比较多一些。都是些老头子,你把他身体搞垮了。革命干了几十年,运动嘛大家出了口气了,运动过去以后,你要回头来看看么!可能感觉到有些过份了,都是些老同志么。革命几十年,犯错误是犯了错误,你还得帮助他教育他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常委会上讲话
    犯了错误,如不改正,越陷越深。毛主席说:“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高。”林付主席也说:“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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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很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尽管我们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把造反派整得那样苫,一旦我们改正了错误,支持了造反派,造反派马上会转过来拥护我们。我军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真正拥护解放军、爱护解放军的还是造反派。
    必须严肃注意林付主席对我们的警告:“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必须认真对待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艰苦卟素,埋头苫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精神。过去传说的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1953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1962年才平的反。文化大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付市长。当潭启龙,张敬涛等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一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迫害。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
    “1.21”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
    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根据我和王政委共事的这段看他对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是很好的,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确理解得深,跟中央跟毛主席跟得紧,处理问题水平是高的。阶级斗争经验很多,决心很大,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很谦虚,我很佩服。他是值得我们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学习的党的好干部,他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坚决相信,我们军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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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效禹亲自参加领导下,定会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沿着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我为什么讲王政委,因为有些同志至今还不大了解他和理解他,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次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山东代表团,我参加了,伯达同志讲,王效禹同志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可以信赖的,建议作为山东的领导核心。周总理也讲这是经过硏究的。你们徐州也有借此反对王效禹同志的情况。有这种情况,借题反对王政委的,希望你们警惕,不要上当。
    希望你们不要再错下去了。那样对文化大革命,对自己都不利。现在的问题,总的也还是认识问题。继续滑下去就不一定是认识问题了。要提醒同志们一下,不要在这里学得不错,回去听了一些流言蜚语,又走回头路了。你们的一部分部队搞得不象样子,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应该到部队里面去检査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说明自己是怎样犯错的,犯的是什么错误,又是怎样转的,一些重大问题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把部队从错误的道路上再带回来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干部,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历史关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其中首要的看你拥护和执行什么路线,这一点非常重要。林付主席也指出干部的三条标准,就是看干部的大节,(略)过去最严峻的是战争中考验干部,现在就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考验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发现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各级党委和领导都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就说过这样三句话:要受得起委屈,受了委屈不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得起考验。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连云港事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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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市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连云港市反到底总指挥部,6117部队、6066部队、连云港卫戍区司令部、283部队
    据报“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今天又包围锦屏磷矿和化工厂,抢了部队的枪,民兵的枪,并打死打伤部队人员,曾先后的两次伏击解放军这种事件,这是完仝错误的。接此电话后两派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两派立即撤回原地并积极协助6117部队、6066部队,连云港卫戍区司令部、283部队,维护好社会革命秩序保证港口、铁路运输正常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派出郑统一为组长的调査组,到连云港就地进行调査了解情况和协助两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斗、批、改,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斗私,批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的文件及附件1968.01.13;中发[68]7号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并各省、市、白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视。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一定要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准绳,在革命的原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木着这个精神,经过充份讨论,对如下几个问题统了认识,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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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青
    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大好形势,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切革命的冋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髙政治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我们的团结,任何把矛头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岛地区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
    了杰出贡献。
    六三○七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
    北海舰队驻青岛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三支”、“两军”任务,做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小撮走资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又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错误主要由少数人负责。面对这种情况,舰队的广大指战员曾起来与舰队少数人所犯的错误作了斗争。舰队党委常委七月间发表了公开信,批判了这些错误。当前,应进一步贯彻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彻底清除舰队少数人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影响,遵照林副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必须在全市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
    步深入地学习、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哉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更加深入地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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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掀起拥军爱民的新高潮。青岛市革命委员会要向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教育,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青岛驻军的领导机构要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坚决支持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以杨保华同志为首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工总和青岛大中学校红代会,坚决支持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于在“拉鞠”和“炮轰政法部”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要遵照毛主席提岀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教育他们很好地改正错误,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部队要带头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头搞好斗私批修,随时注意冋资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部队内部的矛盾,绝对不准公诸于社会。
    部队和海军学校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不准在部队内部串连,更不准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也不准干涉和插手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六、由北海舰队、六三○七部队、市人民武装部,应以六三○七部队为主,联合组成青岛市支左工作领导小组,在市革委会的协助领导下,统一领导军队支左工作,下设支左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杨保华杨云良六三○七部队
    李水清陈继德北海舰队
    易耀彩田麟轔勋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
    五、王效禹在全省开展“反复旧”运动
    五、王效禹在山东开展“反复旧”运动
    九六八年六月一日,王效禹的检查地点:济南南郊宾馆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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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我完全同意杨司令员讲话,同意军区党委的检査,刚才杨司令员讲,错误由他负主要责任。徐州问题是我处理的,有些问题,杨司令员是不了解的,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未写发言稿,有了稿限制我发言,今天主要摆摆思想错在哪里,几个问题讲一讲,这样该检查的检查,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也想讲一讲,大家知道下兔得发生问题,错了在我身上接受教训,其他同志也接受教训。讲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徐州问题的检査,怎么偏不下去的过程和看法;第二,连云港为什么肯定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批准了“七条”,为什么发觉错误又不主张公开检査,错在哪里?第三,由于思想偏了,有些论点、口号是错误的,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纠正的不快?第四、错误的性质、影响和根源。这是我个人的发言
    第一,徐州问题,我想分三大段,从七月初中央叫我处理徐州问题到八月底为一段;“八
    到
    六”命令以前是一段;从执
    ”命令到
    现在是第三段。
    第一段:对徐州问题处理意见,方向是对的,工作上有缺点;第二段“八·”后是错了一步,这是错误的开始,第三段“三·六”命令偏到一处了第一段基本上是对的,我到徐州是七月上旬,“五
    ”以后正是踢派受
    压,压的比较厉害。重点虽中央没有明确交待,我向春桥同志讲了,总的是抓抓部队,二十多天的时间搞支踢派大联合,抓部队工作。第一步抓部队工作是有成效的;第二步抓踢派,经做工作,把踢派接回来,踢派还不错,但有极“左”的情绪。支派的工作也要作,我是比较难做的。经过一段时间也作进去了,二十多天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武斗减少了,踢派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五·三一”事件放弃了反革命事件的要求,支派也接受了一些意见,愿意搞大联合。后来又把他们叫到济南,部队工作有很大的成效,我临走时向李政委、张军长作了交待,向中央、济南、南京发个电报,这个电报未给六十
    八军看,但精神是讲了的,这是第一段。(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给中央济南、南京的电报)这个申报之所以不告诉六十八军,是因为六十八军转的慢。我走时对李政委、张军长讲了,踢派是不错的,防止向极“左”转,多做工作,劝说支派与红农会、红卫兵师划清界线,帮助他,支派我指了几个组织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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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淮大“八·三一”“八一”电业局、“六·二四”,在二十九师交待多做踢派工作,因为他们在踢派中有发言权,六十八军多做支派工作,支派六十八军有发言权,这个电报没有讲,后来我在大会上把精神讲了一下。公开讲了三条路子,这三条路子是与杜平同志通电话的,要本着这方面去做工作,虽然不大顺利。我们走时互相骂阵的局面少了,武斗比过去减少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文革,有电报打给中央关锋,关锋同意自己的意见所讲的,我和支派说了以后,后来我又对郭子谭讲,徐州你们防止南北朝,如何防止,没有提出办法,这样情况岀现对徐州是很不利的,这是第一段处理。开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部队的看法,对群众组织的看法,可能有缺点错误,那时没有展开讨论。
    第二段,“八·三一”偏了一步,这一步错了,当时情况不很清楚,连续两
    三天是我微候的,当时指导思想是徐州会有反复,“八·三一”有个想法,反复考虑想一切办法不要把踢派打出去,再打出去我们都联上了,就会错上加错。为什么走反复?当时农民进城停下来了,“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农民进城围攻踢派,“三、一八”棒子团恢复了,所以认为是反复,那时临沂、枣庄的反复刚压下去,所以决心想一切办法,不把踢派打跑,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同意徐州要求,我批准发了枪。并发电报给了中央,这样“八·三一”事件后,就基本上偏在踢派一边,把支派看成是继续犯错误的组织,说叫他们回来作争取团结工作。最后作了些,但是思想上则是以踢派为主的,“八
    ”事件以后我
    就不大清楚了。为什么这样,自己指导思想同情踢派,刚扶起来要坚决站在他边,一犯错误犯不了大的,支持革命派嘛!另一个问题,山东所有组织都是支持踢派的,掌权的都支持踢派,和踢派挂钩的,这对我有影响,另外是听了些消息认为是反复,武汉事件也是这个时候,枣庄事件徐州支派是参加了的,另一方面提出个问题同志们考虑一下,二十七、二十八号有个电报,打死了三个解放军,以后说是打死了三个踢派,这个电报没有查到,“八·三一”有个电报,我读下,但绝不是推责任,(读六十八军八月三十一日电报)接到电报后发一部份枪千军人制止不了武斗的,支派要调十万农民进城,打死踢派六十人,踢派要求发枪。向总理口头作了报告,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保护踢派,不能打出来,后来发现把支派打跑了,我们抓的不紧,应迅速教育踢派动员支派回来,打的较多,打了人家道歉嘛!工作未做,但是讲了,思想不明确,性质没问题。九月份在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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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改组革委会,要改组不重新建,而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想办法争取支派回来,没有放弃,思想上是以踢派为主体,认为支派是压下去的,思想上才考虑发枪,既然你可以用棒子、刀子、炸药,我为什么不能发枪武装左派?为了说服踢派解散武斗组织,放弃错误的口号,作了不少工作,要他们公开发个声明,收了不少棍子,我们叫人家解散了武斗组织,收了棒子,再叫人家打跑,见死不救就是陈独秀。没想到别的办法,今天看来了这样做好些
    为什么同意枣庄去人,而且部队还去了,微山湖我们了解有三百多条枪,还杀了几个人,是枣庄的保守组织,枣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自己联系的兖州去了我给他们讲在道上截一下,不让他们去徐州,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是对群众态度问题了,因为虽然也布置了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第三段,“二·六”命令以后放心了,国务院有个命令在我思想上,他们这些人非走错误不行,如何争取没有做工作,“三·”命令以后中央与六十八军直接发生关系,有些事情只是我们转了一下。后来在研究革委会的时候,对支派,自己认为是走到下面去了,由于踢派坚持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吸收他们,工作没做好,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炸桥是头头搞的,在以上情况下,思想上定下来了,徐州以踢派为主没问题了,不管下面反应怎样的,我们没有接受,主席教导调查研究不够,偏到一方面去了,对另一方面的意见听的少了一些我们是有错误的。
    第二,连云港的过程也讲一下,处理徐州问题两次都是中央给的任务,原来脑子里没有想到徐州地区问题,因为部队是我们的,作为政委不能不管,应有这个考虑。九月份两派非要我和杨司令员接见他们,这是第一次接触连云港的问题。晚上找双方来谈了谈,认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小将夺权是对的。作为小将对走资派冲一冲也好吗!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从那以后连云港部队也好,群众也好,我是没有接触的。我到北京上飞机之前杨司令员说:“连云港又打起来了当时我说看看吧。第二天晚上三点多钟中央文革小组叫我去,由总理拿出三个电报,一条一条地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发言权。总理说:“为什么没有发言权?”我说没有接触过呀!后来定了三条,我打的电话。吃饭时总理说:“看起来还是划归你们好。”我是不敢表态的,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表态我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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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条”我的印象不深,为什么?自己是有派性。所以一是怕部队乱了,不好处理。二是群众加剧了矛盾。我说上边有指示,我们的指示说作废了,但是没有想到部队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当时认为反到底受压,应该支持反到底,今天看主席讲了,如果讲的以前反到底受压,我们支持一下,还可以,主席已经讲了,而没有接着作,有派性,因此,“七条”起了坏作用,这是当时的思想活动。公社为核心我思想就敏感,因此反到底为核心印象不深,对反到底有同情感,我有这种思想。另外,十八师回去后还未给反到底平反。后来在北京看到“七条”有错误,杨司令员要公开讲,我说不能公开讲,杨司令员同意了。忘掉了主席的指示,主席不讲还好,主席已经讲过了,还这样作,就错了。
    部队乱是有根据的,在北京中央文革转给我十八、九个电报,都是公社围攻反到底。有人说打了部队两个埋伏。又看中央文件是据悉。中央征求我和杨司令员的意见,我们一字未提,对情况判断是根据电报,这点可以查,那天晚上我字未提。回来后,只看到巡防区一个电报是反面意见,如再表示意见,要使“反到底”受压,这些电报都是六十八军转的,(读连云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电报)对连云港的情况,我是没有汇报过的,杨司令员汇报过没有,我不知道卞参谋长去处理连云港问题,我的意见是走之前向中央请示,按中央指示办,去后不断发电报我们照抄,照转,始终没想到“七条”起这么大作用,认为“七条”不能起那么坏的作用,“七条”挂起来不用行了吗?看来矛盾没有揭开,错了向群众检讨嘛!
    第三,徐革会,我在大会讲过,想保,但用棍子保非垮不行,还是诚恳写个检讨,向中央发个电报,中央表个态,革委会就保住了,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作成。以后革委会不能办公了,找我,我说你们组织个领导小组,生活吃饭问题就解决。可以作为改组革委会的基础。在青岛就清楚了,还是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我说在家的常委都不要踢出去,李政委、郭师长作了些工作,“三·六”命令后工作不好作了,就没作。批革委会改组电报时,还是表示给支派留几个席位思想偏到“二·六”命令上去了。
    有些话不该讲,还是讲一讲吧,由于这些问题,对南京、江苏军区我是有意见的,现在看来是错了,给人家搞的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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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原则性的论点和口号问题.1、以踢派为核心。2、坚决站到踢派一边3、走徐州道路,走山东道路。这些都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坚决站在踢派边”。当时踢派受压,坚决让他们站住脚,否则搞大联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同意支持他们一下,主席指示坚定站在左派一边嘛!“走徐州道路”我的讲话印发了,搞的几个省不安,成了搞徐州独立王国,这些话都是很错误的。还有“以我为核心
    以上这些问题,从实际上讲是个路线错误,背离了主席大方向,特别这些口号已成了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这是我前前后后处理的一些事情向同志们暴露我所犯的错误。
    第五,为什么?(1)对主席最新指示,没有认真学习、研究。对山东问题,可以提到省革委会讨论,徐州问题,只能在军区讨论,成为我的副业,思想上认为是多管闲事,没有认真地调査研究,从想当然出发,冒冒失失不慎重,没有坐下来研究过:(2)思想上主观偏面,明明是两派,但看不到,应听两派意见,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感情偏了,不是一下子可以觉悟过来的;(3)社会影响关系,山东都是支持踢派的,踢派掌权的;(4)再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文化大革命初期,只在杀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嘛,就行。主席有了最新指示,思想弯子难扭了一些,讲是讲了,一时改不过来,没有按主席指示搞大联合
    最后意见:支持踢派对不时,是对的。我是这样看,问题是我们支持毛泽东思想少,当组织发展大了,以我为主想压人,没有帮助他,还支持他,纵容他,群众犯了错误,我们有了罪。对部队转得快的同志,是对的。转的过程中,有些过激的行动,走了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意见,形成“矫枉过正”,部队团结、统一受到了影响。转的快的也好,慢的也好,都要一视同仁,但自己思想感情同情转的快的,对他们有些过分,对转的慢的不是一视同仁,责任在我们,头一阶段对李布德,祖岳荣、郭子谭的压力大一些,但也感到他们有意见过分一些,还是应该支持他。使大家不易团结,没估计到形成南北朝,这些问题要对我作批评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要对那个同志,要多作自我批评。
    在几个主要运动中,我思想是偏“左”的,我几次提议要大家监督,防止脑子热的问题,过去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就有这种思想,文化大革命两年来,造反也很容易犯错误,偏到一边去了,左派不教育就成了极“左”派。有的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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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讲讲情况,准备写个材料,看来是如何正确对待下面反映情况,听取反面意见,接受教训,同志们也要接受教训。从“八·三一”到现在,六十八军发的电报,在小范围内看,有好处,我在北京看了十九个,为了搞好团结,工作有好处
    我先提这几个意见,大家再来监督。
    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査地点:济南南郊宾馆五楼
    时间: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十四时三十分
    今天不是指示、是检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月十二日电报指示,要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济南军区王效禹政委和我及山东革委会、江苏革委会、江苏省军区、68军、徐州军分区、连云港支左指挥部、人武部及徐州、连云港两派革命群众代表到北京去解决连云港文化大革命及徐州隶属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央对连云港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视,是对徐海地区部队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我们非常感动。在斗争中证明: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存在的一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指示,让部队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共同到北京办学习班。为办好学习班,必须在军队内部将一些主要看法统一起来。徐州的些问题王政委讲,我着重讲连云港问题,虽然有联系,但各有重点。
    为了将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好,去年中央派王政委处理徐州问题以后,中央又几次处理连云港问题,去年十一月中央对连云港有三条指示,十二月让济南派调査组,一月中央又派出调查组,二月一日中央指示,让济南军区直接领导连云港的工作,中央这样关心,但我们没有解决好,主要责任在部队、在军区,党委领导方面没有紧跟党中央,辜负中央的希望和关心,很惭愧,在连云港担任“三支
    两军”工作的部队,广大指战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作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辛苦,部队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紧张,处境困难,仍坚持工作岗位,有人受骗了,有人牺牲了,这是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同志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拚命破坏,又由于军区党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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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4日批发的解决连云港市的七条意见是错误的。也是连云港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错误又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加速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使矛盾更加激化,违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性质,王政委和我在去年九月六日接见他们的代表时和十四日军区批发守备十八师检査报告中都肯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七条意见要支左指挥部坚决站到“反到底”一边,并要“公社”向“反到底”靠拢,实际上否定了我们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否定了革命大联合和搞大批判、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大方向。特别错误的是,七条意见中提出革命的大联合以反到底为主,这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核心是在斗争中公认的,不是自封的”伟大教导。由于犯了以上的错误,引起的后果不好。
    、造成两派长期对立,联合不起来,七条意见实际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再加阶级敌人从中挑拨,两派矛盾更加激化,长期联合不起来。
    二、造成部队思想混乱,加深了部队两种观点对立。七条意见通到社会上以后,不但加剧了两派的对立,也引起了部队的思想混乱,新调到的部队多一些观点不同,部队内部上下级关系紧张,加深了部队两种观点的严重对立。现在看凡是抵制七条意见的同志是对的,不抵制七条意见,调到外地转弯是错误的,也有些部队同志支持和执行了七条意见,不能怨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军区有批复,就支持和执行,所以他们不承担责任,只要在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好了。由于部队支持和执行了七条意见,有的抵制七条意见,又各有群众,又造成军民关系紧张,使我军声誉受到影响,说十八师是“叛军”,虽然是某些个别人说的也是非常错误的
    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放松了对阶级敌人不停顿的进攻。去年九月两派
    群众组织在济南达成了协议,回去后革命和生产有好转。虽然有不的反复,如果掌握得好,不难解决问题
    但由于七条意见的下达加深了两派的矛盾,发生了多次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在长时间内斗争矛头没有指向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没有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形成了内战,使阶级敌人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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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肆破坏。我们虽知道连云港是国民党模范区,有坏人、但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走资派是谁?叛徒是谁?反革命在哪里?到现在没有搞清,所以就不能向阶级敌人展开不停顿的进攻。不利于对敌人的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使连云港文化大革命落后了一步
    上述错误和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使连云港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很大的损失,是方向性的错误,不是一般简单的错误,现在宣布七条意见作废。我们所以犯错误,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四点:
    、最根本的一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毛主席最新指示学的不好,理解不深。
    句话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最新指示学得
    不好。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在连云港问题上走了样,再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凡是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就无往而不胜,工作就一定会办得好一点。相反,背离了毛主席指示就一定要犯错误。
    、七条下达后引起了军内外强烈的反应。观察七条有错误,但总觉得七条整个精神不是完全错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军长到济南汇报连云港市情况时,我讲过“坚决站到‘反到底’一边”,以“反到底”为主,这与九月六日讲话精神是不相符的。后来中央又一次肯定连云港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支持谁,谁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不支持谁,应当这样做。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方面有错误。
    第一条是从左的方面理解,应当正确的理解嘛!第三条是以反到底为核心,第七条……。应当认为
    七条有问题,另
    四条没有什么,后来研究这四条,也是为前三条服务的。所以今年一月份连云港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时还没有认识到七条是错误的,只认识有缺点,没认为有方向、路线错误,当时就说不再提这七条了,按中央指示执行,在北京谈判时两派代表说不提啦,按中央指示办,但始终没有认真的作检査,没有宣布作废。掩盖了矛盾,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七条影响和后果是很大的,不作公开检查,不宣布作废,两派对立不能解决,影响不能收回,后果消不了。武斗停不下来,主席最新指示就不能落实到连云港市文化大革命中,就难搞好。这是我们怕字当头,私字作怪,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又一次违背了主席的教导。错误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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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错误的发生,由于我们没有听下面的意见。七条引起军内外强烈的反应,机关部队提出了许多问题,应该听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听抵制的意见,我们没有完全这样作。也听了他们下面点意见,致使对错误未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
    四、对七条的批复很不慎重,七条处理连云港市问题是犯了方针、政策性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政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违背了这个教导,马马虎虎,常委只听念了一下,没有认真讨论,那时是稍忙一些,不能强调客观。本来,这样重大问题应按毛主席关于慎重……的教导进行反复讨论,分析研究特别连云港是两省交界,两大军区接合部,支左工作分属南京、济南两大军区,情况复尕,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们犯了官僚主义,草率行事,轻易态度,这样就很难免犯错误。
    这个错误是军区犯的,责任在军区党委,党委由我们来承担主要责任。七条是我们批发的,欢迎同志们对军区党委提出批评,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这是希望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两种观点的同志,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各自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顾全大局,互相帮助,加强互相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我们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步步紧跟、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要乘大好形势的东风,做好两派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进攻,促进两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迎头赶上。一定要把连云港文化大革命搞好。对过去是总结经验教训。主要向前看,今后怎样搞得更好,这是主要的,这次会议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门合同志为榜样,做到四个一切,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支”、“两军”工作中立新功。
    以上是我代表军区党委所作的初步检査,可能还不深,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对今后怎样搞好提出意见。
    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关于形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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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大深入、大发展。据前些日子统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就有×××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现在人数还要更多些。“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挖出了一批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和一些现行反革命集团。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革命的大联会、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并且正在日益提高、巩固、充实和发展。从大家讨论的情况来看,对形势大好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认识还不大一致。
    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不好,也要犯错误。经验证明,凡是保守势力抬头的地方,后边总是有人在挑动。同志们提“老保翻天”也好“逆流”也好,不是群众的问题,而都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操纵和蒙蔽群众,搞翻案、复辟活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对群众加强思想教育,提髙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把后台、黑手统统揪出来,如果对这个情况不作具体分析,脑子热起来,就容易把矛头指向群众,形成群众斗群众。因此,笼统地提“老保翻天”的口号是不科学的。在当前形势下,不加分析地提“革”与“保”,也不科学。要看他保的是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他保了坏人,根子也还是在坏人身上。千万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要不加分析地划分“革”与“保”,硬把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组织,再分成两派。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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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两者,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不要一概都看成是极“左”思潮。现在,的确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扩而大之,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个问题,尽管各个地区都有一点,但也是一个支流,把它夸大了,看成是主流,也要犯错误
    总之,形势大好是主流,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是支流。但我们不能忽视这股支流,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掩盖了主要敌人,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就拿“老保翻天”来说吧×地区有一个单位,走资派根本没有被打倒,仍然在那里操纵着一部分被他蒙蔽的群众,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压的很厉害。作为这个单位来说,所谓“老保翻天”就不是支流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进行到底,而且很快就要岀现资本主义复辟。但在全局来讲,这又仅是一个很小的局部,是一个支流。对于保守势力抬头和极“左”思潮,看不到或过于夸大,都是错误的。
    关于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
    新形势,主要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的决战时刻。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必然进行垂死挣扎,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斗臭,并且从组织上把他们清理出去。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随着这个变化,带来许多新问题。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何发挥这个新生事物的作用,运用政权的力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个很值得研究的新问题。运动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到处向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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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反动路线进攻,向走资派进攻,终于把他们打垮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就要运用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垮,把修正主义黑线的根子挖出来,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那套黑班底彻底砸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我们掌权以后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
    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有老中少,并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军民结合在统一的领导机构里,这和过去的政权是不同的。如何发挥三结合的作用?怎样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是个新问题。我们的红色政权应当和过去走资派操纵的那个政权有根本的区别,彻底批判他们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一个新东西建立以后,总还有旧东西的影响,我们必须肃清这些影响。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大力突出毛泽东思想,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各方面和他们对立起来,绝不走老路,恢复老样子。这些新问题,都应当提到议程上研究解决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还有个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没有掌权以前,群众组织之间有点问题,总还是群众之间的问题。掌权以后,就有个新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要正确对待群众,保护人民群众。我们要经常从已经掌权的地位出发,想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要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如果自己掌了权就把群众甩在一边,甚至压群众,或者还和刚造反时对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那样。看到群众不顺自己的心意也去造群众的反,那就非犯错误不行。同时。群众组织也有个如何对待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群众组织对革命委员会,应当爱护,应当支持,绝不能用对待走资派掌握的旧政权的态度对待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发挥作用,革命委员会也要关心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要警惕阶级敌人挑拨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警惕他们故意拉着我们犯错误。
    形势是大好的。形势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常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发现和支持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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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臧在革命队伍內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当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仼,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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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口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是挖暗臧的,就是混进党內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臧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段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干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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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査硏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日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般的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臧的、混进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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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查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什么是右倾分裂主义呢?就是类似杨成武那样的人物,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个人野心家。我们反对右倾分裂主义,要反出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来。这个革命的大联合,要包括运动初期站错了队的广大革命群众、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和一些小的组织;就是不包括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彻底地孤立起来。两个阵线,两大派,就要这样来划分。要警惕阶级敌人打着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号大闹右倾分裂主义,恶意挑拨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制造新的分裂。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代表人物,要揭发批判,这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大问题。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反右倾分裂主义,就什么都是右倾分裂主义,要划清界限。
    右倾投降主义,就是对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划不清界限,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被他们腐蚀了。这就很危险,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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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右字,总起来都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搞四个反右,要反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来,反右必须防“左”,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教训。四个反右如果搞不好,会反出一个极“左”思潮来。极“左”思潮对革命破坏也很大,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围绕和服务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大方向。目前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希望尽快联合起来;在组织上已经联合起来的,要进一步实现思想上的大联合。只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大联合要不要有核心?核心一定要有,没有核心怎么能行。问题在于:核心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争来的,不是自封的,自封的就会垮台。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派,形势很好,如果再人为地去分成两大派,重搞什么大联合,那就不是把革命向前推进,而是倒退了。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对于我们今后如何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夺了权以后,如果按运动初期的那个想法,搞不好也很容易压制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如果对准了群众那就坏了,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专无产阶级政了。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是在我们掌权以后,如果搞不好,走下去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时刻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拥护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问题进行的。这次两个司令部的决战,则更突出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革命委员会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就必须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我们实际做的还是很差的。讲起来,都拥护毛主席,实际做起来,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的同志也会讲,可就是联合不起来。这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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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就必须改造世界观。如果不改造世界观,现在你可能是革命的,运动前进一步,你就有可走到反面去。这种历史教训是很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教训也不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我们有些同志注意不够,滋长一种骄傲情绪。只注意看成绩,缺点就看不见了;只愿意听好的,坏的就听不进去了。还有的总觉得自己有功劳,上进心不强了。甚至有的计较工作的安排,生活的享受生了一种颓废情绪。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光是个防止骄傲的问题,而是克服骄傲的问题了。这一点值得同志们警惕,如果不警惕,就很容易中糖衣炮弹。
    因此,现在我们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普遍地进行加强党性的教育。形势发展了,我们掌权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必须大大提高,再停留在运动初期那个水平上不行了。提高到那里去?提高到无产阶级党性上来,提高到毛泽东思想上来。现在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作准备。有些同志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是党员,那么现在的思想水平符合不符合党性的要求,我们党发展党员是不能降低条件的呀!这就必须提高,必须加强党性教育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最基本的是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组织建设,这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来说,就是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最后,建议同志们加加油,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争取快一点建立起来
    四)生产问题
    现在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旱情也比较严重,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大力抓一下。我们××是夺权早的地区,形势很好,中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生产无论如何应该搞得好一些,今年应该比去年好一些。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化肥不足等,但是,只要同志们认真去抓,发动群众,采取些可行的措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目前,要集中力量抓好夏收、夏种这两件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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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
    在形势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什么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分析很好。从根本上分析,新形势从这方面看,当前运动正处在决战时刻,处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过去被压制的地位,变成了掌权的地位,这是很大的变化,根木的变化。过去领导权在走资派手里,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制,起来造他们的反,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力量壮大了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走资派过去掌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但主要矛盾没有变,还是与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由被统冾地位变为统治地位,由没有权到有权。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垮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起了这个变化。随着这个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革委会还是个新生事物,是世界上没有的。军委会如何工作法,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个新问题,中央叫我们研究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如地区的革委会是当地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怎样发挥政权的作用。用政权来领导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需要研究的。
    过去走资派掌权,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我们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一段造反是分散行动,这里打头,那里打脚,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垮以后统了,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怎样进行革命,怎样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实行无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用政权来推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新问题。如果跟不上还用运动初期造反的办法,这里打一下,那里冲一下,这样不行了。现在我们掌权了,如何维护这个政权,运用政权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把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挖掉,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结合。怎么统一,军队、群众、干部,组织到一个组织里,过去是没有的元化的领导,这也是新问题,这次提出的一元化和过去不一样,还有老、中少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系,也是新问题。再一个,这个政权和过去的性质不同。我们和走资派要对立起来,如果过去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怎么做,就会走老路。对过去的,合理的接受,不合理就打垮搞新的,这样才能革命,不然就很快会走老路,只有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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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掌权,不能再用以前的办法处理问题,我们当了“官”,对群众的态度和过去不一样,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夺权之前,我们是群众组织,内部有冲突,有些意见,这个关系不大,革委会成立就有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仍然用过去造反的态度对待,就不行了,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应该用派性的观点去对待群众。打垮了资反路线,如何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把群众团结起来,进步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摧垮,这些问题还未搞好,研究的还不多,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一点。
    作为主要矛盾是没有变化的,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新的形势,新的矛盾,新的政策,新老干部的关系,怎么解决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很好的研究。群众组织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夺权以后,政权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革委会怎么领导群众组组,群众组织怎么监督革委会,这个要解决,搞不好,群众组织放在政权之上,当成立前的旧政权对待来造反,就会站在革委会上面发号施令。不解决这个问题,三结合的班子没法工作,如果搞不好,革委会把群众闪,又要犯另一方面错误,如何由政权发动群众革命,这个问题要研究
    虽然主要矛盾未变,但是形势变了,过去受压抑,现在变成统治,走资派变成了被统治。在现在的形势下,敌人会用新的形式斗争,会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隐蔽、更加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者在工作中故意制造错误,来破坏革委会的威信,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敌人由大变小,最后要垮台。
    根本形势就是这么几个问题。我们要防止骄傲,如果不警惕,就会很快和走资派一样中糖衣炮弹,就会变质,这很重要。如何联系群众,也是很重要的,有的自己地位起了变化,还未发觉。……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对敌斗争,要比掌权前更加革命性更强一些,把权掌好,新形势,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仝面胜利,我领会是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进一步团结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忽视这个特点,还用运动初期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给运动带来损失。
    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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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运动发动以来,已取得了很大胜利。群众发动的很广,情绪很高,挖出了不少敌人,隐臧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都挖了出来。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广大的农村、工厂、学校,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使运动深入了一步。
    运动这么大,有没有缺点,会有的,有的把黑暗面扩大了,如果扩大了就会压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不能指手划脚地去指责群众。当然,如果不注意就会走上邪路,我们领导的责仼是如何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清理阶级队伍,首先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弄清。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就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们在政治上夺他们的权在思想上对修正主义进一步批判搞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巩固党的领导。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党的队伍,清理隐臧在党內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社会上的也要清理,这是两个意义。这个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斗争的继续。要使我们党成为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必须把隐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清理岀去,对这些人,不放手发动群众是挖不出来的
    走资派有化的和不化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往往本身就是叛徒、特务,斗争的重点就是这些人。
    清理阶级队伍的矛盾所向,第一是党内,其次是领导集团(旧的一小撮)。因为历次运动,这些人都是整人家的,他们叫中国赫鲁晓夫保下来了,这是领导权问题,要解决。
    这样大批判、三结合、解放干部就结合起来了,这样就彻底了,清理了坏人,加强无产阶级阵营,好干部解放了,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通过大批判清理出去,这个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阶级敌人总是少数。虽然人数少,但危险很大。他们篡夺了领导权,控制了要害部门,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上公开的就好解决了(举例子)。
    方法: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大搞人民战争,大揭发、大批判、大鸣大放是一定要注意调査硏究,要重证据,重材料(当然不是材料挂帅,要政治挂帅),不重口供,这样大的运动,光听口供将来要出问题的。三是要依靠大批判,不要用现在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打人,这样不解决问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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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游街能发动群众,敌人也害怕,现在不行了,还是要揭材料,摆一摆,那个办法更好,那个办法更能团结群众,不要把群众引向邪路,要和群众商量,群众觉悟了,自己教育自己
    社会上的,属于另一性质的。社会上着重是现行反革命。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攻击中央、中央文革,这属于阶级斗争,不属于清理阶级队伍。对社会上的一般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加强批判,加强改造。重点不在这方面。如果这样,山东就有Ⅹ××万,这些是公开的,很明显,也很容易搞,要搞隐藏的,主要是领导权问题。领导集团的问题是难解决的,要搞大批判,大批判是继续夺权的问题。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敢活动,就是后面有人支持。一个大队如果大队支书、大队长坚强,四类分子就活动不起来,能活动起来的,不是支书有题,就是大队长有问题。
    现在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突出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土改、减租减息、建国初期的运动内容有些不同,现在代理人已钻进党内,危害性最大。
    各地区回去要重新部署一下,再这样搞下去就压抑了群众,有些地区专门到造反派里去抓坏人,这对造反派是个压力,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有的一看历史上有问题,也不管交代不交代,有的只看成分,发展到唯成分论,这样搞下去会出偏差。革命群众组织不纯是会有的,党内有坏人混入也是运动高潮中混进来的,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本组织的群众觉悟了自己清理,不然,这个抓那个,那个抓这个,内战又会起来。同时这也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举××的例子)搞不好成了乱抓。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也同走资派、领导集团里的坏人有联系。王、王、庄搞岀来之后,在各地也揪出了一些坏人,但要讲清楚,和王、王、庄有联系的要分清楚,当然,他们有骨干,有一个黑班底,也有的是不知道他们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人家从信任革委会出发,来联系些问题,上了些当,要分清楚,不要把面搞宽了。
    类似王、王、庄的坏人也揪出了不少,但也不一定从革委会中揪“王、王庄”,这样矛头就会指向革委会。省里不同,省革委会是经过长期斗争内部自己揪出来的,不要外部去揪。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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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刘、邓黑线彻底揭出来,敢不敢夺取全面胜利,如果不敢,这就是右倾保守。不是对群众组织没下决心搞垮就是右倾,要下决心把一小撮搞出来
    右倾分裂,类似王、王、庄、杨成武,和毛主席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他们是个人野心家,他们就是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反右倾分裂的目的,是要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包括运动初期站错队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包括小组织,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不包括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把这些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现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分裂,挑拨离间,发现了这样的人就要揪出来。
    右倾投降,就是和走资派、叛徒、特务划不清界限,受了他们的腐蚀,我们的政权很快就会改变颜色。
    这些,总起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反右倾要岀个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搞不好,搞成极“左”思潮,这也很容易,对革命破坏也很快。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统治不过四个月,对革命损害很大
    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主办《二七公社报》1968年7月4日第三版)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讲话摘录〗第三个问题,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问题
    才接到一个中央的文件,在这里念一念:毛主席批示:照发。(《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全文略)
    这是今天下午才接到的。明天革委常委开个会,各地、市革委会负责人也参加,一块把这个文件学习一下,研究一个方案,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我这里提这么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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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这一伟大的战略措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埋葬修正主义的战略措施,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措施。在思想上,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承认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在思想上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阻力就要大不管是宣传队的同志,还是学校的同志,这个问题都要首先解决。光承认还不行,还要在行动上贯彻,这是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如果光口头上承认,在行动上不承认,不实行,就要犯错误。思想上要明确起来,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略措施。只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埋葬修正主义,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因此,这不仅仅是个派宣传队的问题。有人说:“去个拉拉队能起什么作用?”这不地一个拉拉队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的思想要有准备,要准备斗争。这不是我们乐意不乐意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阶级敔人能老实吗?阶级敌人不会那么老实的,他们定要起来反抗的和破坏的。我们只有通过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才能埋葬修正主义路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出现一个斗、批、改的高潮。我们要迎接这个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关于工人宣传队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到了学校,要肯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派宣传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因为形势发展到今天,仅仅依靠红卫兵小将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能彻底完成斗、批、改任务。不是因为学校或其它什么单位出了问题才派宣传队去,这样就容易光看到缺点。我们要看主流。尽管有些单位现在还乱一点,但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在揭开两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冲击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首先要看到成绩,要肯定成绩,不要偏到一方面去。如果偏到一个方面去,就很容易否定成绩,看不到大方向。尽管有的学校有点武斗,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在两年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小将是立下了功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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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到学校后,一定要严格要求,按主席指示办事。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和彻底革命精神要充分发挥岀来。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要依靠学校里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孤立起来,加强无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要掌握的大方向。有的同志讲:“我们是到学校专政的。”专谁的政要弄清楚,专政的对象只能是那一小撮。尽管有的头头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一定要分清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要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最近走了一些单位,有些单位,不光是学校,都有这个问题开始是造反派起来造反,把走资派狠狠地打了一下,但由于青年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后来,有一些阶级敌人混进了造反派的队伍里,他们利用这把大红伞,隐蔽起来了,这就问题复杂了。我们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把隐藏在后面的阶级敌人挖岀来,这样才能把毛主展的指示和一系列政策贯彻下去。要打好这一仗,就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专政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专到敌人身上是成绩,专到自己同志身上是个错误,是个很大的错误
    (3)要本着毛主席的教导,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要向广大群众学习,向本单位职工学习。通过学习,了解情况,然后当先生。如果进门不了解情况就当先生,也可能教错,弄不好还容易上阶级敌人的当。我们是工人宣传队,到那里是去解决根本问题的,是解决工人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去埋葬修正主义的,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一定要依靠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4)运动发展到目前,决不能把派性带去,也不能受本单位派性的影响带了派性去就会陷进一派去,受本单位派性的影响也会陷进一派去。当然,我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如果有了派性,不但解决不好问题,也可能被敌人利用,搞出乱子。当然我们不怕出乱子,出了乱子再总结经验教训。但我们要注意,如果不很好地调査,就容易隐进去。
    第三,初步想法。昨天常委会研究时有这么个精神,明天常委会上再定一定划这么几个界限:在济南的大学,由省里组织;驻在各地的,由各地、市组织。各市的中等学校由各市里负责,其它县的中等学校,由县里负责。县里重点抓抓一中,走了几个县,都是一中的问题比较多。当然其它的不是没有问题,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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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小学应放到大队里去。大、中、小学校就这么分一下。进入的时间、次序,还是要分期分批的,要准备好。
    除学校外其他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也要派工人宣传队去,我们省里的老大难”单位不太多。有的专区个别县有,是否各地区抓一下,突出地解决
    第四,革委会对宣传队要很好地加强领导,及时帮助研究工作,总结经验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件大事,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把它当作大事抓起来,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不要光放给群众组织
    第五,工作次序。已经联合起来的单位,宣传队进入后,应进一步巩固、加强革命的大联合,支持、加强那里的领导班子做好下一步工作。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做了一定的工作,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到一定程度的单位,要发动群众,研究如何改的问题。这个改是要下大功夫的。要大革大改。在学校中如何改的问题还没有经验,没有创造典型来。工厂有的改得很好,魏庄煤矿把过去的体制全都砸烂了,原来近三百个科室干部,现在只有二十八个人。农村也有的搞得很好,崂山有个松树庄,原有劳动组织也打乱了,现在实行军事化,记工方面学大寨,去年一年才评了一次工分。也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改,要彻底,不把过去的旧框框彻底打破不行。只有彻底地改,才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树立起来。当然,不是说所有单位都要从这步做起。总之,进入一个单位,要看这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没联合的,要促进联合,解决联合问题;已经联合了,各方面工作都有了一定基础的,主要是研究改的问题。
    七、批林整风,肃清林彪集团在山东的流毒
    2006年8月初稿2011年8月1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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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7)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七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急起猛追学习上海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今天召开工厂造反派为首的座谈会,学生中的造反派也来了,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我讲几句话。过去工矿企业联系得少,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下面十个单位的发言从略)
    江青同志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开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群英会,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意见,使我们长了很多知识,现在祝贺同志们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归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
    本来我不想辟谣,但是有些问题牵涉到群众运动,所以我要说一说。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有一条子问,说中央指示在各级文革中要建立党组,中央没有这样指示,你们不要上当。此外,现在广州贴了许多大标语,说我到广州去了,这样就骗了许多人到广州去,广西就去了二十万。广州的当权派给机关干部每人发百元出去串连,这样外地去的人吃住就无法解决,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在北京,哪里也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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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插话
    段谣传毛主席不在北京,也出去了,主席哪儿也未去
    直在北京。)
    现在有些人用我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义出去搞些鬼名堂,在东北组织地下复仇军,全国青年……这些组织都是反动的组织,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承认。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但里面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他们。
    陈伯达同志:
    我们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得很不够,接触了一些,但接触得不全不够。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我们今天也是当你们小学生的。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接受毛主席的指导,一方面接受群众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群众经验,现在就是毛泽东思想总结群众夺权的经验。今天你们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消化它。以后我们还欢迎同志们经常反映情况。我们还是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来不断分析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谢谢你们。
    周总理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各位战友
    方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今天的会开得好,得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工人等串连的大约有一百万左右。(下面谈下北京车站的情况,略)铁道部已经夺了反党分子吕正操的权,我们一定要夺他们的权,一夺到底。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日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我们
    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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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內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卅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去,已经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最近北京出现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仝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写大字报不写姓名,今天署名这个战斗队,明天署名那个战斗队,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的座谈会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开。
    陈伯达同志:
    有的同志让我多讲几句,我再讲讲,讲得不对,请批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反对彭、罗、陆、杨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
    半年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给广大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夺权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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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的权,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是一个阶级消灭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反夺权,因此要比量许多回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所以我们要有个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就夺完了。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甘心他们的灭亡。刚才江青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说过,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中国夺权斗争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仝国解放起,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革命群众接管,工人阶级接管。因此只有军事接管还没冇完全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刚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都留下来了,还作为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的机关还保留了许多旧人员,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政权。如果他们的这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进城以前就警告了我们,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王光美是不是个糖衣炮弹呀?
    (大家答:是!打倒王光美!)
    (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在桃园的经验完仝是编造出来的,假的。她在桃园涂脂抹粉,挂项链,这是给我们无产阶级丢脸。)
    有些同志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他们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地的道路。十七年来,除了旧人员继续起作用以外,有些人蛟化变质了。有些机关、有些单位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和他们代理人手中。毛主席在六二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正如十中全会公报所说过的,这是总结了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经验,还有东欧、东方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现在任何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让群众辩别他是无产阶级代表人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统治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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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所有资产阶级垄断的权力,无产阶级要统统夺过来。主要是政权,当然还有什么财权等等。我们在十七年中,已经锻炼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以甩开那些不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这跟进城时不一样。那时我们把有些机构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现在凡是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无阶级专政的,都要斗垮它。所以说,夺权,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我们夺过一次了,还没有夺全,没有夺好。有的已经和平演变了。所以现在还要有个群众夺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我们识别了这个问题,群众识别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点出来。开始是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放了第一炮,在学校、文化界开始了夺权。毛主席发现了这张大字报,并且要马上广播,这样就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这是全国无产阶级夺权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但不会停留在这上面,运动继续前进。上海工人同其它革命团体一起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毛主席看到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这样就从学校的夺权问题发展到工矿企业一系列的夺权问题。有很多单位夺权得很好。从一个单位出发,引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就是这样。现在北京也在工业方面开始了夺权的高潮,是这样吧?(答:是!)当然,别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现这样的无产阶级夺权的高潮。要记住,我们是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有毛主席领导,群众这么多经验,我们夺权就一定会夺得很好。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一件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十月革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经验还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早,斯大林也没有搞,后来又碰到反对希特勒的战争
    毛主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阶级要夺取政权,一个反动阶级要搞反动政变都要做舆论准备。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大肆吹捧俄国过去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象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却大肆吹捧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大肆吹捧美国的东西。这样就使许多群众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搞了反革命政变。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就是因为有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许多人脑子里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修正主义就容易腐蚀他了。赫鲁晓夫大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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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那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篡改了列宁主义的灵魂。所以林彪同志说,苏联在列宁死后,没有普遍宣传列宁主义,这使俄国吃了大亏。我们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使我国群众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可以击退各种思想的侵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大家要继续夺权,哪些权不在我们手里,就要夺过来。庆祝胜利吧!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铁路分部《告全国革命铁路员工书》
    我们铁路职工革命造反派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最坚决地拥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及《人民日报》编者按。
    这几个文件的发表体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革命造反派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这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吹起的冲锋号。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
    铁路运输是我国交通的大动脉,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力的交通工具
    最近,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岀了最卑鄙、最阴险的手段,公然挑动一些受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并唆使铁路系统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岀“造反”的旗号,搞什么进京“告状”。他们故意制造混乱,妄图使铁路运输瘫痪,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反革命行为。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铁路职工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为此,我们向全国铁路员工发出最紧急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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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铁路职工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在铁路沿线、铁路企业中热情宣传
    最高指示,宣传十六条。努力把铁路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列车办成毛泽东思想的播种机。
    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彻底粉碎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
    我们要一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面要坚守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任何情况下,我们也绝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停止跳动。
    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借口“客运量增大”,“任务繁重”,“工资不合理”等等挑动群众搞什么“停工抗议”,“进京告状”,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心最红,眼最亮,早就看穿了你们的鬼花招,谁敢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铁道部某些领导人的阴谋策划下,一小撮反动家伙在列车上挑起是非以至武斗。围攻、绑架列车工作人员,破坏国家财产,破坏行车安全,制造白色恐怖。对此,革命造反派应釆取行动,制止这种非法行为。对于那些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坏分子,我们坚决要求公安部门依法惩办
    四、铁路职工应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造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铁路规章制度的反!全国铁路职工革命造反派应该勇于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担子。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全国革命铁路员工同志们,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彻底粉碎铁路系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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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的讲话
    〖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陈伯达讲了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首先向同志们问好
    刚才我看到一个告全国人民书,题目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口号很好!只要这样去做,我们一定会胜利。敌人一定会失败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六、七个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的花招已很多了,我们要注意识破敌人的阴谋鬼计。开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派工作组的形式来镇压革命运动,毛主席建议把工作组撤消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个新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还是不会放手不干的,他们表面上同意撤消工作组,实际上改换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后操纵一部分群众组织,这样来继续镇压文化大革命。后来工人、农民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先是借口要搞生产,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一搞文化革命,生产就搞不好了,搞垮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鬼计。他们是要压革命,同时也是破坏生产。后来,他们就很露骨地那么搞了。他们说:你们要革命就让你们革命去吧!接着又企图用经济主义破坏国民经济生活,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这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现在既不要革命又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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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要用让大家革命的名义来破坏生产。他们企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的办法来瘫痪我们的国民经济,败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誉。现在这个阴谋鬼计被揭穿了,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
    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
    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大家的行动、大家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大家,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商量,开联席会议,这样妥当不妥当?不要搞小团体主义,而要搞联合,如果有这样的联席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讨论,有不合适的可以改正。再一个问题,工人同志谈到工人农民之间还有一些问题,一些矛盾,该怎么解决?我的意见是要开工农代表联席会议商量解决,不要形成对抗。工农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的问题,会议的决定,要让双方工农讨论如有不适当的,可改正。这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就联合起来了,敌人就挑拨不起来了。这样做,这样的意见对不对?(对!)总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
    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师生要联合起来!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问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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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已,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我们号召全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北京市的一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响应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和公安局报喜队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时零五分。地点:公安部礼堂前。我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报喜队,到公安部报喜,受到了公安部仝体革命同志的热烈欢迎,谢副总理、李震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接见了我们,谢副总理作了重要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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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副总理首先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副总理讲话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干得对!干得勇敢!你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你们办得好!我们公安部全体革命同志热烈欢迎你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接管了以后,还要做相当艰苦的工作。
    我们要打倒刘、邓的、陶铸的反动路线,我们要打倒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我们更要打倒彭、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要肃清彭、罗在专政部门(公安、检察、法院)的流毒,我们要消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苏联的流毒。我们大力、大力地支持左派,保护左派,我们要同右派、同反革命分子、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要打倒他们,对他们实行专政!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繁重的。我们相信党、相信人民,更相信我们最敬爱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要你们同市局革命同志团结起来,相信大多数,我相信你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
    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祝你们成功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元月十七日晨,地点:人民大会堂。戚本禹同志接见了首都,上海等地的革命造反工人,主要谈了关于工厂中革命造反派夺权的问题。“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委员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驻京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驻京联络站等组织也参加了接见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如组织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应该夺权。上海市委曹荻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应该夺他的权。铁道部、劳动部的权就是要夺。吕正操最近跳出来了,应该夺他的权。至于怎么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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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司令部就不能夺,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应该夺,没有什么首先不首先的。要有策略,但不能成为策略派。对于一些单位首先接管,其次再夺权。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监督,对他们没有什么监督的,就是要夺权。接管以后再监督,一般的,就说要接管,接管以后再监督,革命权不监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不监督,而应该紧紧掌握在左派手中。“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一般不要提,不巧妙,应该团结大多数。假如这样一提的话,不是左派的,象原来是保守现在造反的,中间就没有什么权了,应该是以左派为核心,讲求策略,做的时候想点办法,把杈牢牢地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接管以后再监督,工资权(力)要接管,你(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来,就不发工资,这样他就怕了。
    哪些权是必须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必须夺。(有人问,对技术员怎么处理?)
    技术员有什么权可夺?假如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就监督他。(读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他千得很好,他支持你们,很支持左派,他有什么权可夺的!你们还去夺他什么权?应该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让那些做官当老爷,不愿干工作的,自己检讨都不会写还要人写的人靠边站,夺他们的权,让有实干的,符合林副统帅提出的三条标准: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革命干劲的人来掌权·
    什么几级几级都不要他。好像过去封建社会里几品几品官的,要打破他,这是资产阶级,封建社会中的一套。作什么报告,几级干部可以听,几级干部不可以听,这些都要打破。你们厂里有没有这个情况?(众:有!)应该打破他。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他的话就提级,不听他的话就不提级;有的人造了十年、八年的反,一级也没有提。不提的好,有些提了级的倒会变成修正主义。他们应该造级别、年(军)龄的反,不要崇拜权威。青年人革命干劲最足。也有的人说:“嘴边无毛办事不牢。”不是这样,嘴边无毛,做事可靠。要用阶级分析,看你是那个阶级的,究竞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少奇的。“嘴边无毛办事不牢”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说法。雷锋很年青,只有廿岁,他干得很好,大家都学习他,假如雷锋不死,他当政治部主任肯定要比刘志坚当得好!
    知识分子越高,可能越不革命,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当然,现在许多大学生都是革命的。我们元帅里面就没有几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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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提到关于转移销毁黑材料应作开除党籍处分时,指在军委指示,中央文件下达后)
    戚本禹同志说:“一般党纪、党内处分放到运动后期。”
    八
    天津市来北京的工人很多,特别是最近天津野战兵团(戚本禹插
    话:是什么样的组织?)是保字号的,好几万人来京,住在北京好几个地点,劝也劝不回去
    戚本禹:要做工作,劝他们回去。市委里头有人搞阴谋,你们要揭露要夺权把权夺过来,夺权就是夺权。天津市造反劲头很不足,你们要很好的起来造反,把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造天津市委的反。工人是怎么来的?
    八
    用十几辆汽车来回往北京运工人,运了一天多。这一定和市委有
    联系
    戚本禹:汽车一定有人给。
    八
    目前革命造反者要大联合,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解决,在组织上应
    落实。我们想和革命工人,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组成个联合性的组织,不知道这样做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大联合很好,革命造反者联合起来,成立大联合性的革命组织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对头的,你们可以成立地区性的组织如天津市范围内的
    八
    成立天津市,河北省地区的大联合组织可以吧?
    戚本禹:行!这个方向是对头的。
    师大井冈山:关于1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批判刘,邓大会为什么又通知不开了?
    戚本禹:这是上面决定的,是正确的。你们准备召开多少万人大会?师大井冈山:大约四、五十万人!
    戚本禹:太大了,你们可以开小一点,十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也行了,四、五
    十万人的大会,组织、联络、交通都有困难,不好解决。
    八
    批判刘、邓的大会,声势应搞大些?
    戚本禹:十万人左右可以了,不要太大,应把他下面的人揪岀来,批深、批
    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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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一·十八晚8:30~一日清晨1:30,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出席首长: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同志。〗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今天召开工矿企业造反派同志的座谈会,学生也来了一部分人,各部门也来了,主要是和工厂造反派座谈,过去我们和工厂接触较少,这是我们的责任。上海的同志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要急起直追。现在大家发言,最后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我说几句话。下面由国棉一厂造反派发言。
    (以下由北京国棉一厂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北京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者代表等发言。汇报情况从略。)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今天开的会,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群英会。同志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得我们了解了不少情况,增长了不少知识,以后还要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让我祝贺同志们夺权!(众:革命无罪!夺权有理!一夺到底,就是胜利!)我们刚进城时,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管,也即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利归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我们的意见以后有机会谈
    今天,讲几个问题。本来没有必要辟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了不少谣言。有一个叫建工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总部的反映,说中央文革在他们那里成立了党组,还说是中央指示的。中央没有这个指示,你们别上当。(众:造谣可耻!)
    此外,今天到会的有工人和北京的大中学校代表。广州有消息说,我到广州去了,城里还贴了许多“欢迎”我的大标语。他们骗人去广州,广西就去了二十万。农民也进城。当权派给杋关工作人员20元骗走他们串联,结果没有人管饭,你们回去可以说,江青在北京,你们要辟谣(总理插话:还有人造谣说主席到那里那里去了,这也是谣言,主席一直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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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有一个人,叫张文彩的,冒充是我的秘书,到东北活动,成立了红卫兵东北联络站。他们有枪、有汽车和摩托,要钱、要粮,我们要公安局去调査也许那里的(……)不强,东北的同志回去可以辟谣,教育这个组织的大多数群众,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
    (当代表讲到“联合行动委员会”和“捍卫团”阻扰革命造反派夺市委的权时,群众愤慨地髙呼:“把他们抓起来。”)江青同志说:“我建议,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对他们的群众要争取过来,教育改造他们
    (七机部一代表反映七机部情况时)江青同志说:“七机部有个刘允若,是刘少奇的儿子,这个人里通外国,是个苏联货,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
    (地质部一代表反映说,他们夺权,总理办公室值班室不同意,要求查办时江青同志说:“你们权夺得好,要査办。”
    (代表们讲到学习上海工人经验时)江青同志说:“我们研究了上海工人的经验,要北京学习上海工人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夺权。如果北京做的超出了上海,上海就要向北京学习。”
    (王力同志插话:学习上海工人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夺权。)江青同志说: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再听大家的意见和发表我们的意见。陈伯达同志第一次讲话
    我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还是去得很不够,我们接触了一些工人同志,但接触不全、不够。你们知道,我们经常说过: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今天就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一方面上面接受毛主席的指导;一方面不断接受群众的经验,在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指导下,来总结群众的经验。现在就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总结群众夺权的经验。
    今天大家讲了许多好意见,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消化它。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欢迎工人同志们经常地向我们反映意见,反映情况。我们还是要不断学,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来不断分析同志们的意见,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各位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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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今天的会开得好,从你们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和经验,知道了许多不清楚的事情。例如,刚才的北京车站的同志所讲的,我们本来为了要把将近一百万外地来京的工人群众运走,前几天,跟铁道系统研究过,他们已经夺了吕正操的权,为了解决问题,打算增开列车,去年天北京站开出列车最高达到每天70列,至少也有五十列,现在只能开出40列,有潜力增开20列,分两个站安排开出,到底怎样布置还要研究。和工人联络总站研究,但是从管运输的副部长到站长那里就变了样,他们想搞分裂,把革命性强的东北同志调到永定门送走。这事说明斗争当中有一些反党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口头上答应,背后干坏事。这也证明了,我们一定要夺权!要夺到底
    从这个问题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曾经开过各大中学校科研系统的会议,研究了夺权问题,今天,谈到了工矿企业的夺权问题还是个个的,我们要汇总。当前总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是夺权。如果那个单位还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搞不好。譬如刚才铁路上的例子,原来我们是好心好意,但是他却干坏事,所以要夺权
    刚才江青同志说了,十七年前的夺权斗争,是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五百万蒋军横扫到大海去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简单地说,就是打江山。大中城市军事接收,即军管会,大家还记得。这次不同,解放
    十七年,各级领导、高教、机关发展到厂矿、科研单位,同时发展到农村,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领导权必须夺。怎么夺法?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下而上由群众自己动手夺取领导权,从一个单位开始。上面是毛主席给的,下面是人民给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即相信党、相信群众。上有毛主席做主,林副统帅帮助。下有人民群众做我们的后盾。刚才那个女同志说到你没有力量,大家都支持你嘛,有广大的群众做后盾北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北京市的。上海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上海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权夺过来。他们(指上海工人)是夺了权,刚才他们是在讲夺权,也讲了夺权中有困难,这是可以克服的,你们不要陷入事务性工作,工人要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学生、市郊农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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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本单位的群众动员起来,不懂业务会熟悉的,把全部权利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在北京,中央各系统的——一党的各部,政府系统,各部革命造反派正在夺权。中央支持他们;政府各部门,要按系统联合起来。例如财经、政法、文教、工交农林等共有八个系统。财经部门有八个单位,如果不够,可以和财经学院革命」生相结合。当然工交系统最大,一个铁路系统就有150万人,数目很大。
    首先要动员北京的职工和院校,也要动员唐山、兰州、长沙的铁道院校,还可以加上其它院校(象北京站那样),以内部力量为主,加上外界帮助来夺权,好把交通大动脉畅通。以工人的积极的内因为主,结合外因的帮助。煤炭系统、石油系统……也是如此。这几天曾与石油系统的同志们接触过,不可武断,以工人为主,吸收广大职员,特别是革命学生参加,联合起来搞。
    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首都兵团的一位同学,他要求讨论如何进行夺权。北京市范围很广,夺权斗争不能一下子解决。首先要吸收厂、矿职工参加全市的职工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大专院校,特别是综合大学象北大清华等对北京市的夺权斗争应多负一些责任。夺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而要认真地做许多工作。具体业务工作,可以由原来的人做,令他好好做,不好就批他,撤他。
    工厂、农村、机关的造反派要进一步扩大,这是第一步,夺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锻炼造反派的一个大好机会。要有主体,中学生也可以参加。只能胜利、不能后退!首都在夺权中要把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夺过来。今天多说几句,因为是演习,可以锻炼,不能半途而废
    夺权问题对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也是一个新课程。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这事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上有毛主席,下有群众,两头结合,我们结合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信任你们,同样你们也应当信任我们这样一个重大步骤希望你们有重大事情及时反映给我们。你们有事应通知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室,他们一天工作24小时。
    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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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戚本禹讲:74号已经抓住了。)他们蒙蔽了许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
    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
    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竞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十五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他们在北京有7个支队,每个支队400-500人。因为来京请愿的人中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给他们钱来的,特别是文化部门,每天还有七角钱补助。来的时候已经领了,到北京后又重领,大吃大喝。红旗军就发展这一些人,他们住着招待所,(插:上星期我们发现他们打信号弹)是的,我们也发现了,广大群众只要一说明就清楚了。希望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广为宣传,制止谣言,要识破些反动的活动,有人冒充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一个也没同意!有的利用什么“全国退伍转业军人委员会”,复员军人都是有岗位的,在厂矿学校、公社、机关等工作,不应该单独成立全国性组织,复员军人应在各单位参加文化革命,不应该抽出来单独组织。一般的组织是有支有源的,但退伍军人无来源,有的是酗酒的或是开除的人。有的以前被开除的和受其处分的,现在也要翻案,那是不行的
    中央规定,平反是从去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击的革命群众,在此以前所做的处理不能说全都错了。以前的除了个别的以外,都不能翻。比如说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也要翻,那怎么能行?社会上的渣滓,就是要乘机捣乱,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分析。工人同志们,你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上当。
    例如黄老头子是安徽来的,开除党籍的人,退伍军人不能单独组织,他们分散在工矿,机关,学校他们可以搞些联络,但不能拉出来组成另一个组织。我们都是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如果退伍军人是教员就参加教员组织,如果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组织,还有中学生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名字也和修字号的差不多,他们不以战斗队为单位,名字不暴露,现在有种作法不好不署名写大字报,只写某某战斗小组,我们是不提倡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保障大家的民主权利,光天化日,正大光明还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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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隐姓埋名,这是刘少奇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化名躲躲藏藏,王光美到桃园大队化名董璞。(江青同志讲:戴个项链,抹了胭脂给苏加诺点烟,丢中国人的脸,众喊:打倒王光美!)用化名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钻空子利用,很长时间才能査出来,我们有解放军的保护,在斗争中不要被反动分子钻空子,我们要严阵以待,不要掉以轻心。今天是个开端,以后还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再交谈。(鼓掌)
    (七机部“9.16”讲:周总理接见“9.15”、“9.16”以后,我们“9.16”夺了权,但9.15搞破坏砸坏了我们好几处
    江青同志插话:“七机部有个叫刘允若的,是苏联货,里通外国,应当抓起来
    总理又说:“9.16的事我们知道,江青同志说的要把头头抓起来,七机部有后台,你们不要闹内部矛盾,
    江青插:9.16也是有缺点的,你们两边人都很多,一个一万多,一个七千多,你们内部矛盾自己回去解决。
    (二轻部有人反映,有人抢了他们1100元)总理讲:“把头头抓起来。”
    (上海工人说:我们要向北京工人学习,回上海去夺权)王力说:“上海工人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夺权!”
    江青同志讲:“我们研究了你们的经验后,所以今天才来和同志们座谈。”(9.15走出座位喊:“总理,我们要澄清事实!”)
    江青同志讲:“这是内部矛盾,回去好好解决,要他们都回原单位上去,回去好好解决。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
    有的同志要我多讲几句话,我就讲几句,不对可以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革命就是从反对彭、罗、陆、杨的斗争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半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给广大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在这次运动中重新又跳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大头目: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跳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夺权斗争就是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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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对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一些单位,无产阶级夺了权,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反夺权,要较量许多回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攻破,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所以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夺完,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垮了的反动阶级会甘心他的灭亡。
    刚才江青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了,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解放时,那时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工人阶级接管,是革命群众接管。因为只有军事接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题。因为那时解放战争得到胜利,民族资产阶级留下来了,这个阶级还作为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机关还保留了很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他们还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拉向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专政的政权。如果他们这一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早在进城以前就警告我:“有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但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看王光美是不是一个“糖衣炮弹”?(群众答: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可是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十七年来,除了旧人员继续起作用外,有些人蜕化变质了,有些政权杋构、机关、有些单位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毛主席在62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在62年十中全会公报里说过的,这是总结了我们国家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还有东欧国家、东方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完整的经验。
    现在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个领导人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让群众来鉴别他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是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我们统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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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权夺过来。(热烈鼓掌!)所有资产阶级垄断的权,我们无产阶级统统要夺过来。主要是政权,还有大家刚才说的财权、生产管理权等等。我们在十七年中已锻炼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以甩开那些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
    这与进城时不一样。那时,我们是有一些机关、单位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现在凡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都要斗垮它!(鼓掌!)所以夺权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我们夺过一次了,没有夺全,没有夺好有的还和平演变了。所以,现在要来一个群众夺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我们识别了这个问题,群众识别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这个问题。(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点出来。(鼓掌!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开始是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放了第一炮。是在学校、文化领域。毛主席马上看出这一个问题。他看到北大大字报后,叫马上全国广播,于是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是全国无产阶级夺权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但不会停留在这个上面,运动不断前进。上海工人及其它革命造反团体发表了《告上海仝市人民书》,毛主席看到这个东西,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人民日报》的按语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这样从学校夺权发展到工业、铁路以及其它单位的夺权问题,现在可以说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夺权夺得很好,从一个单位出发,掀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如此,北京也在工业上开始了夺权高潮。是这样吗?(众:是!)别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现了这种夺权高潮,无产阶级夺权的高潮。要记住,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我们解放后无产阶级夺权的继续。有毛主席领导,有群众这么多经验,我们的夺权斗争一定能搞得很好。(鼓掌!)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一件大事,(鼓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不完全的,甚至许多方面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没有搞文化革命。列宁死的早斯大林也没有搞。后来碰到反希特勒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前,他们大吹了一批帝王将相,他们美化了俄国的帝王将相,如彼得大帝、苏沃洛夫,都是封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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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而且是最富有侵略性的代表人物,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前,宣传了一批东西,以后革命胜利,更大的发展。
    思想领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夺取政权或反革命阶级搞反革命政变,都要搞舆论准备,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没有搞文化革命,大吹俄国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并且大吹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吹美国的东西。这样使许多群众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搞反革命政变。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因为事实上原来就有舆论准备,思想准备。许多人脑子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样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修正主义就适合它,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大捧列宁是个幌子,事实上完全篡改了列宁主义的灵魂。
    所以林彪同志说过: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逝世以后,没有普遍地宣传宁主义思想,使俄国吃了大亏,我们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使我国人民群众有无产阶级思想武器,可以击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大家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觉醒过来,要继续夺权,有的权被霸了,就要夺过来!庆祝胜利吧!(鼓掌)再说一句,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最后,由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江青领唱“国际歌”总理指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林杰接待《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部分同志的讲话
    〖地点:《红旗》杂志社。出席的还有北师大井冈山、北邮东方红部分同志。亲爱的《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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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向你们夺权表示热烈祝贺。《北京日报》革命同志依靠自己艰苫斗争。在社会革命力量支持下,从黑帮手里夺了权。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红旗》杂志社全体革命同志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向你们这种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学习
    《北京日报》过去放了许多毒,因为权没有掌握在革命派手里,掌握在彭真刘仁、范瑾、翟向东等。杈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报纸才能革命,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就是要夺权。我们的号召是
    一切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把一切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北京市各工矿企业事业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间:晚九点,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小厅。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集北京市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清华井冈山、首都中等学校革命造反红旗兵团……等革命组织举行座谈会。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关锋、戚本禹、王力、刘建勋等同志参加了座谈会。讲话记录,未经伯达同志审阅,仅供参考。〗
    石景山发电厂革命造反派工人发言
    “联动”在郊区活动很厉害,二十三日在良乡、石钢夜十二点钟时发现发射信号弹,深夜三点有两个酒店被砸。(在谈到军训问题时,工人同志强调)地院东方红进厂对我厂运动起了很大推进作用,过去一直在彭真的控制下,可是东方红进厂后,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军训,我们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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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反经济主义时,地院东方红又进厂,现在由于军训又退出,从现在的形势,希望他们回来。
    此时江青同志强调指出:让他们开到你们厂里去军训,四、五十人组成排班,跟上几个解放军去。军训服从斗争、服从文化大革命(这时有人说:同学说总部是阴谋,江青说:可以向同学们解释嘛)最后江青说:五十个人统统回去好不好?同志们回答好。(热烈鼓掌)
    北京起重机厂造反派工人发言时说: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战士很好,和工人滚在一起,但他们的头头不下来,我们要求他们下来,听说他们现在还要炮轰中央文革。
    首都钢厂造反团的同志说: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撤走,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认为在工厂搞军训很好。地质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些大专院校撤回搞军训不合适。并且谈到:地质和政法公社闹矛盾,这时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但不能很好地配合夺权斗争
    江青说:北京市运输公司递条子说,有的学校跑到工厂去,要工作服、月票要花八千元。要坚决不给,小学、初中让他们复学,你们看好不好?(同志们高声回答:好!)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小学、初中,重要工厂不能让小孩子去,去要出事王村煤矿说:北航和矿院在那里干得很好,但后来地质东方红去了就支持另派,请中央文革处理。
    群众提出要伯达同志讲话,并热烈鼓掌。陈伯达讲话:
    我讲什么。好不好,你们再鼓掌。
    关于下厂问题,中央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提到要有计划的下不要一涌而去。现在我听到有些厂人数过多,比如有一个厂四千多工人,去了二千多,到了车间,生产发生问题,生活也发生问题。还是按中央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下厂。你们赞成不赞成?(群众答:赞成!)
    有些小学生和初中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不要下去,下厂的要退出。经济主义也在这里发生了,下厂要补助二角钱、四角钱,这是违法的规定,一律不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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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做!下厂为了劳动,为了向工人学习,结果为了发财,背道而驰,跟文化革命毫无相同之点。
    有个条子说下厂学生用国家物资(不是一个厂)私造匕首,这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觉悟,这样做。工人群众要劝告他们,监督他们。这些行动要劝告他们(王力插话:劝告太客气了,要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要制止他们,不要这样干要把匕首没收。你们革命的工人如果不能处理这样的事,就表现了你们不能管理国家,对不对?(对!)但是我不赞成粗暴的方法,不要大吵特吵,不要拍桌子要开会谈心,对这些小孩子要进行教育。你们比他们大,不要武斗,现在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搞武斗,不但用拳头,而且用匕首。这些学生是迷失了方向,要劝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道路上来,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能回到毛主席的道路上来的。这些,希望你们好好地做工作,不要因为这样就揍、就打、武斗(王力:造反派是讲理的)。
    国防工业系统和第三线的建设,没有国家的允许不要去串联,这一点需要告诉大家。国防工业系统制造保卫国家的武器,随便去串,打乱我们国防工业的生产,这样群众也不会赞成的。毛主席说的:敌人赞成的事我们就不做。敌人就希望我们国防工业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们要好好保卫国防工业,大家同意不同意?(群众答:同意!)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所在地的首都,各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要做好的,在全国做好样。不要闹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无原则纠纷。现在分了好几派,几个人一派或好多人一派,无原则纠纷很多,这样对革命对生产不利。抓革命、促生产这是相联系的两个环节,抓革命一定促生产就好,如果生产不好,对革命就不利,看对不对,不对贴大字报,根据你们工厂的情况讨论讨论
    为了克服小团体主义、小派别、小宗派、个人主义,我们准备在报纸上重新发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以前我们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看起来还不够,还要把《整顿党的作风》重新发表。一面斗争,一面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不然的话,革命就不好,就会影响生产,看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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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团体主义、小派别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样夺权斗争就斗得不好,应当克服这些,应当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顾全国家、无产阶级,顾全大局。克服小团体主义、小派别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不晓得对不对,你们考虑
    小学、初中开学问题,我们觉得还是开学好,现在就要作准备。不久以前我们跟小学教师谈过,他们有些思想不对头,他们说:学生最好是社会教育,小学教员出去串联,他就没有责任了。把学生放回家去,这样并不好,思想的出发点不那么对。小学教员要革命才能教好书,要思想革命化,但不一定要出去,可以就地同工农相结合,就地拜工农做先生(王力插:“这个问题还要等中央正式决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按:指开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应该回去闹革命。没有文件,今天是跟大家商量的意思,不是什么命令,什么指示,什么规定,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群众当中的一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中央对小学还没作出规定,不久可能要作出规定,今天随便交谈。不要把我的话拿着鸡毛令箭,在这里声明一下。
    大家提出“联动”最近好象成为大家头疼的问题。对工厂、对京西煤矿、西郊都觉得是头痛,他们要蛮干,这一点我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做很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就不服气,就干他们的,有很多人跟他们说,也说不通。我看我们大家都作工作,劝他们,把自已当成普通老百姓。自己父亲母亲作过一些工作,不是自己做的,不能把自己父亲母亲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包袱,如果自己的父母亲有问题,要劝说,父母不能有对抗,不能助长父母的过错,把它延长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些。你们说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在这里讲
    李先念同志说:刚才清华井冈山写了一张条子说:“现在下厂的很多,有的又要到原子能工厂去。有的能去,有的不能去,什么工厂能去,什么工厂不能去那些地方能去,那些地方不能去,希望能有所界限。”李先念说:准备向国务院总理请示,然后发给同志们
    最后同志们要伯达同志谈夺了权怎么办?
    伯达同志说:你们可以自己总结经验,文化革命就是提高你们思想觉悟,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各厂不一样,你们自己总结好不好?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以后还有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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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讲话
    开始陈伯达同志和到会的人员进行了座谈,听了我厂关于夺权和抓革命促生的汇报,然后伯达同志根据大家提的问题作了一些回答
    伯达同志讲:你们能超额完成任务,生产用的料充足不充足?厂内有没有废料?可以收集起来么?看看还有没冇废料能用,最近我在天津厂捡废料,废铁,天之内就捡了几百斤,提炼结果99%是好钢,厂内遍地都是金,废工具及另用品你们厂就更多了。有人问,关于我厂支援三线人员问题时,伯达同志说,你厂线工作还有一零八人不去,现在可以让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要有认识过程,认识到将来国家利益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做好“抓革命,促生产”就会走了,现在回来的,也可以让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受教育嘛!有人问,关于目前联络站问题时,陈伯达同志讲,内部问题可以用协商方法解决,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笑话,为什么要分两个派?大方向一致联合起来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们老工人,要团结说服他们搞成一个大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争来争去,革命派内部不要闹纠纷,要加强团结,把革命搞妤,加强国防,你们厂要做北京的模范,敌人高兴的事,我们不要做,敌人反对的事,我们就要多做,关于改选,酝酿一个时期再改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名单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赞成,经过大民主讨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包办代替错了,你们不要包办代替,听取大家意见,改选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行,革命派之间有什么意见要协商,办事之前要互相打招呼,互相不通气,本来之间就没有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了。
    目前你们之间争论激烈,是不是把脑子冷静一下,把核心名单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不称职的就撤换。这是一种办法,还有就是全面改选,也不一定全部都换掉,换掉也没有关系,要把工作搞好。帮助选上的人把工作搞的更好,不要互相拆台,这才是共产主义的态度。养成共产主义作风,不要非我当选不行,这回没有选上,下回就可能当选,都锻炼锻炼嘛!培养接班人,老人要帮助青年人,他们搞得不好要帮助他们,这样才能进行革命大联合,才能抓革命,促生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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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联合起来大夺权。今后你们有任何事情要和群众商量,不管是干部,还是领导人,都要和群众商量,把不同的意见都贴出来嘛!让大家论辩,不和群众商量就要倒台,凡是受经济主义风的同志,都给他们退回去,这样我们腰板儿才能硬气!才能站岀来说话,东方红,红色造反联络站要联合起来!希望你们革命,生产、量、质量都搞好!一定要做北京工厂的模范,了解捍卫团,你们做了许多漂亮的工作,但不要骄傲起来,别的工厂虽然比你们晚了,可能搞得比你们更好,你们一定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希望你们成为北京工厂的模范。(完)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北京市广播电视台革命造反派和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向王力汇报了情况和谈了各自的观点。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力同志说: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局势,今后怎么办?至少他们(指造反派)都不是坏人嘛!(反对一·十四夺权同志提出要革命造反派把权交给战斗队,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搞?)
    王力同志问:交给战斗队的什么人?(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未答)
    王力同志说:你们(指造反派)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对待同志呀、播宣言呀,等等。(这有几句未听清)光是说人家,要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就应该患难与共。要是让人家翻过来,今天还能讨论一·十四夺权有理无理吗。
    王力同志问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是不是同志们对他们(指造反派)批评,主要是三点:一个是一·十四夺权,一个是播宣言,一个是对待同志采取粗暴态度?我的看法是这样:你们(指造反派)需要做自我批评。共产主义者,不是为个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讲原则。对青年同志讲,要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提高,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毛主席的战士。
    对×××,×××,×××,这些同志(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我是不是可以批评批评?你们是不是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抓住一些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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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不好?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现在两条(指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要支持他们。
    (一)砸碎旧机器,旧东西。这要靠团结来实现,要从革命大局出发。打破旧机器这一点,中央台也要创造,便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从组织上,不要留恋过去的一套。有些部门要留,做为过渡,现在还是大敌当前,不要同志之间搞这些。他们开始这样做了(指造反派砸烂市台旧机器旧东西)
    (二)他们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同北京革命造反派联合。北京夺权要有领导核心。为什么北京夺权乱?就是缺乏核心,即使是临时的领导核心。电台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工具,我们是老老实实的、驯服的工具,做劳动人民的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牛!他们能反映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自编节目,这一点要支持他们,办得更好一些。群策群力,革命派联合起来。
    中央的补充指示,有些话就是毛主席的:电台要有自办节目,就是军事管制,也要有自办节目。为什么他们过去可以自办,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不可能自办了呢?电台只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不能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
    尽管他们(指市台造反派)有缺点、有错误,这是支流,他们的主流,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声音,这一点他们开了路。(造反派插话:重要文章反复播)这是好的,你们应该支持。我们原来就有这想法,打破节目表,现在他们打破了
    十四以来,是顺着这个方向做的,这是好的。
    我讲的是二点,就是支持。你们(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赞成不赞成?王力同志说:革命派同志团结起来,锋芒对准坏蛋。不要轻易说编辑老爷。对中层干部一定要分析,要有政策。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要在领导干部当中,或过去比较负责的领导中,只要行动证明他们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要团结他们。山西、青岛的经验是重要的(具体讲了山西、青岛的情况)。这样他就形成了更有力量的核心。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要分别对待。我们不是以年青年老来区别的,我们是以阶级分析的…(下一句未听清)是不是可以这样?
    (下面王力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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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同志说:毛主席这指示,是对革命派同志说的。你们要坚持两点:一是革命派同志团结,一是对其他人要区别对待。
    现在是×××,×××,×××(指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好象气比较大,啊!你们的传单撒得好不好啊!(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说:我希望他们也撒一撒。)李敦白同志说:那就不好嘛!你们在传单上把人家(指造反派)比做西城区纠察队,那是反动组织。
    (反对一·十四夺权的×××同志说:那是不是说谁先抢了权就……(听不清))
    王力同志说:那他们不是说了自我批评,在大革命当中,他们是向前的,不合适的要批评。你们说巴黎公社那么好啊!有多少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千了就那样千了嘛,好多东西是马克思不赞成的,但是巴黎公社是革命的,马克思就支持。
    今天他们(指市台造反)夺权斗争,有些是不合适的,我们要批评。但是也不能说一切都是他们这边引起的,不能那么说,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我是希望你团结合作。在现在组织中,吸收他们共同工作,都是战友嘛!现在你们还是要通过学习,认识问题。怎么解决,靠同志们自己啊!
    杨宗桢说:我们把组(指过去编辑部业务组)打乱了,现在是非常时期。王力同志说:非常时期这句话很对,要以战斗的姿态工作。现在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全面的内战,避免大流血,小流血还可能。在北京市你们可以创造这样的经验,把各式各样的人团结起来。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在自己同志们面前认一点输不要紧。首先是批评自己,但是原则问题要坚持
    王力同志说:北京市联合,要按毛主席指示,要有三方面的人:革命群众军队、北京市委内坚持站到毛主席这方面来的人,这样形成一个核心。将来的形式,可能还是《北京人民公社》。
    (造反派同志谈到要和社会上造反派联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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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同志说:你们那个想法是好的,内外相结合。我设想也是,联合最主要的,还是关系到北京市经济命脉的,象石钢、京西煤矿、第一机床厂、自来水公司、发电厂、京棉一厂,关系到最关键的,最主要。
    (杨伟光同志请示审稿怎么办?)
    王力同志说:现在我们审不了呀!还是你们那里(中央台)与他们商量。北京市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李震对北京市红卫兵和公安干部的讲话〖被接见者: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会议主持者: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同志。
    李震副部长说
    同志们,开会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来听取你们的意见,最后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还要讲话。会这样开好不好?(众:好!)
    矿院《东方红》代表讲话(略)《政法公社》代表讲话(略)戚本禹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向公安局的全体革命同志,向矿院《东方红》的同志,向《政法公社》的同志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我都接见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事情,做岀了很大贡献。《政法公社》开始只有两百人,团结得很紧,对髙院的、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坚决地斗争,不愧为左派。他们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矿院《东方红》也是一样,斗争很艰苫,我也去过,他们把霖之揪岀来了,揪岀张霖之不是我们,也不是煤炭部的群众。而是他们
    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家人。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嘛,这双方都得考虑考虑。刚才你们说的话,有一点不大好,我不大满意,我们都是老同志,都是熟人嘛,可以提提缺点吗?(众答:可以)就是在讲话中双方缺乏自我批评,连一句话也没有。我觉得,在这两天里,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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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都说话,政法学院想一想,如果同意请你们先讲一讲,两方面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政法公社》代表陈荣金,徐贵春检査(略)戚本禹同志接着讲
    陈荣金同志检査是诚恳的,徐贵春也作了一些检査,但后面说得多了一些,有些话应由矿院的同志来讲或公安局的同志来讲,自己讲不合适,引起了一些不满,徐贵春的讲话调子高,但不大深刻,调子髙是对的(矿院答:这是在煽动。)矿院也要作检讨,应该允许矿院的同志作检査,我想民警同志会同意的。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抱着解决矛盾而来的,你们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毛主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但我怀疑在这些矛盾中坏人在起作用。石景山方面可能有,你们这边也可能有,大家要提高警惕,内部要搞好团结。下面就让矿院的同志作检査。
    矿院《东方红》代表作检查(略)戚本禹同志接着讲
    刚才我听到矿院的检査是抽象的,但检查的态度是好的。把打伤的人弄到台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当然对打伤了的同志应该慰问,建议你们去看看我们考虑,斗争很需要考虑整个斗争形势。现在是什么形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到了一个决战的时刻,这样就要考虑怎么斗争了,像现在这样打起来就是不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了十七年,当前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也是到了决定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公社》的斗争是不符合当前斗争形势需要的。经过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我们胜利了,革命胜利后的果实为谁?胜利果实谁来摘?对这个问题,资产阶级想,无产阶级也想。资产阶级统治了十七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说:“剥削越多越好”,“中国人是欢迎剥削的,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护这种所有制。”这些都是写在书上的话。(众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对,是应该打倒的,不应该打倒《政法公社》,也不该打倒矿院《东方红》。高岗是里通外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右派时有人反对大跃进,
    六二年他们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一九六四年又提出“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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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资产阶级不断向我们进攻。在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左派组织应该联合起来,不应该扩大矛盾,打内战,这样我们就要联合,就要团结。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两个伟大决策,就是在决战时刻,军队要介入文化革命运动。不介入是假的,刘志坚不要军队介入,毛主席批评了这一点。主席又讲,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分清左派右派;分不清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可能支持了右派。主席在第一卷第一篇第一行就提到这点。不了解这一点就会辜负人民的希望。辜负毛主席的希望。脸上没有贴上“敌我”的字样,这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首先应该分清敌我,不应该首先去搞内部斗争。可以仓促上战场,但要分清敌我,作调查研究。小时候孩子斗蟋蟀,拿一根草一挑,二蟋蟀就斗起来了。这就叫挑斗。真正革命左派是不受挑动的。所以我们要学好这篇文章,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攻无不克。否则就会战而不胜,攻而不克
    矿院和《政法公社》在这方面都是有缺点的,要接触实质问题。要学好第篇主席著作,作好调査研究,多少兵,怎么打,不能仓促,要分清敌我。上战场也是这样,那是国民党的军队,那是解放军,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的经验,王明、李立三等人失败了,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调査研究。到战斗岗位,就应该调査研究,当弄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时,就不要随便抓人,随便打人和随便开枪
    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对内部问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矛盾很多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潮,是“私”字当头造成的,但有不少是敌人挑动起来的,你们这个事件是否由敌人挑起来的,我相信公安机关会调查研究的谢富治总理会处理这个问题的。
    关于革命组织接管夺权之间的问题是内部矛盾,应该好好解决,为什么要抗议?为什么要来最后通牒?这个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否则,不论你们矿院学习了多少数理化,也是分析不好的,《政法公社》学习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点一定要学会。
    我现在讲了很多原则的道理,供你们参考。你们矿院《东方红》没有弄清分局的问题。就发动那么多人去围攻,这样做不对。矿院《东方红》摘掉民警的帽徽,这也是不对。刚才矿院代表认错赔礼道歉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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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问题由你们自己分析,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行
    刚才陈荣金同志说了,调人调错了,去了发生武斗,不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去解决。矿院《东方红》对民警撕领章,也不对,民警过去是受压迫的。
    刚才矿院检讨了,民警同志不爱鼓掌,不热烈,徐贵春说了几句就热烈鼓掌刚才陈荣金讲话矿院给倒了一杯水,谢富治同志热烈鼓掌了,他喜欢你们团结了。谢富治同志是公安部门的最高统帅,他鼓掌了,你们不鼓掌,这是有差距的。《水浒传》里李达和张顺二人打架后拥抱,你们连这点精神都没有。谢富治同志是关你们公安战士,与你们心连心的,他要靠你们去工作的。谢部长鼓掌,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打不相识,打了拉拉手
    对石景山分局根据总理指示,暂由卫戍司令部派人接管,这件事由傅崇碧、李震同志负责处理。
    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办?首先应该肯定,过去在黑帮统治下干了许多干事,改组后黑线还未肃清。在这样情况下《政法公社》造了市公安局的反,接管是革命行动,这个行动好得很!应该承认是有功勋的,应该给他们鼓掌。徐贵春辛辛苦苫几天几夜没睡觉。有错误他承认了,学生嘛,又是一个单位接管,允许改正他们接受了合理的批判。矿院来做也会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高明。我们做也会犯错误。现在检査官僚主义了,鼓掌欢迎(众:鼓掌)。你们提出不应由一个组织接管,应由几个组织。但应慢慢来,你们矿院来也行嘛,《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也是联合的,也给其他单位打过电话,可能没与矿业学院的同志联系他们不知道你们矿业学院几千人这个很大的力量也对公安局这样感兴趣。不过要协商一下,将来由卫戍区、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政法公社》等几个组织成个接管小组,以后再具体研究。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谢副总理是各部第一个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组织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来筹备,你们是否允许一个筹备时期。在这段时间怎么办?说要军队接管,首先是《政法公社》提出的,可是现在矿院《东方红》也提出。
    主席讲过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人家墙的篱笆坏了,儿子对老子说墙该修下,否则有人偷东西,老子没当回事。后来一邻居也说,墙坏了,修一下,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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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偷东西。有一天一人偷了东西,于是老子就相信儿子对,而怀疑邻居偷的,后来才搞清不是邻居。军队接管,徐贵春(政法公社负责人之一)早就提出,现在是否军队接管,今后怎样,有谢副总理请示周总理,时间不多了,休息一下,矿院回去,可以监督,如果有时间再来,公安局的同志也应休息,请谢副总理讲话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
    我来当学生的,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完全同意
    毛主席在前几天,要军队、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各方面的造反派。我们必须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也是毛主席对我们下的最大命令。我们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部队,公安人员,也应象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站在左派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斗争,对反动组织“工农红旗军”,“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色恐怖队”专政,用这个来支持左派
    前天在石景山公安局出现了很不应该的事件,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出动警察不是支持左派,不论主观如何,实际上助长了右派,这个,保皇势力欢迎。责任首先在领导人,其次民警。以后民警要坚决支持左派。当然可能有时搞不清,但必须要调査研究搞清,支持左派,不要随便抓人,所以这件事很不好。我虽然没有具体管,但是我是公安部长,向在石景山受伤的同志道歉,问候我们的左派组织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贯思想。现在是大好形势,左派力量大大发展,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造反派斗争的胜利,但是当前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要联合起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取得最后胜利,这个胜利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关系到全世界。左派必须要联合,团结起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下,团结、联合起来,巩固成绩,乘胜追击
    革命造反派的任务:一、继续打退反动势力。二、左派大联合,大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今天也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要上坏人的当,这是大事,我们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左派大团结、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向资阶级当权派,向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斗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解放军接管,要请示中央,解放军也有它的困难。同志们的意见是很好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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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我别的没什么,今天的事也是好事。现在回去睡觉,以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来解决,今天讲了不少,其实我是来当学生的。
    李震同志的讲话
    今天会议开得很好。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对敌
    现在天快亮了,太阳出来了,让太阳的光辉象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精神,让它永远放射光芒
    现在散会。欢迎矿院东方红回校。
    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谢富治在《粉碎反动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开的这个“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叫什么名字?“彻底粉碎反动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我个人和卫戍司令部的同志们所有专政机关支持这个会议(鼓掌)这个会议很必要,适时,很有意义。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倡议主持和领导、指挥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个新的有关键性的时期,就是说进入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进入到我们一切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从资阶级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手里,由我们革命派也就是造反派从他们手里把权夺过来,我们要把一切权夺过来,归到革命造反派手里。这个阶段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一方面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顽抗,还有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花招,搞欺骗,搞收买,经济主义,甚至还有一手就是那些反革命组织,受他们利用来破坏我们的政权,破坏文化大革命,比如“红旗军”就是反革命组织,他们做了好多坏事,到处胡作非为。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彻底粉碎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抗,来镇压这些反动组织,镇压地富反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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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抗,就非常必要。全市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配合专政机关,首先是军队,其次公安部门来进行专政,这里要感谢同志们。(口号)现在“红旗军”也就是纸老虎。一切反革命都是纸老虎,“红旗军”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起来斗争,专政机关配合,就会很快把它们粉碎,搞垮,当然他们没有最后死心,还在顽抗,他们可以不再打那面在人民群众中很臭的“红旗军”的旗子,他们可以改头换面,但无论如何他们逃不脱几百万革命群众,特別是革命造反派的打击,不管他们耍多少花招,总要彻底失败的同志们,目前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在全北京市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攻破了一个堡垒接着个堡垒。但是还有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面垮了,但还没有彻底把他们打败有些权夺了,但反动路线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他们垮了,但暗地里还有活动,我不让他们活动,我们要乘胜前进。要把他们彻底打垮。(口号),我们要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要依靠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管那一方面都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要依靠广大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团结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战斗到胜利
    现在,北京革命造反派作了相当艰苦的工作。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那些反动组织
    “红旗军”、“联动”他们表面上好象已不
    存在,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彻底消灭,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但是北京革命造反派之间,机关、学校工厂,特别是工厂学校革命造反派之间要大联合。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参谋部,以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号召革命造反派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路线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是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造反派不大团结。卫戍司令部是要参加和保守势力的斗争。卫戍司令部要支持左派,然而现在左派之间打架,却要军队专政机关去调解。这样好不好?(答:不好!)要不要大团结?(答:要!)要不要在伟大统帅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路线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谋部伯达、江青提出的大联合?(答:要!)要不要大团结?(答:要!)我们不要上敌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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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左派之间参差不齐,可以批评,内部批评,左派之间不能武斗,打架、贴传单,开宣传车。行不行?可以不可以?我们有缺点可以批评
    然左派也
    是参差不齐。我们要夺两个权,一个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一个要造我们脑子中私字的反。报纸上提的五个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什么自由主义……还有什么主义,我都忘了,最后归纳到一个私字,这篇文章很值得读一读。一个是参差不齐,一个是私字。一些资产阶级当权派,一些顽固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不要上当。团结起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好不好?(好!)
    再讲对这些反革命组织,彻底把他们打翻,向他们专政。但还要讲政策,把他们的头头关进班房,专他们的政,对他们大部分群众要争取。拘捕少数,大多数承认错误就算了。首先感谢同志们配合专政机关把他们消灭。我们的文革小组也讨论,以后搞红旗军,不要自动出好多人,不要听到电话就去好多人,比如,
    八一中学只有一百多个“联动”,一去一万多人,这个不行。以后到哪里抓红旗军,要得到专政机关、卫戍司令部、中央公安部的意见,叫去多少就去多少。不要抓好多(不要是头头也抓,不是头头也抓,互相也抓,怎么行呢?)中央要准备跟同志们讲讲抓红旗军的问题。十个、八个一百个红旗军,我们去一个连、半个连、两个排就行了,去多了不浪费吗?弄不好弄了自己人,以后,得到了中央公安部,首先是卫戍司令部通知了再去。学校机关附近出了事,部队来不及派,百个、八十个、三五十个人去看看可以,几万人要得到公安部、卫戍司令部批准,弄不好要上敌人的
    总之,我们做一切事情要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路线去办。坚决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向反革命组织“红旗军”斗争,我们坚决依靠左派,支持左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之间有问题有意见可以批评,还可以整风,正如三司写的那篇文章,反对什么什么主义……就是向脑子里私字造反。我也有,可能很顽固,更要你们小将轰我们要你们批评,今天匆匆忙忙……·也可能大字报说是大毒草,最好不用大字报可以批评,批评了就检査,就向大家学习,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和你们小将也有时跟不上,就批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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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戚本禹在北京国棉一厂辩论会上的讲话工人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向工人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最近几天京棉一厂发生了大事,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很关心。调査研究,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我听了四个小时以后,我有我的看法,不过我今天不谈,我还要继续做调査研究。这里的事不简单,不要以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最好双方都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武斗肯定是错的,是违反毛主席指示的。不要武斗,林彪同志在讲话中也多次提出的,也是中央八条里规定的,你们很多人都读了最高指示。讲话中运用毛主席语录,为什么我们正在宣传中央八条的时候,你们这里就发生了武斗,你们在这里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中央八条也不许武斗,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先进的阶级,但最先进的阶级,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为一厂的同志感到惭愧。大部分同志是不同意武斗的,武斗是有人挑动的,你们说是范以本挑动的,我看挑动者不是范以本,挑动者也许没有上台表演,也许以后也不会登台,但是总是要被揪出来的。你们自己做的事,以后要后悔,过了一年两年以后你们自己会后悔的。为什么要受别人的挑动呢?我看了许多诊断书和受伤的同志,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同志呢?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当然我不能保证这里没有坏人,但这里大多数是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同志的呢?不同的观点随时都是有的。为什么不用四大武器呢?任何人动手压服别人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有道理的人是不乐意动手的,动手打人是虚弱的表现。当然别人打你你需要自卫,但是要找出首先打人的人,武斗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果能解决,那么很简单,也不用在这儿开会了,只要卫戍区派两连解放军就解决了,那样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一天不够,两天,两天不够两个月,两个月不够三个月,可以开大会讲道理,为什么要武斗呢?
    京棉一厂乱一下是好事情,不乱死水一潭不好,看不出问题,乱一乱水混起来了,什么东西都翻起来了,刚才这个乱就可以看出问题。这个乱不是打架,为什么要打架呢?每个工人家里都有孩子,有一家人嘛,打伤了丧失劳动力。大家愿意这样做吗?(众:不愿意)不愿意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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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要打架?为什么会受人挑动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觉悟不高,毛泽东思想扎得不深。有坏人挑动,现在这个人还没有登台表演,也许永远不会登台表演,但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双方都打人了,有的打的多些,有的打的少些,但没有听过一方检查自己打人不对,你就那么对吗?今天我们双方做一个协定,从今以后再不发生武斗,同意不同意?(同意?呼口号……)工人阶级说话是要算数的,(对!)特别是你们双方的代表,双方的领导人物应该保证这一点,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承认你们是革命左派中央明确规定没有命令不能乱抓人。听说有一个杜继泽被抓了,(众:在印染厂)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决定把他放出来。(鼓掌,呼口号)如果他犯了党纪国法,可以把他的材料送到公安局,如果你们认为公安局不可信,可以上报公安部,上报国务院,上报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但不许武斗。有中央命令才能抓,抓人的命令是公安部的命令。也可能有个别的抓错了,但也要执行,可以造他的反,但执行以后再上报。无论是东方红还是造反队,双方都无权力乱抓人。除非是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只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可以由群众抓起来,扭送到公安局,不能自己放在哪个地方。不能抓贴了一张大字报反对你这一派的人,反对你的大字报的人都抓?内部争论不管是反对了谁,反对了什么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东方红的领导人,还是革命造反团的领导人,即便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些成员,反对我和关锋、王力的,都不能抓。
    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贴了我的大字报,被送公安局,我连夜打电话叫他们释放,不放的话,你们要负完全责任,不能随便抓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怎么能当权呢?谁反对你,你就抓谁,这不荒唐吗?对这一条,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不同意的举手,我和他辩论(…)有人举错了手是因为没有听清,不要抓小辫子。小辫子每个人都有一大把,要抓也抓不过来,要抓大辫子。不要因为人家说错了一句话,举错了一回手,骂了一句人,就抓住不放,好人还是坏人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哪个主席。反党反毛主席这是大辫子。
    今天讲话主要的第一,不许武斗,第二,不许乱抓人,这是大家通过的。还有一条生产问题。我来之前到车间看了一下,车间里贴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但生产没有促好,时常处于停顿状态。无论什么原因,不能停产。停产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不想讲,否则又要争论起来。这个问题下次再争论。生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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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工人阶级最光荣的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生是光荣的岗位,我们不能离开岗位
    东方红最近几天跑了许多人,我想恐怕是你们给他们施加压力,压力背定是会有的,压力的原因我可以再做检査,但没有压力,我相信大多数工人是不会离开生产岗位的。(众:谁反对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我不希望别人利用我的话压制另一方,有压力离开工作岗位对不对呢?(不对!)我认为是不对的,如果是左派就不怕压,要革命就不怕,有点压力就跑这是不对的。有压力不跑,抓了是对他们的一个大暴露,比方你坚持生产岗位如果他去抓,对东方红有利,说明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抓去无非是打一顿,打死人就要偿命,西城纠察队打死人的有副主席的儿子,部长的儿子,统统抓起来,没有什么人有打死人的权力,打死人就要偿命,打死敌人也应该有专政机构,对革命群众谁打死了就要偿命,国家副主席的儿子,部长的儿子,将军的儿子,打死人后同样要抓起来,特别是革命左派更不要打人,真理在你手里,你永远不要怕,当然怕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怕打人,怕别的什么,我没有了解。真正的革命左派,一定要坚守生产岗位,一方面抓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把生产搞好,不能把生产丢了,生产岗位就是战斗岗位,我们的革命同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同意不?(同意)有不同意的请举手哪怕天上掉下来刀子也要坚守岗位,我今天和同志们达成三条决议,希望同志们从今天起要执行,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无命令的随便抓人,第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三点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
    你们厂的问题,只能通过四大武器来解决,不同意的问题以后可以辩论。但是我对大家在辩论前要考虑形势,大家要看到现在的形势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49年胜利,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中国人民把三座大山推倒后,有了胜利的果实,主席也说过……(没记清)就好象一棵桃树,上面结了好多桃子,桃子熟了,谁都想摘,无产阶级要摘,资产阶级也要摘,资产阶级想把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他们的代表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中说军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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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资产阶级利益,鼓吹工人阶级欢迎剥削,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些都印成了本本,在北京和天津都有,中国的农民喜欢剥削,越剥削越高兴。他们反对合作化,把合作社砍掉一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农村,他们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走资本主义道路,让工人农民当牛作马。解放以来,他们和主席斗争了十七年。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大搞社会主义企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建立人民公社,但是他们要发展富农,提出富农可以入党。那个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你们看了没有?那个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大资本家出身他的哥哥嫂嫂都是天津来的大资本家,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口口声声称他们大哥、大嫂,要他们入党。他们是资产阶级党,对抗毛主席。彭真北京市委就是和平演变的典型,彭真搞的北京市委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的前线,不是有个《前线》杂志吗?他们在文艺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应当说从前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一直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总攻击我们就要反击,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关系到我们每个工人的命运。如果他们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工人替资本家当牛做马,我们如果胜利,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企业,毛主席路线胜利了,我们就不会替资本家当牛做马,我们的后代也不会当牛做马。同志们要紧紧地掌握这个大方向,不能让执行彭真路线的人执政,要让我们的工人执政,不能让修正主义执政。毛主席对我们工人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的作法,符不符合他老人家的希望,如果不符合则要改正。
    同志们:他老人家希望我们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工人自己执政而不是象现在搞武斗。每个人都要考虑这个大方向,考虑我们的每一言、每一行是对资产阶级有利还是对无产阶级有利,怎样建立革命组织,谁来掌握。我们要想一想,要掌握这一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怕革命派掌权。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希望我们武斗,自己打自己。你们一二三厂本来女同志多,结果武斗最厉害,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你们当中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很多都自己打自己人,你们回去想一想,这件事对谁有利。他们让你们自己打起来,他们就高兴了。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拿出十八般武艺。工人阶级要大联合,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不联合就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人阶级之间没有什么仇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分子,你们的斗争矛头应该指他们。要分清敌我。分不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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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朋友,这是毛选第一卷头一条上写的,不分敌我就不是马列主义者。分不清敌我就哇哩哇拉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自己人犯了错误就批评指出,而不是拿起木棍,敌人就是给块糖也不能要他的。打了人大多数是自己人,很多事情,要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不冷静就容易上当,就容易被人利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怕你们冷静,必须冷静考虑才能分清是非,你们冲突他就很高兴,他们就可以利用,你们好好想一想,很多现象和本质不一样,必须冷静考虑,才能分清是非
    你们这里有很多青年,很单纯,我很喜欢你们。因为我自己也是青年,但我又很担心你们,因为你们脑袋上没有皱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脑袋上有皱纹。希望你们学习主席著作,找准斗争目标,提高警惕
    另一条,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破坏,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时,也打着造反的旗号。我们进行辩论时,在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时,不要让他们参加,让他们靠边站。地富反坏右现在已经在动了,而不是蠢蠢欲动,青年人要特別警惕,不然容易上当,你们没有经验。不是打着造反旗号的都是革命者,甚至有反革命的。红旗军大部分是受蒙蔽的,但头头就是国民党特务,已被逮捕。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有化工部有个全国工农兵红色革命造反夺权兵团,只有三个人,一个工
    农、一个转业军人,就叫“工农兵”,他们专门
    抢国家最杋密的档案。在抢国家机密时,当场被逮捕。这些是报得出来的,还有没有出来的,同志们要注意,有街道管制不容易识破,工厂里暗藏的就不容易识破
    在斗争中,第一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对敌人要坚决,毫不留情,对自己同志不能用棍子。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二要大联合,不要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夺权不是为自己夺权,而是为阶级夺权,左派夺权后若不破私立公,不触及自己的灵魂,做官当老爷,矛盾就会向右转化,做官当老爷就会倒台。
    前年冬天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人,去年冬天有变坏的,有变成保皇派的。去年夏天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的革命派,今年冬天就变坏了。当然这是个别的,我们不希望左派变坏,但不严格要求就不可能变坏。我告诉同志们,有一个经验,去年和我一起受打击的有八个同志,平反后,党和人民给了他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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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荣誉,但是,他们当官做老爷,争权夺利,不下厂,不下乡,不和工农相结合,困难时期,人家吃定量,他大吃大喝,当时的左派现在成了黑帮。
    要大联合。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向真理投降,向真理投降是光荣的,而不是耻辱
    第三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破坏。
    除了不准打人,不许无命令乱抓人,不离开工作岗位三点以外,要注意后三点,建议大家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搞大联合,而不是小集团主义,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的全部的话完了。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人代表讲话摘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时有三个工人总部的代表。〗今天讲三个问题
    关于北京的大联合,更进一步的落实、关于夺权问题,要彻底巩固所夺的权、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大联合问题。
    今天已是第八次会议了,但是成绩不大,打架的还很多,应该是团结在伟大领袖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搞好大联合,搞大联合以前,要有一个筹备委员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
    接着谢副总理就紧急倡议书对七个单位发表意见。
    谢副总理说:这七个单位,我只知道首都革命造反派夺委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我就没有听说过,其他五个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夺权委员会的工作,不要松懈下去。你们工人总部应当好好清理。一般的保守派也不能担任领导。要把每一个司令部都整理好。你们要分工,哪一个工厂归谁,哪一个区归谁,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互相拆台,我的意见是,工人搞工人的,学生搞学生的,农民搞农民的。然后大联合。前两天,我给五十多个大学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大家都愿意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人的,搞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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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是他们的头等人物不愿意,要搞工农兵的。一、二、三司还没有联合。七号那天,他们吵了五、六个小时。后来愿意联合了,我们也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再联合
    第二、夺权的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基础单位最起码是两结合。例如革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技术人员代表结合。反对打倒一切,是当权派就打倒,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夺权的第一步,要搞一个筹备委员会。搞一个筹备小组。由工人、学生、军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代表参加,名称暂时还不定。先开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座谈会,成立一个20人左右的筹备小组。座谈会的代表工人四十人,学生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他可由当地驻军、机关干部等代表参加
    筹备小组由工人代表七至十名,学生代表五名,其他由机关干部,驻军的代表。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筹备会,北京的主要工厂要有代表。筹备小组的成员要照顾三个工人总部
    第三、抓革命,促生产。
    目前应以夺权委员会为主,要开会讨论农副业生产。要有两部分代表参加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比较好的)一个县来一个。单纯地布置一下生产,顺便问一下夺权的情况怎么样。第二部分是城区单召开会议,讨论工商业生产。参加的单位也要有当权派(较好的),明天,后天你们就可以开会。关于以前赶走轰走的四类分子,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少数是错误的,错了就要纠正。有意不走的可以赶走。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告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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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解决镇压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岀;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及公安部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卫戍司令部、公安部和首都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了座谈〗傅崇碧同志讲话
    各位同志,造反派的战友们:
    你们辛苫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揪出了很多牛鬼蛇神。你们的革命精神好得很。谢富总理本打算参加会,因中央开会不能来。谢副总理向你们问好。
    文化大革命已九个月了,你们作了很多事情,现在革命更加深入了,各地正在夺权,有些权夺的很好,真正夺到左派手里了。有些就不好,有些单位一个晩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二十多天了他们作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缺点,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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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局是首都加强专政的工具,对于首都的安全,对于保卫毛主席有重要作用。很多工作要做,虽然政法公社夺了权,但没有很好行使权利。尤其有些分局交通事故经常发生,社会秩序也很不理想。“红旗军”、“联动”等各种反动组织还在活动,有些牛、鬼、蛇、神又跑回北京了。“红旗军”、“联动”很反动,我们卫戍区和公安部就是要搞这些家伙。他们很可恨,他们口头上“搞革命”实际上搞反革命。他们住的地下室和蒋介石,美国兵住的差不多,纸烟盒、罐头盆到处都是,“联动”也是一样。敔人没有仝消灭,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为了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命令、解放军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光靠解放军接管是不够的,主要的是依靠各左派组织的同志们协助。革命靠大家,光靠我们是不够的。
    今天叫大家来和大家商量怎么搞好首都秩序,维护好社会安全,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大力支持,大力协助。
    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和你们站在起,我们是心连心的,是亲密战友。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由于我们工作生疏,可能会出现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提出意见。要求你们制止冲公安局、到公安局捣乱的现象
    首都秩序搞好,对世界上影响也很大。我们首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像个中心的样子。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好。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1、左派在夺权中打架:如昨天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高教部谭后兰和聂元梓的部队也干起来了。这样很不好,打内战是不好的。我们要枪口对外,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要向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牛、鬼、蛇、神开火。我们绝不有能打内战。左派要有高风格,不能打来打去,抓来抓去,你们抓的左派我们不好办,收也造反,不收也造反,弄得我们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决定以后凡是左派打架,(抓人)一律不收。你们抓的是真反革命,我们一定收。最近好些人打着“三司”的旗号,“三司如牛毛”,好些人打你们的招牌,我和朱成昭打过交道,最近问过王大宾,他们说不知道。你们要爱护名誉,要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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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联合,我们坚决支持大联合。学生中的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北师大井岗山等要首先大联合,工人也要联合,农民也要联合,将来就有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工作也主动。不会造成混乱,浪费力量。比如
    八一”学校抓“联动”,共才一百多个“联动”,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联动”没抓好,自己反而混战一场。互相之间不要乱打,这样一来坏人高兴。我们不要上这个当,左派要有左派的风度。
    2、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不要去很多人浪费人力。不管“联动”或其他反动组织也好。通县″杋槭学校"抓联络站的十多个人我们不要,证据不足。“三司”抓来长沙的人,我们也不收。
    3、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你们当心,不要上当。左派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互相出广播车,出大标语,出大字报,出传单。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要大出特出,油炸火烧。我们左派要创造大联合的良好气氛。(补充:)最近在石景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我们建议以上各单位全部撤出,我们组织专案小组调查这件事
    4、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它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我就讲到这里,有错误大家批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同志的讲话
    刚才(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讲的很好,我们今天请各造反派的同志商量怎样搞好首都安全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国务院的命令
    首都安全很重要。除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外,还有公安机关,公安局是个很大的机构,民警有两万多人,一个多师。有些工作解放军能代替,有些就不能代替。比如消防、交通就不能代替。这一点我们知道,彭、罗就更清楚。他们弄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搞阶级消灭论。说把北京搞成“玻璃板”,实际上“五类分子”七万人,散布阶级消灭论。他们对犯人有高级犯人和低级犯人(之分)所谓“高级”犯人的伙食费高的45元。替犯人买鱼杆钓鱼,给犯人买古书,买黄色小说看,看电影让犯人坐前边。后面坐职工。他们对什么人恨?对什么人爱?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这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对公安工作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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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公社接管后确实作了很多工作,公安局内部斗争很复杂。他们有缺点,有错误。现在解放军接管很好。解放军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
    各机构都有军队代表,派出所也有军事代表,军管会有委员、副委员。要搞好三条
    1、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然你们要支持军管会。反革命怕军队,更怕群众,最怕红卫兵。轰走的五类分子到公安局报户口,我问他,谁把你赶走的。答:红卫兵。我说:那你去找红卫兵他们胆颤心惊。
    2、要建立首都的革命秩序。主要是打架的问题。过去是左派和保守派打架,你们送的人我们收。我们支持你们。现在是左派打架,很不好办,只好“和稀泥左派不要打内战这样作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我们不能上当。对保守派也不能武斗、要文斗
    3、改造旧公安局主要靠公安局内部的左派。肃清彭、罗的影响。对民警有意见可以向军管会提出。不要私自处理民警、公安人员。军管会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你们要同志式的提出,尽到同志的义务。我就讲到这里。
    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谈路线斗争和夺权问题今天我讲三个问题。、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些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是反动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代理人,这小撮人篡夺领导权要搞和平演变,他们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不然又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革命就要失败,历史就要大倒退,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总结了国际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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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专政经验教训,苏联搞了五十年,结果变成修正主义,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保证不出修正主义,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举个例子来说,前北京市委就是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修正主义窝孑。主席指示批判吴晗,吴晗实质问题是罢官问题,但是彭真不执行,北京搞不起来。后来江青同志在上海组织起了一个班子,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但《北京日报》不转载,北京不来批判。当时全国报纸都在批判,唯独北京不搞当时搞小册子仝国都发,唯独北京不发。姚文元写了文章,主席批准了这文章批判吴晗问题的实质是罢官问题,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以后彭真把主席批语改了,彭真在二月搞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与毛主席对抗,这就说明前北京市委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与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在中宣部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国际上有联系。组织上招降纳叛,把坏人拉到中央。组织部有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文化部、国家监委、工交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们从国民党报纸上翻出了他们的自首书,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他们钻入党内窃居重要领导岗位,跑到我们心脏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毛主席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主要矛盾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另一条路线是以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一贯唱对台戏,猖狂进攻,反对毛主席。特别是去年毛主席批转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刘、邓不仅不支持,他们还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小将们并没有缺点和错误,是刘、邓自己不革命,也不要别人革命,他们顛倒黑白,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就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不是有人讲过吗?坐无产阶级的轿子不舒服,还要坐资产阶级的轿
    刘、邓错误不是偶然的,由来已久。毛主席早就觉察。毛主席在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通知上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当时大家以为是彭真,其实是指刘少奇。这说明毛主席看得很高很远。早就有觉察,现在更清楚了,刘少奇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年刮单干风是刘少奇主张,分田到户也是他的主张。他是通过别人作报告,他是幕后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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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如果不是毛主席掌舵,人民公社早就垮台了。农村四清问题主席起草了第个十条,刘少奇又搞了第二个十条,那是个形“左”实右的,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又叫王光美在桃园搞试点,把王光美名扬全国。
    林彪同志几次讲话要我们提高警惕。刘、邓在中央所做检査,按语中也指出他们回避对毛主席的对抗。要与刘、邓划清界限,真正认识刘、邓错误路线,站稳立场
    、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问题
    主要谈谈《红旗》第三期社论。毛主席倡议要搞这篇社论。(关锋同志参加了起草)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它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分五段,以后要对每段单独写文章,陆续发表
    第一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反抗,组织自己力量,搞假夺权。现在斗争很复杂,他们一伙人搞假夺权来欺骗群众,他们组织自己的一伙,把印交,躲在一边玩花招,耍阴谋。假夺权,毛主席是不承认的。要真正把权夺到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人的手里。现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都出笼了,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搞反扑。例如光华木材厂警惕性不高,被反革命分子给烧了。两条路线斗争中反革命分子要搞破坏,应提高警惕
    第二段是讲大联合,在大联合、大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搞大夺权。不联合就夺不到权。在革命队伍中,革命群众组织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被压迫时,他不起主要作用,但是夺权以后,胜利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起主要作用了。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孟繁华同志的文章。很重要,应该很好学习。《红旗》杂志有按语,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首先要夺脑子中“私”字的权,要夺敌人的权,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没有思想革命化,夺权等于白夺。在革命组织中各种主义,如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无政府主义。现在这是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切
    凡是带“长”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坏家伙。这个口号是极端反动的。
    十七年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说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一小撮,凡是“长”字的都坏,那么我们伟大的成绩,就不可理解了。不管怎样,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内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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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倾向,就是不要领导。如他们提岀:“我要如何办就如何办。”“我能办到的,我都要办。”
    革命队伍互相打内战你挑我的错,我挑你的错,互相攻击,动不动就写大标语。动不动就开大喇叭宣传车上街,这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各学校革命左派要联合起来,否则夺不了权,要警惕有没有敌人在左派队伍中拉出去,打进来。“联动”中有高干子弟要教育,让他们悔过自新,但教育不能助长错误,对那些头头要实行专政
    第三段是干部政策,夺权夺得好的,中央承认的,全是革命干部在那儿起作用。夺的好的有贵州、山西、上海,他们搞三结合,主要靠本单位革命力量。特別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社论中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要按这政策办事,我们对犯错误的人和干部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不是屡教不改的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前夺权要搞结合,三位一体,要把夺权斗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起来,镇压反革命,中央承认这个机构为最高权力机构,要树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军训的解放军要大力宣传
    北京还没有搞成临时的权力机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为什么搞不起来?可能是革命派受压制还不够厉害。同志们很着急,中央文革也很着急。有人问怎么办?不要紧,再等一个时期总会有办法,大家要努力。
    反革命分子出笼了,地富反坏也出来造反了,实际上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革命的反,他们出来造反是个大好事,我们来个大扫除,反革命组织要抓头头群众是受欺骗蒙蔽的。现在谣言很多,马路新闻多,有些人把党内机密泄露岀去还有敌人造谣说毛主席说“不管什么当权派,先夺了权再说”。
    解放军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
    要解放军支援文化大革命,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建立新的功勋,解放军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北京大的革命组织是有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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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知道的。但有些小组织如“9·16”这些闹不清,解放军要主动调查,主动声明,要给我们时间去调査。要允许我们去调査,不能逼我们马上表态,你们有义务帮助我们调査。支持错了怎么办?要调査不能急于表态,先是准的问题,然后才是狠的问题
    现在打的是政治战争,革命群众有争吵的,要向他们宣传,让他们先检查自己。要解放军在政治思想上多做工作。革命群众中要多检査自己。要在革命组织中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潮,不能搞极端民主。左派之间现在还互相夺权,这种情况下要多做解释,不要互夺,要强调大联合,抓大方向。按《红旗》第三期社论办事
    最后还要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没有那么多,不然
    十几年怎么会有这么大成绩呢?有人不想当干部,这个想法不对。有人讲:“可别当干部了,当了干部左派不斗你,右派斗你”,这个说法也不对。要分清两类矛盾,要调査清楚,要狠狠打击反革命
    注:本文根据北京轻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翻印稿翻印。未经送审,只供参考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谢富治傅崇碧与首都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的代表出席座谈〗
    谢副总理一一点名后,说:好几天没见面了,向大家问好!今天来座谈座谈,有几件事要和同志们商量。北京市的大联合,一直在大联合,如何真正夺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将大联合大夺杈搞好。现在已经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农村、机关、学校都到夺权阶段。有的夺得好,有的只夺了个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表面上已经打倒,实际上还没有打倒有人很急,一下什么都搞好,我们采取不急的政策,慢慢地商量、协商、讨论
    今天第一件事要和同志们商量北京市三结合问题。北京市的夺权和其它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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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到北京市的干部,也犯了错误,商量一下,究竞那些干部可以参加三结合。看看怎么三结合法,看看那些人可以那些人不可以!
    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老底没有很好地挖,挖得不够有人问一、二、三司合并的情况:听说三司一部分人有意见。
    谢富治总理:第一,应尊重人家的意见,三司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贡献要做好三司的工作,不能大单位压小单位。第二,红代会应该有清华。希望你们联合要成功,要联合好,我还要发言。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这些是几个人凑起来的,没有代表性。你们要帮助中央讲一下,取消它,与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联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撤消在京联络站和各地联络站。他们在过去起过促进革命和造反的作用,现在各地都造了反,不需要了。甚至有的人观点变不能代表原单位了。北京在外地不要设联络站,外地在北京也不要设联络站
    三司是否要保留,你们自己处理,我不能包办。以后不要什么司令部了。可不要那么一套官僚机构,要改成行政组织。
    怎么合?是按工农商学兵好一些,还是按工厂、学校
    按行业联合队伍
    严明
    关于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一,停止发展,整顿内部,将久经考验的造反派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不要在一个工厂中分几派,将来合并。这样保守派无孔可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不让敌人有孔可钻。都站在毛主席一边,从大方向出发。不要为了扩充力量,什么人都要,要加强做基层工作。
    个工人总部(指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如果有不纯,可以帮助淸理整顿、整风,但决不能把个总部搞垮,应当充实它、加强它、巩固它。总部也好,总站也好,都不要听下面的片面话,就调人去砸。
    这些问题你们回去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大联合你们回去解决,大方向要联合,不要小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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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性组织要解散,你们要做工作。
    赶回去的地富反坏右,大部分是对的,一部分不对,现在回来不少,还要造反带砸,现在制定政策,首都治安要你们做工作
    傅崇碧司令员
    有人拦车、绑架,这是犯法的,你们要帮助。要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是世界人民的中心,许多人在注意。“马路新闻”不要搞,不要太感兴趣。要学习报纸,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政策报纸上都有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经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埸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仝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谢副总理进来,看了“新北大”红旗兵团发表的传单后说:“为什么要发声明?这个作法
    (摇头)。又看了一张登有许多照片的传单后说:“这不是
    反动的吗?”你还给他宣传,这是给敌人宣传,这究竞是什么人干的?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不管他是哪的联络站,都要取消他,你不处理,我就派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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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副总理一一点名后说: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春天到了,北京市结合还没解决。又要搞座谈会,听听造反派同志们的意见。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实现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
    对北京的形势,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同。就是六月三日改组了北京市委,到现在口是七个月。又是第二次夺权,又是首都。夺权的事还要商量。今天要谈就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査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査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三结合,要给他们作工作,那里有错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有的代表说我们没有经验,要革命干部站出来)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
    各级要三结合才行,不然疏通不开是不行的。
    (有人提出市委,市人委中的一些人,不听话不千工作。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三结合嘛。)
    这是一个好办法,上海有一个。在三结合以前有过渡时期。你们讲的有道理,要创造条件。我问张春桥上海的情况,他说还是按产业系统搞好。不要分得太细,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等。
    (夺权委员会的代表成立一个春耕火线指挥部)
    谢副总理看了关于火线指挥部的建议后:这是好办法,这个办法不错。上边加以承认。要有干部,要有造反派的工人、农民、红卫兵、解放军也派人参加,成立一个指挥部,有十几个人,由刘建勋负责召集。只要是革命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的,那就可以合在一块。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写互相攻击的传单了。不要随便抓人、骂人、不要骂狗头,狗崽子了,有错误可以揭发批判嘛
    生产任务一定要有人来抓,不管是什么方式。至于几派的工作问题,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要批评自己。要看谁高举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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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伟大红旗。都要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都要在中央文革领导下,共同对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抓革命,促生
    现在要防止打倒一切。有一种是左派,他们打倒一切是偏激。这种人工作好做。有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觉得把别人都打倒了,自己就无所谓,还有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提打倒一切,要注意。
    检查时间不要那么长,四个小时就够了。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傅崇碧同志讲话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
    我代表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今天这个大会,中央的同志,谢副总理本来要来参加的,因为他要开会没来,让我告诉同志们,还问同志们好!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同志们开得很好,很是时机。现在春耕快到了,我们完全支持这个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在向着胜利的方向继续前进!同志们,我们在这段革命当中,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小撮人被揪出来了!但是,还有小撮人,他们继续在那顽抗,我们要坚决与他们进行斗争!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不取得仝部胜利,我们决不收兵。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全国来讲形势好得很,从北京来讲也很好。北京,现在首先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大联合已经在进行了;广大的工人的大联合,也正在积极地组织,也很快地可以联合起来;农民也在大联合了。总而言之,工农兵学商就是要搞大联合
    同志们,我们要夺权,没有工农兵,党政干部实行三结合,这个夺权,我们夺不好的。所以我们有些地方,现在是夺权了,有些地方没有夺权,农村里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县里面叫夺印。你今天夺,我明天夺,那怎样成呢?我们要把这个权真正从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手里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现在我们革命正在深入发展的时候,形势大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一小撮,地、富、反、坏,一些坏人,他们不甘心死亡,继续跟我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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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斗争。当然,他们要跟我们斗争,胜利一定是我们,他们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在这个组织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跑来的,进行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破坏我大生产。值得我们很好地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现在我们北京,遇到有些人犯罪,结果他嘴上讲革命,而实际上有些人进行破坏,进行搗乱。拦车呀!搞反动传单呀!反动标语呀!对国家财物进行破坏。我们北京曾经在六七月份的时候,被红卫兵赶走了一部分地、富、反、坏,有些人现在已经跑回来了他们嘴上还要造反。这些人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的反,有那么一小撮人专门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那里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农村里也是一样,有些地富反坏借这个机会也在那里兴风作浪,破坏我们的生产进行捣乱。所以从这一点看,阶级敌人对我们时时刻刻没有放松的。所以我们不要睡大觉,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人民解放军要和造反派,和左派坚决站在一块,对那些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反社会主乂制度的人,破坏我们生产的人坚决实行专政。这些人,假如我们不向他们专政,让他们任意在那破坏,对我们的生产,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是个绊脚石。所以我们对这些人,要高度地提高警惕性
    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把这些牛鬼蛇神,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斗倒斗臭,那么就要我们各革命左派,要工、农、兵、学、商大家实行大联合。联合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现在我们北京,的确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个左派之间现在进行战斗,打架。农村里面有。城市里面也有。特别工人队伍里面,左派之间互相进行战斗,进行打架,这个事情很不好。我们不能打内战,我们的枪口一定要对准那些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那些反对我们毛主席,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家伙。我们左派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协商进行解决不能打架。同志们,最近我们很多地方进行战斗,最近差不多每天我们左派队伍之间都有互相进行内战,互相自己打,左派之间互相进行战斗。这里面有一部分坏人在那里进行兴风作浪,挑拨。我们左派之间互相自己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那些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就高兴。同志们,我们对那些主要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的,对那些写反动标语的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向他们实行专政,就要把他们抓起来。所以我们坚决和左派同志们站在一起,向这一小撮少数坏人实行专政。现在北京公安机关已经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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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管了,各个县公安机关已经军事接管了,希望我们各革命派大力地支持,大力地帮助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会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这样的大会很必要,很适时,假如我们不好好地把生产抓起来,我们首都这么多人没有菜吃,没有饭吃,那修正主义分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就高兴。他就看你们革命左派呀,你们闹嘛,干得怎么样子呀!饭也没有吃,菜也没有吃,他们就笑话我们。所以抓革命促生产完全是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的。所以我们夺权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摊子,叫生产指挥部,有各个左派,学生、工人。各个县将来也可以搞罗。我们军队也大力支持你们,各个县的也大力支持你们。所以我们的生产要很好地抓一下,不单是要把革命抓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要把生产抓得好。争取今年来一个大丰收。这样既抓了革命也促了生产。使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使我们的生产也取得伟大的胜利。一定要与我们左派的同志大联合,大家共同努力,就要靠我们左派同志提髙警惕对那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凡是破坏生产,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左派同志就要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这样我们生产和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因为我还要去开会,我表示支持这样一个大会。我讲的完了丁国钰同志讲话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农民同志们
    今天我来参加《抓革命促春耕》的誓师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对这个大会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正在进行全面地夺权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北京地区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革命干部正在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新高潮,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耍各种阴谋鬼计来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揭穿他们的阴谋鬼计,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反扑。闹革命我们是闯将,搞生产我们是当然的主人。革命靠我们抓。生产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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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现在农时紧迫,春耕在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乘胜前进,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我们各行各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各个战线上的革命同志都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一步地联合起来,掌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掌握生产和经济的大权,在抓革命和促生产的斗争中,创造更大的成绩。
    同志们,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曾经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有决心彻底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学习,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座谈纪要
    〖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及其它革命组织参加了座谈〗
    谢副总理首先介绍了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北京市委刘建勋、吴德、高扬文,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然后讲了座谈宗旨:今天和大家谈一谈北京市工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问题已经酝酿好多次了,学校的大联合,大专院校明天就要开大会了,但北京工人是最主要的方面,然后就是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军队……在大联合中产生权力机构,今天就是大家谈,主要厂矿三个总部怎么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力量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联合,工农兵大联合的主力,由临时代表会筹备临时机关,现在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大联合。
    谈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戚本禹同志说:造反公社是综合的,工人要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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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革命造反总部、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作了汇报。
    谢富总理说:北京市要成立一个权力机构,工、农、兵、学、商多方面组织大学红代会,中学也要产生,工人代表产生工人革命联合会,不是从你们革命造反公社产生,你们那儿搞个联合机构,这儿再搞一个,哪天才搞成?提到三结合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按毛主席指示搞三方面权力机构,你们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也是个联合,小联合,其实你们就好好搞工人的联合,院校去搞他们的联合
    谈到清理组织,谢副总理说:一家调査有片面性,三家调査才全面,石景山钢厂对百货大楼的事情简直不着边,分系统就可以了解,先从上边和也有道理
    谢副总理还驳斥了北京革命没有形成真正的革命派的说法,
    工人汇报有学生支持保守派,谢副总理说:大学联合起来,散兵就要收回去,联合起来没空子钻,迅速解决按系统联合,从下而上,从上而下,搞工、农、兵、学、商的联合。
    有人说:夺权中调离一些保守派出机要岗位,他们说,我们违反十条。谢副总理说:根本不是那个讲法,调离岗位是指生产岗位,不给工作,谈到对保皇派的看法,有人说看他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米。因此保守派不变。戚本禹同志讲:主席那是讲一个阶级。
    最后,解放军报社记者,张根成同志发言: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工厂一些同志及各校下厂同志有此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然而不熟悉,认为决定北京市经济命脉的大厂,三个工人组织,北京公社成员组织一个核心,照顾到各方面,大厂另一方面各系统各行业,27个大厂加三个大组织成核心,最后讨论筹备小组,大家表示同意。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谈取缔一切反动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12号通知第二条(对组织采取的办法)有九个组织不是好组织,应该宣布取缔,有三个反动组织。不是好组织嘛,就是坏组织,反动的有三个。
    1.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2.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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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4.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5.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6.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7.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
    8.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
    9.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这是三个反动组织。从他们成立以来,在北京活动的共同特点有以下几点
    1.组织本身就是坏的,是坏人组成的,是社会渣滓组成的,地、富、反坏、右;流氓、临时工、合同工中的一些渣滓。总的来说就是坏人
    2.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
    3.大搞经济主义。挑动群众搞武斗
    5.抢劫、霸占
    6.伙同一些坏人冲中南海。
    7.严重破坏国家财产。
    8.乱搞男女关系、强奸、甚至轮奸。
    三个反动组织的主要事情,一个一个地介绍如下
    1.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1)是坏人组成的,地、富、反、坏、右。
    (2)长权霸占国家房子。
    (3)伙同坏人沖中南海
    (4)大搞经济主义。
    2.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1)公开集会反对《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
    (2)与劳改犯一起冲中南海。
    (3)奸污妇女。
    (4)大搞绎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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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严重破坏国家财产。
    (6)挑动武斗
    3.“全红总”,头头是王振海。
    (1)它的组成是临时工、合同工里面的坏人,它到处造谣撞骗,说中央承认自己了。
    (2)煽动一些人到北京市胡闹,在全国各地招来一些人到北京取闹
    (3)大搞经济主义
    (4)冲国务院接待站,绑架工作人员
    (5)积极为五类分子翻案。
    (6)以中央名义发通告,发到全国;私自与外国人开座谈会,大肆诬蔑社会主乂制度。他们的后台据说是国民党少将。根据调査他们昨天晚上还在开会。
    (以上是传达记录)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誓死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打倒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打倒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打倒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打倒一切反革命组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2月25日印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傅崇碧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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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现在我们搞大联合要按十六条办事,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中央军委
    八条也适用于地方。过去学生打,现在大联合了,不打了。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有几万人。通县打仗二万多人互相打。这样打仗不好,对我们不利,妨碍团结,对大联合不利。你打我,我打你,我们工人之间互相打架,这样搞怎么成呢?怎么搞大联合呢?你们工人打仗哪些人高兴呢?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阶级敌人高兴,他们坐山观虎斗,他们是希望你们彼此之间打架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四大工人组织,工人里面也有不纯分子。工人组织大的几
    十万人,也有几十个人搞一个兵团,几个人搞一个兵团,一个人搞一个支队,手下没兵,光杆司令,二、三个人也搞一个组织。
    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中央号召我们节约闹革命,我们开了汽车打架,浪费汽油。有的打仗阻碍了交通,影响很不好。这样怎么去搞团结,怎么去搞大联合?中央文革谢副总理都是很关心这些问题的,要把破坏国家财产这股风扫下去。我们之间有分歧,可以展开辩论。辫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最能解决问题,打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工人是革命的主力军,不要打内战,应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你骂我,我骂你,互相打。有些人,有些单位,说那个人支持他,实际上那个也没支持他。今后不管那方面打架,不管你有理无理都是不对的。打架就是无理哪一方打架都是错误的。有的打架是由坏人挑动的。老是打架,公安局、卫戍区去就说是抹稀泥,连调解人也受围攻。这很不好,要停下来,公家的东西,车子如果用去打内战就不许调。我们要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付一小撮坏人,以后凡是调车去打内哉的,都不给调,不给签字。有人把公安局、卫戍区的车子开跑了。车子査出来,人还没查出来。运输公司不能把国家的汽油拿来乱用。
    几个总部队伍搞得太大了,兵多了,指挥不了,组织不严密,内部不纯。我们以前搞革命时,开始也是很乱,队伍庞大,很杂,指挥不灵。以后进行了整顿,变得严密才好指挥了。现在各工人组织应该停止发展,有的组织拼命发展,这个不要,那个又发展了。首都正搞大联合,北京公安局军管会希望革命组织大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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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对敌人要实行坚决的镇压,对内部不应打架。今天跟同志们打个招呼。以后打人打的凶的我们就要干涉了。公安局军管会要干涉这些事情。有些工厂是保密工厂,是机密单位,你们外部去夺什么权?夺权靠他们自己。里面有机密机床,机密图纸,外单位去夺权就没有坏人吗?
    谢富治同志:
    所有革命组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个权非夺不可。夺权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创造。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来,我夺过来,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依靠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现在工人跑到生产队去夺权,有的还到军队去夺权,这怎么行呢?这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石景山跑到王府井去夺权。百货大楼跑到石景山去夺权就不行了。这是毫无关系的工人只能在工厂,不能离开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否则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离开这四条去夺权就不行了。符合这四条,就能成功,不符合这四条就无效。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夺权统统无效
    傅崇碧同志
    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我们要作调査,这样作不成。这是违法的,宪法有规定嘛!人身安全要有保证。被打的人又调人来打,你打了我的人,我打了你的人,告到公安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军管也很不好办。工人打了架,抓了人要公安局一定收,不收你们也要造反,说专政工具不实行专政。收了,另一派又来造反了,又说压制群众,很不好办。抓人不乱抓,有坏人向军管会报告,经过调査研究,证据确实很反动,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抓。
    你们贴了很多大字报,支持军管会,拥护公安局和公安部的决定,各革命组织都协助作了很多工作,感谢同志们。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哪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权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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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同志
    北京大企业大工厂还没有联合好,不要到区县去设联络站,不要去搞了。你们工人组织只管工人,不要去发展农民,机关的人不要管学校、医院,你们就管工人行不行(众答:行)造反派还是不要跨出行业,不容易了解情况,容易被敌人钻空子。组织容易涣散。这个问题你们讨论一下。
    傅崇碧同志
    谢副总理的意见很好,你们工人以后不要去通县平谷搞联络站了,你支持这派,他支持那派,互相斗起来,农民不搞生产了,你们还吃不吃饭?不吃饭是不行的,饿肚子是不行的。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一搞就发生冲突。贫下中农很多来控告这个问题,意见很大。
    谢富治同
    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发展起来的,是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革命化、战斗化,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一支军队,是拥护爱护这支军队,还是反对这支军队,这是区别革命左派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毛主席亲自颁布八条指示以后,还公开冲突军队这个“左派”就要打问号。这是个原则问题。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有人还去冲解放军。过去不了解冲击军队过去没有规定或受了蒙蔽那就算了。特别是公布八条以后,现在还那么闹,那就是对解放军持什么态度,对毛主席颁布的八条持什么态度的大问题了。这是个考验。这是个原则问题,是立场问题。反对解放军,冲解放军能够是左派吗?至于解放军个别人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向中央文革反映,但不能去冲,去公开反击解放军。现在能实行大民主,就是有解放军保护你还去反击解放军是什么左派呢?公开贴大标语,印传单,上报攻击解放军,这是什么左派呢?特别是军委八条公布以后,还公开冲击解放军,是原则问题。昨天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康老对三司同志讲的很严肃傅崇碧同志
    解放军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对敌人实行专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对解放军的缺点错误提岀批评是欢迎的。现在有些仝国性组织要取缔。现在全国性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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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到处乱搞马路新闻。我们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好好学习社论、报纸、政策等,不要对马路新闻很感兴趣。要分析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好多文件,社论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应好好学习
    (下面工人发言提问题,第二通用机械厂谈到该厂××组织到处乱砸,损坏很多公物,抢走秘密图纸等情况。)
    谢富治同志:你如果说的这些是真话,那么有些破坏文化大革命行为,这是不是造反派?(众:不是)对于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我们坚决反对,不管什么人,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败坏造反派的名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反对,要抵制。
    (通县九分站代表说到后字249炮校支持保皇派问题时)
    谢富治同志:不对,不要把解放军和军事院校军工厂混为一谈,所有的军事院校和军事工厂不能代表解放军,我们所指的解放军只指正规的有组织的部队,我们才说的不能反对解放军,是不包括他们的。
    (地质部北京探矿厂代表谈四期社论发表后,干部站出来支持保皇派组织,这样的能不能三结合。)
    谢富治同志:干部站在保皇派一边,反对造反派,肯定不能三结合。但是现在有的是互相说是保皇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保皇派,谁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谁就是造反派。一切站在革命利益一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造反派。在工厂原来的造反派,现在也会走向反面。有的和保字号结合了,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甚至和敌人结合了。有的和地、富、反、坏、右相联系,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左派,会走向反面的。原来大多数部分造反派现在成了多数派,脱离群众,乱来也会变化。一个工厂三、四派都说对方是错误的。要看广大群众对你承认不承认,这里就有个新问题,看这派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天天是今天砸这一家,明天砸那一家,这也是革命派吗?在组织中混进,地、富、反、坏、右,有和地、富、反、坏、右联系的人,又不抓革命,促生那是什么造反派呢?真正的造反派造反要造得有理,有理就有了真理,毛泽东思想,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有了道理,是革命的就有了群众,通过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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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理,就用不着打架了,造反派另一个标准是看你是不是抓革命促生产。不抓生产,尽破坏,到处砸,就不能算革命左派。
    (工人代表:现在一发生问题就互相调人,这样一米人不好指挥,就易发生武斗。)
    谢富治同志:分站、分部有个任务专门调人,不要调人打架,造反有理嘛有理就不用打架,有理何必打架呢?打架是没有理的表现
    (工人代表:一调就调几千人、几万人,两个方面就打起来了。)谢富治同志:汽车公司以后发生武斗不许调人
    (首都汽车公司代表:汽车公司的权掌在保皇派手里,哪里发生武斗,他就调车。)
    谢:汽车公司要实行军事管制,一律不许调车工人代表谈到抢档案问题和捍卫团变种时)
    谢:抢档案是错误的,不管你是什么派,砸东西,抢档案都是不行的。参加捍卫团的也允许他革命,但是参加捍卫团的必须改变观点,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干革命的事,不许打架,打架是错误的……四十多个单位的委员会,组织一个十至十五人的调査团,去调査,做公开的调查。如果这个组织是保皇派,又砸档案室,生产办公室,就取消它。
    工人代表提到联络站时)谢富治同志:所有联络站,总部也好,分部也好,最好都老老实实回到工厂去,如果脱离工厂,脱离劳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联络站可以设在工厂里嘛!不能脱离生
    工人代表反映:有的地方夺权后,把权交给地、富、反、坏、右手中。)谢富治同志:把政权交给了地
    反、坏、右,就犯了方向性错误
    (工人代表:围攻军代表,围攻解放军,左派组织应不应干涉?)
    谢富治同志:围攻军代表、围攻解放军,左派要出来反对。军代表,解放军有错误,可以向上级和全军文革反映告状,不能围攻
    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周总理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现在的斗争,处在决战阶段,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是首都的革命关键时刻。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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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11页,共5150页
    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要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阶级在北京是主力军,拥有一百万以上的工人这个时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节节败退,但还未把他们彻底摧毁。要特别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完全摧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阵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从各个方面进行反扑,我们首都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我们要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首先把夺权这仗打好,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不是别的。当前革命的大联合最大的阻碍,一方面来自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右,阶级敌人,来自保守势力的破坏,另一方面来自革命派内部私心杂念,就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所谈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是个人主义,归根结底是个“私”字。同志们,有的造反派成了当权派,有的占了优势,成了多数派。现在个别人就是不懂得,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实质就是革修正主义的命、革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的命,革修正主义复辟的命,现在少数左派学习了修正主义这一套,脱离了主席思想,脱离了群众,搞修正主义的东西,那就会走向反面,这是很危险的,群众会起来揭发,你们要提高警惕。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掌握的还不够,没有很好学习主席思想,破私立公。要静下来好好学毛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文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大家一切为了公,在大联合,大夺权中反对私字,用毛泽东思想武裝头脑,破私立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一切为革命的利益办事,不是为小团体,不是为个人。这条是非常重要的。一切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不是一切为革命利益而是为小团体主义,甚至为了个人利益,那事物背定要走向反面。为什么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就是因为他们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不按人民的利益办事,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搞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如果我们现在还未革命成功,就也搞起来,那群众一定要起来革你们的命的。这点可重要,如果不去掉私字,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就不会前进。
    看来,同志们都反对打架。打架就不对,打架是形“左”实右的。也许你们说我上的纲太高,有理为什么打架呢?大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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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大联合的红旗,讲联合、讲团结,反对分裂。有的地方提出了几大,革命派里要大乱特乱,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革命派内部不能乱,内部要团结,我们自己也要联合,要团结,要乱敌人。北京月份生产下降20%,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里工人不回来生产,还叫什么革命派?不上班,跑到外面去打架,光搞“革命”,生产搞的很坏,那你搞什么革命?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关心生产的,那种又不关心生产,又主张武斗,到处乱砸,反对解放军的“造反派”,那要打个问号
    当然,有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生产来压革命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光革命不抓生产,不然,也是错误的。现在农业情况是很严重的,工业生产一月你也是严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关心生产,不能破坏生产,刚才同志们提出了整顿组织,我同意。组织发展要停止,要清理,应尽量按系统联合,不要跨系统搞,不能搞许多组织。现在取缔了全国性组织,有人不听中央的话,听说在变相的搞。组织太多、太杂,就会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保守势力,甚至会被地、富、反、坏、右利用。如果一个组织包罗万象,那就不能控制,容易让反革命利用,我们革命派要提高警惕。北京市总有几千几百个组织,有的组织也混进坏人,革命派要提高警
    今天召集同志们来,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做斗争,向地、富、反、坏、右做斗争,向保守势力做工作,作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实行大联合、大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停止武斗。互相打,方向就错了。我们要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准地、富、反、坏、右,不能把矛头对准群众,矛头对准群众那方向就错了。群众之间可以辩论,讲道理,但不能搞武斗,不要互相攻击。
    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现在谣言很多,谣言也上报了,香港外国报纸对这些就大登特登。不要供给敌人这些材料,有些谣言还引起了外交的纠纷(例如:朝鲜政变问题等)不能搞这些东西,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荣誉,帮助了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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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首长讲话到处贴,各取所需,这种风气不提倡。我们的讲话,有人再贴出来,我们就取消他的开会权。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群众的讲话戚本禹同志说:
    同志们!我代表谢富治副总理和我白己向大家问好!(鼓掌)北京日报的问题,争论很久了。同志们寄了很多材料,我们都看了。谢副总理看了材料,刚才开了个小会,听了你们双方的意见,有两个问题,现在一个问题是北京日报革命的问题,一个是出报的问题,两个大问题。
    革命问题呢?听了大家意见后,我们觉得,大家意见当中有这么几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一个是,双方都提出要整风,有整风的要求,现在已经在整风,是不是这样?(答:是!)那么我们支持这个整风的意见。因为现在要解决北京日报的问题,首先,要把北京日报的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没有这个武器北京日报是办不好的,也办不下去的,所以我们支持这个意见,就是要整风。要有这么一段时间,报社全体革命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的文件。学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那篇文章,坐下来整风,互相听取意见,争论的双方,整风的时候,可以参加对方的开会,对方的会议,来听取对方的意见,要有团结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达到新团结。这个情况过去北京日报是不正常的,一部分人叫另一方:一小撮,这方叫那方:编辑老爷,我们觉得不正常。你们两派之间没有一小撮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老爷的问题。编辑都能叫老爷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说是老爷,那么一般的革命同志不能称他是老爷。你们有一派,就是现在的办报的这一派,就叫革命造反是吧?(插话:叫东方红)不是东方红,东方红是办报那一派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吧?说他们是编辑老爷,因为他们编辑多一些,以编辑为主我们看不能这么叫,因为这个编辑和工人是一个阶级的,我讲是革命的编辑。不是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些人,只要是革命的,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么他做编辑或做工人,这是一种分工,形式分工,不能把这些编辑呀!革命,有革命的分工的,你站在岗位的不同,那么都叫他老爷,老爷是一种剥削阶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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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那个剥削阶级那些管新闻的我们才叫老爷。那么首先把另外一派叫作老爷,你们怎能团结呢?你怎么能跟老爷团结呢?所以,我们觉得对办报这派,把不主张参加办报这一派叫做老爷,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的。这是无原则的。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一派人叫他们“一小撮”,什么“悬崖勒马”、“一小撮”,等等之类的。我刚才看到一些宣传品,也不是正常,也不很正常,尽管他们有这样的缺点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呢?作为革命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用毛泽东思想来给他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统而言之,就把他叫一小撮或一小撮为代表,什么,什么的,这样也是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这样一种话,那可以争得面红耳赤,那么好几个月也争不出个结果来,因为大家都没有团结愿望,矛盾很大,那怎么能团结呢?所以,我们觉得在整风期间,就得有团结的愿望,有了团结的愿望,才能很好地根据主席思想,根据主席告诉我们的原则来解决报社,解决革命同志间的内部分歧问题。谢富治同志看了一些材料,看了你们两派争论的材料,他从你们两派争论的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来,他看的并不多,但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来,说你们两派呀,那一派也离不开那一派,什么道理呢?好象那一派工人多,这派编辑多,他说(指谢副总理)办报我没办过报。但是他总觉得办报的问题,编辑总得和工人结合吧!你如果两派分裂,以工人为主的这一方和以编辑为主的一方,两派搞分裂,我看这个不好,就不好办,是吧?就办不下去了。他看了你们的材料以后,得出这么个结论来,我听了以后就笑了,我认为:谢副总理没有办过报,但是他很懂得怎样办好报。你们说是不是啊?(答:是!)你们两派那一派也少不了那一派,这个编辑和工人都是个阶级,都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无产阶级。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是一小撮坏人,那是另一个阶级。那么做为我们革命同志来说,作为一个编辑跟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不要制造分裂,不要在一个阶级里制造分裂因为工人跟编辑在职业上的分工,很容易造成分裂,我们的同志应该慢慢地使编辑同志和工人同志很好地合作,很好地结合,而不应该在当中搞分裂。你们这两派不能够很好地团结起来,那么这个报纸是办不下去的,大家知道,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马上不久就要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那么你这个作为新的权力机构的机关得有个机关报,如果你们这个两派工人,两派同志,一个以工人为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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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以编辑为主的组织,不能很好团结起来,那以你们能够办好报纸吗?怎么能够办好代表北京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说话呢?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争执不休,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我们只好另外办个报纸了,另外找个青年报或前进报啊,反正另外找地方了,这是一个问题,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
    首先你们两派,听说你们四十多个组织是吧?谈谈笑话吧!比春秋战国东周国还多,总是两派,希望两派不管有多少个组织,开展整风,要“公”字当头,不要“私”字当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风头主义,而要搞统统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是我们支持你们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呢,你们今天讲到联合,大家都讲到联合,两派都讲到联合,听说你们最近这几天休战了,是不是啊?最近这几天休战吧,这不在于休战,而在于你们政治思想啊!解决了,在原则问题得到统一的认识,真正搞联合,这个联合首先有共同思想基础,一个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原则,那么如果不能在原则上统一起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停战,它也停不下去的,你们刚才不是说停战吗?可以停下来。今天我听到你们两派代表讲话,那个战斗气氛还相当浓厚,所以那个停战我是赞成的,谢副总理说了,他赞成你们的作法。因为我们看了你们过去的材料,整天两派在那里哇喇哇喇吵得不可开交,并不解决问题,所以停下来,学习学习文件,整风,经过整风思想取得一致,这样搞联合,这个办法好些。所以今天谢副总理支持、赞成这种作法,没有革命大联合,光是两大派这不行的,当然我们讲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北京日报联合以后,还会有矛盾,将来还会有些人,要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个社会势力的,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的,北京日报还会有的,当时,你不能老是这么两派,这样下去的话,那办不下去的。联合以后还会有新的矛盾,但是首先要有这个联合,因为你们这两派的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内部矛盾,不联合起来,什么工作也作不下去,你们现在已经经过番试验了嘛!是吧!就是没大联合的,没有联合,你们做了试验了嘛!做了试验以后,你们的报纸都卖不出去嘛!印了报纸以后,下了班以后,你们自己拿出去卖嘛!就这么个局面嘛,这么个局面能不能担任起这个任务,那不能担负嘛!是不是,过去北京日报发行量多少?(答:二十万)是吧?你不能马上发二十万吧!你能发十万份吧,我看你们怎么卖法,你们一派就有一百多人,有的八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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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才一百五十多人,不管多少人,你编了报,完了又卖不出去,恐怕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不联合起来,报纸是不能办的,而且不联合起来,革命也不能搞,你们首先内部分成两大派,互相之间对立的很厉害,有些地方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存在这种情绪,革命怎么搞下去,我们支持这个联合的意见,这是符合主席思想,毛主席不断地发出指示,搞大联合,上次你们看的贵州日报先登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的那篇贵州省工厂呀!由全厂搞联合不起来,车间先搞联合,联合后,你上边不联合,他底下就不听,工人就自己搞联合,中央很赞成这个做法,后来就在仝国广播了。我看你们北京日报也应该是这样干,北京日报不是也有几个部吗?现在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如果你们两大派搞不到一起的话,底下还有群众,底下各个小单位的群众要搞联合,如果上边不联合,下边群众联合,上边就不行了,你们一个单位一个部,可以自己搞联合,在整风的基础上搞联合,这是第二个意见。
    第三个意见,今天也谈到了,就是要搞斗批改,因为你们两派都反映了你们斗批改并没有很好进行。谢富治同志分析一下,你们最积极的是打内战,其次是搞反动路线,就是新调来那些同志。新调来那些人是执行了一段反动路线,这个大家也是已经想得到的。斗黑帮、斗右派呢!就是范瑾那些人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说这个事情已经很久没有搞了,情况不知是不是这样呀?谢富治同志分析的,你们是最积极打内战,其次是搞反动路线,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很好地批判。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的主要矛头,主要的运动锋芒是搞什么的,就是搞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这个任务,北京日报革命群众还没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是不是这样的,同志们?(答:是!)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这两派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支持这个意见,要斗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批判那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北京日报的不仅仅是北京日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北京日报所承担的任务,不能单单是这个嘛,邓拓的问题,彭真的问题,都跟你们北京日报有关的嘛!我第一次到北京日报看大字报的时候,那时候劲头儿还挺大,好象现在大字报也没了,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了,其实这里边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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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副总理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问你们斗得怎么样,现在有这么大批呀!就黑帮呀!靠边站!也没有斗,那里边也还弄不清楚是不是右派呀?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定下来,凡是定下来定不下来的,都给归在一起,这就是个问题嘛!究竞哪些是,那些不是也还没有弄清楚,这就是斗争任务没有很好的完成嘛!听说是靠边站了黑帮斗了,说有几十人?(答:有五十五人)是不是有这么多呀,我跟谢副总理都怀疑是不是有这么多啊?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
    六条指出只是一小撮。不是那么多的,只是一小报,一点点的。你们北京日报可能多一些,多一些也没有几十个。我们有这个怀疑,要求同志们注意一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刘邓路线方针有个区别之就是刘、邓路线他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派工作队到了一个地方就不管你是什么当权派,凡是当权派就得靠边站,这个最典型,我们在石钢看到墙壁上挂着一个大本子,我们好奇,拿来看了一下,一看很大的字写着:“当权派名册当时我翻了一下,这个就是支部书记,那个就是小组长,这个斗了几次,那个准备什么时候斗,就把当权派都要斗,小组长都是当权派,我们大吃一惊,居然有这样事情,回来以后,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了红旗十二期社论,就是说对当权派要有个阶级分析,说我们大多数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只有那么一小撮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把当权派都靠边站,中层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甚至于把那些小组长都当成当权派,都要靠边站,那是刘、邓路线的产物,他们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不是还有一个人说过嘛,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外都可以忭疑,都可以烧,这个你们都很清楚谁说的,那么这些,不是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路线是搞一小撮,就那么一小撮。因为他们人数不是很多的,他们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就那么一小撮,如果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混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很高兴吗?你看,他就很高兴嘛!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人呢,他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小撮。说这个问题,一小撮有多少,是不是有这么多?是不是有五十多,会议研究一下整风联合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以后,会用上他们的,我们听说这里的新调来的一些同志,新调到北京日报的一些同志啊,也都靠边站,是十几个人,有两个有问题调回去了,只有一个人参加了造反委员会,还有十五个人还在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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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这里面究竞有哪些人是刘邓路线的或是彭罗陆杨的人,同志们也答不出来
    我和谢副总理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觉得这些同志,如果没有错误,不是在过去原工作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仅仅是到你们报社犯了一些错误,执行了反动路线,那么对这些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动不动就靠边站。又无论如何,这些同志要比报社一些长期受市委错误影响的,受他们错误路线影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路线影响的那些当权派,总比他们好一些嘛。我这不是说那些受错误影响的北京日报社中层干部就不能革命,还允许他们革命,摆脱影响,划清界限,那同样是可以革命的,那么这些同志总比他们要好一些嘛,为什么不叫革命,叫靠边站?所以,我和谢副总理请他们来,来了没有?(答:来了。)哪些同志呀?我看你们也该挺起腰杆来,跟这里的革命同志一起闹革命嘛!党给你们很光荣的任务嘛,派你们来的嘛。当然你们应该检査啦,你们很多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执行刘邓路线。这也不能完全怪你们,当然你们应该作自我检查,那么检查以后就跟同志们一起战斗,一起革命嘛,不要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不敢说话,不敢工作,要继续挺起腰杆同他们起闹革命。那么,对于他们当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那种人和为首的要批判,你们这个任务,也没很好完成,说是没批判几天就给揪跑了,是不是这样,揪走了吗?一个什么领导人?(答:吴象)噢,翟向东,哪个错误多?(答翟向东)给揪走了吧?如果揪走了,如果没有很好批判,恐怕还要批判,而且你们要接火,同报社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接火,要把他们的问题跟整个彭、罗、陆、杨的问题,跟整个刘邓路线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进行斗批改,如果孤立地讲他们的问题,那么斗批改就不能搞深入,这个斗批改的问题,经过大联合后,会很好安排的。我们要有计划地很好进行。这是第三个意见
    第四个意见,你们今天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三结合,今天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第五期社论,全面地阐述了毛主席的关于三结合的思想。你们这里经过整风,经过大联合,首先落实到三结合这个问题。要搞三结合,你们这里新派来的,过去的当权派已站起来的、比较好的、革命的可以结合。我记得你们这里有一批同志很早就给中央写信,揭发北京日报的问题。这些同志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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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进来,还有革命群众这是主体,革命的编辑,革命的记者,革命的工人,要跟他们结合,他们派出代表来结合,搞个领导班子。
    更重要的,我们特别强调,在一切三结合的地方要有军代表(民兵代表),军民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才叫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领导班子。首先是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有军代表(民兵代表)组成领导班子,没有这样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生产搞不成,革命搞不成。经过整风,在整风的基础上,在整风的过程中,把原则问题弄清楚,是非分清楚,你们打了很久内战了,积累了很多是非,有很多原则问题,有些是大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要搞清楚,错了的承认,错了的就检査嘛!不然怎么能整好风呢!在这个基础上,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搞斗批改。要听取人家意见嘛,不要老虎屁股不能摸嘛,这是我们对报社革命问题的意见,这四个意见都是同志来信和今天会上提出来的,我们支持这四个意见,建议大家很好考虑这些意见。把报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主要问题,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即北京日报怎么出?怎么办?我们刚才和谢富治同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还有周景芳同志(鼓掌)他是谢副总理和我从学部调来的。他是一个很老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是左派他在筹备革命委员会,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根据中央革命的三结合的精神,首先我们决定北京日报要派军代表,实行军事接管。(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来(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军代表来了以后,驻报社的工人、学生都要退出报社(鼓掌),什么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工人、学生,我们欢迎他们的(鼓掌)。原因是这样的,北京市原来那个“夺权委员会”(接管北京市的那个夺权委员会)它的夺权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它不是经过革命三结合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现在正在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来这个夺权,不是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协商、经过革命三结合而产生的,北京日报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的组织参加了,有的组织没参加,所以严格地说,这个接管是未经中央承认的。当然我是赞成对他们的工作要“一分为二”,有它成绩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这个夺权以后,有很多错误,也做出了成绩,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总结?你们在整风中要自己解决。但是军代表来了以后,这些工人的组织和学生组织撤出去,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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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是不是不办报呢?还是象过去那样办呢?不应该象过去那样办了。他们撤出以后,你们就应该和革命群众相结合了,今后你们应和革命同志相结合,应该依靠群众,听取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来办报。我们还要请工人、学生、红代会,请工人联合会的做你们的顾问,请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做你们的顾问,请学部的,中央有关各部的,还有北京市的各个革命组织来给你们做顾问。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要真正代表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必须跟他们结合,而且要和群众结合得更好,更广泛。
    军管以后,军代表来以前,报纸办不办?有的说停,有的说办,各有各的理由,如机器维修,我看在军代表来以前办不办,还是你们大家来商量。这个问题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好象办不下去就是我这派胜利,不办下去的话,就是你这派胜利。不要用宗派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是考虑是停下好呢?还是办好?各有各的好处的,如北京还有一些消息要报导,中央的社论要出,每个省都要发电讯的,但是北京也有中央报纸。你们可以权衡一下,还有两天功夫是不是办?如果那派坚持要办,我看编辑这一派可以做一些让步,而且协助他们办好报,搞一个临时班子,如果你们一致不办,那就不办,我和谢副总理没有成熟意见,我们承认你们的现状,已经出了,怎么办,出的不好有错误,怎样解决,你们大家研究下,两边各出代表,要解决出报问题。
    军代表来了以后,还是要办报,如果能办还是办下去,为什么呢?军代表来了以后,为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做筹备工作,作舆论准备,有很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的报导,还有些群众拥护的需要报导,讲他的必要性,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鸣锣开道。鸣锣开道的事,不需要办报也行,有一个报纸也好,你们研究,谢副总理倾向于有这么一个东西好,那怕出不了两张,出一张,半版,因为有一些东西要报导,怎样做好,军代表来了以后,具体商量。军代表来了以后继续出版需要有一个声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军代表接管报纸,和左派一起办这个报纸,报纸是干什么的,为革命委员会促进全市大联合作准备,总要把旗帜打出去也需要东西。两派预先作些准备,把米面准备好,他来了加把火就可以吃了,来了以后准备就难办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就要发通令,把北京日报以机关报出现,当然,这要看你们联合得怎么样了,如果两派还团结不起来,那就要想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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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是两大派,工人和编辑不能合作,那怎么办呢?就只好请红卫兵想办法,我们还是有力量。我相信你们通过整风还是可以联合的。是不是这样呀?(答:是!)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那么还是要发宣言的,纲领性的东西,搞点文件哪。向文汇报学习嘛!听说你们有雄心壮志超过文汇报,我看还是先向文汇报学习,我们学习文汇报的革命精神嘛!文汇报在文化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嘛!你们都好好看看,他们是怎样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说话的,是符合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的讲话的,旗帜鲜明。出报问题我们大体上就是这些意见,先搞整风,搞大联合,再搞三结合,然后准备出报,你们对干部要进行审査,哪些干部做这些工作?哪些干部做那些工作?队伍怎么组织?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革命、生产怎么抓?很多的工作要抓。我们的意见,大体就是这样几个意见,意见不一定都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讨论,可以做出自己决定,只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没有很好研究,也没有向中央文革向中央做请示,我们来了以后临时商量,当然总的原则今天下午和伯达、康生同志他们两人讲过的,有些意见商量了一下,供同志们讨论你们的革命和出报问题参考
    谢富治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由个年轻人讲,他也比我讲的好。我没什么话可讲了,我们下边还要开一个会还在那里等着呢,十二点开会,现在已绎超过了。
    我想报纸这个工作,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需要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是报社的革命派,都是很重视这个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视它,资产阶级他也是抓这个东西。我看这点同志们都是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北京的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很快就要实现了,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充分运用这个武器。运用这个武器,首先是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宣传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所制定的一切革命路线。
    人民的军队来支持这场革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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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北京市委和报社一小撮人,他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不宣传毛主席思想、不宣传革命。这次伟大的运动,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包括夺他们的权,这个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取得了很伟大胜利,又一个胜利,但是,还有相当的任务没有完成。刚才戚本禹同志谈到你们北京日报,一方面有要革命的任务,一方面还要继续办报。既然旧北京市委那一小撮人,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革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过去报纸就是这样。北京日报从现在起,这个报纸的所有革命干部、革命职工,首都的报纸应该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从思想上、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到各方面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忠于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都是革命派,跟毛主席思想要跟到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各个方面能够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够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最能够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来办事,最能够按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这是来考验那派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几个月了,北京九个月。刚才戚本禹同志谈的这些问题,支持革命同志的意见,也是经过一些同志的商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反映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指示,要把这项革命坚决地进行到底嘛!要继续地批判,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批判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批判,挖他的思想。要整风,革命派要整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因为我搞了八、九个月的运动,需要提高嘛,工作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多方面要提高。看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提高嘛!要挖去私字,要整风。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要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你们听不听。
    要搞大联合嘛!团结嘛!那么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说这个北京市那一小撮,他们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个根本问题,革命还是不革命,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嘛!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嘛!就是反对毛主席嘛!所以我们要革他们的命嘛!夺他们的权嘛!我们现在要办一个北京日报,我们要办一张最听毛主席话的报纸。他每天的报纸,每一个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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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的本质,每一个人的作风,每一个人的一切,他的报纸上的反映,他的报纸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主要是他的报纸是反映毛泽东思想,是最听毛主席话的,那么是不是从现在起,刚才戚本禹同志讲了好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从大方向来讲,都是毛主席号召的,可是每一个具体事情,每一个具体作法,那么我们这些可讲错好多话,很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大方向,要继续批判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呀,要继续跟他们斗争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要整风嘛!要去掉“私”字呀,要搞大联合呀,革命大联合呀,革命大团结呀,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呀,要把报纸办成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呀,这些东西都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同志们,我们这些人过去就是没有,就拿我个人来讲,每一件事情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主观上是这样子的,客观上就要违背毛主席指示,所以就犯错误。我们要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听毛主席的话,都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那么我们的事情总是可以办得好的。我们的报纸可以办得好的,我看相信同志们,经过这大半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经过这样、那样反复的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总结经验。要提高!总结经验,要提高到毛主席的思想水平,这样我们肯定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按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又进行共同的对敌人的斗争,从现在起,每一个人都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相信刚才戚木禹同志所提出来的,经过一个过渡,中间实行军事上的管制,那个接管还是要搞革命的,还生产,将来慢慢还是要搞三结合的,依靠我们多数同志慢慢来,一定会把这个报纸办好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好的,刚才主要是戚本禹同志讲的。我来了,不能不讲话的,我就随便讲两句。这是按照科室按照工厂各个部门呀,怎样联合。大体是按照贵阳的经验那个办法搞联合,三四十个摊摊,今后不要管他了!(鼓掌)一个车间、一个部、一个工厂,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都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原则的基础上,都在共同对敌的基础上,办好报纸的原则下,共同在北京市革命路线,主要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这样来搞联合,不是象这样许多小山头,那个东西联合是很困难的(有一句话听不清)我们支持你们那种联合,好不好,我的话完了。(群众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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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中发[67]98号
    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布告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副主任。
    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
    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
    批三改的
    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
    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
    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
    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
    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
    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
    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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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
    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十、厂矿仝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髙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
    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査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一九六七年×月×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谢富治关于军事接管北京市厂矿企业的讲话〖地点:西苑大旅社。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接管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高扬文。在这次会上,谢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现据记录整理如下。〗
    同志们,搞军事管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这样做的。北京××多个工厂,××万工人,需要军管的是一百零几个,这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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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几个工厂有××万产业工人,占北京市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百零几个工厂的产值占北京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是些关键工厂。
    这些工厂的形势是:一种是左派夺了权的,力量占劣势(或优势?)我们要支持,一种是虽然夺了权,但各派斗争很激烈;一种是夺了权,但是左派夺权还是右派夺权,面目不清楚。对左派夺权我们要支持,如果右派夺权,我们再夺回
    解放军进厂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军队是林彪同志领导的,是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坚决和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要击退资产阶级复辟逆流
    必须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当然要争取中间派,争取多数,不要他们受蒙蔽,叫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立场上来。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革命左派!
    有的工厂有好多派,都说自己是左派,究竞是什么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鉴别。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不要坐错了屁股。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大方向有的是革命左派,但是某些方面有错误,比如斗争方面过了点头,要帮助他们整风,使他们成为好的左派。一时不能作结论的,可以了解,不要轻易作出判断。有的工厂好多派,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互相争,要帮助他们整风。就是某一派是保守派,对群众也要争取。争取的最好办法是用毛泽东思想直接和群众见面,搞整风,要去掉“私”字,去掉风头主义,总的是去掉“私”字,使他们提高造反精神。
    你们到工厂,带着毛主席亲自批的布告,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要搞“卩大”,这“四大”是有领导进行的,就是在军管下,有秩序的进行
    你们到工厂,是不是工作组?我们派军事代表是支持革命群众,和刘、邓是两个立场。刘邓是压制群众,我们是支持左派,支持革命,是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我们搞军事管制是毛主席号召的。
    你们到工厂要注意,不能叫保守势力吃掉左派,要严重注意。要按班系编组,不能叫保守势力吃掉左派,要严重注意;你们到了工厂里,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三结合巩固起来了,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就算完成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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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工厂要抓生产。你是不是革命派,看你是不是抓革命促生产,不抓生甚至有点破坏生产,起码不是完整的革命派。
    革命要按党中央的指示革命,要有革命秩序。造反有理么!为什么要打、砸、抢,打、砸、抢不是党的政策,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的,要把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为了革命秩序,还要搞四大。二者从表面上看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促进的。现在有一种无政府主义。你们要带着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写的反对“风头主义”、“搞臭行会主义”等社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你们去了不要限制革命,搞三结合,要把工人按班系联合起来,只有革命群众大联合,才有革命的三结合。不能把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也结合进去。确实是革命的,但是犯了错误,改了的可以结合。不能把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的结合进去,结合了是合二而一,是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真正改正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结合进去。军队是三结合的重要成份,你们到了工厂,抓三结合,不要急。
    最近北京市要开一个工人代表会,有1100多人,主要选革命派,也有少数中间派,不准要右派,这是个大问题,这几天,工厂里争名额。为革命争名额是对的,左派和右派争名额是对的,要支持。为“私”字争名额是不对的,要做工作,要大公无私。要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生产好的代表
    有一种情况要注意,有些人,谁当代表他就反对谁。大街上有不少这样的标语。这怎么能行?要严重注意!
    你们到了工厂要力争上游,要亲手把革命派支持起来,把生产抓好。你们到工厂工作,我向你们学习,我这个人缺点不少,没做过群众工作,我这个人性子急,毛主席著作学习不好,你们到工厂先做革命派的学生,后当先生,我做你们的学生
    最近大字报多了。多了总有原因,给你们贴大字报好不好,贴吧。但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是反革命,一定要打倒。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
    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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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发[67]101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地革命委员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首都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渣滓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
    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坚持反动立场的地
    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
    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五)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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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八)贪污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被遣送后返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原籍无依靠,北京又有人赡养的,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仝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
    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大家的意见很好,同志们谁谈我都爱听,过去听大家意见太少,今天多听一点情况,我是小学生,是向你们学习的
    通过今天的会证明首都革命造反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很多毛主席著作,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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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从一月、二、三月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入了非常尖锐、非常激烈,小撮走资木主乂道路的当权派要保权,就要进行反夺权,假夺权。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从工厂、学校、机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看到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坚决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司令部的参谋部中央文革一边,向顽固执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逆流猛烈开火,他们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要实行反扑,就要用毛主席的文件给予坚决地回击。
    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我们革命造反派不要麻痹,内部事不要争论,要联合起来。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坚决同那些资本主义,刘邓路线坚决斗争。在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的话,最听中央文革的话,进行开门整风。但决不允许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此机会进行反攻,不准向革命派回击,不准抓住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进行新反扑,不准用伟大领袖提出“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和正确对待“三结合”问题进行反攻倒算。有些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没有很好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因为那时还没有经验,党中央还没提出来嘛!决不能否认他们的大方向,攻击是不应当的。没结合的还要搞结合,没联合的还要搞联合,但不准……,要加强团结,有缺点没整风是两码事,改正就好。但你们借机会反攻是不行的。但他们成不了大事。有毛主席正确领导,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工厂里要团结革命左派力量,要改正错误,但不许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保守派反攻,要他们老老实实。没有“三结合”大联合,就难进行斗批改注意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导进行斗争。当前夺权和反夺权斗争,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生产仼务也重,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定是最关心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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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激烈的,但我们也要搞好生产,搞不好生产,也会影响革命。北京一、二月份生产不好,上海比我们好,夺权早些,北京革命派要严格搞好生产,赶快扭转局势,扭转生产不好的局面,扭转缺勤的局面,使他们关心生产。今天有一百多个工厂参加,都是很重要的工厂,首先要搞好革命,促好生产,到三、四月份要扭转生产局面,同时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运动前一阶段影响一点是可以的,长期下去就不行,只要是革命派,就要搞好生产,京西矿务局是比较关键的,特別是交通运输,交通堵了,影响国际名声,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要革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要关心生产,但革命造反派,特别是领导人,你们关心不关心生产,是个考验,希望你们革命造反派领导人,努力学习,经常讨论形势和生产,千方百计把你厂的革命和生产搞好,如果搞不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找岔子,说我们离开生产,说我们不行,甚至说我们破坏生产,要击败他们,不要上右派破坏生产的当,“抓革命,促生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山西的生产搞得很好,应当向他们学习,革命搞得好,往往是生产搞得好
    工人大联合的问题:工人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要革命的大联合,是左派的大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是革命派本身的要求,也是生产的要求,只要搞好大联合,才能使革命派更加有基础,更深入。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落实,落实要落实在小组、工段、车间里面,才不至于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要进行反夺权,但通过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而进行革命的大联合,要吸取其他地方的经验,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团结多数,不能把革命造反派联合到保守派里面去,把造反派搞掉了是不行的,他们要想把造反派“吃”掉了我们是不答应的
    “三结合”要逐渐形成,要有条件,(1)工人是基础,要搞革命派大联合没有这个基础,你结合张三,他结合李四,他就要揪张三,你要揪李四,结果他到骄傲起来了。否则是没条件的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最重要的条件之一。(2)革命的千部,没检査的检査,没检讨的检讨,应该批判就接受批判,最后要群众通过。但必须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以毛主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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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的党中央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有错误改正了,群众通过了,所以有早有晚,干部是第二条件,条件是人创造的,有的条件还不成熟,先搞过渡性的生班子,这是对他们的试验和考验,先搞生产,有革命的干部,成立一个生产班子,这不叫三结合。有些厂军管了,有军事代表,是来搞“三结合”的,来促进革命的三结合的,促进大联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哺育和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可靠的团结力量,对解放军要积极、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解放军是帮助我们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支持革命左派的。工厂有的反映,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但整个解放军是好的。全国学解放军这个口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还没有改嘛,有解放军支持,但是北京1700多厂不能都派,绝大部分没派,没有那么多解放军,还得靠自己,今天主要是协商问题有些困难,明天开会有一万多人,有1700多个工业基层单位,200多个单位,使每个厂都派代表参加,这本身有困难,不了解情况,有的机构都不行了,有的,党、政、工、生产的权都夺了,怎么办呢?代表会议总以左派代表为主,少数中间派,因中间派在生产中起很大作用,不要右派。2000多个单位互不了解,没办法找红代会左派帮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是解放军,解放军宣传队,军代表,还有一条……是原来革命组织的了解情况,包括“四清”工作队造反队,另外主要靠中央文革对工厂平时的了解,还靠原来的造反派了解各方面都谈一起,有些作法有问题,里面你打我,我打你有些地方是工人,有些地方不会是工人。我们希望到会的都是革命造反派,少数中间派,右派不要,佔计大多数会做到,少数办不到的,那什么时候才能都办到,你再延期五天、十天还有困难,主要是领导成员、就是47个单位,以后还可以多,多数厂办到了就行了,少数办不到再改,就是47个委员22个常委,6个核心是否都是真正的造反派,主要大会还看主流,看大会文件,比如决议,呼吁书致敬电是否代表革命造反派,是代表革命造反派的就行了。
    大专红代会大会召开了,起了很好的作用。贫下中农的农代会召开了,也起很好的作用。工人呢?全国看北京,你们各总部不撤销,成立一个总的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开好这次会而努力,要开好这次会,还要大办宣传,开好这次会就是支持了全国的造反派。中央很重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主席叫开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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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要为开好这次大会贡献力量,发票有点问题,以后再改嘛!我们也很困难,大家要一致努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好好地开。
    我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话,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工人,好战士。北京市100万工人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起带头作用。
    要搞好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恢复生产秩序,造反派负责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林副主席的话,搞好革命的新秩序,内部不要吵闹,甚至不准打架,不许武斗,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向顽固执行刘邓路线,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斗争。当前一股反攻倒算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抓革命捉生产来反击他们把100万工人团结起来,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同一小撮顽固地执行刘邓路线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一定要开好明天的会,中央和中央文革都非常关心,前几次开会中央都出席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明天会开不好,就给造反派丢脸,今天主要是向在座的同志学习,有一个要求:不要大字报,你不管讲不讲,他们都写
    我个人毛主席思想水平不高,但我坚决热爱毛主席,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
    天津贴我的大字报,说我讲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不好”,我这个人水平不高,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没准备,没写成提纲,讲的不那么好要求同志千万千万不要贴大字报。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伯达在北京市工代会上的讲话〖三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了工代会,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对大会作了重要指示
    周总理首先说:“北京市全体革命职工代表们,敬爱的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问候同志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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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开的会是我们首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对于推动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周总理着重指出:“目前,阶级斗争正在十分尖锐地进行,希望你们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复辟,绝对不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扑,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对不许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总理最后向代表同志们提出希望
    前是春耕大忙季节,农民兄弟正在
    起来春耕,工人战友们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为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决与破坏生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北京工交系统已派解放军帮助你们,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保证生产秩序正常进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那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由他们支持你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突出政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把整风工作作好,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逐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表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国的首都,在毛主席的所在地的首都,你们所发起的这个代表大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指出:“我们希望工人同志们好好讨论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和最近发给你们的
    希望你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抓好革命是促好生产的动力,只有抓好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才能搞好生产。”陈伯达同志表示:“我们想,工人同志们定会这样作的,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
    陈伯达同志着重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取得重大胜利,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定失败,节节失败!我们面临的一片大好形势,当然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极少数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大搞经济主义,妄图破坏生产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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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知道:现在又有一种新的自上而下的新反扑!刚才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击退这种反革命逆流!我们相信工人同志们有着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工人的思想启发起来,一定会带来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作出伟大的贡献!”最后陈伯达同志向工人同志们提出希望:“希望工人同志们脚踏实地实行大联合,工人同志们同贫下中农一切革命的群众和一切革命的劳动者紧紧团结,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巩固劳动制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同志们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生产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出现历史上预料不到的而实际又可能实现的新奇迹!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和伟大祖国的胜利!也是全世界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同志们万岁(注:此根据记录稿整理)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工作人员的讲话〖地点: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出席。〗今天我要讲的,吴德同志都讲了
    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酝酿时间很长了,江青同志也开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刚才市委机关讲了,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的机构。市委的同志还没有最后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大家都知道市委和市人委的,旧领导人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要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这个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主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影响要彻底肃清。当然,还需要时间。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人员已经作了大量工作,还要用专门时间作这项工作。
    第二个任务是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肃清他们的影响。希望同志们彻底的,有系统的带着大量的材料作这两件工作。这些(东西)都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要彻底揭露,以问题为中心,集中一些材料。市委和市人委的革命同志组成了革命组织,把很多材料都搞岀来了,要收集嘛!编成一本本的嘛!拿岀来批判嘛!关于刘邓问题,如果你们找不到材料,你们就可以把造反派的几万张大字报、小字报拿出了解嘛!把他们的影响彻底揭露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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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方面的任务很重,但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揭露还不够,用你们自己的话,就是要彻底的砸烂。
    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世界革命人民向往着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都要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旧市委和机关就是不宣传。仝世界革命人民都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旧市委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这一点,就应该彻底打倒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就大大树立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取得了一个一个的伟大胜利,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夺取。
    现在这场斗争到了关键时刻,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夺权的地方要夺权。资产阶级当权派要保权,要搞假夺权,反夺权,这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阶段。
    无产阶级在工业战线上和其他战线上夺权取得了很大胜利。……造反派的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打倒一切,反对一切,是刘少奇搞的是48年刘少奇搞了,毛主席给纠正了。63年64年四清,刘少奇对农村四清干部和工厂基层干部采取了一切干部都打倒。毛主席制定了23条给纠正了。文化革命初期,干部都靠边站,就是他干的嘛!毛主席从来就反对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来就反对的。在工人体育场十来万人开大会,几个娃娃在台上打起来了,实阿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我就没参加,主席不同意,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是个坏人。刘邓就把错误加在造反派身上,加在中央文革身上,颠倒是非。
    毛主席强调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三结合,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开始了,要搞真正的大联合,真正的三结合。出现逆流不要麻痹,首先在自己队伍中肃清有两种影响。这个工作一定要作,但是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办,一定要按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谋部中央文革的领导去作,按照党的政策去作。我们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配做普通干部。我们在北京嘛!如果在北京工作,不读毛主席的书,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不配作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干部。
    所以这次要把旧市委的影响彻底肃清,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肃清,就可以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的觉悟就提高,每个人都受到锻炼。我们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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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学的还不够,还是个小学生。希望同志们每天抽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红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导。
    旧的东西,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刘邓都要彻底的批判。每天要规定时间,有组织、有纪律学习。开会、批判。革命组织间没有必要纠缠的东西就不要缠了,对准旧市委,刘邓。群众有原则的分歧要批判,但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大的原则上、政策上、方法上要按照毛泽东思想,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希望你们经过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大大的提高,拿出一定时来搞。
    今天没什么准备,同志们要我讲讲,不对的可以批判。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若干条文的理解的些意见
    各级清理对象搬迁办公室,可根据此精神,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处理。
    此布告系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又回北京的人返京人员系指返回到市区各分局辖内的人员。
    三、第一条,“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本条包括在京已经恢复户口、恢复工作和复学的,这些人凡符合十条的,同样要遣送离京。
    )第一款,“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
    后表现不好的)。”那些称坏分子?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以主席的论述为准,根据具体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第二款,“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系指在上次遣送前未划为地、富、反、坏分子,但确有实据证明是地、富、反、坏分子的人,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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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由派出所或基层保卫组织和革命的群众组织整理材料,上报分局和有关业务处审査认定。
    (三)第三款,“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包括相当于“连长、保长、警长职务的分子”。对起义人员根据党的政策既往不咎,但是解放后又重新犯罪或表现不好的,应按布告规定处理。
    (四)第四款,“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是指一贯道坛主、三才以及相当于此职务的其他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
    (五)第五款,“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主要是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以及相当于此职务的其他党团骨干分子。
    (六)第六款,“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包括解放后至一九五
    六年公私合营时倒闭的资本家,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分子。
    七)第七款,“行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包括判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
    对于解除少年管教的人,由于少年管教不是刑事处分,所以原则上不能按行满释放的人一样看待。但对少管原因要进行具体分析。处理时要参照“十条”。
    (八)第八款,“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是指戴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
    (九)第十款,“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这次主要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的人员
    十种人的家属、子女,有正式职业能独立生活,表现好的应予落户。
    四、第二条,“被遣送返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对其中第二款十种人中,被遣送沿海、沿边地区按照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历年来关于边防区的范围规定执行。此类人员原则上要安置到本市各县
    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的人员,已在遣送地安家落户,而本人已返京的亦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
    五、第三条,“那些人可在木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和公安机关审査批准”。可大体区分为:街道居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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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办企业人员,由公社党委、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审査提出意见,经公安分局批准;区属单位人员由区人委(或区属各局)和公安分局审査批准;市级、中央级单位的人员,由本单位行政领导和市局有关业务处(公安分局)审查批准
    六、被遣送走的十种人的档案材料,待安置后,再按既有规定进行处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记者《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成长记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子女自愿下厂劳动》
    二月里,北京第二机床厂正在热火朝天地抓革命、促生产,一群外国孩子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来到沸腾的车间里,同中国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们是谁?——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来自日本印尼、南非、哥伦比亚、智利、美国、英国。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动了这些外国孩子们的心灵。他们的父母组织了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白求恩一延安”,他们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青年造反团白求恩一延安”。一个孩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口头革命派,要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参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这些孩子们懂得,一个革命的青年,不能在温室里成长,一定要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成长,一定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于是,他们自愿地来到了工厂,同工人结合,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工人学习,在劳动中锻炼
    他们大部分都是北京各初中或高小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头一次下工厂。他们不怕脏,不怕累,有活儿抢着千。有的干完一件马上就问:“师傅,还干什么?”扫地,抹工作案子,擦车床,洗零件,弄得两手是油,一身是灰,也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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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名叫李志强的孩子说:“手上弄点油没关系,思想上可不能脏。”师傅们异口同声地夸奖他们:“李黎,很负责。”“西米娜,很踏实。”“楚楚卡,叫干什么干什么。”“红刚,很注意纪律。”“马尔科,肯钻研技术。”
    参加了劳动之后,这些孩子们对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青年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体会得更深刻了。有人问十三岁的西米娜:“劳动好不好?”她马上回答说:“好!在劳动中可以从工人那里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工人教我们怎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困难。”库里安托接着说:“我们在劳动中认识到工人全心仝意地干活儿,为了建设祖国,也为了支援世界革命
    在劳动中,这些孩子们碰到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可是,他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每人身边都带着一本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就打开这本宝书,毛主席的话把他们的思想照亮了,再加上师傅们耐心地具体地帮助,于是,困难克服了,问题也解决了。
    到底还是孩子,有时候只凭兴趣干活儿。初到车间,很新鲜,第一个星期干得很好,第二个星期就稍微差一点儿了。还有的人喜欢干这种活儿,不喜欢干那种活儿。针对这些活思想,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纪律性。事后,马尔科说:“学了《毛主席语录》,好象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我们思想上有错误,就是因为毛主席的书读得太少了。
    有一天,下班前,库里安托把车床马马虎虎地擦了擦,洗了手,就准备走了。可是,他发现別人的车床都擦得很干净。这时候,他想到了毛主席关于对工作要极端负责任的教导,于是,他把车床又认真地擦了一遍,然后才离开车间
    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例很多,其中最突出的还是李黎的例子。来工厂以前李黎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她没有想到,车床这么大,转速这么高。第一天,她站在车床面前,看到车床以每分钟一千二百转的转速飞旋着,而且看到切削带出来的铁屑,象一条条短龙须一样,一下子就飞到自己的面前,快碰到了脸上。这时候,她有点儿害怕了,怕铁屑碰伤了自己。再加上一天工作八小时,都是站着,累得很。后来,又要上夜班。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她的面于是,在李黎的思想上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最好能换换机床,换换工作。
    帮助李黎劳动的冉师傅看岀来李黎思想上有些波动。可巧,这时候她又病了冉师傅一面请大夫给她看病,一面去找她谈谈心。冉师傅向李黎谈起了自己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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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放前,我来这个工厂做工,那时候我比你还小呢,才十一岁。每天做工
    十二个钟头,上下班还要来回走三十里路。困难多着呢。不干成不成?不成!不干没有饭吃。就是千了也还吃不饱,穿不暖呢。现在比过去,真是天地之别啊从过去又谈到了革命。冉师傅对李黎说:“你们国家的现在和我们国家的过去是样的。你的父母不是要求你和你的哥哥在中国好好学习,回国后干革命吗?革命,就要有革命的感情,就要同工农结合,要有劳动人民的革命感情。在困难面前不要害怕。劳动中这点儿困难和危险算什么?革命更困难,有被砍头的危险!危险,难道就不革命了吗?”冉师傅又鼓励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克服困难,最后又对她说:“克服劳动中的困难,也就是闹革命啊!”
    李黎听了冉师傅的一番话,很有启发,她从内心感谢冉师傅对她的热情帮助冉师傅走了以后,她带着问题翻开《毛主席语录》,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这段话:“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接着,她一遍又一遍地诵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李黎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之后,她的思想上豁然开朗了。她想:如果连这点儿困难都克服不了,还怎么能干革命呢?于是,她坚定了信心,决心不换车床了,也不换白班了。后来她一直工作得很好。
    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问题上,李黎是深有体会的。她说:“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才能干好革命。”
    个月的劳动锻炼结束了,这些孩子对工厂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临走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觉得在这一个月里收获很大,思想提高了,舍不得离开。安得利亚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把毛主席的绣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绣像送给车间的革命同志。现在,这些孩子们已经回到学校里去了。他们要同中国同学们一起,复课闹革命。
    载《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九日)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委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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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总根子,要做重点批判,现在还不做普遍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挖得不够,要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阶级反动路线的制造者就是总根子,写文章要一针见血,不要回避要害问题,林彪同志说,军队要印发批判刘邓的材料,过去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观察了二十年,现在要消毒,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总根子在刘少奇。要挖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要全面批判,总根子为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插,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权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是黑司令。现在文章要提一些新问题水份不要太多。毛主席对《修养》的结论有三句话:骗人的欺人之谈总而言之是不要政权,不要修养。
    保护左派。不许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左派整风之机搞
    复辟。整风的目的是要保护左派,提高左派。不许用任何借口打击造反派
    、三结合,大联合问题,不允许利用“三结合”大联合打击左派,三结合大联合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继续反对山头主义、风头主义、是反对利用三结合来打击左派。这种倾向不是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的三结合是要把革命派整垮,尤其要注意。三结合、大联合,要以革命派为核心,要通过斗争发现革命领导干部,没有斗争,怎么知道他是革命的呢?革命的三结合需要革命的检验和批准,要有一个过程。
    四、不要群众斗群众。尤其是不许保守派斗争造反派,现在利用造反派的些缺点把相当一部分造反派斗争,这是一种反革命复辟,革命派之间群众斗群众是不对的。不要随便宣布对方是反革命和戴帽子,不要搞对方人人过关,人人检査,保守派只要承认错误就行了,只对个别头头进行批判,反对新形势下的群众斗群众。
    有一种在某种势力支持下保守派斗争造反派,也是反革命复辟。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
    九六七年四月日,康生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言(草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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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要有个中心,文笔有了,棱角没有了。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要说明他们不行,你们行,他们下台,你们上台。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主席说慢一些,是为了做充分的准备,这是世界大事情。中央没有夺权任务?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北京市委的罪状,要把毛主席历来对北京市的批示都写上去。聂元梓的大字报也可以写上去。要点彭、刘、郑的名,宣布他们的死刑。新市委的问题也没说透、没说清楚,好象他们还可以似的,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没什么关系。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要揭彭真的盖子,大会一开就接着搞彭真。把毛主席的指示都看一看,要一针见血地宣布彭真的死刑。不能钝刀子割肉
    你们要宣布自己掌权了。要把批判刘、邓和砸烂旧市委结合起来,要把没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如彭投降帝国主义、“三和一少”、“二月提纲”等等。全面批判彭、罗、陆、杨的罪状。要列出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可以大胆放手地搞。李雪峰的名字也可以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这样写宣言的同志就不怕没有路子
    九六七年四月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市抽了大批干部,在傅崇碧同志领导下,工作做得比较好。当然这是新工作,还要碰到新问题。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及中央文革领导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复辟他也要政权。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阶段,争夺政权斗争很激烈,出现了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合而一的新花招。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靠人民,革命的干部、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解放军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是革命化的队伍,是可靠的专政工具,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紧张的夺权斗争中担负着重要任务,支左、支工、支农,无论在那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执行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表现的非常复杂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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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工、支农,总的看来是好的。但也有许多经验教训,支左支右了,主要教训就在这里。支工、支农单纯些,但和支左有联系,最困难。有的地方支右了,有的还不是简单的支右,而是打击了左派,进行了镇压,有的支右对左派损害不大,有的损害很大,特别情况下镇压了左派,使左派力量很快削弱,把左派头头抓起来了,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他们是有名的左派,抓了他们那就是犯罪行为,那就帮助了刘邓反动路线。支左出了问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认识问题,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是左派,主观上是支左结果是支了右,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改过来问题不大。这要很好进行调查研究第二种是立场问题,他从主观上就是要支右。思想上倾向右,这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话中讲过,有的人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人是常委,是地委或兼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那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老婆是那里的当权派之一。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根本问题是要看在思想上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到刘邓路线一边,这是根本问题。要是站到刘邓反动路线一边,对革命群众大部分是采取镇压的办法,都属于立场问题,否则那就不会镇压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党就是相信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相信群众就是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支左、支右了,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少数个别的是属于立场问题。
    有些我们是受修正主义影响,党团员多的,干部多的守法,往往比较保守。阶级路线最大的是方向问题,这是阶级路线,如果脱离了文化大革命不讲大方向光看个人的阶级出身不行。在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初期勇敢分子多,现在首先出来的是贫雇农。革命派也有点勇敢分子,有毛病可以改造,整个组织是造反的嘛,下面新生力量起来了嘛,单纯从某个时期斗争方向看,不从大方向看,就要犯错误。甚至有的从冲解放军来看,冲了的就是右派,有的没冲就成了左派。这要看是左派冲,还是右派冲,中南海冲了七八次,几万人也没说是什么派,为什么解放军不可以冲啊!他冲他还是信任你们的,知道你们不开枪。所以不能看冲了解放军就是右派,不冲就是左派。毛主席讲过,左派冲我们欢迎,右派冲就是暴露。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斗还是保,这是最根本的。如何发现左派,要调査研究,看不准时间要长点,要谨慎,调查后要表态,要在厂内调查,厂外也要调査,这很重要,要向中央文革调査,要査历史,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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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派的群众路线,厂外调査很重要,要到大学到中学,主要是大学,他们到过工,可找他们座谈,当然他们也有支持几派的,一个学校有的支持左派,也有的支持保守派,意见也有分歧,要多到几个学校去调查,看他们根据是什么?有的调査几个月也作不了结论,如915、616现在还难下结论,这也是少数,是特殊情况。没有毛主席思想挂帅,是做不好调查的,包产到户,也是作了调查的。结果跟着富裕中农跑了,识别左派后,就要攴持左派,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帮助他们。要帮助克服缺点壮大队伍,有的好几派都是左派,这要让他们合作有几派,有保守派,要壮大左派队伍。对保守派也不要一下子打倒,不能砸烂,要他们向左派靠拢,向左派看齐。没有上级批准不能宣布是反动组织,对反动组织要瓦解,不能采取简单方法打倒,不能有我就没你,有你没我。革命派主要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使保守派向左派发展
    在左派没有占优势时,不要搞大联合,这样就把左派给吃掉了。搞大联合,如一千人的工厂,左派达七百人至八百人,或领导上占优势,这一条很重要。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支持,不要简单作决定,要调査,要多请示,要交换意见,不好决定的要多请示,多报告,一下子看不准时间要长些,看清楚了要早表态,这样做对左派有好处,队伍会很快的壮大起来。
    这次军管与四九年不同,不能恢复旧秩序,造反精神不要管掉了,要搞好四大,怎样才真正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讨论一下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和平的三结合,调和的三结合。要等左派占了优势,干部要先经过生产班子的考验,看他们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是不是真正改了毛病,三结合要稳一点,不要急搞,先搞些典型。
    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戚本禹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上说
    最近的“北京日报”办得好,在批判刘邓的问题上,文汇报跟的最快,北京日报,第三天就跟上来了,文汇报还是状元,北京日报第二,黑龙江日报第北京日报七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出来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各报要转栽这篇文章,电台一天要广播六次。要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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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报,最近第一流的文章在北京日报,以批判刘邓为中心开展报导,旗帜最鲜明,革命才有岀路,过去北京日报是办的最坏的报纸,现在是办的最好的报纸
    戚本禹同志对与会的聂元梓、蒯大富等同志说你们要大力支持北京日报,宣传北京日报,并且让吴德、髙扬文、傅崇碧、刘建勋等同志给北京日报写文章。
    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吴德、傅崇碧等同志。代表们反映了一些工厂的情况。〗代表:从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派人去调查代表的情况。
    谢:怎么能用工交政治部呢?以后可不能用了,调查情况可叫工代会的人去
    代表:保卫科和武装部配合支持保守派又不叫夺权。
    谢:公安部都可以夺权,保卫科为什么不能夺权,我支持夺,组长保卫档案。傅:武装部的人不行可以接管,罢他的官,为什么不行(代表反映了很多军代表的情况)
    谢:你们这么多情况,为什么不叫我给你们开个会呢?(反映已把报告通过张亮同志上递了。)
    谢:明天派一军代表常驻工代会,以后我们每星期开一次会,我有时间我来我没时间别人来,工代会和红代会要联系,要互通情报。(一)我们很对不起同志们,没及时听同志们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以后一个星期召开一次会,又不要太多一百人以下,可以叫那些意见多的工厂来,但不能叫保守派来,可以军代表来。
    工代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太多了,首先要抓大方向抓革命,工代会要发扬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工代会要支持所有的造反派,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支持工厂的造反派,给造反派指出大方向搞革命搞什么?主要要批判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无非是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市委的彭真、刘仁、郑天翔等和工厂的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批判。从总根子刘邓,结合全国形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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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目前要彻底挖修正主义总根子,向北京日报,自己写的文章工代会应该办报纸,报导出去,彻底把中国修正主义搞垮!搞烂、搞臭,这是总的方向,搞示威、搞批判。
    要搞情况,大学搞的情况搞得好!当然他们不上工罗!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也要通过你们的报纸批判挖深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要批判刘邓,要批判反动路线,要把工厂的大方向搞好,要把北京的情况掌握,你们有发言权,你们可以和红代会,农代会写一个通告,抓大方向,不要武斗,要抓的及时,从刘邓到工厂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种种反扑形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要始终保持造反精神,但策略要讲究,讲究方法因为我们有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支持各个工厂的革命造反派,按毛泽东思想支持从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政策上支持,要有组织的支持,不要老朋友,不要个人支持
    要抓大方向,要掌握政策,保持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造反派的缺点,错误要很好改,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不要叫人家抓小辫子
    (二)组织上要赶快搞,按系统、按部门联合,要抓重点,成立系统的大联合筹备小组,主要的要抓起来,要旗帜鲜明,每一个时期,形势要紧跟;要紧跟我们伟大领袖,要支持造反派
    傅:所有军代表统统要支持工代会,这一点在工厂里要亮相,工厂里一方参加工代会,军代表要支持他们,这样既支持了造反派,又支持了工代会,如两方面都还要看看,就先支持工代会,但具体问题不表态,不然军代表一支持就不好办了。只要看准就表示支持,军代表是造反派,至于保卫科呀!武装部呀支持保守派可以斗争,但是现在要注意枪支,档案,也要注意那些可用的人和解放军有意见的可以提,不要贴大字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派两个人去工代会
    谢:要造反派的。
    傅:谢副总理讲的很好,谢副总理讲到我们听下边的意见,你们有意见可以提,武装部区以上的有意见可以提,厂里穿便衣的你们可以批可以斗,可以罢官,区武装部受军区领导,厂武装部的可以批判、斗争、罢官,我明天再把武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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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请来开个会,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可以撤出去,如不是左派占绝对优势的可以抽出来,派军代表,可以和左派商量,要支持左派,需要就去,不需要就不去。谢:生产指挥部左派要占绝对优势,有些不是太保守的但有实力的可以参加,否则就不要参加,有一定技术的干部,好的也可以参加临时指挥生产,这不算“结合”,一个一个的结合,不要一下子都结合,大厂结合要经革委会同意。你们有事可开信到卫戍区去,给你们发证明,你们有事直接联系。工代会无条件支持周景芳要和红代会讲,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商量。
    傅:我们坚决支持工代会革命左派,无条件支持。军代表有一定困难,他们刚下去不了解情况,但我提出当前要抓大方向。学习毛主席著作,抓两条路线斗争,抓对刘、邓、旧市委的斗争,工厂碰到问题要具体研究,不要打架抓人,不要把一个组织说成反革命,有材料送上来,不怕“五月围北京,八月血洗北京
    五、六十万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那事,我们了解好了。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撒大网抓鲨鱼,还要逮小虾。现行反革命例外,把受蒙蔽的人争取过来。军代表有些缺点,我们刚开了会,可能还没传达,明天再开一个区县军代表、武装部长
    谢:你们工代会牌子响啦,金牌子不要弄坏了,希望我能多听到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讲的这些意见和武装部开会交待
    周景芳:这次我们要根据两位同志的(讲话)精神贯彻下去,当前大方向是批刘、邓,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很主要的是采取组织措施,工代会下面一千多个组织,还没有组织起来。建立系统的联合,才能掌握。吸收造反派,建立组织是手段,有的处于少数地位也不怕谢:工代会委员要把附近的工厂串起来,业余时间可以串门嘛,我们有千把个工厂,结果你们只有47个单位,这怎么得了呢?用什么形式承认他们,抓大联合筹备小组,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抓紧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迟,要集中力量干这些工作,可以经过调查,吸收,批准参加大联合,筹备小组设在工厂企业不要设在机关。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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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几个问题
    目前支工、支农的形势
    主席发出指示后,在全国我军参加支工、支农的人数有××××,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工农业生产上升。从全国讲是大好形势。就北京来讲,工农业生产也是很好的形势。
    军队支工、支农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叫我们军队投入这个战斗中来,要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把支工、支农搞得更好不辜负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很多同志做了细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当然,也不可能一点缺点没有。我们有很大一部分部队同志没搞“四大”,对文化大革命接触不多,体会不深。去年军队不介入,特别是学校、工厂有一个时候刘邓路线把革命的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我们没看到,没亲身体会,所以对造反派心情理解就不够。我们有些同志到工厂、农村去,往往看党员有多少,老工人有多少,完全唯成份论来看队伍的纯洁。成分也重要,但是仅从这点看那是左派,那是保守派就不对。不能只看党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他们听话。他们有保守的一面,干部一般都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精神差。另一派年青人多,成分不纯,但是造反精神好,造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方向很对。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认为这一派不大好。特别是我们部队讲纯洁,因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但是到工厂去作为区别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标准就不好了。这个观点不加以改变,群众是有意见的。革命派中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左派。革命派,跟着毛主席走,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要逐步锻炼。真正的革命左派,毛泽东思想水平是很高的,斗争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单从成分,听话来看,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看,如果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左派、右派就没有准绳,在工厂中要看是否反对彭真、刘仁和他们保护的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们的错误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还是彻底揭露,是包庇还是划清界限。有些人成分很好,为什么犯错误,就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为什么有的千部子弟搞“联动”?“联动”坏得很。你说他们成分不好?好得很。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完全讲成分不对,不讲成分也不对。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光看听不听话,要看造不造反我们要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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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军队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武装部队的干部在那儿住久了,老婆孩子在那儿,就容易偏听偏信。有的认为保卫科长可信,我们说特别是北京工厂的保卫科长的话,只能听百分之三十,有百分之七十不能听,因为他们搞的是刘仁的套,和工厂的当权派是有联系的。县武装部的话也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因为他们和县里的当权派有联系,有的就是县委委员。武装部保守的多些,你们听多了不加分析就会犯错误。有人说武装部长不能罢官,工厂的保卫科长不能批评谢副总理说了可以批评,可以斗争,群众认为不行的,可以罢官,但是武器、机密文件不能动。这点你们要注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好的
    工厂的民兵也搞起来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民兵要放在后期搞,不然,左派占优势的好办,保守派占优势的就会对左派进行压制,有的地方一搞,工厂左派就害怕。所以你们要多听革命左派的话。
    现在接管了×××个工厂,整个形势是好的。但是由于我们站队站错了,可能有点反复。《十条》下来,在工厂、农村可能有些反复。全国有,北京比较明显。工代会召开前,“红色造反联络总站”,“职工造反总部”等四大总部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没有,现在又想恢复四大总部。中央说学生不要下去了,但是大中学生坐不住,想往外跑,特别是中学更坐不住了,急于到社会上闹革命。闹革命是好的,但有点浮,想去串连,现在没有经中央批准去的已几百、上千了。到四川万县、安徽、青海去了,甚至到海南岛去了。军训不下去了。主要是工人、学生坐不下来。
    现在矛盾有些地方指向解放军。现在军队接管面大,有工厂、学校,全部工作加在军队头上,军管、军训,支工、支农,所以矛头指向军队,有这个趋势另外是矛盾向着领导。有一个反复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看了两张大字报打倒你,火烧你,不要怕。林副主席说,我们又是革命动力,又是革命对象。一个人没有两张大字报啊,那就成了林副主席讲的和事佬了。有的地方开始反对军管、军训但绝大多数是欢迎的,少数人不欢迎,不足为奇。经过反复,锻炼我们的干部,军管会的同志能不能经受住?赶你们,不要怕,要经受住。电报大楼把我们军管会副主任弄起来了。江青同志说:“你太软了”。我说软点好,几千人都抓起来怎么办?我们要开门让他们冲,就是不能开枪。他为什么不敢冲国民党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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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好事。不要稍吹点风,你们就动起来了。三级风你们就晕船?四级风也不要晕船。
    现在是很好的形势,北京游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刘利用做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威望欺骗了很多人。《修养》、《清宫秘史》要很好地批判。我们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擒贼要擒王,就是刘、邓,北京还有小王彭真、刘仁、郑天翔
    我们的宣传队下去也有的发生了问题,乱宣传。有的军代表去了,和保守派搞得非常热乎。有的说:“你们这组织党员多,成分好,是革命派。”保守派当晚就送给元宵吃,还有的军代表,工人提了意见,就在大会上点人家名字,说“你反对我,我是解放军。”卫戍区的布告派军代表,但是我们不能擅自利用职权。不要认为冲军事机关,冲解放军,就看得那么严重。冲中南海、国防部、公安部也没有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要准备他来冲,他信任我们才来冲。
    工厂的武装部,“三结合”不能和他们结合,这点要注意
    群众对绝大多数军管会反映很好。但是,有的地方左派占优势,夺了权,生产搞得好,也军管了。这样地方以后我们不要军管,最多给他们一些帮助。下步我们慢慢调查一下,那里有了问题,我们的军代表就去和他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军管时不要管死了。现在管的死,有些地方有包办代替。只要左派占优
    势的,夺了权的,生产班子一定要左派占优势。现在有的搞了统一战线,各派都有代表,群众反映是合稀泥,搞平衡。我们要照顾各方面,但是左派在生产班子中要占优势,不要让他们当陪衬。现在有些人感到是陪衬,我们要大胆放手叫他们办,我们管方针,原则,毛主席著作学习,防止他们做陪衬,有这种倾向的要马上克服。
    干部亮相站队问题,不能打倒一切、排斥一切、肯定一切,“三结合”不要忙,干部一定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批判刘邓、旧市委、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亮相,必须经过群众同意,我们包办不行。亮相,问题不少。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推迟了,就是让委员,常委们讨论两天,我们不包办。没有群众基础不行,“三结合”的班子必须经过群众同意,走群众路线。不通过斗争米亮相,不走群众路线,那非垮台不可。军代表要注意,不要搞人家的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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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左问题。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工厂表了态,石钢、二七车辆厂、琉璃河
    水泥厂表了态,群众很满意;有些我们是暗地攴持了;有的我们就支持错了,特別是南口的,要请工代会帮助调査。我们弄清了是左派,就坚决支持。支持了右派,就承认错误。沈阳军区对苏家屯车站就攴持错了主动承认了错误,群众很满意,群众可以原谅他们的错误。不要爱面子,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没什么面子。错了就改正,不要硬往里钻。清华井冈山、北大、师大、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对工厂联系很多,他们在工厂做了很多工作,对工厂情况了解很多,要赶快派人去,取得他们的支持
    要支持工代会,这是中央文革承认了的,发了宣言的。成立时,总理、江青、达及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去了。一百多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工代会的委员是经过选择的,他们所在的组织绝大多数是左派组织,我们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保守的。工代会同意了,学生同意了,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搞请了,就可表态。你们不要不关心工代会,一意孤行。一个左派组织当中,有些缺点错误不要紧,给他们指出改了就行嘛!他方向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想把工代会、农代会搞垮,我不赞成,不能叫他们搞垮。我们脑子里也有保守思想,赶不上毛泽东思想!赶不上文革小组,赶不上群众,我们不要陷在框框中,坐井观天,外边情况不知道,是要吃亏的。工代会代表下去,你们军代表一定要好好和他们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前抓革命,要把反刘邓路线,反旧市委的旗帜举得高高的。从大专院校的红代会中搞些材料去念,去广播,把他们搞深搞透,使那些受蒙蔽的人觉悟,就会起来革命。工厂可写些文章,组织工人揭发。现在“气温”一天天上升,我们有些赶不上。《北京日报》接管了,搞得很好。文革小组说,地方报纸第一位是《文汇报》,《北京日报》是第二位,(发行)十二万份,今天可达十五万份。现在有打架的苗头,要注意。地质东方红和京剧一团打架。有的工厂也有苗头
    要很快把左派组织壮大,联合一定要左派占优势,不然会把左派吃掉。当前搞联合要发扬革命精神,要朝气勃勃,不要象去年五、六月份时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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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生产问题,注意不要吃老本。机器的保养,原料的供应,掘进的准备,都要搞好。生产的东西要运出去。要有个全面的安排,不要象五九年的马鞍形。要搞起来,持续上升。生产要保质,保量,还要搞新的创造和技术改革。
    现在风吹得很厉害,“气温”有上升,工人有意见,谢副总理让赶快给你们打打招呼,避免犯错误。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加强街道交通管理,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规定
    、各种车辆的驾驶人员和行人,要自觉维护交通秩序,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听从人民警察的指挥。所有的家长都应教育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交通规则。
    、严禁无驾驶执照的人员开车。不准乱开别人的车辆,不准擅自挪用各种车辆的牌照。
    三、各种车辆不许在棼止通行的地区行驶,通过路口时不准抢行。骑自行车不准带人。在城区主要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上,不准乱放自行车和其他车辆
    四、不准利用正在行驶的各种车辆散发传单,以免发生事故。
    五、棼止倒卖和倒换各种纪念章、语录牌、照片、报纸及其他材料。希各机关、院校、厂矿、企业、各革命群众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对所属人员泛宣传教育,大力协助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傅崇碧黄作珍对参加大中学校军训的军队干部的讲
    同志们:
    前天开了一个会(指的是向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十八级以下干部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没有准备好,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同志们提了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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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要请杨代总长,谢副总理去讲讲话的,因在中央开会,未去。还好没有去,去了,看到那个情况(指当时递了许多条子,秩序不好),就不好了。我向总理、江青、伯达同志讲了,他们有时间,准备接见同志们。
    这次训练,同志们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学校搞得不错,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共训练338所大中学校(其中大学9所),学生31万多,下面的同志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做了很多工作,有问题的只是30多所学校,占10%多,绝大多数是好的嘛。30多所学校中,有问题的也只是一部分,其他很多人还是受欢迎的。同志们很辛苦,学生有很好的反映,什么事情都是不平衡的,成绩是主要的大家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现在不讲,将来要总结。有些同志要表扬,有功就是要赏嘛。
    现在,训练已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们向江青、伯达同志、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总理、林副主席批了,呈毛主席批了,主席批了就可以执行。训练完了,要好好总结一下。为了更好地完成下一期训练,原计划这个月的二十日撤岀来,但主席未批准还不能撤。现在不忙撤,把收尾工作做好再撤
    这次训练犯了什么错误呢?有人说“解放军犯了路线性错误”。我看,我们这次训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总参谋部,江青同志讲了话,军委、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了同志们,你们是一条线“改良主义”,这样讲是错误的,我们是毛主席派去的,是执行最高指示的。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些波折,毛主席叫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闯、去游,这有好处,可以锻炼我们。这次介入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从去年七、八月到月是考验地方干部,有些人如省委书记经不起考验就垮了嘛;一月以后是考验我们军队,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经得起考验,有些人经不住要垮,要吃鸡蛋,六级台风就顶不住,到十二级台风就要刮到海里去了。训练中有些缺点错误,主要责任不在下面,而在领导,主要是卫戍区。我们(的错误)不是路线、方向性错误什么路线?毛主席派去的人有什么路线错误,他们小青年说说不要紧,我们受围攻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我当官做老爷,青年人,小娃娃,我的孩子比他们还大,他们是小朋友。我们这些人不要攻几句就受不了啦,你们这些人的儿子就那么听话?不要紧,要看到小将还年青,还幼稚,革命精神好的很!不要顶两句就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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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我们不是摆老资格,我们饭比他们吃得多,路比他们走得多。有人贴大字报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他是什么联动后台?李钟奇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主要是讲错了一些话,不是原则性问题,不是方向性问题,不是路线性问题,大字报不对,他们各取所需,四号、五号会议就不传达,有些传单是无中生有的昨天开会有二百多人,把蒯大富也批评了。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回头传达一下
    军训毛主席批示(每天)四小时,我们搞了五、六、七、八个小时,搞多了不对,各级层层加码,这个不对。卫戍区规定不对,一律按四小时。小青年朝气勃勃,搞多了,搞死了,他们受不了。四小时管严一点,其余时间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
    其次,延安中学那个经验是毛主席批的,要推广,但是北京条件不成熟,有的组织解散了。大联合要先从思想上联合,不能强行联合,有错误就改,这方面我们有缺点。
    第三,红卫兵搞了选举也有毛病,红代会包办。红代会是好事情,是全国的事情,有人要搞垮他,是不对的
    还有喊错口号,说话不妥,有时生硬一点,有的点了人家的名,就说你太厉害,也有说你太软的。打倒刘、邓举不举手,这不怪你们,现在明确了,要喊打倒。当然,李先念、陈老总打倒不行,没请示中央不行。有些地方贴大字报,覆盖了人家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
    否定一切不是马列主义,青年人好否定一切,不对。
    这次军训只有10%搞得不太好。你们受了围攻,受了委曲,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同志们。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根据总理指示,不忙撤。做好收尾工作,善始善终。
    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欢迎给予批评,有些误解要和他们讲清楚,好好把收尾工作做好。有的人贴了两张大字报就非整人不可,这算什么革命同志,冲了中南海都没抓嘛,给文革贴大字报都原谅了嘛。他们不懂事,幼稚,他们是小学生,我们是大学生。要搞好收尾工作,把误会讲清楚,要好好找他们谈,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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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我们的人,他们不找我们,我们要找他们,要好好讲,不要以牙还牙,要耐心说服。我们要多批评自己,带动他们学会自我批评,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战国时)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闹意见,还负荆请罪,我们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不能搞好(关系)昵?我们一定能搞好。
    二、好好总结一下,好的经验在那里,坏的经验在那里,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总结,以营为单位总结,好的要表扬
    、大联合方针是对的,好好帮助他们联合起来,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大方向是要联合嘛。将来学校那么多派,那还行,要联合,联合是大方向,但联合是革命左派的联合,联动是反动的组织,要搞垮,最近总理要把他们的爸爸妈妈找来开会,要他们签字盖章,再要活动就不行了。联合,我们这次搞得太快了,是好心,象打油一样……。
    部队自己的总结好好搞一下,克服前天会上的那种情绪。你们那天的情绪不好,不要批评他们。幸亏那天中央文革的同志没有去,大家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搞四个小时,其余时间让他们闹革命,不要管得太死。争取二十五日搞完,撤出来整训。等主席一批就撤出整训,少数单位要回去,整顿一下,质量更好些,下批还要搞不要打退堂鼓
    我还有两个会要参加,下面由邵秘书传达昨天会议的精神北京市卫戍区黄政委的讲话我简单讲几句,不要很长时间。
    中央文革、总理、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军训作了很多指示,对我们很关心,是很大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知道,这个会本来是昨天下午开的,但未开成,因为(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中央文革集体研究的,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很慎重。我的感觉,主要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否中学里面都很满意,那也不一定。
    我们只是希望中央文革讲一讲军训是有成绩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方向没有错,就行了。可是不免讲了这些,还对解放军作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军训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始终要依靠两条。一条是依靠毛主席,依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信,每个人都要爱护自己的荣誉,一条是依靠群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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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我们这样关心,经常给予支持,撑腰,我们就更应当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
    昨天晚上在人大礼堂,同时在十一点钟开了两个会,我参加了一个,处理内蒙的问题,伯达同志有个讲话,我传达一下有关对解放军的一段。伯达同志说: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决定,是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你们回去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否则就错了,就要犯错误。对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有权利对解放军提意见,但不要公开贴大字报,公开贴大字报就要损伤解放军的荣誉。这个事情做不得,我们不欢迎你们这样做。敌人喜欢你们这样做,凡是敌人喜欢的事,你们就不要去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解放军本身也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来挑拨人民解放军同整个造反派、整个群众的关系。现在关系有隔阂,要采取拥政爱民的办法去解决。从爱民——一革命造反派出发,一定要搞好军民团结,官兵团结。这个团结非常重要,好象鱼和水一样,鱼离开水是不行的,解放军离开人民群众是不行的。林副主席讲,没有地方就没有军队,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如果没有这几百万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要搞文化大革命也不行。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中出了一些问题,犯了些错误,绝大多数是好人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当然,个别地方也有坏人做坏事。对待解放军要采取慎重态度。伯达同志说,这些问题对你们提出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军民关系,要搞好军民关系。(革命小将高呼:解放军万岁!向解放军学习!)伯达同志说,我要听其言,观其行。
    昨天的两个会对解放军这样爱护,我们应该怎么样,下面提几点意见如何正确对待昨晚的两个会?
    、正确地看待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批评。要有高姿态,高风格,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丝豪不要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要着重看一看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严重的。中央、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这样关心我们,我们更要谦虚谨慎,防止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央文革已经三次出面了,再要出问题,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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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广泛听取意见,特别是要听取那些反对我们的革命小将的意见,如发现有问题,就要认真地改,善始善终,把军训搞完。
    、正确对待、解决小将之间的分歧。
    (这次会议后)可能发生两派之间的斗争,过去支持我们的,他们占了上风,认为胜利了,以此来压对方。所以我们还有艰苦的思想工作要做,不能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支持我们的,要说服他们,不要歧视(对方),特别要注意,不要对反对我们的、要打倒李钟奇的,压他们一下。这样就加重了我们的工作,要做好要耐心说服,防止搞得不好发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我们自己更不要去抓同学的小辫子。
    三、这一段要始终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进一步掀起批判刘、邓,批判黑《修养》的新高潮。要结合学校的斗、批、改,狠狠打击本校的联动,防止他们趁机活动。对一般受蒙蔽的,要做好政治工作。不要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戚本禹同志讲话后,形势好转,但也不能那么乐观,也可能发生新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要做好善后工作,做好收尾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最后,一定要戒骄戒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次会(指向十八级以下干部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我们有缺点,但也反映了你们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不好。主席、林副主席这样爱护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好样子,在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急躁,军训中有缺点,我们负责,当然,你们指挥部也可以检查,但对连排干部不要批评
    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戚本禹等同志在掌声中进入会议室,坐下后,戚本禹同微笑地问:今天有哪些单位来了?
    各组织代表回答:“有北邮《东方红》”,“有电报大楼《红电》”,“有邮电部临时革命委员会”,“有邮电医院”,“有电报大楼《红讯兵》”。戚本禹同志面向邮电部等单位代表:你们都是电报大楼的吗?答:我们不是。是支持《红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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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今天解决长途局的问题(面对邮电部等单位的代表)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邮电部邮电医院代表:他们打了成安玉副部长,和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来
    戚本禹同志:两派都来了吗
    邮电部等单位代表:支持《红电》的来了。戚本禹同志:邮电部门没有支持《红讯兵》的?邮电部等单位代表:没有。
    《红讯兵》异口同声地说:有!不知为什么没有叫他们来。《红电》代表及其支持者:他们是保字号的
    戚本禹同志(严肃地):那不一定!我还要调査。你们说他们是保字号的,他们还说你们是保字号的呢!(面向红讯兵)对不对?
    红讯兵代表(齐声地):对!
    戚本禹同志:北邮有支持《红讯》派的吗?北邮学生回答:没有
    红讯派代表:有!有《红军》《乘风破浪》等战斗队。戚本禹同志:有两派嘛!怎么说没有?
    北邮学生:他们只有五十多人,也快分化完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正向我们靠拢
    戚本禹同志(面对北邮学生):你们是介入的,以后再听你们讲。今天我要请长途局同志讲,哪一派先讲啊
    (《红电》先讲。讲一个小时,由三个人互相补充讲的。戚本禹同志两次打断他们的讲话,叫他们简单些。我方代表讲了十五分钟左右,双方汇报完自己的观点后,《红电》派递条子)
    戚木禹同志问《红讯》派代表:你们打人了没有?
    《红讯兵》代表:(先读了一段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我将最近几天来向首长简单汇报一下,从六号开始,北邮“东方红”就冲进电报大楼,行凶抓人,将解放军干部韩金波同志抓走后拉到卫戍区司令部,又拉到通讯兵部,又打又骂。七号再次冲入电报大楼,下午又揪走韩金波同志去斗,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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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侮辱,全身有二十余处伤痕。八号军管后,北邮“东方红”再次冲进大楼院内行凶打人,打伤我无产阶级革命派多人,并殴打军代表和解放军战士。十三号他们再次开广播车来大楼,破坏我召开的声讨刘、邓、陶大会,经过多次交涉无效,仍开广播干扰。我声讨刘、邓、陶大会被迫停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无阶级革命派战士截断喇叭线,拿走喇叭
    戚本禹同志:打学生的事有没有?
    红讯兵代表:坚决没有,这不是事实。(北邮学生没有人答话)戚本禹同志:你们打了成安玉没有?
    红讯兵代表:打了,在十三号事件中,长途局三天半罢工事件中六、七、八号事件中,成安玉就是他们的后台。所以我们揪了他去斗他。但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拒不回答,什么都不知道,还歪着脖子示威,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实在气极了,在解放军被打,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被打的时候,同志们都流下了阶级同情的眼泪。而成安玉却公开支持他们这样作,我们的一个战士忍无可忍,打了他一拳。在斗他之前,我们一再向同志们交代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气愤之时,还是有同志打了他。我们回去一定向此同志说服教育,要文斗,不要武
    (此时。“红讯兵”派的战士有人递条子:“坐在第一排戴眼镜的白头发的,即邮电部副部长,邮电系统文化大革命工作团长、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成安
    玉
    戚本禹、谢富治、傅崇碧团长看了后,长时间看成安玉,成当即低下头,手托腮,无精打采。)
    戚本禹同志:(面对北邮学生)骂解放军哨兵为“保皇狗”,有没有北邮学生(戴黄边眼镜的):没有。红讯派王××:骂了一句,我听见了北邮学生:谁骂了。
    红讯派王××:戴眼镜的,就是你。北邮学生:我没有骂。
    红讯兵李××:骂了,我也听见的
    北邮学生:我们战士对解放军战士是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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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把军管副主任强迫拉到中南海去有没有?
    北邮学生:这事有个发生过程。警卫出动四十个人,打了我们的同学。戚本禹同志:谁打的?
    红讯派战士:四月八日,北邮学生冲进我们声讨刘邓陶大会会场,打伤我们的人,解放军把我们救出去了,防止了严重的武斗。我们没有看见解放军打人我们倒看见解放军被打了
    红讯派另一战士:军代表哈斯同志肚上被打了一拳,当时就蹲在地下了位连长被打了十二拳,有八名解放军战士被打
    红讯派李××:戚本禹同志,有一个叫莫英环的是我们局《红电》派的人打了警卫部队战士两个耳光。
    红电派××:北邮一个同学喊了一声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解放军打了这个同学,这个同学一边哭一边走
    比邮一学生:当时我在场,解放军进去了。《红讯兵》在警卫的保护下撤出去。有个同学喊“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姿势不太好。那个喊“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的同学的姿势是这样的:“拳头攒的紧紧的,站在凳子上,弯着腰将拳头对准了解放军战士的头”,大声喊道:“要支持
    态度很不好。连
    长问:“你要干什么?”这时就连拉带打的推走了。
    戚本禹同志:为什么要将军代表强拉到中南海?是不是你们强迫他去的?北邮同学王××:不是强迫的,是请他去的。戚本禹同志:他自愿去呀?
    北邮同学王××:他不太——愿意去戚本禹同志:那还是强迫的。(场内活跃)
    北邮同学: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我们让他坐在司机旁边。戚本禹同志:你们还是照顾解放军的威信?!(场内有笑声)
    北邮同学:是这样的。可是他们打了我们的人。十四号他们砸了我们的喇叭砸坏了广播车,打了我们的人。
    戚本禹同志:他们已经承认了
    北邮一女学生:关于广播车的问题,我们七个人,还有一个司机,他们下来了二百多人,五个人围住一个女学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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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面向红讯派):打了呀红讯派战士多人回答:没有打
    戚本禹同志(向北邮学生):你们十三号下午调了一千多人到电报大楼,直搞到十四号早二点,是不是事实?
    北邮学生说:我们调动一千多人不符合事实,我们只去三百多人,其他的人是听到我们挨打,来支持我们的。晚上十点多就走了
    戚本禹同志面向学生问:打人了吗?北邮学生:没有,是抓打人凶手的
    戚本禹同志看着纸条问:你们公布了三十六个人的名单准备要抓,抓了四、
    五个人,有王进,李宝智
    (接着李××汇报了被抓的经过)
    《红电》代表:抓凶手的大字报是我贴的。
    红讯派崔××:十三号夜里,我在邮电部后门被他们揪住了,他们打了我我现在脖子转动还很难受。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不在场,我从六楼下来时已经没事了,我一点也不清楚。他们把我当成凶手,打我,揪我头发,弄得我电》派及其支持者有笑声)我没打人为什么抓我?打我?
    学生(指红讯兵崔××):他是《红讯兵》头头,他老打人红讯兵崔××:我没打人,我也不是负责人戚本禹同志:今天下午两点钟的大会是谁主持的?邮电部代表:我主持的
    戚本禹同志:你是成安玉这派的?
    邮电部代表:我不能说是他这派的。成安玉是原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有错误要检査,我们给他机会。经过排队,大家认为他是比较好的干部,有错误要检查
    这几天他有几个表现我们认为不错戚本禹:同志今天大会大约有多少人?邮电部代表:三、四千人。
    戚本禹同志:你们通过军管会批准了没有?
    邮电部代表:军管会没有批准。我们听了成安玉被打,要在大楼开会找军代表谈了很久没有同意,又到卫戍区去谈,直没有解决。我们决定到邮电部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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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时邮电器材厂的人已到大楼院里去了,打电话来不及,这就不好办了。恳求军管会批准,军管会没有同意。他们提了三点意见。
    戚本禹同志:一直到最后,军管会没有同意,这说明你们是不对的。这是军管单位,有权力,你们外单位来是不行的。
    邮电部代表:那我们承认错误
    戚本禹同志:你们喊了攻击军管会的口号,贴了攻击军管会的标语,(念语)有没有?
    电部代表:没有。我们宣布了三条纪律,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笑声)邮电部另一代表:昨天打北邮小将事件,军管表态不明确。北邮学生:砸广播车和打成安玉都是戚蕴华指挥的。
    红讯派代表戚蕴华:砸广播车我是同意的,那天我正去吃饭,看见北邮广播车在广播,我们给军管会提了几次,不解决问题,声讨刘邓陶的会没法开,同志们气极了,砸了广播车。
    戚本禹同志:抓成安玉是谁的主意?
    戚蕴华:我不了解这事。晚上我没有去,打成安玉的事不清楚。那天他们抓我们的人,我们到卫戍区去的人不敢回来,夜里两点多,大楼院里没有北邮学生了,我才去把他们接回,呆在二楼礼堂,有两个北邮同学进入二楼礼堂,听说还去叫人了,我们怕发生冲突,又撤出二楼礼堂了
    北邮学生:我们两个人到礼堂去,看见他们正在斗成安玉,我们进去了,他们推我们,专往我们要害部位踢,说是内部会,不让参加。既然是内部会,为什么让成安玉来,斗成安玉我们也可以参加,他们不让,将我们推到礼堂中间。
    红讯派代表:没有打他们。
    邮电部代表:打人凶手动用战备车,我们提了几项要求,要军管会给予主持个也没有解决。三七夺权后,一直不让在电报大楼开会戚木禹:邮电部有没有礼堂?有没有食堂?
    邮电部电报:没有礼堂,有食堂,但太小,只能坐二、三百人戚本禹:有没有院子?邮电部代表:有
    戚:那为什么不在邮电部开?以后没有经过军管会同意,不能在大楼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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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部代表:五项要求,军管会一点也不给我们答复。要求和他一起去卫戍区,军代表不去,他说你们去是你们自己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红电》代表李××:红讯兵一百二十多人没上班,无线试验室有二十多人没上班,我们调査了。
    北邮学生:开声讨刘邓陶大会,他们喊:三七夺权好得很。我们进去要与他们辫论,他们不辩论,我们也坐在那里。解放军打了《红电》和北邮战士
    红讯兵代表:赵××说,我们声讨刘邓陶大会,念完最高指示,第二个发言人刚发言,学生冲进来,冲上讲台把话筒抢过来,并说:“把门全关起来,一个也不让走。”武斗我们,打伤了我们的人,完全把我们围困在礼堂中间,不能出入。解放军来援救了我们。来了四十多人,分开两边,手挽手,我们从中间出来
    同志们都激动得哭了。他们确实把解放军打了,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人红讯派代表李××:他们将我们主持大会的张××,郝××等推下讲台,打晕了过去。我被他们揪走,连推带打,说要将我带到公安局,在大门口警卫旁边,他们又打我,有良乡技校八一八红卫兵,有北邮学生,身上有北邮的牌子(校徽)。
    戚本禹同志(严肃地):对长途局的问题,你们闹了好几天了,提点初步意见
    第一,怎么对待解放军军管。我们认为“红电”北邮是有错误的,对军管是不欢迎的,有抵制的。你们可能会讲出很多道理,不管有多少道理,军管是经国务院批准,经中央同意采取的措施,是为了稳定长途局的。你们有抵制,不欢迎军管,并将军代表拉往中南海去,你们说他同意,我问了,是不同意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我们希望所有真正革命派的同志,要主持军管,维护军管的威信否则,是要出事的,北京市军管单位把军代表拉到中南海,这还是第一个,你们还是首创,不过这种首创精神不能推广,假如你们有百分之百的道理。在军管的问题上是站不住脚的。骂解放军“保皇狗”,贴标语喊口号攻击解放军,你们不承认,但从你们的发言,我看出你们是不欢迎军管。毛主席说过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军管是不能讨论的,邮电大楼担负着国际、国內重要通讯。你们对军管是不欢迎的,认为军代表偏心。不管你有什么看法,这是没有讨论余地,不能讨论的。你们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如卫戍区、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林彪同志,还可以向毛主席反映。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在下边不应该对军管进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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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维护军管的利益。这没有讨论余地。青海出了问题,是否军管就不可信任了,就可以沖了,青海是一个坏人,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军,解决这个问题也还要军管。北京市没有这个问题
    傅崇碧同志是保卫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是坚决支持左派的,担负了重要任务,工作做的很好。如把北京看成青海,这是绝大的错误。学生是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不要采取这个办法。你们把军代表拉到中南海,不管口号喊得多么好,“为保卫毛主席”,不管口号如何这是不对的,这次可以不追究,但以后你们再这样搞,就要追究了
    小将有错误就改,最好你们不要去卫戍区,不要发动东方红战土去,他们很忙,不要去一千几百人,如再去,就找你们的负责人。
    卫戍区担负保卫毛主席司令部的艰巨任务,担了很大担子。你们问题再大,是局部问题。今后你们不要发动大批人去了。把话说到底,哪怕电信局的军代表全错了,也要维护军代表的威信,何况情况不是这样。现在刘邓司令部就希望卫戍区垮,中学生贴了大字报,要批评,这是不是后边有人?要注意后边是不是煽羽毛扇的,很难说。青海学生回来说,在青海受到反动路线的迫害,回到北京感到很幸福。主要是有毛主席正确领导。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插话:主要功劳是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没他不行的。如不这样,会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时,把矛头对准卫戍区?这是要害,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你们要从革命利益考虑。不要再到卫戍区去了。你们有问题去代表就行,你们不要去那么多人啦
    其他问题冇军管,你们不要扰乱他们的工作,他们负担很大的,艰巨的保卫毛主席的任务呢。你们不要去干扰。
    你们想一下就会明白,这么尖锐的斗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东方红什么这红那红的会有什么局面?你们早就抓起来被枪毙了,你们还有四大自由吗?没有了。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第一我们要依靠革命群众,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我们是他们的支柱,他们也是我们的支柱,我们与人民解放军是鱼水的关系。第三要依靠革命干部,希望你们要考虑大局,要支持军管,要合作。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书面的、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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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但不要把他们带去,要维护他们的威信。你们把他拉去了,第二天怎么工作呢?要不信,我也发动一些人把你拉去……第二天你也不能上班!
    第二个问题:打、砸、抢。北京有个一次打砸抢的高潮,现在又有苗头,民族宫、京剧一团(群众插话:还有新北大)新北大是民族宫的继续,电报大楼,你们不算太严重,打、砸、抢此风不可长,不管那一派,打、砸、抢都是错误的。(这时学生插话说:我们是挨打的)难说,还要调查,(哄笑)(戚本禹同志对谢副总理说)他们(指北邮)是反对聂元梓这派的。
    打、砸、抢是错误的,百分之百的错误,没有一点对的。(面对红讯派)你们砸了人家的车,把成安玉用汽车弄到郊外,这是你们干的,(《红电》代表有笑声,戚本禹同志面对《红电》代表)你们干的也不见得好一些。各打四十大板(红讯兵代表马上站起来说我们回去马上把车装好,今后保证改正错误。)那好。(北邮学生说:他们把汽车砸坏了,油机喷嘴也弄坏了。)刚才人家已经承认错误了嘛!这只是程度问题。(北邮学生:不信请你去看现场,还在那儿放着呢!你们得理不让人是不对的,你们这样我不同意。(北邮学生插话:红讯兵打了我们人。)你说他们打了你们的人,你们也打了他们的人,你们敢保证一个人也没打。(北邮学生回答:没有)我才不相信呢。(北邮学生大叫:我们挨打了!)(戚本禹同志严肃地说)我不想听你们诉苦,我想听听你们检讨。不管怎样,我看你们有点自我批评精神好不好?!这一点他们好,他们砸了车承认了,打了人也承认错误了。你们不承认。我看你们这么多人气势汹汹的开进去,不会怎么太文明的。我是知道的,你们文明我不相信。(北邮学生仍为自己辩护,戚本禹同志指着桌子上的材料)那么,我这些材料都是假的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们不经军代表的同意就去开会,会上斗人,做喷气式。打砸抢我们坚决制止。你们还要打,就打吗?打一打有好处,就暴露了,哪派就好分了,再要发生打、砸、抢就找出幕后指挥者,逮捕法办。(长时间热烈鼓掌)(北邮学生王××:我们也要査出他们打人的后台)打砸抢不要搞。(红讯派热烈鼓掌)以后要搞“四大”你们还要搞“五大”,打架,你们嫌四大不够,这样不好
    第三个问题:关于长途局的运动,主要依靠自己内部力量去解决,(《红电》及支持《红电》的代表)不鼓掌,说明你们是不大赞成的。(北邮王××说:不是我们不鼓掌,你的讲话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赞成。)(场内笑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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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赞成,不要去那么多人,他们需要你们时,可以派代表,参加他们的辩论,双方都要派代表去。最好还是依靠内部力量,尽量不去,他们如果自己能解决就行了。你们学校内部运动也没搞好,夺权也没夺好,你们还自顾不暇,还要去管别人,我们希望你们自己搞好自己的问题。长途局运动依靠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可以搞好。还有军代表。他们如果需要你们,你们可以派代表,如果你们看他们运动搞的真不象话,你们可以反映给我们,派一些代表关心关心就可以了。
    长途局究竟哪一派是左派,没有调查。还要调查,我还没有完全材料,不好作结论。不过这两派都不是反动组织。傅崇碧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完全致。(红电代表李××说:党委一小撮人将我们红联五个人、北京公社两个人打成反革命了),你们组织里,当然也包括《红讯兵,特别是《红电》,是不是有坏人?有不纯的?一千多人的队伍没有一个坏人?你们要警惕、考虑,可以内部纯洁组织。(红电李××说:我们已整风了,纯洁了队伍,已清理出二十多人……)你们可以开门整风,你们大多数是革命同志,你们整风了吗?(红电回答:开门整风了)(戚本禹同志又面向红讯派问:)你们整风了吗?(红讯派代表)答:我们内部已经整风了。你们也应该开门整风。(红讯派代表)答:我们就要开门整风。戚本禹同志接着说:请红电参加,你们都是革命同志,要大联合嘛!不要这样对立。
    (红电代表又说:这样的分歧应该由党委一小撮人负责)。
    戚本禹同志回答:我看还要怪你们一点。大是大非要弄清楚,小是小非要求同存异,搞大联合。大方向一致,如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一致就要联合,如果批判刘邓不一致,就不能联合,对局内的当权派都认为确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可以联合。
    毛主席语录怎么用法?用的对不对?你们都要有团结的愿望,(面向红讯派)才你们读一条语录,是敌对性的,用错了,毛主席对付敌人的语录都很精彩但不能用在内部。团体打内战,有些小将互相打,就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语录用错了。对敌人,对刘邓的斗争应该不怕牺牲的,这是对的,是可歌可泣的。打内战还不怕牺牲就不对了,打个头破血流,何必呢?还是互相之间要有点自我批评精神,发扬长处,检査缺点,下次开会,希望听到你们大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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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军代表有些倾向性是必然的,(戚本禹同志面向“红电”代表说)你们要考虑考虑,人家为什么倾向他们,不倾向你们呢?
    夺权你们全不要夺了,现在军管领导下,军代表是给革命摘桃子,给无产阶级摘桃子。为个人摘桃子,吃了要不好受的,要肚子疼的,不会长生不老。现在北京出现摘桃子论调,谢富治摘桃子,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桃子归军管会,军代表要物色出真正的革命派,好同志,真正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只要是好同志,不管是否反对过自己,只要拥护毛主席,有干劲,有毛泽东思想,就要拥护他掌权,千万不要以为军管他是赞成我的,还是不赞成我的。要选出两派中最优秀的革命同志,组成联合掌权的班子,将革命,生产搞好。(红电赵Ⅹ说:一月二十四日夺权以后,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生产委员会”,军管以我们马上解散了,他们7/3抢权后,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也应该解散
    戚本禹同志说:临时革命委员会是他们自己革命组织的权力机构,可以领导他们工作,(红电赵××、李××:现在已经军管,还存在干什么?)戚本禹可以帮助他们工作嘛!这有什么不好呢?(红电Ⅹ×说:他们取缔我们组织,将
    七人停职反省,交待问题,至今不能上班……)
    戚本禹同志说:其他问题要经调查,研究,由军管会负责处理。(红电代表提出关于转业干部问题……)戚本禹同志说:这个问题不太了解情况,由军管会处理
    (北邮王××说: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演出,宣传)(场内笑声)。
    (红电代表说:我们去卫戍区了解,说有些人不属于卫成区的,不知在干什么?
    戚本禹同志最后说: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谢富治副总理讲话。(群众热烈鼓掌)。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
    我完仝赞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支持他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从始至终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北京卫戍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有很大功劳,军管工厂、学校,支左、支农等都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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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支左工作上,难免有些缺点,是少数的,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提意见。北京卫戍区解放军一直坚定支持左派的,保卫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有缺点,可以开座谈会,书面提意见,但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造反派与解放军要联合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就可以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就能将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造反派内部之间观点不一致,要用“四大”来解决,不要打、砸、抢。
    首都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毛主席身边,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带头作用。全市正在批判刘、邓、陶,电信局应从明天开始,要把刘、邓路线批透批臭,因为刘、邓是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挖掉中国修正主义总根子,也要批判有关的。象彭真、陆定一,要狠狠地批,狠狠地斗,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着中央文革,搞好这项任务。内部问题可以通过整风解决,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有革命造反派要最听毛主席的话,对全国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起好的带头作用。要敢闯、敢于革命、敢造反,但要在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上起带头作用。革命靠自己,邮电大楼是要害部门为什么要军管?为什么戚本禹同志来开会?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地方的。不要来邮电大楼打架,不要以为一打架中央文革就来人,你们要自己把这个地方的革命、秩序搞好。傅崇碧司令员讲话:
    我完仝赞成戚本禹同志和谢副总理的讲话。邮电大楼,广播大楼很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变,首先要搞邮电大楼、广播大楼,这说明是要害单位很重要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很关心邮电大楼,你们搞武斗,周总理晚上十二点钟,把我们找去,要我们马上军管。五点钟宣布,时间很仓促,说明很重要。革命派要协助军管,把革命工作搞的更好,生产搞得更好。在批判刘邓路线中,你们要联合起来。对解放军提的缺点,我们要硏究,检査,要告诉军管会注意这件事。军代表原来是临时的,(戚本禹同志插话:不应该是临时的,即便是临时的,也要绝对维护军管威信。)对,我说的意思是代理的,现在是正式的了。刚由军事学院去的,不会有倾向性,解放军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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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重视邮电大楼,你们(指“北邮东方红”)开着大喇叭去,几千人开会,总理也讲了,不行!这样我们要干预。江青同志今天告诉我,不允许去邮电大楼打。(戚本禹同志插话:以后在电报大楼开会,要经过军管会批准,否则是不行的。)去邮电大楼开会,一定要经过军管会同意。解放军和革命派是一家人,如同鱼水一般。你们骂解放军是“保皇狗”,战士也是青年,他也受不了。对警卫部队有什么意见,欢迎同志们提岀来,希望大家协冋军管会把革命生产都搞好
    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的讲话
    你们全体来了多少人呀?有两百多人吧!(群众答:有两百多人,有些外单位的,各个单位都有。)哪些单位来的?(众答:中国戏校、青艺、儿艺、中国歌舞剧院、东方红歌剧院、中国舞蹈学校、戏剧学院、新北大。中国京剧院的很少,好些人都不知道)喧宾夺主了吧!(众笑)那么你们外来的同志是不是今天达成个协议呢?因为今天解决中国京剧院的问题,你们旁听好不好?(答:好)你们旁听,听他们讲,底下的人是不是外单位的?(答:哪儿的都有)听说这儿发生很大的事情,有两派的争论,这个中国京剧院是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宣布归军队编制的一个单位,是吧!她很重视这个单位,因为这个单位是京剧改革的一个基地,一个前哨阵地,这个阵地呀,一定要在这个阵地上把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来,否则的话,就很难打仗,中国京剧院是在戏剧战线上向四旧,向京剧的四旧发出,打了重炮弹的一个单位,过去已经发了重炮弹“红灯记”是你们很大的光荣嘛!但光有这么一个重炮弹不够,要打垮敌人,要在戏曲战线上战胜敌人,把帝王将相统治的舞台夺过来,光这一个炮弹不够,还要连续发,发出了重型炮弹,这么一个阵地上如果不把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来,这个炮弹就打不出去,打出去的炮弹也打不响,所以我们中国京剧院的同志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单位,把这个单位的斗批改搞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完成我们党,完成人民,完成毛主席,完成江青同志给我们的委托,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我来嘛,中央文革小组叫我来嘛,就是一个,向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问好!(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两派发言争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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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今天我讲一讲供大家参考的意见,因为我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同志们对中央文革很信任,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不能代表中央文革,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因为我这些意见,还没有和中央文革很好地讨论,但是来之前因为个别单位给我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给江青同志写信,那么对这里的问题有些议论,但是没有很好讨论。有的同志绝对信任我,这话不妥当,我们只能绝对相信毛主席,所以不能绝对相信我个人了。因为我对这里了解得不多,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对东方红这个组织从我接触的材料看,那么它在夺权前,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鼓掌),那么夺权以后,我认为对它的领导核心一些同志是迷失了方向,犯了很多错误,这个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鼓掌)一个错是三结问题,中央的社论,毛主席提出三结合,三结合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两篇社论,按这两篇社论的精神来检査这里的三结合情况,应该说是不符合社论精神的。那么,在夺权的时候,社论还没有啦。公社里没有什么责任,因为当时没有这个社论,你们也不知道这个精神。但是你们夺权以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社论也写了,那么你们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究竞怎样执行中央的精神?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有错误,到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很好地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我希望你们考虑群众的这个意见。不要抓住某个群众过去保了一段,保了一段有些错误,那么就连人家合理的意见也不听。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也会走上反面的,造反不分先后,他以前有错误现在造反了,你们就该欢迎,现在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应该欢迎。他愿意改正错误,你们就应该欢迎,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了。这个三结合问题。
    第二个问题:斗批改问题。你们本院的斗批改嘛,这个问题应该说,你们没有很好地抓,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错误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这里面与三结合有关,直接与错误有关,那个阿甲是一个很坏的人,你们信里也认为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你们没有很好地斗,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好地斗。怎样把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斗争、大批判与你们院的批判结合起来。怎样在这个大批判的这个革命气势底下,搞你们院的大联合。在你们把整个刘邓路线批判和你们院的文艺路线,错误黑钱两批判怎样结合起来,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昨天我听说斗了阿甲(众说:斗了,有人说:是社外的队斗的,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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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内还斗了张东川呢。)不管是社内斗的,还是社外斗的,那么斗了一下,最好你们对当权派的斗争,对坏人的斗争要不分社内社外,联合起来斗争。说:“我们社内的”“社外斗的”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的精神的。大批判、大联合,要斗争阿甲分社内外是不好的。当然这里有这个问题了:社外斗阿甲,你们社内并没有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们社内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因为你们掌权了嘛!你们有权了嘛!有了权以后长期不斗,我看你们这个错误应该检杳
    你们改的问题,你们最近写了信,但是这个东西你们也没有很好地抓。有点拖拖拉拉,也不请示汇报,你们自己也觉得有错误,这是第二点。(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三点:对待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战斗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也有错误,你们冲了七次,刚才你们有些检讨,但这个检讨还不是那么很深刻的,“沙家浜”战斗团的领导成员在京剧革命当中,一直是站在前面。当然说这个战斗团他们不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对这个组织发动七次冲击,不对的,错误的。但是这个冲击,我作了一些了解了,对去回的群众没有关系,他们也弄不清楚,主要你们核心组同志负责,这里面是不是有坏人挑动。在北京一团,在你们的团,是不是有坏人挑动,肯定有坏人挑动。你们应该从这个观点不应该忘记阶级斗争,应用这个观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篇,这几次冲击与革命群众无关,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没有责任。对待群众不要追究,但是事情的背景要弄清楚,因为“沙家浜”战斗团的对立面“东方红”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要革命的,但是“东方红”这个组织我们查明是有坏人在后面挑动的,适当时候我们要公布这事情。那么你们去支持这么一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査。刚才有同志讲:誓死捍卫“东方红”(你们京剧院的“东方红”)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这个“东方红”的话,我给你们补充点,应该捍卫它的正确的东西,不要连它的错误也捍卫。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得很多,我们这些意见供你们"东方红"的同志和社外的同志参考。
    那么,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京剧院现在必须要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没有领导班子,你们这里的斗、批、改就不能很好地进行。这是现在当前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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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我来之前跟这儿的解放军同志商量了一下,和军委文化部也做过研究,和李英儒同志下午谈过。我们认为解放军军委文化部派来的五位同志,现在看来都是好同志,但我不能保证他们五位同志以后还会不会犯错误。今天我也给他们谈了,希望你们不犯错误,他们是初到文艺界,对文艺界的情况不很熟悉,对文艺界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也不很熟悉的。在这个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他们会不会犯错误?这个要看他们今后能不能掌握主席思想。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
    五个同志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工作上有缺点,大的错误没有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木看法,今天,他们谈的基本看法,我觉得是正确的(鼓掌),所以这五个同志都应该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军委文化部为了加强对京剧的领导,除了这五个同志外,另外要派一个周荣国同志,北京军区军训部长来参加这个领导(鼓掌,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同志还没来,原来是叫他今天到齐的,今天报到。他住的很远,打了电话还没赶到,赶到以后,要和大家见面,周荣国同志担任京剧院革命“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负责人(鼓掌)加上周荣国同志就六个人了,六个人其他的我们提了些人,提了些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个提名是解放军到这里来的同志和李英儒同志和我一起商量的,也征求了部份人,我们找了一些各方面的同志征求意见,当时这个名单只是临时的名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临时名单呢?因为这里首先要解决“三结合”领导班子问题,但是这里有两派,你们是知道一派三百多人一派是两百多人,(向大家)旗鼓相当,让你们提出名单的话,可以争论三天三晚上,也是争论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点集中啦,可能这个集中有些地方不大民主啦,但是在斗争过程中,是会弥补这个缺点的,我把这个名单提出来,和大家商量,在这个会议商量
    如果基本上可以肯定,可以
    确定下来,那么明天就开始,这个领导班子就开始工作,这个名单有革命群众四个人,解放军就不谈了。原来的领导干部有三个,革命群众有四人,“东方红两个人,社外的两个人。“东方红”有李兴海同志(鼓掌)原来“东方红”核心,是个党员同志,陈自刚同志(鼓掌)他比较年轻,是个团员能代表些青年吧,这是东方红的两个同志,社外的两个同志,一个是钱浩亮同志(鼓掌)钱浩亮同志在京剧革命一开始,就是跟着毛主席京剧革命路线走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结合的,一个是周宝奎同志,周宝奎是哪位同志啊?不认识是二团的,这是四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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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另外干部人员我们选三人,一个是郭瑞同志(鼓掌)郭瑞同志来了以后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工作上也有些错误啦,对于你们。但是,据我们了解是好同志,还是可以参加领导班子,一个是王彤同志(鼓掌)三团的,一个是张民英同志(鼓掌)这些人当前是经过这里解放军同志和一部分同志讨论过的,大家都还同意,现在提交群众大会来考虑
    另外刚才我临时有个想法,没有和李英儒同志
    和你们同志商量,杜近芳同志,我看了她一封信,给江青同志写的信,信中揭发文艺黑线很多问题,我看她可以结合进来,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杜近芳在京剧现代戏的革命当中,她是站岀来比较早的,而且是坚决愿意跟着革命路线走的。演员太少,就两个演员,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杜近芳同志也可以参加这个领导班子(众:同意!鼓掌)名单你们大家看看,(众:同意,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你们“东方红”同志看看怎么样?(对东方红另一部分核心说,答:同意!)你们会不会有问题呀?这里没提出你们参加领导班子呀?(另一部分核心答:没有)这里有你们的代表,李兴海同志可以代表你们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很大的意见,因为这是个临时的,在革命中还可以不断的调整,临时的所以大家没有很大意见的话,这十四个同志明天就可以参加工作(鼓掌)全院把斗批改掌握起来,这是第一个三结合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院的斗批改,你们斗批改要很好的进行下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进行,阿甲你们要斗争,要很好的斗争吧!刘邓路线要很好的批判,彭真黑市委在京剧院的所有错误观点,错误路线一定要批判,这是批了。改的方面,你们原来有个很重要的“平原游击队”你们抓紧一些,把它抓好嘛。原来你们给江青同志有个报告,关于搞“平原游击队”的报告,钱浩亮同志也参加了啊,你也知道这个情况?(钱答:知道)你们提出的意见,江青同志看了,林彪同志看了,姚文元同志看了,我也看了。中央文革基本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先按这个搞吧。这里写了江青同志的一些意见(指本)我问了她:这是你的意见她说,大体上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大体上是谈过这些意见的。这些意见可以供你们搞“平原游击队”参考嘛,斗批改希望你抓紧这个事情,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抓紧这个事情,以他们这个领导班子为核心来抓斗批改。“东方红”是革命团体,来给这个领导核心作参谋作用,你们其他的团体也可以,但权力机构是他们,最高的权力机构是他们(指三结合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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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东方红”同志整风问题,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错误,刚才也讲了,特别是夺权以后方向不清楚迷失了方向,我的说法是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希望你们自己学习“鲁迅兵团”的作法,开门整风,当然这个整风的布置,要在领导班子领导下来进行,来搞,整个布署要和他们统一(东方红核心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讲的话就这么多。个是建立革命的领导班子,一个是斗批改,一个是东方红开门整风。完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去年的今天,《前线》杂志和旧《北京日报》抛出了一批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语。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四·一六”反革命政治大阴谋
    这个反革命政治大阴谋的罪魁祸首,就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耍弄阴谋诡计,妄图逃脱革命人民的惩罚,伺机东山再起。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面前,他们可耻地失败了!
    年来,我们英雄的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它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反动的顽固堡垒,扫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残渣余孽,触及着每个人的灵魂。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惨败,并且正在节节惨败;以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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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正在节节胜利。毛泽东思想正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占领阵地。
    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
    日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十七年米,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想发动了猖狂的、全面的进攻。
    他们大肆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狂热吹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他们十分害怕毛泽东思想,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地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强行推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
    他们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宣扬的“阶级合作”、“党内和平”的修正主义货色
    他们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狼狈为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群众,威胁利诱,打击陷害,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拚命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大力兜售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大搞物质刺激,实行业务挂帅、技术挂帅、钞票挂帅,妄图把广大人民群众引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
    他们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纵容下,利用他们所把持的一切宣传工具,散布了大量封建主义、资木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射岀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大批毒箭: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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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极力推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提出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
    他们忠实执行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四处网罗牛鬼蛇神,安插亲信,把北京市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们猖狂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推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残酷打击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
    他们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妄图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围剿无产阶级左派,梦想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阴险毒辣,野心勃勃,坏事干尽,罪恶滔天!这是一伙钻进我们“肝脏”里来的敌人,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政变集团,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国的急先锋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机器必须彻底打碎!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间的斗争,就是夺权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彻底打倒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肃清它的一切流毒和影响这是关系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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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国正在开展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这个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把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以及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把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分清敌友,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向共同的敌人猛烈开火。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的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胜利完成、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把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月十六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
    七年四月十七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会议上的讲话今天找大家开一个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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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关心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形势是好形势,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这个斗争是从戚木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开始的。刘邓在北京,彭罗陆杨也在北京。要批判打倒的对象大部分在北京。××单位在批判刘少奇时,刘很不老实,说“你们没有批倒我”。要他回答问题,他还反驳。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还有彭罗陆杨没有批判,还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家开了许多次会,要我们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主要斗争对象。前一段时间,有个别同志个别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北京没有那么严重嘛!北京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哺育成长的嘛,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的嘛!我是受你们帮助的,我也是小学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小学生,是你们的小学生,是你们帮助的嘛
    四月初到今天(四月十八日),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就是这么一句话。要发动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若不解决这些问题,老让人担心。武斗现在已经发展到工人中城建公司几千人打架。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
    几个同志最
    近的讲话,都是讲一个问题: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事情现在发生,红代会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客观原因可能有××,在北京、农林口有些反复,也有坏人挑动。城建公司打架,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很怀疑有后台。主要方面是这样子。最近有个反复,这是客观的。主观原因就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今天我临走时,伯达同志还要我讲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种大标语要上街(×××无政府主义指那些方面?)无组织、无纪律,乱打乱砸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六次都不执行,还是照老样子,算不算无政府主义?你们不是天天讲要做中央文革的拳头吗?这算什么拳头?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不听话,就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还有个“乱”。这是我的意见,说错了你们批评。“乱”有阶级性。“革命组织要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这种口号是很错误的,反动的。只有资产阶级的东西才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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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个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有人提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票发到保守派组织里了)矛盾还是会有的,大体上过去就行了。红代会,各学校,好好把这几天讲话(指中央文革首长近来半月六次接见的讲话)的精神学习一下,领会精神实质,贯彻执行。还要向社会宣传。北京市在这方面应该在这方面作模范。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早已说过了,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小报记者可以留下。(有人问:我们有的人刚刚去四川,怎么办?)统统都回来,(有人说有的学校以“记者”的名义出去了)记者不能参与活动,参与运动还叫什么记者?(这时有人说,各校都有小报记者)除了红代会的记者,都回来。北航红旗有一个专搞叛徒集团的,不要回来。撤回来的问题,红代会发通告,各高校也发通告。到外地去的同学和记者,决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招牌。“我是文革小组派来的”招摇撞骗,已经抓了好几个了。
    (有人问:派出搞教改调查的要不要回来?)
    都回来,统统都回来!把这个风扭回来了,以后再说。要出去的总都有借口。(有学校问:我们有一部分人是随医疗队出去的,怎么办?)回来!大家发通知,中学一发通知,都回来了。(有人问,到北京来的外地职工学生怎么办?)到北京来的,保字号的让回去,保字号来了很多,赶回去。(这时很多人议论四川不能撤,那里造反派刚起来,很艰苦)回来嘛!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人抓来的,我负责。(有人说,撤回来,当地可能有谣传,可能有反复)不管他的,你们回来时发表一个声明。四川产业军很嚣张,你们要相信当地革命群众,红代会起草通知时,要注意一些。首先要肯定,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做得很好。也要留点余地,可能有个别不好的。(对撤回来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不要缠我了,我还要开会!(有人问:四川的到底撤不撤?)撤!让四川的统统先到成都集中还有北京市郊区、各县、各工厂、各机关,除了特殊情况,统统撤回学校例如农口,有些问题没解决,留下来。(有的同学问,下乡宣传的撤不撤?)主要是揭露刘、邓;顺便宣传反对武斗,反对打架,反对打内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宣传队,不要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我们要检査呀!在工厂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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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支持军管,那天我见了主席,主席对我说:“军管太少了。”那是很早的时候了。这种事情不要往外讲,更不要贴大字报。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我们军管总的方面是支持革命的。到工厂的要撤回来。现在机关里也分好几派,各部都这样。凡是两派打架的,两派都撤回来。(矿院东方红问:我们在煤炭部两派本来就矛盾,师大井冈山也有人在那里,支持一派,要不要撤?)一样要撤统统撤回!除了农口以外,统统都撤。在农口,不是农口的学校统统撤回,农口的学校进去。我开会时间到了!(起身要走,又被围坐下。这时有人问回来了后还可以不可以去串联?)统统回来,不要找理由!就是江青同志讲的,不愿动脑筋,喜欢打一打,跑一跑。
    散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始终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这全北京市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建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实现了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夺了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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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这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远道来参力我们的大会,支持我们。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首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內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的结果
    北京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被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据下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教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扩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修正主义的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京剧、舞剧、交响乐的革命中,他们百般刁难和攻击江青同志。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长期按兵不动。姚文远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又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也不准发行单行本,还攻击上海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封锁,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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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査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进行这些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黑手被抓住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举摧毁了“三家村”黑店,直捣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及时作出改组北京旧市委,组织新市委的决定,得到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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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进行的,他们把北京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护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锋芒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许多单位亲自指挥,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他们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到夭折的边缘,并且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全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挽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仝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重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红卫兵和大串联这类的新事物,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以坚定的支持。首都红卫兵对全国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北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斗争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上海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月革命”风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协商,分别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北京市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全国的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必然要增强十倍,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政治能量还很大,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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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相当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极端重要的新课题。这个问题,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通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了,在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复辟了。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例如,一九四五年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九五九年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有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武训传》、《红楼梦讲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的斗争,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决战,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进攻。发动亿万群众起来革命,从下而上地对混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一次大扫荡,大扫除。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智慧,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伟大的魄力,才能够发动这样规模巨大的,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打倒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把政权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不仅现在必需,以后也还会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同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的学说同样重要,同样伟大
    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大决战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的总头头。某些地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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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部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批判,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我们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把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夺回被他们篡夺去的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该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共同目标下,并肩战斗,共同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应该在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边战斗,边整风,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开门整风的办法,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应该因为不同意见而“内战”,搅乱了斗争的大方向,甚至被敌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大联合大团结。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整风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允许保守派借口大联合,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吞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教导我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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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要在批判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闹革命。当然,对于反动组织,如“联动”之类,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同他们联合。对于这类组织和他们的头头,要实行专政,对他们的一般成员,则要分化瓦解、区别对待
    我们要结合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那一些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来批准,不能自封。每一个革命的干部,都应该积极投入这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积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认真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支持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混水摸鱼,反攻倒算,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吴德,刘建勋等同志,已经开始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能经受考验,得到锻炼,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九六七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竽中发展起来的,充分利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反面教员,从各个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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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首都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插遍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把人民的首都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革命城市。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同志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讲话〗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也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我们,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和上海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参加这个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受这五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人民的委托,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北京市的革命战友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岀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你们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猛烈进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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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们贡献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你们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你们热情地接待了来北京串联的一千多万革命小将,你们还派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士到全国各地,把毛主席的号召带到全国各地,把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作风带到仝国各地,同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结合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国。我们各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援,同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英勇奋战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再次向同志们、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战友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各省市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学习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特别是你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你们建立工代会、红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新经验。今天我们又听了谢富治同志的报告和各方面同志的讲话。我们将继续向你们学习。你们也一定会象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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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工、农、兵、学、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并将对全国各地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中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只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拥军爱民的问题。
    日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
    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十七年来,他们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并且顽固地坚持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戕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本单位的斗批改,和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对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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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力地带动各单位的斗、批、改。而各单位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这就要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调査工作、研究工作。就需要冷静,能够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动起拳头打架
    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每个单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当然,也有的单位,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就不必去夺权了但是,差不多的单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本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如何去斗批改?谁领导?对不对?
    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的同学,只想到这里去串串,到那里去冲冲,那个劲头大。但是,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计!这样想一想,就会增加同志们的责任感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要作深入的调査研究工作。和同志们一块,学习同志们好的经验,然后再来帮助同志们。
    我们这一年来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战友。我希望在斗批改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转移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踏踏实实的驳倒他们。对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揭发和批判。
    白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
    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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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
    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怕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两类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去正确地处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更不要武斗
    同志们,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市的工人、贫下中农、大中学革命师生、机关革命干部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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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全会并发表了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们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从去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接见了一千二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白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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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报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硏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棽登科学研究的新的高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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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毛主席在全国胜利的前夜教导我们说:“夺权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珍视你们的胜利果实,加强你们的责任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夺得的权力,让毛主席住在的首都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永保青春,永不变色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K4月20日,在全体革命造反派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北京市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同志晚10:10在市委第三会议室接见市委“摧旧兵团”“市委党委红卫兵团”、“井冈山战军”的部分战士,并做了亲切的谈话。吴德同志兴致勃勃地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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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来了几个小时了,吃饭了没有?(众:吃了!)你们今天很高兴,因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市革命人民奋斗10个月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她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了旧市委、也就是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彻底被捣毁!同时也宣告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前市委和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总的后台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有第二号人物邓小平。这10个月北京的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彻底把这条反动路线打倒了。这10个月解决了什么问题?揪出了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否则上有刘邓下有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那就危险了,毛主席觉察了这件事,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
    你们听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定很高兴,你们都在旧市委呆过,起来造反很对,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我们犯了错误,使运动搞得很不好。这样也好,使大家对问题认识更深刻了。现在除了留下来工作的,大家都集中到党校去搞运动,一是要把旧市委揭深揭透,我来了将近一年了,跟大家工作了一段,确实认识旧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任务:彻底批倒批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结合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市委机关有特殊的责任。今后党校的运动更应该按毛主席的路线搞。不管是受蒙蔽还是犯错误的都要站出来,划清界限。刚才砸了牌子(今晚革命派用铁锤将旧市委和旧市人委的牌子,捣了个稀巴烂)只是形式。彭刘反党集团要政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国家要变颜色,要更好的彻底批判、批倒、批臭、批深。
    斗、二批、三改,要更好地做调査研究,这样思想水平才能提高,才能教育更多的人,争取大多数干部,现在还有些人负隅顽抗,思想很反动嘛!骂党骂党史、骂我们伟大领袖,可是他们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有感情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说明旧市委被砸烂了,但你们要做更多的工作。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今天没有准备,以后有机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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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简单的就提出这点意见。市委机关的同志起来批判刘邓的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细致的工作。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对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要随时撤换。袁世凯总统是搞兵变,暴动造出来的,四年一任不行,改成终生总统,还要一辈子做皇帝。民国五年就完蛋了。职务随时可以撤换,用巴黎公社选举商量解决,不要搞阴谋,造遥言,不要抬髙自己,我们这个工作谁都可以做,学一、二天就可以了,要精简机构,减少脱产,不是官僚杋构就行,就是脱产也要劳动,你们怕得罪人,在我面前不敢互相批评,我走了就要互相打架。小的不同意见是经常的,大的不同意见就另说了。军管撤走了,你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逐步地搞好商量,不要吵,如果一意孤行,群众就可以罢免他。
    希望你们带头做几件事,各派都要作自我批评,开三天整风会,自己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你已经批评自己,别人就不批评你了,这是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如果不进行自我批评,就团结不了。可能就做得对,也有缺点……。造反派里的好多派也都要采取这个态度,不是造反派也要采取这个态度,才能团结95%,如果不做自我批评,就会永远吵下去
    过去刘、邓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一派打成反革命,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现在你们不应该在群众中自己打自己,车间内部和车间生产是配合的,假如不齐心就影响生。你们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大家团结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群众自己斗争自己,这一部分斗争另一部分,参加捍卫团的,要给出路。青年近卫军旷工,一律不发工资,劳保条例是错误的,培养修正主义。
    你们首先把捍卫团搞垮了,这是你们很大的贡献,不要把你们的名誉搞垮了要看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唯成份论(有人说李希生是资本家出身),李希生个人出身是一个问题,用人是另一个问题,群众不同意用,如果坚持用,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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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整风,大家平心静气,……你们造反派组织可以开联席会,各派代表商量些不同意见,不要吵架,现在你们产量少,质量也不一定搞得那么好。要保证生产啊。
    二次夺权,要不要二次夺权,你们可以改变一个口号,群众讨论一下,那些人不合适,可以换,不断调整,采取各派协商,将来好了可以选举。
    只能上台,不能下台,这是不对的,你们普通工人可以当厂长,有大问题可以交到群众中讨论,不管是哪一派的,都有权力,你们不要搞包办代替。阶级敌人利用,提高警惕,国民党宪兵、警察不要搞到组织内部来,对用坏人,李希生不管有没有,要避免嫌疑。
    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闹革命,脱产生产就要脱离群众,你们脱离生产多,工人就造你们的反,你们就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自己垮台制造条件,长期脱产自己会腐化的。
    大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小学生的态度,我是你们的小学生,在某些方面,你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当了权,做了什么工作,当了什么干部,我们都要采取恭恭敬敬的小学生的态度,什么事情都要协商,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李嘉才要参加生产,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出差要请假,你代表第一机床厂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可以当半年,不要当一辈子。我听了王宝春同志汇报,我又来听大家的意见,我听过李嘉才同志一个多小时的汇报,总觉得他很诚实。李嘉才更应谦虚谨慎,对群众的意见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我今天来,如果造成了你们之间更大的裂痕,我就犯了错误,你们可以反对我,可以提意见,我可能说的不符合你们厂的情况,可能有了很多错,都可以批评。
    李希生,大家对你有很多意见,应该做充分的自我批评。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决战阶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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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喜事!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大喜事!
    北京,是我们英雄祖国的首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
    北京,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照耀着世界革命的航船破浪前进。
    北京,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圣地,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和希望
    全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日日夜夜仰望着北京,仰望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聆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北京发出的战斗的号召,真理的声音。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艰苫斗争赢得的伟大胜利。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点燃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篡党、篡国的罪恶阴谋,粉碎了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扼杀的严重关头,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光辉的十六条,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首先支持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和全国革命大串连,在北京多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掀起了北京市和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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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一月草命”的红色风暴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讨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召,把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胜的信心和巨大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战胜重重困难,粉碎敌人的一次次反扑,夺取一个个阵地,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起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终于取得了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我们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纵情欢呼的时候,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夺权的伟大胜利。它宣告了旧北京市委反动统治的彻底垮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猖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肆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宣扬的“阶级合作”、“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大搞“和平演变”,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忠实执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四处网罗牛鬼蛇神,安插亲信,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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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北京市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们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纵容下,利用一批反动文人,利用他们把持的报纸、刊物、广播、书籍、讲坛、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猖狂地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日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公敌!他们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罄竹难书!
    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
    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党中央改组了旧北京市委,组成了北京新市委。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但是,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辜负了北京市革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机器。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鼓舞下,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围剿,开展了一场自下而上地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夺权的斗争。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终于被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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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将用金光灿烂的大字载入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史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预示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十七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现在,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候,当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当我们检阅战斗历程,展望胜利前程的时候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热血沸腾,信心倍增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继续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机器,彻底批判和肃清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同时,要根据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不同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拥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进一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打倒无政府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启发起来的智慧,创造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为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奇迹!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今天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今后面临着更加艰巨、更加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更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北京市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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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建设成世界上最红最红的城市,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凯歌!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胜利!我们要珍惜这个胜利。让我们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分别召开了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下,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希望和灯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主席就在这里领导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首都革命人民,坚定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红色堡垒
    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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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权派的直接指挥和支持下: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北京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个基地。
    如果无产阶级不坚决粉碎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那就要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乌云遮不住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十七年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开始了。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倒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罢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官,撤了他们的职。
    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和发源地。这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影响着全国运动的进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牢记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边,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了仝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荡涤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北京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掀起了一个革命的大批判新高潮。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获得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定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超越仼何障碍,战胜一切敌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北京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革命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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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面前,是一派大好形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还在妄图顽抗。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斗争还会出现曲折,我们的道路还是长的,任务还很重。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炼,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将更加巩固,更加强大。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
    、深入搞好斗批改
    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给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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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师大、清华去中学红代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四·
    派
    派支持另一派。全部撤回。
    在外地的同志全部撤回
    红代会要团结。现在矛盾很多(指全国)全国的革命委员会受到很大的
    冲击。要顾全大局,从大方向考虑。
    四.解决问题要自我批评,地院和北大的问题,有些是原则问题,现在放放,以后解决。
    五.红代会是中央的拳头,不要自己破坏,主要自我批评,学校内部(清华北大、师大、矿院)争吵,不要提得那么高。
    六.当前的大方向是三个方面:(1)批刘邓就是为了本单位的斗、批、改;
    (2)批旧市委;(3)整风,主要是整无政府主义,搞思想革命化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北京形势,今天和昨天的发言是一致的,没有分歧
    我们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目前形势大好。但也有保守势力大活跃回忆一月夺权以来,毛主席提出三结合、大联合的号召,到二月中旬三月初,革命队伍整风,整掉缺点进行大联合,三结合。但少数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三月底
    四月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针对逆流进行的反击,一方面让大家把大方向针对刘少奇,要搞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这样又出现了新的的形势,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但是斗争总是经过反复的这种反复、曲折有好处,正如江青同志说的,反复是个锻炼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造反派内部,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坏事,它可以考验锻炼我们,也可以暴露已经出来的阶级敌人。不要怕它,但我们不希望上他的当,不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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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受干扰,牵涉,继续搞主要方向,就是继续搞大批判、大斗争,斗、批、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大批判,大斗争,就没有大联合的基础,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问题,主要是把人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决战中去,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刘、邓,旧北京市委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大道理管小道理。其它事情都符合这一点,前一阶段北京在大批判中作了许多工作,有很多成绩,但是很不平衡,不深入,没有计划。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差,城市比农村好,大学比中学好,就是好的单位也不深入,现在要把运动推入更深更广泛的阶段,要有计划现在没有计划,你开一个会,我开一个会,大家都在抢斗争的对象,斗争的对象很需要,可以,但是真正认真批判不靠这些东西,要搞直接有关的。会议要开小型会,以小型会为主,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小型会议。让干部都参加,可以揭露,可以亮相。在批判中,上海搞了电视,北京大使馆多,不便于搞,要分不同领域进行斗争,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也是我们斗争的需要,没有革命的大联,斗争就不能胜利,一方面要搞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就是大联合的胜利;另一方面,小分裂也在不断产生,我们不怕分裂,但方向一定对准大联合,高举大批判,大联合的旗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的分裂,因为这是对阶级敌人有利的,大联合只能从革命的大批判中来搞革命的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大批判,大联合的结果,反过来,革命委员会又要为大批判,大斗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服务,不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的大联合,三结合,看来不是巩固的,我们要力争革命的三结合。
    现在,我们处在第一线,七百万人口的事情统统叫一个人来管怎么能管得了,常委也管不了,没有组织是管不了的,所以首先要迅速搞三结合,首先一步步的搞县、区、局一级的三结合,这样起码可以第二线挡住,否则千千万万事情都送到市革命委员会来,没法解决,长此下去,革命委员会也就没有威信了。已有的
    三结合要巩固,三结合的关键是干部问题,现在有的干部站出来一个就打一个这是不好的现象,有三种情况:一种站出来是应该打倒的,他本来就不应该站出来。另一种是保守势力在制造混乱;第三种是革命队伍中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起作用。这三种情况,都要在大联合中解决,真正的大联合、三结合是基木条件,否则就搞不成,总的来说是大好形势。但右派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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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派在破坏大联合,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存在两种情况,一个势力是阶级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势力是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下起作用的,地、富、反、坏、右破坏大联合。一种是我们队伍中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在影响大联合,重要的是山头主义。
    目前,无政府主义对阶级敌人有利,当造反派造反时,清规戒律的约束是不利于造反派的,目前无政府主义对造反派是不利的,因为大多数造反派夺了权,少部分没有掌权,只有保守派和不准三结合的干部才不受约束,大造其反。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无政府主义。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社论,我们的队伍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没有联合的要创造条件联合;已联合的要巩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要总结经验,不足的地方要补救,不仅一个机关,一个学校要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大范围也要反,造反派要有伟大的气魄,象毛主席那样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才有力量反击逆流。现在大学影响较大,现外地串联的学生一律撤回来,到郊区、工厂进行宣传工作的也一律撤回来,以后需要再统一安排,昨天看到一个材料,北京十几个部还有学生在,有的支持这派,有的支持那派,学生进去的目的也许是好的,但进去认识不同,也夹杂着小团体主义,不利于大联合,统统撤岀去,去中学调査的也撤出来,今后需要,由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安排,革命的支持需要,但主要靠本单位,现在各地都来信来电报,来北京学习大联合的经验,其实,北京剥开一看,不能说一团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让外地学习天天打架呢?所以以后的工作要抓起来,要显示人民的力量,要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支错了是少数,支对了是绝大多数。现在有的解放军在下面讲话不灵是不对的,有的地方和解放军的三结合也没有搞起来,我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不要到处去揪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谭震林的人物,不要再讲“二月兵变”了,从理论上讲,他们是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的,但具体事情还没有搞出结论,国家的机密不能泄露,现在我们每天的事情香港都知道。有的小报在香港很值钱,小报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黄色漫画。在宣传中不准确和泄密就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谓毛主席对宣言的批示现在仝世界都在广播,其实没有这回事。最近联动放出来了,有的很坏,很可恶,必要时再把最坏的关起来,对多数人要进行教育。最近准备把大学关的人都放出来。(这时蒯大富,韩爱晶同志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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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份总产值增加××%,四月份又在下降,值得我们注意。
    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傅崇碧对北京“革命造反者”负责人的讲话〖北京“革命造反者”总部及各分部负责人出席。摘要〗傅崇碧:
    大家提的意见很好,递了很多条子,因时间的关系不能再继续开了。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过了“五一”再找你们商量,现在主要不能再发生武斗了。今天周景芳同志给财贸尖兵打个电话,不能再调兵了,武斗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过去有很大贡献了,你们自己发表声明自己撤销了,不是我们强迫的,主要你们适应了大联合的形势。关于北大的武斗,江青同志讲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假如说:一方要让,那怎么能打起来呢?如果用压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求革命造反者、红色造反者,要发扬过去的造反精神,如果有人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我们给你们平反,一定在“五一节”不能发生武斗,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到会者答:能!
    有人问:“财贸尖兵不听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利用工代会的名誉再调人怎么办?”
    傅:“那是更错误的!”
    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戚本禹谈当前形势形势很好。大批判决定中国命运,全世界关心
    党内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历史上,抗战后存在是走半殖民地道路,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胜利了,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到文化大革命才得到总解决。批判海瑞罢官,翦伯赞均要舆论准备,吴晗、邓拓是前哨战,现在是大决战。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好多中央同志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为中国命运耽忧,但很不理解。甚至看了主席的大字报后,还不知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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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有人至今仍不知,可见理解大斗争很不易,我们自己是否充分理解了!?
    彭、罗、陆、杨、刘、邓、陶形成一股力量,有国内外支持,国外与帝、修联系,国內有地、富、反、坏、右支持。主席到各省时提出云南的蔡锷,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还以为主席在讲故事。有人反苏修有劲头,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我们应紧跟主席,过去有距离,今后也会有距离,总要紧跟。刘、邓将大批叛徒占领要害部门,如杨尚昆、曾×,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竟跳出来说:“刘怎么还不造反。”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三大要害部门均被他们掌握,工交、文教也占了要害部位,刘敢于提出调査会不适用又说不能蹲点的靠边站,……都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我们还麻木不仁,经过大批判,全党、全军、全民把盖子揭开,展开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多,把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得这么高(如光明日报登载清华的小将批判“人的阶级性”一文并没人为之加工)小将挖叛徒集团千辛万苫,一个一个査对,大批判中建立功勋,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标志青年一代,看到我国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证,这是一。
    第二、夺权斗争。主席说
    四、五月看出眉目。过去很多省市掌握在刘
    邓叛徒集团手里,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手里,现在六大省市夺权胜利,有的经过两派斗争,已有胜负(青海、内蒙、福建),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已明朗化干部经过考验,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斗争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运动起来了没有。要支持左派,地院东方红有风格,同学自己出粮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护起来,周总理、康老表扬他们。湖南斗争厉害,抓湘江风雷,抓了好多人,张德生反对抓人,出来造反。不要光看发生武斗,打、砸、抢,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并非打、砸、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经过反复斗争,局势就明朗了,有了“三结合”对象。还有的省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多数的省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了代价,经过斗争的结果所以,形势大好。少数省份,保守派占优势,局势发展不平衡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数军区迷失方向,个别的是坏人(如赵永夫)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经过斗争,正在转变,尤以经过军委扩大会议后认识统
    第三、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单位进入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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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全国需两,三个月。
    第四、整个生产局势好。一月上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搞经济主义,局面相当严重,经左派反击,主席一月风暴号召,大有好转,军队参加作了很多工作,
    四月以来,局势好转。
    通过大批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夺权斗争明朗化,运动深入,生产好,主要这四点标志着大好形势
    问题也存在:如斗争反复,压制左派……。当前苗头有两个
    (1)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军委十条下达后,如北京轰李钟奇,超过了轰刘少奇,相当大的冲击。中央文革开会解决了,各省市方兴未艾,值得注意。要宣传拥军爱民社论。左派开始炮轰省委,省委住到军区,又炮轰军区,发了八条命令,不能炮轰军区,军区遇到冲击,抓了人,犯了错误。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听不清)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个别人是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利用支左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山东、广西,韦国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赞成,军区大都是认识问题。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刘志坚搞不介入),许多人不知道海瑞、三家村、聂元梓的大字报,不知道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对刘少奇的错误更不清楚,犯了错误,帮助刘、邓路线,他还不知道。部队无财权,人权,并非保护自已的地位(地盘),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调查研究,往往坐在保守派一边,抓人。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如果不去批判刘、邓,不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把矛头指向军区,就不对了。这个苗头要注意,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内部解决,勿使矛盾公开化。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刘、邓不敢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解放军。刘、邓已经把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好了(在畅观楼,搞了黑秀才做秘密报告),政变后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解放军才不敢动。对解放军不能冲击,要内部解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转向解放军,自己溜掉。抓人虽多,但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如果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态度去对解放军那就错了。
    (2)无政府主义。现在是现象,不成为系统的东西,即打、砸、抢,什么命令也不听。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机会主义压制革命造反,奴隶主义绝对服从,驯服工具。现在起来造反就是为所欲为,不要组织纪律,不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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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工人中严重,不上班,不工作,但工资要领,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夺了权,无政府主义对我们是个麻烦,要引导,应教育,“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关押不是个办法,放出来教育,争取多数,少数顽固的,让他们表演,“联动”的基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右派的子弟,主张血统论,对他们要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联动”还到天津、武汉去闹,他们闹,让群众去对他们斗争,群众会对付他们
    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首长: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德、傅崇碧、叶群等。〗
    谢副总理:今天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他们在百忙中来接见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对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各方面有什么意见先谈谈,文革小组同志要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文革小组再讲。有什么意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谈。
    (革命委员会委员徐铠汇报说:全市性保守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什么都不干,还要给工资。)
    江青同志:他们什么都不管,为什么还要给他工资?(徐铠:有规定。)伯达同志:那是讲革命派闹革命的。保守派不工作,打架还能给工资?这扣工资是合理的、应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不劳动者就不能给饭吃。你保守派既不抓革命,又不促生产,又打人,又破坏国家财
    又到处窜,还给工资,这成什么样子
    江青同志:同志!你们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大概没搞清楚,不能让他们利用。那是讲:“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他哪里是为革命?哪里是被迫?他们到处游游荡荡、愿到哪儿跑就到哪儿跑,爱破坏生就破坏生产。
    伯达同志:现在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有权力禁止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行使权力,对组织武斗要作出决定,禁止武斗。要保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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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你刚才说得很对,现在保守势力、幕后策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搞什么?破坏革命群众的人身安全,破坏国家财产,所以必须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对煽动、策划武斗的少数头头要依法制裁
    总理:你们可以自己作出决定,作出动员令。
    江青同志:有很多中央决定你们都没有好好用。许多武器你们没有用起来。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就有这个问题:“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评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这些东西,你们都没很好地用,你们没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
    代表:公安局抹稀泥。王力:公安局听你们的嘛
    代表:向公安局反映武斗情况时,他们问打死人了没有,没打死人,他们就不管。
    江青同志:打死已晚了嘛!
    伯达同志:公安机关对武斗现象麻木不仁,要揭露他。一定时候要改组江青同志:这是大规模的械斗。
    代表:有的公安机关对政治案件不注意,光注意强奸、抢劫、盗窃案件。伯达同志:这些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大的失职。
    总理:公安局不执行六条,本身就犯法,军管会的同志来了吧?你们要整训下子,不要怕事,如果你们因执行任务被打,应该受到表扬。
    徐铠:我们有缺点,右倾。有的人躺在树下乘凉,有人锯树还不知道伯达同志:要提髙警惕性,提高责任感,夺了权你们责任很大,有权力制止武斗。
    医院公司姜大千同志:北京市武装部有很多彭真、刘仁时的老武装部长了希望解放军撤换他们。
    总理:你提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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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总厂吴富博同志:砸工代会的人抓了,也没地方送。公安局不收总理:公安局不接收是不对的,抓起来再说嘛!
    伯达同志: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审查一下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没有就改组嘛
    (代表反映:武装部派到工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保守派)江青同志:还是派正规军
    杨成武同志:武装部有些是正规军的,也有的是旧市委选拔的,再要军队承认的。
    王力同志:派不派,要革命委员会解决。
    前大富:北京市保字号的运用十条来造造反派的反
    江青同志:你为什么不拿出八条来?我在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话嘛!报纸上登了嘛,你们为什么不拿那个武器?
    居民代表刘文清同志:我们回去怎么做,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指方向王力同志:北京市居民搞几条好不好?我们考虑全国搞一个很困难。最早毛主席提岀让我们搞一系列文件。街道这个文件我们没搞出来。上海搞了,希望你们也搞一个
    总理:首都应该做模范。
    谢副总理:好了,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达同志:这个会还要继续开,还没有谈到本题。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竞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杋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杋构嘛!官僚机构寳易被走资夲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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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吕嘉才你现在参加没参加生产?(吕:没参加。)不参加,你就脱离了你那单位,脱离了群众,你那代表权就成问题了。北航的韩爱晶同志,你现在脱离木单位没有?北师大谭厚兰同志,你又当学生,又当委员,如果你离开了学校,就脱离了群众。北大也是这样,聂元梓同志,你脱离了北大,代表权威就没有了。脱离工厂、学校、机关,到革命委员会做工作,这就不是代表了,那是工作人员了,当个委员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们要经常带来群众的意见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威。如果仅开开会,说些和群众无关的话,就不能代表群众,就失掉了毛主席说的建立“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意义。所以,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有重新总结经验的必要。第一条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原来单位。能不坐小汽车最好不坐。早点出来嘛!坐公共汽车。可以轮流参加会议,一个礼拜一次。谢富治同志,行不行啊?(谢副总理:有些会议可以。两种情况)。毛主席在延安时老早就告诉我们:要精兵简政。现在,北京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搞的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套要重新检査,要破坏;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吕嘉才同志,你脱离生产能代表谁呀?你代表我呀?我和你比较熟,就再三和你说了。
    关锋同志:《人民口报》登了一篇文章“解悦回车间”,解悦是一个劳动模
    伯达同志:刚才很多同志说得很对,真正革命派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保守派不抓革命,也不搞生产。革命派不仅做革命的闯将,还要做生产的模范呢。不然你就脱离了群众,没人选你了,变成了空架子。大、中学校也是一样,农村也是一样。党中央文件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对干部意见大,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这个田头转转,那个田头转转,公分拿的不少,加上手脚不干净,农民就有意见。有些干部生活特别好,脱离群众。民兵队长都不能脱离生产,社长、公社书记都不能脱离生产,大家轮流地工作,轮流办公,这样,非生产开支就可以变得很少了,当然,个别的必要的补贴是可以的。还有你们这里有核心小组问题还没定。(谢副总理:没有。)究竟怎么搞,这些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你们有个常委,有少数人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最后,当了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一辈子就当代表了、委员了,要随时准备你们单位群众把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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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去,可不可以?(众答:可以。)如有些农村干部当了十几年的支部书记,好的坏的都不能换,除了调工作。支部书记半年可以选一次嘛。
    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家都可管理的国家,不是哪个代表才能管理,旁人就不能当代表,这是旧社会的东西。机构简化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看看这些问题:革命委员会—一无产阶级权力机构怎么搞;怎么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今天可以随便说说
    王力:他提出这个问题,别人不讲,他还有一点要讲。北京是全世界注目的革命委员会,是新型的、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委员会,应向全国提供经验。希望同志们总结这方面经验。这会上不一定都谈自己的问题。要谈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韩爱晶同志:我建议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吸收为党员,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不够一般党员条件,那这个委员也成问题了。
    戚本禹同志:不一定
    伯达同志:这不是一个问题。
    总理:不一定所有委员一下子都吸收为党员。可能是党员伯达同志:国家机构、代表、委员应有党员、非党员王力同志:要吸收一批党员,吸收不吸收不一定是代表。韩爱晶:那你怎么能控制学校的党员新陈代谢呢?王力同志:不会倒退!
    伯达同志:吸收党员要经过文化革命的考验;每个党员合不合乎党员条件,也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王力同志:好的吸收,坏的清除,大部保留。
    第一机床厂吕嘉才同志汇报,谈到他经常开会的情况时)
    江青同志:是不是你们少开些会?一个月开一次。现在全体委员弄的整天忙忙碌碌。不要把常委的事倩强加在革命小将身上。
    伯达同志:不能脱离工厂,不能脱离农村,不能脱离学校,不能脱离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一个学生脱离学校整天游游荡荡,就不能当代表
    (市委机关代表谈到机关革命化时说:农口要搬到农村去,革命委员会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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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把家属搬到农村去。不要城市化。要农村包围城市,消灭城乡差别。)
    伯达同志:公社全部不应脱产。县里顶多十来个办事的就可以了。
    戚本禹:要研究一下,公社一个不脱产也不行。一个不脱产,那问题就多了。你说一句话传出去可不得了
    康生同志:你的意见是很好的。城乡不要集中那么多人,但这个问题同消灭
    三大差别不是一个问题。不要把消灭三大差别庸俗化了
    伯达同志:我们的机构,今天的问题是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陈永贵他们搞得好)。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康生同志:两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第一,同志们大部分是从革命群众组织来的。现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机构,到底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机构,是个大问题。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把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请革命委员会选印出来,大家讨论、学习。
    第二,同志们谈到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当前机构如何工作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看有一个区的夺权问题。区的权不夺,你们革命委员会底下没有手和腿,光靠你们这几个人不行。单单是有上层的革命委员会。下层不掌握在你们手里,什么参加劳动,不脱离群众都是空的。
    伯达同志:我们有这么些意见,是普通的意见
    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
    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护,就是保护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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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同志: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
    行
    (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
    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王力同志:破坏财产到那种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层楼厂房在武斗中被拆毁)一定要査。(谢副总理:赞成。)
    四、公安机关大家诙得很多,我不准备多说,将来再跟谢富治同志商量一下。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岀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我们提这些意见给你们商量,希望你们革命委员会研究后拟个通告。我现在说的话不要上街
    (谢副总理:靠不住!靠不住!)
    (周总理:我们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你就不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嘛!)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嘛,动员工人回工厂,动员学生回学校。(一位委员说:打人的人还要保护人身安全?)要告诉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要采取措施。
    (这位委员继续说:他不怕公安部、公安局,就怕革命群众。)
    所以群众是最重要的。依靠公安机关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依靠群众是最根本的。公安部门依靠群众才有权威
    关锋同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个政府嘛,要好好研究出个通告
    王力同志:北京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了。现在建立了政府,要行使职权。你堂堂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连一个大队的问题就处理不了么?还有一个正确对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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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组织的问题。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一个群众组织叫保守组织。连四川产业军这样的组织也不轻易叫保守组织。对于这样的组织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对产业军(的提法)改成:“受少数保守分子蒙蔽的,与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组织”。这样一改,便于争取群众。
    伯达同志:对保守组织中的大多数人要相信是革命的,坏人是少数。不要把少数坏头头与群众等同起来
    关锋同志:(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不要轻易上纲。
    周总理: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按:我们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杋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
    (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要形成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伯达同志: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变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机构!
    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戚木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间:1967年5月9日凌晨0:10-2:05,地点:工人俱乐部休息室出席:红色造反阵线,毛泽东主义公社及其他革命组织。按录音记录。〗
    戚:你们还在争论吗?听说你们还打了人,谁打人了?谁打的人,站出来(主义公社王树椿同学站了出来)。(阵线:还有萧苏华!)(公社:郑维忠。)戚:(对萧苏华)你对大字报有意见,你可以贴大字报嘛!干嘛要去撕人家的大字报?(萧苏华发言。)(郑维忠澄清问题)。(曹锦荣发言)。戚:为一个戏,也要报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事情也太多了。
    (曹锦荣继续发言,谈到公社星期六下午造了阵线排练的反,王树樁武斗。)戚:(对王树椿)你上去就给人家一脚?那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啊?你就站在那里吧,罚你站!反正你们这里不能武斗,我们是反对武斗的,你们要愿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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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我们也不管,你们大家愿意打就打,反正我们反对!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管什么理由,有一百条理由你武斗就不对。你们的问题今天下午看些你们的材料,和军训同志谈了一下,情况不是很清楚,讲个人意见,供大家考虑。
    你们有两派,一派是公社,一派是阵线,这两派,军训同志和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不认为你们中间的哪一派是反动派,你们也没有这个看法吧?(两面争论。)你们一百多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派都不是敌人。(阵线:有人在挑,李武林在挑。)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认为你们都是革命的同学,革命群众组织,你们两派都不是反动组织,你们哪一派都不是“联动”嘛。
    先讲公社这个组织,公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事情的,揭发了鲁方,揭发了张旭,当然,鲁方、张旭是什么性质的,以后还要经过批判再定不管什么性质,揭发是对的。工作队来了以后有错误,你们也造了反,工作队走那么临时革委会……(阵线:你们造反是靠小道消息的,鲁方,工作队走了那么临时革委会……(阵线:你们造反是靠小道消息,鲁方、张旭是全校革命学生揪出来的,是公社和阵线的同学一起揪出来的
    )(两边争论小道消息问
    题。)
    小道消息得了以后造反,也可以,也要肯定它,什么叫小道?我也不懂,听说黄爱真来了消息,听了一些风声造了反,造得也可以,也对嘛,造了他的反比如:从小道听说刘少奇是个坏蛋,那听了小道消息造了他反,那也可以,如果他假造反,将来是会暴露的,你不要怕,你看嘛,他现在还不是反革命,你还得承认他的造反是对,你这边没有得到小道消息,他得了一个小道消息,他造了反了,他造了反了你好象吃了亏了,当然观点就不对了,承认他,承认他造反造得对,从这些方面来讲,毛泽东主义公社这些地方应该给予肯定
    那么阵线,不是所有同志,阵线有些同志在运动初期保了一段,(阵线:公社也有!)保一段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公社也有一些同志。阵线的同志根据我们了解人数比较多一些。(阵线:不,公社多!)我讲的是比例。保一段没有什么的,我还保了很多人呢。保嘛,弄不清当然保一点嘛,为什么这一方面公有错误,人家保了那么一点儿,为什么抓住不放,还有错误,为什么人家不服气呢?你这不完全是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那么你保了一段也要承认,保错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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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错了,那么后来他们大多数同志,保了一段的大多数同志,认识了这个错误,表示要从旧的阵垒中杀出来,向反动路线开火,这你应该肯定他,他不保了嘛,他愿意革命嘛,所以,为什么说阵线也是革命组织呢?因为他现在也要革命嘛,你们主义公社就不准人家革命,这就不对
    现在争论的是李武林问题,一方面说,是刘、邓司令部里的吹鼓手,顽固分子,一方面说他是有错误的,但要挽救,我看李武林这个同志,现在阵线要批评他是可以的,应该批评,但现在不一定给他定性,这个人是有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在运动期间他总要拉一派保他,这方面公社做得不够好。他总要拉一派保他面对着群众之间,由于你而引起的这么大的争论,你不挺身而出,不好好检査错误,反而人家保你白以为得计沾沾自喜,这就不对了。因为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造成群众中间这样的分裂、不团结,那末你应该感到很痛心,出来检讨自己错误,使两派能够团结起来,应该这样。你这个态度不是那么太端正,这一点军同志也说了。所以你这样的人我看轰你一下烧你一下有必要。这一点你们主义公社也要轰他一下,烧他一下。因为有错误,特别是运动期间有错误。你不是还有秋后算账吗?对群众准备秋后算账,还有你开始同意对联,这就是迎合了主义公社的心理。主义公社起先的宣言中就有对联。(公社:没有,当时还没有毛泽东主义公社。阵线:有!
    总之,至少开始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同意对联的,这一点我也能想到。因为你们开始是有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领导公社,那些同志天生就喜欢对联,因为他们自己还觉得自己血统高贵,你同意对联也不稀奇,也不算什么太了不起联动的事凊。那末李武林也是同意这个东西的,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且以后群众有意见,你总是要找一些人保你,越保你越来劲,不是好好地检査自己的错误。你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申辩自己,你那天来了一个条子是吗?如何申辩自己,自己有好检查自己错误,这不对,你应该有什么错误,应该好好地向同志们检査,你只要好好检查,那么阵线觉得你也不是那么
    的确,只要你好好检查,他也就放过你,
    那么主义公社也好说话,最怕是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越保你,主义公社越被动阵线抓你不放,我看你这个账也交不了,你也很被动。你也很困难。
    你现在好好检査,认真检査,有什么错误,好好交待,跟群众交代。有错误给党给群众检讨,这是光荣的,这是改正错误。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老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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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些都是些小孩。小孩造起反来相当厉害的。我告诉你,你不好好检查,交不了账,谁也保不了你。主义公社保不了你,我也保不了你,军训同志也保不了你。还是希望你好好检査。你现在变成芭蕾舞校的中心人物,简直是弄得不可开交,大家武斗你都要负责任。
    公社你们不要保他的错误,他有错误你保他干什么?不要保他错误,等他检査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了再保他,这样你就站得住。他还没有好好检查呢你就保他,弄不好的话,你们自己还要在里面载一个小跟斗,我看你让他检查,检查的差不多了,的确是好好检査了,你再保他,因为他检査了,的确检査好,那时候阵线的攻势也就差一点了,攻势不那么猛烈了,那时候就好办了。我就跟你们讲老实话(笑声),那当然阵线攻你,他也有点他的考虑,因为你给公社有点瓜是吗?他把你弄下来后,他就可以压倒对方,他无非是有点私心杂念,大概是。(阵线:不会的)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你们是不是也先采取一个看二帮的态度,先看一看他,先看看不要紧么,看看他这个人究竟检査怎么样,不行的话再帮助他,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看二帮。因为你现在不能就说李武林就是阶级敌人,他就是国民党,就是刘少奇的反攻路线的。他第一不是国民党;第二你还不能肯定他就是刘、邓司令部的打手。(公社:他们已经定了。双方争论)他没有检査你不要保他,我保可以的,你不要保,你让他检查看一看,我现在说他还不够,难说也许发展起来就够了呢。他自己不好好检查,往下发展的话,是什么难说了,跟群众站在对立面,你整群众,再下去的话,搞黑材料,再往下搞些阴谋活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变成刘邓路线那个什么刘少奇分子也可能,不是不可能。你现在越保他是害他,你越保他,他就越带劲,就不好好检査,他越往下滑。你们别保他,领导上保保可以,解放军来了保几下,可以。你们不要保他,因为你也要避些嫌疑,他和你有那么多瓜葛,我还保你,你先轰轰他,你们也可以轰,轰了以后,他对自己错误有了检査,检査如果基本上可以,就看看他,以观后效
    我把你们的材料都看了,根据现在的材料,还定不上黑帮。也许他们还有材料,没有揭发。(阵线:还有!)我看你们先不要定框框,不一定先定框框。(争论。)我再说一遍,第一,你们公社的同志不要再无原则保他,他有错误。(髙振华插话: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都拍了照。)既往不要再咎,大家都算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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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阵线的同志不要定调子,说他是黑帮。你们带来的材料我都看了,军训队今天下午带来的材料我也看了,他还不够黑帮,黑帮是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不够黑帮,所以你们不要定调子,可以批判,他的错误可以批判,他应该检讨,如果他基本问题都检讨了,那末可以再看一看,继续再看一看。不要急于处理这件事,因为无论如何鲁方、张旭的错误是不是比他大,他们俩我现在也不定性,但是他错误恐怕跟他不一样,错误要比他大一些,这两个人你们双方都没有批判嘛。搞那么几天就放下来,不要老是扭住不放,那当然要看他态度罗,他态度不好那马上可以扭住,我也没意见,他态度基本上可以了,那末搞几天就放下来嘛把鲁方、张旭问题搞个清楚,究竞是什么问题,这两个人现在都是什么东西不能定案。军训同志定不下来,我也定不了案。我看他们材料看的不多。是不是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既然你们请我来嘛!(众:好!同意?)
    你们现在双方的对立局面我觉得应该改变,江青同志在大会上讲过,现在进入一个大批判大联合,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么一个阶段,当然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为有些地方运动发展不平衡。她是指北京市的发言,她这个大批判大联合转入木单位斗批改,总的精神适合你们学校,我研究进你们学校的,适合你们的。你们现在学校应该按照江青同志讲的,大批判大联合,如果违背这个大方向,你们这个学校的运动就要走弯路,你们学校现在不是武斗的时候,不是打架、搞大分裂、大动荡、大分化,不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按照那个情况走那你们就违背历史发展的进程,你们自己就要被历史所抛弃,你们那一派就要失败,如果谁不抓大联合的旗帜,而去搞大分裂、大分化。现在你们不是这个局面。因为现在你们学校这个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江青同志讲的那个阶段,如果不按江青同志讲的来搞,而要反对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还要搞大分化大分裂,还搞武斗,那么你们就要违背现在总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你们哪一派搞的最厉害,将来哪一派失败的最早惨,(对王树椿)好了,你坐下吧
    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江青同志讲的那个规律是适合你们学校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大联合呢?我想你们双方都是热爱毛主席的,你们就两个组织,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看见毛主席,都能跳起来的,那你们都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一个阶级的兄弟姐妹嘛!哪为什么现在不能联合呀?!现在我们只是对那种人不能联合,对阶级敌人,对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那些顽固分子不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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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人讲联合我们就没有原则了,就要成和稀泥,变成折衷主义了。但同志之间应该搞联合。你们这还都是同志,我看你们这两派绝大多数同志间的纠纷的,人民内部的事务问题。那末,要实现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本单位斗批改。
    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分清一些事非。分清事非我看主要的方法不是指责对方,因为指责已经很多了,对方都知道你们甚么观点了。现在你们转入大联合大批判之前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应该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行整风整自己的风。你们整风了没有?(阵线:我们贴出的准备整风。公社:我们早就整风了。阵线:整了几天说是右倾又关门了。)你们应该在解放军同志的领导下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学的不好,过去没有很好学,现在也学得也不好。我听了你们的发言我就知道你们写得不是那么很好,是不是我也不能吹牛,我也学得不好。但是你们大家也学得不好,要很重视这些问题,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触及自己灵魂。是不是?你那个毛著学不好,你那个舞也跳不好。你别以为要很好学习主席著作,很好地用主席的思想来检査自己运动以来的表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高价征求人家的批评,别人有什么意见要很好地听,听了自己要去改。你们是不是有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戴排长:有的,都很少去。)你看,天天读都不去。(众:我们按战斗组自己学)没有好好学,好家伙,对待同志就像对待敌人一样,眼睛都是红的,瞪得那么大,能学好吗?没有学好!对黄世亻也就这个样子吧,我看,没有学好
    现在要号召你们团结。学习主席著作,要很好分清是非。你们把那篇鲁迅兵团的文章好好学习一下。那篇文章写的很好的。要懂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你们有很多是小资产阶级东西,你们以为是无产阶级东西,挺得意,津津有味呢,那是小资产阶级东西,你们要区别哪些是资产阶级东西,哪些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总发现文艺学校,文艺团体,小资产阶级特别吃得开,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非常得意,而且以为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呢,其实是小资产阶级,你们以为那是革命情绪,小资产阶级情绪不都是革命情绪,你们革命造反组织里面,不都是每个同志,而且不是少数,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说我参加革命,我参加红卫兵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你参加了红卫兵,你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也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你们这里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里面游泳,必然学到很多东西为必然把自己成为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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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接班人,有一部分人呢,少数一部分只呢,你别看他,他越革命,越发展资产阶级东西,结果他越走向无政府主义,走向小团体主义,甚至走向对立面,变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五四运动以来,你们分析分析,这种人太多了,历史教训太多了,五四运动的一些有名闯将,当时是风云人物,那是不得了的,最后变了,变成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历史垃圾。很多你们看看历史。所以毛主席提出来,学生运动要与工农相结合,如果学生小资产阶级不与工人相结合,他就要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要在运动中前进,学习主席著作,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要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林彪同志讲过,既要把自己当作为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当作革命的对象。你们不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了,那末你们慢慢也会变化的,你很好革命闯将,很可爱的红卫兵,将来会变成最不可爱的历史垃圾堆,变成狗屎不如的,那很可能的,党的叛徒张国焘就是五四运动很出风头的,假革命,后来变成反革命。运动里面也有,很多人,有些人;相当多的人经过革命运动改造自口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共产主义者;也可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个人主义者,变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呀,轰人家很容易,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应该很好地整风,检査自己,提高认识,用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已,那未,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两派团结起来,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本校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你们的斗批改基本上还没有很好进行,我就是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基本上还没有很好的进行
    为了促进你们联合,你们需要建立一个联合的领导班子,联合的领导机构,首先你们的演出就要联合,你们一共才一百多人,分两摊,各搞一套,这个我不赞成,那样,你们搞的东西我们也是不去看的,你再好我也不去看的,请我看也不看的,因为首先你是分裂的。还是要在统一的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底下,因为演出也是改嘛!也是斗批改,搞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看
    联合要有一个联合班子,我不大了解你们这儿的人的情况,我问了一下军同志的意见,原则上我们是两派都要,他们提出了一些人来,我看提出来,你们讨论讨论,大家硏究研究,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们抓起工作来,他们提了这么几个人;潘世彬,你热爱闹的,挺活跃。赵景参,你是公社的?王淑香,噢!你也是活跃的。李凤歧,王正甲,邵爱柏,你是教员?教什么?教导室工作的。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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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荣,(我也是教员。)杨仪,教什么的?(众:教俄语、教政治的。)还有干部叫郑维荣。这是军训同志提出来,我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还是了解得很久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提出来请大家看一看。临时领导机构,领导领导看,他作先作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的领导这件事情,行不行?都是好人吧?(对潘世彬)你也是好人吧?(潘世彬:戚本禹同志,我觉得干部问题还应该考虑考虑。)郑维荣,是吗?(阵线:可以。)干部不做领导,干部作个成员,好不好?(潘:我们觉得好多问题还没有谈透呢。)哪个问题?(潘:军训队对我们公社好多问题不了解。)我知道都知道。(潘:我们在好多问题上和军训队有分歧。)行了,行了!今天我们和军训队交换过意见,军训队的同志是好的,是喜欢你们的,工作都有缺点嘛,你的工作也有缺点嘛,你看,他首先提出你的名单嘛,(众笑。)你也有缺点,我听过你的发言,我知道你,我看叫你去搞军训,搞得不定比他好。你们也可以提名单。(潘:干部是不是可以提李成德?在外间他一直是中层干部,在部队当营参谋,可是到学校一直受打击。)李成德你算那一方?(阵线:保李武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你也参加个吧,也可以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思。好不好?阵线一边你们也让让步。(阵线吴俊学!公社:不同意!)
    戚:你们不要老吵,就是十人小组吧,加上你(指李承德)这个同志嘛,这个同志怎么样?(众:不错,都是好人)那么就十人领导小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紧,人员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两晚上也讨论不出,解决不了,如果提出来以后都认为大多数同志是好人是革命同志,不是假革命不是反革命,我看那就行了,哪个具体人不行你们再看。(阵线:不加李承德!公社:加!阵线:那么不要邵爱柏。公社:去年“六·七”时候就是邵爱柏一个坚定革命左派,要么让郑维荣走。)
    戚:郑维荣是那一派的?(众:哪一派都不是)戚:哪一派都不是,你们反对他干什么?潘:郑维荣在运动中亮相不够?
    戚:他是不是黑帮?不是黑帮可以参加领导,就十人领导小组吧。(大家鼓掌。)大家都鼓掌就说眀还可以嘛,还可以就算通过吗?鼓掌通过嘛,谁有保留意见也可以,个别人保留也可以,你也是赞成的对吗?除掉一个人(潘: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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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话没有说。)我看你有些话就不说了,话说多了不好,现在有些事情同志间的老账翻来翻去就不行,就不好了。你有些话我也知道了,因为材料我看到了军队同志的意见我也知道
    今天我也和军训队交换了意见,军训队都是很好
    的,辛辛苦苦帮你们做了不少事情,他还是希望你们团结的,而且他对你的看法还是正确的,你看他还是认为你还是一个好同志,有些缺点。我也是这个看法。(笑声)他首先提出你嘛!你看这是他们写的(名单),口说无凭首先提出你嘛!你们选个组长,选个副组长,这个事又麻烦了。(公社赵景参:潘世彬组长,王淑湘副组长,怎么样?阵线:阵线人少,公社人已经很多了,比阵线多。)那就这样好吧,潘世彬组长,王淑湘副组长,(众:好!掌声)你们俩人首先打架了咱们话说前面,你们团结搞不好,找你们俩人是问啊。你们俩人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罗!你(指潘)有没有?(潘:有)你(指王淑湘)有没有?(王:不是没有团结愿望。)你没有团结愿望?(王:有时候有,有时候对他们有些意见)你想不想大联合嘛。(王:我当然想啦,阵线人少了,公社许多人都是死保李武林的,根本不许批的,一直压人家。公社:压谁呀?)既往不咎,你们自己整风时可以咎既往,可以检查自己。对方的人都不要提了,让他自己检查,你们整风不提他们意见,他们整风不提你们意见,因为过去已经提了很多了,都知道了。
    你们自己检查自己。你们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对你们的好像希望不大了。你们还想参军,干什么的,(笑声)(众:批准我们了?)我一看你们这样就参不了军,到了军队整天打架还成吗?(众:我们不打架)你们不打架是为了参军?参军的事情我没有答应你们啊?我没有这个权利,你们要求参军,像你们这样都不能团结,还能参军?(众:能团结)而且你们为了参军而团结,参军再闹不团结,那还要?再搞两派到军队里面是很难办的事情,人家军队都是非常有纪律的,非常团结的部队,(王素华:参不了军,那我们更不团结了。)那就算了嘛,那末你李武林最近不要干预群众运动了,你就好好检査,啊。我不认为你是右派,不认为你是黑帮,但是你有错误。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那就检查去。而你们也不要老去争这个,因为李武林不是你们学校的重点,你们主要还是搞斗批改嘛,而且你们大批判也是搞的不好。批判修养的文章你们学了没有?(阵线现在李武林影响我们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
    戚:不要说了,我说了嘛,我已经让他在边上,意思说是靠边站,我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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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就是了。(公社:完全同意!)叫他去检讨,检讨好了还可以回来。这已经很重了,我认为,对他已经很重了,已经让他检查去了,因为光就这一点,他老是得意,别人保他,他很得意。不过你们(指阵线)不要拿这一点去压公社。你们大家看那些同志在搞分裂,你们就要反对他。他在十八小组就是呆不下去了,如果不搞团结的话,我们就反对他。
    (阵线:李凤歧谈联合演出。)
    戚:联合演岀你们解决么。怎么搞呀?如果不能联合就没有希望,你们班子就搞这个事嘛。你们没有乐团要找搞联合的,你们别要那些不联合的。你们要演什么?(公社:“白毛女”,我们也支持他们演《红场战歌》)(阵线:他们造反
    )我不知道你们哪派要演什么,我首先演《白毛女》好,因为《白毛女》(公社:鼓掌)我看,你们鼓掌就是要压人家。创作的东西呀,没有很好试验。从庆祝25周年的角度考虑呢,演《白毛女》好一点,但是你们要创作出新的我也赞成,演出之余也可以创作些新东西。《白毛女》我看也可以改。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听到了吗?(众:看到了。)根据那个意见能改多少就改多少,你们能不能改点新的,不能改坏了,这样的话,他们那一派也可以参加改嘛,一起改嘛。公社鼓掌欢迎!)联合搞。(公社:一定联合搞。阵线:我们已经排出来了)而且演员安排也要尊重一下阵线。垄断我就反对了。(阵线要求发言)一会儿讲好吗,我把这说完。你们是也要搞一个《红场》是吗?(阵线:《红场战歌》,反修战士的)(公社:坚决支持)他们也支持好嘛!因为你现在……(阵线: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列为五月份演出计划。)我不知道什么工农兵文艺公社,我不管(笑声)因为《白毛女》是个样板,你们不是要先把样板搞好,好不好?但是你们也不要用这个去压人家,说你看我们胜利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因为这是样板,你们先搞好这个样板而且你们还可以作些改动,江青同志不是说序幕和尾声不要吗?你们可以搞得精练一点,搞得好一点,第四场也可能改动。你们看看己录。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来改,马上作很大改动也有困难,你们先作些小改,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公社:23号左右,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25周年。)弄要弄好,打响第一炮。不要弄得不行。恐怕你们许多同学很久没有练功了吧?(众:一年)你是跳什么的(问一位同学)?你也是演员吧?(有人答她病了!)(有人说:罢演了)你是演什么的?(问另一位同学演什么的,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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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儿的)几天没练功了?(众:一年了)能跳吗?(众:能跳。)在上海,我就看到跳舞的在台上站不住,我看这不行。芭蕾舞,要跳得很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种艺术。跳得很生硬的话,把一个很好的政治内容、戏剧给破坏了。
    能不能跳好,我很为你们担心呢?你们学了几年?(众:六七年了!)七年了?这么小就学啦?(阵线:我们提出要“红岩”来伴奏,音乐学院乐队。)乐队要联合,联合就请你们,不联合就不要他,他们不联合,我们就不要他们。(公社同志:您这是指战斗团和红岩吧?新影已练了,他们三派联合起来了。)不要新影了,我看你是哪一派,是公社一派的吧?!就要红岩吧!他们是学院,你们也是学校(公社:可以可以)如果好,将来可以给安排剧场。看不看,很难说罗我们时间可能不一定够。你们教员也可以一起参加演出嘛!(陆文蓝问:舞台创作方面的单位没有联合,能不能参加?)其他人我不管,反正剧团要联合,你们自己商量好不好?(众:好!)那有那末多具体事情?!你们自己商量,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成立一个领导班子,搞得好的话,解放军就可以站在第二线,给你们出些主意,促成你们的联合。(潘世彬:戚本禹同志,不是三结合,怎么少结合?)你们不是有解放军嘛,你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和解放军商量商量,他们第二线,你们第一线,你们如果不来一个解放军,看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搞好。看看,实在不行再说。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搞好。小将嘛,(阵线:学校以后斗批改的对象鲁方、张旭的性质还没有定。)你们批嘛,我看了你们的材料还不行,材料够了当然可以定了。实在定不下来,那就没有办法嘛,属于斗批任务。你们这里有几个演白毛女的?原来的也可以用嘛!都可以。(公社:去年我们排过。)不要说这个人保过一段就不能演,我反对。(公社:我们绝不这样,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什么阶级路线?(公社:党的阶级路线。)他的出身不好,也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不让人家革命。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王敏谈《红场战歌》是新生事物。)我没有发言权。在没有影响演出《白毛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鼓掌)首先要演《白毛女》因为它是样板戏。(鼓掌)
    你们俩个(指王、唐)是演员?(众:是教员,年青教员。)你也是教员?(王答:刚毕业的)叫什么名字?(答:王敏)在不放下《白毛女》的情况你们两派一起搞,(公社:在不放下《白毛女》的前提下,我们一定支持。争论)你们很难大团结,这么小事情也要吵,原则谈得很清楚了。参军问题我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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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个权利,(笑)按你们这个样子,中央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中央要的话,我也建议不要!反正现在不行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搞得好,我可以给你们提岀要求,但不一定能批下来,也可能说根本不行。(问那我们是要去广州吗?)如果谁提出要你们去广州的话,那我也要提出反对。你们反我好了,给我贴大字报了。到广州去打架去吗?!(问:将来学校不要吗?)还要,斗、批、改怎样改法你们自己考虑
    现在没有听到谁说要取消芭蕾舞的消息。因为芭蕾舞我们国家还要发展,西方已经没落了,我们这里还要发展,因为它这舞蹈性很强,过去美化公主小姐王子的,现在我们要美化工农兵,这个舞蹈可以美化,形式很好的,很能美化工农兵,我们没有看到喜儿出来不是很可爱吗?它美化了嘛!你看,地主狗腿子出来了是很可恶吗?它是丑化他。不用讲话,在行动上就完全可以。京剧改革、芭舞改革,还是最难改革的,一个东方的,一个西方的,现在在我们国家都改革成功了,为什么不要呢?学校要不要看你们自己,弄得不好,当然不要罗
    可题上你们还有什么?(众:没有了)你们该休息了。(王敏:年青教员要求单独谈。)你要单独谈他们以为什么了,你给我写信吧。(潘世彬: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学校就这样搞嘛!江青同志讲的完全适合于你们学校的情况。(潘:文艺界出现了北航《砸三旧》的观点。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希望你给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讲,这个问题讲起来比较长。(赵:文艺界是不是没有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不能进行斗、批、改?)反正江青同志讲话的精神在北京来说很多文艺单位还是适用的,在你们学校这里也合适。江青同志讲话不能完全没有一点普遍性,为什么她在运动一开始时不讲这话呢?也可以安排更好一点,如果你们演出有人怕冲击运动,那么可以安排嘛,由十人小组安排吧。
    (清华井冈山同学:对文艺界的干部的估价,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估价对文艺界是否适用?)什么干部?千部好的当然是多数。反正总的说,文艺界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你不能说,文艺界大多数是坏人,很简单的道理。(问文艺界对演员对教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管文艺界的什么人,总之大多数是好的,否则是不对的。我从来就是相信大多数的。演员大多数是好的。哪有这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有一点儿,不要把坏人看得那么多。(王绍本:我们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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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三旧人物?)三旧不三旧,看你自己革命不革命。(王:我们要求革命,但压制我们。)革命是压不了,压不住的。(清华井冈山同学:目前三名三高的人物参加了革命造反派,怎么看?分歧比较大。)具体分析,对三高我们是反对的,对名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一概打倒,也不能说一概不好
    不要记了,你们记了就要搞传单,我就反对那个事了,我又不是什么权威人物,我瞎说一顿,不要记了。我是一个小学生,而且还恐怕只能说进幼儿园,所以你们一记,我就紧张。
    (清华井冈山:文艺界好多人都要改行。)他愿意改行我也没有办法,你愿意干,你来干吧。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怎么讲的?方针政策怎么来的你说说看,没读好,你们都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最反对,你们再不学,我就不来了。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没有?(众有!)拿来看看,当中有许多方针政策,讲当时很多方针政策也是碰到你们这样一些问题,怎么办?你们的许多问题,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学好了的话,许多问题你们自己可以去讲。(清华井冈山同学找出那一段语录)对,对,就是这里:“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就是那一段,你们分析分析你们这里的客观实际嘛,找出办法来嘛!你看,大学生学得比你们好,你们的材料很丰富嘛,你们学好多年了,就从这里找出方针政策来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嘛,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事实很多,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你们学校就有很多事实,从分析这些事实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活学活用然后结合你们学校情况来研究。毛主席讲现在的事实是怎么怎么的,完了以后,毛主席最后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你们也学习这个办法来找,活学活用就提高了你们找找看。
    (王敏发言,谈李武林问题)
    戚:现在不是排除这个因素,让他靠边站。你们就不要
    教员讲运动以
    来一直把他们打成一小撮保皇精华,)你们教员中间是不是也有个别不好的。这些问题。(阵线发言,继续谈李的两面三刀)我也给李武林说点公道话。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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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好的地方,不是一点也不好的,他不是主张演现代戏嘛,不管他怎么说,他口头上说,口头上说也好嘛!(王敏:他让我们带着无产阶级感情表演《天鹅湖》。)当然,《天鹅湖》这个看法当然不对,他有错误,他也有正确的地方嘛,不要不对他一分为二。这样吧,叫他去检査,你们可以批,可以轰他嘛,轰他以后,我不是说公社暂时不保了嘛。你们不是完全有轰的权利了吗?他们也要轰他嘛!轰他以后如果可以让他立新功,带罪立功嘛!总之有错误嘛,不在一棍子打死他嘛,过去他究竟是跟着毛主席战斗这么多年嘛,在世界上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战斗嘛,他还是有一点功绩嘛,你不能说他一点功绩也没有嘛,我们只有那种人,那种叛变我们革命的人,我们要抹杀他的。对于革命的同志,即使他有过很多错误,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念他过去还是有功劳的嘛,你们还是要争取他嘛
    (阵线:我们提出李武林问题充分正确,完全正确。潘:想辩论吗,我们还可以辫论。公社:你们把李武林一棍子打死。阵线:谁一棍子打死?潘:你们给李武林定性了,说李武林是敌我矛盾。公社:你们别有用心地把李武林一棍子打死。阵线:谁别有用心谁…?[双方争吵。])
    戚:不要吵嘛,李武林的会还可以开,他有什么错误自己检査,你们可以批判,但是不要一下子定性。
    王绍木:戚本禹同志,我们阵线为什么再三提到教员的问题,学校不大,师生共135人,教职员加起来一共68人,比学生还要多。我觉得这是有特殊性的但从运动以来,教员一直是受打击的被揪的,要在教员当中扫牛鬼蛇神,运动初期就是李武林让学生去揭教员的问题的
    公社群众:不对!不对!(两派争论)
    公社同学:我们觉得,咱们应该正确理解戚本禹同志讲话精神,李武林靠边检査,我们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我们要作深刻揭发批判。把矛头集中在真正的鲁方、张旭这些人身上,揭发他们的问题。要好好的去认真彻底的理解戚本禹同志讲话的精神:怎么发动群众?(两派争论)
    王绍本:戚本禹同志让我们联合,首先我们有没有联合的诚意。阵线:联合要有原则!
    王绍本:戚本禹同志讲话就是原则嘛,刚才戚本禹同志给我们规定了一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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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就是这样:公社不保李武林,让李武林作检査。集中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这个原则嘛,还有什么原则?!阵线:完全拥护这点。
    王绍本:拥护这一点就要联合起来嘛。
    戚:他是不是公社的?(指刚才发言的公社同学)他的意见讲得也对嘛。王绍本:戚本禹同志,我再接着讲,我刚才为什么讲了学校的特点,从运动以来,不是把矛头往上指,而是向普通教员,我觉得,这种影响在相当一部分群众身上还是很严重的,现在就可以调查,我们军训代表也可以调查,很多教员不敢起来讲话,群众不发动起来,你怎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我看你说得太严重,我看你们教员很敢讲话。(阵线教员诉说,公社要把他关起来。公社争辩说并没有这样做。公社一同学:既往不咎。公社一教员发言。两派争论。)我的意见不是指示,你们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就这么回事情,(众:我们愿意听!)(公社一教员;教员中间反动路线是存在的,但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鲁方、张旭,不应该去揪李武林。可是我们这里批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什么一张也没有?)没有?(群众:你当着戚本禹同志面说谎,两边争论)他叫什么?(阵线:高振华)。(公社一教员继续发言。争论。)多听些不同意见有好处。不要一听不同意见马上反驳,人家一讲马上那样子,我看以后事情很难办,你说,你们对刘少奇的仇恨就那么够了?今天播送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章,可你们下午就打架,我不管你哪一派,就那么好?我看,你们也可以听听不同意见。(阵线一群众发言。)你写过几张大字报;(阵线:很多。)有十张没有?(答:记不清了,不多。)所以人家讲的意见你们还是可以听的。(答:所以戚本禹同志,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您能再来一次。)如果搞不好,我就不想来了。如果搞得好的话,我还来。(阵线与公社争论联合批判,联合不起来责任在于谁的问题。)
    公社一同志:对过去问题应该既往不咎。
    戚:我讲的既往不咎,不是说你们对自己不咎,你们对自己的错误缺点还是要咎,现在呀,我建议你们双方这几天不咎,去给对方去咎,不要像这样的咎,咎几天自己的好不好?(大家:好。)检讨一下自己有哪些错误,我很少听到你们哪一方面讲话说我有哪些错误,我们这一派有哪些地方不好,怎么不好,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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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错了,没有!都没有
    阵线:我们以前保工作对保革委会的问题,都公开检査三遍了。
    戚:还可以检査,还可以检查。公社方面可以检查,你们也可以检查。自己检査,学习主席著作检査自己的错误,这几天不要攻击对方了。因为这样的话,感情上就不能合起来了。这几天不要攻击了。好不好?(众:好!)检查以后不够的地方还可以善意地提出来。如果他检査你们觉得不够,可以提出来。斗批改有几个任务,几个问题。最近几天,过些天也行,批判李武林我也主张不要搞很久,搞几天就够了,如果你有材料,觉得不过瘾的话,那末可以拿材料给我们看给解放军同志看嘛,完了以后,双方自己检査自己。学习主席著作整风去,好好整风,这几天不要互相攻击了。暂时先顾一顾家里的事,搞搞内部问题,以后双方不一定开会,开会就要吵起来,可以贴大字报,把整风结果公布出来,公布后双方有什么意见可以贴大字报,贴大字报可以答复,也可以不答复。搞了整风以后,搞斗批改,搞木校的斗批改。这两个人什么性质呢。现在还定不下来。如果他不是黑帮,那当然不定,批判完了就完。如果是黑帮,你们定不下来,他跪的话,你们也…(阵线:反正我认为他不能再当领导干部,可以吗?)批批透嘛,不是批人的问题,特别是批他整个的反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刘邓修养文艺黑线。周杨、林默涵的文艺黑线对你们学校这里是有反映的,要把这根黑线批深、批透、批臭,这样你们才能立起新的东西,才能创造新的东西嘛。把文艺黑线批深批透,结合整个刘邓的批判,大批判嘛!在这个斗争中搞联合嘛,那未同时可以每天用一定的时间排练《白毛女》。工作很多呢,要整风,要学毛选,搞联合,要批,要改,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们还要整天打内战?!就不行了,没有时间了,李武林的问题再大,跟这事情比起来,是次要的,你们要抓住主要矛盾。搞三个月的李武林,搞完了以后,全国都前进了,你们还在搞李武杯。不要丢掉西瓜,老捡芝麻,他当然不是芝麻,可能是个烧饼,烧饼,芝麻也只是个大小嘛,还是搞大的,搞刘邓黑线的批判,刘邓文艺黑线在你们学校的反映批判这个,提高自己,学习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灵魂,搞整风搞斗批改,李武林是你们这么多的事情中的一件事,他是一条牛腿,不是牛鼻子,要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跪,不要抓了牛腿,没有了腿它怎么跪。要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跑,这是老百姓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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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学校主要矛盾还是你们本校的斗批改,在批判,大联合,联合,现在是你们的主要问题。大联合,大批判,转入斗批改,江青同志指出的这个大方向是们学校的主要问题,而李武林只仅仅是一个部分,一个局部,你们还是抓住整个。现在来说,你们现在是两派,怎样团结,怎样联合的问题,我看批判完李武林,李武林将来调工作吧。不要在你们这里搞三结合了,免得你们两派闹。(阵线鼓掌叫好。)你们这种情绪也不对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鼓掌我就高兴,我点也不高兴,因为李武林还是让他革命的,你们这里为了消除你们的因素,搞不好,他到别的岗位上去革命,调动工作嘛,……现在不说,看看他本人的表现再说
    (高振华再一次要求谈谈。)写作好不好,把他名字记下来,不是还有王敏吗?你的信跟王敏的信我负责看,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这样,好不好,同志们
    (众:好!热烈欢送戚本禹同志。)
    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北京市革委会传达陈伯达的六点指示
    1.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2.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神圣任务,第一点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点建立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第三点保护国家财产;第四点,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3.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抓、抄。
    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制裁。坏人煽动武斗的
    话,那坏人就暴露出来了,要追査坏人,要进行制裁
    5.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游荡,自由跑入跑岀,扰乱革命生秩序的,工厂一律不发给工资,农村人民公社一律不给记工分,机关也一样
    6.要依靠群众,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不行的,公安部门一定要依靠群众才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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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中有这样三句话: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岀: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三句中提到的内容,我们叫五项学习内容。我现在想提出来让同学们注意一下,在军训中不管那个组织那种观点,你红卫兵也好,你红旗也好,你们到底学得怎样,有那些成绩,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人民军队的老传统,也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路线的东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你们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应当讲这个问题,应当争论这个问题。
    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去年12·31的通知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全国,这是一个大事情,先从大学开始,然后到中学(念关于军训的通知)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习。五学习: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
    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了以后可以加强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七”指示,“十二、三十一”通知看可能是看了,但也可能都忘了,
    特别这15个文件要用很大的脑筋,尤其是后面《共产党宣言》等。譬如,我出这么个题目:你们说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在这三个组成部队中,哪一部分创造了发展了?我把这个题目告诉你们,以后总要考你们这个题目。为什么说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三部分就讲这个问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有个教授汤姆嘛,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四个来源,你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立刻又不敢作结论,他认为毛主席继承发扬了中国古典哲学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看看毛主席在哲学方面发展没有发展,如果发展了,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发展没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不能。有人说:军事、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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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这么一搞就是五个组成部分了,到底几个组成部分,总之是发展了。这个问题很大,弄清这个问题对当前批判刘邓路线,国际修正主义是大问题。
    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你们没有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办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没有房子自己盖。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学制要缩短,不要学那么长,中学六年,不要这么长嘛,大学毕业都成老头儿啦!
    (有人说复课革命是个大阴谋)
    复课闹革命怎么是个大阴谋呢?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声音嘛!怎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学制、教育方法都改革一下。资产阶级的教育也有过革命,戊戌变法时就搞过洋学堂,这是从英美那里来的,后来又从苏联那里学,苏联也是从英美那里学来的,总之一句话,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中学四年就够了,最多五年,初中改变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军同志起研究,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是总方向
    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我在人大开了一次会,会上附中红卫兵要求我来。现在我来了,想听听你们各派的看法
    (革命师生发言略)
    情况不清楚,我不想多讲,不要录音,一个学校的情况,不一定适合普遍情况。目前形势很好吧?是吧?形势很好,也有缺点。大批判在全国口进入高潮,这是大决战,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大决战,现在大批判中,全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思想水平提到从来没有的高度,咱们的国家从解放以来,已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来没有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红卫兵在学校里学政治,上了六年五年,读了很多书吧?群众什么时候贴大字报?(答:六月)现在还不到六月吧?现在是五月十一吧?究竞是这一年学的东西多,还是前几年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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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这一年学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当然这里面有的学的不好,但是学到了许多毛泽东思想。修养这个东西,这个黑修养。以前在政治课上读不读呀?清华大学两个同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叫两个红卫兵,他不是学什么马克思阶级斗争以后。两个红卫兵写的文章,水平是很高的,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全国各地都转载了。象他这样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我经常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办了个小报,那些文章写的很好,第六期小报。写的还是不错的,这些文章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写不出来的。你们有很多同志的发言、讲话、讲的很好那么这些讲话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讲不出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记得有些中学生有不少打电话都不会打,打电话都不会。现在讲话到处争论得面红耳赤,拿主席思想来驳斥对方,应用地极端慢,用于阶级斗争。但是他学了,他读,但会慢慢地在运用的过程中,就会用好的。
    批判黑修养,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过程里面,革命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里恐怕是没有的高度,我们的工农兵的思想水平,他对待科学和社会科学掌握的水平,拿整个世界来说,比较起来说那是最高的。美国的大学里的学生,社会科学家,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我看比不上你们,红卫兵。你们不信,来辫论辩论恐怕这些家们,我看他们辩论不过你们,这是很大的力量,我们靠什么战胜修正主义,就靠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思想觉悟,靠他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如果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了,那么对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可能不变颜色。将来谁搞修正主义,当官做老爷,要压迫群众,要搞新的剥削阶级,要搞这个东西,那么,红卫兵战士,我们就要起来批判,造他们的反。他们修正主义将来吃不开了,我们大家的眼睛就会擦亮了。觉悟就都提高这是最大的收获,很好!形势很好。主要是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你们看到我们搞什么夺权,有些过去对刘邓路线,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忠实执行者的斗争,有夺权斗争,我们取得很大的胜利,而这胜利不断扩大。是有我们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同学,我们人大附中红卫兵在青海斗争中流了自己的鲜血。在北京来说,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他在青海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用年青的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路线。(向张大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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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这个红卫兵是那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红旗的?(是红卫兵的。)这个同学过去好不好?表现的怎样?(答:好。)挺好的,我们人大红卫兵,应该纪念这个红卫兵。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工农生产,自从解放军支工支农以后,加强了生产制度,很多地方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所以是我们困难还有,阻力还有。但是这个困难这个阻力,终究要被我们克服的,要被毛主席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所克服的。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来说,对广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来说,是有的。我们声势越来越大。总的一句话就是很好的,一天比一天好。形势很好。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阻力的,但是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是会战胜的
    在整个声势中,我们要考虑调査我们人大附中的情况。我们人大附中能否在这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人大附中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度。把我们的人大附中变成人民的主力,变成克服困难、克服阻力的一个动力。我们夺取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不要使我们学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变成阻力。那么,就要大家努力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复课是可以把学校变成天津的延安中学那样,希望你们人大附中能够在大批判大联合转入到本单位斗批改的当中,做好的榜样,做好的典型。就象延安中学那样。天津的延安中学,你们知道不知道?出现延安中学,出现第二个革命中学,可能不可能?也许可能,也许没可能,树立一个好的典型,用到全国的中学文化大革命里起很大作用,不光能在北京市里起很大作用,天津市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把学校革命搞好,才会有的,人大附中红卫兵是最近起来造反的一个战斗单位,后来有的老红卫兵犯了错误,我们是不赞成老红卫兵的称呼,后来又有一些井冈山红卫兵又起来,继续起来前进,是吧!井冈山、红旗、红旗红卫兵开始有些错误,后来又造反嘛!(这一段不清楚。)
    这么多解放军在你们学校来支持你们,来帮助你们搞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们的感情是和你们一致的,有这样好的解放军,都是很爱你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你们,同你们一起战斗,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有什么阻力不能克服呢?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这是一个好的条件,还有你们这里的千部,你们所说的干部,过去什么干部靠边站,那么现在干部问题很多,刚来两个干部,一个叫陈帮友,一个叫刘庆振,刚才他们都发了言,还有一个叫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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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这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一个干部也不行了,你们这里无论如何还有三个干部发言。还可以。是不是这样?怎么样呀!这三个干部,这两个干部怎么样?(众齐说不一。)有的人是老好人吗?不是坏人嘛!什么都是老好就不行,以后态度要鲜明一些(有人有点修养)有点修养不要紧,改了就行了。批判,他自己也批判,你也不能说一点修养也没有,有一点吧!红旗有没有“修养”?(众:齐说不一,有,没有)(红旗一战士,红旗也要做分析)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谁没有,谁一点也没有的举手,我看对自己还得一分为二,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缺点
    无政府主义总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吧!无政府主义是我们不主张的,毛主席是从来反对的。刘少奇是无政府主义的。当然不要扣帽子,不要同如有一点无政府主义就是刘邓路线。无政府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就是黑修养这本书,他是黑修养产生的,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搞到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报纸上说了,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大家都看看这篇文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那有一点错误,(众:有。)李百替,你也有点错误吧!(李:有。)李百替有点缺点有点错误,但是你们说李百替是什么叛徒哲学,我不太赞成,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同志。还是一个好同志,不要否定他,不要一下否定他。他有缺点,过去你们打他,他说了假话可以检査下,(红旗一战士说:李百替说干部子弟本能地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空虚的,飘渺不存在的。)
    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好不好,如果他是叛徒哲学,我接受你们帮助,你们可以帮助。你们可以相信这点,他是一个中学的青年学生。你们整他说什么也不对,他说了假话,这个他有缺点,他可以检査的。你是否允许他革命,他还是革命的,造反了。(有人说:他就是不能掌权。)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讲话我认为还是好的,(有人说:他讲话是假的。)那么我也可以说你今天讲话是假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吗?要相信历史的考验,谁是假革命,谁是真革命,在历史的考验中可以考验出来的,那么对李百替考验,对你也要考验的,我们将来还要看吗?将来中国还会有困难的,还会有斗争的。在将来的斗争中我们还会看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要一下子给他做结论。象李百替这样的红卫兵要赞成他,还要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说中央文革有垮台的危险。)那么李百替和联动究竞哪个好,联动好吗?联动在公安部喊反动口号,那么联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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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百替哪个好?(答:“一样”,“比联动好”。)
    我讲话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中央文革,我来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大家的。(鼓掌)我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看看大家的,可是我讲话不代表中央文革,讲话代表我自己,好不好?我也是红卫兵一战士嘛!那么李百替如果是通过群众,相当多群众,赞成他,愿意让他革命,因此,赞成他担任领导干部,我看你们这派同志也应该让他看一看,允许他工作,看他好不好,应该一看
    二帮,来帮助他,为什么我们要放联动呢?不是说这个联动做的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这样认为的吧!(答:不。)不是联动做的对,而是我们要给他个革命的机会,而是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革命的机会,这是青年人犯错误吗?总要允许人家改正,他们是青年吗?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讲话和你们讲话不一样你们年青人讲话从早晨到晩上,有很多错误话有很多讲的错了,那么我讲话也有很多错误,但是我讲错了的话,别人一批评我,我马上就要检讨的,但是红卫兵讲话,讲错了就可以不检讨的,你们信不信?(笑)比如你们自己讲话讲错了,你们是不是检讨了。算了,讲错了就算了。
    所以青年人讲话嘛!青年人有错误,就允许他改正吗!不要看的很严重,因为他是青年嘛!一般不是那么能定形的,上午他讲了后可以支持,赞成、这个人下午可以反对他,晚上还可以赞成他的,青年人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李百替呢?毛主席还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你们认为他反对毛主席我不这样看,不要随便给一个青年人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他真正反对毛主席才说他反对毛主席,他不是真正反对毛主席,就不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案,说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个联动就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那么现在都放出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很慎重,不要随便胡说:你这个人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于这个东西要慎重,在我们国家里,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因为我们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反对毛主席那你还不是反革命?那就要抓住他那我亳不犹豫就要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当然毛主席说的要放,我就要放,我究竟是抓他赞成不赞成呢?抓他我还是赞成的,但毛主席说要放我也赞成,毛主席是最高指示我也赞成,但是放出来,你还是反对毛主席,我还是要抓。(鼓掌),如果抓了以后毛主席要放,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说的,但是你反对毛主席我就认为你是反革命,决不能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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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还有什么光彩?没什么光彩!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全民共诛之,是不是这样?(众: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对嘛!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他准确反对毛主席那我们就要砸烂他什么我就不管了。他不是,那就不要随便给他扣什么帽子,你们赞成不赞成呀?你们是不是赞成不要随便扣帽子,赞成吧!(完仝赞成)完全赞成好嘛!我相信你们是会赞成的,那么是假的是真的那得历史考验来看,你让他表现吗?你给他个表现机会看嘛!你们说不让他参加领导工作。我看可以让他参加领导工作。因为你看嘛!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不给他看的机会。他就是真的反对毛主席你也看不出来,抓也抓不住,我看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按我的观察,到现在为止也许他将来反对毛主席,那现在我还认为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运动考验,在工作中考验,在斗争中考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大附中,我们希望按江青同志说的,要扩大批判,在大批判里搞大联合,大联合里面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把人大附中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鼓掌)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学校(鼓掌!我是相信广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都不是好的,那有这样的事情呢?大多数是好的,多数是好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毛主席从来是相信大多数的。所以同志们也要相信大多数。大多数教员也还是好的。你们教员也不要计较。压制过,整过你,整错了的,整对了的就整对了,整错了不要计较,不要揪住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青年人嘛!他们也是出于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嘛!横扫牛鬼蛇神嘛!他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找到了也可能找错了,找错对象就完了。不打不相识就完了,如果你们打红卫兵,你们打错有些人是好,你们打错就赔礼道歉嘛!去给人家鞠个躬嘛!不行再鞠一个,再不行再鞠一个嘛鞠躬嘛!我给你赔礼道歉。你还扭着不放,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应该有这个气魄的,打错了,的确打错了,要赔礼道歉,叫声老师吗!说是某某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打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道歉,行不行?(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气魄,(众:有。)恐怕不大有吧!说得挺厉害……90度鞠躬,封建了吧!封建一点也不要紧,敬个礼嘛!像解放军那样敬个礼,可以吧!可以)不全是封建的,封建的就不要了,敬礼嘛!向他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嘛!这总是可以吧!这不封建吧!走进去道歉时给他敬个礼吧!那么有好多有好多红卫兵,有解放军同志的支援,有干部教员的大多数,一起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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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人大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可以搞好的,在这点是可以搞好的,现在我觉得个重要问题就是你们要建立一个领导,领导你们人大附中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的那么一个临时机构,领导机构(鼓掌)你看解放军同志还要多呆两天,恐怕这个问题啊,还有阻力呀!要建立这么一个临时领导机构,临时领导机构,那么一些事情都办得成,你们斗批改也办得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它是赞成要有领导机构的,要有领导,不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死敌,它从来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下面我们说首先要搞好本单位,搞好你们这个单位的斗、批、改的。首先要搞临时领导机构那怕这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大,而且这个领导机构里要照顾到井冈山,要照顾到红旗,照顾到红卫兵,三个组织都要有人参加。这回又该怎样,你们又该说戚本禹又在和稀泥,不是,同志们这样的组织,建立这样的领导机构,不叫和稀泥。不信有这三派,而且要有教员参加,要有干部参加,干部,教员,教职员工,包括工人,有教职员工,有干部,而且这里面要有老头,有中年人,有红卫兵,那个干部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
    你们在军训期间暂时联合,恐怕你们马上建立起来这个机构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往后的工作你们几派可能争几天几晚上不休息的。如果暂时的过程实在找不着挂帅人物呢,那么让军训的同志也派一个同志来挂帅,在军训期间同样挂帅(鼓掌)。慢慢的,军训同志就要转入第二线,让你们自已来搞。你们自己搞得好了呢,他就可以退出你们的学校。要有这样一个临时机构,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啊军训同志参加几个同志。因为军训他是临时的,他在军训期间领导这个班子。你们学校现在还搞不出挂帅人物,你们是可以搞出来的,有军训同志的帮助,把挂帅人物树立起来,树立他的权威。你们有这个领导班子,虽然是临时的,同志们,你们听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指挥。因为他就是一个权力机构,有权,他有权,有权领导学校的一切,领导学校的革命,领导学校的教学,领导生活,领导我们学毛选吧,都要多方面领导。我们红卫兵战士们、学生们、教员们必须受到这个领导机构的约束,受到这个机构的约束。比如,有的同学说我要到四川去。如果这个领导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去,否则就叫独立行动,所以要重视这个领导机构所制岀的纪律,所规定的制度。这个恐怕你们就不会很赞成吧?我约束你们来了,你们就不赞成了,对吗?你们愿意自由行动,随随便便,骑车就跑了,愿意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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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要约束你们,你们就不赞成,所以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要有纪律,要遵守,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建立,我希望你们每个红卫兵组织自己检讨一下,提出人选。然后协商,共同协商。
    各个群众组织协商,这是有左派队伍参加,因为刚才有条子说:是不是联合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同志们,你们学习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没有?他们的联合政府就是联合政府,那是搞统一战线。因为那时我们要配合中央作斗争嘛!团结起一股力量嘛!是不是?就要搞联合政府。你们这个不是,你们红卫兵是民主党?是民主党派吗?井冈山是民主党派吗?红旗是民主党派?你们那派是资产阶级的党?你们是资产阶级的党啊?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党,那怎么叫联合政府?那不是搞联合政府吗?不能叫联合政府啊,不能叫联合政府,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都是向毛主席的嘛,怎么叫联合政府呢?你们一听联合政府就怕了,一听联合政府就不敢要了,那不是联合政府。如果说你们井冈山,红旗和红卫兵,你们是民主党派,那可以说是联合政府,你们是不是民主党派?不是吧?(同学:不是!)是革命组织嘛!革命组织大联合嘛!怎能叫联合政府呢?大联合的临时指挥机构嘛!不能叫联合政府,也不能叫折衷主义,什么叫折衷主义呢?折衷主义呀,就是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党的观点把它调和在一起,那才叫折衷主义两个阶级是对立,你死我活的,一个修正主义,一个马列主义,两个主义把他搞在一起,这就叫折衷主义。那你们这三个组织那个是修正主义的?可能是不是红旗是修正主义的呀?井冈山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也是修正主义的?我看不象。有些人到底什么时候变成修正主义,但是,从总的来说,现在还不象修正主义的。拿红卫兵来看,刚组织起来的吗?(众:刚组织。)刚组织起来……打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就是骑自行车打人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那天我下车看到一个骑车子的打人,我说你们打人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扌流氓……。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是不对的,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们拥扩陈伯达同志,拥护毛主席,看到我们中央文革很高兴。你看,你们也不都是坏人嘛!小孩是小孩,弄不清怎么回事,跟着瞎起哄。有些人跟着瞎起哄,真正是联动的执行刘邓路线的,有些是黑帮子弟。黑帮子弟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很多黑帮子弟是好的,是起来革命的。可是有些人是主张对联的,就是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就愿意作这个混蛋,老子反动你应该起来造你老子反,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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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和老子走到底。他老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搞什么反动路线的,他就愿意和他老子反动到底嘛,因为他也有他的反动哲学的。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于是他就犯错误。这种人是少数,极少数,有很多黑帮子弟还是愿意革命的,就算老子是黑帮,他还愿意起来造反,愿意革命,我看是不少。例如:某某所有个李某某,他这个人是黑帮。他的孩子在没批判以前就反对他老子,这个人现在怎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是敢于造反的嘛!
    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联合的,是可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底下的。不要排斥人家,不要抓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每个人都会有些错误的,在民众的大风大浪里你们游泳;学习游泳嘛,总是会喝水的,风浪来了,你没看清楚喝了一点水,那么喝了一点水,别人喝了水,他也喝了一口水嘛!有的喝水人家看见了,有的没有看见。那个喝水的同志,要拉他一把嘛!要让他起来革命嘛。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看到别人喝了一口水了,还要按人家脑袋往水里按,这就不是同志的度量。
    如果说要把同志当作敌人打了,这个人迟迟不改的话,那就没有好下场的。我告诉你(鼓掌),你们别鼓掌,你们双方都有错误。你井冈山过去也抓住人家辫子,说红旗呀,或老红卫兵都是联动呀,那抓住不放,斗得可厉害呢。最近井冈山什么4·3派,出现4·4派,挨了批评有的灰溜溜的,你们也抓住人家不放。这个我知道的。因为你们经常来,给我来信。我晚上回来都看信。我知道一点,你们恐怕说秘密,你们信里写的难道没有?条子里面都有的,将来都是有证明。要把某某打倒,最后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马上改正,原来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阶级弟兄当成敌人打没有好下场(鼓掌)那样的话,当不了接班人。
    毛主席接班人中有一条,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段你们都读了没有?这五条有一条(戚本禹念内容),第三条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条你们能不能做到呀?(答:能)能呀!我看现在情况你们还不能做到,如果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做不到还不行呀!而且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就要团结,这是接班人的条件呀!同志们!如果人家反对过你,你就要往死里打,那就不能做接班人。但是以前有点错,后来改正了,那也可以做接班人。以前有的把自己的同志打错了,打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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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做接班人,也不要绝对化了呀!利用我的话,揪住不放,那也是不应该的。
    你看有这么多好的嘛,有这么多好的红卫兵战士,有解放军战士,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你们应该搞好的。现在中心问题是条件,大家要通过协商,成立个临时班子,临时领导机构,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不行的。你们(支持)协商提出一个名单来,最后由军训团同志根据各种不同意见来考虑,提初步名单,开大会,大家通过,行不行呢?(众:行)那么这里就要确定一个方案,由那些个团体确定,哪几个人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可以看嘛!将来在临时领导班子也可以观察吗!这里包括干部、教员、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你们现在担任领导的,在军训时候由解放军担任,因为你们一时搞不出来。那军训完了以后呢?让你们的学校自己人来搞,现在主要你们学校大联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也许会有坏人的挑动,但是现在看起来,主要的阻力是来自自己的,在相当同志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鼓掌),这个问题是你们学校需要下相当大功夫的问题,是要好好解决的问题,有时候几个月都没有纪律了。同志们,和军训同志谈了话,军训同志回答我们,喜欢你们,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说你们大方向是好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他们也反映了一点,你们的纪律性比较差,他们还是客气的,说你们语录学的较差。但是我看你们几乎没有什么纪律了。不是所有人没有纪律,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纪律的。
    你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解放军的话,说了就好。但是有些话你们并没有听,你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就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就不听。就象你们检査自己一样,解放军的话,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愿意听,不合乎你们口味的,你们也不愿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你们愿意听就听,不愿听也就不听,这就是没有纪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可能你们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央有个关于中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们还记得这个文件吗?同志们,(记得)恐怕是不记得了,是忘了……有的学校,不是你们学校,有的学校赶人家,好象老在这呆着,要赶人家。赶人家,人家不走,为什么不走呢?他们有任务,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走,而是愿意走呢,因为人家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他来的,他就不走。你们这,还没有这种情况,你们还好呀!你们还不错,怎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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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命令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你们这部分就不大听命令,相当一部分人不听命令,你们听你们自己的命令,不大听毛主席的命令的。毛主席说的嘛!就是一边复课,一边闹革命嘛!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而且要分期分批搞军政训练,你们有的人不参加,人家规定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然后训练,你们就不听,有的人可以睡觉到十二点起床,有没有呀(众:有,没有)他打青蛙去了,他逮蛤蟆去了,那象话吗?那老乡再不干,你们是小孩吗?你们不是小孩,是红卫兵战士嘛!把红卫兵当成小孩不是光荣,是耻辱嘛!你们首先要好好军政训练嘛!你们下去首先要打击无政府主义,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没有纪律性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我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是不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的?因为毛主席的话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所以你们不想完全做的。你们喊拥护毛主席,我们看这条,你们是不是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考虑这一条。还有的人要去串联,到外地去,到四川去,到那去你串联,你就不给解放军打个招呼,没同意你去,你就跑了,这叫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组织性纪律性。那叫什么哪,那不叫无政府主义又叫什么呢?过去跑了,那是主席号召大串联。我是赞成你们的。现在毛主席不让跑了,让回来,你还跑,还象过去那样,那怎么行呢?对吧!到四川去,到青海去,那时经中央批准的去了几个人嘛。但是你们没有批准的也去了,也去了几个。好象听他们说,到四川去派了九十多个呢?不多吧,有些人认识不对,所以你们去了,以后回来还要作检讨。那怕你革命的很好,回来也要作检讨,你们要按照组织性纪律性来作,你打仗也要听指挥嘛!毛主席让你去你就去,毛主席不让你串联,你就别串联嘛
    你们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转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要搞这件事情嘛这件事要善于掌握嘛!而且这些事情要比岀去串联艰苦的多,你们有的同志怕艰苦,坐不下来。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这是我给你们估计的,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吧,是不是这样?怕艰苦就出去跑,图省事。这个革命革的很长,我们革的又不好,又不好革,又不知道怎么革法。你们要杀出一条路线,你们要自己去闯,很艰苦的任务,究竟应该怎样搞,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革命新中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毛主席的新中国,究竞怎么办,究竟怎么搞,这是斗争中没冇解决,要你们去解决,但是你们要不怕艰苦,不愿意解决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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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挑这个重担子就跑出去,有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给自己估计估计,是不是这样?我看是这样的,相当多的同学是这样的,还有个别同学不好的,个别的少数的破坏国家财产,偷人家东西,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当强盜式的。有的个别同学,而且偷解放军的东西,这太不像话了。人家一说,解放军说,我们东西偷了没关系的,这可是板个别的啊。我愿意是相当个别的极少数,是两个,但是也是无政府主义吧,也要反一反哪。随便打碎国家的玻璃,我们过去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不能破坏国家财产。你们这个应该进行教育,应该进行批评的。你们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进行教育的。要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要打玻璃,不要破坏桌椅板凳,那东西是劳动人民的东西,不容易。那木头是从山上运来的,做个桌子,做个凳子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国家是很穷的国家,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要破坏,不要打砸抢。有的同志传出来是我说的,什么这个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打砸抢,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要做阶级分析”啦
    我看打砸抢就是打砸抢,打砸抢就不是革命群众所做的,但是革命群众做了,有的革命群众犯了错误就是打砸抢,那么就应该改正错误。这是我说的,要看到主流,如果做过的。但是不能拿我的话去辩护,打砸抢就不是革命行为。
    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打内战,有的大字报还贴的很大字,越大越好,贴一张大字报就要用很多浆糊,一天就用45斤面糊,用45斤面粉,是不是这样?这里有没有伙房同志?45斤面粉能给多少人吃饭,能做多少个馒头?那么一大堆馒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面粉来的不容易,秋天种,夏天收,一斤面要流多少汗珠子,要耙地要锄草,麦子长起来很不容易,长岀来,磨成粉,做的香喷喷的给大家吃,贴大字报要用一点浆糊,但是要节约,不要浪费,你们打内战的大字报,我看最好不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符合大联合,不是大是大非的大字报最好不贴,贴小字报就行。不要浪费,那个浪费,那个无穷无尽的浪费,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把我国大革命的、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都看了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如:有的打人,系人,抢人哪,当强盜呀。反正不要工农的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有的,无政府主义是阻碍现在的大联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怎么才能搞臭无政府主义、怎样反对无政府主义,实行大联合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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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学得还不是很好,你们学得好不好?(众答:不好。)
    有的在学习主席著作当中看小说,看《红楼梦》,看《说唐》。大家不是说,主席说过嘛,可以看这些东西,按主席说的,看《红楼梦》也是可以的,不是说点儿都不可以,但是,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不是站在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恨的立场上。《红楼梦》不看是可以。主席著作不看,你就会迷失方向。那么,你看《红楼梦》,还要看你怎么看?你是批判地看呢,还是欣赏着看,弄不好你中毒,你也会变成林黛玉、贾宝玉,变成哭哭啼啼的。我看还是不如不看。但是我也不反对。但是位置要摆得适当,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要批判地看,而且现在来说嘛,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拿斗批改来说,有很多问题要研究的。
    你现在用看红楼梦来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不对。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派抄了一些黄色小说,自己看,个别人不是所有人,个别人有的话要赶快改正,你们抄家的东西,你们自己拿着用这就不对,你们这样的话发展下去,抄了人家的东西,你们自己用,归自己。你这样抄家真叫抄。你抄了家把东西变成自己的,不交公,变成独立大队。那人家还不抄你呀!要学习主席著作,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有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拿起语录,自己对自己的时候语录就放到口袋里去了,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自由主义第几条?十一条啊,我希望你们把主席讲的自由主义(读十一条)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白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那不对。
    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活学活用,要针对你们人大附中目前产生的问题,各派自己学习主席著作,要各派作出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请解放军给你们当指导员,大学特学他几天。哪一派要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话,他就要垮台,过不上几天就要垮台。你们《井冈山》自己学也行,《红旗》自己学也可以。按班级学也可以。在军训期间是按班学。可学的东西很多嘛。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好好学。我建议你们就这样开大会来学。大家坐好,不要站着。一人拿一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说。由解放军同志来给你们念,给你们讲。你们也可以讲,那样学才能学好,班级学也可以。你们总要学习主席著作,你们不学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清楚的,对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对解放军采取什么态度,对朋友采取什么态度,对敌人采取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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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搞大批判。最近《红旗》杂志社论这一文章,你们学习了没有?我看你们就没有好好学。我就没看到一张大字报。也可能我没有看见没有好好学,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反正你们要学,在学主席著作中,来搞大批判、大联合,来搞本单位的斗批改,解放军和你们一齐学。
    解放军同志跟你们一起学。大家一起来学,学习主席著作,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别的兄弟单位。人家学习主席著作的榜样,要向人家学习,要找差距,要向人家看齐,延安中学,大家就是学习好的,学习主席著作好的,你们向人家看齐嘛,要向人家学习嘛!
    你们要学好样子,别学坏样子。大学里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们要学习。哪些是坏的东西,你们要抵制。特别是你们这个人民大学,老大哥是不是?你们是附中,他们是老大哥。那个人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来了人大同学没有?新人大的来了没有?来了,噢,就来一个。噢,都来了。我说你们不好你们不高兴。(人大同学:今晚您还去不去人大?)
    去不了啦。我今晚还有事。人大来了几个?两派是不是都来了?都有,都来了。新人大呢?也有。我当你们面说,我不背后说。就是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他有坏的也有好的。有人大三红,还有新人大。它写了许多好文章,很不错的我经常看的。在大批判里面它有功勋的,它还抓出一些叛徒。最近,大三红我还表扬了,他还做得不错。它们(指新人大、三红)还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抓木单位的斗批改,本单位的还有变节的它都抓出来了。它最近搞孙泱也搞得有成绩。搞胡锡奎有成绩。搞郭影秋它有成绩。这值得学习的。人家搞本单位斗批改比你们搞得好啊
    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你们这里边有谁啊(邸文域)邸文域是不是黑帮?够不够?(不知道。)你看,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究竞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够就不够,不要硬拉。够了就够了,不够就不够,但是他的错误要批判。比方过去你们学校里有的,它在学校里执行彭真一套错误教育路线。这是有的,不管他是不是黑帮,他执行了要批判。这没有什么好批判的,这就不够嘛。
    这一点人大他们大学做的比你们好一点。它也有不好的,你们不要学。它两派尽打内战,你们别学它。你们已学了的,它打内战你们也打内战,都打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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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你看人家对你们不大感兴趣。据说你们红旗和井冈山也是各有一派支持的。打内战你不要学,别学打内战。它说它有新的问题。有新的问题。但新问题怎么解决呢?按毛泽东思想解决。打得脑袋流血,那是毛主席的方法吗?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我就不赞成。那还批评不得,最近我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反对我最近来了很多条子,说我那天批评他“打内”了。反对我不要紧,我这个人就喜欢人家反对的,越反对我越高兴。可以反对的。但是反对对的,我是不赞成的他说我和稀泥,他说应该以人大三红为中心来进行斗批改。我倒很希望以人大红为中心进行斗批改,我也很喜欢人大三红,以他为中心,那么他很有造反精神。从头开始,他的造反精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争气,他最近搞了个批判彭真,另外跟我还有点关系。说我和人大三红要我照顾他一下吧,因为他好象是这个校没有照顾我就照顾他一下,结果他自己搞批
    我说要联合他不搞联合,他不跟新人大搞联合,你要反映怎么样?你不让人家参加主席团。这个事情,我就很恼火,很不高兴,很不满意。这个你们不要学它。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搞了两派。搞了井冈山一派,红旗一派。这两派打内战。然后,红卫兵也参加进去。红卫兵又卷进去,我看你们现在也是支持一派打一派我已经看到了,有这个苗头。有没有?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要做促进他们联合的工作。而不要促进人家分裂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那没有好下场。这两派(红、新人大)再不搞联合的话,我就要采取断然措施。不管你自己的话,我就派军代表去。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不好好搞联合,还不争气的话,那我们就派军代表去。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跟文化革命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商量这个问题。好了,八点多钟,你们都没吃饭吧,不讲了
    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
    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革委会教改小组的电话指示
    市革委会批改小组七月三日下午电话通知清华说:陈伯达同志前几天向革委会批改小组来电话说
    “前几天我已去过北大、师大、航院,向他们交待了任务,叫提出教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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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代催一下,叫师大把教改方案交上来,包括课程学制,教学方法,搞好了,赶快交上来。”
    陈伯达同志指示师大革委会:
    建议你们,组织卅个人的调査组,调査大学、中学、小学,(大学就选师大,中学选师大的一个附中外,另外再找二个;小学除选师大附小外,另外再找二个)。内容包括过去的批判,现在的状况,将来的发展。时间一个月,写出书面材料指导思想就是主席教育语录汇编(即主席教育的基本观点),再一个就是主席解放前关于农村调查的几个报告,看主席怎样调查,和其它学校的不要重复,用自己学校的名义去调查,不要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调查,可以说响应伯达同志号召,搞教育革命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各个方面。
    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傅崇碧同志命令我来讲话,不晓得灵不灵。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我就有点害怕了,心就跳了,因为乡下人看到人多总是有点害怕。听听就好了,不要作笔记,不要贴大字报,也不要广播,我是见了刀子就害怕,因为有许多学校的学生正在磨刀,准备大武斗。(陈伯达同志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堆刀子、鞭子等武器说。)你们都看看前面摆着的这些武器,都是要打死对方的。你们这样干有什么意思?人多、刀子多、力气大,那当然会打赢了。(吴德同志将“打赢”翻译成“打人”,陈伯达同志说:“你看中国人不懂中国话。”后来又换一个同志当翻译,还是不行,最后仍由吴德同志翻译。)
    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地方太大了,口音太多了,我们一个县就有几百种,县南边的人就瞧不起县北边的人,瞧不起东北边的人。倒过来也一样,也是互相瞧不起,不过,我们在北京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是按派来分,不是按口音来分别。你们在座的一千多人有多少派啊?(有几个回答:一派。)一派?一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刀子。希望都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讲话不知道灵不灵,我的讲话对不对,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合不合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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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如果不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可以不听,如果合乎毛泽东思想,如果对人民有利,希望你们考虑。大学生的情况现在看来比较好,你们不是要向大学生看齐吗?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我听了以后,因为没有调査研究,不晓得究竟是不是这样,没有把握,刚才进来看到一大堆武器,这当然只是收集的一小部分,还有“埋伏”的,我相信可能在准备干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合成派就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鼓掌)好像这个问题大家鼓掌不那么起劲。(又次鼓掌)一鼓掌就算数了,可能你们在考虑,是不是搞“四·三”派、“四·四派”,所以开始的时候鼓掌鼓不起来,这个可以原谅的。我刚才有点强加于你们的意思,希望你们鼓掌,有点强加于人。大家好好思考思考,究竞是不是分这么两大派?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这么两大派,更不要两大派进行武斗
    我刚才说了,谁哪一派人多,刀子多,力气大,就可以把那一派打倒了,听说你们两派势均力敌,差不多,谁也打不赢谁。可能你们是不是有的制造刀子、鞭子比较厉害一些。有的学校有这些条件,有的学校没有这种条件,第六中学我就看了他们制造刀子的那个车间,那是很蹩脚的车间,制造的刀子没有现在这样高明,水平没有这样高了,好像你们制造鞭子的水平不断提高,(陈伯达同志拿起在台上展览的一把刀子)我今年在第六中学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刀子,现在看来,可见制造武器的水平比较高了,好像我们的原子弹一样步步升高,可是,不要拿这个东西杀自己的人,你们忍心把自己人这么一下子戳到肚子上吧?(作了个手势)恐怕这么一戳就死,是不是?有一个工厂杀了一个学生,只是这么戳了刀,就死掉了,再也救不过来了,你们忍心这样干吗?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是革思想的命,是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命,不要去革脑子,你要把脑子劈开来,把里面分成哪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哪一部分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木分不清。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你们人多、刀子多、力气大打赢了,但是真理不一定在你手里,开始真理不定在多数人方面,可能在一个人、两个人方面,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开始只有两个人嘛!他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到现在,我们都承认我们是马克思的学生嘛,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所以真理不是在这个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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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的(指刀子),是在头脑里面解决的。它懂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毛泽东思想,就有勇气,就有魄力,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你们不依靠毛泽东思想,不依靠马克思主义,只依靠刀子,这样死了很不值得。你们读了毛主席纪念张思德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吧?那里面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同志跟我说:“现在武斗死了连鸿毛都不如!”我看连麻雀毛还不如,那为什么要这样武斗呢?我看不是在座的人都要搞,有的人唆动人去搞,不要上当了!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想一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跟我们说的,这样斗死了,是不值得的。我们为什么不留着我们的生命来为祖国服务,为祖国而死!有的究竟打死谁还闹不清楚,因为是群斗,还有,死的人为什么死,也闹不清楚。
    你们准备大搞一场,这么一说,你们是不是高兴啊?可能大部分是高兴的,个别人不高兴或者只有一个人不高兴,或者在座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自己想想,用刚才那种刀子扎人家,你们自己扎自己一下试试看嘛,你自已不想扎自己,无缘无故地把人家扎一下有什么意思?而且扎的都是同志,将来可能是很有用的人。你们已经长大到十几岁、一二十岁了,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供应粮食给这些小孩吃,希望他能够工作嘛,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好好作了百姓嘛。不管是做工、做农,或者搞什么技术,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旁的工作,像国家工作、军队,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培养他?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粮食吃啊?想想,我们吃的粮食,一粒米来都不易。我们自己不要随便死掉了,也不要随便把人家杀掉了。是老百姓供应我们粮食,要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是这样糊里糊涂就死去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毛泽东思想,我们随时可以牺牲生命,这样死就有意义,就重于泰山。但是,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就死掉了,死也要有个目的嘛!像这样武斗死了,实际上比麻雀毛还不如
    不晓得不是是说服了你们,你们赞成武斗就武斗吧。一定非斗不行,那我有什么办法?但我想说服你们可以吧?(众答:可以!)这个意见也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斗争是需要的,但是要用头脑,用思想,不要靠刀子。“四·三”派打胜了,这个“四·四”派又反过来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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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下去,然后“四·三”派又起来,把“四·四”派又压下去,可能这样循环来做,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们现在有儿种情况吧:一个就是想岀去逛,逛逛就要打人,好像不打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们都是英雄嘛,力气总要使用一个地方嘛,这样想来想去,还是打人好,因此就准备打人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有联动的同学没有?联动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那一天我是见到福建的一些联动,他们叫“东海兵”,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不认识。那天在政协礼堂这里开会,一百多人我怕巫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我说后面的人都坐到前面来,结果,有的群众说他们是“东海兵”的,我就懂得了。我说,让他们到前面来,并不等于我同意他们的政治意见。他们的头都是剃得光光的,他们的确不大行,说道理也说不过人家只会吵架。那天我给他们提供了两点意见。第一点,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头都剃光了?他说,当时是破四旧。我说,破四旧怎么破到头发上来了,我们讲破“四旧”是破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这跟头发关系不大吧?女同志留头发他们赞成。女同志没有剃光头,这一点,他们比较聪明。他们没有剃头发样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剃光头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小孩子的脾气,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将来他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我没有固定的成见。我并没有说剃光头不好。你们在座的也有剃光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剃光头。所以剃光头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愿意剃就剃,不愿意剃就留。第二点,我看“东海兵”那些同学的确比较娇嫩,又讲不出道理。我就跟他们说,要学做老百姓。不晓得他们听得进听不进就是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好汉,把自己跟群众区别开来。我劝他们学当老百姓。
    学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为什么经常说,我是一个小小的蹩脚老百姓呢,就是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小时候做过一些农业劳动,现在我种地也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挑重担子我就不行了嘛。农业的技术劳动,比如插秧,我就不敢插,怕插坏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欢迎我们插秧,插秧有一定的技术这个东西没有学过一个时候,不能随便乱来。种子放下去,有的长出来了,而且长的很好,有的就长不起来。我想退休到农村去
    个老百姓,不像你们想当
    个大人物。当一个什么样的老百姓呢!我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不需要一般的劳动力去做的劳动,这些轻的劳动,我现在还是可以做的。这样我到农村只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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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蹩脚的老百姓嘛。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吗?到工厂去,所有你们磨刀的这一套,我都不会。在这方面,我是你们的小学生,小小的学生,小小小的学生。我如果到工厂去,只能做一些很轻便的简单的劳动,技术性的复杂的劳动,我就搞不了。这不是蹩脚的老百姓吗?所以我的这个称号是有根据的。
    做工不行,做农也不行,那你教书嘛,我说,这倒是一条出路。我小时候当过两三年小学教员。可是,那时候我当了小学教员并不高明,个子很矮,很多高小的学生,有的年纪比我大,有的个子比我高,我说话他们不听,我讲课的时候,他们就哇里哇啦,所以,校长只请我教了一个学期。以后再到一个学校教,又教半年,学期终结的时候,又不要了。因为个子太小,不管教得好不好都不行,没有威信。我教学生的时候,还准备打学生。不是这种鞭子(指台上展览的鞭子),是竹子做的,有的学生吵吵闹闹,我就说,不要吵。我的话他们不听,我就把竹板拍一下,我自己好笑了,学生也笑。所以,根本不能当小学教员,现在当然可以了,老资格了,当小学教员该没有问题了吧,但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关通不过,就是我的普
    通话通不过,小学生听不懂。我小时候在家里教书,说的都是土话,所以语言不发生问题。现在如果是北方的一个小学,教书就发生问题了。你看,你们这些跑遍仝国的人都听不不懂我的话,还要翻译嘛,那小学教员还要请翻译?所以我在北方教小学不行了。那么,我回到家乡教小学吧,又发生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用普通话来教书了,我回去在小学生面前不敢说普通话,因为他们学习普通话,比我说得好,那我怎么上课呢,我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本事,教写字。教写字我也只能写楷书,草书也不会,篆字也不会,隶书也不会。总之短处太多了。所以,从这方面可以说也是一个小小小的蹩脚的老百姓。我这都是有根据的,你们不要说我是故意谦虚。
    你们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将照片亮给大家看)。当然,不定是在座的同志破坏了的。我看现在复课闹革命,首先用自己的双手把学校修理起来,不晓得可以不可以?(鼓掌)由学生破坏的,由学生来修,不要再请工人了。这样你们也学一点木事嘛,又会修房子,又会修桌椅板凳,你们就变成多面手了。准备一个复课做条件,下半年上课了。一边上课,一边搞斗批改。你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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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都很想上课了吧,现在,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去,一部分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劳动,当泥水匠,当木匠,当修理工人,这不是有点职业了吗?我看你们当老百姓,可以当一个好好的老百姓,不会像我这样一个蹩脚的老百姓因为你们现在年龄还轻,精力充沛,手也灵活,脑子也灵活嘛。
    搞大联合的问题。你们“四·三”派、“四·四”派坐在一起,大家交换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可以想一想,或者回来想一想,想多少天都可以,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了,再回答也可以。有理还是有理,无理还是无理嘛。我说话不合你们口味吧?你们希望跳跳闹闹,我希望你们巫下来,你们希望散到各个地方去,我又希望你们集中到学校里头去。看看你们对还是我对,我不强加给你们。但你们也不要强加给我。比如贴大字报,就是强加给我了
    教育问题。这个教育行政是需要有人管理,现在教育部两大派的斗争相持不下,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建议,还是要搞大联合,不同派别开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这样搞嘛。讨论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怎么的搞,将来教学应该怎么搞。教育行政没人管,现在分配问题、招生问题、升学问题都上来了,我现在请教育部两大派开联席会议,大家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因为对方已经作了自我
    批评,那就不要批评他了。阿Q头上有疮疤不行,这样就联合不起来了嘛。招生
    问题、毕业、升学问题,希望将来由教育部担任教育行政班子搞起来
    教育部有两大派,一派联系新北大,一派联系北师大。我说我既是新北大的好朋友,又是北师大的好朋友。你不能说我不是新北大的好朋友。(聂元梓同志插话:你是新北大的好朋友,是北大的好老师。)如果联合不起来,把我劈成两半算了。
    可以开联席会议,先作自我批评,然后搞大联合。三个步骤:第一先整风自我批评。总有缺点,不会完美无缺,不管缺点有多少,提一提,谈一谈嘛,根据毛泽东思想进行整风,这样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可以开联席会议了,就有开联席会议的可能了,不然一碰就拍桌子,说话说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开联席会议以后就可以搞大联合了。有时你们适合不适合,由你们考虑好了
    (讲到这里,陈伯同志因有事要走,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伯达同志又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赞成“联动”这些组织应该解散,插到各派组织中间。他们一定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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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闹地位,那也没有办法,要等待他们觉悟。“联动”这些人都是小孩子,
    二十岁,有很多就是没有见过老百姓。所以他们就弄不准什么是流氓。帽子戴的不端正,钮扣没扣好,衣服破了,鞋子没有穿好,袜孑没有穿好,鞋带没有结好,就当成流氓了。我说按照你们这个标准,我们中国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当成流氓了。他们出去没有接触社会,没有接触工作,没有接触工人,没有接触农民,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氓,这对他们是很危险的,要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回来以后,不要歧视他们,赞成吗?过去他们有些人可能跟你们结过仇,但我们要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事业,要想一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过去那些旧账不算,那些仇都不要去记了,通了吧?(众答:通。鼓掌)看来这方面你们还要作一点自我批评,因为我说到这个地方你们鼓掌不热烈,所以说的要欢迎他们,是欢迎他们改过,是欢迎他们改过,并不是欢迎他们坚持错误嘛!(鼓掌)这样他们才有出路,不然,他们就天天在一起,想法糊涂。他们要跟你们接触,交换意见。他们的错误承认了就算了,他们是一二十岁的孩子,你还得要他们活下去,要他工作下去。好话还在后头,我先走了。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
    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战友
    今天我参加你们的大会,很高兴。
    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中国无阶级,革命的中国的人民群众,革命的中国青年,用自己的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这个新历史,产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习惯,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智慧的灯塔
    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有钱人服务的,这种教育制度已经腐杓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人类历史上的崭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为人民大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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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的,为穷苦人翻身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
    你们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这个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一开头,不可能是很完善的,但它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新教育制度,将会在切切实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
    希望你们遵循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用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力争上游,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搞岀新样板。
    祝你们的探索成功!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形势大好,不要看到反华,什么缅甸、尼泊尔、英美苏都不在话下,不要紧,是好事,促进他们人民起来斗争。现在全世界左派在发展,我们大力支持他们,有些修字号派人来说,要求我们不要公开点名,一点名他们受不了,可见他们害怕我们。苏修在阿拉伯把阿拉伯人民得罪了,大大觉醒了阿拉伯人民,苏修一方面和美国搞得火热,一方面把飞机大炮坦克开到了以色列边境装门面,又派了军事顾问到阿联军队中,结果以色列突然一打,阿联损失很大,我看损失下也好,苏联出卖了它,使它看清了真假朋友。现在非洲人民大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这是主流。越南形势大好,大打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对我们说,美国出兵六十万也不怕,可以顶住,六十万没有什么,不要我们出兵,有必胜信心。美苏害怕,想通过戴高乐利诱,越南人民是不怕的,再打一年更好,拖住美国人。美国人兵力分散,真的搞它,它是危险的。现在印度、缅甸、泰国武装斗争越来越好,反华是它们软弱的表现。
    国内形势也大好,这次氢弹,不是一般,不是美国、苏联那时第一个氢弹水平,而是先进水平。我们从×万多公尺上空下投,××××米上空爆炸,呼和浩特都象地震一样,美苏侦察大气层都吓坏了,威力可以把东京地面房屋扫平。农业收成大好,夏季丰收,秋季基本定局。全国增加一至三成,现在是我们有饭吃,东北老希望把粮食运出来,饿肚子不是我们,而是苏修。当然我们要讲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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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越南、老挝,这是国际主义义务。工业也很好,局部地区下降,不要紧,以后会有大发展。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岀世雄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殃国大盜,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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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
    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裝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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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军内有真正的陈再道,如果有把握就打,如果没把握就不揪。武汉问题的处理是对全国造反派的支持。凡是右派势力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北京也有一些流言蜚语,造谣诬蔑,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毛主席就是空的
    北京造反派有一个缺点,就是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地质学院也要注意这个呀!如果两家都是革命派,不能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我本来想找红代会谈谈,没有来得及。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大方向。谁在那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检査那个问题,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谁,“红成”说王力就是
    八二六”派,“八二六”观点。你难道就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吗?北京的红代会就不善于在两派之间和稀泥,北京红代会应该学会和稀泥。
    出了一两个坏人,也不能全盘否认造反派。你地质(学院)就是一个典型,地质(学院)出了一个朱成昭。“红成”动员一万多人上北京两个目的:一个是砸省委,一个是造地质的反。“红成”一听反对朱成昭就马上写大字报说“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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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问题,有七、八千人来到北京。我们要解决河北问题,张家口、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石家庄有点底,我们打算派北京的一些同志去调査。现在调査有两种,一种是右派动员农民进城。革命派要引导农民搞大批判,抓大方向。第二是武裝部要搞的。武装部正在调査。现在保守势力集结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过去这个口号是正确。现在这个口号是反动的。
    地院内部要注意团结,串联会不要搞嘛。地院是个有名的造反派,要紧跟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老“三司”是以地质为核心的,我是支持你们老“三司”的。但你们又要背包袱。搞大团结,你们做得不够。
    中南海揪刘战场我去过,看了很高兴,江青也看了。在西门、北门搞是一个好事,揪不揪得出来不一定:但给刘少奇一个示威。不要在那里分派嘛,反对刘少奇还要分派吗?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刚刚由武汉胜利归来的谢副总理,在我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到钢院来了,这是对我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这是对我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最沉重打击。八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谢副总理乘坐的汽车直达我革命造反公社所在地革命造反楼前的广场。下了车,谢副总理首先在楼前看了看,然后,在我公社战士簇拥下,步入革命造反楼一楼大厅,和我公社战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要我们进一步狠抓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我公社战士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谢副总理表示,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谢副总理在我革命造反公社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广大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谢富治同志学习,向谢富治同志致敬!”“感谢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革命造反公社的战士和5.16战士群情激动,他们说:“谢副总理来临我公社,并做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大长了我革命造反派的志气!”两点左右,我公社战士建议谢副总理去《延安公社》刚刚占踞的理化楼和主楼察看一下,谢副总理同意了由我公社负责同志李洪刚、田怀中陪同前往。因理化楼积灰满地、石块、木板、铁管子等障碍较多无法进入。谢副总理在主楼前停了一会,就召集延安公社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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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到教室楼商谈,并主持双方签定了协议。〗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
    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你们还不去看看…(这两个同学是《革造》去市革委会反映情况的)我今天开完会就来了。”谢副总理问到两派各有多少人时,《延安公社》代表说:“我们四千三百人。”革命造反公社的代表揭露说:“不对,我们按班级单位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他们是3100人,我们是2800多人,还有一些白由战士等。”(延安公社代表吵)谢副总理说;“不见得人多就正确。你们分歧的焦点是什么了?”
    我公社代表回答:“是高芸生及以高芸生为首的前院党委的问题,我们要打倒高芸生,他们要保髙芸生,说高芸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教育革命左派……”
    当我公社代表介绍郭强同志被害情况时,谢副总理说:“打死人就是不对嘛……”我公社代表向谢副总理汇报说:“《延安公社》的凶手罗思玲已逮捕,押在第二监狱,这件事是市革委会向前同志(市革委会副秘书长)亲自主持处理的。”后来又谈到了冶金部问题。谢副总理要我们狠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狠斗王鹏寿。说:“希望你们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木禹、姚文元等同志组成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当谈到协议时,谢副总理说:“毛主席的伟大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的观察,正确的处理,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都不要把形势分析错了
    我公社代表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按谢副总理指示去做。我公社战士提到吃饭问题时,谢副总理说:“这也可算协商的一条嘛,把它写上……”又说:“我对你们两派没调查、我相信你们的话。我相信革命造反公社,相信延安公社的同志我不知道你们两派怎么样。到北航、地质找他们两个来(指北航田东同志和地质王大宾同志)。他们两个都有点倾向性,但是差不多。出外去,叫带红卫兵,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所以到你们学校来带了两个红卫兵。你们两派都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要互相打……”
    我公社代表说:“我们要联合搞大批判,连一天都不希望‘打
    ”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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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你们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把他们批判透。第二、你们要联合大批判,这一点很重要。第三、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还有林副主席,还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走了许多地方,中央文革小组是相当有权威的。所以那些保皇派,保守势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不敢公开,所以他们就反对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把他打倒!谁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谢副总理说出了我公社战士的心里话,我们就是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与党内
    一小撮走资派血战到底!
    在谈到“三结合”问题时谢副总理说:“哪个干部该结合,哪个干部不该结合要商量,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打‘内战
    在谈到大批判时,我公社代表说:“为了搞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联合,我们提议与延安公社联合斗彭真,时间是为八月八日。”
    谢副总理高兴地说:“写在协议上,我可以批给你们,不过不能互相攻击
    田东同志念协议时(协议由田东同志起草),延安公社的代表又说
    “人不要具体,因为我们还想斗林枫。”我公社代表说:“斗林枫也可以联会
    念到有关食堂用餐问题时,延安公社代表说:“食堂需要检查,怕有毒。”谢副总理说;“什么检査?!我去吃!我不怕毒,不要听你的……到食堂吃饭不准打架,我们今天完了以后就到你们食堂去吃饭。”后来谢副总理又说:“建议写上一条,学习一星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谈到建毛主席塑象时,谢副总理说:“联合起来不行吗!……建主席塑象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五六千人都来建?”(我公社代表鼓掌)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这是对我革命造反派极大的支持和巨大的鼓舞。我们坚决按谢副总理的指示去做,坚决执行和维护这个协议,把革命大批判推向新的高潮!六点十五分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列队在教室楼前,热烈的欢送谢副总理。“毛主席万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向谢副总理学习!”“向谢副总理致敬!”口号声、鼓掌声和歌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谢副总理乘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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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穿过我公社和五·一六战士的队伍,缓缓离去。
    陪同谢副总理来我院的有航院红旗田东同志和地质东方红王大宾同志。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代表的讲话〖八月七日晚十时,谢富治同志在人大会堂会议室接见了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揪刘火线联络站、揪刘火线总指挥部的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摘要如下。〗
    我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委托,与同志们商量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关于撤退中南海周围揪刘联络站、指挥部的事。
    第二件事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就是有很多同学到外地去。当然北京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在武汉支持三钢、三新,反对“百万雄师”;在四川支持8·26,反对产业军;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反对十大总部。这都是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但是斗争是复杂的,不是象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那样明朗,是革命派与保守派。有些地方斗竽很复杂,难于判断。武汉问题解决了,河南解决了。湖南、江西、安徽、淅江、江苏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河北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派伯达同志解决河北问题,解决张家口、石家庄、保定、唐山的问题。甘肃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比较紧张的地方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一部分,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央文革根据主席的指示,从陆海空三军抽调一些干部,派出调查组,调査组有我们,有军队干部,还派一些革命小将。间北就派了好几个调査组嘛,张家口、石家庄、唐山、保定。情况主要靠当地革命派和群众组织反映,靠当地解放军的大多数,不能搞北京的包办代替。北京的大学同学不要出去了,无计划地出去不好,做得好可能对中央解决问题有帮助如果没有调査清楚就事先发表声明,可能给工作造成困难。大家不要出去。有许多理论都是自己制造的,有人说第二次大串联开始啦!没有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总共那么几个人,有时间想找同志们谈谈。听听意见,对形势有什么看法不要在下面瞎猜。今天就这么两件事
    革命小将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中央文革同志们的话,我是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已经出去的,除中央派出去的以外,打电报叫回来,蒯大富同志,还有北大、地质、钢院的同志,开完会派人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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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派人去,今天晚上就去,大家坚决不坚决?真正不行我自已去说一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武斗问题,要制止武斗,这已经是反复强调的了。目前北京有保守势力搞武斗,密云县就是一个例子。希望你们要做调査,反击这股保守势力,大学红代会,特别是工代会要大声疾呼地制止武斗。北京是首都嘛,不能武斗,四个代会的同志们要坚决掌握中央文革指引的大方向,搞大批判、大斗争,搞革命的大联合,搞制止武斗,不管哪一派,都要掌握这个大方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別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大学红代会自己把自己搞好,不要支持别人打架。不管哪一派都要制止武斗为制止北京的武斗贡献力量。工厂问题比较大一些,要搞个典型,哪个单位保守势力搞武斗,全市共诛之,全市共讨之,在报纸上点它的名。
    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岀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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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从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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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傍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搞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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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道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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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副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日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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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后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木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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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木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仝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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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木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仝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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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28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36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木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
    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
    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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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迕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白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5·17社论来检査,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33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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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公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岀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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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
    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予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拉圾堆里拉岀来,污蔑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叫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
    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事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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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事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査。去调査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査,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査。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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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
    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的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囔囔,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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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1967.8.12
    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讲一件事,就是大批判搞得不好,批判刘邓陶最大的一小撮批不起来,一批就有人冲击。北京的形势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有武斗、打内战的歪风,还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这不仅是歪风,而且是反动的。北京有几股不正常的歪风,就是江青同志说的,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操纵搞分裂、搞武斗。有好多传单是台湾广播的内容,要提高警惕啊!不要上敌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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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革命造反派搞大批判是头等任务,是不是革命派就看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大不大。从刘少奇最大的一小撮到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批得彻底。要武裝,要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用中央社论武装革命造反派,开展各个领域内的大批判。谁搞得好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革命派不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命还算什么革命派呢?
    要警惕黑手。前天江青同志讲的那个传单,什么“降龙”、“伏虎
    题目是“请看革造总部核心的绝密策略”,实际上是“红色工农革命委员会”那几个组织搞的,这是反革命阴谋,没有坏人才怪呢?要引起北京市革命派高度警惕。警惕保守势力的泛滥,警惕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警惕死心塌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美国特务。要警惕黑手。有两个黑手,一是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是国民党蒋介石美国的特务。当然,黑手的帽子不能乱戴。有黑手,他们想把革命派一个一个搞烂,革命的保守的不分,利用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同志们要警惕呀
    二、十一日总理、中央文革四位首长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那是关于目前形势分析和根据当前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所有大学、中学要讨论学习,结合中央社论好好学习。根据讲话,革命委员会应该有相应的措施
    形势是好的,但也有几股歪风。有武斗打内战的歪风。还有什么“农村
    包围城市”,这不仅是歪风,而且是反动的,这要写到我们的决议上面。要提高警惕,不要上敌人的当。公安部光有六条还不行,看来还要搞个东西,要来点专政(有人说:劳改犯也造反了);劳改犯造反一律枪毙,把出来的劳改犯统统关起来!要分清敌我嘛!搞武斗、搞分裂原因就是:第一、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美国特务搞阴谋活动;第三、是造反派中有私字;这样,他们有机可乘。被坏人利用,没有这条他们是很难利用的。
    形势大好,也有歪风。歪风不能发展,发展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最多不过“百万雄师”那么大,不是一触就垮了吗!保守势力现在活跃起来,还有什么“五·一六”“红卫兵团”很活跃。
    四、大批判是头等任务。北京市造反派搞大批判是头等任务。是不是造反派,是不是革命派就看在这方面花的功夫大不大。从批判刘少奇最大的一小撮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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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一小撮党内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批得彻底,要狠抓,要学马列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用中央社论、指示武装革命造反派,开展各个领域内的大批判。谁搞得好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革命派不革一小擐走资派的命,还算什么革命派呢?要革这个命,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所以要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革命的积极分子。过去的毛选学习积极分子有个缺点,就是学了没有用。现在学了就要用,用于批判一小撮党内走资派。要抓革命大联合,反对分裂
    五、凡是错误的统统不支持,凡是对的统统支持。有的军区对两个革命派支持那个错误多的一派,我们革命委员会不能这样做。凡是错误的统统不支持对的就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有个指示:1、红代会各校外出的人统统撤回;2、除了中央派出的同学以外,所有同学不能以红代会名义或学校组织名义发表声明。不能打一派,拉一派。
    六、两派打架可能黑手,实用主义丧失原则。各单位打架,都有两派支持。什么民院罗,钢院罗,要提醒地质、师大、北航、清华、北大,提醒你们几个大学注意,不要上坏人的当。有人说现在发展到武斗阶段,这是反动理论,……我们要提高警惕,现在要搞联合。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而且打内战发展到实用主义,只要你支持我,不管是革是保,什么观点都搞到一块。人家学校的事自己管嘛,实用主义是丧失原则。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
    1967.08.14;中发[67]24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结合该市的具体情况,作了“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现将这个暂行规定随文附发给你们,希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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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约支出的通知”的精神,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节约经费开支的措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
    1967.6.30
    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革命群众组织的经费开支暂做如下规定
    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决
    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每月的财务预算,要首先经过本单位核心小组认真讨论,然后报经市革命委员会主管部门批准,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财务开支,只限于在本单位财务制度许可的范
    围内,不准另增加预算,要严格防止挥霍浪费。
    、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实行财务民主,定期向革命群众公布帐目,接受群众监督。
    四、全市性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少开全市性的群众大会,需要召开时,尽量利用露天场地,实在需要租用会场,要事先编制预算,报经市革命委员会主管部勹批准。否则一律不得开支
    五、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时,要利用本单位或借用其它单位的礼堂、食堂、体育场和广场,不要租用场地。其它费用也要力求节省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得配备机动车辆(卡车、吉普车、卧车、摩托车),已绎配备的,应彻底清理,主动交回原借出单位。
    七、各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一律不准再开支外出串连费用。对于外地来京串连的单位或个人,一般不要提供费用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岀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
    九、各革命群众组织,临时联合举办的活动经费,一律由举办单位自筹,市革命委员会不另拨给经费。
    十、实行预决算制度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后勤部门的管理,严格节省开支对于他们工作上的困难,要积极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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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规定,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话两派好不好?我不主张两派,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派。个,两派要联合;第二个,把外出人员都要叫回来
    我看到你们搞分裂活动,我就泼泠水。两派不好,对革命利大还是害大呢?从现在看,起的好作用比坏作用小。你们都要退出两派,我做分化工作,搞个第势力。两派是很不好的,在北京起作用;把两派的观点带到各省、机关去了,在全国起作用。现在各地对北京的学生恼火了。北京的学生都要回来。在北京不搞大联合,在全国也不搞大联合,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和走资派分裂,和支持走资派的保守派搞分裂。
    各校管各校的事,别的学校的内政不要去干涉,自己搞自己的么!自己管好自己的学校,就是对其它单位的最大支持。别的学校的事不要去干涉。一个学校发生武斗,两派各支持一方,这样的事不能干
    大家要提高敌情观念,要追黑手。黑手是(一)党内走资派;(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搞两派,搞矛盾,搞武斗,人家就钻空。江青同志指的黑手就是指上面两种人。(根据记录整理摘引,未经核对。)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来学习的,向同志们学习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教导,就是破字当头,破中有立。所谓破,就是“革”,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他们这套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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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领域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可能导致使我们这个国家变颜色的东西,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彻底批判,彻底破了,彻底革他的命。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年发动了,这是第二年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方面这个革命进入到更为重要的阶段,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东西认真地、深入地、真正是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把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彻底打倒,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批判了,这个事情是个不好做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江青同志屡次讲的,比我们冲一冲、闯一闯,打打闹闹的困难多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提倡同志们坐下来大批判,因为这件事情是比较用脑筋的事情,比较用脑筋比较用思想的事情,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件事情做得好,也容易提高同志们的水平,而且呢,必须下这番功夫。简单地把这个人揪出来斗两下,那个东西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是要是真正把它一切东西拿出来批判,把它的毒素彻底肃清,那就比较困难,要狠下功夫,那就必须坐下来研究些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用革命的武器去批判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这要看很多材料,研究很多问题,收集很多资料,还要加以加工、认识,这是件难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做。大学在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是点火的时候,现在是坐下来批判。总有那么半年计划从各个领域彻底批判。那天江青同志批评过我,北京的大学好象有点劲头不大。但是在我们的领导来讲,作为某些方面来说,也有些不够的地方所谓劲头不大呢,就是狠抓大批判,有份量的有质量的批判。大家把脑筋都用到这方面来做得不够。不是汇了两天报吗?我们文革小组,第一天听到就是那些什么两派打架事啊,吵嘴。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什么四三派,四三派!叫的人家很不高兴。搞了半年还是那一套。怎么批判黑《修养》,好象就听到师大讲了一下。开起大会来,就是你告我的状,我告你的状,就是这件事情,江青同志很不满意。应该炮火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么,怎么批判?有什么经验?怎么在批判中搞革命大联合嘛。你们下次再会见中央文革小组,你靠那么一套,人家还不听的。因为我们的大方向是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个领域把它们搞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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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大家对这大是大非没多少语言,就是啊!你抢了我的广播,你抢了我的汽车,你又怎么样了,津津乐道。人家不听,你下次再这样搞,人家还是不听,不听,完全对的。你互相抢这抢那,谁叫你去这样抢的?谁也没有讲,毛主席没有讲,林副主席没有讲,中央文革也没有讲,要始终抓大方向嘛!特别是你们成立了革委会的这些学校,只抓这些东西,要起模范作用。而且我们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不要把我们的运动停止在初期阶段。这个,最近几天负责同志讲了,最近几天又冲,冲这里面抓人,什么抢档案,这些办法我看也不要再搞了,一般的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例外,我看特殊情况也不那么多了,有什么特殊情况呀?要好好地搞大批判,我这个话有点不适合大家的口味,觉得有点不对头。那些东西还是初期的,我们要提高大学的水平,真正有份量的批判,大家坐下来,一个学校,一个系,一个班,一个战斗组,可以分工,批判的方面多得很嘛。最近人家送了一套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就那么多,每一篇都可以批判的。要批判它那套,要收集好多材料,要学习好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才能批判,至于彭真那些反动家伙多少毒呀!你这个师范大学,就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的东西最富呀,苏联的那一套,大部分都是从美国来的,我们又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什么新东西呀,新东西不多,那都是可以批判的,我们要提高。特别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订个半年计划嘛,至今年年底。不要去串联,也不要到外面去打架。也不要支持人家打架,订一个半年计划,在家里坐下来,主要就是读书,这样就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就是革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东西。这就是破,就是革他们的命,就是把他们打倒,就是把他们搞臭,看看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就是破了,还要立。不是毛主席讲破中有立嘛?不破不立嘛,我们搞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如果搞两年胜利完成,那就还有九个月,第三年收尾,九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还要立哪,把修正主义东西彻底打倒,革他的命、把它破了,那么马列主义的呢?最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呢?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东西,但是要把它具体化、具体到学校教育制度搞共产主义,完全搞我们的,就是搞毛主席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脱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这个工程也是相当大了。比那个破可能还艰难。大家都不想干、毕业生都不安心,都想走,不想干这些事情,这个不好,不完成这个任务不行。为什么现在又要串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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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学校走了五千人,就是怕艰难,这个革命不要怕艰难,真正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立,我们搞一个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教育办法更艰难,要走自己的道路可能要走好几次。开始走一趟,开始走不好,可能又要回头。犯错误也不要紧嘛。实验嘛。师大是办教育的。江青同志让北航搞斗批改,师大也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你师大是办教育的,你是办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教育,还是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任务也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们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在座的所有同志,青年人哪、大学生,我这个人又是害怕大学生,有时候也迷信大学生,你学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可以搞的,只要把毛主席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搞透了以后,什么搞新的教育制度,怎么搞哇?搞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完仝脱离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走自己的路。可能开始不那么完整,企图一下就很完整,是幻想,是不可能的。经过修改嘛,你看那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都是从六三年搞的嘛,六三年我就看了,我是最早在上海看的,我还是个热心家,那时我们还叫好,我说好!我对那个旧戏就是没有一点知识,我看那个新戏呀,就看得惯,那个旧戏哇,我一点也看不惯,没那个文化,新戏听得懂。六三年春季我就在上海看《智取威虎山》,我也不大摸底,看了以后叫好。有的说你这个人随便表态。六
    六七年四年了,现在才象个样吧
    我们要搞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要四年也要两三年,而且现在就要开始。光破不立不行,还要立。破比较困难、立比破更困难。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改革,需要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下些功夫,那就是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做了点成就。不是到哈尔滨,到上海去支持,把这件事做好了,彻底地批判、彻底地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对全国革命最大的支援。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你们青年人就是爱冲冲跑跑的,我们大家都当过年青人的,坐下来干这些事情都不愿意干的,不过任务落到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相信青年,相信群众,就落在你们肩膀上。主席在批评工作组时讲的,我们也不能批、也不能斗,不能改,这些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学生、依靠教职员工,还不是依靠你们在座的吗,所以希望同志们在这个方面要下一点苦功夫。师大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还是一点点成绩。这一点点成绩都了不起,都应该加以表扬,我就来开会支持,那些靠武斗的,我们不支持我说你们在这交流经验很好嘛,批判要有成绩嘛,有份量嘛,要靠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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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别打内战嘛!
    还得附带说一声,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
    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这是我附带讲一讲的。
    《井冈山通讯》据录音整理,未审阅八月二十二日晚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并告北京市大中学校红代会各同志
    昨天,北京街头出现建工新八一贴出的大字报“斗刘实况”和建工八一贴出的“师大附中革命派八月十九日与刘平平谈话纪要”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同上次出现的斗彭大会上的大字报一样,毫无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毒的话公开出来,客观上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了义务宣传员,这是非常错误的。
    新、老八一的红卫兵的某些同志,特别是新八一红卫兵的一些同志,在大批判中作出了一些成绩,便骄傲起来,发展了风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不顾影响地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毒的话,加以扩散,以至犯了上述错误,是应该引为教训的。希望你们讨论一下这件事,改正这个错误,不要再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希望作的事,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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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斗批批”联委会和“斗薄筹备处”代表的讲话
    〖时间:下午,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室〗
    周总理接见“斗、批、批”联委会和“斗薄筹备处”双方代表时说上不上天安门不是标志,这样理解很浅薄嘛!去年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刘少奇也上了天安门,同时也在对他进行批判,直到最后打倒。党内斗争有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嘛!还要看你改不改。如果余秋里彻底承认错误,也可能有一天要结合。如果你们把刘、邓、陶和余秋里提在一起,我们是不同意的。不要把刘、邓、陈、薄摆在一起,陈云还是中央常委嘛,可以提“刘、邓、陶、薄”,单独批陈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同意。
    总理:本来李富春说好了,这样批,结果你们星期一为什么批了一半你们就把他(指余秋里)弄走了,先弄到北京公社后转到师大去了。(问北京公社)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杨:没弄到我们那儿,直接就到师大。
    总理:(生气的)你们到底还是以国家事业利益为重,还是以小集团利益为重?(双方辩起来)
    总理:你们不要顶,也不要漫骂……(听不清漏几句)(指向北京公社)那天为什么没开完就把他架走了?
    竺慧娟:二月份余秋里搞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严重,我们有一度受了蒙蔽,要求和他三结合,还把名单交给总理,后来我们认识了,这是我们组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总理:这怎么能算错误呢?如果余秋里改正了错误还可以三结合嘛!这不能算错误,只能算为时过早。富春对你们说星期二批,为什么星期一就匆匆忙忙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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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慧娟:富春同志答应我们余秋里星期一十二点以前出来
    总理:本来说好了,星期二,你们星期一就拉走了,本来批了就该送回来,却一去就不还了,这不对。
    (计委革造、石油北京公社代表辩护,总理打断他们的话)
    总理:(很生气)你不要辩护了,你不要拿师大来压我,谭厚兰来我也和她辩论,你们不要打师大大牌子,北京的情况刚好一些,你们就开这样的先例,你们不要开这样的先例,你们先扣了三天,如果他们也扣三天,怎么好处理呢?
    谭厚兰:坚决执行总理指示,不要狡辩了。(对方只得停止狡辩)总理继续说:我委托富春同志给你们排了次序表对方插话:应把余放到我们那里去。
    总理:余还有工作,我们还需要问他问题,计划工作是需要思考的,象外事工作一样,你们天天斗,他没法冷静思考
    (谈到单恒传达富春指示时)杨说:单恒歪曲富春同志指示
    富春副总理:我是那么说的(指8.20同意批判次数对等)。现在由总理决定。总理:联络员不好当,不信竺慧娟,你来当当,他不能随便作主,给谁不给他作不了主,富春同志身体不好,他有时候说不清楚,我有时和他打电话我就知道了。我不赞成富春同志意见,我同意象外语(学院)一样,一边一次,他们在先,你们在后。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什么工代会,到革命委员会门前示威,听说有近万人十几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另外一个工代会,我们工代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央文革是支持的,是合法的。我们不去支持另外一个什么工代会,你们谁支持另外一个工代会举手(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嘛,不赞成另外一个工代会的举手(仝都举手),唉,都举手了嘛
    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斗争经验,有坏人挑拨离间,对着你就说你好,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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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当着人说好话,背着人说坏话,你们刚刚一年的斗争经验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不是在摆老资格了,你们一定要有毛泽东思想,二不要有私字,三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为什么现在老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你们就是光攻击别人,不做自我批评,这是最大的缺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呢?(念毛主席语录、223页三段、3页三段)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是不对的嘛,任何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要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是有问题的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批斗彭罗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高法院、检院、内务部的同志们开了两天斗彭罗的会,进行批判。我听严佑民同志讲,这次大会开得不错,批判得很有水平,方法也很对头,我是完全支持完全赞成的
    第一,这个批判大会不仅是开得好,最主要的是大方向抓得对头。毛主席领导我们掀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林副主席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刘、邓、陶,彭、罗、陆、杨这几个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了,把所有被他们控制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搞烂了,打倒了。现在还不能说,所有我们国家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得很牢固,但是这个政权目前主要的是在革命派手里。当然这个革命、这个斗争并没有完,斗争还要继续,而且还会有反复
    对于文化大革命要有充分准备,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就是说要搞三年。一年发动,就是从去年六月至今年六月;一年胜利,就是从今年六月至明年六月;最后还有个扫尾。这个胜利最重要的标志,是要把我们革命的对象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那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各个领域,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加以批判,彻底加以打倒。这个工作比简单地把一个人罢了官,比简单地对一个人加以斗争,那是困难得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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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革命还不能说是取得了彻底胜利,所以这个工作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系统的从各个领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肃清那些反对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这件事难就难在对过去很多东西,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现在如果真正拿最高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苏联、东欧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衡量,很多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现有看来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或者起码是这些东西的萌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就告诉我们,如果不彻底革这场命,就舒舒服服地、不知不觉地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所以我们就要彻底批判。如果思想上没有彻底批判,光把人打倒了,还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不久前,我在公安部召开的大会上讲过这个道理。许多公安机关在一月风暴以前,当时的一小撮当权派,死保省市委,镇压了群众。一月风暴以后,这些人都靠边站,被夺了权,有的实行军管。但是后来有些地区照样地执行原来的政策。甚至不是经过一次,有时经过两次,出现了一个革命派,这个革命派不行,还是照原样子。后来又岀现一个革命派,所走的还是老路子。这就是说原来一套东西,没有在我们人民中间、脑子中间彻底肃清,只记住那一套老办法,没有高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完全不合乎最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如讲专政,毛主席的一个独特思想,就是实现广大人民也就是劳动人民专政。最近主席又再三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用政府、军队,应该依靠群众专政,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几个机关,包括我个人在内,这个问题是研究得不够,执行得不够,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彻底解决。实现群众专政,不是依靠简单的国家机器。当然在群众要求下,政府和军队协助人民逮捕少数人是应该的,但主要的是依靠群众。劳改这个东西也值得考虑,究竞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劳改,还是放在人民中间来改造,这都值得重新研究。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不把它彻底肃清仅仅把人打倒了,那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目前主要的方向是进行大批判,从刘、邓、陶他们总的方面加以批判,希望我们几个机关的同志们,抓紧这件事情在专政这一方面,问题相当多,刘少奇也有,彭真、罗瑞卿更多,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苏修的东西,国民党的东西,违背毛主席思想的东西,都相当多,应该一个一个的批判。要在公安、法院、检察的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批判。他们在民政方面也有,也要批判。一个是总的批判,刘少奇那一套,黑《修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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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黑话多得很。怎么能够从总的方面组织人加以批判,并在法院、检察、民政方面加以批判,这是比较辛苦的事,比什么冲冲打打复杂多了,要看很多材料,要看反面材料,还要看马克思主义的材料,看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主要是看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尤其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指示、方针、政策。要有新的眼光,不能用老的办法。特别是要有个计划,三两天不行,起码到今年年底,这是最低限度。要系统地批判,要发动群众来批判,要包干,你这个司,你这个局,你这伙人来搜集材料,批判那一个问题,搞出有份量的东西。这一条很要紧,进行彻底批判,这样就知道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要吸取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后就不要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主要地在这个地方花时间。仅仅把人打倒了,思想不肃清,照样还是可以走老路。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所以要彻底地批判。现在批判他们,又是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下一代。所以,你们抓这件事情抓得对,抓得好,好极了。应该在这基础上继续下去,不仅是开大会,开大会是需要的,但主要是进行有份量的批判,一直搞他几个月,组织一些力量,主要是靠青年人,但是老一点的人知道的事情更多应该起来立新功,要在批判中间立新功。我想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大方向,是不是革命派,要看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功夫没有,是不是进行彻底地批判,这是重要标志之一。所以这次会议开得好。
    第二,你们各派的同志在一起开会,这个办法对头,这就是革命的大联合,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要进行革命的大的批判,要使这个批判深入,主要的就是不要打内战。现在有许多地方打内战,根本就顾不得搞大批判,这是违背大方向的。打内战是大方向呢?还是批判一小撮是大方向呢?肯定是联合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把主要矛头针对一小撮,这是大方向。所以你们联合起来开会,三个机关七派联合起来开会,这样好极了,好得很
    我们不要打内战,而且你们不要受社会上的影响,什么这一派那一派,你们不要受他们影响,你们机关的人,最好那一派也不要参加。那一派大部分都是革命的,但是那一派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要参这一派那一派,就是在家里好好进行大批判,而且要联合起来批判。联合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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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非、有原则,可以在内部议论!不能打内战。这个内战违背毛主席的思想,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大方向。
    第三,要进行大批判,就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要破除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武器来武装,当代最高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要边斗争,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学习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许多方针、政策、路线,一系列的新指示。这个很要紧,没有毛主席这一系列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武器嘛!
    第四,要说一下,最近为什么报纸上连续刊登天津南开卫东关于大胆使用干部的文章,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一个三依靠和三相信,就是依靠和相信群众;依靠和和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和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有许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青年人快,青年人固定的东西比较少,跟毛主席的思想跟得快,这一点我们要向青年人学习,而且要大胆的使用青年干部,这点应该肯定。但是年老的干部,他们有了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正如报纸上所说的,如果他们改正了错误,如果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成为革命的干部了。他们也有很多优点,经验多嘛!起码是犯错误的经验多嘛。所以我们为了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一贯的干部政策办事。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死不回头的以外,我们都是要采取毛主席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解放更多的干部。解放以后,不要紧嘛,干部要一分为,用了一年、二年、三年,如果他的思想不行就再换。
    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事情不太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我们要提倡大批判,结果又是那一个人没有打倒,又要把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搞。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搞那一个人,个别人还是有的,将来也是有的。但是总的趋势是少一些,主要的方面还是解放的不够,当然这三个机关没有了解。总的情况,北京不如上海,上海解放干部比较多,北京情况比较差,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好好看一看这几篇文章,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加强批判,不是抓两个人,那个不解决问题,主要从各个领域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批判,挖他们的根子
    第五,北京两大派,搞什么武斗,我们要做点宣传,要反对。搞武斗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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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人都不赞成的。搞武斗,只有坏人赞成。同志们,我们这场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总有人破坏,搞武斗对革命不利,对我们广大革命群众有利?对我们大批判有利?对于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不管那个方面都没有利。那个东西是脱离群众的,是少数人搞的,是什么人高兴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高兴那些真正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高兴,这个东西我们脑子要清楚,这中间也有少数坏人操纵,不要上当,我们不参与这个事情,我们要反对
    第六,关于人民解放军的问题,最近有一些同志们在武汉事件出现以后,到处抓陈再道,这个方向不对,现在我们各地党政都垮台了,主要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加革命派,当然主要的是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基础,但支柱是人民解放军,如果这个时候把人民解放军搞乱,那就只有利于敌人,我们不能上敌人的当
    人民解放军中间,在支左工作中有没有错误呢?的确,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支左中也跟不上,也犯了这样那样甚至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他们的方向路线错误跟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一样,因为军队没有他的地盘,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专政方面也没有一套什么理论,不象刘少奇、彭罗陆杨他们那样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方针、路线、政策。而且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思伟大红旗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即便解放军犯了错误,也能很快改正过来的最近报纸上连篇的宣传解放军,大概今天要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批准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拥军爱民指示,一定要把这个冲击军队的现象搞掉,军队搞乱了,国家就没有政府了,这个只有坏人高兴。这件事情,也趁这个机会跟同志们先谈一下,可能这个指示今天就能发出,请同志们到处张贴到处宣传。军队支左中间的错误,我们也要纠正,一个省一个省来纠正,不要到边去张扬
    最后希望我们三个机关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们要沿着毛主席领导的航线前进,不要受社会上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影响、干扰。一定要沿着我们伟大领袖的航线前进,这样一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我现在还要开会去,希望同志们在大批判、大联合中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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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东方红》公社材料组整理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
    组织联络站翻印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吴德对北京国棉二厂“八·二三”武斗的讲话我现在传达谢副总理和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希望你们马上执行。他们的指示就是要你们立即停止战斗,并且要拆除你们的据点、工事!并且要把你们的武器、凶器统统交出来,交给军管会。你们因为武斗已经停产四、五天了,你们武斗破坏了国家财产,你们把你们的宿舍区,什么暖气片也拆了,什么砖瓦都放在你们工事里边了,窗子统统打烂了,这不都是国家财产吗?你们难道不痛心吗?为什么有不同观点不可以辨论?不可以用四大武器来解决,而互相残杀呢?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不要上坏人的当,要提高警惕,如果有人挑动你们武斗,你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把他揪出来。你们应该对你们那些要你们去武斗的头头、造他们的反。
    现在有一些风气,说什么要揪北京的陈再道,要抓军队一小撮,我告诉同志们,我们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以及其他驻军,整个的来说,在文化大革命里边,三军两支的工作是好的,至于个别地方个别人还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下午。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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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诙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清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仝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
    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岀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关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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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別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
    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
    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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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査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
    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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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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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木禹同志木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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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扩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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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査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岀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仝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仝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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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伯达: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讲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钴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发调查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十一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工人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分成两大派?这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阶级仇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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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报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报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敌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五·
    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江青同志提出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査。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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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现在发展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报,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査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髙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导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
    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晩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6408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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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晩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木单位,争取木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
    (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第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总参签字怎么能签?)港九冋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
    去一些人就去解决ⅩX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席一声号召,你
    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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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象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康生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地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彼此打架。)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遵守四不,做出了伟大成绩。)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木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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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康生:要有组织,不要总理讲完了,就自己走了。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康生:大部分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不要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有缺点随时指岀,要好好巩固,不要拆台,要补台,要爱护,不要糟踏
    总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没有多少话讲。
    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透搞彻底。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不管什么人
    都要抓大批判要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只要把木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搞好了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木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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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发动时期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
    举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一派打内战,做事不符合方向,就反对,那个同志做的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岀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革命师生要搞好团结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竞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毛主席病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
    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两派斗争是否一派要灭另一派?不消灭,那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那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能批评,有人说我在派別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一派、整一派,我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管那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我们要在联合问题做模范,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到处都制造两大派,上海没有两大派,没两派的就硬要出去支持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没什么可怕,但是人为的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北京同学要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人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顾大局,不讲联合,搬石头砸自己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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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岀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死亡。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三、搞好市革命委会建设各区夺权、就几个大学有革命委员会,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立不起来,有几个区在准备成立筹备小组,西城区、东城区、平谷县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马上要被打倒,根本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一站出来就马上被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北京市的同学最近有些倒退,支持的,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反,在贵州支持“四·
    不能说“四
    ”都是对的,贵州革委会就仝错了。上海支持上柴联司
    在山东支持鲁大,我们这个革委会还要不要呢?要爱护市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我们许多单位、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需要大家支持,当然理想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可以。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北京煤不能解决,要有百分之四十五十要停产。在广州港等打架,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都没有。不要破坏工厂,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全局关念,革命,在一段时期损失点生产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损得那么多,工代会你们要注意,工人如不搞生产那就很成问题。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五、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武斗上次点了后有点好转,但这几天又有发展,这是不能
    允许的,无论如何在首都发展,要刹着这股风,现在(七机部)916、新915动员上万人打。现在相当多的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煽动,但表面上有两大派支持,这完全离开毛主席的航线,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挑起场大规模流血武斗,我坚决反对,那样搞就是犯罪。搞了一年多了,常见首长,听毛主席声音,总应高明一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不管你是谁,是委员也好,挑起武斗,就抓。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岀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托。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他是纸老虎。制止武斗要搞好,一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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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非常错误的。
    六六年毕业生、学校、工人、教职工搞武斗的工资问题,经单位革委会研究确定,报市革委会批准
    六、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派岀所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七、“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城,毛主席讲了,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反动的。把这个路子堵死
    八、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有民运动。北京军区大方向正确,是支持造反派的,没有宣布了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没有抓那个领袖。“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否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九、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搞大联合也好,大批判也好,要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头脑不要发热,我们北京市造反派总的说还是比较好的,北京要做个好样子,好的也影响仝国的,坏人的也影响全国,北京市革命派责任重大,要做个样子。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套
    (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特发布下列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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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4页,共5150页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来京人员除中央请来谈问题的以外,必须一律迅
    速返回原地,就地闹革命。
    、外地在京人员不许在北京各学校、各机关、各单位设立联络站,不许在北京岀版报纸。违者,要由革命委员会进行取缔
    、外地在京人员相互之间,外地在京人员与北京的群众组织之间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违者,北京卫戍区有权处理上述问题。对打人凶手和武斗的挑动者,要依法惩办。
    四、外地在京人员不得私自抓人,不准抄家。如发现坏人需要逮捕拘留时,必须立即报告专政机关,予以处理。
    五、外地在京人员必须维护公共秩序。吃饭要付钱付粮票,乘车要排队买票。不得以任何借口谩骂和扭打汽车司机、售票员及其他服务人员
    六、外地在京人员必须爱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者,要按价赔偿,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本布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对外地来京人员携带武器弹药管理的规定
    为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防止敌特反坏分子盗窃抢夺武器进行破坏活动,特对外地来京人员携带武器弹药作如下规定
    、凡来北京的上访群众,串连学生(包括北京外出串连返回的学生和其他群众),中央邀请的代表及公安干警,公干人员等,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弹药。
    二、上述人员如已携带武器弹药进入北京,要立即送交北京卫戍部队或住区公安分局军管会保存,不准个人携带或保存。
    三、如发现有人携带武器弹药,北京卫戍部队或公安局军管会有权收缴
    四、北京地区驻军和民兵的武器弹药不能抢夺和侵犯。
    五、军人携带武器来京,按中央军委的规定严格执行。
    上述规定,北京地区和外地来京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各接待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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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责任协助北京卫戍部队和市公安局军管会贯彻执行。
    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3:15,谢副总理、卫戍区,各兵种首长接见了首都四代会代表,会上,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今天的会,卫戍区、各兵种首长,四代会代表参加,会议响应江青同志15号、16号,9月5日的重要讲话,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大批判。解放军表态:军队支持革命大联合不支派,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拥军,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爱军队,我是老当兵的。解放军总的方面是好的,有缺点错误有个别坏人,江青同志5号讲话强调不准冲击军队,有缺点可以提
    毛主席、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再强调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真听毛主席的话,那么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听,何况不让你们上刀山下火海,大联合你们就不干了呢?要听江青同志的话,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配合全国大批判为什么工人分两大派?就是有坏人挑拨,当然,不见得直接控制。有坏人,地、富、反、坏、右。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9月5日,9月17日的重要讲话。要联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就要走远了,这个造反派就要考虑。军队不能单支持一派,北京基本上没有只支持一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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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要取消43派、44派,43派说以我为主,44派说以我为主,都不行,要组织以军队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学对军队的态度不好要改变。不准赶军队维护解放军的权威。
    江青同志说: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革委会很重要,为什么对师大中央那样果断而又坚决,搞了三结合,就是组织上加以巩固。三结合就是政府,不要无政府主义
    国庆节要到了,还不联合,教人家笑话我们。要用国庆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凡联合起来就准参加,不联合的,就把他们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最大利益,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党的最大利益是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不执行就要走向反面,满脑子私利就要走向反面。要看谁的风格高,看谁的风格高。要在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解放军、革命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北京要做模范,北京实现了革命派大联合,将对全国起到好影响,三军支持联合,不支持分裂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对造谣、挑拨离间要坚决回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是分不开的,本来就是一回事,17号江青讲了,不要听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上坏人的当。对江青、陈伯达、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要保卫。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边反“五·一六”,一边干着“五·一六”的事。凡是没有中央正式表态的,就是谣言,现在谣言太多了,却没有人去辟谣。你们的小报,小道消息太多,生意兴隆,要整顿小报,你们小报再搞小道消息,就抓住几个小报好好整整。不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小道消息要整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和人民解放军联合。今天的会议是大联合的会,是响应江青同志,也是毛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会议。你们要釆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响应毛主席司令部的号召,不能光说,耳边风,口头的响应不行,要实际行动,要釆取有力措施,革命派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是革命派,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有一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拿出坚决措施,各大学,各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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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坚决措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九六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九六七年十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大家是不是可以保证一下,不要把市革委会的内容再出大字报贴在大街上,你们只要保证不出大字报,我就可以多说一些话,最近外边有些单位印了些“学习文件”,内容都是主席没有发表过的著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我对这一问题处理一下,当然!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主席的每句话都是很重要的,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要发表主席所没发表过的文章,那必须要经过主席的同意,但是现在在大街上到处经常贴有“主席最新指示”,这里面有的根本就不是主席的,有的是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大字报中还有林副统帅的讲话啦,中央首长的讲话啦,到处乱贴,有的断章取义,很不严肃,对我个人说的一些话也到处贴大字报,到处翻印,以后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得随便印发一些宣传品,不能出类似的大字报,小字报,动态报,我们今天开会,大家就要首先保证做到这一点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林副统帅国庆那天在天安门上的讲话,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说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是一个很好的讲话,气势磅礴,是文化革命以来最好的著作。斗私批修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果大家能够很好地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那么革命的大批判就可以搞得更好一些。
    “斗私批修”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主席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总结,归纳出来的四个字。国庆节过去了,现在讲一讲形势,形势一片大好,特是七、八、九三个月以来形势发展很快,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其主要表现就是
    (一)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干部、工人、学生、部队都讨论文化革命的形势,一家老幼,小娃娃,老太太也都讲文化革命的形势,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摧垮了,全国至今建立了七个革命委员会,八个革委会筹备小组(内蒙古、甘肃、江西等),估计今年年底可以成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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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8页,共5150页
    来,到春节基本上可以实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北京的区县是革委会比其他省市的少,我们北京有十八个县区,只有平谷县有革委会,其他地方有筹备小组在黑龙江省,贵州省地、县一级成立革委会的已有70-80%的样子了,我们落后,但落后不要紧,到年底再加上筹备小组是否可以全部成立起来,如到春节,还有四个月,可以把工作努力作好,北京现在只有市革命委员会,仅这一个是不行的,其成员的条件第一点是真正永远跟毛主席走的,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家不仅现在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30-40年以后也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就见马克思了。第二点是要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北京要做出个样子来,要使之有权威,其头头一定要是好的,领导人是很重要的,但也是要逐渐培养,不可能十全十美嘛!组织也不可能绝对的纯,只不过相对的纯,如果不完善可以补充,工厂、基层、机关、学校现在是否有一半的革委会了,可能达不到,北京一共有62所高等院校,已有16所有了(包括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内)。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垮了,今年农业又是大丰收,五亿多农民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今年农业大增产,相当地多,相当地多,(具体数字保密,不能讲),棉花也增加了一成,但是虽然棉花这样多,布可能减产了,因工厂里的纺织工天天打架,烤烟产量也空前增长,黄麻也増一成,蚕丝产量达到了解放后最髙水平,增了一成半,是十七年来最高产量,油料都增加一成,空前的大丰收,农村是一片大丰收的景象,全国大丰收,普遍大丰收,样样大丰收,工业生产差一些,主要是煤炭和运输,到第三季度完成了仝年的×%,所以相当地严重,工业要好好地抓一抓,特别是煤炭、纺织、运输
    最近从9月20号后提出革命的大联合,之后生产有很大的转变。只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很快就可以赶上去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都非常关心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为什么分成两大派呢?这里边有原因,可能走资派操纵,蒙蔽了一些群众,也可能是有少数坏人混进了革命群众组织内部,也可能是属于认识问题: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个人主义思想作怪。但大多数还是可以改的,学校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少讲别人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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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作自我批评。革命的大联合,为什么一定要以我为核心呢?以我为核心这是最愚蠢的做法。王明、博古是这样,最后自己垮台了,王明、博古第一不会打仗,第二不懂分田地。他们连工农、连打仗都不知道,还想以我为核心。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作思想工作,不能压。有几个学校打死人,对此要严肃处理(北航2人、钢院2人、人大1人被打死),中央跟我说好几次了,要抓凶手,要把打死人的人送到卫戍司令部去。(又问北航的同志来了没有,当时没来,后来来了)。在斗争中打人,戴高帽子,坐飞机,抄家都不要有。这是不好的。中学抄了《文汇报》的材料,有人要抓,我说还是不要抓,只要改了也就算了。以后只要打死人都要处理。你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也不行。毛主席四十年前就说了要废除肉刑。不要随便抓人嘛!有坏人也要靠他的组织中的群众把坏人抓出来。
    北京大联合有四种形势。目前工厂里的大联合形势比较好,1)有的是按系统按车间的大联合。2)有的是虽然大联合了,但保持双方的组织。3)联合了些革命的行动,如搞大批判。4)实际上没联合,只是形式上联合了,来报了喜。有的报了喜回去又打起架来了。没联合的也就是这些原因了,也就是互不服气头头的私字还很大。第二个原因,这是多数,你说我是保守派组织。我说你是保守派组织,实际上两派都有缺点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嘛!都不是保守组织,如钢院的情况。第三个原因就是怕被人家吃掉,又想吃掉别人。第四,争席位,大联合起来争席位的多少。我经常说,谁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我让给他,我的职位也太多,忙不过来。刘、邓就是经常争席位。第五是怕打击报复。第六,说革命一年,辛辛苦苦的,结果没分清什么就联合了,还不如当个逍遥派呢!要把大联合再向前推进一步,搞好斗批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斗批改不从根本上搞好,是不行的。这是关键。主席提,革命的大联合是人心所向,确实如此,大多数还是要大联合的。有的当权派(指现在的)是私字当头。“北京日报”上说“帐不算,旧事不提
    要看是不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就要分。不原则问题不
    提。当时报纸上那么笼统地提是不合适的,我对这个问题讲话后,全国各地都来电话问我。我说这种随便贴大字报的作风是不好的。你们再这样搞,不改,就要少听很多东西,这样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要搞好大联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或在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搞好大联合。对刘、邓、陶的大批判是否可以分成几个方面(工业、农业等)光批总的,不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学生就感到没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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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0页,共5150页
    如果以本单位的斗批改为主可能就有事干。总之,从总的对刘、邓进行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9月1日,9月5日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也都是这个精神这样一搞就都有事干了,还有复课闹革命,是否可以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没有革命的大联合一切都不能进行。所以革命的大联合是关键。也不是联合起来就完了,联合起来还要搞斗批改。毛主席说:第一年发动,第年胜利,第三年收尾。按毛主席的说法,还要抓紧时间。毛主席的说法是完全符合七亿人民心愿的。毛主席提的革命大联合,是人心所向,美帝国主义就怕我们的大联合,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国庆节我们一联合,他们怕极了。革命派不要用大联合来整人。不要在大联合中争地位,大联合松劲是不行的。
    关于训练和教育干部问题。你脱离群众,群众就有气。有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和认识错误,允许有反复。干部犯错误这有什么呢!主席对犯错误的人
    很照顾,常讲,对犯错误的人要允许犯错误(这里谈了阿Q正传的故事)。要允
    许人家革命。千部犯错误,改了就好。要让干部站起来,主席还说:“叫陈再道,牛司令回到京西宾馆去学习。”(有人问陈再道现在在哪里,谢副总理说在卫戍司令部)。犯了错误就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解决干部这些问题是大问题附带说一下,革委会周景芳要回学部。学部对他有意见,革委会对他也有意见。但他在这里作了不少工作,有缺点,有错误,认识问题,有派性,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责备他。周景芳回学部后,属于革委会的问题在这里解决,属于学部的问题在那里解决。要允许犯错误,涂武生也回学部,他的问题也是一般认识问题。有意见出小字报,要允许犯错误,对学部另一些干部有的留下,有的要回去。
    高阳文,冶金部对他有意见,我们同意让他回去,如果是部长都打倒,我还没打倒,我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错误是不少的(傅崇碧插话:谢副总理对人是很好的,象对待北大的孙蓬一一事……)我对刘××也是这样(傅崇碧同志谈了谢副总理对待一个医生的问题)。我常没原则,对好人要宽大。我当部长没资格。干部受群众批判没什么。官大了,就不平等了,到处训人。文化革命中人家给你提意见,在某种意义上讲最聪明的是有经验的战士。市革委会委员要值班,不要给值班的常委为难。如果值班常委犯了错误,老一辈子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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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1页,共5150页
    (谢副总理开始笑说)我们小组里头犯了错误,年纪大的要负责任。如果值班一周有困难,可再派个二把手。总之,常委值班要坚持,这是一个创造。办事总是要符合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遇事要民主,常委会有问题要与整个常委商量,有了问题需要请示中央的随时请示中央,请示以后再作,最近主席到外边视察,林副主席大事小事都向主席请示,主席说:“林彪同志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过去刘、邓大事小事都瞒我。”你们造反派是什么事都敢干,也不请示,以后要请示。(韩爱晶说:我们不知到什么地方请示,怎么办?)要多请示。
    造反派是批判家,毛主席说七亿人民都要做批判家,批判旧世界,批修正主义,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光批没有创造也不行,要大破大立。光说报纸办得不好不行,要说怎么办好才行。要有破有立。“黑修养”的流害是很大的,批判不容易。不要脱离群众,摆官架子。有错误就当面讲,现在全国都来北京学习,各省大批负责同志(特别是军队)都办了学习班,这里面大部分是犯了错误的。不仅要训地方干部也要训红卫兵负责同志。大学红代会邀请解放军当顾问。成立了革委会的人要派代表去学习,没成立的也要去,少去一些。革命运动中训练干部这是传统,要训红卫兵的头头。现在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要向你们讲道理集中经验。希望你们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工、农、学等五个代会里你们都是大领袖。我们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希望你们成长,要斗私批修,这要形成大高潮,大多数骨干要在群众中学习。有的干部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事。红卫兵小将没犯错误就没有免疫力,不过不计较这些造反派当了权要很好地学习。主席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意思是说小将当了权,你们又没犯大错误,又没免疫力。
    北京要作出个样子来,要很好地“抓革命、捉生产”,现在还剩下三个月,我们在北京应该把工作作好,因为在北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有林副主席的关怀,有总理的关怀,有中央文革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关怀。我们一定要把工作搞好。
    (最后谢副总理又与参加会议的个别同志谈了一些具体问题,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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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2页,共5150页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市卫戍区关于严禁来京人员携带枪支的通知北京市卫戍区
    (已经中央批准)
    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必须保证有良好的革命秩序和绝对的安全。最近有不少人员私自携带枪支、武器来京,严重地影响了首都的革命秩序和安全,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来京人员一律不准携带枪支、手榴弹和其他武器。个别追捕、押解犯人
    的人员,确实需要带枪的,提议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批准,并发给证明。
    在车站、码头、机场发现来京人员携带枪支武器的,有关部门应坚决动
    员他们留下。途中发现时,必须交给铁路、交通部门的军代表,值勤部队到京后转交北京卫戍区或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保管。
    在机关、学校、工厂和接待站、招待所、旅店中发现来京人员携带枪攴
    武器的(包括经过批准带枪的),应动员他们一律交给北京卫戍区或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保管
    四、凡来京人员,必须白觉遵守以上观点,携带武器的,应自动交出武器,并接受值勤部队,公安人员的检查,不得拒绝,如有违者,依法处理。
    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10月7日,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接见人民日报社论组,接见中途,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些学生走进来,伯达同志问了他们是哪个学校,回答是清华、北大、北航的。在他们回答时,伯达说:“向清华致敬!”“向北大致敬!”“向北航致敬!”
    清华:我们两派联合起来了
    伯达:我不相信,要真联合,不要假联合。周家缨贴我的大字报,我是保护他的。
    戚:你刚才还不是说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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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3页,共5150页
    达:我是有原则的,他能贴我的大字报,上纲那么高,这就说明他不简单哪
    北大蒋××:我们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
    伯达:北大的两派联合是困难的,我那次讲话要北大取消动态组,保卫组,航空版,这是新北大的心头肉。但是北大井冈山,也干得太厉害了,我话还没讲完,就去抄保卫组,要抄也要先给人家打个招呼,让人家做个准备嘛!人家说我是保聂派。
    戚: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组织。革命性是很强的。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聂元梓的错误,保的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伯达:我们都保嘛!…我现在也不同意周培源当校长了。
    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
    十月九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会议的有23中、35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今天见到这么多中学教师很光彩,向你们学习。谢富治:你们这样年轻都当教师啦!戚本禹:还有十几岁的小学教师哪
    陈伯达:见到你们这么多教师,我很害怕。
    谢富治:中学教师不简单,可你是大学教授,这还在话下。(随后陈伯达同志一一询问到会同志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学什么的。)
    陈伯达问:中学停课多次啦!(答: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一年多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时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各校的情况)
    谢富治:我今天找了三个类型的学校:一个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三中个是大联合刚搞起来的三十五中。再一个是联合都没有搞起来的清华附中。陈伯达:还是你有学问,你们考虑中学目前这个样子能不能改变?
    二十三中同志讲: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复课方案。现在搞三个点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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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4页,共5150页
    陈伯达问:什么叫试点?你们不是都在学校吗?
    二十三中答:都在学校是搞大批判。三个点是搞教改,摸索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的经验。
    陈伯达问:你们的方案带来没有?
    丁国钰答:在我这儿,(在丁国钰翻找的同时,二十三中把一份方案递给谢富治同志,丁国钰找出后,连同二十三中的斗批修计划一同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两份方案交给陈伯达、戚本禹)陈伯达:你们的计划这么厚戚本禹:可以写简单些。
    二十三中答:这是四个材料,一个是教改的初步方案,三个是试点计划(戚本禹一直看方案)
    陈伯达:学校的教师和干部解放得怎么样?
    二十三中答:我校只有六个党员干部,两个非党员干部,解放了六个,教师除五人有历史或其它问题没联合外,其余全部解放
    谢富治:(很惊奇地)那中学干部都解放得很不错嘛!(随后问其他两校干部解放情况)
    陈伯达:现在中学上课行不行?(答:可以。要上课最好是大家都一起上,这样互相有好的影响。)
    谢富治:老师、学生愿不愿意上课?(答:非常愿意。可是教师不知道怎么上,学生也说,上课是复旧。)
    陈伯达:要边教边改嘛。应该边上课边改革。全北京一起上课,(有人说,要上课,有些学校还没有军训呢!)
    谢富治:中学目前搞成这样。要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谢富治起来向在座的解放军刘峰等同志作揖表示感谢)
    陈伯达问:现在还有多少学校没有军训?(刘答:还有六十所。)
    谢富治:把六十所没有军训的学校都派去解放军。(有人说,有的学校解放军多)
    陈伯达:我学过排、连、营教练。一个学校留二、三人就行陈伯达、谢富治:搞军训有政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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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25页,共5150页
    陈伯达:在上课中搞改革,同学和教师都希望复课,可以考虑全面复课。谢富治:教师也愿意复课吗?(答:愿意。)戚本禹:多数教师是愿意复课的。
    陈伯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方案,才能实现改革
    十五中插话:现在应该很快解决毕业生问题。(各校介绍毕业生目前状况。戚本禹:两年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升学能够安排多少人?
    文教口答:两年高中毕业生共三万五千人,根据过去情况,大学能够招收万四千人
    戚本禹:还剩下两万一千人,要搞斗私、批修,要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陈伯达、谢富治问丁国钰上山下乡情况。)
    丁国钰答:北京上山下乡的都造反回来啦
    陈伯达:应该造声势。(戚插话:要开大会。)要让学生知道上山下乡这是最好的锻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关怀。
    丁国钰讲:昨天有几个学生志愿去内蒙当牧民,我们开了欢送会
    戚本禹:这很重要,怎么不宣传,应该登报嘛!(谢富治指示丁国钰要登报。)陈伯达:上山下乡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支持
    十三中讲:六五年我校有二十八人去山西曲沃集体插队,只回来几个人旧市委把人骗去就不管啦!插队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人管,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由于学校经常写信鼓励,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谢富治:还是集体插队好,北京单个插队,结果全造反了!陈伯达:你们认为上山下乡什么组织形式好?
    十三中答:我们认为搞军垦或者农场比较好,插队学生思想教育没人管。陈伯达:先考虑六六年毕业生,再考虑六七年毕业生,大学收一部分,下余的可去劳动。办农场要朴素、艰苦,不要办双桥那样的农场。那是贵族化的农场陈伯达问丁国钰:北京有没有空地?
    丁国钰答:北京没有。现在正去新疆、内蒙找。最好扩大现有农场,不然投资太多。
    戚木禹:每年初中升高中占多大百分比?
    市文教口答:根据过去情况,有百分之二十升高中,两届初高三有二十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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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人,需要安排,我们去新疆调査,可以容纳一部分,不知能否让去,北大荒能容纳一万多人,今年还不要。
    戚本禹:你们打报告,要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适龄儿童有多少人?(答:五
    十三万)小学两年毕业多少人?(答:三十五万)谢富治:有五十三万?!一个国家了
    戚本禹:这是个大问题。北京要向伯达写报告。要给我一份,学制要缩短
    十三中他们提出要搞十年,课程也要精简,二十三中方案也提出了,可以搞试
    陈伯达:一般要全复课,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你们也可以提。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嘛!(戚本禹插话:他们是上连大学,下接小学,是中心环节。)大、中、小学要走上正轨。要重新组织起来,象这样散漫是不行的。军训要照常军训,课程适当精简,要学毛主席著作,语文也要加毛主席著作,要作适当安排,你们考虑怎么安排好。今天来的是少数人,回去你们可以师生商量。学制、教材你们都可以提出改革方案。你们的方案拿出来,受到学生的批判也不要紧,学生批判好嘛!学生批得不对也可以讲。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学生可以当你们的先生,学生可以给先生提有益的意见。(戚本禹插话:现在有的高中生写的文章比老师还好,不一定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有时提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此时谢富治看二十三中斗私批修计划)
    陈伯达:学生现在有许多防空洞,应该全面开学。你们要研究,谢副总理要研究,明天要开小学教师会。(谢插话:没有时间)我要研究,你不要泼冷水,我要全力抓。(谢富治插话:你是组长,管七亿的,怕你没时间,我是主任,只管七百万,你要抓,我奉陪,七百万要服从七亿。)陈伯达、戚本禹:北京要做出模范,成为样板。
    陈伯达:今天我们是学习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你们回去也要开调查会,开学生、教师、家长座谈会。把材料整理一下
    戚本禹:调査后写个报告,要简明一些,给陈伯达同志参考。学制几年好?清华附中有研究没有?美国几年?英国几年?德国几年?(无人回答)我记得丹麦好象中学是三年
    陈伯达:小学可以是四年,中学可以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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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学制的长短,从国家的力量考虑。我们的学制可以短一点,让更多的人能念书。要学好数、理化。要学好毛泽东思想。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最终要发展科学。我的话没有错吧!可考虑扩大研究生方面。搞数理化研究。文科可以不搞大学。
    戚本禹:文科还要有,不能取消。
    陈伯达: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今天做你们老师的学生,明天要作学生的学生再见。(陈、戚退场)
    谢富治:复课复什么课?
    二十三中答:我们的方案提出要复八门课:政治、语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军体、外语(选读)。
    谢富治:学外语?中国的广东话就是外语,欧洲都是一个个小国,他不学外语不行,我们中国出了几位大人物,把中国统一起来了。
    上课与大批判怎么安排?半天上课半天批判行不行?升学怎么办?(有人说,不是要砸烂高考制度吗?不考试了,由学校推荐。)我还有点迷信,不考试,我认为不合适。不用分数挂帅,也可以作依据。派性那么重,保送不打破脑袋?方案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完全不够,一个简单考虑加推荐,我认为后者有说服力你们要研究,保送根据什么条件,谁来保送。(有人说,运动初期,中央公布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谢富治表示惊讶:有那么回事吗?要是,也是陶铸搞的,陶铸就是坏。考原子能专业的,入学不考试怎么行?收我这样的就没有用。(有人说,这届恐怕不能考了,一考准造反)不怕,正确的不怕造反,初中升高中考三科还好办,如果要考语文,政治就可以不考。20万人要安排,这是天大的事,他们都是国家的精华,我们要对他们负责,要开几个座谈会,(把去各地的上山下乡的人找来谈谈)别都找那些不愿回去的,还要找愿意回去的,有鼓舞作用,我起码来一次我总结经验,成立一个一二十人的机构
    (对丁国钰讲)你们可以提两个方案,一个彻底革命,甚至改过头都可以个保守一点,提供中央考虑
    (未经本人审阅,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不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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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十月十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的有23中、35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丁国钰:你们是二十三中的吧?(答:是。)二十三中是走在前面的,你们没有骄傲,没有翘尾巴呀?(答:我们不会的,我们翘不起来。)做的不错。(答:我们离毛主席的要求差得远呢!)这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谢富治:中学联合的不错吧?(看到清华附中的刘刚说)清华附中很丢人呀別人都联合了,你们干什么呢?不象话,你们太丢人了。清华附中有没有解放军?(答:有。)你们不听人家的话,解放军也是和稀泥吧?(清华附中同学说:联了。另一个说:没联合,是解放军做了努力。)中学都应该联合,中学生都是娃娃,清华附中要做模范,不要象现在这样。(三十五中同学讲:头头是大联合的障碍。清华附中谈到老红卫兵问题时。)陈伯达:老红卫兵,噢!联动
    谢富治:你怎么这么说,老红卫兵不一定是联动陈伯达:对,不一定!不一定!老嘛,老就有些毛病谢富治:什么这派那派的,都是山头。
    陈伯达:别说这个了,说正题吧。聊聊你们学校怎么办?国庆节已经过了,你们干什么?怎么搞?你们不要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大学生并没有什么高明,你们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谢富治:别说大学生,中学生我都怕。
    陈伯达:不要跟着走,就说陈伯达说的,轰我陈伯达也不怕。戚本禹不敢说话吗?
    戚木禹:我是小学生,你是老百姓
    陈伯达:你们现在去劳动,劳动回来怎么办?开学好,还是不开学好?(致回答:开学好。)
    陈伯达:要边教学,边改革,在教学中硏究改革。改革不能脱离实践,教学就是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改革,不能脱离实践空谈改革。你们要在学习中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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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方案,空谈改革是不行的。
    戚本禹:小山头都不要了,什么井冈山,延安公社呀!六百多个学校,大概得有一千二百多个组织
    谢富治:不,得几千个。戚本禹你是那个山头的?
    戚本禹:我没有山头,我是共产党员,搞那么多组织干吗?有些人就是想当头头,当司令,有领袖欲。那时有反动路线可以,现在跟刘邓走的是个别极少数,现在基本具备了大联合的条件。要按班系实行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问组织还要不要?)要实现班级大联合,还要那些组织干什么?那么多司令部,个,我一个,怎么联合。
    陈伯达:离开大联合不行,各有各的心思,三人成派,五人成党,都要称王称霸,有小野心家,有大野心家。你们边上课,边研究改革方案,一门功课一门功课地研究,怎么个改法。怎么教?怎么学?要不要硬灌?先生讲,学生听,还是学生自学,先生辅导,你们研究。
    谢富治:昨天和教师谈,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考不考试?去年八月是陶铸提出不要考试了。不要考试,那怎么看谁上大学,上那个大学,学生不高兴考试,推荐会把脑袋打破了,要考试和推荐相结
    戚本禹:毛主席并没有说一定不考试,而是反对袭击的办法,反对分数挂帅。陈伯达:要有两种考试,一种升学考试,一种平时考试。平时先生可以出些题日去研究,象主席说的,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分数挂帅。我念书时,平时考的是“丁”分,甲乙丙丁的“丁”呀,就是50分以下。后来我代数、物理都考第一,人家不服。因为我找着窍门,就是死背书、抄书。以后就应该先生出题,学生自己做文章。平时你们自己深思先生出的一些题目,自己研究。不要在课堂上硬敲硬打。不要搞突然袭击。大家交换意见,搞互助组,互相帮助。你们去研究,一种是平时考,一种是年考、毕业考、升学考。(清华附中有人说:我们平时没事干,要上课。)
    陈伯达:你们涣散了,没人管,要按班级联合。不搞四三、四四,分派分的无组织,无纪律。先上课,要开学。一开学,按班级联合的问题就解决了,本来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闹得那么复杂。
    谢富治:二十三中联合后分两派吗?(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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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高兴地鼓掌,连说:好,好
    陈伯达同志问:开始就没分两派吗?(答:对,没有。我们开始就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听后,陈伯达也高兴地说好,好。三位首长同时鼓掌。伯达同志继续讲:我请你们当先生,你们说,开不开课?怎么开?有什么障碍?
    丁国钰:二十三中同学讲吧。(二十三中同学汇报。)
    陈伯达:你们不但要搞三个试验班,也可以在仝校开课,然后补充、修改、提高,各班经验不同,互相比较。不复课不行。我们肯定你们的基本经验是对的要在全市推广,也可以在全国推广。要进一步补充、提高。在实践中变革教学。象主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三十五中同学插话:二十三中是特殊的,四月份没有受冲击。)
    谢富治:怎么?你要到那里去冲,去搗乱?(答: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学校同学现在没事干。毕业生要分配,同学们普遍反映不愿插队,有人借文化大革命造上山下乡的反,文化大革命就要革这些人的命。)
    谢富治:有些上山下乡的都回来了
    陈伯达:这还要研究一下,找上山下乡的同学研究一下有的地方适合插队有的地方不适合插队。集体插队比较好,个人插队比较不好。(这时谈到最近有批青年到内蒙插队的事。)
    谢富治:你们再选一个主任,我带一批娃娃去插队。
    陈伯达:我也不当这个组长,也去插队。现在学生来了没事干,是个问题。大、中、小学要普遍开学,普遍上课,你不尝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要在实践中研究,订方案。将来会基本相同,但有差别,不一定完全一样。城里、乡下的中学可能就不一样。
    (清华附中插话,我们学校没人领导。)
    陈伯达:没人领导,可以选一个校长。解放军可以担任,学生不行。选校长定出几个条件,解放军、教师都可以,不是走资派,校长、副校长都可以继续当。选出校长,就要为大家,不是为四三、四四派。暂时可以,长期的也可以。半年、年都行。开学必须有头,选举学校管理委员会,三至五人,有主任委员,有校长。不要定死,讨论一下。选举校长有问题,要打架。不要派别,不要四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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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按班级联合。不要打架,要有领导班子。你们毕业打算干什么?要当兵当工人,也要当农民,没工农,就没有兵,农民还是大量的。升学问题要解决我向你们要解决的办法
    (二十三中代表发言,目前要复课闹革命。边实践,边改革。现在毕业分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不然影响我们全盘计划。这个问题是否在我校可以搞试点。)陈伯达:可以试试。失败了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丁国钰:你们想当老师吗?(答:革命工作需要就可以当。)
    陈伯达:中学红代会脱离群众。中学红代会对中学问题没有发言权。搞特殊化,你们有秘书吗?出门坐汽车吗?
    谢富治: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陈伯达:我是根据大学的,我不拆台,我拥护你们,但你们怎么搞?丁国钰:把优秀分子吸收进红代会。红代会要考虑升学、毕业问题。红代会代表半年换一次
    陈伯达:红卫兵很多嘛,就你能管理同学,我们就不行啦戚本禹:他们尽参加国宴不行
    (这时首长又问我们将来想干什么,大部分想当兵。)
    陈伯达:当兵是很好的理想。但是要有个比例,根据需要。你们现在一定要搞班级大联合,搞仝校性的。二十三中可以在全市大力推广。按“三·七”批示办,按主席思想办。条件成熟了,大联合了,老牌牌不要。你们不要当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要走在前头嘛。(问清华附中一个同学。)你们组织有多少人?(答:现在不清楚。)你们有多少兵都不清楚,还没什么?对联动,让他们回来,帮助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福建东海兵组织犯了错误后,一次开会坐在最后面,我叫他们上前边来,叫他们改正错误,拜老百姓作老师。对联动问题。要一看二帮,小孩子们,一定要以老百姓为师。东城纠察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他们有反动的,要争取,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犯了错误,感到不好意思。老红卫兵改掉错误就好,不要单独联合。干部子弟要放下包袱,联动分子要放下包袱。
    谢富治:年轻人,小孩子,要团结多数。
    陈伯达:对,慢慢来,人家不理解可以等待,不要着急,不要光要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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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老红卫兵要向新红卫兵正确的学习,新红卫兵要团结老红卫兵,新老红卫兵要搞大联合。
    陈伯达:可以和他们在一块谈心,交换意见。老红卫兵要纠正错误。我们对东西纠察队采取帮助态度,不是打倒。头头带错了,他们还是年轻人,要给出路犯了错误要一看二帮,以后改了就好。摔了跤爬起来,比不摔还好。没犯错误的不要高兴,将来可能犯,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误,你们对过去犯错误的要有个正确态度。本着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回校,你们要鼓掌欢迎,不要喊打倒。不是欢迎错误,对错误要严肃对待,但要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改不改要看帮助嘛!我们讲多了,我是来当学生的,我们来请教,你们考虑。(又问我们教改方案。二十三中谈了简单计划,因详细材料已经上交,按我们计划,小学、中学各搞四年,毕业后劳动两年。)
    陈伯达:你们考虑可以不要专门劳动,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穿插进行谢富治:小学、中学、大学都可以短,然后再搞尖端。(停了一会又说)
    十三中是否搞了试点,你们全校要搞试点。
    陈伯达:你可以让全北京市都开学嘛
    谢富治:不行。二十三中要搞起来,要全校大复课,我们可以推戚本禹:可以办抗大式的。
    (二十三中同学发言:我们就是要办抗大式的学校,但我们需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们的安排,我校现在教师就不能满足需要。)
    陈伯达:开课教师问题。你们可以当教师嘛!在你校的师大同学也可以留下当教师。清理教师队伍慢慢来,随着运动发展逐步解决,教师都可以让他们上课。
    谢富治:你们可以让老师上课,有错误然后批判。
    陈伯达:批评教师要采取适当方式,有错误看他们是故意搞鬼,还是不是故意讲错的。
    戚本禹:不要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弄得教师不敢讲话,要实事求是。
    陈伯达:也可以让同学讲。上课时先出题目,学生可以先准备,推一个人来讲,先生先听,然后帮助学生提意见,挑毛病,大家辫论,之后先生讲,再讨论先生也是学生,学生也是先生。你们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毛著,一边开学,一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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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搞班级联合。
    戚本禹:复课,数理化也要学。没数理化怎么打飞机,不学不行。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其次学数理化,这是基本功。有可能的可以自修,可以不用先生,少数人可以当先行权。先生可以给补充,纠正。有些人在数学上很敏感,有些人聪明,做题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上课方法可以研究。刚才都是出题目,供讨论。我们是学生,提的是供讨论的意见,不要当最新讲话。我们向你们请教。学生不动手动脑是搞不好的,不依靠实践是搞不好的。你们要讨论,要实践。学生老在社会上游荡不好,对你们对社会都不好。要组织起来,进行教学
    戚本禹:学校的特点,不搞教学,学生组织不起来,比如工厂,要搞生产。陈伯达:学校不搞教学,学校就散了,就不务正业了。你们回去跟老师、同学、朋友商量,多种多样,但基本上要启发式,不要填鸭式,要诱导
    陈伯达: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不要我们去当保姆,自己干,按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研究方案,听不同意见。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我还要到那边去开会。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谢富治在"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我们今天北京市革委会召开的是以工人为主的大会,还有学生、农民和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今天的大会是传达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也是全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干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动员会,同志们,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会,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快到四个月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很重要的时刻亲自走遍很多地方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又亲自到第一线,亲自到最艰苦的地方,亲自调査,亲自研究和革命派、解放军、干部交换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从毛主席深入第一线这点讲深入调査、深入实践,这就值得我自己和我们广大战士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很早就从事,现在也还是这样教导我们亲自和着重调查研究,到最紧张的地点去,例如河南,江西等地区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就在那里,国内阶级敌人在那里造谣不得了,但是毛主席他总是相信群众,不论什么时候总是说,广大的群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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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入实际,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在视察中毛主席做了很多指示,我们在内部文件中发表了,这是文化革命最好总结,是文化革命的中心,把当前最根本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所以北京七百万人民都要学习这最新最高指示,解决一个个工厂、机关、学校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考验是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不是一个革命派的一个根本问题。
    刘、邓、陶、彭、罗、陆、杨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就要搞社会主义。林副统帅讲,毛泽东思想就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尤其是毛主席在重要关头。因此看你对毛主席最高指示采取什么态度,是考验你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三十年,四十年,一百年,仍然忠于毛泽东思想,仍然,仍然,代代仍然下去,拥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学习,照办
    我们在座的都是负责的,要带头学,带头用,所以我们市革委会开了这么个大会,动员全体同志学习最新指示,要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检查和总结我们的工作,我想从下面几个问题讲
    形势大好,北京和全国一样,走资派刘邓陶从组织上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北京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的农业是丰收的,不仅是农作物,经济作物,棉花、麻,烤烟等这是五亿农民贯彻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业差一点,但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加把劲也会赶上去的,全国现在成立革委会的还只有几个,估计年底全国都会成立革委会的,北京市工人很多,工厂有一千七百多个,今天到会的有多少工人?要带头,在年底,最迟在春节,都把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起来,革命的联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斗批改,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下,我们革命派就一定能够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没有联合的迅速联合起来,上海比我们搞得好,应向上海学习,我们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要求做得更好,相信工人阶级会做得更好,(在林彪同志的关怀下,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做个好样的,带头把工作做好,应问受蒙蔽的做工作,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冋志,要善于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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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将他们争取过来成为阶级兄弟,解放干部上海比我们做得好,要向上海学习,搞大联合,三结合,要让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犯了错误,改正了错误还是好同志,我们不应该以大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而应从全党的利益全国的利益出发。革命的干部吸收进来,要教育干部,包括教育小将,这个很重要,现在成立了五个训练班,一个工代会,一个解放军,一个人武部,一个北京市的干部和大专红代会的,中学红代会的,我们请解放军训练革命派和负责人,学习内容主要是毛著,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彪副统帅十·一的讲话,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及周总理、康生等最近的几次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我们还要拥军爱民。但是五·一六兵团很坏,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无阶级司令部,指向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我们要爱护毛主席司令部,现在有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有些人打倒一切,反对切,今天反对这个,明天打倒一个,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有人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誓死保卫,对这个问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旗帜鲜明,革命派不能含糊,我们应和中央文革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提到这个问题,讲到抓革命促生产,担心工人,希望你们四季度排除一切困难将生产赶上去,煤没有办法,今天京西煤矿来了没有?(来了!)北京的煤多一点行不行呀?门(头沟)矿应赶上去。今年棉花很好,可就织不成布,织不成布没有衣服穿,就要找纺织厂,国棉一厂来了没有?(来了)应赶上去。
    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大联合要做工作,作保守派工作,干部问题,干部同下边关系,大老爷摆官架子不行。这些我们不但要学习,还要执行,回去看那个工厂,机关,学校,回去不但说得好,还要做得好,回去比比看,谁做得最好。
    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10月11日,谢富治副总理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同志。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吴德同志。谢副总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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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与谭震林没有联系;周培源不能当校长
    三、要复课闹革命。
    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许,谢副总理在东郊机场欢送谢胡同志之后,来到了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见了学习班全体学员,作了重要指示,同谢副总理一起前往的有聂元梓同志、韩爱晶同志、蒯大富同志、谭厚兰同志、李冬民同志。在学员宿舍里,谢副总理对新北大校文革问题作了指示。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权力机构,同十五个学校革委会一样嘛(学习班核心组同志说有人把北大井冈山也拉入学习班。)
    谢副总理:参加学习班那不是实质问题吧!北大井冈山也来了,他是想搞点什么名堂吧
    (核心组同志说他们不承认北大校文革,没有通过北大校文革。)
    谢副总理说:北大校文革是要承认的,承认不是那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指着旁边)聂元梓同志还是我们革委会的付主任嘛!要承认他们校文革。核心组同志说:井冈山的人已经来了,怎么办呢?
    谢副总理说:要他承认校文革,叫他们回去到校文革办一个手续吧!承认校文革。
    (随后谢副总理就到会议室去,在下楼梯时,核心组同志说为了北大校文革题,我们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就是不承认校文革。)
    谢副总理:那有什么意思?北大文革是全校师生选的么!要承认北大校文革谢副总理在向全体学员作重要指示之后,当着全体学员又谈了北大校文革的问题:“北大校文革那还是要承认的嘛!”
    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中学生最近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有很大成绩。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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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37页,共5150页
    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早就提倡的,主席一向是这样做的。我们什么事都得有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我们的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只有通过实践,这样事情才好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了,我们按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伟大纲领,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发动,第二年是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虽然没有把他们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搞臭,但他们垮了。现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仝国大多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是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我们有优越性,我们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比较多,我们有好条件,我们应该更加紧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搞好。我们应该首先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进行革命的三结合,才能把斗批改推向更高阶段,这样才有利于复课闹革命。同志们,中央最近几天要发布命令。准备大学、中学、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只有这样,斗批改才能进一步进行。要复课,复课不难,复课就有一个东西吸引着同学,就是大批判。有了复课,可以把大多数同学集中起来。原来,有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逍遥的分子。如果复课,可以把逍遥分子集中起来,积极分子更可以发挥作用这样三结合、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才能更好地进行
    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你们为什么联合不起来。当然这种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但是,小是小非,我们就不要管它了,我刚才在大学那也讲了。集训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搞集训,主要是发扬成绩,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小将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揭露了许多坏东西,打破了四旧。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大批判家。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在刚开始时,你们没有经验,犯了一些错误,应吸取教训,避免重犯。你们这些人不要老碰钉子。你们凡是不对的都不要做。你们应该总结经验,提高勇气,克服困难,不能集训都把你们整得灰溜溜的。你们应该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问题。批臭走资派、捣毁四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做得不够,防止修正主义各个组织和每个人都要注意。首先要注意“斗私批修”。“斗私”,不要把勇气整没了,斗垮了,不能把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勇气斗垮了。要总结、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大是大非。但是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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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象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那些小商贩(投机倒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处理两类矛盾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岀问题。那些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常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两种。有我们革命派内部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革命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的矛盾;革命派与犯错误干部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于内部矛盾。但是革命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赫鲁晓夫野心家之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往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我们处理方法一贯是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要允许别人对错误有一段认识过程。象武汉的陈再道等五人,主席叫他们到群众中去,也叫他们参加集训班。这五个人感动的都哭鼻子了。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千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绎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我们在搞革命大联合时,也要搞班级大联合。主席的“三·七”批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主席的“三·七”批示我们准备再从新公布。你们中学生在这方面要带个头。你们解放军不要老迷信巴黎公社的那套选举。你们要搞协商,搞推荐,我看协商比那个选举还民主,你们别笑,主席一直是这么干的,协商是一个好办法。我看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都是搞协商那资产阶级的一套就是考试,考个五分也没用。当然协商不见得都同意。我看这是个好办法。毛主席一向这样干。各方代表经过多次协商,反复协商推荐,然后才进行选举。最近听说六中红旗要被别人吃掉(群众:六中红旗负责人来了。)你们组织有多少人?(××:四百多人)对立面呢?(××:对立面新兵,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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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人家一百多,你们四百多,人家怎么能吃掉你们呢?如果协商,也要照顾别人。你们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娃娃,你们做的就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我看不见得,别人也有做得对的。好多日子没提老红卫兵了。现在我也提一提。人家老红卫兵,你们也要帮助人家,干部子弟都不好,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也正象江青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干部子弟很叫人耽心。”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修正主义容易在这里出现。有一部分也好,但是他们毛病不少。但不是都不好,大多数都好。有少数人不好,有少数黑帮子弟不好办。他们是有阶级仇恨的
    你们一定要把班的联合搞好,四·三派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退出班级大联合,各派应联合起来,应补台,现在不能四·三派、四·四派了。
    我看,你们核心组应当轮流当,这个人当几天,那个人当几天,怕什么,你那个头头应当轮换。伯达同志讲过好几次,中学生可以轮流当。但这并不是说你犯错误。
    不要搞四·三、四·四。但是大学生在这里分裂。谭厚兰,你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小朋友对班级联合的态度,对毛主席三·七批示的态度就是革命和不革命的问题。有人就是坐不下来,不好好学。我们这些人也要交班,交给你们,你们要学好马列主义。你们小资产阶级容易动摇,你们不能动摇。中国七亿人民看着你们。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正象林总说的:受到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你们中间不能出修正主义,你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这话讲二十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看你们坚持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坐下来半个月好好学习。我们与国民党打仗时,打一仗就坐下来学十天、十几天,半个月,总结经验,再打再战斗。我们打仗打了一年,坐下来修整,准备打下一仗,打斗批改这一仗。你们就是懒,光说等中央下命令,中央不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吗?你们自己要总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怎样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们才能按框框干,要克服缺点,发扬成绩。集半个月要写一份总结,每个学校都应开学习班。江青同志九月十七日、九月十
    八日发脾气,说我们有些学生就是不听话,主要是有一些人捣乱。当然,这主要怨我,我没有好好帮助你们,但帮助你们也不听,现在才听了。得了,李冬民,就叫我讲到这里吧,我还要到别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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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要求评价解放军在中学运动中的作用)解放军在中学生中间的功劳最大最大,应大大树立解放军的威信。要留二、三个人一直在学校,解放军在学校你们应该感到荣幸。(群众:二、三个太少了),那不少了。
    (群众:现在有许多组织怎么办?)要削去山头,按天津延安中学经验办回班,复课闹革命
    (群众:现在高、初三年级有的到内蒙去)报纸都支持嘛!电台都广播了下去欢迎
    (群众:东城很早就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人有意见,退出怎么办?)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都承认,不承认也不合适。退出去的应回来,补台。退出去不对嘛要联合,补进去。应坚持承认革委会。
    (群众:对老红卫兵怎么办?)老红卫兵不要单搞,要加入别的组织。有个别解放军对四·三派态度不对,当然,有些四·三派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更不对好!别问了,我该回去了。
    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
    奉周总理的指示来制止武斗。武斗停止下来了,如何想法把武斗在这里制止,永远不再发生,解决消除武斗一切后果。指名派丁国钰和我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武斗暂时停止下来了,你们还很听话,双方还很紧张,要脱离接触,究竞怎样脱离接触,大家考虑,以后双方达成协议。
    二、脱离接触,广播停下来,不要跟对方攻击,不要相互攻击。
    人民解放军考虑怎样把双方责任搞清楚,成立一个专门调査组,调査武
    斗的原因。
    附件
    北外“红旗”与“造反团”在李付司令主持下关于制止武斗所达成协议、立即停止武斗,双方立即撤离武斗现玚,恢复正常秩序,绝对不允许调动各单位人员参加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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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许互相抓人,双方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已提的双方人员。
    三、双方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由卫戍区解放军封存)解散一切武斗专业队。
    四、双方不得用任何形式攻击对方(如用广播、传单、大字报)
    五、双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十月十八日关于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行开门整风,进行自我批评,尽快按现班级系的革命大联合。
    六、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协议,谁破坏协议,由卫戍区和革委会作严肃处理此协议从十月十九日零点开始生效。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摘要战士:吴德同志,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我们希望你把刚才讲的,让秘书转达给周景芳
    吴德:不用转达,就几条嘛!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我校运动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战士:这里有很大的阴谋,我们正在追查孙泱之死的内幕,但“新人大公社”小撮人却不断挑起武斗,提岀这样,那样的问题,转移视线,还把他们的战士赶到乡下或城内,现在“新人大公社”中有不少造反的。
    吴德:要加强思想工作。听说你们学校闹得很凶。主席、中央最近的指示你们看到没有,要联合,要复课,人大的问题很复杂,你们要警惕。要掌握政策不要上当,防止敌人钻空子,坏人一钻空子,你们就很被动,(谈到肖前)那次江青同志讲了,我才知道肖前。你们要看管肖前,防止杀人灭口
    战士:我们加强了看管,人大问题复杂,希望首长多去指示,吴德同志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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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事,最近听说我们的小报,市革委会不准我们出了,有没有这个决定?吴德: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指示,我们要整顿我们全市的小报。小报有的严重泄露国家机密,有的乱登最高指示,首长讲话,有的低级庸俗,有的是反动的中央文革让我们整顿一下,我们还抽不出人,没有什么决定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硏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背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仝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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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背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医大红旗高××:我们坚决同意谢副总理指示,现在他们“狂人日记”全国卖的很广,小学他们作教材学,连内蒙古、拉萨也有,在科技东方红翻印的“狂人日记”第一页上写着:江青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好
    戚本禹同志:你们把谢副总理的话讲出去,就行了,说江青同志给毛主席看了没有这回事。这是谣言,谁给造出去的
    孙××: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公布的还有传单戚本禹同志:没有这回事,谁造出去的。孙××:是科大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我问了江青同志没这回事。科大东方红是什么组织?
    孙××:科大东方红就是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现在作正式声明,你们两派不要争论了,好不好。你们把谢副总理讲话公布出去,就行了。
    医大:双方立即停止对这问题的争论,可以停战,坚决照办。谢副总理:可以不可以停止争论了?众答:可以
    戚本禹同志:因为有派性就坚持,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主要是你们,他们也不一定是坏心,这个问题你们胜利不等于你们别的都正确,开始陈里宁批判刘少奇是对的。因为十三局光整理了批判刘少奇的材料,这个谢副总理严厉批评过,听说有人当面不说有病,背后说有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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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副总理:金大夫你们,有什么意见?金××:坚决照办。
    王××: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有许多工作作的不够仔细,有缺点,但大方向正确,目前形势大好。
    戚本禹同志:他这样检讨,态度是好的
    王××:(读一段井冈山小报上刊登的最高指示,汇报了清华大联合情况)谢副总理:要大联合
    戚木禹同志:“四一四思潮必胜”应彻底批判,你们团派也有缺点,要认清是非,要大联合。
    王××: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谢副总理:昨天还打架
    (王××汇报了清华××问题)
    戚本禹同志:李××要搞清楚,你们要建立一个专案组,协助公安机关搞。王××:两派冲击利害,容易被坏人利用。医大:××还作报告
    戚本禹同志:以前大串联可以嘛!既往不咎,分清是非。
    谢副总理:以前大串联是对的(医大:是对的)现在最高指示你们登的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众:笑。
    戚本禹同志:(把小报接过去)意思对,但我没有听过
    曹×Ⅹ:我们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回去传达!中央作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坚决拥护!有关材料应上报,全市斗争形势复杂,应提高警惕。十六号全北京市贴出很多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听说有的大字报陈里宁名字打×刘少奇却没打金××:学部的大字报有
    戚本禹同志:问付××来了没有?有没有?付××:我不了解
    谢副总理: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搞分歧,争论了。
    医大:“狂人日记”各地都翻印,印的很多,要求让他们都收回来戚本禹同志:让他们自己发表声明,给他们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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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Ⅹ:我们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发表声明。戚本禹同志:我们不是首长,谢副总理是首长。
    孙××:戚本禹同志您在为陈里宁平反的时候,提到王福显,这人有病,现在住院
    戚本禹:这事我们不了解医大:提到××专案组问题
    戚本禹同志:不要搞了,以后单独找你们谈。今天的会就这样结束吧!(仝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首长)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记录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凌晨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请张贴,请转抄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晩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
    这个复课闹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出来的,而且是我们毛主席关心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经过个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彪副主席、还有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是从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部份的篡夺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我们把这个权夺回来了,夺回到了毛主席司令部。因为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特别是领导机关领导这个政权问题,这样就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进行各方面的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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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但是政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夺回了政权他们也只是部分的篡夺了政权,并不是全部,这样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这样子我们大学就要搞复课,大学、中学、小学在复课中间继续闹革命,工人就要抓生产,在生产中间来进行革命的其余的工作,这就是说,这个革命进行到了一年半的阶段,就应该到了这么一个样子。怎么在夺取这一个,在从走资派中间、从篡夺部分政权中间夺取政权,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毛主席领导,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但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也是建立了丰功伟绩你们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这个功劳永远也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年半的阶段,那就不是再冲向社会,就不是冲向全国,而是回到学校里面,一面上课一面改革学校本身的斗批改,这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穷困的,文化还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还是要上学。当然是要上毛主席思想的学,革命的学,这一点也是我们广大的学生的要求,也是广大的家长的要求,也是革命的要求。毛主席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就提出了。他要号召也是革命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学生的要求
    我们北京的学生在点革命之火时我们起了一个带头作用,现在复课闹革命也应该起一个带头作用,刚才我跟中学讲了城区有三百六七十个中学,我说你们在这个月还有一个礼拜统统的都要复课,那一个学校也毫不例外,甚于你们学校遗留的问题,等到了复课以后边上课边解决,那么开始可以只上一点嘛!然后逐渐的增加嘛!先把有把握的就上起来,然后逐渐的改,经过边研究、边教学、边批判,然后再都上嘛!我看我们大学也应该这样讲,但是大学现在只有一个。什么邮电学院啊,什么农大啊、还有什么林院、矿院、地院、还有北航呢!上课了没有?北航,昨天陈伯达给我打电话也讲,他说我那个时候叫他们搞复课闹革命,在报纸上就公开登载了,闹半天以后,不知那里吹来了一股什么风,就吹倒了,吹了!是那里吹来的?什么人吹来的?(众答:陈再道吹来的)陈再道,陈再道也没有叫你们不要上课(众笑)!可见你北航这一个问题没有完成任务,铁道医学院还上了二门课?(众:上了二个来月)噢!这个不错的,要表扬这个复课闹革命的,这一个月统统都复课,先复课了再说,不复课啊什么问题都难解决,复了课的问题好解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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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我们再开学,其余的62个学校52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众笑),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只不过是将军而已,我现在有个建议,大概传到你们这儿来,所以下一期开训练班学习班专门开这十个学校,每一个学校来个
    二十个人,也有两派的还有干部,××上干部起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站出来的干部要来,然后要卫戍区调厉害的人,调2个,那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我也可以经常来,搞个把礼拜,专门整风,不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把他们打架的十来个学校叫得来,多找一些人,到这地方来搞,(众鼓掌)如果真的还不行,那就不管了,说说谁也不管,让他十来个大学打到明年或者打上两三年都可以。什么时候打够了,什么时候来。
    刚才我给林学院的同志做了一点工作,你吃了他的饭,你就不做点工作?你们也应该做点工作嘛!我刚才有这几个原则,谁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他们就是为了一个什么单洪,单洪,我问他一个是说打倒单洪,一个要保单洪,单洪现在是革命委员会付主任,已经搞了两个多月了,突然这么要打倒?我问他有没有投敌叛变?这没有。第二是不是黑帮的死党?这没有,唉!这二点没有就有点低。这二条最牢固了,这二条。第三条是不是一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也不象,只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好好检讨,另外听说还有点什么小流氓啊!什么事情,(众笑)那个东西大概总是有点什么年轻人,那个什么男女关系啊,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但是呢,总算是小节,改正就行了。听说那个保单洪的不要人家讨论,这个就错误的嘛,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检讨呢?让人家多检讨一下好嘛。我这个人啦,随便找了一点人,他们同意我两条,第一条,那个保单洪的,要支持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但不要超过三次,至多四次吧,总是要支持检讨,支持批评,那么经过一次、二次,至多四次检讨,觉得可以,你那个打倒单洪的那派,也就不要打倒罗,(众笑,鼓掌)结果,当时他们在座的有一、二十个娃娃,都赞成,说可以。不过没有头头,没有领导人。
    (众:领导人都在)在这里啊,头头赞成不赞成?(有答赞成的)(朱一恕说:有些问题没有査清楚,陈和妹:査清楚了,査了半年,没有査不清的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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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理对陈和妹说:你是保单洪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众:笑)你这个人哪,你这个人帮倒忙,人家那个地方有一股气,现在那个两派呀,什么原则问题哟,就是四川人哪,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哪?四川人叫做呕气,懂不懂?就是呕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就风度有点嘛,你这个人就不会作工作,他那个要打倒单洪的,呕了肚子气,什么这个原则呀,那个原则呀,就是呕气呀,那个小资产阶级面子呀(众:鼓掌)你风格一点嘛,就是你那个打倒单洪的,你们许多意见是对的,他检讨得不够,我支持你们这个要求,要他检讨,他确有这个错误。他就不再呕气
    (众:笑,鼓掌)你年青人都不会做工作,(陈和妺:让他检讨)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要打倒单洪的那一派要他检讨。咽,听说他们两派都在你们这个地方争取群众,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参与没参与?(答:没有)
    听说,我们到内蒙古的有十个娃娃,一去那个地方啊,两派都拉他,这十个娃娃做得很对,他那一派也不参加。你到那个地方去,到新村去落户,两派要参加,你又摸不清楚,不知道那一派正确,那一派不正确,你一参加进去了,将来就站不住,非把你赶出来不可,要吃苫头的。所以这小家伙厉害的,大概在北京吃了一点苫头哇,他才懂得一点。所以,这个话说得哪去了,就是讲这个复课,我看北京的62个大学,统统都复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应该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毛主席司令部,还有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坚决地复课,那个学校也不例外,所谓那个学校也不应该例外,边复课边打架,上午复课,下午打架(众:笑)。
    现在有些地方复课了,各复各的,你这一派上你一派的课,我这一派上我这派的课,这个课怎么复?那来得那么多教员啊?那个不行的,上课时都要上,我们在北京不要创这个先例,只能在一个课堂里复课,不能你上你那一派的课,我上我这派的课,我那一派复我那一派的课,那个不行的,要复课就是统一的复课,不能够复那分裂的课,不能创建这个先例,复课的时候大家回到班里去,复课完了以后,你还吵架,你就去吵你的架。
    统统复课,今天我就是专门由伯达同志授了命令的。因为毛主席关心这件事情,所以特地到了中学、大学讲这件事情,希望你们传达下去,统统要复课。你是那个学校的?“劳(动)大(学)”复了没有?就是那个社来社去的不要反对,就是要来,社来社去,还有什么呢?他回去挣工分啦!他就不干了,他现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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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来还是要用的啊,(“劳大”同学讲:略)我说你那种情况,如果是那个本地方还需要,他甚至也不毕业,他回去,我说也可以。(劳大:略)社来社去几年制?(劳大××:四年制)长啦!长啦!长啦!社来社去最多三年,(劳大略)
    这件事情我可以找北京我们管农业的人到你们那个学校去调查,可以提前毕业,反之,社来社去的他又不领工资的,他还是挣工分。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就毕业了,有一部分人把那个课程加以改,改,这个急需的课程上一上,把这个课程改短,最长三年,这一个社来社去的,反正是社来社去的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来解决,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当北医有一个同学谈到他们还没有联合班子怎么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谢副总理讲,你这样的问题多呢?每一个学校都有反正我就是不管具体问题,我只管复课闹革命(众:笑,鼓掌)你要复课啊,那些事情就逼着去解决,你懂不懂?
    (当化纤红旗同志谈到,认为化纤目前没有复课闹革命的条件,化纤东方红的同学认为有条件复课,应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时。)谢副总理问你们是那个学校的?(众:化纤学院)你这个学校也是打架之一的学校,真厉害真厉害!(众:鼓掌)把你留下,也作为十个大学之列,再打十年(化纤东方红,不打啦!)
    响应毛主席号召,马上复课闹革命,(众:鼓掌)我看你们这个训练班没有什么成绩,(众:鼓掌,笑)当问到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办时,谢副总理讲,当然要复课啦,统统都要复课,你又是学生又是领导,你还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当学生哪?(众笑)不行的,我说了的,所有人的官再大,你革命委员会委员统统还要当学生,为什么下不来?(鼓掌)唉,以为当了官以后就不再当学生啦!那个不行的,统统要当学生。
    不过,他又学习,又工作。红代会的、学校革命委员会的,你革命组织的,甚至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学生,统统都要当学生,一面当学生,一面当干部,这样,对于干部很有好处。脱离群众,当官作老爷,再走我们的道路,要回来,还要革命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又是学生,你譬如那个邮电学院的孔祥珊,他就是革委会主任,才一年级的学生,他一天课也没有上,而且这个孩子还不错的,但是又当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回到那个班里去上课,还要受班里那个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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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的领导、班主任的领导。要建立这么个制度,你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领导别人,你下到班级去以后,就要受班主任的领导这个政策对不对?(众,对!)不要只当官,只管别人,这不然他又要革命的,所有的都这样子,如果长期脱离群众,这些年轻人那就又要走到我们这个道路,又是走资派,又要别人来革命,这个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统统复课,复课的时候还是要尊重教员,还是要守纪律,不要高兴上课就上课,不高兴上就不上,这不行的。在课堂里面服从教员,课堂下来以后可以给教员提意见,但是也是比较善意的,这个跟你们谈谈你们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定要把这个课复成,联合起来的要复课,不联合起来也要复课,统统都要复课北京要作个示范,搞革命的时候,我们学生搞了个示范嘛!我们复课闹革命也要给全国做个示范,全国就按照我们北京学的,这个,中学走在前头去了,究竟是大学生领导中学,还是中学生领导大学?!我看现在是中学生领导大学,中学占了个很大的便宜。就是都有解放军在里面工作,大学凡是有解放军的地方就占了使宜,都派,那时你们都赶,(众:我们没有赶)什么没有赶?清华就赶了的,财经学院赶了的,农机学院也赶了的,铁道学院也赶了的,赶了解放军的永远也不派解放军去,没有赶?清华没有赶过?你没有赶的,也没有强烈要求的,所以就没有派,(众:我们要求派)你那个强烈要求我也知道,一派强烈要求,一派反对,(众:我们不反对,我们两派都保证。)那好,只要是两派都强烈要求的要写申请。
    (当戏专革委会谈到因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解散,有人就因为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是文艺组派的,就要把军代表赶走时)谢副总理讲:他那个军代表也不是属于文艺组管的,属于卫戍区管的。你们不是说没有人赶,现在还有人赶嘛!(戏专东方红:我们是保的,我们没赶)谢副总理说:你一派保,一派赶,还不是等于有人赶。
    (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军代表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市革委会当然成员时)那不要赶,不应该赶,肯定的,我说了的,所有的军代表都有卫戍区管那里由文艺组管。(当戏专革委会同志谈到想要了解中央文革文艺组为什么要撤时)你们这些小家伙,文艺组一撤,那么原来文艺组支持的都不对了,这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你们大学生学过逻辑学,我这个人是老粗,没有上过大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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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过逻辑学,那里有这么一种逻辑?那个文艺小组撤、成立,你学校要管闲事啊,文艺组的成立或撤消,都与你们学校毫无关系,你根本不要去管
    (当有人谈到文艺系统军代表由总政管时),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道理,怎么文化界的军代表归总政管呢?统统归军管会管
    (当有人再次强烈要求再次派解放军时)可以考虑,但是你们以后再赶,谁负责任呢?为什么你们现在突然想起来要解放军干什么呢?(众:解放军威信很高)我看你们都是不相信群众,相信解放军是对的,但是你不相信群众也是不对的。有的学校要派解放军去,我就看准了,我跟你交个底,我说赶快不要派,他那个地方闹革命,就找不到一个目标,矛盾都集中在那些头头身上,你解放军派,好啦!好容易找到一个当权派,(众笑)我说可不要上他那个当。
    (当民院东方红提到周总理九月份在人大会堂接见时说过要给民院派解放军,而现在还没有派时)要有正式公文,要有批示。(李钟奇付司令员说:你们民院已经挂上号了。)你们两派都同意吗?(答:两派都同意)你们一个东方红,个抗大,两派打得厉害得很。这个事情不要说,你们开课的事情,不要等解放军,你们革命的大联合,不要等解放军,不要一切都依靠解放军,但是你们有强烈要求解放军去,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得全盘考虑。现在中学里面,一个中学有50个解放军,有两、三个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还有一个,他作为一个媒人也不好。媒人懂不懂?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军身上,主要是依靠自己。你们读语录老读第三页第二条,每一次都要读,我都背得,但是就是不执行。讲了复课闹革命,管你联合没联合,统统复课闹革命,这一点行不行?(答:行!)
    当二外首都红卫兵閉谈到两派斗争很厉害,下楼吃饭都有困难,助学金、饭票被扣)谢副总理发现二外两派不坐在一起,谢副总理说,你这派坐在这里,他那一派就坐在那里,我看你们这个学习班没有成绩。还有一外,有个红旗大队还有个造反团,打得乌烟瘴气。一外两派来了没有?(众:没有来)
    (当北医的同志谈到有人抢医院)医院由你们呢?还是由上级分配的?这个医院还要抢吗?(主持会场者:大家让谢副总理把指示继续讲完)这个复课闹革命我是传达伯达同志的指示,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怪我没有讲,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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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个学习班,有4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最近几天我连听了两天关于学习班的经验,就是没有找你们去听,最后昨天未尾找了两个人去了,听了听,就是你们这个地方最好,靠不靠住啊,说你们学习最好,(众:不好)还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还有缺点,我听了两天,有几个经验。这个学习班第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很多长处,我们有70~80%要向你们学习,但是你也有20~30%,要向干部学习,人家犯错误起码比你们犯得多,还是要有干部,起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核心作用,你们大学生这里有没有解放军!这不算少哪,差一项没有干部,下一次搞学习,要把干部弄来才行呢,所以我说那十个学校,一定要干部占
    三分之一,起核心作用,这是一条经验。第二条,学习要集中解决问题,学习文件不要摊得太多了,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老三篇或者是老五篇,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同志的最近的几次讲话,还有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参考,关键的将时攻(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那个老三篇、老五篇,这一点,你们大学生很难做得到。大学生闭着眼睛一个钟头就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什么,老
    五篇统统都背熟了。就在“派”那件事情上,大学生眼高手低,那个老五篇也好那个最新指示也好,解决了你那两派的实际问题,不仅是把最新指示和那个老三篇读熟了而且是真正的能够把你的思想问题解决了,那才算你真正理解了。大学生只管后面那半节,不管前半节。
    要集中少数学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上次开学的时候,我讲了一大篇,我没有来学习,就来讲,看起来讲得不对的讲的问题太多,应该每次,你们算是了8个月,只能解决一个主要问题,附带解决其它问题,当前解决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联合,已经联合的就是巩固大联合,没有联合的就是解决联合,这个问题抓多了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工人、中学生也比较好办,大学生是最困难。这一点我对你大学生不客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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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旧的书读的越多,这个人最难办,我这个人最怕大学生。第三就是自我批评,如果说你们有成绩,你们有很大成绩,这一点要肯定,这成绩是大家学习的结果还有解放军的努力,如果没有成绩是错误的,如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缺点,不会怪你们。我那一次开会讲话的时候,我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什么东西都讲了,没有讲到要害,应该要害是解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大联合,大联合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是要去掉私字,要同私字作斗争,这个私字也是修正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天天反修正主义,可不可说私字是修正主义的一小部分、这个话有没有错误,你们大学生懂,我也搞不清楚。
    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剥削,我们这个私字,私心杂念是修正主义的土壤。为什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讲了这两个字,他是绎过调查研究的,他走了六省一市,然后快回到北京,有三个造反派跟他谈了两个小时,中间两个是革命的,一个是铁杆保皇(众笑)。毛主席作了两小时的工作,然后又找了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同志去作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三派大联合,三派大联合又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向毛主席报喜,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给了他四个字,就是“斗私批修”这
    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个造反派最近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报告,毛主席都批了的,说“你这个报告很好,谢谢你们。”我就看到这么个报告。毛主席亲自作造反派的工作,然后才得出要革命大联合,他就跟三派谈了二个小时,然后别的人去做了工作,结果大联合,联合起来了就斗私批修。他这个“斗私批修”经过了两个月的考查,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我看这个大学里面这个斗私这个问题,如果不斗私就不能很好的批修,拿这个个人主义的东西,拿这个私字怎么能够把这个修正主义批评好呢?一方面批评修正主义,一方面发展个人主义,那不是很矛盾的吗?
    批评你这个修正主义,发展我这个个人主义,你那叫批修?现在所有联合不好的地方,除了毛主席讲的三条,除了有走资派在里面捣鬼,除了地、富、反坏、右在那里捣鬼,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个私字,私字又不在那个广大群众、在领导,领导人不挖私,一开始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最后要垮台的,你不相信?已经垮了多少,现在还有人正在要垮,还有些人,我们中央死保,这些我不说,你们是知道的,不批修不挖私还不是一样垮台,我们很不希望我们这批杀出来的造反派垮台的,特別是不希望领导人垮台的,我昨天听汇报,我就跟那个邮电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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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孔,他头一天来,第二天没有来。我就派人带过口信,我说这个人叫他好好的,听说他在学校里很有威信,希望他当这个革命委员会的要当下去,又要当学生,要保持。
    年轻人,听说现在学校里面毕业的学生60~70%都在那里结婚、找对象,我说你千万不要搞这一套,你刚20岁,要真正有革命的事业心、精神。以革命为重,不要去搞私人的东西。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不是在这里又夸奖我们自己,我不是这样子,我们30几岁才结婚,完全闹革命,不搞那一些,当然那个时候条件不如现在,我们也不希望你们30几岁,特别是女同志我们不能这样要求,这个要求不合理,但是起码我们总是要现在还是不为个人大私小私。你真正是革命的领导人,你就是要真正认真的、关心的、为了革命的、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
    我这次要讲关于这个党的问题,我们这个党还是要改造,总是今年底到明年,这么党还是要搞起来,搞起来釆取什么办法?就是要原来的大多数党员要保持的,他们也进步了,他们也去掉那些奴隶主义东西了,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方面大多数党员,因为大多数党员有一条还十分注意嘛!成份嘛!这些事情都是对的嘛!但少数也有不注意的,少数的党员最后表现不好的了,都要退党,多数的党员也还是承认党的领导。这是一方面。第二就希望在这一年多中间的这些革命造反派头头,他们是团员的,现在他们连团员都不是的。例如邮电学院革委会主任他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可是他表现是不错的,但是表现不错,短时间不行要长时间考虑,我们就希望这个同志把这一批造反派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但还是经过个别吸收,要经过一年多两年的计算,估计这个吸收要到今年年底,明年开始,可以先搞试点,那么就要吸收一批入党,吸收一批入党嘛,那一种人今天又炮轰这一个,明天又炮轰那一个,那就存在问题。你譬如政法学院的陈荣金,他也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你那个小站虽然不是他本人搞的,那个帐还没有还清,你现在又炮打康生同志,贴大字报,那个能加入党?恐怕就有点问题,那个行不行?你们说行不行,恐怕有问题,还有些人没有经过反复考试,要吸取一些领导人加入党,吸收一些年青人加入党,到明年还要开九大。(众:鼓掌)九大可能还要红卫兵参加,但是红卫兵参加,要党员参加嘛,你开九大找个非党员参是不行的,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革了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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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他们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是主要的,那是最危险的,我们把任务完成了,或者是将要完成,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我们也有私字,原来存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副作用,这一部分私字必须坚决地克服,你不克服,你就这样地混过去了,你下一步还是走不过,这一点我的经验多的得很,我们搞了几十年,这次混过去了,下次等着你的,你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话,也有的人他会混,他混过去,每一次都混过去这一种人比较少,可能混到六十次的时候,你还是混不过去。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老家伙都挖出来了,还是没有混过去的。
    所以要想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集中解决问题,要解决大联合就是解决这个私字,要集中解决这个私字,主要是自我批评,如果我们这一期有很大的成绩大家都能坐下来学习,这还是好的,如果我们这一期还有少的缺点,就是集中个问题不够,主要是搞私字不够,搞私字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批评,这一个问题还不够,好些学习班他一学习就把联合解决了,不联合别的出路没有的,希望大学这个问题还是起个带头作用,联合起来以后要巩固这个联合,必须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搞革命三结合,关键问题是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也要去掉私字,也要你派虽然在呕气,你一派要保,我就坚决打倒,其实没有多少理由的。当然哪,应该打倒的还是打倒,就是我跟你讲的最重要的几个条件,就是自首叛变,有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不行,我们党也要纯洁,不能容许这种。第二对那些黑帮死党连着的一些重要干将,又划不清界限的,这个不行的。普通有一点什么工作关系那是另一回事,人都有关系嘛,那个没有关系啊!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你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邓小平是总书记,那个一般的关系,那个一般的工作关系与死党是两回事,相类似彭真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北京市的很多干部跟他有关系,跟他是一般的关系和死党是两回事。第三种,蜕化变质死不改的,除了这三种,其实毛主席那个上面有的,有这三种的,除了这三种以外,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错了话,犯了一些错误,只要改正了,我们就应该允许人家革命的,要拿出这么几个标准。你们那个林学院的你们不要去打了,(鼓掌)那么什么单洪啊!(郭长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外围组织……)有一个…西个什么玩意儿,这个人呀,那个历史相当严重,可是够得上相当严重的人,不是一般的严重。但是有一派,而且是相当多的一派拥护这个人,这个怎么办?西成立筹备小组就不要这个人,我们伟大领袖说,既然有群众拥护他嘛,就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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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两年再说嘛,我这可不是造谣呀!但是这一件事情不要普遍的推广,有这么种特殊人,讲是讲确实有意思,这个人相当严重,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伟大领袖说是这个人嘛!人家有广大群众拥护他嘛!你叫他搞两年再说嘛
    还有那个黎元洪也是我们伟大领袖讲的,你们听说过没有?黎元洪是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当皇帝的,当大总统的。黎元洪是我们湖北人,我们湖北出了这么个人物,也是值得荣幸的。(众笑)刚从桌子底下拉出来的,来当大总统。过渡性的人物搞两年嘛!你们为什么要……你让一步行不行呢?(对郭长录),我不包庇这个人,你搞两年,如果不行再选嘛!(郭长录:是不是进革委会的人不动?)你还是我说的,你呕了一口气,四川人,就是啊,就是啊,看你占上风还是老子占上风。(众:笑,鼓掌)
    (王德祥:我们学校反单的那一派,其中有少数坏家伙,受我们学校黑帮分子,爪牙许诤挑动的保许诤,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薪萍,企图反过来,整我们的革命干部单洪)(鼓掌)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不应该针锋当对嘛
    (当有人说到这是阶级斗争时)什么阶级斗争哟,你们双方多搞点私字好不好?不要那么针锋相对,不要那么争一口气,这个东西(指着脸皮)最爱面子的知识分子最爱面子的,什么?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呀?我一听那完全是个面子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哪,根本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好多事情,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两条路线斗争,有许多事情就是个面子问题,这件事也不是随便加帽子,就说是这个后面操纵的,这个话最难听,最不好听这个话了。你这个人就不会做工作你这个人一句话把人家……,稍微或许好一点,你就把人惹起来了。(一同学继续讲)啊呀,以后不要轻易给人家下这个结论啊
    你们后面有人操纵”,这
    个话呀,最厉害,对不对啊?这个不好,不要随便讲这个话,这个刺激人最深,要善于做工作么,要善于做团结工作么,我们希望你们林学院是团结么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开一个训练学习班,给你们做点工作么,我来就是做这么个愿望。(鼓掌)咳,你不要乱拍巴掌,其实你也不欢迎,你为什么欢迎,你为什么不欢迎嘛,你欢迎,你就应该平心静气么,所以你就不欢迎么,不过你们广大群众是欢迎的,你那个头头不大那么欢迎,你看这可有点道理呵,希望你们联合啊,希望你们联合。(某同学插话)咳,不要看得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某同学插话)他们搞干部论训,这个要……今年哪,不要把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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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能提成多了,就是这样子呵,你刚才批这个“私”字,斗争“私”字呀,你们要永远保持你们造反派,革命派,不至于中间掉下来,希望你们多批点“私”字。你们现在在座的都是头头嘛,都是不是一号就是二号,就是三、四号头头嘛。
    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干下去,希望你们绝大多数将来成共产党员,这点我们都应该有这么个希望,不管你是这一派的,也不管你是那一派的,但是这个光主观愿望不行哪,主要还靠你们自己,靠你们自己呢,就希望你们永远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来办事呵,特别是要,不仅是要成为这个批判修正主义的闯将呵,也成为斗“私”的这么一个勇敢的青年,革自己的命。正如林副主席讲的么,既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又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革自己的命比较不容易呀,这一点提醒同志们,不要把那个批评的人,批判自己的人,觉得对他的意见很大,应该感谢那个提意见的人,这样使自己才进步,是不是这个训练班要……带那几个训练班哪,统统要搞一点军事学习,半个小时,最多一小时,要下操,要过纪律生活。有文化大革命,把纪律就不要了,这完全是歪曲,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厂现在上班下班都没有纪律,我到那个京西煤矿去过了一晚。一天,高兴上班就上班高兴下班就下班。如果那个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简直要失败了。
    我们这六、七亿人自从我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全国人民团致,成为很有组织,很有纪律,很有战斗的部队,所以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人家佩服我们,不敢欺负我们,过去我们国家还不是那么多人口嘛,因为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人家叫我们是散沙,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加有组织,更加有纪律。个散漫哪,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那一些破坏纪律,这也是难除的,在今后的一年多要恢复,要恢复纪律,而且要更好
    好象没什么别的事情可讲,你们这么多东西,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要讲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老讲话,我给你们讲话最多了,大学生讲话最多了,我这个人又没读过书,讲话每次都有缺点。
    (某校同学谈该校在外人员问题)统统要撤。(某同学问联动展览是否继续展出时)联动展览不要再展览了么。(演出队)什么演出队?(…)哪里去演出?(去外地)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教改)红代会本身没有,没什么教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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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还是依靠每个学校,红代会以后不要把那个任务交的太大罗,红代会就是做一般的事情,不要把红代会的任务堆集太重。红代会的人哪,所有的工作人员统统要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留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呢?一面上课,一面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呀。(有人说太远)你骑了自行车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这个原则可是要肯定的呀,这个原则。
    我建议,统统地红代会也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也好,参加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学生也好,凡是没有毕业的学生,红代会可以搞两个已经毕业的学生,不过不要多了,三、五个就够了,在那里坚持,其他的人,就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笑)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斗私,其次是也到红代会……,开会就说,行不行呢?轮流值班,搞两个,最少三个毕业班的,行不行呢?有两个就差不多了多了不要了
    (某同学说一具体问题),小汤山不是我们搞的吧,恐怕是你们自己搞的。(某同学继续谈话)那不是农大的吗?(劳大)农大怎么要变成劳大,(80人条件高),那个当然好点,那个东西也是在那里如果是有领导在那里搞东西,也等于是上课一样,那好一点,(好多毕业生)你这个是中等学校呵,上面也有领导机关,将来呀,你听我讲,这个各部正在搞
    个月两个月可能都成立了部的
    领导,那么这个大学呀,主要的行政都归到部里去,北京市我们少管,在他们还没有搞完以前,你们重要的事情要交革命委员会,有个市革命委员会。
    现在我在市革命委员会讲过,你们学校现在也有个组织,我革命有三条原则少犯错误,你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三条原则。第一条原则,不论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思想,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光有了这一条不行的,你说我要打倒单洪,这是合乎毛主席的思想,那一派,我要保单洪,我也合乎毛主席的思想,这个不行的。
    第二条,要民主讨论,不能够自己决定。比如那个政法学院,那个陈荣金他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贴康生的大字报,你政法学院来了没有?他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在革命委员会讨论了没有?(答:没有)你看吧,你们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25个)25个委员如果拿出来讨论,是不是100%的都赞成?(那根本不会)我问你会不会赞成?(不会)都不会赞成的,你看吧,他就不懂得这条么,你为什么……可见你们反人家这个,反人家那个,你这一点民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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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贴康生的大字报,这是天大的事呵,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不讨论哪。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我那革命委员会比他那革命委员会大,但是我不要我们贴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大字报,我们就是反对你陈荣金
    陈荣金这个人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要贴他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我谢富治不能决定,我必须要拿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去决定,你看你们小家伙多么大的胆。(有人插话)我跟你讲,我要说是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谢富冶没有这个权利下一个命令,说是你们派人去贴大字报,陈荣金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我这个革委会主任总是比陈荣金的革委会主任大么,而且那个康老是中央常委,那比陈荣金就大得更多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么,你看我讲的有没有点道理?这个为什么就不会到革命委员会上讨论呢?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哪?那你不是独裁吗?你什么革命派呀!还有,这是第二条。所以要有第一条,第一条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二条就是民主讨论,大事情除了革命委员会讨论以后,还要同群众商量。
    还有第三件事情,这些许多事情小将不懂的,第三件事情,还要请示,懂不懂请示呀?你们这各个学校班子,办任何事情都不请示的,总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笑)这个哪有不犯错误的?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笑)(某同学谈他们批判思潮)那个我不管你们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反正总是不对。(……)第要请示,大事情都请示,怎么能够自己做决定了呢?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大小事情都请示中央文革么,要请示周总理么,还要上报毛主席么,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决定呢?不能够自己决定啊,要请示么,谁知道你们哩,所以我呢,不大讲这个问题。我怕把那些事情都弄到这个革命委员会来,我也糟糕的呀。(笑)所以我不大讲,但是我不讲呢,你们许多人都是好同志犯错误,不懂得民主,不懂得请示,就自口决定。(同学插话)你不经过我给你写报告……,他总要去(同学插话)那不见得,那你说说陈荣金………,象我把炮打康老,我写一个报告到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事情他
    我看就不会的
    是不是啊?以后反正你这几个大学,你都请到我们革命委员会,管这个事情的文教组,送去了,他有什么重要问题,我们那有常委值班么。我们革命委员会有廿
    七个常委,我这个人民主的,廿七个常委分三班值班,所有的事情,凡是革命委员会能有权力办的事情都归常委值班,你集体讨论,我不能决定问题,我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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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我交给你常委去讨论,你给通过了就行,我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从来不单独决定一个问题。要采取民主办法,你不民主怎么行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单独决定问题,要给中央讨论的。这件事情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也有原谅,所以我们跟你们讲讲三条:做任何事情先要问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第二走群众路线,要民主讨论,第三件事情,大事情要请示。你清华一下子就走了五千学生,你跟谁请示了的,那个不请示的,去了五千,没那个请示的,你要是请示也就不让你出去了。实际现在你们一不请示,第二请示以后,你批准他也照那样干,不批准他还是照那样干,这东西呀你造反的时候你可以呀,你成了当权派,你这样干不得呀!你一个学校你一个革命委员会,你是一个当权派呀,你又是造反派,你又是当权派,你那样干啦那就不能的呀
    唉哟,我又讲太多了,讲了以后又不知你们抓什么东西。忘了,忘了,还有件事情,听说抓什么问题,听说这个大学,我上次也讲了的,随便揪这个司令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随便怀疑。这件事情我请你们要小心,我们江青同志九月
    五日讲了这个“五一六”,它的坏处,他的危害大,就是它第一个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司令部,第二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第三个矛头对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这三个东西不能平列,主要是第一个,其次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可以批评,但是打倒不好么。但是这个话讲了以后,我在每次会议都讲这个问题,毛主席的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但是反动派,那些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就仇恨我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到处写反动标语,反动传单,匿名信
    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我们有学校接到了没有?(××:接到了。)你是那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那是反动的语言,你们怎么不反对呀?(答:我们学生反对……)你们为什么不抵制呀?让他这个反动语言流传啊!(答:有高干子弟……)什么人都不行,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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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秘密的、有半公开的、有公开的,反对伯达同志,反对康生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戚本禹同志,这种,文革小组过去或是现在,清除了些不好的人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把他清出来的嘛,正因为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嘛,他就不容许有一点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这证明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更加严格嘛,不讲你们那些派性,只要他在你那一派什么人都行,什么人都包庇下来,我们中央文革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做的事情违背了毛主席的思想,你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也要受批评的,但是就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成员,我们是绝对相信的绝对拥护的,谁要危害、谁要损害他们的威信,我们坚决和他们做斗争。(鼓掌)
    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我跟你们讲一讲,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蔑、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鼓掌)
    同志们哪!这个不是简单的呀!我们可是要严的呀!你看清华炮打伯达同志做周什么?(周泉缨)去坐班房去了,巫班房是他们群众把他扭送去的,早就该扭,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什么响当当的造反派呀!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坐班房,不能够完仝目无纪律,损害我们毛主席的司令部啊!对不对?我顺便要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问题,这有时在那里开会呀!有一个地方开会,有那么七、八个学校在开会呀,研究什么伯达啦,康生哪,什么戚本禹啊,听说我也很荣幸,我也榜上留名,我也升了级了,这一点事情我也很高兴,你炮打谢富治还可以的,那个不算什么,我也不反对,炮打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人哪,到处去整材料,把他什么历史翻一下也好,这是讲我们这些人,那中央文革就是不准的,不能容许的,我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哪,我也是个普通的干部,那是可以的,你去反对一下,也有好处,不过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底的,我可不怕反对,我心中有数,我这一点,你反对也可能打得倒,也可能打不倒,我心中有数。刚才那几条啊我就不容易找得到,是不是啊!那是毛病,可多了,我这个人找错话了,讲错了话啦,做错了事,这种事情多得很的,可以搜集这么一大堆,印小报可以印两大版,再加以夸大啊!那个不要紧的。你那个刘福元不是一直我把他保,我跟戚本禹支持了他,少数派。这在北京是去年八九月份的事情。那个人他老先生后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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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分裂出来,是不是啊?分裂以后我还支持他,他老先生抢“三司”,他把“三司”大印也抢得了。他后来又炮打周总理,后来一直我就不理他。不理他,我还要诚心团结他,他又炮打谢富治,炮打谢富治,他在我后面那个房子,后面按个喇叭,前面按个喇叭,就是什么话都讲出来,不知那里搜来那么多些材料,搞了这么十来天么。
    后来人家让他到全北京去广播,又到清华,清华不知那一派把他广播车砸掉了,他后来也搞不成。搞不成,我一直还保护他哩,一直批评那个陈荣金不团结他们,到现在我还没改变我的观点,人家说我这个人宽大无边,这个人宽大无边现在呀!现在的政法学院难办,现在刘福元抓住陈荣金不放。过去的时候,你陈荣金反对人家刘福元,坐喷气式,我就坚决反对,是不是坐了喷气式了?现在人家也搞你陈荣金的喷气式你怎么办哩,反你这家伙。这么搞,这个人你对我谢富治搞一家伙我是不在乎的。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嘛。
    你对我们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这样搞,我们是坚决反对,我是一千个反对,万个反对,反正我是反对的,这一点,你那个也不行的,咳,平常我们是个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跟你划清界限(鼓掌)。这个不行的,还是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么搞还是开了一个会呀,在搜材料啊,不是反对开秘密会呀,不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讲了的嘛,那是八月十六号,是不是?不准开秘密会,怎么现在还开秘密会,搜这个炮打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果有这样情况,可是好严重啊!可是人家有报告的,我这个人没有派什么人,派人去了解情况,没有动态组,但是还是有群众揭发你开秘密会议,你以为你保密呀,保不住,还是有人报告的,我今天不讲,开群众会,有群众揭露,这个不要干的,这个错误的。咳,我又讲了好多(对李钟奇同志)你今天还要讲吧,那你讲吧。(鼓掌)下面请李副司令员讲话李钟奇讲话
    刚才谢副总理已经做了指示,我是跟着谢副总理来听他指示的,顺便我到这里来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同学们道歉,学习的地方很多,道歉,我们组织这个大专院校红代会在搞,我们解放军派来了,我也没到这来,客观原因嘛。我跟丁国钰我们两个分了一下工,我抓中学红代会跟其它有关的,这边丁国钰同志来做工作。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责任心不强。那么谢副总理已经指示,我们应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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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认真办,这里由于我没来直接参加你们的学习,只能向你们学习,我情况了解不多,只是听两次汇报,现在我只能把中学红代会那边的情况,主要的我的看法,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一个就是现在中学包括中学红代会,现在将近有360多所中学集训干部,干部包括各校战斗组织的头头,包括了干部,包括了教师,现在已经集训了九千多人,预订在10月底时可达一万五千人,那么,这样就给中学小学复课闹革命集训干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达到一万五千人差不多,主要的头头、主要的干部与教师都能够训练了,看起来训练效果很好,不是一般好有些地方大好。吵架的不一致的现在的时候坐到一个板凳上了,开始时有的不愿意来的不愿坐在一块的,现在绝大多数都很融洽,详细情况就不讲了。其所以这样做,我们感觉有以下这么几个问题,形成这样一个情况。
    第一点就是掌握武器不对现实。所谓掌握武器就是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一武器及其它有关文件学深学透,在学的过程中,边学边漫谈,边发现问题、边对照。不是单纯学文件,但是以学文件为主来发现问题,来提岀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首先认清形势,形势要求我们是什么。群众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岀伟大战略布署,伟大的战略号召,让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在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面对这种现实掌握了这么个武器,检查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这样子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政策、方针、基木掌握了,那么面对现实这样大好形势,再结合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有什么经验,存在的问题究竞有什么教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那么有针对性的把这个武器有的放矢的来对照本单位的问题。主要的这么对照以后,就明确目标了。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的第一条就是掌握对现实。
    第二条是什么呢?对准要害、刺刀见红。所谓对准要害,就是在一条这个基础上,我们单位存在问题是什么,主要要害是什么。两派之间也好,我们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先把主要矛盾掌握住,面对现实已经打下的基础,找到了目标。找到目标还抓住主要的要害目标来刺刀见红。这所谓刺刀见红呢?就是真正把我们存在问题不仅是表面的进行检查,而且真正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东西,破私立公,我们有什么私,上面分析了原因,什么原因形成的?那么不外一个私,一个公的问题,这个才是刺刀见红,才真正能把主要东西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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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条是这样做的。就是对准要害刺刀见红。针对这种情况,究竟你们学习的怎么样子呢?根据中学红代会,根据革命师生头头的训练,根据干部训练,根据教师的训练,确实大多数做的这样子,因此在学的时候痛哭流涕,大多数解决了问题,按中学红代会来说,我们八个“联指”都到了,八个联指就是那个区分会有两套有三套的,中学红代会也有两套,除了中学红代会这两套还没很好解决以外,我们八个“联指”下边那几套基本上认识到一致,这里有特别,有四区做得好,我们朝阳区、宣武区、崇文区,还有丰台区做得比较好,基本上从求大同存小异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是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二条。由于对准要害、刺刀见红,究竞你们对准要害了没有,刺刀见红了没有,这个你们大家考虑你们自己做结论。
    第三条紧跟大方向,多做自我批评,这一点开始不习惯,开始有顾虑,我做自我批评怕抓我的辫子,我们经过反复动员,学习有关文件,掌握了这么一个思想武器,由于上述三条的准备,逐渐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将近十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都是讲自己要害,我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我对于这个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对照,我们自己有什么私,对于大联合有什么样的障碍,对三结合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这一点战斗组里有什么障碍,这个头头本身有什么障碍,都是做自我批评,我们这两派都是坐到一块的,不晓得你们是怎样做的。对方有时一讲以后,人家都做了自我批评了他在那不吭气,我们又做工作,人家做自我批评,那点是人家错罗,是山头主义罗,是派性观点哪,你们看看这个有问题吗?应该客观一点吗,开始吞吞吐吐,以后逐渐把自己东西端出来了,先揭露矛盾,看准矛盾,然后就解决矛盾,那么到最后就大家分析这个矛盾,解放军在一块帮助分析这个矛盾,因此红代会主要核心成员免除了市一级的这层,没彻底解决以外,有几个解决的比较好,这里综合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破私立公问题,就是斗私批修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切存在着隔阂,不能大联合是最根本的思想障碍,大家得出共同的这一结论,这一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解决不行,不脚踏实地解决不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说到这一点。
    最后就是对同学几点希望,也是在中学有这么几点反映,一个对我们大专院校学生反映帮助很大,我代替中学军训团、及有关同学感谢我们大专院校对中学帮助;另外一条反映,有关于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斗私批修、有利于革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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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的、三结合的、复课闹革命的、大批评的,这个是热诚欢迎的、万分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反映出来,过去的时候虽然帮助了、很多地方干得太急了、现在小将们在这方面反映了不少的意见、我们过去没跟木校同学坐在一块,老听上面一条线、认为大专院校听的多,见识广、高明、我们听他们的多、因此派性就给我们加强了,这个大专院校搞这一派、那个大专院校搞那一派、本来我们是原来没有派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派了,因此希望大专院校全体同学们、同志们凡属于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欢迎你们帮助,如果有派性,对整个党性不利、对派性任其发展的话、他们现在觉悟了,不希望我们这样帮助(鼓掌)
    第二点就是希望坚决响应谢副总理的号召、坚决消除武斗、这里我们殷切希望我们全体同志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参加制止武斗,并不是直接参加武斗在院校中,中学有,大学也有,外地的红成打得一塌糊涂,我参加进去了,连血都流到我身上来了,就是在少年宫那个地方。也参加地方制止武斗,可不是好事情啊!可是最坏最坏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武斗一定要接受惨痛的教训,不要再发展了,那天我到医院,为了制止武斗,还很听话,很好。昨天工业学院有武斗我让医生去了,因为很远,那个地方有事情,我没去,也很听话,但是不巩固,还有爆发的可能,这点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一定要把他制止下去,最好不发展下去了,这与我们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背道而驰啊!水火不能相容,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要这样。这是第二点希望。第三一点我看到会场气氛跟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那个气氛有点不大一样,中学红代会解决问题,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气冲冲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和平静气的,很少指责对方,都是批评自己,都是和平气静的,我提出那个问题你们做参考,我有什么缺点都是这样的口吻,大多数都是这个口吻,希望你们全体同志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恐怕比同志们好吧?但在这个会上不如中学那么协调,希望你们努力要改正这个缺点,(鼓掌)最后还有点希望还要集训,从效果岀发,一定解决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准备延长一个礼拜,把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怎么样跟上主席的思想,怎么样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来消除我们的派性,来增强党性,更确切地说、坚决的、努力的在群众帮助下,在领导上帮助下,把斗私批修要搞彻底。这点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解决这个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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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联合是巩固不了的,没有办法复课闹革命,这就是我以上这几点意见,对不对作为同志们参考。我的意见完了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在北京中学复课闹革命现场会议上的报告昨天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伟大领袖向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搞复课闹革命怎么闹了很久还没有闹起来呢?”这说明毛主席很关心复课闹革命因为两个多月以前,各大学比如说北航都在搞了,但是以后就无影无踪没有声息
    在上次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关心复课闹革命,这次又表现了非常关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夺了权,打倒了走资派,这是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思想,在仝国已占了主导地位。今天我们要先复课,在复课中进行斗批改,这是因为大的问题从一个省市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我们的国家还不发达,我们需要科学知识,我特别来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传达我们伟大领袖关心这件事,北京市各中学的复课闹革命通通都要搞起来,百多所中学不管是已联合的或未联合的,到月底都要搞起来,这也很简单,只要上起课来就成了。在开始的时候少一点,然后慢慢增加,当然上课要适合于毛主席思想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也不能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了。
    但是改革要有过程,要通过实践,要上好课就要象23条那样,或者还有其他中学,首先要调动红卫兵学生的积极性,首先要上文化大革命的课,上毛泽东思想的课,不要打内战,不管是四三派、四四派,都是革命的,要联合起来,不仅是四三派、四四派,就是老红卫兵绝大多数也是好的,他们在运动初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对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不一分为二是错误的,对老红卫兵也要团结,我们对绝大多数的干部也要团结,对他们的子弟,当然更要团结。对老子要团结,对儿子就更要团结了,十几岁的娃娃,当然更要团结他们。参加过联动的大多数也要团结,只对极少数黑干子弟要管得严。只有极少数人不能教育,大多数人都是能教育的
    只有少数人积极性还不行,还要有教员的积极性,要发动教员,不要怕这怕那,有人挨斗,坐了喷气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有顾虑。河南省有个省委书记叫纪登奎,过去政治上、身体上都有毛病,他坐了一百多次喷气式飞机,一年来的锻炼,他政治上好了,身体也好了,成了很好的干部。打人是王任重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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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气式是王光美创造的,乱抓人是叶向真创造的。毛主席一直反对,搞这个不好的,但是搞了就算了,不要一肚子气。
    要勇于担当起仼务,教员不要骄傲,要摆脱过去的老师架子,深入学生,要改善师生关系。现在学生不守纪律不好,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你们小同志也要尊重教员,上课一定要尊重教员,下课以后可以提意见,不能不尊重教员,不能不守纪律。黑修养不准提意见这是要批判的,奴隶主义是要反对的,但不能不要纪律
    林彪冋志指示我们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毛主席主张搞军训以后每天搞半小时军训,我们要打敌人,除了革命性以外,还要有组织纪律性我们要把课复好,首先要靠广大学生,还要靠教师,还要靠解放军。要听解放军的话,要建立起三结合的有权威的机构,要解放干部。
    北京市中学生要为全国作出榜样,复课闹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中学生要听毛主席的话,在二十、三十、四十年之后,你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复课闹革命是广大师生广大家长的要求。毛主席每做一件事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因此总是附合广大人民要求,受到群众欢迎的。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至于如何改,要在开学后边学边改,在实践中改,斗批改都要靠你们,你们就要管二件事,一复课,二斗批改,要把事情做好,首先要有三结合,今天三百多所中学,只有二百多所有革命委员会,还有一百多所没有。我们希望也建立起来,还要有革命纪律性,不要整天在街上流浪,北京同学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希望你们统统的复课,在复课中搞斗批改,以后也不要停下来,要一直复下去昨天伯达同志说,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复课,要我来中学看一看,我今天就来开这个会,以后还要到大学去讲一讲。(完)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先讨论征求对党的九大的意见。
    先谈谈四大领袖关心的关于召开“九大”的问题。今天常委会讨论以后,还要开工人的座谈会。还要再谈谈党的生活的问题。现在,各地向革命委员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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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都提了意见,青海就提了意见。也有一些大学提了意见,希望你们回去也看看,听一听这方面的一些意见,现在先讨论九大的问题。
    这时谢副总理由于其他同志的插话说,街上大标语谈到那个学校来了没有?谈到陈荣金,后来就谈了街上贴了大标语,谢副总理插话“我有一个通知,你们给通知了没有?”办事组同志说“通知了”,可是各大学的同志都说没有收到,后来就念这个通知,内容是
    吴德、黄作珍、丁国钰同志
    北京街上贴我的大字报,但又看到有反对的大字报,请你通知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通知这些同志们,请他们通知一下,不要对贴我的大字报的机关和同志去贴反对他们的大字报,我是一个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允许有意见的人贴大字报,贴一点大字报,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念完通知后,谢副总理又讲了一个例子:河南的一个同志坐了一百多次飞机,被群众斗争了。原来他还有病也好了。还是一个三结合的干部。所以说贴一点大字报是有好处的。谢副总理又说:“咱们还是先谈九大的问题吧”!征求大学的几个同志,还有工代会、农代会同志谈谈自己的看法。(谈了一下)
    谢副总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看得往前一步。大家对九大都非常关心主张早开,早开就有利于改造和整顿党的组织,有利于早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从组织上巩固下来。早开九大,可以按照新的党章整顿改造党的组织。现在是有党的领导的,是毛泽东思想直接与群众见面的。(在会议中因为有同志提出说,现在感到党的组织生活,觉得好象没有党的领导,谢副总理是对这句话说的。
    北京五、六月份可以开。但是全国整个总的形势情况怎样,这个把握不大。到年底,到底能建立多少革命委员会这个把握不大。
    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到明年五、六月准备的如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一种是开完了九大过国庆节。就是说,最迟不要超过国庆节。从北京的条件看,五六月份是可以的
    再谈一条,党代会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先开了代表大会以后,才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个是董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共12个人。开完了大会以后,才开始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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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党的第二、三、四、五、六、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下而上选举产生的,都是指定的。只有八大是由下而上选举的。这一次是否也先从中央开始。就是中央先开,中央开完了以后,然后下面再开。这样才能保证党员中造反派能占优势。哪些人可选,哪些人做省的委员,中央可以先定个名单,这样有保证由下而上这样办法也可以。但先从下开再上面的,这样做恐怕不行。先选县再选中央,从表面上看是民主的,实际上,大家都互相不认识。先选中央再选省,再选县,这样有一个毛主席的党中央和主席思想,革命路线的纲领,才能保证党的质量。参加会议的代表也可能是推选协商。代表名额我看要多少呢?过去最多没有超过一千人。我看多一点好,可以在大会堂开。全国有28个省市,有二千一百多个县,地委的数不清楚。如果是再加上工厂和学校、机关、人民解放军这样并起来,你们学校还不一定摊得上一个呢!所以,我主张会开大一点,可以有一万来人,代表有七八千,再加上请一些外宾,选一些红卫兵。不要开老年人会,如果是开一千多人的会,那就开老人会了,就数不上你们了。咱们可以提个意见,开它个七、
    八千人的会,这个意见可以提,一千多人的大会肯定是不能召开的。
    再谈一谈关于党章的问题,肯定要修改,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都好地写到我们的党章中来,过去党章写得很差很差,几乎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要做为党章很重要的部分。党员的纪律,过去在党章中也谈到了,但是很少谈党员的革命性。党章上写了党的纪律性、科学性,但是革命性写得很不够。这一次,毛泽东思想,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作为根本的纲领。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要写在党章中。
    关于毛著的问题,出第五卷,我看可以同时出六卷,毛选的写法第五卷可以从1950--1957(或1958年),但是在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五八年到现在,是否要搞六卷,我看还是把六卷搁在前头。如果五卷、六卷一块出有困难的话,时间来不及,就先出第六卷。五零年到五八年是重要的,我不是说不重要。五零年到
    五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很重要的,主席都有很重要的指示。但是做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五八年到现在。所以,可以先搞第六卷。听说上海印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有人就在这个问题上大搞发财、搞投机,那里都不准印毛主席没有发表的著作,清华,你们印的那个应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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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最好在九大以前第五卷,第六卷都能够搞岀来。九大以前一定要把刘、邓在建党方面的路线批判完,把主席的建党路线作深入的学习和宣传。叛徒一个也不能够选。彭真是肯定了,刘少奇也差不多。叛徒要开除党籍,那还能当代表?!王明是苏特,不能当党员。但是毛主席总是要留两个反面教员的,李立三和王明是两个典型,就是有两个反面教员也不能让他有实权
    还有整顿党的组织,改造党的组织。好几个学校和工厂都向市革委会提出过党的组织生活的问题。毛主席说叫他们讨论这个事。凡是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开始先过党的生活,然后再整顿和改造党的组织。如果不建立革命委员会,没有领导,二派如何过党的生活呢?有革委会地方,只是先过党的生活,不对革委会起领导作用,就是叫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交党费,党的生活要过,如何过?明显的黑帮、叛徒,大家公认的都不能让他过。但还有一部份,就是三、四类之间的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肯定不能当党员,要清除出党的:一种是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的,要文化大革命以后再说的。如果这一部分也叫他过组织生活,群众会有意见。一个办法就是刚才已经说的,就是背定是黑帮,是叛徒,大家群众都是公认的,这样也可以先不开除党籍,但是不能让他过党的生活。还有一种人是在打倒之列,现在也不能先过党的生活,但是也不开除他。现在过党的生活就叫临时支部。这个临时支部还是党内的右派来领导,先过党的生活。对于革委会工作,不是领导的关系,来一个过渡。革命委员会(指市的)也可以这样做,在市革委会里把党员组成一个临时支部。什么时候建立领导的关系,以后再说。
    要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在这一、二年中表现好的,是工农出身的。其他不是工农出身的,要表现特别好的,这一些要吸收到党内来。吸收的权利不光是交到支部,还有一条将来要革委会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听取了以后,由党的支部来决定吸收,就是发展党员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一部分是明显的黑帮和叛徒肯定要开除党籍,还有一部分也可能开除,也可能不开除。这一部分人也不能让他先过组织生活,在运动后期再说,两种这样处理。这样,其他党员都可过组织生活,但是对革委会不领导。支部革命左派一定要占优势,然后再准备发展党员,一定发展年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先广泛地听群众意见,最后支部通过。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开学问题,伯达同志也曾经问到北航,说北航是搞试点的,希望能继续开课,不知北航现在开课怎么样?后来伯达同志说,现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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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开学有群众基础,因为家长都希望能很快开学。大家没有人管(这时谢副总理问清华大学)开学了没有?要快开学。
    过党的生活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有条件的,现在就可以试点,写一个报告。(后来谢副总理又谈到今天讨论顺义、昌平几个地方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时说)只要是革命派占优势的地方,保证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很好贯彻,既使保守势力他有群众也可以要他二个代表。当然这二个代表也要好人。七大和八大都选了王明,有什么关系呢?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解决了大联合以后,要搞革命的三结合。打算在年底,最迟在春节前,把北京区、县基层都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但政权建立起来,而且要把党组织恢复。过去刘少奇的黑《修养》搞的使党受了相当损失。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要加以整顿、改造,使极大多数党员改造过来,只有极少数党员淘汰。要使党员不受黑《修养》的影响。还要吸收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派,吸收新的血液。这些人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准备把党的组织生活恢复起来。只有三反分子、历史上已肯定有严重问题如叛变投敌、蜕化变质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暂时不能肯定的,先放一边,先不开除党籍,但不让过组织生活。大多数不是三反分子,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还可以过组织生活。凡是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可以先开始恢复过党的生活,然后再整顿、改造党的组织,支部对革委会不起领导作用,不是领导关系,领导还是要以革命委员会来领导。现在,有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不是党员。我这个主任是党员。革命委员会中有团员,也有群众。有的党员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采用党员只过组织生活的方法,领导还是革命委员会。党经过了整顿、改造、又吸收了好的革命派,这样党的组织才可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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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时期,党员可以过党的生活,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而不进行领导。你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现在马上恢复党组织的领导,可能一年多来的革命造反派都成为被领导了。这样不合适。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现在北京有这样一股歪风,借反对关锋、王力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林付主席,今后几十年都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等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央文革现在代替了过去的中央书记处、政治局的工作。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我要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损害中央文革,我不答应
    现在有人借关、王问题,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攻击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江青同志,还有中央文革的其它些同志,包括戚本禹同志在内。谁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现在还有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这是老保翻天,我们工人是不答应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和毛主席司令部的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听林付主席的话,听周总理的话,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
    现在毛主席叫我们联合起来。你们没有联合的要联合,联合好了的要巩固,凡是不利于本单位大联合的事,我们不要参与。要搞好本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走资派还没有批臭,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批倒批臭,搞分裂的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要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团结成一个铁拳头,矛头主要对准刘、邓、陶、现在有的人沖击我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想搞起内战。我们工代会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把我们的铁拳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进行大批判,搞好生
    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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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院东方红的批斗陶铸专案组的红卫兵小将对陶铸专案工作做得很好
    掌握的材料很过硬。矿院革命委员会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工作。搞陶铸专案不要局限于陶铸,要涉及到南方的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都是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指导的,要批判刘氏叛徒哲学。
    二、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改造、恢复工作
    “到底兵团”回到班上,很好!要欢迎他们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红日照环宇,四海涌波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造就着无数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首都又一批中学红兵战士踏上了您指出的革命大道他们己在按照您的伟大指示,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自觉地投身到工农中去,投身到火热的三大斗争实践中去,决心走一辈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毛主席"斗私,批修伟大方针的又一曲雄壮铿锵的凯歌!他们这一步迈得很好!迈得过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广大战士们衷心向他们致敬,坚决向他们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给我们中国青年指出了一条最最光明的道路。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最深刻,最概括地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是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将来我们党的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的问题,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更激烈,更复杂、更迫切地摆在我们每个红卫兵,每个革命青年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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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这就是保证!这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存谁亡问题的根木措施!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性的、方针性的伟大战略部署!
    广大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都中学红代会向你们发出呼吁:要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向去农村、草原插队的战友们学习,坚定和工农结合的革命大方向,热情宣传、忠实执行毛主席关于和工农结合的最高批示,继续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高潮!
    红卫兵战友们,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祖国的农村需要我们,需要毛主席忠实的革命战士,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保卫!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革命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亿万革命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生意经,什么"吃小亏,占大便宜"、什么"公私溶合"论,统统横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扫清了我们前进的障碍。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更加强了我们和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愿望,使我们步伐更坚定、行动更自觉。今天,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行动,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继续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坚守岗位,忠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选择并坚持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你们是千万红卫兵战士的好榜样!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支持并鼓励自己子女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支持并鼓励他们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家长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世界革命的前途属于我们的,历史和世界革命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就是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结合的胜利航向,前进
    (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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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付司令员: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因为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两次很好,双方长时间不和睦,现在有时间商量了,这很好。前几天我去“一外”(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一方让你们去支持,你们没有去,这很好,这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去了两次一外,前几天又闹起来了,总理让我赶快去
    总理对“
    有个指示,十一月十四日由傅崇碧司令员传达总理指示,指
    示主要内容是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査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竞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査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査组调査后交上报。
    李钟奇接着讲:我
    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了以后,又给总理作
    了汇报,总理说同意你们对一、二外处理意见,不要指名道姓攻击对方,可以讲事实讲道理,你们一互相攻击,就是不择手段。除了狠抓一、二外,也要抓兄弟的民族学院、工业学院。周总理很关心,早就安排了,五月份就安排了,你们在打架,我是先来探听消息,没派人来,怕卷进去,现在准备,明天就派人(军训团)来,和民族学院革命师生共同搞斗批改,大批判,复课闹革命。先消除武斗的气氛,为大联合作好准备,不要掉队太远,应后来者居上。
    根据总理指示,双方的协议订的很好,不要辜负总理对你们的希望,总理指示给你们启发,要进一步巩固提高。
    (李付司令员讲“二外”达成协议)
    据总理指示,有关两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协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这个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行动不一致还有意见分歧,有实际题,有派性,不是一、二天的问题,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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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要我们破私立公,去掉派性,向真理低头,按毛主席的话去做,这是最光荣的,要是离开毛泽东思想,问题就愈搞愈糊涂。这个问题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是复杂的,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比我清楚,要总结经验,补救我们走了的弯路,后来居上。
    有几个学校,打架打得很凶,武斗是最坏的事,打架不是好事,在座的都会这样认为吧?你们达成协议很好,要贯彻执行已达成的协议,这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谁也不能压谁,陈伯达讲,克服派性,克服占山为王的思想,也正如周总理说一外造反团、红旗都有错误,你们这两个组织历史我不了解,谁一点错误没有,我们应该突出政治,总结经验
    我们解放军都是工农干部出身,希望你们帮助他们,有小将们的帮助,解放军也不要害怕犯错误,至于解放军有缺点错误,从正面提岀来,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解放军是支左,不支派,由于水平不高,有缺点,你们可以指出来,经验证明,支左八个月,你们给我们大力支援。向革命师生学习,只要你们做得好。军训作用很大,但协作不好也是很麻烦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彼此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复课闹革命搞好
    李付司令员最后讲:革命小将我很熟悉,火气很足,希望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动手、动脚、动拳头,争吵两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坚决不要动拳头要多作自我批评,重大原则问题要讲清楚,争吵骂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不吵架。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
    1967.11.17;中发[67]35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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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泽东十一月十五日
    向毛主席报喜
    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首先,我们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在您的“斗私,批修”的伟大方针指导下,我们北京针织总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这是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厂的又一新的巨大战绩!
    这是您亲于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厂“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您的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
    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心潮滔滔逐浪高,激情满怀喜泪流。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说不尽您海洋深的恩情;千歌万曲,万曲千歌唱不尽对您的无限崇敬。我们千百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千百颗红心凝结成一个共同的祝愿:祝愿毛主席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顶黑风,战恶浪,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给我们带来了您的光辉思想,这大大鼓舞了我们。在"斗私,批修"方针的指引下,我厂又迅速地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终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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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啊,毛主席!回顾我们的战斗道路,哪一步都是您步步指引,在那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闯过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今天终于把我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统统夺回来了!从此我们针织总厂一定要成为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北京针织总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您的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欢庆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刻,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誓做拥军的模范,誓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首都的工人阶级任重道远,但是我们有百倍信心在您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一定要把北京针织总厂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您光辉思想的最红最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厂,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让我们再次祝愿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主席指示我们组织支工部队,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风世面,接受考验,进行锻炼。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感情,抱着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支工任务的决心,于六月
    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市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现将针织总厂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向主席汇报
    北京市针织总厂,一九五二年筹建,五三年投产,逐步扩大,目前有试制漂染、针织、成衣(两个)、经编、动力维修等八个车间和十一个科室。共有职工二千一百八十三人,其中干部二百二十九人(科以上干部五十四人)占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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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百分之十点五。产品主要是汗衫、棉毛衫、绒衣及部分尼龙用品,担负着内销和出口两方面的任务。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万件。
    这个厂十几年来是旧北京市委在纺织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厂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十分尖锐的。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处于发动阶段,厂内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旧市委的黑指示,装出付“关心生产”的样子,拚命地压任务,搞“三查”,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工作组进厂后,又和旧党委串通一气,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正当广大革命群众,受压抑被迫害的时候,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十六条先后公布了,撤走了工作组,造反派又抬起了头,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厂内的走资派一次次的反扑,于今年一月二十日夺了厂内走资派的权。夺权后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革命群众的队伍分裂成“东方红革命委员会”和“红色造反者指挥部”两大派,前者八百多人,后者一千二百多人。分歧的焦点就是对总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看法不同。从此,“内战”开始了,发生多次小的武斗,矛盾越来越深,派性越来越强烈,对立情绪越来越大。不仅在厂内各自发展势力,企图瓦解和压垮对方而且还同北京市和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拉关系,寻求支持。由于山头的形成,忙于“内战”,而放松了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本厂内走资派的大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生产秩序混乱,产品质量下降。背离了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
    就在这个时候,支工部队进厂了。进厂后的工作是坚决遵照主席在我们临行前做的三点指示进行的。
    主席指示我们
    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遵照主席的指示,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大张旗鼓地推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广大革命群众引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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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学习内容,根据运动中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和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别。在两大派尖锐对立的时候,组织群众组织的头头和职工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六条”和“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等有关文章。使革命群众分清敌我,把两大派组织严重对立的情绪,引导到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身上,集中目标,集中火力,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通过联合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忆苦思甜会,大大提高了革命职工的觉悟,初步地使两派组织向起靠拢。
    大力宣传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伟大号召,促进了两大派革命的大联合。主席的伟大号召,完全说出了广大革命群众丶里的话。有的工人说:“前一时期,我们可为难罗!不参加会吧,怕人家说你两面派’、‘软骨头’;参加吧,又是发展派性。”有的工人说:“我早就想过,毛主席早晚会下一个命令,让我们联合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响应主席的号召,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倡议书、决心书很快贴满全厂。两派组织的头头也表示: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联合不讲条件,不争席位,不争名额。在群众促头头,头头带群众的大好形势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于九月十九日双方敲锣打鼓按车间、科室、班组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两派头头,并以斗私心,破派性,互相协商,彼此谦让的精神,顺利地组成了本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领导班子。
    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战斗号令后,军管会又组织“联委会”的同志反复学习,彻底搞臭派性,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派性的错误。有的说:“我的私字不是一闪念,而是一大筐,这次斗私连筐底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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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还要把筐砸烂。”有的说:“这一次我们决心全盘端,把底都掏出来。”他们的口号是:通过“斗私,批修”,“要斗出友谊,斗出团结,斗出今后的大方向来。”头头思想通了,又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狠亮,狠斗,狠批”。他们说头头带头搬山头,带动群众平山头。”会上,两派头头,团结融洽,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把过去想整垮对方的种种活动,和盘托出。有的不仅亮了思想,而且还当场交出了准备武斗特制的皮鞭、皮带等。到会群众,情绪高昂,一致反映这个会开得好。工人们说:这个讲用会是咱厂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会,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开办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扫除思想障碍,为解放干部,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解放干部,要做好干部、造反派头头、群众三个方面的工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思想。大多数干部都有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不愿当干部,怕挨整。有些造反派头头和革命群众,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想。也有人顾虑,干部结合进来,给小鞋穿,受打击报复。还有的人,认为解放干部,岂不是“鸡还是鸡,凤还是凤吗?!”针对这些活思想,组织他们反复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并分别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五篇”及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经过学习和火线交锋(面对面揭发批判走资派),火线亮相(在群众大会上检查),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有转变,能站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待运动,对待自己的问题。原副厂长张成明、程育才,在运动中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群众斗争多次,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张成明最初还拒绝参加学习,并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当干部了,还动员他的儿子,千万别当干部,以免落个象他这样的“下场”。后来抱着挨整的思想到了学习班,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和个别帮助,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当前的大好形势,再要求到群众中去检査。在全厂大会上,张、程两人勇敢地亮出了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沉痛地检査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万分地感谢毛主席,感谢革命群众挽救了他们。会后,他们两个又肩扛“斗私,批修”的语录牌,到车间、工人宿舍去征求意见,听取批评。经过“亮相”,群众一致认为他们的检査中肯、深刻,说出了心里话。因此,在十一月十一日,仝厂选举革命委员会时,他们已被选进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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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是最热爱主席的,是最听主席的话的,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干。充分证明了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主席指示我们
    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遵照主席的指示,我们详细地了解了两派组织形成的经过。他们在夺权前都是向走资派斗争和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肩战斗的战友。夺权后,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因此,我们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什么是“左”?我们认为,凡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和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我们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耐心帮助,引导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提高觉悟,认识错误,自己教育自己。
    这样做,并不是那么顺利,也是经过斗争的。他们说军管会“和稀泥”,用调人、扣工资、压对方等等办法,给军管会出难题,迫使你表态。这样不成,又同北京市的一些群众组织挂钩,由他们出面要我们表示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管会内部也有些意见分歧,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后经再次学习主席的上述指示,才统一了思想。大家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不能有丝亳的动摇。根据这个厂的具体情况,如果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势必引起群众组织之间更加对立,给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事实证明,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极为英明的。由于两派之间的对立,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由于军管会对他们的态度是平等对待,对军管会尽管在当时某些问题上“不满意”,但没有对立情绪,这是他们能够比较快、比较顺利的完成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一个带有关键性的原因。正如两派头头说的那样:“过去我们说,军管会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组织在一起学习,一起硏究生产,是捏合,是凑合,旗帜不鲜明。”“现在我们说,我们能够这样快、这样顺利,这样彻底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全是军管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帮助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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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示我们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支工”是一项新的工作,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斗争尖锐,而我们又缺乏群众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进厂之初,支工人员有很多思想顾虑。主要的有三怕怕站错了队,影响我军荣誉,对不起毛主席;二怕犯错误,回部队不好交代怕说错了话,被人抓辫子。因为思想没解决,工作就不大胆,缺乏“闯”劲缺乏积极负责的精神。
    为了搞好支工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就必须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扫除思想障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作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建立阶级感情。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主动找一些革命群众代表,听取批评,拜访对我们有意见的革命群众,同他们交心。利用休息和节假日时间走访职工和职工家属。这样,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学习了很多东西。医疗小组几个月来,为职工家属看病近两千人次
    有个工人的母亲,已经穿上了寿衣,生命垂危,经过及时治疗,抢救过来全家感动的流泪。有七个聋哑小孩,经过治疗,均见效果,其中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徐建初,经过多次治疗,已经能够讲话,现在已经能够背诵“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段了。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密切了军民关系,而且向工人同志学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学习了工人同志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度的阶级觉悟,老老实实的态度,朴朴素素的作风,万分热爱主席,热爱党的思想。进一步体会到主席指示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意义。
    主席教导我们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针织总厂的情况,完全证实了主席的英明论断。全厂职工的精神面貌,焕然新,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革命新气象。处处是主席语录,处处是主席挂象,大学大用主席著作形成高潮。一位六十二岁的老工人,和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妈妈,都能背诵“老三篇”。不少干部、工人能够熟背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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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作的重要指示。职工之间逐步消除了派性隔阂,团结融洽,干劲很大。中层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已经解放,心情舒畅,满怀信心。“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善
    随着精神面貌的改变,生产迅速上升。从上到下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劳动纪律加强,出勤率增高,操作技术得到改进,仝年生产定额为千七百万件,目前已经完成一千四百一十九万件,占全年总指标的百分之八十
    五点五,看来,将会大大超产。漂染车间日产量过去一般是三十多锅,现在已达
    四十三锅以上。成衣车间一个班过去日产一般是六千六百件,现在达到八千八百多件,超产达百分之三十二以上。针织车间,原有八台棉毛机车长期停工,最近已经修理安装,投入生产。技术革新已经试验成功十五项,其中经编车间生产尼龙花边的新技术,打破了国内长期不能生产的难关。广大职工,情绪高涨,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人人争当革命的闯劲,生产的先锋,为工人阶级争气,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人民立新功。”
    总的看来,针织总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经过曲折和反复,虽然我们工作中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但是由于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由于全厂广大职工紧跟主席的战略部署,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
    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遵照主席的指示,我们要进一步抓好支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既要看到成绩,又要预料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反复。只要我们坚决的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继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前我们主要是把革命的“三结合”,班子的巩固工作做好。继续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结合本厂的情况,把中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建厂方针、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彻底批垮,批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提岀革命化的建厂措施。大力发掘潜力,搞好精兵简政,研究扩大生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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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重要的还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办好干部和工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大力开展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这个厂子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以上汇报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不知对不对?请主席指示谨祝
    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时间:晚。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等。
    (当煤矿工人谈到,有些人只拿工资不工作时)
    江青同志讲:不下矿还拿工资?不劳而食的还拿工资?还是工人阶级?康生:煤矿的问题,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是思想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关键问题是革命。(伯达:要“斗私、批修”)你们那里有国民党反动派怎么办?也着着他们?
    伯达:不劳而食是剥削阶级
    (当首长问起厂矿脱产干部的情况时,个工人回答:只有段长和支书脱产。)江青:段长支书都脱产了吗?啊呀!段长和支书都脱产了!还没有恢复你们原来的产量吗?
    工人答:没有恢复,江青:噢!
    (当一厂矿工人分析了厂矿工人的工资情况,并讲到了一月份工人目前生积极性不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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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解放前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对煤矿工人惨无人道。现在煤矿最低每人每天两元多,一月就60多元,生病受伤国家还有补助,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好好想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想这一点就忘本了。你们工人应该很好地忆苫思甜,旧社会的矿工惨极了,而你们现在有人养了不劳动。(伯达:不劳动不得食。)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把本单位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否则还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坏人
    (当工人汇报到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时)姚文元:这些东西是不是苏修的?工人答:完全是照搬苏修的。谢副总理:应该很好地斗私批修。(长沟峪煤矿汇报情况)
    伯达:工厂都是配套的,都是按比例发展的,煤矿是很重要的,没有煤发电、冬天取暖都成问题,煤炭工业部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斗批改搞那些反革命,搞那些破坏大联合的家伙。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以后再谈,请江青同志讲一讲
    江青: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好讲的,要继续再听几次,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白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康生:下次谈时请同志们准备一下,恢复党组织生活问题要座谈一下。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京棉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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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人大”牛鬼蛇神够抓的了,叛徒、特务一大堆还到外边去?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伯达:搞好木单位的斗批改吧(完)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谢富治、周总理、康生出席了座谈会〗
    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这两天座谈会,听得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群众,就无所作为。好多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特别是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那里来的。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们在这儿和工人同志座谈过,总的我觉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势,听大家讲的是一片大好,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般地办了三期,有一个厂(铁路大厂)办了十一期。办了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武裝了自己的头脑,这样整个形势很快就好转了。有许多工厂增了产,很好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一些单位由于武斗,生产受到影响,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渐恢复了;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不好,那是很少数的。象刚才这位女同志讲的第一机床厂,他们那里经过一个反复,这是比较少的。另外,京西煤矿,大概只有门头沟一个矿是比较差的。(康老:那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那个地方比较差,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康老讲的,是个政治问题。因为那种老厂、老矿,有国民党、会道门,等等。不过,这是在一片大好形势里头,极个别的。还有的个别地方形势不好,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作怪。第一机床厂和另外一个厂的同志,都讲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采用种种的方式来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来说,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要向它作斗争。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要勇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木。象煤矿工人,在旧社会是很惨的,旧社会的煤矿惨无人道。现在煤矿工人最低的工资每天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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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生了病,受了伤,还由国家负担着。有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不上班,不干活,还要拿工资,有一点小病就不干工作,这就是忘本了。还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掌了权后,脱离了群众。所以要斗私、批修,要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还有人不仅不干活,不上班。而且还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更是绝对不容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和这种人作斗争
    刚才我听到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就比较保守了。我想,年龄不应该是保守的原因。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所以,年龄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三十多岁还是青年人。我到现在还不服老。我不是说我人不老,而是说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是很年轻的,我跟同志们在一块,觉得更年轻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轻了在这大好形势里头,我听来听去,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不太好的第机床厂,发生反复是因为没有绎过军管,他们现在要求军管,我们准备同意。军队“三支”“两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由宣传队、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最近又都开办了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因此,使得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们在会上发言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学生、中学生都应该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谢富治同志:讲得对!讲得对!周总理:对!)(群众热烈鼓掌,学生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很对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势。我们建议,红卫兵小将不要干涉工厂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们发言里,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是值得学习的。就是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梵,那么,目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不清楚了。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同志们都可以回去再讨论,讨论了可以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有个单位已拿出个大致的意见来了。)北京市运输公司修配厂的同志讲的关于整党的那份材料,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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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铁路大厂的同志讲的那个“三开”,就是日本时代吃得开,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时代吃得开,可他还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事情是很怪的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这里头的人,对一般的当然可以教育,但对它的骨干分子,特别是有现行活动的,我觉得应该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当然要由群众监督改造,由群众来处理,不是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一整党,一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结合,一搞斗、批、改,就会涉及到人的问题
    关于斗、批、改,要从工厂的基层单位搞起。人浮于事,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员太多,参加生产的人少,这个情况不允许再存在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层的工厂、企业一改好,一两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简也得精简,不改也得改。同志们在改的方面也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希望同志们继续试验、创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
    我就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根据记录整理)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同志。被接见的高校有清华、北大、地质、师大、北航、农大、林院等。首先汇报了三个多小时,然后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
    祝同志们好,我……学了不少东西。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脱离群众就无所作为。许多新的创造新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的,特别是从你们革命造反派中来的,总之你们的精神面貌与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形势,我听了一片大好,表现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各单位都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厂办了几期。你们的发言是很有水平的,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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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脑,所以形势大好。许多单位生产都是增加的,有的厂由于斗争生产影响了,现在也恢复了。有的单位在前阶段生产受了一些影响,现在开始恢复。当然有的单位不好,象刚才第一机床厂汇报的是少的,因为有反复。煤矿方面就是门头沟较差,不好的原因很多,恐怕就是个政治问题。如康老讲的,老厂里复杂,有特务等等。这是一片大好形势下个别的,这个别不好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作怪,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用各种思潮来腐蚀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大家知道,建党,刚才听到说,三十岁以上的党员保的多,年龄不是保的原因,主席七十多岁了,还是革命造反派的伟大领袖,保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个人是不服老的,不是年纪不老,是我的精神状态不老,特别是与你们在一起我这个人更显得年青了
    军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军管,我们是同意的,“三支两军”起了很大作用,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很讲道理,大学生应该向工人学习,为什么大家不呼口号?(众呼:向工人同志学习)
    此外,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岀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不突岀不搞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是不行的,这一点回去好好搞一下。新华印刷厂讲得很好,就是建党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
    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
    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
    康生同志
    我同意江青同志讲话,工人起来了。毛主席说在去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只有学生群众运动,现在工人运动起来了。到今年一月份,有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过去主要是文化革命方面的内容,到工人起来后,还有一部分农民起来了,这样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无产阶级的大运动
    大家讲,形势大好,运动发展到今天,毛主席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要恢复整顿党组织也可以开始了。形势大好,两次座谈会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论点是正确的,恢复党组织,整顿党组织。有些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汽车修配厂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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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材料,希望同志们整理好经验,九大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恢复整顿党组织,甚至重建党,这样一件大事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整顿恢复党组织,在发展中恢复党组织不是简单的恢复。从同志们座谈可看出同志们所关心的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毛主席和广大党员,无阶级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这是第一。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这要讨论,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恢复党组织也好,整顿党组织也好,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
    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是造反派头头不吸收入党常常会发生矛盾,什么人可以接收,什么人不可以接受,要讨论,什么人要清除也要讨论。清除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有不起作用的,暮气沉沉的还不如群众的怎么能当党员,应该劝他们退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不是这样做,党怎么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
    五、领导关系问题,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领导班子不好搞,发生问题,影响文化大革命三结合等等,这也要讨论。
    恢复了干什么?有人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
    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要讨论,总之,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关于共青团问题: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木没有,主张恢复团。这是个问题,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陈伯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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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北京有一百万工人,产业工人只有七十万,大学生十三万,大中学生共四十多万人,比工人少得多,工人阶级应起作用大,这不是一个数值问题,在大革命中工人阶级一个人可起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作用,可是过去一些大学生到工人中搞两大派,把两大派强加给工人身上,工人应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左右北京文化大革命形势。
    江青同志:斗批改也要左右,应从工人基层生产单位搞起,机关脱产人员多,生产人员少,不允许再存在了。改要左右。
    陈伯达同志:行政机关要精兵简政江青同志:部、口也要改。
    陈伯达同志:从现在就可改了,有些人现在不工作,不劳动的可以不给他们饭吃,告诉他们不劳者不得食。他们逛大街,工人阶级应当起监督作用,要这样
    (1)要认真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曲解、歪曲。(2)执行主席指示,不管是那个工厂,都要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落实,有派的要两派一起商量,学习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有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好好学习,认真讨论,见之于行动。(3)向抓革命促生产先进单位学习,向他们学习长处,不管大厂小厂。
    周总理:同志们开了两天座谈会,听了好多好的经验,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但是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与工人接触少,你们搞的好这主要是你们的,主要学校还未成立革委会。在初期冲一下搞得好,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谢副总理:打架的还没有来呢,下次把他们请来
    周总理:我讲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革命所以搞得好,是因为他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学习班,制止武斗,封存武器,并见之于行动,有了这个基础,大联合、三结合木单位斗批改也就好办了。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正如康老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领导作用,不仅一月革命,现在的运动也要带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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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这样讲的就有起色,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谢副总理:首先好好传达,组织学习,学好毛主席著作。陈伯达: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在工人同志汇报过程中,中央首长作了十分重要的插话
    二七车辆厂徐锴:什么叫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康老:就是看他向群众检査不检査,交待不交待。群众谅解不谅解,通过不通过。
    (当汇报到有些党员平时运动不来,恢复党组织进就来了)
    江青:革命的时候不革命,恢复党组织时来了,这样的党员要他干什么?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富治戚本禹在京西煤矿的讲话〖时间:11.28日晚8时,地点:门头沟煤矿。〗
    谢:木矿(木城涧煤矿)有坏人有群众抓,门(头沟煤)矿黑手不抓生搞不好。
    戚:要一分为二,要看到自己缺点
    谢:假如人家都起来了,你们就不是尖子了。我家还没生暖气,我穿这么多衣服,穿两件棉袄,办公室也没有暖气,江青同志请戚本禹来是为了北京市取暖问题,搞夺煤大战很好,不要放卫星。军管会同志是好同志。
    戚:对改革官僚机构有什么想法?对成立革委会有何想法?怎样改革煤炭部机构,青海文件传达没有?(答:不知道。)九大怎么开?党员讨论没有?吸收新党员现在要着手工作。先进工人,先进农民要吸收。
    谢:戚本禹讲话很重要,不起作用的不能当党员。(代表汇报以前他们入党时要送东西时)送东西入党是国民党作风。请戚本禹同志作重要指示。
    戚:必须按毛主席革命路线搞斗批改,要搞彻底,要抓活思想,迟到早退都不行。好人好事要表扬,要鼓劢,煤炭是工业的粮食,铁路、冶金都要煤,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给你们待遇不少了。吃的是农民种的,工资、布匹是人民给的,上班两小时就走是对不起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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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工人争取八小时,不知付出多少代价,个人主义,你的也是我的,必须反对。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天溜溜达达不干工作,就如鸿毛,不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群众要拍手要笑,每天养鱼,做烟斗是可耻的,猴子不劳动也不会变成人。忘记劳动就是忘本。不做损人利已的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活着重于泰山,死后也重于泰山。
    谢:戚本禹讲话很重要,要很好学习,老三篇也要好好学。木矿主要是自我批评。搞大批判斗批改,地富反坏右要揪出来,特别是门矿不要与外单位联系要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如何要把煤搞上去,不搞派性,增加煤炭第一线力量,向先进企业学习,要听毛主席话,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
    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
    六”的指示
    谢富治说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央十一月二十六号接见了工代会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还要整理出一份记录,送给主席看,然后发给大家,认真地进行学习。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了,现在提出要进行整党,准备九大的召开,有的单位文化革命还没有走上轨道,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实现。还有打内战的。当然打内战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那就没有办法学习了,没办法抓了,革命的领导人也不能够很好地提高了。不但不能够提高,个别的少数的人也就倒下去了,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的领导同志和我,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革命派的领导人不但今天,永远地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永远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永远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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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有的人原来造反,现在不能够参加我们的会,工人中就有洪振海,还有三四个人,学校里边就陈荣金。他现在已经在坐班房了,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读毛主席的书,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嘛!中央都是爱护你们的,但是,是否只有陈荣金一个呢?我一直都向你们讲:“不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讲过多少次,但总是不听,他(指陈荣金)还要批判康生同志,在座的人中是否也有参与的呢?在座的就有在陈荣金,写大字报的时候就有人帮他看了,不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人,就是把矛头对准内部,打架,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点不知道我说了多少次,做事情也不调査,讲了就有人支持,比如郑公盾你们知他是什么人吗?但是公然有人去支持他,他父亲(郑公盾的父亲)亲自批杀了我们一千多人。我们希望所有革委会的同志都不要犯大错误,犯了小错误犯了就改,但是一定不能犯大错误,中央,而且还是江青同志说的,不要开秘密会,但是他偏偏要开,这是中央文革讲的,不是我讲的。我希望参加革委会的全体同志都能够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定要紧跟伟大战略部署,不要听小道的消息。革命总是要淘汰一些人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次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人被淘汰,这样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利,毛主席说话都不听了,或者是表面听,实际上并没有听,希望所有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都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够做违背大方向的事情,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内战,造谣,挑拨离间,这些事都干不得,我们要讲诚实,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讲革命的诚实,有什么缺点错误都可以当面提出意见,写信,讲都可以。比如对我,都可以提意见,而且欢迎提,但是不能够乱搞
    陈荣金第一次在市里夺权的时候,犯了许多错误,硬是把他保下来了。后来又夺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权,伯达同志和我都批评了他,他又还进行了什么,在站搞活动,又写大字报,攻击康生同志。听说他写大字报还有人支持,还有人去看他,总是有人在底下跟他一块议论哪!当然我们就不扯那么多了,这样做最少也是在下面乱说乱扯,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不希望有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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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垮下去了。但是不听话那也没有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听中央的话,不能够两面派,当面听,背后不听。
    我们都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不是有些造反派的头头说是要加入共产党吗?够不够条件。这个还要看。仅仅造了个反就够了?那还是不行的。够不够条件入党还要用毛主席教导的接班人五条来看。当然有缺点或者不够的地方克服了,纠正了那就够了。不能够派性一来,就不讲真理,当然也要看后边是不是有人支持,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很好地做到诚实,要讲革命的诚实
    (吴德插话:陈荣金在天津支持政法公社那也是错误的)。
    要建党,首先就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建党的问题上一条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一条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建党路线,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好地进行批判和揭露。在工厂中恢复党的活动,他们提到建党首先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水平很高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现在也有一个四十六年的问题,都要很好地进行批判。准备三五天或者一个礼拜,中央会发一个新的指示。关于建党这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中央现在集中了各地的意见,准备在这方面作一些具体指示,当然也不会太具体了,因为太具体也是不能做到的。比如象你们说的造反派头头不是党员能不能领导党的组织恢复,当然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但是在规定上不一定会有
    党的生活可以恢复,但不是恢复原来的样子。要搞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革命性强、生气勃勃的组织。不能象过去一样,一个人说了算,支部弄得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的。党的生活恢复以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马上行使领导。等到吸收一些造反派参加党以后,才能起领导作用。它和革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不能领导革委会,只是教育党员,起辅助革委会的作用。党员犯错的要检讨。
    对党员有三种情况: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在过渡时期挂着,不是活挂,是死挂。)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领导工作。(活挂:历史弄不清楚的,暂时不让过组织生活,弄清楚了,就可以过了,但有问题的,就死挂了。)不起作用的党员,不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连一个群众都不如,不够条件的,要劝说出党,可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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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党的生活,可以先成立临时支部。这个临时支部还是由党內左派来领导,支部里革命左派一定要占优势。然后再发展党员,对这
    年来表现比较好的
    是工农出身的;其他不是工农出身的,但表现特别好的,要吸收到党内来,可以由革委会中党的核心领导或军管会审査批准。发展党员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交群众讨论通过。
    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众:看到了。
    谢:看到了
    陈: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陈:还有一件事情,我和谢富治同志有个伟大的任务,什么叫伟大的任务呢,就是要见见清华附中老红卫兵。
    谢:现在他们不赞成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所以我们就要来向他们请教。(众:向中央首长学习,听毛主席话!)是红卫兵又是老红卫兵,当然他们的意见是伟大的罗!(笑)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听懂吗?我们要做他们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听说他们到很多学校去串联,说复课闹革命是复旧,是改良主义。(众:笑)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有的学校很不平安,所以我们就来向他们请教,当他们的学生。(众:笑)在座有哪些是老红卫兵的?请他们站起来我们看看。噢,你也是老红卫兵,我们就拜你们做先生啦。你们老红卫兵啊,是红卫兵,又是老兵,老红卫兵就是老的红卫兵。我是幼稚的,我的程度跟小孩子差不多,我要向老红卫兵请教众: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中央首长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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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谢富治同志和我的意见,认为你们的学校,还是应该执行中共中央的通知,复课闹革命。(众:欢呼)还是要按照去年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十六条,执行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学校要不要复课,是你们学校自己的事情。(众:要复课闹革命)你们要复课闹革命,对了!你们就不要去串联,去冲人家,人家自己也教育自己嘛!自己管理自己嘛,自己解放自己嘛!
    谢: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人家也是自己解放自己,那就不要去干涉别的学校复课闹革命。(众:对!)
    陈:我听说我这些老生们,老红卫兵们(笑)到处去冲,去冲人家欢喜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并且联络了一些学校,我觉得这个做法,值得考虑。如果没有这样做就很好。如果做了改了就行了。(众:对!)如果没有也就行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各单位都搞斗、批、改,各单位都搞革命的大批判,自己搞教育自己,不要包办代替(鼓掌)我的老师,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问你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话告诉我们,指点指点我们很欢迎。有的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一定要包办代替,也可以说几句自己的意见嘛,我是要当学生的要请教的。有意见吗?我的老师们,老先生们,老红卫兵们,请你们帮助帮助我们一下吧!教育教育我们一下吧!指点指点我们一下吧!(鼓掌)谢:那我们就散会了!散会了
    陈:今天不讲啊!可以写信,今天讲不完,讲不完可以写信送给谢富治同志。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主席特
    别谦虚,不同意这样做。中央决定,以后用那样的活,李文忠和英雄四排那样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大概从昨天开始报纸上就没有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说了,主席也特别不同意祝寿,总理打电话给革命委员会,要贯彻两条,第一条不要到中南海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条,不要在街上贴大标语,主席讲以后不要题字了,关于毛主席塑象的问题,还是按毛主席的那个批示去做,希望不要建造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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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建立要按中央批准才行,街上画的宣传画,标语画,有的极其不严肃,画得很不象样,以后经中央批准后才可画,革委会要统一规定的。
    二、北京形势。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有少数单位,主要是大学,个别工厂和中学,他们不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革命的三结合不搞斗批改,就是搞派性,互相整。我们毛主席说了话要算数,否则不行,两派争论有的这方面理多一些,有的那一方面理少一些,有的在这个问题上理多一些,有的在那个问题上理少些,有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理多一些,有的在那一段理少一些,各派主要是做自我批评解决矛盾,江青同志11.12的讲话以后,在文艺界里抓出了许多坏人,抓出了许多叛徒、地主、富农、反革命,现在人大抓有好多特务,抓了一屋子,那些坏人成了结合的对象,因为有了派性就保护坏人,新疆红二司是造反派组织,可是把大叛徒、大特务武光保护起来了,Ⅹ×厂有个组织闹得很厉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大联合,这三个矛头都是错误的。那就是不行,我们革委会全体委员要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付统帅,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中央文革,对毛主席的司令部要象眼珠一样的爱护它,不能损害它,要反对它就是犯罪,就是犯法,我要再说一遍,我们要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人污蔑、造谣、中伤攻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犯罪行为,对于毛主席、对于林付主席,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的一切指示,要坚决照办,不许违犯,一个字一句话也不许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不少人不是不执行的问题,而是造谣造到毛主席林付主席那里去了,这是犯罪,还有一股暗流,在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分裂中央,还有竟然损害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最好学生江青同志那里去了,却没有人抵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彭真就是反对毛主席,如果说我们革命委员会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话,那么我们革命委员会就是不革命的,过去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算了,以后再要遇到这种事情,所有委员都要和它斗争
    还有就是不要武斗不要打架,在座的好多学校有的搞的就是不好,凡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要支持,有缺点可以在内部建议,帮助批评,成立革委会是不容易的,不要散伙,也不要搞垮它,搞垮了就违反大方向,这包括北大的校文革,没有建立革委会的要建立革委会,当然先决条件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凡是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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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要支持,不要支持派性,现在各大组织大部分是造反派,我们要通过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主要是实行自我批评。可是有不但不联合的,反而搞武斗这是不行的,在北京不听毛主席的话那是不行的,师大造反团要把革委会搞垮的话,那就是方向的错误,但是(对谭厚兰)你们革委会要宽大一些,要帮助、批评联合他们,
    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这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四一四”,“四一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四一四”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四一四”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要以“四一四”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红代会现在没人管了,红代会要搞好,原来在红代会工作的人员要去,要搞好。现在有很多谣言,卫戍区怎么的不抓!不抓不行!还有上海有件事情做得很好,群众专政的问题专得很好,这方面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要学习,在北京搞非法活动的要统统抓起来,坚决不准打人有的地方活活把人打死了,私设公堂是犯法的,四十年前我们就废除了肉刑,主席就讲反对肉刑,刑讯、逼供、要调査研究,外语学院“616”刘令凯是坏人,造反团也有坏人,红旗大队你们没有坏人吗?我不记得,联合起来是唯一的办法,造反团不能说是“五·一六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第一个问题。中央正在考虑对大学成立革委会的和没成立革委会的学校要派解放军
    (当有人揭露有坏人怎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在谈的时候引用了好多敌人的话)我们在揭露坏人的时候不要有意无意的产生坏作用,产生付作用,不能放毒,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能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揭露坏人的时候,不准放毒,不要有意无意地经常重复敌人的话,起付作用,甚至有些地方把坏人的话登报,实际上是帮助敌人做宣传,还有个抓坏人不要扩大化,有少数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对准中央文革,这我讲过好多次,其次他们挑拨离间,学校中有少数黑干子弟,黑帮子弟,他们很坏,在散布流言蜚语,要管好,黑帮子弟,要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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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反映黑帮子弟做了一个战斗队的头),黑帮子弟就没有资格做造反派的头,你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算什么造反派哪!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热爱,对那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憎恨,要斗争么!
    (清华反映学校有一股反谢副总理、反戚本禹的暗流)反对我没关系,反对戚本禹同志不行么!戚本禹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戚本禹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谈到清华“四一四”坏头头陈楚三反中央文革,反林付主席时,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时)谢副总理说:反对我没关系么!让黄政委来处理,黄作珍同志把他留下!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严禁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1967.12.16;市革发[67]123号
    各区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各厂矿企业、学校:
    中央指示:“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重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指示,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今后,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
    据査:目前仍有一些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非法编印毛主席未发表的文章讲话、文件、诗词,用多种名目,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大量贩卖。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是无视中央指示,严重违犯法纪的行为。对这种非法活动,必须坚决彻査,严格制止
    由市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负责,会同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立即组织清査小组,具体负责清査非法编印的单位、群众组织、印数以及发售的情况。
    二、对于已经印出来发售和正在编印的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文件、批示、诗词,应立即查封,等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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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已经发售的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文件、诗词等,编印单位要想办法追回,上交清查小组。
    四、对于有投机倒把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查眀情况后,对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处。
    五、今后,任何单位,组织和个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均不得擅自编印出版、发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和诗词。违者一律彻查法办。
    以上各项,希坚决贯彻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
    1967.12.22;中发[67]401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现将《北京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转发给你们,请参考。对于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问题,你们有什么经验和意见,请告诉我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
    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在仝校二至六年级的二十八个教学班中建立了少年革命组线
    红小兵团。
    在教育革命的高潮中,香厂路小学在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和旧教学方法的同时,狠狠批判了刘邓组织路线在旧少先队中的流毒。他们认为,原来的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全民性的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他们提岀在小学取消原来的少先队,重新建立一支具有革命性、战斗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少年儿童组织,即红小兵团。
    筹建红小兵团的工作开始于十一月初,原来学生中曾经有十几个小的战斗组织,复课后他们自动解散回到原来的班里去。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学校革委会决定在学生中成立红小兵团。他们首先在六年级三个班搞试点,然后在全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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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为单位,分别成立了红小兵连(下设排、班),全校组成红小兵团。红小兵团总勤务组由十二名红小兵代表组成,在学校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目前,全校二至六年级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六百多人参加了红小兵
    红小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参观毛主席摄影展览,对红小兵进行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以后又以班、排为单位,多次组织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组织路线的专题批判。十二月一日,他们还召开了全校性的“红小兵团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会上,红小兵准备了七十多篇发言稿,有十多名红小兵在大会上发言。许多红小兵自己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英雄模范的光荣事迹。一些高年级的红小兵还主动到低年级进行辅导,帮助小同学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自己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革命文艺节目,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寿辰。最近,全校高年级班长以上的红小兵干部集中进行了“斗私,批修”的学习。并多次召开讲用会,大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体会。负责军训的解放军同志还经常向红小兵宣传部队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狠抓红小兵的思想革命化
    昋厂路学校革命委员会和驻校的解放军同志认为,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广大红小兵感到自己入伍了,自觉地向解放军学习,主动关心集体,为大家做好事;也进一步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同时,以红小兵各级组织开展“斗私,批修”及、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能够发挥红小兵在小学学生中的骨干核心作用。
    附
    香厂路小学红小兵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用)
    红小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红小兵要永远忠于
    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
    、红小兵的最高统帅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红小兵的最高行动纲领。每个红小兵都必须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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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红小兵要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现阶段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做教育革命的闯将。
    红小兵的战斗任务是:坚决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大力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大破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斗私批修,努力促进思想革命化,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五、红小兵的战斗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六、红小兵必须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
    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卫人民利益,保护国家财产。
    七、红小兵组织必须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红小兵必须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红小兵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校成立红小兵团,按年级成立红小兵连,各教学班成立红小兵排,排下分班。
    (原单位反映,这个条例提出的时间比较久了,有些需要修改。)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谈修改党纲党章修改党纲、党章,注意以下事情:
    1、要修改好党纲、党章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建党著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不可能写好党纲、党章,既然要修改党纲、党章,可以借这股东风推动学毛著。这是第一件事。凡是修改党纲、党章,不认真读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著作,就不可能学好,在那个小组里的人恐怕也要参考马、列的建党著作,但主要的是主席的,还可以参考其他一些方面的。
    2、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批判刘、邓、陶反面建党路线,特别是刘修建党路线,从反面的批判中,可以提供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纲、党章,借这个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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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批判刘邓建党路线,这是第二。就是与大批判,斗、批、改,大学毛著,办学习班结合。
    3、既要广泛的、群众性的搞,又要有少数人加工相结合,主要是发动群众,掀起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但必须有一个小组加工,要集中毛泽东思想觉悟高的、写作水平高的七、八个人,由广大群众提意见,你去收集写嘛。
    4、要和当前的中央指示,整顿、恢复、重建党纲、党章工作结合。所以这件事不要把它孤立去办,跟文革结合起来,跟学校的教育革命也没矛盾,也是致的。(交稿1月20日),你总还要提前十天、八天交来,要连夜开会,同时也调一百个解放军与各校联系,交换意见,北京所有单位都要搞,还要有一部分人看这部分材料,那怕有一条、两条也要选,选的人还要有一点马列水平。这事是中央开会了,我参加了,这是主席叫办的。主席指示,要各地都要按上海的办法办。这是最高指示。
    再谈一谈关于党章的问题。肯定要修改。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都很好地写到我们的党章中来。过去党章写得很差,几乎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要做为党章很重要的部分。党员的纪律,过去在党章中也谈到了,但是很少谈党员的革命性。党章上写了党的纪律性、科学性,但是革命性写得很不够。这一次,毛泽东思想,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作为根本的纲领。要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路线的斗争都要写在党章中。
    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
    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8341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帮助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这个厂里已成“过街老鼠”,稍一露头就人人喊打。革命职工紧密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仝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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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搞派性,就是搞个人主义。”“派性的老根是资产阶级‘私’字闹派性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
    北京针织总厂的同志们这几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它把派性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
    要打倒派性,就非斗私不可,就非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臭不可。
    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抵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保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大大大
    新华社十五日讯首都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报道: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帮助全厂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狠打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这个厂里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稍一露头就人人喊打。广大革命职工摆脱了派性的影响,自觉地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处理问题。这对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引导革命群众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划清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派性斗争的界限,剥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画皮。
    北京针织总厂原来的“红色造反者”和“东方红”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对于厂里的运动有某些不同的看法,有的本属正常的意见分歧。但是,双方在争论当中,有的人乱扣帽子,无限上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想把对方搞垮。这就陷入了派性斗竽的泥坑。当时,有的人却说这“坚持原则”,是“革命行动”,以致“内战”越打越凶,一度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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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进厂以后,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积极引导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破除派性,增强党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支左人员组织双方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导他们分析厂里存在的矛盾,认清那是敌我矛盾,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大家分清敌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立即在仝厂大力宣传,组织学习,使双方进一步认清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打倒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支左人员又启发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
    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还帮助全厂革命群众,通过学习“老五篇”,以及剖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逐步划清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派性斗争的界限。支左人员还用许多事实教育职工,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派性斗争的危害。大家认识到,派性斗十争和积极的思想斗争完全是两码事。积极的思想斗争,“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而派性斗争却在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有时候还会直接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在广大革命职工的心目中,派性斗争已不是什么崇高的“革命行动”。派性的画皮被剥掉了,派性斗争越来越受到革命职工的反对。
    (二)广泛发动群众,大揭派性的恶果,大摆派性的罪状,打一场围歼派性的“人民战争”,使派性在群众名声扫地,失去“市场”。
    去年九月,全厂按车间、班组、科室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某些群众组织负责人还有争席位、争组长等派性活动,妨碍着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的落实。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遵循毛主席“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导,进一步组织全厂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展开围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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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班前、班后,都学习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大会、小会,都谴责派性,喊打倒派性的口号;广播、标语、墙报一齐向派性进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为破除派性的重要战场
    全厂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开展了一场为派性画像的活动。各车间、班组科室的革命职工,都议论派性的表现,分析派性的实质及其危害,大揭派性的恶果,大摆派性的罪状。后来,支左人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把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十大罪状》,列举了派性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的种种罪恶,如:“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我’为圆心,‘私’字为半径,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牺牲革命原则,不顾革命整体”、“转移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使亲者痛、仇者快”,等等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十大罪状》整理出来以后,张贴全厂,并印发给每个革命职工,再次组织讨论。广大革命职工认清了派性的丑恶面目,大家厌恶派性,憎恨派性,自觉地抵制派性
    (三)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引导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带头亮私斗私,大挖派性的老根,把派性彻底搞臭,从思想上平掉派性的“山头”
    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以后,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立即组织原来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围绕破除派性,进行亮私斗私。这些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老五篇”,认识到:“小团体主义。……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有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搞派性,就是搞个人主义。”“派性严重,就是个人主义严重。”“派性的老根是资产阶级‘私’字,闹派性就是资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
    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在“大联委”的会上,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的教导,狠斗自口闹派性的私心杂念。各自亮出了过去最保密的“作战计划”。有的人检查了在组成“大联委”时争核心、抢席位的错误作法,狠斗了“以我为核心”等错误思想。越斗,越觉得派性可恨;越斗,越觉得“私”字可恶;越斗,越觉得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广大革命群众。后来,他们说:“‘山头’是我们垒起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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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得亲手去平!”“派性是我们灌下去的,我们就得自已去消除!”“大联委”的十五个委员来到全厂革命职工大会上,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争着亮自己的派性斗自己的私心。一些背后策划、暗中布置的派性活动,也把真相亮在群众面前,进行严肃的批判。
    这次大会以后,全厂又掀起了一个斗派性、平“山头”的热潮。广大革命职工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在车间小组会上,自动查派性,斗私心。有些同志还个别找自己的“对头”做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四)把破除派性的斗争,提到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高度,启发群众以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阶级
    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反复地向广大革命职工说明:是不是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关系到能不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大问题,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职工们通过回顾厂里运动发展的情况,也深切地体会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派性发作的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执行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不能紧跟。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无限忠于毛主席,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得自觉地同派性决裂!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令,自觉地放弃了追求派別利益的小算盘。有的人一发现自己做了闹派性的事,马上就去纠正。
    在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前,两派都强调对方要公开检査错误才能联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传达以后,他们遵循毛主席关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的教导,放下具体问题的争论,迅速实现了按车间、班组、科室的革命大联合。在选车间勤务组成员的时候,有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曾经布置要争席位,争组长;后来,认识到不对,又去动员让席位,让组长原来“东方红”里的个别成员,对于木组织某些顾全大局的作法一时不理解,责怪负责人贺根林“右倾”,“当了叛徒”。贺根林听了也不动摇,而是去耐心说服提意见的人。在选举总厂革命委员会前夕,原来人数较多的“红色造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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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邢云有,了解到本组织里有部分同志不愿意选原属“东方红”的某些候选人,就去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杋构。”说服动员他们消除派性,照顾大局。选举结果,十七名候选人全部以超过半数票当选。有的车间让了组长的同志,开始心情有些不舒畅,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已能积极支持原属另一派的同志开展工作。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北京针织总厂的广大革命群众紧密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1968.02.05至1968.05.15)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岀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
    (谢富治68年2月5日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
    当然,抓坏人,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稳、要准、要狠。所谓稳,就是要慎重;所谓准,就是不要弄错了;所谓狠,就是要抓最坏的,不要让坏人跑了。
    (谢富治68年2月5日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
    确有少数坏人、叛徒、特务、自首分子、死不悔改的极少数走资派,刘邓陶彭罗陆杨和他们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已分子,混到我们群众组织中来,在里面操纵、挑拨,这一点我们要提高警惕性,我们应当把这些坏人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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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敌人要稳、准、狠就是要讲政策、讲策略;准就是不要打错了;狠就是要把真正的敌人打倒。
    (谢富治68年2月9日讲话)
    要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打人,不要游街,要做好工作,交代政策,指出出路,要他们赎罪立功,检举坏人时,要防止起付作用,不要在批斗时替坏人散布流毒。
    搞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时,可用检举箱,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求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大字报、检举箱还可以并用,有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或者怕得罪人的,可以在检举箱揭发。
    (谢富治68年5月7日接见清河北毛、绒毯厂的讲话)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清理工作必须正确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制定的政策。文件中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这几个区别一定要掌握好,这一条是很重要的一条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北京市代理人彭真、刘仁是一伙叛徒、特务,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许多单位的坏人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隐藏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搞彻底,必须紧紧结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们的代理人。不要光看着本单位的几个坏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对准被这些家伙包庇下来的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谢富治68年5月15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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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去年九月份讲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目前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见,过了几个月后的时间的形势好多了。不管是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是大好啊!国内,全国已经有十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今天湖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广东、吉林、浙江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去年,特別是新疆搞得厉害,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在目前是推动形势的关键问题,仝国的形势都是这样。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有吉林、辽宁、新疆、广东、湖南、浙江。新疆那么乱,过去武斗那么厉害,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吉林形势也发展得很快,长江两岸原来武斗也很厉害,现在不错嘛。春风已到玉门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的。现在春风已经吹到了新疆,新疆目前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不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春风吹遍全国。
    (注)上面讲话材料摘录自新疆红二司政宣部办公室
    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关于拼死拼活狠抓大联合工作的通知》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编者按:为了配合整顿红卫兵组织工作的胜利开展,现将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发给大家,望各单位革委会、红卫兵兵团负责人,组织讨论学习,及时将广大红卫兵战士的意见反映到中学红代会,以期及时纠正。
    总纲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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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的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它开辟了国际共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了!这是我国青年的伟大首创。红卫兵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卫兵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生力军。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它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最后灭亡的象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欣欣向荣的象征。红卫只运动在全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仝世界革命青少年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坚强组织,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红卫兵要做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于。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红卫兵的最高指导思想,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必须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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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于一切的地位。把学习、执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做为每个红卫兵战士的最高职责。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的得到解放。”
    红卫兵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把支持世界革命人民的解放斗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红卫兵要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而努力奋斗。红卫兵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必须以解放军为榜样,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防止资木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木纲领,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以斗私批修为纲,改造世界观。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红卫兵要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永远艰苦奋斗,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跟着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红卫兵组织条例第一章红卫兵
    第一条:红卫兵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承认红卫兵章程,执行红卫兵代表大会决议,遵守红卫兵纪律,才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红卫兵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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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人、贫下个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其它革命分子)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上表现好的,方可成为红卫兵战士第二条:对红卫兵的要求
    (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最最忠实的战士
    二)发扬敢说、敢想、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兴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
    五)保持革命警惕性,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
    第三条:红卫兵权利
    (一)有权在红卫兵报,红卫兵会议上参加有关红卫兵工作的讨论,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二)红卫兵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坚决抵制
    (四)在红卫兵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定时,可以亲自参加,进行申辩。
    第四条:加入红卫兵的手续
    本人申请,红卫兵基层组织讨论,上报上一级通过,才能被批准为红卫兵第五条:红卫兵由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时,必须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手续
    第六条:红卫兵战士有退出的自由,退出者应向木校红卫兵团声明。退出后就再没有加入红卫兵的权利
    第二章红卫兵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第七条:红卫兵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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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关,由群众民主选举生。必要时可以由上级机关指定。红卫兵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红卫兵下级服从上级,一切服从毛泽东思想。在红卫兵内部广泛实行民主。
    第八条:红卫兵的各级组织机构
    (一)仝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受毛主席、党中央,共青团中央领导。
    二)红卫兵的编制一律按解放军编制。
    (三)红卫兵在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农村组织是共青团。受各级团领导机关领导。
    第九条:红卫兵的各级领导机构
    (一)红卫兵在全国设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卫兵代表大会四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红卫兵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出席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
    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听取和审查批准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讨论和决定全国红卫兵的工作方针和当前的工作任务。
    (2)决定红卫兵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修改红卫兵章程。(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均设红代会
    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红卫兵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县、自治县红卫兵代表大会一年或二年召开一次。出席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各级红卫兵团(红卫兵代表大会)决定。地方各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职权:
    (1)审查和批准各级红卫兵团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本地区的任务
    (3)选举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经上一级红卫兵代表大会批准。
    (三)在大、中学校设红卫兵团
    红卫兵的基层组织是红卫兵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实现红卫兵任务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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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红卫兵的基层组织和主要任务
    (一)把领导红卫兵组织革命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四个第一,促进青年思想革命化。
    (二)对红卫兵和革命青年经常的进行阶级教育,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四)发扬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的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红卫兵的团结,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
    (五)红卫兵的各级组织要密切配合同级党组织的各项工作。第三章红卫兵的纪律
    红卫兵有严格的纪律,以加强团结,巩固红卫兵的统一,提高红卫兵的战斗力。红卫兵纪律的最高原则,是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加强对红卫兵战士的纪律教育,对于犯错误的红卫兵战士,应以“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犯错误严重的应酌情给以处分,直至开除红卫兵资格。
    对于红卫兵的处分,必须经红卫兵团(红卫兵委员会)决定,并且经上一级红卫兵组织的批准。
    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像前,我们宣誓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光辉思想,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把您的指示当作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谁敢反对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头可断,血可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绝不能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我们决心遵照您的伟大教导,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主义社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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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原载《红卫兵报》1968年2
    月29日)
    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汪东兴、叶群、吴法宪等同志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的同志〗
    陈伯达:继续上次的汇报,上次没讲过的讲,每人不得超过十分钟。要谈新闻,不要谈老闻,谈新意见,要学会说话,不要罗嗦。秦殿丁:(站起来要求发言)广播学院要讲。陈伯达:广播学院讲。
    秦殿丁: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组织的秦殿丁:我叫秦殿丁。“红三军”的。
    周总理:(翻阅三月六日接见的名单)怎么没有你的名字?秦殿丁:我们这次换人了。我换贺亚生,曹惠茹换吕反修同志。周总理:曹惠茹?陈伯达:曹惠茹来了?
    秦殿丁:曹惠茹来了。让她先讲吧,然后我再补充。周总理:你们是一派的?秦殿丁:是一派的。陈伯达:好吧。
    曹惠茹: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现在汇报一下广播学院的运动情况。我们广播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去年一月份分裂的。一月夺权后,就处于分裂状态,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王力、李敦白、张根成插手的结果。从前我们和广播局的革命派,都是一起干革命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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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中一部分人搞了一个北京市(广播电)台的“1·14夺权”,是从造反派手中搞的第二次夺权。对于这个夺权我们是反对的。还有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二千多名造反派也是反对的。而王力却支持这个“夺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力耍了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我们辩论,背地里告诉他们不要去参加辩论,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强迫辫论”。王力揪住了我们这条辫子,就以中央文革名义搞出了两封信,把我们打成了“炮打中央文革分子”。我们写给中央许多材料,都被王力扣压了。在这种情况下“1·14夺权”的一些同志,搞出了个公告,把我们打成“反动分子”,这个公告至今未撤销。前几天当我们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他们说:“中央文革的两封信不撤销,我们也不撤销公告”。我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的司令部是什么阶级感情问题。自己哪些地方被王力利用了,自己干了那些事,自己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至今对王力的问题不表态、不揭发、不交待呢?“2·18”以后,临时文革就来了个改组,改组的思想基础是“1·14”和“2·18”。原临革中21个委员就有16个被踢了出去。去年三月八日王力接见了他们的代表。王力说:“你们要全面彻底的夺权,把权夺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还说:“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等等。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同志,和受蒙蔽已经改正错误的保守派同志及广大革命干部。当时北京公社内部有人起来反对抵制,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同志就组织起个北京公社五·一六战斗团,后来同一些其他革命派同志们一块成立了红三军抵制王力的极“左”思想。红三军就是这样成立的。
    我感到问题严重的是去年五月份时,有人就在临时文革里公开提出“向王力同志学习”的口号。北京公社的会上一直在传达“王力同志说什么”,“王力同志怎么样”。⑧月⑨号张根成到我校去了,他根本没找我们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临时文革(现)踢得开吗!?”当时本来北京公社一些同志已经做了些检査可是张根成的“光临”,使得他们更硬了起来,不检査错误,同时死保临革
    李敦白也曾经对他们说过:“既然曹惠茹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你们和她分裂”。
    现在广播局王力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批判,从中央12.7文件下达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局和北京市台形势大好。广播局很快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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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广播学院就截然相反。王力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未得到批判。在去年11月有人借口抄“五·一六”,还抄了我们的家。自然喽,他们什么也没抄去。所以我们认为解决广播学院联合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肃清王力流毒,不肃凊,就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就不能在广播学院实现。
    另外我给学习班提一个意见,军训团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强调斩断黑手不够。伯达:是学校的学习班吗?
    曹惠茹:不是,是大专院校学习班
    (曹惠茹同志汇报完后,其他院校代表就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杨逸鹏也要求发言。)
    伯达:你讲吧!
    江青:(向着伯达同志)他不是杨逸鹏吗?!杨逸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总理:你叫什么名字?
    杨逸鹏:我叫杨逸鹏。我不同意曹惠茹的意见江青:你不是做了北京广播电台的台长了吗!
    杨逸鹏:把曹惠茹开除临时文革,不是改组后的临革,而是前临革十二号公告,我以前根木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分裂,不象曹惠茹讲的是六七年一月份分裂的,而是六六年七月份反工作组时,造反派就分裂了。现在看来王力的“三八”讲话是错误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悲观的,说“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另外王力“三八”讲话时,不只我一个人去,他们红三军的一个负责人吕反修也去了。因此说“三八”讲话的流毒双方都有。不能只说我们。我们学院临时文革八委员会宣布临革的瘫痪,造反派当了保守组织的头,今天在坐的秦殿丁就是一个。
    曹惠茹:(站起来)秦殿丁是造反派犯错误
    杨逸鹏:我们学院两派也参加了天地派斗争。不能把天派全说成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也不能把地派仝说成保反动路线的。而我院“红三军”就是地派的,保王、关、林的。我们广播学院很小很小,在高校中没有影响。其实王力没有必要插手我们广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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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惠茹:王力在三月八日接见你的时候说:“广播学院对广播局是有影响的
    杨逸鹏:我和王力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一月三十号,一次是三月八号,张根成也是两面派,他曾跟曹惠茹说我是两面派,我想曹惠茹也不会否认吧!反革命两面派就是这样在这边说好,在那边说好。
    江青:过去我们解放了你!可是,你后来呢,却做了别的事情,当了台长了。这你总不能蒙我们
    杨逸鹏:
    伯达:(对杨逸鹏)可以了,不要讲了。杨逸鹏:我还有一句,就是学习班的情况伯达:差不多了,化工学院讲。(二外红卫兵汇报
    军训团问题,军训团说我院一月夺权是派性斗争,
    否定兵团炮打总理罪行。军训团有人说,炮打总理是出于热爱毛主席。)
    江青:炮打总理还说热爱毛主席
    (当二外红卫兵汇报到:解放军说:兵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炮打另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伯达: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有另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外红卫兵:批陈毅问题上我们外事系统分成两派。)总理:批陈毅是对的嘛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的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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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
    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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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仝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总理:你们去年九月份抄了别人的东西,早就让你送回去!你对自己人凶得要死,也许就不是自己人,我怀疑他不是自己人,应该把东西还给别人。
    (北医讲:有人认为,高校两派斗争,就是毛主席司令部与关王戚反党集团的斗争。)
    江青:那么你们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建工新八一发言,谈到掀刘火线问题)
    江青:刘少奇那个检查到底应该给谁?是应该给新八一而给了老八一了,还是应该给老八一而给新八一了?
    (建工八一:应该给老八一的)
    江青:你们说清楚,因为这是导火线,我们想听一听
    汪东兴:其实是刘少奇耍的鬼,我当时是要同时交给两派的,而刘少奇只写个新八一,给了新八一。
    江青:两派都有勒令,应该都给的,是汪东兴经手的。(建工八一汇报到揪刘火线绝食时)
    江青:绝食也是极“左”呀!印度的那个总理甘地等搞绝食,就是不搞武装斗争。(笑)你们不要上了刘少奇的当,刘少奇故意挑拨,刘少奇就是耍这样的花招,另搞这一套,你们新老八一一定要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热烈鼓掌)
    陈伯达: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为止,以后再说吧,还有机会。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郑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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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竞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査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究竟谁是主将,谁是干将?谁是二月逆流的干将,谁是保二月逆流主将,谁是保二月逆流的干将?应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应该弄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很清楚?我建议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就是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态度的根本问题!
    第三、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当然一个新生事物,可能会有缺点错误,在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防止某些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某些主要负责人。相信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同意这个作法的,我不但不同意,而且反对。所以反对,因为谢副总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紧跟毛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并且这个作法是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因为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符合江青同志九·五讲话,所以我不同意,反对。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不管是那一个方面,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凡是符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就坚决支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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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办。凡是不符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不管是什么人,我们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所以我坚决支持和拥护北京市革委会,我们北京军区有过二个支持北京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转的,我们还支持各级新生的革委会,一直按照毛主席亲自批转的指示执行的。再反复加一句:凡是不符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坚决反对;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坚决支持!如果谁反对,不同意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支持谁、反对谁,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谁,谁不同意,就坚决反对
    傅司令员:
    革命委员会我是这样看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新生事物开始,不会那么完备的,关心红色政权,搞得很好。我们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同志,我这样看,每次讲话,对中央精神传达快,他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跟得很紧的,有问题也与委员、常委商量,有些人要搞谢富治同志,要打倒,恶毒攻击,这样对革委会主任我是不赞成的,这种作法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样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为二月逆流翻案,社会上有这股思潮,就是谭震林他们一伙,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命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炮轰了他,他搞翻案,这个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为某个问题,为谭震林这个坏人翻案,我们是坚决不赞成的,谁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我们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怕,我们要和他干。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谁为他翻案,我看这个问题上革命派、革委会要与他做坚决斗争,坚决反对,坚决回击,我们大家要敢于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胜利的时候,阶级斗争相当激烈,短兵相接,谁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向革命派脸上抹灰。我们要坚决还击,坚决反对。我们解放军支左不支派,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这是原则和立场
    我们在毛主席、林付主席身边。但有哪些人进行挑拨,利用这,利用那,我们大家应该头脑清醒,提高警惕。保卫毛主席,保卫林付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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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付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斗争到底!至于我们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某些错误某些缺点,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欢迎。
    吴德同志
    大家说整风,这也可以,这就叫整风,谈一、两点意见
    我完全同意郑司令员,付司令员讲话。大家不是要讨论形势吗,我是随
    便讲,错了大家批判
    为二月逆流翻案问题,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对为二月逆流翻案要有明确的态度。
    学习班问题: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
    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岀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打倒谢富治?就是要搞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付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是不是要让大叛徒谭震林来干?(打倒谭震林!)是不是要让二月逆流的干将来干?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后台扣到谢富治头上,完全是颠倒是非!谁为二月逆流翻案,谁是干将,这大家大概都很清楚。有的人讲形势讲阶级斗争,这就是大形势,这就是阶级斗争,有人站队站错了!有人旗帜不鲜明,我希望这些人要明确态度。
    傅崇碧司令员带头呼口号:谁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打倒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谢富治同学们,我来到北京大学,是向所有的革命小将学习的。(口号)我和聂元梓同志一起来的。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大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真、彭德怀、贺龙、罗、陆、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把你们联合起来,把主要矛头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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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逆流的主将叛徒谭震林联合起来,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向那些刘邓的爪牙关、王、戚,还有周景芳这些变色龙、小爬虫,向他们做斗争,你们都要联合起来,北京大学的二派都要联合起来。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统统要走,所有外校一律要退出北京大学。“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这是我们永远如此。我们要坚决打倒那些两面派,那些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你们革命小将,新北大的北大公社,对我个人批评,贴一点大字报,好得很!我欢迎!(口号)(向谢副总理学习!)讲得不对!欢迎批评。批评得对嘛!写大字报好嘛!我很高兴嘛!另外的大字报我不赞成!什么誓死保卫谢××,那个东西是错误的,什么谢×,谁打倒谢××就是什么人,那种口号我反对,现在反对,就是拥护那个炮轰谢××的大字报。(口号)我们要去开会了,(口号)又乱喊!又乱喊!我不赞成,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
    吴德同志讲:
    向革命小将学习!(口号)我完全拥护谢副总理的讲话,希望新北大革命造反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口号)首先向革命小将学习!(口号)今天下午谢副总理在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有个报告,希望你们很好地传达大家很好地讨论一下那个报告的精神,就是要我们一致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致对敌,打退二月逆流的反扑!(口号)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你们北大也应该联合起来,外校同志到北大来的,谢副总理刚才讲过了,希望你们回到你们本校去,最后喊一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丁国钰同志
    我重复我刚才的讲话,我拥护谢副总理,吴德同志的讲话,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在校文革、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口号)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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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同志:现在开会。今天继续全体革委会委员会议。谢富治同志一会就来,准备谈谈他的意见。这几天讨论形势,还有两个议程没有进行。(谢副总理)没来之前,集中力量把节约的文件讨论一下:(讨论情况从略)
    谢副总理
    革委会全体会议开了几天了,我有几次没有参加。在革委会会议中,在北京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会外,对市革委会,对我个人提了很多意见,提意见是正常的,很多意见提得很对,绝大多数同志提意见是好意,我欢迎和感谢同志们的批评。
    第一,我主观上是非常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热爱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热爱江青同志,拥护中央文革,坚决地拥护中央文革,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人的大节,要永远保持这个大节。别的事情不管千千万万做了多少,只要这个大节不保持就是等于零,我在实际生活中工作中,由于个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再加上旧思想,旧文化东西,旧习惯的影响,我个人的旧文化低,但同样还是受到影响,所以接受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快,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不紧的,经常犯错误,一方面是主观上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热爱中央文革,热爱江青同志,但实际生活中经常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文革的指示,如市革委会工作中,首先抓大批判,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抓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毛主席教导的根本,我们就有时抓,有时就抓的不紧,特别是近两个月抓得不紧,这就是大的方面有错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作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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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没有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任何时候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在建立了革委会之后,有喜欢平静的情况,不愿再乱!不懂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只有懂得阶级斗争,才能在大风大浪中教育群众,乱只能乱敌人。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和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作斗争,就不能把他们暴露出来。
    第四,……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身边。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关键。一切重大的事情,都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示,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如果我们不请示,我们就可能犯错误,我们请示了就会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能及时改正。我们要在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方面作模范,我们不能象彭真、刘仁那些反革命分子,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封锁消息,封锁就是犯罪,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我是列举了这么几条重要错误,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了。追究原因,首先条是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学习也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条就是阶级觉悟,阶级敏感性差,接受新事物慢,如当前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这个就没有阶级敏感性,没有阶级觉悟,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就很慢,还是在那里抓派性,当然,派性是应该反的。第三,对一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为进行原则斗争表现软,这与“私”字“我”字有关。例如在去年4、5月份间,革命委员会中坏人周景芳他给我写了一封通牒信,说我们没有支持他搞派性。当然我不支持他搞派性,我跟他有斗争,但斗争得不够,而且没有把这封信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伯达、康老、江青等同志看。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克服的办法:
    第一:就是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老五篇的学习。最近江青同志提出“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和江青同志许多讲话,要带头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要跟得快,跟得好,反对两面派的那种嘴上跟,行动上不跟。第二:要带头作自我批评,带头反映来自群众的批评。来自群众的批评是非常宝贵的,要高价征求群众的批评意见。
    近来,外面出现了我的一些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我表示欢迎,对我个人,对革委会的工作都有好处。那些反对别人批评我的大批语,大字报,小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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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赞成。我昨天抽了两个小时,步行,公共汽车转了一圈,到王府井、美术馆、西四、西单、公安部…看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只带了一个人,在路上只有几个人认识我,好多大标语,大字报不符合规定,市革委会有通知,不符合通知的第一条,这个通告周景芳反对在报上发布,主要是第一、二条。这次又重印了,还有我本人的通知也重印。这些(指反对别人批评的大标语等)都不符合我本人坚持的原则,特别是某些组织,某些个别同志利用批评谢富治的某些过火言语去压对方是错误的,是很危险的,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在批评中,有某些过火的语言,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有“油炸”、“绞死”也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什么“变色龙”,变色龙的确有,说得不正确也不要紧。总之有句话,对我批评的话,对我帮助大一点。欢迎聂元梓同志和新北大公社的批评,不赞成北大井冈山的某些言论和行动,我这个观点不是现在的,去年七月份就有。“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她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新北大校文革的主任,对一位女同志,个别污蔑言论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我们也是坚决反对的。当然,不等于说聂元梓同志一点错误都没有
    第二:怎么办?现在学校乱哄哄的,也是大好。不要再分这一派,那一派了,要联合起来,江青同志说天派从天上掉下来,地派从地下钻出来,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家都要做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叛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贺龙、彭德怀及他们的代理人。他们虽然打倒了但还没有做到最后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正如毛主席教导,跟这些顽固的走资派的斗争是跟过去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他们(此处若干字,原稿不清楚)。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要对准二月逆流的主将,击退右倾翻案风。
    第三,斗争矛头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陶
    罗、陆、杨、贺
    龙、彭德怀,对准他们的变色龙,小爬虫王、关、戚、周景芳。我们现在还在那里内战,那我们就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哉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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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目前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帝国主义,首先是他们的头子美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一败涂地,经济危机一片混乱,财政危机,卢布贬值,狗咬狗地大吵,修正主义岀现了四分五裂,以捷修、波修最近事件完全证明帝国主义的指挥棒不灵了。当然,修正主义还在大闹,说明修得还不够。其他那些反动派印度更是一片糟,我们国家完全跟他们两样,一片大好,已有十六省市成立了革委会,江苏、浙江也成立了,革命大踏步向前进,农业去年取得了大丰收,工业受到了一些影响,把挑起武斗的坏人揪出来,生产就很快上升了。我们的物质、经济是稳定的。他们团糟,我们好得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成绩要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其主要组成部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应该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在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的领导下,江青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丰功伟绩,首先先向刘、邓、陶、彭、罗、陆、杨、贺龙、彭德怀及其代理人,发动了进攻,取得了伟大胜利;紧接着去年一、二月间中央文革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又击退了刘少奇翻案,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革命小将的谭震林之流的进攻,迎头痛击二月逆流,又取得了伟大胜利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又击退了形“左”实右的进攻,把关、王、戚揪了出来,关、王、戚是刘、邓、陶的爪牙,又是一次伟大胜利,同时,把他们打进革委会的,由周景芳带头的坏人揪了出来,这又是一次伟大胜利。这要归功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最勇敢地同各种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第五,目前刮起了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江青同志又勇敢地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这股歪风做顽强的斗争。所以,我们革委会的所有同志都要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永远向敌人冲锋陷阵!江青同志是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的好榜样
    最后让我们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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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打倒大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周景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解放军万岁!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副司令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会场,说:“好了,同志们都来了,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很忙,他们回去还要开会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带武器来的没有?”(公社同志响亮地回答:没有!卢平同志说:“我向首长保证,没有!”井冈山一人掏出一把带有血迹的锉刀。)李副司令员问:“还有没有?”(井冈山代表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没有了。”)李钟奇同志接着说:“有问题可以坐下来解决,不要骂,不要动拳头,你们搞武斗是错误的。”(卢平同志领着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维护六六通令!”“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晚10:36,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和聂元梓、孙蓬一同志一起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谢副总理向大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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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温玉成同志。温司令员:“今天我和谢富治同志到这儿来看看大家。听说发生了武斗,这是不好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现在我们还闹不团结,这是不好的。现在谢富治同志宣布市革委会、卫戍区研究的一个决定。”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统帅、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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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
    传达完文件后,谢副总理说:“希望你们两派都要执行,希望解放军在这里帮助执行。”(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强词夺理说什么“谢副总理四点指示还有说明的需要”时)谢副总理说:“这个情况,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个命令要立即执行!”李副司令员:“谢副总理这个指示应该立即执行!具体怎么做,我们再商量。”当井冈山兵团代表当面造谣攻击聂元梓同志,企图逃脱挑起武斗罪责,拒不执行谢副总理指示时)谢副总理对井冈山兵团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不在我记录内,这句话(按:指谢副总理传达第三条时补充的话)要请你们注意!这句话要请你们注意!要请你们注意!注意!(当井冈山兵团代表想赖帐时)谢副总理“刀子就是刺了聂元梓了么,聂元梓是市革委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么。(井冈山兵团要求调查执行,新北大公社表示相信、信任监督小组的工作,谢副总理讲话我们坚决执行,立即执行!)
    温司令员:“首先把刺伤聂元梓同志的凶手交出来!”(井冈山代表狡辩抵赖;群众呼口号:不准对抗温司令员指示!)
    谢副总理:“井冈山兵团立即交出刺伤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凶手!”(群众:不许对抗谢副总理指示!)
    谢副总理:“如果不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中央文革不按照十万人大会来办,而依白己来办……小将年青,不要上当……”
    温司令员:“要警惕!”(新北大公社战士高呼口号)谢副总理:“聂元梓同志,你有什么话说吗?)
    聂元梓同志对谢副总理和温司令员的慰问表示感谢:“我坚决拥护、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的指示,也希望同志们这么做,我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特别是井冈山兵团的同志,我希望北大能够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井冈山又疯狂攻击聂元梓同志,谢副总理一再打断,并为聂元梓同志讲话鼓掌)
    谢副总理:“我们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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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司令员:“时间不早了。”
    温司令员:“大家共同监督执行谢副总理指示。”
    晚11:00首长离去。陪同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的有解放军驻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孟队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同志,新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同志。
    附: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第一次讲话
    时间:1966年3月29日凌晨七时半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仝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206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志。这个凶手,希望仝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第二次讲话
    时间:1968年3月29日上午十一点半地点:新北大广播台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査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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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査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九六八年四月至六月
    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周恩来江青陈伯达
    总理: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
    江青:(谭震林)现在把农口搞成这样,你们不应该退出来,应该跟上去。我和总理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以前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现在斗争正在深入,你们现在不能撤走,农大东方红同学要担负主要责任。听说农机、劳大、师大有人在农口,很好。………总之,不能使农口各部左派力量垮下去,因为他们现在力量还很弱,
    现在农口是特殊问题,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农口关系
    很大,是关系到全国农村问题,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伯达:我同意这个意见,希望你们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各区、县革命委员会
    全市每年中学毕业生约有十余万人,这些毕业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浪中锻炼成长的
    我们提倡知识份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动员他们下乡上山到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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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已组织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和工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已在那里开始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把他们分配到工农业生戕线上去,使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此,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做好毕业生的思想动员工作,深入宣传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大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所推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用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腐蚀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广大知识青年在大批判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明确政治方向,永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二)加强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老三篇”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克服一部份人头脑中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不愿到边疆,不服从国家分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大立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有
    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块。”各区县必须狠抓毕业生的世界观改造,使他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自觉报名下乡上山,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做好毕业生分配的组织工作。北京市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很大,必须采取分期分批的分配办法。
    先分配一九六六年的毕业生,再分配一九六七年的毕业生。对于农业户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于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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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业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
    目前已与各方面联系落实,计划从一九六六年毕业生中分配一批到农村、边疆、工矿中去,各区要切实做好这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分配方案由计划组下达)。
    (四)毕业生的分配,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要重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把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分配计划交给毕业生讨论,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报名,根据工农业分配比例、群众意见和接受单位的情况进行分配。
    (五)加强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分配工作中的问题。市革命委员会由政洽组、计划组、文教组、军政训练指挥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各区县革命委员会也相应地建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组织力量抓紧抓好这项工作。
    毕业生分配是一项社会问题,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以及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
    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指引下,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更加深入的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揪出批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清理了阶级队伍,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更充份的发动群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现作如下通知: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单位的军管会,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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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份认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思想上深入发动群众,克服一切阻力。要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岀现,扩大打击面,制造混乱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树立一支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坏人,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露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的罪恶勾当。进一步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斗争水平,更有力、更准确地把深藏的阶级敌人挖岀来,并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恶联系起来进行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准、狠、稳的原则。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跟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绝不允许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团结和争取多数,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那些作恶较轻,主动认罪,接受改造的次要分子,对于历史上有过变节为的一般群众也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派起干过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以利分化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坏的分子
    四、要注重调査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六·六”通令。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打死人是犯法的。严禁逼、供、信。要反复地交代政策,给予岀路,防止发生自杀。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掌握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不要轻信口供,谨防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要把群众揭发同专案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一般定案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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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揪斗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两派组织不要借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相互揪斗,进行宗派斗争。有些群众组织自己清查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别的群众组织不要借此打击这些群众组织。要进一步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粉碎阶级敌人分裂革命群众队伍的阴谋
    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工作,是个很严肃,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要很好掌握的大事情。现在进行的这项重要的工作,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搞的,是根据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几次说到的,要清理阶级队伍。今天北京市清理阶级队伍要依靠着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提起注意。所以提出了几条大杠子,这是很重要的。我看第一条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认识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性,要发动群众,把这一仗打下去。有解放军支左的单位也要搞。但不要扩大打击面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清理阶级队伍同大批判结合起来。因为北京有个特点,刘少奇、彭真在北京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如有的工厂学校、机关等比较像样子的坏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大部分都是他们包庇下来的。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同大批判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搞某个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刘、邓的罪恶很大,我们要抓住大方向,就是要把矛头紧紧对准这些主要敌人。清理阶级队伍也是要对准主要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要小看这一条,这也是困难的,作起来不容易,有人抓小的把大的忘了
    第三条是要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也是好讲,作起来更不易。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特别是学生要特别注意。当然工人、农民、学生中也有个别坏人,都要特别谨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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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条是很重要的,不能只当成是纸上写的,要照这样做。
    第四,要注意调査研究。着重注意这一条。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很好的总结,在历史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内战时期,们伟大领袖作了总结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个肃反运动。延安的肃反工作,毛主席定了九条原则。什么叫逼、供、信,就怕搞这个,要有旁证材料,不能轻信口供。凡是在公安六条中规定的,还有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实行专政。毛主席一再教导,不要多捉人,要少捉人。主要是交待政策。最近自杀情况严重,我要说一下,特别是农村其它是学校、工厂。我上次对农村讲了一下。结果更严重了,我认为要停一周总结经验,要把自杀风刹住。当然自杀个把人允免,但是多了对我们不利。为什么自杀呢?当然少数人怕罪。但也有政策交待不够,没指岀岀路。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打死人
    当然这些事是没有经验,不要追究责任,要提高斗争水平,总结经验,完全按主席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办事,总结经验。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应照办
    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没很好的联合,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很好的领导,没有解放军),要特别注意,不能自由搞。否则慢一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一仗是严肃的,否则打了敌人也打了我们自己,这个经验太多了。今天是革委会全体委员会,我要说两句,这几条很重要,不能作样子,要坚决照办,特别是第三、四条。刚才也有人提得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办法,转发一些好的典型。当然发这个文件是对的,对的要照办,首先是农村。我看了个报告,通县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把一家孙子、孙女都杀了,他也要自杀,这主义是阶级仇恨要反抗而自杀。也可能是我们没给人家出路,不管是不是反革命,只要你认罪、悔恨,那就有岀路。是否可在第四条中加一句“严禁打死人的现象”,“交待政策、防止自杀,即使是坏人也要给岀路”,好不好?另外对某些人要检査他是否有武器等别的反动东西。…把他的反动思想、事实揭露出来,再指给出路,不要以为打一顿,关起来就完事了。而要批深批透,教育群众,不是要把他这个人搞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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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工厂抓了阶级斗争,抓了大批判,把阻碍生产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坏人抓出来了,生产就好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看要抓阶级斗争。许多单位,如门头沟煤矿等都是抓革命,抓出了坏人把生产促进了。但是有个特别,全国如此,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让你抓生产。如铁路上,就搞破坏,破坏徐州、沈阳等几个大车站,就是那些坏人在破坏。这些人就怕联合,一联合坏人就无处藏身。97%联合了,但是有的还没有联合,二万
    六千人,就是搞不起来,我看有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捣乱。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大批判,不论现在、将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革命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倒批臭,把他们的爪牙挖出来,这就要坚决清理阶级队伍。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江青同志在去年一个文艺座谈会上,在11月9日,12月2日都提到这个问题,树立阶级队伍。文艺界阶级队伍很复杂,个人出身不能选择,要看表现。毛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要看成份,但是我们是有成份论,又不是唯成份论。对自己不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打内战,打内战是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这一点你们要识破。最重要的一篇是11月27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这样讲: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都要不断清理阶级队伍,在党内有,也有党外的,党内的叛徒、特务、犯了错误死不悔改的人,就是“三开”的人,日本时候吃得开,国民党时吃得开,共产党时吃得开,他可是共产党员,怪不怪?!这是党内的。党外,有国民党员,会道门贯道,这些人一般的可以教育,对其中的骨干分子,有现行活动的要坚决处理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坚决处理,要交给群众专政处理,不是交给专政机关处理
    清理阶级队伍,有些工厂搞的很好,有些工厂才开始。阶级敌人在破坏生产搞武斗。反对这,反对那,我们看到广大群众是好的,我们相信,坏人是少数的,我们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坚决打击少数,争取教育多数,不要打击面搞宽,只有打击面不过宽,才能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那些一般的我们教育一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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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就行,我们真正打击的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幕后操纵的走资派,会道门、一贯道,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我们要团结多数,打击面不要过宽。再一个是方法要好,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要揭露他们,暴露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他们,不要打人,不要搞武斗,不要私设公堂。当然,也要防止自杀,到一定时候要指出前途,只要低头认罪要给出路,指出前途,要交待政策,指出前途,防止自杀多,自杀多了,也是破坏运动,要有领导,要调査硏究,反对逼供信。要有材料,要调査研究,要发动群众与专案调査相结合,这一条很要紧,要有领导,到了一定的时候,要停一停,要总结经验。有些说,没有敌人,就是手软,一发动群众到处都是敌人了,凡有一点错误言行的就揪斗,这不行。开始不容易发动起来,发动起来就头脑发热,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学习两天,学习党的政策,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分化敌人,打击少数,争取多数,要注意方法,不要搞武斗要开小会,开中会,个别的开大会。凡没联合的单位,就是因为阶级敌人在破坏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员、会道门、一贯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在捣乱破坏生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他们在那里还要破坏,要把革命委员会搞垮。但是我们要把少数坏人同广大群众分开,什么时间都要这样,什么单位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很多工厂,譬如,新华印刷厂工作就作的很好,要开经验会,要组织参观,要到好的单位去学习,请他们来做报告,请他们介绍怎么抓阶级斗争,怎么抓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员、会道门、一贯道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九六八年七月至九月
    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1968.07.18;京革发[68]094号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取得了伟大胜利,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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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形式空前大好。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被广大群众揪了出来,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予以坚决打击。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仝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阶级敌人制造谣言,散布流言蜚语,这是他们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是他们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一种方式。他们挑拨离间,蛊惑人心,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损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但是,应当指出,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从资产阶级派性需要出发,故意制造流言蜚语,“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对负责同志的讲话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任意歪曲。还有少数糊涂人,政治麻痹,人云亦云,被敌人所利用,被资产阶级派性所蒙蔽,当了敌人的义务宣传员
    广大革命群众对谣言是藐视和抵制的。但是,在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的地方和单位,反革命谣言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欺骗和蒙蔽群众的作用,造成思想混乱,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提髙革命警惕性,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同反革命谣言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决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党的方针,政策,指示作为指导工作的根据。
    坚决反对传播反革命谣言;严禁搜集,翻印,传播“小道消息”,“马
    路新闻”。发现传播谣言,“小道消息”,“马路新闻”的行为,一要査,二要追,三要抵制,四要批驳,坚决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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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文件,内部会议材料,负责同志的讲话,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传达未经批准,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印发和传达,也不得与外地,外单位进行交换。
    今后,凡违背上述规定者,要区别情节,有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有的要严肃处理。
    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握手)都是年轻人!
    (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毛:你们没跟他们打?聂:互相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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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
    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毛:坐下,坐下。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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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辫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妺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
    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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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岀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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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卿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
    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卿,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岀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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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林:第
    、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日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
    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一「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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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毛:你家是什么成份?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Ⅹ×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冾,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岀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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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孑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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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
    的一部分,
    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
    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仝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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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康:不是你说得那种情况!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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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
    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
    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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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已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毛:候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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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黄:江西×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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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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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
    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
    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
    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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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
    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毛:不要讲什么教导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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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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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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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亳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
    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亳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艮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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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
    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扌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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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
    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妺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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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哉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
    和我们握手
    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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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j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仝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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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
    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仝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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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髙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木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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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毀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参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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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仓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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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72页,共5150页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板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査硏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髙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啓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1)(2))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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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岀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査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1968.09.05;中发[68]138号毛主席批示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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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1968.09.0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份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査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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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试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闭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1968.09.06;中发[68]140号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包括十所艺术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日我们召集驻北大,清华,北航,地址,北工大,体育学院,人大宣传队的同志座谈了当前情况,恩来,江青同志也到会听了汇报。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经领导小组研究后,于八月三十一日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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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几个问题。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警惕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用烦琐的事务工作缠住宣传队。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领导,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份发挥每个队员的作用。对重要问题的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防止坏人钻空子。加强请示报告,每个宣传队的指挥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情况,及时向上反映。
    ,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份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木。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同学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绝不要一进校,情况还不了解,就找两派来谈大联合,这样做缺乏思想基础。对于群众组织,不提“倒旗”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确切,而且容易被坏人利用。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铲平山头实行革命大联合。在已成立革委会的院校,主要是帮助他们调整,充实,提高。要帮助他们用整风的方法总结经验,开展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克服宗派主义,改变作风,清除坏人,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今后成立革委会要慎重,要防止搞小宗派,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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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钻入革委会。对结合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要认真进行政治审查,选择那些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三结合。
    四,加强调査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査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査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査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时
    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下午五点三十五分至八点五十五分,地点
    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出席。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
    当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健步进入会埸时,被接见的数千名代表高举红彤彤的宝书——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下午五点四十分,陈伯达宣布开会,首先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讲话
    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也是广大群众的一个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鼓掌,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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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那是自己本分;要是做错了,就应该坚决改正。如果有什么功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广大的革命人民,红卫兵小将。(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不过是一个小螺丝钉。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舞台,其实,在一九六四年,在文艺路线上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九月五日全国一片红,也就是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个革命的贡献的伟大。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有责任向同志们来介绍,使同志们了解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我们走了那些弯路,我们犯了那些错误
    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一九六二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
    十中全会上,就反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我个人由于工作角度的关系,也由于害了一场重病,医生要我用参加文化生活来锻炼我的听觉、视觉的平衡。这样,我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这大概是在
    九六○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舞台上、银幕上是一大、二洋、三古;还有香港电影、美帝国主义的电影、苏修的电影、其他资木主义国家的电影……,总而言之,宣传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他们表现的工农兵是歪曲的。就是在一九六二年那一个夏天,我当时不认识刘少奇是个什么人物,我跑到他那儿去说: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那一年我同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要求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表现英雄的中国劳动人民,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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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他们不理睬。开始,争取评论的权利,但是他们也不理睬。所有的新闻机构都被他们控制了。
    在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我到了上海,柯庆施同志还在世,他支持我。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组织一篇评论坏戏、反革命戏的文章。到下半年,我还是继续地要求评论,他们不肯。我将他们的军,那个时候中央正在开会,我说请姚文元同志来。请来了,他们害怕。他们就怕姚文元,他们说姚文元同志是“一条棍子”我说:姚文元同志是一条无产阶级的金棍子。(鼓掌)这样,他们才拼凑了一个按语,一篇评论,送给主席、给我看了。主席有改动。但他们拿回去又把尖锐批评的地方又改了。改了还不说,他还不再送给主席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光评论不行了,得要参加艺术实践。就找一些剧本,同时组织评《海瑞罢官》。组织这篇文章是很难的,没有主席的支持,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具体的支持是出不来的。修改了很多次,我都看了三次。那些反革命就盯着,说什么:送录音带就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了。他们说对了,因为他们是混入的一批反革命嘛!我到哪去,他们都盯梢,搞窃听器。对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对我都盯着,控制着,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同志们!(群众高呼!打倒刘、邓
    九六四年,我没有告诉别人,也不敢告诉,为了解决京剧武打问题,就是兵的问题,跑到海南岛去“解剖”战士的动作,来解决这个武打的问题;又跑到上海看那个戏搞得怎么样了,因为我知道人家在破坏会演。他们说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是话剧加唱。他们才无知哪!中国的戏从来就是话剧加唱。他们说我们的戏是白开水。白开水又有什么不好呀!没有白开水就渴死了,有了白开水就可以做出别的东西来了。在会演的时候,主席批转了姚文元同志的一篇文章(名称末听清)叫全体同志学习。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只承认我们有两个半戏哪两个半?《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是半个。在这我要向同志们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陈伯达同志以及广大的人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支持的,他们决心紧跟着主席走的。这些戏都是搞的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同时斗、批、改,都是针锋相对。那个时候对我说来,是艰苦的岁月。(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特务、大反革命分子王光美去搞了“桃园经验”。也就是在那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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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作了公开的报告,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九六五年农村23条,他们继续阻挠破坏。彭真就来了一个刹车,他们搞了农村相当一个部分的资本主义复辟;罗瑞卿这个大反革命就来了个夺军权。(群众高呼:打倒彭、罗、陆、杨!
    到一九六六年
    月我觉得不行啦!一定要请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啦,无
    产阶级的尊神来啦。我亲自向林副主席请示,他们多方阻挠、破坏。可是,还是在林副主席的支持下开成了。(鼓掌,群众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他们同时搞了一个什么《二月提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林默涵,把我们座谈会的纪要盜窃去,改头换面说是他的。无耻!这个时候就成立了中央文革起草委员会。中央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时候,这个起草委员会的中央文革,刘、邓、陶他们就安下了钉子,我们是不知道的。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跟吴传启、潘梓年这些反革命有着关系。我当时只是作般的党的工作人员把关,劝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我不了解这些人,平时没有听说过什么吴传启。知道有个潘梓年,但也不知道是个大叛徒,那个时候就斗争啦。同志们!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太累,我半休息,也观察全国的形势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是,刘少奇他们回来还是派了工作组。(群众高呼: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志们,我干过这样的蠢事情,我在上海,南京大学出了“6·3事件”我曾替江渭清岀这样的主意,叫他出去开个大会,告诉群众,他支持群众革命。但是他不听,我还当他是个好人。那时候接着就是西安的“6·6事件”,接着是北大的“6·18事件”。聂元梓他们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清华大学反对王光美这个工作组。他们是有功勋的。这个时候,红卫兵小将们冲上了社会,破四旧,点火串联,起了很大的革命推动作用。他们这样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这是历史事实。(鼓掌,群众高呼:向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夺权。因为在一九六六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尽可能的想挽救他们,但是他们不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海是有120万产业工人的城市,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城市,因此工人阶级起来夺权啦。但是,接着来了一个“二月逆流”。这个问题同志们不了解,什么叫“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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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是因为一月夺权,那些不甘心失败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这个叛徒谭震林跳出来,说中央文革一切都作错啦!红卫兵小将一切都作错啦!他说他跟主席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他不跟啦!他拿起皮包就走。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跟过主席革命。(群众高呼:打倒谭震林!)我们现在才知道,当然喽,以后还要更深入的知道些事情。就是当时,王力、关锋、戚木禹、肖华、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他们是勾结在一块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跟吴傅启这些坏家伙勾在一块儿,我做多次的思想工作,都碰了钉子,耐心地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回过头来,但是他们不听。一下子端出三个人来,要影响群众的,这是大局。所以我们中央文革开会讨论,采取分割政策。但是王、关分不开,戚本禹暂时分出来了。这样小将们也很惊动的。这个天派、地派是人为地给分开的,是王、关、戚,肖华、杨成武、傅崇碧这些家伙在背后操纵分开的,多数小将是受蒙蔽的。我们曾经从去年7月、8月、9月对他们进行多次批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闹分裂,互相的群众斗群众,敌人就在背后操纵,逃之天天。(群众高呼:打倒王、关、戚!打倒肖华!打倒杨、余、付!)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和工人同志开过座谈会,和文艺界也开过座谈会,都讲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多次讲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问题。但是,有些受蒙蔽的小将他就不听。特别是今年的3月24日,就在这儿,我们的林副主席和我们一块,告诉同志们要揪出杨成武这个野心家,傅崇碧,余立金是个大叛徒。(群众高呼:打倒杨、余、付!)在这以前,傅崇碧擅自带着武装,冲我们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捉人,让我把他打回去了。还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召开了会,就在3月24日开了会。3月25日为卫戍区新的司令员温玉成开了会,因为他们不接受温玉成同志。特别是3月27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在这三个会以后,29日就大搞武斗,这个错误就大了,这时小将们的错误就大了。这个天派跟地派,原来是派,是他们分裂的。地派在“二月逆流”中是比较站在前面的,抵制“二月逆流”的,天派跟的慢一点。但是反对王、关、戚,杨、余、付,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是比较早的。这,我要给你们说一说。但是,说不清楚的,就是今年3月29日北大大打,清华也大打,这是垂死挣扎的敌人在背后操纵着他们,控制着他们,他们的这个错误是最严重的。但是也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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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读的书,上的学校,还是刘、邓那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或者是部分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再改造。
    7月27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搞斗批、改。这些学生,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搞武斗,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他们本单位的群众。《红旗》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从7月27日到9月5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了大部分北京市上层建筑,去帮助他们,从政治上领导他们,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斗、批、改,领导下去不走,从7月27日到9月5日《红旗》杂志编者按,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开进去了起了很大的变化。应当看到这种变化,那就是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和工农兵结合的,想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想服从、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当然,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它的政党——一共产党来领导的。(群众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多年来屡次的教导我们:要团结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9月5日编者按以后,同志们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分清是非以后,就应该团结工人阶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工人阶级也打噢!不要以为你们不打噢!你们是打够了,搞了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以后才进学校,不然还是要打的。要团结贫、下中农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军队——人民解放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军队也混进了一小撮坏人的。但是,他们那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彭德怀、贺龙、罗瑞卿、杨成武,这不是一小撮嘛!要团结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热烈鼓掌)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谭震林
    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付!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一定要解放台湾打倒苏修及一切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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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一切反动派!
    团结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
    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群众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系统地讲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讲起,讲了当时主席的指示;讲了
    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讲了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三条;讲了我们一九
    六四年中国的戏剧艺术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表演,出现了江青同志所直接领导的八个样板戏;讲了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同志接受林副主席的委托,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座谈会;也讲了前年五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这些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序幕。还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确实在这个时候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一九六二年的十中全会,主席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是针对当时右倾修正主义的一股妖风。而以刘少奇带头的右倾,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股妖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
    六五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二十三条,也是针对当时刘少奇的后十条。戏剧演出也是针对当时王光美桃园经验,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试点。她在那个地方散布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四清。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那也是针对当时彭真他们,正是在许多文艺作品上,北京晚报上,散布三家村的观点。一九六六年二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针对当时彭真的二月黑提纲。到了“五·一六”《通知》,总结了当时序幕的斗争,点出了彭、罗、陆、杨这批反革命的家伙。这就汇合成了一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流了。
    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记下这一功,这不是单单对聂元梓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当然,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崩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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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所以,这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学校在北京成为代表不是偶然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学校了。为什么形成五个学校比较出名,就是因为当时受压迫比较多。北大也好,地质也好,是当时受压的。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青年知识分子通常是在革命运动中起带头的作用、点火的作用。这是毛主席在很早,
    九三九年《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文章上,在《毛主席语录》上都讲了,你们可能记得比我清楚,那篇文章讲的很清楚。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从学生开始。红卫兵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八·一八”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从那时起,到前年十二月,前后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拥到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新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接见也不是偶然的。历史把他们拥上政治舞台。因此,小将在这个时期就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林副主席的称赞,中央文革的称赞,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你们想,开始那个时期,这一千百多万红卫兵,从学校走向社会,他们的确把社会主义的风煽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了,破四旧轰轰烈烈,全国大串联,到处燃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他们勇敢地敢说、敢做、敢闯,敢炮轰当时各个地方的党内走资派,敢于提出打倒他们。同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帅林副主席,提岀要他们学习解放军。因为他们自称为红卫兵嘛!这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后备队伍,青年后备队嘛,这个时候,林副主席看到,军队也要上战场。因为不可能离开整个广大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亿万人民真正动员起来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所以,当时林副主席提倡军队某些部门也要进行“四大”,甚至设想军以上机关要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特别提出,既然“四大”起来了,就要提倡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给小将们,也给其他方面做出了指导
    可是,运动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主观的设想,总会有曲折的因为是阶级社会嘛!有阶级斗争嘛!国际斗争也有影响,所以,斗争就会复杂起来。当然,在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跟随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红卫兵小将就要炮轰他们,要打倒他们,要火烧他们。这个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考虑到革命小将需要支持,革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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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运动需要支持。所以,在去年一月就提出了“三支”、“两军”任务,伟大的重担子就放到人民解放军的身上
    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以后,在边境上打了一些小仗,往金门打打炮,中印边界反击战,只有部分队伍参加,一般说是处在和平环境。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革命群众,既要军训,又要军管,但对群众不能有任何压制,所以就有“四不”,后来又发展到“五不”。绝大部分的指战员是忠实地执行了的。说明人民解放军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听从林副主席指挥的。可以说差不多接受两百万指战员都参加了“三支”、“两军”的工作。他们听了毛主席的号令、林副主席的指挥,真正起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工具、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柱石的伟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说明,究竞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在过去十多年的和平环境中,对过去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下级干部很多,都是新入伍的,没有做过。所以初进入“三支”、“两军”任务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在坐的工人阶级是会理解的。因为我们通常有这样的情形。红卫兵小将年轻,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以为解放军是万能嘛!后来我们军委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了、批准了“八条”、“十条”。开始出了一些偏差,对群众有些压;后来群众起来了,运用“十条”了,解放军又有些缩手缩脚了。这也是难怪的。所以,江青同志在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那天,把毛主席伟大的思想,拥军爱民的思想,“八条”、“十条”在新的情况下加以解释。可惜这个讲话没有很好的宣传很好的学习。现在去读一读,那个讲话是起了总结经验的作用的。
    同时,江青同志去年讲,一月上海的工人阶级拿出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夺取了上海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狄秋的权。一月风暴的出现,马上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并且马上抓住这个首创向全国推荐。这也很自然的喽!因为上海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中心,是我们工人阶级革命传统所在地之一,我们光荣的党在那个地方诞生。上海的几次工人阶级运动,象五卅罢工,三次起义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上海的工人一接受了毛主席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倡导的思想,认识了,他们就起来行动。开始在前年年底十一、十二月的时候,不过是几千人,反对当时的陈丕显、曹狄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压迫。想要到北京来请愿嘛!听到中央文革副组长春桥同志的劝阻说服,就地闹革命,一下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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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到一月夺权的时候,广场游行达到一百万人。产业工人、铁路工人、服务行业都参加了。夺权以后,直到现在,我们看这个首创精神普遍到全国。可是当时起来响应的并不是那么快的。
    上海以后,包含北京市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继上海以后就是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个别省工作还不深入,还有夹生。搞得好的,共同点就是工人阶级起来了。黑龙江、哈尔滨跟着夺权,尽管是哈尔滨造反派学生起了作用,但是最大的主力军还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上了街了。所以哈尔滨在生产方面,在运动方面,是稳住的,形势一直很好。不仅哈尔滨,又包含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等。跟着就是山东。山东青岛有它的基地。那个地方也是工人阶级起来了。我同康生同志去年十月去青岛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力量了。贵州那个地方不同,军队先起来把走资派推翻,后来工人起来了。所以提倡按行业、按单位、按班组实现联合,归口闹革命,就是从贵州棉纺织厂创造出来的。北京原来设想快一些,后来推迟了。推迟了也好,四个红代会成立起来了。但主要还是多数工厂大联合了。成为稳定北京形势的主要力量,尽管学校分天派、地派,工厂也有少数武斗,但稳定了。山西工人阶级组织差,就显示它的弱点,现在还正在解决。
    去年上半年六个省、市就看出了这个情况。由于这个原因,红卫兵呢,中期也有丰功伟绩,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去年军队站出来进行“三支”、“两军”的工作,工人阶级初步地起来了,领导夺走资派的权的斗争,但是不那么容易。因此,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个“二月逆流”。因为当时除了工厂以外,连机关群众都起来要夺权。谭震林就布置假夺权。对中央进行反革命指责。首先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也就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谭震林就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然,同他的思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些人,但这种思想以谭震林为代表因为这样,红卫兵小将们在这个时候,敢于起来反击“二月逆流”。因为“二月逆流”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代表当时的反动思潮,不甘心走资派下台,被夺权,他要保护各地方刘、邓、陶这一小撮走资派的代理人。这就引起了各地方的红卫兵进行搏斗,反击“二月逆流”。而当时呢,解放军刚进入“三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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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的工作,有的是支持了造反派,有的还不完全懂得,在这个时候,红卫兵小将们冲,就比较猛。但是,总的他们应该承认,当时那种精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是有好处的。不然就会使夺走资派权的斗争在中间受到挫折。这一冲哪,使我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经验教训,很快就转过来了。因为解放军不同于党政机关,这些机关十几年在刘、邓下面受毒很深。而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培养的,它有四十年的光荣传统,有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林副主席亲自指挥下,又使解放军许多光荣传统更理论化、系统化了。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是被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称赞的。特别是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在人民解放军中,领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编辑毛主席语录,今天成为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红色宝书。现在这册红色宝书不仅我们解放军每个战士熟读的,今天在参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读的这本宝书,你们进入学校就靠这本宝书来说服教育了广大群众的。不仅工人,我们农村的贫、下中农,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多数人手中有这本宝书。最近,中国的海员在海港就因为这本宝书被挪威的海员丢在海里,进行了胜利的斗争,得到日木工人的支持。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来被少数学院式的人所垄断,不能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行动的指南。而现在的毛泽东思想,现在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现在广大人民手中的宝书,被我们广大人民所掌握、所运用的行动指针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林副主席传播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传播到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去的伟大的贡献是空前的。所以,我们解放军才这样听毛主席的教导,听林副主席指挥。一日毛主席声令下就改了嘛!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解放军的好处就是一旦知道错了,除了个别人顶牛或者阶级异己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司令员、政治委员就改了嘛!有的改得快一点,有的改得慢一点,但是都改了。所以,我们的解放军是伟大的、英勇的,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百战百胜的
    同志们!我要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几句话。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我已经说了,江青同志在九月七日大会上已经讲过。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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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我们应该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进入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还不是学的。学什么?虽然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但也还要靠群众教育,首先冲的是红卫兵小将。我到不是怕冲的,中南海就冲了十多次,冲一次我就做工作,对我也有帮助,我总没有和他们闹翻了嘛!我就受到这个好处。可是有了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工人阶级才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预见到夺走资派的权,要取得全面胜利,到去年上半年还不行。到去年六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六月二十五日去的针织总厂,一个是化工厂,抓这两个厂试点。到了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七日就宣布了针织总厂的三条经验。这对我们支工,到厂里蹲点促进工人的大联合有伟大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这是去年。今年又继续试点,二月到新华印刷厂,七月到木材厂。现在九月了,还准备试一个厂。这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代号叫八三四一部队。我们伟大领袖亲自在北京掌握着试点的工作,因为有了试点,我们伟大领袖去年七月就讲了,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嘛!应该联合起来,经过试点证明,工人阶级是可以联合起来,而且应该联合起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现在证明这一点了。开始的时候,总是从试点做起。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革命的工作方法。从这试点以后,主席就推广到全国。这样,就使许多省工人阶级因为起来晚一点,是红卫兵点火起来的,受红卫兵的影响不要轻视。现在你们到学校,你们不要忘记去年受他们的影响。北京受的影响也不小,外省更大。开始点火是好的。工人阶级既然组织起来,就要联合。联合起来,就要起主导的作用。就不能无目的的,无目的是错误的,互相形成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甚至反应过去的行会斗争。应该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报走资派和各地的代理人。应该向着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向着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向着暗藏的反革命,而不应该立山头、互相武斗。所以,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推迟
    去年下半年只有四个,今年上半年不同了,有了试点,有了三条经验,各地工厂熟悉这个经验了。到工厂支工的人员也推动这个工厂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所以,今年上半年一至五月成立了十四个革命委员会。那时候希望到了红五月一下子把二十九个革命委员会都搞起来,但停下来了。最后剩了五个,到最近才成立起来。思想常常落后于客观。不是我们主观不努力,就是敌人在那里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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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你全面红了,拚命地搞武斗。尤其是边疆的省分,福建、新疆、西臧,派特务进来捣乱,这样更惊醒我们,有好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常讲的,林副主席常讲的,我们不怕乱,乱会造成些损失,但是更大的是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受的损失是很小很小很小,得到的收获是很大很大很大。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进展很快,主力军起来夺走资派的权就快啦。后面
    五个省慢了一些,把敌人暴露出来啦,特别是广西,国民党派进来的和暗藏的敌人结合在一块进行破坏,这一次通通抓出来了。所以红卫兵、解放军、工人阶级主力军都起来了,这个时候学校呢?因为初期、中期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后期受了坏人蒙蔽。江青同志讲了,去年王、关、戚、杨、余、付,当然他们是伙子喽!(江青同志插话:要把仇恨引导到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因为是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使这些青年人中了毒。)所以,武斗在今年又特別多起来了。武斗也不是每个学校都武斗,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真正联合起来搞斗批、改。因为学校也好,机关也好,企业事业单位也好,最后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都要最后落实到斗、批、改的完成嘛!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进到第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停顿起来就不对了。这个时候必须把我们的主力军动员起来了。这个时候,主力军经过大联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自己本身也搞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柷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等。就是说斗、批、改经过这样的程序,在许多主要的厂实现了。这样,主力军就拿出来了,支持别的单位了。所以,我们伟大领袖在今年下半年从七月起。提出新的任务,教育革命的任务,也从试点开始。首先,把上海机床厂的调査报告加上按语嘛,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了,就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七月二十日按语中的一个指示,就是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在这以后又提出,我们七亿中国人民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指示,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领导文化大革命,当然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两个指示发表了。
    七月二十七日组织了工人向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清华又推广到北京五十
    九所院校。现在,又逐步走上机关,走上中、小学。上海有几代工人,小学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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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老工人进到小学去,很多老工人很高兴,忆苫思甜教育青年一代。到八月二十
    五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根据主席思想,题目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个指示。文章中提出了怎样斗、批、改。紧跟着就是八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九月
    五日《红旗》杂志编者按,讲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因为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数目,老知识分子、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多少啦!我曾经统计从十九世纪最初的留学生起,大学生、留学生加在一起五十多万人。而十九年米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有二百多万以上。中学还有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那是几千万,那就算中等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等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分子不是几万,是几百万,几千万的问题。所以,主席提出,必须对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在于领导几千万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工厂看科室人员下到车间劳动不容易,到机关成千的人怎样劳动就困难。军队机关也有这个问题。这次从“赤脚医生”中看到对医务知识分子再教育的问题,这段话说得更宽了,实际上是一样。“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军队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这是九月十一日的最新指示敲锣打鼓最热烈的是这一次。所认有些怪议论了,说这个指示“纠正”以前的指示。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他是发展的嘛,要很好帮助我们从新社会教育出来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九月五日按语指出,旧社会知识分子,即使那最坏的也要给他们出路,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所以,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把这个发展过程认识下去
    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从红卫兵讲起到夺权;“三支”、“两军”,到进学校,这一系列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急躁的
    首先我们要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把斗、批、改搞得彻底,首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学好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想推荐《红旗》的最近两期,2期、3期,刚才所说的七、八、九月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指示都有。文章、调査报告都是发表主席指示的。所以应该认真地学习。我们进入上层建筑的学校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首先应该自己武装自己的头脑。尽管我们工人阶级有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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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对知识分孑来说他们是动摇性,他们年青嘛,他们犯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嘛。但是,你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你们犯错误的时候影响就大了。首先要保证少犯错误,这一点我想你们认识到就好。清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看到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马上开会,马上就学习;同样,北大也有进展,说明你们的确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一点首先要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是首要的,决定条件,自己不学好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第二点就是调査研究,不调査硏究不了解情况喽!过早地表示态度,匆匆忙忙表示态度不好,有的地方武斗的风把它杀住,象清华几个地方把武斗的风杀住这应该说是成绩,从这一开始有个较好的开端。我们解放军是后盾嘛,主力军跟解放军配合起来啦!又专门讲理嘛!不是动武嘛!这样杀住这股风了。北京又是首都,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一定要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上海就来看北京啦,很多大中城市都来看北京了。这次我们迎接我们伟大的国庆,可能有很多工人代表还要来看你们,你们要搞的更好,这加重了你们的责任
    经过了学习、宣传,然后经过了调查研究,把武斗停止下来了,把两派对立情绪改正过来了。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个别坏人在里面也容易被清理出来了。这个时候,巩固两派联合就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及各地方的代理人,清华蒋南翔这些人,北京大学陆平这些人。引导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批斗他们。一个大派一个小派,只要是有群众组织,即使有个别坏头头,广大群众是容易通的,也要动员他们起来,执行最新指示把仇恨对准敌人,对准这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动的学术权威,把他们斗倒斗臭,使大家方向能一致起来,这样就能把力量集中起来,少数一下思想不通的头头,慢慢地就会说服过来了。这少数头头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因为过去拿我们作工作的人来说,因为忙于各省的工作,没有更多地跟他们商量问题,没有说服他们,因此,他们就异想天开地搞了开黑会这些。现在这些既然过去了就从积极方面搞好,推动那个单位的斗批、改,按照刚才说的程序,这个程序也不是呆板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最主要的是下放,不仅要把
    六七年毕业生分配下去,六八年毕业生也要分配下去。不要因为参加那一派、因为有错就不下放。除非是敌人。如果犯了错误,经过教育都要下放,下放才能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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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留下不让走的,除非有特殊反动行动。因为你们宣传队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在学生方面使他们都得到接近工农兵的机会,接受再教育。就是对那些教职员工,将来也要有一部分放下去,要给他们条件,这是相当复杂的事,要把毛主席的七、八、九月指示把《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指示都很好学。给青年知识分子找岀路,帮助他们不仅大学如此,中学也如此。你们到机关,现在到七机部,将来还要到国防科委、国家计委,帮助企业事业单位搞斗、批、改,任务是艰巨的。组织工人阶级主力军,解放军作后盾,有的单位还要和军代表结合起来一道进去。从七月二十七日到现在不过四十天多一点,只是初步的经验,不少的宣传队作了一些总结经验,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两个月多一点要坐下来总结经验,还要不断总结经验。这一点我们到上层建筑各个单位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一定能够作到的,会一天比一天好的,范围又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为着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九周年,迎接这个国庆,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各单位斗、批、改搞得更好,来迎接伟大的国庆!(热烈鼓掌)康生讲话
    首先向北京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志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向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致敬、学习!(群众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今天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在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上,你们心里有什么感受?我应当说,我活了七十年了,这一个会议是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大会,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众答:是!)恐怕你们在座的同志,大家都是第一次。不但我们是第一次了,就是遍査世界革命运动史,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如果我一生没有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那是死了也不瞑目的。这使我深深地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大的幸福!生活在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大的幸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也是我们的工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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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最大的幸福!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的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在一天之内动员了三万多人进入清华,这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在这里,我就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七月二十七日到现在将近五十天啦。从清华开始,现在有一万九千多工人、农民进入学校有一万多人民解放军进入学校。从进入学校中间,看到了学校改变了面貌。停止了武斗,收缴了武器,拆除了工事,也拆除了那个使人紧讨厌的高音喇叭。也整理了学校的秩序。最重要的是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把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政策,带进了各个学校里面去。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同广大人民见面,被广大学生、教职员工所接受,使这个学校改变了过去的面貌。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推动了各个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了各个学校的革命的大联合。开始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岀了坏人。现在我们看清华要斗王光美、刘少奇、蒋南翔,还有陶德坚,(陶德坚是红教联的头头喽)蒯大富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了很大进步。北京大学,他们批判陆平彭佩云,还有其他的人,这样的时候,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开始了学校的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斗、批、改的新高潮。使学校的运动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是同志们一个很大的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因此,我诚恳地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实践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怎样领导呢?我们伟大领袖告诉我们在《红旗》杂志登载了的,首先要建立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同时,在斗、批、改中,还有一个三结合,就是工人阶级解放军,同学校里面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这样结合起来去进行的,我们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但是,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脱离群众。还是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团结广大学生,团结那些广大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我们一道进行斗、批、改。毛主席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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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我们,进行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今天我想讲几句。同志们在学校,机关里面去就会遇到整党问题。
    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必须同木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的。为了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就必须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所以,江青同志、恩来同志讲,要全面估计学校红卫兵的运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是必要的。同时,不否定他们的丰功伟绩。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要从坏事中间看到积极因素。譬如说,武斗,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武斗还有另外的一面:第一、锻炼了群众,学会了打仗;第二、暴露了坏人。我告诉同志们一个例子,昨天同总理接见一个外宾,这个外宾的儿子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是个联动的小头头。但是,他很勇敢,很聪明,现在回到本国,加入了军队,打仗最好,最勇敢,打仗还立了三等功。你看怎么样,还缴了敌人三支枪呢!所以,对青年人主席讲过,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你看联动那样的打砸抢,可是他一下子把打砸抢运用到敌人那里就最好了。所以,问题要全面研究,作具体分析。还有你们清理阶级队伍,揪坏人。但同时不要忘掉了要保护革命小将,要保护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不要只抓到个面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同本单位相结合;揪坏人要同保护小将相结合;调查要和硏究结合起来。这方面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不要脱离本单位。不结合本单位怎么样活学?怎么样活用?
    整党问题。大家都要遇到。今天在座的有四千多人,我没有进行调查。这四千多人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是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积极,而且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学校里面,在上层建筑各个机构里面,把斗、批、改进行到底。另外一种是,现在很积极地进行工作,但是在过去犯过这样小的错误,那样小的错误,或者是初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起来的比较晚。大概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加入党,大概不外乎这么三种情况。你们领导学校的整党工作必须从思想上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工人阶级为什么能够领导一切,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导核心,就是共产党。是个什么党?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党,是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党,要打倒那样一种党。要建设毛主席思想武装的忠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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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党。所以,我们语录上这两句话常常是不能分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就是毛主席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要作这一个工作首先我们宣传队要在这上面努力,我刚才讲的三种情况,一种是党的好的积极分子,但是不能骄傲要力求进步,戒骄戒躁,要时时刻刻跟紧毛主席战略部署,时时刻刻跟紧毛主席的思想和最新指示;另一方面,那一部分过去有些错误今天参加了宣传队的工作,今后要更好地锻炼。我听说针织总厂的同志来告诉我,他们派出一些同志过去还有一点毛病的,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在斗争中进步了,提高。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积极,积极的斗争,积极同刘、邓路线、同一切走资派作斗争的非党的同志。同志们,你们准备不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众答:要),你们要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们要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你们现在就要从思想上作准备,工作上作准备加入党。我们打仗的时候有火线上入党。我们现在也是个火线,阶级斗争是个火线,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这样条件加入党是最好的条件。所以,积极的同志要继续提高,过去有缺点的要努力克服,没有加入党的,积极争取入党。这样三部分。自己提高了就能很好的领导学校。毛主席教导说:要提高觉悟。就是要提高到党的标准来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同志们不要忘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走资派李井泉利用过工人,组织过产业军。北京不是有一个捍卫团吗?河南不是有个叫做十大指挥部的工人总部?上海、南京江渭清不是有过赤卫队?这种例子很多。还有山东青岛谭启龙开始的时候利用工人同学生对立。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经验教训。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毛泽东思想。但是,同志们必须努力,没有从娘肚子生下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没有那样的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领导一切,同时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到学校、机关里面去,帮助他们搞好了也是解放你们自己。你们现在就是在完成这个任务。我的话就完了。(热烈鼓掌)谢富治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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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完全同意总理、康老的重要指示。这些重要指示,是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是代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了中央、中央文革所作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文革对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对首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对首都红卫兵小将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鼓掌)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对两年多文化大革命做了一次各个阶级的总结性的讲话。我个人和大家一起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讨论,坚决的执行。
    首都和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全面的胜利。这些胜利的得来,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正确的领导,归功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的直接正确的领导。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正如同志们说的,向中央文革致敬!向中央文革学习!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这个伟大胜利,归功于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功于红卫兵小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工人阶级致敬,向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致敬,向红卫兵小将致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黄永胜讲话
    工人同志们,部队同志们,刚才江青、总理、康生、富治同志都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传达了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的声音。我完全拥护
    工人阶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学校和其他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获得了很多的经验、特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鼓掌)
    现在全国各省、白治区,除台湾省以外,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片红。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在各地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整个运动进入到伟大的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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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在中央文革指引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教育阵地以及其他一切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使整个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进入了新的高潮。工人阶级肩负起领导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全体工人阶级的光荣。部队的同志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我们解放军极大的关怀和信任,是我们解放军无尚的光荣。部队同志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过程中,学习了工人老大哥许多优秀品质向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很大的锻炼,对于促进部队思想革命化具有很大的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我们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个指示,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来统一我们的认识,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工人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参加宣传队的部队同志们,对于工人老大哥要十分尊重、积极配合紧密团结、坚决支持。要学习工人同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们彻底革命的精神。对于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拨工人和解放军的关系,挑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红卫兵小将及革命师生员工的关系的阴谋,要坚决给予揭露。中国人民解放军誓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九月五日报上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者按,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九月十二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达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一系列最新极为重要的指示。九月七日江青同志、总理在北京群众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政策,我们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
    行
    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建立了丰功伟绩,不能因为少数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否定他们的功绩,而是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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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他们。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红卫兵小将。部队的同志要把伟大统帅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创造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做群众工作、调查研究等光荣传统带到进驻的单位中去。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提高红卫兵小将广大师生员工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和他们在一起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仇恨集中到中国赫鲁晓夫和他们代理人以及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和他们一起搞好斗、批、改,启发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接受工农兵对他们的再教育,真正走同工农兵相结合和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同时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学习他们敢想敢说、敢于革命的、朝气勃勃的精神。
    参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同志们和部队同志们,你们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打好斗、批、改这一仗。部队的同志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思想革命化,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警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影响,同工人同志、红卫兵小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一起,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祝同志们在新的战斗中争取胜利,为人民立新功!(热烈鼓掌)
    陈伯达的讲话
    根据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指示的,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根据毛主席这一个伟大指示,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进入了学校,进入教育阵地,进入了文化阵地,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关于这一点,刚才江青同志、总理、康老、富治、永胜同志讲话已经作了很好的充分的估计,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总理、康老、富治、永胜同志的讲话。(鼓掌)
    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人阶级建立了丰功伟绩。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罗、陆、杨及其一伙,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可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要按照无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同志们在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划时代革命运动中,已经做到一系列的不朽的丰功伟绩。同志们正在继续做这一伟大的工作。毛主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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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没有工人阶级这个文化大革命主力军是不行的。同志们经过努力,抓调查研究,同志们的工作是一定不可战胜的!同志们的工作现在正在震动整个世界
    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中期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不可否认的,是要载入历史上的。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但是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最后成功。现在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工人阶级进入教育阵地,一般说在学校领导作用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们必胜,毛泽东思想必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胜
    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工人阶级是万能的,无敌于天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因此,我们能够百战百胜,能够战胜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战胜以刘少奇一伙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现在正象毛主席教导的: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还要继续学习,永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步,把自己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一步。这样,我们的工作会更加顺利。同志们在工作中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戒骄戒躁,工作会更加出色,就会更加迅速地团结大多数,就会更加迅速地战胜敌人。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伟大革命原则,我们一定念念不忘毛主席提出的伟大革命原则,一定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把敌人完全孤立起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工人阶级万岁!红卫兵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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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北京市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共有二万二千六百余人,除清华、北大、北航、京工、科技大学因国防机要部门减退一千七百余人,有待重新分配外,其他院校毕业生,都已离开学校,到工农兵当中接受再教育
    这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是从六月份接到中央“分配通知”后开始部署的。到七月中旬,在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具体分配方案陆续送来后,首先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在院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有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解放军参加的三结合校系毕业分配领导小组,进行分配工作。但是,少数院校由于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作怪,分配工作进展迟缓,有的院校连分配领导班子都组织不起来,无法进行分配工作。八月中旬,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以后,在宣传贯彻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制止了武斗以后,就直接领导了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毕业分配工作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院校,在宣传队领导下,有革命干部、学生、革命教师参加建立三结合的校系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另一种是,在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的院校,宣传队直接掌握毕业生分配大权,由宣传队的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组成领导小组,吸收革命干部、学生代表参加工作。大部份院校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经过半个月到二十天时间,就基木上完成了分配任务。主要做法是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仝部过程。毕业生分配工作开始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运用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广泛地进行宣传,反复地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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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毕业生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学习讨论,有的毕业生检査了自己过去想当工程师、当干部的错误思想,在学生中造成了坚决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声势,给分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大办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思想教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
    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读书作官论”、“公私溶化论”、“三经、三重、三脱离的分配路线”(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上层轻基层,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践,脱离工农)。请老工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启发毕业生自觉地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在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基础上自觉地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工人。很多班级经过斗私批修会,出现争去边疆、争到艰苦地方去的动人场面,完全改变了过去留恋大城市不愿去边疆、不愿下农村的状况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许多院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在落实分配方案的过程中,首先公布分配计划,让毕业生认真填写志愿,放手让群众充份酝酿讨论,提出分配意见。校、系分配领导小组同时深入群众,听取要求和意见,反复分析研究,合理搭配分配方案。初步分配方案公布后,分配小组也注意听取反应,对合理的要求,则予采纳,适当调整;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进行解释。同时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少数几个干部说了算的错误作法,大多数院校做到了:经过班里讨论,系分配小组平衡搭配,校分配领导小组最后审定,报市革委会履行批准手续。另外,目前在校的一九六八年的毕业生,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大学毕业生要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工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也迫切要求尽快分配,迅速走上劳动锻炼的战斗岗位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
    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待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1968.12.03;中发[68]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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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十二月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
    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此件及附件直发到城乡各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或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的团(独立营)党委。]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送上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贯彻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请阅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这个厂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一九”批示的鼓舞下,在驻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一鼓作气,决心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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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复调査,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
    ,拿出“样板”,扩大坦白面,使党的政策具体化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使更多的阶级敌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加快清理阶级队伍的步伐,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首先将罪证确凿的阶级敌人,按其坦白交代的好坏,悔过自新的表现,作出从严处理和从宽处理的“样板”,使党的政策具体化,充份发挥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他们认为这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
    今年六月十日,这个厂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全厂召开了“宽严大会”。会上对两个反革命分子分别做了处理:一个是写反动标语,并企图用“氢化钾球”毒害群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尹铭兆;另一个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反革命分子马友树。按其罪恶,这两个人都可以送交公安机关实行专政。并且尹铭兆的罪恶比起马友树还要更重。但由于尹犯能够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态度比较好,还能揭发别的坏人,有悔过自新的愿望和表现,因此决定从宽处理,由群众在本厂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而对死不交代,负隅顽抗的反革命分子马友树,则坚决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这次大会震动了全厂。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有二百三十六人不同程度地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虽然绝大多数是属于一般性问题,但也暴露出不少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广大群众说:“党的政策具体化,给一小撮暗藏的阶级敌人做个样子出来,他们就要认真地考虑白己的出路了。”
    ,依靠群众,慎重定案,做到稳准狠
    要正确执行好党的“给岀路”政策,首先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内査外调,反复査证,反复核实,强调一个“准”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参加过特务外围组织“统建会”的变节分子赵升,过去革委会不掌握他的材料运动中根据别的厂子提供的一点线索,进行反复调查,基本落实后,就给他交代政策,进行政策攻心战,但这个家伙却交代了一些别的罪行,闭口不谈他参加过“统建会”的问题。为了做到慎重定案,厂革委会又派人到外地去反复调查,进步证明了他确实参加过"统建会″。调査确实后,继续发动群众对赵升进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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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心战,但这个家伙仍不交代。经过给他摆出证据之后,他才承认自己参加过这个特务外围组织,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做到稳准狠,在和阶级敌人的接触中,严格防止了逼供信。定案处理时,必须做到人证,物证,旁证俱在,防止了阶级敌人利用假口供和其他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同时,也做到了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群众认为他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干部,怀疑他是黑线人物,因之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査,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准备还在全厂范围内让他做检査。(象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毛注)
    ,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扩大改造面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份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他们以岀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了党的这一项政策。在慎重定案的基础上,主动地,不停顿地对阶级敌人进行了狠斗狠批狠揭,从政冶上给他们以狠狠的打击;使他们在群众中没有放毒的市场。但在处理上,则本着扩大改造面的政策,酌情从宽;能不押的尽量不押,能不关的尽量不关。对于那些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就不给戴“帽子”,而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在群众专政下进行监督改造。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的不树敌过多的思想,争取教育了阶级敌人的家属和亲友;第二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问题;第三有利于改造他们,不使他们横了心,与人民顽抗到底,继续危害革命。平印连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坦白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之后,很害怕给他戴上“帽子”关起来。这时革委会和群众就给他交代政策,向他指出:戴不戴“帽子”取决于你是否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否能悔过自新,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重新做人。并把他的家属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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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找来,当面指出他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把政策交给他的家属和亲戚,共同促使他坦白交代,争取不戴“帽子”。后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又交代了一些罪行,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厂革委会决定不给他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允许他在原车间参加劳动。平时群众发现他稍有不老实之处,就随时对他进行批斗,大家说:“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我们手里,比戴在他的脑瓜上更厉害只要他不老实,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
    这个厂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戴“帽子”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则坚决给戴上“帽子”,实行群众专政,用这些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
    四,就地改造,本厂“消化”,“包袱”不上交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本着毛主席“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教导,对一小撮阶级敌人,除那些逃亡地主,富农分子,按政策遣送原籍交当地群众专政外,其余的只要他们不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论戴“帽子”或者没有戴“帽子”的,都留在本厂,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事实证明,这些反革命分子最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群众把揪岀来的坏人一般的都安排在原来的连队劳动,有的还适当地,有控制地让他们参加一定的群众活动,如一些批斗会,学习会等等,把他们随时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说:“这样做,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批得上。不仅改造了他们,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这个厂还在一定时期,把这些阶级敌人分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集训,由基干民兵给他们上课,让他们坦白问题,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最后由群众给他们做出小结鉴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现在我体会到了群众专政的威力最大,不交代不行,我看到群众的眼睛就象针扎,再不坦白,不老实,钻进死胡同里就没有出路了
    五,深挖细找,注意策略,不停顿地打击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以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厂革委会特别注意到阶级斗争的新特点,那就是:一些阶级敌人隐藏得更深,变得更狡猾了。但是他们坚信,阶级敌人“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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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因此,革委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深挖细找,注意斗争策略。
    为了挖掘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厂革委会发动群众,对一些有怀疑的人,大搞“四査”:査来路,査档案,査表现,査历史。在运动中,通过深挖细找,搞出了二十多个原来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如日伪国民党特务马春生,过去厂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这次群众在“四查”中,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喝水杯子底上写着“傻马忍耐”四个字。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不是随便写下的四个字,一定有文章。再联系到他许多表现,经过内查外调,终于证实了他是一个罪恶累累的特务分子。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斗争中对掌握了材料或掌握了一定线索的阶级敌人,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他们采用"引而不发"的办法,使那些没有交代问题的敌人感到压力,惶惶然不安。这样做冇效地分化瓦解了敌人,使革委会和群众掌握了更多的对敌斗争的“子弹”。有一个特务分子,本来革委会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这个家伙就是不坦白。在一次对敌斗争的大会上,革委会有意点了已揪出来的敌人的名,并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而没有点他。这个家伙就错误地认为革委会一点也不知道他的问题,还洋洋得意,假装正经。在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上,群众突然把他揪了出来,打得他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样就使那些还想蒙混过关,抱有幻想的敌人,坐立不安,有个家伙唯恐革命群众把他揪出从严处理,就一天找革委会六次,交代自己的问题。由于革委会注意了斗争策略,这次大会后十几天内,又有五十多个人不同程度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总社记
    者)
    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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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首都工人阶级贯彻执行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切”伟大指示,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们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昂首阔步地开进清华大学,一举登上了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在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八月五日,敬爱的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个工人宣传队的代表。毛主席的巨大关怀,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毛主席的系列最新指示,为他们指引了胜利的航向。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领导仝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结果。
    月二十五日,当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时,清华园内红旗飘舞,片欢腾,到处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回顾半年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清华大学的巨大变化,畅谈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收获和体会,莫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他们和工人宣传队员一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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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斗争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能够迅速地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因此,他们进驻清华大学以来,带着领导上导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新任务、新问题,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领导。他们紧紧团结和靠学校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伟大指示,在半年时间内就使清华大学面貌一新。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迅速赶上亿万群众胜利前进的雄伟步伐。实践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在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先后讲话。他们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们表示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断革命,彻底革命,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扫除几千年来旧教育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首都各有关单位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参加了大会。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
    1969.01.29;中发[6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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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军管会或军管代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
    北京市革委会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送上清华大学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高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由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工人宣传队进校时,在校学生八千一百六十六人,教职员三千九百三十五人,校内工人千一百六十二人,共计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人。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全校一百六十五名处长、部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中层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各个教学的基础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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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进校以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包括“给出路”的这一无产阶级的政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教育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给予适当的处置。”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
    育
    在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一种是在解放前受资产阶级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总的看来,前一种人比较复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因为留学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后一种人虽然与前一种人有所不同,但长期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其中多数人也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土建系材测教研组
    三十九个人,就有二十五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只有三个人家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没有多大问题,却也犯过某些错误。宣传队员扒拉来又扒拉去,觉得都不可靠,都不可信。有的甚至说:“乾脆一窝端到农场劳改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国绝大部份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的伟大教导,从思想上解决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问题。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和辨证的分析。如根据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本人交待清楚以后,要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加以信用:要把一般的海外关系同里通外国区别开来;对一部份学术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改造他们;等等。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一窝黑”的材测教研组,我们这样重新考察和分析,发现三十九个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革命和要革命的,从中选拔了十五名教职员积极分子。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他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工人宣传队进校后他带头斗私、批修,并能大胆揭露其父的罪恶。我们就把他选定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力培养他、使用他。与此同时,我们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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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起占师生员工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积极分子队伍,通过他们又争取、团结了知只分子的大多数。
    但是相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并不能代替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深入人心的伟大时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形势下,改造知识分子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几个月来,我们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狠挖隐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宣传队各连普遍组织了作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的阶级教育课,不少老工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和其它反动谬论,激发师生员工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痛恨刘少奇的阶级感情。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査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从此精神振奋,在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表现积极,大胆揭露阶级敌人的罪行。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经常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不动摇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基本原则,二是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坚持下去,决不让他们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因此,每次出现反复的时候,我们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条纲,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复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
    个贫农出身的教师解放前家庭很苦,解放后村子里贫下中农把他送到大学来读书,可是他在修正主乂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把当工程师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不问政治,埋头搞业务,因此,被蒋南翔立为“标兵”。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对于同工农兵相结合,理论上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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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必经之路”。表现积极。但是,后来当动员知识分子下农村劳动时,他就想不通了。说什么“十年寒窗苦,为的把名出,早知当农民,何必来读书”。宣传队又反复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使他的觉悟大大提高。他说:“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我的思想境界是空虚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一定要痛下决心,把立场转过来,要和工农兵一条心,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最近我们还组织了一部份师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斗、批、改。
    、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清华大学这个过去被称为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许多所谓有“地位”的人物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深造,这样就使得这个学校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别多。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这些人和其他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都以革干子弟自居,自称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群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反动血统论的信奉者。后来老子出了问题,又觉得一落千丈,抬不起头来,有些人甚至有严重的对立情绪。如何对待这些人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中贯彻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宣传队进校后,有些同志对这部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反感,称他们为“黑种子”,不敢沾边,不重视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重视,一小撮阶级敌人很重视,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引入歧途。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女儿——自控系学生刘涛为例,我们进校前后,阶级敌人就曾不断利用写反动信登门拜访,以交朋友、谈恋爱等各种方式,对她进行引诱和毒害,想把她拉上反革命的道路。类似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争夺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的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认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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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队在这场争夺战中,必须打主攻战,加强对这些人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时紧紧围绕着一个“拉”字进行的。我们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帮助他们认清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老子的罪行和错误,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帮助他们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时,我们经常针对他们的问题和活思想,通过大会小会和谈心活动,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对他们进行热情、耐心、细致、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使他们能够作到“划”(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清”(肃清流少奇和反动老子对自己的影响)、“站”(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边)。比如刘涛,我们进校后,及时了解她的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她。当发现她有悲观的“宿命论”时,宣传队就给她讲明父母不能由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道理,教育她彻底地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划清界限。当发现她因为一部份群众歧视自己而产生同群众对立的情绪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群众的教导,使她正确看待群众对刘少奇的革命义愤,并自觉地与群众一起批判和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当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全会公报,共同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刘涛毕业离校时,宣传队还同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教育、鼓励她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刘涛感动地说:“工人师傅对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不仅挽救了国家,而且也挽救了我自己,我要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滔天罪行,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事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英明指出的,“实践结果,会有少薮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同敌人争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根本的一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不论走到那里,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免疫力”,使敌人现在拉不动他们,将来也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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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拉过去。经过我们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除极少数坚持顽固态度外,大多数都有显著进步,表现较好。工化系有六十九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人宣传队刚进校时,一片消沉,如今都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对敌斗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其中有二十人成了积极分子。如王芹珠的父亲原是个地委干部,历史上曾叛变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王为此曾一度产生悲观情绪,经过教育后,现在不论在大批判中,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是敢打敢冲,并积极起来批判老子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后来被群众选为班长,发挥了骨干作用。
    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即同时担任教学任务)有九十五人。冶金系各教研组支部书记、正副主任以上共有三十四人,“双肩挑”的就有三十三人。这些人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正确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如工化系主任汪家鼎(三级教授)、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十几年来都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阶级教育路线,他们还重用过一些坏人,并犯有一般右倾言论的错误。过去他们是蒋南翔重用的“红人”,同蒋南翔来往较多。他们在运动中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斗,群众认为他们是蒋南翔等“一小撮”里的人物,因此两年来谁也没有去考虑要解放他们。
    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的伟大教导和“
    ·二六”重要批示精神,首先,引导革命师生员工在深入批判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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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分子;十几年来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因此,不能算是坏人。
    其次,在最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注意分寸,运动中革命群众起来大揭大批,上纲上线,是完全必要的,对他们是有益的。但定案落实的时候,就要慎重甄别情节的真实程度和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这里特别要区分如下
    四种情况:(1)把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別开来;(2)把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3)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步的一般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4)把由于不突出政治,坚持业务第一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经过群众分析研究,认为他们是属于前者,即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而不属于后者,即一小撮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家。
    对于这些人,态度很重要,改悔与不改悔关键在于对自己的问题或群众的批判抱什么态度。汪家鼎在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能主动斗私批修,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汇报活思想,找对自己意见大的师生徴求意见达五十余次。能够彻底检查批判自己的问题;能够正确对待和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能够同蒋南翔等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能够大胆揭发别人,在实践中确有改悔的表现。他在批判自己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因此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但是李卓宝由于抱着过关的思想连续检査了两次,群众都没有通过,不过群众仍然坚持一方面对其错误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充你地给她留有觉悟的机会。后来,李卓宝在群众的批判、教育下,有了觉悟,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她痛哭流涕地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从泥坑中挽救过来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今后,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对于他们两个人以及类似这样的人,群众还打算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按其专业特长,给予适当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继续考察他们,教育他们。
    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份批判,要给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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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
    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由于他们长期受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用和吹捧,占踞要位。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亻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曾任副校长、一级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被撤销一切职务,降为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尤其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是不那么香了,但也不是那么臭。有些师生还把这些人比作臭豆腐,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政治上臭,业务上香”;另有一些人则主张将这些人全部来个“吹灯拔蜡”,当作“废物”处理算了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样就打中了要害,充份揭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肃清他们的流毒,使他们没有放毒的市场。使师生员工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有的人说:“现在再来看他们那一套货色,就不是‘臭豆腐’,而是‘臭狗屎’了。”
    同时,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是在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可以背靠背地批,面对面批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听,要重在触及灵魂。刘仙洲说:“虽然让我坐着却如坐针毡。”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份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著作反面教员。对他们的生活不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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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苛刻。对于准备用的人,要多给他们创造锻炼改造的条件,钱伟长要求下工厂劳动改造,十一月份开始就让他同一部份师生到特钢厂劳动,最近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旧思想同新时代的矛盾,我如果不走这样一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从政治思想到生活习惯上同时代格格不入,好像辛亥革命后的满清遗老一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他表示要一边劳动锻炼,一边研究教改问题
    宣传队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的处理,不仅使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受到了很大教育,表示要在晚年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也使其他不少老教授看到了自己的岀路。他们感到有了奔头,也活跃起来了,主动清理自己的问题,表示要争取“一批、二用”。
    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混在清华大学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两点值得注意
    (1)历史的多,现行的少。所谓历史的,即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反动党团和担任敌伪官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个别人也有现行问题)。所谓现行的即披着学者外衣从事特务活动和进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家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种人在教授和一部份讲师中属于前者的占多数。
    (2)他们多是一些搞理工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掌握某些有用的学识和专长,如数理化知识和外语能力等。在他们“一清二批”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酌情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
    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分析出发,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在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和搞好内査外调工作的基础上,普遍开展政策攻心战,给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岀路;在他们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和决心重新作人之后,则给予从宽处理,能不捉的尽量不捉,能不戴帽子的尽量不戴,给他们以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机会,借以立功自赎。去年十二月五日以来,全校开了三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从宽处理了教职员中包括历史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叛国分子在内的五个反革命分子。这五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要戴帽子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在毛主席的“给出路”政策的感召和革命群众强大的政策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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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戕的压力下,他们能够低头认罪,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态度较好,宣传队使决定不给他们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只是因为他们问题轻重、态度好坏还有差别,决定对其中三人仍然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对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狠狠打击。如直至去年三月还为美帝国主义送情报的现行特务王振通、拒不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刘玉泉都经过群众路线,给予严惩。我们还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充份利用每次大会以后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矛盾、动摇心理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使一小撮阶级敌人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说:“现在出路给摆出来了,我要‘竹筒倒豆子’,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三次大会有一千零六十五人坦白交待问题,其中交待重大问题的一百四十七人,从而大大扩大了坦白面和教育面。正是:宽严了几个,争取了几百,动摇了敌人的营垒,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充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抗拒的威力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六九年一月
    十日
    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1969.05.08;中发[69]20号毛主席批示:照办。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査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北京市木材厂是由寿材、家俱、电锯等行业的二百一十三家私营小厂,自
    九五六年以来,经四次合并逐步发展成为有一千三百一十七人的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时,共有资本家二百五十二人,小手工业主七十人。十几年来由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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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职、调出、死亡等原因,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尚有在职资本家八十三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三;小手工业主三十九人(其中有独立手工业劳动者八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三。
    解放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生产资料逐步国有化。公私合营的赎买形式是利润分配制度,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公私合营的赎买形式是定息制度,把他们“包下来”,在企业内安排适当的工作,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目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木完仝剥夺乾净,通过工作和劳动,逐步把他们“化”掉,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调和,胡说:“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已不是资本家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讲利用,不要限制和改造。在刘少奇的这条投降主义统战路线的庇护下,我厂先后有六十多个资本家当了干部,其中有七人当上了厂长、副厂长,有二十七人担任了科室和车间的领导干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黑手也伸进了北京木材厂,把该厂作为东城区“资产阶级工商业退休”的黑试点,对资本家百般照顾,因人设事”,安排轻微工作,请长假工资照发;还给资本家评奖金、评“生标兵”、评“红旗手”,有的甚至出席了区“群英会”。资本家利用把持的部份权力,对工人进行排挤打击,对干部则拉拢腐蚀,有的干部精神状态不好,很不得力,有的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鼓吹“向资本家学习,要尊重资本家领导。”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仍有二十五个资本家混在干部队伍里。工人同志们说“像我们这样的厂子,不清一清,整一整,可真不得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奋起夺回了被资本家把持的那一部份权利。同时,出于对剥削阶级的义愤,停止资本家和小业主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取消了资本家的定息,扣减了十八个资本家的部份工资。
    我们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伟大教导,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包括区別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和“给出路”的政策。厂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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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后,我们对厂里的资本家进行了普遍地内査外调,把他们开业、资本、劳动、雇工、表现等情况做了较全面地了解。
    随着斗、批、改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和最新指示的逐步落实,如何对待我厂八十三个资本家的问题,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说:资本家是“一窝黑”,是不可改造的,对他们都应实行专政,统统轰到农村去。有的说: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统统剥夺资本家的政治权利,不符合党的政策,应该让他们“归队”。我们认为,正确对待资本家,是体现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翻阅了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在全厂普遍地举办了落实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述和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的经验。同时,我们给资本家、小业主分别办了有老工人参加的业余学习班。通过学习和讲用政策,广大革命群众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定要消灭他,但对这个阶级中分子是要改造它。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反动性。但他们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家中的大多数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对资本家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
    、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我厂的八十三个资本家,均系手工业资本家。其中:解放后开业的多,解放前开业的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少;参加主要劳动和辅助劳动的多,不参加劳动的少;基本守法的多,违法的少;公私合营以来接受改造的多,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少。因此,我们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包括
    (1)公私合营以来,在政治上能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和领导,努力从事生产劳动,表现比较老实的守法资本家;(2)曾经一度散布过反动言论或不满言论而又不是一贯恶毒攻击,经批判教育有所认识,愿意改悔的资本家;(3)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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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历史问题,已交代清楚,査证属实的资本家等,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继续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我们遵照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大工贼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等修正主义黑货和资本家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资本家过去最爱听刘少奇的“剥有功论”,胡说是自己养活了工人。经过革命群众的批判和老工人的控诉,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剥削有罪,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自己。”在学习班检查交代了剥削思想和罪行,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对这些人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把这些资本家放到群众之中,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接受工人阶级的批评教育,扩大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缩小他们走资木主义道路反动的一面,使他们逐步转变资产阶级立场,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政治上,让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运动初期被扣减工资的,一般应予恢复;原是干部的,下放劳动以后,根据其劳动强度,粮食定量可与同工种的工人一样。资本家放到群众中后,精神状态有较大变化,在班内普遍表示了接受改造的决心,多数人早来晚走,努力劳动。如有的资木家放到群众中之前,顾虑重重,组内无人不敢进门,怕出了事受牵连。放到群众中后多次主动徵求工人的意见,要求检査自己过去的剥削罪行,表示:“前半生剥削人民,犯了罪,后半生一定要好好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改造剥削阶级思想,为革命出力”工人同志们反映:这样做,符合“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要求以反动资本家揪斗的就有十余人,我们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进行了深入的调査研究,经反复核实后,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和不树敌过多的思想,严格掌握三个区别:(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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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的错误言论同进行恶毒攻击的反动言论区别开来;(二)把曾经一度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区别开来;(三)把愿意改悔的同负隅顽抗的区别开来。据此,对其中几个情节较轻,经批评教育,态度较好的资本家,没有以反动资本家论处,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对三个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恶毒攻击的反动家伙,发动群众充份揭露他们的罪行。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同时,向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区别对待,以分化瓦解这一小撮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在定案处理时,对两个经群众批斗能低头认罪,愿意改悔的反动资本家,从宽处理暂不戴反动资本家的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有一个资本家长期隐瞒反动身份,在解放初期倒卖金银,扰乱金融;“三反”“五反”中偷税、漏税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整风反右时猖狂向党进攻,一九五八年借“交心”为名,散布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利用职权,假公济私,拉拢腐蚀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恶毒攻击言论,至今仍不低头认罪,负隅呗抗,因此从严处理,戴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帽子。这些反动分子,已“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只要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不搞破坏,就不关押他们,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出路,在革命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让他们在群众中学习,有控制的参加一些群众性的会议,促其转变反动立场。如日后确有改悔表现,经过群众路线,可酌情摘掉反动资本家的帽子。
    我厂资本家中,有三个曾作过处理的历史反革命,运动初期,被群众以“双料货”轰到一边,监督劳动,在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时,注意掌握两个原则:(一)凡历史上作过结论,结论符合政策而又未发现这些人的问题时,一律不再追究;(二)历史上虽作过结论,而原结论属于“重罪轻判”,“宽大无边”不重新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按其罪恶大小,情节轻重,表现好坏,区别对待。如对一个曾被判处过三年半群众管制的中统分子,经査证,没有发现新问题,即按一般资本家对待;而对一个罪恶极大,未受法律惩处的历史反革命,和另一个依靠日寇势力,欺压群众,罪恶民愤较大的“内定普通反革命”,为促使他们尽可能地从坏人变好人,根据群众要求,公布罪行,批判斗争,暂不戴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视其今后表现,酌情处理。对这些人的宽大处理,使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资本家震动较大,纷纷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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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
    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统称私方或资本家。我厂在职的资木家中,有的人只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不雇用工人或只雇用一两个学徒或助手;有的人本小利微,自产自销,公私合营后,定息只有几包香烟钱;有的是公私合营时因父母年老,顶其父名进厂的资木家子女。如有个资本家,解放初开设劈柴铺,后改为棺材铺,活忙时雇个临时工帮他拉大锯,主要依靠本人劳动维持生活。这一类人,“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两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我们把这部份人从资本家中划出来,以积极的态度,团结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斗私批修,改造思想,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个资本家被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后,含着热泪,激动地说:“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回到群众中去,向工人阶级学习,抓革命,促生产,报答毛主席的恩情。”当晚,他的全家彻夜畅谈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英明伟大,并办起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的儿子是沥青厂的汽车修理工,第二天主动来到我厂,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和今后的决心。真是划出来一个,教育了一家,影响了全厂。进一步掀起了落实政策的高潮。
    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白我教育和改造。
    我厂现有小手工业主三十九人,他们多数出身于贫农和中农,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十多年来,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三不管”(工商联、工会、行政都不管)状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资本家一样,被停止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们思想包袱很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低头干活,小心翼翼,不让子女参加运动,怕招惹是非,连累自己;有的背后嘀嘀咕咕表白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有的公开提出:“我们和资本家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在群众中有的认为“资木家、小业主是一路货,都是吃剥削饭的。”个别老工人想起在旧社会当学徒时的痛苫,非常气愤,说:“小业主里头,吃徒弟肉的,和资本家一样可恶。”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一学、二清、三回的办法,引导大家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好小业主的问题。一学,是把小业主组织起来,利用工余时间举办学习班,并派老工人领导小业主学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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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组织全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光辉著作,引导大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提高政策水平。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小业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其经济地位与中农相似,是团结的对象,把小业主排除在运动之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也不利于对小业主的思想改造。二清,是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对小业主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把混进小业主内的历史反革命清理出来作了适当处理。同时,在三十九个小业主中,有八人是本小利微,自产自销,独立劳动,不雇用工人。则把他们从小业主中划出来按独立手工业劳动者对待。三回,是经过上述工作,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让小业主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思想。
    业主回到群众之中后,心情非常激动,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充份调动了他们生产积极性,他们表示:“一定要学好‘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革委会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
    华总社记者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
    2007年11月15日初稿2011年8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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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8)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八节解决陶铸问题
    本节资料
    、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总的是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意见好。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
    2、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3、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
    5、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
    6、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7、龙舟,不去组织,搞新的文体活动。少数要搞,不阻止,变成体育比赛性质的。态度要明确,不搞龙舟,搞新内容的体育活动
    8、湖北,请你同任重同志通一次电话,汇报一下。过于小心一些(按指高等学校有点有面,不是仝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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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匡,是否正式停职反省。请给中宣部写一报告,把王匡现有材料汇集下,中南局讨论提出个初步意见(性质问题)。
    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第二次电话
    1、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2、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
    陈伯达提出不要派,
    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
    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给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
    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报告修改一下发各省并报中央。再强调一下放手发动群众,大揭盖子,强调夺权。对阻挠运动的要严厉批判,是反革命的行为。不领导运动,就是不愿革命
    宿舍,贴一点大字报,也不怕
    小学,起来贴大字报,也不要阻止,记下来,将来四清时解决。文化艺术部门,问题多,要准备抽调力量。高校、高中招考、推迟到寒假。
    雍文涛同志的问题,是革命的。对苏烈杂文的看法,不是他一个人的,认不够可以检査。苏烈去市委,是我们送走的。可在中南局干部会上检查一下,中南局讲一下了结此问题,让其迅速来京。(雍不同意大会检查,说目前距离如此大,会僵住,收不了场,他主张弄清再走,迟走两个星期也可以)。请中南局党委研究一下,请紫阳或区梦觉参加。
    机关的重点不是苏烈、是王匡,晚报,科学分院,珠影。(他还提到李普,我说李同王匡有区别,他同意)。王匡要停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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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岀来。半个月后写岀文章。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
    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为常务副部长。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
    要调一个机要秘书。
    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陶铸在卫生部钱信忠等汇报时的插话
    六月十四日卫生部钱信忠、黄树则、张之强等向陶铸汇报时,陶铸插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要站出来,领导总会有错误,有错误首先要自己检讨,这样就主动了
    对刘士豪可以进行背靠背的批评,对谢少文要批判、斗争,可以公开批评。卫生部主要是“权威”问题,要把权夺回来,他们有技术还要用,不能让他们当权。不管是彭真、陆定一都可以打倒。你们可按康生同志这样说法,可向17级以下讲。要提拔新生力量当科主任,有技术的专家可当顾问,但资产阶级思想要批评。中医工作很重要,中医是好的,其中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不得,对中医学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揭发、批评、斗争,可以开大会,让他们站着参加斗争会,不要打,不要再给他们戴高帽子。医院按雪峰同志的指示做,医院要稳一些,对医院同样要求搞彻底,但方法不能象学校一样,可以采取彻底揭发,科室揭发、批判、讨论,要搞彻底,但要稳。关于医疗事故的大字报放在另一房子里,避免病人看了都不相信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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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分二步走:第一步夺权,不仅夺医院领导权,还要夺科室权,同时要准备好最坏典型进行批判,但不要太多,一个单位一二个就行了,杀鸡给猴子看。对刘士豪这样的人最好采取停职反省的办法,如果撤了职就不利于批判,撤了职就不属于你管了,就没有目标了。解放16年了我们自己的人已经培养出来了,资产阶级专家不要他们当‘长’了,让他们当顾问看病还是可能的,还是要用的。第二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主席讲这次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要把牛鬼蛇神搞干净,医院科室领导权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共产党也要分左、中、右,对资阶级‘权威’要进行批判。陆定一讲旧协和加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医大八年制要考虑,卫生部要肃清陆定一的影响。要贯彻中医政策,中医要保扩,但对中医中的反革命要进行批判斗争,要他们停职反省。可以开大会,也可以开小会,搞说理斗争。
    当钱信忠等谈到把卫生部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派出去当工作组,本部运动先不搞这一部署时,陶铸说:
    这样的部署是对的,北京市要支援;直属单位要搞好。留在部里的人还可以揭发批判,有多少搞多少,搞材料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支援北京市,尽一切力量派工作组去,中央各部都一样嘛!等把支援北京市直属单位的重要干部抽回来,对本部的问题比较集中进行揭发、分析、批判
    卫生部文化大革命主要解决以下问题:肃清前中宣部陆定一的影响,搞卫生部时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査过去的卫生工作,达到今后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今后的卫生工作。陆定一提出的旧协和加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办八年制的学校也得考虑。搞郭子化问题,我很了解他,在山东搞地方主义招收地方牛鬼蛇神;前党组内的不团结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我兼国务院二办主任,雍文涛任常务付主任,以后有事可找他。
    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中央拟批华北局报告。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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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四清点,搞一段文革,结合学毛著,搞清思想。新点,从文化
    革命搞起。面上,学毛著为中心,搞一下文革教育和声讨黑店。
    (二)城市,工厂结合四清搞文革,不能代替四清。新点,从文革搞起。面上,搞一下文革,主要学毛著。
    三)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髙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极领导。
    四)街道居民、小学、服务商店、派出所,现在不搞。小学将来采取集教师的办法搞,现在可以搞声讨,不能靠小学生搞。派出所,将来靠集训办法。服务商店,下一步再定。
    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今天晚上特意到高教部跟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同志作了一次谈话,他们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说几句话。今天我要向同志们宣布的就是高教部这次紧紧依靠群众依靠同志们的多数,依靠革命左派,把高教部的问题,蒋南翔的问题彻底揭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央是很满意的,完全支持的。今天我来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彻底地把高教部的问题弄清楚,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斩断。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高教部首先有几个同志贴大字报,揭露了蒋南翔的问题。于是以蒋南翔为首的人组织反攻,围攻,另一方面对上级采取欺骗掩盖的办法,蒙蔽上级。后来情况弄清楚了,蒋南翔是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中央是在十日决定的
    十一日宣布的
    当时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副部长来代理蒋南翔的工作,决定了暂时由刘仰桥同志代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赞成,就是不恰当。什麽叫不正确?多数人不赞成,就是不正确。既然是不恰当不正确的为什麽不改变呢?应当改变。今天下午接到你们{机关}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不要刘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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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代理高教部部长职务,提出来要教育部部长何伟同志兼代高教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同意这个意见,现在就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代高教部部长职务。今天我跟同志们见面,主要是宣布何伟同志兼代高教部部长职务。
    高教部运动搞得很好,原来我们没有察觉问题,你们搞出来了。我们原来觉得高教部工作有问题,问题可能不那么大。现在高教部的同志把大字报一贴,教育部的同志一支援,把问题彻底揭发出来了。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麼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揭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清楚得很,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清华大学是全国的重点大学,在全国是起示范作用的,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某种意义上讲,高教部发指示影响很大,但清华大学很多经验向全国推广,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清华大学的问题揭开了,清华大学真正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才占百分之四十,在全国高等学校里比例是最低的,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占的比例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比例是最髙的。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分数放得高,不管政治怎歴样,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分数。
    过去高等学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麽样,不管你政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
    为什麽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动员下乡,下厂那么困难?为什麽每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要做很多的动员工作,才能服从分配呢?因为他们进大学不是为了使自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光明接班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是为了成名成家,将来站在群众之上,还是搞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大学毕业后,就是高人一等,他们就是当劳心者,脑力劳动者,他不能搞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受他的支配。我们花这么多钱,工人,农民节食省用,给国家储备资金,国家花这么多钱,一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是几十万。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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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
    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仝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现在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都是十月革命后培养的什麽工程师,像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嘛,是铁道工程师。赫鲁晓夫是阴谋家嘛!他在斯大林死后搞政变,上台就有人拥护他,马上把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一个列宁的故乡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变了颜色。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接受。
    而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同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不只是高教部,教育部董纯才所宣传的凯洛夫,你们要清算。在全国中小学中,凯洛夫的影响很深。只讲智育不讲政治,说德育就是政治嘛!特别是高等学校影响最大,因为高等学校毕业岀来,不管怎样都要变成国家干部,因为髙等学校毕业生太少嘛,至少现在培养出来的都当干部,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那再过多少年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要变了。现在还是老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上面出个资产阶级野心家,把政权一变,那下边马上就变过去了。我讲的是总的情形。从揭露蒋南翔的大量材料看来,他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蒋南翔他当髙教部长,从前在教育部当过副部长。因为他一进城,就当高校党委书记(北京市)高等学校都归他管,后来他当高教部副部长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副部长。他兼清华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而现在看来,他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整个教育工作,改造我们整个高等学校的,是很坚决的,对推行资产阶级一套是很支持的。当然罗,他也做了一些手脚的(湖南方言,即做了些表面工作),比如讲什麽半工半读,清华也搞了一些。但现在看来,这是种手法,他要推行资产阶级那一套,他总要一些资本嘛,他要完全露骨的一点也不搞假的,那也不行哪。现在看来,从整个看来,他做一点工作,是力图掩盖他推行的资产阶级那一套。表面看,他在某一点上执行了一些党的方针政策,但他执行这一点,是为了更大地破坏党的方针政策。同志们,你们可以分析批判,这是我们初步看到的材料,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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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南翔同彭真的关系很密切。彭真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他同他组织上非常密切。你们的很多大字报揭露了这个问题,不是蒋南翔同陆定一有矛盾吗?是什麽矛盾呢?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斗争的矛盾呢?还是个人权利的冲突?现在看来不是蒋南翔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陆定一搞资产阶级那一套的,因此他们冲突起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那你们就不应该反对他了,我们不应罢免他的高教部长的职务了,是不是?
    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他们同陆定一是不好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他看不起陆定一,陆定一也看不起他,实际上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不谋而合的你看他在高教部搞的同陆定一搞的有什麽不同?清华大学搞的那一套同陆定搞的八年制的医科大学有什麽不同?一个六年,一个八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不同实际上没有不同。我讲的是基本方面的,他们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教育,来办我的大学,不是用毛泽东思想,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突出政治,在这点上没什麽不同。他同陆定一的斗争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蒋南翔有一定后台,有一定地位,他的后台是彭真。蒋南翔同陆定一的斗争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性质,恰恰相反,同样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那一套,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这就是你们高教部同志很大的功劳
    前一阶段我们不大清楚,受了蒙蔽,现在看来有一条真理,要依靠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不单是文化革命问题,要在全中国个个领域里,彻底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通通把它斩断,把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真正地建立起以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队伍,并由他们来领导我们的一切工作,领导我们的一切部门。高教部就是这种情况,运动发动起来,起初是少数几个同志,是现在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几位负责同志。他们受到打击,首先受到蒋南翔的围攻,但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真理,群众支持他们。
    在开始时,就我们宣传部来讲,我是宣传部长,刚来不久,开始不清楚,有两三天没有什麽支持。我是四号到北京的,七日开了一个会,我听了几个省同志的汇报,讲了今年高考不能照原来的办法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正在发展,现在要组织全国统一高考不可能,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现在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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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正处在高潮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没有发展起来,正在搞。你想把学生拉回来复习功课,参加考试,那就等於破坏文化大革命,是拉不回来的,勉强拉到课堂上来搞功课,这是原则性错误,不能这样做,一把他们拉回来了,听课,他也没有思听,可能成绩很坏,结果右派学生,不突出政治的学生,他们不参加运动,他是来搞功课的,考的名列前茅,相反的革命派的学生,名落孙山,不能这样干而且我们的教育考试制度存在错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一套,趁这运动机会把它破了
    这次文化革命到处都得破的,凡是对社会主义有妨碍的都得破的,凡是资产阶级的都得彻底破的,要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一套。所以七日开会有蒋南翔,何伟同志,还有张际春同志和计委的高云屏同志参加。开了一个钟头,给他们讲了俩件事情:一个是今年考试不能那样搞了,要取消。我当宣传部长,第一次就是搞这个事情,就是取消这个全国高考。第二个我讲你那个清华为什麽贴大字报贴到北大去,北大革命好不容易搞起来,你们应该支援,大家贴你几张大字报,你清华就去批评北大,讲北大是错误的,蒋校长是正确的,“拥护蒋校长”。我讲原来清华大字报是错误的,北大是正确的,批评清华是正确的,我们清华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这不是很好吗?我讲你自己赶快贴张大字报,我还是好意的要争取主动,要他回去贴,但他没有贴。他回来讲陶铸找他开会,委托他很多事情,他就认为我很信赖他。信赖是信赖,信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把髙考制度改变,第二是要他贴大字报。
    所以,原来我们对高教部的问题不是那么清楚,支持不够,那么现在我们支持了,今天我来讲,表一个态,我们坚决支持高教部的文化革命搞下去。
    以后看来情况不对了,十日,觉得蒋南翔不能再搞下去了,书记处决定蒋南翔停职反省。所以看来认识一个事物要有一个过程,原来认为高教部有问题,问题不是那么大,清华有问题,问题也不是那么大,现在问题很大。所以,一切东西还要经过革命的实践,依靠群众什麽都能搞清楚。你原来是假的,经过革命的行动,经过革命的实践,经过群众的揭发,你假的永远是假的,不能变成真的所以真的总是真的,假的总是假的,真理总是真理,错误总是错误。我们要靠真理吃饭,依靠真理不怕仼何人反对。因此我们依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高的真理,对我们革命者来讲,对世界人民来讲,没有比它更高的真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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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他更高的真理吗?没有。为什麽?我们今天搞革命嘛,在中国来讲,要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好,要彻底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要使全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你要依靠什麽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
    我在中南局的时候,曾经写了个决定,在《人民日报》登了的。我们是这样提的,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对于党员来讲,是有党性没有党性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中宣部理论处很反对,大讲“你们杀气腾腾”。我们讲这个话,怎麽杀气腾腾呢?这是真理嘛!这是事实讲出来的话,怎么杀气腾腾呢?你共产党员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嘛!就是要消灭全世界一切剥削阶级,首先要消灭中国的剥削阶级,要取得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什麼?一个共产党员,你不实行共产主义,还叫什麽共产党员?你还有什麽党性?一个革命者,你不用毛泽东思想最高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武装我们,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结果我们不能消灭阶级,反而让剥削阶级统治存在下去,那你们算真革命吗?
    高教部的同志,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揭露蒋南翔,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他们就是相信真理。比较来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比较深刻一些,他们带了头,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在另一方面我要讲清楚,高教部原来有一些同志跟了蒋南翔,受蒋南翔的欺骗,帮他们写了大字报。××说晩上写大字报,写得很辛苦,发香肠面包,搞物质刺激。我讲,同志们,你们吃一点没关系,真正为了吃点香肠,吃点面包写大字报问题不很大,我看这是可以原谅的,你并不是相信他嘛,但这个也不好,真正来讲,要写大字报的,你一天不给他饭吃,三天不给他饭吃,他还是要写大字报。因为他拥护真理嘛!你杀头我还是要写;不写的,你就是给香肠,面包再加上什麽东西,我还是不写。我们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但另一方面仅仅是因为过去不认识,不清楚蒋南翔是什麽人,蒋南翔是高教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又是清华大学校长,又说我同他谈话,分给了他很多工作,我信赖他,这么一套一套,还有际春同志支持他。加上面包,香肠,我看这类情况写大字报要取得教训,不要随便吃面包,香肠,(笑声)还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拥护真理,站在真理方面来。这样的同志讲清楚了,坚决划清界限,我看还是好同志,应该是好同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地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作斗争。我相信拿高教部来讲,真正跟蒋南翔走的,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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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问题,就是明明白白地知道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自己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完全是一条路子,一个反党黑帮结合起来,这只是极少数。有些革命的同志,他们带头揭露蒋南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保卫毛泽东思想。在高教部,这些同志应该再接再厉站在运动前面,把这个斗争搞下去。对多数同志过去受些蒙蔽的,认识不清楚的,应该划清界限。这个界限很好划嘛这也容易划嘛!我们拿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划,到底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蒋校长?拥护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问题;拥护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很好划嘛。高教部蒋南翔哪些事情是真正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的?哪些事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很好划,一划就清楚了。他有讲话,有言论,有文章有会议记录,有事实,有行动,东西多得很,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这个界限是容易划的。
    只要我们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曾经一度少许离开党的立场,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就是了。不要一误再误,不要以为我们曾经与党的立场有点离开,那么我们就觉得不好回来了。越走越远了,那就不好了。离开点有什麽关系?再回来就是了。我想,我们采取欢迎的态度,对于绝大多数同志是由于时思想糊涂上了当,那么现在就是要别上当嘛!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坚决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集团作斗争,把高教部变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教部,使髙教部能把全国的高等学校变成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高等学校,那即使我们犯了点小小的错误,算得了什麽?对于整个事业来讲,那是不可比的。就是蒋南翔,还有一些同志,一些人,不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不是思想模糊的问题,是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或者是骨干,我看现在回头还不晩,为什麽不回头呢?天大的错误我们改嘛,脱胎换骨的改嘛。
    反正两条路,现在你要革命的就跟着共产党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要麽你不革命,就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队员,没有第三条路。全世界也是两条路,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不是讲一天也不存在,整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存在的。要麽当反革命,要麽就是革命。我国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流了这样多的血,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不保卫它,我们不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亡党,亡国,亡头。而且中国的革命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寄托在我们身上。如果中国革命胜利了,全世界革命也不要很久了。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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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国革命搞了四,五十年,一个国家四,五十年,十个国家四,五百年,一百多个国家就要四、五千年。
    现在是一九六六年,还要五千年,那怎麽行呀!全世界革命胜利,我看不要那么久。象我们中国取得胜利一样的,我们首先解放了一个县,一年解放不了几个县,这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时候,一年就解放了几百个县,最後那一年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一下子就到了海南島,快得很。所以,全世界革命只要中国胜利了,全世界革命是有希望的,但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了,是有希望的,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整个世界就倒退几百年要回到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么个问题。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党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革命利益的问题,要麽就革命,彻底把革命搞深入,要麽就让资产阶级复辟,人头滚滚,世界革命倒退几百年。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到底我们要跟毛泽东同志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坚决把革命搞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功,还是走资木主义道路,把革命推翻,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敌我分明嘛!界限分明嘛!如果曾经犯了点错误再回到正路上来,我们是欢迎的。毛主席曾经讲,不管你犯天大的错误,只要你改正错误,是允许革命的,为什麽不允许你革命呢?李宗仁不是第二号战犯吗?逃到美国去,他回来还是允许他革命。李宗仁回来了,我们那样欢迎他,我们有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就讲怪话说:我们革命了多少年,就是犯了点错误,又降职,又降薪。李宗仁是那么大的战犯,他回来你们欢迎,周恩来还亲白到机场欢迎,他不平。李宗仁是那么大的战犯,是副总统,代总统,他现在回来了,你们为什麽欢迎?你是共产党员,你还贪污,搞反革命」还行吗?你是由革命变成反革命或者由正确变成错误,人家是由错误变成正确,当然不同了。
    所以,就是李宗仁犯了那样大的错误,是个血债累累的人,只要他真正改正错误回到祖国来,我们还是欢迎他。那么我们犯了错误,何况没有李宗仁那么严重,坚决改正错误,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划清界限,你是黑线,我是红线,即使现在不是很红,慢慢红起来,那当然是欢迎的。不要坚决走死路,不要坚决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应该尽早回头,回来还是有前途的。为什麽不可以改正错误,彻底改正错误呢?就是错误是严重的,不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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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自觉的,那么现在改正错误,我们还是欢迎,允许革命的。只要交代清楚,坚决和蒋南翔划清界限,就是蒋南翔本人如能彻底交待,悔改,脱胎换骨,也是允许他革命的,不是不允许他革命的。
    我向同志们说好:第一,宣布何伟同志兼代高教部长职务;第二,对于你们高教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书记处坚决支持,对于犯错误的,一些是思想认识上的,只要讲清楚,团结起来,绝大多数团结起米;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悔改,改正错误,还是允许革命
    今天我是没准备讲话的,一讲就是一个钟头了,现在十点一刻了,不能再讲。同志们要休息,因为明天同志们还要搞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我们“三大精神”,现在看来要搞大民主,搞小民主不行,这就是大民主?!看来我门没有把蒋南翔当做反党分子,你们一揭就揭开来了,这是大民主的功劳嘛。第我们派刘仰桥当代理部长,派错了,你们大民主,把我们的决议推翻了,这还是大民主,还是依靠我们多数,依靠群众路线,依靠放手发动群众。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的共同事业。这事业的好坏关系到我们每个革命人民本身的前途,为什麽不依靠多数?为什麽不听多数人的话呢?今天我就是表示这个态度。我的话完了。(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1)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少奇同志意见。
    (2)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
    (3)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
    (4)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搞,不搞不行
    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
    (5)出口港澳电影,内部检査,珠影的“齐王求将”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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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报点名批判,批准一些有代表性的,由各级党委批准。全国性的人物,中央批。
    (7)羊城晚报,先内部革命,办好报纸。以后如何办,再研究。
    (8)八中,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湖南,机关还是搞为好。
    学校、直属市都搞。四清地区都搞。面上不搞,动了的搞。同任重同志商量后打电话去。
    宣传部、羊城晩报、珠影,有个头绪后,给中央文化小组和中宣部写报告同时可登简讯。
    雍二十三日去京,要开会。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
    2、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
    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保护
    3、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织队伍。
    4、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5、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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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陶铸贯彻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非常坚决。
    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是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要我讲话。我到北京不久,面对这样多同志讲话还是第一次,有点胆怯。对这么多同志讲话没有把握。但不要紧,反正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我讲文化革命问题,共讲四个问题
    这场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
    这场斗争的意义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主席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还不尖锐吗?如果我们能彻底搞好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彻底胜利,就打下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为了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我们共产主义经常这样讲。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目的,也是我们最高尚的理想。
    解放十六年来,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人民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人民公社在巩固发展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中,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大。但在思想意识中问题很严重。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通过这次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希望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不可能一次解决。希望通过这次斗争打下兴无灭资的基础,以继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兴无灭资,确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军但在我们敌人方面:资产阶级也要拚死挣扎的,政权不在他们手中,经济上还拿定息,还有小商小贩,这还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总的来讲也是基本解决了,军权也不在他们手中。现在严重的是在思想领域里没有解决;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和我们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最后在思想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粉碎,把无产阶级思想彻底确立,那么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再起,就永远不可能。如果我们不把这次运动搞彻底,政权就不能最后巩固,不能在这次运动中把政权夺过来。现在不能讲资本主义是最后失败了,斗争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如果这次运动搞得好,搞得彻底,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就有保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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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意义十分重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小范围内,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是夺权斗争。全国解放了,政权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权并不完全在共产党手里。一方面解放了,是搞反帝、搞民主革命过来的,有些人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搞社会主义。有些人是不革命的,混进来的,在我们内部取得了领导权。这样在内部有了斗争。不要认为通过流血斗争取得的政权就万事大吉了。这场文化革命在某些地区、小单位还要夺权斗争。通过大民主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理人揪出来,搞臭,这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是毛泽东思想——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一部分。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用枪杆子打倒就成了,过去认为用武装夺取政权就够了,但现在看起来不够。还要搞文化革命,还要把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过来。不用枪杆子还要搞,只用枪杆子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所以文化革命在很大意义上是夺权斗争,夺取领导权。那些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只有武器是不可能的,还要有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斗争把一部分不在手里的领导权夺回来。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夺权的斗争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现,没有这一条,我们国家,我们的党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就是这样。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地方变成了修正主义过去我们总想能变过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只有第二次革命才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在思想文化上夺权,没有进行文化革命。苏联是我们很沉痛的教训,应该接受教训。
    我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确立了,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不是在所有部门。通过这场革命要确立,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无法搞革命。如果这场革命搞得好,彻底消灭封建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中国革命就不会失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消灭我们,阻止我们,封锁我们,感到不可能了。我们国家是如此伟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此伟大,不可能被消灭。他们最大希望是从内部慢慢腐蚀我们,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帝国主义要用军舰、飞机、原子弹,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内部来。如果我们把运动搞彻底,帝国主义就要永远失败。如果我们搞好运动,使和平演变不可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最大地发展生产,消灭一切剥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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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迫。这难道靠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吗?不可能!只有坚持的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全世界只要中国在,能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全世界革命就有希望,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就不困难。我们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四分之人口站立不动,如果我们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旺,共产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能够对世界没有影响吗?大家感到中国很对,要走中国之路,运用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方针。苏联滑过去了,回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也滑过去了)当然马列主义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世界革命一定会实现的,因为95%的人是一定要革命的,题不解决,一定要爆发的。但是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要使历史倒退几百年。如果我们站立不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希望毛主席开始领导苏区,不过几百万人口,加上……不过几千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但影响那么大。如果不是实行王明错误路线,我们不会搞得那么惨。教条主义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离苏区而长征。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不过四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地区,三年就取得了全国胜利。世界革命只要我们强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四分之一人口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四分之三人口是会跟着来的。不要看帝国主义那么强大,虚张声势,修正主义庞然大物,到时候他们会像冰雪见太阳一样,统统瓦解消融的这场斗争对国内意义重大,对世界革命意义也重大,我们要努力投入运动,把运动搞好、搞深、搞透,取得彻底胜利
    、这场斗争要达到的目的。
    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来讲,就是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通过运动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对全国来讲,是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对一个单位来讲,是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因为要使我们的国家巩固,每一个单位就要确保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要让我们的领导全是忠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当然我们不要先提个数字,哪个单位一定要揪出多少来。各单位有多有少,有严重,有不严重,哪个单位是百分之百的反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呀!有,但是不多。解放十六年来,我们不断搞阶级斗争,例如三反、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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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有这个运动搞不透。另一方面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帝修反用武力消灭我们困难,就用影响来侵蚀我们。有一段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认识领会不够,抓阶级斗争不够,所以有些单位内部不纯,要通过这次斗争把反党分子揪出来。那个单位有多少,就靠群众揭发分析,要发动群众,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总的来看,相当多是不纯的,有些是严重不纯,就是领导权不在或基本不在我们手中。
    通过一个月运动来看,领导的好是可以搞好运动的。解放十六年了,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觉悟是髙的,只要大家擦亮眼睛,这就是大鸣、大放、大辫论大字报,也就是大民主,一定可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过去那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不清,但是做坏事很难让人家不知道,不可能躲过群众的眼睛。大家来写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合起来问题就清楚了。过去认为问题不多的,大家写大字报揭一揭可能就问题很大,这样可以达到目的,把内部揭纯,把这些人揭岀来,使领导权确实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掌握在党的手中
    现在我来讲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黑线。要我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可能,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现在的大字报我看了一些,反右斗争是没有提过,现在起来大革命很好,但有些问题,互相讲是黑帮,这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那个说“我是左派,你是黑帮”,据我看,哪个是黑帮要大家讨论,黑帮黑线要有一定内容,不是什么人全是黑帮黑线。毛主席要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黑帮黑线是不能团结的,要打倒的,是敌我矛盾,现在大字报是黑帮的多得很,这不可能。一方面你可以这样写,有权利,但是做为政策,黑帮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少数。从全国来讲(不包括农村,包括农村绝对数就大了)主要是国家干部、大学生以上的。农村四清也是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文化革命的重点是在文教单位、党的机关、工交、财贸部门。工厂农村还是搞四清,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应加强,对四清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就拿北京市来讲也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黑帮黑线只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每个单位可以不同,可以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多,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五多一些,但就全国来讲是百分之一至五。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毛主席根据多年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阶级分析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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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帮黑线有,有的相当严重,但总的来讲是少数。第一条是少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否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落空了。怎么看呢?根据其言论、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没有毛泽东思想,党就成了修正主义的党。中心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拥护、赞成、坚决执行,还是抵制,这是决定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只在肚子里反,要有言论、行动。决定是否黑帮,主要拿这一条来看对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方面要看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要革命的对这次运动是坚决拥护是支持的。另一方面要看历史。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因为59年60年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大反复。遇到天灾,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遇到困难,要看在困难的时候表现的如何。疾风知劲草,春天的时候草全是绿的,到了冬天、冷天,有的草就枯了,有的更加挺拔翠绿。要看对大跃进,尤其是大跃进以后的态度,如果过去是好的,58年拥护大跃进,59年以后不反对大跃进,只是在运动中有所顾虑、犹豫,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让他积极参加运动。所以一方面看运动,一方面看历史表现,特别是58年以后的历史。不可能设想,58年反大跃进,59年反党、骂党、讲怪话,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左派,很坚强,这我不相信。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他搞秘密活动,一定会有人知道的,有反革命思想总是要反映出来,表现出来的,要行动的,不可能放到肚子里。因此反党黑帮要看言论、行动、运动表现、历史表现。
    过去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运动中讲了
    句错话是可能的,不能算黑
    帮。但是只要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一句就够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过去也讲过错话,也不能讲我是反革命思想。我把高级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了一些事实证实错了,经过一、二年也就解决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有行动、思想、立场。行动是破坏党,有些人是用讽刺,例如“三家村”、“燕山夜话”,但是味道可以嗅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是分子;一群是黑帮,要分析。陆定是一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但是他的秘书、科长向他汇报,和他一起开会,和他一起吃饭,也都是黑帮吗?如果和他一起干黑帮事,就是。如是一般正常关系,正常的汇报是要向他汇报的,不知道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呀!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组织观念的。什么叫黑帮?就是长年来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搞秘密活动,联系一次也是,关系正常,经常联系也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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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揪出来,要有材料,有分析。大字报是最好的方法,你一张,我一张,从现象到本质,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讲黑帮不要紧,真正是,一定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最后要落实,要有言论行动
    什么是保皇派?现在保皇派很多,你讲他是,我讲你是。比如北大,陆平特别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四清开始搞得是对的,以后又讲不对,保过了关广大学生不知道。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一出,她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有一千余学生要保卫陆平,保卫基层党组织,这是错误的,但其中都是保皇派吗?其中少数是,多数是盲目的。当时陆平还没有撤职嘛!还是要服从的。学生们只知道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是党派来的。斗聂元梓多数是受骗,广大学生对校长党委还是要服从的嘛!多数不是坏人,保的不是反党分子,保的是共产党校长。
    明知是坏的,还自觉的用各种办法去保他,是保皇派,不明真相,大多数经帮助教育,认识了,不能算保皇派,不然就会全是黑帮,全是保皇派了,一个好人也没有了,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嘛!对!有黑帮,有些还相当严重,总的是少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有保皇派,怕事实真相岀来,打掩护,掩盖,但是要分析,要实际调査分析,才能下结论。
    这场斗争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群众
    这场斗争有这么严重意义,这些人埋得很深,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不可能达到目的。如果讲我们每一个运动都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次就是更伟大更深更广的群众革命运动。我是搞地方工作的,搞群众工作的,但是经验不多。就我们见到的,对我们党来讲,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几天人民日报社论上讲是史无前例的。六年来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教育影响,社会主义有了空前发展,有了以前群众革命历史,才能搞这场运动。我们先烈流了这么多血,我们社会主义如此优越,有人想搞它,怎么能答应呢?非把他搞出来不可!如果没有群众觉悟,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中开花结果,怎么能把这些人揪出来呢?他们埋得很深
    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始了空前的革命运动。大家出来作主,这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情。这场运动是空前的,广度上,深度上,党性上都是空前的,好极了!一个月以来,运动发展是健康的,但有些不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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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运动刚刚开始,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提到更高的高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化革命达到目的,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要放手发动群众,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扩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呢?就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辫论是右派提出来的(应改为大民主是右派提出来的),今天为我们革命派利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辫论拿在我们党手里,放手发动群众,用于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为十分重要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干什么呢?就是大家擦亮眼睛,看看周围事物有什么怀疑。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揭发问题,这种大民主,反革命是不能的。只有革命派才能搞,当然反动派可以利用了。
    大字报可以把长期以来不能发现的,经过调查研究到处找材料,通过这次运动解决把问题搞清,要相信群众是有觉悟的,是勇于斗争的,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民主。领导要坚决站出来,放手扩大民主,如果领导不站在前头,拖着尾巴还成哪领导不站在前头,运动很难搞好,毛主席党中央要求所有地区、部门、单位各级领导站在前头。可以看出问题不多的,可以站在前头,因为他的问题不多嘛!是革命派,可以领导运动。问题多的就不敢站在前头,不搞大民主,就不敢把他揪出来,也是一个暴露。领导不站出来,不在前面领导是不对的,是错可以改正检査,这样欢迎,你越是掩盖越遭到反对。有些问题木来不大,但是不领导运动,就是间接破坏运动,本来没有多少问题,阻碍运动,罪名就不小了。要站在前头每个领导自己的错误首先要引火烧身。领导人不交待,怎么能搞大民主呢?领导要站在前列,不要慌乱,不要观望,打破框框,相信群众,相信党、团员,相信革命群众是有觉悟的,不要像对三岁小孩那样这也管,那也管。群众起来要相信,不要到处搞框框,搞清规戒律,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但一定要坚持党的总方针,没有这条不成,要发动群众,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要有党的领导,没有这一条搞到什么方向去了!总的就是依靠左派,组织强大的革命阶级队伍,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人,彻底孤立、分化、打倒敌人。不依靠左派成吗?不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人成吗?否则还叫什么群众运动?不要框框,但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相信党中央,就是要组织革命队伍,去打倒敌人,不然就是乌合之众。不依靠左派,不组织革命队伍,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怎么能把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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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揪岀来?孤立打倒就不可能。发动群众的总方针必须遵守,不能不要,要听毛主席的话,党的政策就是这个,连这个也不要就抽象了,连这个政策也不要,就无法搞下去了,党的政策就是根据广大群众利益提岀来的,根据革命利益提出来的。
    什么是革命左派?现在有的地方不清楚,他讲我是左派,他讲他是左派。左派是可以分清的,假装左派不成,自己讲左派也不成,是左派是客观的,就好像错误不能讲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第一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然就是假左派。左派是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人是什么左派?假的。因为他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所以他是最坚决搞阶级斗争的,斗争最勇敢因为他有真理,他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可能斗争最坚决。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革命最坚决的。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的人,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不怕苦,一切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种人是最坚决、最勇敢革命的。第二,同时也是最能团结人的。你是左派,你高明,你觉悟,不能团结人,不能把人家带起来提高觉悟,怎么能团结多数呢?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要团结多数。如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是黑帮,那个是保皇派,只有我一个是马克思,这怎么成?第三、行动最模范。什么叫行动最模范呢?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没有杂念,个人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样的左派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把运动搞彻底。左派最重要,左派是党的依靠。但左派一定要符合以上条件
    犯了错误怎么办?过去我们觉悟不高,我们从旧社会来,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我国资产阶级势力很浓厚,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或多或少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我是讲我们这些人和我,我们是坚决听党的话,有些认识错误,讲错了话,做错了事,认识问题只要承认改正,就可以团结,但一定要改正错误,承认交待。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我们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打垮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拥护他吗?至少有一个宋美龄嘛,不然干什么跟他到台湾去呀!没有多数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开始,只有几百万人口,打起了红旗,但是红旗能打多久?有的标语写“打倒资木家”,可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资本家在上海、武汉、南京怎么打倒?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好像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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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干柴,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有错误只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识的,本质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党走,愿搞社会主义,就要帮助他,运用主席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公式,不然讲话不就是空的吗?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集团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表现好,不顽抗,确实愿改正,态度好的,可以轻处理、宽大。可是有些人是花岗岩脑袋,留下来做反面教员,留下几个反面教员也好,看看他,开会请他讲讲他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看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死心,可以不忘记阶级斗争。愿当反面教员你可以当,如你愿意真脱胎换骨,愿跟党搞革命,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大公无私愿意改正,允许你革命,革命的人越多越好嘛
    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这是一场伟大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反右斗争时,右派就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是无数先烈流血取得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这次运动总方针是:依靠左派,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揪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黑帮,打倒他们。坚决执行的,就要坚决拥护,不这样就反对。说党的领导不是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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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査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査,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至于医大八年制,是陆定一搞的,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
    ,要加强党团教育,
    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冇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下面我讲讲医院,因为是卫生部分嘛!医院的运动要有所不同,首先要搞深搞透运动,这点没区别。除了不在中国,不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没有区别,只是方法上有所区别。学校彻底关门,停学半年搞运动,但医院一天也不能关,不能病人来了,我们搞运动,你半年以后再来。医院不能关门,工作要正常进行,不能中断医疗工作,方法可以多样,可以写大字报,搞一个固定的地方贴起来。也可以搞小型座谈会,揭发、批判,对医疗事故的大字报,不要乱贴,搞一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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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领导同志、医生、护士同志看看就成了,内部看了,总结经验,改正态度,责任事故要改正,政治事故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依法处理,责任事故不要给病人看见。没有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但要减少,当一辈子医生一点不发生责任事故是不可能的。自己内部看看,总结改进,不要走廊里贴大字报,讲某某医师杀死了人等等。会把所有病人统统激怒起来,这样的大字报不要到处贴,这是中央的指示,卫生部要坚决按这个执行。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编者按:陶铸的这个讲话,又是在贯彻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还为卫生部党委打了保票。)
    九六六年六月下旬,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最近在卫生部所属单位作了一次报告:文化革命的严重意义。
    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只是少数,百分之一至五,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态度。不能只看一时的表现。现在有些学校,互相说对方,对卫生部也不相信
    左派:(1)最听毛主席和党的话。(2)最革命的,斗争最坚决的。(3)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只是自己好。(4)行为模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有缺点检査,不要不敢领导。要按党的政策办事有些人口号喊的很多,但不要党的领导,对中央的部随便不相信(中央未说有问题),这是假左派,真右派。
    对机关档案、机密、武器不能随便接受。文化革命组织只能管文化革命。医院大字报不能在病房贴。医疗事故的大字报只能在指定的房子贴,供领导看
    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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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黑帮分子陆平,对党的生日从来不庆祝,他们只庆祝“一二·九”,这是因为他们对党没有感情,他们仇视党。今天,你们获得了解放,你们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你们隆重庆祝党的生日,这很好,你们要永远庆祝下去!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学府!
    你们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你们干的好!你们已经取得了定的经验。现在我讲文化革命的个人意见
    (一)文化革命要达到什么目的?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从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把全国都带动起来了。你们一个月来,除了六月十八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在仝国走的最快,取得成果是大的。运动第一阶段,要彻底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要夺权,要革他们的命。你们揪岀了陆平、夺了权以陆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但陆平的毒素很多,他的思想要彻底肃清,还是要经过斗争的。撤他的职容易,要清算他的毒,彻底打倒他,挖掉他的根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下一段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陆平,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影响。给他戴高帽、让他低头、这个容易,要清除他们的影响任务就不那么简单
    有的同志认为这一段没有前一段热闹、轰轰烈烈、心里有些急。你们斗陆平不仅是一个陆平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彭真的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搞这样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过去是没有的。意义大得很,要很好地总结。这仅仅是开始。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须仝校团结起来,把所有愿意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今后的斗争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可继续贴大字报,每个同学都要控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把它搞臭,不管他们打着红旗及红旗的手段多么狡猾、多么阴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识破他们。他是假革命,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会识破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同他们斗争。全校师生都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在中国没有他们的基础,这就要比前一段更艰巨,更复杂,要分析批判。喊口号是必要的,戴高帽没多大作用。今后运动味道更大,把校内修正主义根子挖掉,农民锄田地里的草快,你们锄修正主乂、资产阶级之草,就不是那么容易。艰巨性,复杂性还在后头,你们要保持顽强斗志,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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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那么多大字报,你们要收集起来,编排刊印出来,发给同学。大字报里线索很多,从大字报来分析,继续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更重要的材料还在后头。要练兵,仝校搞批判,各系也搞批判,把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统统揪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后,每年都要搞,揭发、分析、批判是打倒敌人的重要一步。群众运动,就是要运动,要运要动,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可交换观点,互相支援,进行革命串连,这很必要,越搞越有味道。把修正主义分子搞掉,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把陆平搞臭,使他低头认罪,把打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让大家起来,贴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支援,我们中宣部也在开展斗争,敌人还在狡辩。运动要从一般大字报揭露,到进一步揭露,不然,就成了表面大字报,等于没有大字报。
    学校领导烂掉了,首先要夺权。另一部分领导是官僚主义,群众关系不好,也要引火烧身,使问题解决了,群众信任了,再起来领导。第二阶段,是对资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都打倒,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们解放十几年了,二八年我在北京,不敢进燕京大学,这是一所十分资产阶级化的学校。
    在仝国解放以前,北京的学生还南下宣传,当时傅作义说:我们让大学生吃大米白面,他们还反对,你们让大学生吃高粱米,他们还拥护你们。当时学生爱国热情高,坚决反对国民党,渴望建立一个新中国。解放后,燕大同北大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但是,资产阶级毒瘤还在。学生在校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下降。我调査了一个学校,关心政治,思想好的,一年级占8%,年级占6%,三年级占4%,四年级占2%。工农出身的青年,到大学后,慢慢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想个人成名成家,不劳而获。学翦伯赞那一套,这很引起我们深思。贫下中农、工人供养你们上大学,而资产阶级却把你们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就对我们国家变颜色起影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有他的思想基础。现在苏联领导人,都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在他们手下,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葬送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学校变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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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的宣传部长,还有一个周扬,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思想,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就要革他们的命,我们贴他们大字报,就把他们拉下马了。前中宣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他们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控制学校,怎么会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呢?现在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旧的没有得到改造,这一次要大革一次,大家起来彻底革命!
    我们打倒了前中宣部,陆定一也打倒了,把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者打倒了。高校也改革,广大学生都拥护。我在广东当了十一年省委书记,五年中南局书记每年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都要作几次动员报告,还有许多人有意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工农兵中去锻炼。现在把学校搬到农村,你就认为农村有味道了。我们认为,首先要破,立就在其中。而彭真说要先立,这是个反动的理论。我没有出几次国,但我看到一些,还是我们国家好。不破就不能立,长江大桥很好,但不把龟山蛇山破了就建立不起来。一切都是这样,不破就不能立,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原来,在解放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卑。现在,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最光荣,因为世界革命导师毛主席就住在北京!马克思、恩格斯破了亚当、斯密,破了黑格尔;列宁破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毛主席破了很多“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別是破了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思想就立不起来。你们要来接班。有些人说文化革命要消灭知识,这是诬蔑!我们消灭资阶级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才能建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过去知识分子高薪制,对他们迷信,哲学家讲哲学,人家越听不懂,他就越高贵!现在劳动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知识,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把高考废除了,劳动人民进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当然,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如果政治表现好,也可以上大学。德、智、体都好,可以选拔。首先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格了才能上大学,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升学。现在的学制太长了。麦贤得初中毕业他能在战场上脑浆流出,还坚持几个小时的战斗,因为他思想上只有消灭敌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世界上任何学校都培养不出来的!我们不要上十几年大学,教学要重新来。翦伯赞再也不能上堂讲课了。翦伯赞不写农民领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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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地位,而给刘邦、刘秀很高地位。戏都是才子佳人,现在我们要看“红灯记”,看革命戏、革命电影。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们的文化发达了,世界文化得到了发展,没有这个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就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有的人说,无学无术的人搞有学有术的人。这完全是胡说。我们的学是无产阶级的学,没有资产阶级的学。而陆定一是大学毕业,他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我是小学生,对资产阶级的学术不懂,而毛泽东思想我们懂,而陆定一不懂这一条。毛主席的书是最好的,资产阶级读不进去。工农兵写的文章很好。文化革命,就是要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的人来搞。读毛主席的书,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主席早就提出的,你可以出来放,我们也就可以除掉你。两个敌对的阶级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杀害我们。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都有言论自由。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统治都是这样。凡是毒草,我们就批判。资产阶级说我们“言不由衷”,“自食其言”,我们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给他们言论自由。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竽。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高帽,因为戴上高帽,就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会在高帽里边打瞌睡。(仝场大笑)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才能真正打倒。解放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谁反对他,就要杀头,押进监牢,他们不敢辩论。
    在批判中,要注意区別对待。一般有资产阶级思想,说几句错话,是允许的。
    五八年以来,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有一些错话,也要进行批判,但要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过分析、批评、帮助,达到团结他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总以什么“权威”出现,如翦伯赞有什么权威?他只有反共反人民的“权威”,是资产阶级给他们的权威,革命的人民没有封给他什么权威。她自以为自己是权威,以我看,你还是老实点,有多大本事,就拿出来为人民服务好了,不要拿那么一点知识骑在人民头上,装腔作势。你们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了,学校才能面貌一新,现在的大学,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那套
    (二)自始至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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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就是靠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多数人起来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根本。放手了,发动了群众,才能夺资产阶级的权,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才能搞好教学改革。首先要发动左派,依靠他们去团结群众,决不能包办代替。放手发动群众,去团结95%以上的人。反革命是少数,革命者是多数,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这是主流,真正死心踏地跟陆平、彭佩云跑的是少数。我们要分化敌人,只有分化了敌人,把最少数死心踏地的坏蛋们孤立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它。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要对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抓住不放,更不要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溜走漏网。原来一些干部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起来了,就要引火烧身,只要他愿意革命,我们要帮助他,批判他,鼓励他革命。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三)重点的问题是组织一个好的左派队伍。
    依靠坚定的左派队伍,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要革命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左派要作中间人的工作。他们有受影响的,有上当的,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就可以孤立极少数的右派。
    在我们中宣部,也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的问题。
    左派的条件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这要有实际表现,要历史地看他。运动前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开始,你就成了马列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要看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贯好的,总是好,一贯不好的,一下子变成左派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革命最坚定,最勇敢因为他们掌握真理,他们敢于革命。他们冲锋陷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第三个条件是能团结多数同志一道革命,不骄傲,不盛气凌人。他们能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四是能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真正为群众树立样板,不要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
    聂元梓同志的革命大字报贴出后,有的同学也反对,但“保皇派”不是他们。有少数人是真保皇派,多数人是好的,可以团结他们。有些同志还可能是组织性很强的同志,上了当,当然应该进行检査,在那个时候他们看不清,不觉悟,现在觉悟了,我们就欢迎他们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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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保皇派的面划的太宽了。“保皇派”是他本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而挖出了他的主子,他就要保皇;也有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是保皇派,使他们的阵容不被瓦解,保存阵地,待机而动。保皇派是少数,但是有。
    什么是黑帮?黑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或分子。虽然也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也说过错括,做过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但是,只要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叫黑帮。黑帮就是我们的敌人。黑帮分子是一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始终如此。如果仅仅是在某个阶段,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有错误,也要批判,帮助他检査、改进。把这些搞清楚了,经过斗争,团结95%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四)分化孤立敌人。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集团或个人,只要他彻底交待,我们允许他革命,可以挽救的,就挽救,只要他们彻底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可以挽救他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死不回头,顽抗到底的黑帮分子。要孤立他们,彻底打倒他,他带着花岗岩脑袋,我们就要搞臭他,打倒他。当然,还不是肉体消灭,还要留下他废物利用,当反面教员
    最后,我要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十分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什么是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要他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如果他们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反对他。党的领导,就是要宣传、交待党的政策,要组织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强大的左派队伍,进行革命斗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有些党外的同志比党内的同志表现还好,可以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来参加领导
    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团员,我们可以提意见,以后再搞。你们不要把一切党员团员都搞臭了,不能说都是保皇派,你们有几千名党、团员要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向黑帮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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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想搞我们的枪枝、档案,这是不行的。我们要严防敌人破坏活动,警惕坏人乘机捣乱。
    同志们,原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北大犯了错误。我们新中宣部要支持你们革命,要向你们学习。
    (此讲话,是根据王武同志记录整理,未经陶铸同志审阅、核对)
    九六六年七月三日,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顾瑞华的信信忠同志转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工作组代转顾瑞华同学
    你的来信本要立即作答复的,因工作较忙,迟到今天才给你回信,很对不住!你六月二十日的来信,我读了之后,感到信中充满对党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革命感情。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很有分析,很有见解,足以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青年,革命觉悟是高的,是有分辨能力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任何集团或个人,是能够觉察出来并坚决与之斗争的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起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先锋作用。今天《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有一段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数,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希望你切实做到。我建议将我这封回信和瑞华同学给我的信,一并作为大字报在校内贴出。致
    革命敬礼!
    陶铸六六年七月三日
    附
    顾瑞华同志给陶铸的信陶铸同志
    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和战斗的激情,给您写这封信。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校(中国医科大学)也蓬勃地开展起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洗涤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驱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使毛泽东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里牢牢地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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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它将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彻底地巩固,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是我国革命现阶段的头等重大事情,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我对党中央,毛主席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我们的毒害是很深的。大学已经读了整整五年了,得到些什麽呢?工农感情渐渐淡薄,小资产阶级感情渐渐滋长,变得不大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了,变得对目前三大差别的现状心安理得了,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了解得很少。从理论到理论,从宿舍到饭厅,从教室到宿舍,循环往复,整天住在
    八层大楼里,连脸皮都变得比工农群众白些……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懂得很少(虽然下乡搞过一期四清,参加过一些运动,进行过一些政治时事学习)。我们经常议论,这样下去,我们能成为党所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尤其这漫长的八年制,我们越来越来感到它严重地脱离政治,不符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它严重地脱离实际,学到的知识太死,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它严重地脱离群众,不能很好地为广大工农兵,尤其是为五亿农民服务;它根本不符合总路线的精神,不符合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指示的精神。过去,我们总感到,我们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了,不能真正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亲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要带领我们来扫除这一切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彻底清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怎麽能不万分地欢呼呢?党把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团的干部,现在已指出要解除我们身上一切腐朽没落的精神负担,使我们彻底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我怎麽能没有发自内心的欢笑呢?我要高喊一万个“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这仍然表达不了我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铺兰天作纸,倾东海水作墨,仍然抒发不完我对党和毛主席的全部感情
    党和毛主席是我最亲的亲人,是我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我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战斗到哪里!满腔热血就喷洒到哪里!青春的烈火就燃烧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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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的风雨是十分猛烈的。同一个问题,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我想就我们学校日前运动中分歧很大的几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并希得到您的指正。
    1.关于“怀疑一切”的问题:六月二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在报上刊载后,就有人指出要“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没有坏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于是怀疑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医科大学总支,医学科学院党委,卫生部党委,甚至今天请您作报告也有人认为这是个大阴谋。“谁知道是真陶铸还是假陶铸?”我不是这样看,对具体的事物要作具体地分析,不加分析,否定一切,怀疑我们的党组织就是黑帮,盲目地高喊’要夺权’(有些人是有目的的)是极端错误的。我坚信我们的大多数党组织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党员,干部都是要革命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怎麽能想象毛主席亲手缔造出来的党的大多数基层组织是反动的呢?在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某一级党组织烂掉之前,我们应该相信它,服从它的领导;对于它的错误,缺点,应该提出批评,帮助它改正。我也坚信我们大多数领导是能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的。当我表示我的这种看法时,有人说:“相信它,你有什麽根据?”似乎表示信任,就是保皇派,就是为资产阶级辩护。我觉得对黑帮,对犯了错误,有缺点的同志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各级党组织既然确信大多数是好的,就应该积极提意见,贴大字报,让党委站起来领导运动,而不是首先不信任,然后怀疑它所做的一切。另外,还要把党的组织同个别黑帮分子区别开来。“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没坏处”,主席从来也没有这样讲过,没有充分根据地不信任各级党组织是错误的。必须警惕别有用心,企图借此取消党的领导的阴谋。
    以上,是我对我校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粗浅看法。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人反对,但我亳不害怕。我是真诚地热爱毛主席的,对毛泽东思想我无限信仰。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的,由于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我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如果我错了,我就坚决改正。我决心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要写的太多了,这次到此为止。期望尽快得到您的回信。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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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致
    革命敬礼
    中国医科大学五年级甲班共青团员顾瑞华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
    十日
    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陶铸给是南局的电话1、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2、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3、区别两类矛盾
    4、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大学生在内
    5、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还上不去
    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1、战线太长,同意收缩。2、斗争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
    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潮汕斗姚,告省委制止。3、广东不放手,告紫阳4、宗教,暂不搞。5、文物,不动。
    6、打击面,中央即公布。7、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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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机关、要把问题摆到桌子上来,搞地下活动不允许,本身就是黑帮。(赵卓云),此人意识坏,告省委。
    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我这个宣传部长只当了一个多月,还不到两个月。我这个人是不能当宣传部长的,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当下去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拜群众为师,向同志们学习。文化革命我没有搞过,“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这句话很有启发。我不能算老革命,可以算中革命。(陈伯达同志插话:你是很老的革命,有四十多年了。)搞过大革命、土改、游击战、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就是没冇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懂得怎麽搞。
    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受到很大的教育,今天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今天还得睡觉,要吃得饱饱的,睡得足足的。革命还要继续搞下去,明天革,后天革,一直革下去。同志们要求讲话的还很多,将来有机会到各单位去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意见
    今天的会是很好的会,也是科学院文化革命的再一次动员大会。我认为通过这次大会,科学院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大大前进一步。我作为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态度,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如果我们不支持,就同陆定一那个宣传部一样了,大家还可以把它砸烂,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的;假如我们不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打烂。应该打烂,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麽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态度。
    讲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工作组的问题: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勹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人民日报》不派不行,不派,出不了报。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不派工作组,工作组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这个责任我们负。至於工作组在学部的工作有些缺点,有些错误,是由于旧框框产生的有的从四清前线回来,不适应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些人执行党中央,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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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指示不好。因此,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把晢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组撤销。撤销后,不能马上走,你们也不会同意他们马上走,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你们认为可以走了再走
    第二个问题:张际春同志是工作组的组长,是学部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现在的文革化小组二十三人,有四人是指定的。其中有张际春,有潘老。看来不好,是改良主义的。以后一个也不要指定。二十三人全部选举。从现在起撤销张际春的小组长职务。你们的要求,我们同意,还有什麽手续?没有什麽手续了。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原来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动机还是好的,因潘老年纪大了派他去帮助潘老,但效果不好。张际春同志在社会科学部所犯的错误,你们可以继续提意见,要留在你们那里,听听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批评,向你们检讨。有些方面,我们帮助不够,因为张际春是我们派去的,这个我们也要负责。哪些由张际春负责,哪些由我们负责,将来我们还要到你们那儿去,开两千多人的大会,再讲。你们讲罢官嘛!这也是算个小官,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嘛!
    最後,这个大会是个很好的开端,真正是辩论会。刚才王锡鹏同志讲话,他还是个党员,你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我觉得他今天的讲话还是可以的。我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伯达同志还有点发言权。毛主席说,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都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什麽叫现行反革命?就是拿刀杀人的,放火的,放毒的,那就是敌我矛盾,要斗争他,不给他发言权,要采取专政。对现行反革命是斗争问题,那不是辩论问题。王锡鹏今天讲话还是可以的,也可以辩论,到我们定案时,使对方心悦诚服。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有的辩论会就是一边倒,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这不好。特别是保护少数,这是毛主席说的,这很快就要发一个指示。今天,王锡鹏不是我们保护,他就讲不成。你既然讲民主,你没有判他的罪,可以让他讲,可以保留意见。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定他为反革命分子,还可以允许他申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讲话,他也可以反驳,也可以保留。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可以打擂台,过去农村搞大辩论,实际上是斗争。如果不保护少数,就辩不起来。我们是左派,真理在我们这方面,怕什麼,他讲他的,坚持错误也好,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为止,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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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现在夜深了,快到一点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我的话不好懂,我在北大讲话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听得懂,所以就不多讲了今天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各大学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问好我的讲话是有中心的,不是应付。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过去干过许多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平同志就是老革命,土地改革搞过几个省,搞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四清蹲过点,但文化大革命没有搞过,也不知道如何搞,毛主席提出一斗,二批,三改,这些我们都不会。比如斗吧,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当权派?没定下来。我来中宣部才两个月,也不知道情况,只有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辩论是“斗”的开始,是选择目标,就是认清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不容易的。要让大家辩论。你们不把目标选好,如何打得准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郭影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最进才见过一面,对郭影秋这个问题,你们清楚。在学校里到底干了些什麽?要充分地揭,大胆地揭,最後是什麽就是什麽,是黑帮就要解决的打。现在市委撤销他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市委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另外方面也是支持你们揭发他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不太明朗,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支持你们打黑帮,我们的鼓掌是上台鼓下台不鼓,这是我们商量好了的。现在是要你们揭,要调查研究,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如果工作组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反对迫害。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现在是很好的形势,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判断,靠毛泽东思想斗争,只要你们作结论,将来你们辩清楚了,我们航大鼓掌。我们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把目标选中了,打倒了,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一清二楚,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谁放了毒,谁没有放毒,你们最清楚。人民大学到底怎麽办?我刚来不久,听说人大是“老大难”,这决不能怪你们。如何把人大变成一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校。我们没有什麼本事,只有向你们学习。
    关于辩论问题。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就能确保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反动群众,搞大民主,彻底粉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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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也就是要批判旧世界,用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的,不把旧的彻底打破,就不能建立新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大辩论。今天的辩论是一个好的辩论会,不同意见可以讲,我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有采取这个方法。今天你们旗鼓相当,不用我再讲了。要保护少数,少数不一定正确,但要保护,否则,多数就会很快地将他们压下去,这样就辩论不起来了。不能把辩论会开成斗争会。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的说不成假的,假的说不成真的;黑帮说不成左派,左派说不成黑帮。在郭影秋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保护少数,什麽叫保护少数?就是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轰。今天有的同志担子很大,轰也要讲。我让人轰了后就讲不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你们学习。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人家作检査。一围攻,人家就讲不下去了,心里也不舒服。
    建议迅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工作组不起作用了,学校文化革命完全归于你们。听说今天开了一天会,你们可以协商嘛!过去民主党派可以搞政协,你们怎麽不能协商呢?绝大多数同学,教员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如果没有领导机关,明天大家开会再协商,把代表选岀来,把革命担子挑起。搞临时的,不行再推翻。苏联不是搞过二月革命,又搞过十月革命吗?二月革命也有好的方面,它是反封建的
    人大有人问,为什麽是“老大难”问题,因为人大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学校。
    有人问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大家用主席思想去分析,从主席著作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外交学院的同学,希望让陈毅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农大同学希望谭震林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工业学院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答应去一次
    、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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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赵(卓云)不要急于搞反击,不要提反党集团,黑帮等。不要把他们当反党集团搞,过一段看看再说。不要提保卫中南局,陶是正确的等口号。2、群众对陶的文章的米信都转去。
    3、广西霍泛给北京(王任重?)电话,一千多学生到区党委质问。任重同志让他们把工作队撤出来,不然还睿易干涉运动。广西有点紧张,五个书记去了桂林,霍泛在家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桂林问题。韦国清同志已回到桂林,并已向任重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打了五次电话。任重同志完全同意韦的意见。至于黄云同志是否撤职,区党委将根据黄的情况处理,对黄的处理,不要催的太紧。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张庆奎:我们是河北大学的(陶铸同志一一和我们握手)陶铸:你们来多少人
    马曙光:四百多人(把材料交给陶铸同志)陶铸:你们住在哪里?马曙光等:外交学院
    陶铸:你们回去,回去继续搞革命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巧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马曙光等:我们不怕。
    陶铸:我们把你们的材料交给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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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摘要
    第三,就是有几个问题,因为陈总不在,我没有和他商量,有一些同志要我答复,我不能答复,只能讲讲个人的意见。今天我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文革小组,也不代表党中央,我代表我个人,作为个人发言。因为对外文委我和康生同志等处理过这个问题嘛!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次会讲话我没有讲嘛,只是讲我拥护他们二人的讲话,我就走了嘛。我看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该普遍选举,也就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十六条决定了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那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仅现在根据文化革命的需要,而且要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搞文化革命就要靠广大的群众嘛!比如学校,你不依靠革命师生,怎么能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垮呢?怎能够批判反动学术“杈威”呀!怎么能够进行教学改革呀!你对外文委你不依靠广大干部吗?还有第二外语学校,还有很多单位,你不依靠多数群众,你怎么能把革命搞好呢?革命嘛,就是多数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嘛!因为它代表多数利益,多数要求嘛!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是最高智慧呢?最高经验呢?因为它是代表全国七亿人民里面最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的革命要求;代表仝世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它是最高经验,是最高的智慧。没有群众,我们共产党就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就不可能搞好,所以引导革命运动要群众自己起来行动。
    我们过去犯错误,派了工作组,实际上就是你把原有的领导改变了,另外又派来了一个新领导。现在看来,我们领导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艰苦,为既得利益而奋斗,总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过去领导是黑帮的,换掉了,就是不是黑帮,他也有很多顾虑,不敢放手,因为放手就怕触动自己的利益,怕影响自己既得的利益。当然我们现在在毛主席在领导下面,不是什么高薪,也没有形成特权阶层。但是有些差别还是有的,而且现在还有扩大之势,特殊化现在还是有的。所以,不要群众起来,要把一个单位彻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要遭到很大阻力。群众起来了,好象一江大水,大江东去,谁也阻止不了,你要阻止,就冇灭顶之势,就要把你淹死。你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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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这是不可能抗拒的革命潮流。那么,革命之后呢?这个革委会应该是监督领导的机关。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原来并不坏,慢慢地当官久了,脱离群众没有监督,他就不民主了,特殊化了,群众路线也没有了……出现了那种国民党作风,慢慢就蜕变了。
    所以这次,我们不但要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即要把我们所有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化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而且保证我们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因为文化革命结束而受到损害,而且继续发展,这是文化革命长期的形式。将来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要不领导文化革命也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了
    现在,我们的党委会,我们各机关不是有党委会吗?党委会它是少数人领导的机构,它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是困难的,只有广大群众才有这个力量监督。过去我们的群众为什么不能监督呢?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们没有给群众这个权力。现在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这次文化革命中有很大的权力,有很高的威信,而这个权力我们将来要继续给文化革命委员会,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领导做坏事,我们随时可以批评你,必要时可以罢免你,不是几年开一次批评大会。而且有革委会做监督机关,只要领导有错误,都可以开大会进行批评的。这样,领导好的就更好了,不好的也不敢那样做了。所以革委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就是这么个要求。
    我赞成普遍选举,无记名投票,投到谁就是谁。第一次选不好,就重选,经常可以换嘛!就是要多选不担负领导责任的,负领导责任的参加革委会多了,其他代表就少了。这一次宣传部正式成立了革委会,选举了三十到四十名委员,选举了常委,也选举了主任。选了我当主任,我讲这个不行,你们再改选。我说我口当上了部长,还选我干什么呢?我讲就是你们革委会来监督我们,你要我自己监督自己怎么可能呢?当然现在宣传部还没有改变喽!我最近要求他们开常委会选举主任。我不能当主任,我们副部长当副主任,这不能当,那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把党委书记变成主任,副书记变成副主任,党委会变成革委会,那还不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革委会里有一个工人同志,非党员,其他都是处长、部长、副部长,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准备改选。你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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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文委,我看可以考虑多吸收几个广大一般干部,负责领导同志尽量少参加些。当然还得选举罗!不能由我决定,但是我们表示一下态度嘛
    我今天来就是还上一次的债。前一次大会我没有讲话,也说了六、七句,说没有讲话那是不真实的罗!怎么没有讲话呢?也说了六、七句,因为对外文委我管过这个事情,处理对外文委的事情我是与×××负责的,今天开这个会讲几点意见,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时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半,地点:中南海。交大和重大部分同学在返校前请见陶铸同志,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问:他们说我们到北京来是反革命。
    答:说你们是反革命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问:“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对不对答:是错误的,只能提“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问:关于省委改组问题?
    答:陕西省委改组要报告党中央,由中央决定,这要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决定,你们完全有权利提这个意见
    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答: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援,不要打人
    问:我们回西安下火车要挨打的,怎么办?
    答:你们越挨打就越是革命,我们过去搞革命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们挨打算得了什么,现在挨打是为了革命的。他们打不要紧,他们是反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被你们打倒的。过去革命还是有生命危险,还要抛头颅洒鲜血,你们现在挨下打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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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说明:人民大学八月二十日讨论郭影秋问题,从晚八时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最后陶铸同志讲了话。〗
    四点钟了,贫下中农同志明天还要回去生产。(众:不回去!)同志们不回去,欢迎,就在这里休息,要回去有汽车送,因为你们苏家坨离这儿有有五十华里。贫下中农参加大会很好,很多贫下中农要求发言,没有发言;工人同志也没有发言;也还有南大的同学没有发言。还有两种不同意见,还没有充分地讲。现在已经四点钟了,你们要辩,明天晩上再搞一个晚上。辩论四清问题应该让贫下中农代表多讲话,因为四清到底搞得是好是坏,贫下中农最能作结论。今天晩上我不想多讲了。现在也不是什么指示,只有一个建议,人民大学师生员工,你们看接受不接受?,郭影秋问题辩论近两个月了,辩论是有益处的,有意义的,但是老是这样辩论下去,把黑帮的斗争搁下来了。对我们运动并不很有利。那么,现在是否可以暂时休战,双方暂时在郭影秋问题上停止辩论,我们团结起来,同黑帮斗争。当然,这要双方同意,一方面同意是不行的。我的建议要双方同意。为什么呢?我想现在有这个基础,一个就现有材料来看,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但是,以前同志们认为郭影秋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曾有二月兵变问题。二月兵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讲,根据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郭影秋同志也不能说他是革命左派。为什么呢?郭影秋同志我们贫下中农很熟悉,相处一年多了,(众:九个月)我们对他更熟悉,从抗日胜利到现在廿多年了,郭影秋同志的工作经历我们党是清楚的。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是不错的。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有问题的。市委为什么要撤郭影秋同志的职务?因为他犯了错误。原来他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代表华北局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师大工作搞得不好,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在人民大学最近一段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那样的。有些同志讲,市委要郭影秋同志回来是因为人大工作很忙,要他回来领导人大。不是这么回事情,是因为他犯了错误,所以他不能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能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来领导文化革命,因此撤销他市委的文教书记职务。那么,这样能说他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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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左派吗?所以就现有材料看,现在他不是黑帮,这是第一。第二,根据他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他不能算革命左派。那么,既然不是黑帮,那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二类也好,三类也好,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革命左派,但也不是黑帮。比上不足,总还不是黑帮,比下有余嘛!既然双方都承认这一点,都赞成这一点,郭影秋不是黑帮,拥护郭影秋的同志确实现在不好说他是革命左派,这个论点大家同意。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先放下来,慢一点来解决嘛!这是个建议,不知能不能为仝校革命师生接受?如果同志们不赞成,要继续辩论我也赞成,但希望用十天来辩论,到八底。如果辩论,拿十天我也赞成。大家觉得问题揭得不够,还需要辩论,双方同意,还可以辩,但不能搞久了,因为有十天嘛!大家还有材料拿出来嘛!统统拿出来嘛!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假如十天还不能下结论,也可以搁下来。如果要辩论我看有十天就可以了。辩论结果,郭影秋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搞黑帮嘛!搞了黑帮以后再搞回马枪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搞了黑帮,郭影秋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就说明郭影秋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吗?如果搞了黑帮,里边还有很多关系,那就证明他是黑帮了。
    当然,辫论要有个气氛,象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难以辩论。主席的方针不管谁都要执行的,谁也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方针,就是刚才念的那个十六条毛主席要求文化革命要很好地进行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保护少数,即使少数是错误的,也要让他讲下去,不然就辩论不下去嘛!你怎么能辩论起来呢?今天晩上我不满意。贫下中农支持文化革命我很高兴,假使你们斗地主,这样子我也很赞成。因为这是个辫论,我觉得还是允许人家把话讲完,不管是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因为这是毛主席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嘛!我们大家都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嘛
    辩论嘛,就是有不同意见才辩论嘛!是不是?意见都一致,还要辩论
    什么呢?我们不是要讲民主么?讲民主,大家就有讲话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公安局把他抓去了嘛!在这里都不是现行反革命犯,都有讲自己意见的自由。要辩论就要有个气氛,要有个环境,要允许不同意见能讲完他的意见,要有辩论的气氛,才能使辩论真正很好地进行下去。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大字报,还要搞大字报充分揭露,大字报贴出去都可以,你揭我的,我也可以揭你的嘛!你贴一张,我也可以贴一张嘛!是不是?揭什么问题都可以,绝不能因为某一张大字报讲郭影秋是革命左派,就来一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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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保皇派,这个不对,允许嘛!他说郭影秋是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就是反革命,这样子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我们是人民政府嘛!只有四类分子没有权利嘛!…。所以,要辩论,要团结,要创造很好的环境,第一要允许大家自由贴大字报,讲自己的看法,你不同意,你可以贴大字报,不要随便讲拥护郭影秋就是保皇党,反对郭影秋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个都不对,这个都是错误的。今天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那你都保卫了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保了,这个是左派,那个是左派,你还揭什么?我们也搞过四清的嘛,你觉得大家都是四清干部,还搞四清干什么呢?四清我们怀疑干部面比较宽,搞的结果,有些是小毛病,是解放了嘛!我是搞过三次四清的。那你说四清搞一个大队或生产队,你说干部都是好的,没有毛病,那四清你不要搞了,还搞它干什么呢?所以,这里同志们如果赞成辫论的话,我也赞成搞十天,不要搞久了。搞个好的环境,让大家充分地把事情讲出来。要讲民主,要完全民主,是不是?既然毛主席讲民主,学生可以上街去嘛!我们这个国家工人是很觉悟的,农民是很觉悟的,学生是很觉悟的,这是第一,贴大字报要充分的自由第二、辩论要取得双方一致,辩论会是一对一,这是保护少数的一个好办法。你又讲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又不赞成一对一,又不保护少数,这怎么行?大会我赞成开,那好嘛,你们多数,你们既然多数,真理在你们手里你怕什么呢?少数嘛,就是没有理吗?没有理由你还怕啥?为什么不可以一对假如开小会,我看大会也不能多开了,多开小会。开小会,比如说,我要同你辩论,那我先挑战,我同你辩论你同意不同意?辩论什么问题,多少人辩论我来几个,你来几个,上午我当主席,下午你当主席,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拒绝同你辩论。辩论要取得双方同意,协商一致。不然人少,你出一张大字报,你这里一班来辫论。那里一班来辫论,象车轮战一样,你可吃不消呀!取得一致意见再辩论嘛!应该这样,这是我们坚决按十六条办事
    第三、筹委会,现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讲筹委会好,一方面讲不好。我看筹委会也是难当的,要全校满意是很困难的。但可以不可以做到比较满意呢?(众:可以)比较满意,各单位各室派代表嘛。赞成郭影秋同志的派的人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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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郭影秋的少些,当然派的代表就少。在委员会,多数当主任,少数当副主任,怎么不可以?我们在农村做工作,大房、小房,大姓、小姓嘛,生产队要照顾小房小姓嘛,让他当副队长是不是?人家是各室派出来的,应该承认他嘛,如江春泽,她过去历史是有些问题,那是早的事,为什么早不公布晚不公布他的历史呢?因为她是反对郭影秋的,到筹委会后,就公布她的历史。她又不是现行反革命。是,就可以抓起来。研究室还是选她当筹委会委员比过去多五票,筹委会没有权利拒绝她,她代表研究室嘛!筹委会可以有倾向性的。但办事要按原则,比较公道,使大家比较满意,这样就可以把仝校的工作抓起来了。
    第四、建议苏家坨贫下中农同志,将来辩论四清时,一定请你们到场。据我所知,郭影秋同志在苏家坨的四清是搞得比较好的,所谓比较好,决不是好的了不得,比较好就是没有执行彭真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华北局的路线,那就不错嘛!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能搞得比较好,这是难能可贵了。毛主席说:“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是什么算什么。我听了两次辩论,关于苏家坨的辩论,赞成的比较充分,反对的比较不充分。还要有一天专门辩论四清,还要请贫下中农来的,你们有发言权,有最高的发言权
    如果不辩论四清,我看贫下中农同志可以不参加,因为你们也很忙嘛!今晚开会就开到四点,长久了就要耽误生产,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辩论学校的事情,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清楚,只有学生、教员、职工最清楚。所以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就是这一道理。你是空军、海军等,一没念书,二没教书,三没在学校里当工人,你怎么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批判反动资产阶级“权威”,怎么改革教育制度?不可能嘛!所以辩论学校的问题,还是由师生员工去辩论我也不参加,因为我不懂嘛!重新挑选校长,党委书记嘛。比如农村挑大队长、队长、支部书记,人民大学开一、二千学生去,能挑好吗?是挑不好的。贫下中农有权利、有力量支持人民大学师生搞好四清辩论,有最高权利。在一般的辩论上,我们不清楚,所以今天我没有鼓掌,因为这是他们学校自己的事,少数派都不怕,多数派怕什么?革命靠自己,外援是次要的,自力更生是主要的嘛!
    郭影秋同志据现有材料不能说他是黑帮。另一方面从文化大革命表现来看,绝不能说是革命左派,那是什么问题呢?是属于人民犯错误。天大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样是不是可以再来重新组织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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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十天。按毛主席的指示,十六条要最好地执行,不是打折扣的,假的,而是真的,百分之百的。我希望人民大学师生员工明天酝酿讨论,如果我的建议不成,就推翻不要,照你们的办。如果可以,就采纳嘛
    最后,我讲一点红卫兵问题。人大红卫兵是合法的,整个北京市、全国现在都成立了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是党的一个政策。把红卫兵变成我们青年的一个武装组织,不管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打来时,变成坚强的红卫队。农村有基干民兵、民兵,工厂将来搞红卫兵或者民兵,全民皆兵,美帝国主义想欺负我们,侵略我们,就把它彻底消灭掉!
    因为红卫兵应该是团结广大同学革命的组织,所以我不赞成在学校里成立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因为大学贫下中农干部子弟是少的,学生三、四年就毕业。农村贫协是个权力组织。同时还有大多数同学。第一要讲阶级成份,阶级成份是第一的,但不是唯一的。说不是唯一的,就是要看表现,要重在表现,这是主席的语言。彭真反党集团是曲解了。毛主席讲重在表现。怎么讲?第一、成份。第二、反对唯成份论。第三、政治上表现好的,我们要团结他们。这就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语言。所以,讲重在表现,不讲成份第一,这个重在表现是错误的。还有人民大学有两个红卫兵,我赞成你们开联席会议合起来,就是叫以前的红卫兵为主。当然这是建议,你们不赞成,我也没办法。你们搞两个嘛,分开是不好的,既然都是红卫兵,为什么不红在一快呢?还有你们附中也有这个问题,也采用大学一样的办法。今天我这些都是建议。天快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看同志们要讲我看不能讲了吧。有一段我没有参加辩论。绝不是我轻视辩论,因为我接见四川、陕西来的同学,你们是四十里来的,人家是几千里路来的。原来准备开到一点没想到你们这么多节目,搞到四点钟,两方面意见我都听了。工人同志的发言没有听着,贫下中农的发言听到一半,就是这个原因。我想说明一下,红卫兵和革委会的关系,我看红卫兵派代表参加革委会作为革委会的成员,红卫兵可服从革委会的领导。但有个条件,如果筹委会不执行十六条,就可以不接受领导,如果执行十六条,就坚决拥护革委会的领导。我想今天的会是开得好的,人民大学经过两个月的辩论,有一定的结果。特别是贫下中农参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学工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希望人民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更好地团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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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彻底把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贫下中农代表继续支持人大的革命,人大的工人同志应该成为人大的主要革命力量之一。
    最后我也喊句口号:毛主席万岁!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凌晨一点四十分到三点十分,在人民大学一个大教室,陶铸同志接见了来京的西安交大、西安冶院、西北大学、兰州铁道学院、兰州铁一中、
    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工学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二百余革命同学。〗陶铸同志:同志们来得远,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是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先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
    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你知道西安的情况吗陶铸同志:知道一些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査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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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你们来时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按了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同志:过了潼关就听不到了吧!(大家都笑了)你们都有住的地方吗?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陶铸同志: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巫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陶铸同志: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竞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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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接到伪造的党中央电报,说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绝不是一般性问题。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转我收。你们不用着急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竞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要坚持下去,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的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好,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
    西安交大:主要搞本单位问题,怎样理解?
    陶铸同志:到外面去是为了学习,最后还是回来搞本单位。当然,也要清除阻力。省委不支持你们革命,你们就搞他。当然你们应该以学校为主,到外面去交流经验,正是为了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好
    (四川同学要求讲话)好!请四川的同学,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四川同学:我们希望能见到中央首长,汇报一些情况。陶铸同志:你们是重庆和成都的吗?
    重庆大学:是的,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在喊“誓死保卫校党委”
    陶铸同志:你们这就是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四川大学:四川抓右派最厉害,还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
    陶铸同志:(指着大家一个个笑着说)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革命同学都笑了)你们上报点名了吗?没有公开宣布你们是右派吧?我看就算了吧!一股风吹掉。看来你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想搞政治迫害,你们学校搞起来了吗?
    重庆大学:十六条下来后,大家起来了,但是压力还没有消除,据说中央有个什么规定,什么“五不贴
    山东大学:我们那里有个“三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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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同志:中央没有这个规定,要不怎么又是“三不贴”、又是“五不贴”?你们都没有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吧?为什么不早来几天呢?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十月节吗?
    革命同学:我们还要去干革命呢
    陶铸同志:我是来参加辫论会的,现在快三点了。(下面陶铸同志还要给人大辫论会作总结报告,这时外面又来了许多同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欢迎你们。(热烈鼓掌)你们来迟了,要不然就见到毛主席了听到林彪同志和总理的讲话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好在有照片,天安门不是还在那儿吗!你们多住几天,原计划一周的改为两周,在北京看一看。北京也是走了弯路的,毛主席回来后,才扭转过来的,特别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发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冾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兰州铁院:我们那边也没有变好,十六条发布以后,还发生流血事件。八月
    十六日还围攻我们,打伤了六十多人。现在学校还被围,学生一出来就挨打
    陶铸冋志:听说你们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辩论,他们躲起来了,我看省委非垮不可,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已经打电话了,让他们立即停止打人,要不然发生什么问题,省委负完全责任。
    兰州同学:光让他们停止打人还不行
    陶铸同志:是的。第一步首先让他们停止打人,别的问题以后再与省委算账,大字报可以贴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要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鼓掌)
    天津同学:我们贴到省委,他们说不卫生。
    陶铸同志:不卫生?那要看什么卫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好象很干净,实际上最不干净。(鼓掌)毛主席讲,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看看,学习学习;北京的也可以去全国。
    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坐火车不要钱。(鼓掌)
    吉林大学:现在长春有一股风说,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是正确的,企图转移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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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同志: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吴德同志,好不好?(答:好!)现在正确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各级党组织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正确”去压人家?你正确的,人家也搞不掉,你错误的,搞掉了不是更正确了?用“正确”作挡箭牌,实际上就不正确。只谈正确的,我看实际上就不正确,真正正确的就不怕揭嘛!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带着兰州一中的五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州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们从下午三、四点钟直跪到晩上十二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下跪的就有
    二百多人,当时就有三十多人住了院,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呀!(许多同学哭了,陶铸同志也掉了泪。)我们本来想让省委检査,但是省委书记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象撕破,硬逼着我们拿着手榴弹和刀子对着毛主席象,让他们拍照。他们还喊“李贵子万岁
    李贵子是兰大筹委会主任)李贵子是
    个混蛋!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们要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压会场连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
    陶铸同志: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儿女,不是反革命。(长时间热烈鼓掌)你们不要难过,来到北京首先要把身体搞好,将来彻底斗倒黑帮。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中央一定要严肃处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看今天就是生动的一课。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岀来!不把黑帮揪出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也会失败的,全国还要变颜色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
    西北同学:西北局有黑根,我们要求改组西北局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鼓掌)
    兰铁一中:我们斗争最需要主席思想,但是甘肃省委现在没有给我们发《毛主席语录》和毛选。
    陶铸同志:我负责发给你们,一定发给你们!(热烈鼓掌)西安冶院:有人说,我们到北京来的都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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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同志: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北京成了反革命的窝子了?这是反革命的语言,要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西安同学:希望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我们西安去看一看吧!州同学:到我们兰州去吧!天津同学:到我们天津去吧
    陶铸同志:我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定派人去各地看一看!(热烈鼓掌
    (北京十一中两个红卫兵送给陶铸同志一条上面别有团徽和毛主席像章的红领巾。并托陶铸同志将另一条带给毛主席。)
    兰铁一中:我们想见毛主席,这次大概见不到了,请你给毛主席带个好!陶铸同志:好!我一定都带到!(鼓掌)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谈一个问题。中央最近开了一次会,有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从最近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许多情况说明,还是怕字当头,不敢叫群众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学生是有觉悟的,为什么不相信学生群众?要大破大乱,才能大立。“怕”乱也还是要被群众革掉必然要叫群众革掉。告诉各省(区),各地,要彻底放手。对学生绝不能用任何形式去压制,要坚决撑学生的腰。这次运动工农兵是主力军,学生是先锋。对军队,中央已发出通知,要坚决照办。
    不要怕,乱的越厉害越好。
    对赵卓云要放宽点。总之,不能提“保卫中南局”,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谁都可以提
    我这个位子担当不了,但一摆上,人家就不敢提意见了。他反我就反嘛(我谈到赵卓云,王琢的问题,说在北京时已打电话叫停下来,只整理一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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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北京回来后,已经摆下,拟先动员大鸣大放,炮打司令部。群众对赵,王等是有义愤的,到以后再处理,如果他们表现好,可以宽一些处理。)陶铸同志表示同意。
    电话讲的很快,因此有的地方记录有遗漏(有删节号的即有遗漏处),有的只是大意,不是原话,如有错误,由我负责——金明注]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陶鲁笳的一封信陶鲁笳同志
    我昨天主要是针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尚未搞起来,而讲的一些问题。其中关于外地同学来京取经和北京学生去外地支援的讲话,精神是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一致的,只是重点不同,详细内容摘要秘书在电话中告诉你。望转告各学校文革筹委会为盼
    敬礼
    陶铸八月二十二日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同志们
    现在我讲一个问题,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终究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同学打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也不是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部可以充分地揭,你们不要着急,人们有高度的觉悟,能辨别。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顾瑞华的回信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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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们不信任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怀疑,观察你的领导。经过每个人的审查,领导好的,走社会主义的就拥护,不要打倒。领导不能信赖的就可以怀疑。如果不对就放弃怀疑。中学生批评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是“敢”字当头,有很多顾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不强。什么是老革命?我这样的人谈不上老革命。毛主席、董老才算是真正的老革命。在社会主义就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是高级干部,住洋房,坐小汽车,现在要打碎整个旧世界,与自己有牵连,自己思想准备不够。老革命就是以前革命,新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考验,经过考验可能有部分人不能过关,大部分人能过关,是革命的。没有你还不能革命吗?没有张屠夫也能吃上没毛的猪肉。没有张屠夫还有李屠夫、王屠夫。当前我们要努力跟上,前一阶段没跟上,派工作组我也赞成。我在北大讲过一次话,运动嘛,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运动要又运又动。过去学校不能串联,现在校内,校外都可以串联这就有进步,就抱着欢迎的态度。我这次比上次有点进步,你们要欢迎。
    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使全国运动开展得很好。前一阶段搞得不好,我们再按毛主席的教导、十六条精神,要搞好,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运动搞好。这次面广,深度也很深,阻力很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各种阻力阻碍你,这是严重的斗争。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十六条,团结革命人民就能把他们打倒。现在有些当权派,利用党的威信,利用我们对党的高度信任,尤其是用工农兵来抵抗,来维持他们的统治。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不要把精力分散了。人大从晚八点到早五点开了万人大会,对郭影秋拥护的是多数,反对派是少数,他们对郭影秋翻来复去的辩,把黑帮放在一边。你们把贫下中农请来耽误了生产,贫下中农不知道你们学校的事情,贫下中农怎么能帮助你们呢?就像他们选队长,你们不能帮忙一样。不要靠多数压倒少数,要依靠真理。说郭影秋是左派的,你是保皇派,说郭影秋是黑帮的,你是反党。不要互相压制,要摆事实讲道理,双方提岀辩论,双方轮流当主席。革命是靠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筹委会不要搞清一色。同学中。医护中首先要搞当权派,不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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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权力拿到手,就不能搞好革命运动。不把权力拿到手怎么能批怎么能改呢?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前提,不能分散力量。内部问题看法不一致,可以进行辩论,不要互相压,可以内部解决。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联,怎样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革命的大字报看的人越多越好,你怕什么?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我们这么民主?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力多大,只要你是不革命的,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去革命,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每个人只有支持你们的权利。彻底消灭阶级,建立战斗的新社会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建立新的思想、新在感情、新在风俗、新的习惯。谁也不能阻挡这个潮流,旧东西要刷洗掉,运动不是搞过火了,而是还不够。绝大多数人欢欣鼓舞,少数人不满意。我国就是怪,广大人民需要的就赞成,不需要的就打倒;别的国家也怪,广大人民需要的就打倒,广大人民不需要的就赞成。我们要的是多数人的拥护,而不是少数人的拥护。每一个革命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越不舒服,就越说明我们的方向对头了。社会还存在阶级,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赞成,搞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他革命,就会看惯的。花岗岩脑袋的就是不革命,也不满意,我们就来个让少数人彻底不满意多数人满意。这是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编者按:陶铸鼓吹怀疑一切,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他自相矛盾,而又不能自圆其说。)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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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车间
    (六)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今天你们来,很高兴。卫生部的问题我知道一些,今天同志们一讲,我就了解得深了一些,当然还得进一步了解。
    总的说我有这个感觉,卫生部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不力。没有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批评卫生部“怕”字当头,是很正确的,这与我有些关系。六月廿五日在天桥剧场,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写了保票,说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不是黑帮。当然,从今天的材料来看,卫生部党委也还不能说是黑帮。但是不必讲嘛,讲早了。了件傻事。是黑帮也跑不了,不是就不是,不过是讲早了。前天我在医大讲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员错了就改。是否跟我打了保票有关系呢?卫生部党委是否因为我打了保票,就有恃无恐。今天宣布:我不保了。我当了两个月的“保皇派”,以后要当革命派。
    今后,要按《十六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的最高利益,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切个人的东西都是渺小的。只要我们革命,全世界革命搞好了,得到的是全世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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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错误算什么?挨一点批评、斗争,有什么了不起呢?得到的是全世界,失去的是错误。不应该光考虑个人利益,这样伟大的运动应该吃饭睡觉念念不忘要把运动搞彻底。
    (对钱信忠同志)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刚才你们念的信是代表大多数的吗?(台下答:是)信上的要求是合理的,属于卫生部的,卫生部党委要坚决办,属于文办和中央的我们的办。中医学院要求钱信忠、张凯同志停职反省的问题,我看是不是慢一点,给一个考察的机会讲一点“革命人道主义”嘛!给悔改机会,时间一个月为限。给一个月的考察机会,就是要他们坚决革命,站在运动前头,引火烧身,不怕炮轰司令部,不怕人家说是黑帮。就讲我是黑帮,我也要革命。黑帮不革命,也无出路。不管是哪里来的阻力,总之是要革命。要把卫生部的机关和下面的单位通过文化革命运动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卫生部、毛泽东思想的机关、毛泽东思想的学校、革命化的卫生部。但是,不能一错再错,如果过一个月还是这样,可以接受你们的意见。但光看他们不行,你们群众还要一看二帮。
    同意卫生部重新改选文化革命委员会,普选,(按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牛鬼蛇神、黑帮分子不能参加。选到谁,就是谁。有问题不怕以后可以撤换。选不好可以罢免。再改选。卫生部文化革命运动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部党委不要管。选不上你们就管管行政,管管党务工作。革命是群众的事情,要群众自己管。党委自己也要揭,但往往自己揭有困难,主要靠你们大家攻,架起24寸径的大炮来攻
    (邢岳:建议今后钱部长、张部长要亲自接见来访群众。)不要应付差事。选谁就是谁,选上就领导,选不上就拉倒,革命是群众自己的事。要充分发动群众,你揭一点,我揭一点,好的群众也看得到,坏的更看得到,兜起来就全面了要搞大民主。你们各单位文革自己搞,什么党支部、党委不要管文化革命的事情,你管组织生活,收党费就算了。文化革命运动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来管,如果你们表现好,可以选进来,现在是个彻底考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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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报》有多少人?(有人答:一百多人。我们党支部领导说:关键性大字报要通过党支部)大字报不要通过党支部,贴大字报谁都有权力,贴到房子里,你高兴,也可以贴到大街上去。
    党支部、党委对文化革命的事情,不要管,暂时休息休息。选进去就是成员,不好的就打倒你嘛
    卫生部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卫生部下面有许多单位,各单位的文革小组领导成员加上部领导同志,组成统一的文化革命小组,总的领导卫生部的文化革命运动。各单位党支部也不要管,由文革小组领导
    中医研究院的问题,两个人已经放了,八个党员的党籍要恢复。打人是不好的,如果确是坏人,以后还可以开除,但是不要为这个问题开除。因打人不够现行反革命条件,有其他问题,以后再揭发,再处理。这个现行反革命是不成立的。通过运动,如不够党员条件,可按党章规定开除党籍。
    工作组不能再留下来,全部要撤出,工作组留下当党委书记,这不对。难道中医研究院没有工作组就不革命了吗?现在全国都没有工作组了,就不革命了?也不要用党委会来领导的形式。有的群众比党员还革命,当然,多数党员是好的张孟旭、张际春同志要求他们去做检査,检査后我们再处理
    工作组撤出以后,他们做的坏事,要批判斗争,放的毒素要回去清理。人撤了错误不能撤岀。工作组不要再担仼工作了,不能再换汤不换药,彻底由研究院组织文化革命小组领导。
    《健康报》我没有看多少,但我接到很多信。《健康报》不太健康,是不是停刊?把文化革命搞好,把你们的思想搞健康再办报纸。先停刊,搞革命。思想不健康怎么能出《健康报》。《健康报》是要有它的特点,不能办得象人民日报样,如果和人民日报一样,谁还看?这个问题将来再研究。
    (中医学院同学:《健康报》两个总编执行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我们要求停职反省。)这一级干部停职反省,由卫生部党委决定,这也是一个考验,看你们是不是官官相卫。
    昨晩发生的事情(指卫生部党委同意中医研究院仝体人员选举党委)要他们检讨。(中医学院同学:建议派调查组到中医硏究院去调査。)你们两个单位可以搞点革命支援。钱信忠去中医硏究院去传达今天的精神,你们去听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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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院学生:要求在全国性报纸上点郭子化的名。)郭子化在中医界是“尖端人物”,但在全国来说,还摆不下。钱信忠你在运动中就是软弱一点,怕负责任,你五十多岁了,难道你比他们(指女同学)还没有经验吗?所以说,这是一个怕负责任,推卸责任的说法。前卫生部是李德全不当了,原来考虑徐运北当,卫生部党委推举钱信忠同志当。钱信忠同志比较民主,可是软弱一些,坚决干嘛!按《十六条》办事。“老爷卫生部”提岀后,钱信忠同志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医疗队下乡,北京医院改成东单医院,对主席的指示是坚决执行的。确是比较软弱,要逼上梁山,你不革命,就要罢你的官。用罢官逼你革命,革了命就不罢了。所以给他一个考察,再看一看。一个人不懂得革命怎么行呢?不要说没经验,没经验就学,你见了马克思如何交待呢?马克思说你逃避,也不接见你,革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我们这种人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多少才智,就是坚决跟着毛主席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依靠群众,依靠左派,依靠群众的多数。共产党就是这个本事。蒋介石也有些本事,搞掉那么多军阀,但是他失败,因为他不是为多数人。总之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阶级。只要依靠多数,你就有本事了
    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中药系,听说归商业局管,究竟谁管?)革命不要推卸责任,有人管更好,没有人管的事你就管起来。干革命嘛,不是争权夺利。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
    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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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张平化同志讲话同学们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陶铸同志,他是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王任重同志,他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是孙正同志,他是中南局的……(未听清)今天是召集中南各省来京串联同学讲的,原来没有决定召集其它地区和北京的,今天都来了。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我接见了××同志,接见了××同学,我曾向湖南同学讲过,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把同学们反映的情况向中南局反映了,向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讲了他们两位(指陶铸、王任重)是中南局的同志,都来了
    我重申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
    、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
    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査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我原来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两个多月,前一阶段湖南文革工作没做好,对干部没了解,我工作中的错误,也有它的历史根源。犯错误的人要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
    现在请王任重同志讲话王任重同志讲话同学们:
    从中南地区来的同学们,我对你们到北京来的行动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张平化同志插话:王任重同志身体不好,让他坐着讲好不好?众答:好!)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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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首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地方,是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最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十一中全会公报,你们在报上看到了。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北京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革命小将打先锋、做闯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外地有人说,中南文化革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
    刚才北大同学提出要去中南煽风点火,搞革命串联,我非常欢迎。文化大革命需要串联,这样才能真正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同学对我提出了批评,说中南赶来的同学…为什么不接见大家。中南局来的同学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我在参加会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我要服从分配,叫我做啥就做啥,我们文革小组分配我搞什么就搞什么。你们来了,只要我有时间,就去看你们。(热烈鼓掌)广东来的同学,我昨天就派人找你们谈了嘛。我给广东的同学打过电话,发过电报,让他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凡符合
    十六条的就是正确的,哪一个人违背十六条,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要坚决反对。刚才张平化同志讲得很好,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同志还要讲讲。湖南问题,昨晩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淜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鼓掌)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热烈鼓掌)有一个条子说到外地串联的问题,一会儿陶铸同志会讲,北大同学要求串联,我们欢迎,对这些要求一律欢迎。有些条子刚刚给我,我没有看,我不答复了。这些条子该报中央的报中央,该让中南局处理的就由中南局处理,这我不会官僚主义处理的。如果我不理你们你们就出我的大字报,骂我这官僚主义
    陶铸同志讲话
    我这个话是湖南话,湖南同学可能容易听一些,乡音嘛!广东同学可能也可以听,因为我当了十四年省委书记;广西的还马马虎虎……;湖北的也可以,因为我也是老湖北;河南话跟我差得远一些,中南五省的同学还可以凑合。四川同学听得懂吗?(答:听得懂)张平化同志作了检査,说湖南文化革命搞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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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责任。我说批评这是必要的。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们按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什么叫反革命?当然不是台湾来的有电台的才是反革命,群众要革命,你压制,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中南局是全国六分之一地区,人口约两亿,仅次于华东。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命不那么坚决,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別人能搞下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
    主要看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好人,这一次不一定是好人。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王任重同志插话说:看他错了改不改。)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王延春在几万人大会上检査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鼓掌)
    文化革命象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怎么办呢?(众:造反)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光是讲道理、劝、打电话不管用,还是你们力量大。你们要我们接见你们实际上是我们向你们求援。四川天府之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实际上容易了,一下子就来了。你们来北京取经,带革命之风回中南去,把革命的火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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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师范学院同学串联路线定好了,这很好,中国要帮助外国草命,一个国家的还不能帮助?
    北京的同学,我们欢迎你们。你们(指中南的同学)在北京取得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另外北京地区同学又去点火,我们相信中南地区的文化革命一定能搞起来。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你们要求我们回来,我们去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要罢官!(众:罢王延春的官!)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就代表我个人,我原来是中南局书记,还有资格讲这句话。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兰色的,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革命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你们到北京通过学习,勇气大了,本钱多了,尽管如此,阻力还很大。什么叫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鼓掌)(有人递条子要见毛主席,齐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长达六分钟之久。)同学们的情可以理解,我负责把同学的要求当面告诉毛主席。(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断鼓掌)你们要见毛主席的心情,我很理解,毛主席也很理解。你们写下要见毛主席的心情的大字报,叫我亲自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要领导全国革命,全世界革命,我们还要请示,现在要见毛主席,他有事情没有?过几天我再转告你们。好!我们达成协议了。
    文化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能那么容易,革命要消灭阶级嘛!我们要打倒它,它不让打倒;要消灭它,它不让消灭。你们这次从湖南来就不容易嘛有的同学到上海还不让上火车,(王任重插话:这就是斗争嘛!)这不是简单的斗争。我们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过去民主革命,搞土地改革、反帝、反国民党我们跟着毛主席七扭八拉地过来了,社会主义还没过。你们可能好过一些,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你们负担轻些。我们现在职位髙,容易满足现状,我们革命困难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上来呀!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怎么不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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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不变颜色是空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况根子深。我们要搞好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就很有希望。你也很有希望(指王任重)你比我小十岁。(王任重笑着回答:靠你们啦!)只要中国革命彻底了,四分之胜利了,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来了,还有四分之三要胜利就不困难了。过去,解放军迅速扩大了,一下子势如破竹,三年就仝国解放了。过去解放一个县很不容易,但后来一下子就解放了一大片,如秋风扫落叶。中国革命要失败了,不仅中国人民重象过去一样,还要陷入黑暗深渊,而且世界革命也要推迟几百年。西北同学很坚强,西北两个书记已撤职了。(王任重说:×××、马××)胜利定是你们的。
    现在你们搞文化大革命,有毛主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但是有困难,有曲折,这也不要紧嘛!毛主席不是叫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嘛!就是要在艰苫的阶级斗争中顶得住。过去革命有白色恐怖,抓到就杀头,比现在有艰苦性,现在抓住最多打几拳,(众:还有死人的呢!)就是杀头也不怕嘛!(鼓掌)不管哪一级领导,党委不准你们革命,就要把他们彻底摧毁
    第三、我讲讲党的领导问题
    现在有几个错误的东西束缚你们搞运动。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反对党中央?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代表大会、代表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有人说:我们的筹委会不行)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同学们说:罢不了人太少)罢不了可以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文化革命委员会完全有权力领导文化革命,党委好的可以领导,一般的可以放在一边,要他们搞伙食。你们不要心急,不要想一下子就成多数,(因有同学说我们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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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怎么有斗争的艰苫性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是斗争的结果,不是运动的开始。保皇派是有力量的,他们是要反对的,你们可以串联。党委里确确实实有左派,还可以选举,你们自己作主,象巴黎公社一样。
    (同学问:不好呢?)文化革命委员会压制革命,你们就把它推倒,那是二月革命,就来个十月革命。有一个学校有十九个筹委会(委员),一下子就撤了
    十四个。要把文化革命很好地组织起来。要掌握在左派手里,(王任重同志插话班可以组织文化革命小组,系、院可以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首先要把领导权掌握在左派手里。党委好的应该支持你们,搞搞伙食,搞搞卫生。巴黎公社民主选举,报上已经介绍了,民主选举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选除掉革命分子之外。(有人问筹委会压制革命怎么办?)反了再来一个嘛!第四、我想讲讲红卫兵
    红卫兵是革命的组织,看来红卫兵有普及全国之势。(有同学说:有的红卫兵被他们控制了)《人民日报》不是有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吗?这就是武器。工人,农民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明真相,他们不明白造反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我们喊造反是要打倒共产党,当然不答应。工、农、兵从全国来讲,从整个运动来讲是主力,你们是先锋,这是不能分开的,要做工作。(同学说:他们控制我们,不让我们宣传)你们的嘴巴没有被控制嘛!大胆搞革命嘛他们不让你们轮渡(湖南大学到长沙要过湘江)你们可以游泳过去嘛!你们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向工、农、兵做宣传工作。在北京,红卫兵起了伟大作用。(长沙同学问:长沙的红卫兵组织还要不要?)现在北京的各个学校里实际上都有几个红卫兵,可以货比货嘛!看谁红的厉害。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我们开展革命竞赛,假的一比就比出来了。都是好的可以合起来。真的、假的,革命是最好的检査,群众有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工、农、兵的红卫兵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不能说他们是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偷偷摸摸也可以搞好,何况他们戴了红袖章呢?革命不是靠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就是要靠群众
    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査成份,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份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份,但是我们反对唯成份论。第一要讲阶级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出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我们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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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你(指张平化同志)是富农出身吗?(张平化同志答:我是中农。)团结中农嘛!我是破落地主,我自报阶级成份,我背叛本阶级,跟着共产党走,改造得马马虎虎,当然改造得不够好。阶级成份第一;第二,反对唯成份论,这就是说出身好的都可以参加到红卫兵里去;第三,家庭出身不好的,特别表现好的,也可以吸收进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路线。过去彭真只讲重在表现,那是歪曲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湖南同学:非红五类子弟先不加入,考验一个时期行不行?)这个你们自己决定。到底你们学校里有多少人参加红卫兵,看情况,也许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王任重同志:一半就差不多了。)红卫兵是青少年的组织,壮年如果迫切需要的话,也可以组织少数参加,当当参谋。我六十多岁了,也参加了红卫兵,但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活动。参加红卫兵的要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要坚决执行十六条,不要把红卫兵的名誉败坏了。(湖南同学问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的关系?)文革委员会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红卫兵应该在它领导下,是好的你们坚决拥护,不好的,就不服从他的领导。(问团组织问题)团支部好的可以开点会,收点团费,过点组织生活。现在不散,等它一下看看。也不要解散,解散了也没有什么,不解散看看它。(好的团员就参加红卫兵,不参加就支持红卫兵
    (有人写条子问:现在学校有没有上级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安排,总要和各大学校见一次面的。伯达,江青或任重同志,你(指王任重)是副组长嘛!这件事我也过问,我是顾问之一,我和康老是顾问。
    串联这个问题,那天我是那样讲的,今天还是这个意见。从山东、湖南、广西来北京不容易(同学说:四川、广东等都不容易)他们有许多困难,看来没有哪个地方不困难。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来。(同学说:没有路费)你们有学校证明,可以免费。(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你们搞个组织嘛!(王任重:上下结合嘛!)不开证明,学生证也可以(同学:车站不可以)不可以,斗争嘛!(王任重同志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对!我到铁道部去,你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确确实实,目前仝国的文化革命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是死气沉沉,要改变这个局面。一个,北京的革命同学可以组织到外地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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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之风;另一个,外地同学要以组织到北京来。十八日来到北京的近十万多(王任重:十八日前有十三万)各个学校可能有些困难。(北京同学:我们没有困难)你们为革命可以想一些办法,如果把全国搞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有组织地来,有的地方控制得很厉害,有的没有组织,可以一个一个地来,
    五五地来,这也是需要的。总之,你们来,我们是欢迎的,你们不是来玩,是为革命而取经的。外地的同学,你们完全有权利来北京!我们欢迎。(有的同学说吃饭没钱。王任重同志说:帮助你们解决。)(北京的同学提出到外面去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外地来取经,我们送经点火嘛!也一视同仁。你们去最好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有少数(同学)积极性很高,一个人就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让他去,搞革命是好事嘛!(有的同学说:有人游山玩水)到外地游山玩水的人可能也有,我看有一点也可以,你们到北京来还不看看天安门?当然看天安勹不是游山玩水,有时间可以看看颐和园。到湖南去,看看岳麓山也可以。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到北京来的同学是取革命之经的。北京同学到外地去也可以,但有的单位人去多了,有的学校去了一半,去了三分之一,筹委会也开不成了,运动冷冷清清了,你们去是有组织的,我们支持。但要有组织,经过筹委会和红卫兵商量分批去,不要影响本单位的运动。但话又得说回来,影响一些也没有什么家里冷冷清清,外面烧起来了,家里有所失,外面也有所得嘛!当然我不是号召全走出去,我是说有组织的,也不影响木单位的运动,去支援外地的运动。
    有些同学积极性高,已经走了,这也没有关系,少几个人学校也可以搞运动嘛!这些人到外地去闯一下子,也有好处,学点本事,外地有所收获,自己也有所收获。总地说来,还是有组织地去,有的自己去也不要紧。有些学校不叫组织的话,他们自己走了,也没有什么,回家再搞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象红卫兵扫四旧,就没有参加自己学校的运动,他们回来后要搞得更好。我们搞运动,不是为了一个部分的问题,而是向整个世界宣战嘛!
    要组织起来,要有组织地去,没有组织也可以三三五五地去,没有经过组织自己要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大致就这样吧
    (陶铸同志还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你们要贴也可以,主要贴到机关、学校里。
    对群众很有帮助的,很有教育意义的可贴在街上,这有什么了不得!(王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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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利于革命就怎么办)是可以贴的,主要是贴到学校、机关里,但你们还不过瘾,可以贴到街上去。文化革命是最高利益,每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最高利益。(王任重:你们觉得如何对革命有利就怎么干)为什么广州不可以贴呢?可以贴嘛!扩大宣传有什么不好呢?我国一穷二白,我们现在好一些,但工业不怎么发达,但是革命精神可以向全世界宣传,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大字报讲的是革命的道理,讲革命道理的都可以贴到街上去。美帝国主义需要,也可以送几张到华盛顿去!机关的大字报,一般可以看,但不要仝拥进去,搞乱了。档案不要看。
    毛主席的大字报,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要通过《人民日报》,不要
    乱传抄,这样很不严肃。以后你们发现了,就要制止,不要乱传,是真是假,你们搞不清。毛主席有指示要给你们讲,就会向全国讲的
    三、关于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精神与陈伯达同志讲得一样,此处略)张平化同志又说:第一、今年下半年出版毛选一千万册,明年再印两千万册第二、重印甲、乙种本,补充新文章。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正在编辑中。(大意如此)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提出以下意见,请中南局讨论决定
    1、长沙情况,现在很乱,不要怕。中南局也要坚定,不要因此受影响。2、湖南省委要回长沙去。省委负责同志避一下风头是可以的,但害怕,离开岗位是不对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十六条纲领,坚决站在大多数革命群众一边
    3、延春同志要彻底检讨一次,开大会,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这个检讨要印岀来,广为散发。讲清楚湖南是毛主席家乡,要搞好。省委要挺起腰杆来
    、中南局可去人,要金明同志坐飞机即去韶山,把省委的同志都找去开个会,明涛同志也去,讨论一下,统一思想。会后即和省委同志一道回长沙开大会省委公开检讨。请首道、金明、明涛三人坐镇湖南,解决问题。
    5、机关党组织停止活动,只管收党费,延春同志这个意见不对。陶铸同志只说过学校党委瘫痪了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后,党组织只收党费,过组织生活。没有说机关要这样办。没有象延春同志说的这样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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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群众要求交出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可以。但要向学生讲清楚,要按
    十六条办事,要文斗。省委有错必改,但真理必须坚持。同群众讲清楚要听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各回各校,继续辩论。长沙有坏人活动,要按十六条讲下,警惕和防止坏人活动的问题。(也可以照读那一条)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上街问题),任重意见做一些工作,可给大家讲,主席的东西,如本人要发表,会通过报纸、新华社、电台等广播的,主席每句话,关系中国和世界革命,要不要发表,由主席自定;此外,不要上当,防止假冒。
    要求毛主席兼国家主席,不是贴大字报可解决的,可以写信提要求。通过讲清道理,经过群众自己把大字报取下来。给中央同志提意见,欢迎,但不要贴大字报,看不到。
    伯达同志讲三句话:问大家,主席的东西过去是如何发表的?是通过……这样乱贴,不是经过主席同意的,不知真假,好不好
    我们都表示不知道,不清楚
    还要讲,大家最听毛主席的话,这样传闻好不好?多数群众是可以接受的。“七个为什么”?(指刘少奇的大字报中所提出的问题)可由中南局写一电报给中央。
    羊城晩报,与广州日报合并,改为广州晩报较好。何时合,中南局定。华侨,发证章,可以考虑。还是说服群众,红卫兵不要与暨大冲突
    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羊城晩报同意推迟一些时间并。题字,可用过去写的字拼起来2、广州运动搞起来,好。
    中山纪念堂不能砸,省委应当出来讲话。改名,可以提建议。但不能砸“浩气长存”,他们建议改,可用纸写出盖上,以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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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南省有两派,多数派支持省委,少数派反对省委。建勋态度,支持少数派对省委提意见,向多数派解释。少数派集合到省委抗议,准备两顶帽子,建勋、敏生站岀去,准备戴,态度好,未给戴
    4、长沙市邮电局学毛著积极分子刘秀英打电话反映了省的干部游行,发传单,提出拥护延春检讨,反对非法绑架,反对搞绝食斗争,弄不好又会爆发。她认为省委看学生偏激方面多,支持不够,不了解真实情况。她给延春写信,未接见她
    陶铸还要搞书记处。他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仼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如果真要搞书记处,恐怕还要调人。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广东省委电报提的红卫兵问题,陶告中南局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家和没收财产。回墓与朱(执信)墓劝说不要挖。
    富春意见工商联,民主党派象北京一样,暂行停止办公。朱墓恐怕只能迁不挖
    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王任重打电话中南局
    最近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根据我个人记忆,向你们报告如下,中央还会发正式通知和指示。
    第一、作为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他们冇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批评和自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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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的问题,不应当号召炮打。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当中,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应当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也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
    第二、要教育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方法对待。
    第三、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然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革命活动,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收以后冬季进行。
    第四、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仍然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进行串连,对工厂领导人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设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产。
    第五、工厂、农村所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时,一律要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便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六、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的也不要去解散。中等学校和大专学校可以以市,以区为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度,以便领导人不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第七、红卫兵的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1)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2)政治思想好;(3)组织纪律好。
    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第八、对北京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要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对其中某些错误的言行,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向他们宣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要相信各地区,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可以起来自己闹革命,希望北京去的同学,不要包办代替,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一方面可以报告中央,或者报告他们的原学校,另一方面群众出面,特别是北京的革命同学出面,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是允许的,但是不围攻他们,不要给他们戴右派分子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他们要求回北京,应当欢送他们,给他们以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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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意见,请转告广东省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供他们参考。湖北由我直接告诉他们,河南,湖南由陶铸同志打电话,必要时你们也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等中央正式通知和指示到达后,上述意见与中央指示不符者,一律照中央正式指示办理。
    最近北京正在组织一批红卫兵分赴各地,这都是经过挑选的,比较好的革命同学,希望各地热情招待,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此为王仼重口授秘书记录电话传来)
    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广西自治区党委并告南宁、桂林地区革命师生同志们!
    现在向大家申明一下,我对绝食问题的看法:我在接见来京学生时,没有谈到绝食问题。说我讲过“静座、绝食不仅是革命行动,而且是伟大的创举,”这纯属谣传。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为什么要绝食、把身体弄坏呢?应当爱护身体,吃饱饭,按十六条更好地进行斗争。
    (加急分送两份:桂林地委、桂林市委。)
    陶铸一九六六年九月十
    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1、搜査,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动证件。此外不要搜家,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
    2、中南局请示中央,芝圃同志不回河南检讨,任重已代中央草拟复电。3、中央指示(按指农村五条,工厂六条)要发,何时发,不清楚。
    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广西和华东问到,县以下中学搞不搞文化革命?外地学生可不可以到县城的中学去串连?县城的中学生可不可以到农村串连。
    陶铸同志说:县以下中学,还是按原来四清部署进行。外地学生搞革命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去。县城的中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搞串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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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注:九月十日上午,熊复同志受陶铸同志的委托,会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个红卫兵的代表二十四人和学部负责人潘梓年同志,并向他们讲了话。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来中宣部工作时间很短,只有半个月,很多情况不了解。我们认识一下吧!(分别介绍)
    我们听说学部的文化革命小组解散了。今天我们请潘老(潘梓年同志)到场,是作为学部负责人请来的
    今天没有可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红卫兵有两个组织,一个联队,一个总队。如果你们愿意讲,我也愿意听,你们看怎么样?
    (插话:还是先请熊复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吧!)那我就先把意见谈
    有的同学要求把张际春同志交给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斗争。关于这个
    问题,我在不久以前受陶铸同志委托,宣布中央关于张际春停职反省的通知时已经说过,欢迎学部的同志们对张际春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据我所知,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已经开过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只要你们准备好了,要开大会随时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我们对学部的同志这样讲,对文教及其它部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讲。
    二、据我们了解,你们有两个红卫兵组织,相互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你们双方最近都召开了辩论会,据你们通知是讨论吴传启问题,中宣部派了杜大公和其它一些同志去听你们辩论。他们的任务,是把听到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也已经把他们听到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如果杜大公同志他们在学部讲了什么话,那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你们辩论的情况和意见书面提交我们或者口头告诉我们,我个人可以负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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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同志们更多的提供书面材料,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向陶铸同志汇报)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
    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我们愿意听取你们双方面的意见,随时向中宣部的领导陶铸同志汇报。
    四、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同志最近两次讲话也指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我们赞成全学部的革命同志们都按十
    六条,按林彪同志的指示,也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受陶铸同志的委托同大家见面所要讲的,就是这四点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正式记录稿)
    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的几点意见(金明转告)很好研究主席批青岛报告,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要很好地跟。不要同学生闹对立。最近中央发了许多指示不要又走到限制学生一面去。林总讲话后,有的曲解,又压制学生。主席听到许多干部说,只许学生讲话,不许干部讲话,这还是顶牛思想。总的还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亮亮(陶的女儿)说把老干部整得太厉害了,这个意见不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问题,戴高帽
    有
    什么要紧?广西天天发电报,影响不好。湖南下面情绪,也值得注意。不是黑帮打不成黑帮。炮打司令部还要认真搞,广西就没有搞什么。各地比中南海闹得厉害得多。总的精神还是要放。
    干部处理要慎重,群众自己罢没有办法,领导不要随便同意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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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好生产,两个班子,人不要多,直到地委。现在就成立,不要等运动缓和时再成立,开个名单出来,如毛教授、华罗庚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如黄洁、郭棣活,斗已斗了,还要照顾。民主党派问题,主席说放一下再说
    学生运动是一潮流,不可抗拒,谁抵抗谁倒霉。国庆后还要有高潮。江苏搞了六个回合,福建七个回合,没有六、七个回合不行。(浙江搞了三个回合)河南罢官,也要一分为二,北京去的学生反映好
    不要吹自己,不要讲过五关,多讲缺点,就主动了。学生就不相信没有缺点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六六且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同学们:
    你们好!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你们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这是革命的大事,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现在我先谈谈,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吗?(同学们:听的懂)我不会讲北京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大串联,我是极力支持的,当时还有些同志反对,革命大串联这个方针是主席的方针,中央的方针。外地的同学到北京十天、半月收获就很大,大串联使同学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眼界要放宽一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好得很
    但现在发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运输很紧张,现在不搞大串联是错误的应该提倡全国性的大串联,现在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进行选举,各人都选自己,谁都选不上。我的女儿在上海医大,他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原来规定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来北京,看来现在办不到。现在有人提出,在木省搞大串联,但坐车子也很困难。例如浙江省增加五百多辆汽车也解决不了。今年辽宁省的苹果增加一倍,就是运不出来。我们有1400多万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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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扩大串联但又不要影响运输。我们发现这样接见他们主席很称赞。我们现在把他们留下来,我们要开会,接见他们,给他们照相,他们这样做很好!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宣传。上海也有一批,他们从上海步行到沧县,地方要让他们上火车,我知道后就打电话叫地方上不要让他们上火车,要他们走,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例如给一双新鞋……。但电话已经晩了,地方上帮助他们上火车了现在不能宣传这个,因为这是半程而不是全程,在路上再坐火车,还不如坐全程,因为这样好安排,有计划。我们提倡“长征红卫队”这样串联,但很不容易,我提岀来,你们会同意的。因为你们是革命派,这样串联就能把仝国大串联搞好现在有人要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想往我们脸上抹黑
    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样一搞是否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你们根据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看怎样去解决?正因为我们在考虑你们的意见,才没有继续登。现在我们要求,北京的同学不要外出,目前北京有外地革命师生一百五十万人,生病的十万人。过去由于谭力夫讲话影响很坏,使得许多不能来北京(指非红五类子女)现在一来,大家革命热情高,二来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认为冬天来的少,却恰恰相反,广东来的最多。而且来北京的多,出北京的少。现在就这样通知,北京的暂缓出外串联,让外地的先疏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关于“长征红卫队”的消息晚一点再继续登,压一下。二是给北京的同学发个通知暂时不外出串联,当然你们要做工作,但我们压也压不久,过了两天我们就要大力宣传,这个宣传与《人民日报》无关,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警觉性很高,很敏感,怀疑把你们运动搞乱了,这样一提把全国都轰起来。我说的话,这是有所收获,你们要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我们认为这样会更加巩固你们的队伍。
    你们调查一下,没有登报以前,北京市走的有多少,怎样走的?是坐火车还是走路?(登报以后,走的又有多少,他们有多少坐车,有多少走路?)你们就可以调查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强调的是用两条腿走,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你们还是看几天。我们不是要他们坐火车,而是要他们用两条腿走路,你们可以宣传。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警惕性很高,敏感性很强,这个问题,中央是好意,退一万步讲,走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少了,全国其他地区多了,可以把全国搞好,那也是有所得有所失,他们可以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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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炮轰,到处火烧。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革命之火点起来,只顾本单位是不行的,全国这个责任,你们要担负起来,现在我们要求,在全国更好的组织我们的革命队伍。
    希望你们支持中央的决定,因为你们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我就是要和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是中央决定的,得到毛主席批准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是陈伯达同志和我抓的《人民日报》改组后有根本的变化。现在《人民日报》基本上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支持革命派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同志很负责任,抓得很紧,我们要求得到同学们的支持。现在,我们一个是主席接见,在天安门开大会,由林彪同志代表主席讲话,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红旗》的社论,来指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希望你们支持,《人民日报》改组后,贯彻主席思想,坚决按党的方针办事,唐平铸(现在《人民日报》代总编)原来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是我们要过来的,主要骨干中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同志都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当然要你们大力支持。我们还要讲《人民日报》还有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但不准《人民日报》出版是不行的,如果不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日报》不出没关系,就是《前线》不出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的。《人民日报》从六月一日以来,你们可以一篇一篇社论检査,看他办得怎样?《人民日报》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们的一些好意见,例如在玻璃板下,主席象上面压着总理的象就要调查为什么这样作?这个人的平时表现如何?在厕所中发现主席象要彻底追查,保卫人员上刺刀是在晚上,白天没有。因为主席有指示,要保护好人民大会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我们要求你们也保护这些地方
    (同学插话:有《人民日报》的人盯我们的哨,又一同学说:我们对这些表示遗憾。)我对这些不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对了。我的话就讲这些,现在同学们讲。
    (邮电同学指出,多数派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后,虎虎地往外走政法同学说:他们这些人出去了还要保,在外边也保。)
    陶铸:出去的多数还是要革命的,他们过去受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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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他们岀去就要几个月,因为是走,这样学校的运动什么时候才能搞?陶铸: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好办法?
    同学:他们现在认为这个社论很支持他们,我院他们的敢死队都要出去了。陶铸:出外点火嘛,我不是主要讲锻炼,锻炼只是一个内容
    蒯大富: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师院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光了
    陶铸: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1400万人,不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院女学生: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
    陶铸: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陶铸: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
    陶铸: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同学: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关系是一致的吗?
    陶铸:是一致的,都是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你们能不能制止住?(同学答:能制止住。)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
    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联)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重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联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住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了,必须很快地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要很好的组织
    大家说,社论没有写分期分批,当时是想到了,但社论说,主要强调大串联的意义,我们可以就接见十五个人发表社论,宣传大串联的意义,提出要分期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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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现在四点半了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要求接见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
    陶铸: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是第三司令部的,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么,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陶铸同志一进会议室,就满面笑容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还未坐下就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
    你们为什么找宣传部?张平化当过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不是了,以后不要再找宣传部了。
    你们的问题在湖南,我也是湖南的,我们是老乡嘛,说话好懂。当然不讲乡土观念罗!张平化不是做了检査了吗?(答:不深刻)一次当然不会深刻?今后还要做检查嘛!
    你们是几个单位的?(陶铸同志一个个问,问到一个郴州同学)郴州(县)的问题与张平化有什么关系:(有人答张平化九月廿四日报告影响很广,陶铸同志再一一问下去,完了说)你们代表的单位还不少呀
    湖南的同学都回去了吗?(答: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吗?(答:见到了,还离得很近。)都可以回去了嘛。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最大幸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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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湖南的问题应回湖南去解决,湖南有三千八百万人民,问题要回湖南解决,湖南的革命回湖南去革。你们在北京基本要求已经达到了张平化那天作了检查,当然不深刻,态度是好的,犯了错误还给他一个机会改正,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嘛,对不对?(陶铸同志对两个湘潭同志说)你们是湘潭的更应听毛主席话,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属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答:暂时这样看)当然嘛,要观察他,他继续坚持,就是敌我矛盾。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査,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査。
    插话:这次主要是斗工人、干部、也围攻了学生。)到现在为止,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犯了错误,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还是让他回去当第书记,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他去湖南接了周小舟之后,有一段工作做得不好,毛主席批评了他,近两年好些。(插话: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但也得有人贯彻,有的就不贯彻嘛!湖南的近两年有所进步,中央以前批评了他,他改了,这次又犯了错误,又批评了他,要他改。
    (插话:我们批评他很厉害。)你们完全应该批判他,你们有权利,我不完全代表个人,喊了打倒他,他触怒了群众,喊几句出出气,没关系,出于义愤。犯了严重错误,不要打倒?湖南三千八百万人,光你们几个人是打不倒的。如果犯了错误就打倒,那打倒的人就太多了。湖南省有成绩,我家是湖南的,我听说些,希望他改,同时你们要逼迫他改。我主张要有点压力,非改不可。(插话红色政权誓死保卫张平化)“誓死保卫张平化”不对,有错误你是保卫不了的。要保卫那就保卫了错误。(插话: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就不干了)对,这个同志看法很好。这几年工作还不错,有一段例如四清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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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群众运动就是恼火)以前上井岗山不恼火,在社会主义这一关,他没有过好。我们大家都要过这一关,因为要触及灵魂,只要有私心杂念搞社会主义就会垮台,什么天王老爷都要垮台,不管老干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就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旧观念多一些,你们在毛主席阳光下好一些。你们看,政法学院为什么有七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当然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工作组在里面做了坏事,要负主要责任,同学是不是要负一点责任呢?
    革自己的命张平化就怕了,领导干部就是要过这一关。主席现在就号召大家把自己的灵魂搞干净,特别是老干部。张平化过去搞别人还可以,这次不行了。你怕,不行,你越怕越革你的命,怕,就要把你打倒。我找张平化谈了话,态度还好,但要看行动。毛主席说:“要一看二帮”,同志们给他一点压力,但光表态不行,你们回去帮助,“一看二帮”嘛,两眼瞪着看你改不改,不改又造你的反,改了也抹煞你的进步,不然就打倒。彻底帮助他革命,实在不行,用湖南话说:“稀牛屎糊不上壁”就打倒,(插话:我们已经喊了打倒)喊“打倒”行,但不马上打倒。
    (向陶铸同志汇报,湖南有派变相工作组“联络员”的情况。)不是已经撤了吗?(插话:有的没有)回去一定要撤,(插话:中学要开学了)不开就是嘛,回去改,不改你们再写信来,(插话:他们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几炮算什么?炮轰有两个解释,一是普遍的轰,引火烧身,烧烧,经得起炮打,有错误就揭露。一是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林彪同志的讲话(听不清,未记)非常科学正确。
    问:您上次接见中南地区革命师生的讲话,影响很大,但有人说是假的?答:我上次说的话,你们说影响很大,我只是点了一把火,有人说假的,我不发表声明
    (三司令部同学说:湖南的情况是严重的)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你们要帮助湖南的同志,老乡嘛。(这个同学是湖南人)
    (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
    八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指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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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三司令部同学说现在学生问题不太成问题,工农问题大,抓生产不要革命,停革命,把工人打成“反革命”,这个情况很严重。东北有一个厂有一千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工厂革命靠工人,农村革命靠贫下中农,学生革命要搞好本校还要在社会上造成一股大的推动力,学生不到车间去影响生产,可到办公室座谈,可送大字报,可到生活区宣传调查。老乡们,你们到工农中去宣传我完全赞成但不能指导运动,去随便罢官,你们支持工农,工农支持你们。相互支持嘛!县中学可以组织起来帮助农村,光靠大学生不行,全国大学生只有一百来万。
    (插话:湖南只四个城市搞文化大革命,但搞反“右派”斗争)现在分期分批,(插话:长沙市内五个区,区以下机关、企业单位,搞不搞文化革命?)要搞,长沙市是大城市,是运动的重点,其他地委机关所在地包括湘潭、株州、衡阳、郴州、邵阳、岳阳、益阳、常德津市等中等城市都要搞,第一批搞,但领导不得力不行
    分期分批搞,现在连省委还没有过关,如何领导?大连×校,一个抓市长个抓市委书记,抓到北京来了,我和总理跟他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俩才回去了。没有领导不行,要撑腰的领导,不要泼冷水的领导。先把省委、省级机关、地委级杋关搞好,再搞县级(地委级已停了)。这次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都会搞起来了。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出来多么久了?(回答不一)“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回去你们再看看
    (有同志反映:很多地方不贯彻军委指示和江青同志、周总理十月六日的讲话,把群众、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统统不算,他不贯彻军委指示,你们就搞他,(插话:阻力很大)就是有阻力你们战胜了他就好办了湖南不贯彻,湖南又不是美国,他们为什么不贯彻?他们应当一字不漏地往下传达,学生可以得到这个待遇,参加学生运动的教师可以得到这个待遇。当然,原来四清中打成的真正的四不清干部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四清搞的,不能算在这个以内,四清运动的成绩,那是肯定了的,个别打错了的要平反。中央这个指示主要适合于学生,学生既未剥削又不当官僚,为什么不能依靠他们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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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学生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确很严重,群众不同意烧掉整理他的材料,怎么办?)群众不同意那就不烧嘛?档案材料不能动。
    (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地方动用了军队、公安部队)军队不能动,湖南只有长沙,郴州保护电台用了军队,那是中央同意了的。对群众不能动军队,不能动公安部队。
    (有的同志反映:公安部队抓了人,还发生了开枪事件)真的?要调查(有的同志说:军队参谋向民兵作动员,要抓“右派”)那是不对的,应作废。各地方黑暗的东西很多,你们回去要斗争,要彻底揭露,不要怕,第三司令部蒯大富不是被打成了右派,现在不是成了负责人了吗?你们就要接受这种锻炼,你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的条件很好嘛,你们享受了宪法的全部权利,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都有自由,坐车吃饭不要钱,打电话打电报不要钱嘛。(插话:打长途电话电报还要钱)什么组织都可以建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不是成立了三个司令部?过去革命要杀头,要上雨花台,现在革命好多了,你革命他不准,就有阻力,要斗争,发生了阻力,你不斗争,那怎么行,待遇不平等,就造反了。你们碰点小钉子,没有关系,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嘛。有阻力就斗嘛。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湖南人民有革命性,吃辣椒吃得那么厉害嘛。湖南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寘理,不革命的,一个人也要跟他斗。我没有私心杂念,我又不想当省委第一书记,打倒你,我就长了五斤肉了?因为你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你省委第一书记领导我们革命,我们就拥护你,你不革命,我们为什么不反对你。领导好不好,是」千八百万人民的利益问题,全国都革命,湖南不革命,能说得过去吗?
    讲来讲去,还是回去干革命。搞久了,不回去,你是革命的也会脱离群众。不要住在北京太久了,不然“保”字号的就要挑动了。
    (有同志说:有的同学被开除了)不算!你说:“我没有开除”就是了(有同志说:有人说我们没有做事,不能发工资,说我们上北京是非法的)回去一律发工资,工人同志来北京是革命的,到北京是毛主席号召的,怎么是非法的呢?不过要派代表来。当然工人要积极参加生产,工人不生产,你讲得天花乱堕也不行。我打电话去,工资照发,开除不算,告诉大家都回去,一个也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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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文化大革命被捕的要放,现行反革命不放,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要革命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一个坏的也没有,有杀父之仇的还是有,但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运动刚搞起来,运动一开始,搞什么左中右呢?工厂复杂些,地、富、反、坏还是要乘机捣乱的,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放。
    工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搞当权派的问题,学校至少是系主任以上的才算当权派,还有党员伙夫班长也算当权派吗?
    四清没有文化革命这样彻底。我这个人不算很保守的,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保守了。文化革命这样大的民主,这样大的声势,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威力我没有想到,也想不到,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但也还是有些想象力,只有主席是最高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才这样放手,才能领导这样大的运动,才可以领导得好。北京在十一月五日以前大概有八百万人次来北京,招待都不容易,相当于保加利亚一个国家搬家,全国几千万人在大串联,在搞大民主,在炮轰,扫到每个角落,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当然我不提倡)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上了墙,过去谁想到?宣传部的大字报就公开嘛!
    我想,搞十年的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没有红卫兵这几个月搞的好。我也有本《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给大家看)开会都要念,不念不行,念多了就熟了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家喻户晓,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年前,我们还只会制手榴弹,十年后就能制造导弹原子弹,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事,是奇迹。外国的工程师一下班就抱小孩,我们的工程师不干好那件事,就连吃饭睡觉都不顾了。毛主席思想被全国人民掌握那就不得了,人民大会堂十个月建成,要我画都画不成。
    这个运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现在是开始正向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方兴未艾,强大的洪流什么地方都要触及,要堵死,有灭顶之灾,你们碰钉子不要怕
    要搞多久?
    答:反正要彻底搞好,不搞好不上课,下定决心搞彻底,毛主席是下了决心的,非彻底搞好不可。
    半工半读学校如何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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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工半读干革命,半天搞革命,半天搞生产,也可以轮班,一班串联
    班生产,再轮换。
    问: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深入?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依靠群众,彻底揭露,放手搞大民主,现在就是学
    北京,(指三司令部的同志说)你们请三司令部介绍嘛。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非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掉不可,不搞臭,不搞彻底,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会出修正主义。坚决把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把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搞掉。
    要放手大搞民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保”,保护现状,保留修正主义的根子。
    (有的同志说:有人不贯彻中央指示,歪曲中央指示)有的人尽量想办法歪曲党的文件,造谣言,你们就起来驳,就斗争嘛。
    张平化回去有两种可能,可能改正错误,也可能不改,不改你们就造反嘛。问:能为能公布档案?
    答:个人档案不能公布,公布档案是不对的,如人民大学,有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廿年前参加过三青团,交待了的,他早不公布,迟不公布,偏偏在他写了郭影秋的大字报后,就公布了,这就是打击,这就是整嘛!
    (此时已是三点廿分,陶铸同志还有一个会,要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向陶铸同志简略谈了他们在北京成立这个组织的情况,并请陶铸同志当纵队顾问,陶铸同志收下了红卫兵袖章和纵队革命造反宣言及其它材料)我不当顾问,我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我就当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热烈鼓掌)
    最后全体代表请陶铸同志转达我们湖南人民的祝愿,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一定转达你们的心意,转达湖南人民的心意
    (陶铸同志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张平化再不改,再对你们进行迫害你们再来。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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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同学们说是大连工学院的)你们来了很久了吧?(同学说二十来天了)你们市里负责同志来了没有?(同学说没有来)请他们一块来解决问题嘛!都听一听,不打不相识嘛!
    你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指崔荣汉)你们看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同学:两类矛盾都有)那不可能,两类矛盾不能混为一谈。(同学:我们认为和胡明是敌我矛盾。崔荣汉愿意和我们一块来,许西是揪来的,胡明没抓着。)现在是十点三十五分,解决问题吧!经过就不谈了,宋任穷已经回去了,能解决的就解决,然后告诉他们(指东北局),不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你们谈吧
    (金涛为什么要材料?)(一个同志递条子准备录音)
    不要录音嘛!我的话没有道道,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话可录一录。还是不录吧!不然的话,讲起来就不自由了。(继续讲材料)
    你们院党委还在不在?(同学:早就烂掉了)是你们推倒的还是工作组推倒的?(同学:工作组没有,同学推倒的,几天功夫就干掉了。)是不是你们推倒了,工作组再扶植?(同学:工作组又建立一个文革小组)
    (谈到第一批工作组情况时),对赶工作组一致不一致?(同学:不一致)第一批工作组什么时候赶走的?(同学:六月十六日进来,六月十九日赶走的(接着念材料)陶铸同志问大家你们学校有没有学生斗学生?(同学:有!但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旅大采取更隐蔽的手法,市公安局派人到同学家去调查。)(个同学把调査材料交给陶铸同志看)陶:徐长春来了没有?同学:没有。
    陶:你们把许西和崔荣汉都带来了
    同学:崔荣汉是我们带来的,许西是“海运”带来的陶:你们分工分得好哇!你们来多少人?
    同学:我们来一百多,全是代表。因为只许我们来二十多人,有的还没有来陶:对!人多了不好说话,不方便,对吧!解决问题嘛!还是少数人好办事。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好解决,大家随便谈。(崔荣汉进来了)你是崔荣汉同志吧来过北京吧!你们现在住在一块吗?(崔:住在旅馆)同学照顾你了。
    同学:让他住医院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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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同学们照顾我。
    陶:住旅馆,同学是优待你了。(同学读材料,读到抓右派时)你们这儿有右派吗?哪有那么些右派?(同学继续读材料)你们的右派都公布了吗?(同学没有,我们从已知材料得到的,有些材料我们得不到。)你们都要些什么材料?(胡明的报告、简报、通报,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整理学生,群众的材料。)你们学校都有什么系?化工、造船(同学:还有机械、水利……)几个系?(同学
    六个)你们学校主要是化工、造船吧?化工不是搞了几个尖端吗?旅大市早就是造船基地,我去过一次大连,那是四九年要进关时,那时大连还没有大连工学院吗?(同学:大连大学)那时你们还没有进大学吧!(同学笑了)继续念材料读到胡明对“六·二○”事件看法时)那很好嘛?这不就抓了吗?(念到省委问崔)同学讲的是不是都有根据?(崔:“没有抓右派”。同学反驳。)(陶问崔)关于工学院的材料你们是否都交了?(崔:差不多了,按中央指示精神,就是整同学的材料。)(同学:不对,没交,举个例子。)(崔:他们说的简报还没来,就来北京了。)中央指示早就发下去了,为什么不早点主动交,你们市委思想解决问题没有?(崔:我们答应仝部交出来)(同学把简报交给陶看)你们要负责(崔:我们要负责)(同学念简报念到右派处)陶点头,好,我们研究一下,十点我还有会,两点我还要接见湖南的,已经排好队了。
    下面定个原则,两个问题嘛!一个材料问题,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还有罢胡明的官),就这两个问题嘛!细节问题就很多了。材料是一个方面,最后是批判资产阶级阶级反动路线要兴无灭资嘛!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协商一下,定下几个大的原则,细节问题自己解决。材料问题说容易也不容易。把崔荣汉拉到这来,就说明市委已经解决不了啦。现在你们两方面口径还不一样,所以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崔荣汉同志,现在你还不敢斩钉截铁地说。刚才崔荣汉说差不多了,差不多?我看就差很多,你不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或者全部交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差很多,也许我的话是武断的。象建设一样,基本完成就是基本没完成。要不为什么跑到北京来呢?同学们辛辛苦苫地把他(崔)拖到北京来干什么?我看材料只能按中央指示办事。这个指示不仅适用于军事院校,也适用于全部大专院校,市委应当坚决执行。崔荣汉同志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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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存的必要了!错了就改嘛!把材料坚决清理,坚决交岀,把这些材料全部交出来吧!留着也没什么价值了!提几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
    1、检讨的交给本人,由木人来处理,可以留作纪念。因为检讨都是逼着写的,都是逼、供、信嘛!可以烧毁,可以留作纪念。
    2、大会上的报告,开会的记录,大会小会,报告的纪录都应交给你们,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抛岀来,这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根据。工作队员讲话,大会发言,应交给同学。有根据不是放空炮,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炮弹,要材料是小事,重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个人问题,大家共同研究,奇文共欣赏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懂了)你们理解得快你们都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哄堂大笑,说陶铸同志太谦虚了)关于大连工学院的报告要分析批判。其它材料特别是排队名单、小报告、工作队让同学打的小报告,要交给同学当众销毁。最近中央发个通知,这样双方都可解除负担。我们就怕学生斗学生,不留下。同学提供意见不能怪同学,这些都是工作队搞的嘛同学要心胸宽阔,放眼世界。看的远的,心胸开阔的没有什么。好同学不能计较这个;有的心胸狭隘,要把这个记一辈子,总想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右派,责怪同学。这个运动绝不允许有私心杂念,不管你是谁,你以个人的某种要求出发,想从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都是不行的,都是会被搞掉的。我相信你们同学,你青年人是未来的主人,你们纯洁嘛!我们没有个人的得失,有的同学提供材料,消去之,可以消掉嘛!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不能留下当档案,材料拿出来我也不要,当众销毁。事情就怕串,串起来就成大事了。你们大连有两派,工作组整理材料那儿来?还不是这听一点那听一点,依靠一部分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检查,还能没有一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青年人讲话还有不犯错误的?哪有百分之百都是马列主义的?所以我今天讲话也不见得都对。(这时许西进来)你是哪的人?(许:江苏的,崔:河北省)我是老东北区的省委书记,在东北五年多了,小日本投降我就到东北。(同学:有些材料没有交给我们,有,我们已经知道了)材料市委拿去了,你们(指崔)都看到了,拿出来可以烧掉,一把火彻底了之。对市委的话,你们彻底审查。一份也不许留下,没有用的毁掉,个人问题。就象划左、中、右的问题,被划反革命,这样的材料统统烧掉。工作组、同学整的材料要全部交出,一把烧掉,你们说成不?(同学:全部交出来,我们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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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崔:我提个问题,这些材料用不用同学看。)(同学:市委就是怕看这些材料)清点一下,大概看一看,这些不看的话,哪些烧掉怎么知道?我们心胸开阔,不搞学生斗学生,同学应当团结起来嘛!(激动地)你们留着干什么?还把他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应当相信他们嘛!应当相信年青一代嘛!全国百多万大学生,解放十七年来,在无产阶级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是好的,但不能说没有一个坏的,我们不敢打保票。(崔:带来的材料怎么办?)(生气地)带来的带回去嘛!市委彻底地清査,有价值的留下,个人的自己处理,可以销毁。他们要你们解决问题,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才把你们带来。(问许)你现在在哪儿?(许:和同学住在一起)好嘛!这样可以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谈谈心就熟悉了。
    工作队一进院就划左、中、右。这个方法不对。你们进去还没看,怎能划左中、右?运动结束时才能这样分。现在学生中不能划左、中、右。在学生中有左派、中间派、保守派,保守派可以转化嘛!个别地、富、反、坏、右出身的有右派,有杀人的、放火的,杀父之仇的,个别的不管他,改造好了欢迎,顽固到底后期处理,何必急呢
    开始就把人家划成左、中、右,这不是冤枉人吗?不带右派,带××的也给(擦)掉了。没必要!全国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有错误的大部分可以改正坚决不改的是个别的。个别的也不用你(指崔)管,群众看得更清楚,你整理材料干什么?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打上了“×”,以后分配到工作单位后,看到个大“×”,还是个右的呀!这你上哪去调查去呢?
    (崔:现在红卫兵组织是两派,在烧材料时怎么处理?)
    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派人参加,上级党委也可派人参加,市委不行省委派,省委不行局里派,但中央不能派。我们要负责到底。整你们的交给你们,报告、排队的黑名单都交给你们,清一下子就销毁。(红港市总部把五份材料拿去照了相,录了音,又复制了“六·二○”、“六·一七”的照片)凡是有关的都交出来看一看就销毁,不要抄。(我们不抄)背后搞的内部简报、布置等……)关于你们学校的材料都要交。干部与教职工的材料不交(同学:关于在工厂对我院
    六·二○”事件的报告可不可交给我们?)你们可以到工厂要嘛!背后搞的材料,有就交出,不交就不老实。不交就让他们签字,不给就拿一份,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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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你们要交嘛!有错误还不敢改正吗!但是我要提一句:关于党的机密,干部问题,档案不能交。除此要搞彻底,毫不保留,向省委的报告可以先不交因为市委开会,还有其它单位的问题。向省委的报告不要交,因为最反映整个旅大市问题。(工厂的干部、教职员被打错,怎么办?)(教职员一样参加学生运动怎么办?)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也一样嘛!为什么参加学生运动的教职员不给呢?要一视同仁嘛!你们解放了,他们不解放就没有理啦!原则只有一个,对当权派扫错了以后平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错是对以后讲。从你们学校拉出去
    八麻袋交出来(对崔、许),要批判你们的错误路线嘛!(海运同学讲:工人围攻学生,介绍“东方红”辩论会情况)这个问题我是倾向学生的,对单位有所保留。经过多数工人、农民在市委的指挥下,郭影秋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在人大开会时,我参加两次,第一次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去那儿听了,第二次时,两种意见的红卫兵都参加了,一对一地发言。少数派出一个,多数派出一个。你有道理,何必出那么多人呢?我相信你们(指海运同学)的话,我相信你(指许西)的少,我相信你(指学生)比相信他(指许)的话多,学生说的话可靠性大
    少数工人有偏激情绪,因为他们分析不够,有点意见,这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对学生呢?过去我也参加过“五·卅”运动,那时劲头一来,分析问题就不够
    (工厂可以不可以参加学生揭发市委的大会?)在业余时间,工人可用礼拜天和业余时间参加。(许:工作还有自己的安排)第一条,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工人自愿派代表参加辩论会,揭发会,不要全去,不要他们(指崔、许)指定的代表。派代表可以传达嘛!全部去了工厂也不好搞了。(星期天和业余时间是不是可以全部去?)完全可以。第二条,不影响交通。第三条,不影响生产。(许在马路上影响交通。同学:在火车站前。许:哪儿人多,偏在哪个地方。同学那儿合适)
    第二个问题是路线问题。你们市委有几个书记?(许:八个)大连市委有点不在乎,认为很稳,旅大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控制的;不是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不是放手的、大胆的,而是通过派工作组控制局势,把斗争压下去,我想你们的想法很快破灭的。不象哈尔滨那样,你们就感到满足了。大连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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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市委采取压制的方法,压力越大,反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是光明的,但是光明里面也有黑暗角落,黑暗就是资产阶级,大连就没有?大连与东北解放时不同,特点就是在于苏联红军没有交给蒋介石,苏联还是后修的金县、复县土改不彻底,大连搞的怎么样?大连就是那么革命呀!市委采取压制方法,群众运动怎么能压住呢?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下,毛主席又接见群众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十八日,加上国庆节一共接见五次,毛主席极相信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革命洪流向前猛进,一个单位,螳臂挡车,怎么能挡得住呢?所有污泥都要冲掉,革命洪流就要把所有的阻力去掉,革命洪流是不可抗拒的大连我担心,你们想挡,挡是不行的,水越阻越高,是不行的,最后大坝要被冲垮的。大连工学院不是有搞水利的吗?你们知道一个大洪流要决堤的。你们(指崔、许)很不觉悟,很不得力,很不理解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阻止运动是要倒霉的(陶说这段话时很激动,很快)我说大连犯了……派工作组在全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过了吗?(同学:看过了)传出去后,有的地方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五
    十几天,很多领导同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中央也犯了错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主要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负责在仝国有的地方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搞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是路线、方向错误。十一中全会后主席亲自领导全国,林彪同志也帮助抓运动,前一阶段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执行了错误路线。十一中仝会后仝国改的都不好,你们是很差中的一个。所以,说你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群众要革命,你们不让革命,压制他们还包庇黑帮,这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执行的性质,否则就更严重了。
    和宋任穷讲好了,叫胡明回去检査。(同学:我们要罢胡明的官,是敌我矛盾,不让他检査。)还要看一看,你们可以揭嘛!揭什么是什么,他是敌我矛盾不能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说成是敌我矛盾。我是代表中央的。敌我矛盾不是罢官的问题,要开除党籍。(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央经过讨论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放心揭吧!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和东北局宋任穷讲了,让他告诉胡明,让胡明回去检讨。(同学:对全市吗?)对全市。看有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进步小一点也要采取欢迎态度。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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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看过我们交的材料没有?)没有,我是听东北局同志意见,中央现有六个局,我们还要相信嘛!对胡明不了解,但知道一些。只是这项文化大革命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认识问题,你们要继续揭,以后定性。(“以前的问题也很严重”举了四清的例子。)先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以前揭的,你们要提高。我赞成揭、批判,后作结论,罢官问题不忙,罢官容易也不容易,罢也够也不够,罢由中央决定,你们可以提意见,你们完全有权利,罢不罢官中央批准,你们揭嘛够了,还不罢官吗?部长、书记要由主席批准。主席是支持群众的,主席还不支持革命吗?真正有黑帮,主席还能包庇吗?你们搞个对立面,来几个大反复,大干一场受锻炼嘛!反对修正主义是靠罢官还是靠你们的本事?轻易的罢官对你们的锻炼没有什么好处,不利于提高你们的思想觉悟,这样会使群众觉得没事干。我们研究过了,考虑过了,中央不赞成轻易罢官,事情没有弄清不要罢。工作队给你们划××你们就不满意。把事情弄清楚,够了就罢,一定罢!但先揭,要批倒、批臭,逐渐的罢掉!还没有批判就罢掉了,他们卷起铺盖就走了,那你们去找谁?现在问题不是罢官的问题,而且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时间已经过了,我还有个会。
    同学:再提几个问题,很快。第一个问题:目前旅大市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都长征去了怎么办?)我在这讲话拿出去了,前边去一段,后边去一段就要中间一段,印发出来了,发的哪都是,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我赞成全国大串联,主席同意的,大连海运不是来十五名同学吗?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是主席同意的,现在没有让他们走,以后我们要接见。现在串联,有的地方没有揭开,有些影响,这个问题要从全国来看,不要从一个学校来看从“八·一八”主席接见四次,上次接见还一百五十万,最近走了一些,又来了
    一些,到昨天为止一百三十万。过去谭力夫讲话,有那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让非红五类来,以前关门主义是不对的。重视阶级成份,不要唯成份,还要讲政治表现,尤其要看阶级斗争表现。不是红
    五类,阶级斗争表现很好,为什么不让来呢?来到北京好嘛!都要来见见毛主席。现在估计到十一月底,来北京的有八百万人次,是计划的四倍,这是了不得的,相当于保加利亚来北京看毛主席。北京搞得还好一点吧?比大连……(同学:好多了)北京的空气不一样,一来北京见了毛主席,来京十天、半个月,都感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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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很大,回去把运动搞起来。全国搞这么大的运动,不全国串联怎么行呢?宣传毛泽东思想嘛!
    我们提倡步行,因为火车、轮船是不够的,把货运都搞掉了。我们不能影响生产,过去中学生百分之十派代表,都选自己。现在反正不坐火车、不坐轮船、不坐汽车,我们不限制,都来嘛
    长征是锻炼,几千万人到全国大串联是个宣传队,又是个播种机,革命的种子到处发芽、开花。交通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到各地去点火,交流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仝国办成一个最大的学校,这是毛主席所赞成的。大连海运来的同学还没有走,我们要接见他们。他们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光了不要紧,把仝国搞好了,学校推迟几个月怕什么!
    他们出去(指保守的)走走也好,清华有个保守的改变了,在家保守,出去变炮轰了。一个学校搞不起来,全国搞起来了,不好吗?出去锻炼一下,回校更坚强了,能团结起来,最终要在毛泽东思想下团结起来。他们走了,你们也可以批判,他们也可以锻炼。在家保守,到外边就不保了,知道错了。我们造反,要允许人家造反嘛!他们回来了,可以承认错误嘛!对你们批判市委有什么不好呢
    红卫兵内部可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
    答:没有规定,你们自己决定。因为红卫兵是自愿搞起来的,有坚强的革命师生可以考虑。组织发展问题不要忙,可以慢一点。
    问:文化大革命大致要搞多长时间?
    答:时间很难说,革命第一,反正明年春节以前你们不能念书,总的原则是搞彻底,革命第一,是最好的读书。你们是搞工的,自然科学,脑子红了,专才容易。导弹在世界第三。把法国、英国甩在后边了。觉悟高的人是最敢想、敢干的,什么都可以搞出来。必须把运动搞彻底,不然很快会变颜色的。
    红卫兵两派斗争很激烈,很对立,我们要不要批判保守派组织的反动路
    线
    答:主要锋芒放在市委,工作队身上,错误的思想可以批判。问:什么样的干部算当权派
    答:大学系以上的,系主任。我要求一条,我的讲话以后不要印成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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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陶铸同志在国务院接见了北医“八·一八”红卫兵,“工农兵”红卫兵,“长征”红卫兵和医大“红旗”公社的六位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当日午夜以后,陶铸同志的秘书在国务院的西门外向北医,医大等在场同学传达了陶铸同志的讲话要点。现整理如下。〗
    (一)今晚我刚从外边回来,听到你们要求接见,现在六位代表接见了。昨天找了孙正(国务院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张孟旭(文教办公室主任)听他们汇报了情况,委托他们向同学们谈话。今早以为大家走了,晚上回来才知道没走大家等了两天两夜。(张同志解释道:陶副总理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并且这里还有很多女同学,现在他让大家回去。)
    (二)要求见面的问题准备在十二日以前,卫生部门召开了一个会议,钱信忠、张凯同志准备作检査,陶铸同志到场,你们大家都参加,今天到这里的同志全体参加,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三)关于罢官的问题,同志们完全有权利提,我完全有责任听,并向中央反映,最後由中央决定。中央九月廿七日已经决定撤钱信忠卫生部党委书记的职务。现在由孙正同志担任新的党委书记。党委改组的问题同志们完全可以提,卫生部党委要不要改组,如何改组,中央要进一步考虑。今後整个卫生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主要由孙正同志负责。凡是同学们所有的革命行动,孙正要坚决支持,孙正如果不革命,大家可以造他的反
    (四)关于向卫生部要材料的问题
    (1)陶铸认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2)十一月三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3)方向问题,比如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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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的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5)要求总理接见的问题,全国只有一个总理,总理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们应该爱护总理,大家不要见总理了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参加人:陶铸、汪东兴、江苏省委张仲良等同志和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一百六十馀人。〗
    代表:我代表华工全体来京同志向陶铸同志报喜:我们全体同志在前天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感到无比激动,无比幸福,无比兴奋。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神这样好,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最大的幸福。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无阶级革命家,一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请首长代我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问好,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陶铸:你们吃过饭了?(答:吃过了)来几天了?(答:六号下午四点到的)看到毛主席了?(看到了)什麼地方的人多?(有陕西、山东、上海……全国都有了)你们不要录音,随便谈,不要记录,不要受约束,主要是材料问题,见到了毛主席,比材料问题还重要,对不对?(答:对!)
    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自己解放自己,张仲良也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把矛盾上交(对张仲良)靠江苏省委自觉,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到了北京觉悟可以高一些了嘛!你们不远千里尔来,要解决问题,中央要我和汪东兴同志来和大家谈一谈,汪东兴同志说同志们很讲道理,看起来,省委开会回去,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张仲良很聪明,到北京来,一方面风格高,另一方面北京比南京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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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房间里,学生不来找你,悠哉悠哉,又休息了一个礼拜。你们不把材料拿出来,我们有什麽办法,只好这样
    材料问题,想给同志们谈谈,你们是解放军,在全国做一个榜样(对张),你们省里回去可以解决了吧
    张仲良
    还要靠中央解决。
    陶铸:你们把材料拿出来吗?中央准备发一个补充通知。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他们大多数同意。基本原则不会变了,把要点,精神谈谈,汪东兴同志和北京红卫兵谈过,他们大多数同意。北京问题解决了,南京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把全国带起来。
    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没有做什麽事,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压制了群众。但是搞了不少毫无用处的材料,错误路线要负责任。派工作组对革命毫无用处。全国为材料的问题,斗争比较激烈,比较紧张,有打架现象,打伤了人。辽宁农学院就打伤了人。(汪插:打伤了三个人)党委被动,党委有顾虑,这种似是而非的材料放在档案里你们是不放心的,你们的心情我们懂得。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
    毛主席一贯讲,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革命的,不能只抓一句话。个人一辈子不讲错话是不可能的。大民主嘛!都可以贴大字报。一个人做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部八个副部长,只有一个副部长李作兰没有大字报,因为他从五二年起就没有做工作,他不做工作怎麽会有错误?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实际上这是最大错误,是蜕化。(汪东兴:这就是修正主义。)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工作会做得比我们好,但也还是会犯错误的。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主观和客观总是两回事,我们不是唯心论者,不是黑格尔,黑格尔不会犯错误,因为真理都在他脑子里,他是主观决定客观,实际上这是最大的错误。主观和客观是两回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开始不可能反映那么真实,那么完全,这是两个东西。主,客观不
    致就要犯错误。过去一些党委就是抓小辫子,讲错几句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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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得了。当然,把好事集中起来也很好看。工作队一来就排队,主观排队就犯错误。
    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麽排队,监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过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向,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党委怕你们抓他们的东西,再开中央仝会,他思想不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里打通了思想,回去又不通了;当面通了,要材料又不通了。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处理好,烧掉;第二步,再彻底清理所有档案。不是什麽档案都不要,不要偷偷摸摸搞材料。这是特务作风。是苏联
    是毛泽东思想
    拿到桌面上来,搞这些干什麽!好就是好,客观存在不靠那一套,搞那一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先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档案搞起,把这套彻底搞掉。从五月十六日起到现在的材料通通拿出来,看看封面题目,付之炬,统统烧掉。(很激动地说)党委留一手怎麽办?谁留一手不拿出来,以后查出来就开除党籍。关于这一点,主席,林彪同志,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当然有少数不赞成。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的,不这样,你们以后到我们这时,也要整材料,(同学:大笑)以后不再搞这些东西。(问张仲良)你们敢不敢保证?
    张仲良:我们绝对保证。
    陶铸:对敌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自己要提高觉悟,要进行思想教育北京红卫兵多数同意。你们是南京的,一个北京,一个南京,大家考虑考虑,这样行不行?你们这一代应该完全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经过好多年代,有教条主义,立三路线影响。我们从遵义会议起才树立毛主席的领导,但还受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影响,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你们那么纯。毛主席希望不出修正主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国有七亿人,我们坚持共产主义,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搞共产主义,就了不起。你们搞不好就影响很大,苏联搞了几十年变了,波兰、保加利亚、蒙古、××都溜下去了××想当世界领袖。如果中国变了,马克思主义也总是灵的,总是会胜利的时间要推迟一些罢了。中国不变,其它国家变了,那也没有多大关系。我还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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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岁数?(汪:伸了四个指头,至少还活四十年。)还能活十年,两个五年计划,七十岁见马克思。我还有这个“野心”,想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
    看问题不要光看自己,要放眼世界,看整个革命利益。要彻底改变这种坏作风,你背後搞我一点,我搞你一点,整天诚惶诚恐地过日子没有什麽意思要彻底把它打倒,要把它烧掉。毛主席说“这样的档案有什麽用?”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你们同不同意?你们首先响应搞个试点,我们同你们建立联系,可不可以呢?(答:可以)(对张仲良)否则再把他揪到北京来。(张仲良我们保证)
    你们是军事院校的,在林副主席领导下,解放军就是学习毛著的模范,不是我给你们戴高帽子。不行再来,允许我们犯错误,我这话是算数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九点差五分在这里讲的
    天等於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如
    此
    (旁边人叫陶铸同志坐下)我讲得有劲了,我要站起讲,我也是当兵出身嘛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领袖,尤其是伟大的领袖
    我们原来是个旧国家,封建的半殖民地,现在旧的东西打倒了,南京的总统府不是打倒了吗!我们脑子里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不少,几十年官当大了,官气多了,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些,可以抵制一些,学得差的就慢慢变我在搞四清时,一个农民说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和从前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过去保甲长和地,富站在一起,你也和地,富站在一起;保甲长好吃懒做,你到田边指手划脚不劳动;保甲长贪污,你也多吃多占。当然你好的也有,不打人,你不抓壮丁。(大笑)不抓壮丁是国家的事嘛!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不搞言堂,要搞群言堂。毛主席说:就是要搞民主。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少,炮轰司令部,当然不是一轰就是坏的,轰掉点缺点错误也不错嘛!过去脱离群众,官气十足。
    我当了十四年省委书记,以前省委书记可神气了,在全国我不算最神气,但也够神气了。这次官气打掉百分之七十,再定些条条,党内民主以后就有希望了。
    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被重大整了二十八小时,叫坐下就坐下,叫站起来就站起来,如果过去一年去重大一个小时,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了。当然时间长了点,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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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矫枉必须过正嘛!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人很聪明,开会叫站起来就站起来,老实得很。特殊化,官僚作风有希望整好,运动要搞深搞透。
    破四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过去不叫演不行,现在不演了,当然以后还可以演一些。古典文学搞那么多干什麽?戏剧可以进行研究。<毛泽东选集>过去十几年印三四万部,从六月底到年底印四、五(千?)万部,不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吗?地主的变天帐,枪支,十七年搞不出米,红卫兵一家伙抄出来了,十七年四舍五入不是等於二十年吗?
    解放军学毛著就是学得好,主要是林副主席领导的好。我把宣传处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处,宣传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能搞这么好吗?《毛主席语录》不离身,随时可学习。现在,汽车上小红卫兵也宣传毛泽东思想,公共场合,汽车上,红卫兵说: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几页几页。毛主席语录我们得随身带,不然红卫兵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不带毛主席语录,怎麽当的?伟大的运动能冲刷污泥浊水,污泥浊水没有很大的冲击力就冲不掉我参加革命时是一九二五年,才十八岁,你们最小的廿多岁了,没有你们懂得多,没有你们这样有本事。当时认为大革命希望很大,回来失败了,五万多党员只剩下几千人。当时只知道跟着毛主席革命干到底
    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後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以后没有想到一下子十路纵队进军解放全国。现在別看有的革了几十年命又修了,但到将来和全国解放一样,十路纵队,一天解放几个国家,那时仝世界就好了!我们还想看到世界革命胜利呢你们能!
    你们要完全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根本不考虑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切为革命,这比什麽大炮都厉害,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大炮还要搞,炮要搞大些,射程远些。要把文化大革命搞透文化大革命总的趋势好得很,越搞越有味道,越搞越有成效。今年天那么旱粮增产×××亿斤,棉花增产×Ⅹ×万担。工业形势也很好,钢增产×××万吨都是优质钢材。虽然也有些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我党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如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的路线斗争,开始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陈独秀、张国焘自己跑到敌人方面去了。真理在我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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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惩前毖后,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思想从严,组织从宽;团结——批评——一团结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这样就把事业办得兴旺,国家就能胜利,就团结。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我也用不着隐瞒,×Ⅹ、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间很短,天安门上主席与××、×××同志谈了很久,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对待省委,院党委,思想批判要从岩。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阿Q缺点很
    多,但还是劳动人民,是要革命的,我还是同情阿Q。赵太爷、钱秀才坏透了。
    不要不允许人家革命。对敌人要打落水狗,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治病救人,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然就把自己放到赵太爷,钱秀才的地位上去了。
    要放眼世界,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处理,学会党内斗争方法,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运动好得很,问题是同学们没有斗争经验,要学会党内斗争方法。西安同学说我说绝食斗争是伟大的创举,他们传错了。西安同学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省委说是反革命,我说不是,是革命的。西安同学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在街上辩论,我说这可以算是创举。浙江有同学在省委门前坐通宵,感冒生了病,我说要持久,巫到晩上十二点回去睡觉,第二天门一开你就再坐。绝食是不得已的,把大家搞得没有办法,我是同情的,但你们可以不用这个办法,毛主席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吃饱了再干嘛。
    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管是谁,谁阻挡是不行的。要分清人民和敌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毛主席行之有效的方针来解决。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搞得离心离德
    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有个别坏的也难说。有些学校两派斗争的很厉害,责任在党委。如山东搞了个红卫兵师是省委御用的,要汽车有汽车,要喇叭有喇叭。山大说它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我说整个师是修正主义的,这不能说,但是可以说个别领导成员有修正主义思想。学生是要革命的,好多是几派,都想革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段时间拥护错误路线,但是革命都是要革命的,只是革的不正确,有右的、“左”的错误因为有组织概念,保守思想嘛!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都可以享受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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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敌人除外,都有自由,都合法。错误可以批判,大辩论两方面才能辩起来,如果只许正确意见讲,那只有一半民主。
    越讲越宽了。要一鼓作气,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大阻力,但革命势力大得多。革命者更有信心,坚韧不拔,方向很对,一定能取得胜利。坚决得很,再加上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冋性质的矛盾,才能获得全胜才能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最後争取大多数。要学会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我矛盾要有鲁迅精神,打落水狗
    你们的方向很对,要干到底见到同学们很高兴。
    (对张仲良)你回去要履行诺言。是否可以省委一方,院党委,工作组一方革命师生一方(要多数)。举个例子,如果十一人,省委二人,党委,工作组三人,革命师生六人。三方面看题目,标题,都烧了,以后不搞。事实具在,要发动群众来批判,不要纠缠在材料上。省委方向路线错误还能跑掉?(张仲良说跑不掉。
    什麽叫反动路线?根源是什麽?大量的在群众中,生动得很。辫论就可以讲明观点,就可以分析批判。不要纠缠在材料上,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权衡利弊,得失,要抓重放轻,这样既破了,又立了。我是和总理讨论过的,这样搞有利得多。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到底利大弊大,回去可以和大家讨论,有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张仲良表态
    陶铸同志的讲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大,确实关系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思想的问题,关系重大。回去後商量,坚决按陶铸同志讲的办。
    对我的批评,不但接受,而且坚决要改。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所以没有公开检查,是因为在开三千会,检查总结以后,要向同学们公开讲的。希望同学们狠狠揭发。
    (当我们问仝国大串联和学校斗批改的关系时)陶铸说
    全国大串联好得很,这是主席提倡的。中国这么大,相当一百多个小国家,人口这么多,我们孤立什麽呢?美国不过两亿,再加上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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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四亿;苏修也不过两亿,再加上其它小修,只不过三亿左右;而我们就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有七亿。况且美国人民,苏联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要革命的,而我们国家只有百分之五反对我们,百分之九十五是拥护毛主席的。因此我们的敌人只有一小撮
    因为我们国家大,带来不平衡,生产不平衡,革命不平衡,文化革命也是不平衡的。同学们出去可以把火点起来,革命主要靠自己,外面来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当时的党委怕当地群众,特别怕外来的红卫兵。他们没有牵连,没有顾虑,放了火就跑,可以起帮助作用。当然,革命主要靠本地群众,外来的帮助也是需要的。
    到外地去串联,可以了解群众,了解工农,了解地形,了解群众的斗争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很好嘛!调査研究,联系工农兵,真正接触生活。
    有些人躲出去了,他们看到其它地方压制群众,想到自己保守是不对的,确实可以受到锻炼。有些北京同学说:“靶子没有了,怎麽打?”可是那些出去了回来也可能革命了,这不是很好嘛
    有些同志反映大串联影响斗批改。少部分人也可以搞,时间晚一些也可以搞,可能一两个单位受影响,但得到的是全国的大革命
    有的同志准备外出串联一、两年。步行串联可以在省内搞,邻省搞嘛!可以不用巫车,用步行嘛!如果都坐火车,运输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当我们问到党委记录,工作没有公开,原则上都烧,是否可摘录一些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时)我们是革命的。你们院党委如何我不了解。如果承认错误就算了,彻底批判就是为了办好学校,少打几炮,能改正错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好了。你们团结多数,抓事实,发动群众来改。
    材料,下面有责任,但主要是上面的,中央发出指示,刘少奇、邓小平是发起错误路线的,你们党委是执行错误路线的。(插话:我们院党委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承认院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院党委就那么高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们看到了吧?其实是心照不宣的
    我们这些同志就是怕,限制群众,甚至压制群众,一般是执行性的,是很不理解;也有例外,加了新的东西。如黑龙江的李范五、甘肃的汪锋,恶劣,搞宗派,两面手法,要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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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过去工作不错,是不是背了包袱了?过去是过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要讲出来。
    我看你们要帮助院党委,还要帮助省委。
    张仲良到你们院去作一次检讨,带动院党委作检讨,检讨完了就烧可以搞一两分精华的典型材料出来批判批判
    (当我们问实习工厂工人是否可以参加学生的辩论,红卫兵能否参加三干会时)中央确定工厂搞文化大革命,但要用业馀时间,不要参加学生之间的辩论你们回去说服他们
    三干会中央决定了,红卫兵不要参加。有几个原因,现在好多干部思想还想不通,你们在他们就有顾虑不讲了;你们不在,他们可以放心揭发上级的问题。容易闹冲突,他们心里想不通还委屈,你们再说他们检査不深刻,就冲突岀来了派工作组不好,你们反对,你们也要相信干部大部分是要革命的,要相信他们,不然什麽事情你们都要参加,你们不是成了工作组了吗?他们开完会,可以向你们公开检讨
    (在同志们谈到所谓“八·一九”事件时)你们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很典型嘛!
    (在谈到五点声明时)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批判
    (在提到我院干部不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抱定宁可坐着犯错误,不愿动着犯错误时)陶铸同志说:革命不能例外,干部都要参加,不参加要说服他,要张仲良同志回去说一说。主要靠你们说服他们,要加压力。(汪东兴同志补充说要你们去轰。)
    (在提到体改问题时)陶铸同志说:我保证忠实地把你们的愿望向中央反映。最後和汪东兴同志核对了周总理十月二十二日讲话中有关黑材料的七条,他说这七条是属实的,最後给我们秘书组抄了那一段:“这些材料大体有七类:(1)工作组向上级的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把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说成是反革命
    (2)左,中,右排队不恰当;(3)被批判人的检讨书;(4)部分同学供给的支持工作组的材料;(5)简报也有很大的倾向性;(6)工作组日记;(7)会议记录。”大体有这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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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注:11月15日上午文化部在后勤学院礼堂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上海几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去礼堂造肖望东的反,让他做检查,当时守卫大门和礼堂门口的警卫和部分党员干部不让造反派的同学进去,造反派同学不顾阻拦,举着红旗高喊,造反!造反造反有理!冲进去!一直冲进礼堂,当时礼堂会议已经开始,陶铸正在讲话,最先冲进去的同志,由于不认识陶铸,误认为是肖望东在讲话,就抢了话筒,抢了陶铸的眼镜和讲稿。陶铸同志在了解了造反大军的来意之后,立即接见了造反大军的代表,答复了代表提出要肖望东作检査等项革命要求,并给全体同志讲了话,陶铸冋志热情地赞扬、高度地评价了造反大军的革命造反精神。在造反大军走了以后,陶铸同志在会议上对刚才的造反大军来造反一事提到多次。现将几次讲话整理如下。〗
    一)(造反大军刚走出礼堂)会开得很好嘛!他们来造反,增加了革命的气氛。(全场鼓掌)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大无畏的精神,要“敢”字当头。青少年就是敢想,敢冲。刚才来的那些青年,就是敢!多威风啊!打着红旗,一进来就喊:“造反造反!造反!”(热烈鼓掌)把你的官架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刚才他们(指造反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勇敢得很,一上台就抢话筒要说话,为了革命无所惧,有大无畏的精神!就靠这些人接班,接班人就从这些人里产生,这些人是国家的栋梁!
    青年人敢于革命。苏联为什么修,就是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毛主席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指造反大军)如果以后有个赫鲁晓夫站在台上讲话他们就敢把他揪下台来,拉走嘛!(热烈鼓掌)
    我们有许多人是“老哥尔洛夫”,就是不爱学习,做官当老爷的,得给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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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信同学们,他们是讲道理的,一次讲不清楚,多讲几次嘛!总是可以讲清的,刚才不就讲清楚了吗。
    (二)今天文化部的同志,在这儿开会保密,没讲清楚,他们来这里要文化部作彻底的检査,这是应该的,正当的要求。你不改正错误,那造反是应该的嘛!
    我们很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不够,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因此必须给点压力当然还要靠自觉性,但是没有压力,轻飘飘的不行,我是赞成给点压力的。可是,不要把他压扁了,压扁了就不好了。群众的压力,只有把你压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到今天为止,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点,林彪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尽管如此,要解决,拖下去不是办法。今天他们来造反要肖望东作检査,(回头问台上的革命群众)是这个目的吧?(回答:是!)这个目的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
    今天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作报告,我来北京不久,又没到他们学校,他们不认识我,以为是肖望东在此…。(众笑)他们是很讲道理的,现在知道了就会回去。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同意腾出一层楼来给部长们办公
    部长们要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决支持他们,彻底检査、批判,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有一条,还是要讲文斗,不要武斗,武斗是不可以的。“随叫随到”是法律名词,不要多用。但现在是革命非常时期,用也可以。部长们要挺身而出,你们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要站出来,要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站在他们边。不要害怕,不要怕群众,你改正错误,就支持你。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苫,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我让他们(指肖望东)从明天起早上八点钟去上班,去解决问题,晚上十二点回去休息。一天不行,第二天再接着嘛!休息还是要休息。他们(指群众)要革命,领导上总也不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采用绝食,我是同情的。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绝食三天,滋味不好受,也是不得已的,现在就要吃得饱饱的干革命,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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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全国一开始没有,西安的就在大街上贴大字报、标语,在大街上进行大辩论,这还是文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他们说这是革命的,是新的伟大的创举,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众尖)
    但是,还是要文斗,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学会怎么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采取一看、二帮,这是早就提出来的,这样才能使事业兴旺。一定要欢迎他们微小的进步。
    对付敌人要采取“打落水狗”的态度,要学会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
    ”红卫兵谈话纪要
    同学:请陶铸同志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转达我们辽宁大学“八·红卫兵,“八·三一”红色造反团全体革命同志和沈阳市全体革命的红卫兵对他老人家无限热爱的心意和最亲切的问候。请您转告毛主席,我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中央领导其他同志身体健康!
    陶铸:我一定把你们的心意转达给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身体健康。你们都见过毛主席了吗?
    同学:我们都见到毛主席了!(一个同学说)我已经见到三次了。陶铸:那你是最幸福的了。
    同学:我们之所以叫“八·三一”红卫兵,是因为我们八月三十一日见到毛主席后,当天在北京成立的红卫兵,当时我们是少数派,是受压制的。
    陶铸: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过去革命要杀头,现在你们受点压制,挨围攻那算得什么?扣“反党分子”帽子又算得什么
    同学:我们现在是多数了。
    陶铸:你们是多数了。那好啊!你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办到吗?同学:按主席思想,运动后期可以办到。陶铸:你们学校还有几个组织?
    同学:有两个,有两个的总部被我们捣毁,我们不承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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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不要捣毁嘛!现在他们怎样?同学:他们搬到另一个楼了陶铸:那还是没有捣毁嘛。
    同学:他们的一些人到中南海去闹事,大喊要把陈伯达拉下马,我们听到后很气愤,就封闭了他们的总部
    陶铸:到中南海闹事那就不好了
    同学:我们封闭他们的总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大批的黑材料他们把整我们的一部分材料都带到广州去了。
    陶铸:怎么带到广州去了?那你们的人去没有?
    同学:去了一些。有的黑材料叫一些女同学装进暖水瓶里给转移了。陶铸:这些东西本来就见不得人嘛!现在和你们观点相同的有多少人?同学:两千多人,占学校二分之一还强。我们这次同胡亦民等人来主要是解决黑材料问题……(同学向陶铸同志汇报了在辽宁省委索取黑材料时及其困难的经过,当听到看守档案的部队增派战士并上起刺刀大练刺杀时,)陶铸同志说军队不应该上刺刀,不应该上刺刀嘛?解决问题主要靠你们自己,你们不可以同胡亦民商量吗?
    同学:他根本没有诚心商量
    陶铸:你们的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指胡亦民),你承认不承认。(胡点头)陶铸:(指同学)你们到北京来只能得到我们对你们的支持,但还要发动群众,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自己
    同学:我们要黑材料不是怕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被砍掉脑袋都不怕,哪怕他们搞我们一些所谓“黑材料
    陶铸:没有黑材料也可以批判辽宁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具在,他们抵赖是抵赖不了的,辽宁省委是“怕”字当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评过他们,提醒过他们,我昨天和胡亦民谈了,白潜来开会我们批评了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胡亦民同意吧!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薮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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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关于东北局这段话没听清,可能有出入。)辽宁的问题我大体上是晓得的,但没有你们具体。大连的胡明(市委第一书记)说形势很好。我说,好什么?你压得很厉害,群众一旦起来你就吃不消的
    同学:上次胡明挨了您的批评,但回去之后,仍然不交黑材料。
    陶铸: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特別对大连敲了警钟,今天我和你们说了,但不可能代替,解决问题主要靠你们自己,黑材料你们不是拿出来了吗?辽宁省委问题一抓就是。我没看到黑材料,我就看到一些事情。压制群众,压得很厉害。你们要批判辽宁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轰它,事实具在,是逃脱不过去的。学校运动不能不搞,但是不把省委搞好怎么能行呢?没有黑材料就不能批判吗?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我们只看到一些形式(指胡亦民)你们不支持革命派,你们要黑材料干什么?事实具在,你们是抵赖不了的。(对同学)多点材料更好,没有他们也逃避不了。批判辽宁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黑材料也够了,随地都可以找到。昨天我和华东纺织学院的同学说了这个问题,他们比较满意。省委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不行的。(向胡亦民)辽宁有多少人?
    胡亦民:两千七百万。
    陶铸:这是关系到两千七百万人的问题,你们辽宁省委搞不好怎么能行呢?材料问题是党委不主动,责任主要在党委。材料一定要拿出来。有污的东西你不洗留着干什么,毫无用处,错误的东西还留着干什么?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不会善罢甘休,反正错了,不拿出来也是错嘛!主要是党委不执行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个保材料,一个抢材料,搞得很紧张,越搞越对立。发生口角一般不能怪同学。绝食不行,静巫不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当然这个办法不好,你们能不能把白潜放岀来?抓书记,不能怪同学,辽宁现在没人做工作,你们要顾全大局,清除错误要给他一个时间,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人还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对他们还推心置腹,你们怎么不学习毛主席。
    同学:白潜十一月六日检讨很不深刻
    陶铸:不深刻,要他深刻,一次不行两次,总是批判你,炮轰你,不清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要有个过程,现在很多地方党委不主动,同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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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带走了,学生也没办法,这不能怪同学,轰不动就抓嘛!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发生。叫省委一下子交出来不可能,他们觉悟还没那么高。最近总理、江青同志和北京的红卫兵商量,多数赞成,少数不赞成,中央有个新决定补充军委的指示,现在透露给你们,很快就会下来的。我是辽宁省的老同志,你们对于黑材料的问题可以做个样板。中央决定从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要全部拿出来,都烧掉,以后如査出一份来,就开除党籍。辽宁省保存黑材料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字当头,压制群众,派工作组支持多数派,压制少数派。据我现有的材料知道我不是保,辽宁省委主要是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个路线是中央发布的,在一段时间(五十天)省委能不执行?如果你们接班了,你们当了省委书记,能不执行?全国二十几个省没有例外的,他们也不能不执行,党章是那么规定的,这是党的纪律。当然有的地方毛泽东思想多一些,搞得好一些。有的人搞十几年革命了,怕把官搞掉了,执行得很厉害。辽宁是好的、坏的,还是一般的我不能说,由你们来定。你们辽宁是搞得很厉害,执行得很厉害的一个省。(指胡亦民)我看你们执行得很厉害。(同学插话最厉害)不是最厉害的,甘肃、黑龙江省更厉害一些
    同学们:辽宁省的软招子更厉害,东北地区某些干部阳奉阴违,在中央一套回去又一套。
    陶铸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很多,好象写文章似的,抓住几个纲,材料多了,这扯点,那扯点,反倒写不好。派工作组支持多数派,压制少数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要扯得太多,只要几条就够了。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要抓住纲。中央开会时二十几个省没有一个省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当然有更多的材料,说服力更大一些。没有黑材料也照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发动群众,现在要他们交,他们不交,有人可能要烧掉,要抵赖,我看那不要紧。为什么说呢?第一是他们抵赖不了的;第二是他今天不改,明天还要犯。我们革命群众觉悟了,谁不革命也不行。但革命主要是自己嘛!记在本子上看不出东西,真正的东西在脑子里,在灵魂深处。一下子可能检讨不彻底,偷偷改掉那也好,不改还是要充分揭露。搞路线错误不是要搞一两个人的问题,批判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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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动路线,不要纠缠在这个材料上。这样不仅批判了别人,同时也提高了自口。你们要学会分析,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你们将来要接班的。
    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该提到理论高度。听说你们把黑材料拿出来了。那很好,都给它烧掉。有一本烧一本,哪怕一百份、千份、一万份,只要是文化革命的材料就不管它是哪一种,通通烧掉。烧掉很有好处,一是你们不再被黑材料拖住;第二叫有些错误的同学放下心;第三各级党委让它们交是不会交净的……听说烧就会都交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但是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別乌的影响,你们要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认识。过去的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当然还有阶级敌人,但是少数。人都要说几句错话,我也难免。我们有个宣传部副部长,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因为十二年不做工作。十六条规定,讲过错话要和右派区别,不看整个历史,有句错话就记下来,你说几句好话不记,只记一句坏话,记上几十次就够了。我们这次决定的深远意义是以后再不搞这些东西。有些人要搞录音,这不好,以后讲话、写文章、作报告,可以放开讲,有错误当场批判,不记下来,这样大家敢于讲真理、真话。你不防我,我不防你,思想活跃了,更心情舒畅更加团结了。
    明天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决定,发下去,你们要执行。可不可以先执行,你们带个头做一下好不好。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做毛泽东思想真正崭新的一代切都是正大光明的。你提的争取群众问题提得好,毛主席是红太阳,你们要比多数派高明,争取群众。他们记你们的,你们不要记他们的,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要总结经验,你们为什么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多数派为什么从多数变成少数。你们之所以变成了多数,不是因为你们利害。是因为你们有真理坚持了真理。
    山东济南有个红卫兵师,我看是官办的,要汽车给汽车,要什么给什么,(同学插话:沈阳有个“红后代”也这样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同学都把他们叫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意思是这个师都是修正主义的,没有好人了。我们不能这样说,可以说领导是修正主义的或领导者是按修正主义办事的叫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利于团结他们,毛主席一向提倡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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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指多数派)“组织”观念很强,思想不高明,但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他们还是革命的,在一段时间搞错了,不如你们革命,他们百分之
    九十五都是革命的。革命和正确是两回事,每人都能正确革命也不一定,你们也难保永远正确革命。人家以前是革命的,这五十多天犯了错误,就说是修正主义的,那合适嘛!不然他就不服气。刘志坚有三个女儿,一家三派,有的保皇,有的不保皇,都是一个爸爸的嘛!革命的为什么不欢迎呢?我们是要一看二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而不搞残酷斗
    每个人都那么纯?一心为革命,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不容易,尽管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没有在旧社会当过官,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但总是接触旧社会还有旧的东西。我们进的学校是旧的,蒋介石是校长。你们好些,但是党委是修正主义的,对你们能没有影响吗?希望你们用毛泽东思想划清界线。
    (当同学们谈到辽宁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还不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陶铸说:砸就砸了,总的你们是革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我不批评,也不赞成,这是逼出来的办法。我听说你们把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游了街,把他放在裝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髙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一圈。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同学说:放了,再找也找不着,问题攒了一大堆,好容易找着了,解决吧不解决,就不放你,放回去就找不到了
    陶铸:胡亦民,你们怕不怕同学:他们怕得要死
    陶铸:胡亦民啊!你们不要怕嘛,越怕越有鬼。同学:就是有鬼。
    陶铸:同学们是革命的嘛,你们要主动解决问题,支持他们,告诉各级党委把黑材料主动交出来。你们要主动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就不会产生了。你们要学会怎样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第一次党代会,就有路线斗争。当时陈独秀没参加,张国焘是形“左”实右,主张只搞工人工作,不搞知识分子、农民工作;还有一个叫李俊银的,死了,主张只搞知识分子工作,把党变成知识分子的俱乐部。毛主席主张做工农工作,又做知识分子工作,搞国共合作,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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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得很快。孙中山为什么搞了几年都不能出广东一步,而国共合作以后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就是因为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以后陈独秀搞投降主义,毛主席领导群众上井岗山,没有井岗山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这样。陈独秀不发宣言,不加入托派,还是要留在党内。王明到苏区,说毛主席是投降主义,到现在还是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但还不是一帆风顺的,张国焘搞分裂,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还让他当边区主席。这样使革命事业兴旺。反革命敌我矛盾是不行的。错误路线还是要团结的。李立三还是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嘛
    革命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是路线错误、思想错误就可以团结。运用主席思想搞文斗,不搞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你们没有经验,你们受压制现在翻过来了,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内部矛盾要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你们对省委要彻底揭露和批判,我支持。
    同学:省委怕字当头,黄欧东、王良病了,白潜还不接见群众。
    陶铸:你们说怎么办?你们管行不行?黑龙江的杨易辰扣了十几天放出来这个人慢慢好起来了。真正搞通了,还是革命的,还是要相信人家。现在辽宁省委不能改组,我向你们交个底,不能罢,你们要帮助他们革命。一个学校一开会就是七、八个钟头,别的学校还要开,这是不行的,一次不超过四、五个钟头,你们搞车轮战,这办法我们是搞过的,犯了错误。你们要把他关上十天、二十天整天批,那工作谁做
    同学:放了,找不着
    陶铸:找不着是他们的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商量,说我们要开会。你们要看二帮嘛!省委要积极主动。
    (同学们谈沈阳的问题。)
    陶铸:志道的事,我知道。沈阳市、辽宁省是有些不象样子,发霉了。我赞成同学们彻底批判,你们要把人放出来,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套新的东西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旧的东西,象搞黑名单,省委毛病很大,不敢见学生,你们应该批判。你们砸档案室这是逼出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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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砸的实际是黑材料库,里面有一万零九百八十七发子弹,两瓶烈性毒药,还有刀、剑,根本没有什么档案,什么国家机密。
    陶铸:是党委不主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砸就砸了。总的,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叫他开开会(指白潜)可以。现在要放出来,你们要搞一个新的作风,它会影响全省。党中央只有一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已炮打了,同学们都知道。
    同学:辽宁省委有鬼,根子在东北局
    陶铸:你(指胡亦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宋任穷同志。(当同学讲到强晓初在“九·一八”大会上的讲话警告不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红后代为他们辫护时)这一点你们就正确了。因此,我们才支持你们的。你们都是红五类吗?阶级路线还是要执行主席的指示。第一有成份论。家庭出身好的要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会更好些,但也有坏的。第二,不能唯成份论。如果唯成份论,那就不好改造了。“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谭力夫的这种观点是反动的,这是封建贵族的办法,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反动的。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是对整个讲的。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背叛了家庭,表现很好的。首先,把成份搞得纯一点,中农也可以的,地、富反、坏子弟,后期也可以吸收一些表现好的加入红卫兵
    同学:白潜就是为了保自己,才支持红后代。
    陶铸:我们有些人官很大了,生活也很优越了,就是怕你们搞掉他们既得利益。这样,势必要出现修正主义。当然,将来也不可能平均主义,我吃饭就比你们好一些。将来搞供给制,在延安时津贴最髙五元,稍微有所不同。因此王实味(反动文人)说:“食分三等,衣分五色。”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越乱越好,把修正主义乱掉还不好吗?革命越彻底越好,怕乱就是怕革自己的命,为革命血都可以流嘛!你要革命还能不给饭吃吗?反革命不杀头,还给饭吃呢。很多同志当了高级干部,怕革掉既得利益,不理解广大群众要革命的心情。
    同学:我们要求中央改组沈阳市委。(并汇报了一些市委的问题)
    陶铸:向省委东北局反映。我们意见不采取这个办法,可以先揭,我不赞成先罢官。官肯定要罢,要批的。有些人慢慢好起来,还是要让人家革命的,要不怎么叫惩前毖后。罢官还是在运动后期好。毛主席讲,只要有微小的进步也要采取欢迎的态度。罢官不急。我们支持你们揭,你们批,对一些人现在还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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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看一看可能更准确些。有的干部罢了三次,复了两次,那就是因为没看清除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刚开始。罢官不急好不好?
    (当时讲到省市委在紧要关头揪出一个来保护自己,如周恒、宋光等)陶铸:我讲的是整个省委,不是每个人,周恒就是那些人中比较明显的,先暴露一下也好,可以提高群众觉悟。不能先搞岀来的就是阴谋
    同学:《辽宁日报》说周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大头目,这就意味着辽宁省没有比周恒更大的反党分子,这是阴谋。
    陶铸:周恒是不小,也可以说是个大头目。我赞成你们揭,我不保。你们要有个靶子、目标。先罢不利,罢了,有意见的人就不讲了。揭得最彻底了再罢早罢了很被动了。我们在三反时,打了很多老虎,结果有人就不是,很被动。林彪同志是我们的副统帅,学毛主席思想学得最好。地方学得不好。象沈阳市委说明发霉了
    同学:沈阳市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陶铸:这要怎么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占百分之几,不超过百分之五。揭了以后大家排个队,最后罢官,比较稳妥,也做到了仁至义尽
    这次运动是主席亲自抓的,八次接见你们,六、七百万人次,一次一连两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这样支持你们。结社自由,几个人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出版自由,大字报随便贴都可以贴天安门上;言论、集会、游行随便搞。你们不是把白潜戴了高帽、反穿皮袄游了街?还有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这样大的民主古今中外哪里有?你们也有条件,很有力量搞革命。这样大的民主,你们搞不好,只能怪你们没本事。你们要负责,当然首先我们要负责任。
    我们接见你们,就是支持你们。同学:最大的支持。
    陶铸:你们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团结大多数,正确分清两类矛盾,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问题。
    同学:请陶铸同志谈谈长征的问题。有些人准备从瑞金徒步到延安,你怎么看
    陶铸:不一定都要走草地,走一趟当然好了,但是几千万人都走草地,吃什么?全国搞串联是毛主席的思想,好得很!大民主、大串联、红卫兵,没有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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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东西,文化革命要想搞到这么大的声势、深度、广度是不可能的。这都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很多地方不同意串联,本地的学生都怕,加上外地的学生更怕。不怕官,就怕管,外地学生管不着,他们不受影响,敢讲。现在串联是不是达到目的了?没有。还有扩大之势,好得很。问题是运输不能保证。大连创造了好经验,主席发现了。这个办法,既串联了,又锻炼了自己,与工农结合了,增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也熟悉了地理,好处很多。你们东北五千万人口,离得近,来北京的占五分之一。在中学中十个人选一个代表,选不出来都要打破头的,中学要来,半工半读要来,只能搞步行,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步行都来都可以。步行增加了三大革命知识,锻炼了身体。步行,走远的不会太多可能在本地串联的多。在本地也可以嘛。少数的可能走得很远。总之,不可能比坐火车的还多。最近,我们要接见,发表个东西,讲讲怎么搞。
    同学:多数派有的人借长征的机会,不触及灵魂,逃避斗争。
    陶铸:多数派要走,你不能压制他们。他们走一段,可能好起来。当时向你们承认错误不太好意思,出去一趟,搞了革命,办了好事,他们觉得自已也革命了,这好嘛!有的可以躲风,也好嘛!让他们自觉革命岀去锻炼一下,可能改变。清华有的出去一趟,就转变了,这好嘛!
    (当同学问到文革委员会时)现在一下子统一不起来,将来总要统一的。但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思想统一七亿人口,一个学校还不能统一吗?现在一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种思想都要表演。你们同意《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吗?这是主席的思想。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要强调思想第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为什么搞文化革命?这就是因为上层建筑不能适用,生产搞不好,就是因为革命没抓好。停革命,抓生产怎么能搞好;停生产,搞革命同样不对。第一,要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一定不能停生产搞革命;第三,不能中断生产领导。工人不能停生产搞串联,要在业余时间搞。你们跟班劳动,不能在工作时间找人谈话。不然会把零件搞坏的。工厂生产是高度机械化的,不同于学校,怎么搞好?你们沈阳是工业城市,可以创造经验
    同学:长征需要的一些物质,中央是怎样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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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还没有研究,这问题不大,你们的助学金带上去,粮票多些,医务困难些,要搞医疗所,这个问题还没想。
    同学:个人被逼写的检讨材料,可不可以交给木人?陶铸:本人写的检讨材料,想留个纪念,可以交给本人同学:我们想在烧毁之前搞个展览陶铸:不要展览
    同学:省委用解放军保护档案馆,实际上讲的全是黑材料。
    陶铸:保护档案馆是中央的决定,上刺刀不好,你(指胡)回去让他们作检
    胡:当时就检讨了。陶铸:不行,还要检讨。
    同学:可不可以和省委少数派串联?陶铸:省委你们不要住
    同学:到省委住是为了要黑材料。
    陶铸:材料已经解决了,你们要撤出来。你们有意见可以揭,可以贴大字报委的大字报,你们可以去看。可以开少数人的座谈会,这就够了。同学:机关干部可不可以到学校去串联?
    陶铸:这不好。机关到学校串联干什么,你们可以去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同学:他们要来找呢?
    陶铸:不来拉倒,来就谈嘛。送来的材料要收下。你们要给他们一个考验的时间。
    同学:考虑的时间够长了。陶铸:只有五个月这算什么同学:五个月就搞了很多鬼
    陶铸:这就有学习机会,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同学:时间不早了,陶铸同志该休息了。
    陶铸:你们(指胡亦民)要认真理解,不然悔之晩矣!胡亦民:我再讲两句,我们把陶铸的讲话向省委传达一下。陶铸:不用传达,讲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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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亦民:省委开了干部会,准备开二十天,认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和他们(指革命学生)在一起,支持他们。
    陶铸:大势所趋,勉强也不舒服。你革命也得革,不革命也得革,要主动,不然就不好说了…说他们(指代表)回去和同学商量,你们(指学生)带个头,你们不会吃亏。
    胡亦民:我们回去发动全部机关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出来,一定要解决“怕”字,有什么事大家商量。我在北京还有事,不能和同学一块回去
    陶铸:你不回去接不上头,你要有始有终,重开张嘛!你们要主动,同学的帮助要欢迎。你们(指同学)的干劲,热情我支持。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把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好好硏究一下。我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也不是完全叫你们执行,你们认为合理的就办吧!我讲的话有针对性,不要外传。
    最后我提出三点要求、把材料烧掉。
    2、把白潜放出来。有问题可以揭发,可以批判。
    3、在省委住的同学可以撤回去,和省委保持联系。支持省委的多数派,可以派代表和他们座谈
    (陶铸同志站起来对胡亦民说)同学对你们不信任,你们要争取新的信任对同学说)你们要放眼世界,有爽朗的胸怀,在仝国把修正主义搞掉,革命越彻底越好。要团结多数。关于材料问题,你们要组织联合小组(由学生,省委,工作队组成)学生要多一些,不如小组十一人,学生六人,省委,工作队五人。胡亦民:关于代表问题,怕有纠纷,多数派可以参加吗?
    同学:多数派整理我们的黑材料,他们同省委一个观点,没有权利参加;但要参加,只能从省委名额中出。总之,被整的人要占多数
    陶铸:(点头)看是黑材料就统统烧掉,你们自己写的检讨要回来,要用彻底的办法,革命的办法。
    同学:最后,请陶铸同志代我们向毛主席转达:我们一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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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陶铸:
    都见到了毛主席吧!都是第一次吧?这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愿望
    你们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我不是架子问题,能接见代表,不接见全体,我不是接见,是谈问题。我与你们谈两个钟头,和大家谈不一样吗?这样谈问题倒不是架子。接见只能主席接见,我们是谈问题,我们若去接见倒是架子大了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给你们送行。你们提提看,还有什么问题。(赵伯林同学说:主要听首长指示)没有指示,要指示,谭启龙同志指示,他是老山东了。
    你们住经委怎么样?冷不冷?吃饱了没有?主要是革命,看毛主席不是为吃饭。“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今天开了一万多人的会,大家要搞好接待总理亲自讲了话,现在还住二百多万人,有近五十万人的住处未解决。近三百万人等于北京一个人接待一个人,机关、老百姓都住了,只剩下毛主席的住处无人去住了
    陶铸
    谭副总理讲得很好。我的话不好懂。
    我相信山东这次一定可以改得很好,错误大一点,批评严格一点,可以改得好一点。这几天我接触江苏、辽宁及你们三批,接触的同学都很讲道理。我们现在比较超脱,问题好讲,你们基木上是谈了一次就谈通了,基木问题是好好总结经验,基本问题是领导上信任群众不够,深入群众不够。谭启龙同志,你过去到过学校多少次?你到山东十三、四年来深入学校,批评你,十三、四个小时算什么!我是不赞成搞十三、四个钟头的,我们长期不深入学生,这个批评是好的
    这次来北京是谁的责任?还是谭启龙的责任。你当时好好检讨就解决了。你说:要去,全体书记都去。大家批评,不要发火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嘛!过去我们做官当老爷做惯了,我们是有贴大字报的必要。主席、林彪同志、总理不能贴大字报。
    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高高在上,官气很足,过去批评人家很多,人家批评我们就吃不消,这是不平等嘛!总结经验,两方面都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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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京,是谭启龙和省委负责,不是你们负责。你犯了错误,人家批评你还发脾气,不对嘛!
    1、回去怎么办?把山东文化大革命搞好,帮助省委改正错误,回去先开好级干部会,把思想解决好,开个大会,省委作检査,检査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改得不好,挖挖思想,越挖深越好。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挖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错误要釆取认真的态度,象锄草一样,挖出根子在太阳下晒—作为省委更要这样。在你们来讲,要求一下子满足不可能,你们要求高,这要有分析;讲够了就是讲够了,有进步就欢迎,不够的再摆事实讲道理;要采取一看帮,欢迎微小进步;等待的态度,可不可以这样?(答:可以!)可以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三干会要切实把思想搞通,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然后做一次大的检讨,检査后大家再看,不够再检査嘛!惩前毖后,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用毛主席的办法。
    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用团结的办法,即犯了错误也叫他悬崖勒马,何况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错误主要在中央少奇小平身上。主席批聂元梓的大字报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他们搞了种种限制,把运动压下去了,这是全国性的。少奇、小平是以中央名义发的指示省委只能执行,问题是开了十一中仝会以后,各地还不那么彻底改正。执行错误路线有组织原因,下级服从上级嘛!中央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也有思想原因,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主要责任在中央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做为各省要挖与反动路线有共鸣的东西,不是敌我矛盾,就是路线错误。你们要帮助、批评,挖根子,你们的脑子比我们纯洁嘛!将来你们做接班人,执行正确路线,仍要经过斗争。
    2、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抓。要狠狠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省委为主,可结合学校的问题。反动路线虽然时间很短,但流毒很深,你们先把省委作个练兵嘛,然后再搞斗批改。要弄清什么叫反动路线,他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才可以使我国不变颜色。农民工人中,干部中还有很多私有观念残余,彻底批判才能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批判领导,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了,领导干部革命了,群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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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就好办了。全省范围要弄清,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领导彻底,下边就搞清楚了。
    3、黑材料问题。你们有问题没有?现在全国搞得非常紧张,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松了。看来闹复杂了不对,现在中央决定,统统马上烧掉,搞简单的办法,从五月十六日起,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要几方面派代表,只看题目不看内容,看过后统统烧掉,大家不再搞材料了,集体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要检査党委领导机关,领导上又怕交多了吃不消,从文件公布之日起隐瞒、复制的一律开除党籍。你们批判省委路线问题的材料多得很,大量事实,还要黑材料干什么?路线错误有材料,反党集团、黑帮、反革命,他搞阴谋,他们不会有材料,批判路线问题不要材料也可以嘛!不一定材料多才能批判反动路线,多了倒是把问题冲淡了。提岀主要问题,用主席的观点来批判就搞臭了嘛自己分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问题,不然大家都不用脑子了,好象就是箱子里的材料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以革命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党从毛主席领导以来,政治路线错误必然有错误的组织路线,它必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是团结——一批评——团结,惩前毖后,与人为善,不要鬼鬼祟祟,这次工作组搞材料就是“格伯鸟”的影响。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应该相信大多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坏人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只靠少数人记几句话,光记错误,好话一句也不记,集中起来,增加了不必要的怀疑,以后要改变。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但我未犯路线错误。如果把我的“左”的右的错误集中起来那也不得了,批判一下就算了嘛!鬼鬼祟祟地整些材料有什么用处?干部档案是公开的鉴定,今后不搞这一套。现在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在材料问题上多纠缠,大家的精力解放不出来,这次搞一下,肃清过去“格伯鸟”的影响,今后采取正确的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搞黑材料,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回去要做说服工作,这总是个好的道理,是可以说通的。
    4、平反问题。执行错误路线各地都存在,打击了一部分好同志,搞错了的要彻底清查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这次因为贴了大字报,你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一定要平反。六大自由嘛!人家批评领导,就叫攻击领导?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是作结论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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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批评、贴大字报的要保护,要坚决彻底。(韩同文同学说: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
    5、斗争的问题。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不消灭,它就要复辟,要消灭资产阶级,它就反抗。斗争是复杂的,如:刘志坚家两个孩子,一个拥护郭影秋,一个反对郭影秋)要坚决斗争。怎么斗争?首先要分清两类矛盾。两类矛盾都有,还有交叉,但大量的是内部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破坏运动的,他不是不理解,那是敌我矛盾。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是右倾,把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那就“左”了。山东问题是内部问题,谭启龙同志到山东十四年,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得比较好嘛!只五
    十多天执行反动路线,这次态度又不好。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会改好的。改好的前提,一是启龙同志是老干部,有错误可以改正;另一方面有山东五千万人民起来监督。如不改正,矛盾性质可能变了。改正错误,无自觉不行,无压力也不行。自觉是主要的,压力是必要的。蒋介石到过苏联,专门派几个顾问,他还是搞反革命。压力主要是批判、贴大字报,再不然就开大会,请你来听批判。但我不赞成把干部抓走,揪人。中央指示,不要随便揪人,不要长期纠缠。我昨天到文化部去作报告,他们去了一些红卫兵,说二十天找不到部长、副部长,他们说,要随叫随到。我说,这是法院的名词。今后你们规定在什么地方开会,开多少时间,通知他参加就行了。开会不超过四个小时,晚上不超过十二点钟,即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按时间。如一下孑把他搞垮,他就没有办法交待问题了。开会时间不要过长。大民主是大规模的民主,是大家的民主。你们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回山东之后,也采取这个办法,按一定的时间开会,不要天天揪他们。我接待西安的同学说过,绝食的办法我不赞成。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无办法。现在毛主席给我们这样大的民主嘛!大鸣、大放、大串联嘛!静坐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我说在大街上搞大串联是个创举,他说成绝食是个创举是不对的。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分析两类矛盾。内部矛盾采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文斗,不要把人揪起来。扣起来,可以开小会,开大会。要允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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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讲话。你们将来当省委书记,这样搞你也是不好受的。安徽把李葆华搞了三天,垮了;李任之搞了八天八夜,叫他签字,成了逼供信,结果不能兑现,成了假的辛苦了这么多天搞了个假的。
    总之,全国运动形势很好,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为了更好地团结大多数,把运动搞得更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接班就是接这个班。
    6、农村、工厂四清派工作组,这不叫路线错误。二十三条是肯定了工作组的。农村分散,组织松散,必须有工作组撑贫下中农的腰;工厂也需要工作组撑工人的腰,那是帮助群众起来揭盖子。学生不同,有文化,能学主席著作,能看报纸,这次派工作组是群众起来了。派工作组是镇压运动,和四清不一样。
    工人要支持革命,工厂即使搞了四清,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未搞四清的结合搞,工厂今后可能不要派工作组。学生可以到工厂参加劳动,到俱乐部、到食堂,放假时到工人家里去串联,但是要依靠工人自己革命,要相信工人老大哥。但工厂不能离开生产搞革命,只能业余时间搞革命,不能中断领导。生产计划性很强,要有领导,大家都按规程操作,遵守劳动纪律。(有人问:能不能到医院串联?)医院可以到办公室座谈,到宿舍,但不能干涉医生的医疗,送大字报可以,串联到宿舍交朋友可以。工人利用礼拜天,晚上也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停止生产来串联。你拿工资不能生产不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正在硏究,它与学校不一样,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农村也可以采取工厂的办法,可以去串联,但不能去多了。谭启龙
    完仝同意陶铸、谭震林同志作的指示,我们一定向三千会传达,认真对待这些指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一定向全省人民、学生作彻底检查次不行,再次、三次。陶铸
    搞七次也可以嘛,七擒孟获嘛!有三擒三纵就行了。诸葛亮还把敌我矛盾当内部矛盾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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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按语:在东北局辽宁省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唆使下,沈阳农学院院文革中一小撮保守势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军委指示,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于十月廿五日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至今还住在医院。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进行政治上、人身上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三百多人,为了解决问题,寻找被打、被绑架的三位革命同志来到北京告状。
    十二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冋志接见了全体代表。十七日,陶铸、周荣鑫同志又接见了全体赴京代表。下面是陶铸同志接见时的讲话。〗
    陶铸同志讲话
    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一点多了,约好十一点半还有一场接见,现在看来十点不行了,到十二点吧!今天还得干两场。情况已经讲了,过去的,大体知道些,不用补充也可以了,但是不如你们清楚,周荣鑫向我汇报了。(周插话:我听了六个小时,向陶铸同志汇报了。)我说的话你们能听懂吗?共产党公开提的第一任辽宁省委书记就是我,四五年解放,我就仼省委书记,以后在辽东,辽西省委书记,我和东北还是很有感情的。四七年跟林彪同志进关没回去,十七年了很想去看看。东北是个好地方,有五千万人口,工业是很重要的。东北农业是可以搞好的。前几年没搞水利,吃了点亏,去年有进步。你们是辽宁农学院的吗?你们是搞农业的,你们搞高粱,玉米双杂交……你们是搞旱地作物,是不是搞水稻?(同学:我们也搞水稻)东北水稻少,旱地作物不一定不是高产,不一定水稻就是高产。东北粮食不够吃,你们得好好搞农业,辽宁肯定不够吃,黑龙江每年还得支援,关内不想吃你们的粮食,东北应自给。你们的地方很重要,有五千万人。(同学:六千多万了)我用老眼光看问题了
    六千多万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资产阶级灭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心为革命
    为人民,有髙度的革命觉悟,紧紧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你们责
    任很大,又是国防前线,你们处于三面包围,苏修、蒙修、朝修,朝鲜也快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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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的修正主义也不怕。以后你们的粮食也增产了,吃不了交给国家,就是不交国家,储存起来也好嘛!东北要在全国起个好作用,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中国搞不好,世界革命就要倒退二百年,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要实现的,马列主义定能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们搞不好,世界革命人民都眼望着北京,中国要是变了,世界人民就会失望了。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最后都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都会很快跟着走的。解放战争时,十分之一的人口解放了,其他人口就很快解放了。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时代,我们应该起到好作用,更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你妨碍文化大革命,一轰就倒,不管是谁。
    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那天和辽大谈了,叫他们和你们谈。(同学说:他们没传达!)不叫传达,叫通气。他们(指辽大“八·三一”)过去受压迫受打击,和你们处于同样地位,真理在你们这方面,真理在你们手里,为什么他们(指保守派)由多数变少数?你们由少数变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热烈鼓掌)你们是正确的,过去省委,东北局未支持你们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全国大同小异
    因为党中央在短期内,五十多天,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主持工作的几个同志违背毛主席路线,把运动引向歧途。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后,毛主席给予支持,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批判了坏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打了下去,在五十多天里,他们派工作组控制运动。说什么内外有别,防止坏人破坏……发了很多黑文件,这也不奇怪。
    东北局,省委也不例外,执行了错误路线,全国都有,你们那地方怎么没有只是有的轻有的重;有改得快,有改得慢。那时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嘛!你们东北局,省委就是“怕”字当头!(问同学们对不对?同学们说:对!)多数派是保守派,叫“保皇派”不好听,多数派他们(指省市委东北局)很支持,极力支持。东北局,省委错了,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过去各省市委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还不晩,马上搞还来得及,跑了一半,得了一半,那收获还是很大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大家说:他没有行动)你们可以一看二帮,你们可以搞点压力嘛!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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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搞了五个月太少了。现在要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同学们要有信心,全国大势所趋,没有中间道路,要么革命,要么不革命,怕革命是不行的。我们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老俞呀!我是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指俞屏)是地委书记,革命那么多年,完了吗?没有,还是要革命的,不跟毛主席走,脑袋不知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跟毛主席走,革命胜利了,现在更跟毛主席走
    看二帮,这是毛主席的方针。非革命不可,“不革命就滚蛋”,滚蛋滚到哪里去呀?我看不滚蛋就完蛋!(笑声,鼓掌声)现在是要改正错误,刚才讲的问题(指“十·二五”事件)很严重,革命不支持,(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胸怀要开阔些嘛!
    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华中工学院,有好几个地方把书记都带来了,带来了也好嘛!山东第一书记带来了,(书记说:你们给我带来的;同学们说:你自己来的。)辽大把胡亦民也带来了。今天接见你们,回去可以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总结一下,为什么你们少数变成多数,他们大多数变成少数,你们赞成不赞成?(同学们说:赞成!)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是因为不是真理,不是执行毛主席路线,是保省委,你保他干什么吗?东北局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了。我过去是个广东省委书记,中南第一书记,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清凊,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要保党中央,要保毛主席嘛!(热烈鼓掌)省委有什么可保呢?省委有错误,有问题,严重的该打倒就打倒,你保也保不住。领导可以怀疑,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可以怀疑。我以前也说过,有的说是香花,有的说是毒草(同学说:不是毒草,给我很大鼓舞。)我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苦菜,苦菜可以吃,但不好吃,你们吃过吗?(有的同学说:吃过。)你们要总结经验,由少数变成多数,过去不那么神气,现在比较神气,过去他们神气,现在不神气了。(有的同学没听清,问陶铸同志。)陶铸同志说:你们不要犯,何必费那么多劳动力?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因为你们正确,向一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多数派保守,舍不得破坏,省委有错误都舍不得批判。(同学们说:对!)所以他们由多数变成少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干部是他们的,宣传车、广播站、印刷厂都是他们的,(同学们都说对!)他们都依靠领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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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五百万军队比我们多,苏联军队好看,八路军,“土匪”不象土匪,军队不象军队,可是纪律好,武装不全,装备不好,可是群众相信,能打仗,三年以后,夹道欢迎我们。人数少,武器差,但真理在我们这一边,三年就消灭了蒋匪,四八年辽沈战役消灭它几十个师(不清),是林彪同志指挥的嘛!你们为什么由少数变成多数?过去他们有上级支持,压迫你们,脱离群众,由多数变成少数,现在不那么神气了。我们要彻底消灭阶级,不出修正主义,为了这个过去受点委屈,受点迫害,不要记在心里,毛泽东思想要坚决执行,多数应该承认错误,(他们不承认错误,还造谣)想办法不叫造谣,做工作。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应该帮助嘛!革命一下成功没有味道,革命复杂,少数革命的要团结多数和中间的。现在你们尽管是多数,还没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过去他们对你们不好,他咬你们一口,你咬他们一口;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样就搞不好。大民主是大家民主,是空前的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民主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你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象蔺相如团结廉颇一样。当然了,这是封建的东西,但是,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能成天作揖、磕头。你们团结是为革命。革命多好,还是少好?(大家说:多好)革命越多越好,你们搞革命!为什么不都团结起来!要宽宏大量嘛!对革命,为革命他骂你两句,那是蠢夫的事。有一个多数的,两万多红卫兵要什么省委给什么,要油印机、喇叭,有油印机,有喇叭,要吃的有吃的,少数的现在都拿来了。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不能叫修正主义的组织,都是修正主义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不能怪他们这段革命得不正确,你们革命的正确。他们主观上想革命,但是他们革错了。辽大要搞垮他们的组织,摧毁他们的组织,这样做不好。院文革宣布不承认就行了。
    (同学们讲:对院文革一开始就不承认)红卫兵都应承认,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应响应八月十八日主席的号召,你们正确要逐渐到你们这来。要百花齐放,是不是革命的,可以大家来辩论。带来了省委书记也好嘛!批评省委,三个同志回到沈阳开大会,恢复名誉,我主张平反,恢复名誉。
    俞屏讲话:(热烈鼓掌)我们接见多数派指出他们不对。为什么要打架,天也不清楚,(同学们说:不同意放过凶手)我劝同学不要搞了,要平反,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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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影响我们的精力。我建议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比现在好。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让他们承认错误。
    东北局的责任的问题。农学院发生的问题,不只是农学院的问题,是普遍的,大连也是跟我谈的责任在东北局,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支持了保守方面,没有分析情况,应该支持谁,不应该支持谁,三分之二不正确,没有支持革命方面,没有批评省委“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东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辽宁学生斗学生非常严重是不是,徐少甫(省委书记)?(徐少甫答:是)压力大,将来你倒霉,你怎么能压迫革命同学?辽宁省压制群众,怕群众怕得厉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鉴定,我无权给东北局鉴定,我提给东北局,辽宁省委作参考。我看我讲的话是比较客观的,讲就是主观宣传了,我建议辽宁省委,东北局彻底解决问题,挖挖,这问题是严重的。在东北局、辽宁省有些路线还有发展。以后你们不要把书记带到北京来,不要把你们名誉搞坏了,井水不犯河水嘛。不要怕犯错误,回去要好好挖一挖。将来你们当省委书记可能比我们好,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但离开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有微小的进步,就要欢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保证党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兴旺的。不犯错误是没有的,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在社会上搞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主观上总是有原则的。主观反映客观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主观和客观要发生矛盾,是对立统一的。黑格尔讲主观决定客观,世界都是理想的对立。我们讲主观是反映客观的,反映不正确就要犯错误,但不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一定不犯。不要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跟党中央、毛主席走,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一定不犯。
    中央一小撮人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东北局,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头脑中的和客观的不谋而合。要力争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犯了要快改。下面是执行,只要坚决改正,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好同志。我就有好多大字报,六月到北京接见同学时,给钱信忠打保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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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能算黑帮,要揭发嘛!我感到很客观,后来我认错了,保他干什么?只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北医同志还抓住不放。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宣传部有个副部长,十几年来不工作,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原来是谁也不认识他。(大家笑了)做领导犯错误要认错,要严肃对待错误,认真改正。同学们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中央有个指示,黑材料要全部烧掉,昨晩就发出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鼓掌)黑材料多了也无用,批判时要抓住主要事实,不要甲乙丙丁的罗列大堆,开中药铺。黑材料要统统烧掉。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才能把你们解放出来,把你们提高了。他们不发动群众,谁说错了一句话就小本本记下来,打报告。你知道,讲十句话有一句话错了就记下来,这样记十年就不象样子了。你们青年人不要搞这些东西,要依靠群众,有错误就写大字报承认。五月十六日至现在,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就烧,烧,烧。(鼓掌)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斗争方法。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多数执行了。改正不迅速,要彻底批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决。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批判斗争,还是文斗,不搞武斗,不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批判从八点到十二点,吃好饭再来嘛!不开疲劳会。我看你们回去要斗一下,斗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什么,对不对?(俞屏,徐少甫赶忙说:对,对,对。)随叫随到,前面可以加个请字嘛。
    同学们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方法,不要简单化,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要搞残酷的斗争,无情打击。那是王明的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斗争,要讲方法,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最后,对待三位同志,东北局、辽宁省委要负责,多数派是错的。要给他们平反,东北局是能解决的,把问题搞成这个样子,还带到北京来了,使同志们受损害,要道歉,开大会。他们(指同学们)现在来的太好了,毛主席给他们撑腰坐火车不花钱。广东学生坐车要见我,我不见,就贴大字报批判。在广东一见就见到,说你当了大官,就见不到了,就要炮轰,你也炮轰,我也炮轰,等二十八省都要炮轰,我还要拣一个轰得小一点的。我看你们条件太好了,愿写大字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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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大字报,要喇叭有喇叭,要汽车有汽车……要到哪去就到哪去,开会就开会但革命不容易,革命是会有阻力的,不克服怎么能前进?革命多碰钉子好,东北局为什么不能解决呢?调査组可继续搞嘛!东北局(指俞屏、徐少甫)支持多数,要负责任,是严重错误,支持多数打击革命师生,打人要处理,这个问题是下面的,你就劝嘛!你还是提供条件。调査组要继续搞,把问题弄清楚,写个报告打算给东北局处理,东北局要严肃处理,不能回避。下面搞的要处分,要教育干部不能乱搞,东北局要负责任,要公布这些东西。好了,我讲这些了。
    周荣鑫:同学们!陶铸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大家,(陶:我不是接见,毛主席已接见了大家。)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同学们回去讨论一下,搞好文化大革命。(陶:我们是见见面,我是第一书记,我也有责任,我今天很高兴,祝同志们健康!再见!)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到齐了吧!本来讲十一点半开会,现在一点多了,让你们等了很久,首先向同学们道歉。刚才我和农学院红卫兵谈了。你们这次看到毛主席了吗?(同学答看到了)见到了就值得了。一九四五解放后,我曾任辽宁省第一任书记,还当了沈阳地委书记三个月,一九四九年进关以后,十七年未去东北了,东北变化很大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总结经验,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总结经验问题
    总结什么经验,原来你们是多数吗?现在你们两边差不多了,少一点就少点吧!搞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要总结经验,我刚才跟他们讲了,过去为什么是少数,现在为什么是多数了,现在你们多数变成了少数,两方都是革命的,他们革命的好一点,你们革得差一点,不要你们负责,前一段省委确实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运动起来后,五十多天里,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有几位同志提出了派工作组,工作组到那里不相信群众,对群众进行反击,搞“反干扰”、“抓游鱼”对同学们进行排队,就把运动压下去了。因为大家不知道,误认为毛主席知道。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认为是中央决定就执行了。毛主席回北京以后,就纠正了它,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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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非常快,一日千里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一步,但脑子里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孔夫子等等旧的东西还影响着我们。虽然我们一直和旧的东西进行斗争,但才十七年,而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有一个陆定一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苏联不是变了吗?工厂变了,农村变了。思想上不取得胜利不解决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掉那些旧的东西
    有些干部进城后得了些好处,过去流点血,流点汗,有些同志就安于现状怕群众起来打乱旧的秩序。你们党员、团员多一些,干部多一些吧?(同学答:是)因为你们还有组织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革命的差一点,不能要你们负责省委负责。总结经验,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多一点,也不要骄傲,只有盲目的组织观念是不对的,必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同辽大、山东大学谈过。他们都是由少数变成多数,山东红卫兵有两万,比较齐心,现在少数多一些。有人说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就是形容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不能这样讲,只是你们这几个月革命得差一些,都是革命的,很快就能赶上。大民主就是大规模,大家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革命是长期的,民主革命用廿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这次运动才搞了五个月,有点偏差是难免的。有不同意见,不要动武,两方面都要打笔战,都不要抓什么凶手了。你们抓他们的三个教师,要放,要给以平反,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管谁,只要革命就行。但革命和正确还是冇区别的,革命不等于正确,你哪能一贯正确?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自馁,我可以说我是一贯革命的,但我不是一贯正确的。说我陶铸不革命,我就和他辩论,说我不正确,可以。是革命的有点错误,要继续坚持前进。要平等待遇。大家都是革命,印刷、宣传,大家都有权利。只要是一贯革命的,有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同学们回去要搞好团结,过去紧张,回去开开会,可以辩论,但不能冲突、打架。过去都怨领导。我今天是提建议,不对没关系,跟他们讲讲。他们听进去了,你们怎么样?有意见不要紧,作参考
    、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有一两位同志负主要责任。东北局,省委是执行的问题,是属于认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要帮助东北局,批判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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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革命的都有权利参加批判。不批倒它,文化大革命不好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都是革命的,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央决定:自五月十
    六日以来文化革命过程中整同学的材料要统统烧毁。以前对材料争得很厉害,整同学的材料放在那里,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总是不放心。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同学,却不愿意把材料拿出来。现在,这样一烧就好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多得是,批判它也不要多少材料,现有的材料就足够了。过去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照搬苏联的一套,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少数人整理材料,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把讲错的集中起来,就很难看。经过运动改变作风,有错误就岀大字报,批判,改了就完了,不搞偷偷摸摸的事。
    把精力消耗在材料问题上不好,要集中精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路线错误,一般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搞变相体罚,开会请他们到。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啦!思想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反动路线是全党的事情。
    最后讲三个人(指原被农学院红卫兵抓去的三个教员)的问题:你们把那三个人放回去好。杨××(被抓的三个人中的一个)是贫农出身,受党培养八年过去他确实说了些错话,他自己要检查,这种事东北局有责任,今后要负责解决,你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今天就讲到这里。(此时同学发言,不答应散会)你们明天若不走,可派三十至四十个代表,再向我汇报两小时,我讲一小时。或者你们回去讲。(有的同学说:回去还是学生斗学生,他们根本不让写大字报)东北局帮助你们解决,若是不行,再来。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十一月十八日晚,陶铸同志接见了沈阳农学院红卫兵的三十名代表,向他们作了重要的谈话。同时出席的还有周荣鑫同志。学生:对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怎样看法?
    陶: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如医生治病一样,都是为了把病治好,但有各种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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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我们从“八·二五”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陶:罢也可以,不罢也可以,对这个做法的争论,无所谓保皇不保皇。既然罢了就罢了嘛,为什么要复官呢?这样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革命就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如果是四类干部,不仅是个罢官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二、三类干部都是可能罢官的,罢官不一定就是定性。定性要最后由上级决定
    周:北京各大学党委,其实都有罢了官的,少数派不信任这个党委,完全有权提出要求罢官。
    陶:在八月份那种低潮期,罢了可能对发动群众有利,罢了官并不是作结论。学生:我们当时主张深挖深揭的做法是维护十六条的。
    陶:十六条最基本的一点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敢字当头。只要总的方向对头,出一点小偏差,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不如他们胆子大,顾虑多一些;他们没有你们照顾政策,但冲劲大,有利于运动。既然罢了,就不要再辩,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个责任主要在省委。
    如清华大学的情况,蒋南翔的问题揭出后,要发动群众,关键在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蒯大富要揭工作组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他这派只剩下十几个人,连薄一波都说他样子象反革命,简直主观透了,说人家名字叫大富就是反革命,这算什么道理。
    学生:我们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去参加劳动,而他们把和他们观点致的农场工人拉去搞静坐。谁是坚持大方向呢?
    工人:农院附属农场是搞四淸的,他们不按四清搞,把工人拉去静坐示威,生产停下来了。还宣传打倒场的领导可以坐小汽车、住洋房等。
    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写十六条时,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原则上定,搞四清运动,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中央十条和后来的廿三条,都是毛主席制定的现在看来,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搞,可能比四清搞得彻底。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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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学生可以到工厂、农村去,工作时间可参加劳动,业余时间搞革命是可以的学生支持工农闹革命,方向是正确的,但停止生产和那样宣传(如坐小汽车、住洋房等),方法是不对的。
    学生:我们学校的情况和北京多数派、少数派的情况不一样,有特殊性。其实,我们从九月份以来,一直是受压抑的,如印刷厂都被他们占了。
    陶:双方都要摆事实,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不要在具体问题上斤斤计较双方打架,多伤几个少伤几个没有什么,但把他们三个人带走是不对的。总之你们都是革命的,但他们在冲击旧的东西上比你们勇敢,敢于向旧东西宣战。我们正是需要这种精神。我是中宣部长,讲过要砸碎陆定一那一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可是红卫兵起来后,宣传毛泽东思想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任何一个宣传部,也不会做到红卫兵搞出的这个局面,没有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是造成不了这个局面的。要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充分地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现在有些领导就是怕这个。千条真理,万条真理敢于革命是真理。
    你们总的是要革命的,不如他们勇敢。发动群众上差一些,这就是大方向问题
    工人:我们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的
    陶:不管哪一方被打成反革命,都平反。工人开除的要给工人照发工资学生:有三个问题要核实:到底谁是多数、少数;谁受压制;谁保省、市委,东北局。
    陶:我要调查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批判省委的,什么时候斗争东北局最厉。运动一开始,他们的矛头对准院党委,方向是正确的;后一段,矛头对准你们就不对了。我在接见他们时,已经批评了这一点。北大有一部分人原来最拥护李雪峰,可是现在斗李雪峰最厉害,揪住不放。
    学生:你在对他们的讲话中说过我们是保守派!(念讲话记录)
    陶:我没有讲你们是保皇派和保守派,只讲是保守一些。我的讲话记录待我审查后,给你们写信,我亲自签名分发给你们。
    今后怎么办?应团结一致,共同批判反动路线。我对他们也讲过,大民主双方都要有,在物质上要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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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双方打了架,不要再说抓凶手了。什么凶手呀,都是革命同志。但是那
    三个人被抓是个错误,侵犯人权,是政治迫害。主要责任要由东北局负,回去开个大会,俞屏要讲话,宣布双方被打成反革命的名单,进行平反。平反时,这三个人要突出地讲,先讲这三个人,再讲所有的人
    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公道的。每个人要责己严对人宽,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才能达到团结
    学生:调查组我们要参加
    陶铸:你们不参加更好嘛,调査组留下的主要任务,是搞清东北局的问题。东北局为什么没有制止抓人,谁提供的汽车等。
    我建议你们红卫兵起个名,不要用农学院的名义,因农学院是双方的。院文革是否可以停止活动,以后再新成立。现在北京很多学校都没有文革。从分到合,先消一下气。
    同学:我们不同意取消文革。
    陶铸: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考虑。学生:双方的黑材料怎么处理?
    陶铸:选出代表,党委主持,检査后烧了。材料不要看内容。揭发牛鬼蛇神的材料不要烧,如果你们要烧也可以。
    学生:请陶铸同志为我们红卫兵起个名字陶铸:叫“辽沈战役红卫兵”吧。学生:同意。(热烈鼓掌)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接见首长:陶铸、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随我们赴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省文革付组长罗文治也在座。晚九时,陶铸、汪东兴同志在我们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到了政协礼堂,我们向陶铸赠了红卫兵袖章并托陶铸把一只红卫兵袖章献给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陶铸首先问了代表们的姓名和单位,并亲切地和代表作了短时间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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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面向许家屯)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吗?住在一起吗?许:一块来的,住在一起,住在国家计委第二招待所。陶:(面向大家)招待不周吧?大家:很好
    陶:先听听你们的,今天可以大概规定个时间,现在是9:10,我们还是来个总路线,多快好省(笑声),我们初步想搞到十二点,行吗?
    同学:我们只要能解决问题,短一点也可以陶:你们还想短呀!好,还是先听听你们的吧!
    同学:我们全体同学对首长的接见和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能得到首长的接见感到很幸福(接着我们向首长简单地汇报了我省文化大革命概况)。
    陶:今天是我和汪东兴同志一起接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热烈鼓掌)参加绝食斗争的《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向首长汇报了江苏省委迫害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学生的罪行,我们进行的三天三夜绝食斗争,完全是江苏省委继续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群众高呼:向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学:我们要问问许家屯,这是不是江苏省委迫出来的?!
    许:现在陶铸、汪东兴同志代表中央在这儿解决问题,我欢迎大家批评揭发。同学:我们早就揭发了,在五台山当着你的面揭发了,你是怎么对待的?陶:江苏省委不准你们闹革命,同志们愤怒的感情完全正当的,你们对省委的态度是完仝应该的,我们是很支持的,(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今天我们主要是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江苏省委有那些问题,建议你们控诉到南京去控诉,你们赞成不赞成把江苏省委的问题谈谈,看中央能给你们解决多少,要把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把毛主席的大旗高高举起,同志们,好不好?(群众:好!)
    同学:在三天三夜的绝食斗争中,好多人生病了,有一位同学得了盲肠炎,今天晚上刚从医院遛回来,现在还没有好,
    (陶铸当即问:是谁?并站起来和那位同志们亲切握手。汪东兴同志问28位同学中有多少人生病?亲自点了生病人数)
    陶:(问绝食同志)你们是在省委机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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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不是的,是在军区总院,后来怕引起误会,我们就搬到省委招待所去了。(汪东兴听了点了点头,很重视这个问题)
    陶:同学们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很坚决,你们绝食斗争我是很同情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没有办法了么?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总理不是讲么,要吃饱饭干革命,把身体搞的好好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把身体搞垮了我很同情,你(指那位得了盲肠炎的那位同学)是不是今晚就到医院去,好好休养休养。毛主席把大民主交给人民,有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言论、出版六大自由,现在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大串联么!靠这些完全能把反动路线打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简单,它是要抵抗的,毛主席讲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就是大风大浪,革命那么容易就不叫革命了,过去革命要流血,我在南京坐监狱五年,也绝食过,关在小房子里,看普通书也不准,绝食了四天,到第三天就大量喝水,头上出汗,这方面我还有些经验。你们有没有喝水?(问绝食同志)
    绝食同志:我们也喝了水。
    陶: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战友。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今天不同了,你们年纪轻轻,不要把身体搞垮,你们的身体受到摧残,我很同情。刚才那位女同学(绝食同学代表)现在怎么样?(女同学:现在好了。)没有健康的身体不行,你们要学斗争的方法,要有好身体。
    杭州大学的同学静坐了几天几夜,白天黑夜都不回家,后来很多人病了,我讲白天你们可以巫在那儿,夜里十二点以后他们睡了,你们也回去睡觉。他们睡在被窝里很舒服,你们冻着干什么?要学聪明点,太吃亏的事不要干。清晨爬起来再坐在那儿。革命是前赴后继的,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睡觉你也睡觉,他起来你也起来,后来他们(抗大同学)就回去了。
    我一方面很同情,一方面向你们提供一点经验,要依靠群众,群众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你们要学习毛著,学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怎么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我陶铸是中宣部长,也要依靠群众,你们都是很好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这次红卫兵运动效果很大,就因为这个(陶铸举起语录)人手一册都学。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和国际歌都讲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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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参加绝食斗争的代表将在绝食斗争中革命同志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纪念章赠给了陶铸。陶铸亲切地对我们的代表讲:“你的给我了,你没有了,我与你换一个吧!我把我的给你!”热烈鼓掌。在我们继续向首长汇报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同志要求许家屯翻开本子最后第二页,许不肯,双方发生争夺。)
    同学:这个本子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在搞黑名单。
    陶:(极其严肃地把许的木子拿过来,看了一下,问许)是不是抄的28人的名字?
    许:不是的,只有几个人。(尴尬地向陶铸说)这是为了和他们交朋友。同学:那上面(本子上)有我,还有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你抄名字是不是想整我们?我们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开黑名单吗?
    许:我们过去犯了错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要求改正
    陶:他爱和你们交朋友,你讲是黑名单,看么!要是黑名单,以后打击报复,就罪上加罪,这个名单我们看到了,由我和汪东兴作证,(接着陶汪又一次看了名单)你们不要害怕!(鼓掌)交朋友是可以的,是交朋友很好么!我们大家看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我也不愿与他坐在一起(热烈鼓掌)
    同学:他回到毛主席这边来,我们是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个同学问到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
    陶:材料要坚决烧掉它,留了也没有用。“补充规定”下来之前的烧掉就算,真正烧掉也好么?《补充规定》以后就不能烧了,如果藏起来就不对了,要当面点清,呈封后再烧。(同学们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不在办公大楼办公,省委负责同志都找不到,似乎转入地下了)
    陶:他们转入地下,你们要想办法叫他们到地面上来么!
    同学:(南工的)我们学校阻力很大,一些人为给院党委站出来领导作舆论,写了“当前运动中的十个关系”公然违反毛泽东思想,可省委中一小撮人对此很感兴趣,贴在接待站,到处宣传,我们要求许家屯对“十个关系”表态。(一位同学把南京工学院“七一”战斗组的杰作“当前运动中的十个关系”递给了陶铸。)
    陶铸:(接过“十个关系”一看醒目的标题立即说)这个我看过是错的(热烈鼓掌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长达二分钟之久)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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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工学院的吗?(众答:是!)(问许家屯)你们批判过吗?(许摇头,陶指着“十个关系”)这是错误的,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是不正确的,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总的来说,对运动是不利的,没有好处,(问我们)你们批判过吗?(众答:我们早就批判过了)可以批判吗?(陶铸一边看“十个关系”一边点着“十个关系”的错误、一条条地给许家屯看,许频频点头)
    同学:某些地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符合其口味的“十个关系”印成红色面子,象“学习十六条手册”一样,当作“新十条”来学习,(汪东兴同志感到很惊异)下面不署名,蒙混群众,影响极坏。
    汪:(拿出“学习十六条手册”对我们说)是象这样的吗?
    同学:象是这样的,(接着汪东兴将这本“学习十六条手册”送给我们的位同学)
    同学:有人放空气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江渭清升为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还说江渭清是江青同志的哥哥昵?这些事情是否确实?
    陶:(问了一下汪东兴同志,然后对我们说)还是候补委员,没有提升么没有提升为华东局第一书记,这是造谣,你们以后不要轻信这些谣言,你们可以批驳么!江青和江渭清,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湖南,怎么会说得起来呀!(众笑)
    (下面,南京市农村社教工作团揭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市委调查工作队围攻红卫兵,保省委保市委的事实。同学们揭发了省市委挑动工人斗工人、工人斗学生的情况,省市委一些负责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糜烂以及省委调动公安学校学生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等。)
    陶:同学们揭了很多。我们研究一下,会怎么开法,还是先让许家屯谈。八个问题叫许家屯讲讲:怎么来解决问题(接着陶铸就读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八点要求)
    (1)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继续发生必须对己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立即表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作深刻调査,以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陶铸在读完这条后很满意地对我们说)这个要求很合理、很好,工厂停工,生产掉了,你们心中难过,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么
    (2)江苏省委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按中央及陶铸指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材料问题,要求许家屯负责立即把五月十六日以后,全省所有文化大革命中除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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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规定斗争对象(陶铸插话:那就是牛鬼蛇神当权派罗?)之外的材料全部交出集中封存,按中央指示办事。否则由江渭清、许家屯及江苏省委完全负责任。
    (3)江苏省委特别是江渭清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地向全省革命人民作检査、交代。必须彻底交代省委一手策划操纵的群众斗群众,以及所搞两面派的内幕与活动,并向革命造反派及受迫害者低头认罪,以便使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得到逐步清除,解放被压制的群众。
    (4)江苏省委及省级机关必须彻底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要公开允许并号召省级机关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5)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干部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揭发批判并与革命造反派之间建立直接联络关系,由革命造反派随叫随到,叫谁谁到(陶铸在谈到这条时,笑着对我们说:“这可以商量商量,随叫随到这是法律语我们要用主席语言,是不是同革命造反派建立密切联系,随时商量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同学们都高兴地说好!
    (6)省委必须立即责成南京市农村社教工作团集中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满足革命造反派的要求。
    (⑦)江苏省委从军区总医院不顾军医阻挠,私自抢走江渭清企图挑起解放军与红卫兵之间纠纷,因此要求许家屯责令韩培兴立即公开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并责令许家屯交出江渭清目前医院住址。
    (8)要求江苏省委立即解散红卫兵省委直属纠察队。
    陶:现在请许家屯同志答复,我们来帮助解决问题,江苏问题还是要江苏省委解决,如确实不能解决,我们再来帮助,错误已经犯了要改么!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改就不行,如果确实改正错误,那我们欢迎,革命人越多越好,如果今天反对革命不革命,就坚决抛开。(对许家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不要那么顾虑,你不要怕,不要因为江渭清不在这里不敢作主,你不能解决的,我们代你作主,不能代表省委的,就代表个人,八个问题不要含糊,要深入细致,你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书记,认为应该怎样答复,就怎样答复。
    许:我首先感谢这次来北京的各位同学,在这次从南京到北京来的过程中对我个人很大的教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江苏省委及我个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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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犯错误的严重性,对这次问题的处理中,我们有缺点有错误,特别是28人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我表示歉意,道歉,其次我感谢党中央、毛主席、陶铸、汪东兴同志百忙中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又没有能正确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在处理许多问题上犯错误,处于被动,不能很好解决,带到北京给中央添了麻烦,心里很不安。对陶铸、汪东兴同志表示感谢。对同志们在南京揭发的问题及今天揭发批判的几个问题,在十九日江渭清同志的书面检查中已讲到了有的问题没有提到,要求同志们继续揭发,凡是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定检查,一定下决心来改正,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主席的思想教导很不理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份检查,由于匆忙没有带来(同学们:我们替你带来了,已经上交中央了)这个检查在南京同志们认为很不深刻,同志们很不满意,我们继续检査,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省委对中央工作会议一再学习,通过三级干部会议,联系我省作了检查,感到错误是严重的,感谢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检査承认改正错误,由于我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许家屯讲话声音很低,吞吞吐吐罗罗嗦嗦,亳不触及灵魂)
    同学们:要触及灵魂,直接就我们的八项要求回答。陶:(很严重地)就照这八个问题谈吧!
    同学们:(大家一起学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许家屯!你要做什么派?
    许:同学们允许我把话讲完,对八个要求我表示这样的态度。(读了第一条要求后)
    许: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问题,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陶:要采取措施。
    许:这次几个工厂,720厂、307厂、14研究所,我们事先派了市委书记文革付组长讲了话,720厂是市委处理不当,市委刘中同志22日(11)日已到厂里(720厂)作了检查
    同学:(打断他的话,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边处理边发生问题?是检查还是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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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可不可把这个检査向全市讲一下,自己犯了错误应该这样做认识以后不要再犯了,吸取教训么!
    许:可以!可以!可以!!
    同学:现在他们(省委)全部转入地下,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们,叫那个制止那个检查呢
    陶:你们回去要说,对于已发生的事情要表态,并且要作检査。我们应该讲些具体措施,光是空空洞洞的不行,要切实可行,不要花言巧语、哗众取宠(鼓掌)骗了一下回去就算了,是不行的,(同学:对!)市委要负责向群众作检查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责任在省市委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引起工人斗工人,要使工厂不停工,保证不发生冲突,如果市委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省委要负主要责任,以后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各方面作工作,省委作多数人的工作,你作少数人的工作,若是以后发现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省委要通知你们革命造反派,你们是主张文斗的(同学: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是少数吗?(对!在南京我们是少数)多数派的因为人多就打人,对工厂党委、车间党支部书记讲清,以后发生事情找领导不找工人,这样就打不起来了,打架很不好,都是阶级兄弟,损失很大,影响身体,影响生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革命师生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对许家屯讲)我这个看法我们可以保证。许:可以。
    陶:你们做了工作问题就不会扩大,现在有些不但不做工作,反而从中挑动这就很坏,你对机关干部讲清楚,有些事情要出来解释,事实上你们做了工作,群众看得清楚的,群众是很公道的(汪东兴同志插话:很讲道理,很讲道理),他们虽然厉害,但是他们很讲道理,不打不相识的!你们可以交朋友(同学:对!只要他们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愿意和他交朋友)省委要做到两点:(1)市委向全市作深刻检查,总结经验教训。(2)向全市工人同志、干部讲清楚与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保持联系,工人之间什么时候发生打架,就去找你们……我们要打美帝国主义,阶级兄弟之间为什么要打架呢?这个问题就这样(很气愤地对许家屯)我知道的事太多了,省委没有采取措施,要好好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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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可以不可以?(同学:可以)打伤的慰问,要亲自处理医药费报销,好好医疗尽快出院。要开家庭会,慰问家属要做好工作。
    (同学反映:十四研究所还有两千多工人在省委,要求省委接见解决问题)陶:(对许家屯)你们打电话叫(看不清)陈光马上接见他们,如果电话打不通你马上回去接见(对同学)如果不解决你们就找他(许)
    汪:今晚打电话叫省委接见他们许:(频频点头)照办
    陶:领导有错误,领导要做工作,也请同志们帮助,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讲道理的(对许家屯)你们和他们合作,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不要躲他们,你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么!现在已经交上罗!
    (许谈了我们的第二条要求后)
    许:材料问题我们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同学反映有的材料已被烧毁了,有的转移了)
    陶:干脆些,材料已经烧掉的就算了,还有的按中央补充规定办事,如果违反了,按党纪严厉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对许家屯)回去后,就把材料都交出来,开个清单,对着目录烧,烧好后要签字,保证没有材料了,回去就马上执行(用手指着桌子)应该签字,不签字就是不负责、当权派的材料不能烧,(我们提出应该由那些人查黑材料)是挨的一方参加,当众烧毁,他们(指一方)可派人来看看(同学们提出死不交出来怎么办?)只要有,总会有人知道的,相信党中央总是有人总是具有党性的,这点党性总是有的,连这点党性都没有,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他不拿出来叫他签字,査出来开除党籍!彻底烧掉,好处多得很,要把作风搞好,不要象过去那样鬼鬼祟祟的一套,也许有可能一些不交,但不多,他们现在就是怕,怕你们拿到了,整他,烧掉了他放心(有同学反映省委偷偷摸摸烧材料)
    陶:是在规定前还是在规定后?(指中央补充规定)同学:规定前。
    陶:在规定前,偷偷烧掉也可以么?偷偷地改正错误也可以么?人家偷偷摸摸地改了,以后就不敢了,我们要宽大些,不要以牙还牙,不过,中央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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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能随便烧掉了,(有同学反映有黑材料的笔记本怎么办?)笔记本有黑材料的撕下来烧掉(对许)群众要你交出来你就交么?烧掉后再买本新的么?
    同学:有的分散到“可靠”的基本群众那儿怎么办?陶:要做工作,开会追出来。
    同学:材料不管在那儿都要交出来,不管在学生那儿还是在辅导员那儿都要交出来行不行?
    匋:那当然是这样了,不管主要是在当权派那儿,下面的也要交出来。同学:省委现在有没有黑材料,要许家屯表态
    许:我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但是省委有没有黑材料我不知道,我不管这个事,很难表态。
    陶:省委有的也拿出来封存。同学:老保有无权利管理黑材料?陶:什么叫老保?同学:老保就是保守派。
    陶:他们知道材料,他们能提供线索吗?)稍停以后又说,我看还是按你们的第一条的要求办事吧!(指向许家屯)还要加上“由党委签字”一条,回去负责贯彻。(鼓掌)
    (说着陶铸亲自在我们提出的八要求的第二条上添上了“要党委签字”点,许家屯拿起笔也记上这一点)
    (许在读完了第三条要求以后)
    许:第三条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也为这个问题,江渭清只要身体可能,应该检查。
    陶:这个我们来讲,他不能决定第一书记,他讲有困难。江渭清病了,我们是知道的,休息我们同意的,有错误要检査,有病要休息治好了彻底检査,(同学说:对)但是好到怎么样呢?象我们这样六十多岁的人还要怎么好!能讲两三小时的话就应该检查了不要长。(对许家屯讲)回去你就说中央的意见,要江渭清向仝省人民检查。中央有两个同志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苏省委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决心彻底决裂,消除它的影响,站到主席一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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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还不检査,害怕群众就更严重,要滑到敌我矛盾去了,再不认识就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许在读了第四条要求后)
    许:我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正在号召他们写大字报了,过去是分期分批,现在是有前有后。
    陶:(对许)回去后开个动员会,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派代表参加,看他是真动员还是假动员,真动员,你们就支持,假动员就不满意,就批判(鼓掌)(对许)你们回去一定要开个动员会。
    汪东兴:可以搞么,应该搞么!(指开动员会)(许在读了第五条要求后)
    许:我同意陶铸改的意见(就是将“随叫随到”改为“随时协商解决问题”)和同志们站在一起闹革命,希望同志们给我机会,看我行动,看我改不改正错误。
    陶:随时协商,比较平等一点,现已经交了朋友了吗?(同学们提出找不到省委的人,要求省委去办公楼公开办公)不要在地下办公么还是到地上来好么如果省委真支持你们,真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就支持他们,一起干革命么?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就表示支持三干会,所以他们开得最好。(鼓掌)
    (许在读完第六条要求后)
    许家屯:上次27号,我在五台山回答社教工作团同志,在原则上我是支持他们革命要求的,但农村社教工作团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我拿不准,所以我没具体同意,苏州社教工作团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
    陶:文化大革命派工作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织形式,农村四清是要派工作队的,派工作队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运动中有缺点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汪东兴:这位同志(指社教工作团代表)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调动工作队化装红卫兵保省委,压制群众运动、围攻红卫兵和在工作团内三个月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问题。不是对老百姓的问题,这些都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社教代表:汪东兴讲得很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省市委利用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制造与红卫兵对立,围攻红卫兵,在三个月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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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文化大革命一手包办代替压制群众,我们认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市委、市团委都怕我们集中,怕我们批判。
    (陶铸点头)
    许家屯:最近华东局有指示,要求按文化大革命精神整训工作队,我们还没有实践,还没有经验,还不知道怎么搞法。
    陶:要多长时间?
    社教代表:要是问题少的话,一个星期就有了,但是问题很大,三个月完全是整的队员和一般组长群众
    陶:可以他们集中搞一个星期,不够再加三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许)你可以作么?
    许家屯:(点头)对,我同意。
    社教代表:一个星期时间不够,市团委问题不少。
    陶:那就搞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顶好不超过一个月,好不好?如果时间还不够,可以留一部分代表继续在省委提意见么!
    众:好!(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社教代表:我还要提一点,刚刚陶铸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但还要落实一下时间,我们要求立即集中,不能拖。
    陶:可以,立即集中(在读完了第七条以后)
    许:这是我们省委的问题,我来检查。
    (我们向首长汇报了省委害怕群众、省委办公厅付秘书长韩培兴不顾军区总医院的阻拦,把江渭清住在原来住院的医院背走的情况。)
    陶:江渭清住在医院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要转移呢?住在医院就住在医院,你们怕什么?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么?
    汪东兴:(笑着说)你们省委就一个怕字,转移是不对的!
    陶:就照你们的办,转移不好,养病可以向同学讲清道理,同学们会同意的么!革命师生是讲道理的,两个代表去看看,慰问慰问,对江渭清说:江书记好好养病,保养好了,我们再见。“(大笑)不是很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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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我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江渭清是脑贫血,二天休息一次,当时在几万人大会上,我不敢讲。
    陶:现在呢?为什么两个人问你也不答应呢?
    许:后来两个人要求,我是相信这两个人的,但是我怕他们在群众压力之下讲出去,所以我没讲(这时许家屯洋相十足,狼狈不堪)
    陶:你们可以派两个代表去看看,医生在不在?(这时陪同来京的两位医生站了起来)
    陶:医生在好么!带他们去看看,韩培兴岀来检査就行了,韩培兴是搞具体工作的,责任还在省委,我相信你们,你们是讲道理的,让韩培兴给你们作检査。
    (许在读完第八条要求以后)
    许:这里我在陶铸、同学们面前向党中央保证,据我知道是没有的,(关于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问题)
    (此时许很紧张)
    同学:我们已经看到抓到了。
    陶:调查清楚,如果省委用来保护省委的那是错误。
    许: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中央可以处分我。回去后立即去查,知道后我第个检举。
    陶:(对许)我还没有和你打过交道,这是第一次,还没有经验,我相信你的话
    汪:好!你们(指群众)回去调查嘛陶:(轻敲桌子)好!就这么办!
    在回答了我们的要求后,陶铸又就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回答。
    有关十一月二十五日电话问题:《揪江渭清战斗队》的同志们问陶铸和汪东兴同志: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四时五十分通过××医院(省委故意刁难,不给我们接通中央电话,我们只好通过××医院)打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接到没有?
    汪:(迅速叫警卫查了一下,读条子)这个电话是有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晨中央文革小组姓高的同志接了电话,以后我们又打电话给江苏省委办公厅,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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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的人说没有这回事(汪东兴同志一边讲“这错了”一边把条子递给陶铸很气愤地侧过头来,把条子往许家屯面前一放)
    陶:(极其严肃地)这就错了,回去查一查,是那个接电话的,那个要他这样干的,向你们(指我们革命造反派)作汇报,要处分的
    许:(连忙点头答应)我负责!我负责
    (大家提出要与中央挂直通电话,控诉了江苏省委封锁我们与中央联系的罪行)
    陶:你们打电话是用的民用电话吧,民用电话怎么打不通呢?众:就是打不通!
    陶:打不通就找他吗!(指许家屯)众:对!就找许家屯。
    陶:直通中央的电话,省委解决,省委的电话可以用么!许:(连忙点头)可以。
    同学:我院(南京工学院)工作队员讲,工作队有两点指示,部队同志不代表工作队检查,只代表个人检查,工作队内部揭发不公开,是这样吗?
    陶:南大工作队不是公开了吗?同学:他们认为是错误的。
    陶:每个革命的人都可以揭发。军委有这个指示我不知道,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揭发的,有指示按指示办事。你们去査一査,可以叫他拿出来看一看。没有这个指示,我看工作队是可以揭发问题的。
    同学:这次我们把许家屯带来叫他睡床铺(我们都是地铺)关于外出问题不是不允许他外出,只要叫他外出时讲一声,这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陶铸点点头)只要他自己保证安全,单独出去也可以,一块儿出去也可以,我们外出也都是要讲一声的。可许家屯说这象拘留所一样
    陶:同学们是很有分寸的,这不叫拘留所。要解决问题,需要双方来解答,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主要是叫许家屯来解决问题么!(对许家屯)同学们很有分寸,他们睡地铺,你们睡在床上(笑声)
    同学:有人说:“一切权力归革命左派”这句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到底怎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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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这句口号怎么会是反动口号呢?基本上是句好口号么!但是这口号是否全面?军队、法庭你们不能掌握(众:这个权力指的文化革命权力。)这要解释还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每人都有,这个口号不太完整,要作解释,不过,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多接一些权力有什么不可以呢?(鼓掌)
    同学:十六条中的第三条关于党委的领导问题,怎么解释,我们学校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
    陶:(拿出十大关系来)这个文章前面帽子倒不错,错就错在后面第二段”但是“党的领导”这一段问题就来了,“如果一提党的领导单单看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领导,这是不够完整的。”问题就在这里,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委如果很好,执行毛泽东思想,则就能代表党的领导,相反,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如果他执行了毛泽东思想,照样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你不能执行,他执行了么,党委不行了,你们就代表党委执行党的领导。
    同学:江渭清在南京四所高校部分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什么“保”字哲学,说什么保(不清)保对不是光荣的,是保毛泽东思想,保错了也不要紧“严重地影响了我省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希望中央对此表示态度。”
    陶:你们可以批判么!
    在接见大会上,最后大家要陶铸做指示。陶铸说
    指示是没有了,你们革命革得很好嘛!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最高指示。我们没有什么具体指示了,具体问题要许家屯(抄者按:许为被代表团带到北京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以下简称许)解决。许家屯已表示态度了许家屯自己解决,还要看他实践怎样,回去后几天就可看出。你们不是学了语录“什么是口头革命派”吗?
    你们革命得很好,坚决按十六条办事的么!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照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指示,还有《红旗》《人民日报》社论去作了,很好!你们还要去好好学习,我们今天主要是解决问题,你们大概不能十分同意,要有七分就行吧!
    今天我讲两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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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的态度:我也是从地方来的,到中央不久,工作不好,在文化大革
    命中也是有错误的。我觉得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单是江苏省,全国二十九个单位都贯彻的。这因为中央有两位同志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为是中央提出的,下面执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总觉得江苏省委转的太慢了。
    (问许)是不是转得太慢?(许频频点头)特别已经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一直到现在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很好解决的,但还没有解决。与群众有对立情绪,现在不敢站在前头,确实怕他们,用躲的办法。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去掉污泥浊水,挖掉修正主义根。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起来,不发扬大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触及自己灵魂。革命主要是革我们当权派的命。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现在还不知道,一定要经过群众运动的考验。
    江苏省委转变的太慢了。当然中央两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省委有些进步,但进步不大,转得太慢了,太慢了!过去不自觉,不可能老是不自觉呀!现在呀,口开过中央工作会议了,看来决心还不大,希望省委提高自觉,开个会,检查下到底站在那一边?到底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要下定决心了,不要再犹豫了,过去是不理解,现在呢?不能还是不理解,省委这次通过群众帮助,靠同志们、红卫兵的帮助,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要象毛主席所说的:“你们要政洽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不要有抵触情绪,既使有些工人、个别学生讲得厉害一些,你们受了一些委曲,但他们是为了革命!(问许)是不是?(许点点头)有的学生斗你们一次也是为了革命,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怕受委屈,怕同学天天来。(问许说)他们现在还是少数,还是受压抑的,是不是?(许点点头)革命的我们都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们呢?革命么!省委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在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同他们同呼吸共传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斗学生,工人斗工人,主要是干部领导的问题。个人恩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跟下面干部讲清楚。你们过去利用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挑动他们来保你们,你们做检讨了,不就行了吗?革命也要靠帮助,革命没有一点压力不行的,光靠自觉完全没有一点压力也是不行的,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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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不能太大,压偏了就不行了。你不革命要压着你革命,没底子的压也是不行的,毛主席在三个月中接见了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就是要把全国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同学们也是很有分寸的,(对许)如这次你们和他们一起来,你睡高床,他们睡地下。可想而知,他们是很有分寸的,是优待的。你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吗这一次是好机会,不打不相识,他们革命,你们还不高兴吗?
    二、团结大多数问题
    你们现在是少数,多数少数不在于人数,关键在于谁掌握了真理,多数少数要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如果掌握了真理,少数会变成多数,多数会变成更多数真理不在手里,多数会变成少数,少数会变成没有!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少数变成多数!相反的就会多数变成少数。在南京你们暂时还是少数,但你们只要是真正的革命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变成多数!多数的过去革命革得差一些,保守一些,要团结,对保的人,他们也是革命的,认识上差一点,一时革命革得差一点责任不在他们,在于省委。你们要帮助他们。
    十六条也讲运动后期要作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这是方针方向和愿望只要不是5%以内的一小撮牛鬼蛇神,都要团结,不能一下子都团结,但是要有这种愿望,这一方省委要作工作,多数派有错误保守了,省委要负责,他们大概党员、团员多数吧?(众:是!还有干部多)他们中党员干部多一些,党员有个组织观念问题,我们不能提倡盲目的组织观念,要有分析。他们没有分析能力,不揭党委反而去保,省委还发动他们保,主要责任不在于他们,当然一点责任也没有也是不对的,省委要做工作,要支持少数革命的,多数派觉得省委以前支持他们现在不支持了,可能要反对他们(是指省委)也很厉害的了。这不要紧要勇于承担责任,对多数说明,过去你们革命一些,保守一些,责任主要在省委市委党委,过去你们的错误,我们省委承担责任。现在可以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还是合法的,对他们要一视同仁,我是指民主权力一视同仁。革命不能视同仁,要靠自己,你多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多一点,你少革命一点就支持你少点。支持你们革命嘛!你革命七分我就支持你七分,你革命八分我就支持你革命
    八分,这里不能一视同仁。不能你革五分,我也革命五分,革命要靠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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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现阶段你们搞的好一点,先进一点,觉悟高一点。不要过去人家对你们怎么样也就讽刺他,不要叫他们保皇派,保字号、老保,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不要再讲这些,再讲就不利于团结!我们要采取与人为善帮助的态度,革命人越多越好嘛,毛主席最伟大,把七亿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革命不能团结多数怎么能取得胜利?你们对他们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后省委支持你们了,群众支持你们了,你们要把广大师生团结起来,猛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把一小撮牛鬼蛇神揪岀来,彻底把牛鬼蛇神打倒。我们就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来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向共产主义大道前进!用毛泽东想武装起来树立一心为公观念,前一段你们起来造反受了委屈,是一心为公,现在你们团结他们也是一心为公,这样做才能革命嘛,我就讲这两条小意见,一条是省委的态度,一条是团结大多数的问题
    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陶:你们来了几个人
    同学:我们有三万多人,都回去了。只剩下22个代表了陶:你们都是那些地方来的?(陶铸要同学介绍白己)
    童:他们已经造过我们的反了,应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不然他们又要造我的反了。
    陶:(对童)有错误就造反么!你们来了多长时间了,见过主席没有?同学:来了两个月了,见过主席了。(有个同学答:我已经见过五次了)陶:见过五次了,那很好!
    童:今天找你们来,中央办公厅有个通知(按:9月20日通知)要县内中学文化大革命,不单独进行,有的学校运动停下来,看来不对,小将们就批评。陶:就是不对么!起了压制他们革命的作用,不对,不过你们搞了一个时期现在歇一歇也好嘛!(笑声)
    根据办公厅这个通知目前看来已不合适了,不过当时不知道你们也搞起来了,把你们文化革命压下去了,这是错误的,不对,已经搞起来,为什么不让搞,我们错了,有了错误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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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最近中央关于革命串连的通知(11月16日通知)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包括县级中学。(鼓掌)你们不要怕没有时间闹革命陶:那如果不停
    你们不会跑到北京来吧!地方压制你们革命,当然不
    童:地方压制是不对的
    陶:你们搞,停了不对,你们搞,停了不对!
    童:你们县级中学串连和大中城市学校一样,不过来过北京见过一次主席就不要来了!
    同学:明年我们去长征陶:明年你们可不要再来了
    童:不要都长征到北京来!(笑起来)
    同学:明年我们不到北京来了,我们准备到井冈山去!陶:你们决定吧,路线我们不规定
    童:串连你们和城市学校一样,放假也一样,你们回去以后不要怕受围攻。陶:不要怕受围攻,受了围攻你们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回去放心闹革命,按16条,按毛主席指示,按林彪同志的讲话闹革命,你们回去中央给你们开一个纸条带上。
    童:你们回去要帮助县委闹革命!
    陶:你们要帮助领导,帮助县委闹革命,炮轰县委不要一下子把他们蒙头转向,你们一定要把革命搞好,你们以往造反造对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笑声)
    童:这次你们来了很久,我们工作人员在接待方面有很多缺点,你们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很正确,你们敢造反,就是超过了一点警戒线
    陶:可以,过就过一点吧!
    童:你们犯了一点小缺点,但很快的作了检讨,这不能怪你们,怪我们工作人员没有把“老三篇”学好,没有作好说服工作。
    陶:不要检查,工作人员(对童)没讲清道理,责任在我们,你们没到过北京,谁知道中南海有个警戒线,有门就可以进么!不怪你们。
    下面北京小学教师长征队反映他们的要求,步行串连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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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可以去!因为你们有条件,第一,学校没有开课;第二,是步行,不坐火车,完全可以!(鼓掌)
    小教:市委不让去怎么办?陶:不让去你们到中南海找我们
    (接着全国65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要求回母校参加大革命)。
    陶:原来对于65年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我们考虑过了,我来之前,要给总理谈,总理要指示,我才回答,不是一个人决定。(对县内中学同学)9月20号通知是根据农村五条制定,五条目前来看,已不适合了
    同学:我们坚决拥护五条。
    陶:现在看来不适当了,未搞运动的也要搞,现在全部满足你们的要求,这个是经过批示的(对实习生)你们大中专毕业生,中专人多一点?
    同学(实习行):都差不多
    陶:第一、只能是65年的大中专实习生;第二、凡是实习生,未参加工作的,参加四清的,可以离开的,缺他一个人不要紧的。以上情况可以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的地方实习生一个人顶一个技术员,走了一两个人影响很大,这样的实习生不行。第三、不是大三线地区(如大西南、大西北是三线地区)属于国防尖端科学的,这样的就抽不出来,这样的就不要回母校,或者可以分批分期回母校。以上还坚持自愿原则,愿回校的就回校,不愿回校的就在本单位参加。你们(实习生)回去以后要做说服工作,说从那些工作岗位上不能离开的同学或者分批分期回校。
    (实习生提到复员军人组织问题)
    陶:复员军人肯定全国的不搞,因为解放军复员的很多,都在工作闵位,你们65年毕业生恐怕也不能搞全国的组织,回母校我赞成,复员军人每年都有,搞搞联络站,组织一下可以,但不要是固定性的
    (县内中学同学要求陶铸再谈谈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陶:县级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同大中城市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大串连,组织红卫兵,这是第一。第二、已经闹起了革命的学校,因为我们有个通知停了,这是不对的,这个通知是根据农村五条来的,已经不适合了,中央很快有个新的通知。你们受那个限制,立刻恢复运动。你们来到了北京,有的见过毛主席五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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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生反映:我们还没有见过。陶铸说:你们来迟了!)虽然停了,你们回校要把运动搞得更好,让你们停了不对,你们回去先试点,立即搞起来。第三、你们这次到北京来,不是违反中央指示,是合理的,是正当的,是革命的行动。地方如果说你们违反中央指示,就是压制你们革命,到北京来要见毛主席是对的,到北京来取经还不好吗?因此,你们回去受打击,受压制的话,我们给你们写个纸条,你们带回去,我们支持你们,革命不要怕压,越压越革命
    同学:有的学校已经上课了
    陶:上课不对,中学一律放假闹革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讨论同学:有的高中毕业生已经回家,不到学校来了,有的学校已推荐、招生有的已经分配工作了。
    陶:你们回去带一带他们,说服他们,回到学校闹革命,你们不同意他们分配工作的,不同意推荐的,可以和他们串连,要他们回校,推荐、选拔招生的不算,尤其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同学:学校搞文化革命,搞四清要不要派工作组?陶:不要!不要!当然不要工作组
    同学:没有搞四清的学校,如何和文化大革命结合?
    陶:就是搞文化大革命,不结合四清搞(指未搞四淸的学校)没搞四清的学校,也要搞文化大革命,至于具体问题。我们正在研究,马上发下去
    同学:军委“平反”指示适合不适合县以下中学?
    陶:有个补充通知,一样的,和城市大中学校一样,通通适用。同学: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留几个人在北京联络,可以不可以?
    陶:这个我们不作指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自己研究决定。同学:经费问题如何解决?
    陶:你们自己去解决,现在问题在县委,县委搞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最好和县委硏究解决,先把县委搞通了,县委如果支持你们,和你们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北京市小学教师长征队反映情况)(实习生反映情况,陶铸仍提出以上个要求,当上海实习生谈到他们来北京,上海市委阻拦因而抢汽车和汽油要陶铸表示态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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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好嘛!你们闯劲很足嘛!
    县内中学同学:边防地区搞文化大革命和城市有什么不同?
    陶:就是在作法上稍有不同,具体有那些不同,你们和当地硏究,防止被外国人利用(四川实习生谈到工作组给实习生划分四类时)
    陶:不合理,不合理!你们回去造反
    县以下中学同学: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所有提到的中学包括不包括县内中
    陶:包括,包括!你们也一样闹革命,一样串连同学:有的地方把黑材料和档案放在一起,该怎么办?
    陶:凡是从5月6号以后工作组整群众和同学的材料一律无效,律烧掉。同学:你们今天对我们的讲话,代表不代表中央?陶:代表中央。(鼓掌,欢送首长。)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同志们
    你们都是外地来的吗?(是!众报:有湖北、贵州、上海、四川、河北、江苏……除青海、新疆、西嶽、吉林外)。是全国的会议,二十九个省市,参加了
    十五个省市,你们都见了毛主席吗?(众:没有,大多数没见过。)大多数没见过,那你们到明年春暖再见。你们早点来就见到毛主席了。(众:以前不让我们来,这次我们造反来京的,不合法的。)你们来到中南海开会,就合法了。我代表国务院、中宣部欢迎你们。你们想见见我,我从地方调来的,事情多,比较忙。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再见你们。你们来无非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支持,我们义不容辞,我们坚决支持!(鼓掌)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何人也没有权力阻止革命。下面我先讲一讲
    你们在座的观点是否一致?(众:是?个别人说:不是!)要革命,要解决问题么,基本上一致的,那好谈了。不一致我们可以保留。我的话你们听懂吗?(众:听得懂!)你们听话的本事强哪。荣髙棠不让你们来吗?(众: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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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见过面。你们要求不让荣高棠去印尼(指参加亚新会去柬埔寨。这是口误)我们接受了你们的意见。你们提得对。体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京、在全国都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只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搞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保留资产阶级的旧东西,生怕我们触动它、摧毁它,这样怎么搞得好呢?我们不但要彻底摧毀它的私有制,而且要摧毁产生私有制的一切因素。它要维持这些东西,我们不摧毁它,那我们国家就会变色。同志们要闹革命,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鼓掌)
    毛主席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有这么大的民主自由,宪法上的民主自由都给你们了,有集会、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还有串连,这是毛主席给的,你们造反出来,我们支持你们。体委要把革命搞彻底,就是要依靠大家!只有先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把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你们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彻底揭发批判,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彻底把他们揪出来。各省市一千一百万革命师生都回去了,你们要配合他们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就要依靠当地广大革命群众。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建国十七年,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全国人民支持和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但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彻底清除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体育队伍办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使我国体育事业搞出更大成绩。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能出更大的成绩,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才能拼命去干,人的因素第一么。即使我们取得一点成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没有革命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一切工作要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
    我讲具体问题罗。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是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冇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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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我过去在广州十几年,香港有个足球队,虽然个人技巧不坏;但总出风头,集体力量就不行了。对体育我是外行,但我是重视体育的,这叫“外行重视”(掌声,笑)。
    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
    (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我在这里插一句,我没有很快见大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还没有请示总理,总理不点头,我说不行呀,不能乱说,乱说那不是一派胡言吗?(体育)这个专业队伍是逐渐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但是由于领导的问题,突出政治不够……。革命是命根子不抓不行,但练还是要一点罗听说你们专业队半年不练就要报废,胖的胖了,跑不动嘛。我不要紧,反正你们也不要我。文化大革命要搞到明年九月,九个月不练,那再练起来就困难吧!抓革命要强调,训练要在这个前提下,给个适当的位置。上次四点建议抓革命促生是对的,但强调革命不够。训练放在什么位置,你们自己去研究,去考虑。抓革命使训练受了点影响是可以的,思想提高了,一下就赶上去了。训练的具体时间你们去考虑,象早上练二个小时,还有一天可以搞革命,不要生疏了!当然,我谈的是个原则。主要时间抓革命,留一些时间训练,有时需要整天搞革命也可以,一个星期,十来天,你们说可以吗?(众:可以!)但不要过长。我们要培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人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出来的,奇迹就是这些人创造的。革命搞好了,会有新的成绩。没有人的高度思想革命化,新的体育水平是不可能创造的。国际比赛不是锦标主义呀!这是阶级斗争!国内搞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国际比赛也是阶级斗争,形式不同。现在看来,国际比赛看样子还不少。
    (念第三条)这条所说,同志们有意见,要求还没有达到。我请示总理,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笑)十天要跑远了可不行罗!现在这一条加一点,到外地串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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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但以十天时间为限,总理是最关心体育界的!(鼓掌)不仅总理,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都关心体育!(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什么要关心体育?搞革命要有身体嘛!你们看毛主席身体多健康呀!总理今天开了十个钟头会也不疲劳,很有精神,我可有些疲劳,我比他小十岁哩!但是我当过兵,跑是可以的,搞器械不行,翻杠子不行,翻不过去。过去在黄埔当兵的体育不行,现在我讲话是没有资格的,但我可以补一下,那就是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鼓掌)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总理快七十岁的人罗,七亿人民的总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他。要不,你们来当总理。(笑)你们可以派代表先找体委,找中宣部,或找文办“口子”,我是部长又是“口”长。我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再请示总理。但有问题要依靠你们自己革命,在本地解决。还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坚决斗争,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毛主席不是叫我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不是叫我们要学游泳吗?我现在还不会游泳,怕喝水,老是别人帮助,要不就往下沉。你们要自己革命,自己解决问题。不要什么事都找上面请愿。如果上面都安排好了,那你们还叫什么革命呢?当然这次你们来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欢迎。以后你们回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十六条,林付主席的讲话,总理、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些作为武器,进行斗争
    这四条意见,用中宣部名义,不用我个人名义,代替以前的四点建议,发到各个省市去。我讲的四点意见,大家如果认为可以,是不是就定下来啦?(鼓掌)同志们这次来总有点收获罗!收获不大,总有点点子!搞革命要有上面的支持,但主要靠你们坚决革命、坚决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确运用十六条,再加上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席卷全国。全国都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中国文化革命具有世界意义。
    有人说我们孤立。我们孤什么立呀?七亿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一起,通过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多出雷锋、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焦裕禄那样的英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那我们什么事还作不出来?现在我们原子弹都搞出来啦。苏联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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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我们自己搞岀来的。解放前,我们连脚踏车也不能造(有人说:自行车。陶铸说:你们叫得文雅
    我讲的是土话,比较形象。众笑)解放前,我们造
    手榴弹爆炸力还不强,现在我们的原子弹能同导弹相结合,美国搞了几十年,它的基础很雄厚,搞岀来不奇怪。我国刚解放,工业基础很差,千疮百孔,这么短的时间搞出来,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群众的创造。我们国家搞好了发生什么影响?过去人家叫我们是“东亚病夫”,人家都瞧不起,在外国有的中国人冒充日本人。现在我们的国家威望很高。仝世界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仰望着北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靠毛泽东思想彻底革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我国建设好了,那影响多大!这个影响同样起延安解放区的作用,中国好比世界的解放区。过去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因为我们坚决革命,所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这次红卫兵搞了,全世界左派都来看。苏联变了,只有我们越来越红,就是大多数的人当家作主、真正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苏联垮了,南斯拉夫早就垮了,什么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好一些罗,蒙古×差不多了。(我讲过足球要打败××,但这次是二比一败了,没有关系,下次再来,最终,革命的总要胜利的。)其他国家都变成修正主义不要紧,他们变过去会再变过来的。相反中国变就影响大了,有的人会说:“搞来搞去还是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优越性。”不搞文化大革命,可能变,但变了还会变过来。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对这一条是很熟悉的。)几千年来总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最终无产阶级是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不会变。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必须用阶级斗争来巩固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消灭旧意识,消灭资产阶级,马克思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列宁死得早。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但有片面性。毛主席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全国人民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共产主义一定会取得全中国、仝世界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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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附件:对于体育运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陶铸由于工作很忙,不能接见你们,委托我(刘祖春同志)转达四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各地运动队伍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坚决捍
    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真正建立起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体育队伍
    各地专业的运动队,要切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大力搞
    好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式可以采取停止一段时间的训练,集中搞运动;或者在保证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保持有国际比赛任务的运动队和运动员,必须把党和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并根据需要安排足够的训练时间,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各运动队可以在本地进行串连活动。(到外地串
    联也可以,时间不超过十天。)
    四、有意见可以派出代表到上级机关以至中央反映。
    上述意见,应当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听取群众意见,然后作出决定,请示当地党委批准执行。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括号内的两句话是陶铸在这次讲话中的补充意见。)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一)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从五月中旬全国开始动员以来,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六月一号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得很!这是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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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亲自领导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了评论的,以后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蓬蓬勃勃的运动压下去了。一直到毛主席回来,开了十一中全会,批判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运动又开展起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局面改变了。在这以后,运动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了。
    七个月的特点是有反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运动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是以学校为中心,以学生为先锋,通过革命大串联,向全国发展的。毛主席三个月接见一千一百万师生,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主席帮助下,得到了很大发展。资产阶级和保守的都目瞪可呆。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条新闻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这是自己起来闹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冲击,把他们打倒消灭。但是运动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够。工厂、农村,各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群众起来以后突破了这个界限,运动进入了工厂、农村、企业、科研等所有单位,更广阔的,以席卷全国之势,向各方面伸展,好的很!过去,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政权,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上改变了所有制,接管了工厂、农村,由地主私有制经过土改变为农民所有制,然后又变为集体所有,58年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要着重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所有制的剥削阶级的东西,这就是文化革命。
    (此处有几句没有记清)既然如此,学校里有资本主义的东
    西,工厂、农村、机关里都有,所有部门都存在的呀!不是不存在的呀!既然存在又是反动的、又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为什么不把它打倒?不在各方面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这些东西搞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主义是空话。有阶级存在,有三大差别存在,怎么建设共产主义?它存在还会发展的,会叫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列宁的故乡,苏联建国49年了,现在变过去了苏联事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过去了。尽管形式上有共产党,有苏维埃代表会……我们十七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如果现在不更加地武装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象苏联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十多年,就带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不坚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产生资本主义的东西,难道我们国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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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化?所以文化革命不光是文化界的事,是全社会的。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因素,这包括我们每个人脑子里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所以说,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七个月的运动,五十天的反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讲的,比巴黎公社不知伟大多少。现在全世界三十亿人口,多数还受压迫,没有得到解放,只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得到了解放。如果我们能巩固下来,并且前进,就是对全世界的巨大鼓舞仝世界仰望北京,仰望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搞好了,仝世界的前途有希望。如果中国革命搞不好,对全人类的希望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然,毛泽东思想是灵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是如果受挫折,世界革命进程就要推迟。这取决于我们,走真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假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消灭掉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迈进的保证。从世界革命讲,意义巨大。胜利了,对全世界是巨大鼓舞。现在不仅在学校、文化机关开展了蓬蓬勃勃的规模巨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进入了各方面。工厂,上亿人口的工人和家属,农民五亿多。这不是一般的破四旧的问题了。工厂搞了十条,运动推向了工厂、农村各方面,要把文化革命彻底搞好,就是把资本主义东西彻底搞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揪出来。经过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革命的目的彻底达到。七个月来,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走向社会主义使运动向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农村、工厂,进入到各机关、各领域。
    看来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进行这场斗争不是没有阻力,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一切都不怕,什么阻力,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斗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客观存在的,有阶级斗争,没有别的出路,就要斗。现在斗争起来了,形势好的很!可以通过文化革命进一步解决,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反对,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坚决拥护。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阶级问题!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采取什么态度?我国成立十七年了,更早点,一建党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们的人民、干部是有社会主义要求的,是有社会主义决心的。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这不等于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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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开始,陶铸同志提高了声调,很严肃地说)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拥护中央文革!……)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热烈鼓掌)当然,我们相信这一小撮反革命的行为和言论,很快会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的,会被压下去的(鼓掌)。我想,我们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样尖锐的过程中进行的。每前进一步,资产阶级和资木主义逆流就会出来抵制,破坏我们的革命,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愿意被打倒,顽固得很!他就要岀来踢开中央文革。所以文化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要夺取新的胜利,发展到农村、工厂,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鼓掌,呼口号)《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讲得很清楚了,要好好研究。这是对当前运动指导意义很强的文件。
    (二)要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要拥护革命路线,要批判反动路线。但这里有真有假,多数真,少数假。他不是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真批判反动路线。有些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去打击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是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正确的嘛!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鼓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看行动!(鼓掌,呼口号)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拥护毛主席,要站在革命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嘛!这才是真的拥护毛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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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讲,那就是同学念的:“口头革命派”。有的是假革命,扛着红旗反红旗,现在就是以革命行动证明是不是真执行革命路线,还是破坏革命路线。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阶级斗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你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产生的因素,不发动群众冲击反而维护它,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个试金石,到底是金子还是黄铜,只要拿这个一划就知道了。不管你口里讲怎么样,行动上是假的。要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破不立嘛!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说: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那么你反对这条路线,而且以此为目标,不是反动路线是什么!这样,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不到消灭,你保扩它嘛!你维护它嘛!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贯彻不了的。本单位本地区还执行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推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一个时候,很不够,要花大力量批判。前市委彭真影响很大,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黑帮,对文化革命是不利的,批了黑帮,更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揭露了,批判了,在工作会议上也揭露了,批判了,但是,在各地区,批判得很差,特别是在六、七月的五十天内。我们却受到影响不同程度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两个人为代表,提出了这条路线,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要负责的。他们已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问题很严重了。他们提出这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只要不搞阴谋活动,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他们的流毒很广,主要责任由他们负,因为他们甚至假借中央名义毒害全国。五十天主要责任由他们负,但是刘、邓的思想,我想,不少人都有,当然,这不是说,要人人过关。刘、邓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就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意无意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维护资产阶级。到了文化革命的五十天,就明朗化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革命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国民党,打倒地主是可以的,到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就怕惧,怕触痛。你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先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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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么多血干什么呢?要实现社会主义么!如果取得政权以后,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革命就是多余的,等于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共产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自己作官当老爷,不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怎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执行刘、邓路线的是少数,主要是领导,省市委,部党委。刘、邓思想是相当广泛的,他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执行刘、邓路线即使不自觉,但也合你自己的口味吧!要挖的,不这样挖,批判刘、邓路线不彻底。林彪同志指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大的批判运动,大的审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刘、邓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党员、团员,都要在群众运动中受到批判、审查,看你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看你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搞社会主义,是坚决推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行呢?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胜利;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更好的工作么!群众起来了,炮轰司令部,火烧这个地方,火烧那个地方,街上大字报很多。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我的大字报可以贴,可以审査,可以批判。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鼓掌)我讲基本上,鼓掌就鼓三个字(有人插话:取消“基本”好不好?)我不同意,要经过考验、批判、审査。(鼓掌)要经过审査的,这不过分,党交给我们这个大的责任,不考验不行。过去考验得不够。在民主革命阶段是经过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考验就不同,现在就要看这次运动。如果经过了审査,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这一关没有好好过,十几年了,要触及灵魂!尽管大字报说得不那么好听,看了不舒服,就是要你不舒服才能触及灵魂么!我们干部要自觉。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竽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革命先烈流了多少血,把政权交给我们。现在,一定要巩固好。(此处记录不清)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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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理通了,具体问题又不通了,批判人家通批判自己不通。这不是真通,真通要批判自己。我们要搞共产主义,要搞掉剥削阶级思想,迟搞不如早搞,共产党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么!我们大家要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要以为
    十七年了,有进步,但是有很多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影响我们。所以,现在重新审查我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很有必要。要衷心拥护这个批判、审查,这个革命搞好了,革命彻底胜利了,就得到全世界。如果不搞,说不定那一天晩上变颜色,掉脑袋。当然,如果你知道那一天变,准是参加阴谋,当了修正主义黑帮如果到那个时候掉脑袋,为什么不在现在把文化革命搞好呢?具体问题是不好受,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从全党全国、从人民利益出发么。自己有错误炮轰、火烧、批判、斗争都不要有抵触情绪,思想真正通了,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真想通了这一关当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讲一个小故事:广东省有个粤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101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一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如果像以前那样,生活那么好,从这个洋房到那个洋房,美帝国主义来了,能上山打游击吗?美帝国主义给她2400元她千不干?所以革命要经过考验才能做到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经过考验是做不到的。这次文化革命保证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林彪同志说:要破私立公,一心为公。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个人私心观念心为公!只要在这个高度上考虑自己,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得通。革命师生说得好,我们炮轰你,因为你不是真的革命左派,要把你轰成左派,这很好么!
    (三)卫生部的问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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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査,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背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査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
    现在讲讲我的责
    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査干么?
    个人不犯错
    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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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査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
    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
    的
    ·当然,决不是提倡抢。(四)两个具体问题:
    1、医院的运动怎么搞?(从略)2、关于开全国性会议的问题。(从略)
    (注)本文系记录稿,未经陶铸同志审阅,如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
    北航“红教工”总勤务站整理者:钱翼稷北航红卫兵22纵队、
    红星战斗队、复员军人红卫兵合印66.12.14晨北航机械原理教研室翻印
    66.12.14午后北京电力学院发电12翻印66.12.15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同志接见了赵秀山等二十三位同志,并且作了重要讲话。下面是陶铸讲话的要点。
    今天主要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是否没有畅所欲言,但现在快一点多了,我来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十月六日我曾答应到你们那里去讲次话,到现在还没有去,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对何伟同志还要观察,寄予希望,希望何伟同志能够站起来,如果能够站起来支持你们,这不是更好吗?但现在使我很失望,我曾经希望何伟同志能站起来,但他硬不站起,怎么办?现在不能动摇,我来代表中宣部和文办讲一次话,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态度。张平化同志不是去讲过一次吗?但这次与上一次不同了,现在情况变了,需要把教育的盖子完全揭开,那一次没有完全揭开盖子,也就是说,没有揭开何伟同志的问题。我同意你们说的意见,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是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赵秀山、肖克杰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教育部的问题到底从那里着手?总不能说批判赵秀山、肖克杰同志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刘凯风同志你考虑过没有?教育部的问题究竞从那里着手解决(当时刘未表示什么意见),段洛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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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虑过没有?(段:应该从解决何伟问题开始)现在已经肯定何伟同志是不能领导教育部文化大革命运动了。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蒋南翔等黑帮,不把资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搞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司令部没有搞好嘛!现在搞得群众那么对立,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开会说明这个道理,要再一次支持教育部的革命左派,再一次帮助他们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日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第三、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査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第四、我看有些问题双方面有不同观点,应通过辨认来解决,不应该拒绝辨认。有些同志拒绝辨认,这是不对的。难道自己是认为掌握真理的,还怕辩论吗?千万不要在下边搞冲突,我们要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要搞大辩论、大民主。当然,大民主是革命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对敌人就没有什么大民主,而是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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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在人民內部意见不一致,应该辩论,不要怕辩论,不要逃避,真理越辩越明嘛!
    第五、关于平反问题。要中央规定彻底搞、认真搞。已经按规定处理好黑材料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出席会议的有陶铸、汪东兴、王遂印等,刘瑞森,白栋材两人陪同。陶铸:我们初次认识了,现在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怎么开法,让同志们先讲。看了一些材料,大的情况知道了,但具体情况还不如汪东兴同志知道得多。汪东兴同志是江西的,情况很熟悉。汪东兴同志开会去了。我和刘瑞森、白栋材谈过
    四、五次了,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四点钟总理召开一个会要讲要点,一个钟头可以吗?
    (代表们答:可以先汇报情况,后提要求,然后请陶铸作指示。汇报完了代表们提出八点要求。略)
    陶铸冋志:请由刘瑞森、白栋材讲讲,中央决定了,还要他们去执行,开了
    十一中仝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问题没有解决,你执行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炮打,还是先让他们(指刘、白)回答你们的八条(代表提出的八条要求)。
    白栋材: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条:省委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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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对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以前表示过吗?(代表们答:没有,一直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上)陶铸:到现在还没有表示
    臼栋材: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平反小组,应以革命造反派受害者为主体,吸收少量的有关人员参加,如果靠原来的党委负责人和筹委会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立即制止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不能殴打工人、学生。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我现在先讲个人的意见作参考,你们没有带来录音吧?(代表答:没有!)…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各项没有排,反正是最严重的一个。(重复多次这句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全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公布出来,有刘、邓思想当然就执行了。全国执行的程度有不同,江西省当然张永红自己可以贴,适合他们(省委)的口号,就决然支持,宣传他(张)的大字报,原来还打算印300万份,由于他们两个(刘、白)反对,结果印了40万份用于镇压革命。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作斗争”也印了48万份,(汪东兴插话:就是这封公开信)这个问题是由刘瑞森,白栋材反映的,他们的思想看来是比较通了。赵志坚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能怪赵志坚,底稿是省委起草,是要他来签名,强加名义,这种行为很恶劣,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刘俊秀是要求“大辩论”的,结果组织了
    三次“大辩论”,而白栋材还是反对的,“九·七”调动工人保卫省委,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刘邓思想中,江西是严重的,特别是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的口号,江西省委是一直反对的。白栋材开始是同意的,由于省委没有通过,白栋材一直没有喊;刘瑞森觉悟比较早,所以喊了。但是省委批评了他,你们不知内幕,我今天不是保白栋材。(接着陶铸站起来生气地说)既然是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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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喊呢?(并指着白说)说明你不坚决,这次我批评了,他喊了。杨尚奎同志回去了,主持两天的三级干部会,“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都没通过,省委还拒绝这一革命口号。你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轰?为什么不可以烧?烧了就是烧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就要轰,就是革命的也有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轰了,烧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没有什么不好。
    三级干部会议你们冲进宾馆,你们当然可以进去,他们(省委)可以向你们讲清楚,中央有指示,学生不要参加三级干部会,省委应该采取解释的方法,对你们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作检讨的问题。但省委没有这样做,而是出“紧急通知”挑动群众斗学生
    关于“八一战斗兵团”,肯定是省委有组织,有领导搞出来的,究竞是谁可能是谢象,(陶铸拍了下桌子)要追査!为什么早不组织晚不组织,一组织起来就打学生,打到现在,省委要负责任。他们(八一战斗兵团)打革命学生,这当然不是革命组织,他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考虑,我们需要讲究策略,里面多数是好的,要革命的,里面有坏人,是否不是革命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是省委调工人保省委之后成立,工会主席是政委,赵志坚是司令员(总指挥)。这样一层一层的压制革命,省委要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事实看来省委是有责任的,有些完全是省委挑动的。如张永红的大字报、通告完全是省委挑动的。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江西的问题是严重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委,把官罢掉,这是一个办法,不能一下子解决的,工人赤卫队有十九万,干部抵触情绪还很大,现在是不是他们干,你们自己来选或者中央派人去。组织新的省委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江西省委是否到了改组的时候,不管他过去如何,还是看他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根据过去的情况是否还有点希望,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看一看。你们提出的改组,罢官是有理的,合理的,可以这样提,我可以反映给中央,这还要中央决定,你们提是有道理,省委改组罢官还要毛主席决定,林彪同志决定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革命,马上改。马上站起来和你们闹革命,痛改前非,革命不容易,我个人趋向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革命,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如果他们还不革命,那就没办法,就改组,这次我向中央汇报,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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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的批评很严肃,我认为江西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能说不是自觉的,江西省委要负责任,我希望江西省委站起来,彻底革命
    第二个问题
    他们两个回去,你们要帮助,一看二帮,一斗二批,彻底批判江西省委,
    到现在为止,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回过来,还是欢迎的,回去省委马上开会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前一阶段杨尚奎不在,由刘俊秀代理书记作检讨,张永红的大字报,大辩论是他(刘俊秀)支持的。(白栋材插话不能说杨尚奎没有责任)后一阶段由杨尚奎作检讨,他参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去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么,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要向全市作检讨,不是半导体,而是面对面,赶快把责任承担起来,支持革命派,彻底改正错误能扭转过来。方志纯,黄知真,白栋材各有各的账,要登门,面对面作检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2.必须马上解开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八一战斗兵团”这个组织没有必要坐在省委干什么?还给肉吃,你是工人就参加工人的组织,你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的组织,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个东西呢?省委不承担责任还行!省委应该站出来,我看不要搞,你们搞你们自己负责任。凶手要査,如果是民政厅长搞的,我看要罢官,不是下面而是上面,你们要抓头头,抓幕后指挥,严肃处理,向全市人民宣布,撤职,才能平民愤。工人马上要恢复生
    方面闹革命,一方面促
    生产。学生可以到工厂去,省委如果支持你们,江西形势就可以改变,有利于发展革命队伍,有利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利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3.平反要彻底搞,省委要负责。
    (对十二大队)你们要在南昌搞革命,我个人赞成,当然革命要依靠本
    地,你们留多少要商量,全国各地都要留第三司令部的
    华东局到江西来检讨,华东局没有什么人,就是魏文伯和他的秘书,我今天是了解情况来谈话,不是不了解情况
    总理接见我可以反映,是否赞成,来还是都来(指两派观点)以你们为主但我们不能象你们所提的那样河水不犯井水,总理是七亿人民的总理,你们可要做好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十万人啦,要研究策略,我们不是从个人意见出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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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策略出发,团结他们,也使他们受教育,讲话都是对你们有利,主要是支持你们的,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受教育,我放的都是大道理。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
    差不多了,你们要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我们一定向总理反映。你们要毛主席接见,不可能,明年四月来!公安厅和文工团的同志到北京来,你们一起来(接见),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回答:赞成)(大声地说)我赞成!
    (代表提:现在打死人,公安厅不管,省委也不管。)打人应该管,如果真正发现他们打死人还不管,没人过问,这还了得?!公安厅,应该过问,省委也应该过问。打人要拘留,要改造。拿打人杀人的主犯开刀,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管什么人,什么出身,多大的干部高干子弟也好,都应该管。要不,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彻底。现在北京开始实行了,今天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声讨大会
    关于你们提出的在南昌设立联络站的问题,不但你们江西提出了,上海、新疆、广东、沈阳等地都提出了,一个不留(首都红卫兵)可能不行,这个涉及全国,要由中央统一安排
    你们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头是吃透下面具体情况,才能搞好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誓不罢休,中央决心很大,毛主席决心很大,中央文革小组决心很大,同志们的决心也很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搞彻底让修正主义的根子留在工厂,继续留在机关,继续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你们造反的。
    你们担心(指白栋材、刘瑞森二人说)他们耍花招逃掉,这次逃不掉,中央责成他们作检讨,还是在房子里怕得要死,来一个学生,也不敢出来。现在看来有些单位确实不认真检讨错误。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可怕呢?凡是违背主席指示和十六条的都是错误的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江西来的电报,信件不少,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打人。打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志们回去要多看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书,要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厂工人应该欢迎学生来登门拜访
    你们造反派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你们的人,那些人要教育、帮助,到运动后期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真正的坏人,修正主义分子,是少数,对这些人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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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倒。中间派,保守派还是要革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是不是真革命,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能讲少数是革命的,多数是不革命的。你们江西革命派学生就是多数,工厂就是少数嘛!多数和少数应该按照江青同志在11月28号在全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去理解。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看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在谁的手里,应该是掌握十六条和党的政策。凡是违背十六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不革命的。十六条说了,有些意见是两种思潮的反映,林总提出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前天有ⅩⅩ×两派来找我,互相争论起来,多数派说少数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派说多数派都是“保皇派”,我说双方这些说法都不对,经过我说服,后来他们双方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越谈越近,会后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
    毛主席说,遇到问题首先一听听,看一看,想一想,这就是思索,我们不允许看了不思索,听了不去想。说错了就改,哪个人不会说错话呢?说错了就改嘛要允许人家改,不要说人家都不革命,这就不对了。林彪同志说朝错夕改。你们南昌“八一”兵团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中央要求你们团结他们。孤立一小撮坏蛋,把那些中间派、动摇派争取过来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七、把陶铸的问题端出来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陶铸听了湖南革命造反者代表汇报了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在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摧残以及挑起群众斗群众而发生的系列的流血事件的严重情况后。〗
    算不了什么讲话,我也是湖南人,这家乡观点,如果单讲家乡观念,这是反动的思想。
    我看到了很多遭受迫害的同志,我很难过,我讲一些看法,我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闵位上去。我们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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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作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反映给党中央,等作出了决定,我定到湖南去举手。(热烈鼓掌)毛主席很关心湖南问题,如果我今天答应罢张平化的官,你们打电话回去,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一定报告毛主席,林彪同志、周总理、党中央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一看,改组一个省委也不困难,罢官也是容易的。如果改组罢官
    三千八百万湖南人民就没有斗争目标,中央又派谁去呢?张平化是中央派去的,是党中央批准的,也是张平化自己请求的,他说是回去认罪造反的,如果罢了张平化的官,又派个什么人去呢?如果这个人又搞什么鬼名堂,同志们的斗争就没有目标。你们要做到仁至义尽,他死不悔改,你们都坚决罢他的官,张平化回湖南,运动搞得很坏,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在这里,我不能作出肯定答复。我一定报告给主席、中央,由主席决定,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湖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留了张平化,一方面可以教育湖南人民,另一方面可以教育张平化木人。(群众喊:非罢张平化的官不可!)同志们的意见我一定忠实地反映给毛主席,罢个省委书记的官,要主席决定。回去以后,你们坚决可以斗嘛!
    我是中南局的书记,我当了六年的中南局书记,干了十五年中南局工作,今年六月一日才离开了广州,六月二日参加了湖南韶山灌渠的落成典礼。中南局的书记是王任重同志。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挑起“八·一九”事件是湖南王延春“怕”字当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抛出的。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春不行,张平化自报奋勇,张平化原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对湖南省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就把他调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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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去了。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群众插话:张平化在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没有改变,是以张平化为代表的。原来我和张平化同志不认识是在延安认识的。他在部队里,我们原来看张平化比较老实,工作能力不强,有点保守。这次在中央面前说,回去认罪,造反,可是回去就抓“黑鬼”,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不老实(热刎鼓掌)现在我讲一句老实话对他的看法不同了。我们原来还寄于一点希望,现在看来落了空,没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革命群众,你们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他的职,这是有道理的(群众插话:张平化不是没有工作能力,长保军带着凶器来北京的还要为张平化平反。)长保军来北京,我不管他,我只接见了你们,没有接见他们嘛!(长时期鼓掌)对张平化还寄于一点希望,我不是包庇张平化,这不是折衷,再看一看(群众插话:不能再看了,那又会要死人)我们派他回去,不改,回去搞的错误很大,我看再让他搞一下,让他多暴露一些出来我对他的看法,原来估计过高,张平化回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照理讲是可以撤他的职的,你们回去造反,要猛烈的炮轰,猛烈的火烧。强迫他革命,我坚决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长时间热烈鼓掌)张平化如果改变了,可以让他再搞一下。再看一两个月,时间并不长,这是我个人看法。如果今晚要罢,我同意罢,现在罢了他,再派一个李平化,可能比张平化更坏,他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他打倒。你们有集会、出版、游行,结社的大民主,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还怕张平化干什么?我们不允许张平化再犯错误,如果再犯,我们坚决打倒他!(热烈鼓掌)我看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中央文革,党中央是支持你们革命行动的!(热烈鼓掌)
    同志们的要求(看群众的条子)
    要求党中央责成湖南省委彻底平反,希望你们坚决平反,我一方面通知湖南省坚决按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关心档案材料补充决定办事,我再补充一条好不好?(齐答好?)要张平化保证改正错误,不再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群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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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这样,你们就可以大胆放心闹革命,你们都是少数派吗?(众答:是少数派)
    黑材料要交出来,坚决按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档案材料补充规定的指示
    处事!还是五月十六日以后所整理的黑材料,要交出来烧掉,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材料,是整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一律要烧掉!谁也不能违反!(群众高呼口号:革命无罪,抢黑材料有理!)省委不执行,你们要执行,省委打埋伏,双方协商,不交就要搞清单签字,照清单办事,今后,不管那个单位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整理的材料,就按中央指示办事,开除党籍;罢官!(热烈鼓掌)
    三、省委要交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杨等人的文件,林枫、彭真、陆定一等是黑帮,已交群众斗争了嘛!刘少奇、邓小平都犯了错误,个是路线错误,一个是黑帮,要分别对待,对黑帮的材料要处理,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将来中央处理的。
    四、黄显梦的问题,完全是由省委负责,凶手一定要交专政机关法办。对革命的人,我们要保护,否则,专政机关就没有用
    五、要求党中央改组湖南省委,我一定反映给中央
    六、受迫害的同志,要送到军队医院治疗,可以!湖南军区如果有条件,有能力,完全可以送去治疗,你们自己去联系,你们对解放军是高度的信任嘛!
    七、现在各地方都要搞文化大革命,司法机关也要搞,虽然地方不同,但阶级斗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样的,具体问题由地方解决。
    八、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关押的人,要立即释放,而且还要开大会,公开恢复名誉
    九、罢官的人,要结合看,我建议派几个人去湖南看一看。(长时间鼓掌)(群众插话:请陶铸坐下来讲,陶铸讲:我坐不下来,有这么多受伤的,我心里不安。)
    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凶手,一定要严肃处理,该撤职的撤职,该罢的罢官该法办的法办。
    十一、这不是一个长沙县,湖南的问题,支持一改三罢,如果没有其他错误,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统统要平反,要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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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同志们要回湖南去,你们是革命行动!是革命闯将。(热烈鼓掌)你们要求迅速回湖南搞革命,你们来了很久,见到了毛主席没有?(群众齐答:没有。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很好,你们回去,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欢迎你们明年四月份来见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你们要一列车回湖南,可以,我打个电话,搞几个车皮,省里的人也希望你们回去战斗吗!伤病员伤势很重,我很难过,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热烈鼓掌)
    再一个问题,我对张平化的态度,我没有你们坚决。我一定向党中央反映。湖南日报编辑部要改组,你们可以和湖南省委商量一下,你们带材料来没有(湖南日报工人答:有!)我赞成你们改组湖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也改组了么保皇组织是不是要解散,我看他们大多数是革命的,我们下令解散是不行的他们也有游行、出版、集会、示威的权利,他们是受了骗的。你们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改变立场的,我们要团结他们,少数顽固分子就抛弃他!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全国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有看法,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都拥护
    今晩我还有一个会,所有干革命的,我们坚决支持(掌声)(群众插问:在运动中镇压造反派有“功”,而升了官,可以撤他的职吗?)陶铸说:把他拉下来,你们可以揭发,他就做官做不成了,同志们再见了。(同志们起立,手拿我们给毛主席的大红纸信他向大家告别)
    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时间:十点,地点:中南海小礼堂。进入中南海小礼堂,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行”和“造反歌”,“语录歌”。〗
    这时中宣部文革主任阮铭同志对我们讲:“同学们,有几个事情和大家商量下,看大家同不同意。陶铸同志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要录音;第二、李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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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也来参加;第三、问题集中一点,派几个代表商量一下。前两条大家坚决没有同意。
    同学讲: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要求录音:这个会不是接见会,是回答问题,我们要录音;根据陶铸同志的特点喜欢辟谣,已经引起过群众斗群众,我们要录音;李一清是我们带来的,由我们处理,陶铸同志与李一清很熟悉,他们两单独谈更好,再说他们已经谈过一次,我们不派代表,我们八十多个人都是代表的代表。我们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大家看看时间,已经11点了
    大家喊了两声:“陶铸同志,快出来!陶铸同志,快出来!”接着我们学习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没有念完,陶铸同志匆匆出来,他坐下后,讲:“同学们,我们谈吧!你们来了好几天,十九日到的……”
    同学们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推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陶铸
    原来你们来,希望和同志们谈的,因为你们不愿意同我们谈,要找中央文革小组谈,要文革小组、总理接见,我们赞成这是事实吧。你们总不能否认这事实,后来你们说要我回答问题,我还认为是接见,以后同志们要我接见。我说好,派代表先谈,你们不愿意派代表,非要全体来,没有谈好,拖下来。我在中央工作有工作任务,除联系八个部,还有中南、华东由我联系,今晚本约定南京大学,约了二十多天,也是革命派,造反派,可见我很想和同志谈,不是铁石心肠,我没有理由不接见。一同学们不愿接见,一是我有工作任务,每天都是十一时以后接见,十时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会,前晚开会到深夜,来不及,总要安排。昨晚上三点要接见,我还在人大会堂,今天中央开会,文件未看,我高兴同同学们谈,时间安排有时会出问题,有的时候我在旁的地方安排了活动,这完全允许说我不愿接见不是事实。前晚来电话我不在,昨晚我与安徽八·二七同学谈问题今天约江苏同学谈。我很想接见同学们嘛,我管八大部(宣传部、组织部、新华、广播局、文化部、教育部、体委、卫生部)中南五省、华东几个单位,很多都要安排时间。我是中央工作人员,总是要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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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这个问题明确了就不要多读,)
    我不是浪费时间,要讲清楚嘛你们说我铁石心肠,不愿接见,我认为不是事实
    是不是不录音,我们可以做记录?我们可以搞个稿子出来经你们审査,印出来带回去散发,总理有规定,中央同志讲话不录音,我的讲话没有录过音,你们武汉松涛那次录过音,也洗掉了。我看不录音比较好。我是个人谈话,到外面放有什么好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录也可以,不是怕录音,同同学们商量,搞记录岀来给大家看,带回去,口说无凭,这样比较好。第三想让李清来,我今天作为中央同志,文革成员来解决问题。他还是中南局成员,有些事要他来办,对回去解决问题有好处。这三个如果赞成,达成协议,如果不赞成也可以把会开下去,请同志们考虑,不是打官司,不是口供,记录为什么不可以,比较准确。我不赞成录音。
    同学:非录音不可陶铸:(怒)为什么呢?同学:刚才讲了很多陶铸:你不能说服我陶铸:你们也不能说服我。同学:要录音的原因很多
    今天来是向陶铸同志提问题,解答问题,我
    们认为不是接见。
    陶铸:(气愤地)我讲是接见,各讲各的
    同学:二、每次讲话记录岀去以后,陶铸同志在发生问题上辟过谣,造成群众斗群众。九月八日派了九个代表关于三点指示,纠缠了一个多月,十月份出来谈话要点,同我们的笔记对不起来,有原则差异,所以又搞了一个补充要点。这次陶铸又接见革命造反司令部又有区
    陶铸:我们对过。经同学们看了,认为要增加的增加后再印的。
    同学:我们把王任重揪回去,要斗倒斗臭,这次谈话要公布,以录音为证。陶铸:这次谈话两份笔记,搞了一个录音,经他们看过,对了以后,才印。这次还是这样,你们搞一个,我们搞一个,你们带回去,这样更准确嘛
    同学:对《湖北日报》问题区别很大。应该相信红卫兵,如果错了我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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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我当然相信你们,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相信我,我总是负责的,说话不是不算数的。
    同学:(念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陶铸:你们几个代表?你们要讲、几个代表讲,我好有计划同学:谈了再讲。
    陶铸:你们采取斗争会的形式我不能接受。
    同学:你是老干部,我们都是学生,有什么错误,你可以指出来,你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你们几个代表提问题。
    同学:共产党员应该胸襟开阔、胸怀坦白。我们都是代表,是赴京中的代表中的代表。
    陶铸:我请问你们几个代表谈话,八十个人总不可能都谈。同学:还没有谈,你就发脾气,耍态度!陶铸:这叫什么耍态度?(很愤怒地)同学:怎么不是发态度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恰当的,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举起双手大吼道):我提出抗议,不是胸怀不坦白。你们这种形式我不满意,是不适当的。我今天来接见同志们。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解决问题不是中南局书记。应该是合情合理,你们批评我可以,我讲几句话不可以,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推几个代表,不要采取不恰当的形式,对解决问题不利这种形式对待我具体人是不恰当的。
    同学:声明一下,今天的会不是斗争会,口口声声讲同志怎么会是斗争会?陶铸:批评斗争也是同志。黑帮才不是同志。同志可以斗争。今天这个会到底是什么形式。
    同学:现在是称同志,怎么能对同志开斗争会,如果把陶铸同志当作敌人白己就放在敌人的位置。
    陶铸:斗争一种是对敌人,同志间也有一种交谈的形式,也有一种斗争形式同学:我还没有参加过斗争同志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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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到底我是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的对象呢?还是我作为中央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的会?这个问题先弄清楚。
    同学:会还没有开,我们还是要录音。(把录音话筒对准陶)陶铸:首先你们强迫录音我就不赞成。(用力推开话筒)同学:通令上讲的很清楚,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种会可以不开
    许多同学说:不开就不开,说斗争你,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今天的会是什么性质,我认为是代表中央,代表中央文革接见你们你们提出问题,我解答问题,我不是来受批评的,当然批评也可以
    同学:今天要你解答问题,不是逼供信,向我们青年红卫兵提出抗议是不恰当的。我们的态度不太好,陶铸你态度也不大好。
    陶铸:录音我赞成,你们推五个代表提问题,今天是接见会,不是接受批评。今天就是接见会,在中南海小礼堂都是接见。
    同学:(念16条中第4条)我们回去可以检查,按16条办事,你今天一进来这种态度使我们很不满意。
    陶铸:我也很不满意,先推代表,又要录音,又不说几个人发言,你讲话句句都算,我一句都不算。总要民主嘛,我也有语录,没有念呢?(拿起语录又放下)今天如解决湖北文化革命问题,我坚决支持,这个态度是很明朗的
    同学:我们有缺点,错误应该检査自己。同学是青年人,你不是胸怀坦白。陶铸:今天的会是什么目的?我今天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同学:我们代表中南地区、代表全国革命师生。
    陶铸:今天只谈湖北的问题,中南地区的可以回答,特别是湖北,我没有义务回答全国的问题,只有权力回答中南的问题
    同学:你今天的态度是不对的,同学们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陶铸:我今天就是批评同学:你代表谁向我们抗议?
    陶铸:我代表个人抗议,这种形式对我适当。同学:能不能允许我先说?
    陶铸:五个代表先提问题可不可以?总有个组织,今天时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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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是不是只许几个代表讲,其他同志都不能讲。
    陶铸:可以规定几个代表讲,其他可以不讲,你们代表可以讲出嘛。我要个名单你们也不给,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
    同学:要代表理由不充分,应相信群众
    陶铸:有多少代表为什么不能告诉我,这是正大光明的吗?既然要我接见,为什么不能相信我?
    同学: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先解答文化革命的问题。陶铸:我坚持,你们先提出多少代表,有个计划。同学:既然讲代表就是十五个。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是十五个代表。
    同学:按你的要求,十五个代表座谈,其他同志听一听,今天陶铸同志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都回绝了,怎么没诚意同学: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的
    陶铸: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同学:晓得这个样,该不吃饭,看你出来见不见。
    陶铸:今天讲五个,讲了五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你搞个名单给我同学:原来要排几个重点发言,其他人也可以谈。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五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为什么要逼人呢?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陶:开门见山,我欢迎)首先向你们报,王任重有哪些问题,作为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汇报,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汇报。王任重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有些材料,既有书面材料。文化革命以前谈一个问题,王任重写的《资治通鉴》读书笔记,61年、62年大量放毒,与邓拓唱一个调子,在全党流传,为右倾机会分子一唱一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任重作为当权派,不号召大家学主席著作,而号召学《资治通鉴》,说比水果糖、牛奶更香甜,奉为珍宝,凌驾于毛主席著作之上,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力求古为今用,与邓拓差不多,还有虚假红旗,官木生的问题,他还到主席家里作客。四清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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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双十条,在展览会上大肆鼓吹王任重。搞个人独裁,特意说大,突出自己,凌驾于主席之上。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早派出工作组,而且王任重还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革命引歧途。七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信是黑指示,恐怕是经过你同意的。
    陶铸:怎么知道我同意?同学:是我估计的。陶铸:怎能随便估计
    同学: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清楚。我们要揪王任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王任重打倒。在揪王任重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归根结底,不过这两条。具体来自何方?值得我们深思,反动路线不批倒批臭、怎能斗、批、改。为了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出来,就要把阻力搞清楚。王任重是你部下,老战友,首先让你谈谈对王任重的看法
    陶铸:你先把一个个问题提出来,我一起答复
    同学: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
    陶铸:什么内容?
    同学: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査。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
    陶铸:他没有交出?
    同学: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
    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现在要交出张体学回湖北。
    陶铸:张体学不在湖北吗?同学: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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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我还不知道,如在北京,应该回去。五个代表一起谈出来,我不用零碎回答,你们讲完了我全部回答,既然作为同志之间,就随随便便谈谈。既然是同志,有什么保留,不是摸底。
    同学:五个代表提出问题后、你再作答复。
    陶铸:我回答后你们不满意还可以提意见,如没有时间下次接见,如没有时间下次再开。)(同学:活跃一些,回答问题时可以插话)(陶:你讲话就不让我插,讲话总让人讲完,活跃不是那样活跃:可以作指示)(陶:你们不满意还可以反驳)(同学:你说了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后,我们可能提些更具体会议活跃些,还是团结友好的空气,不必那样紧张,我在中南海还是第一次。)(同学:首长提抗议,也还是第一次)(同学:打人打伤人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反映。昨天被广州重型厂围攻一夜,抓走同学八个,经过斗争才放出,我们的传单被视为毒草,去广州的同学被围攻)(陶:就这八个问题)(同学:逃不出这个范围。)(同学:不要限五个代表)
    陶铸:五个代表讲完后,如不满意,再提意见如无时间,以后再开或采取书面的。你们说对王任重的看法,把王的后台谈出来
    代表:湖北群众起来揭发王仼重的滔天罪行,要打倒他,谈谈你的看法。同学: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同学:11月16日我们封了湖北日报,我们坚决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11月24日你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以后,你们办公室发出的纪要要马上复刊,与我们的记录有原则区别。武汉形势很紧张,省委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稀泥,武斗现象特别多。马学礼组织职工联合会,观点相同的都可以参加(11月26日)提出(1)湖北日报立即复刊。(2)解散工人战斗总部。(3)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11月25日以马学礼为首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五千多工人游行,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在毛主席寿辰前一天发生。我们要求(1)立即解散革命职工联合会。(2)将马学礼等人逮捕法办。(3)省市委必须交出幕后指挥人。张体学被保守派带到北京来,我们要求他回湖北去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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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代表:省市委目前对学生、工人阳奉阴违,达成协议根本不执行。如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张斌停职反省,始终未停。(陶铸插话:“少数派”是多数还是少数)还是少数(陶铸又插话:原来有八千人,现在有多少人?)市委操纵马学礼组成革命职工联合会,多半为党团员和中层以上干部,从成立起,干了很多坏事,大方向指向革命群众,反对封《湖北日报》。工人战斗总部在刘宁一支持下组成的,他们(指马学礼那派)要解散这个组织,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自该会成立之日起,每天发生武斗,打学生时用主席象作封条,用氨气作毒气。搞反革命游行示威。二十五日工人战斗总部祝贺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挂白花游行把死人相与主席象并排,强制市委下半旗这是对我国、对主席极大的侮辱,必须将马学礼等人立即逮捕法办。马学礼的后面有市委操纵指使,必须交出幕后人。要求解散职工联合会这个组织。
    代表:(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61、62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仝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主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
    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同学:红卫报被封后,红卫兵经常围攻,提出赶走北京人,打死武汉人,陶铸的看法如何?听说曾当主编,以后怎么改组封闭应不应该,围攻造反派,你的看法如何?还组织“扫流寇”队,(专赶外地革命师生)串街队,都是打架队应不应该解散。要王任重交出材料,攻击主席思想的算不算党内文件,应不应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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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12月2日接见中南学生时已讲过允许别人偷偷改正错误,是否与主席指示符合。
    同学:金明讲谁勾结红卫兵,后果就由谁负责,谁把中南局情况向红卫兵讲唯就没有好下场。金明作了三个这样的报告,他的这种报告与其它压制群众的黑指示要不要交出。
    王任重是要批倒批臭打击他。对王任重是什么人,对他的历史和在湖北以前的情况不了解,要支持我们要给我们到各地调查的方便。
    同学:王任重给广西师院的一封电报陶铸是否了解?武汉地区有些谭力夫式的人物,要求象北京一样给予法律制裁
    同学:对“扫流寇”队要解散,严重的要逮捕。坚决要求罢王任重的官,撤他的职!
    同学:从中南局抄出谭力夫的讲话(最近印刷)为什么对此讲话如此感兴趣?同学:三点指示到底谁真谁假?给桂林那张电报,王任重讲与陶铸商量的这电报是好是坏,与陶铸商量没有。黑材料要不要交出,强烈要求交出,(湖北通讯)特别是六二年发表《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黄同学:那份电报有没有?怎么发出?能否给我们看看,是谁发的,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矛盾?
    同学:第一个电报说王任重养病期间可不接见革命师生,也不公开检查,是王任重抛出,是中南局电请经中央批准,还是陶铸个人批准?
    第二个电报叫王华天公开检查,半天养病,未看到红卫兵不同意这样做,能否必要时让王整天检査。
    同学:12月12号,接见中南林学院时,认为发转移,销毁黑材料,我说罢官看看(陶:是五月十六号以后,那应该按中央决定执行),黑材料不交怎么办?
    同学:谭力夫讲话中南局印发了二万份流毒很广,至今未作理想检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阻力很大,流血事件事态正严重发展,有必要再回广州作好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那里消息很不灵通,有些学校还未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团能否给中央保持直接联系,及时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指示。广州市运动冷冷清清要求全部造反派去造反,我们准备从北京、武汉带些造反者去,请解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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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陶铸是否负责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阻力那么大。张体学用党籍保证王任重在广州,李一清又用党籍保证王任重不在广州,到底开除谁的党籍
    同学:广州阻力与中南局有关,十二月中南局不答应公开检讨,那来那末大的胆子!广州严重局势,陶铸知不知道?我们让吕少泉打电话,不知是否反映了中南局一张揭发当权派的大字报也没有。请陶铸同志把这些问题解答解答
    同学:陶铸决不同意录音,我们也不打算再录音了,我们通情达理陶铸:好!我们搞一个书面记录。合起来,现在我倒赞成录音,准确一些(这时录音机坏了点)互相都是为解决问题的,我是支持你们的,不要误会,所有问题都能答复满意,也不一定,你们可以再提一些问题,我可以书面答复,或再开一次会,完全解决是困难,回答满意后你们可以早点回去搞革命。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
    (一)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看看。中央讨论,有这样一个初步看法。因为他现在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我只能认识到这里。(同学:中央文革副组长有没有撤?)还没撤,实际工作没让他,还挂个名,实际没有工作。同学们提出应罢官、打倒,罢官不仅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不是,罢官问题中央正在考虑,要主席和林彪同志最后决定。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作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十一月讲的。王任重当文革副组长是中央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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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的,我一向对王任重印象很好,觉得这个人不错,比较信赖的,不是他自己要当的,也不是我提名的,因为我离开中南后,王任重代理第一书记。《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以前他那些反动文章,我未看,只看《羊城晩报》上登了前言性的东西,六月立即有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对他的笔记提出了批评。后来省委把这些人打成反党分子,这个人寄来材料我才知道,认为这是错误的,赶快要平反,于是就平反了。(同学:武大经济系杨家志同志被打成“反党”开除团籍)最近才知道,王任重的问题在这里,很多问题王任重都不向上反映,错误严重就在这里,同志们说:后台是谁,这我已看出,说后台就是我陶铸,陶铸是个大黑帮,要揪出来,还要我接见,我近七十岁,形势看不出来吗?我认为这形势是不适当的我讲,我不是王任重的后台老板,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老板直接指挥湖北省委的。
    七月三日在东湖写给省委的那封信,七月十九日到北京,他的信我未看到,中南局批准后我们看了提了意见,认为有问题,认为要反击5%学生右派,在新华社湖北动态我看。(同学:在宣部看不到大字报,七月份中宣部要派工作队到把七月三日黑信当作学习文件,陶铸是否知道)后来王任重那封信,作为报告给中央,中央把他改了,那时还是刘邓路线,什么“枪打出头鸟”“反击右派”都勾掉了的,发给各地参加文化革命的参考。中宣部是否印了这信,我不知道,如中宣部印了七月三日的信你们可以查。中南局批准时,我们提了不是人家是他的后台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湖北很多宣传都是张体学直接与他联系的,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真正的后台,是否我怕负责任你们可以査。六月一日我来北京后,作为中央常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文办主任,忙得要死,中南的事不管,那时认为王任重是可以信赖,有能力,自己放心,他又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与中央文革很接近,我们只接触了三四次。武大保守派要刘×接见,我们不同意后来马马虎虎弄走了,现在教育部要揪回来。保皇派我没有接见过一次,工作关系是有的,我是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决定由我,谭震林、刘宁一当中南,华东的联络员,他们发生问题来中央解决由我们联络接见谈话,向中央反映。我与王任重的关系是相当紧的,我在中南局当了六年书记,他是第二书记,当然有关系。我在广东,他在武汉,在北京开会时在一起,武汉是九省中心,去得多,但从未在湖北省委直属机关作过一次报告,因为我信任他,认为他工作做得不错,你们可以调查,大概你们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王任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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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书记他管湖北,我何必多管,我主要管湖南,广西广东多一些。他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我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央开会在一起,我不管他,他不管我
    五八年他是三省协作区的组长,我是两省协作区组长,他管的范围比我大。再早我在部队工作,当过湖北军管会副主任,他是湖北省副省长,以后我到广西广东去了。五九年以前我不认识他
    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仼重很器重,很信赖,他讲话比我会讲也很有条理,也有一定的政治工作能力,年青有为是可以培养的干部,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九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当时整个中南我不管了,他不仅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是北京的顾问,是在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和师大附中试点,实际上文革小组根本不知道。六年来,他当中南局第二书记,我对他是很信任和器重的,认为是好干部,我是支持他的。不是后台不后台,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桥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苦,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二)电报问题:电报发了一个他曾来了一个电话,讲了他瘦了多少公斤肝很痛。中央是曾经同意他休养的。后来红卫兵要他交待问题,中南局发来电报说他病得很厉害,是不是让他休养一段,病稍好以后再检查,也得到中央回电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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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插话:是不是刘邓那个中央同意)当时刘邓的问题已揭发,他们在中央已经不担负实际工作了,王任重的养病,没有绎过刘、邓,有的大字报说这是我提出以后,刘少奇批准的,那完全不是事实,而是中南局提出,经中央同意这个电报由我批办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不存在责任问题和包庇问题。
    后来我发觉王任重的问题严重,责成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带了大字报和材料去海南,王任重看了心里很紧张,和我通了一次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要检査,问题是很严重的。他问是否马上回广州,半天时间作检査半天休养。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也同意了。我又给中南局打了电告告诉他们,王任重要回来作检査。他们后来派了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把王任重接回广州,开始和湖北的革命同学见面,听取批判,二十五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我们说,你先回武汉,因为主要问题在武汉,武汉同学对你意见这么大,应回武汉受批判,中央同意。
    (同学:但现在还不老实)你们要批判他,他才老实。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同学:第一个电报是你批发的吗?)是办公厅起草,我批,你们可查一查。李一清给我打了电话,他一来我就批评了他。
    同学:要王任重出来是你见李一清前,还是后打的电话?
    陶铸:见李一清前打的电话,中南局知道这事,我打电话让派飞机去接的关于电报问题,你们要问也是可以,那里来电报,我们起草是很正常的,因那时还去革命嘛,要我起草,我也就那么讲,不存在责任问题,不存在包庇问题,电报是由我批发的。
    (三)关于九月八日我同南下武汉进行革命串联同学的讲话:三点指示我不详细讲了,那九个同学是知道的,原来我把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估计高了。听了王任重的假报告,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以为在中南局几个省、市中,湖北搞得不错,但未发现有这么严重。我讲:第一,我觉得把湖北的文化革命吹得那么高,很不好,要湖北省委端正思想,对武汉地区文化革命作正确估计,看到存在的问题,不要背骄傲自满的包袱。第二,保护少薮的问题,对前段有些学校把革命少数派打成“反革命”,要宣布平反。第三,对南下同学的态度是错误的,要撤销一些谩骂革命师生的传单。王树成的广播讲话也是错误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欢迎他们和外地去串联的学生。当然我也讲湖北省委跟着毛主席是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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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没有讲“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句话,问题在于张体学只传达了对他有利的东西。南下同学只传达前面三点是对的
    四)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刚才你们讲雷行躲起来了,不积极筹备报纸复刊。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你们第一先按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和中央后来发出的补充规定,把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全部交出,你们接过来开出清单,把他烧掉。(同学:我们是指王任重的黑杂文,黑指示等)我分两步讲,我在接见中南林学院和中山大学来北京的造反派同学时说过:如果在补充规定公布以前把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确实烧掉了,而不是转移,那等于他已偷偷地改正了、允许他偷偷地改正嘛!我原则上目前赞成把《湖北通讯》交给同学们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应该这样处理但是这不是一个地区一个人的问题,牵涉到全国的问题,原来的规定上也确实没有讲到党内文件,刊物和五月十六日以前的材料,我可以负责反映,同学们的要求,请示中央决定。各地党委如对抗中央指示,你们可以彻底揭发批判。
    (六)对中南局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八月二十六号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四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①工作组派得迟、撤得早,不象北京那么早。
    ②压制群众不那么多。③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后来湖南一中,来了好多人,八月二十五号开了中南地区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在会上我们讲了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怕字当头,特别对湖南,我批判得很厉害,我对湖南省委保市委、保工作组进行了批评,还指出可以大串连,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但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
    九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九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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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中南局的班子是我培养起来的,为什么没有好作风,问题这么严重未揭露出来,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中南局张大字报也没有,问题当然很大了。王任重在什么地方,中南局几个书记都不肯说,说不在广州可以,应该说在海南岛,本来你们可以不来北京,金明、陈郁他们又不打电话报告中央。李一清来,只说是王任重的问题,但未讲是要知道王任重在什么地方,几个书记都撤谎,那是错误的,这是严重的错误。还有同志们提出,金明的讲话我不清楚,如果这样那是很坏的,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材料,这完全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是极端错误的我不清楚,你们彻底揭。
    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象检査,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査要作深刻检查。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同志们提出,为什么我管主编?因为报纸办得很坏今年月我管了一个月,组织了一些文章、社论,有些作用。同学:中南局现在已同意复刊!陶铸:你们觉得复刊好还是不好?
    同学:现在不是复刊不复刊的问题,而是中南局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陶铸:这我看到一份电报才知道,要彻底揭,以后处理,群众斗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背主席指示。挑动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彻底查办,究竞是谁搞的同学:你同不同意复刊?
    陶铸:我说最好不复刊,看以后怎么样,如改组得不好,就不办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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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要彻底改组!
    陶铸:我支持你们封:办得不好,何必办呢?放毒,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关于王任重给广西师范的电报:这份电报我是看过的,但记不清究竞是在发出以前还是发出以后看的,我再查一査。(注:经査明是王任重起草,送给我看过。同意发出的。我没有修改。)这封电报,是压制革命群众,给韦国清打保票。其中谈到“要警惕敌人挑拨离间,谨防扒手。”更是镇压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严重的错误。我同意了这份电报,我要负责。
    八)张体学在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如在北京,你们带回去。你们查,如査出在北京,你们带回去。如在北京,应告诉中央。省委第一书记来北京,是擅白离职守,怕字当头。
    (九)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我查一查关于“劝架队”今天广州来电话,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中南局、省市委负全部责任。马上把群众斗群众制止下来。(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査一査,严肃处理。(同学:我们缴获湖北省委的《情况简报》是第η7期,专记少数派的情况是黑材料,我们要求把77期都缴出来给我们批判。)(同学:是省委驻京办事处搞的。)要交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王任重、雍文涛、金明、张平化的历史经过就是这样。王任重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我信任他,不是私人关系。金明原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财政部副部长,过二年调去中南局,如讲两句话(即“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结果。”“谁把中南局机关文革情况向红卫兵讲,谁就没有好下场。”)是非常错误的,你们彻底揭。
    张平化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调他到中宣部后来,王延春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张平化自己要求回去请罪造反;中央同意他回去。雍文涛原来是中南局秘书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文办没人,华东调扬×,华北调刘××一个大区调一人,中南调张平化、雍文涛(文办副主任)文化革命中犯错误不少,以前认为不错。社会主义关有些人还过不了,这次要革自己的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同志们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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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王任重是你的第二书记吧,金明、雍文涛、张平化又送回去,你去干什么。讲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当时决定各大区抽一宣传部长,中南抽了两个,张平化已经回去了。在文化革命中能否成为革命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审查大批判,才能考验出来
    关于联络站问题,我赞武汉少数派(革命造反派)搞少数几个人,也不见得每个学校每个红卫兵都要搞联络站。省办事处也被封掉了,原则上赞成全省整个少数派搞少数人搞联络有必要的,按中央规定办事。
    王任重专案小组要中央派,你们可以从你们方面揭发,收集材料,这是可以的,不要中央批准,你们完全有权利搞,没有什么困难。红卫兵介绍信到处都可以去。(同学:要调査他的材料有困难,他是什么地方人?)河北定县,你们到孝感很近。原来在济南工作,谁不让去?经费问题不大,这要省委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省委支持你们吗(答:不支持),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
    (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四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
    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到正确路线上来。你们还可以帮他们改正错误。并且要公开承认,彻底改正错误,支持你们革命,这个问题解决了,彻底批判错误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就大进步。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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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同学:用什么形式)打电话,或你们去,我叫他们来,如中央同意,有点决定作用。(同学:可要马上打,如打人问题)马上用中央名义发,昨天给安徽打电话。(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你们回去,在中南局不能马上决定的,报中央决定后再告诉你们。先把谈话要点整理出来同你们对照,看有变动没有?如能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作用。
    (女同学:广西师院的电报你们要检查)我去查一查,如果事先同意的,我负责任。我记不清了,刚才秘书说是以后给我看。
    (女同学:我们对三点指示这样看,按你的说法南下同学没说后三点,是否是不老实?)我未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三点是否对?)现在看估计高了,现在看来你们没有传达后面三点指示,我看是对了(九月八日会议上叫传达
    九位代表讲的)。没这样讲,我让告诉湖北省委给叫传达,主要讲前三点,承认错误,你们着重讲后三点
    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的,我们是受蒙蔽了,湖北地区搞得冷冷清清,表面上拥护毛主席,不仅我们受蒙蔽了,很多人受蒙蔽。
    (同学:马学礼把矛头指向革命的少数派)我们査査,把事实弄清后,如确属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革命的法西斯分子专门破坏文化革命的应逮捕,让湖北省委、公安部门处理。
    (同学:学生中谭力夫式人物不应该逮捕?怎么办?)
    最近中央指示,你们可向公安机关提供材料,但逮捕仍由公安部门负责。(抓个放一个)如不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就要改组。(他不公平)怎么能不公平有问题就要改组。
    宋涛说张体学是炮筒子,三个月候补期的红卫兵(同学:现在开除了)开除了就开除了,你们彻底批判,完全摆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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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多数派把张体学弄到北京来了)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助去处
    理
    (同学:北京贴了很多你的大字报,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怎样看法?)大字报他贴他的,我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我赞成,走了一段错路,是有错,我改嘛。刘少奇批,不是事实,我不是讲,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我不承认,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没资格接见你们,不当文革顾问。在一段时间内,执行错,我有过错,支持左派不够早,对卫生部门钱信忠,我保过他,八月份已经检讨二次了,何伟我原来还认为不错,现在不保了,丁莱夫也不保了。
    (希望及时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不要找中央文革,他们很忙,这里有地质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你们帮他们联系,你们都是三司的,你们经过三司联系很快,给他们承担责任。有时可写信给我,有线电报也很快,第三司令部我赞成去广州搞个联络站,十来个人,我们告诉中南局,把文化革命搞好后再回来
    从北京、武汉带一批造反派去)陶铸:可以。你们好好搞一搞,专搞些大炮轰一轰,为什么不要李一清来,来了可以当面嘱咐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张体学在洪山礼堂提出抗议,如果这样下去,是非常严重事件,是否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不回答,要总理、江青伯达当面来讲清。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同学插话:共产党员不……作威作福。)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
    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同学插话定要收回,要批判)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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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同学插话:我们态度好不好?)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你在后勤学院向卫生系统作报告讲“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自己打保票,向我们提抗议,说大字报很多不是事实,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说“和好”这些字眼都不适当。
    陶铸:你们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一是未达成协议,一是你进来未鼓掌,好象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前后讲一点,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一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鼓掌)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时间:晚十点二十五分至二号凌晨一点许,地点:中南海小礼堂。〗陶铸同志和谭震林同志同大家见面,会议正式开始后,文凤来同志带领大家起学习最高指示,接着他又代表全体同志讲了话,问首长新年好。陶铸同志亲切地站起来说:“同学们新年好!在中南海给你们拜年啦!”在谈到和我们一起来到北京的还有梁、杜、吴〖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三同志时,陶铸同志立即又站起来说:“他们有没有来,见见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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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忠龙同志代表全校革命造反者愤怒控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的系列滔天罪行和江苏省委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事实。这时,到会代表个个义愤填胸,高呼:彭冲站起来!”“彭冲把头低下来”!彭冲乖乖地站起来低下了头。葛忠龙同志宣读了五项要求后,请求首长指示
    陶铸同志:请谭震林同志先谈谈,他是老华东,情况比我熟悉。先解决这个
    五项要求好不好?五项要求你们同彭冲交换过意见没有?(葛答:基本上是知道的。)(对谭)你讲讲,你讲讲
    谭:我不了解情况,没有研究。(推托了一番)
    陶:你们都是南大的吧?上次是来的一部分,我这是第三次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见面了(指江苏)。也有一次接见保守派,不是单独见的。(葛把南大红旗战斗队的所谓陶铸同志接见他们,并支持他们的“北京来电”传单一份交给了陶铸同志看,并介绍他们不敢公布全文的情况。)那是不对的。同学们一定要我讲,我先讲一点好不好?(站起来讲话)其他的不用讲了,要讲的前二次都讲了,大道理你们比我们懂得多。你们主要是来谈问题。(对谭)我们没商量,我先谈谈个人的意见。
    读五项要求:第一,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同学们可能有意见,你们叫“打倒彭冲”我没举手,你们注意了没有。其实“打倒”就是罢官的意思。(文插:打倒不光是罢官,还要斗倒、斗臭。)彭冲就是不罢官,也在你们南大斗了三十多天了嘛!(插:我们没有斗,只是进行了批判。)斗批也差不多,罢官同打倒差不多。你们的提法有根据的,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这样提。我们没举手,但不是不赞成你们。我们是中央的工作人员,是不能随便表示态度的。我们举手,等于中央赞成,但中央还不知道,毛主席也没批准。对省委,中央不是打倒的问题,是处理的问题,改组就是了,撤职啦反省啦,这个请同志们谅解,这样是不是保皇派呀?你们的要求我们有义务反映到中央。省委书记撤职要中央考虑,省委书记全国只有二百多人。你们的要求很强烈,我们一定反映给中央,要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同意。省文革小组长可能是不能担任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我个人意见,我向中央报告。文革小组长可以先不干嘛,保留省委书记以观后效,做什么事情都要留冇余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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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不要当文革组长了,再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再不行就撤职。你们同意的话就是大家的意见,不同意就是我们两人的意见。毛主席的方针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团结的目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看看嘛!看样子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还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有两派意见,不同意都可以,我们都向中央反映。(插:以后再不改,就非罢官不可!)当然罗不能老错不改嘛,老是不改不行。(文插:改组省文革的问题。)你们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造反总部,到你们成为多数的时候再改嘛。省文革小组可以不行使职权,由省委来领导就可以了,彭冲不搞这个工作了。
    (读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査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政治迫害。)有政治迫害为什么不交代,彻底检査,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读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这个我看,造反派可以代省委去好好调査研究,北京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榜样。只要是人民,都可以享受宪法上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还有大串连都可以,不管是保字号也好,不管是革字号也好,只要不搞地下活动。但打人、法西斯行动是不允许的。西城区纠察队不是解散了吗?(插话:同西城区纠察队就是一样。)你们刚才讲的几个单位,可以调査,如果同西纠一样,就同西城区纠察队一样处理。(问彭冲)这样好不好?(彭冲说:好。)为什么北京能解散,南京的为什么不能解散呢?暗杀、武斗等是对待敌人的,不允许,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允许思想不同。不能搞法西斯行动,侵犯民主,破坏人民的权利,是绝对不允许的。现行反革命可以进行处理,确确实实如同志们所讲的,如果同北京西纠一样,那也一样处理。(凡石同志揭发省委包庇那些组织,反映了多次也不处理。)
    (谭震林同志插话:西城区纠察队也是最近才处理的,以前中央没有下决心,地方也不好下决心。西城区纠察队开始还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受了坏人的操纵,变坏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受蒙蔽的,多数是好的,少数坏的领导人要法办。)
    (读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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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28页,共5150页
    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这个还不好吗?这个是十六条,罢工、打人应该制止,不制止怎么行呢?
    (读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那个八条是我和汪东兴在场,省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当着你们的面,同意的就要履行,否则怎么行呢?我从三司和军区得到些材料,江苏省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比以前有所进步,(万金华同志立即列举事实,揭穿江苏省委的花招)这些我知道,江渭清确实在转变,但下面阻力很大包厚昌、李士英确实支持你们,(万金华同志又举例控诉)徐州一万人提出五个条件,省委征求中央意见,我们要他同革命造反派商量。省委在转,转得那么好不一定,当然有你们的帮助啦,这也是他们造成的恶果。他们转,保守派也很尴尬,不满意。只有坚决依靠坚定左派,来做保守派的工作,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你们南大有多少学生?造反派有多少?(文答:学生、教职工八千多,造反派五千多人。)总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吧?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
    十五。对保守派,你们还要做工作。保守派硬要同我和汪东兴见见面。我们也要做点工作,好吧,就见一见吧。我说:你们确实比人家差,必须承认这一条,你们必须承认错误,要检讨改正错误,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当然左派也要团结你们。对梁、杜、吴,你们过去保他们,现在他们转过来了,为什么要向你们作检查?现在不必去,以后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全校作个报告,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现在不是要他们作检查的问题,而是你们要改正错误的问题。我上一次是这样讲的,两派都是这样讲的,搞两面派还行吗?我们在中央做工作,难道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第一条,我说他们革命精神差,要开门整风;第二条,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革命的,还是应该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你们要团结他们。我们要有革命的气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我们要得到全世界嘛,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团结全世界人民,夺取全世界的胜利。最近中央批了个黑龙江师院关于团结保守派的经验。(下略)这个经验是对的,我看你们可以采取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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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同志插话:希望你们也创造一个新的经验,把南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中央一批拿到全国去学习。)省委要坚决支持你们,毫不动摇地支持你们,你们要把他们团结过来。我就讲这几点,(对谭)你讲几点好不好?
    谭震林同志:同学们,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是第三次,第一次见面,首先是拜年罗,今天是元旦,一九六七年开始,一九六六年过去了。六六年是大变化的一年,六七年要有更大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到底,社论讲得很清楚,社论不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还总结了过去,希望你们把过去的一年的斗争总结一下,求得今年或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把南京以至江苏省百分之九十五革命师生,革命员工团结起来,做到这点要向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学习(陶铸同志更正:黑龙江师院),然后有所发展。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十六条没有红卫兵,没有大串连,十六条讲重点主要是大中城市。现在革命发展了,工厂企业都在搞,除了军队以外,全国都在搞,运动都在搞。运动在发展,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应该向前发展。前一阶段虽有很多创造性好的东西要总结,也可能有缺点,哪个人没有缺点,百分之百的好?最高指示讲要一分为二。要很好地总结过去一年,今年来个好开端,争取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群众靠你们,团结干部也靠你们。革命主要是群众,第二条是相信党,这是根本的两条。关于团结问题,最高指示里谈到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比如,先把彭冲的文革小组长的官去掉的做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嘛,当然还要批评,还有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彻底的,不是弄虚作假的,真心诚意地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相信江苏省委是会这么做的,也应该这么做的,如果你是革命者,应该有这个勇气,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呢?我事先没有跟同志们接触,只能抽象地说几句相信你们根据社论精神,总结经验胜利完成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陶铸同志要彭冲表态略)
    谭震林:一位同志问:“我们与彭冲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矛盾从现在来讲,还没有罢他的官,还没有经过中央的讨论,主席、林彪同志批准,现在的矛盾还没有转化,批准了才转化,现在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读毛主席语录217页第二段)跟彭冲的矛盾要得到解决嘛,不解决就不成了,错误不改正矛盾还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两人没有商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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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请示中央,五条事先也没有看,还要同你们商量。省文革现在看来可以不要了,(陶铸同志说:群众不是不要,而是要改组。)你们同意分两步走,文革小组的事要商量,明天要接见黑字号,(陶铸同志指着手臂比划着说:不是,不是,是黑字兵。)是保字号。(陶铸同志讲:还是讲“保字派”好。)怎么办,怎么讲,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们年纪大了,但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新兵,革命干劲不如你们,你们可以把我们考倒,可以打我们零分,(陶铸同志说:零分也不至于吧!)因此我们要先同你们商量,或者说先请教先生,然后再同他们谈。怎么说要做工作,按林副统帅的话就是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今天晚上来说彭冲还是人民内部的范畴,要转化的话,还要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文凤来:我们认为多年以来彭冲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我们主张打倒,把他斗倒斗臭,中央的处理那仅是处理的问题,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不能决定他的性质,矛盾的性质是客观存在的
    陶铸同志:刚才有许多同志写了很多条子,一个是关于彭冲的矛盾问题,你们把他当作敌我矛盾,同志们完全可以这样提,充分揭露批判,我们赞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央还没有做结论,放手让你们揭,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全国到底有多少,也要平衡在百分之五以内,要有个标准,现在中央没有讨论没做处理。你们认为是敌我矛盾,以后把事实搞得很充分,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今天同你们的看法稍有不同,双方意见可以有些保留,我们大家不强求致,我不强求你,你不强求我。刚才反映的意见,我们反映给中央,我们可以研究。省文革组长可以撤,省文革可以改组,你们认为陈光同志比较好,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至于彭冲的省委书记罢掉,我个人认为还是分两步走。你们还是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做,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然彭冲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们现在拿高标准来讲,是否够三反分子,那还要看
    工作队三位副队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觉悟得比较早,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揭呢?不能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叛徒恰恰是革命行动,他们觉悟了,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很好
    (看了关于林副统帅说保字派保对了的传单后,手里拿着传单说)这纯粹是捏造造谣,(有的同志说要逮捕法办造谣分子)逮捕还是由公安部门去办,你们可以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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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是支持你们的,有的同学讲不能这样讲,我认为开始是不是够呢?那当然肯定不够,根据我的材料,江苏省委下了决心,走出了一步,按着步子,是不是能走下去,还要看,总是有了行动了的,当然不够啦。
    开会问题,明天晚上我们要找多数派就是保守派谈,先找革命派,后找他们谈,我们帮助你们做工作,省委支持你们,他们下不了台,我们做点工作,把两方面情况向中央汇报,把你们的五条报告中央,文革组长能否罢掉,由中央最后决定。兼听则聪,偏听则蔽,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听意见有什么坏处呢?同志们应该相信我们嘛,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相信我们有分析能力,然后再宣布中央的决定,让他们接受教育,安徽也是这样做的,还是要团结大多数的,多数派革命差一些我们要帮助他,中央找哪些人谈话完全有权力,为了开得更好你们不必参加,你们应当相信我们,我们两方面的稿子写好了给你们看,这样光明磊落,也不会把一些词句改掉。
    你们多留几天,把问题搞透,这样更好地帮助你们做工作,使你们的阻力少些。今天是初步地交换意见,是不是到此为止,留下十几个人再谈一谈(葛忠龙同志问及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有的同志提岀罢彭冲这个官)陶铸同志说:那就不必要再搞了,兼得太多了。(葛问到保字号的人把斗争矛头指向敢于造反的梁、杜、吴。)陶铸同志说:那当然不对,他们作了检查,还起来造反了,立了功嘛。(一些同志揭发省委的压制和迫害。)江苏省委要公开检讨,道歉。
    (同学问:他们三人是不是革命造反派)那当然是革命造反派了
    (同学问:彭冲汇报的假材料是不是能给我们批判?)陶铸同志:材料还不够吗?俯拾皆是,到处都有,我们请示中央,如果对你们有好处,个别的文件可以给你们,我看是可以的,但今天不能答复。
    当谈到窦长春回南京批判时,陶铸同志说)对窦长春这个人批判是可以的肯定是必要的,他在北京,不是见中央的,你们跟中央打个招呼就好了。(当谈到黑字兵利用这点大肆攻击我们时)你们有缺点要批评,但决不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当同学们问到是否可以到《新华日报》社去看大字报,《新华日报》社的人说这是中央的指示,中央有没有这样的指示?)我们没有发这个指示,报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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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怎么不能看?我们中宣部不是也可以去看吗?我的大字报也少嘛。具体可以同省委商量。
    集体接见到此结束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记录组整理)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在文教宣传卫生体育系统座谈会上的谈话〖时间:元月一日下午,地点:陶办。参加人员:陶铸及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组织部各部的二个负责人与一个群众组织负责人。有熊复、刘祖春、阮铭、赵辛初、段洛夫、赵秀山、张孟旭孙正、黄树则、陈明光、黄中、王敏昭、张海涛、粟树彬、王树仁、王志强等。〗
    会议一开始,陶铸首先讲了一下元旦社论的精神,念了几段社论。但陶铸没念社论中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段,并只字不提批判刘邓。接着陶铸说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到了,我们大家来交换一下意见,新的一年如何搞得更好,大家提提意见。各部都没有不同之处,都要搞文化革命。这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苏联就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今天文化大革命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在学校、机关,现在发展到工厂、农村,如果不发展,修正主义就不能彻底肃清。这个问题要压倒一切,有的可以关门搞,有的(指新华社、广播事业局)边搞、边生产,卫生部、体委也还存在一些业务问题。人民觉悟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群众对部长和副部长不相信,但不能马上调整干部,组织临时办公室播事业局要组织业务、安全警卫、行政三个班子,还可以照常工作。要依靠左派组织,你们依靠了左派不是搞的很好嘛!就是搞个小组也抓行政工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死不回头要滑下去的!不能搞两面派,错了愿意改这就是一个机会,你们要经得起锻炼,这样才能做领导。我们思想水平很低,经过群众的帮助,才能受到教育,真正地改造过来就好了。他们小将很敏感,运动就要依靠他们。广播事业局你们可以介绍你们的夺权经验!(广播事业局在会上介绍了夺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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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保字号力量还很强,你们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过去你们支持保字号,现在要把人家拉回来,广播事业局战斗团你们要多做工作,哈尔滨师范学院做保字号工作经验很好,你们可以学学嘛
    陶铸问教育部:你们那儿有几个左派?
    赵秀山:自陶铸12月20日跟教育部同志谈话后,形势很好。自李冠英贴大字报、戚本禹同志来信后,左派内部发生分歧,给你贴大字报很多。
    陶铸: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孙正说:卫生部临时党委不行了,工作起来有困难。群众意见很大。有四个原党委成员,可是又有五个新的,群众有考虑的
    陶铸说:临时党委不行了,就不要搞了,靠边站!可以搞个业务办公室抓业务,由你(指孙正)负责,别的部门也可以考虑。以后各部党委不要抓运动了,运动要由群众的左派来抓,搞好运动要有坚强左派队仼。党委要支持左派,要叫他们掌握。对你们的错误要很好检査,不要躲躲闪闪,这样左派就会谅解,就会与你们有共同语
    孙正说:是不是文教政治部的人撤回文教政治部,把临时党委就撤了吧!陶铸说:临时党委是中央批的,不能撤!孙正说:那不是名存实亡吗?陶铸说:就让它名存实亡。会上陶铸还指示过
    中宣部熊复、刘祖春、阮铭负责行政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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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有党委的改成临时党委,没党委的成立临时办公室,不管文化大革命,只管行政业务。
    要教育部也成立行政办公室。
    对广播事业局要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五同志参加行政班子。会议中文化部外地来串联的一些同志到中宣部要求解决安排问题,中宣部来电话找阮铭,阮铭说还是要文化部负责,中宣部没办法,文化部赵辛初说接待任务很重,每个人发十天经费每天七角,财政部不报销,还在交涉,很困难。教育部、体委、广播事业局都反映接待工作困难。陶铸说:北京市委协助解决,以后单独研究
    陶铸问体委:左派是否形成了。体委群众代表说:已形成。黄中说:荣高棠历史问题要调査
    此时,总理来电话叫陶铸去开会,陶铸宣布散会留下中组部和中宣部代表。陶铸在与中组部谈话后,对中宣部熊复、阮铭、刘祖春说:把临时小组组织起来,熊复、阮铭参加。阮铭主要搞运动,行政业务熊复负责。告诉熊复不再兼新华社社长。并说:中央最近让我出去一次,临走前再找你们谈一次
    陶铸便匆匆忙忙离开
    北医八·一八联合总部揪陶兵团整理
    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月五日,现属《革联》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等组织封闭了新华社陶(铸)记革委会,宣告了忠实执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记革委会垮台。当日,还揭露了熊复伪造美化刘少奇照片的罪行。七日凌晨二时半,我们敬爱的陈伯达、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唐平铸等同志,来新华社亲切会见了新华社的革命群众。中央首长的接见,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我们跳跃欢呼。流岀了幸福的汨水。我们欢呼: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我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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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批倒批臭陶铸及其爪牙熊复!江青、陈伯达同志对新华社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并对陶铸、熊复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下面是讲话的全文(根据录音整理)。〗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都好!(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想同志们很关心毛主席的健康。我告诉同志们:很健康!(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来讲,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们这个新华社有几百人?(群众讲:二千多)就是在北京的有二千多啊刚才看起来你们有好几个组织。
    我这次来就是因为这一张(给群众看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露熊复伪造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揭穿一个大阴谋》有的同志就是拿着这张,这张东西我收到以后就跟伯达同志商量来看看同志们。虽然没有调査研究,但知道你们这里好象挺复杂的。(群众笑)当然罗!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是复杂曲折的,不会那么顺利。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就在这样复杂,曲折的斗争里头学会斗争,学会判断哪是自己人?哪是朋友?哪是敌人?我想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给同志谈一下。刚才接到一个信,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赴京代表团。我们想单独地谈一下,今天不在这儿谈,好不好?(群众:好!)有一个同志写的条子,说要我肯定一下,封闭了你们这个革委会是革命的行动,这点我不太清楚。如果这革委会已经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斗争,进行革命了,那么可以改选,也可以部分改选。这点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如果这个革委会是革命的,那么可以不要封它。如果它已经阻碍你们革命了,封了它是可以的(热烈鼓掌)当然罗!革委会里不定都是不好的人,也可能是好的革委会,不过最近出了这样一些怪事儿啊,这革委会可能也有点儿问题(热烈鼓掌)。这个怪事就太大了。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令人气愤,并且是完全是弄虚作假了。这在新闻摄影方面是不允许的,这是资阶级作风。并且是对于我们目前现实的政治情况不符合的。对于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不符合的,这样排列伪造出这么一张照片来,而且在全国发行。大概只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没有登了,很多地方登了,你们自己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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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对了。说“这张照片发出后,在许多省市报纸刊用,新华社还编发了展览稿,在各地公共场合、橱窗展览,这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这是完全正确的(热烈鼓掌)。所以从这一问题上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其他的照片,也是你们新华社搞的,所谓的政治照片、新闻。我感觉到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出现了种种政治事故。你们封闭了目前的革委会,我认为是革命的行为!(热烈鼓掌,呼口号)但是同志们我还是希望你们协商,起封对群众来说这是比较好的,你们可以协商来重新改选,部分改选。决不要再重踏过去有的居心不良的人,挑动起你们相互斗争。你们说对不对?(群众:对!鼓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更多的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今后将尽可能抽出一点时间再来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热烈鼓掌欢呼)。
    有的同志要我介绍熊复同志的情况。我对这个人不了解,不熟悉。不过就他这一段工作来看,我觉得做得不怎么好,应说是有点坏。因为这些照片什么的都通过他手嘛。还有在十月一号的时候又发生口号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群众:知道!)出尔反尔,搞了好几次,搞得群众差一点……红卫兵又要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解放军也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那么,这差一点就要发生误会了。就是因为他这样反反复复,改了三次,是吧?(对伯达)所以这个事做得是不好的。我认为你们现在说罢他官,我觉得还是让他来做检讨好(鼓掌),不然你们没有对立面,(热烈鼓掌)不过有一个情况可以提供同志们,我也没有最后核实,但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核实,就是熊复究竞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有疑问。就是他到延安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是带着一个民先队员的介绍信,这个同志还在他很好。在海军工作,他提供了这个情况,我们还要找他再去核实,已经核实了次。那么他自己的填表呢?就填成是共产党员,并且把这个年代提得更前。所以他的党的介绍人也就发生问题了,这很可能有伪造的可能。当然罗,也可能他是以后入党了,想把党龄搞长一点,或者怎么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既然有这样的情况,他现在又做工作这不那么妥当。你们又说是罢了他,不让他做。我看让他到这儿来检讨比较好。你们说对不对?(群众:对!热烈鼓掌)罢官你们没有对立面了嘛,就是让他来这儿,我们提倡文斗,让他好好来交代,你历史上究竞怎么样?你为什么干这样一些事?指挥人敢干这样的照片?这样的东西他干了一些,不少!现在不要在全国发了,这个影响很坏,可以揭穿他,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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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还是有很坏的影响。……当传单散发可以,可揭穿他,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革命的行为。我就是看了这个觉得你们做得对才来的。(热烈鼓掌)我是来向你们致敬的,米学习你们的(热烈鼓掌)。了解的情况不够多,所以也没有更多的话讲。就请陈伯达同志讲一下吧!(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这个讲话首先是承认错误。我来过新华社两次。那个时期,因人民日报工作组的关系来的。因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来看了两次大字报,是不是这样?(众:是!)有没有跟大家谈过话?(众:谈过!)有没有错误?(众:没有!)不晓得,我现在记不得了,可能有错误。后来,在六月中旬以后,我就说了,新华社我不管了,我这个人工作能力太差,管不了这么多,人民日报都没有能够很好的管,又要管新华社,又要管广播事业局,我不管了个时候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我说,马列主义研究院有人到这里来,我说你们是学生嘛,只能学习,后来听说又当成中央工作组看待了,我就发了很大脾气。我说是什么工作组呀!去学习,当学生,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假工作组,这是一个假工作组,因为这些人我根木不认得他。马列主义研究院来的人,我也不认得他我只是说你马列主义研究院停课,没有教课,根本没有教课。他们到处学习学习,那么到新华社也是一种学习,可以派些人来,是不是他们在这里犯了很多错误?现在说叫他们来检讨。向你们承认错误,要他们来检讨。听不懂可以翻译?(众听得懂!)那我的中国话说得还可以。要不要翻译?(众:不要)不要翻译我很高兴,给大家声明一下:过去如果你们这里有什么中央工作组,这是一个假的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工作组,听得懂吗?(众:听得懂!)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我跟他打了很多次招呼,他们是来学习的,不是什么工作组但是后来听说他们还基本上按照工作组的名义活动。我说把他们调回去!是不是已经照着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有工作组这个名义,我说是把他们调回去。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自称工作组!你们到好,黄袍加戴,给加上个工作组!他们(指群众)不知道,认为是工作组。
    伯达同志的秘书插话:
    派马列学院的同学来,当时给新华社负责人再三强调是来学习的,没来前就说过的,是学习的,不是工作的,讲过好几次。是我经手的。伯达同志派马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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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学院的同志来,是伯达同志跟当时的新华社的谁讲过的,不是工作组。来了以后不许参加新华社工作,不能干预新华社文化革命运动,是来学习的;可是马列主义学院的秘书长赵××打了几次电话,请示伯达同志说:“我这儿没事,是不是也到那去当工作组组长去?”(笑声)后来伯达同志批评了他一顿,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他也没有搞成。后来伯达同志要离开北京,他又请示,他说到新华社的那些同志和谁联系?向谁汇报工作?伯达同志说:“给谁也不要汇报工作,和谁也不要联系,就到那里学习就行了。你们在这研究院里没事,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讲到那里去学习,当小学生”。经过就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成了工作组了后来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开万人大会的时候,陶铸同志当时就跟伯达同志说,你也派了工作组一一新华社工作组,我当时听了非常生气,因为这件事是我经手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一定要说是工作组。(伯达同志插话说,而且是中央工作组。)后来谢平仄犯了错误,新华社同志写了封信,后来伯达同志发现了,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生气,后来给康老看了,说那里是工作组!谢平仄是什么人?(伯达说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没有见过面。)当时叫我给赵××打电话查这个人是什么人。根木不了解这个人,谁叫他当工作组组长的,后来说马上把他撤出来,撤回去检讨。后来把在新华社的马列学院所有同志都撤回去。他们在这里闯了祸,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刚才同志们还一再强调是工作组,实际上不是工作组,陶铸直也强调这是工作组。(群众:这是陷害伯达同志。)这是个阴谋!(群众这是阴谋!)
    伯达接着说:
    我在这里就没有派过工作组就是了,如果有,是假的就是了。不过,我已经来过你们这里二次,以后再没来过了。总之,这个官僚主义的帽子总要戴上,今天晩上我老实说我已经吃安眠药好几个钟头了,江青同志提议说来看一看大家见见大家。这有两个传单:一个是揭穿一个大阴谋,这个照片,是新华通讯社新闻造反团揭露的;还有一个传单是新华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发的。新华社革命群众造反行动好得很。因此江青同志建议来看看大家,我同意她这个建议,同时向大家进行自我批评,就说明我有官僚主义嘛!可能我的官僚主义不只是在你们这个地方,好多地方。连人民日报在内,人民日报我也不大管了。无形当中工作组就消灭了。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大概干了一个月的时间吧!仅仅干了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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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六月一日开始,换掉吴冷西,吴冷西搞得不成样子了。把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报搞得一塌糊涂,搞成修正主义的报纸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人民日报,大家帮忙。大概搞了一个来月,可是我们这个工作组慢慢地消失了,就请唐平铸同志代理总编辑,我呢,他要问我一下,有时我就回答一下,有时也不回答。官僚主乂,总归是官僚主义十足就是了。给大家说,我拥护你们这两个传单(鼓掌)你们这两张传单好得很!(热烈鼓掌)
    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这两个传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它,识别这种……(江青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卑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这是我们党的,毛主席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揭露这种阴谋,这种歪曲。我们党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我们的革命传统。实事求是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尊重事实的传统。有人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想把这个传统抛弃掉,想篡改这个传统,这是很清楚的嘛!这些图片,就是很清楚的嘛!还有电影
    (戚本禹插话:还有些电影,我把情况说一说吧!主席接见几次,拍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在审査时,发现他们在拍的电影当中,他们突出刘邓,把刘少奇、邓小平的画面搞得很大,形象搞得很大。当时,江青同志、伯达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才不得已作了修改。
    所以,我们看的很清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华社这个斗争很激烈的。在一切文艺界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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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你们挺身而出,来揭露这些事实,我们感谢你们!(掌声)至少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识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样搞阴谋。这些照片你们还有一些还可以找出来,作为教育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我这个讲话就完了!可以了吧!太长了吧
    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的谈话
    〖周总理于一月七日早上一时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总理问了许多代表。摘要如下。〗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陶铸同志要检査,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査。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总理问一个中国留古巴学生情况说:“世界革命红卫兵”现在还不能发展,修字号国家害怕,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要,民主国家的左派、中间派都害怕,因为这是个红色的种子。如果出国的留学生都搞这个,我们到外国是找同情分子,如果把这个名字亮出来,他们(别的国家)不敢要了。我们要重实不重名。外国可以因为你这个名字,找理由拒绝你到他国去留学。你们最好不要亮出这个名字总理问北师大一代表关于军训问题时说:到工厂去的同学可以通知他们,让他们回校。时间紧,政治靠你们自己学。左派可以适当留工厂一部分,一般的都回来
    总理问海陆军代表时说:现在你们干革命有有利条件,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也有不利条件,就是你们革命上面直接压力太多,这就靠你们自己闯一闯但总的说来有利条件是多的。代表答: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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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北京医学院代表关于整风问题,代表答:北医八·一八在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先整风。随后保守派也整了风。他们整了风就团结到一起了。到十五期社论以前,他们相当一批人炮轰中央文革或赞成炮轰中央文革。
    总理插话:这是他们反革命面目的一个大暴露。现在怎么样?代表答:现在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总理点头。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陈伯达
    主人没到,我们客人先到了。(主人指新任新华社社长胡痴同志)我们前天晚上来,你们就出了一张号外,说话是随便讲的。你们新华社文章应该斟酌一些,我这个人对中国文法是不通,你们(出号外)无非是要说明这个问题,要不然为什么要出号外呢?是不是这个意思?(答: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应该严肃些,第一次可以原谅,第二次再这样就不好了。发行了多少份?应该让我看一看再印(王力笑:新华社的消息很快!)是不是成了路透社了。中央文革决定胡痴代理社长。他还没有来。(因为等胡痴来,陈伯达同志看了看大会会场,横幅是彻底批判张海涛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谈到张海涛同志。)
    张海涛来了吗?(张:在)张海涛从印尼回来的,在印尼干的不错,不要打倒,应该给一个改正错误的杋会。(众:鼓掌)我不认识张海涛,但是听说他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可能这几个月和大家相处的不是那么好,是不是骄傲了?是上了陶铸、熊复的当了。王唯真是从巴西回来的,一个人要经得起考验,在敌人面前是勇敢的,这样的人要好好的团结他,有错误,有缺点大家帮助他,批评下可以嘛!(张答:完全可以)我前天晚上来,也希望你们批评。我官僚主义80%大概有,不要客气。80%的官僚主义,因为我只来过两次,给大家宣布一下中央决定王力、唐平铸、胡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胡痴同志代理新华社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担任你们的副社长,可以吗?(众答:可以)
    胡痴同志是解放军报的总编辑,他那里的事情也很多,还担任解放军新改组的文革小组成员,他比较忙,日常的事务工作由王唯真多做一些,可以吧!信任不信任?(众答:信任)一个工作做得不好,可以改嘛。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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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现在的文革合适不合适,要大家决定,看大家的意见,你们认为要改选就改选,不要按我的什么话去作。我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就是这样,担任一段就改选,不能选上你就一辈子都当了。象袁世凯终身总统,一辈子总统都选他。张海涛的工作再商量,王力、胡痴、王唯真同志和大家商量,这样行不行?(答:行)但是主要的是靠大家的积极性,如果大家都躺在几个人身上,不管那几个人多么高明,也搞不好,我们是依靠群众的力量,赞成不赞成?(答:赞成)你们的号外,没经过推敲,字稍少了一些,糟了,主人不来,我没话可说了,大家讲嘛!随便登台演说,可以的。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你们现在有谁要登台演说(社内有几个人上台讲话)。
    在宣布中央决定后,伯达同志后来又讲
    有不同意见,有意见可以提,建立的是一个临时的工作班子,人选大家再研究一下,领导小组,领导班子不宜过大,是不是,你们也酝酿一下,挑选一下,我们也在研究一下,二方面结合就可以搞出一个名堂,再由大家通过。文革是不是垮台了?(众答:是)文革再酝酿重新改选。你们这么多人可以选出个好文革,你们有多少战斗队啊?一百多个?八九十个?十个人就一个战斗组啊?这样能不能战斗啊?你们根据什么划分战斗队呀?(众答:根据观点)什么观点?
    有点事情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前几个月清华选举文革小组时,王任重提出一个谬论的方案可以自由结合每十五个人选一个代表,自由结合不管你什么条件,什么班,十五个人一个代表这个办法妥当不妥当(众答:不妥当)他还挺得意。以为自己首创个好办法,实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选举!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分化的?(众答:工作组在时早就分化了,陶铸问题揭出后更明显的分化)你们还可以辩论一个时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终归你们要联合起来的,小团体太多,不好作工作,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还要团结大多数,所以要看斗争的大方向是不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当然不能结合,如果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可以联合。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如果大家高兴,你们十几个人搞一个小团体,自己当首长。当然“舒服”了,我也不反对,不过从革命的根本利益上说我不赞成,我建议还是应当联合起来。在这几天里面有两个大会,一个中学的,一个大学的,我说的话都很简单,最终论点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还包括其它劳动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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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起来,可以不可以联合起来?(众:可以)在毛泽东思想大旗下联合起来或者你们还有问题闹不清楚,还要争论一段时间,我也不勉强,争论极点,物极必反,那时候可能就联合了,所以你们现在还可以贴大字报,在这个台子上不同意见还可以讲。只要不是反革命,不要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平反的问题,以文化大革命以来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这些还是要平反,不平反是不对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整群众的黑材料都要当众烧毁。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绎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从今天人民日报刊载的上海十一个团体告全市人民书就看清楚了。我这里不再多说了,就完了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仝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王力
    今天原来要和胡痴同志一起来的,刚才到处找他也找不到,现在才知道他在同几千名群众谈话,回答问题,出不来了,因此他今天就不能参加这个会了。因为我和伯达同志有别的事情,就不等了,就开到这里
    现在我再讲一讲,伯达同志已经讲过,新华社由胡痴同志代任社长,新华社事务工作由副社长王唯真同志负责,胡痴、王唯真同志和革命同志一起商量提出名单,再征求同志们意见,建立领导小组,负责新华社的日常工作,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经验,各单位的工作都要由革命同志自己掌握起来,刚才伯达同志讲了三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宣布就这些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地点:人民大会堂。被接见的有造反派学生、工人、军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胡痴等同志。〗
    接见开始时,王力同志宣读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拟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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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文件是《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第三个文件是《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在会上向大家征求意见。文件宣读后,中央首长讲话陈伯达同志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
    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仝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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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人民日报》有过一篇社论,社会主义革命须要经过许多阶段,譬如说推翻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营企业,他过关了,三五反时他马马虎虎过关了。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也是马马虎虎过关了,
    九五七年后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头上,他没沾边,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在礻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告诉我们是一个长时期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还是存在的在思想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剥削阶级几十年,它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话: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啦!)当然跟东欧、外国比较就是一个大国啦(江青同志插话: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影响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受考验,能不能过关还要继续受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我讲的是否太长了,请周总理讲。(周总理说:不长)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总理:好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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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的话完了。
    伯达补充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査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江青同志讲话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学,也有的同志写信来说自己犯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按照大方向和反动路线作斗争,检査自己的错误,我想你们会归队的,大家也欢迎你们归队。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为最近我们接见工人较少,一时提不出名单来,大多都是同学。今天我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锋芒应该集中,不要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扫一下,否则会扰乱我们的阵营。日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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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我们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十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二十五辆自行车、五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众:回去马上就退!)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总理:工厂区有问题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义,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刚才伯达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我想补充一点,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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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米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
    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聂荣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检査,同学们反映说好。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他们三个人在东北整林总的黑组织,他们也整过聂荣臻同志。吕正操跳出来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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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杀手锏,使铁路瘫痪,这个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学们要作这个工作,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岀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同学答:“能!”)除了这个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当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可以改变!)那就好了。现在外地来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有的同志要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上交到北京,负担太大,我们能保证这么多人吃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经济稳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抛出了经济主义,你们应该做工作宣传,如“十六条”、“农业十条”、“工业十条”。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文汇报》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破坏生产,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吗?(众答:不能!)要动员劳动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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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讲这么两个问题,敌人的新花样,第一是用经济主义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象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査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当前两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新的阶段,刚才王力同志念了几个文件,这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大事,我们在一、二天内也要发表,中央还决定给上海工人一个贺电,祝贺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不仅是上海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工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基本方针是适用的,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文件很重要,中央有个军训文件,上面有一句话,“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的。所谓革命性,就是充分发扬我们革命的首创精神。所谓科学性,就是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调査研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没有磅礴气高万丈的精神不行,但没有毛主席的调査研究也是不行的。刚才江青同志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铸与其他同志进行了分析,就是科学的分析。所谓组织纪律性,就是革命的纪律。刚才见文件,八号冲中南海的西门,这不对,不合乎林总讲的组织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墙冲进去,革命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只能使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高兴,“三性”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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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査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现在有一小撮人想搅乱这个阵营,企图混水摸鱼,竟有人把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这是什么人?(众:是反革命!)应该怎么办?(众:抓起来!)他们这些同志有过错误,甚至严重,但是反对彭罗陆杨,坚决跟毛主席走的,主流还是次流,要分清,他们有错误,这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可以批评,他们也应该检査,但问题性质不一样,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江青讲的两点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挂帅,收买腐化,我建议把不必需的东西退回,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现在有些谣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主席有三条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副治,反对毛主席、林总的。他们讲得活龙活现,而且说是总参一个人宣布的,这是谣言,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种种情况下,狗急跳墙,(江青同志说:他们把矛头对准杨成武、萧华同志)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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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
    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
    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臧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铁道部住满了外地来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许多工作,把150万人组织起来,形成联终系统,一直搞不好,一个学院把他(吕正操)揪去了,后来又把他揪到长辛店,他就要我打电话,我在那里休息,新年他回来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回到本单位去,这件事一定要考验吕正操这些人,给他一个短时间,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绩来。现在工交口一半给余秋里,另一半给谷牧,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将来要检讨。谷牧现在到大山县去了。现在让李先念抓,我亲自抓。这样的领导(指吕正操)观察他一段时间。
    为什么铁路岀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3000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象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是毛主席提出来要学习的,的确是一面红旗,去年炼油达1300-1400万吨,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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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大庆职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国的支援;第四当时挂帅的领导是余秋里同志,后两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离开大庆来北京,他们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现在,工委经不起考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串连,结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万人的地方一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岀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
    还得把这面红旗举高,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二十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仝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江青同志插话:上海这种联合可以推广北京有个什么联合委员会,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这纯粹是造谣;上海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们先看到,并且命令立即公布,怎么能说主席不在北京呢?还有更荒唐的谣言:什么主席批评了××,什么连江青也批评了,什么主席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发表了三条指示等,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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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煤炭部的张冧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毕业生问题、半工半读等问题,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们说了
    总之,这次和大家见面,我说得多,以后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让文革小组跟你们谈
    江青同志讲话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亮底,很信赖你们,这是
    我们现在小组的
    成员、总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请你们帮助做工作,不是责怪你们,而是向你们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赞美你们的,我们现在成了救火队了到处去救火,所以希望你们协助。
    回答两个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并为北京公社,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合并很难,应该在革命的行动中结成战斗友谊,逐步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如果不在实践中去分辨同志,联合就不巩固
    另外,有同志说今天有保守派参加,这个不怕,因为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揭发改正错误,归队,我们是欢迎的。第二个是坚持错误的,如昨天晩上陈伯达同志本来可以早休息,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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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晚23:30,地点: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康生、肖华、戚本禹
    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实习生出席〗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査,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12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仼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査,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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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岀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
    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岀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木书》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仝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哉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岀版社岀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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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
    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
    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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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②,很眀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砉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夲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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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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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
    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郜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0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从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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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仝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1)(2)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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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所以
    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仝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
    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
    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阶级直到搞“仝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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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
    ”①⑧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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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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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
    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
    以后应该釆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
    资本家有
    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主观第二”②⑤。完仝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仝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岂不成了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岀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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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镋,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妺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
    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
    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②⑧,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岀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
    大
    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②⑨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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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③⑩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口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木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
    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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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2)(3))一九六○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凊”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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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③⑦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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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③⑧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岀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木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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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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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別,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査硏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乂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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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时代中学陆荣根《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木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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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査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岀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冋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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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大大太
    刖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陶铸自己说不替共产党和毛主席做事。他埋怨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人们议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说社会主义制度"阴森森没前途"。他反对搞阶级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对于这样的人,必须重炮猛轰
    《太阳的光辉》是陶铸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里第一号大毒草。这篇文章要仝国人民议论,还要在报刊上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陶铸说:广大人民群众"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把领袖比作太阳,只有毛主席。大概陶铸觉得还不够明显,用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谁都知道这首歌,跟着的一句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陶铸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埋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才是事实。陶铸说的"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这是对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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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得很!陶铸扬言要广大人民公开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过失"、"错误",这一切只能表明陶铸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能允许他这样做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陶铸一面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有"错误",一方面又攻击某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等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陶铸攻击的是毛主席和其他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员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胸襟是最最宽阔的。毛主席最信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毛主席也最最谦虚,最善于听群众的意见。毛主席是全党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谁都心里明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
    陶铸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丝毫挡不住万丈光芒,只能暴露陶铸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民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一切反对毛主席和共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大毒草《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中,陶铸说:"党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岀’我领导岀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两个人的语言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都爱看色,都恨共产党。
    陶铸攻击党员同志说:"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仓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这就是有名的高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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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三次用了黑帮分子夏衍用来攻击党的领导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相声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家请人演戏。当演员演到关公过五关斩
    六将时,韩复榘的父亲说,关公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部下,不准到山东他儿子管辖的地方去杀人。山东好汉秦琼,是他儿子的部下,一定要秦琼打败关公。陶铸把那些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而所谓"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干预太多,瞎指挥"的同志,比喻成韩复榘的父亲
    陶铸说:"这些部门(人事部门)最大的缺点是在对非党干部的看法上,对非党的团结问题上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对干部的看法,要建立在德、才兼备上面干部当然要政治可靠,也要有才能才行,反之,一点才能也没有,这个人有什么大用呢?
    那位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
    位要急需调整,一个说有严重偏差,一位说不相称,一个说要才能,话挺投机,都是一丘之貉
    陶铸说:"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高人一等","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够呢!
    这些东西是从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那里批发下来的。
    陶铸说:"不能人家一谈工作上的缺点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帽子一扣,谁也不敢说话了。这还有什么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呢?这还叫什么党的领导呢?
    这和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空气沉闷、乱扣政治帽子,大家不敢讲话"唱了一出双簧戏!怪不得陶铸把这篇文章收进书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陶铸说:"今天我们做的事业,不是替共产党做的,当然更不是替个人做的做的都是人民的事业
    大家都明白,为党为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陶铸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陶铸把毛主席、共产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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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对立起来,多么恶毒!让我们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从储安平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个人是指毛主席再听一听右派分子曲北韦的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这是对陶铸的话的最好的注解。
    大毒草《太阳的光辉》是一九五九年写的,正是大跃进时期。文章里说:"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
    大暑天″就是大跃进的代名词。按照陶铸的那个混账逻辑,就是大跃进使人们流汗太多,太苫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比喻上用的名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某些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指的就是大跃进"过火"。陶铸胆子倒真不小,竟然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议论大跃进的"错误"。这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邓拓的论调?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也攻击了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朝气。他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期冲天的革命干劲,都比成″松树的风格″。而其松树的风格充满了粉身碎骨″,"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吃的是草″,"不顾个人的健康”(注意多少人")"苦干着",等等,等等。多么奇妙的语言,多么恶毒的攻击和诽谤!难道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吗?七拼八凑,指桑骂槐,资格够老的了
    陶铸还借一个农民家里墙上"天官赐福"四个字,说现在农村还有《抓壮丁》戏里地主李老栓的"天地君亲师",攻击解放十几年和人民公社八年来我们思想工作太差。他还说广州三元宫烧香,前面中山堂,科学馆讲科学和革命道理,而反动的迷信的三元宫"吃得开",以致说这是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讽刺是针对人民的吗?不是。是针对敌人的。陶铸对人民如此恨之入骨,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陶铸把革命现代戏里所反映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悲观,没前途,阴森森″,一团漆黑。陶铸说社会主义制度″没前途,阴森森″,资本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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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岂不是"有前途"、"光明"了吗?陶铸长着的正是一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面孔!
    在大毒草《革命的坚定性》中,陶铸还散播了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他说:"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信心,对能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尽快地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怀疑。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看法上。"又说:"哪怕他是坚决反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也模糊地有点相信社会主义"。这是陶铸反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供状。
    在《松树的风格》中,陶铸又大谈松树的"冻不死","旱不坏","淹不没吹不倒",不管"严寒霜雪″、"盛夏烈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宣扬反革命气节,借此给右派分子打气。
    陶铸企图鼓动作家反对我们的政权,他先说创作不繁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马上又说古代杜甫在越苦时越悲愤,越同情人民,越能写岀文章来。随后就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不能鼓动人民起来憎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权。"马上又反过来说经济不繁荣,受三年自然灾害,创作繁荣很困难。就这样颠三倒四,欲吐又不吐。收进书时删了中间一大段,真是心中有鬼!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主席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陶铸在《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说:"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级,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革命基木完成了?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这是两个大问题!照陶铸的说法,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在这本书的《<西行纪谈>序言》上,陶铸竟胡说发展生产是一切问题的中。他说:"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没有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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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按:实际上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
    陶铸的话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一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时说的。毛主席在一九
    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后,陶铸在一九六四年出书时,对其它文章进行了大量增删,而对此却不动不删,当然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如果按照陶铸的说教,成了"生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种比"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更危险的调子。谁都知道,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做的界限,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分清。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末为什么有些同志办了坏事呢?为什么有些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因为他没有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放松了阶级斗争,生产也搞不好,难道这种例子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如果照陶铸说法去做,没有不把事情闹坏的。陶铸把一切都拉到发展生产中去了,把生产说成了一切问题的中他之所以制造这些荒唐的言论,就是要使党和人民忘掉阶级斗争,让阶级敌人放手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中,陶铸有这么段话:"至于说老是搞运动,这要看怎样理解。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但是否定运动,这是错误的)。"而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时,括号内十一个字是没有的,却是:"今后应当尽量少搞运动,但是完仝否定运动,也是不妥当的。
    这些话针对谁说的呢?请看此话的前面:"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见:肃清反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共产党老是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是要检讨。中国古语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搞,我使吃不消,受不了。
    陶铸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大喊大士可杀,不可辱”干什么?这不是标明他们反对共产党?士可杀—反革命知识分子不愿受共产党领导,宁可死,也"不可辱″——一共产党不要搞运动,不要批判,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毒害中国下一代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何怕运动?胡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和这一伙相似极了。"士可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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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辱″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毒气,影片《桃花扇》充满了这种毒气。陶铸和他们伙一个鼻孔出气,和这些极右分子一齐叫嚷少搞运动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明了什么?陶铸保护他们过关。
    陶铸说:"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实际上,解放后,的的确确是″"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党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斗争。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齐声欢呼好得很!广大工农兵、学生、革命干部揪出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好得很,陶铸却说"当然不好",意思是糟得很。陶铸反对搞阶级斗争的面目露出来了!
    在文艺战线上,陶铸配合了周扬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繁荣创作的意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后来收入《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作了许多删改,达几十处
    三千字之多。怎么不令人怀
    疑?
    一开头,就把"田汉同志"改成了"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在同本书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次讲话里说周扬、陆定两个人报告很重要,要大家好好学习。为什么把田汉的名字划掉,而没把周扬、陆定一的名字划掉?按照常识来说,田汉请陶铸讲话,如果两人没有内线,不必划掉,因陶铸讲话准确,和其关系不大,理解为一般的请人发言;而说周扬、陆定一讲话很重要,标明了一定程度上陶铸的支持。这只能表明陶铸心中有鬼。陶铸要隐掉这条线,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开会时期的线。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羊城晚报》上,有对田汉的假批判材料。陶铸以为大约周扬、陆定一揪不出来。但是他想瞒,瞒不过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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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陶铸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作的《关于文艺下乡》中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陶铸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书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印的,话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说的,会没有听到毛主席指示吗?肯定不会的
    陶铸沿周扬的脚印走路。周扬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陶铸也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意思是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这是十足的谎言。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说:"他们是好同志。"陶铸也说:"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
    这不是明明在攻击我们党没有给作家合理待遇,压迫作家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揪出那么些牛鬼蛇神,其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陶铸还嫌混进不够多,还要拉进一批来。什么"改变原来的决定",就是替右派分子翻案。对于那些实在没法为之辫护者,也一律得拉进队伍之中
    陶铸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文艺批评。他提出:"首先,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后来改成了首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又把作品分成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实际上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陶铸把毛主席说的六条政治标准提了一提,马上又提出打破条条框框。其实正是要打破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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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还说要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准备一个"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文艺工作有特殊性,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九五九
    九六三年,毒草
    放得够多了,陶铸还觉得不够,似乎特别爱脏东西。"简单粗暴″、"乱扣政治帽子"、"不顾特殊性″,等等,正是周扬攻击革命同志时惯用的。
    陶铸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写出东西来,先在小范围内请些专家来看看"。党委书记和人民,提意见只能作参考,作者有不按你的意见办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批评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只有坚持批评,才能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放弃文艺批评,就会让资阶级思想找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个斗争必须要坚持下去。
    陶铸不提为工农兵创作,全文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字样。原文里只提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一句,随后又说:"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把前面否定掉了。因为他所提出的"自己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写工农兵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宣传毛泽东思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不多写工农兵。陶铸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到工厂、农村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讲话里,对下乡演出人员说:"不要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就不参加也可以,因为演出木身就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劳动了。陶铸就是反对和工农结合。
    陶铸说:"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党委写一个决定,发一个指示,就马上写个剧本、写篇小说为它服务,这是不行的。"陶铸还大力宣传"有益、无害、有害”三类作品。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和周扬在一起鼓吹"题材广泛论"与"间接配合论"。这是反动的理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部分从事戏剧改革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戏剧来了个大革命。大批革命现代戏出现了。社会主义和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上台做了主人。本来很喜欢看戏的陶铸却觉得"味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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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
    常把社会主义等带有政治性的词一概叫做"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是周扬一伙。陶铸和他们同音。戏里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标语口号式?戏里有标语口号式的话(事实上至少是陶铸一伙硬给安上的),只是没有艺术力量,但政治观点是正确的,陶铸却认为不正确(不去分辨两词)。唱社会主义,当然有思想感情——一热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思想感情,不就是有那么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吗?陶铸连我们平常说话都定了框框:说社会主义"还可以当然更不用挂在嘴上,记在脑子里。戏里唱社会主义,陶铸更反对。陶铸对社会主义如此恨,如此怕干什么?
    他说:现在舞台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红灯记》里正面人物衣服"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乍一看,陶铸真关心劳动人民,衣服穿得差一点,就提意见了,其实是扯蛋!
    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说的话,才是他内心话。他替大毒草《胆剑篇》里侮辱劳动人民的行为——使劳动人民下跪作辫护。叫化子穿绸衣服,严重脱离了现实,抹煞了阶级差别。在革命现代戏里,劳动人民打扮得并不难看,只是穿了合乎生活的朴素的衣服,这不很好吗?布景化装也是这样,非如此怎么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色,怎么能体现他们的革命精神!解放前铁路工人李玉和家穿灰的黑的不合乎事实吗?不,合乎事实。他的家也应贫苦一些,否则还象穷工人、象革命者吗?……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就是美,这是资产阶级的美。现代戏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我们做了很多艺术加工和处理,陶铸诬之为自然主义〃。陶铸从有色眼镜看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工农兵是不美的,陶铸的"耳朵眼睛都不舒畅"。
    陶铸还说:"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陶铸在下边还大谈其历代统治者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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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残暴手段,又加了一段我们为革命阶级利益应该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意思是也粗暴了。陶铸的说法真是太恶毒了。
    陶铸把毛主席和共产党比做"宋朝的统治者″,把文艺工作者比做受压迫者,把毛主席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称为"逼上梁山",而把大家都说成不喜欢现代戏,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是"自觉的",都是一个个走投无路,因为不准演牛鬼蛇神,被逼着走社会主义的路
    广大工农兵欢迎现代戏。一部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艺界有一批右派分子,逼与不逼,刺激与否,都改变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性。他们伙右派分子要妄想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现在他们的美梦正在一个个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陶铸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再版《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纯学术讨论的圈套,为"三家村”打掩护
    在六十七页上确是妙趣横生:″有人说:关于《红楼梦》问题,俞平伯只写篇文章,你们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你们把对《红楼梦》有研究的俞平伯骂得这样,把俞平伯搞得几乎混不下去?我们也认为,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是有研究的;但他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的。当然,这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学术思想论争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愿意再讲,他可以讲的,愿意发表文章,他可以发表的,如果他不服,也可以反驳的。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雷,陶铸就下大雨。前面说有研究,点头称是;后面说骂得厉害。陶铸暗里应声:问题不大,人民内部问题也还可反驳。真太照顾。这可以说纯学术问题,同理可得《海瑞罢官》也是这样。
    陶铸把胡风、胡适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事也列入"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既然陶铸出版此书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而当时正在开展的讨论他一定知道的,如果改正错误还来得及,为什么这时要坚持下去呢?岂非和吴晗穿一条裤子!
    陶铸说:"在还未揭发胡风是反革命以前……这时我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作为学术思想问题来对待的。"中山大学一个教师说:’胡适的论点是否错误,要等到二十年后才看得清楚。’我认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学术思想论争,是作为学术思想上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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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在暴露以前就散播了大量反革命言论。胡适是老牌反共反人民的家伙。他们的思想全是反共反人民。在陶铸嘴里一化,马上变为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那位中山大学先生说胡适观点不错误,当然包括反共反人民。那位先生要坚持一、二十年反对立场。因为都是不替共产党做事的,所以狮子大开口
    十年也可以。陶铸还加了一个特别重要条件:学术问题是个人的小事,不关系到国家大事。胡风、胡适可以作为纯学术问题,吴晗当然也是纯学术问题,不必兴师动众,声讨牛鬼蛇神,这样,陶铸的朋友就过关了。让牛鬼蛇神自由泛滥,中国不就是要变颜色了吗?
    五
    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陶铸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要我们大立"公"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事应该管,每个人要管。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陶铸却拚命要立"私"字,让青年和人们圈在个人小圈子里,不管国家集体,大力宣扬个人成名成家和不要思想改造的陈腔滥调。
    最近大家都知道蔡永祥同志抢救列车的事迹吧!可陶铸却认为不救也可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命名"欧阳海班"会上说:"欧阳海同志既不是驭手,也不是炮兵连的人,要是他没有去抢救,也不会负什么责任,领导上也不会因此批评他。″"象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有可能成为我们部队的将军。"
    照此逻辑,蔡永祥也根本不用去救列车。欧阳海如果老念着当将军,不会负责任,不会受批评,会去救吗?蔡永祥会去救吗?混账话!这是个人主义!
    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和毛泽东思想对抗
    每一个人必须从小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陶铸妄想使下一代不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在下一代中间自由泛滥,他说:"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在小学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中学也早了一些,到了大学……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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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陶铸唱反调:"青年人与成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比较单纯的(纯洁的
    九六一年版),尽管有些人(他们的——一九六二年版)
    家庭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港澳来的学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洁的、力求进步的青年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资木主义世界出来的青年人"纯洁″得了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里,一说到青年人,总是纯洁的。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谣言公司放出来的,陶铸为什么也放此气?只有为了达到使青年不改造思想,以便实现和平演变
    陶铸把毛主席提岀的学习好变为功课好,鼓吹读书第一位,说政治不好,功课可以学好,至多"不完仝"。这是唯有读书高的老古董。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并且不让多,叫做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吗?就连这点时间,也反对和工农结合,去专心学最重要的生产知识,以便发明创造。劳动好只是一些"鼓励法″。算什么话?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照陶铸的话,大学生是高劳动人民等的,是"孔夫子"(这恰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讽刺),都是要成名成家,都是讲私人感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走向死胡同里的,万万不可走看了上面这些东西,你们觉得陶铸是一个左派吗?我们能容忍他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说陶铸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必须把他打倒
    2007年5月2日初稿11月29日修改2011年8月15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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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三章(9)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三章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第九节批刘保帅保肖
    本节资料
    壹、文献资料
    批判刘志坚的错误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八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肖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十六条中的十五条不是说吗?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按军委总政的指示去做,长时间在这么一个错误的思想方面,一直到这一次座谈会上。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今年六、七月间,我经常参加刘、邓所召开的汇报会,一个礼拜次,那时肖华同志不在家,我去参加,军队一个是叶副主席,一个是我,我经常去参加汇报会,受到他们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同他们站在一起了。六月底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伯达同志提出少派或不派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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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钓鱼台参加讨论时,我是同意的,后来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上,我没有支持伯达同志,这是严重的动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在后来做了检査,在中央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政治错误
    2.六月十日,我在总政治部部务会上传达了当时刘、邓的错误路线的几种表现的八条,比如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
    3.军队院校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也派了工作组,现在共有军队十六个学校派了工作组,也是执行刘、邓的错误路线的一种表现
    4.主席回来后,七月二十四目提出撤工作组的问题,说工作组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也讨论出这个问题。我们文革小组也撤了工作组。
    (江青同志插话,你要说清楚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搞清楚。
    当时我思想上还认为军队工作组和地方不同,整风时发动同学整领导,旧框框还很迟疑,很犹豫,是不是不要撤,直到八月七日才发出撤工作组的指示
    5.工作组撤走后,文革小组提出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文革,各部战斗组织我当时还坚持党委领导,不赞成成立各种组织,所以提出三条:①撤消工作组
    ②党委领导,③上级派人检查。
    6.六月,哪天,我记不得了,最早确定军队五界(宣传、报导、文艺、院校、科所),文件上提到上属单位的所属部门,进行摸底排队,尽管不是我起草但我是同意的,所以我要负责,以后下面也发生摸底排队错误与此有关。
    7.六月十四日发出的十条指示是比较全面地说过文化革命。其中讲到军以上夺权单位贴大字报要经上级批准,这也是错误的。
    8.北京市委改组,各院校纷纷派人时,我是有求必应,我当时思想是当成支援文化革命,也有一点,要把派去社教的干部留下来,那里要就给,在北京派出大概有三千多,这也是错误路线。
    9.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发出后,这本来是大好形势,但我就看到缺点多,中断党委领导后,一些学生到北京来,对领导机关有点冲击,发生了冲国防部事件,思想上发生右倾动摇。
    10.彭谦、安守田问题,我只听到空军、装甲兵党委的领导汇报,没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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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解,只知这么回事,就同意,对他们进行批评,安守田既不是教员,又不是学生,是不是要当顾问,同意这样的意见。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仓忙上阵。第二,发生冲国防部事情,我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七日晚上听说技术工程学院学生要开控诉会,要找李天佑同志,要找王新亭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议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去。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
    (康生同志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
    (江青同志插话: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
    (总理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
    都没有反映主流,只是听了一些当权派的汇报,汇报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话:话要说大问题。)(总理:不要讲这些小问题。)
    杨成武同志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这一点)
    首先是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坏的情况,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叶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讲了些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火车票的问题……的问题呀!都跟他谈过了。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十三日,二十九日以后,大家有些意见,我不是坚持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采取折衷主义,和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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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很多文件现在要整理一下,分析一下,有很多文件不是象中央文革小组一样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急急忙忙弄出来,发出去,我们准备把它彻底清理一番,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那些是部分对的,那些是部分不对的,除了紧急指示上改了之外,还要继续清理。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仝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很多意见没有采纳,没有听,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下不着地,必然走到他反面,必然犯严重错误,我辜负了主席、林副主席、军委总政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群众对我的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惭愧和沉痛,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时间很仓促,没有很好的回忆和准备,我准备与文革小组、总政、各军区的同志们,中央文革的同志,请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今天由于匆忙只能简略初步的检査,检讨很不够,很不深刻,但我决心革自己的命,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正错误,接受任何处分,检讨不够的地方,请同志们再揭发。就简单的谈一下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打倒谁!
    总理举起双手对同志们说:你们三个口号我举双手赞成!(海军学院毛泽东思想青年红卫队金猴造反团)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
    这两天听了你们的很好意见,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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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了一下,以后就听了你们两天的意见,我把问题归纳成几点,不详细讲,集中回答一下,以后再找你们座谈。
    第一,我完全支持你们各院校的造反派,在全军各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还有文艺团体。)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我们是完全支持的!我们愿意考虑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具体问题我就不答复了。
    第二、你们提岀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叶剑英同志去年12月31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当时在北京的能听到的都听到了,虽然不在一起(萧华同志插话:有八千人听了大会)
    陈毅同志虽然也是军委副主席,不是主要负责军事的,他主要负责外交系统的工作,他不但准备在外交系统进行检查,也准备在军队内部做公开检查。他们同时更具体地提出了具体事实,说明了所在有的单位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虽然我没有到你们那里去了解,去核对,但你们说的应该是可信的,但这些确实是错误,应该揭发、批判。受打击的、被斗了的、受围攻的、被丑化的、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的,我们宣布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还有一些材料,军队和地方院校都应一样处理。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和另一部分整理你们的材料应样处理,应按紧急指示办理,还有11.16的补充规定办理,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你们军队院校、文工团。今后要通过军事系统来解决,并且要规定一个期限不能解决的,可以由上级派人帮助你们解决。首先我希望你们平反的事情除了本人检査的材料交还本人以外,一律一火了之,对这些,希望军队院校作出榜样(作出模范)来。
    第三点,我军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地方团体、机关一样,也存在阶级斗争的。在军队院校当中、工厂中也有,毛主席讲过,林彪同志讲过,我们从建军以来就有的,在毛主席著作里古田会议里都指出了,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昨天萧华也讲了,过去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同时我们也批判过教条主义苏联的,第三我们批判过彭德怀和他的追随者,(杨成武同志插话:当然是一伙人。)都是从路线斗争开始发展到反党、篡党、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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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政,他们有一套就是反动思想。在1959年以来,林副主席主持军委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政治上彻底地批判。这几年的成绩,你们是看得到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有彭罗、陆、杨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路线斗争,罗瑞卿这个反党分子在林副主席领导下,但他搞两面手法,表面听林副主席的话,暗地里搞另一套。例如,在突岀政治大搞军事比武,首先叫林副主席揪岀来了。还有陆、杨也揪出来了。去年
    五月政治局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些斗争都是从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坚持不改,顽抗发展到敌我矛盾。现在我们搞路线斗争,要找代表人物。你们研究了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不是,从仝国仝军来看不是他们,正如同徐向前、正如同聂荣臻一样,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的,是很坚决的,起积极作用的。你们是从局部上看的,我们是从全局上看的。所以矛头指向陈、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恰当。
    昨天康生同志讲了斗批改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分不开的。林彪同志在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你们读到没有?(众:没有。)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斗批改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矛头不要指错,就像十六条所说的,要把那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开。军队内的斗争是复杂的(江青同志插话:也很激烈),激烈的。我们军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林彪同志在五月中央政冾局扩大会议上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靠枪杆子当然枪杆子是人掌握的,是靠人的,一切阶级敌人和反党分子都很重视军队,都要钻这个空子。我们不要看着一个部分,一个侧面,要看全局。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很关心你们,要我把全面情况告诉你们,他是关心你们的,很支持的第四,根子在哪里?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査,最近我们才帮助他。你们的汇报,使许多事情我们才知道,帮助了他,也帮助了我们。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江青同志插话: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而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他不汇报,也不讲。你们揭了,一查才知道是全军文革小组搞的,三点指示是没有请示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同志他不但是军委的第一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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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而且也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呼口号: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你们这样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对谁也不请示军委,上不向林副主席请教。这三条指示(指文艺界的)是违背紧急指示的,更没有请示林彪同志,我们问林彪同志他说不知道。而且还参加中央的会议,特别是全军的文革派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萧华不在家,去养病,林副主席不在北京,但其它副主席,比如叶副主席是管军事的……我们老的人都知道彭德怀是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总是和毛主席对立的,站在反动路线的。而罗瑞卿的影响比彭德怀深得多,他在中央下面的,他是总参谋长,又是军委秘书长,又是副总理,但是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我们说他是两面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不是一下子能区别的。我们不能在小的问题上就怀疑,而是在关键的问题上抓出来的。他们都有市场,军种、兵种都有。(杨代总长说:肖向荣、梁必业、雷英夫……),这些人就是这次造反把他们揪出来的。我们要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是你们今天汇报谈的那么多情况,刘志坚他今天的检查是很初步的,你们不这样揭发,还有地雷没挖呢,有些问题是看不出来的,现在才看出来这些问题,派工作组和刘、邓一样,他也派工作组,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但他还迟迟不撤,副部长提出撤,他还迟迟不撤,等到八月七日以后,他请示林副主席以后他才撤了。(有的同志反映:派工作组是林副主席同意的。江青同志说这个没有必要辟谣,不值得。杨代总长说:林副主席在大连就反对派工作组的。)林副主席是在十月一日国庆的讲话和《红旗》社论加上十月五日的指示,而全军文革都不是这样做的。军队是不适合单独接见的,你要单独接见,军委主席毛主席、副主席林彪同志,他们很忙。在十一月十三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十三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江青同志说:言多必失嘛!)是呵,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两次会都是临时打电话通知的,对会怎样组织的和内容我都不知道的,我认为这是两次多余的接见主席教导我们总是少说话,谨慎言行,所以肯定十三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四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同志说:我们知道都没有提),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同学们问:叶副主席说大会是经林副主席批准的,发言稿都是林副主席看过的、讨论的。)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江青同志说:可以算黑会。)说他们犯严重错误,但不能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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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对刘、邓路线他们是反对的,而且斗争是尖锐的,但在全军文革小组还不是全部的,也有反对派,胡痴、谢镗忠、唐平铸等同志,他们是经常提出意见,不能指向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位副主席身上现在你们有人提议,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我们可以考虑的,(萧华说:林副主席也是同意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绩?就是干革命嘛!你们到国防部门口的事,我的想法是不睡觉也应当去的,有的地方绝食了,我得马上打电话去,在毛主席领导的国家……(记不清)林副主席同意再请示主席嘛,刘志坚就是不接近你们,我就经受过他这种事,如冲国防部的问题,他睡觉了就不去了……所以我说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军文革小组就不多说了,他们还要检查,中央文革小组也要干涉
    现在谈谈开这个大会。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们开,开了对全军不利,矛头攻错了,大方向是对头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开这个大会,可以开小会嘛,每个单位你们比我们清楚的多,不但我们不同意开,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都不同意你们开。但你们一定要开的话,我们也不干涉,但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大会
    (一同学问:我们的票都已发下去了,怎么办?)发了多少票?
    (同学回答:七千多张。)
    没有关系,我在九十月份,在临近开会两个小时,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我有这个经验。
    (同学问:是否可按原计划开会,在会上批判以刘志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同志插话: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进行调査研究……)你们要求批判刘志坚,可以和全军文革小组联系。最近我们要求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全军文革小组的情况,看他究竞搞了些什么还不知道
    好了,还有人等着,我们还有会。(呼口号)
    (编者按:有人说: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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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所谓“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的说法有何根据?这次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都出席了,并且在会上插了话
    康生插话:矛头错了。这不能怪你们,责任是谁的呢?是刘志坚的。康生插话:刘志坚不是在搞折衷主义、和稀泥,而是坚决地执行了刘、邓资阶级反动路线的。
    江青插话:停了职就没有对立面了。
    其实,周恩来与中央央小组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执行毛泽东的批刘保帅的方针。而这里故意把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对立起来,完全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李曼村接见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
    〖李曼村:全军文革副组长。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晚,在军事博物馆,肖华主任接见了测绘学院等军队院校的部分红色造反者。会上由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同志传达了刘志坚的检査交待,其中有李的插话,现据录音整理如下。〗
    我记了个要点,因昨天时间短,不全,记录稿还没有拿来,他昨天是这样讲的了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下面我就分为六条:
    第一、执行了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面他列举了十件事情。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总政的首长给他进行过批评,全军文革小组也开过次批评会批评过他。
    (1)在去年六月初,在刘、邓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伯达同志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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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派工作组,主席不是五月份提出过吗?不要派工作组,少派工作组。但是刘、邓呢?主张大批派工作组,在这种争论面前,刘志坚是支持了刘、邓的意见,没有支持伯达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他自己讲,在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曾经表示了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可是到刘、邓一开会呢?他就翻了支持了刘、邓的意见,反对了伯达同志的意见。
    (2)在六月十日前后,他曾经在总政的一次党委会上传达了李雪峰搞的八条,是贯彻刘、邓路线的东西,什么内外有别呀!什么恢复党团生活呀等等一套。
    (3)向各院校派了三十六个工作组。在军队院校中,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派了三十六个工作组,他是积极主张的
    (4)在七月十六日主席下决心撤退了工作组。我们全军文革小组呢?除了刘志坚以外,因为他虽然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很少出席全军文革小组会,都是在电话上指挥,文革小组讨论了几次,认为既然主席讲了,当然我们要撤,没有问题,但是他反对。他说我们军队的工作组和地方的工作组不一样,强调了军队院校在整风期间曾经起过了上压下挤的好作用,所以他不赞成撤,并且在电话中跟我和谢镗忠同志争论过,气势很凶地说:你们是什么态度?因为主席讲了嘛,当然应该撤了。他说那好,那在总政党委上辩论好了。我们说辫论就辩论吧!就在那个时候,林总回来了,肖主任也回来了,下决心撤工作组,他才被迫承认了错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说是你们几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那个意见是错误的。这是八月六日还是八月七日的事情,还靠后一点,可能是八月八日以后,就是林总、肖主任回来以后。
    (5)工作组撤了以后,就为了院校成不成立文革委员会,那时候有测绘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还有十来个院校已经成立战斗组织,我们文革小组的同志,在向他汇报时,就提出来文革委员会还是要成立,因为十六条已经写上了,而且是常设组织,那么还有理由不成立吗?没有理由不成立。军队特殊是师以下应该承认是有特殊情况,因为他拿着枪,有战斗任务,我记得有一次在总政的大礼堂里给测绘学院的一部分同志见面的时候,那是反对杨寅田的那一部分同志来找我,质问我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学校里呢,应当有所不同。战斗组织群众已经成立起来了,为什么要解散呢?但是他不同意,最后只同意在测绘学院和个别学院可以考虑试点,但是由于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实际上试点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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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试起来,测绘学院我去过两次。第一次跟杨寅田同志谈了一次话,大概杨寅田同志还记得。第二次准备找工作组,以后他就批评我们,说你们不要太积极了。那时候谢镗忠同志、鹏飞同志,我们几个都去过了,第一次辛国治同志也去了他不同意试点,结果试点也没有试成。战斗组织呢?他要发电报,最后我们就提意见,我们说请你考虑,这个问题很大。最后他不得不把电报停发,但他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不能成立,我只同意电报停发暂时不发
    (6)在二月十四日十条指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在五界:宣传、文化报社、科硏、学校,也是整个运动的重点,在这里部队的所属人员搞摸底排队这个话在当时可以讲了,这是个错误的东西。这首先是一个框框,后来同志们就发现了,我记得在测绘学院有个教员同志,我记不清名字了,好象姓谢的,写过封信,这封信我们就转给他看了。他就批评我们,说要向教员同志解释一下。我们就没有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后来我们也提出来这些东西要清理,要宣布,但是他不大赞成,他说:没问题,而且又是强词夺理地给人家作解释说我是强调的部门。他不承认错误,实际上这些东西在一些学校里摸底排队,是受了影响的,这是错误的东西。
    (7)还有个大字报的问题,也是这个十条上的。那时讲到在军队军以上机关个别的夺权单位,这种单位经过批准。这也是个错误的东西,中央文革研究也是曾经提过,说这些东西要清理,要宣布,他总是强调,好象那个时候只能是那个样子,当然有一些东西,确实是由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验,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还没有看出来,那末以后新的指示可以把前面的推翻了,把前面的补充了,有些看出来以后,他不赞成及时地清理。这些东西,后来林总的指示,总政的指示、批语,实际上把这些东西否定了,七月八日的批语,同志们都知道了,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否定了,后来林总更加明确指示了,大烧大放
    (8)派出了大批的军队干部到地方院校和机关里担负工作,他自己讲那时是支援地方,但现在看来呢?实际上是支援了刘、邓路线,仅北京就派出了将近千干部,那时林总、肖主任他们,军委的首长都不在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常务副主任,肖主任不在家,总政的事主要他要管。这些工作组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是当时执行了错误的东西,所以群众就揪着不放,这也是应该的,应该回去作检查,实际上就是起了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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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紧急指示”颁发以后,他严重的右倾动摇。十月五日“紧急指示”颁发以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当然运动象刚才同志们学的语录一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难免有缺点,他就抓着这些缺点大作文章,又要搞条条,又要搞框框、作限制,这在全军文革小组里面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斗争。最后在肖主任主持的总政党委会上,把这个主意否定了,没有搞出去,但他那个指导思想,是个“怕乱“怕得要死,又要搞什么五条,搞什么几条,来束缚群众
    (10)就他自己讲的,他偏听偏信了,他说彭千的问题,安守田的问题,是他偏听偏信了空军和装甲兵的汇报,同意他们(就是空军和装甲兵)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同意安守田,不要叫他当顾问了。但是根据装甲兵同志的揭发,他这个还是不老实的。这个问题还得彭千进一步揭发。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执行了刘邓路线。他讲了这件事情,现在恐怕不止这些了。我们今天早晨全军文革办公室里面传达以后,大家提出要造反、揭发,同志们也可以揭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他检讨是“怕”字当头,不上第一线
    (1)十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陈、叶副主席的讲话,仓促上阵,因为元帅们管的是大事情,有的元帅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院校的情况确实了解得不那么清楚,仓促上阵,稿子也未认真讨论,结果一下就把元帅拉到第一线元帅们讲话也很仓促,出现了冲入国防部这件事,说了一些错话,叶帅已经作了检查。
    (2)十一月七日晚,十二月八日睡觉前,一部分同学进入国防部。那末这件事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按理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应该出面的,结果他没有出面,他就打电话叫我们三个人,谢镗忠一个,辛国治同志一个,我一个那天晚上本来是我值班,可是我有一个别的事情,到别的地方接待一个同学谈话。那末他替我的班,他替我值班值了两三个钟头。我接待的那个同学是那个学校的?二医大,还是哪个学校的,我记不清楚了。回来以后呢?就快十点了,到了
    十二点以后,谢镗忠同志才开会回来,就说叫我们下楼和同志们见面,他这时也没挺身而出,那么第二天进入国防部以后呢?他又没有挺身而出,最后是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代表伯达同志念了伯达同志的那个信,问题就很快解决了。全部事情过程他都没有上前线的,没有直接和群众接触。没有上第一线,没有跟群众接触,而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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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批评我们:“嗯,谁叫去向中央文革小组去告急?”这是他检查了第二个怕
    头
    (3)到十二月八日一部分同学进入国防部,这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他据我的记忆,基本上没有和军队院校的同学接触。地方上呢?开大会就暗着参加,坐巫。他到中央文革就讲军队的事情多么忙,多么多,回来跟我们讲,哎呀!哎呀!中央文革天天开会,我也没有时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从来也不转达,正象是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的,他从来不向我们透一点气。也不向肖主任、叶帅他们汇报这些事情。他自己检查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全面反映情况。当时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插话了,你不是没有全面反映情况,就是没有反映。他这样讲,特別是反映左派的意见更少,有的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讲话说,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有时说一点,就不尽讲那些黑暗面,个别的缺点呀这是他第三条检查。
    (4)他自己讲,搞了些折衷主义,和稀泥,康生同志插话,你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和稀泥,而是坚决地执行了刘、邓路线
    (5)在他的宣扬下,或者在他的支持下,全军文革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里头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有一些当时全军文革我们说笑话,一面起草文件面打电话(请示刘志坚)建议这个文件不要发,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组长,又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他叫起,你当然不好意思不起,可是一面起,面打电话建议刘主任这个文件不要发,好几次是这样的事情。
    (6)他自己讲,犯路线错误根本原因,他讲:就是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又没有深入进行调査研究,在全军文革中,他又不民主,在半年的时间里面,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开会,据我记忆,大概不会超过五次,我记不清了,反正很少就是了,在全军文革中,又不民主,有好些对的意见又没听取,当官做老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是不到群众中进行调査研究,不上第一线,他讲,他有骄傲自满情绪,肖主任不在家,他是常务副主任,又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实际上肖主任刚刚养病回来以后,对肖主任也是不尊重的。他承认骄傲。这是昨天(即
    五日)在那个代表大会上刘的那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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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肖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问:文化大革命中的十条是谁搞的
    肖华主任答:那个十条是刘志坚搞的,刘少奇、邓小平那个司令部批准的可:请肖华主任谈谈当前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斗争形势,我们的任务和斗争方法。
    肖:形势报告在中央元旦社论,就是人民日报社论,解放军报元旦社论都有总的估计,总的形势当然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刘、邓路线,军队内特别是以刘志坚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没有彻底肃清。那时候还没有把他挖岀来,没有揭开盖子,所以这里头阻力还是很大的,院校里头阻力很大,有一些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或者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这样毒素还没有完全肃清。所以说有一些院校里面,斗争还是没有完全揭开,有的院校斗批改还没有很好进行,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搞的很彻底。至于现在我们的中心问题还是抓两条路线斗争首先是抓刘志坚的问题,我想刘志坚这个问题是坏事,但坏事也可变好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来个大的促进,经过批判,经过斗争以后,我们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会来个新的高潮,会出现比10月5日紧急指示以后新的好的形势。我们大家应这样的估计
    最近准备召集各个军种的同志来开会,来研究,来总结军队文化革命的形势把文化革命的工作,运动的情况,准备开一次会,同时部署一下,根据今年的元旦社论。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就是代表军委和总政治部对今年仝军总的工作要求,总的工作方针。即从这一方面准备讨论一下,如何落实。林副主席对我们今年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我们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的更好,军队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军队突出政治要比去年搞的更好,军队的部队工作,连队工作,更比去年作的更扎实,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方面必须结合人的思想革命化,把组织革命化搞好。通过文化革命,把各个院校的精神面貌能起一个很大的变化,能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能够使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一切院校的各个角落,占领一切阵地,所以今年的任务比去年要更加加强。
    我想关于刘志坚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准备材料,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昨天他的检査,可能也谈过了,如果同学们要了解详细的经过情况,八月份以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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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只有李曼村同志他清楚,因为他自始至终在文革小组里同他一起工作,当时我在外地养病,不在北京,回来的比较晩,我比林总回来的晚,林总也在外养病现在身体比较健康了,林总以前冬天都怕岀去,体质很弱,抵抗力很弱。现在这个情况比去年好了,我的病也好转了,现在医生还要观察,还要观察几个月,肝炎容易复发,我已经反复过一次了,就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所以我到外面养了一次病,直到不久前才回北京,所以同学们要了解刘志坚在前一段怎么样执行刘邓路线,怎么样违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的情况李曼村同志比我清楚,可以由他向同志们讲一下。今天这个会开得很长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开短会。
    问:方才肖华同志讲了,那个十条是刘志坚搞的,刘少奇、邓小平那个司令部批准的,全军院校在8月30日以前,军委没搞15条以前,全军院校都是执行这个十条,一直到现在正面教育单位,还是执行这个十条,那么,能不能说凡是执行了这个十条的单位,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肖:不能这样讲,我们分析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笼统的说所有的院校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应根据各个院校的具体情况实际的分析。看看他们的行动、言论。看他们的结果,看事实,凭事实作结论。不能凭主观的臆想。我们现在军以下的主要是搞正面教育,因为地方搞文化大革命,一些院校搞文化革命,因为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个是我要保卫祖国的安全,因为越南正在打仗,敌人正在逐步升级,我们有些部队正处在战备状态,准备一下命令,只要毛主席下命令,只要胡志明提出要我们去,那我们就要立即开动。我们×××师都准备好了的,在那个部队完全处在24小时都在值班的状态,空军每天注视空中蒋介石飞机,美国飞机来空袭,海军沿海万二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战士,都在日夜不断的巡逻着。一个我们要保卫祖国的安全,再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是工业农业各个战线上都在展开的时候,所以军队是要搞文化革命的,军队搞文化革命的时间要和地方错开,因此在搞的方法上可能和地方上,院校的搞法上有所区别的。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毛主席也同意了,林总也同意了,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化革命,主要的是院校另一个是文艺团体。文艺团体现在把那三条也取消了,现在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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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小组正在拟定一个大概是五条或六条,我参加了讨论,这个问题还没有定稿,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还需要多开几次座谈会,征求意见,然后再来定稿。所以对过去的东西要进行修改,或者否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对那些不正确的东西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面,不正确的东西就要批判,要撤销
    现在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现在搞文化革命已经搞好几月,军队各总部的文化革命情况同院校有些区别,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中断对全国的指挥象国防部、总参、总政要随时指挥全军,我们全军有×××万大军,美国说我们××万,他把我们看小了。其实我们现在是×××万大军,这×××万大军现在搞文化革命运动的就是院校×万人,还有文艺团体×万多人。使我们在机关、军兵种,就是军区机关我们现在是分开的。现在军区机关成都在搞,兰州在搞东北在搞,西安在搞,其他军区都推迟了,一律军区机关也同地方错开,而且分期分批,第一批是那几个军区先搞,第二批是那几个军区先搞,第三批是那几个军区搞,这些都是有计划布置的,这个也是请示毛主席批准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军区机关和各总部,大体上春节左右有的机关就可能在斗、批方面,告一个段落,基本上可以告一个段落。那么然后转到改,改当中要有批,也要搞大鸣大放…搞四大。机关的文化革命,出现了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情况,一方面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方面已经有具体的材料了。比如象总参谋部揪出了作战部长王尚荣,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这修正主义分子,他自口是做保卫工作的,他自己一个人就掌握了200个黑名单,他完全是搬用修正主义的肃反路线的保卫路线,搬用苏联这套,跟罗瑞卿当了十年公安部长,把他那套修正主义东西保存下来,所以现在把他挖出来了。这也是很大胜利,因为保卫部门,也是重要的专政工具。另外在工程兵揪出了谭友林,一个副司令。他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平时这个人个人主义思想很浓厚的,他地位观念很浓厚,他想利用运动,利用有些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不明真相,他想在运动中夺取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欺骗群众夺取文化革命领导权,然后把司令员把政委赶下去,由他专搞司令员,或者搞政委工作。所以这个问题把他揭了,这是个扒手,这是个政治扒手,在运动中的政治扒手。他想利用这个运动达到他平时没有达到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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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个人的目的,这是个野心家
    所以最近发现有些单位存在着这些问题,我想你们各军种兵种同志,院校同志大概也了解这些方面的问题,的确军队里边有个别的人,象过去罗瑞卿、彭德怀夺取兵权一样,不是争党的兵权,而是争个人的兵权,因为他要篡军反党,他就必须首先夺取兵权,赫鲁晓夫政变不就是红军当时被坏人修正主义掌管了,他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是特别重要,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重要专政工具,军队有保卫文化革命,保卫国家安仝全的任务,我们有保卫人民的任务,我们是一个解放军,全国人民都学习解放军,对我们希望很高,我们在新的一年,就要更好地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再一方面做好样子,这个元旦社论已经发给我们全军了,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写的,给全军发出号召,发出动员朝着这个目标奋斗,军队院校,主要的就是搞好文化革命,搞好了文化革命,就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也就搞掉修正主义,也就搞掉这个定时炸弹,挖掉这个复辟的种子,也就挖掉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分子。所以军队院校就得抓住文化大革命当中就大破大立,破四旧,斗倒斗臭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术权威,同时要大立,在斗争的过程当中,破的过程中先破后立,破中有立,大立毛泽东思想,大学毛著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我们专政的工具进一步巩固起来。掌握在我们可靠的同志手里,掌握在真正的工农分子和革命师生的手里。
    所以最后我祝同志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取得新的胜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取得重大战果,在斗倒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修正主义根子当中更要取得重大战果。很好来响应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真正在各方面,无论在文化革命,无论在大学毛著,无论在把我们军队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各方面都要夺取重大成绩,都要作出好样子,我想同志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在事实上,已经在这方面作的很不错,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永远前进。把今年的工作任务突出地完成。
    我想简单说一下,完了。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徐立清在军事博物馆作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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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刘志坚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各军兵种、各院校依照刘志坚以总政名义推行的反动路线,也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玚上打击革命左派,挑起了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样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同志讲话解释得很清楚
    刘志坚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各军种、兵种、院校执行了以军委总政名义下达的某些错误指示和规定,是否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执行了反动路线,刘志坚要负主要责任,某些军兵种领导人和某些院校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有责任的。
    :冲国防部算不算革命行动?
    答:不是革命行动,因为当时毛主席指示过,国家机要部门是不能冲的,如国防部、公安部,电台……,但不是反革命,叶副主席的检查已讲到了。问:军委总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下达的一切指示和规定,我们是否应该坚决执行?
    答:应该坚决执行。是军委总政下达文件应执行,错了的群众没有责任刘志坚假借军委总政名义有些指示和规定是错误的,我们过去也贯彻执
    行了,对不对?算不算奴隶主义?应如何看?
    答:当时执行了是对的,不能算奴隶主义,因为当时不知道是刘志坚假借军委名义下达的。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早晨二点,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穆欣、戚本禹、王力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军队院校革命学员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周总理和江青同志讲了话,今按记录整理如下,仅供参考。〗
    周总理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和伯达、江青、穆欣、戚本禹、王力同志来和大家见面。让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在场有从农业、教育,外地到京告状的,在中南海那里不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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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所以在这里谈话,我们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斗争,你们在场的有参加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大会的,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在中南海西门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你们提出的象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军委的徐立清这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些错事,这些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犯的错误,而当时提出反动路线的在于刘邓两位,而不在这些同志,十一中全会已做结论。做检查是应该的,当然还可以检查,应该给时间,这些同志都是第一线的,谭震林抓农业,徐立清抓三线,都是很忙的,他们的错误性质不是属于路线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明确斗争的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而要指向刘、邓和反党集团,还有象薄一波,象安子文跟彭真一样反党罪行,我们指了些人名,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对,就是反动路线和反党集团,这需要给大家说清。所以你们要让工作的同志检査,先交材料,让他们准备做检查。
    你们在北京向国务院中央请愿,这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在接洽的地方,提出问题转向中央,还可在政协、人大会堂和一些会议室接见你们的。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是我们誓死保卫的,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同志工作的中心,一定要给安静点,让他很好地工作,考虑国内外大事。(我们不要扰乱那里工作。)喇叭不要对准中南海,影响工作,你看好不好(群众:好!)所以,我们规定中南海,北门、西门,不能让任何人冲进中南海,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我曾处理几次这样的事,无论如何要遵守最高纪律,当然冲进去我们要好好劝说:望告诉……大家自觉遵守这条纪律,我们中南海保卫人员有时态度生硬点或莽撞,我们向你们道歉。同时我也要求你们尊重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
    同志们,刚才说了,你们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你们直接到中南海抓,我劝你们不要抓,中央也劝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办法,我们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以后各个单位要有组织有计划的串连,方便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正在计划各个战线上的串连,如政法战线……。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赞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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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关锋接见军队科研单位群众的谈话记录〖关锋接见了炮兵第二研究所、装甲兵研究院等单位的革命群众〗关锋同志首先说:你(指炮兵二所代表)把你写好的意见给我吧!
    二所代表:我们先讲一下,然后交给关锋同志。关:好,听你的。
    二所代表:我们是炮兵第二研究所和装甲兵研究院的革命群众代表。我们是科研单位,但由于炮兵常委、所党委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一直是四不象单位,常委压制我们,把斗争的矛盾指向群众,群众中有47%的同志贴了大字报,而领导上的大字报却寥寥无几。因此,我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是被压制的。现在我们要求
    我们是科研单位,应该完全按科研单位进行我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
    1、成立我们自己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让群众自已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2、开展“五大”,允许我们进行革命大串联。
    3、我们要求成立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已经成立了九个革命组织,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我们支持。(代表把稿子交关锋)
    关:你们要有首创精神嘛!
    装代:从略。(意见基本上同二代)
    关:(对胡痴同志他们提的是同类型的问题)。(胡痴同志点头)
    二代:我们科研单位,前全军文革一点也不过问,他们根本不到群众中来关:全军文革已经改组。最近一两天就公布,有些问题还要做些调査研究。代:全军文革成立以前,我们军队科研单位究竞怎么搞?能不能我们自己起来闹革命。
    关:你们军队院校工作(群众插话:我们是科研单位)科研单位过去没有过问,情况不了解,你们情况怎么样?(问胡)
    胡:科研单位情况不了解
    二代:那我们究竞怎么办?
    关:实践在先,毛主席的“实践论”你们可以好好研究研究嘛,提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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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正确的我们采纳。
    装代: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算不算违反组织纪律呀?合法不合法呀?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呀?
    关:应该看首创精神嘛,你们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
    二代:我们要求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到我们中间听取我们的汇报。关:全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了。一两天就要传达了。(向胡)
    胡:仝军文革小组已经成立,江青同志是顾问,他们很快就要领导运动了关:他们还要研究军队的文革方针政策,他们会到你们中间去的,他们是受双重领导,即受军委领导,又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
    二代:我们也希望中央文革首长也听取我们直接汇报。胡:中央文革很忙,忙不过来。
    关:说老实话,中央文革就这么几个人。
    代:以前全军文革小组根本不到群众中来,我们对总政首长有意见,他们不接触群众,就根本制定不出正确的政策来
    关: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背着林副主席,背着中央军委,背着中央文革,耍两面手法,他要到群众中去,那不早就好了吗?毛主席不是早就教导我们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今天我们不是已到你们中间来了吗?
    二代:我们给首长提供个数据,我们单位一共有三、四百人,张贴大字报的占47%,有的单位达65%。关:啊!有这样的事情。
    装代:我们是科研单位,现在没有什么任务,我们完全可以按“五大”进行可以大串联。
    关:你们都没有任务?
    群众:大部分都没有,有也是个别的。(群众情绪很激昂)代:请关锋同志给我们做指示
    关:应该相信这一条,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主席,有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军队内揪出了刘志坚这是一个大胜利,军队文化大革命是能搞好,你们可以硏究硏究拟一个东西,提出几条军队科硏单位文化革命怎么搞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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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我们让首长澄清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单位,领导都说林副主席说“军队没有跟反动路线跑,跟了毛主席正确路线。”这句话是不是林副主席说的?关:周总理、林副主席的讲话不是已经说了吗?已经讲得很清楚群众呼口号(略)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戚本禹对军队院校同学的讲话
    〖戚本禹接见了军队院校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及测绘学院的造反派同学〗你们谈的情况我向江青同志汇报,我讲点意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首先感到点,你们造反有一个重要问题忽略了,你们讲了两个钟头,没有讲到这个重要问题,你们谁谈一谈?(有人说:没有归纳上纲,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上什么纲?(有人答:归纳到两条路线上)都没讲对。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纲,要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你们今天没有涉及,造反造了半天,造什么反都不讲,究竟你们怎么认识?怎么配合这个高潮?(有人说:我们就是没有深刻的认识)对,你们是有优点的,但不如北航,可能你们不服,认为我们是解放军,但要老老实实,不如就是不如。你们写过几篇反对刘邓的文章。(有人说:上次开批判刘邓的大会让军事学员靠边站,说军队不要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是干涉地方吗?如果有,这个话是错的。你们没有冲破这个框框,更是错误的。陶铸你们还没有谈呢?王光美你们还没有说,刘志坚与刘邓是什么关系?(有人说:搞不清)搞不清,又不去搞,我看刚才那位讲的对,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
    我老实说,我是很不高明的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批判我,反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同认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说我是加起来的,当然光有推理还不行。你们要深刻的理解,这条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不是罢官,党内路线斗争毛主席从来不主张罢官的。如王明这个人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还是叛徒,他现在在苏联还写文章反对、攻击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在“七大”、“八大”时,代表不选他,毛主席还动员大家选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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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们不同意,但是毛主席指示,想不通也得执行,所以当时比如一个小组五个人让三个人投票,其他二人就不投了,因此他的票最少,是中央委员最后一名。比如刘邓现在还保持中央常委。重要问题不在罢官而在每个工人、每个农民、老百姓都要知道他们是错误的。我们军队每个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而是在四五年七大以后一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他们的爆发点,是高峰。不得不解决,对建国十
    七年,以及十七年以前到七大共22年,对22年的斗争,我们要了解,都要关心,都要清楚,从两条路线斗争中了解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这样,我们在斗争中才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每个人武装起来。不但我们要了解,每个学员都要了解,每个工人都要了解。现在批判刘邓是高潮,广大的工人,农民,军人和干部揭发了许多问题。如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提出蒋介石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而刘少奇宣扬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要搞和平共处,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法国共产党搞过这一套,苏联解放法国后,多列士把武装交了,结果桃子给别人吃了。毛主席就不交武装,就反对刘少奇这个路线,当时国民党军队有500万,后来到800万,我们只有100万,经过艰苦斗争解放了全国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提出要提防“糖衣炮弹”,刘少奇就中了“糖弹”,“糖弹”就是王光美,搞了个王光美结合起来篡党,用他们的观点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刘少奇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愿意吃这个“糖弹”
    王光美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光美是个大资本家,他哥哥也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刘少奇过去在苏联留学时,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很深,他讲中国农民受剥削不是受多了而是受少了。有个党员变成富农,有人主张开除,刘少奇说党员可以变成富农,富农可以入党,可以剥削人。刘少奇见王光美的哥哥嫂嫂说:“大哥大嫂,你们好啊!你们应入党啊……”共产党的电影也不愿看,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过,他整天就看看戏,资本主义黄色电影很感兴趣,江青同志反对他,说了以后,还偷看。而这一点,你们虽然是戴红五星,这很光荣,但我还要不客气地说你们比北航差些。同学们说,上面框框多,过去都不让我们出去,怕介入地方的大革命,……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不要把责任往上推,没有冲破框框是你们的错。昨天我在神经病院碰到一个军人,普通战士,他六二年就反对刘少奇,反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所以把他送进神经病院,医院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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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电刑,吃药,……但他还是反对刘少奇,他条件总比你们差点吧?还有一个湖南人,原是四机部系统,他拥护《红旗》十三期社论,也老看。别人说他是神经病,送医院了,我看这个医院简直是法西斯,我们让他造这个医院的反,他条件比你们差吧。我看你们还不如那个“神经病"。我建议你们造反派回去开个会研究研究,分析全国形势,要观全局,批判刘邓是世界人民的大事,否则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变成修正主义。六一年、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刘邓鼓吹的。他们怕帝国主义,特别是他们的原子弹,什么苏联变修了,××也变修了,印度和我们不好啦,以和为贵,就拿王光美做交易,出国到处访问,和苏加诺很不象话,那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可以放给你们看看。总参研究一下。你们自己要知道这是国家大事,反对刘邓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这比你们一个学校的,一个系的两派间的斗争意义要大。要通过具体的斗争,来突出与刘邓路线的斗争。要通过小的斗争看到全国。现在最大的突出政治就是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要抓住这个纲。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结合反对刘邓路线。你们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没有?我希望你们回去每个人写一篇批判刘邓路线的大字报,不是光喊口号,而要具体批判,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要迷迷糊糊
    毛主席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指挥这场文化大革命,打的什么仗,打海瑞吗?海瑞是多少年以前的人物,海瑞与彭德怀有关,刘邓比彭更大。北航厉害,派人到四川去抓“海瑞”,把彭徳怀抓来了。我们没有见到你们要抓“海瑞”,彭德怀不是你们部队的吗?你们部队为什么就没有派人去抓呢?我看你们又要把责任往上推,忘记了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你们部队有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七月份就写过一封信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在旧社会就起来造反,“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参加革命时还没有党,毛主席当时就是藐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敢于造反,你们再困难也比毛主席参加时候好,现在你们还有毛泽东思想。我们从内因,从思想觉悟找差距。军队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尖锐,庐山会议有“军事俱乐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个反党集团。他们反对毛主席路线,与刘邓路线有密切的联系。军内斗争仅仅揭开序幕,彭德怀在四川到处转,北航、地质把他抓回北京,他还向红卫兵说:我是拥护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呀,有的红卫兵还以为他不错呢,拥护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呀,这就是说,北航里也有不高明的,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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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不但在国内反对毛主席,而且里通外国。有的人为彭翻案,彭、陆、罗杨、刘、邓都为他翻案,他们在党内翻案,在党外作舆论准备,搞“海瑞”就叫海青天回来吧!说彭德怀只不过是在党内提些意见,就被罢官,刘邓与军队有密切联系。后来罗瑞卿篡军反对林总。军队有两条路线,一是彭罗执行的刘邓路线,是林副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路线,刘少奇在七千人的大会上大刮阴风。在困难的时候大反三面红旗,形成一股逆流。林彪同志挺身而出,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刘的谬论。说越困难就越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三面红旗好得很,这个报告将来可给大家看看。部队以林彪同志一方执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罗瑞卿一方执行的刘邓路线。每一个人都要考虑这个人是执行哪条路线的,一定要搞清楚究竞是刘邓路线一边,还是林彪同志一边。要区別这个大纲,把目标搞准,要把部队的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要调査一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还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分别这个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两个司令部的人是不同的。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有时也会说几句刘邓司令部的话,对他们不能打倒,不能火烧,也不能油炸,刘邓司令部的,即使是不太有名,不那么高,就要打倒,就要火烧,也可以油炸。油炸不是真的放在油锅里炸,是斗倒斗垮的意思。情况不太清楚,找个可靠的人问问,问问他是哪个司令部的,再考虑烧到什么程度,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不打不相识,但打到什么程度要考虑,不要烧焦了如谢镗忠我们接触过,基本上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缺点也有,都是小辫子,我们不要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刘志坚不要看他官多大,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就要“油炸”。
    不清楚就可以串联一下,(有人说,总参不让串联,进都不让进,杨代总长不接见我们,做官当老爷)这话我不赞成,杨成武同志我接触过,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忠于毛主席的、林副主席的。他是有战功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长征时,曾指挥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过去的英雄,现在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大大的好人。(有人问:肖华呢?)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缺点可以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他事情很多,要调动部队等等,是可以理解的,他跟我的任务不一样,要叫我调动部队,我也不能来见你们,你们可以写信问问他,我想他会告诉你们的,这样,目标不就准确了吗?你们可以找别人,找毛主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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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部的人,如解放军报社胡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可以找他嘛!你们也可以开诸葛亮会,研究研究,总参是很有功绩的,你们要保卫,没有总参,你们就要进神经病院了,也可能蹲监狱。苏联有多少人现在被关起来了,苏联现在不是没有人保卫斯大林。军队最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保卫人民民主权利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有些人虽然没有贴大字报,但心里要有数,周总理不是讲过嘛,要开动脑筋想一想,有什么奥妙在里面,军队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刘邓脑袋上也是红五星,不是黑五星,不能只看表面,刘志坚问题不说你们不清楚,他想把一个错误文件就是叶副主席讲话的内容用林总的名义发全军,他发出过很多错误的指示,想一想刘志坚上面是谁,谁也有问题,谁上面是谁?一级级推上去,这就简单了。事情是曲折的,你捅捅不上去,也要曲折一些才能找到根子,还要讲点战略战术,这样斗争才是在大风大浪里游泳,才能学会斗争的本事,将来有了情况才能对付,我们都是脑袋上没有皱纹的,刘邓他们皱纹多,你们也有些皱纹,毛主席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你们要善于斗争,想些办法,研究研究形势,目标集中一些,主攻方向弄得清清楚楚。我建议你们硏究研究,特别是勤务员。因此黑材料,不要下那么大精力,重要的是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然脑子里只有黑材料,另外有些材料不是黑材料,比如写的某人名字,某人说了句什么话,中央文革简报上也有一些人的动态。今天大家讲的情况,我们记下来整理,向伯达江青同志汇报。
    高干子弟我们也研究,如刘少奇的子女。周荣鑫的女儿我们也研究了。周荣鑫有问题而她是造反派,不研究得不出结论。有些人文章是革命的,他不是造反派,形“左”实右。有一个高干子弟就是,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不要看到材料使劲抄,如获至宝。但不研究,有一点要说,顾大体,顾大局,这个你们可能不愿听,我也讲,我是共产党员,要讲原则,什么原则,就是你们到国防部是不正确的。你们道理都懂,就是要进来。纪律问题,你们讲得很好,歌也会唱,但没有执行,我们刚才批评总参,已记录在案让你们进来是个原则错误,首先由总参负责,其次同志们也要负部分责任,但说冲国防部的都是反革命,我不赞成。叶副主席讲了是错误的,他检查了,他检讨了不等于你冲国防部是正确的,冲进来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的事,不一定是对的,这个形势逻辑你们是清楚的,不是反革命的事冇是正确的,也冇是错误的,错误的事就不能坚持,你们张家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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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如果总参没有调査,或调査的不对,没有可以提出,可以坚持,进到国防部就是不执行最高指示,军队院校十几万人,如果都进来怎么行,你们知道总参任务很大,负有重大责任,所以中央指示过不能冲,我们对中央指示都不尊重的话就不好。
    今天退出了,明天就不要再来了,不要一而再,再而三,你们一有了,二也有了,不要再有三了,我认为总参应有接待室,另外建议总参与同学接触时要有正确的态度。不管对哪一派,不要对立,要很好商量问题,门口有了接待室,他有了正确态度,你们就不要进来了,这些话你们听了,可能不舒服,但我相信你们能接受,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还有中南海、钓鱼台,你们不该到钓鱼台,我们不会见你们的,开先例不行。里边不光住着我们,还有许多外宾,江青同志说过,你们一万个人,有一个人不好,进去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任。上次警卫部队受过批评,对大家的态度不好。现在他们执行任务有顾虑,你们就不要对警卫部队施加压力。自觉遵守中央精神。你们可以提问题,让他们出来听,也可以给中央写信,还可以到三座门接待组去。(有人说:已经封了),不要封,封了就没有对象了。大家商量嘛!接待室设在哪里由总参研究。下次我们就不采取这个办法。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肖华在高等军事学院批判李志民大会上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问同志们新年好!今天同志们要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很不凑巧,我昨天发了点烧,有肝病,今天比较疲劳些,同时今天下午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怎样改革全军文革小组和一些主要问题,我必须参加,我很乐意听完同志们的意见,但是因有旁的事情,所以不能全部听完,我想总政李部长(曼村)多留点时把这个会议的全部意见听完,可不可以呀!(可以!鼓掌)
    我不是来作什么讲话也不是来作什么指示,我是来听同志们的批评的,听同们对总政治部,总政党委及我个人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我们欢迎同志们批评,这样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思想,改进我们的作风,前两天同志们到总政治部去,因为我不在家,同志们等了四个小时,没有去接待你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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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不对的,同志们提岀抗议,提出批评,我们完全接受。
    的确,我军文化革命现在是一片很好的形势,军队文化革命林彪同志再三指示各方面工作要作出好样子,因为文化革命对我们军队来说,特别是对我们军队院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国家大事,全军大事,也是全世界革命的大事。因为它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如果军队里面不把主要专政工具搞得很红,思想上很革命化,那么这个军队就不能担任这个严重的任务,所以军队的思想革命化,把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员的头脑,这个问题是我们建军的个根本问题。我军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所以能够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个胜利,都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由于毛泽东思想,由于毛主席的建军路线的英明、伟大、正确,来取得胜利。那么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和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要斗倒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队内如果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反党分子,这样对军队的危害,对建军事业,就要受到严重损失切反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要篡军反党,把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首先都要夺取军队的领导权,就是要夺取兵杈。我军曾经岀现过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他们都是阴谋夺取军队的领导权,来达到他们篡军反党的目的。幸亏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及时的察觉,及时的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把他们的阴谋打垮了,破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军要搞深搞透,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埋藏在军内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定时炸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牛鬼蛇神挖岀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必须把他们挖出来,彻底地挖出来,不仅把公开的挖岀来,也要把那些隐藏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这样就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可以及时地粉碎这些反党分子的障碍。另外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所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都会反映到我们部队来,反映到院校来军队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是进行战争的,所以军队内的阶级斗争是始终没有停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可以说从建军以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在长时间内毛主席的路线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就是每一个时间错误路线来进行干扰,进行破坏,但很快就把它粉碎了军队这几年来,过去我们说过每四年就有一次这个斗争,在不久以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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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对罗瑞卿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军事路线的批判也是个证明,这个斗争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向我们进行全面的进攻,用毛主席的话就是全面的围歼。你看五七年的右派猖狂的向我们进攻,五九年就是庐山会议,以彭德怀为首,彭、黄、张、周,以彭德怀为首在党內发动了一场大进攻,来配合社会上的右派的进攻,反三面红旗,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么以后呢,前年十一月起,罗瑞卿的盖子揭开了。从上海会议一直到中央工作组织会议,这个斗争,对罗瑞卿的斗争,以后发展成为对彭罗、陆、杨这个反党的修主义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它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方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来欺骗群众。向我们展开了全面的进攻,这个斗争从北京日报“燕山夜话”、“三家村”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影,文学,广播领域里公开的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毒素,这是一方面。这是公开的。从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向我们进攻。去年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后又接着刘邓路线的揭发。刘邓也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他贯彻了一条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贯彻了一条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这个进攻没有中断过。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也是在这个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但是最后是我们击溃了他们。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解放以后,进城以后,十七年来,和平生活的环境,在这个和平生活环境里头,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从七届二中全会他就讲过的,党内要防止骄傲情绪,要防止被糖衣炮弹的袭击。的确,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没有警惕这个问题。进城以后作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是相当严重的。四旧在干部中,主要是在领导层里头是严重存在的,这次文化革命不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是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要在我们党内,在领导上要破四旧,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个大革命。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大风浪中受到考验,得到锻炼,得到教育,得到改造,尤其是我们。院校是培养干部的基地,是培养我们军队接班人的基地,所以院校的工作,对我们人的思想革命化,对我们军队组织的革命化都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必须把院校搞好,我们这次把院校的文化革命当作重点,也就是这个原因。使院校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学校,成为人的思想革命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政治、四个第一、培养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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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风这样一个熔炉。就是要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发扬人民军队建军的光荣传统。所以院校的文化革命在我们军队来说,是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院校当中几次大的路线斗争或同反党集团的斗争,院校里头也是进行过这个斗争的,具体地参加过这个斗争的,这个斗争对我们院校工作的改进,思想的改进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院校里头,在反教条主义,反洋教条,反土教条,反旧的框框的斗争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的,使我们的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所以同志们批评:你们住在北京,总政对院校的领导,对院校的关心是不够的,我说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这的确是作得不够的。我这两年可以说没有来过你们院校,因为我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就进医院,得肝炎进医院后来经过几次反复,都在外地休养。斗争罗瑞卿紧张的时候,我的肝炎又复发了,中央同志又决定我去休养,一直到去年八月中旬才回来的。医生告诉我还要半休养状态,所以在这两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不能工作,都在外地养病,这方面的情况,不仅对你们的情况,就是部队的情况、总政机关的情况了解得都不够,没有很好了解,了解很少,就是没有生病以前,也是没有了解,也是官僚主义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就是要破四气,首先是破官气,我是有官气的,有官僚主义的。因为我了解情况不够,我联系群众也不够,欢迎同志批评,帮助我克服四气,帮助我改造思想,改进作风,改进工作,把文化革命彻底搞好,高等军事学院是我们全国最高的一个学府,文化革命搞好,不仅对高级干部的培养,而且通过高级干部去影响其他的干部,去影响部队,去推动部队的革命化,推动部队的工作。同时高等军事学院,你们的工作搞好了,你们作出好样子,对其他院校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文化革命在高等军事学院是特别重要的。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看到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很高,革命精神很旺盛,而且对院党委、对院里领导提了许多批评意见。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要把院党委大烧一阵,大轰一阵,就是要使院的领导警惕起来使院的领导,高等军事学校的首长把多年来的思想、工作、作风各方面的问题清算一下,检査一下,也就是说,遵照林副主席指出的三条标准: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些高举了,那些没高举;突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中间中断了一段)同志们经过对院党委的斗争、批判,不仅使院党委的同志能保持晚节,能够受到教育,使他们能得到提高,能得到彻底的改造。而且使整个高等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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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的工作会提高到一个新阶段,面貌会起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是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我很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很赞赏同志们的这种革命干劲,并向同志们学习。(鼓掌)
    现在全军都在批判以刘志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邓的路线,我想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情。总理的讲话和刘志坚的初步检讨,同志们看见了没有?(回答不一)刘志坚的错误,主要的就是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作法上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近两年来我不在家,所以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是由他来主持的。文化革命以来,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所以军委总政的文化革命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搞的,在他工作期间里,刘邓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了的。他的错误,一个错误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刘邓为了推行他们的资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各个地方都派了很多的工作组,而且把北京大学六月十八日的报告都批转到全国,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刘志坚同志他是参加了中央会议的,就是刘邓开会他都参加了的。在会议上,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陈伯达同志是曾经和他谈过的,就是主席是不主张派工作组的,或者就是要派也是少派。开始他是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的,但是一到刘邓开会时,陈伯达同志很坚定,原则性很明确,贯彻了主席的指示的。而刘志坚是不支持陈伯达同志的,甚至要和陈伯达同志分清界限,实际上就是支持刘邓的路线,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罗!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已经确定要撤工作组,文化革命斗也好,批也好,都要依靠革命群众,你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斗也好,批也好,改也好,是搞不好的。主席批评了刘邓的错误,主要是要撤工作组。但是,刘志坚同志,他对我们军队三十多所院校,也派出了工作组,他知道撤工作组的消息最早,但撤工作组最迟,北京市的工作组都撤掉了,可是军队的工作组还不撤,一直拖延了差不多半个月,这说明了他对撤工作组不坚决。他还留恋工作组,还想保留工作组,没有贯彻主席的路线。派进院校的工作组有的斗了群众,有的把群众打成了什么什么的,发生很严重的立场问题,以后逐渐地平反,逐渐地改正。他一方面派出院校的工作组,他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到主席指示撤工作组,军队反而比地方撤得迟,迟了半个月。还在六、七、八月期间,发了指示,这个指示规定是刘志坚同志主持的,这里头有些错误的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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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里头,在运动开始之前,要摸底排队,运动还未起来,群众还不清楚,他就是带着旧框框,去搞摸底排队,这怎么能排好队呀!这个排队必然是很主观的必然会整群众,打击面搞得很宽,把矛头指向群众,要么改变斗争方向,有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就利用这些指示改变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搞黑材料,一些同志受到委曲,搞错了,或者搞重了,还未平反,他们有一肚子冤气,我想都是这一指示所产生的结果,下面有些或者受资产阶级路线影响,或者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利用了这个东西,来整了群众,比如过去指示里头,军以上单位不准贴大字报,有个别夺权的单位才可以贴大字报,这都是错误的,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为什么不可以贴呀,为什么要个别夺权单位才能贴呀?这与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相违背的。还有撤工作组,地方的工作组,第一批工作组收回来以后,地方又要求我们支援一些工作组,刘志坚又派了大量人员去支援。这使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方上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又利用了这个东西作出了××(不清),当然不能完全怪我们部队的同志,我们部队的同志是奉命去的,或者是去支援他们的,但是指示是以全军文革和总政的名义发下去的,去地方参加工作组的同志也有一点怨气。在军委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本来军队院校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但是没有看到主流,夸大了个别的缺点,夸大了个别的偏差的地方。刘志坚同志对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发生了动摇,起草了五条规定,要拿到总政党委讨论,被总政党委否定了,没有通过他这个东西。十月五日以后,又对个別的同志,象安守田的问题,彭谦的问题,听了下面的一些片面的汇报,批准、同意了下面一些不好的作法,使一些同志受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帽子,受了委曲他是文革小组的组长,在相当长的时间根本不和群众见面,有好几个月不和群众见面,不挺身而出,比如说冲国防部那件事情,如果说刘志坚同志当时能很快同群众见面,作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是可以避免那个事件的,但他并没有那样作,而且陈伯达同志指示他那样作,他也并没有那样作,不向中央文革请示报告,不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我们军委的同志,总认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开会他都参加,总认为他会反映情况,但是实际上他对上采取封锁而且在有时反映的时候,反映当权派的意见比较多,反映领导的意见比较多,反映各个院校群众的意见、全面的意见比较少,可以说中央文革对他这点很不满意,很有意见。他事务主义很严重,不用脑子,官僚主义。他自己承认他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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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官僚主义,不走群众路线,不搞调査研究,不深入群众。我这里材料很多,总政正在揭露、批判,还有更多的材料出来。他那个自我检查,只能说是个初步的交代,不能说是检查,因为那个检查没有触及灵魂,根本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地革自己的命,所以他那个检查是不好的检查,现在正在要他作进一步的交代。(群众提问)
    我们希望全军院校的同志起来彻底地批判刘志坚同志执行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搞好我们军队文化革命和院校文化革命的关键。你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不使它破产,革命的路线就要受到阻力,就要受到损失。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能调和的,不能采取折衷主义的办法,采取折衷主义的办法势必帮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露,这样才能使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才是有利的,才能向前推进,斗批改才能搞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身,也是斗批改,不能机械的分开。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刘志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是刘志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因此军委、总政和军队都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这个东西应该实事求是,因为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就等于罗瑞卿犯了错误,不等于总参的所有的副总长都是罗瑞卿的人,都是罗瑞卿式的错误,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是一般的错误就是一般的错误,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但是我们的院党委也好,领导同志也好,不能光给自口定个调子,说我有什么没有什么,先定调子就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对别人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应该要群众揭发,要群众批判,要大家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出来,把问题都摆出来,经过鸣放,经过必要的辫论,把事实肯定,是反动路线就是反动路线,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怕批评,错了就改,火烧一阵,烧的是错误,烧掉了错误才能坚持真理,才能改正错误,有错误不烧掉那怎么能改正?所以要采取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我很欢迎彻底地批判,彻底地揭露,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将来大家商量、研究,本着实事求是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任何人不能代替你们作。那个单位的讨论只能靠本单位的群众,那个单位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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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改都要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来实行批判,来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先定调子,先定调子的本身是错误的(鼓掌)。我很赞成同志们彻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抓出来,如果本单位有资产阶级当权派,你们也要揪岀来,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要把他揪岀来(鼓掌),不揪岀来就是定时炸弹,将来对我们危害很大。另一方面,每个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鼓掌),很好地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军委总政的同志们很关心你们高等军事院校的文化革命,希望你们做岀好样子,把文化革命能够搞彻底,不搞彻底决不收兵!(鼓掌)(根据录音整理)
    总字151部队红色革命造反代表队、总字160部队红色造反兵团
    合印
    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给总参三部和技术工程学院的指刁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的讲话王副总长
    同志们,本来杨代总长是想来的,因为他的身体不大好,工作也比较多,他要我代表他来首先问同志们好。(鼓掌)
    我今天来是陪同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来传达军委的个决定。同时,向我们同志们作指示,军委在昨天在林副主席的主持之下,召开了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会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参加了的,这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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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关锋同志向同志们来宣读,同时向我们大家作指示。我就讲这几句话,完了。
    关锋
    同志们,我和戚木禹同志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委托来看你们大家。(鼓掌)
    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要我们代替他们问好!(热烈鼓掌)刚才王新亭同志讲了昨天军委的一个决定。是不是你们大家都感到对你们的热气腾腾革命泼冷水呀?不是吧!这个决定是完仝正确的。军委讨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支持的。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在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呢?为什么
    (下面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我读下吧。(鼓掌)刚才王
    新亭同志已经把这个大意讲了,因为装在我口袋里,我叫他来读,还是我自己来读。(读指示)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就是昨天下午,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重读)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鼓掌)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我可以讲一讲我的看法。我们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伟大的国防任务,备战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军以下现在是进行正面教育,军区和其他一些机关延迟搞文化大革命。但在这样个备战任务十分严重,十分重大的时候,在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总参部是军委首脑的神经系统,担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神经系统的工作一发生紊乱,一发生问题,就影响到大脑对全体的指挥。国际形势大家知道,国内形势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哪!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嘛。从机关文化大革命,从党政机关、学校发展到了农村、工矿企业,形势是一片大好形势哪!群众更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来揪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决不会甘心灭亡的,他十八般武艺都要施仝,施不全,他是不甘心的,他们一直和我们斗嘛!前一段情况大家了解,最近斗争是不是不紧张呢?(地方上、各个省委、各个大区)不是的!很尖锐,很紧张,在前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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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没有用上的手段,现在用上了!有的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煽动罢工罢市,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全图造成国民经济的紊乱,企图造成金融的紊乱。
    前一个时期,工矿企业里的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口抓生产,压革命表面上他们很关心生产,其实并不是的,是借抓生产,压革命。现在工矿企业工人起来了,就暴露了他们决不是关心生产,他们怎么会关心社会主义生产呢?群众起来了,他们就要破坏生产,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和前几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下放回乡的一些工人,下放已经安置了农业生产的群众,鼓动这样一些人到城市来,到机关来要钱,要这补助费,要那补助费,要多少年的钱,要找补多少年的这津贴,那津贴。有的地方,把银行的款都给提什么了,使得金融受到很大损失。他搞的经济主义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他自己逃跑,一搞经济主义就把不明真象的群众煽动起来,为了暂时利益、个人利益、增涨东西,就忘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当然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是好的,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受蒙蔽,那只能是一时的。有人竟然想破坏交通。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很紧张的,很尖锐。这紧张好不好呵?我看好!这是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发动了广大群众,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举行总攻击。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当然他会反扑。他要反扑,没有什么不好暴露了他们,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有广大革命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是反扑,就越是暴露了他们,就越能搞得彻底!他就更滑不过去!
    大家关心整个国内形势,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昨天人民日报登的“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叫“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那篇文章很好,不但是关系到上海(这是上海造反派写的罗,“文汇报”造了反了,造反派接管了。“解放日报”也造了反了,也接管了)也关系到全国,这篇文章发表,将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重要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一学我是读过两遍罗,还没有来得及更多的读,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写得好!最近的“文汇报”可能还有文章,今天“人民日报”转载没转载不晓得,因为我是昨天夜里出来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上海是华东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地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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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方阶级斗争这样尖锐,造反派势力大起来了,出现这样一个大好形势,是值得我们大家高兴的,欢欣鼓舞的。(鼓掌)地方上各个地方阶级斗争很尖锐,其他地方我就不讲了。西北方、西南,阶级斗争尖锐,很激烈的,这些地方我就不
    说了。因此我们军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从国内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敢于实行大民主呀?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骨干,所以必须保持部队的稳定,指挥系统保持经常工作。正因为这样,所以××的文化大革命暂停,是不是××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进行了呢?当然不是不进行,一定要进行,而且要搞好,(鼓掌)要比地方上搞得好,鼓掌)因为他是一个部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这样一个部门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更加重要的,(鼓掌)但是,时间要和地方稍微岔开一点,现在地方上正在最尖锐的时候,要岔开一点。中央军委决定,什么时候开展,根据情况再作出决定。当然,现在不好算这个卦,不知道是几月几日,不好那么讲要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给领导上提意见的同志,运动的积极分子绝对不能打击,不能歧视。(鼓掌)大家还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问题,还有争论,有的说是黑材料或不是黑材料,刚才商量
    这样
    好不好,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把它封起来,(鼓掌)到三部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再分別处理,好不好?(下答:好!)刚才三部的同志想找我们谈谈,大概其他的同志也想谈一谈,不过今天就没有时间了。我刚才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也和三部同志商量了,你们这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定要来!(鼓掌)要来几次,(鼓掌)要听你们的意见。
    (鼓掌)希望大家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一是否有几派呀?一互相要照顾大局,团结起来,把日常工作做好。那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原则分歧当然不能和稀泥罗。当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再重新拿出来,讨论,争论,辩论,弄清楚它。但是不要因为前一段观点不同,争论很厉害,影响到日常工作。到了条件许可的时候决定重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再来讨论。(下面:我们没有影响日常工作,而且我们都是通过革命来促进我们工作,就是我们部里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站在资阶级路线反动立场,我们革命同志决不允许。)
    三部和一般工厂(不同),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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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文化大革命暂停,隔一段时期再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定还是正确的,我拥护这个决定,(热烈鼓掌)其他问题是不是以后再说。部队有毛主席领导嘛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嘛,部队上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林彪同志的领导嘛!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嘛!(鼓掌)我相信我们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包括三部的文化大革命(鼓掌)一定能搞好!
    大会主席:现在是否让我们欢迎戚本禹同志讲话。(鼓掌)戚本禹
    我第一次到你们三部来,来了有五个小时了。(笑声)在这五个小时内,我接触了一些同志,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已经感觉三部充满了革命的空气,(掌声)我也感觉到三部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同志。(鼓掌)他们忠于毛主席,坚决地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鼓掌)富有斗争精神,可以不睡觉,不吃饭,来进行斗争。我也看到了×部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接班人,这就是张家口×院的同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有这样好的革命同志,这样好的革命接班人,我们三部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掌声)我们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是有希望的,是大有希望的。毛主席从来提倡开短会,今天我不准备讲很多了,因为有些意见我已经在给学员的大会上讲了,现在我只准备把你们递的几个条子来给大家解决一下,谈一谈我个人的意见解答一下。
    个就是刚才同志们给关锋同志提出的问题,说是一方面愿意服从军委的决定,但一方面还希望搞革命。这个心情我完全理解。正象你们这里一位同志所讲的,三部象一堆干柴,一点火就着。我观察恐怕是已经着了,要爆发!也已经在爆发的过程里面,想爆发。那么干柴要点着了,我和关锋同志来宣布中央军委的决定是不是给大家泼冷水?你们有这种问题,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上有这种问题,我看可能,(下面:对于这点我们知道,关锋、戚本禹同志不了解我们三部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这对于关、戚两位同志没有关系的。)但是这样开会,我们是有感觉的,因为最近我们三部发生了严重的一些事件,如段香阁反革命事件,我感觉到这一点,你们这里是有矛盾的,有斗争的,而且是在酝酿一场重大的斗争。(掌声)那么中央军委的决定是不是泼冷水?我看很可能不是冷水,而是在火上加油!这个决定将够使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比原来所设想的火焰还烧得更猛烈,问题是时间问题。什么时候烧,是今天烧还是明天烧,还是过一个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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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以后再烧,什么时候烧有利,是这么一个问题。火是一定要烧的,斗争是一定要爆发的,但是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时候烧起来,这个中央军委可以有自己的考虑,可以有自己的决策,因为三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刚才关锋同志讲的,是一个××枢纽,你们比我们更明白这件事情。担负着很重要的战斗任务。因此这样的机关都要全军文革,需要中央文革小组以更大的精力来贯注这里的斗争(鼓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正象刚才关锋同志所讲的,全国在展开阶级斗争,全民进行阶级斗争。用一句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进行全民的内战,全国在进行内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进行内战。(鼓掌)这样大的斗争,我们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党中央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来指导这个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关心这一单位的运动。而这个单位是一个特殊的单位,是需要我们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关心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那就是根据军委的决定,暂时推迟这里的运动,暂时的推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运动。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的,它要做曲线地上升。三部现在面临的是那么个曲线上升的阶段,所以大家要更好地领会军委指示的精神,更好体会军委做这个决策的用意。你们想想看,我们国家要爆发一颗原子弹,都要考虑什么时间,原子弹爆发不是很好吗?早点爆发,它一点就着嘛,为什么不要它爆发呢?我们要选择时机,要选择最有利的政治时机来爆发这个原子弹。你们知道第一颗原子弹是什么时候爆发的?(下面答:是赫鲁晓夫下台)是的。既然爆发一颗原子弹都还要考虑时机,就是三部这么一个重要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一个时机吗?这是一个特殊的单位!我看军委做这样的考虑是完仝正确的,我拥护军委这个决定!(掌声)(口号)
    因此,你们××、你们××、××已去中南海,××听说明天要去中央文革告状,请千万安排时间接见我们,Ⅹ×要找我们反映情况,请两位文革首长(我们不是首长,我们是跟你们一样的一般同志,我建议你们取消这个首长的称号毛主席可以叫首长,林彪同志可以叫首长,其他人我看可以不要叫,都是同志嘛!)请我们两位要给时间接见,因此,这些问题现在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三部的文化革命很有兴趣,我们跟关锋冋志商量妥当了,等军委说什么时候你们三部要搞文化革命,我们两个一定到这里来奉陪大家一起搞革命。(鼓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名字的)说军报、人民囗报元旦社论都没有提军内有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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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不提更使人产生麻痹思想,那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早晨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军内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中央的历来文件,红旗杂志社论都是肯定,中央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就讲了,大党阀嘛,大军阀嘛,那还不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也还有,我想这个问题不成问题,至于是谁,那我上午讲话也讲到这个问题,你们自己来研究,你们不是说,你们每天工作以外还是有时间来搞运动吗?那么暂停运动期间,我看运动可以暂停,你的脑子可以转个不停,脑子还可以转吗?你们头脑里革命,那不能划阶段呀!你们研究材料分析情况,究竞谁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准备子弹,准备战斗,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答复。
    还有一个同志提出问题,叫顾相玲同志,说刘志坚是不是死老虎?我看刘志坚不是死老虎,是个活老虎,还有后台
    还有个问题,档案问题怎么办?刚才××同志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档案,要封档案,可是他们有的人认为这个档案不是黑材料,对档案是否是黑材料还有争论,那末争论下去,革命就停不了呵,怎么办呢?我刚才也和关锋同志商量这个问题,我们材料,凡是文化革命的档案统统封起来,是黑材料也要,不是黑材也要,必须封起来,什么时候军委决定搞,再拿出来咱们再争论,再讨论档案问题,我们有这么一个建议,请三部领导同志考虑。
    还有个问题,文化革命暂停期间,我们强烈要求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部的流毒,行不行?我看一批判流毒,就要联系实际事,那就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了,(笑)那就和军委这个指示不太符合,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我看暂时让那流毒流一会也没有关系。那流过好几年了嘛,再流它一天,再流它一个短时间,我看也好嘛!将来你们批判时资料更多嘛,材料更多嘛。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再有流毒了,那么它要流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流,我看他们不是说要“秋后算帐”吗?那末你们也来个“秋后算帐”,等搞运动时再说,是不是现在暂时还让它流一会儿,等到军委什么时候下了命令,一声号令下来,你们冲锋陷阵,我看劲儿蹩足了,一定能打胜仗,“哀兵必胜”嘛,那劲儿不憋足,仗就打不好,你们都是军人,有很多同志在战场上打过仗,懂得这一点。
    有一张条子说是:军委指示我部文化革命暂停,我完全同意,坚决拥护,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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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执行,如果在暂停时期,有某些领导干部(科级以上)继续不断搞文化革命中题,如材料问题,那怎么办?军委这个指示不仅仅对群众有约束力,对干部、部长,中央有指示,他们暂停,你们也暂停,你们不暂停,还要搞点材料,就叫非法,违反党纪国法。如果发现这样事情,那么运动开展以后,要严肃反省。(鼓掌)
    还有个条子,四个人联名写的,就是他们担心在运动暂停期间,领导要整群众,因为现在已经有领导整群众,引起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极大愤慨,那末刚才这个问题有同志讲了,他很理解我们这一点,说我们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是的我们来了五个小时,那有那末多调査研究呢!也可能有那样的情况,也可能他说的有出入,我们现在还不能作判断,但是党中央的原来的指示都是不允许整群众,那是不能允许的,那是要处理的,要受党纪处分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说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你们想到静,他不止,那如果它真不止,那也不要怕,从来都是风不止的,阶级斗争的规律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就让它刮嘛,我们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是不怕风刮的,十二级台风我们也能顶得住,只要我们立场坚定,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那怕它风再大,我们顶得住,我们相信你
    三部的革命同志能顶得住这股风的。(鼓掌)
    还有总政的十条,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几个人都提这个问题提了条子,我很对不起,同志们,总政十条我们还没有看,我说老实话,我没看但是我知道,在刘志坚担任文化革命组长期间发了很多错误的指示,(鼓掌)这些错误指示,新的全军文革成立以后,要逐个地审查,总政十条将来也会审查得出结论,同志们自己也可以审查,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
    还有坚决要求江青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这个要求前天我接见的张家口开座谈会的同志,昨天接见总政文工团的同志,都有同样要求,我今天早晨来之前,我给江青反映了这个要求,江青同志不很赞成,但是你们要求我还可以继续反映,我想江青同志已经是你们的顾问了,她很关心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她担任组长,不担任组长,她都可以在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她的作用。
    条子太多了,是不是就这样,好不好,同志们。我给同志们说老实话,因为我还有三个会都是非常急的,有的等了两个晚上,我必须去处理,不然的话,我今天交不了账了,是不是同志们允许我们以后再见面,你们搞文化革命时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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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野战军一九六七年一月
    十七日北京政法学院《革命联合》战斗队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兵战斗队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附
    戚本禹关于总参三部文化革命的讲话(全文)
    刚才关锋同志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大多数同志是拥护的,热烈鼓掌拥护但是我们也看出来,有些同志可能思想还不太通。但是毛主席常教导我们,我们要识大体顾大局,中央军委这个决定就是根据我们整个大局的考虑来决定的。这是经过军委领导同志及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作了反复的慎重的考虑所决定的。如刚才中央军委指示所讲的,现在我们战略任务紧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冲击,三部的工作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不便于在这里具体地说,为了使得这些问题迅速解决,使得战略任务得到很好的保证,所以军委作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成员都拥护这个决定,我们应该考虑,如果由于我们三部的工作受到一些干扰,不能够很好地进行下去,那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斗争任务的。三部的文化革命暂时停下来不是等于三部文化大革命不进行,也不等于否定同志们的这段斗争。关锋同志首先在讲话里肯定了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成绩。我相信将来三部的文化大革命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开展以后,能够比现在开展得更好。你们想一想,刚才关锋同志讲了,现在我门的国家仝面地开展了阶级斗争,这样全面的阶级斗争就使得领导的精力不可能具体地照顾到每一个部门。象三部这样一个部门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是需要特殊关怀的。但是现在根据工作任务,斗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军委的领导上都不可能拿出很大的精力来,按照三部斗争所需要的那种关注这种要求,拿出那种精力来关心这里运动,这样搞就会使运动搞不彻底,而且工作受到影响,一般部门没这个问题,三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有这个问题。所以不仅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暂停,有一些不适于现在需要我们将另花力量搞的一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是现在马上进行。军委这个决定不是削弱三部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加强了三部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才能搞得更好。暂时来说
    三部的文化大革命推迟了一点,但是长远来说,军委的决定来说,可以使三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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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得到更大地、更彻底地搞好的一个重要保证。我相信现在思想不通的同志,如果很好地想一想,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想一想军委的决定,是可以想通的
    部的文化革命暂时停止以后,同学们是不是没事情做了呢?不是这样。也正是我们同学负担的斗争任务很多,所以三部的文化革命暂时停一下,对同学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好,使你们能更好地集中你们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前天在总参开了一个座谈会,给这里的,张家口的技术工程学院的以及测绘学院的同学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张家口院校的同志,不是所有的同志,相当一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对于反刘邓路线这个斗争,无论在认识上,无论在斗争的布置上,同整个现在全国形势是有差距的。那天参力会的同志今天有没有到会的?有哪几位同志啊?请起来看一看。好,请坐下。(众问:那天是不是保守派的?)不是保守派的,是造反派的。(众说:保守派今天没来,在××。)啊……没来……在××,不是保守派的,你们不要认为只有保守派才对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足啊,你们这革命派不见得都足了。我问了一个问题嘛,就是你们张家口那天参加会的八位同志,我说有没有一个人写了比较系统地批判刘邓路线的材料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陶铸的大字报?八个人里面没有一个写。你们这里有没有?(答:没有。)你看,所以说你们这革命派也是认识不足的。(众:
    )有吗?如果是有一个同志写了,我看应该站起
    来,表扬这个同志。有没有?(有人答:不让写。)是的,我听说了。你们前天座谈的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说不让写刘、邓的大字报。那么这个问题我可以进行一些调査,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是错误的。但是,你们都是解放军战士,难道革命要批准吗?马克思革命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谁批准的?没人批准的。毛主席在中国搞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时候,有没有人批准?毛主席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得到谁的批准?没有人批准。所以反对刘邓路线,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本主义路线是不需要批准的。你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差距,我检查一下我的差距很大,一个复员军人,他从六二年,就在写文章,写信,批判刘少奇的资本主义的路线,他写了批判东西以后被罗瑞卿、梁必业、还有一个是肖向荣,这三个人批准送到精神病医院,大前天我去看了这个同志,是个湖南人,叫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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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点没有精神病,很正常。但是却说他有精神病。他自己说没有精神病,可却说:你说没有精神病,就是你有精神病。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精神病人都是承认自己没有精神病的,因此你不承认有精神病,你就是有精神病。按他的逻辑讲,我们大家都有精神病,因为你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都成了精神病了。就是这个人被折磨了好几年,强迫吃药,吃那个××药,打针,而且上电刑,非常残酷的。他本来没有病,现在搞得身上经常发抖。但是这个同志就是这样的,这个同志还要写文章批判刘少奇的什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人的阶级性”啊,还要批判他的“八大”报告,批判刘少奇的“八大”报告。很了不起啊!我们拿这个同志来对比一下,我们怎么能够说上面不批准,因此我们就不进行反对反动路线的斗争呢?不能那样说吧!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事物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而不是外因。所以我们如果这个问题上认识上有错误有差距,我们应该首先从自己检査,为什么有差距呢?首先你起码政治上不强吧,毛泽东思想学得还不够好吧!当然你们学得很多啦,经常念语录,你们军事院校的同志一翻就能翻倒这点你们学得好,但是我们如果考虑一个问题,就把刘邓路线认识上,我们同北京比较一下,那末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差距呢?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我看我们应该从这一方面找原因,而不要强调上边没有发动我们,没有批准我们。这个问题可以检查的,可以提意见的。但是我们首先自己要认识这个问题,另外我还可以提一个问题,上边没有发动,那么现在全市性的、全国性的兴起一个批判刘、邓的高潮,这样大的潮流面前我们的同志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同志一张大字报还没有写出来呢?我看还是要承认有点差距啊!这个比较主动,你们看是不是这样?还是承认这个差距。做一个革命战士,一个革命组织认识不到现在全国的形势,认识不到自己的思想与全国的斗争形势有很大差距,不马赶上去的话,就要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形势,我们这个左派就不能当左派了。就慢慢从左派变成中间派了,再下去就变成中间偏右了,这个左派不是老是左派,别以为这个左派老是左派,这个辩证法是变化的,他们可以转化。(……)左派就转化成中间派,再一转就是中间偏右了。你看,你不能掌握这个旗帜,不能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鲜明地举出批判刘邓路线的旗帜,那么你这个革命组织怎么能够带领革命同志前进呢?现在全国人民,工人、农民、红卫兵战士,在那里高举着批判刘邓路线的大旗,率领群众前进呢!而我们一张大字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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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写,我们的革命组织对这个斗争没做任何部署,或者做了部署做的很不得力,(有人喊:他压制我们的。)我们革命是不怕压力的,越压越要起来革命,可是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压力,还要归咎于我们思想上有差距,我们还要强调这点,因为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事物是内因起作用的。我建议我们的革命组织很好地组织很好地研究一下,拿出一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甚至三天的时间来专门召开小组会,研究形势,研究全国的斗争形势,研究我们这个院校中的形势如何,跟上仝国的斗争形势,要跟上潮流,跟不上潮流我们就要落后。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我们不能举起这个旗帜来,我们一个革命组织不能举这个旗帜,不能跟随潮流前进,我们就要落后于这个潮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同志们能够考虑这个意见,你们就会觉得你们的斗争任务很艰巨,很繁重。部的文化大革命暂停,是有利于你们这个斗争的,有利于赶上这个全国斗争形势的。同志们,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斗争的。我们党从建立以来,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斗争了,十七年来,究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一直在不断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地向我们挑战,各个方向,各个战线向我们挑战,两条路线斗争,一条路线是无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所代表的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所代表的路线。这个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关系到整个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每一个同志一定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个斗争中去。在这个斗争中间锻炼我们自己,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们才能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战士。对于这个刘邓路线我们要有系统地认识,系统地进行批判,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因为他是全面的进攻,所以我们要全面反击。你们把力量组织一下,各个方面进行反击。首先你们要向北京市的这些红卫兵战士们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把他们积下的材料,你们都分工负责把它收集起来,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来进行分析,来进行批判。在你们院校里面,在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兴起一个彻底批判刘邓路线的高潮。比如他们通过的“八大决议”,里面有很原则性的错误。这个“决议”是临开会以前很短的时间要毛主席看,毛主席要提出意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这样通过“八大决议”的。像这些都要进行系统地批判,要研究,要很好地研究。比如刘少奇长期在党内所推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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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革命造反精神,提倡奴隶主义,这样的东西你不批判,我们就不能得到解放。我们的党就不能建成毛泽东思想的党。我听说,你们军队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收回去了,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答:有。)我建议总政能考虑一下,我看还应该把这书发还下去,拿出来批判,他过去发下去的时候你就那么积极地看哪,那末现在要批判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回去。毒草不怕么,要看么。当然他收回去也是好心啦,因为毒草怕他有毒啦。有毒怎样肃清,而不是光是收回去,要动员每个战士,分析这个东西,批判这个东西。我希望你们解放军能写出高水平的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作、大字报。我相信你们是能做到这点的因为解放军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是真好。他的“人的阶级性”要批判,他在十七年来执行的反动路线,“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要批判,他在艺术形态领域里边,从《清官秘史》到《武训传》一直向主席斗争的这些反动观点要批判。只有我们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士兵,每个红卫兵战士都彻底认识了认识了刘邓路线的危害性,彻底进行了批判,我们这个国家才有不变颜色的保证很重要的任务。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些事情。我们要进行这工作的话,么事情就很多了。我们就不会认为军委这个决定是削弱文化大革命而是加强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三部的斗争,是有利于我们的斗争,而不是不利我们的斗争。等到我们经过批判,思想得到很好的武装,军委能够抽出精力来管三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重新再来开展这个运动。三部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比其他地方搞的更加好。这是一个斗争任务。
    还有一个斗争任务是肃清刘邓路线在我们部队的流毒。这个任务我那天给座谈会的同志们谈了一下,我觉得有的同志对于刘邓路线在部队的流毒,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究竟部队的代表人物是谁?最大的代表人物是谁?不是很清楚的。你们知道不知道部队的最大的代表就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答: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们,而且别人也不能告诉你们,要你们自己去硏究、分析,掌握全面材料,而且还不能搞错,要用刘邓路线斗争这个纲来划分,来确定我们的斗争方向,来确定我们的斗争任务,究竞那个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不能搞错,还不能光看现象。你别看现象,你从现象去看那个人是非常革命化的,好几个人说话,都作报告,别人的报告有错误唯就他的报告没错误。从现象看是看不清楚的,要从现象看到本质,这个事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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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现象、本质不大一致的,要一致就好办了。我那天跟学员们讲,他戴的帽子也有五角星,那个五角星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分析这个
    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把刘邓路线很好地批判了,思想上武装了,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能认识这个问题。彭、黄、张、周、彭德怀这是一条线。由彭德怀到罗瑞卿这是一条线,那末罗瑞卿被揪岀来了,部队就没有新的代表人物了,就天下太平了无事了,没有阶级斗争了,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一系列代表人物会出来,(不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社会力量,一种资产阶级复辟的力量,只要有这种社会力量存在,我们党内、军内就有反映。社会上有人去代表他们,但是大家不要急,还是会被我们揭露的,给我们打下去。但是打下去以后还是会有新的代表人物出来,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资产阶级不断捣乱,不断失败,还要捣乱,还要失败,最后直到灭亡。现在是不是到了它灭亡的时候了,还没灭亡,它还有这么大的社会力量。现在这种社会力量,我们看起来用一下小指头就能够戳破的,但是他还有那么大的社会力量,有那么一点,尽管这种社会力量,毛主席用一个小指头就戳破了,你看彭真还不是不可一世吗?毛主席用一个小指头就戳破了,就垮台了,尽管罗瑞卿这样的用个小指头就能戳破,但是还是有人去代表他们。谁是军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啊!这个要用脑子分析分析,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还不能搞错。你别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但是有点缺点错误的人,当成他的司令部的人,那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还不能大水冲了龙王庙,还要看准他,还要和他准备斗争。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了。如果简单的话,那末就不要发动那么大的全民、全军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因为他脑子上号了字,说他就是,那一抓就抓住了,不那么简单。你们要关心部队的斗争,外面的大字报你们要看一看。我觉得这一点,我又要说你们有差距了,我说了三次了,你们还是有点差距,有的学校学生他不在部队里面,但是他已经敏感到这个问题了,但已经敏感了,你们到外面看看大字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也不能说看大字报有什么名字就说是这个人就是最大的,光看大字报还不行,还要分析研究,你光看大字报的话,那我有大字报呢?我是大毒草。全北京市都贴满了。大概你们那时还没来。(插话:来了。)关锋也是大毒草嘛!江青同志她还有大字报嘛!当然我这个人不能算什么,但是我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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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大毒草吧!所以你们不能光看大字报,你们要分析这个事。这个事我看就够你们干的。光分析我看分析五天还分析不出来呢?那不是好分析的呢!你看这个斗争任务就很艰巨。华北局还贴了廖汉生的大字报,你们分析分析这是什么问题。这个廖汉生后边是个什么人,这个刘志坚是怎么回事?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能简单化,刘志坚是总政的副主任,好,那一定是肖华,因为肖华是主任,这个廖汉生是华北局的,好!北京军区归杨成武同志管,那杨成武一定支持廖汉生的。这不能简单化,你要那样的话,那一定保险犯错误。杨成武同志可是个好同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红军,一直跟着毛主席方面军的,一直跟着毛主席。是个英雄人物,你不能说廖汉生是杨成武领导的,杨成武大概就是支持他。那不行。所以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它还有点曲折性还要拐个弯,这个弯怎么拐,往那儿拐,你自己来分析,我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也不怎么清楚,因为我也不是部队的。你别看我穿军装,我穿军装,因为文化革命小组都要穿军装,发了一套军装,我感到很光荣。所以我就穿上了。我对部队的情况还不怎么了解,了解部队情况的还是你们,这个弯怎么拐,你们去拐,往那儿拐,这个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要打得准,要打得狠,要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夺取胜利,这要靠学习,要靠毛泽东思想。你看这个斗争任务艰巨不艰巨,非常艰巨。我刚才说了,你一简单化,就是杨成武,揪杨成武同志,那你就肯定错,因为我别的不知道,杨成武同志跟我直接接触过,我知道这个人。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延安有个杨成武,大渡河的勇士嘛,指导大渡河的战斗的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嘛!历经南征北战,立下汉马功劳,一直跟着主席的嘛下子搞到杨成武不搞错了嘛!这弯就拐错了。所以怎么拐这个弯,很费思索,这斗争的任务很艰巨,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光要批判刘邓路线,要找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内当权派不少,可是你要找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抓住要害,还要准备材料斗争,还要讲斗争方法,斗争艺术。这些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别说这两件事,就一件事我就不行,就垮了。你们人多好办事人多就垮不了。人多经常研究研究,搞几个战斗小组,分工负责,那就能够搞好这个事情,这是第二个任务
    第三个任务还有具体的院校的斗争,你们那个院校里还有两条路线斗争,还要在院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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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任务繁重不繁重。三部现在领导上没有很大精力来抓这个事情,你们一下子涌到这里来,丢了刘邓路线,又丢了军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学校的斗争又没搞,这儿又顶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来个战略转移嘛,这儿暂时停一下,你们先去搞那个重要的。这儿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的,而且一定比别的地方搞的更好,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关,负有重要战斗任务的一个机关,要搞得更好。所以军委作这个决定,我看是完仝正确的。我相信同志们经过很好地考虑,很好地权衡利弊,一定会赞成、拥护中央军委这个决定的。那末,军委的决定怎么执行呢?这个决定我们希望你们的战斗组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怎样贯彻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也讨论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今天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学员同志们,今天开始,撤出三部。到哪里去呢?现在已经安排好了,在政治学院。已经把你们的宿舍全部安排好了,汽车也安排好了。你们安排好就可以打背包上汽车出发。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们把行李安排好,吃了饭,我建议你们就讨论军委的决定,讨论怎样布置你们的斗争,讨论怎样反刘邓路线的斗争,讨论形势。举起批判刘邓路线的旗帜,团结广大革命同志,在批判刘邓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我听说你们是一比一,两派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是不是你们互相能够很好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批判刘邓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你们两方面很好地经过协商,他们愿意参加你们的组织,你们就欢迎他们;不愿意参加你们的组织,他们自己要批判刘、邓,你们也要支持他们,只要他们真正批判。达到在这个旗帜下团结起来。其他的小是小非不要计较了。你们这里抢的材料,因为这里运动暂时停了,统一交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保存。你们如何看待你们学院的党委,我看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看你是拥护刘邓路线的呢,还是拥护毛主席路线?拥护刘邓路线,能不能改?如果愿意改那还是欢迎他们,因为我不了解你们的院党委,我没有很好地研究,还是希望他们能改,我们毛主席希望这个队伍要浩浩荡荡,越多越好,如果他们死不肯改,我这是讲一般的原则,因为我不了解情况,如果他是坚持刘邓路线,又不肯改,那就打倒。如果他还不是坚持拥护刘邓路线的,只是受了些影响,犯了些错误,那么还要经过批评斗争,把他团结过来,你们区别一下,讲究一下斗争艺术,讲究一下斗争策略,加以区别。看一下哪个人是应该火烧的,那个人是应该打倒的。现在还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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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什么“油炸”。这些打倒(不清)你们自己研究一下。上海的工人很厉害,他是对这几个火烧、炮轰、揪出、打倒,他是严格加以区别的。那个人是要揪出来的,那个人是要打倒的,那个人是要炮轰的,那个人是要火烧的。而且他那个火烧还不一样,还要分成几等,有的烧一下就算了的,有的大烧特烧的。因为有的不是那么坚持错误的,只是受了一些影响,因为刘邓路线长期统治,一个路线错误,他要损害很多人的党性的,这点同志们要有充分地了解。他跟我们青年不样,我们青年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包袱,也没有那么长的工作历史,受的影响就小一些。有的同志作了十七年的工作,甚至二十多年三十多年工作,他有影响问题。因为这是路线斗争,他总要损害一大批人。毛主席从来的政策是要挽救这些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我们要执行毛主席这个政策,要尽量挽救同志。我们希望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的人越少越好,我们要善于做工作,把这些人尽量团结过来。他放不下架子,你就烧下,象这种人不是那么坚持、那么顽固的。这种人有错误他又不承认,你就烧他下。烧他一下你要注意掌握火候,别烧焦了。你们看那个烤鸭,烧到一定火候才好,你烤多了,就焦了。我这是打个比方,这比方是不恰当的,我们挽救同志和我这说笑话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掌握火候,看他是什么性质,态度怎么样尽量挽救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能够赶快觉醒过来要想办法,只有把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我们才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的目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毛主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我们就靠着毛主席这个战略思想打垮了国民党、打垮了美帝国主义,打垮了封建地主阶级,我们就靠这个思想,同学们要掌握这个思想。毛主席讲的接班人有五个条件,首先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罗,但是毛主席接着又讲了条要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特别是你们同学里面,过去和你们有些不同意见、骂过你们的,甚至于打过你们的,都要从大局出发,按照毛主席的接班人的指示来做,我想我们说一千句,不如毛主席说一句话,所以我们讲的,最后我希望大家拿出语录来读读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们努力按这个去做。
    铁道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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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的讲话我们研究谢镗忠的问题好不好?整个形势你们作了分析,娄培君分析的好,比你们高。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大家答:承认。)这也是你讲的吗。《红旗》杂志,最近主席指示的精神都要传达下去。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的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其原因就是十七年以来,资产阶级在仝面地对我们挑战,我们是应战,全面地应战,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达到十七年的最高峰。十七年来,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反右派,这次又是个高潮。战斗双方主要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一方是毛主席和林总;资产阶级一方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打的是全面的阶级斗争,其主要斗争的双方就是这两个双方面。这一点呢,你们在认识上就是娄培君讲了这个问题,其他同志没有明确的讲。(黄安插话:开始我也讲了。)
    我们文工团怎样斗争,应和全局联系起来,现在你们联系的不是很紧密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们对刘邓路线的揭露和批判,直接指向刘邓的批判还不够从你们的发言里,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也许我的感觉不对,我问过你们这里的大字报,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没有,这是个很大的差距,这是跟我们全国的整个形势很大的差距,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你们作为革命左派,不抓这个纲,你们不能作革命左派。如果过去的保守派抓住了这个纲,而且的确在那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他们就会慢慢变成革命左派,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我是左派那不行,就看你左派斗争的纲领是不是适合历史斗争的要求,如不能适合历史斗争的要求,即使你主观上想做左派,你非常热情而且以前的大方向是对的,即使你六二年就看出问题,但是你现在抓不住这个纲,那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要落后,落后于形势,落后于斗争的需要,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很好的讨论一下,我建议你们各个组织讨论一下形势,拿出两天三天时间确定斗争任务,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全国兄弟战斗部队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这个不能摆老资格,说我们是解放军呀,我们是怎么样呢,不一定。“北航红旗”他们没有参军,那些红卫兵战士,我看他们斗争的水平比你们这里的某些同志要高一些。我不能说所有的同志,所有的发言,因为我不了解你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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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斗争水平高一些,清华大学“井岗山”的战士,他们的斗争水平应该说要比你们高一些。
    这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客观原因,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落后了几个月,但是毛主席讲的:事物的基本动力是内部,所以你们应该从自己的这一方面去寻找差距原因。我不知道你们对刘、邓究竟有多少认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写出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或文章,或发言,有没有?(众答:没有)没有就相当落后了,落后的有点惊人。社会上红卫兵有的写了十几篇批判刘邓路线的大字报,有的人到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去调查。她搞的乌七八糟,她抓的根子贫协主席,掌大权的是国民党特务,纠集地主写反动标语,喊蒋委员长万岁,欢迎蒋介石回来。这都是红卫兵小将干的事情,好的很!很了不起呀,要向他们学
    刘少奇一贯搞资本主义,始终找不出根子,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徒,查出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红卫兵在华北日报上查,安子文为了隐瞒,把北京图书馆的书借了出来,把叛党声明剪掉,红卫兵小将从剪掉的书中追岀。他们掌握了组织部,管党员的,小将挖了出来。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全面的修正主义纲领,“三自一包”……。你们到学校,马路上看看,最多数最大量的就是这样的大字报,而且挖出了执行刘、邓路线的陶铸
    文工团有点世外桃园的味道,不是和形势密切的吻合,如果不马上跟上,把主要的精力重新部署,我们可能走弯路,如果不把这旗帜鲜明的打出去,左派就会变成中间派了。左派这么大的斗争不去抓,不去关心,不去组织力量去作战,偏左却不是。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支部书记说句话,是政治领导,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不能举这个旗帜,即便你是什么书记,什么部长,群众也不能在你的旗帜下觉悟起来,你就不能领导,如果你们组织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就不能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这点我建议,包括你们所有的组织,都要讨论一下形势,讨论一下部署。刚才讲有反复,这就叫反复。
    你们看了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吗?(众答:看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很多同志缺乏敏感,缺乏政治敏感。昨天连夜广播,向全国广播,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是群众,是上海的革命群众向全国发出的一个号召,革命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扑,这是个重要的号召。你们要很好的研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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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文件,这个文件它的意义是表现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跟聂元梓的大字报样,它有划阶段的意义,人民日报以那么大的字标出来,这个文件是怎么一个文件,你们可以想一想,应该有这种敏感。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现在已经失败了,将来还要失败,他的最大失败,是经过这个反扑把它自己刘邓的路线彻底破产了。已经破产了,还要破产。做一个革命的组织,做一个革命的战士定要关心大局,不断的分析形势,这样才能领导群众前进。你们勤务员恐怕还负有更大的责任,你们怎么领导群众,怎样分析形势,怎样研究形势。那么联系到部队也要经过对全军的分析,对整个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来联系我们的部队问题,不要把眼界局限在一个团,要从团的斗争看到全局的斗争,要立足于文工团看到全军,看到全党,全世界。就拿军队来讲,究竞军队来划分政治分野,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个东西,团结对象,批评的对象,就是说哪些是要火烧的,哪些是要打倒的,哪个人,哪些问题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要从两条路线斗争,要从两军对立整个斗争来考虑。就说某个人,你是哪个司令部,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是刘邓司令部呢?还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定要搞准确,我给张家口军事院校包围总参的同志也是谈的这个问题。这种矛盾非常错综复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要很认真,很仔细的分析,用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抓住矛盾的两个方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主导方面,来确定斗争的方向,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们提出很多名单,提出很多人有怀疑,提出很多意见,我认为你们的很多意见很合理,但我听你们的发言,还没有抓住部队两条路线的要害问题。关键的任务你们还没有分析出来。按你们的水平,按你们所应该知道的情况,你们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有一个同志关心了这个问题,他讲到廖汉生的问题,廖汉生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还值得肃清。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思索开动脑筋,问一个为什么,是需要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刘志坚的问题究竟谁支持刘志坚,究竟刘志坚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出现四个元帅的讲话,不要看表面现象,不一定那个讲话稍有问题的元帅比讲话没有问题的元帅要坏,事实、现象和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刘志坚就是个因素。刘志坚还有这样一件事,他曾企图要把叶剑英同志带有错误的发言,用林总的名义批发全军。如果批发了那么你们怎样对待这件事情。所以这很多问题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现象和本质往往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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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的。如果现象和本质都那么一致的话,那么斗争太容易了,要看大节,看人看大节,我们党一贯是这样的。反对抓人家的小辫子,抓历史,看基本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少奇。看他究竞是属于哪个司令部,尽管有这种错误,那种错误说了很多错话,就在大的节骨眼上,他是属于哪个司令部。
    拿叶剑英同志说,你们可以分析这个人究竞在大节骨眼上,他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这样才可以确定他这些错误是我们这个司令部的人说了错话,受了影响作了错事情,还是另外一个司令部这就不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司令部的人基本上是我们毛泽东司令部的人,说了错话,作了错事,受了别人利用,上了当,当然自己也有内在的原因,那么,这样的话,这种人是一种处理方法。如果那个司令部的人又是一种处理方法。比如火烧这个问题,火烧就有两种方法,一种烧烧,一种烧焦了。就两种方法不一样,打倒这也是个问题,火烧和打倒还不一样,人家上海的工人很讲究策略,工人阶级他火烧×××,打倒×Ⅹ×,还有揪出××,这是很严格的,到时候矛盾发展了,他的口号又变了。为什么他们严格提这个口号呢,就是他们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是有水平的,有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可以想办法作调查硏究,作多方面的调査硏究,因为事物是多方面的,要从多方面去调查研究,才能看清这个问题本质是个什么东西。比如:一个茶杯从上面看,从左面看,从右面看,从底下看,经过全面调查研究,这是一个茶杯,如果光看见一点,就不知它是什么东西。不是有个故事叫盲人摸象吗?(内容略)应该调査历史,研究现状,比如总理硏究他(指叶剑英)的历史,研究他的现状那么两个加起来全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他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那么总理又说了,那个人是什么问题,这个人是什么问题,陶铸又是什么问题,那么这就是种调査,对总理的调査法我们有怀疑可以。提出根据来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我们要尊重总理的意见,因为他究竞是从一个角度长期的摸了这些问题。有时候总理对某一个人在某些场合也会说些话,今天看起来或许你们觉得不妥当,但是在那种场合还必须那样说,在那个时候必须那样说,现象和本质不是一致的,因为我明明知道总理对这个人有某些看法,可他在一个场合当问题逼到他面前的时他只能这么说,那你们说他不诚恳,那你就不懂得真理。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不到一个事情充分暴露的时候,他只能那么说,另外他再不充分,他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确定斗争方针,只能那个方针。这个问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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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从党的历史上看看,主席对待右倾机会主义,甚至刘、邓这些,彭德怀这种机会主义,他怎么对待的,怎么处理的,你们温习一下,就会懂得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希望你们能够作充分的调査研究,对你们所怀疑的对象作调査研究,研究下确定斗争方法。
    对刘志坚,确定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作了很长时间的调査研究,观察了很长时间,只有弄清楚了。江青同志才在会上说的,不说你们也不明白。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是作了很多斗争的。那么这里我要讲的公道话,谢镗忠对刘志坚的确他是有斗争的,以前怎么斗争的我不知道,到了运动后期,刘志坚的问题,暴露比较充分明显的时候,谢镗忠对他是有斗争的,我听过他两次发言,发言在军队同志讲起来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老实的,我不是说他没有缺点错误,你们刚才提的这些问题我回去负责向伯达、江青同志汇报。对他的错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绝对不会包庇,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你们看嘛!没有包庇一个成员嘛!开始是尹达压制群众,那么就停止他的工作,后来的副组长王任重,顾问陶铸,还有谁……张平化……我们那个司令部也不是那么纯的。刘正文、杨至林、郑季翘……很多斗争,所以对谢镗忠究竟怎样估价,希望你们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作全面的考查,确定你们的斗争方针,我不愿意把我的意见强加于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对谢镗忠的斗争,再看一看,不必那么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所以今天为什么叫我好几个地方要去,原来叫我到许主任那去,我说我是来保一保谢镗忠吧!谢镗忠对刘志坚的确是有斗争的,这个人群众来揪他,他还是愿意出去的,上次张家口来冲国防部,在国防部他还是老老实实在第一线,怎样斗这一点比刘志坚风格高的多,刘志坚躲在西山,谢镗忠还是出来挨斗,我看这一点总比刘志坚不一样。你们去揪他,他也出来,他们让他呆在那里,他也呆在那,这总是比刘志坚不一样,他还是比较老实的,而且这个人,过去有过战功的,做红军连连长,有战功,经过艰苦的炮火考验但是如有晚节不忠,我一笔抹煞,亳不留情。但他还能跟毛主席走,能够改正错误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考虑一下,在处理上、在斗争的方式上能讲究一下。
    我来之前,也做了一些调查,主要是话剧团的少数派在搞,当然对少数派要做阶级分析,但一般地说,我对少数派的印象都不坏,所以我也怕你们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弄得你们被动,所以我愿意来。他们说文工团凶得很,凶我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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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斗争很厉害,很厉害也要去一下,不要紧,这个你们也要分析,对运动有怕,不是少数人怕,个别人怕,他怎么能不怕你们呢?也有使他们害怕的地方如果他们不害怕的话,也说明你们太不行了,怕也好嘛!说明你们厉害嘛!我也有点怕,怕你们弄得不好,弄得你们自己也被动。对谢镗忠,不管是领导小组看法,还是林总军委的看法,这个人还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看法。如果你们将来有材料说明这个人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当然还可以做另外处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你们就采取这种方式不尽恰当。我喜欢和你们说老实话,我不怕你们攻的,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个是对他们的问题做调査研究,一个是有什么意见还可以请他来开会,请他讲,可以斗争,可以提出问题请他答复,这样把问题弄清楚,但还不一定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把他扣起来的方式,或是“请”他到这里来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们定要扣,他在这里我也不回去,但是我考虑到这样对你们斗争不利,你们要学习毛主席战略思想,不打无准备之仗,你们是准备不足的,即使是谢镗忠是黑司令部的人员,你们也是准备不足的,何况我们现在认为,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个人还不是。基本上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也是基本上,我也有很多错误缺点。这个人我不强迫你们接受我的看法,你们也不要强迫我接受你们的看法如果将来你们发现他有很多问题,就是黑司令部的人,这个刘、邓司令部的人特点不在讲几句话,有的刘,邓司令部的人讲话讲的很好。你们觉得这个人讲话讲的好,最没有问题,也没有大字报,但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要讲别的,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问题。这是很大的事情嘛
    你们部队里那么就拿廖汉生来说,文化革命里他也没有什么账,没什么问题就表面上没有什么账。刘、邓司令部的人那么好认的话,我们的斗争太简单了他们戴五角星的,他的五角星也是红的,不是黑的,他怎么好一家伙就看出来不那么简单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建议你们:第一、你们研究研究形势建议你们革命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批判刘、邓的旗帜,鲜明地提出你们的纲领,你们的口号,来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打好这一仗,跟整个形势配合起来打好这一仗,在你们文工团大院里掀起一个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高潮。第个意见:继续调査谢镗忠的问题,继续硏究,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批判刘,邓反动路线,要只争朝夕,这是大事情。如果不争朝夕的话,要是落后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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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落后四五天的话,就不行了,你们自己试试看,到时候你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只能只争朝夕。谢镗忠问题缓一步可以,你们缓事宜急,急事宜缓,你们现在要缓办的事快点办,急办的事要慢点办,要有充裕的时间调査研究,分析这些问题,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至少要在批判刘志坚的问题以后,从批判刘志坚高潮中看看,观察一下。你们说刘志坚跟谢镗忠有关,那么你们从批判刘志坚的过程中再观察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批判一个刘志坚的高潮。既无刘、邓高潮,也无刘志坚的高潮。马上就打这仗,而且还不清楚,你们自讲老实话也不够清楚。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你们司令员重新考虑一下作战的部署
    今天是不是就这样,因我回去还要搞篇评论,要不然的话明天就见不了报。如果你们还有意见,我相信你们会有意见的,那么以后我还是有机会来听,我在你们这里听了一下,我很有兴趣。好不好?(众:好!希望你多来我们这里谈谈)
    少薮派要浩浩荡荡地组织起来,要选最好的左派,政治水平高的做司令员勤务员,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定要建立,没有领导核心不行,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的核心是不行的,这么大的斗争,没有核心不行,你们的任务很艰巨,还要搞文艺修改。江青同志对你们团抱有很大希望的。她排不上时间,很忙。到定阶段抓抓你们的事情,一定会有很大起色。
    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
    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2
    同意
    根据毛泽东
    手稿刊印。
    恩来(3)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
    请你酌办。
    毛泽东
    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三已请总理酌处
    毛泽东
    月十三日(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指中
    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三个文件:一、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
    通知稿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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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二、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这个规定、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2)本篇一、二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仝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报告(林彪当日即转报毛泽东)上;本篇三写在陈伯达、江青同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3)恩来,即周恩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
    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叶剑英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
    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
    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四、成立以徐向前为组长的全军文革小组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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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
    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
    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和谷岩张清
    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12·25”会议代表的讲话关于部院合并是不是阴谋的问题
    总理:部院合并不能说是大阴谋,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套上,你们现在说是阴谋的材料还不能使我同意。这个事我都知道,参加了三天大会,书记处讨论时邓小平主持,聂、贺参加了,还有彭真、罗瑞卿、薄一波、刘亚楼、王诤、王秉璋、赵尔陆、谷牧……及一些工业部的领导人,人很多,还可以查查。当时怀仁堂会议室坐了好大一片。大家都同意应该部院合并,只是在一个环节上有些问题,就是军委常委没有讨论过。而是在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定的。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罗瑞卿这么擅权,他利用这件事抓权是有的,但他是野心家,不利用这个,也会想其他办法抓权的。
    罗瑞卿与工办问题(有代表提出罗的黑窝,要求改组国防工办)总理:罗瑞卿与工办不能等同。(大意)举一个例,六四年十月我们准备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由于国庆十五周年外宾很多,且有不少军事代表团(如阿尔巴尼亚巴卢库,他明天又要来北京了),接待任务还很重,本来罗作为专委秘书长(我是专委主任,没有副主任)应抓这件事,但他偏不干,而在十月十三日,
    十四日,跟贺龙一块看海军大比武。说如果他不去,肖劲光有意见。后来问肖劲光根本没那回事。贺龙是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去了就行了嘛,他还要去。结果只好我找科委和工办研究主持这件事。科委和工办在这当中都作了许多工作,张爱萍作了总指挥,(现场指导)结果那次搞成了。
    三、赵尔陆问题(七院代表说:根据我们揭发的材料和赵尔陆过去的表现,我们认为应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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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我看了你们两条标语,说赵尔陆是彭、罗线上的人。(插话:是黄分子)(这时总理大笑)你怎么这样乱连?我还以为是彭真呢!你们把彭、黄、罗、赵连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是在全党全军都通不过的。凡是了解党的历史(插话:聂、贺六一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六一年对赵尔陆的批判过头了,过火了。那时会上罗对赵的攻击最厉害,按他的办法干,赵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罗的方案都提上来了,在我的前厅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虑了几天之后,从外地打电报给主席留下来。你们提六一年这条对赵最有利,我劝你们把这两条收起来,不然你们要失败的
    四、科委与工办的问题
    总理:科委与工办一向有矛盾,科委有几个人与工办中的几个人一碰就炸好象你们915、916似的,你们说笑话不笑话。可是就是那样,倒不是聂总反对我(因工办是国务院领导的,也受军委领导,聂总是军委副主席,也可以领导工办,)而是他们中有些人。
    五、要求把工办搬出国防部大楼问题(并说科委有部分已经搬出)总理:科委搬不搬还没定,这事要研究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时间:下午五时三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办公厅。肖华、李曼村在场。出席的还有“赴南京串连军队院校造反者进京汇报团”。〗
    江青同志的讲话
    刚才我们开了会,报告同志们、同学们,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开了成立会,(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我来介绍一下,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掌声)副组长肖华同志、(掌声)李曼村同志。(掌声)(肖华:文革顾问江青同志。)(掌声,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的情况我们又不了解,只是听说准备去造反,这点我们赞成!赞成!!造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反,当然罗!造反的过程中还是应该讲策略的,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方向对了,斗争的锋芒应该集中,目标要准确,如果目标不够准确,调査硏究又不深刻,那我们就容易打败仗,这点我支持。请听几点建议,另外同志们的情况,我应该说没有调查研究,应该是没有发言权,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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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你们去造反,这是有发言权的,只是赞助吗,是吧?另外一个呢,在大方向致的底下要讲一讲策略。讲究策略,这点我想同志们斗争经验不多,当然都有些的,你们是造反派吗?(笑声)现在请徐向前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众:好,热烈鼓掌)徐向前同志的讲话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罗,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哪些是反对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复辟的。可是,今天我们说你们是造反派,少数的先锋队,坚持正确方向,善于用策略,团结多数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先锋队脱离了多数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究竞你们怎么样,我不太认识你们,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对不对?只要我们是造反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
    我们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坚持造反的,我们就是一个目的。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大家坚持起来造反,要造什么样的反,把方向搞对头。和同志们就讲这么点儿。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江青同志、徐向前同志离开会场,肖华同志继续做指示)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林彪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信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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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査硏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关锋和空军院校十二人的谈话
    对刘志坚知道一些,逐渐了解的。他是搞两面派的,暴露这个过程,在六
    七月份,原来就有些观察,但是想争取他。那时不知道他搞两面派。那时主席还没回来,当时文革也很困难,想争取刘志坚。他经常到中南海去,我们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刘、邓的。攻击文革小组不要党的领导。
    主席回来后,批评了他,当时表示承认错误,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看二帮的态度。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接触,不参加会议。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们是无话不说的,王任重的一些阴谋活动,他是知道的不少,没有和我们说。
    后来他把刘涛接到他家里,有些大字报是口授的,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触,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保守派,真是岂有此理。
    北京几个司令部,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挥他们,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刘志坚相反,有一次会议说:“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他的女儿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论,二司不是现在造反了吗!
    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刘志坚是大力支持的,积极的很。王任重要人,他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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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的很,文革要人很费劲。
    他过分地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着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东西。现在彻底清理一下,告诉大家,刘志坚这条反动路线是和刘邓相联系。至于说军队内还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谁,这个话我不讲,不清楚,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叶副主席,江青、总理、伯达同志都讲了,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陈、叶都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不耍两面派,好处就是想到就讲
    叶是老实人,大节上跟紧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标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看批判叶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开。现在紧紧抓住刘志坚,从刘志坚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同志们读一读《告上海市人民书》,这是大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我提议你们两条:一条关心大局,好好读读这些东西。再一条是坚决批判刘志坚,批判完刘志坚再看吧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锋在接见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十三日夜21:40至0:45,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筹备斗争刘志坚大会的全体同志们,接见时江青同志,徐副主席、杨成武同志,叶群同志、谢镗忠同志在场。〗
    同志们
    今天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看了你们的宣言、宗旨、口号,了解了你们筹备大会的方针、意图。我们认为你们的方针、意图是正确的,(掌声)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掌声)刚才有同志讲了,让我谈一下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根据我理解,简略地谈谈,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现在形势是大好形势,特点嘛,就是运动从学校到各界,发展到工厂、农村,不少地方的机关、干部、革命干部起来了,用上海记者述评来讲,叫做机关革命干部也杀出来了。我们军队上从揭发刘志坚的问题,也来了一个高潮,起了一个转折点的作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呀,上海发生了大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了,《文汇报》四号造的反,《解放日报》五号造的反,接着上海各个团体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接着又发表了《紧急通告》,这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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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大事,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他们组成了百万大军,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工人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义运动,把经济掌握在手和你们说老实话,我们比较迟钝。发表了几个上海文件是毛主席亲自批示,这是伟大的战略决策,大家记得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刊登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产生了影响,点起了革命之火,现在全国革命烈火新形势,毛主席抓住了上海这个大好事情,又亲自决定了在全国广播,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把火点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文章,我建议大家好好学一学。我们紧跟毛主席,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使我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个新飞跃,使我们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论上的话我不重复了,大家好好学习中央贺电,结合参考社论学习。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向我们进行了反扑,看来目前主要是两手,一手就是煽动、欺骗、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大闹经济主义,煽动一些人离开了生产岗位,搞罢工,这是暂时个人利益,忘记国家利益,忘记了人民利益,他们阴谋破坏国家经济事业,破坏生产,破坏我们的财政机构,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没有打倒前,他们掌握一定的财政权,他们用金钱拉拢暂时被蒙蔽的人,收买革命群众,大批物资,开条子,发钱,有那么一个地方开条子支钱,因为这样,上海市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机关干部,他们也联合起来了,发了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两个文件非常正确,他们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济主义,在《紧急通告》十条中,提出了具体措施,很好,打了个漂亮仗,值得大家学习,这是目前斗争的焦点。他们这样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自以为他们的阴谋可以得逞,实际上越这样搞,越证明他们快完蛋了。他们使出了杀手锏,以为可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办不到的,大家知道铁道部有个吕正操,吕正操他本来就是枧园三结义,在东北时,彭真、林枫、吕正操结成反林彪同志的封建宗派团体,外号叫桃园结义。吕正操还没有动他,他自己跳出来了。乘务员可能受点委屈,因为被打了、骂了几句,可以理解。可是他一面煽动罢工,不出车,发宣言、传单就是铁道部的给他们印了五十万份,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总理去解决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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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绝大多数是好的,决定出车。吕正操跳出来了。我看好不好呢?好!不然的话,那是老账,这新账证明他仍然顽固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这就暴露了么!抓住了他。
    刚才说的这是一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斗争,和我们伟大的党作斗争,他们这个阴谋现在正在被粉碎,还有一手就是他们把水搅浑,混水摸鱼,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还没暴露,我们不知道,他在背后煽动,造谣,挑拨离间,点火,想火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转移斗争目标,打我们自己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没缺点,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的一切工作人员,一些负责同志也是有缺点的,他们利用这个东西,煽风点火,让受蒙蔽的群众抓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的一些缺点和小辫子不放。在党内,反革命的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急了,疯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妄想你打倒我这边个,我打倒你两个,妄图这样。我们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他们以为他们没暴露,把水趁机搅浑,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他们手段毒辣,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这样搞越暴露自己明显。如果说原先我们掌握他材料还不充分,他这样一闹跳出来了,揪出他了。他们这样闹也是个好事,正因为这样,阶级敌人就用这个手法,要提高警惕,调查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敌我友,分清大是大非,把跟毛主席走,跟林彪副主席走的但犯了一些错误的和小撮坏蛋严格区别开来。
    同志们,你们筹委会的宗旨是符合这个方针的,(掌声)好得很,(掌声)刚才在那边开了一个会,有关空军司令部问题,刚才有的同志问到这个问题,我无妨简略谈谈,空军院校同志对吴法宪有意见,在三座门等三天两夜,没见吴法宪同志,他们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话,和他们说明吴法宪同志这几天没见到他们有两条原因:一条是在执行任务,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能广播了。在上饶昨天下午一点钟打下敌人一架飞机(掌声)
    (谢镗忠插话:敌人是五架,我们四架,敌人F-104,我们是国产飞机,打
    下了他一架,其他的跑了。)
    当然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但是吴法宪同志是直接指挥这个战斗的。他不能抛开这个任务干别的事,再一点吴法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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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错误,性质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他应该作检讨。组织上叫他暂不要去方面是执行战斗任务,一方面是准备一下,根据中央精神我们要保护吴法宪这个同志。这个同志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当然同学们同志们不了解,不奇怪昨天和他们的代表谈了话,我是刚开始和军队院校同志们接触。大家知道我不是个军人(谢镗忠插话:他是一个老解放军了)空军司令部里有没有坏蛋呢?有坏蛋,正是他们煽风点火来打吴法宪。他们要乘此机会从吴法宪手里,也就是从无阶级革命派手里夺权。
    这几个人呢,第一刘震,刘震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的私党。第个何廷一是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私党。罗瑞卿大家都知道了,杨尚昆大家都知道了吧!(知道)他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家伙。还有个叫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的私党。他们这一小撮人煽风点火,要向吴法宪同志夺权,也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搞阴谋,成钧见了空军院校的一些同志,他了解吴法宪是干什么,吴法宪同志是有任务。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他应该说清楚么,但是他向空军院校的一些同志们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进行挑拨,刚才开会向空军院校的同志亮了底,他自己跳出来,原先他们也想夺权,现又跳出来,既然又跳出来了,就向大家点了名,就亮了底,大家要我回答一些问题,我了解的就回答,有权回答的就回答,我不了解就不作回答,空军司令部的问题我刚才讲了,海军的问题我不了解,同志们会原谅这一点,这些到必要的时候经过组织告诉大家。现在不好讲了,同志们会原谅这一点。廖汉生是彭真的私党,又是杨尚昆的私党。×××、Ⅹ××、××前几天带头贴了一张大字报,把他的问题揭出来了,但他还在那里困兽犹斗,说什么他们三人要搞政变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提到要尽可能争取团结大多数这是很对的,这个工作是相当艰巨的,要进行说服,耐心的帮助。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他们被蒙蔽是暂时的,坏人总是极少数,要向那些暂时受蒙蔽的同志作宣传工作,作的细致,作的耐心,当然我们要坚持原则,不能搞调和,不能搞折衷,旗帜要鲜明,鲜明才能说服多薮中间不明真象的人,你的旗帜不鲜明怎么能说别人呢?你们坚持了正确原则,这好
    前几天我到国防部大楼去了,有几十个院校的人到国防大楼去的,我是受伯达同志和江青委托,向他们问好,劝他们退岀国防部大楼。我没有责备他们,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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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国防部有一个什么人,还没有査清楚,把他们引起去,据说是这样。可是我讲完话以后就有一个教员提出了抗议,一条抗议我记不很清楚了。说我说他们如果影响了国防部工作,要由他们负责。其实我还没有说这话。我说:如果影响了国防部工作,我们是不愿意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也是不愿意的,我给他们开脱另一条抗议就是他们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没举手,那也可能讲完了话正走路的时候叫的也可能。马上对我提出抗议。王力一起和我走的,王力给他们讲话,马上就攻王力,说是你压制民主,你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那些人大多数还是好的,好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多数人同意要退出国防部大楼。他们主席团人讲,我们大多数是军事博物馆的。是不是到那儿见一见去?我们说:好吗!我和王力就去了,我到那里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一回又是那一个教员。对王力提出抗议,说“王力要留下,你不能走,我们要和你辩论。你压制民主,你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教员是怎么回事?现在我还不能下结论,因为还缺乏调查,当时我讲了几句话,多数人没有意见了,说让他回去,他有事情,要开会。我们一出来到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几个人要和我们谈谈情况,正在谈的时候,王力同志去了,因为徐向前叫他去的,叫去开会好长时间了,徐向前身体不好,王力同志又不知道我们去,他就去了。我们说:你既然来了,就和大家见见面,有那么少数人就来控诉红色革命造反者,并且在我们出来时,有人作了鼓动工作,要把关锋扣下,把王力扣下,这是极少数人,王力同志批评了他们,多数人,赞成王力同志的意见,有时还有少数人,也可能受蒙蔽的人,甚至在我们走的时候,说王力有罪,但是我们看到多数人的情绪,也还是好的。我看你们也要向他们的群众做工作,我们支持你们,人家会不会说我们偏心哪,没关系,必有一偏,(雷鸣般的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我们决不调和,不搞折衷。如果那样作的话,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对不起革命派,也对不起暂时受蒙蔽的同志,应该亮明旗帜。如果是好同志,暂时受蒙蔽的话,那么将来亳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明白过来,会赞成我们的。你现在不批评他,那将来非挨他的骂不可。
    我们家乡有句土话“不挨骂长不大”,我看真有道理,我们头脑总要保持清醒,一头紧跟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从实践方面,就是听左派同志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另外呢?也还叫人骂一骂,骂一骂那咱们头脑才清醒了。(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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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话里骂了,在骂声中成长)在前一时期,九月份,在一个院校里,那时他们革命派还是少数,正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我受军委的委托,我和戚本禹同志讲了话,支持了革命派,结果收到了电报、信,说我们是保爸派,保妈派,骂我们,对我们很有帮助,帮助我们头脑清醒了。保爸派,保妈派,你不叫他骂不行要向那些人做工作,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一定会由少数变为多数。
    那一天在国防部大楼,我表扬了一个青年同志,因为他很坦率,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直接向我提岀:我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他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受蒙蔽的话,那我不是受刘志坚的蒙蔽,我是受十六条中第十五条的蒙蔽,就是军队上按总政的指示进行;第二个想不通的,就是正批判陈、叶的时候,突然把刘志坚抛出来了。我说你们很坦率,一个解放军、一个军人应该坦率,你应该带着这个问题,按着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给他作了一点解释。有的就不同,他打着批判刘志坚的口号、旗帜,实际上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如那个年轻人坦率,他坦率讲出来了,刘志坚我们识破他这一套有一个过程,他自己暴露要有一个过程,就在六、七月份的时候,那正是刘邓路线闹得厉害的时候,主席不在北京,对革命同学实行镇压,对文革小组也压制。当时不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吗?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在那里蹲点,你们都知道了),就必然地把大字报当作毒草来批判,这时刘志坚是什么态度呢?他说:“这篇一发表,《解放军报》要发表,解放军就大乱了,就不得了。”关于工作组问题,陈伯达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启发,提出了不派工作组,派出去也撤,就在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开会,开完把跟毛主席到中南海开碰头会去,当时也和刘志坚达成协议,争取他中立也可以,那时我们很困难,希望他能赞成,那时我们两个不能参加碰头会,我们俩是小干部,当时说了说,他表示支持,到了那里以后,陈伯达同志提出了这个意见,让刘、邓大骂一通,说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大帽子来了。这时刘志坚怎么样呢?刘志坚就滑到那边去了,不讲话了,支持那边的,说“我本来就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陈伯达是根据主席的吗?”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刘、邓向军队要人,这个刘志坚消极一点也好嘛。少派一点。他却积极地派。(谢镗忠插话:派了三千人)现在搞得很被动,(现在他们已回来造了反)工作队下去,执行了错误路线,结果那时院校要批判工作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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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斗争工作队么!这就是损害了解放军的声誉。还有王任重,大家知道王任重的题,他和王任重就住在一个楼上,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常常不去,除了开会之外,更不和我们接触,但是他和王任重很密切,大概有点老关系。王任重欺骗了我们,搞了鬼,他背着我们搞了很多名堂,具体的给刘涛、贺小龙出主意,口授大字报,实际支持刘涛、贺鹏飞。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联络员支持革命派,参加了人家的会,把人家的会听了以后,把情况告诉那一边(刘涛一边),搞特务,秋后算账论就是王任重提出来的,背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谢镗忠插话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不是南下师生串连吗?王任重就派了记账队跟到后头,记账去,武汉紧急时(就是南下革命师生到武汉大闹革命时)王任重就组织了几个干部子女,前头跑到武汉,去保省委去。这些我们当时怎么知道呢?不知道,后来那些人才揭发了,就是派算账队,被派到武汉去的同学揭发的。他往湖北省打电话,往湖北省写的信全揭发出来了,受蒙蔽的同志要争取他,争取他起义、归队。刘志坚知道这些情况,参与这方的,那时候说我们办公室调几个人,刘志坚很不积极,当然他也不好开口说不行,可王任重找他要人,他倒很积极,气味相同,一个阶级的么,刘志坚军队的文化革命不向林副主席汇报,不向军委如实地汇报,他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汇报,他怎样向中央文革小组说呢?他说,我忙的不得了,我是忙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到了军委又说我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他在那里没有作什么革命的事情,如果做了话,那就是和王任重在一起搞的名堂。
    还有几个军委副主席接见军事院校学生,也是因为他搞的鬼,本来林副主席不同意,他说,主席刚接见了么!为什么还要搞单独接见,不同意。他说他还要搞,让四位副主席一起接见,徐向前同志说,不要都讲话了,光一个人讲话就可以了。他说,不!都要讲话,这是他玩的鬼。一方面向叶副主席谎报军情,进行欺骗,一方面是突然袭击,起草出稿子来,他不是先拿给你看、早一点拿给你看快到时间了,分给一个也来不及考虑了,上了他的当,他在文革小组说,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出去了,有不好的影响。当时谈起来军内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反对,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支持批判叶剑英,批判陈毅,耍两面手法,这样一暴露呢!当然要把他拿岀来,暴露了他是什么家伙,暴露了他是两面派,搞阴谋的人么!徐向前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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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江青同志已经讲过,总理也讲过,伯达同志也讲了,康生同志也讲了,可能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陈毅同志的讲舌,你们军事院校造反同志动感情,这个要向他们作解释,要顾大局,刚才说的位同志,都是跟毛主席跟林彪同志的,都是坦率的,有什么就讲什么,心里么想就怎么讲,不搞阴谋,心直口快,错了就错了,错了让大家批评。这样好有些同志一下扭不过弯来,要好好帮助他们,要照顾大局,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如果把矛头对准叶帅那就错了,那就上当了,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炮兵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炮兵机关七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出席〗
    首先感谢你们对新文革小组的信任和支持。新的文革小组与刘志坚的文革小组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坚决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一切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
    刘志坚的盖子揭开之后,在全军和北京机关、院校掀起一个空前大高潮,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过去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十六条》、违反“紧急指示”的条条框框,实际已被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打碎了,这是很好的形势,是大好事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当前也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几天我们是昼夜不停地接待、接见群众,没冇睡懒觉,原来的办事机构关门了,新的机构今天才建立,到我来时为止,新文革成员在第一线工作的只有四、五个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听了可能感到很可怜,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有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起来了,革命就有希望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不怕了,问题就好办了。
    对大家提的问题,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1、机关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委领导?这是个大问题,全军有这个问题,全国恐怕也有这个问题。党、政、军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委领导?据我了解,中央正在研究,军委也正在研究,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请同志们稍等待一下。但是在没有定下来以前,假定说,还是在党委领导下,大家也还要看党委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按“十六条”办事的,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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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的是按“十六条”办事的,那就接受它的领导,这样对运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不革命的,甚至是压制群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不能采取奴隶主义,就要造他的反。问你们对不对呀?(群众:对!)
    “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说: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是一致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政治原则则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行不行?(群众高呼:不行!)反毛泽东思想就不行。当前没做决定也没关系。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突出政治要把关。毛主席历来反对盲目性,反对奴隶主义。
    2、成立战斗组织问题:这七、八天以来,北京机关差不多普遍地成立了革命组织,我看这是好事情。这也是群众的结社自由嘛!这是群众革命积极性在组织上的表现,应当欢迎它,不应该反对它,更不能取消它。
    3、串联问题:过去军委有过规定,各军、兵种之间不能串联,兵种内部是可以串联的,象你们炮兵司、政、各大部之间是可以串联的。机关和院校之间,实际上在(紧急指示)之后,就打破了。如果没有院校学员闯入大院,恐怕机关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战斗气氛、革命气氛,冲破了原来的局面,有很大好处。军兵种、各总部之间是否串联,机关和院校不样,院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坚持八小时制,你们各军兵种之间工作也不同,空军嘛有敌机还要去消灭。敌人来侵犯你们还要去打,炮兵有炮兵的工作,我看机关至少要坚持半日制,大串联不可能,也很难做到的。(群众问:我们是说是在左邻右舍之间的串联,不是到全国去。)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军委反映。我想,从院校的经验来看,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军委规定没有改变,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
    4、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已经提到了。我看军队的科研单位和地方的科研单位,除了穿军装和研究项目不同外,其他没有什么不同的。应该按“十六条”办。(群众领导科研单位的行政机关怎么办?)按机关办。(群众:科研单位没有科硏任务怎么办?)可以搞革命嘛
    5、黑材料问题:党委应该按“紧急指示”和“补充规定”,把整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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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煕材料集中、清点,交给群众。私自转移、销毁、隐藏都是违抗中央指示的。(群众:转移也算违抗中央指示吗?)转移也算违抗中央指示。(群众:有三反言行的群众的材料,算不算黑材料?怎样处理?)有三反言行群众算不算革命群众,要烧群众也是不会答应,可以交给群众讨论嘛!如果是发牢骚、怪话,说了几句错话,就不能抓小辫子。
    6、辛××到炮兵机关检查问题:袁副主任上次已经答复了,我同意他的意
    见
    7、战斗组织同党、团和行政的关系问题:总的应该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按军委、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各级党的领导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接受他的领导,不符合就造反。(群众: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前支部生活怎么过?)如果一个支部有几个战斗组织,观点不一致,弄在一起就吵起来,可以不开。如果一个支部就一个战斗组织也可以开,当前不强调这些。行政工作和战斗组织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战斗组织,行政不可干涉群众的革命行动。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应该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要领导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守秩序,接受他们的领导,这样是对运动有好处的,没有坏处的。反之,如果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牛鬼蛇神,我们就不接受他的领导,就造他的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工作忙的时候,就可能在夜间或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了。我们不应该怕工作乱,而不搞战斗组织。也不能因搞了组织造成工作的忙乱。不应影响战备。在目前的情况下,前一段时间,因为刘志坚领导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订的条条框框非常多,束缚群众的手脚,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充分地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发扬“五敢”的战斗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群众行政派人外出工作是否需要和战斗组商量?)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嘛,你们可以协商嘛。
    8、关于批判刘志坚问题:北京据我了解已有三个筹委会,观点都不一样,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筹委会联系。A、在揭发和批判刘志坚的同时揭发木
    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B、不仅揭发批判刘志坚,还要往上追,公开追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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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英的头上去。12月31日叶剑英检査你们看过没有?(群众:看到了。)我们看他们的矛头是不对的。他们说周总理是保叶剑英的。总理的意见是代表中央的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我们拥护总理的意见。)叶剑英是拥护毛主席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知道
    这些,还把矛头指向叶剑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支持。C、第三个,现在观点还
    不明确,你们可以找观点相同的去参加,(群众:到什么地方去联系?)可能都在后勤学院,也可能慢慢地经过协商后,联合起来斗争就更好了。
    除上述问题以外,李曼村同志还谈了一些其它问题
    林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事训练有个新指示: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
    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査硏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査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哪。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这是林彪同志最新的指示,最新的语言,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地注意和研究。
    2、最近报上载的上海消息,值得我们注意。上海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玩弄新的阴谋。开始他们强调生产不准革命,用生产压革命。如:医疗上死了人,就不革命啦。现在群众起来了,压不住了,就强调“革命”,停止生产。他们停电、停车、停水……,没有原因的增加工资,发放福利补助费,收买工人,这是阶级敌人新的阴谋。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很值得注意。这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要引到经济主义的邪路上去。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首先发现了这个阴谋,揭穿了这个阴谋,毛主席去了贺电,和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立了一大功
    3、矛头指向谁的问题:你们听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讲话录音没有?(群众:明天听。)我就先讲一下,有些群众革命干劲很好。矛头对不准,缺乏科学性,很容易上当。把矛头指向有缺点有错误的好人,放过了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人。有缺点有错误的好人也要烧,但是性质上是不同的刘志坚我们要揭发、批判、斗争。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好人,要看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是二八开,还是三七开。斯大林是三七开,我们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二八开,三七开我们要做科学的调查研究,不可把矛头指错了。搞错了就误伤了我们自己的好人。有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较好,但实际上是最坏的。有些人大方向是好的,他们是热爱毛主席,热爱林副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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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作得也是比较好的,但在生活和作风上涣散、松垮、简单、粗暴、吊儿郎当,这样的人也要烧烧,但性质是不同的。调査研究,科学分析。最近在街上贴的大字报,副总理没有一个不被火烧的;甚至对周总理的大字报也上天安门,还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这是反革命行动。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十五期“红旗”社论也讲过这个问题。现在北京还有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假借解放军名义,去贴林副主席的大字报。只有革命热情,没有科学的阶级分析是不行的,首先要看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当前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主义;一是矛头指向谁。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要调查研究
    4、其它问题:(略)(热烈鼓掌)热烈拥护全军新文革小组的成立!坚决拥护全军新文革小组的领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我军广大指战员,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最坚决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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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军队来说,就更加重要,更应该搞彻底。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们热烈拥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改组,祝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仝军文化革命小组的改组,是毛主席对我们全军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在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获得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地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我们定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这条反动路线在军队的恶劣影响,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社论)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谢镗忠接见斗争刘志坚大会筹委会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部队红色造反者批判斗争刘志坚大会筹委会部分同志出席〗
    你们经过了四天的辩论,大会方针越辩越明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开这个大会,究竟矛头指向谁,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大会开好开不好的一个根本问题,
    四天辩论,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昨天全军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批判刘志坚大会的问题。知道你们经过辩论后,部分院校同志分出去了,昨天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大约还有四十个单位。现在是多少?(答:有六十多个)全军文革组的意见,要把这个会开好,要通过批判刘志坚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全军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昨天,指定了我们几个,关锋同志一个,我,还有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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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同志来了解你们会议筹备的情况。看看大会准备怎么开法。全军文革小组意见积极支持你们开好这个大会。
    有些具体问题怎么解决,等我们研究后,报告徐副主席和江青同志。只要在大的方面定下来,具体问题需要怎么解决,逐步帮助你们解决。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商量一下,你们现在参加的单位,观点确实一致了,不象前阶段那个情况。现在六十个单位,如果确实观点比较一致,你们认为比较有把握的话,我就建议请关锋同志找你们谈一谈。
    方面,就是表示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积极支持你们开这个会,另一方面给这个大会提些必要的意见,看看这个会还有什么问题。这样,你们根据讲的这些问题,就具体分别地去做组织工作。今天晚上开过会,明天你们就可以出去宣传,表明这个态度,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都支持你们开这个会。这样,使得有些现在还在观望的,他就可以积极的参加到大会里边来。
    你们再研究一下,看看已经来参加的这些单位究竞他们的态度怎么样?等待会的方针问题?我们也同意你们这个观点,就是不能在一个大会上搞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个大会上搞是不行的。因为头次周总理、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都已经讲过了。头次大会是方向、矛头搞错了(指元月五日筹备会)。既然搞错了那我们就要按照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的指示,重新组织这次大会。不能够按头次那矛头、错误方向再去搞,那样是不对的。
    你们刚才提出的宗旨、宣言,听了一遍,没有过细推敲。我可以拿回去给关锋同志看一看,推敲推敲,总的精神我赞成。里头有些话是不是要推敲一下?总的精神我看是对的,我赞成。我们研究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提供你们参考。
    从现在看,大会总的方向是对的,就按这个方向来进行筹备工作,争取越快越好。昨天在会议上,我把你们筹备和辩论的情况汇报一下,江青同志问:地点确定了没有?我说:地址我们争取安排在体育馆,究竟哪个体育馆,现在没定。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搞一万人左右。搞到体育场太冷,还是争取在体育馆来搞。她还是叫关锋同志先给大家谈一谈
    院校这个方面希望你们能做一些工作,你们已经讨论了,能做就做了,能参加到一个会议来的。大会方针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你要搞两个东西,会就开不好了,能做些工作尽量使观点一致的来参加这个大会。观点不一致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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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他们自己再考虑吧!文艺团体、体育、军事,驻京的希望你们做些串联工作,把革命的左派能够都吸收到这个会议里来。要通过这个会,掀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你们任务很重大,你们要做具体的筹备工作,组织工作,是能够把各个不同单位吸收进来的(只要观点一致),观点不一致这个问题就值得好好考虑。弄进来是麻烦问题。主要的应该是革命的左派,少数派。观点一致。这次新的全军文革的态度是支持革命的左派,立场旗帜非常鲜明。支持革命左派,依靠革命左派,让左派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团结大多数。要通过这次会议,不管是院校、文艺单位、机关,我们全军革命左派一个新的团结,新的左派队伍发展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关,把左派力量真正团结起来
    对于“保字号”,就是要好好进行教育,当然他们里边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只是由于他们一时受了当权派的蒙蔽。但真正通过我们做工作,他们是会觉悟的,剩下极少数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通过这个大会,把落后的局面改过来,其实有这么一个大好的形势,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支持你们,这个左派队伍很快就会发展壮大起来。当然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各个文艺单位、院校的左派都要很好地团结起来,以这个为核心就可以搞好。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仝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杨成武、关锋、谢镗忠以及叶群等同志接见了空军机关及院校革命群众代表。徐副主席、江青、关锋作了重要讲话。杨成武同志作了重要插话,现整理如下。〗
    徐副主席讲话今天和同志们座谈
    我们都是革命的,我们究竟革谁的命,这个问题,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个就不是革命派,也没法革,没法称为革命者。我们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革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命,这一点必须弄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含糊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起码不是坚定的革命派。目标要选准,要集中火力斗,一定要斗倒、斗臭、斗垮。斗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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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策略,不能把打击面放宽了,不能把牛鬼蛇神放过。不能把好同志,不能把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同志当成敌人作革命对象。不能随便乱打,不能打错了这样就不讲策略就不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就不成林副主席的好战士
    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示的。你们空军有真正的牛鬼蛇神,如果把他们放过去不打而要打革命同志那是不得了的,这是要同志们深思的关锋同志讲话
    同志们:昨天下午我和空军院校的十二位代表座谈了几个小时,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回来向江青同志、徐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作了汇报,看了一些材料,对你们的革命精神很赞扬,你们的革命精神很好。现在徐副主席叫我讲几句,我讲错了欢迎大家批评,请徐副主席、江青同志纠正。我讲的供大家参考和大家商量。
    昨天和十二位代表交换意见中曾提出希望认真学习一下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给毛主席致敬电”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这些文件同志们都看过没有?(众看过了。)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些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是关系文化大革命全局的大事。大家知道去年六月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全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现在毛主席又亲自决定广播上海革命造反团体《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哉略决策,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个新的飞跃。
    上海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贺电概括了上海的经验,《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根据贺电作了一些解释
    下面说一点,上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正如中央贺电所指示的:他们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命运。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林彪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号召我们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这个根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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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用掌握的这些权力来打击革命群众,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千方百计的进行破坏,他们利用所掌握的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权力把我们党的纪律、革命的纪律歪曲成奴隶主义,变成不让革命的紧箍咒,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少数派实行镇压、扣工资、开除甚至监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掌握的财权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乱发工资,收买人心,破坏生产,妄图破坏金融,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这一点最近几天报纸上讲得比较清楚了。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发物资,乱开条子,搞经济主义,妄图把我们银行办事机构搞垮,他们自以为这一手很厉害,其实是纸老虎,更加暴露了他们,说明他们接近完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从他们手中夺权,只有夺了权才能斗倒、斗垮、斗臭他们。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教导把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相结合,搞好调查硏究,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看出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他们是死抱住他们手中的权不放,垂死挣扎,而且使出花招甚至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堡垒一个个的攻下来。他们要向我们夺权,他们惯于用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火煽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乘机夺权,这一点在有些地方发生,在斗争中应引起警惕,他们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群众,他们越是耍阴谋,越是暴露自己,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忘记擦亮眼睛分清大是大非,分清敌我,象十六条中指出的,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别犯了一些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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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当然在斗争中有时弄不清楚,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就是好好调査研究,上下结合,只要这样做,总能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要多花些脑筋,要多做些调査研究,认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标就狠狠的斗,当然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也需要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的与人为善,惩前毖后,冶病救人,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下边谈谈有关空军司令部的问题
    我觉得昨天十二位代表反映大家的情绪和要求,基本上是好的,对吴法宪同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评,但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有些情况昨天我和十二位代表见面时我也不了解,你们不了解这也不奇怪,好多同志在三座门等了两夜三天,大家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为什么这几天吴法宪同志没和大家见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担负着重要的备战任务,组织上要他作最紧要的事情,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打下了一架敌人的飞机,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挥的,但是吴法宪同志做了具体工作,他执行了这个任务,很紧张的战斗任务;第二个原因是吴法宪同志除了执行备战任务还要写检讨,还没有写好,组织上让他写好了再和大家见面,向大家检讨,这是两个原因。
    你们一些同志对吴法宪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是善意的,吴法宪同志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总的看来,在大关节(键)紧要问题上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的,从根本上看是一位好同志,我们认为徐副主席是对的,有错误不要紧,改嘛
    听说成钧和他们见过面,他应该了解吴法宪同志的情况,但是他和你们见面时不但没有说明这些情况,而且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有的同志讲成钧讲的说明了问题的本质,说明了吴法宪同志的问题的本质。同志们,不是的,这正好说明了成钧问题的本质。
    空军司令部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刘震,那是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个何廷一,他是反党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卒子。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手下的死党(众口号:打倒贺龙)。这三人搞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反对空军党委,他们从中捣乱鬼,要夺空军的权,他们要趁机夺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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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同志的权,今天到会的有空军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你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揭发他们。同志们在院校受了打击,但根子在刘志坚那里,大家很激愤,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对空军党委的问题要看清楚,哪是真正的好同志哪是坏蛋,要把坏人揪出来,刚才讲的这三个人就要揪出来。斗倒斗垮
    有的同志讲: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落后了,这完全是刘志坚搞的,刘志坚要负责任。但是不要紧,我们相信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副主席的领导,有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徐副主席作组长,江青同志作顾问,有广大同志的革命精神,我们的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林副主席决心很大,因为军队最重要,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所以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名义上军队的文革顾问,实际上既没有顾,也没有问(徐向前副主席插话:过去刘志坚不让你顾,也不让你问嘛!)怎么说呢!向你们承认错误,向你们检讨,请你们谅解。
    就是这个刘志坚,从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说军队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是坚决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参加刘、邓主持的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还攻击伯达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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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代表挑起来的。我们左派是最讲理的,向来没有围攻过什么人。现在他们既然挑起来了,那我们就坚决应战。关锋同志讲的我就不再重复。他们当前的反扑形式,一个是搞经济主义,一个是把斗争锋芒引向不应当的方向,企图打乱我们的阵势,但是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识破了。我们现在发动全面的反攻
    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军队内是十分尖锐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不要以为军队内部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点刘志坚就是不承认。我军从建军起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副主席是最老的同志之一,这个他最清楚,有时间可以让他给你们讲革命故事。远的不要说,高饶,以后是彭黄,彭德怀当了七年的国防部长,他带走了几个人?还不是小丑!以后就是罗瑞卿,目前就是刘志坚了。同志们要知道,政治部是我们党在军队作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前两年肖华同志有病,他是首任,他的手伸的特别长。政治部无产阶级不挂帅,那是什么挂帅?(众答:资产阶级挂帅。)对了。因此,在军队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的,而且也是复杂的。
    我相信同志们是满腔热情的,是要决心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第次接见同志们,更多的情况不了解,我听了关锋同志的汇报,看了一些材料,也听说过一些东西。现在出现了一些情况,你们是不是住到空军司令部去了?(答是。)就是一些不允许住的地方,你们住进去了。国防部、海军司令部,因为他门有战备任务:一是准备对付外国的敌人,二是保卫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成立时,我出席了他们的会议,曾向他们建议,对这样的一些部门不要去冲击,他们同意了。今天和你们关上门谈话,现在是由于你们受了气,气愤极了,冲进了司令部,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退出来?要当心敌人颠复我们,因此作战机关不能打乱。我今天建议你们退出来,不要把你们司令员逼得到别的地方去完成任务。(徐副主席插话:如果把你们司令员抓去,今天的飞机就可能打不下来的。)(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今天你们的司令员是在别的地方指挥的,你们那指挥所不灵了。)我接到一个报告……(注:打下敌机情况报告,略)吴法宪同志要是个不成材的司令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去打下敌机吗?从这点上看,我就要保吴法宪同志。我保吴法宪同志,并不是保他的错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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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应该检讨,你们可以作同志式的批评,但是他不是犯路线错误,他是紧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好的。至于在具体作法上有缺点错误、有的甚至很严重,听说他抓过你们的一个同志,他是上了刘志坚的圈套,上当了。至于你们那里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关锋同志讲的成钧、何廷一、刘震,这三个人的材料我过去看过,今天听了,并且又拿了一些。今天他们又兴风作浪,利用同志们只看到一个侧面,看不到整体,造谣生事,企图打乱我们的阵营。这个何廷一是罗瑞卿、杨尚昆的人,杨尚昆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他们有个小集团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一句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甚至刘震,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赤膊上阵,自己跳出来的。(杨成武代总长插话:成钧这个家伙,跳了两次了。)一个空军司令部,就出了三个,够你们揪的。现在也有空军机关的同志,这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如果没有确凿的材料,是不会讲这些问题的,正是有确凿的材料,才向同志亮这个底。同志们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敌我友非常重要,有许多同志是受了蒙蔽要赶快醒悟过来。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可贵的。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世界上无敌的。正因为这样,我建议你们退出司令部,并替我们作工作,最好是退出去。我们的人少,不可能到处去“救火”,(群众笑)我们相信你们,今天把这个底亳无保留地交给你们,相信你们完仝可以作好这个工作(院校师生代表高呼:明天我们就退出去!)
    同志万岁!
    (同志们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徐向前副主席讲话
    江青同志、关锋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拥护。这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我们要很好的领会。
    刘震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参加革命,以后在徐海东的部队里,照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吧!可是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行了,过不了这关了。这不仅对你们是教训,对我们也是很大教育。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们从革命的立场上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杨成武代总长插话:现在美蒋就是要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袭击我们,破坏我们,我们的情报机关早就得到了消息,所以我们的情报指挥、机要部门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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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乱搞的。)(江青冋志插话:今天就钻进了五架敌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空军你们自己搞乱了就危险。刘震这个人去年七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七月是要停职的,我们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是明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冋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吴法宪同志是一方面军的,刘震是四方面军的,为什么要保一方面军的不保四方面军的呢?这有个标准,就是看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杨成武代总长插话:成钧在防空军是是副司令员,我那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有后台的,这一点你们都很聪明。)(众高呼:打倒贺龙!)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清敌我友,不然就要打错了方向。你们迷失了方向,我们有责任引导你们。不然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最高军事机关,他们的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冲击,这点要明确,革命不能搞错方向,这些机关中都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来。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等部门都有,我们心里都有个数靠你们去揪。你们的目标要找准,要打正。要进行调查硏究。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每天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应该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从空军司令部退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不怪你们,你们受骗了怪刘志坚。)(杨成武代总长插话:怪刘志坚、刘震、何廷一、成钧。)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冋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这仅是我最近对他的一些感觉。你们应该恨,应该气,恨谁气谁呢?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就象飞机扔炸弹,不要扔到自口人的头上来。但有的同志打错了,应该向打得准的同志学习。我们就是要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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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解答问题
    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一个条子,关于斗争方式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们只提倡文斗,不提倡武斗。因为文斗是建立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在斗争激烈时岀现一些反常情况,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总的我们还是提倡文斗
    你们住进了司令部,这不怪你们,据我所知,住到国防部的同学就是有人接进去的,他们上当了。你们是不是有坏人捣鬼,还不知道
    有牛鬼蛇神,可以揪出来斗,不要打乱他们的秩序。作战系统是昼夜值班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还是向你们提出建议,退出来,我不是怪你们。我们支持你门的革命行动,但不要打乱作战机构。你们不仅自己退出来,而且要做说服工作。杨成武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的党性是最纯的。去年十月份他昏倒了,在他醒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健康。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对毛主席是忠心的,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个人也很感激他
    王尚荣现在有人要替他翻案,雷英夫也在闹翻案,雷英夫是个国民党的小军官,同志们说他要翻案行不行?(众:不行!)
    徐副主席带病出来工作,担任全军文革的组长。要讲山头的话,他人最多山头最大,但他没有私心,他坚决斗刘震、成钧,要坚决斗倒、斗垮、斗臭他们。斗争刘震、成钧、何廷一,你们要费点力气,要做深入地调查研究工作要善于斗争,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那么撮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因为他们掌握了财权、兵权,要讲究作战方法。
    小将们,战友们,仗是有得打的,要充分准备,不能只是横冲直闯。斗争的方法,我们还是主张文斗,不能武斗。
    水电部水文局《孺子牛》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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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中发[67]21号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
    中央责成你们:
    (一)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口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査,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发至县、团级)
    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且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上海市革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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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林彪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取得了很大胜利
    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是我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当前,是一个很好的形势。
    但是,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
    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去,他们曾经施展过种种卑鄙伎俩,进行捣乱。现在,他们还在耍出各种花招,进行新的反扑
    这种阻力,同时也来自党内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直到今天,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的头脑里,还塞满着这样那样的糊涂观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那里还有一定的市场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重要不重要?
    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的重要保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人民的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手里。军队中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分子,是更加危险的。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军队来说,就更加重要
    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我军革命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军队里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在军队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是无孔不入。有些人认为军队没有多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不搞都可以,这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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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随时都要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可能的进攻。因此,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部署上同地方有所不同。在军队内部,广大部队,同高级领导机关、院校和文艺团体,又有所区别。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义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亳的动摇。而且,由于军队责任重大,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就特别应该抓紧,特别应该搞好,搞彻底
    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
    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
    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打击革命左派,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保护自己,妄图扼杀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狰狞面目,有的已经被识破,有的正在被揭露。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正是经过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而取得的。要彻底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艰巨斗争,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着这场革命的命运。如果我们不是自觉地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毫不调和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进行,甚至有夭折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怎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这个问题,对每个同志来说,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有些人只是口头上支持革命左派,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们不是热情地赞扬革命左派的造反精神,而是渲染和夸大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甚至颠倒是非,把革命的行动说成是什么“偏激”啦,“过火”啦,“越轨”啦,等等。他们不是同革命左派站在一边,而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立场之间,和稀泥,搞平衡,搞折中主义。在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压制和打击革命左派,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长资产阶级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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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不依靠左派,就谈不上革命。反对左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左派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敢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即使在斗争中岀现某些缺点错误也没有什么奇怪,他们会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同他们站在一起,满腔热忱地支持他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同他们一起战斗,共同提高。如果看到一点缺点,就大惊小怪,横加指责,把支流当作主流,把自己摆在了革命群众的对立方面,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坚信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思想,紧跟毛主席的路线。一定要相信群众,紧紧赶上群众前进的步伐,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当前,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我军高级领导机关、院校和文艺团体,定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要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选准斗争的目标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力量,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在革命群众自己手里。要乘风破浪,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我军的广大部队,要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好地领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要充分认识全国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热烈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要提高革命警惕,坚守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安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享有崇高的荣誉。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一定能够搞好。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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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载《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七六年一月十五日)
    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陈伯达在全军文革小组会上的讲话
    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我是来学习的,在座许多人都是革命老前辈,我革命不如你们,也可能是后辈,不论哪方面大家都比我懂得多
    我们的军队从有历史以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军队,解放前国民党说解放军是洪水猛兽、青面獠牙,这是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我们福建刚解放时,有人躲在我家里,要我保护…,解放军受怀疑。我们的军队有好传统,和人民打成一片,穿草鞋。我见过一个前清时候的老人,他说从来没见过穿草鞋的县长,这县长就是解放军派来的。我们的军队无比强大、无敌,就是因为她不是驾凌在人民之上的。苏联军队到东北和人民相差很悬殊,纪律不好,不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读主席语录“人民的军队”一节)主席讲的人民的军队这节说明了我们军队的性质和为什么强大、有力,她同人民结合。军队是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中发生、发展的,我们的军队也是这样。我国有敌人长期存在,社会阶级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军队来。古田会议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建军以来我们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种是旧军队建军的办法,一种是毛主席的办法统帅军队。世界上有的国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修正主义。苏联军队对我们影响很大,这样就会脱离人民,慢慢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现在有苗头,如彭、薄、罗想把我们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他们有社会基础,要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就有,他们想利用指挥员的弱点,如在延安时就有苗头,那时没有军衔之别,但从子女身上可以表现出来,如小孩子就说:“我爸爸有几匹马,有几个警卫员。”主席说他从来就反对搞高干子弟学校。当时贺龙就是代表。我们十七年来处于和平环境,孩子在和平中成长生活比过去好了容易演变。解放初期人民对军队很热情,现在就不那么热情了。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所以说革命的重要问题就是军队问题。王明却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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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阶级斗争的总结。我们的军队打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了变化就很危险。苏联军队不是变了吗?赫鲁晓夫所以能政变就是靠了军队。林彪同志对我军有很大贡献。不小心、不谨慎、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和人民相结合,我们就要灭亡。我这话不能说很狂妄我们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有功劳,保卫国家还有很大责任,我们还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是高度的贡献。总是应官兵一致的态度,不能说:“你们都是我解放的”,解放全中国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没有农民送粮、抬担架……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行的。战争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不能与人民共处,说话高高在上,你们打了几十年仗,是不是“苦够了”,“该休息休息”了?是不是接受了“糖衣炮弹”?军队不是世外桃园,文化大革命是军队开始的,军队没有阶级斗争的说法是不对的,会使我们灭亡。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中是有基础的,他们就是包庇罗瑞卿的。邓小平的夫人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跑到罗瑞卿夫人那里抱头大哭。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丧失立场。刘、邓在军队中是有市场的。有的人把士兵当做阿斗,有的士兵比我们高明。在军队中没有这种人吗?说群众很笨,镇压群众,对群众不信任,不向人民群众学习。有些士兵比我们高明的多,我学习不如他们好,也没写什么文章。当然,也不是要当面捧他们。我是不是把大家当成阿斗了呢?(徐向前:你是诸葛亮。)我没有管,也就管不起来。行动很重要,不要说官话。我们有一次和农民谈天。一农民对干部提了不少意见,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当干部的面提?”他们说:“现在的干部不象当年穿草鞋的县长了。”我看了一下,他们确实都穿了鞋子和袜子。我当时批评了他们。老百姓说他们是“父母官”,我说他们是老百姓的儿子。刘、邓就认为他们是老百姓的官,刘、邓就违犯了这个观点。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父母官”就是镇压群众,儿子就会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军队就是集中群众的意见
    我不是来训政!我是来学习的!我讲的不能过分,你们议一议转抄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驻京站)
    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徐向前肖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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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十二点十分至二点三十五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长徐向前、副组长肖华、谢镗忠、李曼村以及文革小组成员张涛等同志,接见了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接见时,徐向前、肖华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军队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表示基本同意,坚决支持。谢镗忠、李曼村同志也对代表们提岀的一些问题,作了解答。现将他们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如下。此稿未经首长审阅,仅供参考。〗徐向前副主席的讲话
    你们来这里很辛苦了,我代表林副主席、全军新的文革小组和顾问江青同志向您们问好。(口号、鼓掌)
    我们总政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以前,情况是不太熟的,所以我不多讲,只少讲几句。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这样打着红旗搞了好多鬼事,你们的材料比我们还多些。最近是准备进行批判刘志坚这样一个坏蛋的大会吗?筹备嘛!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搞鬼,我们全军的文革小组能搞好吗!搞不好。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就是过去刘志坚这个坏蛋没有很好地请示中央文革小组,他有些事情也不和军委成员报告,对待中央封锁,总政部他是一言堂,好多同志对他有批评、斗争的,他不听,所以这样搞下去把我们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坏了。我们解放军应该是全国的标兵嘛!林总主持军委以来,是四个第一。突出政治嘛!好多的真正是最高水平上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军队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们称为标兵嘛,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但是这次文化大革命里我们成了落后的。过去,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非常对的。我们听了这个批评,心里很难过。这样嘛,中央、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改组,不改组不行的,不改组解放军就会更落后的。为什么要改组呢?就是适应文化革命的全国高潮。要适应这个形势,我们要迎头赶上去,所以全军文革要改组。我简单说几句,大家晓得,为什么改组,你们心理比我明白。你们受他的危害,受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危害,你们的经验比我们的切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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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80页,共5150页
    会多,但是我说何必自杀呢?斗争嘛!为什么自杀?革命者就是要斗争,任何困难都要坚持斗争,那么,我们军队里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呢?同志们讲过了也有些。我们现在也不给他戴帽子,你们扣去,但是有这些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或者还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一类,也还有宇宙观没有改造好的嘛!你们看人民日报社论里边,就讲了这个问题,这三种人里,种就是阻力,一种就是糊涂人,一共三种,但是我们军队里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呢?明摆着嘛,你们亲身有体会,为什么没冇呢?古田会议嘛!井冈山嘛!那个时代,毛主席写的嘛,军队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嘛,有时忽高忽低,忽明忽暗。过去嘛,远的不说,张国焘路线嘛,全军解放以后,有什么高、饶嘛彭、黄嘛!现在是刘、邓嘛!这个彭、罗、陆、杨嘛,我们各大军区、各大单位,就是你们这些地方都有其人,不是没有,而且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我们,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碎,打到他,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否则,我们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林总也讲过嘛!你们看解放军报的社论嘛!那里我们林副主席、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都作过指示,那个社论就是根据林副主席精神写的。就是要革命性,这是第一位的火车头嘛!你不革命怎么前进呢?那么旧的势力
    四旧怎么破除呢?革命根本不能前进。再加一个,就是科学性,要实事求是,再就是我们军队里面要注意纪律性。
    我们斗争里面要注意团结多数,先锋队不要脱离了中间派,中间派会有不同的争论,我们要经过教育、说服、争取,使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同情我们,要讲究斗争策略,讲究斗争方式。最后把少数混蛋,就是刚才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的一小撮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孤立起来,再一种是宇宙观没有改造好的,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这三种人是有区别的。这虽然是三句话可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策略思想,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斗争,一方面要注意策略。团结多数,先锋队要起模范作用。斗争旗帜鲜明得很,丝毫不妥协。我们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举得高高的,旗帜越高,斗争原则坚持越强,我们才能争取现在说是保字派,或者说是争取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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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81页,共5150页
    你自己旗帜不鲜明,怎么能去争取人家呢?比如,我们要反帝反修,而我们和美帝妥协,和修正主义妥协,我们还有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了嘛!所以我们中国人只剩了一家,我们还是要反帝,还是要反修,糊涂人就会明白过来嘛!全世界的左派和共产党都战斗起来嘛!我们国内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的毛泽东思想也是没有学好,活学活用得不好,讲得对不对,供你们参考。
    肖华主任讲话
    同志们,你们这两天辛苦了!徐副主席、我们,因为新文革刚成立,大家很忙,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及时同同志们见面。
    同志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总的方面刚才徐副主席已经跟同志们作了讲话,我完全拥护徐副主席讲的意见。的确我们科研单位的文化革命非常重要,因为科研单位负担了国防建设、各个军事科学技术领域里很重要的责任。科研单位根据我们了解问题也是不少的,所以只有把文化革命搞好,那才能把思想革命化搞得更好,就是刚才徐副主席说的。把火车头搞好才能带动我们科研工作前进,使我们的科硏工作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攀登新的高峰。我们完全支持同志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那末,在当前来说,文化革命在军队里头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那我们当抓住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抓住刘、邓的反动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以这个为纲。我们军队中的文化革命正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臭、批倒,这样才能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执行,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另外,就是在斗争中,同志们搞革命斗争,搞文化革命,在斗争中要注意敢于斗争,这是最基本的。另一方面要善于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怎么样更好的、坚定的贯彻毛主席的斗争路线、方针以及中央的政策,坚定的依靠左派,壮大左派的力量,团结大多数一起来搞好文化革命。
    在斗争中还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响应他这个号召,把你们科研单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科研单位的人员思想革命化,使人的精神面貌求个彻底好面貌,保证科研任务的顺利进行。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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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同志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话不多了。最后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不搞好文化革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鼓掌、呼口号)
    徐向前副主席及肖华主任因工作忙,讲完话就离开了会场,留下了谢镗忠副组长、李曼村副组长等同志解答了同志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由李曼村副组长解答提出的一些问题
    军队科研系统各革命组织是否可以成立联络站
    答:成立联络站的问题,这是群众考虑的问题,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成立了这么多革命组织,也没有和我们联系,都是由你们自己闯出来的,由你们自去解决。
    问:文化革命中搞出的黑材料,能不能看?要不要销毁?
    答:处理黑材料的问题,中央在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中都说得很清楚,各单位就是不按这个执行。应该集中清点,当众烧毁。五月十六日以后整群众的黑材料,双方加封,一烧了之。这是毛主席说的。黑材料不一定看,看了以后容易引起群众的隔阂。可以推派代表和领导、工作组集体清点,当众烧毁
    军队搞文化大革命,又要带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就要受到影响,怎么办?答:军训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怎么搞法,军训任务也很重要,也要搞,各单位的革命组织要和领导一起研究,任务要完成。但不能借口因军训任务,把革命组织搞垮,要商议。我们总政也是这样,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了,我们只搭了个架子,下面还需要人来维持,光有头也不行哪!所以我们要向机关抽人,他们也提出这些问题,把人抽走了,会把革命组织搞垮,我们也和他们商量。
    问:有的领导提出,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向领导提意见,最后是群众自我教育阶段,是否要整群众
    答:没有一个自我教育阶段,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在受教育,都在受锻炼除非说的是整改阶段,这是一个阶段,这里也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问:过去对群众搞的一些外调材料是否黑材料?
    答:从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一些外调材料,以及在以前,各次运动中的材料,如果是正确的,不能算是黑材料。
    最后,谢镗忠副组长集中解答提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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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材料处理应按中央规定办理,由革命组织派代表集中清点,经过协商以后,当众烧毁。如果发现以后还有类似黑材料要严加处理。(有同志提出:看黑材料是为了提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弹。)这也没有必要看,代表可以判断这些黑材料是否是黑材料。不需要细看。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一定要看材料,根据你们自己的回忆,以及你们亲身的体会,就是很丰富的材料。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逼个人写的检查材料,一律交个人处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些单位任务少或没有研究任务,可以拿出较多的时间搞,但是有些单位科硏任务多的,就按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搞。还有很多问题,不能个一个具体解答了,由你们自己去闯,就说这些。最后有人提出:总政十条是刘志坚搞的,中央批准的?李曼村副组长激动地回答说:“刘、邓批的!(以上问答只是大意,仅供参考)
    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代表整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总字155部队革命造反代表转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郑州大学革命造反派驻京联络站再抄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
    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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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徐立清对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一月十八日零点十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徐立清同志接见了总后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200余人,在听了陈政等同志汇报总后党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大罪状以后,徐立清副组长作如下讲话。
    我讲几句话
    听了刚才揭发的材料,我认为总后党委确确实实坚持执行了刘,邓,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为了把总后文化大革命搞好,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向总后领导,向总后领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扫大揭,我个人表示热烈支持。
    现在文化革命形势大好。全国出现新高潮,军队揪出了刘志坚之后也出现了新高潮。这样军队文化大革命会搞得更彻底一些。
    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1)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作,组织一个抓工作班子,我个人表示同意。机关工作要作的更好。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有的领导干部身体不好,加强很必要。我报告军委考虑,你们也可研究,(2)你们要求把总后问题很快报告军委,林副主席,徐副主席,这一点没有问题。(3)总后各战斗组织向全军文革建立联系问题,你们不是有个总联络站吗?可以通过联络站与全军文革联系,个别事情可以单独联系,革命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靠你们自己,我们还要研究
    办公室指定一个人和你们联系
    今天你们等的时间很长了,我今天只作个表态,预祝同志们把总后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彻底,取得更大胜利
    最后,同志们还提出一些问题,徐副组长作了一一回答,归纳如
    (1)机关门诊部可以与机关一起“四大”。
    (2)黑材料处理,按中央补充规定,一烧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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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机关文化大革命今后如何搞,已有一个草案,正在研究
    (4)科研单位除绝密,尖端任务或有迫切科研任务外,都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进行,设计单位也一样。
    (5)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要搞的问题,主要是指战斗部队,机关院校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冷冷清清
    (6)机关工人和机关一起搞,也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机关的警卫分队通讯分队仍按军委规定搞正面教育
    (7)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如对方要求回去检查,一般应是队长回去检查
    (2322造反联络站整理)
    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毛泽东一月十七日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林彪一月十七日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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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千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热烈地拥护毛主席。烈地支持左派
    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对解放军报的两个紧急通知
    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
    陈伯达1967.1.202时
    解放军报社内部革命派前几天已经自己闹革命,外单位又去冲,又去冲闹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外单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见,但要照顾大局,照顾解放军的伟大荣誉,请冲进去的外单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虑。我的意见以退出为好。这边是照顾你们,有问题以后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们好!我建议你们退出比较妥当,不然报社不好工作。这是好意的建议,请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所告诉我们的革命方法,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避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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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陈伯达1967.1.203时
    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九六七年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提出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有人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
    在会上,叶剑英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叶群提岀萧华的问题,要他当晩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査。
    接着,陈伯达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阶级军队”。
    江青质问萧华: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江青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对抗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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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拿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岀,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月二十日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査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
    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便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九六七年一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时间:上午,地点:三座门。〗
    军队机关的军委领导不能取消,照管日常行政工作和战备。军队机关可以成立战斗组织,党委不许干涉战斗组织活动,但党委有权指挥日常工作。军队内不采取夺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们军队是保文化革命的。军队要准备打仗飞机要随时准备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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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机关串联问题还在研究,新的指示还没下来
    (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我看行政党委必须改组。
    仝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露出来是好事。
    要提拔青年有朝气的新成员,组织队伍,你们考虑提出来,我向上请示,再拿下来商议,最后决定。
    总政治部《追穷寇》战斗队)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关锋对总字六四二部队“105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的讲话
    〖时间:晨六时十五分,地点:《解放军报》社。〗
    有些单位冲《解放军报》社,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这里面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承认了错误,我们欢迎。其中有两个恶意攻击,我们就要专政。西城区纠察队早就镇压了,什么等运动后期处理!
    总参总政情况我们不了解,三部暂停文化大革命,因是我军神经系统。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错开。军队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要战备。总政要好好批判刘志坚,别着急,什么事要有一个步骤。刘志坚是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个是伯达、江青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开讲了。以刘志坚为代表,要肃清他的影响。
    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打一枪就走,什么也解决不了,没有批倒批臭。无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好好批判刘志坚,要摆事实,讲道理,向群众摆,摆给群众听
    (问:杨代总长讲,一定要把颠覆种子都揪岀来。)不能抓了好人,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空军吴法宪犯错误,但有人煽风点火,要从吴法宪手里夺权,不能说一点后就倒了,不好好批就不能倒。现在两派斗争没解决,还互相争,昨天冲了大会,最好开一个大会
    (问:大量三反问题的要打倒,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就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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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司令部(指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还不是反毛主席的?挖出一切定时炸弹,这是战备问题,但要有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关于伯达、江青讲肖华问题这种传单,我只能说一句话,销毁它,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希望你们去做工作
    总字六四二部队“105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问题会议记录
    〖摘自装甲兵科学院向仲华解答问题会议记录。〗许光达与贺龙的关系
    (一)许光达从没有去过林副主席那里,其他几个老帅更不用说了。但到贺龙那里,就去得比较多
    二)贺龙常说要一个大将当总参谋长,别人压不住。大将中间:黄克诚谭政垮了;徐海东、张云逸久病在身;王树声身体不好,只能在军事科学院。那就只能是许光达了。贺龙和彭真是串通在一起的,就是要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三)罗瑞卿在1964年带着一批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到新疆看地形,装甲兵司令部的张文舟也去了。据说,新疆军区提出要一个坦克部队去。以后他们回来讨论,64年没有去,66年上半年又去了。罗瑞卿、贺龙是否想:因为许光达是装甲兵司令,利用他调动坦克部队来加强他的新疆力量。贺龙的手各地区都伸。武汉、成都、北京、新疆等军区,有计划地加强他的实力,准备搞政变
    (四)据宋庆生揭发,在写第二方面军军史的问题上,应当由了解的人来写许光达有一段时间到苏联去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在二方面军,但军史实际上由许光达负责领导写的。
    (五)许光达本来不够大将资格,最多是个上将。但为了照顾山头,
    四
    方面军都有大将了,就是二方面军没有,所以给他个大将。但后来贺龙对许的级别还有意见
    、许光达与彭德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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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两次调许光达到总参去工作。(当时黄克诚当总参谋长)叫许去当副总长。另一次是叫他到军事科学院当院长,他没有去。这说明他与彭德怀的关系不一般。
    (二)许光达那时经常亲笔给彭德怀写信,装甲兵建设多少个坦克师等问题都亲自写信给彭。据我所知,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没有请示过,没有汇报过,更没有亲笔写信
    (三)1958年以前张文舟与我谈过:在一野时,彭德怀对许光达是很器重的。那时许光达是一野三纵队的司令员,后来是兵团司令。彭德怀在很多问题上,如打哪一仗的方案,都要先征求许光达的意见。
    (四)在1959年的反彭斗争中,开大会时,许光达担任一个组的组长。据我的记忆,许光达对彭德怀没有揭发什么问题
    三、许光达与罗瑞卿的关系
    (一)罗瑞卿的问题被揭发后,1966年2月许光达还到彭真家去谈了5-6
    )对林总的指示许光达很少传达,对罗的指示则经常传达
    (三)罗的问题揭发后,在1966年新年团拜时,许还说“祝罗总长身体健康
    (四)大比武时,跟罗跟得很紧,亲自领导装甲兵大比武,还写了一个报告多次让罗批,后来罗批准了。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
    〖总理于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各军兵种机关学校科硏等三十七个单位、九百余名工作队员。此文根据速记稿整理。〗
    各位同
    在一月十一日曾到中央文化部,找参加北京院校机关担任工作组的同志一百人左右谈过话。我说:当时还有很大一些数目的人没有到会,希望回去给大家转告,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来了。今天更多的同志就是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有的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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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有的在一年前,有一部分是继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主要的时间是在
    四清工作队中工作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首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我们工作队究竞要负什么责任?我们工作队员究竟负什么责任?这是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四清复查问题
    我首先回答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四清的关系。不错,要按照阶级斗争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不能把十中全会以后,从十中全会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现在文化大革命割裂开来。在我们解放全中国前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表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可能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投降,但是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能受到腐蚀。毛主席的这个预言经过十七年来的和平生活,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和平生活。我们也出过国,参加抗美援朝,我们边界地区还有一些战斗,还有中印边界,还有福建沿海地区,还有武装斗争。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十七年是过和平生活的,我们整个社会起了变化。首先我们肯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产生了我们伟大的领袖,组织了我们伟大的军队。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没有这五个伟大,我们不可能设想今天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波涛壮阔的,几万万人民动员起来,世界上从来没有的群众运动。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归结为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表现了我们这五个伟大。当然,集中表现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我们。我们的领袖也是中国广大人民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从群众中来,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它系统化,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加以磨炼,这和大家刚才谈的语录一样,又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发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党,指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同时进行
    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家说,这个问题既然如此,现在为什么还要进行新阶段的革命?我们说,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不满足十七年的成绩。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下了基础,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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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力更生的特点,就拿一件事情来说,我们的原子弹尖端的试验,两年进行了五次水平很高的试验,每次都有提高,五次试验五次加级,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没有达到过的高速度、高水平。难道我们可以满足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因为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勇往直前,既要阶段革命,又要不断革命的这样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应该继续向前,否则我们就会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创建,斯大林曾经在一个时期继承的苏联那样,虽然取得了苏德战争的胜利,但不进则退,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凡是如此,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革命,就产生更大的波折。不仅苏联如此,东欧也是如此,东方也有这样的国家。我们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我们现在也学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经验,所以我们设想,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就是毛主席领导下和林副主席辅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人人要在这一场最大的风浪中考验、磨炼,看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会主义还在途中,还没有达到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还没有结束,不这样就会产生修正主义。从思想上来说,林副主席说的很清楚,在人的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占领人的思想具有两重性,有的时候两种思想都在头脑里头,如果不进行尖锐的斗争那就会和平共处,这就是阶级调和,就会堕落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所以这是伟大的革命,就是思想革命。具体的说,就是一种夺权斗争,首先是思想革命,就是说每个人头脑里要进行思想斗争,要破资产阶级的四旧,要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由于这个初步的基础,我们就要把各级领导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要夺他们的权。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战备布置。毛主席早在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指出当前形势有利于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六三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十条的纲领性文件,六五年又提出了廿条,就是纪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纲领性文件。同时又进行文艺改革,即戏剧的改革,舞蹈的改革,音乐的改革等等。当然这些改革是从上而下,干部和群众进行,以及发动群众,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的力量,在厂矿中依靠工人中积极分子来进行这个斗争。有领导的分批分期的发动运动。这个基础打下来了,才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行动,触动了他们这些反动集团。他们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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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历史舞台,就伸出黑手来,一个个的被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揪出来了。罗瑞卿是林副主席亲自揪出来的,彭真是毛主席亲自揪出来的,杨尚昆发现得更早,陆定一早就被注意了。彭、罗、陆、杨排在一起,成为彭罗反党集团。这比第一次高饶反党集团,比第二次彭黄反党集团还要影响得深。各个方面首先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上,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半年来,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你们在北京亲自看到了,一个一千一百二十万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和革命教职员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是从来没有的。有这样的青年,当文化大革命尖兵,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北京走向全国。当第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进行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去年十月九号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号又发表了关于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十条(草案),都是为了进入新阶段。就是要使运动按照它的规律向全国全面地展开。这个时候,就不单是彭罗反党集团的事情了。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因为各个战线上都会有阻力,因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我们要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使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成为不可能,要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变色。他们不甘心失败,正因为这样,他们就要起来挑衅,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就是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来进行反扑。这是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挑起的。我们必须给他回击,给他全面的总攻击,这就引起了全面斗争的新形势。从彭真的批判走向全国,从城市走向农村,工业的、交通的、财贸的、农民的、文教的、科学的,各个方面的机关、街道、里弄都要影响。这是从面上说。从内容上说,就会遇到一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抵抗,这就要跟他们进行夺权斗争,……。就是习惯势力的阻力,就是领导者,自觉地或不自觉的维持原来……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思想革命搞彻底,把斗批改搞彻底,这样就必然会触及领导人,把革命坚持到底,达到斗批改的目的。这样就必然发生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大群众认识到就要解决。但有的领导者,从去年六、七月份发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到现在还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一直没有解放出来,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锻炼。因为凡事你要经过锻炼,不引火烧身,经得起一些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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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金不怕火烧嘛!经过千锤百炼,没有这个决心,你就会带着一种不满意的、委屈的、埋怨的抵触情绪。但我们相信,只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把语录作为座右铭,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到阶级斗争的现场去考验,就会得到无穷的力量,就会感到前途无限光明,就会使我们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减少。使我们自力更生,能够不断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前进,并且还可能使世界革命提早完成。这是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命运的问题。有了这样的胸怀就可以接受任何严厉的批评,怎样过分的责备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就会放到极其渺小的地位。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这是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好战士彻底革命的心胸。我们解放军更应有这个心胸。因为林彪同志讲,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解放军是模范,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心,具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决心。到会九百多位参加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人,应有这样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不能算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不是如此?
    你们今天十一位代表说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清楚。但我不回避,我要从你们那里学习怎样回答。对于这些问题,我能够直接回答吗?不能。可以说,现在确实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每人每天都遇到许多事情,考验我们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离开了这个就没有钥匙,没有真理标准。所以就要求我们天天学习,天天考验,天天改造,应具有这样的心胸。共产主义战士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要做到,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和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领导,有许多问题,应该给你们回答,你们也应该积极负责回答。
    首先是社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我开始就讲了,不能割裂开来。
    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个以前,还属于四清阶段。四清阶段的性质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斗争的形式究竟不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四清工作一般地说,是取得了巨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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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机关中、学校中、厂矿中、农村中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不是排除某些个别地方、个别单位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是一般地犯了一些小错误。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北京的四清的问题。因为北京是由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统治了十七年,四清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进行的,这个四清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我们讲,不能完全这样解释。为什么?因为彭、刘反党集团的揭发,是在去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前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斗争中揭发的。也就是从上海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就进入了揭露彭的反党集团的。从前年十月份,到去年五月份,这个时期才把彭的反党集团揭露出来。在这以前,在许多地方,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打的还是真红旗,但他是个阴谋家、两面派。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办,但是他实际上是反对二十三条。这个不是每个工作队员都清楚的。人人学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这就是标准的文件,绝大多数的工作队和工作队员,他们是按毛主席的红线进行四清工作的。但是,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的确也做了一些错事,这是北京与别的地区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不能把北京的四清一概说成是在彭反党集团的领导下全盘都错了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反过来说,全国也不都是没有错误的,也不都是忠实地执行二十三条。有的地方同样也有三反分子,他就会把这个公社搞错了。如西安杨尚昆也去过嘛!也有错误。我们现在检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越深,越能解决好夺权的斗争。因为夺权斗争,是专门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其他的是一般的监督、考验、察看。所以,深入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推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对于过去四清的审查,就应该有所区别。当然要经过群众的公议,要讨论,审查,这就是个别的解决。但是,究竟怎样解决,我们提请中央决定几个问题。制定一些文件,解决问题。但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四清的复查,进行新的反扑,也就是你们提出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搞,首先会使当权派滑过去,把工作队员仝部揪回去,甚至把四清中正确的人,变成为反面的人,这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不利的。这就必须极端慎重研究,不能一提就答应。比如说,军队参加四清的××万人,全国有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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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回去,这个来往是很大的,这就是一个新的人调动,新的“大串联”。那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就又有了新的“串联”(笑声)。这不是串联,而是大调动。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四清中一些有问题的人提出翻案是不行的。如果给他们翻案,那就等于革命倒退。提出这个意见,是另有意图,别有用心的。提出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样作,那我们就上当了。并且把
    四清工作中有些态度上不好,有些批评上方式不对,要区别看待,拿现在大民主的水平去看四清中的问题,就大不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半年以前就差得多了。时代不同,认识不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前进,运动推动我们前进,我们怎样能拿现在的标准去检査四清中的问题呢?这样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当然,一些搞错了的地方,由那里的当权派、上级党委和工作队长(或书记)回去负责处理,把工作队员揪回去,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要做工作,我们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把矛盾上交。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
    四清已是前一阶段的事情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晚上不可能一一回答了。今天只讲点形势和方针、原则问题,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继续硏究,继续解决。还是上一次我向大家建议的,在北京全军文革、总政设立一个联络站,各省也设立这么一个分站,有问题可通讯联系,尽量就地解决,不要人员都集中到北京,不能人员频繁来往。现在都把矛盾上交中央,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这只能扩大矛盾我们通过军队的渠道,将问题报到中央,原则用条文来回答。这对大家有利,这是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
    至于解放军的地位问题,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人民的武装,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够解放全中国。当然,解放军所以能够解放全中国,是由于我们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所以成为无敌的力量。有了解放军所以才能够进行这一次几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保卫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这个,就不可能进行。我们的军队不仅是保卫国防,而且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的伟大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所以说艰巨,它跟打仗不同,它是保卫人民的最大自由,五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另外一方面,又要警惕着不仅是国外的敌人,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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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国内暗臧的反革命分子各种阴谋破坏才能保卫好。要做艰苫的工作,谨慎的工作,因为这是打明仗,有一小部分敌人还要煽风点火,解放军就要起来保卫,处于这样的地位,跟从前一样,要受到人民的尊重。再一方面,要接触人民群众,自己要加强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把自己放在群众中来考验。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军队不介入党政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它的任务很艰巨。在这个上面,我们极端注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稳定性,就是不要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冲击。形式上是不介入,精神上又是息息相通,这就是艰巨的任务
    有些诽谤者,他就乱造东西。昨天在街上接连出了诽谤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的话,他根本就不能这样讲。他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最善于闻明毛泽东思想的,他怎么能这样讲?不可能嘛!毫无疑问的,散发传单的人,是为了破坏我们解放军的威信,破坏中央文革的威信。这样,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阴谋。我听了你们的代表说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但是,我听说你们有些人相信这个传单,我就更难过了。我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不会不加辨别就相信了的。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察,是心悦诚服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髙的,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这是我们党、我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实现的根本保证。我想,我们应一齐努力来消除一切诽谤,造谣生事的现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青年人,喜欢新的消息,以讹传讹,但是我们的军队不应该这样。我们的军队应该有强大的稳定性。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基础上,应该表现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当然,解放军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解放军战士不可能没有一些毛病和犯了一些错误,领导人不可能没有坏的。彭德怀就是解放军嘛!罗瑞卿也是解放军嘛!但是,我们应该有高度的稳定性。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首先我们必须自尊。敌人的破坏,就是要给你扰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预见来进行。我们不能让这些敌人高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他们作解释,现在有必要在政策上有所规定(现已有六条公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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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主要讲四清复査和解放军地位两个问题。着重从形势和政策讲这两个题。刚才有两个条子,提到对干部的态度问题。我刚才回答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总是有的,错误总是要有的。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错误不怕揭发,敢于让青年、人民群众在街道上贴大字报。但是有两类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有的也会混淆两类矛盾。对善意的批评要表示欢迎,而对恶意的诽谤,我们应该回击。当然,回击应该在适当的场合。属于诽谤我们的领袖的,现在公安六条规定了,不允许。肖华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完全是军委内部讨论的,完全是人民内部问题,领导上还没有批准,为什么把他公布?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有些废弛应该采取措施,予以加强。因为,现在军队、院校和文工团同地方一样看待,就漫无边际。现在,有些人不该问的也问,不该向外传的也向外传,甚至成立专」的泄密队,在军队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让我们来读语录,来结束我的讲话(接着总理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219页)。
    关于穿军装的几个问题,我们将来作几条规定,这也在代表座谈会上说过了军队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员红色革命联络站,1967年1月21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时间:21点至23点〗同学们、同志
    我宣布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一月二十二日零点30分的指示:全军文革小组要准备成立一个公开的联络站,现在总参、总政内的联络站和联络组,不要移出。这是总理、伯达、江青同志签署的指示
    全军文革准备立即成立一个联络站,大约一、二天内可以建立起来,同学们有什么意见,请你们到全军文革联络站去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不要到国防部来。同学们都知道国防部很大,这是统帅我们军队的。全国几百万军队由这里指挥毛主席的指示都要从这里传到全军,关系到国防的安全,关系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学们听了后,你们应回到原来住的地方,有问题到联络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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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的提的意见,回去研究以后答复。有一点说明,全军文革刚成立,办公机构还没有健全,现在马上成立办公机构来解决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在一两天内还不能解决,请同学们原谅,希望同学们支持全军文革,全军文革也支持革命左派,这就是要向同学们说明的一点。
    问:你对肖华的看法?
    谢:同志们,我只发表个人的看法,同学们都知道,从他整个问题来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大家知道,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肖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我想对这个问题再谈一下,这两天都看到这个情况,现在用大字报、广播正在辟谣
    同志们提的意见很多,我们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解答。个别单位的不能都解决,按毛泽东思想独立思考
    海军指挥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团印1.22
    八、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
    八条命令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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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林彪1月21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合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九六七年一月,毛泽
    东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1)照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1)这个批语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
    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中发[67]27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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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
    〖说明:1月29日晚,防化学院105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采取革命行动夺取了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部等单位的党政财权,暂时控制军权,并上级军委批示。〗
    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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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总字664部队红联革命造反团)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李曼村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粉碎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测绘学院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
    徐副主席要我代表全军文革和总参文革,来参加你们的会议,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你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时察觉和揭穿你们学院党委里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玩弄经济主义的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你们决心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回学院的领导权。你们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革命造反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希望测绘学院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和一切革命战友,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加强革命左派的团结,实现革命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总攻击。你们要大力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提高斗争水平,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为完成毛主席给我们的伟大任务,为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筹
    备处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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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叶群接见总后勤部机关院校部分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元月24日23时40分至25日2时,叶群同志到总后接见了机关和院校部分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听取代表们汇报总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过程中,作了如下指示(主要是插话)。〗
    “今天能见到大家,我们很高兴,大家反映的情况,明天我一定很好地向林彪同志汇报”。
    “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
    “林副主席是不会受骗的,现在不能说林副主席已经受骗了。不能给林副主席作结论。如果说林副主席已经受骗了,那就不会让我们来作调查研究了。刘志坚是反对紧急指示的。林副主席起草的紧急指示,刘志坚在原稿上划了很多,这个证据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最后,叶群同志说:“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还要去开个会。(军委来了四次电话催叶群同志赶快回去开会)以后我们再找机会见面交谈,你们谈得很好,你们可能把材料整理好寄给我们”。
    叶群同志要走时,秘书同志接到杨代总长电话,说张令彬同志知道叶群同志到总后来了,他要来见面。叶群同志说:“我马上走,不见他们”。(叶群同志走时张池明、张令彬全来了,但叶群同志未见他们)。
    叶群同志走出房子以后,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叶群同志向大家告别时说:“你们要劳逸结合,祝大家身体好。”大家齐声回答: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部翻印1.29)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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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67年元月零时二十四分至二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在座首长:周总理、徐向前副主席、江青同志、杨成武代总长、关锋同志。被接见者: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代表。
    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因为最近时期到北京来的军事院校及文工团比较多,除昨天广播讲话以外我们想通过座谈向这两部分同志,战友谈一谈。因时间仓促,同时90多个院校来的不怎么齐,我们本来规定每个单位来三位代表,造反派两位,保守派一位查了一下有的不足三位,有的超过,有的未来。我们所要传达的话,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过几天再传达一次。今天讲得较短,徐向前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最多开一个小时。
    ,首先想谈一谈形势,谈一谈任务。形势吗读报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高潮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全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也推动了机关和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洪流所向无敌。从城市影响到农村,也就影响到部队。因此在国庆节时,林彪同志提出在斗争中面临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部队也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从两方面在部队进行。一方面部队院校釆取非部队院校一样进行,这就是林彪同志提倡,毛主席批准的那十月
    五日的紧急指示的规定。同时也规定文工团、军乐队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我们军队机关,在省军区(不包括)和军以上机关有安排的,有规定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军区以下一般进行正面教育,我们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林副主席指挥下担负高度任务,一方面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行列,另一方面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不受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干扰,这样伟大的任务落在解放军身上,我们每个人还是拿枪的革命战士。想一想我们负担双重任务,像第一种以学习为主但它是军事院校,毛主席说军事院校以学军事为主,兼学其他,包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更加触及灵魂,经过运动才能成为更好,更有觉悟的一个解放军的工作人员和战斗人员,即使是他现在参加第一种文化大革命的,也同样负担着第二个任务,有责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一种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环境。所以你们军事院校和文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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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两种任务。毛泽东思想是搞一种也要兼管其他,不能使第一个任务受到干扰这一点在接受任务时我们要讲清楚。
    另外党的方针政策也要很好的学习,九月份以后100多天全军事院校文教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得是很有成绩的。就是革命干劲发展起来了,不但在学校,也表现在院校相互串联和机关有规定的串联,特别是到北京的串联工作都是表现出你们所达到的成绩,100多天我们首先肯定你们的成绩是不够的,我们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但这样大的会,是不行的,要分头开。主席说每个单位三人就300人,今天多了不好讲,以后我们再找时间谈。我希望你们已经进行的成绩告诉我们。更希望你们把本校或串联的或地方党政机关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听,你们有各种思潮,每个单位可预先酝酿,没到的院校可通过你们联系,传达,文教组织也一样,同时在这个月内我们找出两次时间,来听听你们成熟的意见,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研究好了再回答。
    ,你们听到我昨天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致同意的讲话。经广播传达了。如果你们未听到,我们还可以在你们的地方转放,那个讲话,对你们也是同样适用的。那段讲话经过你们单位讨论,希望你们外地来京的院校和文工团响应党的号召,回到本地区就地彻底闹革命另外你们来京已有一段时间,你们对领导机关有意见,欢迎你们贴大字报,提意见。如果这个任务未完成还可留下代表提,当然主要还靠那个机关的群众起来闹革命。院校机关串联是有规定的,即使那些指挥机关不能进去,如国防部,军区司令部,可把大字报送进去,学校代表留下不要太多,只要少数几位就行了。
    ,你们来京很久了,你们向你们的上级机关串联闹革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绩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你们面临新的问题我们要讲一些,不可能都讲到,扼要的讲一点如:你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遇到的都是军事指挥机关司令部、机关政治部、机关后勤部机关,还有各军事兵种司政后指挥机关,也还有些部队所接触的有三种情况,一是相同的院校和文工团要互相支持;二是总要和指挥机关接触的,他们的革命是有些规定的,不能同你们同等看待;三是有专业部队他们要执行任务,你们要尊重他们的任务,不能因是解放军就不尊重他们的任务你们要用冷静的头脑来掌握这三条情况。所以,林副主席对军事训练的学生有三个要求:1)革命性:没有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2)科学性:就是一切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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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要更好的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而不是一冲就完的;3)组织纪律性:解放军更要有三大纪律八项主义,遵守三八作风
    这是林副主席对大专院校学生提出的军事要求,我想我们应比大专院校更做得好些,因为我们有基础了,我们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优点,但不能就这三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要不断锻炼考验是否经常做到这三项要求,要不断总结,以便使我们不断前进,不能以此为满足,要做得更好,这会影响社会的,这方面我应该注意;遵照林副主席提出的要求,现在看看我们在北京的活动是否符合这
    三点要求;有些事要提出来引起大家注意。
    我们的斗争干劲很大,但革命组织纪律性与地方学校及机关比起来反过了些,如要机关领导人进行辩论,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比地方院校晩,领导机关有错误要检讨,一般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打击群众,甚至被学校领导划过类,排过队,错打成反革命,但这已过去,现在要承认错误,要自我批评,次不行可多次,应给他时间准备和休息,更不要不允许他回去工作,揪出来后押起来,使其在紧张的环境中无法检讨,甚至影响健康,也就不能检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倡议,请你们仅仅是要检讨的同志给他时间好考虑让他检讨,不要扣留他太长时间,现在许多单位的领导,一会这边要,一会那边要,妨碍他工作,如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不讲别的,只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1200万,毛主席八(十)次接见都是郑维山和傅崇碧同志主持的,有时首都同时集中近三百万,保证了首都安全,这样艰巨的组织指挥工作,做得好,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今天因有解放军保卫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林副主席的领导,我们军队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进行每一个解放军战士都要想一想,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整个权还是掌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里。没有这个,我们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例,但我们想想,解放军任务重大不容一点随便,如北京军区,即有指挥又有院校文工团,两重任务交叉同时担负保卫北京安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进行。现在有些人就不清楚了,那里不是既有革命的精神,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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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秩序,有很多领导失去了自由,要考虑他不仅是机关的秩序,关系到北京的秩序。同时建议后勤机关部门,邱会作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犯错误已检讨还要检讨,一次不行可多次,但不能使之失去自由。因其身负全军后勤任务,我们要给解释清楚,今年夏季服装及战备任务都需要他参加,文革也包含着你们的后勤在内,他们检讨了就要工作,这是我们的作风,这是毛主席培养的作风,既抓革命又抓业务,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同样还有另外一些人,如总参负担全国战略任务而且支援越南,不能时刻中断,我们还有后勤工程部队在越南,所以解放军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国防大楼有总参,总政,解放军报,西郊还有总后等许多军事机关,都不能停止工作,最近有些反动组织,我们已宣布的,像中国工农红军,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等都是靠解放军去破获,所以我们向你们提议是有道理的,如邱会作大家不清楚,把他划成某一位犯错误的军事人员范围内,我们在座的是清楚这些军事关系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罗瑞卿是林副主席揪出来的,他同各方面都有关系,我们不能根据一般工作关系来划类,如果是反党的,我们有专案审查,不能把有工作关系的都看成是反党的,你们若有可以提请中央审查。邱的行动我们清楚,他和另一种人也没关系。把人抓去多少失去自由,有怀疑马上包围抄家,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下次准备听听你们的意见,因时间关系,只作提议,请你们考虑。想想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很好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错误思想言论进行斗争,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
    我今天只讲上面三个问题,革命的同志们,你们要想一想,当你们享受这样大民主的时候,就要想想集中的问题,享受这么大的自由的时候,就要想一想纪律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学习一条毛主席语录: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高专<红旗>战斗兵团整理〗江青同志讲话(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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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军队调査的很少,没有更多的意见讲,和总理商量,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经过分析,然后再提出一些建议。斗争刘志坚两个筹委会,能不能合起来?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你们递的条子没细看,测绘学校要讲讲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情况,你们最高兴的是毛主席健康,林副主席也很健康
    军队文化革命,周总理讲了很多,我只讲不负担战备的,军队院校、艺术团体,以及不负责作战的单位,和地方一样搞。但有战备任务的,保密的,从今天起都不要冲了。以前的,我们都替你们承担了。比如×××,杨成武,他们负担繁重任务,有时候半夜里就要找他们。今天扣留了×××六个小时,如果这时需要执行任务,就找不到他们。这件事不一定是你们搞的。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发表声明,以后担负保卫任务,保密单位,不可以这样。我们正式声明,凡是再冲国防部、国务院、中南海及其他重要指挥机关,就要实行专政。同志们说对不对?(对!)
    以后谁对高级的科学机密文件和国家党政重要保密文件实行抢夺,对未定性者就逮捕了,希望同志们回去讲,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就象20早晨那样,我就说:谁抢我们文件,马上逮捕,抢中央文件要不要逮捕?!(同志们回答要!)不要上当了。
    明天晚上,你们去准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两个筹委会合起来,没参加的其他战斗组织,读组织起来一起参加批判斗争刘志坚的大会。
    我们接到了他们冲会场的同志的检讨信。你们双方都有不妥嘛。你们自己要做工作。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有人提问:他们不但冲会场,还抢了我们的东西,毛主席语录也给抢走了。)抢去的东西全部送还,赔礼道歉!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的斗争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集中力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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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战,在全国范围内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有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阶级代表人物,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灭亡,他们篡夺了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千方百计地想要把社会主义中国拉向资本主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夺权斗争,是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十七年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总反击。这次夺权斗争的特点,是亿万革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是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自下而上地一个一个夺取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盘踞的阵地;是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各种新形式,来彻底消除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即使他们暂时是少数,也要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是不能不介入的。有些人假借“不介入”之名,行压制群众之实。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的所谓“不介入”,是假的。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不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这中间,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军队支持和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要发扬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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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一片,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展壮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人民军队用枪杆子夺来的,也要靠人民军队用枪杆子来保。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保证我们的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政治。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忠实地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夺权的斗争中,我们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过去,我们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为人民打下了江山,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在这场严峻的阶级大搏斗中,我们要成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要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热烈地拥护毛主席,热情地支持无阶级革命左派,狠狠地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永远保持我们伟大人民解放军的最鲜红的旗帜。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1967.01.28;
    1967.02.11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
    语(1
    林彪(2〕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竞哪些机关可以夺权
    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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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3)
    毛泽东
    月廿六日(根据手稿
    刊印)注释(1)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
    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这期要报上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材料,反映了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以下几个需要研究加以统一规定的问题:(1)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可以夺,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不能夺?(2)各个左派组织是单独夺,还是联合夺?(3)警卫分队的权交给谁?(4)机关科研单位能否夺权?(5)医院、文工团等单位是按照机关还是按照院校对待,能不能夺权?
    2)林彪,当时任中央
    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3)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
    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岀:(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67]国秘字8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备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决定
    、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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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全军文革接待站回答走访者纪要
    〖元月二十六日我们就军队院校如何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问题,走访了仝军文革接待站,接待员郑春生同志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现把我们记录大意整理出来(未经本人审阅)供同志们参考。〗
    问:徐副主席说:“军队正搞夺权”,这好象是指机关和部队说的,军事院校可不可以夺权?如何夺权?
    答:徐副主席说: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可以夺权。如何夺权,这是一个新事物,都没有经验,靠你们去创造。
    问:人民日报社论和解放军报社论指出:要自下而上地夺权,对此应如何理
    答:我没有很好学习社论,只能谈谈个人看法。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就是群众自觉起来揭发当权派的大量事实问题,证明他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群众有夺权的要求,起来进行夺权,不是上级指明叫你夺就夺,必须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夺。但自下而上的夺权在院校不是一定得从班队这样逐级向上夺权。
    可:怎样认识夺权中的大联合?
    答:军委大力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人民日报讲的“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对的。一些省、市、党、政机关、因为单位很大,如上海市和山西省的夺权,只依靠其某一个革命左派组织是夺不过来的,但如果说一定等所有造反派联合起来才夺,也不太可能,革命左派组织夺权之后要团结队上的革命群众
    军队院校单位可能不是很大,要
    根据具体情况办。
    个左派组织夺了权,另一个组织不同意,又从下向上夺算不算反夺权?答:一个革命左派夺了权,另一个革命组织应该支持……(不清)左派组织应主动与别的革命组织协商,解决行使职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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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院是两个革命左派组织有争执的话,总参文革做工作。我们夺权是为毛主席夺权,为无产阶级夺权。关锋同志在接见××学院同学说过,左派之间不要互相斗,造反派要联合起来,不要行会思想,如果造反派闹矛盾,就使得保守派联合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看我们笑话,有矛盾应主动检查自己,互相协商,把95%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闹革命
    你们如果也是革命左派组织的话,就应该向这两个革命派组织做工作,使他们团结,不要怕别的组织说你们和稀泥。干革命不应该有私心。什么叫和稀泥?如果是两个革命左派组织间的争论,做些工作,不能算和稀泥,这是应该的
    革命左派组织不会没有缺点,但干革命无论组织和个人都不应有私心杂念,造反派联合不起来!很可能就有私心杂念,应该从大的事业来处理,检查自己,主动团结其它革命组织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关锋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同志时的讲话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手段和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斗争,和我们伟大的党作斗争。他们的这个阴谋,现在正在被粉碎。还有一手,就是他们把水搅混,混水摸鱼,他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认为还没有暴露,自以为我们不知道他在背后煽动,造谣,挑拨离间,点火。想把火烧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转移斗争目标,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是每人都没有缺点,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些负责同志也是有缺点的。他们利用这个东西,煽风点火,让受蒙蔽的群众,让群众抓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人的一些缺点和小辫子不放,在党内,军内,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急了,疯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妄想你打倒我下边一个人,我打倒你们两个,妄图这样。我们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他们以为他没有暴露,把水趁机会搅混,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夺权。他们手段毒辣,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越这样搞,越暴露明显。如果说,原先我们掌握他们材料还不怎么充分,他这样闹,跳出来了,就揪住他了。他们这么闹也是个好事。正因为这样,阶级敌人就用这样一个手法。要提高警惕,调査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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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清大是大非,把跟毛主席走,跟林彪同志走的,但犯了一些错误的和一小撮坏蛋严格区别开来。同志们,你们筹委会的宗旨是符合这个方针的!(掌声)刚才在那边开了一个会,有关空军司令部的问题。刚才有同志问到这个问题。我无妨简略的说说
    空军院校同志对吴法宪同志有些意见,在三座门等三天二夜,没等到吴法宪同志,他们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话,和他们说明,吴法宪同志这几天没有见到他有两个原因。一条在执行任务,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以广播了,在上饶昨天下午一点钟打下敌人一架飞机(掌声)。(谢镗忠同
    志插话:敌人是五架,我们四架,敌人F104,我们是国产的飞机,打了他一架,
    其余的跑了。)当然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来引导的,但吴法宪同志是直接指挥这个战斗的。他不能抛开这个任务干别的事。再一点是吴法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一定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他应作检讨。组织上叫他暂且不要去。一方面执行战斗任务,一方面他检查是不是准备一下。根据中央精神我们要保护吴法宪同志,这个同志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当然同学们同志们不了解,不奇怪,昨天我和他们的代表谈了话,我是刚开始和军队的院校同志们接触。大家知道我不是个军人(谢镗忠同志插话:他是个老解放军了)。空军司令部里有没有坏蛋呢?有坏蛋。正是他们煽风点火来打吴法宪,他们要趁此机会从吴法宪手里,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夺权。这(哪?)几个人呢?第一,刘震,刘震是个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的私党。第二何廷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私党。罗瑞卿大家都知道了,杨尚昆大家知道吧?(知道)他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家伙。还有一个叫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的私党。他们这一小撮人,煽风点火,要向吴法宪同志夺权,也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搞阴谋。成钧见了空军院校的一些同志,他了解吴法宪是在干什么,吴法宪同志是有任务。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也应该说清楚嘛,但是他向空军院校的一些同志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进行挑拨。刚才开会,向空军院校的同志们亮了底,他自己跳了出来,原先他们就想夺权,现在又跳出来了,既然又跳了出来就给同学们点了名了,就亮了底……。
    刚才提到要尽可能的争取团结大多数,这是很对的,这个工作相当艰巨的,要进行说服,耐心的帮助。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他们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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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暂时的,坏人总数极少数。要向那些受蒙蔽的同志作宣传工作,做的细致,做得耐心。当然我们要坚持原则,不能搞调和,不能搞折中,旗帜要鲜明,旗帜鲜明才能说服多数中间不明真相的人,你的旗帜不鲜明怎么能说服别人呢?你们也坚持了正确的原则,这好……。
    那天在国防部大楼我还表扬了一个青年同志,因为他很坦率,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他直接向我提岀:我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他第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受蒙蔽的话,标我不是受刘志坚的蒙蔽,我是受“十六条”中第十五条的蒙蔽,就是军队上按总政指示进行;第二个想不通的就是正在批判陈、叶的时候突然间把刘志坚抛出来了。我说,你很坦率,一个解放军,应该坦率,你应该带着这两个问题,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给他作了一点介绍。有的就不同,打着批判刘志坚的口号、旗帜,实际上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如那个青年人坦率,他坦率讲岀来啦!刘志坚我们识破他这一套有一个过程,他自己暴露有一个过程,就在六、七月份的时候,那正是刘、邓路线闹得厉害的时候,主席不在北京,对革命同学实行镇压,对文化革命小组也压制,当时不是人民日报发表了篇《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吗?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在那里蹲点,你们都知道了)就公然的把社论当作毒草来批判。这时刘志坚是什么态度呢?他说:“这篇社论一发表,解放军报要一发表解放军就大乱了就了不得了。”关于工作组问题,陈伯达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启发,提出了撤,不派工作组,派出去也撤,就在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开会,开完会,然后到中南海开碰头会去,当时想和刘志坚达成协议,争取他中立也好,那时我们很困难,希望他能赞成,那时我们两个不同参加碰头会,我们俩是小干部,当时说了说,他表示支持,到了那里以后,陈伯达提出了这个意见,让刘、邓大骂一通,说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大帽子来了,这时刘志坚怎么样呢?刘志坚就顺到那边去了,不讲话了,支持那边的,说我本来就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
    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刘、邓向军队要人,这个刘志坚消极一点也好嘛,少派点,他却积极地派,(谢镗忠同志插话:派了三千人)现在搞得很被动(现在他们已回来,造了反),工作队下去,执行了错误路线,结果那些院校要批判工作队嘛!要斗争工作队嘛!这就是损害了解放军的声誉
    还有王任重,大家知道王任重的问题,他和王任重就住在一个楼上,刘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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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开会,常常不去,除了开会之外,更不和我们接触,但是他和王任重很密切,大概有点老关系,王任重欺骗了我们,捣鬼了,他背着我们搞了很多名堂,具体的跟刘涛、贺小龙(即贺鹏飞)岀主意,口授大字报,实际支持刘涛贺鹏飞,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联络员“支持”革命派参加了人家的会,把人家会听了以后,把情况告诉了那一边,(刘涛一边),这不是搞特务吗?秋后算帐论就是王仼重提出来的,背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谢插: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不是革命师生南下串联吗?王任重就派了记账队跟到后头记账去,武汉紧急时(就是南下师生到武汉大闹革命时),王任重就找了几个干部子女,带头跑到武汉,去保省委。这些当时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不知道,后来那些人才揭发了(就是派算账队被派到武汉去的同学揭发的)。他住湖北打的电话,往湖北写的信全揭发出来了,受蒙蔽的同志还是要争取他,争取他起义,归队。刘志坚知道这些情况参预这方的。那时候说是我们办公室调几个人,刘志坚很不积极的,当然他不好公开说不行;可是王任重找他要人,他倒很积极,气味相投,一个阶级的嘛!刘志坚呢?军队的文化革命不向林副主席汇报,不向军委如实地汇报,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汇报,他怎样向中央文革小组说呢?他说:我忙得不得了,我是忙军队里的文化大革命。到了军委又说,我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组工作。他在那里没有做什么革命的事情,如果做了的话,那就是和王任重在起,搞了鬼名堂。
    还有几个军委副主席接见军事学校学生;也是因为他搞鬼,本来林副主席不同意,他说:主席刚接见了嘛!为什么还要搞单独接见?不同意。但是他还要挡,让四位副主席一起接见。徐向前同志说:“不要都讲话了,光一个人讲话就可以了。他说,不!都要讲话。这是他玩的鬼。一方面向叶副主席谎报军情,进行欺骗;一方面是突然袭击,起草出稿子来,他不事先拿给你看,早一点拿给你看,快到时候了,分给一个,也来不及考虑了,上了他的当。他在文化革命小组说叶剑英的讲话出去了有不好的影响,当时谈起来军内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反对。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支持批判叶副主席、批判陈毅,耍两面手法。但这样暴露呢,当然要把他拿岀来,暴露了他是一个什么家伙呢?暴露了他是两面派,搞阴谋的人嘛!徐向前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林彪同志的,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江青同志已经讲过了,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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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讲过了,伯达同志也讲过了,康生同志也讲过了。可能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陈毅同志的讲话,伤了军事院校造反同志的感情,这个要向他们做解释,要照顾大局,刚才说的三位同志都是跟主席的,跟林彪同志的,都是坦率的,有什么就讲什么,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不搞阴谋,心直口快,错了就错了,错了请大家批评。这样好,有些同志一下扭不过弯来,要好好帮助他们,要照顾大局,在这样个形势下,如果把矛头对准叶帅,那就错了,那就上当了。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北京电影学院红色造反者大队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战斗组织代表的讲话同志们
    这次大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因时间关系,未研究得很好,今天以个人名义作些解释,准备不够充分,一定有很多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离开国防部后,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归纳为八个问题,小问题很多,不能一一解释,这八个问题是
    1、强烈要求徐副主席,江青同志接见的问题2、夺权问题。
    3、肖华问题。
    4、冲解放军报社问题5、两派斗争的问题。6、有关单位的问题
    7、对前文革和新文革的意见。
    8、其它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八个方面
    1、强烈要求徐副主席,江青同志接见,我们请示过徐副主席,江青同志,因为他们工作很忙,只要许可,尽量安排接见,但没有肯定答复,具体时间要由首长安排。现在看来还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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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夺权问题,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夺权问题不仅在地方和军队都是势在必行。我个人理解,夺权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要达到的总目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贯彻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无产阶级左派要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权问题是场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看,地方上很多省市,如江苏,在一,二天时间内从省委,省人委包括上海市委在内很快完成了夺权。这就是说在那些地区左派势力很强,夺权进行得很迅速,很顺利。当然今后有反复,在我军队和地方,夺权问题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对军队高级领导机关,军事领导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些领导机关,一般的不采用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因为要保持指挥上的稳定,不能中断指挥,对待这些指挥机关的夺权,我们初步设想,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改组,如司令员,政委烂掉了,是黑帮,就采取由上而下命令撤职,把他换掉。
    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医院和科研单位,我们认为都可以采取和地方相同的即群众性的夺权方法。全军文革小组最近研究了一下关于夺权问题,准备搞一个旨示,划一点框框,那些采取群众性的夺权方法,那些不采取群众性夺权,使我们心中有数。因为夺权刚开始,打算再观察一下,再看一看这个形势,从军队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院校科研单位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对的,还没有发现不符合上面说的框框的地方。因为这问题事先没有做什么规定,不知道怎样作是对的所以对最近发生夺权的单位,全军文革都是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鼓励他们的五敢精神,只有对某些单位,某些方面过了一点线,我们加以帮助,但没有采取批评态度,比如"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四点开始夺权,不到二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本来105″和各革命组织决定要把权交回给他们,因为受到围攻,所以不愿交出,第次又到仝军文革来谈,根据他们对防化兵部情况的了解,不愿把权交给他们。
    防化兵部的问题确实不少。兵部主任张X更兼研究院长是个三反分子,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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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岀政治,专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防化兵部的权该夺,这是对的,以后经过和他们协商,把权交给总参党委,并报军委,其它几个夺权单位加放化学院,防化研究院都应该夺,也可以夺的。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以来,防化系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复,特别是在防化硏究院,防化硏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要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好的,夺得对。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22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到了24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硏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由于他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二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几天,防化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显得非常尖锐,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它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了,还会有反复。
    为什么会出现反扑?我们的同学很容易理解,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我们是缺乏和没有经验的,划不出什么框框条条,就是让大家去做,做了以后再说,所以二十四日彭绍辉同志公开讲夺防化兵部的权是错误的。要我收回我意见,我没有收回,我认为对革命左派夺权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应该看出,夺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尖锐,最关键性的斗争,这个夺权可以表明你这个人站在哪一方面,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所以防化系统的反复,是由彭绍辉同志不请示信口开河的去讲,造成这场斗争的反复。当时我说,你们有什么理由说他们是错误的?错和不错有什么标准?这个标准的界限是什么?当时人家都没有经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当时几个军委领导同志议了
    军事领导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式,所以说他们
    是错误的。我说,我们不能那样理解,不能说他们错,他们没有错,无论如何也不能指责左派是错的,他们是对的,他们的五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只能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把夺权斗争作的更好,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斗争,每个人都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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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直到昨天才统一到要支持这一点上。
    夺权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全国情况来看,有两种夺权形势,一种是主要的,是革命左派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积级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国省市大多数是此类;第二种,某些单位的保字号,也看到夺权势在必行,他们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乘这个机会一齐来夺权,这是保字号为了保护他们的后台,所以起来夺权。经过这种夺权,左派发展以后,必然还要起来再次夺权,这样才能完成历史任务
    夺权的方式方法也有几种,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在很多地方,是经过革命左派的大联合,形成左派的优势,这样起来夺权就很好,因为左派占了优势,各项工作比较周密,一般问题发生很少,甚至没有发生问题。夺权以后照样进行工作。广播事业管理局,他们夺权只经过一个多小时,工作照样进行,夺权以后,广播中可以听到一派生气勃勃,充满着革命造反精神,搞的非常有秩序,广播的非常好。因为经过充分准备,好多外国人(外语广播的)都支持他们。从军队来看,防化学院夺权夺的很顺利,也夺的很好。在革命左派形成优势的单位,一般的说,只要一次夺权就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但也有这样的单位,左派没有形成优势,为了怕保字号夺权,所以他们提前夺权,这样问题就多一些,工作不周密,但这个不要紧,力量弱一点是暂时的,左派会很快发展的,可以采取接管一部分的办法,接管那一部分要看力量,如只接管财权,文化大革命的权,还有一种,可以把原有的人留用,革命左派派人去监督他们劳动,命令他们只准做好,不准做坏。如经济权,行政权比较琐碎,比较复杂,昨天北京军区护校夺了总医院的权,我说,你们这种革命精神很好,很勇敢,什么都不怕,知道保皇派要夺权,就提前夺过来了。但是小护士没有经验,过几天要发薪金,发粮票,不知从那里来,我说不要紧,不懂可以学,你们可以下命令,让原来的管理科长,办事员来办,不得违抗命令,违者严罚,你不会做还不会下命令吗?他们想要我们去支持,我说要什么支援呢!我这样说了还不行吗?他说我们人少,才三百多人,总医院一千多人,整不过他们,我说,你们联合起医院的左派,人就多了。可以整得过他们,革命左派看准了,既是力量小也要夺,可以联合其它单位的左派,首先是军队的,也可以联合地方上的左派帮助夺权。当然不依靠外援就更好,能够夺的夺,力量暂时弱
    定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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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情况要各单位自己布置力量。
    夺权斗争很复杂,很细致,弄得不好可能弄得吃不上饭,派不出车,再坏些,甚至可能瘫痪,我说不怕,这些情况都估计着
    从北京看,告诉我们,必须实行革命左派的大联合,取得优势这样比较好即使某些单位力量弱,为了防止保字号夺去,先夺了,这种精神也应帮助鼓励,要帮助他们解决可能岀现的一些困难,任何人绝对不许以仼何借口去讽刺革命左派,去千方百计刁难左派。这些人实际上是破坏这场文化大革命,破坏这场夺权斗争,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样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严肃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我们革命左派要千方百计支持他们,打退他们的新反扑。夺权斗争中革命左派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3、关于肖华问题:(略)
    4、关于冲解放军报社问题:(略)
    5、两派斗争问题。近来在院校中两派斗争的现象,特别某些单位武斗的现象有所发展,主要的是院校,文艺单位文化大革命确实比地方落后,落后三个月或几个月。一月四号刘志坚的盖子揭开以后,部队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应该说两派斗争是难兔的,但武斗应该大大减少。近一个时期武斗有所发展,是落后地方的一种表现,地方大的武斗也出现过,大致在去年的九,十月,军队大致还是地方院校九,十月这种情况,是否对可以研究。地方院校走上新的发展阶段,革命左派大联合,武斗大大减少,特别是上海发展很快,上海文化大革命以来并不是一个先进地区,去年十一月半上海左派队伍只有两千多,经过两个月或不到两个月,发展到一百万,加上他们的老婆孩子,约有四,五百万,学生左派力量也很大,上海左派力量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全国。主要是两股力量,一股工人,一股学生,这两股力量联合起来,占了优势,所以各方面都走在前头。毛主席亲手批的上海工人第二张大字报,两张大字报,一张出在北京,一张出在上海,都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的,很值得军队师生好好学习,目前要紧跟上这个形势,搞好大联合,大联合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形成左派大联合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去掉私心杂念,不去,很难联合。伯达同志提出要学习三篇著作:<古田会议决议〉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古田会议决议>核心是建党建军,要反对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不去掉这些,党和军队不可能建设好,要按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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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会议决议建设好我们的左派队伍,实行左派大联合。江青同志经常主张革命左派开门整风,出现缺点就纠正。因为有些东西,毛泽东思想学的不好,有些问题是认识不到,就会在行动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听到有些少数派说他们顾虑永远保持少数派,即七,八个小团体,这是一种思想,当然是个别的,是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值得在大革命中改造思想
    少数派在革命中是好的(指革命少数派),因为他们有五敢精神,所以敢起来革命,非常可贵,这是少数派的天性,没有这个少数派谈不上文化大革命,都不敢起来造反,都是保字号,那还革什么命,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个少数,少数要通过发展成为多数,革命左派要敢于斗争,有敢字没有善字还不行,要通过斗争团结95%,革命的少数派,数里面本身就有个质,少里面是有个质的,他们的质就是五敢精神但是不能满足于现状,并通过斗争团结中间派,当少数派在困难时,开座谈会给了他们很大支持。北航红旗,东方红非常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后出现了问题,说他们过去少数派时光往前冲,无忧无虑,一旦成了多数派,有了录音机,油印机,汽车,有了财权顾虑反而多了,反而不会作工作了,提出怎样做工作,少数时没有提出怎样干革命,现在反而提出怎么干工作我开始笑说:现在你由少数成了多数,将来还要从多数成为当权派,选了文革组织就要发号施令了。会不会作工作?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主席确实很英明,要在斗争中培养下一代,不仅要五敢,而且要善于斗争,两派之间的问题是要有一段反复的,经过一段反复,使少数变为多数,这也是革命斗争中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是在斗争策略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某些学校打人很凶,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观察,如果没有幕后操纵,般不会有打人现象,如果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操纵,背后指示就要打架,现在发生打架的现象,很值得注意,要好好调査,谁在指使,打架是现象,它说明什么问题?要调査研究,关于两派斗争的一些具体问题请你们回去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有些学校出现打人,抓人,关人现象,我上面讲的,如果没有幕后操纵,革命群众之间一般地不会产生武斗。
    6、有关单位的一些问题:(略)7、对前文革和新文革的意见:(略)8、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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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警卫排,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看来三,四十个人,这次夺权,他们说军权不夺,我说也应该夺。军权是和所有的权一样的,军权为什么不夺,我看要一起夺,你不管谁管?不夺难道交给当权派吗?只要有力量,一起夺,夺了以后,有能力掌握,好好掌握没有能力打电话来,可以把他调出。
    ,干脆不要。如镇江汽车学校,防化硏究院,采取命令形式不能调,还得你们领导,否则要通讯中断,过去说不介入,事实上办不到。在那个地方夺权他们就参加那个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说,学校警卫部队不参加,不介入,实际已介入了,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劲头大得很
    黑材料处理问题,中央规定,学校不执行,说要向中央写个报告,批准下来再处理,中央根本没有这个规定,中央只有二个指示,即十一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和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什么经过批准啦,中央有规定啦,都是造谣你们应按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几次讲话的办法来处理,先派少数代表封存起来,等人到齐了或基本到齐了,当众验收,当众销毁,这种作法,符合中央精神,如果对中央规定做新的要求,新的解释,这个权归中央。院校不能做新的要求和新的解释
    代表提问,你今天发言是小组意见还是个人意见?
    谢答:我的发言有的是徐副主席指示,或小组的意见,有的是我参加中央或军委文革小组活动,所认识到的问题。总的说都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小组
    (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九六七年一月、二月,毛泽东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
    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月二十六日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来北京
    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又及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
    月二十八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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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
    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律不许冲击。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总理
    同意,照办。毛
    泽东二月二十日(根据手稿刊印)五照办。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
    十五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审阅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
    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修改为八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再
    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对这次命令稿中根据毛泽东一月二十六日批示内容写成的第五条,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文字即本篇三。经毛泽东两次批示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指出
    、必须
    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
    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硏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
    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
    別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
    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
    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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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月三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
    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四。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
    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
    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五。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
    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九、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
    军区的文化大革命,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应分期分批进行、目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积极支援革命左派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
    〖时间:凌晨1:05至4:45,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被接见的有:《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战斗队的部分同志。在场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总理:徐副主席你们认识吧?他身体不好,和大家见面不多,可能不认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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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递条子给总理。有人报告总理,外面还有军乐队的同志要见)。等一下,不要起见,昨天我见过他们(《新燎原》的一个同志提出总理不要看条子了)。看看不怕,还是看看好,看看就清楚了。
    今天我和徐副主席来晚了,在京西宾馆被围住了一个半小时
    今天二十八日,不,二十九日,这里的日历准得很,过十二点就变。每次你们问我,今天我问你们几个题目(看接见名单,逐个认识),名目繁多。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我看也分久必合,但不是封建的走马灯,如果是螺旋形的,那是合乎辩证法的。
    《重上井冈山》,你们原来到井冈山来!我都不敢说重上井冈山。主席前年重上井冈山,写了诗,没发表,外边流传主席好多首诗,其中有几首是主席写的,不知怎样传出去了,很多人来问我。你们重上井冈山,另一个意思可能是打仗时要打游击的意思。(答:是,我们是原来的满天红,砸了另成立的。)谁砸的?(答自己砸的,因里面有保皇派。
    徐副主席:打仗不一定非上井冈山,革命到农村劳动三年,就很革命啦。总理:在北京,上太行山就行了。战友文工团天津人多,是吧?长征组歌你们还唱不?(答:不唱了。)为什么不唱?我还要放一段,找来放一段。我还是乐意听,欣赏欣赏有什么不好!肖主任作的嘛!不能因肖主任犯了点错误就否定切,否定一切那不行!(《燎原》一同志:不是不唱,是全力投入文化大革命。)那可以。贾士骏不敢讲话了,没有勇气啦?(贾:我是当权派。)啊!有了包袱,应该勇敢一些。
    徐副主席:那要看是什么当权派
    总理:肖主作经过长征,肖主任写的,我就唱。要一分为二,要分清二类矛盾
    总理问秘书,《解放军报》排版没有?叶副主席和肖华同志迎接巴卢库回来,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还要登照片,林副主席当面向我交代的,我几乎忘了。林主席嘱咐的,我负责,不怪你。(总理继续念名字,面向徐副主席)那个贾士骏你见过吧?
    徐副主席:我病多,见他们不多。我是个老粗。
    总理:唱革命歌曲,贾士骏是有贡献的。(徐副主席:应当大唱特唱。)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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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陶庆祯的名字时问:你是玉田人?玉田暴动的主要负责同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吧,我见过你,上次问我你。(陶答:叫白洪。)不对,叫于兰杜,在国民党军时叫于芳周,是玉田秋收暴动时失败牺牲的。暴动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成功有成功的经验,失败有失败的经验,不要因为人家失败就完全否定。(计算今天到会几个组织。贾士骏讲,我不在那个组织。)无党派就变成民主人士了,你不是参加了一下《燎原》,又退出来的?(贾答:是。)你的包袱少一点就勇敢一点现在有点包袱,为什么青年不怕,无包袱就闹天宫。(有人报告,文工团那五个人来了。)那就进来吧
    郑维山:他们可能是来反映情况。
    (进来六人,其中有马国光,还有清华《井冈山》刘慧奇)
    总理:(向大家介绍)这是徐副主席,认识吧?哦!不止五位,是六位刘慧奇同志:我是清华《井冈山》,三司的,我们在八大处那里住了几个人鲍长康,总理认识,他也去了。
    总理:我先问你们一点事,为什么越分越细?(没人答。总理指王文浩,王答:大方向不一致。)大方向不一致!?什么叫大方向?(答:分清敌我,矛头指向谁的问题。)这是一个。你们是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有不高举的吗?(答:没有。)当然有的可能举得高,有的可能举得不高,总不能不举吧!这是个大前提,全国如此,世界也如此。接受不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或者是半接受,行不行?第二,是否按主席指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都是肯定的吧!第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十六条办事,不能跳出十六条,另搞一套。这是总的。然后在不同的岗位,按九日工厂十条,十五日农村十条,将来文艺可能还有一个,现在还没有搞出来,这是补充了,但总不能出十六条,如果说十六条还需要补充是可以的,如果说十六条是框框那是不对的,这是在毛主席指导下搞的。有领导,有方向有纲领,这是每个组织都要遵守的。在这方面是否一致?如果谁敢说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按林副主席讲的办: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你说的大方向不一致,就是第二个问题。(王文浩讲:有的人就讲十六条是框框。
    徐副主席:十六条也成框框了,那什么不是框框?(《新燎原》贾全仪:他讲这话是指我,我没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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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不要争,他声明没有讲过就行了。我知道了,就不要再争。你(指《燎原》一同志)说还有方向问题,是什么?(《火炬》一同志讲:有人讲要先扫清围,不扫外围不能斗当权派,所以保皇派要清除,党团员没资格参加战斗组织。)马国光你胆子大点,我刚才还讲到你唱《入云南》,那主要是主席的遵义会议后第一个最大的战役,正好你来了,这是巧合。清华《井冈山》在你们那里是观察员的身分?(答:我们也贴了大字报,他们有的组织想赶我们走。我们一到八大处就听到扫清外围的说法,一听很耳熟,这是王光美在清华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理问了后来六人的组织名称。增加革命青年组织,六个组织报告了自己组织的总人数:《燎原》三十八人,《新燎原》二十五人,《重上井冈山》十七人《星火》十八人,《火炬》七人,《革命青年》五人。没参加战斗组织的还有一百多人,是游击队。)没参加组织的叫游击队!?就是散兵游勇嘛!游击队也要三
    五人,梅花型。除这六个组织还有多少?(答:有二十多个。现在是合的多,还是分的多?)有人讲:是合的趋势,有人认为,现在合还太早。)你们六个组织,那个是左、中、保守一点的?(没人答)还是在运动中考验,你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是吗?(答:是。)
    徐副主席:以什么证明你们是左派?
    总理: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和军区大楼串连,后来发生分裂。(郑维山:捉廖汉生后就分了。)得了肖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肖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参加了没有?(答:没有。《新燎原》的一个同志说:捉杨勇我们也没去。)没抄杨勇的家吧?(有人说:那是机关捉的、抄的。郑维山:没抄。)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总理一一记下。)岱是一个代字下面一个山吧?他兼没兼副政委?(答:没有。斗他们三人是按三反分子斗的。《新燎原》一同志:那个会不严肃,让步校给砸了。)我问你们要不要继续扩大下去?(《燎原》一同志不应扩大,要用材料说话。)(总理去接电话)
    徐副主席: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燎原》一同志: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
    郑维山:开始有个意见,要把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扣起来。(《燎原》一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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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条子给总理,并讲:这是昨天张正光副主任传达郑副司令员的三点意见。)(《新燎原》一同志:我认为这三条有问题。)我讲的三条,一是要集中火力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不要群众斗群众,二是群众有意见可以辩论,不要武斗;三是群众之间不要扣人,不要互相搜家。这是个意见,要大家考虑(《燎原》一同志:我们拥护这三条。)
    总理: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大风浪中喝几口水不要笑他,我胳臂受伤,下水游泳,要喝水的,你看到不拉,那不是阶级感情,要拉他一把。(《新燎原》一同志:有人可能还给一棒子。)给棒子那是另一种人,另一性质。(有人讲:私设公堂在礼堂地下室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把非编工人调来,
    )够了,说个事实就行了。(双方继续说情况,
    谈到子弹时)搜了多少子弹?(子弹数记录者没记下。有人讲:有个顾丕玉,我们扣起他,他写个检讨在这。)门口有他在等着没有?(答:没有。双方继续谈情况)够了。徐副主席身体不好,还要休息,他已瞌睡了。现在和你们谈个事。
    北京军区有个“卫东彪”战斗队吗?(答:有,防化部的,后勤还有一个物资部的,报社一个卫东,干部部一个卫东。)我想打听,你们还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还有个叫张红军的?(答:没听说过,有人答好象听说过有这么个名字。)
    十七日下午六点半,他直接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打电话,说明他掌握林副主席的电话号码,他说:“我们是卫东彪战斗队,我们坚决要求罢三反分子杨勇的官,他是彭德怀、彭真、罗瑞卿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他给下了结论:“这样的人必须罢官,廖汉生是贺龙的忠实走狗,我们也强烈要求罢他的官。”他对廖汉生只讲了这么一条,然后就下了哀的美敦书(意即最后通谍)说“我们希望两天之内罢他的官,现在是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半,如果在二十九日下午六点半还不罢他的官,我们就要集合我们的战斗组织所有的人到林副主席的家里来,林副主席的家我们是知道的。”对我们副主席、副统帅下最后通谍,这是种威胁。下面他又说:“我们坚决要求罢他们的官,因为我们知道林副主席是很英明的,对他们这两个人也很了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就有这些,不再谈了。”接电话的同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是战斗组织,不要记我的名字,接电话的同志说你不告诉名字,无法报告首长,他才告诉叫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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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是否是真的,是北京军区那部分的,是不是北京军区的?我们想找这个同志谈谈,开导开导他。我叫郑维山同志找了一下午没找到,请同志们帮助找找。这样就带来三个问题
    为什么用战斗组织的名字,而不用真名字,给林副主席打电话,还要保
    密呢?这是一种风气,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你们不同,是拿了自己的名字来的,来了要填个名字,我建议全军文革也这么办,填个名字,你们闹革命,怎么隐瞒呢?不应用假名,这是对反动派的办法,对本阶级领导人,名字都不敢讲是不妥当的,不能用这个办法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这样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为什么见你们几个,上次见了,这次还叫你们,如要组织来,来次他就换人,每次都有区别。这种办法不是对付人民内部的办法,贴大字报也是这个办法,怕报复,可原谅你们。对负责同志用这个办法不好,这样思想见不了面,不能抓活思想嘛!
    、这种秘密方法,易被坏人利用,钻空子。利用你们的名字,如卫东,他就可冒充、利用。
    三、电话上随口讲一个张红军的名字显然是假的
    根据这三条,对群众对上面,都不能隐瞒,所作所为不能弄假。现在要你们打听
    另外对问题本身讲讲。(总理向徐副主席:你讲讲,我有点事。离开
    会场)
    徐副主席:你们和机关有什么来往,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怎样串连,有什么手续?你们到外面的多不多?(大家一一作了回答)
    总理:刚才讲了,不管任何一个人民,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这种方式没法找到他,找的目的不是要怎么他,是借题谈谈,找来开导开导他,估计不易找到。所以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俩找大家谈谈,只是他的方式不好,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说要冲林副主席住地这样一搞,好象要追究这个人,你们之间也可能互相猜,打起来,只是提醒这个方式不好。今天来,只是讲不必去冲,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人,他听到了就不冲了
    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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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会问的。八号贴出廖汉生的大字报,才二十多天;杨勇是二十一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按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不认真学“老三篇”,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所以全国比,学习掌握毛
    泽东思想,北京军区表现最少,你们想想有多少?你说华北部队不强,不是,我可以作证,去年我两次到邢台,那里地震,看了,部队很好。
    (以上都是总理站着讲的,有人请总理坐下讲,总理说:我有点困了,站着不困。)
    就是政治工作不好,不宣传毛主席,不宣传林副主席。政治委员首先负责。此外,大家把问题揭发后,我通过一个同志和他谈,他就交出他老婆的一个揭发材料,是一些家庭小节,他自己不揭发,这么大的政治问题,政治上对党不负责。我打个电话去。(总理又出去了)
    徐副主席: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机关是抓革命,促生产,要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闹革命。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总是不平衡的。你们现在主张怎么革命?(《新燎原》一同志回答:我们主张揪出幕后人,不仅保卫部,上面还有线,扶植一方,压制我们一方。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斗批当权派。)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那个军区那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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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我和你们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革命怎么革,革谁,革命的目标都不知道你们革谁的命?放着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让我参加你们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参加。(《火炬》一同志:如这样大方向一致,就团结起干。)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马国光:就因为这个说我们是铁杆保皇。)总理:我最不喜欢“铁杆”两字
    徐副主席:杨勇、廖汉生放在那不斗!我保郑维山,我不成了“保皇派”保皇就要斗,斗我时,下面还有很多人,有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结果那中国没有好人啦,这样把两类矛盾混淆了,这很危险,这个问题不向你们说清不行,《星火》、《新燎原》这个方法不对。你们的目的是好的,要革命,但方法不对也不行。(清华《井冈山》刘慧奇:和王光美在清华时的论点相似,结果一批同志被斗,打成反革命。)把两类矛盾混淆,就会失败的,你们的同志去想想,究竟打什么?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什么方法?对敌人采取什么方法?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方法不对,方向错了,背道而驰,就有失败的危险,这是很危险的
    (注)
    总理: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徐副主席:搞独立王国。
    总理: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
    徐副主席:政治局会议,林副主席关于夺权斗争防止政变的讲话,他不传达只传达刘、邓和其他人的,企图何在?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去调查研究,我说你们目标搞错了,不然,走下去错误更大。你们可以去作详细调查。
    总理: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岀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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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杨勇也是这样,不能讲,讲了等于小广播。那么郑维山是不是这样,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不是他组织几次接见,我们还会犯很多错误,经常下半夜决定接见,上百万的人,八个小时全出来检阅,工作那样紧张,没有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不可能的。刘志坚问题揭出来,他在总部,在总政,肖华同志有责任,他只发现一部分。现在小青年一动,好就绝对好,不好就一棍子打死,中学生可以这样,你们是大学水平!再不提醒你们,我们就要犯错误,你们不能把党内的坏作风学去,学去是要不得的。要改造世界观,丰富世界观,否则,主席健在,我们老一辈子在,好办,我们统统不在了,你们把坏作风学去了,你们出修正主义,你们不出,你们后代出,我们不是犯罪吗?见了你们总想多说点,心里是热的,希望你们的缺点比我们当年更少些。那有好坏绝对的,一分为二,矛盾对立统一,否则没有一切,铁板一块还有什么发展。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仝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帅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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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剑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你们很谨慎,来问我,你们应当揭。(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
    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
    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
    (有人讲:他是摸底了,第二天找我们,问我们信不信得过他。)
    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就在这个小屋,你们许多同志到过这个小屋,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
    (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拿你们来侦察党对他的态度。我说这些青年,你们问我,把郑维山与他一起提,我讲你们可信,你们高兴了。郑维山同志在,杨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
    (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徐副主席:唐平铸
    (郑维山: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
    总理:唐平铸、胡痴、何同叶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
    (马国光:当时周广祥怀疑是杨勇搞的鬼,就被打成反革命了。《新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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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全仪:这个话我说的,他当时说不能斗廖汉生,要等中央讲话
    总理: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岀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肖华同志代表去讲的。
    徐副主席:我到旅大,讲是军委确定的
    总理:这一张大字报传到朝鲜,弄的他们很紧张,东北军区又出问题啦?张传到福建,围攻韩先楚,大喇叭天天喊,不是传给敌人啦,动摇东南前线。同志们,你们想想
    徐副主席:你们很勇敢,就是不讲方法、策略。总理:这点,你们是受骗了,不怪你们,你们很勇敢。(有人讲:杨勇讲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就在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把你(指郑维山)的名字拉到一起。
    (清华《井冈山》刘慧奇说:我们学校搞军训的海军同志也传达了肖华同志的错误问题。)
    徐副主席:怀疑要有根据,没根据怀疑起来就没头了,都怀疑还行?那就互不信任了
    总理:一传播,一广播,送给敌人了,对世界也有影响。年轻人在锻炼中要警惕。这次就是暴露了杨勇他自己。
    徐副主席:你们不打这个活老虎,要扩大总理:现在要集中目标
    (总理秘书汇报,明天上午,科学院请总理去)。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做点工作就是不容易。你们也是知识分子不少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团结起来战斗。就拿杨勇这件事,这是指向谁的大事。杨勇是违法乱纪,他不报告中央,弄的一时很紧张,阶级斗争很复杂,把林副主席弄的很紧张林副主席身体好起来了,我们很高兴
    你们艺术学院出来的,部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是罗!罗瑞卿、陈其通、魏传统是气味相投,都喜欢旧的。当然艺术院的学员是好的。他们一谈起四川戏,点不好也不让讲,不但对你们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罗瑞卿就是不准讲四川戏不好,飞扬跋扈!你听他说过吧?(郑维山:听过。)他们气味相投,应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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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倒、批臭。你们在军区可串连,机关有八小时工作,有业务,你们可去调查弄得军区大楼叫哄哄,怎么工作?!现在军区郑维山同志负责,实际上是代理司令员。你们文工团一方面要搞好斗、批、改,你们还要保护机关。你们文工团六百多人,团结起来力量不小。你们做了几件好事嘛:你们演长征组歌,肖华同志家和你们是有感情的,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马国光:那天我去他家,肖华同志的爱人是我捉的,我当时是保护她的,我们还给她念语录。)她是个红小鬼,不是敌我矛盾。(马国光:我们去是受骗,我们对肖华同志也是有感情的,把他家抄了。)不应抄,既然抄了也有好处,她也有点骄溜溜的,有娇骄二气。把东西翻出来,不要去展览。这样一个斗争,你们回去要宣传。体工队、杂技队,杂技队不是可以飞檐走壁嘛!要保卫军区,军区作战指挥不灵怎么行?
    郑维山同志我们很信任他,现在他没办法,只好在城里设个小指挥所,这怎么行呢?应当保卫,要劝说机关的战斗组织,要养成好作风。不要随便抄家、封勹、挂牌、戴高帽子,这对我们解放军是个污辱!这样做,你们将来犯了错误,也会这个样,所以工厂学去了就扯领章帽徽,解放军怎么能随便扯领章、帽徽,但群众要做,不要去责备,要创造新风气,要文斗,不要武斗。我那次讲话在×××小礼堂,你们北京军区只去一个人,叫王惠兰。我们过几天,还打算开那样一个会,讲讲政策。不要分散火力,不是所有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顽固不改,不能铁板一块。比如马国光把问题讲了,不能说《老燎原》都一样,各有各的账,《新燎原》也一样。不能一棍子打死,不是铁板一块。
    你们不要主观划线,向上划个什么表,把廖汉生和肖华划到一起,那不把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全否定啦。如彭、黄、高、饶出在中央,能说中央都不好!?不要这样,一个不扩大,一个不随便逻辑在一起。很多人乐意划表,因为你不清楚嘛!我在艺术学院看到一个表,我没看,我报告主席,这个划表的办法恐怕不行解放军高级将领,出生入死,如果美国主义来了,我们不怕他现在就来,他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将军还要上阵,反正你们现在不能当将军,指挥不了嘛徐副主席:当下级指挥官,还可以。也要学,也要锻炼。
    总理:要分析,把这个懂了,罢官就不着急了,主席讲,任何结论都不要过早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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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副主席:不是先下结论,后找材料,而是先找材料,后下结论。现在有些人往往是先下结论后找材料,这个不好。
    总理:我讲完了。
    (《火炬》一同志:我提议,在总理面前,我们的大方向一致,新老燎原回去谈判一下,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
    你们说的军乐队的同志们在外面,你们去做做工作,矛头向上,向什么上,向杨勇、廖汉生,其他人如掌握了材料,报告给上级。同志之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火力才猛,才能对部队有帮助,你们回去商量好不好?
    (《新燎原》一同志:我同意要团结起来,下面他要讲清楚廖汉生家的材料和地图等问题。郑维山:现在不谈这些具体问题,总理很忙,总理讲的几条,大家都同意,要求同存异,慢慢协商,慢慢一致,今天是否谈到这里,总理还要接见别人,我们多让总理休息一会,好不好。大家说:好!)
    我说你们要宣传正确的,不要宣传错误的,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要好好学,学好了就不会再有人争论不休,水到渠成
    (有人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要说明)
    这个问题,郑维山同志会帮助你们,他实际代替司令员,你们和郑维山同志谈谈。
    (清华《井冈山》刘慧奇同志:反映个情况,二十日张南生的家被抄,材料在步校《井冈山》手里,应上交,他们说材料应归左派。)
    提供的好。徐副主席在仝军文革,有权向他们要,归左派,那么党呢?同志们六个组织,有《井冈山》作证。委托郑维山同志去给你们开个联欢会,应在毛泽东思想上联合起来。(有人还提问题)这些问题,你们找郑维山同志谈谈,不能什么问题都交给我。(有人提,部队夺权问题怎么办?)部队夺权交中央,明天中央军委要发个指示。(有人提,听说有人要揪谢镗忠)不要揪,他还在中央文革,揪太多了并不利。你可贴大字报,只要材料可靠。
    (接见到此结束,总理一一与大家握手,总理请徐副主席退席。有的同志跟着退了席,《星火》的六个同志进来,见《燎原》的同志后,喊打我的人滚蛋!接着朗读主席语录,总理一一同他们握手,让坐下,在以下的谈话中总理的秘书几次请大家简单的谈,因为外面还有湖北工人要见总理,是原先没安排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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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给总理留一点睡觉的时间。)
    总理:你是军乐队的?(六人诉说情况……)你们开始闯司令部,人家受委屈,现在你们多受了点委屈,要看大前提。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还有很多老将被罚跪,南京军区,许世友以下的,他们文工团都把他们拉岀跪下,他们就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群众要跪嘛,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们青年人,我同情你们,我不乐意说同情话,说同情话对你们不利,你们掉泪,我不掉泪,打断胳膊的也有嘛,受这么点委屈就不行。韩先楚经过多少年战争,他带病躺在担架上出来,群众不骂他,他是在前线指挥的,担子多重!你们青年人受这点锻炼,正反两面,才能成材,不要那么气虎虎的。
    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肖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今天因为有这封信,我们奉命找大家来谈谈。主席在党内多次受委屈。三次离开红军。四次宣布开除党籍,一次作政委,开除党籍不能作政委,不行就作师长。离开红军是×Ⅹ×一次(未记清),一次在四中全中初期,去苏维埃作主席,一次在第三次围剿,那是党内左倾造成的,但主席离开后不这样,认真读书。一次我也犯了错误,主席走时对我说,只要前方需要打个电报我就回来,那是三二年秋,我印象很深。只要组织决定,即是错了,不说一句怨言。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在这住着,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你们作的都对,不要那样。郑维山没有阴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郑维山同志回去会做工作的,我委托文工团开个大会,请郑维山给你们做个报告。不要让外单位乱冲机关大院。我已了解你们,我同情的话已讲了。《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的同志已听了,我不重复,要他们回去给你们传达。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闭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你们方向就作对了。你们不要互相不让,马国光就很坦率。你们如果革命,大前提一致的,你们会把气平下来。(有人问郑维山:我们被拘留你知道不?行动有人监视,一月二十四日调兵,一级战备,架机关枪你知道不?郑维山我事先不知道你们被拘留,知道后就要他们放你们。架没有架机关枪,可以调查嘛。)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这是为什么?是郑维山把你们找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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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这样,怪事!完全意气用事,你们斗郑维山,我就不见你们。
    你们当初(冲)机关,(几个人讲:我们没冲。)你们那天晚上有很多疑点使人怀疑,我没宣布这个事。你们对郑维山同志这样气,就都对?我都作自我批评你们就不作自我批评!对杨勇组织的抓廖汉生,试探党对他信任否,刚才这个同志揭发的(指贾仝仪,贾:是),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杨勇散布肖华同志的题,全国都轰动,全世界都轰动。(很多人吃惊。有人提出:对当权派斗,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对当权派所有都是这样?我也是当权派(有人讲他们打电话有人在总机旁偷听。)我的电话也有人偷听。(有人讲:我们是造反派。)你这个观点不对,对我的电话就可以偷听,我和新疆打电话有人偷听,不仅如此,我和昆明军区讲话,还有人录音,我懂这个,我讲话听不清,有杂音,我问他们,他们老实承认了,不能说谎,彭、罗、陆、杨还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音,这绝不是小事。你们这点小事,郑维山同志会给解决的,他不解决我会督促他解决。(有人还在气愤的说话)我拿主席受委屈作比喻,你们还不理会?我一句也不多说了。
    北京军区党办《革命敢死队》)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江青、徐立清、关锋、王宏坤等同志于一月三十一日晚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军队院校、文艺团休、体育工作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部分同志。大会由军委付主席,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向前同志主持,周总理、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现在根据记录,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整理如下,因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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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
    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向你们问好(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志们,我曾经在一月二十二日向来京的工厂、院校、军事单位和其他各方面来京串联、上访、请愿的六、七十万人广播了一次讲话;一月二十三日在人大会堂小礼堂邀军队院校、文工团、医院……等来访的同志讲了话。但几次邀请不够全面,并且由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军委发布了八项命令毛主席、林付主席要我向在座的同学们同志们战友们讲一讲,并通过你们向在京的、来京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同志们转达。
    这几项命令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目前形势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个新的阶段。不久以前(红旗)杂志由……(没有听清)写了。最近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即(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你们可能已经看过了,或者正在准备看。这篇社论代表党中央的意见,是毛主席亲自阅过的,你们可以看的出来,有些语句是毛主席的话。有了这篇社论,我本来不打算再多讲什么按照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示在这里讲一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对于这点林付主席在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很精确地讲过了,讲到了本质问题。陈伯达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对比起来就更加清楚了。我们的一切一切,是夺权。十七年前,我们经过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由人民解放军把反动的政权变成人民的政权,解放了全中国。可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夺权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这一点,毛主席、林付主席曾不断地阐明过这个道理另外,不论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夺了权,但被夺权的阶级是不会甘心的,并且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企图复辟,因此,这就增加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同时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主席早就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在全国胜利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斗争,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斗争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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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
    在三大改造时期,我们把私有制、逐步地改造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个改造是不彻底的,何况我们还有赎买政策,允许资本家在一定的时期拿取定息,在分配方面劳资关系方面,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剥削残余。上层建筑如不改变,则社会阻碍经济基础发展,我们曾经进行过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
    九六二年八届十中会上,毛主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前十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二十三条,在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开展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方面把蜕化变质分子拉出去,一方面派人打进来,拉打兼施,拉出去打进来,腐蚀无产阶级专政,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复辟阴谋
    在国际斗争中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和以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以铁托叛徒集团为首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个斗争是毛主席亲自挂帅指导的。在国际上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吸引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由莫斯科转移到了北京,十月革命时期,世界人民信任列宁,现在全世界人民都信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夺目,大放异彩,光辉更光辉,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二十世纪的伟大天才就是列宁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林付主席曾经讲过的,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不但现在正确,将来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能够保证以后就不出现修正主义了呢?不能这样说,毛主席不知多少次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稍一懈怠,我们国内同样会产生修正主义的。象我刚才说的,从经济基础上看从上层建筑上看,我们可能产生修正主义,根苗都没有拔掉。正象林付主席说的那样,以上层建筑上,单依靠在经济基础上的所有制进行解决,单单依靠过去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城乡四清运动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修正主义根苗还不能拔掉,为什么?毛主席说:四清运动也是上下结合的,上边领导,下边进行,这是由上而下也是由下而上结合的。但是这种运动,总还是有领导的。代表有了政权以后的一种正规性的作法。用正常的秩序来进行,结果呢,还不能把亿万人民群众充分动员起来,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四清运动三年之久,仍没揪出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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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杨。当然正因为搞了三年之久,才有了基础,才把他们揪出。单单用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做法,是不行的。
    所以,在去年五月十六日我们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部通知以后,主席首先批准登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这样一张大字报公布于世,公诸于众,动员全国教育,文化单位首先学习,思想统一革命,影响到大中城市党的领导同志。不管遇到有多大的阻力,总是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蓬蓬勃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说从学校奔向社会,从北京奔向全国,从城市奔向农村。不管是那些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或者是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用千方百计压制革命的方法,站在他的对立面阻挡它,它是阻挡不了。事实证明了六、七两个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是向全国发展。
    毛主席回到北京亲自决定撤销工作队,亲自主持了党的十一中全会,制定了
    八月八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这就使我们革命运动更加向前发展。毛主席发现了地平线上的新事物“红卫兵”,马上支持,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接见了“红卫兵”。于是“红卫兵”便迅速奔向全国,风行全国,奔向各大中城市,学校、文化教育单位、党政机关。
    这说明,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由于我们的最高领袖亲自领导动员了群众,最高指示一下子变成亿万群众的动力,基本上主要的是由下而上的运动,这样的方法,雷霆万钧的群众力量来冲击领导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刘、邓那样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象那些坚持不改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非被冲击不可。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国家内修正主义根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冲掉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特点。也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说的要触及每个人灵魂,进行思想革命和阶级斗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林副主席的工作下,把我们每个人包括在内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伟大的阶级斗争。斗争象这样发展,那么革命的洪流就按着它的规律前进。而不会停滞在我们主观愿望所要求的阶段,譬如说“分期分批”等框框都阻挡不住。实际是必然地要冲击到农村的公社,切服务单位,也是同样的要冲击到军事工作机关,如同前面说的院校,文艺体育工作队,医院,工厂等等。那么我们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躲避根本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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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迎接它。
    所以在去年的国庆节,林副主席首先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并加以发挥。经过两个多月的发展,十月提出企业事业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随后,又发表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
    十条,这都是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奔向全国的准备工作。这样,夺权斗争必然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毛主席在发现上海革命群众团体提出来这个问题,首先是《告上海市人民书》,接着是他们发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公布于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个新高潮的信号,象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这样的高潮出现了。毛主席预见了这种新形势。夺权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由中央部门遍及全国各省市,接着是下层。为迎接这个新高潮,毛主席亲自抓了夺权斗争,及时推荐了上海夺权斗争经验,而且推荐了山西夺权斗争经验。今天主席批给我贵州夺权斗争的经验,让我转新华社明天发表,这种夺权斗争很快就普及全国。
    在中央各部门,当时我们还没有经验,有些部门呢,是资产阶级的。系统夺权斗争,我们只发表了一个财贸系统夺权斗争的紧急措施十二条。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仝面的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因为经过第阶段的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较量,换句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理人的问题。这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不仅在中国反动派有反映,全世界的反动派报纸,资产阶级舆论,也是如此,中国文化大革命如不取得彻底的胜利,它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这很清楚,占世界四分之一还多的人口,对这么个伟大的中国,如果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修正主义的根苗挖掉了,对世界革命是个推动,对加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灭亡,有深远的意义。这一点资本主义世界懂得,而我们自己在这个路线当中也许常常看不到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常常是“身在庐山中”却看不到“庐山真面貌”
    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祖国,林彪同志常说,我们的五个伟大,首先要有我们这个伟大的土地;这么大的幅员,因此涌现着我们伟大的人民,有了伟大的人民,我们诞生了伟大的共产党,随着共产党的诞生,就涌现出我们伟大的领袖。几十年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勇于创造,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超过,形成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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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组成了伟大的军队,建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同志们想一想,敌人怎么能甘心自己的死亡呢?他们在中国的希望破灭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也危在旦夕,他们怎能不进行反扑呢?他们用各种阴谋诡计进行反扑。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采用经济主义,就是要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他们把矛盾上交,把一切问题集中到北京来,号召全国来北京请愿,并且利用些领导人一两次讲话,加以曲解和夸张,使我们面临着不是现在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上回答了
    我在22号的广播演说上讲,以后还有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一切牛鬼蛇神在斗争中暴露出来。这也很好。我们靠什么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各国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以中国为敌,我们就敢于搞文化大革命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敢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就是因为毛主席相信人民群众,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心向党的,也相信伟大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保卫文化大革命。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他们阴谋破坏我们的夺权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你们想一想,自己的责任多么重大,整个部队的责任多么重大!解放军要坚决响应祖国的号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消灭他们,要保卫文化大革命,不使文化大革命受到破坏。军委发布的八项命令,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过去的不介入,是要保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游行示威,即使打了,也不还手,骂了也不还口,不动气,不开枪。因为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阵容不清,在当时是对的,但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明朗化了的时候,再不介入,那就不对了,就是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不介入是刘志坚把这个意思加进去的。他把不动气、不还口、不还手、不开枪解释成不介入。现在已经进入到夺权斗争我们要挺身而出,作坚强的革命左派的后盾。我们武装部队要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团结群众大多数,逐渐使得中间状态的人靠拢左派,孤立和打击少数右派。揭露反革命分子,证据确凿的,重的逮捕,更重的要镇压,保卫革命左派大联合夺权的胜利。为什么我们的院校、文艺团体……等;单位的同志们要回去呢?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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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本单位,本地的革命左派夺权斗争。让你们回去,这是积极的方针,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因为同志们是二次来京了,首都的情况你们都熟悉了,同志们可以传播经验,参加斗争,锻炼你们的身手,一般说来,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比地方迟了约四个多月,很需要你们传播经验,所以回去是利的,对本身的锻炼和对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利的。不仅如此,部队的任务是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要进行备战。实际上,在东南沿海,在西南,有直接保卫祖国的任务;在西面,北面和东北,有反修斗争的任务;在东面有反对美日勾结的任务。我们要保卫国防,进行备战
    军队不能比地方,不能象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象工厂和交通战线一样,不能中断,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能擅离职守,因为敌人是不会因你闹文化革命而不来袭扰我们的,不会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而不出现敌情的敌机来袭扰,并不因为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相反,他们还要钻空子。所以要严守工作岗位,作到八小时工作业余时间可以搞文化大革命,遇到特殊情况要及时报告,这就是为什么军队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有自己的特点。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
    军队内部的院校、医院、文艺团体、体育工作队、工厂等等可以和地方一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对内部保密系统和备战系统不能冲击。因为这样做是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镇压反革命的,你们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任务还很艰巨,要搞彻底。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新的军事人材就会很快地成长起来。
    八项命令的第三条,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斗争中要善于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怎样区分,斗争长了时间久了自然会搞清楚。以后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要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同时还会失去中间群众的同情,不利有团结中间群众。毛主席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有觉悟的有素养的人民子弟兵我们军队的斗争方式要文明些
    关于冲击的问题。冲击军事机关,会使得军事机关的工作陷于瘫痪,正常工作难于进行。你们把部长和处长都抓了,分了,揪去之后不知去向何方,这对抓革命,促备战,促工作,促生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目前离春节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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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九天了,一年之季在于春我们要做好今年的生产准备,使得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去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前年是解放后年产量最高的一年粮食生产一般是年一度,当然有一年两茬的生产之前要进行动员和准备,例如积肥、农具、化肥、农药、原料、种子、抽水设备等等,都要把工作抓到底下去。由中央到省由省到县我们的战备物资筹备也是一样现在我们找个部长都不好找固然他们有的有些错误,有的错误很严重,这是少数。但总得监督他们作些业务工作
    在夺权斗争中,我们必须后群众协商,尊重群众的意见。工厂夺权还要与领导他们的部门协商。如果院校能抽岀力量,可以帮助他们疏通关系,进行宣传。你们回去不是没有工作做而是进行很多。我在前几天的讲话中,曾经讲到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对领导单位有意见,可以送些大字报、意见书、有问题可以要他们回骂。这样才可以抓革命促生产。
    最后一点对干部,特別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要严格加强教育,取消他们的优越感,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你们也是一样不能高人一等。象西城区纠察队后期那个反动的联动组织,我们就是要制裁制止他们反党中央、反中央文革。少数人要逮捕,至于这个组织的多数人还是要通过思想教育把他们改造好
    董老有一个儿子。叫董良翮,作过一些坏事,我打电话给董老,他当时在广州,他亲自叫他的儿子到公安局去投案。我们是通过教育使他们成材嘛!希望你们后来居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好的方面,你们朝气勃勃革命热情很高。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我们为高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们如果做错了事我感到很难过,必须告诉你们,例如你们当中存在的互相猜疑,小动作……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如果不告诉你们,不关心你们年青一代就是犯罪。此外,还希望你们教育自己的后代子子孙孙不变颜色。(热烈鼓掌)这样做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不变颜色。
    如果我们只是称赞你们,我们只说好话,看到缺点毛病,一句话都不说,拿我个人来说,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亲自听到主席教导嘛!我们听到主席教导常常还犯错误,我们不把主席教导告诉你们,我们常常接近林副主席,我们不把林副主席的话告诉你们,那将来看着你们犯错误,代代传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仅是将来,就是现在在国际上,敌人必然要看笑话:“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过如此”。使我们整个领导机关瘫痪,无法工作,这么一种情况,不分敌我,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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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路线,譬如北京批判杨勇、廖汉生等是对的,但是不能把他扩大化,不能因此牵连很多,搞的扩大化也不能把杨勇联系到许多人。这样就会重复我们当年红军历史上肃反的扩大化,这是很不利的,不利于我们全体团结的,这是全国大军区中的第二个大军区,又在北京,我们就不能够照你们。在座的有北京军区的人吧,我曾经跟徐向前冋志,就是前天晩上嘛,讲了许多问题。目的是什么?是说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一部分群众,这样传下去,造成我们党内,军内不好的风气。因为这是杨勇的阴谋,就是要把我们这股清水搅混吗!这是不允许的!把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当成敌我矛盾,这怎么行呢?我们必须找××同志来说,不仅仅是一部分,是我们全军、全国的后代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总之,毛主席说了人人都要做一个真正的象林彪同志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真正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的接班人。使世界革命加快地前进,这正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所希望的。我根据他们的希望的意思,我自己讲了这么一段话,供你们做参考江青同志讲话
    同学们!战友们
    你们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为的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向你们学习,也有歉意。因为没有能够充分地来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因此对你们许多问题我们也搞不清楚,这方面我个人觉得抱歉。刚才总理讲了很多,我只想在这儿讲这么几点
    (同志们叫江青同志坐下)我没有许多要讲的话。我要对同志们,战友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很钦佩,敬仰的。但是,革命总应该有个秩序。那么现在中央军委发了个“八条命令”,我们(都是)虽然是院校的(军事工厂)体工队的,还有军队的工厂,基本上是军人,军人和革命群众都应该遵守一定的纪律,特别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中,在这个时候,如果没纪律性,那么我们这个民主就没有保证,所以军队中在这个斗争新的阶段,今天以〈人民日报>就是关于<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同志们看过了吧?(看过了)建议同志们好好学习下这篇文章。那军队八条指示,就是因为在夺权斗争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中,军队坚决支持左派,所采取的一种革命措施,这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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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在早一个时期那样所告诉我的,抓人哪,到处封门哪,搜材料呀,刚才总理讲的比方说,象我对同志就是不了解的,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如果我对同志们要采取一个什么措施,我就必须做很多调查研究,我对军队是很不了解,应该说是脑子里没有底,难道同志们就会对军队的很多事情就了解了吗?我相信同志们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那么今天有一种现象,看到了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大。这样可能一下子就哄起来了,就这样冲啊,那儿冲啊,冲得揪得我们战备系统都有混乱的危险,这就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那么对这系统,对保密系统,我们就应该绝对遵守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
    至于院校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大体上院校文工团是可以通过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问题。现在同志们已经来到北京很久了,可能有个把月吧,有的可能还早一点,那么,脱离了自己本单位,自己本单位那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别的人都不能去包办代替,得靠同志们自己的同志进行夺权斗争,那么逗留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而同志们也不能够对北京的单位进行包办代替,因为同志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的东西不一定会全面。所以还是回自己原来的本单位去搞革命,那并不见得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混到我们党内的异己分子,他在各个堡垒里可能都有人,各个堡垒都需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别的外人都不能包办代替我们也不能对同志们的革命来包办代替,我们只能够听同志们的革命经验,来赞扬,赞颂同志们的首创精神,而不能指手划脚的说你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怎样这个是违反主席的思想的,违反主席的教导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调査讲究也没有只能在这儿对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致敬!而对同志们逗留在北跟外地而不回本单位也都应回去,向本单位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作斗争,这是斗批改并不是那么容易,也是相当艰巨的,堡垒是一个一个地去攻破,而不是象老是在那里轰啊,冲啊,那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总理刚才讲的希望同志们和战友们响应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回本地回单位去闹革命,留在北京久了也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自己本单位的实际,我这点意见只供同志们参考,因为我没调査,没有研究。发言权也就不多,我希望同志们谅解我。我的话完了。
    (总字762部队《换新天》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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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18日初稿2011年8月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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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陽最
    毛主席
    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親
    1893-201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中)
    水陆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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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O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中)目录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4
    第一节大闹怀仁堂第二节批判两种反动思潮
    联动”的“血统论”
    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223
    第三节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468
    第四节内蒙军区的“二月黑风”
    492
    第五节湖南省军区取缔“湘江风雷”
    -611
    第六节青海省军区大规模屠杀群众
    732
    第七节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事件
    849
    第八节武汉军区解散武汉“工总
    954
    第九节南京军区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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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广州军区解散省革联-一一
    1422
    第十一节吉林省军区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1539
    第十二节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
    1544
    第十三节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1562
    第十四节抓叛徒
    第十五节武汉“七·二0事件”
    1929
    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2193
    第一节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2193
    第二节批判极左思潮
    第三节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531
    第四节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2571
    第五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738
    第六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919
    第七节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035
    第八节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402
    第九节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01
    第十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922
    第十一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第十二节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247
    第十三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268
    第十四节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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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一节大闹怀仁堂
    本节资料
    壹、文献资料
    、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査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
    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谈话〖被接见单位: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代表,301护校红色造反大队代表,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军代表和总后机关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等共九名陪同接见的,有李曼村同志以及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七至八人。〗
    徐向前:你们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指全军文革办公室三座门三号)群众:我们是29日去的。
    徐向前:你们干劲可真大呀!你们都是那个组织的?我本应该找你们早一点谈一谈,因为事情很忙,顾不上,你们送上来了,这很好,你们是不是推举
    二个人把问题集中的讲一讲。接着代表们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后,提出了问题。
    群众:徐副主席,你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想听下,你对邱会作的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邱会作来开会也要不到
    徐向前:邱会作的问题,那天(25日)我说收回来,不是把我的看法收回而是指收回派王峰去这件事,王峰是我叫他去的,是听说你们要开斗争邱会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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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派他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想找造反队,后来王峰找不到你们,就先去找了张池明,他去的目的想开小会,揭发批判邱会作的问题把问题弄清楚以后再开大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邱会作还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正因为有错误,才叫你们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军队内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揪出来,这个斗争很艰巨,你们那天汇报四个多小时,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
    三反分子,是搞政变集团的人,我并没有说他是三反分子。你们对邱会作彻底批判揭露斗争是你们的事,我还是我的看法,我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赞成你们的彻底造反精神,我不是保皇。你们总后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要揪出来,不揪出来,我们决不罢休。刀锋一定对准敌人,你们那里哪些是坏人靠你们调査研究,分析。这些人不同于好人犯错误,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过去后勤工作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我们观察了好几年。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
    这个我们军委常委都分析过,也不是听了那一个人的汇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政治上坏人我们不能保,例如廖汉生我们就要打倒。郑维山就要保,听说北京军区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他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我找不到,我很激动,一定要他们把郑维山放回来,他们先不放,要谈判后放岀来。如这件事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指造反派),把郑维打倒,那我就与刘邓站在一起,就犯了大的原则性错误。就炮打了无产阶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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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页,共4822页
    令部里的人。郑维山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比邱会作小一点,我上次说蒙在鼓里,是没有想到邱的问题那么严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生活作风等问题。我听了你们四个多小时汇报,没有一点说明他是刘、邓、彭、罗有串联,阴谋搞政变的,所以不能说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分子。我收回王峰就是等于没有派。我认为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可以烧的,但烧而不能焦,烧焦了就会犯错误,应按主席教导,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原则。那天那么多人的大会我不能讲,今天少数几个人,我说心里话,这是军委的看法。他的身体的确有病,特别是武斗以后他身体不太好了(群众插话:我们没有武斗,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你们去批判斗争。(群众:我们要人)没有他也可以批判,斗争嘛!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他定不是牛鬼蛇神,我可以保一万个险。对于这些高级干部,那个拥护,那个反对,我们心中大体上有个数,是了解的。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保他出来就是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亲自写了信,你们看了没有?(答:看了)叶群同志也表了态,他的态度也和我一样。我和你们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周总理和我保了,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也保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斗争以小局服从大局,你们再不要向总理提意见,递条子啦,他们从井岗山开始,他们了解。你们总后勤部,邱会作、张令彬,林总他们都了解,是熟悉的,谁拥护,谁反对,他们心里有底。我们没有就不好说话了。邱会作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不是他们刘、邓、彭、罗等反革命集团的人,看十六条和社论都是讲一小撮。我们要起来搞牛鬼蛇神。邱会作不是反革命。我们要保他,如果是牛鬼蛇神,我们不就成了保皇派了吗?那些人要推翻毛主席,你们后勤部都是有的,你们还没有揪出来(问:不是饶正锡吗?)你们去考虑嘛,何必问我,你们作一些调査研究,我们也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和邱会作虽不经常在一起但经常开军委会,我们军委常委对每一个高级干部都有看法。你们去烧,去斗,我们不好说,但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出来说话,总理也讲过,烧错了对我们不利。但是牛鬼蛇神放过了,对我们也不利。邱会作是烧而不焦的问题。我们到那里都是这个看法。你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要同我辩论,就是把我关起来,我也不改变。总后只了解邱会作的表面,好多同志不了解邱的本质,在大的方面作了很多好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他们不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都是代表,我要你们回去向大家作工作,讲清楚,我个人意见对于邱会作已搞得差不多了,是否适可而止,这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全军文革,但是这个看法是我个人。军委是不会保坏人的。你们看到保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吗?为什么要保邱会作,你们深思一下,现在到时候了。从前没有给你们讲。你们不到三座门来也会找你们的。我们全军文革组织不健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也是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与你们各战斗组织没有接触,希望你们经常提意见。使我们工作搞得好一点,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革命群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群众:刚才你讲了许多,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请举些例子,以便我们思考和说服群众。
    徐向前: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区别?
    群众:就是看他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群众:刘志坚是什么人?刘志坚包庇邱会作,紧急指示下达前,刘给邱予先打招呼,通风报信,是什么关系?
    徐向前:刘志坚、罗瑞卿等人与邱的关系,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看到你们的材料都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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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没有材料能说明邱与刘、邓、罗、梁有关系。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军委看法。邱会作做后勤部长比任何一个后勤部长都好过去后勤工作从不抓政治,单纯业务观点,他还突出一点政治。(有人问:29日给你送的材料你看了没有?)徐说:我还没有看。(有人说:我给读一段。接着读了一段三反言行和不突出政治的材料。)徐又说: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上思想上的问题,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军委对这些同志都有评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次你们大会上讲的材料,不能证明他不学毛著。今天我们讲过去后勤部不搞政治,邱搞了政治,他就是突出政治不够。今天革命主要是针对牛鬼蛇神我不同意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今天还是这样讲,烧而不焦。军队里不突出政治的军事干部多得很,不是他一个人,但不能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证明他与刘、邓、彭、罗、梁等人有关系我们认为他在后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体谅你们。我们并不保牛鬼蛇神。他与刘、邓、罗、梁不是一个山头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斗廖汉生你们应该清楚,如果邱会作是这样的人,我们早就把他揪出来了
    群众:廖汉生这个人,不是群众揪出来的吗?
    徐向前: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心中有底,这并不是群众揪出来的。群众:刘志坚你知道吗?
    徐向前: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群众:被俘虏过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当这么大的干部?
    徐向前:过去有些成了叛徒的人,也有留用下来的,刘志坚被俘虏过,邱会作就没有被俘虏过嘛。
    群众:邱是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徐向前:他可以吗?我们提倡文斗,不用武斗,(我们声明并没有武斗)就全军来讲,打人还是有的,对邱会作你们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看不要那样提。你们还说砸烂他的狗头,他不是狗嘛!怎么能砸烂狗头呢?我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批判,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要有分析,解放军要有纪律,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如果你们有材料,拿岀一个定时炸弹来更好嘛!如果你们有大量事实我可以承认错误,你们要顾全大局。邱会作不到会照样可以斗争,我肯定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王峰你们不要揪他了。要揪就揪我,那些话是我让他说的,他的错误就是到总后不应该先到张池明那里去,而应该先到造反派那里去
    你们一定要注意以大局为重,你们想一想,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他们会不会保牛鬼蛇神?他们是不会的
    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如果你们不通,回去就不要给大家讲了,我是和你们商量的,交心的。
    后来群众要求谈有关八条的问题,以及机关夺权等问题,徐副主席讲,今天就谈这一问题,别的就不提了,会议到此结束。
    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纪要〖开始,介绍代表。聂荣臻同志首先听取各院校代表反映情况。〗(谈到北京工业学院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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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大方向一致的,都要联合起来。”
    (谈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安都电讯工程学院时,介绍了成电两派情况。聂:“现在四川省混乱得很,有的部队有坏人,不能一样看待。有时部队弄不清楚,支持错了,因此,要求地方部队要了解情况。”
    (又问了一下交大的情况)
    聂:“交大两个组织观点一致,怎么不能合并呢?(交大回答:家里已合并)聂:“交大夺权了吗?”
    (交大回答:以前是“红革会”夺权,现在“红革会”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矛盾很大,“红革会”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大国沙文主义。)
    聂:“怎么犯大国沙文主义?”
    (交大回答:他们是较大的组织,他们到处插手,控制《解放日报》提出打倒托派,加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炮打张春桥,针对中央文革。)
    聂:“他们是多大的组织?斗争是有反复的。上海交通恢复了吗?生产怎么样?学校夺权如何?”
    (交大谈了一下上海的情况,下面问到南航情况,南航代表谈了一些南航的情况。)
    聂:“中央反对山头主义。”(南航谈到:
    聂:“我不是保守,开除党籍慢一些,不要被事务性工作冲淡政治工作。”(有人谈到:他也要夺,你也要夺。聂:“联合起来嘛!哪有一个人夺的呢?”(谈到军事院校的军官如何打人等)聂:“越是军官,越是不听话。”(谈到哈军工问题)
    聂:“‘八·八’和‘红旗军’搞到一块,你们主要是争取他们中的群众,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他们的头头分开。主要要做他们群众的工作,不要歧视他
    聂:“你们应该站在潘复生的一边(我们谈:潘复生应该站在我们一边。)
    聂:“一样嘛!潘在省委是受排斥的,李范五和一些人排斥他嘛!你们支持他嘛!”“哈市在开始时很乱,我们也很担心。你们哈市没有其他组织吗?”
    (哈军工:没有其他组织了。西工大谈了一些情况,说:科委支持保守派。)聂:“我们没有支持临委会,我们来查一查。”(西工大:昨天付德林还说支持多数派。)
    聂:“少数多数还要看谁是正确的。总是会有变化的。革命派总是由少数变成多数。”“西安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混乱。你们对霍士廉的看法怎样?
    (答:省委和西北局有矛盾。)
    聂:“在军队一样么!霍在抗战时在山东。《红旗》十三期社论指的清楚。我没有和霍在一块工作过。不太了解。”
    (同学说:李世英不是真革命,否则为什么自杀?)
    聂:“陈总谈他原来受过害,对他有同情心,但希望在内部,夺权怎么样?解放军参加了吗?”
    (西工大:没有反复,解放军支持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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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大:目前哈市的运动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有些情况请示聂总,谈军委
    八条命令,给答复。)
    聂:“可以派少数搞科委问题。”
    (哈工大:科委的会议我们是否可以参加?)
    聂:“公开的可以参加。我的意见是科委商讨一下,可以找几个单位商讨下,有意见交换一下。”“关于毕业生分配,肯定也有争论,现在也没有决定,我的意见是实事求是。(因为有的学生家庭有困难)还可以讨论。”“关于经济主义,已经批了就算了,不要再追。”
    (北航谈了一下夺权问题。聂又问了太机情况,南京炮工情况。谈到西军临委会时)
    聂:“不是和稀泥,对于筹委会的人一定要区别对待,应该给予他们教育帮助他们成为新人。”(谈到科委内部和院校串联问题。)"我们和你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串联,对于黑帮儿子,我们还要教育。父亲是黑帮,儿子不一定是黑帮。自来红思想是不对的。应该改造。应该教育,分配工作。可以提意见,(谈到材料问题。)关于材料问题,我们发给你们,(指八条命令以前)八条以后不能发。要同等待遇。现在解放军已介入,地方的问题也很复杂。为什么有的地方夺权成功一点,有的还不成功。现在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在台湾。苏修打留学生跟法西斯一样,我们要战备。新疆也很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夺权,另一方面要搞战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一点不能忽视。所以军队上的要分批分期搞支持左派问题上也很复杂,不能支持错的,在公安系统也要夺权,罗在公安部搞了好几年,我们也不放心
    在座谈中,聂荣臻同志指示纪要如
    、日前军队所处的地位很重要,解放军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还要做工作因为派别很多,看不清楚,有时也会弄错了。
    解放军一方面要支持左派,另一方面要加强战备,一点也不能疏忽。苏
    修对我们不断挑衅,新彊很乱,我们要提高警惕,因此,军事机关要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
    三、公安系统在罗瑞卿手下管了十几年,我们对公安系统还不信任,你们夺权,我是支持的
    四、部队不能夺权。
    五、要发展根据地,进行大联合,消灭山头主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
    六、夺权以后,还让原来那些人干(个别除外),你们只起监督作用,不要忙于事务工作。
    七、夺权以后,在改的时候,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设立校务部,教务部。选出主任,采取集体领导,至于校长,不一定要了。
    八、你们搞科委,是可以留一部分人的。不受军委命令的限制。
    九、有些干部站在左派方面,你们要欢迎,因为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他们是可能了解的。
    十、对于黑帮子女,一般不要清理,应该进行教育。争取一个算一个,看他是否与家庭划清界限,考虑将来分配工作。
    十一、原毕业分配方案,可以重新分配,要群众重新讨论研究,对保守派也应分配,但要进行教育
    二、许世友是一个老干部,人是好的,经过长征。只是性格有些特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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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
    十三、红旗军是一个反动的组织,发展相当快,你们要多注意一些。
    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兹将福建前线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附: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最高指示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
    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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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接见的有;第二军医大学“红纵队”和总后机关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伯达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并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关心你们(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回学校去,要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去做,我来转了几次了,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啥,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贴掉了
    哪个同志有错误都可以尖锐的批评他。这些生活上的过程,不要搬到大街上来。贴到大街上来也弄不清楚,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当然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在这里想一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想了很多天了,考虑你们的作法,这样做是否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每天都在搞我们的新闻。
    看一个人要全面看,要看整个历史,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听了我的话是否难过?不要紧,在这里呆几夜也是有好处的,不过适可而止,你们吃过饭就回去,好不好?(众答:同意!)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大字报,可以给我提意见,可以批评,我也是可以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改造,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认为自己完全是对的,这样就危险了,我说错了欢迎批评,你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的可以解决,就是有片面性
    我建议你们吃完饭就回去,有问题慢慢商量,你们在这里呆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经病了。我今天不是来答复问题,我是来请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众: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感谢,我们一定照办,但是徐副主席二月一日的讲话是不对的。
    陈伯达同志说: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辫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众: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伯达同志:我说先作结论不对众:我们有材料。
    伯达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我大体上知道了(这时伯达同志听到了广播车的广播)我也不赞成这喇叭车在到处响
    伯达同志继续讲要帮助大家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批评吧,我的话说完了,就欢迎你们批评、辩论
    众:邱会作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继续写墙报、大字报,也可以写信送来众:我们批判他是否能到会?
    伯达同志:他可以到会,也可以不到会。他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动不动就下命令,这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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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页,共4822页
    众:邱会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骗了军委,假造了病历
    伯达同志:你们过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没有,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来,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们有揪邱会作的权力,徐向前有保邱会作的权力。
    众:徐向前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伯达同志: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当然也不能放过反革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还没有闹清,就揪,揪岀来就戴高帽子,这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八条命令?(众:赞成。)赞成还要看行动,回去好好睡几天,研究研究军委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们回去想一想
    众:徐副主席的讲话划框框定调子是不对的。
    伯达同志:我没有看见徐向前的讲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过程我是知道的,可以原谅你们。
    众:你不了解邱,为什么保邱?
    伯达同志:我是从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总后工作还不错,看一个人要看行动,看实践,不要有片面性。
    众:邱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欺上瞒下
    伯达同志: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来看你们,我让一个学校把你们的大字报贴掉了。我不是发疯,我是提倡大字报的,你们要回去好好商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我代表向你们问好(会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学习十六条,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众: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我们就不能批判?伯达同志:我没有给你们定这个调子。
    随后伯达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详情见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专题)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1967.02.16;中发[67]国基建字32号
    、国务院工交各部直属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试点,是经过党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各试点单位,应积极做好整编试点工作。
    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红旗,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抓革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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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两次命令进行。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不是作战部队,因此,除了进行正面教育以外,也应当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担负着国防和重点工程的施工任务,这是关系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争速度的大事情,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和随军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夺取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并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应针对原来企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从解放军调来的干部应当安心工作,切实领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精神,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本身的缺点、错误,主动检査,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好样子。
    五、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已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部队连以上的主要骨干又大部分来自解放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撤换调离的办法,一般不搞群众性的夺权。
    六、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兵种机构和纵队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国务院工交部门的有关各部必须加强对各支队、大队的领导,认真负责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提髙革命警惕性,防止坏人乘机攻击和诋毁解放军,挑拨兵工关系,破坏基本建设工程兵整编工作。
    这一通告可在有关部门、地方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各单位宣读、张贴。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由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那些要夺权,那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夺权后,对于犯有错误的原有领导干部,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一棍子打死的风,万万不能长,一犯错误就一脚踢开,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必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的群众三结合。必须是通过充分酝酿协商、条件成熟,经过上级批准后,才能夺权。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在夺权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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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能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歧视夺权单位,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保证既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完成各项任务
    (三)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群众对这些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充分鸣放。党委成员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报请上级批准。在本规定之前,凡规定不应夺权的单位而夺了权的,可由上级机关、革命群众组织和本单位领导三方面协商解决,把权交回
    以上规定,望全军指战员、学院学校师生员工、文艺团体、医院和军事工的全体同志,切实遵照执行。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公社、厂矿、院校等单位基层专职武装干部,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积极作好民兵工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对有关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规定如下:
    、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地方干部一样参加本单位、本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公社、厂矿、院校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负有组织民兵保卫文化大革命和
    战备任务。所有专职武装干部都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对民兵武器弹药,按上级规定,严加保管,不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任何人不得动用
    中央军委1967年2月17日
    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草命逆流》红旗漫卷福州市,凯歌响彻全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新阶段的今天,又一次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胜利消息,从福建海防前线传来了。
    我们热情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热烈赞扬福建前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做出的新贡献
    我们衷心祝贺福建前线三军指战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新功勋!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正当全军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时刻,正当前线
    三军百倍警惕、加强战备的时刻,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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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以达到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风暴中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坚强后盾。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和福建等地区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阶级敌人对于忠于毛主席的人民军队,向来是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必然要耍尽花招、玩弄阴谋,作垂死的挣扎。它们或者是乔装打扮成“左派”,以骗取军队的支持,镇压真正的革命群众;或者是颠倒是非,造谣惑众,挑动受蒙蔽的群众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或者是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去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凡此种种伎俩,都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破坏“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这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梦想。它们得到的只能是灭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正说明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非常英明!非常正确!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全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对!做得好!我们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去做,坚决地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摆在我们面前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每个指战员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做到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群众调査研究,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一切,明辨是非,区别真伪,分清敌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对那些受蒙骗的群众,要大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广大指战员要坚决遵循最高统加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抓革命,促战备,百倍提高警惕,严守战斗岗位,随时准备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建立新的功勋
    载《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我想谈几个问题
    同志们到北京有相当时间了,你们是来造国防科委的反,对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起很大作用,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依靠科委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是能把科委内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当然院校师生起很大作用,这点感谢大家,以内因为主,加外部力量帮助,会搞得更好。你们回去以后,对科委有什么意见,可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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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提出来,写信、写大字报,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回去,可以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各校的革命师生,欢迎大家给科委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志们响应国务院和军委命令,回本单位闹革命,这是很好的行动,总理早就讲过。工人,学生大部分回去了,北京联络站三千多单位都要回去,回本地区、本单位,大家应该贯彻这个命令。希望你们动员北京以外的同志收兵回来,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斗争的阶段,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第一是本地区、本单位,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第三点,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委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釆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现在这样拚命反对我们,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做得好,做得对,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人民解放军当前任务还是十分重要,十分繁重的,有战备任务,又要支援左派夺权,又要支援左派巩固夺权的胜利,因此本身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军以下不搞“四大”,军以上在×地区现在我们还没动,那些军区要搞,还要军委批准。整个形势战备任务,决定怎样地进行,如何进行,因此,有的地方进行,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地指挥,同时必须保持严密、完整的指挥系统,不能有任何环节出现指挥脱节和瘫痪的现象。这是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有关的全局问题,解放军的指挥系统很有秩序,那就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指挥系统不灵,那文化大革命就不好搞。敌人是最希望我们军队中也出大乱子,地富反坏右主要矛头对准解放军,昨日人民日报登了福建前线的例子,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有代表性的,金门、马祖和台湾望得清清楚楚,地富反坏右利用这个时候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发表这一讲话,(指人民日报刊登韩先楚及魏金水的讲话—一整理者)人民日报转载,是有代表性的,不是一般问题,这是带普遍性的现象,中央军委八条、七条都传达了没有。(答:都传达了)
    第四点,最近中央、国务院、军委制订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政策,这是总结前一段文化革命经验以后提出来的,有些是毛主席亲自修改,提出来的,有些人提出,有些中央文件是造假的,中央军委文件怎么会是造假的呢?这些文件并不会干扰文化大革命,相反,它推动和支持文化大革命更有利更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完成,这是最高指示,同志们要认真学习,不折不扣地执行
    军委七条规定,第一条说,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捍卫,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最后还说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这些文件虽是军委发的,但这些精神对地方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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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二月二日(八条命令规定后)有这样一段批示:此命令所印八条,亦将影响地方干部、群众,使之走向正轨
    第五点,同志们回去,搞本单位、本地区斗批改。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确实学习掌握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性是第一位,但如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也革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相结合,要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大意)
    所谓科学性,就是调査研究。
    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个月,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何分清敌我友。敌,我们打击的对象是什么?那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列主义的,过去有人提出,除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其他的都可以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要夺权,要夺谁的权?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要打倒?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这就是当前所提出来的“三结合”问题。
    有一些单位里,有的夺了权是假的,虚伪的,摸了一下就走了,现在真正夺了权的有黑龙江、山西、上海、青岛、贵州等。因为里面还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的负责人和部队领导组成“三结合
    没有“三结合”,这个夺权就比较困难,这是夺权中的具体问题。在北京有这样问题,你夺了权,他还不承认你。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过去的当权派,如果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与他结合,因为他在过去有相当工作经验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我们打击的对象究竟对不对,林副主席讲过,作战时要集中力量,五个指头同时按跳蚤,不如一个手指有力量,不要分散力量,我与四川几个同学谈,他们成立什么解放大西南××组织,你们首先把四川解决了好不好,现在四川就难办
    七千多万人,是个大方向,你们先把四川问题搞好,就很了不起啦。你们要注意打击方向和重点,不要把战线分得很散,结果一个地方也没有搞好。
    (2)军事机关有他的重要性,任务繁重,不要冲击,要看到这一点,这点我还是要说一说。同学们,你们对解放军的认识,你们不是提出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贺龙,但是军队还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师林副主席指挥的,这支部队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部队,经过几十年毛主席亲自培养,领导指挥成长起米,取得胜利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军队在世界上是找不出来的,革命性是世界上找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任何对解放军的侮辱,冲击,都是不允许的。冲击当然就要妨碍工作,冲击是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反帝,反军阀都要受到扼杀,我们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有国民党机关枪扫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军队又是什么态度呢?军委命令,军队对群众的态度主要是很好解释党的政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些地富反坏右就利用这一点就说解放军可欺,是纸老虎,要搞解放军。全国有一段时间要搞解放军,我们同学也有受蒙蔽的。昨天报纸登了福建前线的消息,就是地富反坏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毛主席命令军队支持左派,保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要冲呢?当然军队是有错误的,指出就可以立即改正,比如说支持错了,不支持他就好了,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真假包公不容易分出来,如果有支持错的,完全可以改,所以说军队所处的地位不同,支持迟了还要受责备,我看支持迟了一点不要紧,要弄清真正的左派。有的组织知道你们是左派,但你们的同盟军搞错了,有的参加了《红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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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湖南还支持什么《湘江风雷》的。古人说:“观其人要观其友”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革命运动中找同盟者,同志们要注意,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政治上要划分界限,究竟同盟者对不对,所以军队发出命令支持左派不是简单的
    对冲击军事机关,违反八条命令是不能允许的,要纪律处分。防化兵部机关就是这样,抓了一些头头。他们煽动群众冲击,就抓了,这样的行动是必须采取的。对解放军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谁是左派。要是真正的革命群众,有意见提出来了。可以马上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可以派代表,不要冲……大家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统帅下的军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只要提出来。毛主席林副统帅对各军区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是有数的。我是老兵了,虽然对一些地方不清楚,但我们对各军区还是清楚的
    (3)夺权问题。“三结合”一定要搞,最近中央讲了很多,现在北京不是主要搞大联合吗?没有大联合就夺不了权。不要左派自己还争。要争取团结干部要争取团结革命领导干部,和那些犯过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但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同他们一起夺权,一起掌权,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非常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4)学校本身问题,不少学校都夺权,要注意可能会有反复。在这时一定要重视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对犯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的,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要学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在青年时代,我们也都经过这一时代。我现在年纪大些,可能你们会说我是“和稀泥”,同学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主席对这个问题是反复讲的,是主席一贯的思想,前几天还在跟我们讲。谈到要团结大多数。很多人说“和稀泥”,特别是我们夺权了。你们当权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不要用压制的政策,压总是压而不服,在人民内部,在同学中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同志共事。党的七大说了这些,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统治下,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王明(现在莫斯科,为修正主义写文章,还骂毛主席)博古……等等,当时红区损失90%,但现在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犯过严重路线错误,也还是中央委员……不要怕党内有不同意见,有时有争论是有好处的。要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还是这个公式:“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所以一棍子打死就不好,总要留有余地,要给出路,否则人家就和你对立起来,可能同学们要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要坚持这一点。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夺了权,对保守派不能把人家当作反革命来搞,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要乱抓搞得人家不敢回去,这不好。就是一批黑帮子女,还是要教育人家,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反对这个口号,但有些人的作法还是这样老子英雄儿不一定是好汉,这没有遗传性。同样,老子坏蛋儿子不一定是混蛋,我们对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他们呢!难道这些青年人还不能改造吗?些高干子弟参加了“联动”,主席说:“干部要很好的教育子女,还是需要教育的,不要简单从事,最难的还是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作好这工作。”正象主席说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秦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5)学校斗批改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很好讲,因为我没经验,要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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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革命师生员工来努力,我们十七年来,在教育方面,是包下来的,包括有国民党的,北洋军阀的…都包下来的,那时我们只好接下来,我们没有教员,不能不要。统统赶跑,学校,科学院都搞不起来,当时包下来慢慢改造的。我们文化大革命还把那整个一套接下来?我们新的建设不多,还没有自己多少无产阶级的,苏联十月革命给我们经验不多,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指导思想,方针就是毛主席一贯的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要把我们国防工业院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军训、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半工半读不同,所以主席讲,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不是一个一半也学点工、农、也军训。办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
    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搞教改,这个工程很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要多安排点时间,很多同学提过这个意见。各学校留的教师很多将来一些教师可以出去,到生产科硏部门,搞三、五年再回来,跟同学们一起搞教改,这是一种方法。究竟那些课程可以少,那些可以不要,就清楚了,现在有的教师,老的从国民党下来的,新的都从学校毕业,都是从本本到本本,很陈旧了,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去同家里的同学商量,把参加实践的一些教师跟在校教师换一换,当然同学们不能靠换几个教师能解决问题的,要靠群众群众运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也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已经夺了权的,可以方面准备搞教改,没夺权的继续搞好夺权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校体制问题,暂时是维持现状,许多学校都要求军队编制,这还要等后期,现在决定不了,中央、国务院要统一安排,再考虑。就讲这几点意见。
    (条子:保守派毕业生给不给毕业?)我同意毕业,和总理交换过意见,总理也同意,可以分配下去,应该分配下去。(其他条子略)
    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谈
    〖十八日,叶群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元巾、肖华同志与总政所属单位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叶群保了肖华同志。(一个版本说:座谈会是二十八日召开的)〗
    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并讲到,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肖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肖华同志的。在讲到罗荣恒时,叶群同志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恒的人,肖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还讲到,肖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讲到肖华同志所犯错误时,叶群同志讲,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并讲,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同志也讲,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可能是主席讲的)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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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同志讲道,几个老帅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中跟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肖华同志,并说,肖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肖华同志最后表态,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1、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2、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未经批准外岀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差旅费。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成都军区、大同办事处并告沈阳、南京、广州、兰州军区:
    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为确保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贯彻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根据军委二月十一日“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和月十六日“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精神,现对五一研究所(含实验工厂)和所有机要密码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做如下规定
    (一)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要说服群众恢复正面教育。已建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亦应说服他们解散。
    (二)这些单位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已夺了权的要立即交回。某个领导人如有严重问题,不能参与领导,革命群众可以提出意见报上级党委审査处理个别不行的,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由上级批准。
    (三)一律不准外单位人员进入这些单位串连,本单位人员也不得到外单位串连。
    以上规定立即向这些单位的全体人员进行传达,切实遵照执行。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1967.02.21;中发[67]61号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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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各总部:
    党中央于二月廿日下达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军全体干部战士,要紧急动员起来,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j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紧迫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决抓好。
    (一)各地驻军要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二)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
    (三)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四)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五)所有部队在助耕生产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四清运动中已被罢免的干部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和贫下中农组织,坚决给予打击。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应立即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
    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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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毛泽东
    月九日上午
    林彪同志
    又
    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
    出东
    毛泽
    月九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
    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
    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
    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略(四)对杀人、放火、
    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査眀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
    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
    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
    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2)中央军委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释(1)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中央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生产形势。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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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
    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这些人
    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才能建立夺权斗争的领导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建立或健全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业务工作的班子,把各项工作抓起来,把权真正掌起来
    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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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以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仝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杈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冶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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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而且能够成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些领导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支持他们。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必须有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革命领导干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领导核心,他们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较快地把杈真正掌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真正抓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千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不能把广大革命群众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集中领导的、有统指挥的革命队伍,而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趁机捣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夺不了权,也掌不了权。
    党政机关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广大干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单位夺权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最清楚本单位是不是应该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向谁夺权。他们熟悉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熟悉干部和群众的情况。因而,需要夺权的单位,必须依靠他们,并团结和帮助那些觉悟还不高的干部,争取大多数。这样,才能真正把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才能把工作做好。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而不应当排斥他们,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党政机关的夺权斗争,排斥本单位的革命干部,由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去包办代替,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分青红皂白,排斥带“长”字的干部,也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
    有的地方,少数人提出,“带‘长’字的靠边站”。这种提法,毫无阶级分析,它把群众和一切干部对立起来,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广大千部。这就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基本精神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在客观上是帮助阶级敌人的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迅速改正。如果固执己见,那是很危险的。革命干部,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正,就应当欢迎,而绝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是个普遍的真理。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也必须实行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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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干部犯了错误,就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冶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我们党正因为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所以才能够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所以才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我们党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斗争中,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毫不动摇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解除各种思想顾虑,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敌人孤立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要看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地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辫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避兔这种错误,改正这种错误
    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今天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对待干部问题,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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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的。
    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同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于这些干部,不能当做敌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给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他们作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站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仍然可以担任适当的领导工作。许多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
    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经过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各级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适用的,对于年轻的小将们,也是适用的。必须看到,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中,有些人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革命干部应该满怀热情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发扬他们的长处,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快地更健康地成长,而不应该单纯指责他们。如果有人借口我们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抓革命小将的小辫子,打击革命小将,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趁机进行反扑,进行阶级报复。我们必须保护革命小将,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我们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的传统政策,才能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干部都要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认真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绝不可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错道路。
    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就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有的同志看不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和它的深远意义,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新起的革命小将,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错误,必须纠正。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批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摆在这些干部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切过去为人民立过功劳的同志,绝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面睡觉,不能吃老本,而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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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错误的干部,绝不能因为党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接受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掉转头来打击革命群众。如果那样,他们同党和群众矛盾的性质,就会逐步地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自己“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凊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应该看到革命小将的长处,不应该看轻他们。我们相信,新的一代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希望。年青的革命小将,当然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们缺乏斗争经验,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往往认不清方向。在一些青年中,出现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年青的革命小将,也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必须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这样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
    正是年轻人,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打倒“私”字,提出了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这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最重大的问题,对年轻人是适用的,对老干部也同样是适用的。
    一切革命干部,一切要革命的、犯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一切革命小将广大的党团员,广大的革命群众,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完成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第四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中,我军担负着光荣任务。我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反击,展开了夺权斗争。敌人正在仝线崩溃。形势好得很!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动家伙,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纠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在与国内阶级敌人相呼应,掀起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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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页,共4822页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军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
    解放战争进入我军对蒋介石匪帮发起总反攻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今天,在我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举行总反击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努力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百倍地提髙革命警惕,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使我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
    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我军有着严格的革命纪律的光荣传统。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胜利,是和我军有着高度的革命纪律分不开的。我们要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提高全体指战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发挥我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是以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照这个最高纪律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意志,统我们的行动。
    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的纪律,是毛主席建军思
    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起了伟大的作用。当前,在这场极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我军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才能加强我军战斗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更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使没有人民的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我军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和执行“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社论)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査。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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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首长对参加北京市革命师生军政训练的部队指战员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陈伯达、康生、叶剑英、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郑维山、傅崇碧、叶群。〗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过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正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新的功勋。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鼓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一夺权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下,把对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的任务交给了同志们,这是党和毛主席对同志们的最大的信任,(热刎鼓掌,呼口号)是同志们的最大的光荣。(鼓掌)
    毛主席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鼓掌)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这样做,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一步走上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我们殷切希望同志们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鼓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军队,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鼓掌)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军队,是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人民子弟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同志们,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走到那儿就把这种好传统,好作风带到那儿。
    同志们,这次到大中学校去搞军政训练,要把人民解放军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给广大的革命师生
    同志们,这次政治训练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定要使广大的师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懂得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使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师生,都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身上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要使广大师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运动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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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等错误倾向。这不是主流。这些错误倾向集中起来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这次到大中学校去也必然接触到这个思潮,你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还未定型的知识分子青少年,这个工作是艰巨的,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同志们要保持凊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坚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情、耐心地引导广大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他们的优点,例如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可贵的,他们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有些人是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的,他们敢于起来反抗,他们还很勇敢地跟一些反动组织,例如已被击溃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之流,例如目前还存在的"联动"这些反动组织,他们都进行过很勇敢的斗争。这些,同志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要发扬他们勇敢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更顺利地完成大中院校的斗、批、改。在座的不少的同志参加了在几个大中学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毛主席说的,“训练一下和不训练不大一样”,学校的政治空气大为高涨,广大的革命师生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加深了。通过试点,你们已经取得了不少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依靠师生中的革命左派,团结广大群众,把这次军政训练,搞得更好。你们这次去搞军政训练,参加了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同志们来说也是个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希望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虚心向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加强。我们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解放军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鼓掌)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工作上取得新的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新的面貌。(鼓掌)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鼓掌)
    同志们,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的,是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小小的小学生,同时是群众的小小的小学生,(鼓掌)也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学习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学习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鼓掌)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在你们帮助下,受一次军政训练。(热烈鼓掌
    毛主席告诉我们,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你们在军政训练的工作中,一方面帮助革命师生,另一方面也将向革命师生学习。(鼓掌)我想大家将进一步在军政练工作中,善于分辨大是大非,分辨谁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谁是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而大大地提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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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阶级觉悟,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鼓掌)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万岁!(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鼓掌)叶副主席的讲话同志们
    我们都是军事干部,今天开会是为了要参加北京市的革命师生的几百个中学,几十个大学师生的军事政治训练。已经进行了一期了,时间不过是二十天是毛主席看到了北京军区同北京卫成区的二十天的革命师生的军政训练的总结认为很好。所以,毛主席就把这个北京卫戍区的总结(大学中学的一起的总结)要通报全国,要全国的机关、学校每年都要按照这一次的办法来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军委已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已经把指示的批语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训练的总结批发到全国去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开端是开得好的,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第一期已经过去了,同志们就要进行第二期军政训练的工作。第二期究竞怎么搞法,刚才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对我们都有正确的同时也是明确的指示。这两位同志的讲话完全是代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历来的指示的,是给同志们个更落实的讲话,我是完全拥护。希望我们军队的同志坚决地到革命师生中去贯彻。这是第
    第二,就是我们在座的同志有些是军以下的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是战斗单位,军、师、团、营、连是战略单位、战术单位、战斗的单位。随时准备着战斗,也是随时准备着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祖国的国防,不受帝、修、反任何的干扰。因此,军以下(军、师、团、营、连)的干部只是进行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把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自从十一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的指示,《红旗》杂志上面历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主席、军委一次二次所发出的命令、指令,联系到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有益于我们的部队干部的一些教材,正面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带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也是有益于我们的反面教材,以便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有些同志没有亲身参加到机关中间、学校中间、党政机关中间各地机关中间、没有参加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没有直接批判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直接批判他们怎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可以使用运动中间所出现的一些教材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思想,部队自己本身的情况,来进行我们正面教育。所以,正面教育也应该是说,一方面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也保卫了我们自己的祖国国防,完成了自己方面的任务,也是保卫了军委所制订的(原讲话如此),保卫了一些单位,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同时,在这个中间,也受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机关干部今天在座的自己亲身参加了的在机关中间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许多牛鬼蛇神,批判了许多错误的干部,自己亲自参加了斗争。这一批干部所积累的经验应该是更多了,自己体会主席、中央、文革同军委历次的一些指示,文件上发表的文章,对自己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应该体会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理解得比我们还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们,应该比我们认识得还彻底。这是一部分亲自参加过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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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去是要同广大革命师生在一块儿进行军训教育,而他们是什么呢?大的师生是自己更加广泛的,全国各地区,党政各机关、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有他们的战绩,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中国人民方面来说,在仝世界人民方面来说,是创造着一种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伟绩吧。就是仝国院校师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代表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指示来进行的坚决的革命的行动所以,他们集中回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经过一些经验的总结啊,开门整风啊,他们不仅是带着北京的经验,还有带着比如远处边疆的经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经验,各地方的经验,沿海边沿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战斗队一个战斗队到处都去了,所以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因此,给我们一个认识,同志们参加到实践里面去,进行军政的训练首先是我们军事干部首先要向他们革命师生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他们进行八个月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丰富的智慧。所以不是你们到革命师生里面去,就自己以老师自居,或者“你们是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听我的”,当然同志们没有这个想法了。我们应该指出,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小将们学习,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经验,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知识,学习他们怎样体会主席的思想,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二十天的成绩中间有一大半是学生教给我们军事干部,革命师生们教育我们军事干部。还有一部分就是革命师生怎样子从我们解放军干部身上学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年来把林副主席历年来不断指示我们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突出政治,要搞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怎样在部队中落实,怎样运用这个东西。所以,经过这一次二十天的第一期的教育,革命师生都知道了解放军怎样学毛著,所以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解放军中间学习怎样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常讲嘛,身教重于言教吗?我们干部都知道这一句话嘛,你们到革命师生里边去,主要靠自己,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使革命师生看出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纪律锻炼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对自己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林副主席指示的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而首先要向他们学。这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给同志们作正确的指示之后,我就是作这么个补充。更重要的,是同志们要从革命师生中间认识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什么贡献。假使说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度,十七年来的建设,在和平建设中间,在和平环境中间滋长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长了些危害的人物,滋长了一些走向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被毛主席党中央批判过的了,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就会被谁,例如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流的人物,很不知不觉地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同苏联现在一样,尽管你是
    四十多年的,近五十年的列宁主义的故乡还是一样走向修正主义。象苏联这个国家,苏联人民要重新解放,那就要进行革命,要进行武装斗争,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革命必须流血,革命必须伤人。有些人多少年来,十七年来养尊处优,已经腐化了,已经腐朽了,已经蜕化了,还有许多叛变了。这些如果不经过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把它挖一挖,把它挖出来,那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伤了些人不可免的,革命就是革命,就是要死伤,战斗就是要死人就是伤人的。如果个都不死,一个不伤,还算什么革命呢?这个少数人的死伤,就可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避免修正主义这场灾害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径,同志们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不要听信谣言蜚语
    这个胜利同中央文革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奔忙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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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分离的。我们不是看见有些标语吗?(现在没有了,过去我们看到了)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中央文革有些反抗,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革八个多月来的工作完仝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工作的,它的成绩是伟大的。希望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在毛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
    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
    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
    号上。
    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髙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
    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人委(均请所在军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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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这一通知,可在有关各单位内部张贴
    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査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
    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好久没有见了(鼓掌)。我应该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问你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肖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要求,领导同志作检讨,应该实事求是,合乎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自己今天所认识到的错误,给大家很诚恳的说出来。不仅是而且首先教育自己、鞭策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大家弄清,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刚才肖华同志所检査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我们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作政治工作的同志。好好的深刻的想一想因为我们作的政治工作。一个领导同志在一小段时间内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听了一点传说,起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批判,这个揭露,有时候受一种说法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这样子参加进来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看得很大,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而确实有很多的同志,并不知道肖华同志三十多年来,近四十年了,所走过的漫长的一条革命历史的过程,这样子因小掉大的,只看眼前的一点,没有看到全部的历史。据我想恐怕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听说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么。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样,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起来,实际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心里是透亮的。
    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发现这后一种人,这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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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亲自发起、指挥、指导的。亲手制定十六条,亲自批准宣布聂元梓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号召全国,首先是青年学生,以后工人、农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对于各方面说,都是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跟毛主席走的人,广大的劳动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是跟着这样一个-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潮流往前进的。就是那些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暗臧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甚至于制定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没有料到这次运动有这样大的威力。可是运动已经起来了。在学校中,首先是中学的红卫兵,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冲向了全国从城市冲到了农村。这样一起来以后,我们跟随毛主席的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是高兴得很,而反对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怕得很。在这个当中,中国的革命群众可以敢这么做,毛主席所以能这么领导起来。当然因为有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有远见了领袖在。同时也是因为有我们的几万万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当中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烈鼓掌)没有这个力量的保护,不可能设想我国能发动这样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有那一个敢于这(样)开展“四大”、“五大”一直到大串联?所以,凡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毛主席的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一定要来破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敌人懂得,反对的方面懂得。怎样来集(中)目标,打击我们最有保证的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企图抓住人民解放军的一点小小黑点点,一些人的个别错误,或者一段时间的错误,把它夸大,这样,这个事就出现了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正蓬蓬勃勃地高涨的时候,十月十日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红卫兵向全国大串联,正是无穷威力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我们解放军内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体院、工厂,都可以出来进行串联的时候,这个时候制造那么一个事件,就是说,要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副帅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开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激动我们的军队的人,没有多少年经验的青年同志们,激动他们把斗争的矛头转错方向。就在那两次群众大会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国防部的大楼嘛,三座门嘛,三个总部嘛,各个军兵种嘛。然后转向各大军区嘛,省军区嘛。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的,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所以十一月以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候最紧急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到这样一个形势,所以站出来,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些老同志,尽管他们说错了一些话,那也要保护就在这当中,有的人利用我们同志间内部的自己批评,加以歪曲,发造谣的传单飞向全国。就这样把肖华同志这个问题影响到各军种、兵种、三个总部,以至到全国各大军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接触过很多部队的同志,来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看出了这个问题,这里头有原因,是有人在后头挑拨我看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特别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应该更加冷静下来,你们会慢慢懂得,将来还会更多的懂得。这就是有人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当然正如康生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热烈鼓掌)
    正这个时候,不仅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而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林彪同示,马上抓住这个问题,颁发了几个决定。一月二十三号的决定,是用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的名义颁发的,是指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站出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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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一月二十八日发布军委八条命令,接着又有
    七项规定也是军委的(鼓掌)。又接着二月十六号关于夺权的四项指示(鼓掌)。这四个文件,还加一个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那十二条决定。这五个文件一发表,对我们仝军来说,清楚了。我只举一个例子,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新疆,那个地方不仅有军区,也同样有院校,有文艺团体。有工厂,有医院,而且有一百
    五十万人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闹起来了。而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兵团负责人都在北京,我们远隔万里,但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命令一到,我们强大的军队,人民都一致拥护(热烈鼓掌呼口号)。你们想一想,这是我们主席崇高的威信,我们林副主席英明果断领导,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样的五个文件对全国来说,对全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包含你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使一场风波平息下来了。今天不是大家欢欣鼓舞对肖华同志的检讨,给予热烈的鼓掌声了嘛?如果在两个月前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一小部份在那里挑拨,现在我们识破了。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解放军队伍搞乱,这样来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领袖,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相信只要主席一出来说话,中央文件一发表,军委文件一发表,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些文件是作了很大贡献的。(鼓掌)
    既然是一小撮人的挑动,不能成事,那么我谈第二个原因,错误究竞是错误,我们并不因为有人挑拨,我们就文过饰非,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三十多年的老战士,肖华同志不会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站出来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刚才说的,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巩固起来。在这个中间产生了动摇。当然这是个时候的错误,从他整个历史来看,刚才说了,是光荣的。但这种错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如刚才康生同志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在游泳中学游泳,斗争中学斗争,史无前例,没有经验,要靠摸索前进,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如说拿十月,十一月两次体育场的接见来说,我也是不自觉的,一个电话一打我也跑去参加了一下,恐怕在座的同志也看到,我巡视一番就走了。你没有弄清什么会议,你为什么出席?不像今天的会议作了这么多的准备。可见人的疏忽常常是难兔的。当然我巡视一番就离场而走,也没有讲话,没有犯直接错误。但你总是间接支持了。如果年青的小将们贴我一张大字报,说你为什么要跑去?那如有道理呀!他可以问我,我也是准备他问我的。如果他问我,我就说我这是个疏忽。可是你们这样一个负责的人,你不应该这样疏忽嘛。应该很认真嘛。他说这句话,就可以问倒我,我还得向他们承认错误(笑声鼓掌)。这说明人是容易不经心的时候被人家挑动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不要因为自己老了有经验,老马识途,老马有时也会不识途的,走错路的。肖华同志这个错误,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是拿这个作比喻,人人都要引起警惕。
    肖华同志是个红小鬼,参加红军的兴国老(江西话:兴国老表),到现在是
    十七、八年了,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我跟肖华同志认识,拿在座的同志说跟聂荣臻同志差不多,当他很年青的时候当青年干事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作过贡献。在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反对反党集团斗争是积极的,特别是最后,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些斗争是同志们记得很清楚的。肖华同志,如果说缺点的话,他很热情但有时轻率一些。热情的方面我可以作证明嘛!不管他写的长征组诗,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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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学家有所批评,革命的音乐家觉得不够味,但是,拿我这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能唱,而且我唱起来,不仅是欣赏而已,我是有感情,回忆到长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入云南的那一段,今天在座恐怕有同志会给我作证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得意之笔。肖华同志,在入云南那一首诗里,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热烈鼓掌)。大概因为前几个月肖华同志这一件事出来,连长征组歌有些人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当然人都是有缺点的,肖华同志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要勤勤恳恳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着林副主席学。因为肖华同志有很多有利条件,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应该学得更好,这是我们大家期望他的。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冶工作象过去这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肖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我们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的更好,更出色。(热烈鼓掌)
    第三个原因,我想这种人就更多了,因为是受蒙蔽,激于一时的义愤,出于时的好心,觉得我是在闹革命,要把一切旧东西砸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砸”字也是一种象化的说法,不是真的提倡去砸呀!打呀!抢呀!现在”三个字的口号,可是不佳,叫做打、砸、抢,还有三个字叫抄、抓、揪。我看这六个字我们都不要提倡,这是西安工人说得很对,他说:你打、打的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学,你砸,砸的是国家财产,你抢,抢的是人民的东西。(鼓掌)现在居然有种人,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看西安的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得最好就是要反对打、砸、抢。
    随便抄家也不行呀,肖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么!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连阻拦也阻拦不住。还有,揪人的事,把人揪去十多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前天我同我们国务院各院的造反派谈,有些副部长,揪去四十多天,我就不知道他的那里,找都找不到。军委的八项命令规定,这是不许可的,所以激于义愤是一回事,但激于义愤不能超过范围。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不要领导,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有民主,还有集中,有自由,还有纪律,毛主席语录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重复了。那些受蒙蔽的,出于好意的同志,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们大都是年青的同志,象院校的同学文艺团体的一些青年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工勤人员,工厂的工人,他们不明白全部的真相,激于一时的义愤,受了一时的宣传,但是,对他们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陈伯达同志就做出了一个例子。三座门被包围了六、七天,硬是不走,伯达同志,单人匹马一个去了,一讲就通了,有些人不是不可以说服的。许多看不得的大字报,也就是说不是高水平的,象资产阶级贴的海报那样水平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要求大家这帮助,把它盖掉,很快就盖掉了。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思想革命是高姿态的是向前进的,有些人要把我们拖向后退,我们就是要向这些人讲话,特别是那些青年的小将门,即不明真相,只凭着一时的热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去责备他们。如果要责备,就责备我们老一辈,因为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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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应该要求通过你们去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说服工作。(鼓掌)
    这样,我们把这三个原因作了分析,那么,我们解放军,毕竟还是解放军,我们政治工作者,毕竟还是政治工作者。我们能够继续担当起面临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级一夺权斗争的阶段的任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小的波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么一次教训,对于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你们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有益处。把任何一件事情作为教训来看,作为经验总结来看,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前进。这样我们就会把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证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无穷威力的。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英勇的军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伟大领袖在古田会议所指出的,是军队的灵魂,是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铁道兵党委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1967.03.08;中发[67]84号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铁道兵党委的报告、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渡口驻军支持左派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三月七日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
    工指、铁指、各师、各独立团并报军委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以铁五师为主组成)在支持革命左派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做法很好,特转发供参考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希各部队认真检查过去一个阶段的支左工作,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附: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原电
    我们来到渡口后,左派欢欣鼓舞,斗志大涨。也出现一种不正常心理,把斗争的胜利寄托在部队点头表态上,把部队视为各种事件的“当然裁判”,凡事必请示报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解放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心理最集中的表现在动辄就请部队派兵去支持。一月来,上百个单位在双方争辩到对峙时都曾“紧急来电”,请求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或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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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处于少数,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地方,请求部队派兵支持的更频繁。对此,我们从未轻易出动,必要时只派个别人前往呼吁双方坚持文斗
    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明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哪怕是少量部队,也危害很大:
    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误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些事端。
    、还有可能助长了保守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守派往往自持成分好、历史清除,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有鉴于此,我们把支持革命左派的斗争建立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革命左派。在对革命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
    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主席的教导去寻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这场伟大斗争真正变成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我们认为,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激烈的争辩和少数人出来捣乱,是必然现象和好事情,这场大风大浪正是产生真正革命左派的必然条件。只要我们适时的为群众送去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解决的问题,组织学习有关语录,启发他们开动机器,任何复杂纷纭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也才能使他们在斗争中尝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取得夺权胜利决定的力量。这一点,既是支左夺权斗争的关键,也是支左掌权的关键。
    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内部工作,使之成为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多数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原是普通工人,对抓好人的活思想认识不足,多是注重研究一些斗争的方法问题,往往在大风浪中便出现组织畸形发展的现象。我们便组织他们学习“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总结自己在激烈斗争中组织涣散的教训。现在,有的左派已重视这一环节,能根据斗争形式,大抓内部的活思想,他们在处于少数,甚至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轰不垮,压不倒,抓不散,在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米。
    3、帮助他们紧跟上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及时把仝国的新形势、新经验和上级的政策精神,向他们传达,与他们同学共议,澄清糊涂认识,把自己的行动变成更自觉,使千头万绪的问题上到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纲上来,不被个别事件所激怒,及时修正错误,使一切行动都能将革命造反精神和强烈的党的政策精神统一起来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九六七年二月下句到三月下句,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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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査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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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年,彭真一边讲二
    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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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英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
    邓小平每次开会,
    基木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薮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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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竞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诀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
    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
    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岀来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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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了,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裏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义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们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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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睿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对无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点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请到会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要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二十四节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208页,倒数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意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乂,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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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象的崇拜。可以看岀,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模一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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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同志们,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到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了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兔的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越看得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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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纲领。同一个时候,他还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零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调。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仝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同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化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陈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
    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级;一九六二年又大搞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绝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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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木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我们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并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军管夺权,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军管。军管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矛盾。解放军不要走工作队的老路。
    我的讲话完了。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院校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外岀串联人员,遵照军委规定返回本单位后,不少单位正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准备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返回以后,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没有进行整风学习,不抓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联。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联,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业支工业生产的进行。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联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联
    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
    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査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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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
    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部、学院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已停止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过去所有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借用、调用的运输车辆,应立即归建,改装的广播车应将广播器材拆除。把这些车辆,应即提供当地负责支农、支工的指挥机关统一调用。这是响应毛主席提出军队要大力支援农业、工业的号召的一项措施,望各单位坚决贯彻执行。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杜绝将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近来发现有的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对保卫国家机密极为不利。各单位应对所属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加强保密教育,严格杜绝这种事件。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解放军支左、支农和支援工业,任务很重,这是抓革命、促生产三位一体的任务。支左,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将对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学习解放军,使工矿企业、农村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精神变物质,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得更快。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拥护。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好,一定要抓紧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革命是统帅,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生产的发展也为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解放军的支援,一定能使革命生产双胜利。解放军的任务很重,支左、支农、支工、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三位一体,首先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把工厂、农村左派队伍壮大起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的新秩序。有些单位已经有了经验,如沈阳军区、二十三军、二十七军、五十四军和铁五师。成都军区、新疆军区的经验也很好,他们已把省一级的生产班子建立起来了。建议军区抓省、市,军、师抓工、农村,及驻在地方各中、小城市。必须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的第一线指挥系统健全和加强起来(以军区和军、师首长为主,配备比较好的当地干部组成)。支农、支工,首先是支援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人的因素第一。我们过去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缺少毛泽东思想,缺少政治挂帅。工人、农民思想革命化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变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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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业生产和建设自然会上去,自然会出现大跃进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臧、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
    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
    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的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多,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在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
    按地区来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一半有了领导,七个准备夺权,还有七个没有解决。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的问题。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怎么能搞好?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就是象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现在讲一讲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供大家讨论。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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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轻,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
    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还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
    现在春天到了,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迫,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事代表,一个人就行了。中、小学都开学了,地方事情很多,中央教育部还可以搞革命,省、市、地、县就不行了。三位一体的生产指挥部,要把这几方面抓起来,相互结合。组织形式上大体是这样的,但也要因地制
    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
    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压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各地区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要注意促进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当权派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给他们创造机会。教育革命群众允许他们岀来检讨,这样才能推动革命“三结合”早日实现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
    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
    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到底哪是中心?还是把革命干劲鼓起来,军队要政治挂帅。刚才富春同志说,月份是个关键,生产有的是上升,还有的不是上升。三、四月份很紧,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干劲鼓起来后,革命干部亮相,大联合,这些工作做好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各级领导干部,在取得革命群众同意后,可以吸收到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来在工作中考验。
    有的同志提出军管会中能不能吸收这些同志,我认为不宜马上吸收。因为参加军管会,将来就得参加“三结合”,在军管会中只是解放军。生产班子可以经过革命群众同意,吸收他们参加,一边检讨,一边考验。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时群众不能谅解的,可以降级留用,这样,群众容易接受。调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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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数。象广东的赵紫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叫他回去降级留用。现在第一书记都跑到北京,不是个好办法。他们对情况很熟,要就地监督留用,甚至撤职留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竟天已经撤职,但还留在那里工作,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回心转意,以观后效。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这符合毛主席所说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军管会抓生产的班子,叫生产委员会或生产指挥部,应允许利用其管辖的业务机关和下属的业务机关来进行生产领导,不要另行组织机构。这是很要注意的事情。现在机构庞大,组织层次多,厅、局、处、科。可以在军管中,缩小一些机构和减少层次,但也不能大裁大减,为下一阶段的制度改革和机关革命化创造条件。整改就是改制度,军管要为下一步整改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决不要因为军管,机关变的更大,人更多了。这里讲的军管,是指省一级的。
    四、企业事业单位的军事管制,应该根据各单位情况,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者派代表。如卫生部,机构是可用的,就是派个代表,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实行“三结合”
    在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注意促进这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这些单位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民兵代表三结合早日实现,以便成立本单位的“三结合”监督业务权利机构,从而改组该单位的领导机构。
    “三结合”搞好了,厂的领导才能巩固,另一方面,就是有了新的领导,改组了,也要提拔新生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就是自下而上“三结合”。过去都是自上而下的。一九四九年靠几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军事管制,国民党少数人跑了,其他的都接过来,包下来了,将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下来。学校更是原封不动,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去年发作了,大家都领教过了。哪个军种、兵种没有军事院校?军里好一点。上次大军区来开会的同志意见可大啦,各级干部都是由上而下派的。派去的干部有的是新吸收的党员,就是解放区里的党员干部,派去也受到“糖衣炮弹”的影响。当然这也只是一小撮。
    九五二年进行了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更不用说对经济基础的改造了。地主还在农村,资本家在城市还拿定息,革命总是没有搞彻底。所以,毛主席说十七年来我们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不是彻底的革命。其因为是没有找到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一次找到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一声炮响,大字报出来了,把学生发动起来了,来北京的就有一千多万,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个别老干部说,这个斗争真是激烈,从来没有遇到过。正象林副主席说的,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分析,就会很愉快,把旧的东西挖出来不是很好吗?你还是站在老立场,维持老秩序,站在群众之上,当然就看不惯,当然引起群众反对。这是革命的事物,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这样个大震动,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搞下去,把这个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质。有了修正主义可以反掉,保证资本主义永不复辟,保证世界革命早日实现。这个时候,就要叫解放军参加这一工作月毛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并且成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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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还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无产阶级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就找到一个方法,找到监督检査领导的方法,过去不要说检査,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管也是鞭长莫及,还是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还是要看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你正确,群众就跟你走。可是怎么样才能正确,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完全正确,就可以得到补充和修改。本地区本机关本部门的人监督是有效的方法。过去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有人说,开个代表大会,那也无效,不起作用。《二十三条》一发表,彭真还是搞彭真的,刘少奇还是搞刘少奇的。将来“三结合”要转为代表会议。那时要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现在这种“三结合”,起监督作用。
    企业事业的革命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可以允许串连,但不允许互设联络站,尤其不要学生到工厂设联络站。
    “三结合”夺权斗争,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参加,其他单位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同志问,今年的大串连搞不搞?不搞了,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之工人、学生要回去搞斗批改。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革命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建议。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有限的“三结合”,成立监督组织。革命组织必须归口,对本单位以外的,不进行相互串连。一切革命组织,都在业余时间,按归口的系统活动,开全单位大会,必须经过军管会批准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必须不受群众组织的影响。民兵不能属于那一派组织,不然不能在“三结合”中,起民兵代表的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党员是三百万,现在一千八百万,六分之五是解放后发展的。有的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经蜕化变质,有的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是会淘汰相当数目。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团员淘汰就要更多一些
    五、县(含)以上党政机关的军事管制,一般只派军代表,一两个也可以。主要任务是促进该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该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实现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成立该机关的业务监督机构。领导没有瘫痪的加以帮助。机关民兵组织,在军代表的组织下搞军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整顿。现在军训重点在学校,而后在厂矿,最后才到机关
    六、各地区、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机关,要提一批积极有贡献的干部到领导层去。多数干部应该留用。少数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也可以降级留用,极少数应该撤职的,在本机关本系统下放劳动,下放工作,不能上交,本单位不能处理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调剂。大批人力要下放,机关庞大,不利于革命。
    军队已经肯定,院校、文艺团体多了,要下放。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向下放。把上头搞得短小精悍。不要头重脚轻。将来,党政机关是不是转向供给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早点去掉一些,树立新的生活方式
    七、军事管制批准程序
    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
    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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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论已经实行军管和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军事机关应与公安部门配合,予以逮捕法办
    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子是反动的,处置要慎重。可以将头子隔离起来,只要抓住他的罪状,就可以逮捕,可以不宣布解散,群众归各单位。因为宣布解散,对群众震动太大。这种方法比较有利。对抢国家文件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逮捕法办。遇到这种事件,要追究追回被抢的文件。
    毛主席说: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各地军事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个最高指示,对全军干部进行广泛的动员。解放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吃透两头。学好《老三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序言》、《学习和时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吃透毛主席著作,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军队现在的确很忙,又要军管、又要支左、支农、支工。正是因为忙,更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包括参加军管的领导干部(同志)也要认真学,以便提高政治水平。然后到工作对象中去,走群众路线,调査研究、阶级分析、坚持四个第一、提倡三八作风,支持“三结合”,捍卫“三结合”,不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在一起,不是把保守派合在一起,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表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不要松懈自口的阶级的警惕。解放军的阶级警惕是强的。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现在要与群众进一步结合。毛主席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最高统帅这样信任解放军,我们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最高指示,不要忘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
    各总部、军区、军种、兵种、国防科委
    根据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不能夺权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也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精神,保障文化大革命和科研、医疗工作正常进行不能夺权的医院所属的护士学校也不准夺权,夺了权的要把权交回。
    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加强民兵建设,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一贯的战略思想。建国以来,毛主席先后多次指示,要大办民兵师,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自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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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民兵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民兵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全国广大民兵都应该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遵照毛主席历来对民兵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指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民兵在夺权斗争中参加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民兵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一定要最坚决地完成这一项新的重大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定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革命的“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正在处心积虑地阴谋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后备力量。广大民兵不仅要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警惕地、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民兵要同人民解放军一起,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随时准备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要大力协同公安机关,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要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保持高度警惕,认真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民兵一定要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最积极地执行“十六条”,坚决和那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家伙们进行斗争,既当革命的闯将,又当生产的模范,更好地发挥自己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前农村最紧迫的任务是搞好春耕生产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这是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的收成,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头等大事。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一切农村工作“必须注意季节”,要“不违农时”。农村广大民兵一定要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积极带头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为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奠定一个好基础。工业交通战线上的民兵,也定要鼓足革命干劲,带头搞好生产,为每月每季都高质量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民兵要完成这些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们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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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解决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搞好灵魂深处的革命,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等不良倾向,增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民兵同志们,人民武装干部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任务,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让我们通过执行和完成这些任务,进一步锻炼和提高自己,促进民兵队伍的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把民兵工作三落实搞得更好!
    (载《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
    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头一次军级干部会议。到会同志听了总理、伯达、康生、富春同志的报告,还有军委几位付主席也要给同志们讲话。林付主席还要给这个会议作指示。这是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训练班,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最后毛主席还要接见大家。这是同志们和我军的最大光荣,这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以及付统帅林付主席和党中央,对我军的最大关怀和鼓舞。这必将给我们完成新的光荣的任务增加无限的力量。
    现在,我就当前部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我准备讲三点。
    、广泛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辉煌战果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开辟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正确的道路,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这个运动,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日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句话,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军队,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又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此军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必须保证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他们也知道“有军则有权”,他们要篡党、篡国、首先就必须要篡军。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我军成为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使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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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军无限忠于我们的党,无限忠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战争准备
    八个多月来的运动已经获得辉煌战果。这场席卷全国、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运动的洪流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北京到仝国,“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群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次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得很深的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揪出了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党内、军内窃据要职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特别是把彭、罗、陆、杨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的总后台刘、邓这两个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了岀来,粉碎了他们积极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清除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在这个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五敢精神的革命小将,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新生力量。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同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见面,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红卫兵战果辉煌,有些多少年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都由他们解决了。经过这次运动,使广大的青年一代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不少青年可以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者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的幻想,必将破产
    在这个运动中,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反修大演习,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丰富经验。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比光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如陈伯达同志说的,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点。越往后就会看得越清楚。象列宁讲到十月革命意义时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
    怎样估价这次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群众运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政治立场问题。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骂我们的运动“糟得很”,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欢呼好得很。我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的。很多同志都深刻感觉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这真是不上课的政治课,不经考试的考试。是最生动的阶级斗争课,毛泽东思想课。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抓活思想,防止我们有些同志不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问题。要教育他们必须端正认识,站稳无产阶级立玚。必须从全局从整体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不要只看支流,重要的是要看的主流,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到本质。不要只看一点,要看到全面。不仅看到眼前,而且要看到长远。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就,用生动的事实说服教育干部战士。对于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同志,更要认真地,反复地进行教育
    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指明了它的实质。刘、邓在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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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不过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暴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来已久,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早就对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他们。动员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同样要用全面的“内哉”来回击他们,来打垮他们的猖狂进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每当革命转折时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那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猖獗起来,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刘、邓窃踞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充当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理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就可想而知。毛主席早就提醒和警告我们,北京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去年五月又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被识破。那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不够理解,还睡在鼓里头,以为把彭真挖出来了就挖得差不多了,没有敢再去想一想。幸亏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及时地发现了那些埋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并把它挖了出来,十一中全会揭了这个盖子。这样,才避免了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历史,回想一下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一个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那一次战争的危急局面,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掌舵、扭转局势,克服错误路线,端正航向,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个胜利。
    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同陈独秀作斗争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红军向井岗山进军,开辟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马列主义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发展。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第一个提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是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了军阀主义的建军路线,那个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纲领。一九三零年立三路线统治的时候,彭德怀就是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首先反对立三路线,使红军主力避开向大城市的进攻(当时是向长沙进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根据地的,是毛主席。接着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又是毛主席。王明路线剥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和军队的统帅权,这就使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国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一块陕北根据地:红军三十多万,剩下二万四千。在大搬家中,红军遭到了几乎覆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长征的最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同王明路线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斗争。著名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又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路线作斗争,克服了红军分裂的危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又同彭德怀军事上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取得渡河东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在红军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时候,敌人大军逼近,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小团,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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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打掩护,他是最后渡河过来的。在那样紧急关头,毛主席总是最沉着,最镇定的。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长征的胜利,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第二次王明路线的,还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在敌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彭德怀提出来的是运动游击战,完全同中央的方针相对立。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战略战术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整套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猛烈的发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七次代表大会,全党都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就使中国革命很快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又克服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的紧急关头,胡宗南进攻陕北,当各解放区军民的眼睛望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留在陕北指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
    至于建国以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和粉碎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志们都比较清楚,那天伯达、康生同志也讲了很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是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对是不是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是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大胆地作出了这个出兵的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同彭德怀是有斗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部署下取得胜利的。
    解放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就,祖国面貌的根本改变,国防力量的无比强大,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正确。
    上述这一切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活着的马克思,活着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今天,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区别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和试金石。正象林付主席所说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敌人,永放光芒,普照大地。只要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必将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他一贯最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最英勇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
    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林付主席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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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的右的错误,同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从井岗山起他就一直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反对军阀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东北,他反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克服了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此,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东北
    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对中国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林付主席英明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使这些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在反对高饶,反对彭、黄、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林付主席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都有卓越的贡献。
    在我军的作战和建设方面,在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林付主席的功绩不仅在全国人民中,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都是一致公认的。林付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强调了突岀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创造四好连队等,加强军队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他号召在全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根本方法,推动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从而开创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阐明、发挥、创造性的运用,是有很高水平的。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关于群众路线的发言,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战略战术思想的多次讲话,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去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多年来关于军队建设,特别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都极为精辟地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思想。他在学习、宣传、运用、捍卫毛泽东思想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确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完全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林副主席是我党我军最理想的副统帅。党的八届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领导核心的改组,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这对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的革命都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正因为林副主席最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最坚决地执行和最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怪不得一切反党的野心家,都把林副主席视为眼中钉。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反对林副主席。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规律。高岗、饶漱石是这样,彭德怀是这样,彭、罗、陆、杨是这样,刘、邓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造谣诬蔑,恶意攻击林副主席,这正说明敌人恨他,怕他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对敌人的这种卑鄙恶毒的攻击,不管是来自社会上还是来自党内的野心家,我们都要坚决给以反击。
    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以及林副统帅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榜样,来教育我们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是主要方面。我们还要能够辨别是非,坚持真理,反对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路线的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路线。在当前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对准刘、邓,一定要把刘邓批深批透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长期地、贯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揭发和批判,尤其要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来进行批判。要通过对部队的教育,剥掉刘邓的画皮、使广大干部、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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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康生同志的讲话,已经揭发了很多,他们讲的很清楚了。特别是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讲的更系统。这里,我只把刘少奇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下。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
    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养》。
    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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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布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
    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帐上。
    只有剥掉他们的画皮、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向部队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必须同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我们军队的内部,还要继续肃清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毒素。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刘邓反动路线的一部分,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对刘志坚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要继续肃清。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结合部队的活思想来进行教育,这是今年教育中必须抓紧和突出的重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中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两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还将继续下去。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还要经过不断的斗争,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因为刘邓错误路线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继续拿反动路线作掩护,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的人,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还是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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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的。所以还要作工作,还要继续斗争,要把刘、邓他们的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特别要防止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新反扑,也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和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他们是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一切资产阶级代理人企图复辟的新花招,新阴谋。我们军队的同志应该百倍提高警惕性。
    三、大立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人,是最聪明最勇敢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最勇敢、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林副主席说:“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抓紧这件大事,抓住不放。
    学习毛主席著作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竽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好多干部去搞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还有的自己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在完成这些任务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当前,我们支左工作,首要的也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援,帮助革命群众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导,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的教导,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教导,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导、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等等,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的主要内容。要抓住这些基本观点,反复学,反复用。要把毛主席的最高理论同当前文化大革命丰富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把部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潮。根据我们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应当注意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是端正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
    广大干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革命的根本,生命的灵魂,智慧的海洋,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是“我们建军的核心,建军的灵魂,建军的根本”。他们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许多部队经常搞忆苦思甜,每次都使干部战士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加深一步。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领会得深,用得好。
    第二是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猛烈进攻,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世界阔步前进。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其本质就是一个“私”字。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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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观恰恰相反,是为公有制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其本质是个“公”字。为“私”为“公”,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要敢于在自己的头脑里搞阶级斗争,要敢于造自己的反。造别人的反比较容易,造自己的反就比较难。
    “老三篇”文章虽短,但它是极其光辉的共产主义的教材,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修课。我们要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就必须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反复地学,认真地用。
    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敢于大胆地亮,亮自己的思想;坚决地斗,斗争错误思想;彻底地改,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彻底改掉
    几年来,我军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学习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今后仍继续推广。我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好形式、好的方法主要有下面一些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重要会议,都要有的放矢地选学毛主席有关的论述,作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武器。2、政治、军事教育,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3、各级党委和领导千部,要带头学好。4、军以上单位,要经常举办各级千部的读书班或集训班。5、有计划地组织天天读。6、小整风。就是抓住某一个重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7、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应该推广。现在部队里的讲用会效果很大。各单位都有这方面的经验。8、办好毛主席语录版。9、对一些识字不多的战士,开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班,或者通过“一对红”等形式,辅导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10、培养和宣传更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的事迹展览,如过去的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刘英俊展览会,效果是很大的。各级都应该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全军也准备在半年召开这样的大会,来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11、通过报纸、文艺以及一切宣传工具,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解答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具体指导。12、通过讲党史、讲革命历史故事,读革命回忆,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岁月中,掌握着革命的大舵轮,不断地拨正革命的航行,峯领亿万革命大军,沖破多少惊涛骇浪,绕过多少暗礁险滩、经历过多少艰难崎岖的道路,战胜了国内外多少强大的敌人,使我们的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个胜利。毛主席还将率领我们去攀登人类社会的最高峰—一共产主义。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我们除了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教育部队外,还要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来教育部队。毛主席的全部革命活动和伟大事迹,都是最生动的教材。要用毛主席在战争年代的活动和故事,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和故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来鼓舞部队的斗志和革命精神。这是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的最好教材。我们部队开展的“四个伟大”的宣传,就是要用毛主席这些活生生的光辉事迹来教育部队。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干部,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给部队讲课,宣传“四个伟大”。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入紧要关头,进入全面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种夺权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一九四九年,我们是自上而下地夺国民党的权,接管他们的一切政权机构。这一次是采取革命“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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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即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毛主席、党中央又给了我们支持革命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军事管制、训练学生的重大任务。这是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的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是我军的最大光荣
    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战争时期,一直担负着打仗、生产、作群众工作
    三大任务。一九四九年二月,毛主席号召“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毛主席强调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去年,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又向我军发出伟大号召:“只要在没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付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支左、支工、军管、军训,这些都是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好的一次锻炼和考验。只有毛主席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这些问题,前些天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都讲过了,这里我补充几点
    、最重要的是站好队,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革命旗帜。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林付主席说:“站在那一边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林付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圆满地完成支援左派的任务。
    在执行支左任务中,对于当地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各阶级的情况,要作深入的调査研究,以便做到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如果因为情况不明而支持错了的,要公开承认错误,立即改正。
    、要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工作队的根本任务。支持左派,促进左派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首要的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支持。这是最近参加支左工作的些单位的共同经验。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抓活思想带到地方去,传给广大革命群众。千条万条,宣传毛泽东思想是第条。这一条搞好了,就一通百通。抓好了革命,才能带动生产,促进生产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尽快直接和群众见面。毛主席在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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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就可以迅速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好革命,搞好生产,搞好军事管制,搞好军政训练
    我们派出去的人员,要有革命的干劲,要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起来。一切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依靠他们去办,不要包办代替。任何包办代替、命令主义、首长作风,都会脱离群众。要重视调动民兵的积极性发挥民兵的突击作用。总理说:任重道远。又说:要作无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作资产阶级的工作队,不要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错误。这个指示很重要。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区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个根本标志。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无论到那一个单位,都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而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促生产。就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也要这样做。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还必须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为夺权创造条件。
    四、组织力量,加强具体指导
    派出的干部、战士都必须首先加以训练,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抽调干部应该分片包干,要注意突出政治,配备骨干。对那些分散的、要害的、重点的单位,更要加强具体的指导,不要派岀去就不管了。要经常派出人检查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次实行军事管制不同于一九四九年,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那个时候是接收国民党的烂摊子,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军事管制,这是根本的区别。支援农业,支援工业,也不同于过去一般情况下的支援,一切都必须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才能够搞好
    要特别警惕军内外少数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挑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进行破坏活动
    五、向群众学习,向革命干部学习。
    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面临的工作都是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所有人员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我们的作风,要学会群众工作的方法,要学会群众的语言,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四好连队运动是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我们一定要通过四好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不断提高,把连队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天要特别注意抓活思想,要善于用毛泽东思想冋答和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党支部要发动全体党员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宣扬好人好事。要改善管理教育的方法。要加强对四好运动的领导,特别对那些薄弱环节,分散单位,更要加强具体指导。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用人行政,这是专政的主要问题。林付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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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即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有革命干劲。要按照这三条来培养和大胆地选拔干部。
    对于老干部,要作阶级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们的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特别是老干部(现在老干部不多了)全军红军时期入伍的,只有千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有五万七千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毛泽东思想立场的,是好同志。这是党的宝贵的财富。
    但是,必须看到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军的干部队伍也是有分化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干部是错误的。目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队伍就经历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一小撮已经蜕化变质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还有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挖出来,进行清理,防止他们篡军、篡党、夺权,防止他们夺取我们的兵权
    所有的老干部,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接受群众的教育,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关,保持革命的晚节。我们要牢记林付主席的教导,即把自己当做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对象。每一个干部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的形势。不要吃老本,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
    干部要严格正确教育自己子女,要从政治上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使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老婆孩子反映的问题都要作阶级的分析,都作具体的分析,不要偏听偏信。对他们错误意见,应该加以批评教育。如果自己子女出了问题,就要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处理。
    机关、院校、文艺团体,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做到更加革命化,组织上更加纯洁。要精简机构,改革制度,改进作风。要使各级领导,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特别注意加强各级政治机关的整顿和建设这次政治机关里头,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保卫部门,出的乱子不少。解放以后,政治干部调出去比较多,对新提拔的政治干部,往往不注意政治质量。有的政治机关自己不突出政治。所以通过这次整改,首先把政治机关整顿好,把政治机关加强,使政治机关在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方面,大大地提高一步。请同志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思想战线的司令部。
    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肖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的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我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问题的,后来林副主席和叶副主席指示,要我讲一讲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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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经常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警戒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去年和今年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精辟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斗争,是政权的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不知推迟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岀来,要夺权。工程兵冇谭友林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罗瑞卿的问题,林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
    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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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Ⅹ××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
    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
    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冶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Ⅹ×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个军区,并成×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问题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可是以后,在军队六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整级别等问题上,罗又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份,林副主席当面交代我,要我回来向军委办公室会议和总参、总政传达,六级以上干部(那时是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报告军委各位副主席,得到同意之后,再报中央批准。结果呢,罗不执行。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将以上的干部调整级别的报告,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肖向荣是付兵团,定为正兵团,五级,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罗瑞卿盗用了军委的名乂向中央报告,是邓小平批的。林副主席批评他的时候,他竟然狂妄地说:“问题是在于做得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你看他多狂妄!他专门搞突然袭击。听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他就去袭击,不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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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林副主席,可不可以去,他突然坐飞机去,折磨林副主席。有那么好几次。在总参政治部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的座谈会上,他的谈话是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指示的。他以后又到广州、南宁、昆明,一路上在部队中大量散布折衷主义的谬论,系统地反对突出政治。
    特别是林副主席看到罗瑞卿有一系列的造谣诬蔑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行径。罗多次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
    罗瑞卿对毛主席实行封锁。
    罗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多年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帮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对蒋匪帮的一切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央决定。林副主席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林副主席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动作,过去了以后,你打几十万枪、几十万炮,几十万人的行动,都是比较小的事情。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非常清楚,但他却私自向福州军区布置说,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可以边打边报告”。他就这么干。直到福州军区请示总参谋部怎样执行罗的指示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个错误。中央军委纠正了他这个错误。
    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前后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再强调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可是罗竟多次说,首先是政治落实,不是组织落实,公开地“教训”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没有把三落实的关系搞清楚。
    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一九六○年毛主席就指示要从主力军里面调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既不传达,也不贯彻执行,竟拖了五年之久。到了1964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又两次在会议上提岀了这个问题,并严肃地批评了罗。罗瑞卿这才被迫布置,但他还是非常抵触,一面推卸责任,一面叫大家执行毛主席指示还可以打折扣。所以后来地方武装的建立,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直到上海会议后,才纠正了这个事情
    罗拼命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反对林副主席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说:“最高,还有次高吗?最活,还有次活吗?”他反对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他反对向外国人宣传林副主席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问题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岀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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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穿了
    罗之所以要把林副主席当作敌人对待,是因为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在全军、全党、全国和全世界有高度的威望,又是他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非攻击林副主席不可,他妄想把林副主席攻倒。如果他能够把林副主席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落入他们手中,而且为他们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
    先看看彭真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的工作小组会议上如何包庇罗。这个问题我再讲一讲。前天肖主任也讲了。归纳起来,他搞了四大阴谋
    是六条清规戒律。(1)只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2)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许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3)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给罗抓辫子;(4)工作小组成员发言要慎重,不要讲结论性的意见,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实际上,就是要经过彭真和邓小平审查;(5)发言的材料中要把可以证明许多关键性问题的叶群等同志的名字都去掉。这样,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写上了;(6)不要大家引用罗虐待公务员段光富同志的材料
    是五个不准。(1)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诬蔑;(2)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肖向荣、×××、梁必业等人的关系;(3)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问题
    (4)不准写罗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具体事例;(5)不准写罗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三是三支毒箭。第一枝毒箭是把林彪同志和军队推到反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在报告里面写上一条,地方上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有错误的,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他采取这样一个手法。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样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识破了他的阴谋。第支毒箭是以写一段林彪同志对罗进行过耐心教育为名,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就是说,他企图诬蔑林彪同志,对罗瑞卿没有进行耐心的教育。第三支毒箭是以实事求是为名,恶毒地攻击会议对罗揭发和批判过头了
    四是五个追查。他气势汹汹地连续五次向我进行追查。(1)追查工作小组关于罗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是什么人起草的,什么人修改的;(2)追查谁说文件温度不够;(3)追査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4)追査工作小组传达林彪同志的意见,到底是不是林彪同志的意见;(5)追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意见有什么意见
    林副主席及时地识破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的阴谋无法得逞
    彭真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这一件事情可能今天在座的同志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彭真过去吹牛,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他创造的,他是领头的。今天我们要把他这个画皮剥开。我讲的都是有文字为证的。彭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
    九三八年三月,彭真就把彭德怀在临汾会议传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部搬到晋察冀。他反复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他甚至大肆美化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这些材料多得很。彭真所传播的这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局部地区的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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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内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扭转。
    九三八年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公开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
    他连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他宣传:“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有政治眼光的人”,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竭诚地拥护,一般的拥护还不行
    他大肆宣扬国民党的军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央军”。他胡说什么“改编红军,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交给蒋介石了
    他荒谬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是
    (1)公平合理;(2)互助、互爱、互让;(3)减少磨擦、分歧;(4)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之间互助。请同志们看看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他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他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助、互让,他还加了一个互爱。彭真的手伸得特别长。他两次到晋察冀工作前前后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但他却盜窃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他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写了洋洋几万言的《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没有一句讲到军事斗争。在敌后抗日战争,离开军事斗争还讲什么呢?他到延安后,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越过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对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过去几年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示,电报都在,我摘了一段,是这样讲的:“六年来,分局的同志以及晋察冀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估价。可是一九四四年的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的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不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仅我们根本不知道,唐延杰同志那时是参谋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指示,到了八、
    九月,高干会开了八十几天都不传达,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聂荣臻冋志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国内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而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反对“轻敌速胜论”,拼命搞“精兵简政”。那个“精兵简政”可真是“彻底”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了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有剩下多少人,唐延杰同志当参谋长没有事情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后勤部(那时叫供给部)还有八个人,卫生部还有七个人。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什么准备也没有,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晋察冀地区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翻身过来,要兵没有兵,要人没有人。大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今天明白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的嘛,本来一个纵队三个旅,很好,三三制嘛,合乎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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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要求嘛,他就是跟你砍掉一个旅。那一个纵队没有砍掉一个旅呀?你们过去大概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就清楚了嘛,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在东北实行的也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如伯达同志讲的,他实行的是国民党的路线,是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他是反对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解放后,彭真在北京市十几年,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近几年来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同罗瑞卿勾结得特别紧。这是他反党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去年,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二月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党纲领
    下面讲讲刘邓的问题。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的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又一次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罗。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到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明其妙,问是怎么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肖华同志: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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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为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
    彭真
    还有叶副主席),当着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两天后,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
    会议过程中,彭真包庇罗捣乱活动,据说都是和邓小平商量过的。
    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揭发的材料好得很,揭发了罗不少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但是邓小平和彭真坚决不同意印发。
    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去年的二月份,就有人从千里之外给罗瑞卿送桔子用飞机送来。空军的同志报告我,问给不给他?我讲给他,要懂得这个不是物质桔子,是政治桔子。千里之外送桔子来,是支持他反党嘛!现在,这个人很清楚了,就是西南的×××夫妇。他们对罗瑞卿真是关怀备至,大力支持!
    邓小平是反对毛主席的。过去有的人不了解,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张画皮要剥开。他是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
    邓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去年月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以实带虚”反对政治挂帅。他还说什么地方学习解放军,要充分注意企业特点,说军队就是停止一个月,专门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紧。这是什么话?他是诬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没有事情干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上海会议以后说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更恶毒了
    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另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修斗争中,以反修英雄”自居,这也要戳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伯达同志同我讲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邓先在北京搞了一个班子,写了若干条,当时彭真他们大加赞扬,认为了不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不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伯达同志主持下又重写是在杭州写的。当邓知道毛主席亲自领导重写时,他还打电话问彭真:用杭州的稿子,还是用北京的稿子。他是不赞成用杭州的稿子的,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最后决定用杭州的稿子。这就是公开公布的《二十五条》,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写的,他吹牛《二十五条》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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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当红军政委时犯的错误,肖主任讲了
    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些事情,我在中央的会议上,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讲过的。今天在这里和同志们也讲
    毛主席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冲刷了我们的黑暗面,揭发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创立了新方式,自下而上的夺权。毛主席支持这种夺权,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以“万里东风扫残云”之势,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夺权的决战。形势好得很,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非常幸福地参加了,经历了这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近一年来的惊涛骇浪般的阶级斗争,对我们震动很大,真正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们在这不到一年的斗争实践中所受到的教育,比过去几十年受到的教育还大得多、深刻得多。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作了精辟阐述。林副主席说,这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决不能轻视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可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拿枪的敌人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敌人。不拿枪的战斗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战斗,如果转化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避免历史的大曲折、大反复、大破坏,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损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大的,对我们避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命运,作用很大。这不仅是保证我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军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伟大的任务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是群众的灵魂,毛主席和群众是一个整体,好象一个人的头和身子一样不可分的。”林副主席又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林副主席对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高度的颂扬,说出了我们心里话,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最最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起到最杰出的舵手的伟大作用。
    林副主席教育我们,对毛主席必须坚信无疑,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副主席说,站在那一边,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标准的头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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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它统帅一切,统治一切,不是平等的。站错了立场,一切都错了,全盘都错了。如果立场错了,本事越大越反动,越是人民的敌人,不如一条牲口
    林副主席以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的典范。他四十年如日,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泽东思想精辟的阐明,创造性的运用,有非常高的水平。林副主席大力号召全军全党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中大普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这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共产主义事业彻底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这是林副主席最大最突出的功勋。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经过长期的考验观察,决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林副主席对如何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忠实地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军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最大最首要的支援。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世界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我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这就是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指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指示我军要担负起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对我军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重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最高指示以后,闻风而动,坚决贯彻执行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旗帜鲜明,方针明确,立场坚定,亳不含糊,坚决完成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工作。
    在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对保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援农业和工业方面,全军已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到县市、公社厂矿和学校,广泛地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宣传党中央各项重大政策,同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师生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一块闹革命,一块劳动。这本身就是真正贯彻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经同广大群众见面,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提高,生产状况大改变。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实施军事管制和保护重要目标方面,已军管和保护了不少的单位,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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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和正常工作、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指示,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严密组织,全力以赴,把支左、支农支工等项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除在政治、外交上大肆对我进行诬蔑攻击,加紧反华活动以外,在军事上也在制造紧张局势,妄图对我进行破坏和捣乱。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愈陷越深,为摆脱它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苏修的积级配合下,妄图以炸迫和,想炸出一个和平谈判。不断扩大战争,逐步的升级。现在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有四十三万,伪军六十二万,南朝鲜、澳大利亚等帮凶军大约五万多,总数(美军、伪军、帮凶军)约一百一十万。飞机有一千三百多架,其中包含伪军飞机四百五十多架,还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配合。最近美国的主要动向是:正在开关岛会议,调整、加强在越南的指挥人员,和加强在越南的侵略力量;启用了在泰国的杋场;美舰对于越南沿海地区的炮击逐步向北推移;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扩大。
    最近美机、美舰侵入我国领空、领海进行军事挑衅的增多了。这个问题要注意。特别是在北部湾地区,美机入侵更加频繁
    蒋匪帮也正在积极地加强战备活动。蒋匪帮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因此使用一些部队,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击是可能的,尤其是使用小部队从空中或海上对我进行袭扰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很好的准备。
    苏修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掀起了新的反华高潮,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些配合的活动,加紧边境紧张局势。另外他们还组织“还乡团”,妄图内外勾结搞颠覆活动。对这些问题,我边防军区特别是边防部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对当前的工作提点意见
    1、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运动,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党、国家永不变色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对我军的恶劣影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立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我们最大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已有安排,我军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等任务,就是最实际最生动的阶级教育,是最好的政治课,可以使我军更好地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学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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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和工农相结合,当好群众的学生,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大地促进我军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部队战斗力。部队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总参不另作安排。
    2、加强海、边防斗争和防空作战。
    东南沿海、边防军区和海、空军,要切实掌握敌人的动向,加强对当面敌情的分析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第一线守备部队,必须切实作好战斗准备,搞好军民联防,随时粉碎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和破坏活动。各边防军区,应加强边防站的工作和边防地区的群众工作,主要的又是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搞好政治边防以加强边防的对敌斗争。各部队应切实搞好通信联络,一旦有事,能够随时执行作战任务。
    3、调整、压缩国防工程任务,抓好重点工程的建设(略)4、援越抗美(略)
    同志们,今年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各级党委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抓住重点,统筹安排。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开展四好运动,大抓狠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胜切困难,圆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伟大光荣的任务,立下新的功劳,作出新的贡献!
    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各总部、各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
    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
    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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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专政问题木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木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睿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阶级社会的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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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阶级等等。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但是,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好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都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米,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个问题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通通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通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通通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通通都是好的。其实,在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的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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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木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一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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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
    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的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哉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岀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那样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
    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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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是,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反毛主席这一面,反社会主义这一面,那就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是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杈,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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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他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他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
    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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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岀军队去这样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米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时间应该占得多
    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已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査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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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査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査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阝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木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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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
    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
    〖地点:人民大会堂。李曼村、谢镗忠、徐立清、袁子钦到场,总政直属单位参加。〗
    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1、广泛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的深远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我党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活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大革命。一句话,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
    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所以这对我们的军队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敌人复辟必然要注意到军队,我们必须更加革命化,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军队建设,是最好的战备工作。
    中央、省委一级揪出了60多个,南京揪出了副政委是个叛变自首分子。我们就是要揪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岀隐藏很深的牛鬼蛇神,主席八次接见了1200万群众,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
    红卫兵的功勋不能抹煞的。千百万的青少年有可能培养成接班人。这次运动比过去的历次革命都来得更加深刻及更加汹涌澎湃。(列举许多事例)越往后就越会看到他们的成果和深远影响。另外世界人民和世界上的敌人也都有反映。人民都说好得很,敌人都说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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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向社会广泛的接触,抓活思想,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立场要站稳不要只看支流,表面现象,要看到主流和本质。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要只看到眼前,不看到长远。
    2、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深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揭开了党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去年是刘邓的总暴露,其实从57年以后就开始了。从党内党外向我们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主席说:“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我们就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对刘邓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警告过我们,第一次在62年(或64年)说过:“北京,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我们不理解,觉得把彭真挖岀来就差不多了。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把党内的定时炸弹挖出来啦!在十一中全会上,揭开了刘邓的盖子。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危险局面,都是毛主席亲临指挥,转危为安(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与陈独秀作斗争,第一个就是毛主席,井冈山上第一面红旗是毛主席打的,当时有不少人是悲观的;在建军问题上第一个提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是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纠正各种错误建军思想;1935-1936年党内产生了李立
    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彭德怀是最坚决执行的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彭德怀攻打长沙)。毛主席第一个反对了打大城市,撤回到江西根据地,毛主席成功地领导了
    三次反围剿:以后王明路线剥夺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派他到
    长冈乡去调査;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使6个根据地只剩下来一个,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毛主席在长征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的历史的转折点,挽救了我党我军,就是因为确立了毛主席,毛主席路线的领导。长征途中又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作了斗争,再一次挽救了我党我军,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陕北后又与彭德怀作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围攻。毛主席是主张打出去,到陕西去补充红军,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全国就使这样唯一的一块根据得到了巩固。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都是最沉着、最坚定、最勇敢、最正确。(举了一个例子,渡大渡河时,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长征的胜利,把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抗日的胜利抗日中又战胜了第二次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使得我们军队发展到80万,发展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延安的整风运动,彻底地肃清了王明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贯彻了主席的路线,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敌人进攻延安,全国望延安,主席也最坚定、最勇敢,亲临指挥,而刘少奇跑了。主席这么做,是对当时各根据地影响很大。建国以后,四次路线斗争。和髙饶的,和彭德怀、黄克城、张闻天,和彭、陆、罗、杨和刘邓的斗争。
    抗美援朝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队打到西藏、海南岛,没有休息。刚解放,全国还不稳定。有些人是主张不出兵的。毛主席经过对国际形势的英明分析,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贡献。在战争中是毛主席指挥部署的。没有彭德怀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的,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冶上也取得完全胜利。
    自力更生问题。苏联专家撤走,从反面帮了我们的忙,他们是有功我们要给他们一枚勋章,一吨铁。我们修了好多铁路,长江大桥不止一座,原子弹爆炸,新式武器,好多工厂。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危险局面,亲临指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活着的马克思。是当代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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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天才,是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今天对主席路线的态度是鉴别真革命或反革命的试金石
    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典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从井冈山起,林就站在主席一边。在东北反对了彭真路线。彭真路线实际上是刘少奇路线。东北的解放对全国的解放有决定性的意义。解放以后几次斗争林有杰出的贡献。尤其在传播毛主席思想方面,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是有贡献的。在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已找不到了,正在找),62年在人大会堂7000人会议上讲话。说明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分析水平最高。特别是对政治思想工作讲话,起了极为重大的指导作用。还有一些没有公布的内部讲话,以后要印发全党全国。林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央已确立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的人必定要反对林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这说明敌人恨他又怕他。我们军队同志不要上当,要警惕。我们要用毛主席路线、林副主席的榜样来教育全军同志,又要用反面教材来教育
    就是要揭发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他们的错误是长期的,一贯的。尤其要结合文化革命的实践来批判。要剥开刘邓的画皮。比如说:刘邓是不是一贯正确的,刘邓是不是反修英雄,“修养”是不是好书。刘少奇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毛主席的。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主席敢于胜利,然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刘不敢胜利,而且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1947年土地会议典型的形“左”实右。49年天津王光美家的谈话,讲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你们剥削,他们还是愿意的。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50年在××地他说,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素质。在东北提出单干。毛主席在根据地提出互助组,他反对。51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合作化是错误的。每户三马驴以后才能搞互助组。59年大提阶级熄灭论,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64年提岀毛主席调査硏究过时了。他提岀不是按照他的蹲点(即王光美蹲点)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通过蹲点问题来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通过蹲点问题否定调查研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就是他提出的。他提岀我们十七年来整个是漆黑一片毛主席早就提岀蹲点问题,是阶级分析,两条路线的蹲点,也就是进行调査研究。刘少奇也提出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二十三条开始的那条是毛主席批评刘少奇的。62年人大会堂7000人会上的讲话,刘的和林彪的截然不相同
    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七军他是政委,打仗是他领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十一中全会上平反了)。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的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10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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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有人加在我头上,是造谣,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时,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仝党都在批判吴晗,而总书记把他请来打桥牌。可见立场到哪儿去了。另外,战功问题。战功是谁的,谁的战役是主席亲自指挥的,每一步署都是主席亲自打电报去的。可是他,把他自己夸大,加在自己头上。是不是反修的英雄?在国际斗争中的发言稿都是中央,主席拟了稿,发出去的,他们念了一下。揭露这些画皮“修养”这本书,不仅害了中国人,而且也害了外国人。毛主席说:“是欺人之谈。”这本书蒋介石也可以拿去用,敌人也很易接受。刘少奇谈的是超阶级的个人修养,是抽象的烙印。以后要写专门文章来批判。我们军队在军内组织专门文章来批判,把他影响彻底肃清。思想意识修养这是刘少奇的,本身都不通。主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208页有一段话:“刘少奇同志讲过……大笑”,这段话把他删掉。
    揭开他们的画皮。在军内要进一步批判走资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这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的上反映。又讲了批判刘志坚主要开小会能触及灵魂,然后开大会。
    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要提高警惕。
    3、大学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著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
    (1)端正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用得好,学得好。要带着阶级观点学。
    (2)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改造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革命。根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是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造反也要造自己的反关键在三个字“亮、斗、改”。凡亮私字不丑,凡斗私字不怕痛。
    部队学毛著的经验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会都要学毛著,作为指导思想,统一思想。
    (2)在平常学习教育中要用毛著作为基本教材。
    (3)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现在是战士好于连长、连长好于团长,越往上学得越差。林总学得是最好的
    (4)军以上单位要办。
    (5)天天读,读书为了改造思想,搞好工作。不能读语录打架
    (6)抓住某一个重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学(举了艺术学院为例)。星火燎原大方向是好的,最近冲了军区,犯了错误,是个犯方向问题。他们正在整风,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很有自我批评精神,整风提得很好,文艺团体可以上他们那学习。
    (7)学习毛著交流会(组织)效果很好。(即组织讲用会。)
    (8)按照当前工作重点、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办主席语录板。
    (9)对文化低的同志,边学文化,进行辅导。
    (10)培养积极分子和学毛著的先进单位。下半年要召开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1)通过报刊、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用领袖一生伟大实践来教育大家,回忆录还写得不够。
    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继续抓好四好运动,继续抓好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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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思想革命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木,今年的关键是抓好活思想。不搞好会出乱子,大力宣传好人好事,改进教育方法,狠抓基层建设、连队工作
    四、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贯彻干部的三个标准。
    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有人说我去东北定调子,制造白色恐怖,这怎么可能呢?在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知识,反复是有好处的。牛鬼蛇神暴露了,正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尖锐性。总的来看,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纯洁的。老干部(长征的只有五千人。)抗日时期只有两万人。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的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要清理混进来的一小撮,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干部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不能吃老本,我们就是吃了吃老本的亏。
    谈了陈士渠的儿子是联动的,到东海舰队贴反动标语,回来后陈亲自把儿子送到公安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打了个报告,主席、林副主席评价很高。联动的各单位组织搞出来了。董老对孙子的态度是鲜明的。要做到机关革命化,组织上更加革命化,的确有一小撮坏分子,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要精减机构。军队院校冲击军事机关是因为个别教员不纯。通过文化革命加强组织革命化。批判刘志坚,用大字报,面对面,触灵魂,再搞一次大会就差不多了。谢、李、袁等同志他们正在考虑向大家作检查交待,改造世界观嘛!李是宣传部的,谢是文化部的,文艺团体派代表。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马场进行正面教育总后勤部党委并各军区
    月十七日报告悉。同意总后勤部和各军区所属的军马场,一律改为进行正面教育,不开展“四大”。望各级党委和领导,讲清楚停止“四大”改为采用正面教育办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四大”中揭发的问题,都要做出交代,逐步处理和解决
    附:总后党委报告
    关于军马场转入正面教育的报告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
    军马场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从去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正面教育转为“四大”,两个多月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军马场的实际情况和所担负的任务
    (一)军马场是军队领导的军事企业,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军马的战备任务而军马生产和为其服务的农业生产有着强烈的季节性
    (二)军马场多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情复杂,又高度分散,远离领导机关,有的马场处在反修、反帝的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
    (三)军马场都进行了“四清”,结朿不久。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进行了调整。从目前揭发的问题看,多属以前或“四清”中解决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问题,将再从正面教育中去解决。
    因此,我们意见:军马场及军马生产管理局由“四大”转为正面教育。全体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要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进一步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把军马场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总后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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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
    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
    月卅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3
    三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
    目、属、种,故此句可删。〔4)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我们主席就
    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5
    五因为中国
    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6),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汪
    释(1)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三月三十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2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3)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
    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4〕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
    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5)林
    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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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
    林彪讲话稿中,这
    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竞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別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一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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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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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紧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
    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岀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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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
    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员供应问题的通知
    各军区、军种、兵种、总参三部、国防科委后勤部,各院校,各总部管理局总后各办事处
    所有参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干部、战士,必须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防止特殊化。因此
    伙食费标准,战士和供给制学员一律保持与被支援单位的生活水平一致
    如果被支援的单位生活水平高于军队一类灶的,由军区个别解决。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在招待所就餐或零星买饭者,每天补助二角,列差旅费报销。干部原享受二类灶以上补助的应停发。
    、粮食定量,凡到厂矿企业、农村公社的按“四清”工作队的标准。到县以上机关、院校的,由军区规定。报销时按原定量,不足者,由军区从自己生产粮中补助,结余上交
    、差旅费,往返差旅费由军队报销。在地方工作期间按地方规定执行。
    四、卫生医疗,应尽量在就近军队医疗单位治疗。如在地方医疗单位治疗按地方规定交费,凭证明按实报销;伙食费凭证明回部队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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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资、津贴,可根据时间长短酌情提前发给。以上,自四月一日起执行
    四、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
    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泽东四月四日
    林彪同志
    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毛泽东四月六日603
    (根据手稿刊印)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
    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4)四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注释(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四月五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句,改为“对于确实査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
    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
    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中共中央军委
    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
    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
    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査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
    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査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只对业已査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
    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査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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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
    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
    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
    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二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4)林
    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是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已发: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伯承、向前、荣臻、剑英、富治、江青、肖华、成武粟裕同志。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参加会议各同志。〗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很好,离主席、中央的要求差得很远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的经验比较差得多。我今天介绍一些情况,没有什么经验要介绍的。
    、联合夺权问题
    (一)黑龙江省夺权情况
    月十二日,左派首先夺了报社、电台,然后夺了公安局,接管了省委、省人委。到一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了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全省六个地专机关全部被左派夺权。其中松花江、牡丹江、绥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三个嫩江合江、黑河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六个地委第一书记,站出来两个(松花江、×江),还有一个可能站出来。
    四个特区:大庆、伊春已军管,大兴安岭七台河,情况复杂,尚未夺权。大庆的问题比较大,大庆工委干部站不出来。生产还好,主要是运不出来。伊春是出木材较多的地方,原不归省管,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有百分之十到四十来历不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次反革命暴乱。军管前,左派力量很小,反革命、保守派掌了权,把左派打散了。他们抓家属打小孩,实行白色恐怖。军管部队五点进去,八点被他们包围军队夺枪,并抓走我们的干部,后继部队被围在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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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派飞机去撒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群众看到飞机和传单,说,这一定是毛主席派来的,包围解放军上当了。于是,便都回去了。我们前进指挥部设在特委二楼,他们去围攻,随部队去的近一千造反团的学生,同他们辫论,反革命右派向学生开了枪,把一个同学拐伤了。当时部队坚持没有开枪,仍然进行政治攻势。群众觉悟了,揭发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杀人犯的罪行。在群众要求下,由公安机关出面,抓了几个首恶分子。被欺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情况好转。
    七个市,已有四个市左派夺了权(哈尔滨、齐齐哈尔、鸡山、双鸭山),佳木斯、牡丹江、鹤岗三个市是保守派夺权,现在正在反夺权
    六十五个县、左派夺权的四十二个、占百分之六十三。保字号夺权的八个,占百分之十二。军管的一个(是西县)。不需要夺权的一个(栏县),该县社教不久,班子比较好,群众意见不大。但组织机构要变,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已夺权,但情况不清的十三个县,主要是边境县全省夺权斗争,四月份基本可以解决。(二)几个派别组织的特点
    从哈尔滨市来看,共有四个较大的派别组织,即左派(红色造反团);保守组织(八八团和赤卫队);中间派(东方红);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
    、左派(红色造反团)特点
    1.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白己解放自己,白觉自愿地用滚雪球的办法,点火,串连,由少数到多数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既不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招兵买马的大杂烩,而是革命闯出来的,是真正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
    2.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轮、陈雪等
    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坚决拥扩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造反团无论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联合夺权等等都是以十六条为纲,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教导、按党中央的指示,以及《红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去办,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例如在工厂里,保守赤卫队,离开生产岗位,造反团把生产顶起来。参加赤卫队的老工人,看他们的人离开生产岗位,而造反团抓革命促生产,很受感动,于是便退出赤卫队。
    4.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注意政策和策略。每次大的斗争之后,都进行开门整风,现在进行了三次整风。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不紧跟毛主席的整垮了活该,经过整风,促进了左派队伍思想革命化,战斗力更进步增强了
    5.哈尔滨的左派是由军工红色造反团到各学校、机关、工厂串联点火组织起来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个革命左派从开始组织,我和军区汪家道同志就和他们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凡是他们做得对的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做得是不对的,我们就给指出来。
    黑龙江省的三结合,不是临时夺权凑合起来的,而是八月份就开始了。军区开始介入,我同汪家道同志研究,思想要介入,要坚决支持左派。为了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支持左派的革命行动,军区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同时,在我活动不方便时,军区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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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派(“八八团”,赤卫队)特点
    1.“八·八”团,是由军工的八、八派串联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右倾保守,反对红色造反团,极力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
    八·一六
    八·一七”事件,省委发通知,要群众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
    造反派反对这个通知,“八·八”团赞成这个通知,并提出坚决保卫省委这个口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群众围攻造反团。我是八月十六日从北京开十一中全会回去的,当我发现后,在造反团的大会上宣布这个通知是错误的要收回,并赞扬造反团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坚决支持他们。从那时开始,“八·八”团就斗争我,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在红色造反团揭露他们保守面目后,就大搞形“左”实右,提出炮轰东北局,炮轰国防科委,冲国防部,并以车轮的方式,围攻我,以表示他们是革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揪一个三反分子。黑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左派揪出来的。
    3.在斗争过程中,失掉群众,十分孤立的时候,就同哈尔滨的反动组织红旗军勾结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在北京、黑龙江省到处碰壁后,企图诬蔑造反团,制造舆论、斗争群众,就抬着死人(装死)在哈尔滨街上游行,喊着“为死难烈士报仇”。后被造反派揭发,群众对这很气愤。“八·八”团与北京某些负责人经常有电话联系
    在一月中句,八八团和红旗军,赤卫队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打击左派、企图夺权,我们已掌握了红旗军的情况,当即由造反团和公安部门把红旗军的头子抓了起来,红旗军中被蒙蔽的群众,自己杀了回马枪,这个组织就垮了。继之,
    八·八”和赤卫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八·八”团头子,一个跑到河北,个跑到南京,最后也抓回来。对“八·八”团受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争取他们。例如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是用毛泽东思想把“八·八”团教育争取过来的。军工造反团没有按照师范学院的经验去做,所以军工的“八·八”团直到最后还保持不少的人数。当“八·八”团自行宣布解散后,军工造反团叫他们写检讨,有的挂牌子限制活动。效果不好,最近造反团用毛泽东思想争取教育“八·八”团,效果很好,现已交待一些攻击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三、中间派(东方红)特点
    1.东方红是九月份组织的。开始时,他们不赞成造反派,又不赞成“八·八团。同意造反团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大方向,但不同意造反团的猛打精神,认为造反团不讲政策和策略。对保守派同意他们稳,讲策略,不同意他保守。
    2.在整个斗争中,看风使舵,左右摇摆,造反团发展顺利时,他们靠造反团,造反团困难时,他靠“八·八”团,但基本观点是“八·八”团的。在左派大联合时东方红拒不参加,仍然保持中立,观望徘徊,举棋不定。后来大势已去多数群众脱离东方红只剩三十多人到北京告状搞绝食,诬告我。黑龙江联合夺权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给我发贺电。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中间偏右的
    四、反动组织红旗军、荣复、战备军的特点
    1.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采取欺骗群众的手法,招兵买马搞起来的,不是群众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的,是大杂烩,其中什么都有。
    2.他们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门捉当权派,要钱要汽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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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钱就放出来,挥霍浪费,还有个搞女人。
    3.矛头指向左派,联合“八·八”团保守派,打击造反派
    4.大搞经济主义,破坏生产,实行打、砸、抢,白色恐怖
    红旗军在伊春特区、哈尔滨道外、铁路、有三个支队、号称三十万,实际上、三万人。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他们的头头被我们逮捕后,被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自己杀回马枪,解散了组织。
    (三)支持左派问题
    、要发现左派,支持左派,首先要自己是左派。如果自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发现不了左派。我开始与省委一些人是有争论的,我支持造反派省委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左派,实际上他们同情和支持“八·八”团,打击造反派的,因为他们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识别左派,主要看他们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策略。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看他们政治上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只看成分。“八·八”团党、团员多,他们攻击我们说,你是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依靠党团员。而依靠成分不纯的,调皮的造反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大多是平时对现状不满的,对领导有意见的,运动中给领导贴出大字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精神强。我们党有些党员受了刘氏《修养》的影响,唯唯喏喏,当驯服工具,有意见不敢提,自以为是好党员。“八·八”团就受了这个影响。我连想到刘英俊同志在部队不是五好战士,营团干部认为他是好提意见,调皮捣蛋的。他牺牲后,经过群众才发现他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有毛泽东思想的好战士。有些同志对造反派看不惯感情上格格不入,这是很值得深思猛醒的,我认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三、要深入群众,从多方面了解情况,获得感性知识。包括保守派群众在内,也要接触。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心中有数。同左派接触,可以很好的向小将学习,同时可以了解左派活思想,帮助他们提高,和保守派接触,可以了解保守派的活思想,便于研究政策和策略
    四、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攴持,帮助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转了向的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来。十月中央工作会后,我回去发现造反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把矛头指向八·八团,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同时有的进行武斗。我做了一次广播讲话,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省委市委,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有的造反团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并拉大队上街,经耐心解释说服,他们接受了意见,端正了政策方向
    五、坚决同左派战斗在一起,当左派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守派、反动派的打击时,要和左派一起斗争,保护左派,建立阶级感情。我八月十六日回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造反团,我就做工作,劝阻工人,保护造反团。九月七日,一些受蒙蔽的工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下,又围攻造反团,造反团不敢戴袖标上街,一上街就被围攻,我就找工人座谈,说服工人。十二月五日,反动组织保守派劫持一百多辆汽车,捕人打人,搞白色恐怖,军区以卫戍司令部名义,昼夜武装巡逻,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致敬
    六、支持左派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支持了革命左派,保守派和反动派就反对,这是必然的,在这样情况下,就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围攻不怕冲击,不怕抄家。原来省委多数人不赞成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我支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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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公安厅有人到我家以查户口为名,把到我处的造反团同学的名字抄走,在我住的地方搞侦察,看有那些造反派的到我家去。“八·八团轮番围攻斗争我,有一次四天四夜不让吃饭,休息,眼睛搞坏了。身体搞垮了。我住军区医院,八·八团先抄了我的家抢去东西,砸碎家具,实行阶级报复,然后冲击医院捉我。
    坚决支持左派,不要怕斗争。不能站在几派之上,搞调和折衷。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七、军队支持左派,革命干部和左派要很好配合,不要把军队搞在第一线,如解决战备军、荣复军时,各大专院校造反团,组织几千人到现场去,前面是学生,中间是公安人员,后面是解放军两个连。进去以后,宣传政策,展开政治攻势,把反革命闹事的现场,变为控诉的现场。对首恶分子都是公安机关出面捉的解放军一个也没捉,要爱护军队,使军队留有余地。
    勃利县:武装支持了保守派,军区派人去处理,撤了两个领导干部,把左派又扶植起来。军区汪家道同志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经常找分区、武装部同志来军区开会,要求他们一定支持左派,不能支持右派。
    (四)左派大联合问题
    月革命风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联合夺权,左派迅速实行了全面大联合左派大联合,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大联合。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
    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联合起来。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个联合才是巩固的
    、在斗争目标一致的性质下联合起来。从开始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到左派联合夺权。左派都是联合行动
    联合夺权后,左派内部开门整风很重要。左派夺权后,地位变了,掌权
    了,内部矛盾突出了。由于各种错误思想,有的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包办代替有的冲解放军,等等,引起学校左派之间的矛盾。军工与黑大发生矛盾,大字报上街,宣传车上街。我们发现后即提出人民内部问题要用摆事实讲道理办法去解决,不要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街头互相攻击,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各大专院校、机关、企业单位左派整风中,有的对总团提岀炮轰的办法,我们提岀不要采取炮轰办法,坐下来辫论,坐下来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能解决内部矛盾。为了把这次整风搞好,哈尔滨市大专院校于三月十七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五)三结合问题
    坚决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不能认为是过渡的因而存有临时凑合的观点,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是区别真夺权还是假夺权的分界线。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解放军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军队代表占13%,我的意见可以占15%。这样才能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在三结合中好好学习解放军
    、革命群众组织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便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旧省委、省人委脱离群众的错误。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
    三、革命干部,也要有一定比例。开始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干部站出来很少。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流毒,多数干部站不岀来,例如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冋志,革命委员会要吸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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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别有用心的人就组织对他斗争,使他站不出来。他并没有多大问题,经过斗争,才让他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
    全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以上干部共有八百四十九人,现在站出来的二百
    十九人,占27%。干部站出来,过急了不行,不仅群众不同意,而且干部也得不到锻炼
    干部问题中主要是三、四类干部要划清界限,首先三类干部要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要组织三类干部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其次,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第三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当做革命的对象,彻底革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命。边整风边战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干部
    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在联合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些地方在夺权斗争中忽视这个问题,就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立不彻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
    (一)破坏“三结合”的方针。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以哈尔滨工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操纵下,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企图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们说哈尔滨是白色恐怖,新曙光是假的,把“曙”字写成“鼠”字。又说革命委员会不是工人领导的,是小资产阶级,学生领导的。当时,宋任穷同志也在哈尔滨市,他们贴岀“炮轰潘复生,火烧宋任穷”的大字报。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被造反派揭破,未能得逞。军事工程学院冇个学生叫游兴茂,任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班长(当时不叫主任、副主任),在他担任副班长期间,搞阴谋活动,拉拢一派排斥一派,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企图搞垮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揭露了他的问题,军工革命师生斗争了他
    (二)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止革命群众站出来。不给革命委员会输送干部,企图从干部问题上破坏三结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他们用生产压革命,用革命挤生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四)借左派整风之机,攻击左派。军工八·八团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大方向错了,造反团大方向也错了。帮省委机关保守派反扑。造反团退出百多人也造谣说造反团大方向错了
    五)中学复课闹革命,有的校长、教师回校后,保守派反扑,把造反派打下去,企图复辟。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后,红色造反者群情振奋,哈市革命群众当庭集会,第二天上午举行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的誓师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定。边整风,边战斗,坚决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是
    (一)在内容上:着重批判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论修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组织上的招降纳叛
    (二)批判刘邓时,要结合批判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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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李范五、王一伦、陈雪等。对他们不但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他们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广大革命群众同他们划清界限
    (三)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结合批判刘邓,批判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次批判,一定要搞深、搞透,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做法上,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三、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一)农业生产:去年大丰收,粮食生产二百多亿斤,上交粮食二十二亿五千万斤。今年计划播种面积一亿零九百二十五万亩,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万亩,总指标二百多亿斤,较去年增长11%。今年积肥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
    二百多亿斤。化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四十八万吨。农田基本建设,很多地方正抓紧配套工程,去冬今春已完成土石方八千六百万立方米,现仍有十六万人坚持施工。全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和六十多个县市挂钩支援农业。目前春播工作全面开始,大部分地区已形成高潮,到四月一日,全省已播春小麦三百五十八万多亩,占计划面积20%以上。
    入春以来,牡丹江、合江地区发生火灾一百七十多起,烧毁森林二万余亩森林火灾是个大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杜绝森林火灾
    (二)工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省一、二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四亿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三月份比二月份更好。煤矿已军管,煤炭生逐月上升,二月份全省平均日产量为三万八千吨,四月初,日产已达五万吨。伊春、苇河森二局已军管,木材也是逐月上升的。二月份平均日产木材六万二千立米,三月末达到七万一千立米。铁路运输情况逐步好转,哈尔滨铁路局一月装车二千五百九十八辆,三月上升到三千多辆;车辆周转率提高15%。但现在车皮仍不足,粮、煤、木材、纸张积压较多,粮食八亿斤,糖七十万吨,纸张六千余吨,运不出来,有的粮食已发霉,全省各粮库正在抢晒粮食。公路运输也紧张全省缺少载重汽车四百五十五台,路面也不好,需要修整
    目前三结合的生产指挥部,从上至下已建立和健全起来。凡是成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条件不具备,未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已成立三结合生产指挥。在生产中,狠抓突出政治,认真解决革命、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
    解放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宣传、组织与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重要厂矿、企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左派力量较小,领导班子瘫痪的,实行了军管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省革命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包括临时工作人员一百七十
    九人)其中革命干部三百七十九人,占56.6%;军队干部八十九人,占13.3%;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占26.6%;工人二十一人,占3.1%;农民二人,占3%。
    (一)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原则
    1、打碎旧机构,大胆创立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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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原省委、省人委成立接管委员会,搞斗、批、改,革命干部逐步转一部分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余将来下放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各接管委员会,归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2、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要坚决贯彻“精兵简政”原则,把原省委、人委编制缩减四分之三(原有干部四千八百多人,现准备留下一千二百多人)。
    3、要坚持重点配备,加强政治机构,强化专政机关,充实基层和生产第线
    (二)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九人组成(每个地、市、县各有一人,个别公社有人),常委十九人(均脱产),其中工人四人,农民二人,其余为军队及革命领导干部。
    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四委一室:政治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教统战、文革、直工等组和办公室;生产委员会,下设工交、农林、财贸金融、计划统计、政工等组和办公室;人民武装委员会,下设民兵、防空、管小三线等组和办公室;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红卫兵、工会、贫协、妇女、社会福利等组和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外事、秘书、机要、信访、总务等组。
    省革命委员会,总编制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人,比原来人员减少四分之三,机构减少三分之二(原七十七个部、委、厅、局,现设二十七个组)。
    地专一级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编制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三)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坚决执行“三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省、地、县、市由革命干部做班长,基层工厂、学校,可由工人、学生当班长。解放军代表不能转业,转了就不成其为军队代表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风,主要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贯彻主席提出的党的三八作风和解放军三八作风
    (四)制度:暂定三大制度。一是学习制度。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每周拿出两个半天来学习。二是民主生活制度。一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保持大民主的作风。三是劳动制度。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平时三分之二下去调查研究、蹲点、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下去不得少于四个月
    (五)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领导小组。原省委有常委二十一人,(书记十人)现已站出来五人,另有三人也可能站出来。准备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核心领导小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来。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业务由革命委员会办理
    五、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问题
    街道是生产的后方,阶级斗争的前线,情况很复杂,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革命委员会在四月十日召开了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市(镇)街道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认真把街道文化大革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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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街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击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领导机关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居民委员会的人员不是当权派,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如果其中混入五类分子,应该清除出去。
    (三)街道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贫民出身的居民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
    (四)要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积极支持左派,发展壮大左派力量。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混入群众组织。对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五)不许以任何借口对群众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必须平反
    (六)街道办事处(公社)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需要夺权的必须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投机倒把,整顿市场和生产组织,坚决把街道生产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八)街道生产不强和居民中革命团体都不脱产。文化大革命后适当时机动员无业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九)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要积极支持街道文化大革命,并密切配合街道搞好本单位职工家属工作。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积极组织居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城市街道坚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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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
    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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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仝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
    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千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谴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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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
    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羨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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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
    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
    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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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
    (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
    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
    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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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仝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
    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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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査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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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我都听了。)(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
    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
    (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
    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
    (江青同志:发牢骚了!)
    (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
    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
    (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
    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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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拋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的中国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评了的
    (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
    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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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来,要找军队谈判,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种好事。当然,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汪东兴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么一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
    (周总理:群众到军区去,目的是要他出来见一下。第二天周兴去,人家也是要他出来,不过话说得难听一点,什么滚出来,滚出去,其他也没有打算干别的。第三天赵健民去,也没有打算把他游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众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窜上窜下,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作为补充吧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随着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传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召唤,祖国的西南,响起了一声春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合起来,向原省委、贵阳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这关键时刻,贵州省军区部队,最坚决地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命令,坚决地支持了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决定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体会是
    、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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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运动初期,主要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教育,揭发控诉反党分子的罪行。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激发部队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仇恨,最坚决地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通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第三阶段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夺权斗争时,进行了以夺权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支持左派夺权为中心的教育,教育部队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教导。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和决定后,各级领导通过连夜下到部队、召开电话会议等各种方式,当天就迅速地将决定传达到每个干部战士。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致表示: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些教育为支持左派夺权,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加强调査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我们的调查研究是通过以下四个渠道进行的
    (一)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在去年“八·三一”“九·五”事件后,我们派出干部,与各革命造反派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当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污蔑为“反革命黑窝”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等几个主要革命造反组织都作了访问。所到之处,他们都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痛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绝不是什么反革命
    (三)通过省军区设立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收集了各群众组织的大量情况。
    (四)通过抓社会治安,了解社会上五类分子动态,着重了解了“红卫军组织,发现了“红卫军
    赤卫队”总部为一小撮反动分子把持。同时也了解
    了“工人纠察队”是一个保守组织。他们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扶植起来,为他们保驾的。夺权前后,我们密切同外地和本地左派组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了解了贵阳各个主要组织的情况,更加强了我们同左派的亲密团结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上弄清了贵阳各派组织的政治面貌。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我们就迅速判定了哪些是左派组织,坚决支持了左派。
    通过了解,看出各派是有其不同特点
    左派的主要特点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主要领导成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敢想、敢说、敢冲、敢闯、敢于批判旧世界,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成员,在政治上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单位以“八
    ”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有较高的觉悟水平。当毛主席
    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立即投入斗争。去年六月初,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汪小川这只“死老虎”来当替罪羊时就为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识破,写出了革命的大字报,揭穿了这一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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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发动反击和围剿,说他们最坏,是“黑窝子”,疯狂叫嚣要把他们赶岀贵州。有的被抓入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但是,事与愿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屈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战越坚强起来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大大鼓舞了地化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他们毫不迟疑地高举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十六条”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于八月底、九月初,连续发起了对原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击,掀起了反围剿高潮,震撼了贵阳山城。地化所的革命派不愧为革命先锋。去年十一、十二月,在极为复杂的斗争中,他们对反动分子把持的“红卫军”总部,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御用组织“工人纠察队”,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积极进行革命大联合,奋起向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投入决战。他们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保守派组织,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然,它的成员大都是受蒙蔽的)。例如“工人纠察队”,他们表面上,“守规矩”,“老实听话”,但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各种借口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始起劲地喊:“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后来退守喊为:“省、市委是革命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他们用这些口号来保护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喊几声“炮轰”火烧”,但是只是空喊几声,一看就是假的。
    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直至发展到公然反对毛主席,暴露岀其反动嘴脸。
    在识别左派问题上,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保守倾向。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弄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坚决斗争,与保守派严格划清界线
    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单纯地从量的多少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要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边。“十六条”中说:“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贵阳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开始时,甚至发展到夺权斗争的时候,数量上仍然是少数,但真理在他们手里,他们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团结广大群众
    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岀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坚持了看问题要看本质和主流,要看大方向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会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接触中,除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外,也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夺权后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中,对一些缺点和错误都能正确看待并得到纠正。
    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和小缺点的问题上,有一点应该特别引起警惕,不要被敌人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一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对真正的革命派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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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要死,经常无事生非,颠倒黑白地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达到孤立无产阶级革命派,整垮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阴险目的。对此,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能轻信,不要上
    四是要正确看待群众组织中纯与不纯的问题。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产物。我们主要应看各个组织是贯彻执行了哪条路线,不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单纯地片面地看成份、看出身,看过去是否积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耍手腕,一开始他们提出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来转移视线,混淆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这一手破产后他们又耍出另一手,公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以此保自己过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
    个组织贯彻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即使这个组织在大风大浪的激烈斗争中,混进了个别坏分子,那也是暂时的现象,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群众一旦发觉后,他们自己就一定会把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也不能机械地认为某个组织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和过去犯过一般错误的同志参加,就是不纯
    坚决地支持左派
    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必须拿出革命的气魄。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二十六日清晨,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查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公开宣布“工人纠察队”是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御用工具,教育和争取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于是,“红卫军”、“赤卫队”、“工人纠察队”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认识到自己上了当。这就促进了“红卫军”“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分化瓦解,大长了左派志气,大灭了右派威风,使贵阳的左派夺权一举成功,局势稳定,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解放军报》供稿;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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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蜇。(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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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査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査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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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査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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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
    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
    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査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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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
    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
    (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冶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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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是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乂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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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昵?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他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的党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
    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自首投降岀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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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党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怎样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
    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
    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演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们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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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仝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木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
    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会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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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员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个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读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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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学会同资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支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的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是会立即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
    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的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
    “不是资
    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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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剥削他们,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得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
    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
    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届人民代表会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们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车一犁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力发展”,“在数年以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讲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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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
    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的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的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玚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的同志提岀,‘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不‘走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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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的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大”的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
    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的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扣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止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和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做“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他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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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们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说,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犯了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滥调。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草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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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政权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1)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
    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那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
    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
    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3)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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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4)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列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冾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或者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的问题。这是一个贯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是第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衷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是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政治挂帅,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代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武器论”,说什么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来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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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干部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号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代表〗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见)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表(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10多辆汽车,抓了我们40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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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付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3月28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査,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査了,如通信兵、防化兵105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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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三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晩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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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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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査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
    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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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
    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千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千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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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査,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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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竞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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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岀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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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劳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
    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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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
    九六六年度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竟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出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旦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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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全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査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机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岘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岀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
    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同志。〗肖华
    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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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仝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年1962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地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別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毛主席提出的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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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岀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总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
    刚才肖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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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
    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退
    江青
    可以,照办。(2
    毛泽东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
    刊印)
    看过,删了一点。(3
    主席说,这篇文章(4),
    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四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释(1)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一九
    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2)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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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语
    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
    仝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3)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稿的修改
    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日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査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十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
    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4)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关锋同志先询问今天来空军大院的有哪些单位。
    答:有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后勤学院、测绘学院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军×学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
    关锋同志
    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要注意了解事情的真象。说老实话,有一些话我也不好讲,有组织纪律性嘛
    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同志,你们不要盲目支援。为了说明问题,我举个例子。但是要举例子,又恐怕大家贴大字报,上街,以致损害了左派。能不能不贴啊?(众答:能!)比如清华的井冈山,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从政治上支持。他们对空政文工团红旗,就听了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联,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前些日子我们和他们谈过。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参加了嘛,你(对北航红旗的学生)可以去问她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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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髙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有极少数坏人在背后煽动。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很多,我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就不是很多嘛!现在有人煽动用十条来破坏八条,各地都有这种苗头有这个反映,要引起注意。
    你们由于对背景不了解,也许你们认为今天行动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相反的。你们昨天的行动(指四月十六日部分军事院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我们也是不赞成的,但我们认为精神是好的。昨天肖主任,我和你们谈过,肖主任谈的比较深,肖主任是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嘛!对肖主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嘛,这不是我个人讲的。这些今天不想多谈了。
    你们不要轻率行动,要调査研究。听到有什么情况可以反映嘛!听到一方面的情况,还要听另一方面的情况。要对比,分析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不对的其中又可能有合理因素。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话,你们去听了吧!(有人答:去了。)批评得很厉害,但那也不是她个人的意见
    那么多的反动言论,有的辱骂江青同志的话那么坏,……这些,是要逮捕的
    十条命令中规定不要抓人,但那也不是今后一个坏人也不要捕。极少数坏人还是要抓。希望同志们要小心,注意调查研究
    张家口工程技术学院的同志是不是和方凡在一起的?(答:是)请你转告他声,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去年处理解放军报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些帮助,请你转告他:要千万千万警惕,不要自己走向反面。
    你们犯了严重错误,使得支持你们的人不得不批评你们。
    不用多说就明白了吧!再多的话我也不好讲。现在是大好形势,大家冷静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采取重大行动不要莽撞,免得再出现反复
    敌人睡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觉了没有。人家抓左派辫子,不光是整你们,也是整我们的。
    主席、林彪同志是根据各方面情况考虑决定对策的。
    现在有极少数坏人,利用青年人的热情,利用十条煽动群众,以后他们又说:你看,发下了十条,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你说十条对不对?!
    修正主义、党内最大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惯于使用的手法,就是把我们口号接过去。篡改成他们自己的。比如三结合,他们就接过去,抽掉了灵魂。正确对待干部的口号,他们就用来对革命小将,整我们。红旗杂志社论说:“打击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这样干的,不能把这个罪名加在小将身上。后来又发表了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大家要分析,要充分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就告诉我们,事情是复杂的,头脑也是要复杂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历史和背景,不要情况不清楚就行动,要采取恰当方式反映。
    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过去不认识吴法宪同志,去年冬天才认识的。一月十三日,江青同志讲话时也讲了嘛!空军在支左工作是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别的军种就不好的。你们北航的试点是空军搞的,空军在地方上没逮一个,方向是稳的。
    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
    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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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组织就不要参与了,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负责处理
    肖华同志主持全军文革,军队问题主席和林彪同志一定会采取恰当的方法(讲了一些四个人的情况)
    对这样的坚决抓了。空军天天战备。
    (北航红旗: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
    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別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井冈山》的革命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你们到这里来已经三天了吧?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听取了你们代表同志的汇报。我们座谈了以后,前天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一部分同志作了讲究,昨天我们向军委汇报了,报告了,军委研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你们的东西归还你们,我准备今天找他们,但没有找到,今天谈不成,明天会找他们谈的
    同志们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你们到这里来,中央同志有两次接见你们都派代表参加了,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有很多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照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冋,把高等军事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搞好,我想,今天就向同志们讲这几句话,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汇报以后)
    同志们:
    今天晚上讲了很多情况。提了很多意见,还有很多同志的意见要讲没有讲完你们的这种心情我完仝可以理解。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问题要解决,我上次跟几个代表同志谈过了,我说,我们全军文革有官僚主义,你们那里武斗时间很长了,我们全军文革在
    月份最忙,最乱,那时候高等军事学院的情况根本没
    有人去过问过,三月份以后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的人也很少,这些时候派了些人到院校去了,在家的很少,这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高等军事院校的问题零星的有些同志去看一看,我们就是相信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主要靠高等军事学院的革命同志,一直到最近,你们了解,我们也去了一些同志,并且在我们李曼村主管院校组工作,他也同军内的有些院校征求过意见,象今天晚上,军队的一些单位不是全部征求过,但是征求了一些单位的意见,是想解决高院问题
    四月十四日发生大武斗事件以后,你们到这里来以后,我们这几天天天开会我们还准备研究,部分同志不是全部都研究了。昨天军委开会,我们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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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了,硏究过的,在军委决定批准以后,将来要告诉同志们,将来一定按照军委决定作事那就解决了,全军文革一定根据军委决定去办理。所以,在军委这个决定还没有批下来以前,今天晚上听说同志们要回去,今天晚上简单地接见一下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军委指示下来以后,那时候再解决,那时候同志们有意见都可以讲,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完,今天我不能谈很多意见。
    刚才同志们要求江青同志、肖华同志接见,你们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要考虑江青同志、肖华同志一天到晩都是开会,要他们马上来接见是困难的,要体谅他们的工作,照顾他们的工作。我们打一个电话是可以,但希望同志们尽量不提出这个要求,他们很忙,昨天也接见了一些代表。
    昨天晚上的会我没有参加,肖主任的讲话不太清楚,刚才这个同志(指郭其桥)说肖主任讲的是高等院校。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肯定讲,我的理解,肖主任所谓高等院校不是高等军事学院,高等院校很多,军队有好几十所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打群架是不是指高等军事学院?我认为不是,因为现在髙等院校打群架确有,我估计不一定是指你们高等军事学院,因为你们的情况他们也清楚,前天、昨天开会都谈了这个问题,李曼村同志汇报了,我们也汇报了,你们的问题清楚嘛,有的高等院校确实有打群众的现象,我估计肖主任不是指你们,如果这样讲,我相信是讲其他院校。
    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那由群众考虑,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快回去,因为坐在这里吃饭,睡觉很多不方便,但是我们考虑,你们回去考虑的是《红联》再武斗,你们回去我们全军文革有些同志可以陪你们回去(众:我们不是怕)。刚才同志发言了,它今天晚上还在打,准备明天回去还要打。我个人的意见,它如果象这样还要打的话,那将来就要采取纪律制裁。所以,同志们回去的问题,你们自己研究。其他问题没有什么可谈了。
    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关于生产问题,本来是总理要讲话的。因为总理还没有回来,要我来讲讲我没有很多准备,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主席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支农、支工、支交通,搞军管,搞军事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对于工农业生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将起着深远而重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解放军到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把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工厂、农村中去,将使每一个工矿企业,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商店,更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过去,在经济战线上,一般地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就是不突出政治,经过这次解放军去宣传,会在工矿企业、农村,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也就会搞得更快、更好。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项伟大革命运动。”我们搞好文化大革命,必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我十个月来的体会是,决不能搞“元论”,不能把革命和生产平列,更不能拿生产压革命。革命是统帅,一定要用革命来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推动生产。去年十二月以前,拿生产压革命,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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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邓和陶铸的作法。我们如果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复辟,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大事。因此,必须首先把文化革命搞好,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然,生产发展了,也可以为革命提供物质基础,更加推进革命。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从重要性来说,从主导性来说,革命应摆在首位,是第一位的问题,从时间的安排来说,生产的时间要占多些。中央去年十二月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就规定保障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一定会首先用政治来支左、支工、支农,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来支左、支工、支农,一定能使革命和生产取得双胜利。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交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陈云、薄一波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长期反对、抵制毛主席的思想,推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解放军对工农业的支援,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刘、邓、陈、薄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肃清他们的流毒。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让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深深地扎根,统帅一切,把解放军突出政治、四个第
    八作风
    等一套好作风、好传统,带到经济战线上去。这是很重要、很重大、很深刻的问题,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战线上需要斗批改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就经济战线上十几年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地给同志们作一点介绍,提供一点线索。我自己还没有系统化,没有认真地研究,只是粗略地想了想,仅供同志们参考。
    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的进行着的,是针锋相对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会议中的谈话,一些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现在,仅我所记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关键性的文章以及一些重要指示,简单地介绍如下:
    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
    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释。要“节制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是有条件的,私人资本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国家计划领导下的。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分配土地,并发展互助合作经济,使农业经济逐步集体化。
    实际上,这种革命阶段论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里就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们的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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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主席从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衔接,提出了个人经济,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不妨害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才能适当地发展
    九四二年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提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当时的单纯财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陈云长期以来的观点。批判了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这是当时谢觉哉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错误。即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当时贺龙、高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关系辩证地提出来了。但是,单纯财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年。当时,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这是纲领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进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思想,深刻地、马列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战场、两上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不能妨害国民生计的原则。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说明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建立新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社、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纲领、有政策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错误,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一九四五年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强调了自力更生,互相合作,组织起来;组织工农兵和机关搞生产,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五、一九四八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说,当时我是没有体会的
    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出了中国革命在仝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方针、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岀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主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一九四九年而刘少奇却在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农经济。这就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公开地抵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点,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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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九五三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刘少奇、陈云的主张下,还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在加工订货中,要多给资本家原材料,要资本家多得利润,只讲利用而不讲限制和改造。这和毛主席主张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相违背的。
    八、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我没有全面地体会,而刘、邓、陈、薄口头赞成,实际反对,大叫反冒进
    九、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岀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十、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以前,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还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
    九五九年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强调了党的领导,反对一长制
    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
    九六二年在十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
    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继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是关键时刻。刘、邓、陈、薄对三面红旗大刮冷风,不抓阶级斗争,提倡单干,搞包到户、分田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十三、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仗,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针对我们的错误来讲的
    十五、一九六四年还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也就是大小三线建设的问题。这个布局,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问题。但是我们只注意到沿海,没有人注意到内地
    十六、也是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十七、一九六五年,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槭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十八、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其实,主席的这个思想早在一九四一年《组织起来》一文,和一九四五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就有了。
    此外,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拿我个人来说,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的。不懂得这个从下至上的群众路线:不懂得、不理解从下至上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冲刷我们的黑暗面,不懂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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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发动,才能够真正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真正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不懂得,我们每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对于是革命的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很不理解。在这样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个人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体会、逐步提高,现在开始才懂得了一点,认识到这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以上讲的,仅仅是从一九四○年起到现在二十七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重要的讲话没有整理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的指示,大大地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列主义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们。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军、篡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统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讲的一个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个方面,就是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完全采取了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理。现在,仅仅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问题,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刘、邓、陈、薄长期以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讲。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搞生产,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是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建设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长期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就是因为经济工作中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作怪吗?就是说,刘、邓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影响和破坏经济基础。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十二月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建设
    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毛主席所提倡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刘、邓等人就认为生产关系问题没有问题了,于是就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提出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臧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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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衡论,短线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作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资、信贷、财政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即干多少扩大再生产的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这里必须说明,陈云这里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同主席所说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同。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指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就整个经济安排来说的,而陈云是先生活后生产,先财政后经济,先市场后建设的思想,是与毛主席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他是在刘、邓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他的这种思想,就是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就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强调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理,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的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然是不同程度地实行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劢、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劳动制度方面,有些临时工、合同工很不合理。有些临时工是需要的,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任务很多要做很大的工作。
    、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才,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过分地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象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为了争取时间,更有利于自力更生,进口必要的新技术和设备还是应该的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一九五五年、五
    六年、五七年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比较能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化的时候,刘、邓、陈、薄他们就起来反“冒进”。反“冒进”不简单的是反对工作、生产建设中问的“冒进”,而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白我批评,陈云没有白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由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做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当三年大跃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在
    七千人大会上大吹冷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和主席、林副主席的报告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即讲民主集中制。就是已经退到山坡下了,现在要爬山了。林副主席讲话,指出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干扰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只是向后看,只看支流、抹煞主流。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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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千人大会后,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一直到北戴河会议,还是在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降低棽枝花的项目。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主席纠正了这种错误。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刘少奇和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当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大小三线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建设大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刘、邓、薄主张解决吃、穿、用,与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气,十一月还在压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
    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
    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很艰苦的工作,很艰苫的任务,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必须做好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相信,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下。在经济战线上,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新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真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
    另外关于支工、支农、和支左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个书面的材料可以印出来给同志们讨论,我就不必讲了。
    最后只讲讲支左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不一定对。从整个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去年到现在十一个多月来看,开始起来造反的。敢闯敢干的青年在工厂来说,这些青年有的是徒工,有的是学校刚刚毕业的技术干部,技术员,这些人敢想敢干敢闯,有的甚至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比如现在我在计划委员会支持的那个左派,他们那个头头就是资本家出身。那种党、团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甚至干部多的,是不是左派?这些人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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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保守的,开始不是敢想敢说敢闯的,所以是不是左派,不是单纯看成分,而是看大方向,看敢不敢揭露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不敢和当权派斗争,敢不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大方向上看他是不是左派。这一条,仅凭我个人的经验提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我的看法如不对,将来事实再证明。
    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和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讯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员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
    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査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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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
    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査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査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
    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林、周(3)阅后办。(根据手稿刊印)注释(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査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会议纪要〖出席人员:军管会主任陈奇涵、副主任曹广化、及军管会其他同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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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山》代表孙继章,赵腾。《红联》代表张力平、吴恩庆。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和《红联》代表。〗
    会议开始前,由军管会方炎同志领读了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段、第
    页第二段及第二一九页。
    读完最高指示后,曹广化代表军管会对《井冈山》和《红联》两个组织的代表作了如下指示:
    中央军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昨天晚上已经由军委副秘书长,副总长代表军委向你们宣读了。今天下午陈志带我们军管会的其他同志来到高等军事学院,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井冈山》、《红联》两个战斗组织的代表来研究一下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坚决地把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一支光荣的军队。我们这支英雄的军队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工作,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们有力的鞭策。我们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柱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我们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切命令、决定和指示在各方面作出好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讲执行最高指示,但是否真的执行了,还要看行动上做得怎样。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八条命令、七条决定、十条命令以及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都是毛主席批示的,都是最高指示(此时曹广化念了军管决定第一条……略)。
    我们今晚开第一次会议,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初步的安
    、把所有被夺了权的单位的印章立即停止使用,明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以前全部交出。交出后,部、处如何接再行研究。
    有线广播由军管会接管,全部广播设备器材统交军管会,不能损坏,不
    得转移。(赵腾插话:有些广播器材已经被《红联》转移到昌平去了)今后广播如何建立由军管会负责计划。从明天早晨起广播的内容按军管会决定:反复广播军管会决定、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中央十六条决定及中央、军委其他有关决定指示;军管会的命令、通令、通告、决定、通知指示等;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播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各个战斗组织的稿子暂时均不广播。可以写大字报。各战斗组织的稿子何时广播等候决定
    广播员由俱乐部的原广播员担任,如广播员在两方时,则应轮流值班。广播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军管会决定的上述内容,要向军管会负责,如果将来有的广播员不执行军管的决定,我们再行考虑予以调换。
    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对印刷处理的具体办法,我们明天再具体进行研究
    现在应立即停止给各战斗组织印刷材料。但对军管会需要印发的材料必须予以充分的保证。
    四、立即停止武斗。武斗是违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决定的,是违犯毛主席亲手批的八条、七条(决定)、十条命令的,是违犯毛主席亲自批的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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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的五条决定的。各个战斗组织无论如何要做到坚决不武斗,如果做不到只好执行纪律。要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属、保姆不能进行武斗,如果继续武斗,也要执行纪律。八条命令有明文规定,子女发生问题就要找干部(家长)负责
    关于不准武斗问题,中央军委都曾三令五申,但是,你们学院还这样地进行大规模武斗,这是十分错误的。今后无论如何不允许再进行武斗,一定要做好样
    五、关于其他院校来支援的问题,各战斗队以后不要再请了,要说服他们,相信高院的革命群众自己会把革命闹好的,相信他们能够斗倒,斗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高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外来支援的同志,要劝说他们回去,以后不能再请他们来支援了。驻京附近的同志应立即回去,外地来的同志他们准备向我们作汇报,我们军管会也很喜欢听取他们的汇报。驻京院校的同志,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可以随时请他们来向我们汇报高院的情况。总之,你们再不要请他们来支援了
    六、各战斗组织对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要组织学习,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时间暂定三天,如果时间不够,四、五天也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时,应结合十六条决定、八条、十条命令。周总理、江青等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大会上的讲话,一定要学好,真正的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选学若干有关文件进行整风(具体部署另行研究。)
    今天晩上,原则上把这些问题定下来,希望你们提出意见。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如果我们有错误希望同志们随时给我们批评指出,我们保证随时修正错误
    陈奇涵同志指示
    中央军委军管决定第一条就是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同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们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譬如要搞大联合,要搞“三结合”等等各个战斗组织究竟怎样搞,希望你们下次会议提出意见。曹广化同志: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进行研究。以下讨论情况(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海军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代表参加谈话〗
    问:今天欢迎李曼村同志来核对一些情况,解答一些问题。首先请你谈谈对海军直属机关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答:有一个总的印象—一这是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专门讨论过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淸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报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海军党委处理报社“红流”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我认为海军党委是处理得很好的。耐心地做政治工作,三令五申,耐心说服,发动群众,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绝大多数群众觉悟了。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宣布解散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成功的。处理得这样圆满是很少见的。海军党委支持造反派比较坚定,比较稳妥。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说你讲,火烧李王张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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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那天接见很多单位,一个在我身后的人蓦然问我,火烧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说,现在你们主要的矛头应该指向苏振华,为什么指向李王张。李王张是左派嘛!他们说,我们也承认李王张是左派,左派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我说如果有缺点,可以善意批评,善意的批评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问:把斗争矛头指向李王张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答:矛头不对准苏振华,而对准李王张就是对错了方向,当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介绍海军大院情况后,李曼村同志说:不管什么组织,如果在海军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斗争矛头指向苏振华,而把矛头指向李王张肯定是方向的错误
    问:你知道海军有哪些革命造反派?
    答:我知道査封海军报的海工红色造反团和支持他们的一派是革命造反派海工红色造反团在全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造反派。(代表们介绍了查封海军报社的情况)李曼村同志说:围困他们,是个错误的行动,是个方向错误。
    问:海军报应不应该查封?
    答:应该查封。因为他有错误。查封是革命的行动。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路线?
    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苏振华,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现在有人把李王张的耐心说服说成是高压政策,白色恐怖,对吗?答:那当然是错误的
    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到处散布,“全军文革有我们的人,”“李曼村同志
    支持我们”“到了全军文革就是我们的天下”,等等,你敢不敢辟谣?
    答:我没有表示过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是歪曲。问:怎么区分真假造反派?
    答:我理解真正的造反派是最坚决地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最能听毛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保守派就相反。如果在海军,炮打李王张,保护苏振华,那就是保守派
    问:现在有人把坚定地信任、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李王张,说成是新的奴隶主义,对吗?
    答:那是错误的。那是可以批评的
    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是什么组织?
    答:如果不联系那个组织来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织当然是个不好的组织。情况很复杂,也可能是保字号,也可能是右字号,甚至是反动组织
    问: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顾军委规定,不听海军党委劝阻,硬要上街游行示威,回来还说你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答:我们开始一再打招呼不要上街,因为军队上街这是个大事情,有的单位比较好,如政治学院,你们海军接到通知以后都没有上街,但是有的军事院校和少数文艺团体自己上了大街。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是不对的。
    问:他们还和地方串联。
    答:这当然也不对,因为军委有规定不要串联。
    问:他们是借声讨刘邓为名,实际上在街上大反三个老帅,你怎么看?答:我不赞成上街贴三个老帅的标语,喊打倒三个老帅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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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游行后,为什么对他们说这是革命行动?
    答:我说声讨刘邓是革命行动。上街是不符合规定的。事后他们的代表找我,我没有批评他们这是有缺点的。如果他们利用我的话对抗海军党委,海军文办,那是不对的,那是利用了我的缺点。我的责任是没有批评他们。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大家去搞军管,已经准备了一个时期,快二十天了。实行军管的单位要求赶快去,一直拖着没有去。有许多活思想要解决。前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说军队这也错,那也错,就考虑军管行不行?我们把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发给大家,你们看到了吗?(大家答:看到了。)慢去一点好。别的地方的经验、材料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经过这一、二十天学习,比仓促上阵,比毫无准备好得多了。前时期执行刘邓路线是错误的,就是仓促上阵。我记得政治学院搞四清的同志回来科技大学的学生天天来要求派人去,以后派去了,犯了错误,形势也未弄清楚这一次下去要弄清楚,军管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这是有意识这样搞。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现在作些说明
    现在大家学了
    十天,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一系列方针、
    规定,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各地的典型经验,指导思想明确了当然,也不能对别地的经验,生搬硬套。打仗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完全符合军事条例的那一条。如果这样做,就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现在,方针都有了。我讲几点活思想,供大家参考。
    今天,在座的同志们要到××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军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大家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同志们下去以
    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
    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中央军委的规定;研究前一时期军管的反面经验。毛主席说:党的下级机关和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细讨论,理解其意义。对军管这样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也应该这样。晚几天去,一定要把政策明确,不要仓促上阵,糊里糊涂犯错误。个人犯错误是小事,问题是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委托、信任,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影响了解放军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人民军队要有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条本领。解放战争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这些重大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的。粉碎刘邓反动路线以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了我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我们军队是从群众中来的,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了红军时代的传统。这次任务跟过去不同,阶级斗争复杂,要求高了,我们面临新的情况。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这是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是在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去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和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正在采取各种办法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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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扎,斗争错综复杂。跟过去不同,这次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不要怕。有些同志怕知识分子,其实好多东西他也不一定懂,不要怕。当然,他们懂的,我们也不一定懂。下去以后,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队伍,实现革命的三结合。×Ⅹ科研单位,还有调整问题,要建立机构,分工协作。下去搞军管,这是对你们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极为繁重的学习和锻炼任务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怕犯错误的问题。有些冋志怕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看法,第力求不犯错误,把工作做好;第二,犯错误立即改正,用不着怕。主席二十四日对四川问题报告的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这是毛主席对军队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希望大家深刻领会。最近林副主席指示,既要勇于负责,又要谦虚、谨慎,又要请示报告,又要根据客观条件办事。我们要挺起腰杆子来干事,夹着尾巴做人。要把军管工作做好。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的讲话讲得很透。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把握运动的主流。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是讲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抓对了,我们就对了;这个问题错了,就完全错了。对文化革命中的一切(问题)现象,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右派,要弄清楚,要用无产阶级观点考虑。看哪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哪是站在刘邓路线一边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运动的方向,主流,否则就会做政治上糊涂人,说错话,办错事。军管工作很多,矛盾很多,军管一切工作成败就是支左支得对不对。要看清真正左派,坚决依靠左派。这样才能以左派为主,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经过运动,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统帅生产,不能搞二元论,更不允许以生产压革命,否革命,生产都不会搞好。
    有的地方没有经验,进厂以后,规定很严,生产恢复了,但革命冷冷清清。革命的大联合要以左派为中心,不能什么都恢复,恢复旧秩序,更不能允许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大家下去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各单位都有几个群众组织,至少有两派。哪是左派,哪是中间派,哪是保守派,哪是右派,非要弄清楚。这里要有阶级观点,要认真领会中央方针,深入到群众里去。在没有调查清以前不要轻易表态。毛主席说,站在那里远远望一望,就想去解决矛盾,这样做没有不出乱子的。大略的调査研究可以提出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要作周密系统的调査研究工作。即使自己觉得弄清楚了,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深入调査硏究,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关于对待科研路线问题,我在上个月的讲话中提到了。现在说明一个问题所谓1225会议问题。Ⅹ×工业科研辩论,经过总理,叶副主席批准开会,就是1225会议。过去斗争很激烈,一派要开会,一派认为不该在此时开会,说这时搞部院合并是方向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表态。我看并不是不可以辩论。部院合并,中央决定是一回事,罗瑞卿利用这个问题搞政治资本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工厂,科研部门肃清罗瑞卿,贺龙的思想影响,要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那时,没有提到这么高,提生产、科研矛盾突出。因此,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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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这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大阴谋。现在另外一派又压这一派。我看这个争论不要再争了,问题清楚了,现在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应有研究机构。另外,我提了些材料,这是,××科研上刘,邓路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厂所合并,实质是取消科研的路线。这是同反对刘,邓路线分不开的。我看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一致反对这条错误路线。双方对这个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当然,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最大的反动路线,可以结合起来。
    在军管工作中要注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群众,帮助革命群众。军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抓活思想,做思想工作。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军管形式带有强制性,加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就很容易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很容易犯自以为是、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毛病。军管工作同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能搞命令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在工作中,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一切大权集中于军管小组,群众对军管小组提出批评可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对军管小组某个人提意见,不能说是反对军管小组,不能说是反对解放军注意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避免犯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军事接管是政治接管,是毛泽东思想接管。军管,首先要抓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抓活思想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千条万条,这方面工作必须放在首位,贯彻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雷打不动
    军管搞到什么时候?中央有个文件正在讨论,现在说一点精神。要首先做好各派群众的工作,实行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我们这些单位不搞夺权,搞文化革命委员会。搞好了大联合,搞好了三结合,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军管任务就完成了。这个文件还没有经过讨论,将来以中央决定的文件为准。
    叶剑英
    在座的同志们要去做军管工作。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里双方斗争很激烈,他们纷纷要求军管人员快去。匆匆忙忙上阵,容易犯错误同志们先拿几天准备一下。现在五省、两市已经军管。同志们进去后,他们双方都要你支持他,要你表态。要说犯错误,就在一开头。开始你要多问少答。有些同志采取这个态度,好一些。匆忙表态就搞错了,以为支左实际支了右了,要经过详细调査研究,采取慎重态度。山西军区把下去的人抽出来学习了再下去。总之,这是新的工作,要稳步前进,宁可失之于过迟,但不是消极等待。利用一周、
    十几天时间学习经验,要大学调査研究。为什么支错了?那就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大家要利用时间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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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很对不住。由于批文件迟来了二个小时,对有关的问题讲讲。主要就是军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
    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这是过渡的办法。我们去就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另一方面就是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领导班子,这是夺权的单位,不夺权的单位也可以搞三结合
    这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管。我们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消灭了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跑到台湾去的只是大头目,我们还要留下的这些人工作,就派军队接管,成立军事小组或代表。有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新的政权。
    现在不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哪里都有广大的群众,问题就在于如何领导。十七年来,从全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上而下的夺权。这种革命在城市是不那么彻底的,群众都还没发动起来。农村进行土改也是由上而下,多数地区存在和平土改。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不断发动群众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批右倾,社教运动,这都是使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这是由上而下的。这就有不彻底的地方,群众没发动起来就结束了。一个浪潮过去,旧的下去,新的又起来了。在政府军队都有这种现象。因此,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得到这样的土壤,气候,对它挖不到它的根。由于斯大林革命不彻底出了赫修,这是经验教训。难道我们就不能发生吗?从苏修廿大以来主席就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是不自觉为修正主义培养种子,斯大林没看到这个问题,因而产生历史上的曲折。我们不同,我们有苏修的教训,主席不能容忍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出现。我们设想下,去年六、七月,以刘邓为首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修正主义登台,发展下去就会变颜色。我们主席健在,阻止了这个逆流。我们的同志没发觉。我们各部多多少少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下去,不要多久,一旦条件成熟,修正主义就登台了,资本主义就复辟。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号召,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就起来了。可见伟大领袖的指示能和群众结合。平时群众就看不惯某些领导得到主席的支持群众就起来了。固步自封就不愿群众起来。这样的各级领导是便于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便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利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意料的事情,是出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说,我们落到群众后面去了,有些同志就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不要看到受伤,要看到主要的方面。我对省委书记说,老本输光了,要重新做起,即使是三反分子,主席处理的尺度越来越宽,红旗的那几句就是主席加的,给这样大的机会。所以这样的全国的大问题,关系到全世界命运的问题,我们要作深刻的分析。几乎很少例外。总是要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我们是如何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时期要实行军管。解放初期是先建领导,后发动群众。现在群众远远走在前面,和主席、林副统帅走在一起。你们军管就是要把领导建立起来,过渡到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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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还要重读老三篇,记熟。需要时时身体力行。你们去执行任务也要学,别人学,自己也要带头学。指导思想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路线时,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实现三结合。现在既参加共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要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拿毛主席的红线,批那条黑线,一定要注意矛头是向上的,不是向群众。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群众已在革命化过程中,也远远超过干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领导和他对立,就造成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思想革命化就会使生产大大推进。支农的就到地里去干活,到厂矿的去煤矿开矿。农村,厂矿干部是来自工农的,即使躺下来的干部,看到你们这样作了就不会不跟上去。这是通过实践来影响干部。但还要回到第一条,要有理论,有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你不在他那里也能搞得好。抓革命促生产绝不是二元论。或倒过来只抓生产放弃革命,这样生产不能巩固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到个单位,首先要模一下,研究一下,调查研究。毛主席经常跟中央同志说,有些同志就很差。桃园大队的经验欺骗一些人,现在揭发出来是假的。我们听到大吃一惊。我们还是要毛主席的调査研究。当然不是烦琐哲学,要抓住要点。阶级分析是抓住方针路线,而不是调查出身、党团员
    这是刘少奇的办法。这是
    他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是包庇那么多叛徒。我们要抓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不学毛著,有没有干劲,然后是不是遵守纪律。首先是有没有革命性,有了革命性,还要讲政策,按十六条办事。今年文件多,就是经验多了一些我们都在摸索中学习。在摸索中就要总结经验。政策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去年八
    九月和今年三、四月的情况来比就不能比了。不能说过去没作,过去就是错了。主席就是在前进。
    纪律是自觉的。要看你的政策是不是正确,正确的,纪律就会好。整风学习这是由群众自己提出的,方向对的,工作总有些错误吗。经过整风,才能按行政单位编战斗组。一去就按单位归口那是不行的。整风后就可以。机关比较容易搞学校是跨班或系。机关跨局、司的不同的战斗组也要联合,如不行待整风后再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取消,但要支持造反派。联合有两种:合并,联合。对保守派不能下命令,只能教育、争取团结他们,分化他们,也可能他们××变成造反派,这也是允许的,革命不分先后,最后孤立极少数的人。多数部门夺权后监督业务超过了范围。外交部两派不愿意在一起,他们不能说服我们。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已经站岀来的当然好,但有的还没有站出来要帮助他们。一月风暴席卷了全国,在夺权斗争中,要搞三结合,这样干部纷纷要求结合,要结合就要亮相,就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全靠边站,全部结合都不对。有的把旧秩序也恢复了,监督也不让了,这就不对了,已站出来的要帮助改正错误,现在还没有站出来的就要彻底检讨,要彻底革命,要为他创造条件,这一点我们要作工作,这是不好作的。对干部有两种倾向:打倒一切,全盘肯定。打倒一切对群众好说服,全盘肯定是错误的,是逆流,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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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军管是过渡。要经过整风学习,把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彻底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实现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主席原来说
    、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
    、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当然,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一直和群众对立,所以都有夺权的需要。这是由于各级领导不很好学习,落后于群众远远的落后,就越难赶。看出身,党团员,是绝对化的口号,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受修养的毒害的结果。现在要去的部门都有这个问题。但你们去的地方是国防工业和科研单位。不需要夺权,但要三结合。这是困难。这些部门,外单位不能来串联,但在他本部门,你还得允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检査和监督不同检査是事后的监督。是大政方针你们都得管。军管时期群众没有监督权,只能批评建议。对领导要撤职的就得撤,有的撤职留用。你还得调一些,还要升一些这都要区别对待。领导机构总要吸收新的的血液形成新的领导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八、要区别严格的保密和一般关系,不要强调什么都要保密,结果什么也不保密;另一种就会变成压制群众运动,因为你不让他串联。极重要的机密不要让大家讨论,例如党委会的记录,图表,否则就叫材料挂帅。北京为材料打架很长时间,但并没有用好它。六十一个叛徒是从社会上调查出来的,最后从档案证实。
    九、在军管单位,由于群众没有监督,只允许他们批评建议,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提批评建议,不然就无法集中
    十、下去军管前,要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当然真正的学习要到实践中去学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今天我们来座谈一下,谈些问题。
    我这两年养病,所以对艺术学院的事情管得很少。前个时期准备好几个会有其他任务要料理一下,所以对全军文革的事也管得不多,从四月十八号开始吧!反正是从最近才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军文革,为了保证我们的军队永不变色永不变质,这是百年大计。
    首先肯定艺术学院战斗革命组织星火燎原,你们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中的修正主义文艺黑钱,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你们的革命干劲不错。闯劲也不错。敢闯敢斗。你们对文艺团体的点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点革命之火嘛!最近同志们通过小的整风,风格很高,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思想有了提高。保证了今后运动能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军委同志们听了很高兴。你们在运动中主流是对的,这不等于说,你们没缺点,没错误,缺点错误是有个时间冲击军区。你自己是解放军,应以适当的途径提出来。这方面是有缺点的,但这不是整个星火燎原的问题派出去的个别同志,极少数的同志当时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很好的体会,犯了错误。经过检査、整风有认识,这是好的。那时是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光要民主,不要集中,光要自由,不要纪律,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你们已经检査过了。我想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只要大方向对,主流是好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这还是好同志们,好现象。也可以锻炼自己。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给我写了信,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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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态度。同志们也有些过头的地方
    请罪不好,我不让你们叫嘛,有了错
    误检查,请什么罪啊!改正就可以嘛!那天开会,我讲了你们,因为我发觉有人对你们有不正确的认识。(“星火”插话:已有人说我们是反革命组织)真金不怕火烧!是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起来的
    现在的做法,江青同志不是讲过了吗?江青同志的讲话你们看了没有?很重要啊!要学啊!(肖主任念讲话中的一段)“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总理讲话中也有“…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它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文革说话的。这就是当前的大方向在全国各地揭露,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修养》要批倒,同时又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要掌握这个大方向。也要彻底揭发文艺黑钱,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江青同志也批评了屁股坐不下来的小将。艺术学院主要靠你们自己。把运动搞深搞透,搞仔细,还得发挥你们革命派的力量
    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和最近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总的方面要肯定成绩,很伟大。特别是支工支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推动仝国学毛著,推动农村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前几天开会,还讲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当然在繁重的任务中也有一些缺点,个别地方还犯了错误。这么多人投入运动,过去住营房没接触过这么多群众。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査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有些缺点、错误,没经验;有对有错,或开始错,又改正过来了。但性质不一样,是错误和缺点的问题,军委也开了会,会后会很快的扭转过来。
    十条主要是支左爱民与八条不矛盾,八条命令继续有效。军事机关不能失去作战指挥,要保持稳定,这些事都是一致的。江青同志概括为“拥政爱民”,我们要响应贯彻。
    全国有些保守组织是不是有些抬头,军队有些地方活跃一些。保守组织看怎么来看,保守派抬头,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个斗争经过一次次反复,在阶级斗争中左派力量才能受到锻炼。不能说活跃一点就是有后台,不能这么说。(《星火》插话,北京军区说:“李曼村是你们星火的后台”)。你们不要听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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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地方指导思想的确有问题,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不高,冲击军区真正冲的是左派(当然也有各种思想,有的就想看看司令员是什么样子……)冲军区的基本都是造反组织。毛主席讲:左派冲,欢迎;右派,要追究。如果思想不明确,就压制了左派。造反派本身也要检查一下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自己不争气,给保守派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不从本质看问题,要抓住一个人,一件事错了,要掌握斗争的策略,政策,方法,不然也容易被人家利用,造反派应成为遵守、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这样就少犯错误,少被人家利用,使人看到造反派真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近左派内部打内战,在大联合中有的“私”字当头,争名夺利,争席位,不照顾全局利益,计较个人利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就是在批刘邓的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在斗争中好好整顿组织、思想。最主要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着
    (每个)造反派的思想活动去学,这样才能学得好。造反派组织大轰大冲做得好就是有时坐不下来。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语录,著作都要学。还要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岀来的几篇学。要带着问题学毛著。你们每天都坚持吗?(《星火燎原》同志答:坚持)。要坚持,还要逐渐增加。昨天的社论很重要(指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你们学了没有?(《星火燎原》同志答:学了)这篇社论是有的放矢的,象这样一些社论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社论很重要。社论中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起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样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社论中说:“在搞违反政策的鲁莽行动和无原则的纠纷上是’好汉’,在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战场上是懦夫。”真是把无政府主义整个思想面貌都描写出来了。提倡纪律不能说成是奴隶主义。要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嘛!没纪律怎么打仗?当然根本是靠政治、靠思想,但也要有自觉的纪律。打内战时多做自我批评。打内战在天津,辽宁地方上很突出,军队也有这些问题。这个很重要,打中要害,我们一定要克服其中所指的现象
    大破大立。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立。哪些是立刻能改的,马上就改要从批判刘邓如何引导到本单位的斗批改上去,这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九个月了,艺术学院立了些什么东西,拿出什么新的创作来了没有,你们搞部队文芑的,要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嘛!破是为了更好的立嘛。光有破不立那能行啊?开花要结果啊!部队文艺团体(包括艺术学院)如何很好地和战士,工农相结合,搞出新的创作,这很重要。《白毛女》改得很好,现在改得比歌剧都好造反精神足了,武装斗争突出来了。《沙家浜》最近也改了。我们军队一个也没有,一个新的创作都没拿出来,歌子还有几个,好的不多。这点是受了批评的是不是可以从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驻京文工团先拿出点文化革命的新东西出来,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无产阶级的东西,给那些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看看嘛!是不是你们腾出些力量,排出些新的节目来,这样子能看到成果。
    最近要大破大立,艺术学院是全军文化革命的重点,也是培养军队文艺干部的基地,艺术学院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贯彻得更好。艺术学院搞好文化大革命意义很大,对全军都会发生影响的。过去做得不好,修正主义毒素经过批判要肃清。我不同意你们最近又派人出去啦?你们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嘛。派人岀去搞不好要犯错误。不相信人家会搞好斗批改,屁股坐不下来。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把力量分散了。这样也不符合中央军委的规定。到青海去的五一以前都回来,军队也要贯彻。(《星火燎原》同志问: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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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来京告状的,怎么办?)来京告状的那是另一回事,搞完了动员他们回去嘛。
    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九个月的架,高等军事院校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星火燎原》同志问:高等军事学院哪个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现在正在进行调査研究。会闹清楚的。
    以后,有一条,那个地方搞武斗,你们不要去参加。你去起什么作用?两个都是左派,你支持谁?最好不要去,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艺术学院以后对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去参加,我们不主张武斗,(武斗)是违反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文化革命就是思想革命,要触及灵魂。打人简单,主要是灭资兴无,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打两拳就不出修正主义了?艺术学院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不要盲目,什么事情都要调査研究,独立思考
    那天,一些院校到三座门去接管(全军文革)接待站,要把是非界限搞清楚。你们不去是对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坏了就说军委文革都坏了,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否定全军文革。江青同志就是全军文革的顾问嘛。还有杨成武同志,谢富治同志,关锋冋同志嘛。不能说解放军中某个人犯了错误,整个解放军就都犯了错误,罗瑞卿曾经有影响,但很快就被打下去了嘛!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嘛,这是主流嘛!全军文革就是有某个人犯了错误,那仝军文革就都是坏蛋,不能这样看问题嘛!正象《星火燎原》一样,由于你们某个人的错误或一件事情上的错误,不能说整个《星火燎原》就都坏了嘛!不等于《星火燎原》的主流就错了嘛!我们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行动要考虑后果问题。
    对某个人的材料调査,有意见可以提,但考虑方式。敌人很注意我们军队的动态。《解放军报》最直接,他们要搞动态,找材料。修正主义最注视我们。我们要考虑国际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知道军队是一张王牌,我们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中某些人有缺点,有错误,采取什么适当方式为好。这一种好些,另外一种可能产生副作用或震动太大。我们考虑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要从整体来考虑。你们对军委某个同志有意见,你们可以批评,提意见,写小字报,大字报,可以写给林副统帅,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你们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大字报最好不上街。我做为一个意见提出来。
    我很赞成你们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可以批判,但仅限于军队范围之内,以开中型会议为主,大会开一、两次必要,主要是打掉他们的威风,教育群众,鼓舞士气。总这么开就成了老油条了。比如彭×在开第一次批斗大会时还吓得发抖呢,以后他就满不在乎了。(总政治部这次批判刘××,二百多人开了十三天会把东西端出来,全斗臭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大家把他亲自写的,签过字的东西一一拿岀来跟他对证,他就没有办法了,搞思想路线斗争,摆事实讲道理嘛!各个文艺团体可以轮流,要搞材料。把炮弹,子弹准备好,从总政这次批判会来看,效果好,教育人。外地方面不要来了,驻京部队主要是文艺团体,对罗Ⅹ刘××、陈其通可以分几次(批斗)嘛!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大会只能用来教育群众,不要开太多了,主要是靠小会斗倒斗臭。我们支持你们开这个会,但你们一定好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艺术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归全军文革直接领导。全军文革、文化部给你们提供材料。你们也掌握一部分,但本机关掌握得总是更准确一些。会一定要开好。斗倒斗臭。要有充分材料报纸不要办了,我们报纸够多的了。我劝你们还是搞好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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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稿子寄给《解放军报》,这是造反派最大的报纸,中央文革直接在抓,林总也在抓,你们应该完全信任。
    魏传统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批判。(《星火燎原》同志说: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现在我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我不能定调子,要先搞材料。你们搞的那些材料我再看看。苏××、许××、成××、张××都斗了,但军委都还未做结论你们先斗嘛,先批嘛,摆事实,讲道理,把缺点错误摆岀来,根据事实,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他本人的态度来看。
    夺权先不能定,看批判的结果。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夺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另做处理,这一点江青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
    关于演出问题要先和文化部谈谈,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造反派的力量要团结好,要壮大,你们要做保守群众组织的工作。有些地方保守组织的人很多(如内蒙有七、八万,成都产业军有十几万)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他们那里也有左、中、右嘛。应该把群众和头头分开。这样才能分化,强制武斗,砸也不能解决问题,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使群众觉悟过来。保守组织不定都是反革命(写反动标语的、污蔑领袖、污蔑副统帅、盜窃国家机密、行凶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按公安六条办事),两类矛盾要区别开。对外单位组织的分辨,要很好地调査硏究,不能用感情代替,有些单位斗争相当复杂。不能因为某组织中有自己的同学,或是什么就去支持,也不能因为他过去支持了我,我现在就去支持他。这样是不行的,要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今天谈的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可以提意见,送大字报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内部参考文件: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两点二十分,军委文革副组长肖华同志在××××接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的十六名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王宏坤同志,余立金同志。肖华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在讲话前,肖华同志先听取了《星火燎原》同志们的汇报。在谈到“四方面军战史”时,肖华同志说:“过去的战史可能有问题。各方面都送战史,那么多有些都没有经过审查
    在谈到军委文革小组×同志曾到我院讲“目前不适宜杀回马枪”时,肖华同志问:“你们院的领导做过检査没有?”又说:“他不敢亮,你们要他亮嘛。应该给他们以机会。魏传统有什么事实,你们讲一讲嘛。”
    《星火燎原》同志反映:军委文革×同志到我院放风:“军委文革×负责人讲了,魏传统基本是个好同志,应该以他为首组成三支两军的领导班子。要搞清楚究竞是谁讲的。”
    肖华同志对军委文革×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不要随便乱说话
    当《星火燎原》同志问到有关军委二月密码电报问题时,肖华同志说:“有这个电报。因为那时各个军区都来告状,军委讨论了这件事,是军委发的。”
    关于《星火燎原报》的出版问题,肖华同志说:“报纸很多罗,你们是不是每篇文章都看了?《解放军报》就是全军最大的造反报;《红旗》、《人民日报》就是全国最大的造反报嘛!我看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要节约闹革命,目前正在大量印刷毛主席著作,要印一、二千万册,毛主席语录也要重新搞,有的地方要删去,前言用林总写的。印刷厂很紧张,我们开会,会已经完了,可连个简报都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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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火燎原》同志们反映:“在我们整风时,为什么军委文革×同志要我们把检查材料直接送到叶办,要的很紧。第二天又退回来,说写的一点也不深刻。非要我们大谈给别人画黑脸时的活思想是什么,叶××又不是全军文革的,为什么要送到叶办呢?”肖华同志说:“叶办要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说不要写请罪书嘛!”肖华同志立即对军委文革×同志讲:“把以前他们写的那些检讨,都统统送还给他们。”
    《星火燎原》同志接着提到:“当时还有各军区给军委写的好多关于我们的材料,还说不给我们看……”肖华同志说:“这些东西放在军委文革也没用,全部交给你们自己处理。”这时《星火燎原》同志热烈地鼓掌
    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
    在木军区范围内拘捕军内人员,除行凶杀人必须当场拘捕外,要经各大
    军区,军种,兵种党委批准拘捕,属于国防部长以上任授的干部,要经中央军委批准。
    二,到本地区管辖范围以外拘捕军内人员,要经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党委审核,报中央军委批准。
    到外地捕军外人员,按四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
    犯的手续实行。
    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
    ,对于已经拘捕,行政看管,隔离,反省人员,应进行迅速审査,除了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特别坏的右派头头外,应一律立即释放。
    凡是错误地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
    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
    ,凡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和解散的,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军以上机关革命群众组织按照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解散的不再恢复
    四,凡属以上三种情况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写的检査书,请罪书一律退还,革命群众组织的退还其组织,个人写的退还其个人。
    五,以上问题处理由军,省军区以上机关掌握负责检查,督促迅速落实,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1967年5月14日下午两点,在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前就农林口问题请示了谢副总理〗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谢:你们自己干嘛!继续深入地批判他!
    说:谭震林五月一日上天安门后,农林口形势有很大变化,他的秘书吕伊波
    五月二日突然死去了,有恐怖气氛
    谢:吕伊波揭发了谭震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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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他写了一个揭发谭震林问题的提纲,还来不及揭发,就突然死去了,死的原因我们正在调查
    谢: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即使将来给他工作,你们批判他也是对的。保守派要保就是错的。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总理。
    五、武汉“七二○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时间:7月8日下午,地点:京西宾馆。军委叶剑英付主席接见“××“×××”专业会议代表,谈了目前形势,摘要如下。〗
    “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当复杂和相当尖锐的,这就要求××科研、××工业认真抓一抓革命,来促进战备,促进生产,促进科研加强国防建设。”
    “文化革命把过去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当官做老爷的威风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男女老少一起闹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战备。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的党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党,我们的领袖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纪元,把世界革命推进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帝、修、反用尽一切办法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在台湾指示潜伏的特务,要做到‘三要’、‘三抓’,这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三要’是要造反、要串联、要夺杈;‘三抓’:抓报社、抓电台、抓学校。反革命在动员他们的力量,介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实现反革命复辟
    “不经这场混乱,不会长治久安的。不经过这一乱,不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现在还是要放,在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以后,坏人,他自已是什么面目,就通通暴露出来了。”
    以色列把纳赛尔的五百多架飞机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都搞完了,所以我们不能象他们一样睡觉。”
    “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十个国家的武装斗争也在发展壮大。我国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正在扩大,正如主席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党和组织已有七十九个,分布在五十个国家和地
    “我的大字报遍中国,有个造反派在我家写了‘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有的同志说撕了吧,我说不要撕,这是座右铭嘛。这样头脑里就想到我还有被打倒的地方。主席昨天还讲,现在乱的很呢,比去年还乱哪!乱到一定时候就不乱了生无政府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惩罚,要认识这一点,自由是认识的必然结果。”“国防科委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国防工业部门广大革命群众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
    “刘、邓、彭、黄、贺、罗,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搞的是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反动路线
    “林付主席指示:“生产要为试制服务’,生产要为科研服务,科研要走在头,试制出来不一定搞那么多。可以把图纸资料放在保险箱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再搞新的,不断前进。”
    “林付主席的指示,过去没有坚决贯彻,以后要坚决改过来。64年部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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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罗瑞卿是搞鬼嘛,贺、罗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
    他
    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罗经常排挤、打击聂付主席。在长征时,林付主席当军团长,聂付主席就当政治委员。他多少年来一直受打击,不管是受多少气,他还是这样艰苦地工作,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党性很强。特別是彭真打击他,廿多年,聂付主席闷在肚子里,去年才讲出来。贺、罗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
    “建国十几年来,××科研、××工业战线一直有两条路线斗争。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揭发了他们削弱党的领导、瓦解、取消科学硏究队伍,造成使用、科硏、生产严重脱节,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业的发展。”
    原载第十研究所《东方红》(39期)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大会上的讲话陈伯达讲话
    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祝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同主席所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正因为这样,先念的检査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深入开展,我们的领导同志,首先到群众中去,那么先念同志这次检查后首先到财贸系统各部里、各学校里去。先念同志也对我说过他要到各部里、各学校里听取群众意见,向你们学习,就可以使思想前进。同时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学习。学习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遇到问题向主席请示,向领导同志请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不仅要求先念同志这样做,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做。我们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受主席党中央委托的,都要兢兢业业地不断学习和改造。向你们学习。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如果坐在上边遇事不调査就随随便便发号施令,是危险的,这样要犯错误,可能被你们批判,以至非打倒不可!最后让我们呼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刘邓陶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地点: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月十七日早晨在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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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会议厅又一次接见了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对于揪斗三反分子谭震林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亲切关怀,巨大鼓舞!〗
    首先总理说:上次给你(指农大×××)谈的,在农大开一千人的会议,现在看来可能你们不满意。我先听听你们的要求,以农大还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还是农政农办发起?开会方案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提出大会的规模、地点、时间时,总理说:原来说开一千人会,现在看来不行了,你们要求开万人大会。
    ××说:我们完全能保证,他们不敢冲
    当谈到发言时间时,总理指示说:有几个人发言?你们发言要控制在四个钟头,礼拜六开,时间下午一点半到六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后天的大会我要去奉陪的。大会的名称叫批斗谭震林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口号由你们定。
    ××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高谭震林的身价
    总理说:那怎么能这么说,那时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完这会后,可以一单位一单位去批斗,我就不奉陪了,让联络员陪去。这大会后要是一星期批斗一次,你们订一个日程表,交给我,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得给他留点时间,写写检查。
    当×××提到揪谭火线的战士在开批斗谭震林会时再撤时,总理说:那很好。今天不去了。星期六以前我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指揪谭火线战士。)
    当×××提出大会要照相和录音时,总理说:那可以
    当×××汇报到“斗、斗、批联络站”扬言要让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在八月
    十五日再次向谭震林请罪时,总理笑着说:十九日谭震林不是就出来了嘛,就开会了嘛!
    当×××汇报到农林口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农林口这个问题现在由李先念管,我同他商量一下。
    当××Ⅹ汇报说农林口假夺权后,老保把大印抢走,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总理说:这问题好办,我和先念讲一下,把大印都收回来不就解决了!(群众热烈鼓掌)
    Ⅹ××汇报到季宗权长期不上班,操纵“斗斗批”破坏农林口文化大革命,要求总理令季宗权上班时。总理说:这事我和先念说一下。
    另外代表们还汇报了农林口当前有关问题,总理都作了指示接见最后在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口号声中结束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总理接见你们时,你们提出要停姚依林的职。姚依林的问题,我已向总理反映过了,总理同意你们的要求(口号)。现在我代表中央、总理宣布停止姚依林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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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昨天总理接见你们,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打倒刘邓陶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时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我们要提高警惕。民院抗大,东方红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钢院的也要注意:是否有坏人?有坏人就自己起来抓嘛!不要只抓对方的嘛!天津大联筹在陈伯达讲话以后就自己起来抓了。安徽的,江青9月5日讲话后,他们一天晚上自己就把双方的坏人抓岀来了。这样就很好,不要别人抓,各派抓各派的。这次周总理处理的农口秦化龙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本来谭震林讲了秦化龙是坏人以后,保守派就被扶植起来了,把革命派压下去了。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受到了批判,批谭是完全应该的,当时他们也提出为秦化龙翻案。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査,现在证明秦化龙确实是叛徒,在新疆监狱里叛变了,他们就把他揪出来了,这次秦化龙实际上就是曾经要为秦化龙翻案的这一派揪出来的,当然那派也参加了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一派揪出来的。这就很好嘛!现在就不能把保过秦的那一派压下去而让保谭的那一派翻过来,那个保谭的案不能翻,这个作法是完全对的。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批准二十五日前在农大批斗三反分子谭震林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十五分至六点十六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了农口“革联”所属单位革命派代表二十五人。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革命大批判问题十分关心询问了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
    在谈到批谭问题时,总理指示的主要精神是:
    1、时间由你们定,同意你们9月××日开批斗谭震林大会,具体安排跟总理联络员联系,问题是你们能否维持好秩序,我们要派人保卫
    2、批斗谭震林我是赞成的,各个学校和各部都可以批斗,农大批斗后,其它单位还可以批斗
    3、这次批斗要搞好,要树立模范,树立典型,不树立典型就失去了信任,不要弄得我支持的一派又垮台了(李先念插话:不要武斗。)4、不一定很呆板,一周批斗一次,可以一周批斗两次
    5、批斗谭震林报告中为什么不提批判王观澜?要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我农口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遵照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中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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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研究资料
    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第三十三章在动乱中稳定军队“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1966年,中国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哉”,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岀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
    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斗争集中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稳定军队”问题展开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妄图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据査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以及访问刘志坚、李曼村等回忆,主要的有:(一)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二)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三)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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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五)8月16日,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六)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七)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岀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査。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
    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
    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淸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化大革命”、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槁乱军队。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是,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向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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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
    林彪、陈伯达无视叶剑英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全国大量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岀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岀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閉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引证毛泽东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
    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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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但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巫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
    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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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串连炮打何时了”
    叶剑英无所畏惧,泰然处之。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针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人员认真研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钦佩。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岀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腔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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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査。
    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亲自打鸟,设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受叶剑英保护的同志中,也有过去伤害过他和整过他的人,他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据周家鼎、张佐良等回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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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与此同时,他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揪斗之风越刮越烈
    五“内忧必然引起外患”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岀:“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仝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经过时剑英等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据总参作战部王宪志等部分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叶剑英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的指示。
    第三十四章迎着逆流进击“大闹京西”
    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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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眀,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晩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査。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咋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巫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晩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査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臧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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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晩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眼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
    、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仝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硏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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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大闹怀仁堂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千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岀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晩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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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四、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1967年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査,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句,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
    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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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竞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五、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仝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査。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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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
    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
    六、“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届十二中仝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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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作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七、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査。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査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感动,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钧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很深”。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八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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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闵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同其他几位老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島的原因、日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珍宝岛事件”以及由此加剧的中苏关系紧张局势,直压在叶剑英的心头。在这一事件一周年之际,叶剑英身处外地,肺病复发,犹念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以《珍宝岛》为题赋诗一首病阅聊斋事可伤恒娘读罢又庚娘敌军压境魔侵肺心在边疆身在床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別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岀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6月7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一年9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叶剑英作为副团长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并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
    九、“流放”湖南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的迫害。1969年10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七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徒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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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慰问。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赶到湖南看望。湖南省军区的一些好同志对处在困境中的叶剑英尽力给予关心照顾。叶剑英和这些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今,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尔来看望,或捎信来问候,他表示感谢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在给选宁的复信中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战备疏散”期间,叶剑英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儿女失散(有的在监,有的致残),但仍胸怀开阔,泰然处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学习外语,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收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为国为民忧心。他利用各种机会,经常出外走一走,转一转,参观工厂,看望群众,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提岀合理化建议。他登临岳阳楼,极目八百里洞庭,览物动情,反复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利民,其志更坚。心有所感,则吟诗填词以眀志。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身边人员,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在岳阳招待所亲自下厨房感谢炊事员陈炳生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有一次他与陈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劝阻说:“陈师傅,这是好东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来下顿饭给我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
    十、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于8月20日飞上庐山,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一伙早有预谋,搞突然袭击,抛岀“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进行抢班夺权。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与林彪、陈伯达进行斗争
    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査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周、叶。11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调査研究,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调査。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査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査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我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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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査硏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这个政冶骗子的反动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清除林彪与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做岀了重大贡献
    (摘自《叶剑英传》
    聂荣臻在二月逆流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岀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査。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取。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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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突岀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
    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竞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
    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査。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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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晩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晩,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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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
    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仝国白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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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
    八·—”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计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囯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竞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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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
    抓生产’等
    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定要转告聂荣臻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釆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眀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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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岀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岀来,有些问题要妤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
    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
    要不要党的领导
    、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木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
    二月上句,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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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胃“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摘自《聂荣臻传》)
    徐向前在二月逆流中第一节被推进历史的漩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一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
    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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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他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己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下,交代一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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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
    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军队不准大串
    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往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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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査,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千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
    我们要见徐向
    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己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仝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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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仝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硏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罰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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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
    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
    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
    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第二节在逆流中勇进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纱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他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他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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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口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
    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他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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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
    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
    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査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査。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仝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展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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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査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査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査,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
    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岀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髙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
    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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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
    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竞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心情沉重。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冇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他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査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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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第三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仝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
    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这是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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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仝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继续“接受再教育”。
    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日,遂发岀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千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子,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中科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
    ”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
    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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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朿,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岀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己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优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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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摘自《徐向前传》)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0一一年七月,王广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2月16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岀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己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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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卬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
    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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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份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別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査历史档案的原件
    口原载《记忆》第七期
    2007年8月27日初稿2011年8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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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二节批判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本节资料
    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白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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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1967.0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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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板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仝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一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仝党党员团结起来!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一九六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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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弓,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伯达,江青及文革小组诸同志阅
    这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三个学生来信,他们用“质疑”的手法,来保李洪山乔兼武、杨勋、杨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生六七年一月一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当崔子明等人写到十二月十二日给康生公开信错误之一是“在于当时我们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时,康生批语:不对,是反动阶级立玚问题
    崔子明等人认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康生批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走狗,是“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但是你们给我的信完全不是这种观点,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乔兼武、杨秉章反革命言论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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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错误之二在于:“对于全国陆续发生斗群众,群众斗学生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和主流”时,康生批语:不对,李洪山等人不是群众,是反革命分子,斗争李洪山、乔兼武等人,不是群众斗群众,是革命群众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北大同学批判你们这封反动的信,是正确的,作得对,作得好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当然桥和船的问题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於革命”时,康生批语:你们不仅是反对革命,而且是破坏革命
    当崔子明讲到,他们“由于刚刚串联回来没有什麽事可做,(当然我们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不够)”时,康生批语:你们反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够。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你们还要垂死挣扎,还写这样的反动信来进行反扑
    崔子明等人说,他们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是极不严肃的。”康生批语可耻的狡辩
    崔子明等人认为公开信在“客观上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很不好。”康生批语:这正如来信所讲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麽了不起。”
    崔子明等人对同学们的批判感到“我们目前所受压抑很大,几乎抬不起头来。”康生批语:好得很,这对你们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几乎”,而是要将切反动言论使它永远抬不起头来。
    崔子明等人说:“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则说:现在我认(为)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继续下去就是敌…(康生在省略号之处加了“我矛盾”三个字)谈到这儿,他把敌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继续下去就是对抗性矛盾……。”康生批语:讲得对,不应该咽下去!应该如实的讲
    崔子明等人说:“有一些人叫我们‘反革命
    跳梁小丑’,或许大多数
    同学在开玩笑。”康生批语:他们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的阶级斗争
    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学们对他们的态度“能否缓和一下?”康生批语:对错误为什麽要缓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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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写到一位哲学系五年级的同学批判他们时,“我们还是陪着笑脸听了他的意见,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见的。”康生批语: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同你们所说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说:“我们的信件(经同学建议成了公开信)的观点和认识有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语:欢迎自我批评,但是要诚恳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两面手段的。你们的信原来就是准备公开张贴的。给我的信写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开贴出也是十二日
    崔子明等人问:“我们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康生批语: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写道:“我们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不可以反映给你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有意见可否提出?(当然意见不一定正确),认识上有错误就一定是立场问题吗?”康生批语: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裝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崔子明等人写道:“我们提出的问题看来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对于我们和持有我们同样疑问的人都有好处。”康生批语: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亚、万会秦、赖锐锐、伊林、乔兼武、杨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崔子明等人对康生说:“上次给您的公开信就是很不认真地写出来的。”康生批语:不,很认真地写的。不要用谎言去掩盖错误
    最後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康生批话:对此信的批语,就是对你们两次来信扼要的回答。
    二)拿刀子捅人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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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江青:你出去了没有?
    同学:出去了。(讲了串联情况)我们几个头头每天忙得要死,说不定哪天要下来,大家说我们是小当权派,以后还要斗我们哩
    (首长笑了)
    康生:领导忙,下面没事干怎么办?
    同学:整风……其实说整风也没整,以后说准备参加兵团,兵团没要,他们自己组织,这组织那组织。
    江青:要哪个组织?要保他们自己。
    同学:希望中央要注意中学情况,中学的问题要抓江青:对,我们的责任很大。
    同学:铁杄红卫兵在中学还是不承认(错误),大学搞了,中学反动路线更深,各个学校组织不多,红五类组织起来
    江青:什么叫红五类?
    (分析干部问题),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
    彭小蒙我早就发现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评她。
    同学:他们根本不是辩论,就是压,只要意见不同,反对反动对联,动手就打
    江青: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同学: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康生:对嘛!你们这个观点很好。
    姚文元:(对李峰)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以这为题写一篇吗李峰:(表示遗憾)
    江青: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你们讲嘛,随便讲
    同学:红卫兵也应该有自我革命精神,以前只革别人的命,文化革命也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要造自己灵魂的反。
    江青: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
    同学:(谈到“西纠”镇压革命的活动问题)他们也是红卫兵,对他们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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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江青: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同学:他们要解散我们。江青: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
    同学:他们的黑电话随便打,还准备砸我们哩江青: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同学:一辩论他们就要看观点,观点不同就是“混蛋”,就打江青:这是流寇!
    同学:他们只允许同意自己意见,不同意就打、骂。江青:法西斯罗!希特勒!
    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
    江青: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
    同学:我们要看你的讲话,他们就保密,我们贴了三次,他们撕了三次。江青:什么?撕的什么?就不对嘛,有的人有有利条件,有幕后操纵者(这时李峰给康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问谢清泉是不是谢镗忠的儿子?说他干的两件事。康老递给江青,江青对谢镗忠说:“回去让你的儿子去派出所自
    康生:那就是老子革命儿混蛋嘛!
    同学:最近确实有一种反扑形势,他们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车去的,我们的纠察队也得准备,比较紧张。
    江青: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同学:现在红卫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们帮我们辟谣。说我的什么秘书是张久舜,有人还说李润贵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也要造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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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讲述红卫兵抢东西等恶劣作风。)江青:这是流寇作风。
    同学:他们为什么这么硬,敢于炮打中央文革?江青:主要是背后有人。
    陈伯达:不要叫纠察队,(指李峰说)你们的学校,他们真正的秘密的地方,我还没找到。(指六中杀人的红卫兵及西纠队员。)
    同学: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其实在校外。江青:他们在学校呆不住嘛!
    同学:我们认为市联络站没有立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对谁都样。(不分多数派,少数派。)康生:这个意见对
    江青:我看这个联络站应该解散,就怕打仗,实际支持打。廖承志就是这样,把阶级斗争看成哄小孩,罗青长的孩子现在也打人,现在一个秘书长就了不起了(面对同学)你们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对他们酌情处理。同学: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纠的人可以随便出入。江青:我昨天解决了,他们帮了资产阶级专政。
    同学:我认为应该给无缘无故死去的同学平反,平反应该包括这些人,死得要有价值,要死得其所。(首长们连连点头。)
    同学:王光华昏死几次,一醒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党的政策最后五分钟,给做人工呼吸后,还在喊
    江青: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戚本禹:他喊“毛主席万岁”了没有
    同学:我记不清了,反正“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记得清清楚楚戚本禹:他贴第一张反党委的大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江青:对!左派,左派!
    同学:他出身算什么?(讲了他出身情况。)戚本禹:不算资本家,小业主。
    江青:不管什么,看他表现嘛!(对同学)救活了吗?同学:说实在的,打人的还有董必武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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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董福三在哪儿?
    同学:在广州,听说要办个农场。
    江青:(对姚)要广州军区注意,把他们(董及同伙)叫回来。姚文元:那是陶铸抓的。江青:那……管他陶铸呢!
    同学:联合行动委员会耍弄中央文革陈伯达:六中的红卫兵还要同我们辩论呢?
    江青:不要理他们,该抓的抓起来,该平反的平反康生:你就说,我不同杀人凶手辩论!(气愤)
    江青:你们就是要辩论,象谭力夫臭哄哄,你们不要理他,不要同他们辩论,提高他们的身价干什么?你们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学他们搞特务,你们要揭发他们,要有胆量斗争,保证你们的安全,专政。我们帮助你们。我们接见你们晚了,应作自我批评。
    同学:我们特别想见首长。陈伯达:我们都是老百姓
    江青:不要看职位高低,只不过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同学:六中教员几十人到国务院要见负责同志,周不让
    江青:碰到鬼了,你们可以质问周荣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们?”你们贴他的大字报,在国务院许明(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孔原之妻)贴我的大字报,你们可以贴她的。(对康老)康老,她还是你的学生呢?
    康生:是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一分为二”嘛!
    江青:许明是我的同学,在外办,她们对你们什么态度?她可能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呢!你们可以揭发她,没有群众压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学:(编辑部的同学向首长讲印报困难,把三份战报给陈伯达同志,其中谈到《光明日报》印了一次)
    江青:穆欣同志可以帮助,解放军应该帮助。(穆欣站起来答应)康生:你们《光明日报》印了一下,值得表扬。
    同学:我们第三期、第四期出版,隔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地方印呢江青:穆欣同志有责任,(穆欣解释。)穆欣你虚心点,作自我批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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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又谈到谭力夫的事)
    江青:哎呀!谭力夫那套该上厕所的东西。同学:(谈
    九以前的大反扑形势,又说了打人和暗害事件。)大庆工人
    代表恨他们,说他们再这样干就
    同学:什么是阶级路线?
    康生:什么是阶级路线,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就是阶级路线,哪一条也不能少,他们就是不要第四条嘛,专横跋扈,不讲道理嘛!
    同学: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公安局也不处理,我认为公安局有问题。江青:要把幕后人揪岀来就好了,昨天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公安局是有问题,它起了帮助资产阶级的作用。最近我还听说有一封控告新的公安局的
    背景是多方面的,多数是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康生关切地把手帕递给
    李峰擦眼。)
    江青:这些孩子都睡眠不足
    同学:我们每天十二点,两点睡觉,有时不睡,外面砸得很厉害,还搞暗害。江青:他们给你们制造压力了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同学:(又提到对联)。
    江青:这个对联我看是有人故意提出来的。同学:有人说中央首长肯定了。江青:哪个中央?同学:他们说是您。
    江青:那次(八·六)他们就很反对我嘛!
    同学:我认为个对联是由来已久的。一年前,干部子弟传出一句话,说是主席说的,大意是现在有些干部子弟表现不好,而一些剥削阶级子弟表现积极,但政权不交给他们。好多干部子弟把它写在本子上。一年前,从石油附中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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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4页,共4822页
    材料,平时干部子弟就要联合起来。后来康生在北大表示不同意,说党的阶级政策,在学校不是这样,阶级队伍就是共产党、共青团。我认为阶级路线就是十六条中第五条,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阶级政策是为它服务的。刚才同志提到红卫兵内部有修正主义作风,我认为就是有修正主义红卫兵。
    江青:对一组织恐怕要慎重。同学:他们说他们在学校受压江青:干部子弟受什么压同学:真正受压的是工农子弟。
    江青:对,是工农子弟。以后不要叫首长,这是四旧,可叫负责同志。(同学反映方立功式的人物的情况。)
    江青:比较起来是少数,但这些少数要注意。陈伯达:方立功是盗窃犯。
    江青:方立功怎么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要实行专政,(向阎长贵问方立功父母的情况)抓方立功幕后人,他是董必武加流寇的作法。
    同学:谭力夫回来了吗
    康生:回来了。谭力夫、方立功都是些小人物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我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同学:(谈到几个纵队)江青:八一纵队负责人是谁?同学:赖锐锐。江青:可以抓了。
    同学:学校的同学至今不敢组织起来,压得厉害江青:压力,无形的压力
    同学:对,无形的压力。关于军训我不同意,我希望中学要大干一场,乱好多问题还没办嘛?路线斗争要搞(延长两天)。
    江青:刚反一个军训,集训,又来一个军训
    同学:看来最近还要暗害呢!如六中九月末还打死一个同学,我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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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惨害经过。)江青:救活了吗?同学:活了
    康生:被杀就因为他“变节戚本禹:怀疑他揭发了西纠
    江青:都是革干子弟,他们无法无天了。同学:没办法。
    江青:不怕,不怕,我们帮助你们。西纠大头目叫孔丹,他父母都有问题。同学:六中的教员要求中央接见,因周荣鑫不让。江青:这可能。同学:(谈到纠察队)
    江青:不要叫纠察队,这个名字好象凌驾一切,我们不要这样一批人,你们可以叫另外的,多做宣传工作。
    同学:他们不光是唯成份论,也是唯观点论,观点不同也打也骂康生:唯观点论,我们倒是要唯观点论。唯毛泽东思想观点论同学:红卫兵是否是阶级队伍,他们总说红卫兵是阶级队伍
    江青:不是,它那能高于党,他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同学谈到阶级路线。)
    江青: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组织红卫兵?江青:可以。怎么不可以?!只要是干革命就好嘛!同学: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随时都准备着死!江青:干么要死,要活嘛,干革命同学:我们希望解放军帮助我们搞军训。
    另一同学:我不同意,中学运动必须大乱,刚刚搞起来,又要搞军训,等于阻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学:军训有战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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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同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江青:现在一切服从文化大革命,这最重要,我的意见不派,派不是好办法。同学:总理讲过。江青:什么时候?同学:十一月九日
    江青:那天他还生气,西纠打了解放军记者,可能就讲了,我们不是这样同学:十五期社论讲到一个特点,就是工人起来闹革命,学生和工人,我们要不要到工厂去?
    江青:暂时不去工厂,可以先到住宅区嘛!要一步一步嘛!
    北医长征红卫兵总部、红教工总部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王力、戚本禹同志在清华附中接见了部分革命师生(包括革委会,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现将王力、戚本禹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如下。〗
    (有的同学谈到被公安部扣留的一些人的检查有逼供信的现象。)
    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爱护,不应当说是逼供信。我们的公安机关是没有逼供信的。
    王:什么叫逼、供、信,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被逼的写出来的,叫做逼、供、信
    戚:这件事就谈到这里,说逼供信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压力了。
    王: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一段时期什么叫无产阶级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大家认识不够。回去还应好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专政问题。问题是说公安部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了王:前一段公安机关软弱无力,不分别站在毛主席还是刘少奇一边,不分别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基本弱点,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一段的革命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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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谊(对革委会),你们是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压制的造反者,希望你们不要玷污了红卫兵的荣誉。(这时大家谈起了8月24日事件)前一段事情不能全赖他们。(大家说:对,我们不追究责任)
    同学: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有没有。王、戚:没有
    (这时两方面就革委会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力和戚小声交谈说: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是个大学校,这些青年人受到很大锻炼。)
    最后王力说:这样很好,这样清华附中就有希望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抓住两条路线这个纲,从运动开始到现在的都可以摆。当前这一段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候,当前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我们怎样站到毛主席这一边。
    戚:过去错了就交代,就检讨。这个责任不能让个人来负担,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希望你们保持这个荣誉。你们要继承你们的老传统。
    (有一部分同学在辩论时总说:老红卫兵…)
    王、戚:不要把老红卫兵新红卫兵区分开,才几个月怎么就老了?
    戚:不要叫老红卫兵,一老就不好了。过去有错误就交代就改正,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你们自己辩论,自己辩明(有同学反映没事办,没意思)
    戚:照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有搞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现在某些人的水平落后于三百年前《水浒传》里的英雄的水平(举李逵负荆请罪的例子)李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革命者,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难道你们红卫兵连他们都不如吗?
    王:有错改错,希望你们早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戚:立足清华附中,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搞头大得很,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指革委会)你们是错误的,应该承认、认识。不要躺在成绩上。任何人躺在成绩都不成的。你说刘少奇没有成绩吗?有这么一点吧。但是搞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要一笔抹杀。成绩是群众、老百姓、毛泽东思想做的。你们躺在成绩上,成绩就没有了。我们就承认你们的成绩了,你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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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群众。
    (接着提到王任重的“指示”问题)
    王:“转入斗批改”,普遍的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最大的斗批改,清华附中在反对刘邓路线应当起先锋作用,辫论是为了作战。统一思想,向刘邓反动路线开火。为辩论而辫论的不行的,国家都变颜色了,还辫论什么?辩论就是为统一思想,统一部队的思想,向修正主义作战,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你们现在的状况是不行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人下厂下乡。大多数还是要斗、批改
    (有的同学说我们在学校没事干)
    戚:怎么没事干呢?我们整天都干不过来,刘少奇那几部大毒草影片你们都批了吗?人的阶级性你们批了吗?我们看你们学校没有几张大字报。(有同学说学校没有人)
    戚:这不都是人吗
    王:还是要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人就回来了
    戚:只要认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就是阶级兄弟。团结一起作战你们既要能当司令、统帅,又要能当小兵。只能当官不能当兵还不能接班的,接毛主席的班。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提倡“公”字,破私字。林彪同志就是提倡破私立公,有私心的改了也可以当左派。清华附中几百人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有威望,是生力军。刘邓路线就是怕批判,你们就要抓住批判,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王:要作战必须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作战。
    戚:毛主席解放了你们(指革委会)你们还为刘少奇撕大字报,特别是你们嘛,你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站在功绩之上
    同学:什么人算革命群众?戚:你就是革命群众
    ]:不是反革命的一般群众,但表现不太好,给不给平反戚:不是反革命就应该给平反,都是群众嘛(说完王力、戚本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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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大联,听听中学生大联合的意见。
    ○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现在中学形势是这样,四期社论出来,保皇势力抬头,用四期社论来抵制我们的揭发,他们要翻案,一种逆流起来。
    同学:他们说中央说话了,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谢:根木没那回事,胡说八道!社论讲的是革命小将,没讲是反革命小将。同学:四中前几天有人挨打,要翻案。
    谢:(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仝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
    江青同志很关心中学。她说,你们去大学,就是听中学的少,开座谈会是她说的
    江青:同学们,战友们,我代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们!我们衷心祝贺你们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我说过好几次了。这是建议和希望,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批评。希望你们的是革命的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去争取夺权的胜利。我相信你们定能做到。
    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和同志们站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讲原则,不讲策略,不按十六条办事;就会犯错误。同学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祝贺大联合进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够关心,相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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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会谅解的。我们忙,不能从头到尾参加你们的会。希望你们谅解。
    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有精神准备,有反扑;一方面不排斥犯过错误想革命的人。要做这个工作,不然就会孤立自己,对不对?(众:对!)谢:江青同志最关心我们,今天带病还来讲话。所以说最关心我们中学生造反派,你们还说不关心呀!(众:关心!)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提了大联合、“联动”的材料。江青同志带病参加会作了重要指示,非常重要
    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冶、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万个不答应!
    江青同志讲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中央文革要共同战斗,共同胜利,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要关心大联合,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共同任务上大联合。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等等。大联合要有酝酿过程,但只要每个革命组织、革命派都有愿望,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又去掉“私”字,就可以。即使是这样,也要有过程。大学开了红代会,相当重要,也是经过酝酿斗争的。工人正在实行大联合。中学比较多,比较分散,还要做很多工作。经过很多努力慢慢才能达到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都造反派,有真有假。这是新问题。值得注意、警惕。大联合非常重要,可以逐步,不要一下子。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自己去讨论。
    中学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不够。我赞成这个意见。甚至有的没批判,它还有市场。
    反动谣言也出来不少。都是那些“联动”。为什么它那么猖狂呢?就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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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斗争不够。你们是造反派,有这个志气吗?(众:有!)非把他们这种思想打败不可。我们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刚才江青同志病了还来看你们,支持你们的大联合,支持你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
    (根据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同志于3月8日凌晨来到八学校参观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上述同志与造反派谈话整理如
    我们首先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三月五日一小撮家长破坏我总部举办的家长座谈会情况,首长非常气愤。〗
    康生同志说:“你们根据军委八条写一篇文章。”谢富治同志说:“登人民日报。”
    我们说:“我们要求家长按照军委命令八条认真教育子女,有人说这是我们压家长。”康生同志连连点头
    在展览室内,我们汇报,我校不能开学的原因以及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中央的情况。康生同志说:“个别情况应严格区别。
    在参观场路上,又问到开学问题。
    康生同志说:“这个学校要彻底解散,重新招生。”“这儿那能没有军队?这儿是老窝?”
    谢富治同志说:“要解决一下问题,这个学校要住军队康生同志说:“下通知,让他们都来吗!”
    康生同志又气愤地说:“都来,都来,用兵围起来,把大门关起来,一个个地整,一个一个地检讨,一个一个地审査,整完统统滚蛋
    康生同志在参观路上看到一个大门上写着过去的当权派的题词:“培养新的代”。康生同志不满地说:“培养那个阶级的新一代呀!”
    在参观完被联动破坏的不象样子的标本教室后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匪,完全是土匪!”康生同志气愤地问:“谁是校长?!”
    我们汇报了情况并说:“学生说校长是二百五干部(即傻瓜)?”康生、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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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达、谢富治同志哈哈大笑。
    我们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的展览,家长等都不看,康生说:“要看!”
    去参观“大观园”时,康生说:“这里比颐和园还好嘛!
    我们向康生同志建议:“红代会举办联动展览会址应该设在八一学校。”康生同志说:“这里挺好嘛,一看就知道联动,修正主义是怎么分裂出来的!”这时关锋同志说:“高干子女再也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干部子弟学校不能办了。”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
    参观路上,总部同志向首长汇报说:“我们要解散这样的学校,让学生到工农子女中去,参加一段劳动。”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走到水塔附近,伯达同志讲:“这个地方当个疗养院还不错。”我们反映说“参观展览的工农兵群众也说这里可以做疗养院。
    我们汇报了联动分子现在还在活动,还在展览会门前点火,伯达同志讲:“还这样啊?!”谢富治同志问:“査出来没有?”他还说:“这里就是培养联动的社会基础
    最后康生同志说:“明天让干部(指红旗杂志社干部)统统都来,把会调开座谈会不开了,明天参观时可以谈更详细一些。”
    康生、伯达、谢富治等首长离校时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另一版本说是1967.03.18〗
    总理详细认真地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十分气愤,参观展览完后造反派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我们首先十分气愤地向总理汇报了我们三月五日为砸烂高干子弟集中住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一年不转学,两年不转学…”的时候,总理连连摇头说:“这就是当官做老爷嘛!”
    当谈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家长挑动其它家长反对造反派时,总理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的?叫什么名字?”(我们汇报了情况,总理秘书宋刚同志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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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名字)总理说:“我倒想和她谈谈,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有的同志讲这次家长会象苏联开会一样,乱叫乱嚷,最后一哄而散,这时总理笑着点头,总理问:“参加家长会的家长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总理说:“你们和他们辨论嘛?”我们说:“我们思想上没有做充分准备,把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太高了。”总理频频点点。
    我总部郑玉富同志向总理谈到自己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及摧残挨学生打的情况,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郑玉富说:“学生说他们是革命小将主力军”总理摇头说:“这算什么主力军呢?”
    我们又汇报了联动高干子弟破坏我校学生宿舍的情况,总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并且问到底谁是联动的头目,我们说“田耕、刘历运”,总理问:“他的家长是谁?”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育英学校的情况,说一派主张开学,一派反对开学。主张开学派给谢富治同志写了报告,谢富治把报告给师大复课闹革命联络站处理,听大同志进行了调査硏究说:“我们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只是复课就支持。”总理频频点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们办学的打算,第一(原稿漏)的学校不能开学,第二,要办主席提倡的亦工亦农的学校,总理点头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向总理说:“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党中央,”总理摇头说:“不能那样笼统地讲。”
    总理从卫生所回来的路上向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同志说:“你们是教师吗?”这些同志回答:“是”。总理说:“这样的学生那能教好?”我们说:“有人要我们开学!”总理说:“这怎么能开学?!”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上车之前总理亲切鼓励大家说“你们继续努力!”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同志激动地与总理握手,纷纷要求转达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问候,转达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对江青同志的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最后总理和革命造反的同志一起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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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谢副总理于三月九日凌晨五时到“八一”学校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参观一开始,讲解员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联动”罪行,谢副总理关怀地问:“你是哪个学校的?讲解员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
    谢副总理说“是学生”?“老师”,谢副总理笑了。
    当讲解员说他们用炮竹打造反派时,谢副总理说:“冲公安部时放的可多呢
    当有人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有的联动分子有几个证件时问道:“有没有坐班房?”当我们介绍到联动分子改头换面成立新组织时,谢副总理说:“反毛泽东思想嘛!”
    当谢富治副总理看到被破坏的乐器时气愤的说:“小法西斯”。并说:“这个展览非常好,有的人不想听(也不知道)“联动”是反动组织让他们看一看”。接着问:“展览谁主办的?”,“是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总部”,“你办的对!这件事情办得好啊!你们能不能把各单位的集中到一块办一个?”我们回答:“红代会”“联动”展览准备在这儿办,谢副总理频频点头说:“那好那好,那好,这儿的实物多啊”
    我们向谢副总理谈到昨天周总理来时,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谢副总理多次关心地问:“你们学校多少学生?多少中学生?多少“联动”?回家的有多少?“联动”的总部在这儿吗?”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当谢副总理看到展出的摩托车、自行车说:“那么多摩托车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集中起来?”我们向谢副总理说:“这个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学校”。谢副总理斩钉截铁说:“培养修正主义一定要砸烂!”谢副总理看见那些剩食,猫皮时说:“还吃猫啊!”我们向谢副总理说到那天抄“联动”的情况,谢副总理说:“那天不是抄了吗?抓了多少?”我们回答:“三十三个,有二十二个是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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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谢副总理说:“二十二个那么多啊!”我们介绍说:“他们满不在乎。”,谢副总理说:“现在不怕,杀他个脑袋就怕了!”
    在去卫生所的路上,我们向他说有人要砸我总部。他说:“砸?有多少抓多少,统统抓起来”。我们又介绍昨天冲解放军,要见中央首长的情况。谢副总理说:“冲,为什么不抓起来?”在标本室参观时,谢副总理又生气地说:“土匪土匪,完全是土匪,国民党”
    (参观后,谢副总理又看了他们写的标语,做了指示:今后不要提高干子弟要提整一小撮有反动思想的……或者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或叫什么子弟。)
    这时,首都红卫兵的同学介绍了人大附中一个“联动”分子的话,他说:“真卑鄙,真恶毒”。
    谢副总理快走到门口时说:“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我们想约谢副总理谈谈,他说:“以后我还来,还来!”“我跟红代会讲讲在这儿办!”又问“这儿方使吗?”“我给红代会打个招呼!”
    (我们向李震同志汇报开家长会时情况,李震同志说:“让本人和家长都暴露暴露好嘛!现在家长不是跳岀来了吗?”我们又说:“家长说学生参加“联动”由教师负责”。他说:“倒打一耙啊”)。
    谢副总理、傅崇碧、李震同志于晨零时才离开我校
    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对于学生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主要看他们现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跟不跟中央文革,符合不符合十六条,你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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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将来召开工代会,农代会,要以左派为主的联合才能有力的斗争。
    解放军搞个把月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路线、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批改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主要矛头应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批改。矛头对准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伟大革命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个前提下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决不是搞和稀泥,搞合二而一的联合,必须经过斗争
    解放军军训后要留下几个,一直帮助搞完大联合再走,好吧!(好!解放军同志答应了)一定要支持解放军,这是立场问题
    工人,农民二十日内可以联合召开会议,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召开?!解放军一个月要把联动思想瓦解,行不行?不能发展什么老红卫兵组织,要发动支持造反派,瓦解有联动思想的人。(解放军插话说:凡是原来干过坏事的老红卫兵检讨后要拉起队伍的我们没承认)对!!
    原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这是工作组搞的,小朋友受影响,教师不大好。这不难为你们,是刘、邓路线。要好好起来批判。对他们要一个考验,哪个能用、哪个留用,哪个监督留用,哪个留职留用……要从他们目前的检讨“亮相”和过去犯过错误的情况来识别和挑选他们,不能急,一下子都拉过来,要考验考验。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师。(读主席的“三·七”指示)马克思的话在这引用你们明白了什么意思么?我说是对下一段话讲的,是对犯错误的老师讲的,要帮助改造他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引用马克思的话。学校里不搞联合,就不能整顿,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就是把所冇联动的思潮,及其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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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以新形式出现的组织统统整垮。
    (有人谈到“三·七”在六中许多联动分子想搞坏一事,这些联动分子打着红卫兵旗号)。
    谢副总理讲:有多少人?(解放军答:有四百,如果解放军不在,可能发生武斗,解放军要捉他们,他们翻墙逃跑了。后来捉了几个人)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了,要一个一个审査他们是哪个学校的,每个学校去了多少人?把头头要逮捕起来还要坐班房。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査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日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让那些要革命的老红卫兵的人退出,解散、让他们加入造反派,不要排斥他们。(有人讲:到今天还有联动的打人)。
    谢副总理气愤地说:谁再打人统统地抓起来,解放军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要树立真正造反派,粉碎敌人的反扑。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4月。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于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参观了我《摧毁“联动”展览会》。〗参观中间,陈永贵同志和展览会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热情地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并愤怒地谴责了“联动”分子破坏国家财物和危害人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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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罪行。他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
    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当工作人员向陈永贵同志谈了干部子弟集中寄宿制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联动”的一些情况时,陈永贵同志说:“青年人要好好受教育,现在可要好好教育他们。他们不知财富怎么来的,不知艰苫奋斗。东西破坏容易,来的可不容易。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再提倡,青年人要到工农中去劳动锻炼,而他们不象话,生活腐化堕落成啥样!他们接什么班?”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资产阶级的学校里培养的人,接资产阶级的班。我们工农子弟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工农子弟是一代胜一代,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只能是一代败代
    参观时,陈永贵同志仔细地听取了解说员的讲解并参观了现场。工作人员请他对展览会提提意见,陈永贵同志表示,展览会办得不错,教育意义很大。整个参观历时三小时,最后在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地观众的热烈掌声中,陈永贵同志和大家告别。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格平同志,趁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参观《摧毁联动展览会》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详细地参观了各展览室和现场。下面整理的是刘格平同志的谈话纪要。
    工作人员:“我们的‘展览’,办得仓促,准备还要大改刘:“办得很好,受的教育很大。
    工作人员:(参观完大观园)“这部分两条路线不够突出”
    刘:“很好了,可以看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要把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突出出来”
    当工作人员汇报“联动”放岀来后的猖獗情况时,刘格平同志说:“现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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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们实在不改,就是自取灭亡。”
    看到“联动”分子的破坏罪行,刘格平同志非常激愤地说:“这是刘邓路线造成的,简直是法西斯匪徒,他们不是人,是鬼!”
    在回去的路上,刘格平同志建议:“把‘八一’长期保存下来,是很好的现场教育。你们能不能复制一套,到我们山西去展出。”
    )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陈伯达: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联动怎么处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向你们请教的
    江青:你们集中地考虑考虑联动问题,其他问题慢慢可以说,对于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办啊?
    同学:汇报了斗联动的情况。
    陈伯达:你们是怎么斗的啊?你们参加了没有?(开大会,参加了)戚本禹:你们怎么斗的?是文斗还是武斗的?(文斗)有没有架着?(同学没有)
    陈伯达:坐喷气式飞机没有?(没有)同学:讨论、争论、内部问题
    江青:(联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请你们来了,请你们直接提出一些方法来研究,当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们特别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对待联动?对那被抓的联动的小头目怎么处理?大家知道吗
    同学:汇报了一些做联动工作情况,谈到造反派处于劣势……。陈伯达:同志们的批评我们接受,我们对中学运动关心的不够。
    江青:我还想提一个问题,联动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了,是不是能让他们公开如何?他们见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干,白天不能干,你们能不能让他们公开?你们可以讨论。
    陈伯达:是不是可以公开,给一个房子,给个电话呀?
    江青:我们4月3日接见了一次,4月4日接见了一次,就分成二派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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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
    (同学;抢着发言,比较乱)
    陈伯达:守秩序守秩序,还没有说完呢?
    江青:我们是来研究问题的,不是吵架的,中学造反派怎么没解放啊?现在是开会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二人讲话,二人讲话就听不清了
    (同学谈到了乱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军帽子等
    江青:把这些帽子仝部摘掉,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陈伯达:我讲几句吧,不要鼓掌了,我们不同意分4·3派、4·4派,从今晚上起我们要取消这个名字,我直到今晩上以前根本不知道4·3、4·4派,我不赞成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家。红代会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可以补充,不能拆台,你们双方各作自我批评,你们双方都有所不正确吧!要作自我批评嘛,像这样就不能解决大联合与三大结合的问题了。你们就会走上邪路,双方作自我批评是不太容易的,你们大家相互批评。双方都相当够了,要作自我批评。现在回到我们原来开的会议中心上来,现在来讨论。如何对待联动的政策问题。现在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来讨论对联动政策问题。
    (同学说要把后台公开出来。)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岀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岀后台就解决了。现在我建议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话
    江青:我听了小将们的意见,我同意陈伯达同志意见,不要打内战了,打内战不解决问题,你们之间可能有是非问题,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打内战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比方我和陈伯达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评,我批评我,陈伯达批评他,这样我们就团结好了嘛,有时我们也要吵了几句,但自我批评就好了嘛,就解决问题了。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是个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内战,这样,联动可高兴了,敌人可高兴了。刚才你们提出了老红卫兵,什么联动分子又是亲联分子,这样就把联动说得那么多,本来不多,给你们这么一说就多了。不要叫老红卫兵,才几个月就老了。也不要说亲联分子,这样就扩大它们的队伍。我过去说过西纠还是做过好事,是有所功勋的,后来做了坏事,打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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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我们就帮助你们,对他们一小撮实行专政,他们后来就骂我,我不怕,骂我,怕骂我还是一个革命派,我现在精神不是很好吗?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造反派不是劣势,只要你们不要打内战团结起来,你们不是劣势,他们没有几个人,让他们出来要拉他们一把,不要让他们颓废堕落。要让他们公开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们过去还装备挺强,摩托车、军大衣,这没有什么,什么纲领那是吓人的,脱离群众的,没有什么用的,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岀路的吗!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能改正。我没有接见过他们,陈伯达同志比我强,陈伯达同志还接见了西纠,比我强嘛。我没有你们批准我不敢去接见嘛,你们可能要说江青去接见联动了,和我们不亲了啦!联动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这不但和父母有关,有些父母不是黑帮照样还是联动,这主要是等级,级别关系。我爸爸多少级我妈妈是多少级,这是主要的、反动的。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对于你们被扣反革命、反解放军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江青:对解放军有意见可提出来批评嘛,正确的解放军是会接受的
    康生: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每次接见你们时我总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到你们这么大啊,(陈伯达:过去了回不来了。)(江青:老少年)(张春桥:老红卫兵了)。我不管你们,你们说得对,说错了,你们文斗也好,武斗也好,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我总是十分羡慕你们啊,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多么幸福啊,我们在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没有你们那样幸福嘛,我们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了。你们有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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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打架时也有雄心壮志。我同意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有个毛病,一方面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另一方面又说联动那么多,我说不可能,坏人只是一小撮,好人是大多数的,广州说联动有一万多人,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他们的政治宣传可多了,但我们造反派不能信他那一套,你们要象林彪同志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不要怕联动,让他们公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这一个方面不要错误估计形势,第二个不要替他们扩大队伍,不要把老红卫兵和联动联合起来,这是对红卫兵侮辱不要讲老红卫兵,那有老红卫兵,我是比你们老,上海红卫兵送给我们许多袖章我才是老红卫兵。就算去年八月成立吧,怎么就老了啦!长胡子啦。不要说亲联派,帮他们扩大队伍,帮他们的忙了,对那些青年讲了错话,话讲不对不要说亲联分子,就策略来讲那是很不策略。你们有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做思想工作他们说我老子打下了天下,我老子解放了你的老子,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完全否定了劳动人民的;第二把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了,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那么,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到那儿去了,劳动人民到那儿去了,我想,你们可以去做些思想工作,讲清这些道理,不是一次就能解决了的,你说了一次就过来那是不是真的,要加强政治工作。你们要揪岀后台,不是揪岀后台就行了。陈伯达同志讲了,联动是种反动思潮,报纸上不是提出了刘邓了吗?你们不是讲到刘邓了吗?揪岀后台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阶级斗争,这是政治斗争。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都讲了不要分4·3派、4·4派,同志们要好好地把毛主席接班人五个条件学习一下,第一点第二点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第三条,就是要团结人,只要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也要注意民主,青年人火气大,一听不同意见就吵起来,这好象是赌气,实际上是没有力气的,你有理,让别人讲完了吗,你批判嘛。五条中讲了民主十分重要,没有民主不能团结广大群众。我们中央文革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嘛,我们在和你们说话,没跟你们吵嘛。当然我们可能民主的不够,在五条中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团结不同的意见的人,要有民主,这样内战就打不起来了,你们在这儿打内战,说了以后不打了,可是出去以后就又打起来了,这就不好嘛,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支持江青同志讲话和康生同志讲话。听听你们小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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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话以后如康生同志说的,我们很高兴,吵吵闹闹,我们变年轻了(江青:我就是变年轻了,我思想上就是年轻,和你们在一起,欢迎不欢迎?(众:欢迎!)刚才江青讲了我们是年轻了,我们要按中央精神办事,我没有其他什么话可讲,主要是按照江青同志昨天讲话,十条八条的关系如何处理,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好好地学习一下,坐下来学习一下,然后结合本单位怎么办,该批评就批评,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联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和你们一样是和联动干的。要对反动的家伙专政,专政什么时候都可以专政,要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少数有多种方法,专政是一种方法,更主要的是大家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团结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这次江青同志找小将们商量,今天这么多人没有好好地商量,你们回去,要结合江青讲话,要研究研究怎么办。你们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要解决嘛,退岀联动的回去要欢迎嘛,要补台嘛。(江青同志:补台,补台。)没有参加的,应该参加进去,应该有一份,主要的一份。
    康生:我插一句话,不要口号上补台,行动拆台。
    陈伯达:我来讲几句,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们批判,你们要批判,批判血统论把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们说得对,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能胜利。你们要作思想工作,你们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不怕)(江青:西城区把4·3派开除了,真有这事嘛,不对嘛那就错了,这样吧,开除的,退出的,统统地回去,好不好啊?(众:好!)把头头放出来还有许多事情做的,好吧,讲完了,散会。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伯达: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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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
    (江青同志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
    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
    (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
    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辫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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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口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
    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
    “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
    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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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江青同志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
    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
    (江青同志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
    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
    (江青同志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众: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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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讲话: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江青同志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
    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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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同志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同志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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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见一个学生留有小胡子便说:把小胡子去掉。你们同意的话,我也把小胡子去掉。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赤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这是中学里策略派即四·三点五派的文章,我们选用了其中对矛盾分析的两段。经调查,其中内幕事例基本是事实,可供同志们参考。题目为编者所加
    分歧的由来和现况
    四三、四四斗争关系到军训,军训中的四三讲话是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线,但它的实质不在军训,四三派认为这是要不要革命到底的分歧,四四派认为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的分歧,(当然有些趁火打劫的论调是不应包括其中的)双方的想法可以从下面对矛盾的全面考察而看其规律
    四三与四四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可以从其成员看出:四三派大部分是老造反派,即八月份反对对联,反对血统论,十月份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猛烈地与“联动”战斗,一月份群起夺权,可以说,是革命造反精神很强的小将(以下简称造反小将)。四四派有两部分主要成员,(一)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造反小将一起战斗的,也曾经有一二次站在先头,但总的来说,不很得力,比较含糊,在当时就不是主力而是同路人,但也不愧为造反派(以下简称造反同志)(二)受蒙蔽、犯过错误但基本上有所认识的人,如一部分老红卫兵。(以下简称曾保的人)
    在谈到现状之前,必须插叙一下文化革命转折前后的特点。
    造反派刚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前后,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性的,它关系到中央以至政治局的斗争。造反小将在中央文革的带领下为了矛刺后台而向保守派所作的猛烈进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冲不垮十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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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的桎梏。同时,他们对造反同志的右倾倾向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行动,文化革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由于私字作怪,造反同志当权之后不肯过多地容纳造反小将,因为后者更有当权的可能,在造反派中声望更高,这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伏笔。值得提一句的是:造反同志曾出面办报、召开大会,造反小将在几个关键时刻供稿(12·16大会,那时他们的配合是好的),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当时一心向前冲的造反小将就把“通天”的机会让给了造反同志。后者以首都兵团为基础逐渐在红代会里掌权
    当刘少奇被揪出,并在全国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曾保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后边的坏人,不愿再上当,也想杀回马枪,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边来。这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的较盲目的斗争。固然,曾保的人由于原先的地位,已经被造反派甩了很远,而且会有很多问题转不过来,但这已属于“允许保留”的不同意见了
    应该指出,大部分青年同志都没有很自觉地认识这个转变。然而由于原先的地位,造反同志在客观上对曾保的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并逐步从理性上认识它。但他们在思想批判从严这一点上依然做的不够,造反小将这时对他们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
    造反小将(当然不是仝部)程度不同地对曾保的人采取不太正确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这时团结大多数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对对方的能量估计过大,不敢放心地容纳他们,强调斗争中求团结而缺少团结的愿望。总认为只有对方跟自己完仝一个心眼了才算改错,而这在大多数曾保的人中是不可能的,思想差距不但有而且很大。于是造反小将有些同志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孤家寡人的政策,个别的还起到了压制别人革命的作用。当然,曾保的人有些只在认识后台方面有了进步,对血统论及对造反派都没有很好的认识,不愿认错服输,所以看不到造反派的大方向,抓住枝子加以攻击。但由于他们处于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责任上要承担得少一些
    于是,当条件成熟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造反同志扩大它的原因是如前所述要大权独揽,曾保的人受了某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如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的影响加上原先的隔阂,就投靠在造反小将的对方,有人甚至企图通过批判所谓反动的四三思潮来否定造反派。这时,造反同志的错误是排斥大部分革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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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派,曾保的人的错误是不承认十个月考验出来的革命左派,造反小将一些人的错误是对犯错误人的态度不正确,对团结大多数领会不深。
    以上就是当前矛盾的由来及现状。对症下药
    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有二:(1)我们一致支持四三派,由于有十个月斗争的舆论准备,就能使革命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很快以其为核心统一全局。同时帮助其领会团结大多数的思想,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2)四四派中的实权人物破私立公,大灭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小团体主义,与造反派的战友共享无产阶级大权;同时要加强对联动思潮的批判,使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这样
    四三派的同志就应该不咎既往,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更多的同志一起干革命。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四三、四四的矛盾,那么就能够促成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反动思潮,打击顽固势力。这样也就能促进
    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权威和纪律,克服无政府主义,掌握大方向。否则,如果任
    四三、四四的矛盾继续下去而抓其他矛盾,则决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6年6月11号)
    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是仝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指路明灯。“联动”罪行累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在刘邓的幕前幕后操纵下,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抵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联动”在它们的(003号)通告中就疯狂地叫嚣什么说“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
    十分恶毒地说什么要“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ⅩⅩ公开叫嚣:“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
    ▲马甸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万万岁刘ⅩⅩ。”▲翠薇中学联动分子公然写出反动标语:“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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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福庄联动分子在小说《风雷》中公开写上“打倒★★★。”
    ▲最近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写给《井岗山》的信中,竟然把林彪同志的名子上
    打“X”。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卜ⅩⅩ说:“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史达林时代的大疯狂”。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ⅩⅩ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我们的付统帅林彪同志。他说:“★★象赫鲁雪夫吹捧史达林一样吹捧毛主席。”还说什么“人说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有什么材料可证明呢?”并且做贼心虚地说千万别传出去。”这就充分暴露他们的反革命嘴脸
    ▲北大附中联动顽固分子宫ⅩⅩ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说过:“这世道没有一个公道人替我们说话。”(按:这是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诬蔑!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诬蔑!)
    ▲北航附中一联动分子说:“毛主席受了江青的骗,也要作检査。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ⅩⅩⅩ说:“我不敢学习毛选,越学越反动。”他甚至还说:“老子不学毛选,照样当左派。
    ▲北大附中联动小头目牛ⅩⅩ说过:“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苏ⅩⅩ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他说:“列宁夫人反列宁;史达林死后,史达林夫人反史达林你就往下想吧
    ▲联动分子六冲公安部时,群众在广播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时,联动分子则狂叫“刘ⅹⅩ万岁!”当场被捕获。
    ▲三月二十六日,育才中学联动分子竞说:“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暴徒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破旗闯入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ⅩⅩ万岁!”等极端反革命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同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ⅩⅩ”反动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反动传单。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豢养的一群走狗
    ▲农机学生李英华一贯反动。去年九月十七日他恶毒地说:“林X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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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蛋,ⅩⅩⅹ次之”农机东方红抓住了他押往公安部。途中一联动分子拦劫车辆,对反动学生李英华说:“你没有罪,你要坚持斗争。”继而将他抢去。
    ▲今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XⅩ当国家主席”的反动
    标语。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把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撕成碎条扔满一地。从一个联动分子中发现一堆撕坏的主席象和林彪同志的象。
    在石油附中地下室(联动老巢)中发现三个被砸烂的主席石膏象
    ▲Ⅹ校一联动分子一次就撕毁主席象三十二张,另一个联动分子竞然用毛主席象当手纸。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ⅩⅩX,为了剪取一妇女头象,竟把背面的毛主
    席象破坏。
    ▲反革命分子彭ⅹⅩ极尽造谣能事,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注该组织集体加入联动)为一面红旗,不能倒。”妄图为反动组织招魂。她还说过“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
    语道破其反动本质
    够了!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小撮联动顽固分子的言语行动竞如此露骨,反动气焰竟如此嚣张!他们以最卑鄙的手段,最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付主席,攻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白底黑字,铁证如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正如几个跳梁小丑,几只嗡嗡乱叫的苍蝇,它们的一声泣,却赤裸裸地活画岀这小撮顽固分子的反革命嘴脸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千个不签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就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狼子野心,疯狂攻击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部,她最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坚决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造反派,深刻无情地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遭到了联动刻骨的仇恨,他们歇斯底里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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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疯狂地漫骂,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下面记录了联动疯狂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会。由联动顽固分子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反动分子彭小蒙临场指挥,并扇动其他联动“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对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撕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随着他们的狂吼,“红绸孑们”发狂似的蹦起来,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是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奔上台来,对刚刚念完反动口号的马ⅩⅩ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目的是回忆一下自己的“黄金时代”,当看到他们自己的镜头时,简直得意忘形!当镜头照到贺龙时,也使劲鼓掌。当出现中央文革首长时,他们就发出一阵叫?。
    这个大会就是一个反中央文革的乌七八糟的反革命大杂会。请看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反革命口号
    1.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活着干,死了算
    ▲联动分子千方百计离间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关系,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关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他们造谣说什么“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企图搞政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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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联动分子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江青同志。反革命分子彭小蒙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江青同志有些冲动,不爱听反面意见。”“我要是把她的材料抛出来就够她受的。”联动分子苏秋滨说:“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另一个联动分子恶狠狠地说:“我恨江青!”还有一个联动分子(都是北大附中的)说:“江青、戚本禹净想把人家打下去自己好上来
    ▲联动分子攻击江青同志黑诗一首: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巫。▲联动分子还恶毒攻击关锋、戚本禹同志。农大附中联动分子在大字报中大骂关锋,戚本禹是狗崽子的代言人。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轻蔑地说:“戚本禹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十七级干部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说:“戚本禹来了,咱们装作不认识把揍一顿。”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清华附中联动分子养了二只狗,一个名叫“戚ⅩX”一个名叫“蒯X
    Ⅹ”。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极大侮辱
    ▲去年十一月底牛皖平等联动分子在大街上贴出反动标语:“关锋、戚本禹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得不造你的反。”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Ⅹ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明起来我们跟三司干,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
    句话道破了他们反三司的最终
    目的。
    ▲彭小蒙在一封黑信中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做所为都不符合。”
    ▲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
    1.要揪出三司后台,揪出中央文革是中央文革,揪出谢富治是谢富治
    2.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
    3.对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戚木禹
    4.中央文革破坏大民主。随便动用国家机器,逮捕红卫兵,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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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
    6.谁要是对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
    7.谁也没有中央文革权力大,他们一呼百应,现在又拼命挤入军委,ⅩⅩⅩ已被软禁了,政变的条件成熟了
    8.中央文革从来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
    9.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一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信。这是北大附中联动分子ⅩⅩ的一封家信。这是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自供状。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岀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女儿1.7晚
    同志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谁恨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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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只有阶级敌人,只有刘邓陶,只有帝修反。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谁胆敢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要他的狗命
    、顽固不化,死保刘邓黑司令部
    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联动一小撮反动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但却对刘邓黑司令部一保再保。下面揭露出的许多事实,充分说明,联动就是刘邓黑司令部豢养的一群走狗。
    ▲联动黑诗一首,道破问题本质。下面是从一联动分子手中抄出的黑诗一首失败何心甘,
    誓要把案翻
    重整旗和鼓,
    死保刘和邓,
    此仇须早报,
    四时待鸡鸣
    ▲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
    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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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型大小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画。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饣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2:00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撕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谍”,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
    他们为了“秋后算帐”,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口号。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
    八·二四事件是在王任重一手策划下搞的,事先,刘涛向王任重打过电话,汇报了“情况”,事后,直到九月末,王任重还说,八?二四没有什么问题。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12.25大行动。
    66年12月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清华井岗山兵团举行了声势洁大的12.25大行动
    66年12月25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他们不怕天寒地冻、困难重重,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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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胜利。”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了,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以宣传栏的形式,张贴在大街小巷。
    在各个宣传点,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邓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井岗山兵团的这次革命行动,激起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混蛋们的无比恐慌和仇恨,一个歹徒竞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趁着散发传单时秩序混乱,用匕首刺伤井山兵团战士方雁生同志,殷红的血浸透了棉衣。另一批暴徒,趁着兵团大队进城宣传之空,偷袭了几个战斗小组,抢走各种宣传工具以及衣裳等物。
    这一小撮暴徒混蛋们,他们倡狂之日正是灭亡之时,他们的后台老板已经蛋了,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他们怎样的垂死挣扎,都终究逃不脱党的阳光,逃不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地质部事件简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革命造反大旗,三进地质部大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何长工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调来“西纠”宪兵队前来镇压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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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遛走。
    ▲政法学院《政治公社》宣传车因臼天到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揭露刘邓的罪行。联动分子也把它列为一条罪状,晚上纠集数十人,把宣传车砸坏
    四、蚍蜉撼树,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垂死挣扎的产物-“联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自出笼以来,作恶多端,坏事做绝,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去年十二月,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公安部,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失败,直至灭亡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一小撮联动分子,正是按照这个逻辑一步步走向死亡。他们冲一次公安部,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进了他们及其刘邓黑后台的脖子上
    联动”暴徒六冲公安部
    去年12月16日晩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除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外,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后,一反既往,口咬定,说公安部乱抓人
    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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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
    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第二天,30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蹒跚而退。
    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
    1月6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名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反动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岀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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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徨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
    月九日,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Ⅹ”。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
    可是他们的贼心不死,隔一天即1月11日,他们于二十八中集结,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冲成。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一小撮人理屈词穷。但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谍”,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Ⅹ”,“打倒周ⅩⅩ”,“打倒陈
    ⅩX”、“刘XⅩ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行为决不施仁政。”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好得很!打倒联动一小撮!枪毙联动后台!解放联动老百姓!坚决支持联动造反派!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联动攻击公安部的各种反动口号:
    1.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2.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3.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抗议公安公然对抗十六条!
    5.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6.炮轰公安部!火烧谢ⅩⅩ
    7.公安部打人凶手必须严办
    8.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9.强烈要求给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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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三司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起来揭发公安部的罪行。
    11.抗议公安部乱抓人。
    12.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13.联动骨干宫小吉说:“公安部没干一件好事!”“压而不服越压越硬老子就是不服!你逮吧!”
    五、丧心病狂,围剿革命左派组织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勇敢的闯将,他们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造反精神最强,他们是一支向着刘邓黑司令部冲锋的先锋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建功勋的首都三司和其他造反派就是这样的“闯将”和“先锋队”。正因为如此,“联动”这个反革命组织对他们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抄砸暗杀,恐吓谩?,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要把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的“三司”革命造反派打下去。
    请看联动分子围剿革命左派组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和谩?
    ▲一月四日,联动分子在辩论会上大骂三司:“三司是牛鬼蛇神的大本
    “各种扒手的旅店”“是反革命组织”“破坏党的阶级路线”
    “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是镇压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三司臭名远扬”
    ▲在一月十日联动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们向公安
    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Ⅹ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
    “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反革命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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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
    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黑诗、黑话、反动标语。
    ▲12?26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
    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有道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秋后蚂蚱。
    ▲中央文革责成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十一月十八日)后,联动根本
    不理睬,进行打、砸、抢,大搞白色恐怖……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横加指示。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北大附中联动分子对三司恨之入骨,狂吼“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图推翻联委会,老天对我无奈何。”“看联动奋起镇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各种反动口号
    坚决砸烂三司的狗头,三司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罪魁祸首司上保中央文革的错误,下保自己的错误;
    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不完蛋,三司并非好汉,全靠抓人吃饭坚决反三司,反到底就是胜利,踏平三司!西纠精神不死,血洗北京城!联Ⅹ万岁!
    全市的革干革军抬起头来,革干革军子弟不是好惹的!活着干,死了算
    大抄大砸
    ▲联动曾三次砸三司,每次都毒打三司的红卫兵战士,把东西抢劫一空。▲从一月六日到九日,全市中等学校的批资联络站普遍被联动砸。▲一月六日,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岗山红卫兵被砸,九日,北大附
    中井闵山被砸。
    ▲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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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被砸;
    去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以宫小吉为首的一伙,砸了毛主席亲笔
    题词诞生刚刚两个多月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他们在墙上毛主席象旁写上“造反有理”,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贴在椅背上,把毛主席题字“新北大”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扔到厕所里,并砸碎玻璃窗往外面扔。他们抢走了两捆材料,从毛选学习宣传组偷走50多本语录。并顺手抢走九十多元卖校刊的钱
    各种恐吓信
    按: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联动分子的各
    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恐吓的办法企图吓倒革命造反派,真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可笑之极,无耻之至!镇压何所惧,恐吓奈我何。让联动这伙可怜虫抬着刘邓的僵尸,尽情哭泣吧!
    ▲北大附中井岗山的混蛋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二十
    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崽
    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干部子弟,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
    的。如果你们下次再开4?13类似会议,我们老红卫兵就不客气了
    打倒“红色”地主打倒“革命”资本家!不许崽子翻天
    坚决击退崽子的倡狂进攻!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一○一中
    你们的爷爷一一老红卫兵▲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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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
    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
    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北京女八中
    《忍无可忍》战斗小组于1966年11月15日
    ▲一月二十日,从“八?”学校联动分子身上搜出一封恐吓信,全文
    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
    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裴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韩北宁:大狗熊李旦生:白面蛋白质李乃民:日本人丘志全:日本良人。哈!哈!哈!哈!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杀李日生战斗队(手印)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17/1
    联动黑诗选
    按:联动代表了一种最腐朽、最反动、最没落的社会思潮。他们心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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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精神颓废,走投无路。他们在大抄大砸大偷大抢之余,写出大量反动黑诗攻击谩?革命左派组织,发泄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现先登几首,供大家批判。
    相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今朝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横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
    水水半水
    满天风雨满天仇,热血染战衣革命何须怕断头;刑场不回头,
    留得志士豪气在,横眉冷对还乡团,(指“三司”)年归报楚王仇!老天知情是沧桑。
    遥忆当年送沙果,滚滚鬼火照天烧,江青阿姨真爱我,倒走横行尽魔妖且看今日送果人,乱世方显男儿志,戴上手铐把牢坐。抛却书箱近山坳深仇大恨记心头,小丑跳梁不雪耻辱誓不休,又把老病犯。今我决心高于天,暴风雨里直打颤,不报此仇不丈夫,神智早已昏乱。张牙午爪剿,雨过天晴心暖,欺我联动如新仇,永读雄文四卷。莫看三司狂一时,投入阶级斗争乃巳是群拉物猴,昆虫休想翻天
    三司本是纸老虎,来
    跳梁小丑不知羞,谁说青松不老泥佛过江命难保,谁说三司不倒下场不如赫秃头。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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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崽子狂吠奈我何,**
    苍芒大地主沉浮,恨不卫旗者,兵家胜败乃常事,难临逃之夭劝君何须自寻烦。残旗尚如此,*我何惧贼捕浪迹京城忆西纠,来故人生死各千秋。散伙已在数日后,
    二爷忍做三司囚。
    秋风一吹稻谷香,崽子们,会计跑遍打谷场,现在你们狂,帐本算盘带的齐,我们会算帐,死有何难,一天不行两天到处是青山,一年不行两年
    四不清者,十年不行二十年“红旗”飘处送公粮。你们等着。
    冰水
    《红旗》战士们,昂起你不屈的头颅,喊出你心中的愤怒。红卫兵天不怕,鬼不怕,神不怕,还怕逮捕坐牢房?
    看联动,奋起锁妖,可喜可敬
    藐三司,横行一时,可憎可气,天壤之别
    三司小人一个,放屁何其多,妄想推翻联委会(即联动),老天对我无
    奈何,
    水水
    吃三司的肉,啃三司的骨头
    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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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9页,共4822页
    野火烧不尽,革命不怕抓,春风吹又生,誓死闹革命失败何心甘,独坐床前思潮湃誓要把案翻。亲人雍容友(?)在,重整旗和鼓,昔日战友人何去此仇须早报。亲人一去不复返死保刘和邓,*
    四时待鸡鸡。
    水半
    风雷间,甘地慕,慈禧嫉,鏖战急,金声盖旨,欲可愚陈宫溃,那些嫩手抽筋,骚人溢,老文畏主信密计。
    四十余年廉颇将,无奈“神塔”压顶头中立,今日拜倒茶花女。昂首待鸡啼
    度三十
    雪花飘飘夜风寒,孤单一人坐房间,无被难度漫长夜,燃把木柴来取暖又烦又困又寒冷,敲门两次未成功,只好独白来《铁血》
    冰水
    七绝
    夜半更深雪花飘,春夏秋冬无衣无被难睡觉,一江春水泛东舟忽见炉中有余烬,满山秋风送谷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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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0页,共4822页
    燃柴取暖待明天(天明)。春去秋归人心暖,**瑟瑟寒霜冻死猴。
    冰水
    对联
    是驴是马战场上见,是真是假风浪中看,走着瞧。
    水水
    这话一点也不假这就是
    某君曰:臭鱼找烂虾,臭鱼找烂虾,乌龟专找大王八。乌龟专找大王八,
    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嘻嘻嘻!这话一点也不假只有我们几个呆在一起才融洽!嘻嘻嘻!真是一点也不假。要问这是啥道理,嘻嘻嘻
    你娘是个大地主,我爹才入过两次国民党
    他爹是个资木家,王五的老K不过是个小稽查,
    张三妈是个“烂菜花”咱们几个朋在一起李四的爸是个伪员警,结成狗党。
    干脆就叫“ⅩⅩX
    战风才添春色,今又输,赢将至,
    造反方显钢强,枪上膛,大乱宇宙多愜意,先输后赢反复有常,坏蛋一扫光
    冰水*水
    如来赞
    石猴本英豪,大圣赌输赢,初生猴性刁。佛手留猴臊。只道会攀山,一掌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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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晓天更高,休想将尾摇大言当皇帝,只缘收歹心,欲把天庭搅。西天方得到其知玉帝蠢,若把顽心保如来是佛老。山压至今遭。
    清平乐
    红梅俏艳,革命熔炉争雄气煞墙草颤。越炼红心更红。红梅心红经百炼,千秋挺胸昂者墙草随风摇撼!万戴小丑狗熊《无题》
    身在曹营心在汉,下决心,坚宏图,昔别几日胜几年,誓与崽子不戴天见信心里好生烦,有朝一日我归还。
    崽子竟敢来翻天。杀他个片甲不留马仰人翻
    六、鼓吹血统论搅乱阶级阵线灭绝人性实行法西斯专政
    联动狂热地鼓吹“自来红”谬论,以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以
    此来抬高自己,为自己掌权做舆论准备;以此来打击群众,压制革命,搅乱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联动七月份就抛出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基本如此(鬼见愁)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以后有各种变种,如“代代相传”,“完全如此”,“永
    远如此”,“绝对如此”等。
    江青同志建议将对联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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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2页,共4822页
    父母革命儿接班理应如此父母反动儿背叛联动不听,却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一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专政到底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代代相传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老子革命打江山代代红
    儿子造反为江山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谁敢翻天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真是乌七八槽无奇不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联动之所以如此卖力地
    鼓吹反动血统论目的就是要“世世代代掌大印”,就是为着“高干子弟要掌权
    请看几个调查材料
    ▲师大一附中干部子弟掌权情况
    刘少奇把出身好例为“左派”的必备条件。狂热鼓吹反动血统论。刘少
    奇亲自控制的师大一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就急急忙忙地秘密召开部分高干子弟会。肉麻地吹捧他们“最可靠”,“阶级感情最深”,“是立场坚定的‘左派’。”不久,工作组就宣布五名高干子女为工作组组员,并一手抛制了全是干部子女的革委会。不用说其他出身的革命师生,就连工农子女和工人都一律排除在革委会之外。当时各班掌权的核心组也都由干部子女组成。而革委会成员权力大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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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3页,共4822页
    位高低,则完全按父母官职大小来确定。高一学生刘平平就是工作组组员,又是革委会主任,并不是革命群众选举,而仅仅因为她是刘少奇女儿,她爸爸官最大。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刘婷婷任革委会委员,更没有别的道理,唯一的条件她爸爸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阶级路线就是“高干子女要掌权”。就是“自己子女要掌
    权
    再请看清华大学的有关材料:
    ▲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在清华大学向贺鹏飞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6.24日辩论会后,叶林讲:“我们看着你们不行了,顶不住了,
    如果你们完了,我们也完了。但是你们不要怕,即使我们被赶走了,我们还要回来
    、6.14-6.15,叶林把一大群干部子弟叫到强斋去开会。说:“干
    部子弟要掌权。”凭印象任命各系革命委员会主任,指名ⅩⅩⅩ讲:“你当XX
    系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指着XXⅩ讲:“你当XXX系主任。”又问自控系主
    任谁当,刘涛自告奋勇地说:“我当。”叶林表扬了刘涛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当仁不让。”
    、工作组临撤之前,工作组决定成立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工作组付
    组长扬壬放任命贺鹏飞为组长,刘涛、李黎凤当付组长。叶林说:“权一定要交给你们,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工作组有错误,这我们的,要全承担下来,与你们无关,我们要保你们,把权交给你们。”
    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简介:
    刘涛——刘少奇之女,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
    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
    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
    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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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4页,共4822页
    乔宗淮-—一付外长乔冠华之子,伪“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
    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一王维舟之子,伪“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
    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伪“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
    革”负责人之
    再请看一个下面的调查:
    北京的大中学校,特別是高干子弟集中的或刘邓直接插手的几个学校清
    华、北航、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景山中学、女一中、北大附中、二十六中、
    十一、八
    ○一中……几乎或大部都是高干子弟掌权。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七机部原是工作组红人。刘允真在丰台农业学校
    被安排为临时团委书记,参加了工作组;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主任,参加了工作组;刘婷婷在师大女附中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师大女附中,原来连班代表也不是,也被安排为革委会委员。女儿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被安排为革委会付主任;邓的儿子邓朴方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候补党员,也被王任重内定为北大校党委委员。
    此外象贺龙的几个孩子,贺鹏飞在清华、贺捷生在北航、贺迎明在景山
    中学。赵如璋的儿子赵丹平在京工附中,邹家尤的儿子邹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儿子孔丹在男四中、张鼎承之女张梅妹在女一中,张文舟的女儿张兰兰在女三中,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儿子安国在石油附中
    个个都当上了
    “红卫兵”或革委会的头头。
    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刘、邓拼命鼓吹反动血统论的险恶用心。工作组在时
    刘邓就实行高干子弟路线,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干部准备。工作组撤了,刘邓又通过反动血统论,为高干子弟掌权做舆论准备;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企图通过高干子弟继续左右运动方向,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压制群众对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抗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随运动的深入,反动血统论又有新的用途,这就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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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5页,共4822页
    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
    联动分子(东、西、海纠)为了扼杀文化大革命,挖空心思对广大革命
    师生员工进行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下面几个方面的调查
    不准学毛着。运动初期,他们把大批非“红五类”出身的、不同意
    反动对联的、反工作组的师生员工一概打成“右派”“反革命”“狗崽子”,强行编入劳动队,不准他们学毛着,请看下面几个材料
    ▲定福庄中学的“五条禁令”
    五条禁令
    1.不许学毛着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解释说“右派”“狗崽子”学毛着
    只会越学越反动)
    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十二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禁闭劳改。
    ▲8.26农大附中《红旗》一小撮人,强行抢去了131名“狗崽子”所的所有毛着和毛主席语录。
    ▲清华附中《齐向东》把大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学和非“红五类”出
    身者一概骂为“狗崽子”,搜去了他们所有的毛着,他们的借口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学毛着,沾污了毛着”等等。
    ▲一中和六中竞然把毛主席语录当作一种对“犯人”的惩罚手段按:联动(东西海纠)一小撮混蛋自己不学毛选,也不准别人学毛选
    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害怕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充分说明了他们就是一伙刘邓豢养下的反革命
    二、不许带主席象章
    ▲清华附中郑光昭同学因出身非“红五类”,把他打成“狗崽子”“反
    革命”,胸前的主席象章多次被联动分子抢走,借口是“反革命带了主席像是对主席的侮辱”等,最后,这位同学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忍着剧痛,用锥子在胸前穿了一个洞,把主席象章别在肉上,鲜血一下子涌出来。他流着热泪对着毛主席象说:“毛主席呀毛主席,这下主席象章再也不会被他们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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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参加政治活动。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的受害者几乎全被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
    权力。剥夺了选举权。不准参加“七?”庆祝活动,不准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抗美援越”大会。不准参加“八月十八日的毛主席接见。”
    ▲清华附中全校一千多人,除二百多名“血统高贵”的“红卫兵”外
    其他八、九百人全部剥夺了“八?一八受主席接见的权利。”
    四、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
    反动血统论盛行时,许多学校就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
    不准用。他们还规定:“红五类”可以全天在校外串连;职员及其他一般出身的下午五一七点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校门。
    此外,他们还滥发各种“通谍”“勒令”剥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各种政
    治权力。稍有违犯就拳打脚踢鞭子抽。动不动就无限上纲随时把你打成反革命。出身工农的接近了出身非“红五类”的,工农出身的被骂为“划不清界限”。出身非“红五类”的被扣上“企图拉工农子弟下水”的罪名。非“红五类”的同学接触多了,他们又说是搞“密谋”活动。饭吃少了说是“抗拒改造”,吃多了又说成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写检査说成是“蒙混过关”,不写检査又说成是“消极对抗”,念语录声小了被说成是“没有感情”,声音高了又说成是“出风头”,高兴了被说成是“不作思想斗争”,苦恼了又被说成是“抗拒同学批
    总之一句话,不准革命。在他们的皮带下,简直没有广大革命同学生存
    的余地,第三师范十几个同学被逼得无法存身,含愤离开学校。有许多革命的小将被逼得精神失常被迫自杀呵!据安定医院门诊部统计,仅在一天之间就送来了
    八个因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神经失常者。
    下面请看几个典型事例的材料
    ▲女二中革命小将更改“扬威路”的事件
    八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女二中李源、张岚等几个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
    的大旗,贴出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宣言。宣言贴出不到二小时,就遭到伪文革张ⅩⅩ及伪红卫兵的一些人的迫害。他们气势凶凶地大叫:“苏修都照象了,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快撕了去,不然国际影响更大了。‘大骂’狗崽子企图制造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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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4)班的革命小将首先以红卫兵的名义将“扬威路”的路牌贴上
    “反修路”的名字。结果遭到一顿臭?:“狗崽子冒充红卫兵”
    中午,校门贴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
    的通令。下午就不许他们出门,他们要到王府井贴大字报支持男二中破四旧。于是发生一段对话:
    你什么出身?
    职员。
    不行!叫你们班红五类贴去。
    下午“外办”(市委)来了一个人,说什么“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撕
    了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红卫兵”的一些人就是这样挥舞起反动血统论的大棒,企图把这个震惊中外的革命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工人同志的坚决支持,8.20下午六点多钟工人敲锣
    打鼓来送喜报。小将喜在心里笑在脸上;他们却大骂小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想出风头等等。
    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知道这个消息,立即给予坚决支援。那些人看有利可图,便厚脸皮说,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劳。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们装模做样去照象。原来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把真正的革命小将抛在一边,主持反修路命名大会,拍电影,受周总理接见……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
    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原样,事实说明,
    压制群众的干将绝不是什么破四旧的英雄,绝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我们革命造反派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农大附中召开大会,该校为“红旗”“红卫队纠察
    队”一小撮暴徒控制会场,把一百三十一个出身非“红五类”的无辜同学(有许多同学是最早站出来的造反派)拉出会场,残施毒打(挨打者占全楼人数三分之,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同学衣服被打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更加可卑的是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竞然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更加不能容忍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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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把被打者的主席象章全部抢去,把他们的毛选、语录扔在地上踩来踩去!他们边打还一边无耻地说什么“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给我们说的‘要武吗!’”这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至!决不允许联动分子(东西海纠分子)篡改歪曲最高指示!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是刘邓路线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血债要用
    血来还!
    ▲六中劳改所简介
    六中劳改所是党内最大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残酷镇压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人间魔窟。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由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几部分组成。上设值班岗楼(由该校四不清干部武继广、李雁书设计),安有警铃、自动控制门、探照灯、夜间稍有风吹草动,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西纠分子发出阵阵怪叫,一片阴森恐怖。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由红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鲜血写成)。所内常放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种种刑具。正门用砖砌死,一律由后边窗口跳进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严禁入内。为怕泄露劳改所内幕,曾打算挖地下室,因土质不好中途停工。大批革命群众就在这里惨遭迫害。左派学生王光华、老工人徐沛田就是被西纠分子活活打死、勒死在这里。人们称六中劳改所是新式“白公馆”和“渣滓洞”
    ▲徐沛田事件
    徐沛田是六中的退休老工人,今年八十六岁,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他常说:“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就这个无辜的老人也惨遭西纠一小撮人的杀害。
    九月初,以朱支前为首的暴徒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对徐沛田
    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强迫徐跪在地上,嘴叨着破鞋爬行,把老人推进小便池,用水管喷射,用尿浇头,逼着让他吃屎、喝尿,真是恶毒之极,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他们将徐拉到淋浴室,用冷水浇身,然后又用滚开的热水泼至徐的身上,
    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面部庞肿。
    暴徒们并不就此罢手,他们把徐沛田带进厕所,活活地把老人用绳子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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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事后还将他的尸体放在院内曝尸三日,并将面部全部打烂
    ▲王光华事件
    王光华是六中高三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六月三日他就和同
    学们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但是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西纠一小撮却对他恨之入骨,竟然下毒手将他杀害了。
    九月二十七日,他们乘王华串联回校之机,非法将他劫持到“劳改所”。
    暴徒们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身上乱戳乱剌,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地疯狂乱打,直使王光无法忍受,躺倒在地,暴徒们一面用脚猛踢王的头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你的灵魂。”
    第二天早上王光华便尿了血并且昏到在地上。但是,那些创子手(粟胜
    利、陈小伦等暴徒)还不甘休,又将王殴打。到中午王光华便支持不下去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十几分钟后便死去了。
    到了深夜,这一小撮人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行,趁夜深人静将尸体送
    火葬场火化了。
    王光华同志的死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滔天罪
    行的深刻揭露,王光华同志同刘邓反路线的英勇斗争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不怕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在谈到王光华同志的时候,江青同志说:“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戚本禹同志说:“他贴第一张反党支部的小字报,可以算左派学生。”江青同志说:“对,应该算左派。”
    ▲耿小西被刺事件
    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恐怖组织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以保住他们的统治。
    “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剌,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剌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拾得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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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血统论就是这样把鲍陕安这样一个烈士子弟推向犯罪的道路。▲王明瑚事件
    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
    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因而触怒了西纠一小撮“血统高贵”的人,他们于十一月七日,乘王明瑚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
    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暴徒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
    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同志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
    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六中一小撮人疯狂进行武斗,制造白色恐怖。顽固推行刘邓反动路线。
    革命群众的遍体伤痕向我们无情地控诉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向刘邓讨还这笔血债
    七、打砸抢抄,搅乱社会治安
    ▲北京几个重点学校的统计:
    校名:八一学校定福庄中学北京小学育英学校损失数字:一百万元五万元五十万元一万四千三百元校名:实小康乐里中学丰台三中损失数字:八千元五千元五千元▲定福庄中学联动破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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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物品:图书乐器实验室医务室仓库数量:一万册全套二千块以上
    价值:三千元七千元七千元以上五百元以上七千元以上玻璃电线被剪楼房破坏千块以上电灯被摘破坏
    六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上▲仅仅一个“八一”学校
    损失物品:电视机消防设备各种车辆电影机图书、幻灯机、照像机、答
    录机
    数量:5部225件9辆28000册
    价值:二千五百元六万七千元二万三千元二千元四万五千元音乐器材体育器材教具349件、四个仓库673件抢劫一空万元四万五千元三万四千元损失总值一百万元之多
    用这些钱可买:铁轨四万公尺;肥田粉四千五百吨;解放牌汽车七十辆
    大米五千吨,够二万五千人吃一年;够一所普通中学十四年的经费。
    ▲联动分子在大串连期间以破四旧为名,大偷大抢大饱私囊。十一学校
    联动分子王毛点一个人就偷了以下各种东西:
    偷汽车:四次(有一次竟开着偷来的汽车准备逃亡香港,困遇上检
    查站,未成)
    2.摩托车:一辆
    3.自行车:三辆
    4.手表:二块
    5.半导体:一个
    6.望远镜:一个
    7.军大衣:二件
    8.棉衣:一件
    9.呢子服:二件
    10.细腿裤: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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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白补衣:一件12:女式毛衣:一件13:尼龙衣:二套
    14.尼龙袜:三双
    15.大提包:一个
    16.纱巾:一条
    17.香蕉:一筐数十斤
    18.甘蔗:一捆数十斤
    19.现款:四百元以上
    20.粮票:一百斤以上。
    ▲定福庄中学联动分子叶ⅩⅩ一人偷了以下几种东西:
    1.华沙牌小轿车一辆。(该车是经委的,停在北京站等客,转眼功夫就
    被偷跑,开回学校。后被公安局査获,该犯拘留十五天)
    2.探照灯一个(该探照灯是Ⅹ生产队打谷场上所用,晚上悄悄偷走留条子,名曰:“借走了”)
    3.自行车三辆以上。(有一次叶偷车回来,对他的同伙说:“我把车子
    弄走后,那个老头-失主回来一看车子不见,急得哭起来了”(何等可耻!)
    4.手表一块
    5.扩音器一个(北京机械学院的)
    6.各种电讯器材一堆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联动分子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已达到了何等地步
    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破四旧,其实他们是四旧最大的继承者维护者,他们还口口声声叫喊什么“镇压流氓”,其实联动才是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大流氓
    八、流窜全国,镇压各地文化大革命
    联动中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打着“革命串连”的旗号,到
    处镇压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自封“老子天下第一”,呼唤着“自来红”“红到底”的口号,打着所谓“阶级感情深的”幌子,流窜全国各地,大保特保,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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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在新疆:勾结反动组织“红造部”(性同“联动”)大保王恩茂人大附中联动分子刘丹利、赵文峰、何延立、乔昕、张春、徐建等七名
    于去年十一月冒充乌市八一学生去乌市,于二月初被清华井岗山、乌市八一学校造反派围歼,押送回京。罪行如下
    1.同乌市“八?一”学校反动组织“红造部”(由本地革干革军子弟组
    成)勾结,搞地下联络站,写反动标语,散反动传单,写反动日记,并大搞打砸抢等法西斯恐怖活动。专与“红二司”等造反派作对,乌市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2.刘通过其父老战友乌市后勤部马部长的关系下到7324军密工厂,打
    制匕首破坏生产。
    3.刘等还准备去喀什去买匕首,然后再由兰州去内蒙买刀子。未成。
    4.新疆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视为珍宝,称他们和“红
    造部”为“左派”革命组织。
    ▲在江西勾结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大保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
    尚奎、方志纯等。罪行如下
    1.攻击首都三司,骂“三司”是“反革命组织”“参加三司的都是狗
    崽子”、“蒯大富、聂元梓都是狗崽子”。
    2.在江西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江西宾馆)门前,自称“首都红
    卫兵纠察队”的家伙多次挑起武斗。据反映,在九江、井岗山等地多次发生他们行凶打人的事件
    3.甘霖(杨勇之子,代名)、杨小霞等四人拿着据说是省委给的四、五
    百元大吃大喝,砸坏南昌市招待所的门窗,抢走江西报的高级照相机,偷走公安机关摩托车二辆。
    陈伯达同志的二个月总结公布后,还大肆鼓吹反动对联,声称:“谭力
    夫、刘涛的观点就是正确,阶级感情就是深。”甘还说:“陈伯达算老儿?等运动后期看
    ▲在上海:
    以西纠名义先后派出几批人去上海,周荣鑫(或许明)事先电告上
    海市委说:“这二十几个孩子很懂政策,请接待”。曹荻秋如鱼得水,在一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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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得知他们的下落,立即召见。精心安排吃住,调拨物资,大量印发西纠“通令”。后曾写一份“调査报告”上交周荣鑫。
    2.彭小蒙在上海生活糜烂大肆挥霍,在政治上死保陈丕显、曹荻秋等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无理打死父子二人,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恨▲在福建:
    1.西纠政宣组曾组织3个“宣传队”,大读“通令”,很得叶飞赏识
    叶曾四次召见,并让他们住省委千部第一招待所
    2.与“东海兵”勾结,大搞法西斯恐怖活动。
    ▲在广州:勾结反动组织“肃反委员会”和“主义兵”大保赵紫阳等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行如下:
    1.去年十二月联动分子刘微宾(女三中学生)李复明(八一学校学生)、
    何汉生(北京八中学生)等数人来到广州勾结“主义兵”“肃反委员会”驻在被抄的资本家家中,扬言要“大干一场”。多次召开黑会,计画潜逃某小岛开办军垦农场,逃往海南湛江等地。
    2.刘多次攻击中央文革。说“江Ⅹ与陈XⅩ关系非常密切,互相吹
    捧”“我公开反江Ⅹ反三司”。并同李复明一道多次对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
    3.刘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真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这
    么多当权派都被揪出来了,我们国家都不知十五年在谁的统治下”。
    十一”学校王ⅩX等曾在广州偷来汽车一辆开往湛江准备逃往香
    港
    ▲在内蒙。大保党、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锋、王一伦,专与呼司等作对。四月内蒙紧张,联动分子大批涌入,充当打手。
    ▲在沈阳。勾结反动组织“红后代”至今仍来往密切
    ▲在山西。据陈永贵同志谈,联动分子在山西农村到处活动,勾结保皇
    势力、地富反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社会治安
    ▲在陕西西安。勾结“红恐队”(该组织与联动性同)大搞抄砸暗杀等
    法西斯恐怖活动,死保大叛徒刘澜涛破坏当地文化大革命。
    ▲在广西。剌探军事情报,绘制军事地图,有的竟偷越国境跑到ⅹ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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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在西臧。买刀子和匕首。
    ▲在天津。勾结反动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与联动性同)进
    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
    ▲在四川。勾结反动组织“产业军”,死保李进泉。最近四川发生多起
    大规模流血事件,联动分子与产匪一起参加了对革命派的大屠杀
    ▲红鹰纵队在昆明(该纵队属联动一部分)(一)严重的政治问题
    1.假借周总理批准,国务院通过去云南办军校:《抗美军政大学》
    2.要军用地图、枪枝(未成,便自已制)、并探査当地公安局和解放军
    驻扎情况。
    3.散发反动传单,如六七年一月十日散发了反三司、保联动的反动传
    单,署名为:联合行动委员会驻昆明联络站。
    4.勾结当地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他们手里有很多这个组织的介绍
    信
    5.招谣撞骗,骗云南省委,声称有中央介绍信,骗取省委帮助,刻校
    章,伪造学生证,骗取介绍信
    (二)反动言论
    “江Ⅹ讲话漏洞百出、前后矛盾。”
    2.“江X讲话下面无人听,起哄”。
    3.“陈ⅩⅩ、江Ⅹ搞臭西纠是不对的。不合理的”(三)特务活动
    1.联络站、联络点用代号。联络站有:民盟、民革、翠湖滨馆、九三
    学社、民族学院
    2.每人用代号联络:如葛卫东05,张成江06,白殿芬07。(四)联动成员
    66年12月份葛卫东回北京找到联动的组织部长,整个组织加入联
    动(以中央警卫师的名义参加),在外仍用红鹰纵队名义活动。
    2.今年2月份杨毅由北京寄信给葛(葛等2月初被捕,故信落到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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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手中),内容有:“北京联动不行了,我还未暴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咱们红鹰纵队是联动的十大纵队之一,是中坚骨干,你们要以别的名义活动,听说北京揪出了许光达,看来你这个人不会用脑子,对人没有分析,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
    (五)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壮大。大量吸收高干、革千、革军子弟
    (六)流氓作风、打骂成性,砸、抄、抢样样都干。(七)生活腐化,糜烂
    去云南后,向省委要证明信、钱、车等一切需要的东西,住高级房子
    成天吃、喝、玩、乐。
    (八)建校地址
    国际边境:元江、红河、到当地找县人委要房子、军用地图、枪枝等物。
    他们虽在那里搭了两个棚子,其实是住在县人委高级房子里,吃喝玩乐。
    (九)捕后发现
    1.联动袖章20个;
    2.各式各样匕首、大小刀子若干
    3.图章几个、汽枪两枝、铅字、扩音器、大洋刀、摩托车、汽油、钱·
    4.汽车轮胎5个(可做救生圈),许多很长的橡皮管(可用於潜水)
    5.据同伙反映,葛有手枪一支(未抄出)
    6.被捕后向外发信,说:我们被抓住了,你们要和三司搞好关系、越
    亲密越好、要利用三司
    (十)说明
    1.他们得到周荣鑫的有力支持。
    2.周对他们曾说过:你们到那里去打游击很方便(同伙几个交待)
    3.葛说:咱们到越南很方便,到越南假投降,投降后到台湾、蒋介石
    很想接见红卫兵,我们就把他砸掉就立了一大功。
    九、腐化堕落、生活糜烂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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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附中《红旗》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红旗》中的一小撮人,思想反动,灵魂肮脏,生活腐化。他们借破四
    旧为名,行满足自己私欲之实。把抄家来的现款、金表、金笔、半导体收音机等归为已有。在“红旗”头目牛、宫、彭的带领下,“红旗”分子争先恐后地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手持匕首对准老师心窝“借”钱的玚面屡见不鲜。为了给自己的强盜行径开脱、竞恬不知耻造谣说:“总理说过,可以把抄家来的钱当串联费
    这一小撮人嫌学校饭菜不够味,就偷来医务室的电锅,在宿舍里熬咖啡
    炒鸡蛋。他们带着脏款下酒饭,吃烧鸡、烤鸭。有时在海淀小酒馆里一喝就是半夜,有人甚至酒精中毒,送至医院。“海顺居”是海淀一个酒饭馆,一个“红旗”分子竟狂叫:“海顺居万岁”!他们精神颓废、听黄色音乐,看黄色小说,酗酒发疯,变成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苗子。
    仅彭小蒙一个人,就贪污四千元以上,这还是有帐可查的。买了五辆自
    行车、2辆摩托车、手表、球鞋等物。
    次彭小蒙和她妹妺外岀串联,带走45元,可是她妹妺就丢了二百元。
    这次串联中,就买了四辆自行车和很多东西。钱从何而来?原来彭小蒙在外地随抄随花,无钱用就抄。有一段时间,彭每天换一块表,甚至一次就带过三块表破四旧后,她狗爹彭炎说:“小蒙这下子可有钱花了!”一句话泄了天机!
    为了拉笼本班的XⅩ,彭小蒙很大方地给她一块手表,十元钱和许多高
    级药材。彭小蒙之流外出串联要坐飞机,要坐“红旗”牌轿车,要住高级旅馆,在井岗山,她住在茨萍招待外宾的高级旅馆里,吃的是最高级的食品。
    十月初彭小蒙等一小撮人到上海,找到一个上海大资本家家里住下,住
    的是非常豪华的西式洋楼,用的是各种贵重家俱,还在“吃”字下功夫,苦心钻研,怎样把菜做得更好吃。一天到晩,大吃大喝,醉生梦死,道德败坏,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生活糜烂的有关材料:
    小撮“联动”分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低级趣味,成天吃喝
    玩乐,在宿舍用偷来的电炉、铁锅架起小灶,将盜窃来的食物,滥肆挥霍,吃炸鸡蛋饼,炸麻雀,甚至吃猫吃狗,将猫头砍下,肚里塞一条蛇,烧什么“龙虎斗”高级菜。酒足饭饱就睡大觉、打拳、聊天、下棋,甚至看黄色小说,听黄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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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的是什么美人、明星。他们象夜猫子,每天夜里两三点不睡,听爱情歌曲、跳舞、吸烟、酗酒、喝得酪酊大醉,拿着刀一边乱骂,一边乱砍。他们借破四旧为名,大肆贪污盜窃,把抄来的手表、相机、金笔、半导体、现金吞为已有。有的竟示出皮鞭、匕首敲诈勒索。他们头目的宿舍里,摆着各种抄、偷来的高级陈设,大理石桌子,沙发,大衣柜、屏风、电视机、电唱机、半导体收音机、字画花瓶、双人床、雪白的双人蚊帐。有的还带着金戒指、金表、骑摩托、坐小轿车。
    他们强令司机开小轿车到城里专程给狗配种。他们让狗趴在钢丝床上
    垫上近百元的体操垫子,穿大衣,给狗吃香肠。他们还玩“狗骡斗”,将狗和骡子拉到广场中央斗,他们骑摩托绕场转。他们还将棉花绑在猫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猫打转。将炮竹塞入猫的肛门,点着炸裂猫的肛门取乐。
    十、垂死挣扎,破坏革命大联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随着伟大的“一月风暴”,革命开始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大联合,是革命的需要,战斗的需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
    为了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派解放军“支左”“军训”是毛主席的又伟大的战略决策。
    革命派在乘胜前进,联动一小撮丧家狗也在作着最后的挣扎。
    )破坏军训。
    ▲请看北大附中一个学校的调査
    解放军进校后,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联动分子曾参加了一个短时期训练。以后解放军通过调査研究亮明了观点,表示坚决支援该校造派组织---“井岗山”。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井岗山”联合其他革命派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对刘邓路线、联动思潮的大批判。这时联动分子便显了原形,由开始的形式上的参加军训变为全面抵制军训,由抵制军训发展到攻击军训辱?解放军。从“井岗山”夺权至今,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参加军训,说走就走,说来就来,谁也过问不得。
    他们攻击辱骂解放军的言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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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
    2.军训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军训是个大阴谋
    解放军是“土匪”,有“军阀残余”
    5.解放军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反革命
    6.解放军迫害革命小将;
    7.解放军早就该滚,走了我们好大干
    另外联动分子还多次围攻军训战士。有一次,某排长走到门口,一群联动分子就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大叫大骂,并无理责问解放军为什么支持“井闵山”等。还有一次,一个联动分子竟然在二楼视窗用汽枪打一个解放军战士。用弹弓打解放军,在解放军的被子上涂写反动口号,盗窃解放军衣物等事也多次发生。
    ▲育英学校联动分子为了破坏军训,曾经在一个晩上把解放军的鞋子全部偷去
    ▲十?一学校联动分子王毛点根本不参加军训,多次偷解放军的大衣并多次指责解放军大骂:“要不是因为带着领章和帽徽,我早就砸烂你的狗头了!”(何等倡狂!)
    ▲二十八中发生大规模武斗时,Ⅹ军训战士前去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联动分子用砖头瓦块把该同志打得头破血流
    ▲人大附中联动分子的活动调查
    人大附中“红卫兵”是联动的骨干。一直对抗军训妄图翻案。他们拒绝军训不学毛选,并大骂“解放军是变相工作组”、“人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就是你们解放军压的”,扬言要“赶走解放军”。严重的是,一个联动分子竞用砖砸解放军。
    他们对革命派组织“井岗山”恨之入骨。他们大骂“右派休想翻天”“狗崽子不要太狂”“打倒井岗山”等。一次他们捉来三只麻雀放在桌上砸的血肉横飞,写一纸条:“这就是井岗山的下场”,以示恐吓
    月十八日,他们连出三篇反动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们把社会主义比作“黑暗的旧社会”还责问什么“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
    三月二十二日,一个联动分子竟骂“红代会”是“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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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八日以后,他们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纷纷要求入“井闵山”,准备打入革命组织内部,伺机夺权。
    二)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中央文革早已给我们作出了明确回答: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联动分子为了转移斗争方向继续为刘邓路线效劳,提出了个完全相反的口号,他们的行动口号就是:“镇压流氓!”(其实是以“镇压流氓”之名挑起武斗,残酷围剿革命派。)
    到底什么是流氓?他们说:“帽子歪戴的,扣子没扣的,头发留得大的梳得光的都是流氓,都该镇压
    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髙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暴徒。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反动传单。
    ▲天安门武斗行凶事件
    四月二十八囗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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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剌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剌伤。(有血衣作证)
    ▲写恐吓信。
    女八中东方红,三十一中东方红,三十五中,三十九中井岗山(五封)、新
    四中公社(八封)八中、六中红旗等中学造反派都收到各种恐吓信。内容大都是下流的谩骂,有一部分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7434代号发1008号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于,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砸碎狗崽子的狗头!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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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abc中发
    7434密字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4月24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1967.4月X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给女八中《东方红》的恐吓信:“东方红”的崽子们!你们听着!
    你们妄想借批联动之名提高自己,打击别人,换得解放军的信任,爬上左派的宝座,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他们的立场最坚定,绝不会支持崽子,崽子就是崽子,永远不会全心全意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红五类永远向着党,绝不和反革命的崽子同流合污!崽子们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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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八中的天下永远居于女八中真正的革命派!你们自成立以来,排斥异已打击不同意见,不联合群众,反对伟大的解放军……,你们的罪责已经不少了,总有天革命的人们会讨还血债红色的八月快来了,去年的威风又要重抖,无情的鞭子又要在令人作呕的僵尸上挥舞,你们的末日要就要到来,现在你们快改邪归正,将来还可以少给你几鞭子!红卫兵爷爷在此大喝一声,狗崽了们老实点
    红卫兵爷爷上
    联动最近动态
    ▲四月二十二日,被联动歪曲的首长讲话传出后,女八中联动分子流着
    泪说:“压了我们三个多月,今天可算出头了”。并高喊:“拥护中央文革的第次正确领导
    ▲师大女附中联动分子狂叫:“我们解放了!前一阶段对‘老红卫兵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形‘左’实右”。
    ▲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
    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
    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起!”“打倒江Ⅹ”“刘ⅩX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些革命造反组织连续接到恐吓信,上面写道:“我们要把你们这群
    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让你们黑血流成河,尸体堆成山。”
    ▲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
    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五月六日,红旗杂志社一同志在京工附中《红旗》调查情况,在一个
    小时里亲耳听到三次联动分子打来的恐吓电话
    ▲“八·一”学校联动分子近来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到处流窜,并在
    校内多次向展览会工作人员无理挑衅、殴打该校革命造反派。撕毁大字报等
    ▲五月二十九日,中学革命造反派在午门前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誓师
    大会》,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残酷殴打前去开会的X中学一学生。大会期间曾收
    到联动分子传来的数封恐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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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按:最近“联动”总部又向它下属的残兵败将下达了一个“联合通告”,这个“通告”是它们垂死挣扎的信号。它又一次向我们敲了警钟:联动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破坏和捣乱,每时每刻都在妄图给刘邓翻案!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断地研究他们的“那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现将通告转抄于后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仝市,企图煽动仝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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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联动,这个刘邓黑司令部一手豢养起来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消灭彻底摧垮!经过各革命造反派几个月的坚决斗争,联动已经是四面楚歌,妄图在某一个早上猛扑过来!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奋起千钧棒,痛打联动落水狗。
    (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摘录)(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地提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副对联。这是错误的。此事被林彪、"四人帮抓住,歪曲、扩大和利用,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难,装扮成正确路线代表,把我从未听过的一句地主资产阶级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强加到我头上。把青少年对革命传统的珍重和自豪,诬蔑为对″血统"的迷信和崇拜。他给反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但又有自来红″错误思想的人,扣上一顶″反动血统论"的帽子,并借此由头一脚把大批干部子女踢出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大肆围剿,甚至兜捕监押。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多少干部子女,被诬为"血统论的发明者和推行者",身受迫害。我不过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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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者之一。不但母亲受我连累,进了八宝山的父亲和未婚妻的父母也受我连累。弟弟、妹妹因我入不了党,参不了军。江青、陈伯达亲自指挥,关锋、戚本禹出马"审问"我时,千方百计逼我交代"后台"。他们听说我的对象是个姓刘的干部子女,就硬要"找"出我同刘少奇女儿的"关系",硬把刘少奇说成是我的"后台",并妄图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贺龙同志、林枫同志、张平化同志等。由于我父亲是湖南人,他们异想天开地把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打成我的"后台"。此时,我才明白这场闹剧掩盖着怎样一个大阴谋啊!当毛主席发现林彪、"四人帮″非法捕押大批干部子女时,立即派周总理去解救这些孩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尖锐地指出我这种自来红"思想应当批判;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止对我的万人批斗大会,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敬爱的周总理几次指示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回到群众运动中去认识错误。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比我们年纪小的一代人,再不会重复我们那样的遭遇了。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啊!我们确实犯过错误,遭过挫折,但是,从中提高了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为真理献身的气节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我们克服逆境,奋勇向前
    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最近看到一个材料: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査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
    这是什么?这是地地道道的"血统论"!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至今仍然被我们一些同志当做处理问题的准则。
    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它是假左真右,因为这种谬论听起来革命得很,似乎阶级觉悟高得很,其实,它在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出身对人的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有成份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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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相反地,出身很好,如果不注意学习、改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蜕化变质,甚至陷入反革命的泥坑。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血统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既不懂得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阶级出身的影响,也不承认思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根据这种理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象梅毒病毒一样,要从血液里遗传给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是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的变化,无论是党的政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论,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我们党内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负责同志,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相反地,象王洪文这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倒是命里注定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种谬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血统论″是反动的,因为它破坏和削弱了革命队伍,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剥削阶级的子女不是几千几万,而是数以千万计。是团结和教育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情愉快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还是歧视和打击他们,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队伍之外?如果按照"血统论"的主张和做法,只要家庭出身不好,就一律不准升学、就业、入团、入党,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甚至动不动就被扣上顶″要翻天″的帽子,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同样对待,那就只能使这些人跟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悲观消极,甚至会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对谁有利呢?显然只会对敌人有利,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则亳无益处。
    仝国解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经济制度,对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改造。剥削阶级的子女,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共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思想影响,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那个剥削阶级家庭。除了少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反动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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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人会越来越多。这种变化,说明了我们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无比正确,表现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有的人好象生怕剥削阶级绝了种。他们不仅不肯承认剥削阶级的子女会有进步,连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的子女,也要搞什么"查三代",也要按照祖父曾祖父一辈去填写家庭出身,甚至胡说什么如果剥削阶级的第三代、第四代改变了出身,剥削阶级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对象了。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阶级越来越少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剥削阶级越来越多才好吗?
    为什么在一些同志身上,"血统论"的流毒和影响这样深?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宁"左"勿右的思想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在对待阶级出身这类问题上,"左"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甚至还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的好评;右了,就不得了,至少也是"阶级观念模糊"。如果自己的出身不好,那就更严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的政策落实不了,该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是彻底批判"血统论",认真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促膝谈心。他谈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因父母受审査,或出身不好,或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某种帽子而牵连其子女亲属的情况颇多。话匣子一打开,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探讨,联想不少。现把谈话略加整理,供关心和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同志参考
    客人:父母有问题、有错误,是不是等于他们的子女有问题、有错误,从而要牵连子女?这个问题你怎样看法?
    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是靠科学吃饭的。我们不能搞封建统治阶级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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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罪,株连九族"的作法。你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总的题目都是如何正确地看待血统和血缘关系的问题。
    客:为什么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会沾染上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或血统论变种的观点呢?
    主: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烟消云散;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
    客:林彪有一句"名言":"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把″爹妈给的"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否认社会实践的主导作用,就是在鼓吹血统论。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不仅把自己树为"天才",还把自己的儿子树为"超天才",这就非乞灵于反动的血统论不可。
    主:我不懂遗传学。不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体型、体质等,是可以遗传的。譬如说,记忆力的强弱,听觉的灵敏度,就有先天的、即遗传的条件。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思想觉悟,知识才干,是不能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说通俗一点,娘胎里带来的只是父母生理属性方面的某些特性父母的阶级意识、知识才能是不能在婴儿呱呱坠地时就由爹妈赋予的。
    客:你这样讲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影响。主:我先讲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娘肚子里的产物。这是为了批驳血统论观点。而一个人的品质、觉悟、知识和才能,是由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在内,通过长期的灌输、培养和熏陶,由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去选择、消化吸收的结果。父母、家庭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有些子女身上还有相当深的烙印;它往往是少数人在革命征途上发生动摇、堕落、甚至叛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来选择革命道路,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一辈子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表现。
    客: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父母或亲属中有敌我矛盾性质问题的人,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前些年也被搞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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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我记得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主:是啊!列宁在《卡尔o马克思》一文中介绍这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出身时写道:"(马克思的)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说得具体一点,卡尔o马克思父亲的亨利奇o马克思是个律师和犹太法律学家,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如果按照某些特有血统论观点的同志看来,马克思的这个"不是革命的"家庭是不可能出现象马克思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
    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为马克思从事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动,给予马克思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协助,并曾为此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困苦,有时家里一文钱都没有"。她也是一个背叛了她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杰出女子
    主:可见,出身非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并不一定能决定本人的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往往可以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中会分化出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种规律性的现象
    客:这少数人当中,也有为无产阶级立下丰功伟绩的杰出人才。
    主:周总理一九七○年有一次批判血统论的谈话,使人难忘。那一次,周总理讲了"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的道理,并举了陕北的刘志丹、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以及叶挺,说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他们投降了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成为群众的领袖。周总理当时怀着深情缅怀刘志丹同志,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有两个瞎子看不见,就跑到窑洞,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攻打三交牺牲了。"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亲笔为刘志丹陵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由此可见,在为人民革命献身的同志中间,有无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苦大仇深的同志,也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在革命斗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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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中锤炼成钢的同志。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一切真诚地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出力的人敞开大门,而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出身或他们亲属的某种错误或问题,而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客:我还有这样一个看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绝大多数成员是可以争取改造的,有的人还可以作出杰出的贡献。当然,也必定有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的人,但这只是极少数
    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最有气魄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就包括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客: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当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父母有问题的子女推到敌人方面去,相反,要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何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即使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本人并没有参加剥削,就不应该歧视他们。最近,党中央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一律为社员,这实际上是反对血统论的一项重大政策规定,是大得人心的。
    主:还可以指出一点,血统论总是受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膜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封建帝王宣扬"生而知之者,上也",是为了要人们服从帝王世世代代的统治。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希特勒推崇种族优秀论,目的是为了在欧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客:"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一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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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客: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有关子女的问题批判了"血统论"
    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有关子女的问题上,要使党的政策在仝国各地都得到贯彻执行,还需要作许多工作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
    主:按照党的政策认真解决有关这些子女的政治待遇、就业升学、入党入团、生活安排等问题,是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的人,其中包括出身、家庭不好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该有光明的前程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发动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这副对联从北航附中、清华附中等北京中学迅速地流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它非但成为刚诞生的中学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
    “红五
    类子弟”为核心),而且成为中学红卫兵以“游行”等方式狂呼对联冲击各高校及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为这副对联带着过于粗陋和荒谬的封建世袭的思想色彩并力图把中国社会当时就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它一出笼便遭到了大多数学生与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学与高校处处引发了极为泛而对立的大辩论。尽管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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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但经过辩论它却反而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全国,成为风靡时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此时正要利用以“血统论”为组织基础的老红卫兵作他们政治斗争的“革命先锋”。如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①。二是红卫兵的“血统论”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来自古籍古人,而是直接来自中共长期以来执行的“唯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说穿了,“血统论”不过是一群不懂策略的激进的高干子女,公开地撕下了“重在表现”等等貌似公平的幌子,把同样是浸透了封建权力世袭意识的“党的阶级政策”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的公开版而已
    1966年6月至7月间,在一篇由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署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公开揭示:“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②换句话说,血统论的中心点是政权即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千子女夺权一掌权。不管老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是否不乏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它的组织路线的血统论则只强调先天的血统高贵。也就是说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子女可以不通过艰苦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公平的社会竞争,即制度化地攫取社会权力和财富,成为高踞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至今为止,中国国内流传着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次流产了的掌权尝试,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风蘼一时的鼓吹血统论的重要文献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做顶天立地的人》,北大附中红旗的《烈火捂不住盖子》③,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十号通令。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由于血统论的传播不仅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与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毛泽东及文革派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是无法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他们纷纷组织保卫自己的红卫兵,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一部分群众(红五类子女)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黑五类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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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转移毛泽东对他们斗争的政治方向。8月12日,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贴出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④,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释血统论的合理性,以弥补“对联”的粗陋。同时,又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木本条条”。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甚至主张对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把工作组及刘邓派的中共干部受到的批判说成是非红五类子女企图利用文革翻天的证明。由于1966年8月——10月中旬的文革运动已冲击了一大批“血统论”鼓吹者的父母—中共老干部,因而当谭力夫激动地质问反工作组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的讲话正在重复与闻释着刘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自我保护论,同时在一大批老红卫兵中激起极大的思想共鸣。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刘邓派干部,为了保护白己在与毛泽东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被打倒,便利用“血统论”把红卫兵的祸水引向广大无辜的学生、教师与群众。正是在“血统论”的指引下,是红卫兵在北京第一次开了残酷的“红色恐怖
    暴力斗争的先河。仅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天内,据官方
    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1,700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血统论”的倡导者们残杀,22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血统论”暴露了它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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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⑤(陈伯达)
    至此,“血统论”才从一种占主导性的,为官方默认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为中共文革派批判的异端思潮
    随着“血统论”被批判和群众造反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崛起,尤其是随着“血统论”鼓吹者们的父母被一一打倒,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1966年12月5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红卫兵中的一批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并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在这一通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左倾机会主义”的有益思考,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
    六省市”的革干子弟。又如同一时期“联动”对其他学生——黑七类子女的恐吓信。《紧急联合通告》,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⑥
    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血统论”以及耀武扬威的贵族子弟的言行正是最为广大人民所憎恶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突岀表现,他们的这些言论只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保卫自己父母及自己优越的政治特权的一种本能挣扎。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这使一批“根正苗红”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毛泽东的始乱终弃,相反怪罪于反对血统论的其他家庭出身的中学同学。所谓《紧急联合通告》便是最典型一例。通告中讲要借“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们给压下去!”⑥所指,正是戚本禹把《出身论》(遇罗克著)骂成“反动文章”的讲话,在不遗余力执行血统论上,联动又一次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同流合污。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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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一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岀’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刘西尧回忆说:他刚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作周恩来的联络员时,碰上两派群众在吵闹,有人扭住一个"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揪打起来。他接着写道:"这也和陈伯达的德政有关。因为他抛出了’血统论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段回忆的小标题也就十分突出地用了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抛出血统论’"。最初看到这个说法,笔者没怎么在意,只觉得是刘老先生年纪太大了,记忆上出了问题。不然,明明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批判了"血统论",包括"血统论"提倡者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说法,怎么现在会写成了"陈伯达抛出’血统论"呢?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作者在书中写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时,列举了报告中的一系列"谬论",其中写道:"他蓄意破坏青年团结,制造’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谬论"。作者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统统说成是陈伯达″制造"的"谬论″了。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査了多少人,査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10月2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报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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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是让广大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遭受压制的青少年以及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干部子女们铭心难忘。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不久,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这些内容,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得到了转述,社论中说:"正当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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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份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口号,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元旦社论,在当时也是各大报甚至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都争相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因而家喻户晓的。如果说,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那么,岂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元旦,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公开批判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网文)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
    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看看,够革命吧,
    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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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都是对联惹的祸“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石激起千层浪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
    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亳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辫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岀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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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辫论根木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个字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
    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辫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
    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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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
    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
    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
    “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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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日报》祉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
    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乱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岀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点发热迹象!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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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
    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恩格斯20世纪六、七
    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19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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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米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
    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髙潮。8月20日,能言善辫的谭力夫在仝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
    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元帅的愤怒
    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
    国元帅家中。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未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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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多大能量。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
    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査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査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一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
    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
    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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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保皇军企图武裝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朿后,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一—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
    此,木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
    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
    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白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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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
    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板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在老舍出事前的19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冶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据批斗老舍的主力车
    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
    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
    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
    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辫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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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
    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
    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釆取的方针。
    、8月8日,新华社播
    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月9日,八届十一中仝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
    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
    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
    达到最高潮。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
    “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
    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
    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囗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
    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竞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还有一些人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事实上,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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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个污辱性的称谓。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岀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
    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
    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
    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亳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
    屁t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
    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所学校一北京六中。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日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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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一红色恐怖万岁!
    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在这里,专
    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
    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日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
    ?→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
    内!
    毛泽东“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
    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
    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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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杋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已“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
    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
    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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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
    《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木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白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
    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
    风生风,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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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逮捕谭力夫“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种强制检査措施。后来检査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
    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岀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1966
    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木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竞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凤吹。生当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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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诗有好坏之分,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
    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
    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
    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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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竞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木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
    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
    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千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竞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
    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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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岀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
    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仼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猎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
    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晩,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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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米声援才撤退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
    公安部,打伤二人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
    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
    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一一五冲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
    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
    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铰杀令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
    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仝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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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届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白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
    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亳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
    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这一桩桩一件
    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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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
    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內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
    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冫: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岀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
    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
    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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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
    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
    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
    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
    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
    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颗嫩芽破土而岀,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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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顽主天下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
    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
    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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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己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
    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1967年1月18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岀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白来红”的大包袱,白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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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兔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査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著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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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仝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辫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
    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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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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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1.,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
    〖1〗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驰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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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你呢?”
    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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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竞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亳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岀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岀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木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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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2〗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著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辫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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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羨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岀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岀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已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苫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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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竞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立。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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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査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千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
    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
    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岀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背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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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岀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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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岀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千,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査研究,满足于用岀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辫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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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白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
    {转载自《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注释
    〖1〗〈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
    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2〗〈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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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只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3〗“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1967年2月2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硏究小组《出身论》之二:《谈纯”》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志坚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著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份,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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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象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冾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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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1967年2月10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査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白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玚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木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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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成立其它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別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论〈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在发生),但他们毕竞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著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査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
    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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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著烟卷,穿著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
    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
    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乂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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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別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著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敬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制造著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
    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
    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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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乂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份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竞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著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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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剁—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剁:凶手用刀剁受害者背部,直剁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粟××和陈×Ⅹ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晩,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退休老工友徐霈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著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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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竞扬言徐上吊自杀了老工人徐霈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可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著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口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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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辫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著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苫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著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著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著!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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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既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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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安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著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霈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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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著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一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大。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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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
    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灸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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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鸟七
    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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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
    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査研究,满足于用岀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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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最激烈最痛苫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岀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已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汨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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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岀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恐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
    同志们,
    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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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岀。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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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晩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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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好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汨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晩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査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仝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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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1967年2月27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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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淸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崇。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已亳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侯,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岀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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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板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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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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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朿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辗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朿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迫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岀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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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白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门,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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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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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口,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岀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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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査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1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2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査(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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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亳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岀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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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
    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窒熄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日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竞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岀“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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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辫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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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白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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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份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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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
    显然,作者
    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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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木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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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白量到了极点。
    《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亨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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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谎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白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诙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亐。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人,正是你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们白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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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木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竞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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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子女)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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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谎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
    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十八年了,上一代已绎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別是通过西赳、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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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杋会主乂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岀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茬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赳、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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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
    路线唱颂歌—一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系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岀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
    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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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査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再退一步,就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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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就数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盜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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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是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肖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盜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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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竞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盜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乂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岀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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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
    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木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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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亳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竞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的名字)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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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
    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
    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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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分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才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该不会反对
    吧?
    常洞瑶: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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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白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齐声唤:不会反对吧?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对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对。
    齐声唤:如果某乙反对某甲,他偏要说:修正主义集团对这部分人民根本没有实行专政,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修正主义集团都让这部分人享受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某乙是在替修正主义份子涂脂抹粉了
    常洞瑶:岂止是涂脂抹粉?简直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应该把他抓起来齐声唤:且慢!不要忘记,你一开始曾说过:那一大群人是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专政的。看来,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的,不是《出身论》的作者,倒是诬蔑他为敌人翻案的那一伙人了?常洞瑶:似乎,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也许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那么严重地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齐声唤:就算是这样,就退一步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他们吧,而作者偏要说迫害了,这只能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项罪名,尽管是不实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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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这一点,连《出身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是公认不讳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批判文章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文章中所举的例子确是事实,确实有理,他们之所以还反对这篇文章,是因他们认为一部分人民受压迫,是合理的,是正确的。谭立夫的讲话也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连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没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思想固然反动可是到底还肯于面对现实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伙,就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常洞瑶:啊呀!这么说,这一伙人是透顶加双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赞成《出身论》了。再见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晩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标,大大地玩弄了捍辫法,竟然从绝对真理屮得岀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毛主席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以他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分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点辩证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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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乂的解释和杋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例如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也说要援助亚非拉人民,但那是口头的,实质上是压迫亚非拉人民的,我们当然就要援助这些人民。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例如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盛赞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过“联俄”这一口号。我们指的“俄”,是列宁的苏联,绝不是今天变了颜色的苏联。苏修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他们却把“联俄”之“俄”,代换成今天的苏联。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拥扩“联俄”,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就不懂得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在这里如何应用,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分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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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还是属于家庭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论》的话说,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夺权,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这帮老爷(无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杈利。这样,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岂不证明你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反对的是什么,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你可以夸口说:“我比你们‘左’;你甚至可以说;“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当然,那就是荒谬绝伦了),可是你没有理由说:“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规定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址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一个敌对阶级,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然后与之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我们看到,新生的资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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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让我们揭开这篇文章披着的用时髦的“革命”词句,动人的“事实”编织的美丽外衣,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一具怎样的骷髅和灵魂吧!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抱怨岀身不好“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然后不惜笔墨地用几乎一版的“受害问题”来说明他们怎么在“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受到“令人发指”的歧视和迫害。学不能上,“工农革干子弟优先”了。好容易上了,又“往往享受到不同等的政治待遇”受人白眼。干什么事都得填那可恶的“出身”,结果干什么都困难重重。城市如此,乡村更不好过。运动以来红卫兵又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与美国黑人、印度首陀罗、日木贱民等种姓制度”相近的摧残下,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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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了这许多(有些确是有理)。但是且慢,看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红卫兵认识、改正以前的错误吗?是为了让大家去同情他吗?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受压抑最深(一定要注意‘最深’二字)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就一下子泄出了自己的天机,这些人要造反,要翻天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受压抑最深的人是谁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农子弟不是;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宠儿”,这些混蛋!一般出身的吗?受压迫固然深,但还不配这个“最”字。很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指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那么这些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要造谁的反,翻谁的天,不是很明白了吗?!何其毒也!!
    更卑鄙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在工农革干子弟中进行了恶毒的、不可饶恕的挑拨离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革干子弟是一、
    类,工农子弟只是四
    五类,后者也是受前者压迫的云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岀自己当这个队伍中坚的理由,“受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受谁的压迫?反抗谁?)并且他要“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了”。他们应该团结一切受压抑的人。在这里,他们狡猾地说受了和他们相同压抑的还有工农出身的青年”,并且还可以团结那些虽“没受压抑也没偏见的青年和其他革命青年”。剩下就是没受压抑的(或压迫别人)有偏见的人了。一语道破,就是指革命干部子女,这是多么狡猾多么恶毒的挑拨啊
    文章的用心很明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这个黑中心服务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裹在这个灵魂外面的皮肉是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希望人们忘记阶级的存在,忘记阶级斗争;总是企图混淆阶级界线,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
    这篇文章亳不掩饰自己对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反感,竭力使人相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仿佛普天下的人不分什么阶级都列入“人”中,并且就像他们头上共有一个太阳那样共有一个真理了。这是多么荒谬!我想,作者一定很相信苏修的“和平竞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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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剥削了吧!这种典型的修正主义观点早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事实,即:帝国主义的“真理”是掠夺、金钱,修正主义的“真理”是投降、土豆烧牛肉,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对这些人“造反有理”
    《出身论》的作者又想岀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而不分你我,社会影响又都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都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每个阶级都是由人和家庭组成的。每个人绝不可能像鱼一样超过阶级界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个人所受的家庭影响从属于他家庭所处那个阶级的影响。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富有富客,穷有穷客。张地主的儿子首先接触的是他爸爸的朋友王地主、李地主……及他们的儿子,受的影响当然是地主影响。后来张少爷看见贫农为他家种田交租子,但他并没因此“感动”,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贫农的儿子首先和最多接触的是组成社会的贫农这一部分。总而言之,社会影响对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
    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能说我们“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照此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吗?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一驳。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不能算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在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那么轻松。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越是接近社会主义,剥削阶级自己复辟的可能越小,他们便更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出身论》作者毫不例外地用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明其也可如此。我们要说,如果恩格斯在世,他也绝不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的。理由很简单,恩格斯正是因为认清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者又说,马恩列毛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必然的吗?!
    至于武则天用上官仪女儿当侍从一事只能说明这样一点:任何阶级内部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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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都是服从他们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告诉《出身论》作者:和你们愿望相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恰恰是很重视出身这一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因为想试试你们这些“千里马”能不能复辟而把大权让给你们的
    在这里《出身论》作者又搬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但是,“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他们的后代)真是天下之奇谈!风马牛不相及,令人笑破肚皮的逻辑!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说教道:“这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要问:这到底是谁和谁,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呢???
    “但是”,作者说,“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指反动剥削阶级)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说;不对,地主的变天账绝不会交给贫农儿子的,资产阶级的屠刀上却沾满了红卫兵的鲜血。
    我们不必再去驳斥那些七拼八凑的逻辑了。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出身论》作者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而我们却要牢牢地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出身论》观点所代表的那些人是远远不会满足于没有阶级的“人人平等”的,他们应当是“社会中坚”,但理由是什么呢?这时,他便笑吟吟地打出了他们的传统王牌“重在表现”。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断章取义地说“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观点,但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和你们的所谓“重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要告诉你们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是什么,让你们好好高兴高兴。
    《出身论》先在出身和成份上进行了愚不可及然而自以为得意的咬文嚼字后得出结论说:“出身不是标准”“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然后干脆说:“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这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照此推下去,岂不成了“儿子英雄爹好汉,儿子反动爹混蛋”了吗?让这些更糊涂更反动的人去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简单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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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地为抹杀岀身找出理由,因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好漂亮!真是谢谢你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更懂得只看表现不看岀身,我们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葬身于阶级敌人屠刀之下。
    《出身论》作者之所以要人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是因为自以为表现好,而那些讲出身的人是“表现糟糕的人”。这论调并不新鲜。在学校里,有些人总是认为工农革干子弟调皮捣蛋,粗暴骄傲,而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却总是“非常积极,非常礼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他有两本日记,一本上尽是改造思想、毛选心得以及对一些人的无耻吹捧。这是给组织和大家看的。但另一本日记上却尽是名利、女人,充满了剥削阶级霉烂腐臭的味道。这才是他的灵魂!丑死丑死了!这些人就像画皮一样,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这些人还好。像那些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记反动日记,行凶杀人的剥削阶级后代不也是一个个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吗?这些当然是极少数,但他却是在一个总的水平上的产物。这些两面三刀的伎俩要党“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我们是看透了的,请听
    “现在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中等而且偏右的。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不管他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肩上。”真是一针见血,真是人间还有青霜剑呀
    《出身论》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新鲜的吓人的东西。即:剥削阶级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压迫最深的。我们说,这有些是对的,因为你们到底过不上解放你老子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呀。你们所指责的主要罪行:大学“优先录取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正是无产阶级伟大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科学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继承人统治下去了!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给这些人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大破坏和迟缓了这个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嚣张地挑拨、谩骂、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工厂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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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得以贯彻也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之处。你们还指责“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我们说谢天谢地,如果这点再作不到,现在中国要成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了。你们对无产阶级国家这些正确的东西感到那么压抑那么不可容忍,表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本性呢?!
    你们说:“运动中揭岀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这一下道破了你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居心,真是不打自招。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受修正主义的打击最深吧!但照此理最初反抗的应该是剥削阶级子女了,但为什么逆风耸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奋勇宣战的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呢?《出身论》作者一定会说,他们(黑五类子女)受压抑太深,太自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畏缩恐惧。但是我们要问:那么当时保卫修正主义领导、打击围剿红卫兵时,那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挺身而出,而没有一点自卑没有一点畏缩恐惧呢?《出身论》作者,你们怎么回答呢?怎么为此辩解呢?
    这些人又说:“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我们认为革委会的同志们的确很多受了利用,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的缘故。
    我们要指出: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了。在高干子弟身上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严重脱离群众就是其一。但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就是它使干部子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致命的缺点: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如果干部子弟还不接受以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弱点,发愤图强,那么根本不用谁打击,很快就要完蛋了
    对于干部子弟的这些缺点,广大革命同学,尤其是工农子弟,这些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不记仇,不报复,尖锐地诚恳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广大同学是通情达理的,广大同学是了解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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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指出,一小撮怀有反动的阶级情绪的分子现在正乘机刮阴风,放暗箭,到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对红卫兵和革干子弟抄、杀、打、骂。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这是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我们一千个相信,一万个相信,广大工农子弟,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决不能看着红卫兵的鲜血染红绿色的军装(这鲜血曾染红我们共同的红卫兵的袖章),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把脚踏在我们战友的身上!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揪出这些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严厉惩办他们的!
    革干子弟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少数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当然不在此例)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才可以来各自“表现”一番,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革命的同志暴露了缺点,革命的异己分子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这同样是两件大好事,同志们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一下各种“表现”,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出身论》的作者及它的吹捧者,我们希望你们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果你们不愿放弃,而且有胆量论战的话,我们决心奉陪到底,而且心甘情愿,我们应当是唯物论者。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
    清华附中红卫兵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哉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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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所谓“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学文革报》抛岀了《岀身论》这株大毒草,绝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体现。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反动的家伙们,怀着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心情,向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射出一支支毒箭
    他们拚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荒谬的“阶级调合论”,为××路线喊冤叫屈,摇旗吶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杈制造舆论准备。他们还梦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反动的《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目前,这个反动的逆流已经泛滥于全国,流毒甚广,影响极其恶劣。既然他们放了毒,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消毒!这个反动的思潮不肃清,他们的反革命的猖狂反扑不打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就不能实现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将大毒草《岀身论》砸它个稀巴烂!把它连根铲除!
    我们就是要讲“出身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完全否定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拚命施展其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他们说什么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外因。而外因中又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这样就基本否定了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出身论》的作者还觉得不过瘾,又进一步胡说什么“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抽掉阶级内容,大谈所谓的“重在表现”,为××路线翻案,我们必须揭穿这个鬼把戏。
    《岀身论》作者的诡辩伎俩是不值一驳的,他们虽然提出了所谓内因与外因,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出身论》的作者企图避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孤立地来谈“内因”,孤立地谈“主观能动性”,这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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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世界上没有超然的内因,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思想是由于不断接触社会生活(这里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一出世,只有本能,而无思想,这时他首先直接地较多地接触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接受这些事物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人的家庭影响往往是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打基础的。因此想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来否定家庭的影响,那只能是枉然。
    可笑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刚刚讲了“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以后,又自相矛盾地胡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触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又说,“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时作者却只字不提本身的世界观也即内因对接受这些外因的决定作用了。这种片面强调社会影响,把一个青年看作没有思想的物体而可以仼意加工的说法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用这种唯心论同样不能为你们否定家庭影响提供任何理论根据
    ××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的总结中说到:“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份论。”又说“不重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其出身,还必须通过主观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长期检验,这才能证实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出身论》的作者企图否定成份,否定出身,片面地强调“重在表现”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
    父母及亲人的言行是代表着某一阶级意识和作风的,当然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就带有阶级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剥削阶级所影响给孩子的是剥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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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是对新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以至于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从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是根本找不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影响的。而工人和贫下中农所影响给自己孩子的则是翻身的喜悦,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但是这不是主流。两个阶级的家庭给予其子女的影响是完全对立的,这是铁样的事实。一个反动家庭的思想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不是谁服从谁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谁否定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谁想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马列主义
    《出身论》作者不承认有“家庭影响”却说“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不好。”因此得出结论:“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岀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思想反动的地主老子,能给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好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不仅没有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而站在反动的老子立场上,美化了剥削阶级的家庭影响,贬低了工农家庭的影响。企图把所有不同的家庭影响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来,求得平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出身论》中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否定阶级烙印,离开阶级分析,而去片面强调“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照此说法,社会上就不会有坏分子了。因为他们早被真理“感召”过来了。真是太令人可笑了!这纯粹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邪说”。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一般地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是不会受其感召的,那些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较深的人,也是不会很轻易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去谈什么真理具有“感召力”,那岂非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重在表现”是有阶级内容的
    《出身论》作者花了很大精力,在其臭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极力企图完全抹杀家庭影响,从而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前提下提出了所谓“重在表现”的问题。我们说:出身和家庭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出身,就是要看不同阶级对其子女的影响,要看阶级烙印,决不是像作者先生所说“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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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谓“重在表现”之所以反动,就是因为他歪曲了毛主席提出的“重在表现”政策,他抽掉了这一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坚决造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企图伺机翻案。今天,正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时,社会上的一小报混蛋,以为机会来了。于是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妄想借机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取消党的阶级路线,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阴谋。
    《出身论》作者为了否定出身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在使尽了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以后,竟公然歪曲主席思想,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内。”可是作者先生说:“毛主席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那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那一个范畴。”炮制《出身论》的混蛋想用此来说明,你也是小资产阶级,我也是小资产阶级,要讲成份嘛,咱们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谁也不比谁强。即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要看家庭出身这只能是作者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出身论》作者为了反复证明其不讲成份的所谓“重在表现”是正确的,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找论据。他胡说什么,只有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处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才能在思想上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他们所谓“‘有成份论’的根据”,而对于剥削阶级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剥削,他们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因而就不应该给他们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了,这纯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难道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不影响其子女吗?如果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算剥削阶级烙印又算什么呢?作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出身论》作者用“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为根据,得出出身和表现“毫无干涉”的荒谬结论。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决不是和表现“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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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干涉”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无所谓“表现”可谈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一定要彻底批判,但《出身论》作者却以点带面,把少数人的错误夸大成所有工农子弟的错误,拚命贬低工农子弟妄想在批判形“左”实右时趁火打劫,把工农子弟压下去,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出身论》的作者还恶意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如武则天把阶级分析说成是“以人害言”,说我们的党“不识千里马”“糟踏了千里马”。这是从《三家村札记》中才能找到的黑话。他们把矛头指向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矛头对准了谁?
    “出身论”假借批判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谭力夫为名,大肆诬蔑、谩骂工农子女,说工农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宠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来丑化工农子女,以便达到他们打倒工农子女的丑恶目的。奇怪得很,像谭立夫这样的人物在工农子女中能占多少?难道你们不承认大多数工农子女是好的吗?是革命的
    “出身论”的炮制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恨之入骨。他们反对党的阶级政策,反对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的正确方针,反对党的干部路线,反对兵役制
    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那些还没有真正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些仍然和他的反动老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我们就是要让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子女去掌握枪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去掌握国家的机密机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
    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
    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我们若没有党的阶级路线,若没有无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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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混蛋们,任何谩骂和狂吠都是枉然的,都是不济于事的。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阶级偏见”,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这种“阶级偏见”怎么行呢?想否认阶级的烙印,否认自己受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不做痛苫的思想改造,不做脱胎换骨的变化,就想混入革命队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这是痴心妄想!
    你们不是大喊:“收起你的考验吧
    诉你们,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就
    是要看你们是否真正的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是否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这是完仝必要的考验。对你们不考验是不行的,你们越是害怕考验,就越是要考验你们,要革命的那还怕什么考验呢?
    “出身论”的作者还恶狠狠地说:“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这正是修正主义一手造成的。”看!他们的用心是何等险恶呀!他们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疯狂反扑了。已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施展了“三家村”黑店老板的鬼把戏,含沙射影地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假借反对形“左”实右、“血统论”,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大叫
    个新的特权
    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
    受压抑最深的青年勇敢战斗吧
    看这杀气腾腾的叫嚣,不是十分明显地看岀,他们要号召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大干特干了吗?!他们要翻天,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革命夺权了。看!“出身论”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
    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
    固政权。”阶级敌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总要在政权问题上和无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企图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出身论》就是一篇公开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为反动势力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出身论》又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目前在全市、全国不少地方有那么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趁着批判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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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企图把犯了些形“左”实右错误的工农子女不管轻重,都一棍子打死,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这些混蛋企图把那些出身好的,从运动开始就一直按毛主席的教导,向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英勇斗争的闯将一脚踢开,把他们排斥在夺权组织之外,进行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扰乱我们的阶级队伍达到他们的篡权的目的。《出身论》正是配合这种反革命夺权而出笼的,以制造舆论,使其夺权合法化。《出身论》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揭穿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今天出现反动的《出身论》,是必然的,它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死亡的。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既然《出身论》自己跳出来了,我们就坚决铲除它。铲除毒草好肥田。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潮必须痛加批判。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出身论》这株大毒草彻底批判、批臭,把《出身论》的后台揪出来示众!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北京《旭日战报》1967年2月25日特刊)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
    两者关系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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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奧思想才能了解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还实际存在,阶级斗争规律也就依然起作用,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也主要是阶级影响,父母的管教如何也会起到影响,前者形成阶级共性,后者形成个性,居次要从属地位。从家庭影响方面看,比如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还拿着定息,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剥削,作为其子女,也是享受到的。反对取消定息的不只是资产阶级份子,他们的子女之中也大有人在,否认这种家庭出身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至于社会影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另外由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地存在着。前者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在社会的主要影响,这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的关系,也有普遍的方面。即剥削阶级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另外也有阶级差别的主要方面,它与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为什么工人和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好的原因,从这里就可以得到阐明。面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他们基于本身阶级的利益,往往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一些身在主席周围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虽受主席的教导最多骨子里依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一事实不正是说明这种所谓社会影响的实在情况吗?从这里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极力抹杀阶级出身的影响,在“成份”和“出身”的字眼上也化了不少苦心。除了极力把成份和出身严格地加以区别,还特别作了正名工作,唯恐别人把成份和出身混淆起来。
    的确,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家庭出身的实质是指阶级出身,因为不同家庭的不同经济政治等情况从属于不同的阶级,并不是指什么职业出身。出身应该只对青少年尚未脱离父母家庭获得独立经济地位这一段时间才适用,因为一个人参加了工作,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成家另过以后,他就在本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形成自己的阶级成份。有的跟出身一样,有的跟出身不同。这时原来的出身才退居于参考从属的地位,因此成份和出身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成份和出身截然分开,人为地割断其中的联系。在阶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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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中,人自出身以后就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青少年就生活在他父母所处的阶级地位中,从这里可以看到,父母的成份和儿子的出身有必然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至于《出身论》作者所作的正名,把职业说成了成份,其实是错误的。父亲以鞋匠为职业,其父亲的成份并非鞋匠而是工人,其儿子是工人出身不是鞋匠出身。有的职业也是成份的标帜,如职业是工人,其成份也是工人。有的不是成份的标帜,如鞋匠、其他如教员,职员,不应说成教员,职员成份。虽然现在有人把职员也当成成份的,其实是谬误。因为高级职员和小职员虽同是职员,它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相同。否则就会混淆阶级成份。这种阶级成份混淆现象,在《唯出身论》者制造的什么“红五类”,“黑七类”中也有同样情况,所谓的“红五类”,其实只有两类,即工人和贫下中农。所谓“黑七类”其实也只有地,富及资本家才是真正的阶级成份,其他反,坏,右,黑都是个人政治问题,它们都另有阶级成份。
    其次关于重在表现,这的确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是毛主席的语言。是对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体现出来的某些阶级成员有互相转化的事实所作出的理论性概括。它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成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但应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所有资产阶级份子都能自觉地转化为无产阶级。如果企图用个别现象蒙蔽其整个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就必须揭穿,不能上当。剥削阶级的被消灭过程,就是剥削阶级成员的被改造过程。(这是阶级本质的改造)他们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的表现不可能一样。重在表现最本质的意思,也就是用来衡量他们这种阶级本质的改造过程的一个极为有用的方法。
    另外,在现社会中,由于其他阶级还同时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在不同阶级思想并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不互相影响,因而在工人中也会出现资产阶级份子。为了看清他们所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程度,也需要重在表现这个方法加以检验。因此对他们也适用。但也必须指出,重在表现是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的。某些想利用重在表现对任何人都适用这一表面现象就企图抹杀阶级分析,进而想否定出身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用重在表现这一武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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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出身和表现的关系,真是甚小吗?只有表现是活的,出身是死的吗?解放前,地主,资本家因为有钱有势,他们的子女妖里妖气,胡作非为等的表现,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直接影响吗?解放以后,直至十七年了的今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那么多的上完高中上大学,平时讲究吃穿打扮,难道不是这种出身的影响吗?为什么占人口数亿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上大学的人数还没有只占人口不能以亿计的地主、资木家的子女多呢?难道这不是出身的影响吗?再如今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老爷们,他们的子女养尊处优,仗势欺人,横行一时,难道不是出身的影响吗?既然是出身的影响,也就是因他有那种出身才有那种表现,这难道出身是死的吗?表现之所以活,不正是出身在他血液里起作用吗?
    作者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继又发问道:“这里提到出身了吗?”我们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一个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在他没有把出身的严重影响,满脑子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去掉以前,他可能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吗?君不见王光美她说她也没有剥削过人,并且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多年,还挂上了共产党员的招牌,如今不依然是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份子吗?能否认出身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吗?
    出身和表现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现象,如果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就应该做认真的阶级分析。那种看见出身和表现的矛盾现象,就企图抹杀出身对表现的关系,必然要混淆是非。
    《唯出身论》之所以可恶,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出身和表现的关系,而把党的阶级路线任意歪曲,非把它变成僵死和生硬的公式,硬往别人头上乱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出身问题应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
    《唯出身论》之所以是反动的,这是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但他却打着阶级路线的旗号混淆阶级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孤立革命派保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现阶段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尖锐的情况下必然要岀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种反动思潮之所以能横行时,是因为它有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阶级力量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新冒出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问题不是《唯出身论》,《反动对联》,《谭氏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早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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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笼时就认清它的反动面目。而所以有不少人跟着它跑,是由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更多的青少年是受蒙蔽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反动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什么鼓吹真理的感召力,却并不能感召那些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批判反动的《唯出身论》,不仅要在理论上彻底批判它,而且要用阶级斗争,把以这种思潮为代表的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彻底打垮。否则理论上的胜利还不等于阶级斗争的胜利。只要代表这种思潮的反动阶级力量还存在,那么即使他们口头认错,明里暗里却仍会那样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其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以《唯出身论》为代表的新的资产阶级力量节节败退的同时,旧的剥削阶级力量又紧跟着蠢蠢欲动了。远在去年六、七月间就露了苗头,以后他们借着大家痛恨《唯岀身论》,起来痛加批判的时候,他们认为时机合宜,终于公开抛出系统的所谓《出身论》。
    凡是有一定影响的舆论的出来,它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潜在力量
    反动的资产阶级,为了斗争策略上的需要是会千变万化的,它会以种种迷惑人的形式出现,使人们一时眼花缭乱。事情是很清楚的,《出身论》一抛出来,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手舞足蹈大声喝采,得意之形溢于言表,。他们都是什么人?除了受蒙蔽的以外,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其背后还有一切被打翻在地的剥削阶级分子,在暗暗拍手称快。因此《出身论》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思潮,什么样的阶级力量,他向谁挑战,它要干什么,不已经很清楚了吗?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竟公然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前面已经一再说过,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之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而《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做寘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到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谎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他们把社会、家庭影响中,最木质的经济,政治的因素笔抹杀,而大谈什么父母管教,朋友琢磨……等等。
    最后居然否认真理的阶级性,从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企图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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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说成是全民的思想,是任何阶级都能自觉接受的思想。由此可见,《出身论》借批判《唯出身论》之名所贩卖的是“无阶级差别论”,“无阶级矛盾和无阶级斗争论”,公然与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针锋相对。并以此来麻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警惕,从而号召一切出身不好的人,以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为名,猖狂地向无产阶级掀起一场新的进攻
    《出身论》所代表的乃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决予以回击,痛加批判
    然而也不应不看到《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他们比起工农大众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受的迫害,算得上什么受害?如果你们承认社会主义仍然是有阶级的话,这不是必然的吗?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至于《唯出身论》者们,挥舞反动对联胡作非为,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另表现形式,它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必须指出:谁要是借批判《唯出身论》的同时,肆意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路线,企图通过批判《唯出身论》取消阶级差别,取消阶级分析,达到什么人人平等,在目前阶级还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那时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一再唤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一再从“左”方,右方及形“左”实右方面向无产阶级猖狂地进行斗争。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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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1967年2月27日初稿(本报有删节)(原载《东风报》1967年3月19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最近有个录音报告,以后再讲。林彪同志说: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共产党。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烙印,我们要自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事物,指导行动,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对每一个问题的评价,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是错误的。如对待出身,青年等问题。青年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干部子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应该用阶级观点来贯穿中学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讲究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一二七九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建的。但这不是独创,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也讲血统论,它认为德国人血统高贵,日尔曼人血统高贵,蓝眼睛的人血统髙贵,黄种人血统低贱。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血统高贵,奴隶的儿子血统就低贱。由于这种宣传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劳动人民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不敢造反,农民起义领袖认为要请姓刘的作皇帝,因为姓刘的命运好,这是骗人的。现在有些人,接受了这些反动的血统论。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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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儿听说我是十七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
    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受影响很深。做了廿世纪的唐吉柯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3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宋永毅:《遇罗克的《出身论》实质何在?——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著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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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论》初稿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菲薄的学徒工每月二十元左右的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缘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一九六六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遇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参看本刊zk9610c:《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一访牟志京博士》一文)。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竞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中共的各级省市委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万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市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创刊,至四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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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毛泽东的追随者们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十七年中共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中共的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们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二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中共党内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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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仝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如同后文革时期(1976-1982)的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们在评论《出身论》时指岀:“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前进得很远,可是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势力对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对党及其领袖缺乏具体分析。显然《出身论》只能是六十年代的产物,若作者本人今日尚在也不会满意的”
    这一批评说对了一半,即“作者当时还不能明确地与官僚主义势力对立”。至于说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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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
    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著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语言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6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行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象新市委所认为:‘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牌号仝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遇罗克持冷静的分析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已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届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
    如同王希哲后来所评论的,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反官僚的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在毛泽东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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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
    六六年下半年,人民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戕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据《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遇罗克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虽也有许多赞赏之处,但也同时有许多批评之处”。
    据与遇罗克一起坐过牢的张朗朗回忆,遇罗克在研究了《毛泽东选集》新旧版的修改后,露出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继而对张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它的变异毛泽东思想不免是历史的嘲讽,但这又是中国年青一代在觉醒途中的一个必由的历史阶梯。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反驳毛泽东的追随者们。1967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硏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著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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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三十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宋永毅的另一段话说得更透彻:遇罗克所提出的出身问题,即不同出身的人应该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的词典里的常识是另外一套,讲穿了就是血统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谁敢说,我和一个出身高干的人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有平等的公民权,有平等的“提干”机会?谁敢讲这个话?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
    九年前我曾苫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份、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一一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木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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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二)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査。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盜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1961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査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1962年《北京晩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他回城,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
    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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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他这时的思想思部分反映在他的日记中
    1966年1月2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1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术的。”
    1966年1月28日,他写道:“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然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6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2月6日,他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1966年2月10日,他写道: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岀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我擀读一遍,又给日报寄去
    1966年2月15日,他写道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买来2月13日的《文汇报》,果然有。
    (附录:《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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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钶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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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
    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
    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冋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晝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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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
    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槭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冋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
    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槭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
    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仝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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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6年4月30日,他写道:“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1966年5月1日,他写道:看芭蕾舞剧《白毛女》,
    就其所费的人
    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
    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1966年5月2日,他写道: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热爱。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和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主义“。
    1966年5月3日,他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亳无道理的。”
    1966年5月7日,他写道:目前开展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的诗词中就岀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歌颂他们呢?还是批判他们呢?今天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1966年5月10日,他写道: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1966年5月13日,他在日记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1966年5月14日,他在日记写道:“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棼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1966年5月22日,他在日记写道: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颇感触的
    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了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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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本身,而是不许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艰拓的,但不用掉换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工农兵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
    《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口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攝呔鈉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1966年5月23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
    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
    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钴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1966年5月31日
    傍晩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活,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1966年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1966年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公同样敲锣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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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棗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1966年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个“群众运动”
    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1966年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
    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么不正常,即可做为明证。
    1966年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1966年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1966年7月6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呵1966年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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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1966年7月29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1966年8月3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已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
    但是,我决
    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
    把
    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呵,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1966年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领巾………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
    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
    实在太嚣张了。
    1966年8月8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1966年8月31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1966年8月22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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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1966年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1966年8月26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不说了
    1966年9月×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乾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回答是:不。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6年8月28日中午,遇罗克把妹妹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说:“为了避兔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下,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天快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厕所里,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日记,被当做“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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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个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
    5月8日他在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
    次,他与一群人辩论了一下午。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遇罗克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
    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竞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出身论》问题上来,怀疑“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危险临近了。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
    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仝村一夜被杀死
    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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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1967年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小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批判
    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
    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岀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岀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
    1967年底,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做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这就是战斗。任伺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天深夜,他对几个年轻伙伴说:“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硏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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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年1月1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人狱。
    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
    关于日记问题
    遇罗克说:“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木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小集团问题
    审讯人员追问“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关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审讯中,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
    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木禹是代表中央文革
    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
    遇罗克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关于私藏武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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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种说: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査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也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详情请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徐晓、丁东、徐友渔编)
    另一种说: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一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遇罗文)
    关于企图进行暗杀活动问题
    判决书说遇罗克“扬言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苏双碧说: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
    有人说,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主席有人说遇罗克的言论惹了大祸,这是对的。遇罗克的反革命言论直接改变了手榴弹这个物证的性质。遇罗克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再加上私臧手榴弹也是违法。(网文)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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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来看,三条罪名是:第一,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第三,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其中没有一条是涉及《出身论》有关文章的问题。
    遇罗文说: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
    宋永毅说: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
    总之,遇罗克是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罪名,判处死刑的。1970年3月4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研究资料
    九九九年第六月,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仝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20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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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岀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
    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2.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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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共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岀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1966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惟成份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份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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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
    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份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份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份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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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批
    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12月30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人狱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66年1月2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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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木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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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亳不掩饰地回
    我
    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苫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年3月4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系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竞犯了什么罪,非系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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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妺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
    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
    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迫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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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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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
    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份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慨
    {口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遇罗文:关于《出身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65中上高一,那时我哥哥已经参加工作,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这之前,他在大兴县的红星农场当农工。小的时候对哥哥的记忆,就是他特別精力旺盛,也特别聪明。在家时,他会搞些恶作剧,编鬼故事吓唬人。我的姥姥很讲迷信,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能吃荤了,但是他反对迷信,他就偷偷往菜里加点猪油。当时我们的家境特别困难,兄弟姐妹四个基本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他当农工时,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开销,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讲穿戴,几乎全部拿给家里,母亲说,你总得自己留点钱呀,每月给他留几块钱,而他唯一的花销,就是买书。后来他回到城里上班了原来他在农村时怎么读书,我不太了解,到那时我才知道,他实在是太用功了。他到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他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次能借100本书的。我跟他到图书馆一起去借过书,他都借的是那种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当时我看着他借的一摞摞的大部头书,觉得简直是永远也看不完的
    关于我哥哥写的最有名的文章《出身论》的前后,在这件事上我最有发言权,因为登载《出身论》的那张报纸是我办的,就是《中学文革报》。他是在报纸办起来以前就写出文章了,写的原因,就是看到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造成的大量惨剧。许多人被活活地打死。他写完文章时,我和我弟弟正在广东串联,他当时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文章给我印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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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难的,当时只能油印,但是一套油印机又很贵,我们买不起。我到了广州,发现他们那里搞油印是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蜡纸刻好蜡版以后,铺在纸上,只用一块木板夹着一条蘸了油墨的橡胶,就这么一刮就印出一张。发现这个方法以后,我马上写信告诉他说我能给你印,这样他就把写好的原稿给我寄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印了几百份,印好的一部份给他寄回北京,一部份就在广州街头贴了出来,想看看反映。结果当时就很轰动。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这种印刷方法介绍给我哥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纸,又印了不少,当时我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北斗星战斗队”,我们又在北京的大街上贴了不少。当时我们就有四中的两个同学牟志京和王建复加入进来。牟志京是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了贴的《出身论》后非常佩服找上来的。他们俩找到我商量,说能不能办一个铅印的报纸,我当然很赞成。我是和四中借的500元钱出的第一期。第一期印了3万份,《出身论》就登在这期上,卖2分钱一份,在街上一抢而光,又加印了6万份。以后我们又接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是靠上期卖报的钱来运转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我负责组稿、卖报;王建复主要是组织和财务工作;牟志京主要是编稿。这六期报纸,每一期的主要文章都是我哥哥写的,一些小文章也是他组的稿,或者他编的,他有时充当正反两方面的角色,在报纸上展开辩论。这份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读者来的信都是成麻袋成麻袋的,邮局都送不过来,得我们自己去取。有许多人在信中夹了钱要买报纸,我们就得给人家寄,工作非常忙。人手也增加到十来个。这期间,《红旗》杂志社的人也来找我们,慢慢也知道了文章是谁写的了,他们有天就对我们的人说:这文章我们认为有问题,你们最好还是转转方向。当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而且那些红卫兵“联动”也捣乱,常常找到印刷厂去抢去砸,有一期报纸我们不得不跑到天津去印的。这种情况下有一部份人就撤了,但我们还是坚定地坚持,一直到第六期出来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时我们不得不停刊了。前前后后,从1月18日到4月14日,出六期报纸共印了40万份。我哥哥的主要东西都在这六期恶运开始
    在《中学文革报》之后,我哥哥还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工资论》,这是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在考虑改革中国的工资制度问题,他还有一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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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想把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收集起来,论述其中的剥夺人权不讲人性的东西。他还想写过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在中国当时是这种凊况,如果你犯过一次错误,很可能你终生都会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想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人可能比血统论涉及的人还要广。
    但是这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第一个征兆是我哥哥发现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并不怕,他还很乐观,因为他觉得他没做什么坏事。他对我说,有时候他还会迎着跟踪者上去问:你是找谁谁吗?他往哪哪去了!有一次,我们两人去东四人民市场,发现有两个女的跟踪,他就和我忽然就藏在一个柱子后面。那两个人不知道,还在往前走,他突然就出来问:你们找谁呢?那两人赶紧就走掉了。我哥就说:“你看多可笑,就这水平还跟着我!你别看我怎么跟他们逗,他们回去也不敢说,一说不是丢他们自己的脸吗?”那时候我们都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总觉得我们干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报纸上,你们都看得到的,没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没想到,到了Ⅰ968年的1月5日,我哥哥被捕了,我是被“群众专政是被学校看管起来,到了三月份,也进了监狱。这个案子牵连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报纸读者来信很多,有写得特别长很有水平的信,我哥哥都是亲笔回,也写得非常长,这样,就被怀疑是一个仝国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外地的这些人也都被牵连进去,我记得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等,都被判了十几年的刑。我开始是因为年龄小,被“群众专政”,后来发现我有两颗上东北串联时带回的手榴弹,那时我是好奇,就没给上交也没扔了,后来有的人顶不住压力把这事说了出来,性质就升级了,怀疑我要有武装行为,点点给我施加压力:从传讯到拘留一直到逮捕。当时我哥哥也给我说过,这种压力一步步升级,也是一种战术,让你越来越恐怖,这时就看谁能坚持得住了。他们当然很想让我说这手榴弹和我哥哥有关系,但我不能说,我一口咬定我哥哥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清楚:这事搁我身上,最多判三年,但如果牵连到我哥哥,恐怕就要判十年二十年了
    在我被捕后,我们家曾经托人打听过,内部定的是给我判三年,我哥哥五年。但是我最后也没被判,转到一个少管所办的“学习班”,跟我在一个“学习班”里的什么人都有:有写反动标语的、当红卫兵“联动”打死人的、投敌叛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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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六分子”等等。三个月后,我就放出来了。可是我哥哥却没能出来。在我和哥哥被抓起来不久,我母亲和我弟弟也被“群众专政”。这种“群众专政”就是不关进公安局,而是由本单位来看管,同样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要劳动、交待问题。我被群众专政时,还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与我们一起办报的唯
    个大学生,名叫郝治,他受的罪就大了。他被关了一年,其中前半年每天只能吃到6两窝头和一点咸菜,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屋里,每天都要被毒打一顿到了半年的时候,他1米8的个子只剩下90斤的重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不能有活的可能了,就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几乎要死了这样关他的人才同意不打他,也允许他可以出屋子了。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棉袄已经被凝成了一个血壳。半年里他一直睡在水泥地的草帘子上,等到半年后出来时,一甩草帘子,是一层的臭虫。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也被血凝在一起。他又被关了半年才放,他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去慰问我妈。
    我的弟弟是被“群众专政”了两个月后放回家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找了份临时工,母亲还在被群众专政,我们都在监狱,我的姐姐遇罗锦在茶淀被劳动教养。我弟弟进了家门,看到屋里一片狼籍,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厚厚一层土,米面已经长了虫。我弟弟先去看我母亲,我母亲被剃了阴阳头,正在监督劳动,见到我弟弟悲喜交加,说:我不要紧,这里能在食堂吃饭,饿不着,还是先去想法给你哥哥姐姐送点东西吧!我弟弟想给我们送东西,但那时我们都没被判刑,不让见面,也不能送吃的。他又去茶淀看我姐姐。临走在家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了两元钱,也买不了什么吃的,只能把家里的面粉挑去虫子,炒了些炒面带去。到了茶淀,又费了很多口舌才被允许见到遇罗锦,一见面,姐弟俩就抱头痛哭。
    当天晩上我弟弟住在了农场,但是农场规定亲属探望一月只能一次。这样,我弟弟就第二天一大早站在路边等,希望能再看到姐姐一面。上工的队伍过来了终于,我姐姐看到了弟弟在招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弟弟在回去的路上,到火车站要走十几里路,他来时是走来的,回去还要走回去,这一路,他是一直哭着回去的。他那时是上初三,只是个十六七的孩子啊!
    我从监狱放出来后,就去陕北插队了,后来我弟弟也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正听到我哥哥的死讯是在陕北。我万没想到他会被判那么重。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军代表还说,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还不给你哥写封信,让他加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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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争取也早点放出来。我就真写了,那会儿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记得那年,就是在1970年春节时,我和弟弟、姐姐都从外地回到北京过年,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们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可是当时街道的人看见了就紧张起来,问:你们怎么忽然都回北京了?是不是想闹事啊?非得让我们回去,不许在这里多呆。我们怕他们再通知我们插队的地方,那样以后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不好,就只有回去了。临走前,姐弟三人照了张像,也不知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正是我哥哥要宣判,我父亲就和我们约定好暗语,写信以“霞”来指我哥哥,如果是最不好的消息,就是“霞走了”。没想到回到陕北不久,就接到父亲“霞走了”的信。当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在前不久回北京时,还有一个警察来我家调查过他的事问我们对遇罗克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这事太冤枉了,说他要暗杀毛泽东什么的,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暗杀?这人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把我说的都记下来了,说向上汇报。我真以为我说的能有点什么作用呢!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安局的人来宣布我哥哥死刑的消息时,当时我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人也坐到了地上,受不了了。而那些人并不同情你,还说哭什么?你们应该划清界限!可我母亲非常坚强,她就是不哭。她就是说,你不要当着他们哭!在她死了以后,我们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她受的打击有多大。她是因气管炎肺心病死的,最后一次发病,正是在我哥哥的生日那天,她想起了我哥哥,在日记里写了。宣判我哥哥的工人体育场,她从来不往那去。就是那天她犯病后,住进医院就再也没出来。
    关于宽恕
    1979年,在为我哥哥平反时,公安局的人问我父母:有什么要求?我父母没提任何绎济上的要求,只是说,你们把罗文给我们弄回来一一那时,我因为哥哥的牵连,又第二次进了监狱
    我从东北监狱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公安局说安排很困难。这样最后我对他们说,能不能进我哥哥呆过的人民机器厂?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我进了人民机器厂,这个厂后来对我很好。后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下了海,现在在一个公司里任总工程师。这些年,有一些当年曾经对我不起的人托人找我,比如当年检举我藏手榴弹的人,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的“专案组”的人,请求我的原谅。比如当过我的“专案组”的同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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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打听到我的电话后,从美国打电话给我,首先就是请我原谅,我毫不犹豫就原谅了。可能我回答的太快了,出乎他的意外,他觉得我可能在敷衍他,就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坏事,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整人………”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么做也是本能的,上面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努力去干,但他们没有是更恶的那种,人家没让他去打人,他们却以打人整人为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原谅他。无知造成的错误,我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品质上坏的那种人。真正能忏悔的人,是有勇气的人
    我记得我哥哥当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你,你想还击,你是打这个人,还是打这个棍子?对于一个个具体迫害我们的人,我不恨,他们也不值得我恨,有的时候,有些人并不是对我们不好,他们是对那些打入另册的、比如“黑五类”这样的人同样是很残忍,他们同样值得恨。其实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要是恨,只能说恨给这些人机会的人,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政策,就还会冒出一大批这样干坏事的人
    2007年9月13日初稿2011年8月2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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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三节新疆石河子“
    ”事件
    本节资料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时间:晨3:45至7:002
    总理:你们冲进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信任。你们应该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把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问题,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群众谈到对区党委军区党委领导和兵团党委的看法时)
    总理:人可以改造嘛!你们不能把持自治党委?应该给他们改造的时间,不要把他们看死了。人是可以改造的嘛!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都要中央派人去管,让他们就地改造嘛!
    我们的军队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只要我们的军队在,就好办了。你们对军区要有信心嘛!你们不能拿一件事来看大体嘛我们发动大家,就是发扬大民主,"破旧立新"。但如果把每件事件都看得不得了那怎么行。对于过去有错误的组织,应该允许他们改嘛!中央下达毛主席和林主席的命令,他们要立即改变态度的嘛!只要相信军委,就要相信司令部,事实证明你们要夺权,军队不是三百人保卫你们吗?党和毛主席在军队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只要有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用你们砸他的狗头,他们自己会砸。你们怀疑新疆搞政变,多少人到新疆也没有把新疆拖跑。现在新疆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巩固的边防。这些你们应该好好想想。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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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汇报兵团,党委盗用中央名义,篡改中央电文时)
    总理:你们留一两个可靠的左派组织,一两个联络站,有中央可靠消息时我们直接和你们联络站联系。
    (谈到革命造反大联合时。)
    总理:你们要团结,不要有一个观点不同就分裂,左派一般在困难时期容易联合,在胜利时期容易分裂。只要大前提一致,都应该团结
    (谈到夺权时)
    总理:夺权斗争,我很支持你们。(夺权后不要党委公章)。
    总理:不要用党委公章,还是用自己造反团的章子。夺了权可以成立夺权小组,夺权委员会,章子自己刻一个就可以。
    (夺权后是不是要把武器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总理: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再夺权,缴获武器,暂时封起来稳定,以后再作处理。
    (夺权后,上级文件发下来应给谁?)总理:上级文件发至夺权委员会。(秘密文件应该怎样保管?
    总理:非常秘密的文件指定非常可靠的左派过问,一般的就不必要。(兵团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总理:搞比较对,已经搞了嘛!这样才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兵团文化革命除持枪单位外,按一般学校一般农垦区搞,但要和边境分开,边境农场不串连这个问题可以商量。
    关于石河子问题,即“一·二五”血案)。
    总理: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査组去那里调査,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关于张仲瀚问题)
    总理:张仲瀚我本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在石河子,看到那样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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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了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来,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王震保了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体来保护他
    总理:夺权对象,现在北京有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处理方法各有不同:(1)撤职。(2)撤职查看留用。(3)撤职留用。(4)监督留用。(5)不加限制留用。新疆夺权问题,军区问题都很好处理,兵团问题很复杂,需我们很好研究。贵州夺杈很好,它比山西夺权经验还好,准备把他们的经验介绍给各地。夺权你们要考虑民族干部。
    (关于12.19绝食事件)
    总理:12.19绝食,停工是全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徐立清说丁盛是革命左派,那我们怎么办?能不能批判?总理:可以批判,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右派问题怎样理解?)
    总理:可能指中印边境打得好吧?这次偷偷跑到北京,就是错误的
    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红色导弹>兵团整理哈师红色造反团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青海红宣兵战斗团驻京联络站子翻印67.2.8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1967.01.28:1967.02.11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洽区革命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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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1967.2.11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是一般的农垦队伍,而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它处在边疆和反修、反帝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繁重战备任务。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新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同时积极搞好本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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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使自己永远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永远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革命部队。
    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决定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
    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
    毛主席一月二十八日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八条规定,在生产建设兵团
    完全适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场)、矿、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成立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受上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四、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木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五、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对本单位领导有批评、建议权,没有监督权;对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可提岀检举,经过党委调査核实,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以越级上告,听从上级处理。
    六、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部门和医疗单位,一律按照原建制搞好本学校、本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干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七、生产建设兵团所有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及全体支边青年一律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所在单位进行串连,不外出串连;有生产工作任务的单位,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促工作,促战备。
    八、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凡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的,应进行夺权;但事先要报上级党委、文化革命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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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建设兵团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有的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如有严重问题,可根据群众的意见,由上级党委采取改组、撤换的办法处理。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要经过上级调查核实批准后生效
    凡群众认为是“三反”分子而要求定性、开除党籍、判刑,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
    九、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十、凡夺取、盗窃枪枝、弹药的分子,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予以逮捕零散和个人私存的武器,必须重新登记,统一集中保管,违者严格查究。
    十一、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部队,受新疆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
    十二、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的明电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的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1967年2月12日
    (来源:原载《新疆红卫兵》(北京)1967年6月9日,第二版)
    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瀚总结会上的讲话〖张仲瀚:新疆军区副政委。〗
    如果没有人讲话,就要结束这个会了。这个会议主要是军委常委叶剑英同志主持的,我就是头尾参加了一下,知道一些情况,现在要结束这个会,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会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解决了生产兵团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这场夺权斗争不只是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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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议上,几个月来表现在生产兵团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许多事件上,一直反映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相当激烈尖锐,我们经过这次会议,关键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之所以能解决,不仅仅是由于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反映了生产建设兵团各个方面的阶级斗争,真正的解决是在现场,以后解决还是在现场。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步深入揭发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问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若不把他们揪出来在广大群众还受蒙蔽的时候,这样必然要出事件。运动实践证明,反映到中央的事件,刚才剑英同志说的,第一个事件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绝食事件,这个事件使问题本质开始暴露,但是仅仅这个事件暴露还不够,还要继续发展。绝食事件发生后,我看到了征候,请来一些绝食代表到北京来会谈,在代表们填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绝食代表中有几个不绝食的,一问是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干部、是政法部、卫生部、组织部、干部部、都是干部,兵团的学生绝了食,支援生产建设兵团绝食斗争的地方学生也绝食,绝食的时候,有的多,有的少,四个干部没有绝食不能理解。我问他们没有绝食怎么能代表绝食的人呢?他们说他们是支援绝食的,是做奔走工作的,是兵团机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这次绝食大概有关系,我当时说你们既然赞成绝食又不绝食,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是反对绝食的,我要是参加群众运动就要分三个步骤。这是我接触很多绝食代表得来的经验,第一步是劝他们,毛主席提倡要革命,吃饱饭、睡好觉闹革命,为什么要绝食呢?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解放军的保护下闹革命,这样好的条件下为什么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把身体削弱,搞成生命危险的闹革命呢?我一定要说这段话。如果群众不同意这段话,因此绝食了,我要跟他们一道绝食,我快七十多岁的人了,大概可以绝食二至三天,到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群众可能就劝我了,你这么大年纪还绝食。我就劝说群众不要绝食,同我一道复食。这些绝食代表听了就笑了,我这样一说,生产兵团的四个干部很难看,当时就站起来承认错误。他们是什么错误,当时还没有了解得这样深,但已经感觉到后头有人操纵。
    在绝食发生的第三天,我找军区通过自治区党委都没有找到绝食代表,自治区党委要负责任,没有出面,当然他们说话人家也不听,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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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瀚,找到医院叫他到绝食群众当中去,把头头找岀来,他回答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住在医院里,说话群众也不听了,我说不要你自己去,你代表我把绝食头头找到,我给他通电话,他没法拒绝,果然把头头找到了,接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是一条热线,当然不是美苏热线。我们找到他们的头子,群众代表,是张仲瀚给接通的,我觉得非他不能接通。我找他还是找对了,这样才把绝食代表找来,代表们上北京发生了分化。第一个接通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叫王兵,他接到了电话,根本不顾支援他们本地的学生和工人,他就开了个小会,决定人数,派人到北京来,马上本地的学生和工人都很气愤,人家支援兵团绝食了,被他们抛弃了,这些支援绝食的人要求见生产兵团和自治区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代表到北京来就分化了,一直等到今天。这件事办得慢些,有缺点,但是我也有意识地让他们暴露一下,所以后来生产兵团发生石河子事件。汽车二团革命群众起来夺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对的。正是因为夺权行动可能早了一点,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发生了在这一小撮当权派和三反分子的操纵下造成的事件,正如剑英同志说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形成,是大暴露。从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露,从一个绝食事件引导这一事件的暴露,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看起来这个夺权斗争在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里同样很激烈。尽管如此,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到,还是保证能够解决的。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文件。一月二十
    三日那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的八项命令,二月十日七项规定,然后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四项规定,最后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二条规定,这五个文件一拿出去,新疆的问题就决定性的改变了,不管是冲军区,冲生产建设兵团的受蒙蔽的群众还是闹事的,马上都觉醒过来了。主席的声音,林副主席的威望,军委的命令,党的影响在生产建设兵团,在各族人民中是得到无限信任的。
    当时主要领导人除赛福鼎外都在北京,王恩茂同志、郭鹏同志、张希钦同志、熊晃同志,自治区还有林渤民同志在北京,生产建设兵团裴周玉、丁盛同志也在北京,赛福鼎同志势孤,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不过你还沉着。军区也在动摇,生产兵团就闹起来了,就这样子,只要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到,但广大群众还是沉得住气,马上响应,这不能不使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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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今天还有些同志没有认识自己本质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教育了新疆的广大干部也教育了其它的干部。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毛主席教育,毛主席领导的,离开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新疆是最复杂的地方,三面有敌人,南边有印度反动派,西北有苏修,东面有蒙修,三面受敌,内部又那么复杂,有××多万反革命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这么复杂我们在北京隔这么远,只要毛主席的声音,林彪同志的威望,党的号召一到,问题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乌鲁木齐近万华里之外,一个在长城之东,一个在长城之西。这个问题的解决增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你就站不住,只是一诉诸群众就解决了。
    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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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
    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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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8页,共4822页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ⅹ×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
    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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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改造,但长期革命是可以改造的。我在石河子鼓励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叫他们改造,但是那篇报道不是一分为二的写法,没有经我看就发表了。当时,为了鼓励他们,没有去干涉,支边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的,改造是难一些,有的绝食要回上海。第
    四,起义人员,他们起义已经十七年了,按道理,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由于领导工作没有作好,叶剑英同志已经说了,大家已经批判了。张仲瀚没有把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去作,团结,教育使用,改造要结合起来,偏于一边,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结果就使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旧习气,反动思想,没有改造,甚至是在许多地方还有滋长。如汽二团领导中这样的人多,一夺了大权就暴露出来了,心怀不满,造成流血事件,甚至军区的同志还同他们站到一边,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我们承认山头,然后消灭山头,这是辩证法。承认山头才能教育他,帮助他,然后消灭山头。如果在一个地方蹲久了,只是过去的一伙,没有新的血液进来,常常是久而不闻其臭。总有香有臭是一分为二的,一个人的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林彪同志讲,我们既是革命的分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常在一起,就只看到好的一面,互相欣赏,不看到缺点错误的方面。比如象霸道散漫,大家都如此,没有那个批评谁,去一个新的就觉到了。裴周玉、丁盛同志到兵团就发现很多缺点,就敢于说,于是张仲瀚就利用派性,反对裴、丁、李三个同志,为什么能煽动一批人,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气味相投,没有认识人家的批评是善意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受得住,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来自五湖四海,×××多万人复杂的成份都值得注意,对每一个方面都要做深刻的分析,这就会懂得我们要改变这个基础。中央要负责的是在一定的时期,比如五年吧,或者更长的时间,不把劳改犯送给你们,已经那么多,再继续增加就增加包袱。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不一定都送到你们那里去,过去把上海的交给你们,今后要换个地方。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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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过文化大革命也会起变化的。总之,你们经过政治思想上的改造,我们组织上也加以帮助,要从成份上有所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从成份改变,就是劳改犯在一些时期不给你们。还有干部的调整,对于干部的处理问题,现在打算搞个文件,即使犯了严重错误的,除去几个负责人,我们要留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把思想搞通,其它你们自己消化,不要矛盾上交。去年六月首都工作组本来想把首都搞得安静一点,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有个问题,首都工作组将一些人清洗出去,特别是黑户口和机关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人,后来报告主席主席就不赞成,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因此,对于我们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一样给自治区的包袱就更大了,给军区也是一样,上交到中央不行,下放公社也不行,以邻为壑,也不行,自己消化可以,一度改变地区,改变工作岗位,对于其余的干部也打算决定几条处理的原则,还是留在本单位,生产兵团×××万是个大社会,自己能够消化嘛!对其余干部的处理也是一样,体制上要革命化。现在采取军事管制,这是暂时的,今后要改变,在军区领导下,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农又是兵,又是工,又是学,又是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社会,不仅工、农、兵商,还有党政机关干部,这样的体制就要很好研究,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去解决同时不要头重脚轻,现在生产兵团脚也不轻,但头太重,要把头搞得轻松一些,头大就昏昏然,头昏就容易发热,还是要头脑冷静。这样层次要减,要进行革命,所以领导权要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要你们回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个师一个师的来搞好。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改变领导,那就变成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那是不许可的。我们党的文件,二月份论已经说清了,过去我们有些过×的想法。
    第四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要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剑英同志要说的没有说,我拿过来了,我们也很欣赏这两句,就不是要建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厦,如果象张仲瀚的那一套,那一条路线建设下去,就是修正主义大厦,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许多建设是不对头的,毛主席说既是农,又是工,又是兵,又是学,又是商这样一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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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象林彪同志说的,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要有一个认真确实的计划,务必执行毛主席的这样一个要求,对经营管理制度要进行彻底改革,这个问题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以工为主还是以农为主,基本是农为主,但是工为辅。生产兵团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没有加工工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个原则,原料要自己生产。比如有棉花自己办纺织厂,有丝可办丝织厂,有毛可以办毛纺厂,有油脂可以造肥皂,我那一次去看肥皂造的不好,现在改变了吗?(答:还不好)干部都买上海的肥皂,不买自己的肥皂,自己有烟叶子,不抽本厂的烟,却抽北京的烟。这个事情并不难,从上海调几个老师傅来,一教就行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干?这都是自己的材料。再如生产建设兵团担负着新疆那么一个矿,能够采出矿石,矿石的初步加工也可以负责,如粉碎、分解可以归他。煤也可以加工。再如机械,你们有那么多工业,还有农业拖拉机、汽车,当然可以建立汽车修配厂,有些原料、材料不能不交换这是互通有无的问题。但是不允许另搞一套,跟自治区抢工业,一切都自己经营,那就不好了。特别是商业,内部的供应供销制度应该是供销社的作法,跑到乌鲁木齐市,把国家的商业也归生产建设兵团经营,这就喧宾夺主了。交通运输自己有汽车,空车回场,可以帮助地方运输,收取手续费也不能搞得很大,手续费够了就行了。都是公家的,为自己的利润把自治区的利润减少了就不好了,这是为私,是小团体主义。
    第五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来说,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现在更加证明了,揭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集团。丁、裴李三同志去大大地抓了,但遇到阻力,今后阻力会减少。就要按林彪同志所要求的,把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切生活的地方,都应该高举毛泽东想红旗,比那个地方都举得高,学得好。就是剑英同志所说的大学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运动。我再加一句,提倡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作风。当然,三句话八个字当中已经有了。一句话,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个问题:夺权的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还要继续,这个继续不是一切都打倒,区别两类矛盾。真正那个单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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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分子,就要群众揭发他们,按军管制度,要上级批准,予以调换。特殊的还是学校、工厂、文艺团体、还有医院,那是允许他们夺权的,但不是从上到下连个车间都要那样去夺。打倒一切是不行的,否则,就会自己搞自己,正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利用的,进行反扑。经济主义的反扑失败了,他就搞政治上的打倒一切。我们要认真区别两类矛盾,最近中央文件,特别红旗杂志今年的一篇社论,要好好学习。红卫兵小将写的几篇文章,如“打倒私字夺私字的权”以及“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些文章确实是可喜的现象。青年这一代,不仅比我们青年时胜过几十倍,我们老年这一代也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我们深愧不及,应该好好地学习这些文章,好好弄清楚,不然我们回去夺权又搞出新的毛病来从右的走到极左的,但要防止右的反扑。总之,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是应该有领导地进行,这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委托给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由下而上按主席指示,按照生产单位去搞。发动战斗组,把错误的东西,坏的东西去掉,坏的不是一下子都取光,坏的东西也还会发现。“四大”要有领导地进行,不要因为军管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搞得冷冷清清,听不到职工的声音,那就不是用那么长的时间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目的。希望在座的同志,首先要读毛主席的著作,不仅老三篇,还要读古田会议的决议,一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许多文章,也要读文化大革命以来,也就是这本小册子上的许多文件要认真地读一读。还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些社论、好好学习下,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我的话完了。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查)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与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记录
    〖时间:下午,地点:中南海。被接见单位: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工司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代表,兵团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总理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快步走入会议厅,大家站起来,总理和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你们现在就十一位了?(指新疆自治区代表,总理点了名)其他外地同学都回来了吗?
    北京同学:新疆军区把我们赶回来了,下令3月10日离开新疆,有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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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臧的受纪律处分,把我们当反革命
    总理:十二月十九日以后去新疆的人最多,这一次四百名是二十三日到的,过去的四百名(同学们:是去保王恩茂的)现在你们整他们了吧!(对北航的同学讲)你们去了以后正碰上1月26日事件(同学:对的)你们刚去第一件事是碰到夺权,第二是石河子问题,第三是军区2月11日事件问题,复杂性就在这了。(总理看见同学桌上摆的东西)什么东西?(同学们递给总理军区政治部的造谣传单,和一些大标语的照片)你们这些传单很重要,我全要看,这些标语看就是坏人写的,很显然是反动的。(同学们把照有“王恩茂万岁”的像片给总理看)传单应追,又通过印刷厂,不是一个搞的,即使不是军区搞的应把问题追查清楚。(同学们又递上了两张传单,要秘书仔细査一下,当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指示的造谣传单时讲)(同志们又递上了军管后的报纸,总理看过后又要过去的报纸对照一下看)王恩茂住在北京很舒服还要保护做什么?
    我问你们,你们是革命派夺权,自治区党委有一些坏人,对武光、吕剑人、果怎么看法?(大家讲了武光的问题……)
    总理:武光参加石河子事件你们知道吗?(送上材料)代表:根据我们调查,看不出石河子事件和武光有什么联系。
    总理:噢!(接着看材料)听说武光去石河子两次。(交上清华顾立德写的武光在石河子活动时间表,陈志写的时间表。)(总理详细地看了时间表。)24日上午去的?
    代表:武光是首都三司叫到石河子去的。
    总理:武光不是去过石河子两次?(同学:我们知道就一次,21日武光根本没有去,是三干会讲的,这有19~26日的时间表)
    总理:“你们整的材料是客观的,我粗看你们的材料也可以抓住把了,武光说:“有的解放军支持保守派”,兵团医学院在石河子问题是站在哪一派?(答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那就更复杂了,武光支持了那儿的造反派,讲这话是有企图的,是说了一些煽风点火的话。(北航红旗:根据当时情况看,武光在石河子不支持造反派是犯罪的……)(兵团八野是保守派组织)
    总理:八野夺汽二团坏人权是对的(兵团同学:汽二团夺权是造反派先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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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对石河子汽二团夺权问题也要推翻,那一下子全要推翻,让我站在中央地位怎么讲话,那就要进行全面重新调查。关于八野回去这样大吹大指我是反对的,这样是错误的,上一次我就讲应该解散,他们说已解散了,我一直追这个问题,这么搞还行!我叫张希钦发通令要解散。
    三干会停止专搞武光是不对的,我们的意思祁果、武光、吕剑人他们反对军区召开三千会,可以在开完后批评一下
    代表:夺权指挥部和军区和武、吕、祁开会,武光说:是否由夺权指挥部和军区联合主持,夺权指挥部是最高权力机构
    总理:我抓住你的这句话,武光这样说是有煸动的。可以看出他没有努力去调解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军区主持召开三干会,我们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传达主席的指示(代表:武光事先是不知道的),不会不知道的
    代表:凡参加了三干会的全是三结合对象,又恢复了原状。
    总理:你一讲我就了解这个人了,这显然是挑拨,你们不要替他辩护,我要你们和他分开
    (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少,我不能说。)
    总理:我不同意这个话。这样的话就错了,关于武光一个书记讲那个话是不对的,应做工作,不能挑拨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26日武光从石河子回来到王金波那里去没有?你们有办法证明没有。
    北航红旗同学:谈了武光去王金波处的前后经过。总理:三干会你们谁参加,情况怎样?同学:三干会上只说郭鹏
    总理:当时还给你们采访自由了(总理十分关心生产会议讨论的事就记下来了,解放军报社记者李××)同学:现有没有了。
    总理:还有一个问题,2月11日事件
    北京同学:我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是“罪魁祸首”写了二条通(总理哈哈大笑)
    总理:你们二司和北京三司去的是革命派,这是我一向肯定的,现在也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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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你们夺权在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经验,有些幼稚的行动,中央从来没有责备过你们,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但提倡推广要慎重,上海第一个夺权,就一个名字就推到二月底才报导。因为没有三结合也掌不了权,主席一直抓夺权,有的一挑就夺。南京是如此,合肥是如此,要报导就要慎重了,夺权是不是肯定下来,中央各部里三结合的典型,也是一直没定下来,因为没有三结合就掌不了权(代表:我们夺权是听说王金波要夺权,所以我们先夺了)你们总爱受人挑吗?青年的革命组织夺权,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但夺权后的作法有些行动偏了就要说一下,提起注意。区党委内部的人正在斗争。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大我还不能说。
    你们要分开,不要牵引他们上去,回去把两方面争论的都公布出来,你们客观地来看,不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一牵连进去,你们就容易上当。
    还有“1月26日事件”。“12月19日事件”和“1月26日事件”完全是两回事,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对“12月19日事件”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变,责任完全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上。(总理念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12月19日六条电文最后一条)现在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也承认错误。1月26日事件打了枪,打了枪是反革命事件,如果因为石河子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说“12月19日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当然你们不这样看,保守派才这样看,其他还有些糊涂人,甚至……,是不是武光去挑动了兵医?关于石河子事件,你们回去好好弄清楚。
    军区2月11日事件,1月23日军队支持左派,28日中央八条出来了,军区内部人这样搞是不对的(同学说:中央八条发了,军区内的人给何家产戴高帽,把何家产斗了一顿,当然不对,但发起这件事是一些军区内的记录,等办的人,当时谁通知大家的弄不清了,可是逮捕的人和“2月11日事件”不符。)军区事件你们是偶然参加了,支持了造反派,要说错就是个别的,你说矛头指错了,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革命派嘛!再追就不对了,这件事要分开,不要再追究,不影响你们的革命性,不影响你们的大方向,你们要划清界限,客观调査可以进行。不要牵进去。如果划不清就可能犯错误,你们二司这样一个左派组织,应该赶紧回去了。八一野战军这样气盛,我追了几次要解散,回去还这样搞走过了头,他们自己负责,你们不要根据这个压对方,犯错误,你们二司左派,造反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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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告我都看了,一、二月中央发了许多通知,把运动引上正轨上来。你们二司半年来有些左,一下子就可以纠正过来,讲一些政策不够,批评我们没有公开的。就是内部批评的,北京也有这样,这是难免的,这是一些左派组织,外部公开批评就是形左实右,保守派应该很好整风,站到毛主席一边来,我们不是不允许他们革命,也有些人借此反攻倒算,如果是这样肯定是错误,他们把革命说成不革命,不革命当革命的,这是不行的。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错了。北京联动到乌市去和八一中学红造部联合起来这事要追,你们有没有他们的纲领,你们把材料给我搞来。(同学:他们把反动对联“基本如此”改成“绝对如此”,大量翻印“四问中央文革”。)
    你们告诉我的吴鉴群我一直在追,他是哪个州的?(同学:昌吉)杨春芎以后可以把他叫来,(代表讲最近收到的吴鉴群材料和恐吓信)就这封信就够了就是反攻倒算,(当念到信中“王恩茂是好书记”时,周总理耸了耸肩,风趣地笑了),王恩茂还是没骗你们(代表团3月5日问过王恩茂,王说吴鉴群没有政治问题。)你们3月5日和他谈话已掌握了吴鉴群的材料,他不知道,还是比较老实说了,(总理笑了)没有一手不算精明(代表:吴鉴群历史问题,王恩茂应该知道,州地委书记跟王恩茂最紧的是吴鉴群,他是王恩茂的红人,黄克诚,张士富跟得很紧,2月4日小报上也登了吴鉴群的材料,王恩茂应该知道的)。
    (伊犁同志汇报了抓人,打人情况,交上了材料,总理当时详细观阅。)(总理对秘书说:给张希钦要个电话(6118)我说你们应该回去,回去后才能搞清楚,你们的二司的地位,他们三月十二日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不让你们参加是错误的,你们十九日开了一个三万人大会,开得很好嘛!他们很惊慌,我说不要怕嘛!开大会是他们先开的,你们完全可以开。(同学:讲了军区禁止开大会的通电)王恩茂我说先不定性,回去他检査,你们揭发,根据他的检査和你们的揭发,最后才能定性,你们也不要定性,你们要定性我也不赞成,总要先检査揭发,最后再定性(8120电话来了,总理打电话)新疆的事都是王恩茂捏造出来的,亦不一定,有的他不知道,有的新疆直接打电话来的,我顶回去了。
    总理打完电话回来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了,他们的政治委员张希钦还不知道,你们花了三万元电话费,大家花了,一笔勾销了,这是毛主席给的自由,毛主席领导的时代,你们是多么幸福啊!不管怎样放人,伤的人赶快治疗,你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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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左派,开头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区党委的问题,今后还要保持造反派,沿这条路走下去。你们回去了,王恩茂是要找你们的,我给了他十天时间写检查,在北京写总是写不好(这时大家说,检查是王恩茂女儿代写的)写的亦不怎么样吗!回去抓住要害,你们造反派要比一、三司他们看得高,看得远
    司是保守派,以前是保守派,不如你们,你们不要挖苦他们,你们最后也要搞红代会,我看时间最短要二个月工作。你们回去首先抓张希钦谈,什么黑二司!要批判,后大联合,但要在大方向一致下,不能和稀泥,有了各学校的初步联合,他们和北京三司交了朋友,可以通消息,搞革命的大联合。清华井冈山有
    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你们带头影响推动工人的大联合,机关的还有没有在呀机关也用这样形式,一下子马上全面到本区也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不行,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在这点上赛。军事管制的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首先要革命的三结合,政治上有代表性,但是革命的有一点保守的也要接管嘛。再有,你们要高姿态地促进大联合,最重要是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你们回去要把北京的新风气带回去,要批判打、砸、抢这种坏作风,北京也在批
    黑材料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是黑材料搞到一起烧了。如果有机密文件打开和军区双方代表查看,是机密的交回去,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同学:他们把机密文件夹在黑材料中,政治陷害,石河子一交机密文件,他就大抓起来了。
    总理:抓进去的人,都要放出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对革命群众态度问题。
    第二对各级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老鸦一片黑。第一,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疆这么大,一定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有个别是修正主义分子。第二,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时间很长,有的后执行,有的沾了边,没管文化大革命的事,这就要区别对待了,执行的有重,有轻,有多,有少。第三,错误矛头向上,向自治区,州委其次,分别利害,去年5月16日到现在,到底负多少责任,也要联系过去,其他是历史问题,有的是叛徒,这两种是少数的,要搞专案调査。执行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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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路线是多数的,一般只检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它不能都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叛徒,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都列专案搞就变成一次全面审干了,这样所用的时间就很长了。把武光问题送给康生同志,他管这个事情,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这两个倾向,是两条路线斗争,这根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是受影响的。我十月底去清华,从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通通靠边站,工作组否定切,说他们都是黑帮,是蒋南翔分子,哪有那么多黑帮,那么多蒋南翔分子,当然蒋除了和彭真有关系外,在清华也有宗派的。这是工作组留下的,不能怪群众革命组织。群众受影响现在也好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形左实右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讲三结合,一切干部都出来了,都要结合,都要上台,对干部分四批,(1)要撤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一直不改,这是少数的。(2)留下一批,比撤的要多的,只要他低头认罪,有一定工作能力就可留用,有各种留法:撤职留用,监督留用,停职留用,一般留用。(3)调一批,调进调出。(4)要提一批。各机关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审査同意的要提一批,这方面希望比较大。对干部要有分析,这是正确的。排斥一切,肯定一切,谁都结合,恢复旧秩序,革命白废了,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领导秩序要改变,要有人监督,要三结合,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有群众监督,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群众代表占多数,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领导核心,是骨干,解放军是支柱。
    军事管制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可能时间长一些,将来就要三结合,大联合,你们过去夺权方向是对的,但管不了,这个夺权指挥部你们要不要,由你们自己处理,我不干涉,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主要是搞三结合,大联合,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杀了“回马枪”搞经济主义,大庆就是搞经济主义的,八千多个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劳动,是学徒工,这次算了一下,领导上同意认帐,给他们政治上认错是对的,但经济主义不要过忙,好要他们算每个人发了几百元,都出来了,结果工作全落于老工人身上,过去红旗手,劳动模范,老工人忙于工作,参加革命时间就少了,成了保守的,年青的外岀串联干革命,但上了经济主义的当,红旗手,老工人忙于工作,也是干革命的嘛!谁造成的?是工委。经济主义是逆流。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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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斗争目标。造反派内部有争论,这个好解决,多学习学习破私立公。干部不易想通,想不通过检査亮相就结合,这就是要注意了,还是原班人马,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私心杂念多,要很好分析,有些造反派的作法也不恰当,安徽就是这样。(同志们汇报了自治区抓人的情况)总理很气愤地说,通通放,除了杀人的、放火的、现行的,全放出来。(代表:造谣说我们抄家从王恩茂家抄出原子弹图泄了出去)停一会,总理说:可能有吧!他是第一书记,我们可能发过,(又停了一会)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就是发射冒烟的图,这对我们大家说这种图我们也有,学校上课还有这种挂图,说完大家都笑了,总理也笑了
    支左问题是容易犯错误的,最大的是捕人要放,你们都是造反派嘛!闹了半年多了,同学们做错事,可以座谈解决嘛!抓错了要放,要承认错误,支持错了是有的,把保守派当左派,把左派当保守派,有问题要协商,要高姿态。
    王恩茂不定性,还是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叫他找你们谈话,也叫他找机关干部造反派谈话
    众:机关干部都垮了,现在军管单位都要把造反派组织解散,不能串联。总理:不能解散,可以去串联众:有人说,我们过去造反错了。
    总理:(很快并肯定地说)造反没造错!地方上的电报大楼,广播电台,业务单位不去,其他地方可以串联,象传达室、饭厅、宿舍,不搞大型串联。军管单位没有“三结合”,原来造反派掌权,吸收他们参加两个班子,文化革命领导班子,业务监督班子,现在都在摸索,没经验。
    众:军管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保守派。他们有个逻辑,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那就不行。关键在于干部,要警惕,要避免复辟,解放军调査不够支持的不对,犯了错误,特別提请新疆军区注意,要帮助你们,你们要采取主动,否则不利于三结合,推迟一点(时间)不要紧。会给资本主义复辟机会,关键在于王恩茂的检査,大事情要他说清楚,你们收集他的材料够细了,要他说三天三夜说不完,要检査主要的,宣传上新疆是特別的。如宣传大肆吹嘘王恩茂的那么大张传单,这是资产阶级作风,你们也要帮助王恩茂,同时你们回去也要搞整风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把政治生活丰富起来,兵团同志回去要困难一些,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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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但不如过去方便了,是解放军系统嘛,八一野战军写了公告命令他们解散,你们回去看看,我提了好几次了,他们不散是不对的。兵团的联总要解散,兵团武装都要搞纠察队
    众:兵团联总还成立了纠察队。
    总理:(很生气和惊奇地说)!又成立了?!搞这个东西众:这个纠察队还到火车站去了。总理:这要解放军去嘛,他们去干啥!?
    众:乌鲁木齐好多是兵团商店,都不让我们在那墙上贴标语。
    总理:兵团商店要缩小,我们批评他们了,兵团再不能搞这一套,兵团问题复杂。兵团不能再搞这一套了,要斗争,要作很大的艰苦工作,回去告诉王恩茂,张希钦这样做不对。
    商店到是兵团的,但自治区太多了张仲瀚的手伸得长。他们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兵团比地方要复杂,对立也很厉害,不能再打,成分也有问题。
    “支持左派”很容易错,我们讲了,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左右搞错是可能的,你们不要揪住不放。和解放军协作要高姿态。
    王恩茂的问题,回去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别的问题,如反修言论再追,看是不是够定性。(送上五七年反右指示,总理看了摇头,又看了出版日期五七年六月)这肯定看了主席内部讲话了,外面也可能正式出版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只能承认错误了。
    众:例如六通湾煤矿,造反派夺权之后,生产搞得很好,超额完成,军管后,交给保守派,生产下降。
    总理:写一个材料交给我。
    众:我们已经交了这样的两个材料
    众:军管后一派下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理造反派的材料,翻造反派的档案
    总理:(生气地说)还是这样。
    众:八一农学院保守组织宣布红旗、伏虎是反革命组织。我们问他谁说的?保守组织说:“军区说的”。我们叫他把军区命令拿来
    总理:就是嘛!主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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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我们不敢斗,一斗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你们带着新的精神去斗。军训,不要把各个组织解散,那还能解散?众:他们也讲,通过军训要把我们搞垮。
    总理:那不行(总理看着一张纸上的几件事说)上面几件事都可以解决(总理又说了一件事,大家鼓掌。)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传达总理同新疆革命造反派来京代表谈话要点
    〖注:此件为新疆军区文革办公室魏学武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九时五分同全军文革办公室蒋培国通电话核对的。〗
    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斗争划
    清界限。
    、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准备找你们谈谈。
    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以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
    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他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
    十九日的大会开的不错嘛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2011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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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四节内蒙军区的“二月黑风”
    本节资料
    、中央领导人调查内蒙古问题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下午五点五十分至七点五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人:总理、肖华。被接见人: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各五名代表。列席:刘华香(内蒙军区付司令员)。〗
    (会议开始,总理一一询问了内蒙军区代表的姓名、成份、参军年限;问了内蒙古党委代表姓名、民族、在内蒙工作年限;问呼市三司代表姓名、年龄……)
    总理:谁叫高树华。(高树华站起来)你是师范学院的教师?哪里毕业的?高树华:师范学院。
    总理: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高树华: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总理:是谁要抢尸?高树华:红卫军。
    总理: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当时韩桐正在喊话,希望军区刘昌出来辫论。
    总理:找刘昌辩论可以写封信嘛!用现在这个办法包围军区怎么能行呢?高树华: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手枪跑岀来,韩桐同志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枪,时间是二月五日中午12点15分
    总理:韩桐是几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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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树华:四年级学生。总理:那里人?
    高树华:托县
    总理:那个盟?
    树华:乌盟。到附属医院的时间是12点半。总理:当时人已经死了。高树华:当时还没有死。总理:伤口在什么部位?
    髙树华: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死者体内
    郝广德:我们当时已经拍了照,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20分钟已无法抢救。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打的。
    肖华:打的时候我不在,抢救时在总理:是你们的学生吗?高树华:是的
    总理:(对军区)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黄厚: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姜部长知道这个事情。
    姜文启:那天十二点打死人,到了下午三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炮竹,还冒了一股烟
    总理:放炮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査枪膛子弹没有?
    姜文启:没有。
    总理:你们没有检査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査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黄厚:没有查出。
    总理:你们接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的通知没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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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伤了不开枪)
    姜文启:见到了。
    总理:见到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査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姜文启:我们当时没有验枪,这是我们的疏忽总理:静坐有多少人?
    刘文研:当时我在现场(接着揭发了姜文启的谎言)黄厚:下午四点才广播枪打死了人。总理:你当时在现场吗?黄厚:不在。
    总理:(问姜)你在现场吗?姜文启:不在。
    敖长锁(军区代表):我当时在现场。在迫不得已时发了三条通告,这个通是在十一点多宣布的,我没有看到打倒的现象,要打倒,一定要哄起来冲击,在下午三点多钟才听到广播,因而军区没有检查枪支弹药。总理:这个问题先停止到这里,派人进一步调查郝广德:必须查清,交出凶手。总理:派谁都可以吗?
    郝广德:只要总理派人去,我们就相信。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付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能不能夜航?(总理秘书立即打电话问能否夜航?回答说不能夜航。)那就明天拂晓起飞。
    总理:你们(指三司)负责人是哪位呀?郝广德:我,郝广德。
    总理:飞机到了你们那边谁负责去机场接呀?郝广德:薛贵元。总理:军区谁去接呀?黄厚:杨明先,训练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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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由军区去个吉普车去接。公安厅夺权了吗?郝广德:原来是造反派夺权,现在保皇派反夺过来了。张三林(红卫军代表):左派不是自封的
    总理:到底谁夺权,谁是保皇派,还要看看罗!红卫军方面要不要派人参加呀!(指验尸一事)
    张三林:我们不参加,因为这件事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总理:区党委要不要参加呀?
    王铎:总理看,需要参加就参加,此事与我们没关系。张三林:你们支持三司冲军区,怎么没关系?
    总理:中央调査组、内蒙军区、呼市三司共同处理这件事,查清后将尸体火化,一定惩办凶手。
    姜文启:韩桐的弟弟在军区后勤部工作,他要求看尸体。郝广德: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要求
    总理:死者的父、母、弟弟都可以参加验尸,把事实弄确实,如确实是枪伤,由政府负责抚恤。这个问题双方都不要再扩大宣传了,到中南海宣传很不象个样子,在北京在呼市都不要宣传了,查清后办案就是了。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你们(指三司代表)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总理接着问了红卫军代表的姓名、职务)
    总理:你们(指红卫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张三林:我们是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96%是工人、4%是干部总理:有转业军人吗?张三林:有很少,个别的。总理:你们谁负责的呀?张三林:我负责总理:你们有多少人?张三林:三万五千多人。总理:光呼市吗?张三林:光呼市。
    总理:你们橡胶厂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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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林:400多人。总理:总指挥部谁负责呀?张三林:暂时也是我负责。总理:一共有多少人?
    张三林:二十二万人,其中红卫军三万多人。总理:这个数字有出入吧!张三林:还有小学生。
    总理:这不可能,呼市一共有多少人呀?王铎:不连郊区农民,有三十多万。
    总理:共三十多万,你们就有二十二万,这样一算,平均一家要有两、三个参加了。北京几百万人,能组织起来的最多有一百万。
    张三林:我们统计数字有出入。
    总理:不是数字有出入的问题,你们以少报多,这不够实事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指三司)有多少个组织
    郝广德:65个组织总理:学校几个?
    郝广德:大专院校六个、中专16个。
    总理:你们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樊俊智:共有四万多人,主要是农民,有六千多转业军人。
    刘文研:一开始,他们是全国荣复军,他们成立的是全国性的,我们有充分资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组织起来啦,有宣言、有纲领他们的传单说是总理同意的,借着总理的名义,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他们在农村,十三岁以上的都发展了。
    樊俊智:我们是12月30日成立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总理接见我们回去以后,就宣布第一个宣言作废。既然要摆,就摆一摆吧!不要说组织的名称,主要看组织的行动,摆摆么!有理不在言高,山高遮不住太阳,我们现在全国连个点也没有,和别的组织没有联系。
    总理:你们把转业军人组织在一起,这我去年十二月份有个讲话,已经讲了应该逐步取消。应该按照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革命组织,不能把人从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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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来,单独组成全国、全省区性的组织,因为这样组织就成了一政党了。我们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按照业、职业、行来、一个厂子、一个系统组织在一起,才能统一起来。存在决定意只嘛。你们这个组织各行各业都有,应该逐步取消,我劝你们逐步取消。因为不按产业、职业、行业组织、容易被坏人利用。有些组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令取消的。有些组织,如:荣复转业军人、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临时工、合同工、半工半读、学徒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下放干部、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等等,有的要回上海,要回来搞全国组织,我也不同意,结果这些人就流来流去,甚至流到部里,最后被我们査出来了,共有七、八种,査也査不青。有些已经查清了,如:“红旗军”,有个黄老,工农兵有两个头子,是大流氓,这些组织是被反动头子利用的。第一次查出“红色职工造反总部”,后来,又査出个“荣复军”,湖南长沙又査出了“红卫军”等等,不论那一派,都要注意不能跨越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这容易被坏人利用。
    刘文研:现在他们这个组织与包头、全国有联系,第二个宣言仍说以荣复转退军人为主,北京有个“黄老”他们有个“潘老”,他们领导人白振玉、郑福田说是总理同意搞的。
    樊俊智:白振玉不假,领导成员有四个,总理说不允许,12月28日发的宣言,有这么一句话不假。工人、农民大部分都在我们组织里,我们最近准备清理组织。看一看我们工农兵成立后砸了哪个组织,有哪些牛鬼蛇神,三司砸了那些组织,有哪些牛鬼蛇神,我们跟全国连一个联络站也没有,我们也可以把三司的成员摆摆
    总理:不要谈这些了(总理点郭长俊的名)。
    曹文生:郭长俊没来,我替他,我是学习调度员的,五九年石家庄毕业,我原是铁路职工红卫兵,铁路局有个红色造反团三千人,铁路系统共六千人,呼市
    五千人,呼铁一千,在家的九百二十人左右,最近夺权是我们夺权
    总理:人家不是已经夺了吗?
    曹文生:他们是假夺权,那派局处领导人就有46人。总理:是不是军队帮你们夺的?
    曹文生:我们是八日早五点夺权,部队在那儿有一个警卫班,因为他们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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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支弹药,部队下午六点才去的。我们夺权后他们不上班,我们就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己干,我们有准备,我们夺权的那一天生产任务完成的最好。总理:局机关同意你们观点的有多少人?曹文生:200多人。
    总理:是否发生过堵塞现象曹文生:暂时还没有总理:你们夺权是否有外援
    曹文生:有,因为我们是少数派,需要大联合支援,是无产阶级联合总部支援的
    总理:你们“无产者”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张启生:共有两万多人,机关干部两千,大中(专)院校学生一万二千,手工业工人四千,郊区农民三千。
    总理:那你们就是极大的多数派了,你们几个组织有交叉,学生很多,你们的代表都是工人,干部。为什么没有学生。我建议你们找个学生代表,看看你们的学生属于哪一派
    郝广德: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的同志参与了这件事情,应该有代表参加总理:可以参加一个人(后决定宁奎喜参加)。高锦明同志放出来没有?你们(对区党委代表)还叫高锦明来吗?
    郭以青: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首席代表,要叫他来姜文启:如果让高锦明来,王逸伦也应该来。总理:你们几个方面有什么意见?
    郭以青等:我们同意让高锦明同王逸伦一起来。郝广德:我们也同意
    总理:那就明天一起来,都不要带秘书了,区党委派一个工作人员来就行了(三司代表递上“818”和军区红色造反团给总理的信)
    总理看了后问黄厚)你们那里还有造反派?怎么没有他们的代表?是不是怕他们?
    黄厚:我们不怕。(最后决定让红色造反团派一名代表一一王建荣来)张三林:我们也应该增加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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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不谈了,不谈了,如果需要增加代表,以后再考虑,先搞打死人的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廿二时二十五分至十七日一点四十五分。地点:人大会堂。接见人:总理、肖华、曾山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三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代表25名,刘华香列席总理一开始询问了高锦明同志和王逸伦的情况,接着问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张淑琴同志。
    总理:你是红色造反团的?
    张淑琴:我们的代表是王建平(军区文工团员),他们在监狱里,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群匪徒…
    总理:不要这样说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工团还有和你们对立的组织
    张淑琴:有。总理:叫什么名字?
    张淑琴:叫“尽朝晖”战斗队。总理:什么“尽朝晖”?
    张淑琴:芙蓉国里尽朝晖,主席诗词里的一句。(肖华同志念了一遍)
    总理:啊!明白了,芙蓉国里尽朝晖。张淑琴:还有叫“争朝夕”战斗队的
    总理:能叫“争朝夕”,不能叫“尽朝晖”战斗队,这有动词形容词的关系你知道芙蓉国在什么地方吗?
    张淑琴:在湖南
    总理:还是知识分子知道的多。“尽朝晖”有多少人?张淑琴:20多人,他们参加了军区联合行动总部,叫联动。总理:你没有看看它是不是有联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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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琴:我们叫它联动,除军区3%的少数派以外,都参加了“联动”。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是对付三司。还有几句口号是:服从指挥、绝对保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总理:这都是解放军的口号。
    张淑琴:我们廿多人都被打过,有的已快被打死。他们用针扎、用脚踢、我被打成脑震荡。
    总理:其它被捕的多少人?
    张淑琴:现在下落不明的九人。据同情我们的人透露,这些人在里面被打的遍体鳞伤。
    总理:清华“井冈山”的宁魁喜来了没有?宁魁喜(北京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我来了。总理:你就是宁左吗?你什么时候去的呼市
    宁魁喜:九月去过,到包头钢铁学校看了看,半个多月就回来了,一月十八日去的呼市
    总理:你们在哪里有个联络站?宁魁喜:有一个联络站。总理:多少人?
    宁魁喜:开始11人,军区给我们造了不少谣,后来又去了20多人,现在有40多人。
    总理:还有别的学校吗?宁魁喜:还有清华附中的。
    总理:(翻了翻面前放的内蒙古日报问三司代表)你们十日、十一日的内蒙古日报还有没有?
    郝广德:邮局让他们夺了权,邮不出来。
    总理:报纸我们扣了(手里拿着师院东纵出版的小报“东方红”),我今天就要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你们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郝广德:我们骂的只是一小撮
    总理: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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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总理站起来,很激动)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他们可以忍受各种委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就说一句话:同学们啊,你们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就是这样,北京的卫戍部队,一句话没说。尽管红卫兵错了,我们也不说我们的红卫兵,更没有登过报。我们不能骂他们,不能说他们,要保护无产阶级的荣誉,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这样做,就是对解放军不信任。如果有一小撮坏人,可以报军委嘛,我和首都三司也讲过。
    就没有想一想,我们这样搞大民主,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我就没有敢这样想过,也可能你们是先知先觉,我反正是后知后觉。过去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席卷全国,解放全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权斗争是个长期的斗争主席说这是长期的问题。从49年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五反的斗争,包括清匪反霸,57年反右斗争,62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63年出来的前十条。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会主义道路,靠16条。没有这个前提,革命组织怎么成立呢?怎么斗争,怎么夺权呀!我去年九月给首都三司讲过,九月我们强调路线斗争,三个月后强调夺权斗争。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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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解放军,无产阶级专政靠谁来保卫,有个“岿然不动”战斗队,没有解放军能岿然不动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呀?我们为什么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呀,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有人民群众,有人民解放军当然,解放军的某一个人有错误,但不能给我们的解放军安上。八月初主席表扬过的清华附中那三位同学现在怎么样呀,(宁左:成了联动)我们的工作作的不够,我们应该帮助。你说蒯大富没有错误?聂元梓没有错误?要帮助嘛!红卫兵的领导成了联动,我们很痛心,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们有过功劳,我有时间还想找这三个同学谈谈。主席看得远,抓住了红卫兵这个新事物,8月18日接见,我们饮水思源,还不是清华附中带动起来的吗?他们首先冲向社会,震动全北京城,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发展嘛!那时打人的、抄家的、剃阴阳头的也有,但那是初期。国庆以后,我们重视大学,中学就抓得少了,就出现了些问题。组织纠察队违法乱纪,我们也有责任。谭力夫的讲话,不但保守派受影响,对造反派也有影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斗队,首先大量印的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那篇讲话后,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还要很快地作工作。现在联动发展到仝国,不能光靠公安部门抓,另一方面坏人钻空子,所以才有红旗军,战备军等。群众是好的,这是内部问题,我们绝不在报上登,即使登也只登头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什么叫革命组织?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服从16条。谁要遵守这些就是革命组织。除非后期死保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才说他们的方向错了,比如:北京的红旗军,哈尔滨的“八·八”团,我们把头子找来谈,指出:如果再前进一步就反动了,他们都哭了,回到哈军工第二天就散了。现在,左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已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你们双方都在争取群众,将来要由你们的行动证明的。解放军出来支持关系很大。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五条,解放军一出来,左派就从政治上的优势变成组织上的优势,象西安交大造反派占98%,西安工大占80%,左派组织内部也包含着左、中、右,这就需要正风,否则就容易被坏人利用。内部没有反对派是不行的,国民党宣传他们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就是有党嘛,党内就是有派嘛!红卫兵做了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老大难”的问题,红卫兵一下子就解决了,比如资本家的定息,今年就没有了,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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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成嘛。可是有些事红卫兵认为一封就行了,那怎么行呢?比如民主党派、政协实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就有资产阶级政党,让他们公开存在比转入地下活动好。党外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对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超过了斯大林,这是肯定的。斯大林后期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所以我们说他三七开。青年同
    志们很单纯,比如,砸烂ⅹX的狗头。他又不是狗,你能砸烂他吗?还让“喷气式
    的照片上了报,让外国人看到,很不好,你们无产阶级气魄不足,(肖华同志插话:现在不但有砸狗头的,还有砸猪头的)。这表明,斗争水平没有提高。我们很不安。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说轻一点,是天真,重一点是走入歧途。韩桐同志牺牲了,我们派曾山同志去,电报写的很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我们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旦敌人来了,首先冲锋陷阵的还是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青年人不能怪他们,让他们学习学习,只要你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不能因牺牲了一个同学,一些同学被捕,你们就这个样子。事情闹成这样子,双方都有责任。现在你们把问题激化起米,这样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呀?怎样备战备荒?这样无法夺权,三缺一嘛!
    郝广德:因为他们围攻。
    总理:你们那些围攻都对吗?北京围攻,你们三司开始也支持过(对清华)。西安砸了光学仪器厂,这里边主要有坏人、工人、学生我不相信会去砸,这些军事工厂不能让外面的人去串连,现在出现的现象已经超过十六条所许可的范围。军区有军区的责任,两方面的群众组织要好好想想。总之,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能这样吗?那样帝修反都会动起来。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才敢下这样的决心。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动摇我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当然,军队中也可能有坏人,但我们应该相信党和毛主席能够自上而下解决的,不要直接采取行动。尽管你们有千条万条道理,中央给你们的这分电报(指国务院、军委召集内蒙各方面代表赴京的电报)是内部的,你们把它登在报上这样一登,拿出国外一散发,外蒙古马上就有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很后悔,说老实话,后面的一段是我加的。当然是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本来能够电话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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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想把你们赶快叫来。不料,你们给登了报,同学们,你们年轻,就这样不爱拥我们解放军吗?这个问题我负责到底。你们登报这件事,我们是很不安的。我们已电话告诉军区,他们已停止宣传,地方还没有停止。
    宁魁喜:他们也没有停止。
    董玉华(三司):今天下午三点,他们还在宣传,有30多辆军队宣传车,以给报社报喜为名,从新城游行到师院。当时师院同学说“欢迎解放军,”他们还宣传三司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我们韩桐同志的灵堂,我们已不接待了。韩桐同志的家属,曾山同志验尸以后,我们派人送了回去,但遭到军区的围攻和软禁
    张三林(红卫军):周总理,我们根据您的指示,再没有搞宣传。可是他们在呼市大量印发传单,还搞了假录音,15日他们召开了二万人的大会,宣布了伪造的中央三项决定(说完将近几天收集到的三司方面的传单交给了总理。)
    宁魁喜:这两天他们继续夺权,夺权都是拳打脚踢。军事院校的学生,红卫军见了就打,他们专打戴眼睛的
    郝广德:保守派在军区配合下,夺了邮电局的权。张三林:说我们昨天游行示威,这是污蔑
    陈基隆(红卫军):你们的袖章原来是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现在改成了革命造反司令部了。机关干部红卫兵属于你们观点的,戴的革命造反司令部袖章,我们单位属于你们观点的,挂的牌子就是三司令部东风的红卫兵,属于三司令部指挥。
    张启生(无产者):这些传单都不利于我们的,请总理考虑
    陈永华(三司):军区把我们(工学院井冈山)两名战士给逮捕了。总理:他们叫什么名字?
    陈永华:叫梁志超,任福喜。2月4日在军区门口逮捕的总理:都是你们派去的?郝广德:有串连的,有派去的。总理:可能你们联系时人家已经去了。郝广德:不清楚总理:你当时在场吗?陈永华:我当时参加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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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这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陈永华:还没有,我15号打电话,说还没有出来总理:师院还有没有?
    郝广德:现在没有弄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査正。三司在各盟市的联络站失踪了不少人。
    总理:有几个人?郝广德:正在查
    总理:你们三司在各盟市有多少人?郝广德:不清楚。
    总理:外地到呼市串连的人怎么样?
    宁魁喜:截止15日11点,清华井冈山有三个人还没有下落,军事院校的个人也没有放出来。
    军区代表:昨天有30多人,军区给买好火车票,用汽车送往车站,一下汽车,全跑了
    张淑琴:今天二医大回来11人,打得太厉害,住了三○二医院。有一个吊起来打,把手脸给打坏了。
    宁魁喜:我们现在打电话不灵。
    总理:现在正在夺权,不要说你,我这个总理说了也不算罗张淑琴:三军院校也要派代表来。
    总理:我派人去调查,不能都来,(总理问三司方面)工人方面,以及别的组织和你们有联系的有那些?
    郝广德:有工人的、农民的、职工的、共有八个组织。总理:能不能叫他们一个组织来一个代表?
    郝广德:他们强烈要求来。三军院校也要求来,(写了一个单子给总理)总理:联络员同志通知,让他们八个组织各来一名代表
    姜文启(军区):我们来京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得找一找根本问题。内蒙地区现在究竟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理:如果现在问区党委执行什么路线,对方也会提出军区执行什么路线姜文启:主要看看事态为什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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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好象抓住了要害!好象我抓不住似的。如果象你那样,问题怎样解决?这不是用大帽子压我吗?得把事态先平息下来才行。你的意思无非是说后头有人指挥,指挥的就是区党委。你胆子小,我替你说,应该先把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曹文生:总理十日接见我们以后,指示不要把事态扩大。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发现有一张传单是我们下面财贸系统的,我们马上进行了制止(说着将此传单交给总理),但三司却变本加厉,造谣生事,他们来了二百多人,他门打着来京告状的旗号,来到北京以后,他们把我们的联络站封闭了,抢走了东西。我们建议在北京的人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我劝你们首先不要对骂。联络员,你负责以我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方面,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不然越骂越激动。这个问题要求你们负责。因为内蒙问题影响很大,不能搞亲痛仇快的事情。要停止互打,抓的人要放。如果18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査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内蒙报属于哪一派?张三林:我们。
    总理:你们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登载攻击性的文章郝广德:他们军区尽搞武装游行和武装巡逻。总理:要停止市内武装游行。
    张三林:还有八大员,河西公司二十四个人,据说被“八一八”抓走了,还有六个人受伤的住了253医院
    郝广德:据说:应该实事求是。总理:有可能。
    张三林:另外,我们这里,有十七人是三司伙同区党委批准签名以后抓起来的
    郭以青:没这回事。
    徐万陶:看看这是什么(当即站起来,举起由高锦明、李质、孟琦签字的拘留证)。
    总理:拿来我看看。(徐把拘留证送给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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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林:这17个人现在在北京,要求在总理面前控诉。总理:可以考虑来两三名代表。
    郝广德:我们要求军区不要用汽车拉农民到城市来,影响备耕生产。军区控制了粮库油库,以后每天只供给我们600斤粮食,对我们吃粮食都加以限制,还夺了火葬场的权,控制了血库。还有抗大是个反革命组织,提出了二十二问中央文革,总理看怎么处理。
    徐万陶:抗大的问题,内蒙党委已作了调査,抗大同学早就要求公布调査结果,但是内蒙党委至今不公布,内蒙党委必须回答
    高锦明:因为他们想利用这个调查材料攻击三司,所以我们没有公布。郭以青:而且这个调查组是由他们观点的一个人调查的,调查以后给他们的人看了。
    徐万陶:郭以青刚才说是我们的人调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提出,你们为什么不找“公正”的人去调查?12、12事件(提出抗大是反革命组织)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为什么至令才提出?调查结果不算数?
    总理:有材料吗?(徐万陶:内蒙党委有。)总理:拿来交给我(高锦明:现在没带着)
    张淑琴:我们要求释放军区的少数派,要求把王建平叫来,另外我们还要求来五名代表。
    总理:对等?我还得研究研究
    张三林:抗大牵扯到乌兰夫的儿子力沙克,抗大也应该来人。解决抗大的问题,应该有抗大的受害者参加。
    郝广德:力沙克是乌兰夫的儿子,已经打成黑帮。总理:铁路局现在是不是军管?曹文生: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接管总理:现在还有没有军队?曹文生:已经撤走了。
    郝广德:还有军队撤到一楼了。曹文生:那是军运处的总理:过去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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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生:过去就有,那是负责转运的
    郝广德:现在到处都有军队,连火车上也有军队。
    总理:那是我们派的。局势的发展,就看你们能不能执行我提出的四条。能不能执行四条,是听不听中央的话的问题。现在要首先共同维护解放军的荣誉,这是我们的最高利益。我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从明天起,分别派人和你们谈。
    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与呼和浩特市“三司”代表的谈话
    〖地点:国务院秘书厅会议厅。参加者:总理联络员赵刚、朱文明、总理秘书张作文。代表:郝广德、刘文研、张淑琴、刘树立、金世魁、宁奎喜(中间才去)〗
    (总理步入会议厅分别同代表握手)
    总理: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
    郝广德:我们查了,没有什么挑动,我们从十八日以后停止了一切宣传。总理:你们学生都回学校整风不好吗
    郝广德:我们正在整风。我们总部被砸了,没有地方呆了总理:什么时候砸的?郝广德:三月七日夜间一点总理:谁砸的?郝广德:红卫军。总理:有多少人?郝广德:三万来人。总理:打伤人了没有?
    郝广德:抓走了八名,打了很多总理:谁带头?
    郝广德: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同时还包围了师范学院,有二十多辆军用汽车,十多辆军用摩托。
    总理:包围师院什么理由?
    郝广德:军区说我们藏了军区人,下通缉令抓陈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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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有没有?
    郝广德:没有,保证没有(把军区给师院东纵的信及师院东纵回信交给总理看)
    总理:(看完后)敖特根……这不是抓了四个吗?郝广德:那是从工学院抓走的!总理:陈树健是干什么的?张淑琴:红色战士报的编辑
    总理:军区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保护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就算了
    (张淑琴把军区通缉令递交给总理阅)
    郝广德:他们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
    总理:这是精神战嘛!师院有多少人?郝广德:有一千多
    总理:下乡、下厂的学生都要回学校整风。清华的来了没有众:没有
    总理:清华在呼市三市的同学回来了没有?郝广德:回来了,被抓的还没有回来。总理:押在什么地方?张淑琴:在军区
    总理:谁?
    郝广德:陈鼎。
    总理:不是已经放了吗?
    郝广德:军区还没有放,他家长写的信,你见到了没有?
    总理:没有。(又问秘书。答:没有。)首都三司在呼市的其他人还有吗?郝广德:等陈鼎的还有两名总理:陈鼎是怎么抓的?
    郝广德:因为他路过静坐的地方,说他是头头总理:他多大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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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十六岁
    总理:中学生
    郝广德:是清华附中的。
    总理:你们三司总部在总工会?党委给你们拨过款,拨过汽车?
    郝广德:在总工会。拨过。和一司、二司一样,拨过一辆汽车,一辆摩托(郝广德把逮捕医学院六名“现行反革命”公告递给总理看)总理:那三十三人什么时间被抓的?
    (郝广德详细汇报了抓人经过及被捕人名单)总理:什么理由?
    郝广德:他们说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他们正在开整风会。被抓的人,有的是抢救韩桐同志的医生。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把衣服撕烂。田光同志是转业军人,身体有病,现在有生命危险。
    刘树立:抢救韩桐同志的汽车司机小高,他们也要抓
    总理:一共抓了多少人?学生多少?工人多少?(査看被捕人员名单)(刘树立汇报了被捕总数)理:学生多,还是工人多?郝广德:大部分是学生。总理:十八号以前抓的吗?
    刘树立:大部分是十八号以后抓的。总理:押在什么地方?
    刘树立:工人押在呼钢,有的押在军区、公安局。
    总理:(记被捕人所在单位、分学校、厂矿、机关),抓人理由就是说三司是反革命吗?
    刘树立:还有其它借口。总理:工人抓了多少?
    (刘树立汇报了呼钢、机床厂抓人情况)总理:你们铁路上还有什么车?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抓了我们二十多名同志,还有十二名同志至今未放其中:有付局长邢骏、政治部主任张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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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为什么抓的?
    金世魁:就是因为邢骏在炮打司令部时给党委成员贴了一张大字报。总理:这两名同情你们吗?金世魁:对
    总理:现在押在什么地方金世魁:据说在军区
    总理:以前没上班的现在上班了没有?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以后,我们有五百多人不能上班,经我们作思想工作,有八十名调度生产人员上班,现在有四百多名同志仍分组集训。
    总理:现在有一半人没上班,机务运输怎么办?业务能正常进行吗?(问联络员说:问一下徐彬,呼市的运输情况到底怎么样?)(对张淑琴)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消息没有?
    张淑琴:把以前在这的十六名同志都抓走了,五花大绑有个女同志喊毛主席万岁,他们就用手帕把嘴堵上
    总理:你怎么知道的?
    郝广德:有我们代表亲眼看见了。他们还说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总理:(生气地)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张淑琴:(把通缉令交给总理看)现在工资和粮票都不给我了(宁奎喜五点五十分进入会议厅)总理:陈鼎还没放?宁奎喜:没有。
    总理:谁叫你们静坐的?
    郝广德:没有人(详细汇报1.22,1.25事件)宁奎喜:(作补充)
    总理:刘昌不出来作检查,你们可以写信么!不要登报么!你们一登报不就对立了么!
    郝广德:我们登报措了,我们应该作检查。我们登报是2月4日后才登的。总理:他们说你们以前就登过报!郝广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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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对秘书)内蒙日报收集全了没有?(秘书把报纸拿来,总理翻看几张)你们有什么材料?
    郝广德:我们有。(送上军区等散发的传单和反夺权后出的内蒙古日报)他们在1月27日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掏出36个组织的传单)。
    总理:(详细看一遍)你们骂过肖华吗?
    郝广德:没有。骂肖华的那张传单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卫兵中央委员会”散发的
    总理:你们骂过军区是罗瑞卿的部队?乌兰夫的部队、黄狗子郝广德:我们没有。可能有个别人骂过,其他都是造谣。
    总理:有一些根据,你们两家对骂么,当然要扩大事实了。高锦明是你们的后台吗?
    众:不是。
    宁奎喜:说高锦明、李质是我们的后台,我们连样子都没有见过。总理:你们为什么跑步进入军区
    郝广德:(介绍2·5事件经过和二医大在招待所被围情况)理:你们清华的到军区宣传了?
    宁奎喜:去了。我们没进军区,在外边宣传了。
    总理: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桶,桶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
    总理: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宁奎喜:(站起来)总理,我提个问题,“全红总”在内蒙很猖狂,要集合50万人到北京,怎么办?
    总理:能能有50万?宁奎喜:他们电报那样说的
    刘文研:“国际红卫军内蒙支队”、“中国红旗军第四纵队”、“联动”,这些在呼市都没有取缔。
    总理:有材料吗?这些头目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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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正在整理材料(递上关于工农兵委员会材料一袋)。
    总理:这些材料很有用嘛!(封完材料袋)你们学生回学校,工人回工厂军区的回军区,进行整风,属于联合性的组织,暂停一切活动。
    众:我们完全同意。
    张淑琴:总理,我们的人都被捕,怎么办?总理:还是放出来教育么!不要捕郝广德:总理,现在有人给乌兰夫翻案
    总理:那怎么翻得了!(带上纪录步入另一间房子)(郝广德:他们还老是夺权)夺来夺去,你让他们夺去吧。
    郝广德: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军分区付参谋长马伯岩同志被军区逮捕,他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在运动初期派到地方的(总理纪录)。
    张淑琴:就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总理:我让你当代表住到这儿,你懂吗?
    郝广德:全区各盟市现在都很紧张,各军分区说总理指示五天内适用,只适用于呼市,不适用于各盟市(总理作记录)(总理对整个谈话都亲自作了详细纪录)
    (注:在本次接见的同时,总理也单独接见了红卫军方面代表,本集未收入。)
    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早三点二十分至六点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人:总理、康生、肖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负责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军区:吴涛、肖应棠、刘昌、黄厚。内蒙古党委:高锦明、李树德、李质、郭以青、张鲁、王铎、王逸伦。呼市三司代表郝广德等五人。红卫军代表张三林等五人。〗
    (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同志进入会议室坐好后,即问郝广德同志最近回呼亲自看到的情况。郝广德同志哭诉红卫军等同军区某些人结合起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当汇报到军区派兵在北京抓军区造反派的同志时)
    康老:在那里逮捕的?(答:在北京)逮捕的什么人?(答:内蒙古军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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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造反派的同志)
    (乔万宝、郝广德同志介绍了军区派人在北京政法干校和三机部招待所抓捕人的情况)那一部分解放军?查一下。
    肖华:一个管理局长,带他老婆来北京,军区说失踪两个多月了,也派人抓走
    总理:你们派多少兵来北京?(肖应棠:一个班)经那里批准的?(黄应棠黄厚:报军委了)你们派一个班进来,我们不知道,就是北京卫戍区同意就行吗?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呀(告秘书:请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来)!跑来一些人,劝说回去是可以的,怎么能抓?把人家夫妻两口子在西单大街上抓走?
    康老:怎么能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派兵抓人?(査问了傅崇碧同志内蒙古军区派兵来京抓人的情况)
    总理:你们派武装来北京街上捕人,这也是特殊的哩!这件事情,是在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呀
    康老:你们把部队拿出来对付群众?
    总理:你们一方面在家亮了政治态度;一方面在北京商谈,这样,还谈什么?你们(问刘昌)是怎么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如对“818”)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
    刘昌:我们没有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
    “818”代表杨民众同志: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戚本禹: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刘昌: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
    关锋:你们胆子太大了!真是胆大妄为。你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红旗》、《解放军报》记者是中央文革派的?如果他们有问题,该枪毙回来枪毙,可是你们就扣押了起来。直到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回来!康老:(念刘华香的电话记录)“十八号的大会暂时不开,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总理告诉你们不要开了,你们说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总理的电话。倒是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你们眼里有没有毛主席?你们完全目无中央。
    关于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问题,总理都得请示主席。你们说你们研究。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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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不准围攻,也告诉你们了,有问题中央解决,你们不听。你们究竟愿不愿意中央来解决问题?还是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总理的电话,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不让你们开会,你们还说“什么时候开再研究!”不回答中央的要求。三司有无错误?有错误。
    王力:还不一定,就从他(指刘昌)今天的态度看,你倒是军阀?还是解放军?到底是那个错误严重,就象你们所说的也好。他们(指三司)不敢反对中央《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刘昌:解放军呗!)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
    总理:(问黄厚)有没有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这件事我今天才听说。把那两个记者请来。
    戚本禹:倒是你大?还是中央大?是你大?还是毛主席大?是你大?还是肖主任大?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两个记者
    肖华:是派武装押送回来的
    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打过电话,我也给他们谈过
    王力:对我们都是这样,何况对群众?你们按主席思想、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传统冷静地想一想。
    总理:十八号你们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肖华:他们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关锋:他们是“中央
    康老:夺权得中央、毛主席批准才行的。三司可能有错误(总理:他们已经作了检讨),但比起你们所犯的错误究竞那个大?他们不敢反中央。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按照毛主席思想,党的原则,军队的光荣传统衡量一下,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各有多少错误,但比起你们这种思想来,究竟怎么样?总理给你们讲的,究竞算数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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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不算数。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者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竞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耽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付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吴涛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
    康老:你们要开大会,是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于中央。你们要飞机,还要登报?你们眼里有无中央?总理要在北京亲自主持解决问题,你们就要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都是老干部、负责干部,我们对你们就要严格要求,一定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嘛。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的
    个月来你们并没有
    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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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么做对不对?(郝广德:他们把十八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郝广德、高树华: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予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这是反动的!你们(问《红旗》、《解放军》报记者)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王力:这同他(指刘昌)思想一样,他也炮轰中央文革嘛!
    总理:你们(问记者)的笔记本让他们没收几本?(记者答:一个三本,个五本)把中央文革派的记者的笔记本都没收了!带来一个月不报不交(黄厚这是我们的缺点)!什么缺点,这是反抗中央!
    你们(问记者)有勇气再去呼市一趟吗?(记者答:有)好,吴涛同志带队。联络员也去一个(肖华,徐立清同志:军委文革也去一个)。
    把你们抓的人都放出来(念了权、康、雷及三个秘书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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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王力:你(向吴涛)去了要按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办事。
    总理: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坐飞机去,可住在机场,调査方便。可找几方面的人谈,到现场去看,先到师范学院去看。
    几派的人正在这里商谈解决问题,怎么能把一派压的垮了?你们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信任你们。军区领导人你们面临很大的危险!你(问吴涛)是第一付政委吗?肖主任说了,我们信任你,立即恢复第一付政委职务。
    王力:你们到呼市后,愿意到那里就那里,愿意找谁谈就找谁谈!
    总理:这说明你们(指军区)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看。对区党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
    肖华:肖应棠你马上打电话,要保证中央调査团的安全,出了问题要由你负
    总理: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戚本禹:今天是内部调査会,内容严格,不能向外传,一定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王力:问题到了今天,不能不严肃指出,但要用适当方式宣布。你们认识了改正还来得及。
    总理:你们回到京西宾馆好好讨论检讨。回头,肖主任、李付总长还找你们谈
    康老:一般的解决这些问题是,首先要承认错误,而后再区分性质;把矛头和群众分开来。
    总理:李付总长你去一下呼市,不能多呆,可呆三、两天。
    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李天佑与内蒙古师范学院代表谈话纪要
    〖地点:呼市新城宾馆。接见人:中央调查团团长李天佑付总长、吴涛政委总参作战部付部长,《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学礼、总理联络员赵刚及中央文革和仝军文革的同志。被接见人:师院《东纵》董玉华、郭是海、董文、戈志盛、杨永俊。〗
    李天佑:我们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来解决问题的。师院这里问题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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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呼和浩特,特别是到内蒙师院来解决问题。听说你们被围困四天了,不能吃不能喝,总理很着急。总理和康生同志把我们叫去,开了一夜的会,今天早晨没有休息就坐飞机来了。我们到这儿,首先到“八一八”门口站了一会,就直接到你们师院。结果进了一楼就进不了二楼了。我们一看你们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一看就知道气氛不对。十六条下来了,八条命令也下来了,不许武斗。可是你们这里武斗仍然很厉害,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当然了,这不能怨那一方,双方都有责任。我和军区的同志说了,要保证你们的安全。当然了,要按政策办事。过去你们在军区问题上有错误。有错误作个检讨就是了嘛!不会算旧帐。我相信军区不会把你们当反革命看待,我也相信其它组织也不会的。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要犯很大错误。所以你们之间要消除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不要这样对骂。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问题。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打开辕门,自己解放自己。
    吴涛:李付总长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李天佑:你们有没有这种勇气?众:有。
    杨永俊:(向李付总长详细汇报了双方执行总理四点指示的情况)。赵刚:你们院里有多少人?董玉华:两千。赵刚:才两千人?
    众:还有其它造反派的战友。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砸坏了,家也被抄了,回不去,住在这里和我们一块战斗
    李天佑:你们打开大门嘛!我派一排人去徒手保护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看有没有人敢去冲你们。你们要解放自己,打开辕门。我明天去检查,看你们开放不开放。外单位的人,也要动员他们回去闹革命。
    吴涛:那谁也不能抓人、打人。
    李天佑:各群众组织不要再那么对立,对骂,武斗。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语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你们青年一代,比我们时闹革命条件好多了。你们要更进一步。今晚你们就打开辕门。(回头对作战部长说)告警卫营,再去师院人就撵,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要有这种胆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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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来就是支持你们的。当然,这种支持是政治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关怀,我们带来总理四点指示,不许抓人,不许打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都统统作废,不管是谁下的。我昨天晚上接见四个军事院校的学生,我要他们开门整风,总结经验,你们呢?为了进一步提高,也要开门整风。
    杨永俊:我们今天下午看你们进院了,想接你们。有人看见里面有吴涛。我们以前听说吴涛被军区打成三反分子,不敢接他。
    董玉华:我们怕军区搞阴谋。我们把吴涛接上来,他们就有借口了,可能冲上我们楼梯
    李天佑:吴涛不是三反分子,周总理、中央文革叫吴涛同志到你们这里来的。中央文革同志:总理昨天晚上亲白点名叫吴涛同志来的,这是对他的信任。郭是海:李付总长,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人来解放我们,这样关怀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代表一千二百名东方红战士托你向毛主席问好。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运动初就被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我们的,现在我们造军区刘昌的反,又被打成反革命了。他们叫我们"历史反革命李天佑:如果把你们打成反革命,那是最大的错误。群众有错误,可以批评改正嘛!
    董玉华:在军区问题上我们有错误。我们还用对待内蒙党委的作法对待军区的错误,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没有很好地跟上形势。特别是我们在报纸上点了刘昌的名,这是我们对毛主席犯下的罪过。但是,我们是有错无罪的。
    杨永俊:军区内部也是有斗争的。看你们究竟是支持那一派。这次全国性的大反复,是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内蒙军区确实是支持了保皇派,王良太就大肆造谣。
    众:我们就是有错无罪。
    作战部长:这次李付总长来就是支持大家的,给大家解围,按十六条闹革命刚才给大家念了总理的四点的指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一律作废。现在总理正在研究你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得到很好处理的。在总理没作决定之前,找出个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给他们(指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指出了四条,你们也要那样去作。
    刚才李付总长的讲话作为内部讲话,不要广播,不要印传单。因为这是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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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公谈的,传单搞出去就会把问题复杂化。刚才据他们说你们已经广播了,说中央支持你们,李天佑支持你们。他们对我们说:"三司说来,李付总长说三司是革命组织,抗大是反革命组织,要对他们专政。
    众:没有的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李付总长来。
    作战部付部长:对抗大也不要采取那个作法,特别要按十六条办事。还说内大搞夺权,你们去人包围了他们。不管夺权、反夺权,都不要包围、反包围。这个情况反映得不一定对罗,不管有没有,都要注意。有了就改,没有就注意。特别要对下边作好这个工作
    李天佑:我有一个建议。一会儿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汇报。今天总理打来两次电话了,问我。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去你们的楼上,看一看你们的同学,对同学们在精神上是个鼓舞和慰问。我和总理约定晚上十点汇报,十点以前去怎么样?
    众: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这是我们最迫切希望的。李:好吧!咱们吃饭去吧。众:我们还有些事情。
    郭是海:区党委领导干部权星桓,康修民,雷代夫被他们抓走毒打,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李天佑:我和“无产者”他们谈过了,已经解决了郭是海:我们的战友还被关在狱中。李天佑:还有?众:还有很多呢?
    李天佑:把名单提出来,明天我们要派人去看
    杨永俊: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三司而被捕的(符合公安六条的除外),律都应该放。
    郭是海:扣发工资的,冻结财经的,怎么办?
    李天佑: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无产者)讲了,扣的工资要发,出去的人要欢迎他们回去。
    众:回去还抓,还打。
    于顺昌:先不要着急回去,过几天也行(李天佑点头)。郭是海:你让他发工资,他不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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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佑:我要特别告诉自治区党委权星桓他们,给发。郭是海:权星桓说话没人听,不管事。众:他们(权、康)有职无权。李天佑:他们解放了,有职有权嘛?
    戈志盛、董文:我们的交通工具全被他们抢走了。李天佑: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再解决
    郭是海:工学院井岗山,是我们最好的战友,他们要求接见李天佑:我们明天派人去看一看。
    郭是海:我们要把双方执行李付总长的指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李天佑:好。
    董玉华:我们坚决执行,绝不以对方态度为转移。赵刚:你们这种态度很好。
    当晚李付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并上了二楼。李付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付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晚九时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接见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中央文革、总理办公室、国务院秘书厅工作人员。被接见人:自治区党委代表中支持三司的有:高锦明、权星桓、王再天、李树德、康修民李质、郭以青、张鲁;支持红卫军的有王逸伦、王铎。〗
    (接见开始,总理一一问了区党委代表姓名,民族等,接着总理问最近呼市情况,由二十九日刚从呼市返京的李质、张鲁同志作了汇报。
    当汇报到“无产者”、“军代表”采取集训、写自白书等办法对待革命群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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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仅公安厅,公安局就集训109人
    王力、关锋:什么集训,就是集中营,思想犯训练班,学的国民党反省院那套
    (区党委代表小组的同志汇报到××二师尤××说,中央调查团有八个右派
    总理:调查团一共有九个人怎么有八个右派?(汇报到呼市街上三司开始贴出“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语,军区曾派人照像,说是“反动标语”时。)
    康老:连提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说成是反动宣传。在三月九日军区给中央的电报上就是这样说的。
    (汇报到近日来呼市大放王逸伦攻击高锦明同志的录音时,总理要去,并看了王逸伦三月六日攻击高锦明同志的传单即“录音稿”。)
    康老:你(指王逸伦)的讲话毫无检讨,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问题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呼市这一时期发生那么多打人,抓人事件,你怎么看法?你表示过什么态度?向谁表示过态度?高锦明,权星桓同志的问题我们不做结论,你们辩论去,有他们的帐在。我就问你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王逸伦答:我不赞成;向家里打过电话;向军区、“无产者”都谈过。答话时口口声声康生同志、康生同志。)
    伯达:“无产者”实际代表有产者。
    江青:现在是我们在问你!我看你一口一个康生同志,是质问的口气,很不尊重康老,很嚣张!
    (王逸伦:我怎么嚣张?)江青:是你嚣张!
    王力:你很嚣张!我看呼市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套,就是你指挥着干的,可恶!康老:王逸伦,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你的讲话里对路线问题怎么不表示态度呢?学生冲军区是错误的,三司已经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对柳青打死韩桐你怎么看?表示过态度没有?把解放军报社记者押起来你认为对不对?你和军区谁谈过这件事?军区派武装来北京,米毛主席住的地方捉人你认为对不对?你光相信军区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总理的话?你认为包围师范学院对不对?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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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在十八日早晨总理接见时不表示态度?
    (王逸伦作了回答。当区党委的同志揭他的一些问题,王一再说“造谣”时,)江青:人家提出问题,你就是“造谣”二字。有的是三对面都对清楚了的,你怎么装糊涂!
    总理:是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乌兰夫保过你。康老:是乌兰夫的暗藏分子
    (汇报到近日间仍然有的单位打人、抓人时,王逸伦说三司近来有活动,是司挑起的。)
    王力:你还让他们永远不活动吗?
    (汇报提到王逸伦的二儿子在二中是打人凶手,被革命群众曾送公安局拘留,王逸伦的大儿子是二司的发起人时)
    康老:你(指王逸伦)支持“无产者”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
    康老、王力:内蒙古都象你这样的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里能贯彻?(当王逸伦提到过去对各群众组织都是同等待遇,没有偏向时)康老:那你对“抗大兵团”也是同等待遇的了!
    理:你不是说在二月六日以前你和区党委一致的吗?区党委支持三司分明了以后你怎么样?
    (王逸伦讲到三司砸、抢、打时,)康老:那么“无产者”他们就那样好吗?
    王力、关锋:近来“无产者”这么样的乱砸、乱打、乱抓时,你表示过什么态度?
    总理:在你的这么长的报告里,对此根本没说一句话。是不是因为你和他们结合”了?你这个报告是不是“三结合”的纲领?
    总理:(问王铎)你怎么到北京一个多月后又倒过去?你的信上为什么对军区的错误一句未提?
    (王铎答:我的认识有改变。)康老:他就投降了。总理:是搞投机。
    (王铎叙述他改变观点的三个理由:对学生冲军区的问题;对三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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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锦明的问题。当他谈到学生冲军区,高、权、李质等同志没有坚定地做学生工作时)
    康老:你去作过工作没有?
    (王铎答:我当时做别的群众的工作,以后也去作过工作。总理:你是要同他们“三结合”了。
    伯达:你作工作,你代表什么阶级去作工作?你俩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戴了顶“无产者”的帽子
    (当王铎谈到他坚决执行主席革命路线时)
    江青:那个主席?是我们的毛主席还是你们那个刘主席?达:你们那个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其他都谈不上。
    康老:在全国,向群众打第一枪的是内蒙×区!你们知道不知道?(王铎不知道。)
    总理:你怎么不知道?你的信是三月十五号写的嘛!你去做工作了没有?你是要同他们搞“三结合”的了
    康老:象王逸伦你们这样的人要是成为“三结合”的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内蒙古就失败了。
    (当区党委的同志谈到“无产者”现在正四面出击,声言要同三司搞“大联合”时)
    伯达:(指二王)你们要搞什么大联合?我们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你们搞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大联合”
    总理:原来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检讨,你们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怎么能检讨?
    康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内蒙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吗?今天你们两个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总理: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康老:你们一点群众感情,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是没落的阶级,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从当权派中把你们这些人清除出去,是很危险的不清除出去,中国那有社会主义?那有共产主义前途?
    伯达、康老:你们俩是没落的、死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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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逸伦不承认内蒙现在情况仍处于恐怖状态时,康老让中央文革张同志介绍调査团十八号去呼市宣布了中央对军区的批评后,遭到了军区一些军官和林蔚然等围攻情况时)
    康老:这么一个大事实你硬不承认。你们看看这些,这都是你们支持的。你们是支持白色恐怖,这完全是反动统治,你们两个就是代表。
    王力:是法西斯统治
    康老: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有错误,有他们的帐。我问你们:军区政治部宣布高锦明、权星桓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同意不?你(指王铎)的信上提了没有?
    (王铎:我不同意,我给军区谈过)
    康老:我问你的信上提了没有?你们回答问题,一不讲中央,二不讲群众,你们对中央究竟是什么态度?你怎么对待中央?
    总理:原来还想你们有点自我批评,但一点也没有,看来得见见群众。你(指王逸伦)不是说你们支持三司吗?要看看三司的同志们怎么说。
    康老:王逸伦你那年入党?(王答
    年)在那里入党?(王答:在北京)
    谁介绍的?(王答了介绍人名,一个死了,一个早就不知道下落。)在那个组织生活?有那个人可以证明?(王答:在内蒙特委,那时的人都已死了)还活着的同志没有吗?(王答:在上海住党训班时管事的一个赵大姐还在)你被捕过没有?(王答:没有)(高锦明同志插问:你到苏联路过蒙古不是被扣过吗?)(王答:那是被扣留审查,是社会主义国家。)到苏联后谁审查的?(王答:我写过材料,好象记得是孔原审査的。)孔原?怎么审查的?(王答:那我不清楚了。)你不清楚?那时凡是去苏联的中共党员都要逐个面对面的审查,但是你没有经过审查。我听说你到过莫斯科,我就负责审査工作,但是我没审查过你。你住什么学校?送到那个学校,都是要经过我审查,经过中共代表团审查的,你和刘仁等在河套干什么我清楚。你是不是苏联情报机关送去的?你是有经验的了。怪不得你这样顽固。
    总理:你(指王逸伦)的党籍问题说清说不清?(王逸伦:我认为说的清楚)康老:王逸伦,我问你那一年从苏联回国的?
    (王答:三八年从新疆回国,三九年四月到延安的。)谁送你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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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答:一个中国同志,名字忘了。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王答:噢,那是三五年。)
    康老:这就是说,在莫斯科时,我们没有承认你是中共党员
    (王逸伦:训练班承认是党员,一个叫墨尔曼的女同志,她是管训练班工作的。)
    康老:那是一个外国人嘛。我问的是中国人(王答:我见过康生同志,我还到过莫斯科郊区。)康老:你还到郊区去过?
    (王答:不是人多的那个地方。)康老:那就不是我们的地方了
    总理:你到延安后在乌兰夫办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没有?(王答:没有,那是王铎。)总理:今天就谈到这里。
    (转向区党委其他同志)这里支持三司观点的还有那些代表性的同志?(区党委几个同志谈了些,提出家里有些同志还需要来)总理:你们回去提个名单。同三司的同志商量一下。
    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二十时三十二分至七日二时十二分。地点:人大会堂一楼西侧北会议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肖华、张春桥、王力、戚本禹、叶群、徐立清、李天佑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25人。被接见人高锦明、权星桓、李质、张鲁、吴涛、刘华香、黄厚、王良太、杨德松、尤亚民、华民。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共五十八人。红卫军代表九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十点三十二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以前的代表都讲过了,今天由新来的同志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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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也来了几位。每件事一、两个代表讲讲就够了,已经讲过的就不用重复了。我们听新的,不用占得时间挺长。哪个开始呀?从军区开始吧!
    王建平: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总理:冷静点,不要激动。
    王建平详述“一·二五”事件(略)总理:你们打过黄厚吗?王建平:没有。
    总理:有推推搡搡的现象吗?张淑琴:那是二月三日晚上。
    (王建平继续讲她和张淑琴被打、被斗经过)。总理:你被剃了光头?
    王建平:没有。那是军区造谣。总理:是你们说的嘛
    张淑琴: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有自由,在北京,听军区内部传出来的。他们随便打人、抓人,剃光头还算什么,我就相信了
    总理:你们那三四位同志放出来没有?
    王建平:分批放了,他们三月二十日还抓人,韩文达还是从南京逮捕回来的。于喜渊(军区通讯总站付教导员):揭露军区个别领导人预谋枪杀韩桐事件;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指示;向战士灌输三司是反革命等罪恶事实,并揭露了柳青(军训部付部长)枪杀韩桐同志经过。
    侯凤英(于喜渊的爱人):(哭诉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一家人受迫害的经过。她又谈了冒死传递韩桐事件三封信的情况)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
    总理、康生、王力、本禹、春桥大笑,并说:王逸伦是左派书记?戚本禹摇头。)
    总理:锡盟代表许名扬同志。(许名扬站起来)你是什么报的记者?
    许名扬:锡林郭勒日报!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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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9页,共4822页
    于乐泉(昭盟代表,十七岁的学生):叙述自己被斗、被打、被捕入狱的情
    陈振中(巴盟代表):揭露巴盟和鸟达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陈树键: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对内部革命派的迫害。总理:你在军队工作几年
    陈树键:六五年十月到内蒙军区。下连队当了一年兵,然后到战士报。一月
    十三日正式参加运动,二月三日被打成反革命。
    刘钧(军区管理局局长,长征干部):揭露柳青开枪杀韩桐同志,以及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在北京被逮捕经过等。他又说到自己被地方同志掩护来北京反映情况,军区某些领导人说他是逃跑投敌(中央首长全笑了,并议论纷纷。康老说这是什么话呀!)
    肖华山:(《八一八》代表):略。总理:你是前天来的?肖华山:我是月底来的总理:抓你们的人放了吗?
    肖华山:共逮捕125名,现在有两名未放,其他在四月三日放了。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总理大笑,全场都笑了。)
    总理:你们多少人?
    肖华山:二千人左右。河西公司军事接管以后,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要采取"政治攻势",要分化。
    总理:分化,中央讲的是对反革命组织,不是指“八一八”嘛
    张鸿喜(公安厅):揭露了公安厅反夺权,以及公安厅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情况,并揭发××二师宣传科科长、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
    总理:你们讲,站起来回答。(杨德松、尤亚民、华民三人都站了起来)你们把中央解决问题说成“重庆谈判”,你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国民党啊?(这时杨德松坐下了)
    康老:(生气的站起来)那个(指杨)你叫什么?(大家回答:杨德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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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师长,总理让你回答问题,怎么坐下啦?什么态度!
    (杨德松站起来说:“这是造谣。”众纷纷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说法。张鸿喜说:“你抵赖”。杨说:不是抵赖。郝广德说:王良太部署的。张鸿喜进步揭露谈的时间、地点、当场人。)
    总理:从你们口里说出来的嘛!公安厅是谁管的?华民:我们
    总理:工学院还有你们多少人?华民:四十四人总理:怎么还不撤?
    华民:其他是派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总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住到学校去宣传啊!(总理接着念了铁路的份材料。中心意思是“你谈你的,我夺我的。”其中有一句“中央文革干涉了我
    江青:我们中央文革什么时候干涉了你们,我们派了两个记者还被你们捆起来
    总理:“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放下材料又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你们还宣传,抄家……你们回去好好考虑向中央交代
    侯凤英: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这是什么口吻
    李雨楼:他们在审判我们时也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马伯岩:(呼市军分区付参谋长、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揭露公安局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伊盟代表:三月五日,刘昌还去伊盟活动。(康老摆手让华民等三人坐下)李雨楼:揭露红卫军、内蒙监狱保守派等在×区某些人指使下,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总理:监狱还押多少人(指造反派)?众:一百多人。(有答二百多人)
    周权(医学院学生):揭露自己在监狱里所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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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波(军区家属):揭露迫害家属罪行
    黄宝玉(农牧学院):我校军代表也宣传现在支持的没错,如果错了,丢下枪回家也不支持三司。
    包头代表:军代表说包头夺权是向军委备过案,中央点了头的,谁再“反夺权”谁就是反革命
    总理:我们不知道,你们(指军区的同志)回答吧!
    包头代表:军区有些人说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首长都笑了!李天佑没听到,张春桥后转身子告诉他,李天佑又大笑)当谈到夺权下半旗时总理:在那里、在那里?(当时全场气氛沉重)包头代表:内蒙二机厂。
    张鸿喜:杨××在澡堂说中央代表团有八个右派。都是谁!众怒:指出名字来!站起来!总理: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杨德松:这是造谣众:你抵赖!
    张鸿喜:我就是在雪地被划地为牢站了二十三个小时的。华民:是不是让我讲?总理:你回答嘛!
    华民:为他们支持红革联在公安厅夺权问题上辩护,并说没有宣布他们(指公安厅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只是说保守派
    霍道余(华建):我见到公安厅院里大字报中写的反革命组织(华民继续辩护)
    总理:你说简单一点
    华民:是(后来检査说有错误)。叶永凯(呼钢):划地为牢我当时在场!
    段建勋(二毛):所谓抓解放军的问题,不是那回事!华民:没有给反对派(指造反派)贴大字报!
    总理:(没听清,以为他说反动派)反动派就是三司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刚才已经让准备了,卫生系统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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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德:(内蒙医院)控诉内蒙医院反夺权后对三司观点的病人和医务人员的迫害。其中谈了有意不给一位阑尾炎病患者治疗,致使穿孔。
    总理:结果怎样?
    郑建德:没死。我们医院军代表名字还保密(全场笑了)。霍道余:我们那里也是说是军事秘密(都笑了)。康老:名字还保密?
    侯凤英:我去医院看病,有伤只好说为家务事两口子打架打的。只能说是爱人打的才能看病,不敢说××军打的。
    总理:不仅仅是为了看病,你还维护了解放军的荣誉,宁肯说是爱人打的。今天只一方面讲,无产者递了一个条子要发言,谁呀?连个名字都没有。(一下站起来两个)(指张三林)你不是过去说过吗?
    何贵(红卫军):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我被押。总理:高锦明同志,有这事吗?
    高锦明: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一个被拘留,一个逮捕,后来放了。张继功(铁一中):他讲的不是那么回事,是他横冲直撞进会场,打了人何贵:请问你们总理,我要打人一拳坐十年劳改,踢人一脚判二十年徒刑(指手划脚)。
    康老:一句话,你打人没打人吧?
    总理:(看高锦明写的一封纠正信)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不是平反了嘛!何贵: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
    总理:工资都发了,已经解决了。我们不是断案的。在座的被打的比你们厉害的多,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也不能一个一个解决。纠缠了大家很时间,不继续说了。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今天不继续谈了。我们又听了第二三批同志谈,还准备访问你们,节省一些时间,会后由联络员赵刚,记者找你们,也可提出材料
    三司的也好,不是三司的也好,把情况用书面写来
    第二件事,内蒙×区开始有一点认识,有了点检讨,顺着这条路要继续认识,深刻检讨,吴涛同志带头。还有独×师、独×团,现在你们只在呼市,在各盟也有,而是带全区性的,要很好地检查。如十八号(3月18号)那天我约定放人不要再捕人了,过去捕的要放,河西“八一八”的也要释放。我说了有二十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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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放的。其它地方还有。你们一方面继续检讨,深刻认识错误,回到住处,马上打电话回去,都放出来。
    有伤的好好治疗。你们支持一方,把另一方压下去宣布解散是错误的。你们应一方面深刻检讨,一方面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没有很好解决。回去的要给工作工资要照发。时间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先解决这部分问题。就从这一点你们就是有想法的,看出一条线。中央在谈判,你们下面夺权,你们说中央是“重庆谈判”,这是反动思想,把中央放到哪里?把你们置于何地?要深刻的检查出来
    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査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你们回到住地,要好好检讨,把责任负起来,要和各单位讲清。打枪的人法办,当然把这事登在报上也是不妥当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最近说:我们敢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三个信任:一信任群众,二信任解放军,三信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高度保持解放军荣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只要传达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位女同志,侯凤英同志,很懂得保护解放军的荣誉,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在这个会场上可以这样讲,不在这个会场上就不要这样讲,平心静气把道理讲清楚。
    解放军个别坏人是有的,开枪的人是犯法的,这是个别分子。解放军有个把坏人,但处理解放军的问题是内部的事情,不能对外宣传。
    在这里是允许你们激烈地批评的,对外不要宣传,不要在内蒙以外的无关的人传达,不要宣传,不要打电话,不要出宣传车,不要广播,不要出传单,否则搞,传到香港、外蒙、美国、日本都知道了,这是敌人喜欢的,让敌人高兴革命组织的同志,要遵守纪律
    事情起来了,要慢慢解决。内蒙有民族团结问题,反修问题,有四千里长的反修前线,更应该注意。被打的同志是受了不该受的待遇,是为革命嘛!正义张就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郝广德提出经济封锁,被扣押的人问题)总理:我马上下命令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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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哲盟、通辽出现“畏罪自杀”。
    总理:以后再谈,否则会就开不完了。军代表(指学校的)要完全撤出来学校不要去嘛!推迟一下。(对吴涛)现在军区什么事都管了吧?继续管吧!现在散会。
    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康生与呼和浩特市农民代表周文孝的谈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中南海。接见人:伯达、康生、国务院联络员赵刚、朱文明。周文孝:贫农出身,是呼和浩特郊区农民革命造反公社参加总理主持的内蒙四方面会谈的代表,呼和浩特市东方红农民。〗
    康生:你叫周文孝?昨天本来你想发言,但因时间关系没发成,你很守制度。如发言就恐怕把会场打乱,昨天的会议主要是让×区认错,昨天你没有发言,总理让我们今天和你个别谈话,你要谈的详细一点。
    周文孝:我是代表郊区农民造反公社的康老:郊区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原有十七万,经过六三年划出去的,留下十三万多了。康老: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名称?
    周文孝:“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军”。伯达:他们共有多少人?周文孝:农村共有四万多。伯达,康老:你们现在有多少?
    周文孝:原来有四千多,现在有六千多。
    伯达:啊!三司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你们的人为啥还增加?
    周文孝:根据二月十八日我们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要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万人大会,当时正是星期日,遭到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很大打击。三司学生下去送肥,中午宣传毛泽东思想、十条、十六条,正在这时候受到“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围攻,把学生送肥的汽车,摩托都砸烂。
    康老:农村也是这样?
    伯达:他们这个组织多会儿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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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孝: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元月初。康老:他们组织以啥为主?
    周文孝:以荣、复、转业军人为主,许多是旧社会当过傅作义的兵,解放时当了俘虏后转业回家的。拿我们村来说,荣复转退军人有地主、土匪的儿子、劳改犯、旧军官的儿子、富裕中农的儿子。象厂汉板大队,牛鬼蛇神甚至有地主翻天四不清干部上台,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镇压。三月十六日晚,我们一个同志叫岳万林从上海回来
    赵刚:去上海干啥去来?
    周文孝:上海有一个农民总部,我们去上海学习“三结合”经验,回去遭受围攻,殴打,三月十六日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要开斗争大会,当场由王心宽(流氓)宣布:“让反革命,三司观点的岳万林交代去北京告状,去上海学习反革命经验的事实,让他老老实实交代。”这时岳万林掏出主席语录要念,有郊区公安局尹占山去抢了语录,给撕烂了,从板凳上揪下来殴打,四不清干部赵宽亲自拳打脚踢。岳文城跑去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总理四点指示办事。他们说总理
    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就把岳文城捆了一绳。正在这时有三辈农民李顺顺喊坚持十六条、十条、按主席思想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由劳动大学拉来汽车人,问李是什么观点,李答:三司观点,就被他们围攻、殴打、有一人往李顺顺嘴上打了一拳,他的拳头碰到李的牙上破了,反而说李咬了他的手,当即由郊区分局孙宝山出面把李逮捕了。晚上郊区分局尹占山对岳万林说:“球大个人,你干反革命闹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你的小孩也立下这笔帐了。”他们还把四个耕读学校老师都拉去劳动改造。
    康老:啊!农村也抓人?伯达:真不象话!
    周文孝:厂汉板大队情况就这样。“××公社小磙大队有一个妇女,被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围攻殴打,这个妇女说按毛主席十六条办事,另一个妇女叫董秀珍是个地主老婆,说毛主席十六条不管用了,我就代表毛主席。还有一个说,毛主席不打好人,还不打灰人?
    康老:啊!他就代表毛主席,他叫什么名字?
    周文孝:叫董秀珍,Ⅹ×板公社就这样。还有毫沁营公社毫沁营大队,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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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队,有八个小队都被打成反革命康老:啊!农村有那么多反革命?
    周文孝:不但打成反革命,连劳动都不让。每天让开会,“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还撕烂窗户往家里扔土,不让学习主席著作。这些整人的就是四不清干部,还有四类分子
    赵刚:主席著作都不让学,真厉害
    周文孝:在桃花公社百什户大队,有十六岁的一个同学,被他们围攻殴打还拉上游街
    康老:啊!还拉上游街,他叫什么名字?周文孝:叫杨怀用。赵刚:杨怀用不是来了吗?周文孝:来了
    康老:他们谁主持这样做的?
    周文孝:有公社的武装部逯福宝,大队妇联主任丁玉芝,他们俩人操纵整个主权,说游街就游街,说斗争就斗争,把十六岁的一个孩子还打成“现行反革命”、“三司的特务”、“人民公敌”、“社会的败类”、“民族分裂分子”。
    康老:这么点小孩能成了人民公敌?能成了反革命?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还有百什户的杨全套,七十来岁,被他们围攻殴打。把三司观点的搞得很厉害。
    康老:农村越来越不象话,郊区有人没有?
    周文孝:有,军区抓郊区,自上而下,郊区武装部长白玉山抓公社武装部。赵刚:自上而下抓的,由郊区抓的
    周文孝:不仅下去大砸、打、枪、还给“工农兵”头头都发了枪了。康老:农村还发枪。
    周文孝:桃花公社武装部给“工农兵”发了十七枝步枪,七十五发子弹康老:他们的枪是从哪来的?
    周文孝:不知道,反正他们有枪,我有把握,有的人说军分区给的,有的说郊区武装部给的。他们每天还扬言说:谁敢来大队、公社造反,看不见老子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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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已经开枪了。老子怕什么!把社员镇压的不能活动。
    康老:真不象话,真是个专政了,这个武装部长姓啥?
    周文孝:叫逯福宝,还有土旗来人反映,他们来告状向我反映,铁帽大队有个地主儿子,把一个贫农共产党员三等残废军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三十里康老:啊!什么?说的清楚一点
    赵刚:把一个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十五公里康老:这么厉害
    周文孝:他们把原支部书记推下台去,把一个没入过党,没入过团的,真正当过二年土匪的人抬上去当了支部书记。
    达:他们叫什么组织?
    周文孝:叫“红卫军”。还有八拜公社,军区去了一个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串连为名,实际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民族分裂,搞得很严重。说三司是反革命,不要受蒙蔽了,立即退出。他们说蒙人没有好东西,原来这个村蒙汉闭结很好,从他们宣传后,民族对立搞得很严重,小孩岀来也骂蒙人,整天宣传蒙人没好人
    康老:这个军人姓啥?
    周文孝:不知道。还有撬密梁村,他们组织了
    “坏人战斗队”。整个都
    是地富反坏右,有个支部书记没入过党",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中农成分改为下中农,在他的策划下,让四类分子、下台干部对贫下中农进行专政,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反革命,实行专政。
    康老:你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介绍,什么叫“坏人战斗队”?
    周文孝:就是地富反坏右,不只“坏人战斗队”,还有“捉鳖战斗队”、“捉鬼战斗队”。
    康老:南甸的。
    赵刚:以什么人组成的?
    周文孝:以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四不清干部掌握,对贫下中农专政。他们去了一个军官给宣传:总理已经点头了,“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是革命组织,总理已批准让我们支持,是左派组织,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受蒙蔽的立即退出,我们要抓三司的首要分子。也不知道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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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真胡扯,谁批准他们的?!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这个时候有个不同观点的上去辩论,遭到他们村的“工农兵”围攻殴打,这个人就喊毛主席万岁,这时有个姓包的首长就说“不要拿纸老虎吓人”这个同志说,我们要按总理的四项指示办事,姓包的首长又说:“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总理只是代表他周恩来个人,中央那么多人,他代表不了。
    康老:哼,真无耻
    周文孝:这阵农村,拿郊区来说,普遍是这样的,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拘留的拘留,抓的抓,打的打。康老:周文孝,你有什么要求?
    周文孝:我忘了一个事,我们郊区三月十八日反夺权就把刘仁逮捕了,这是我们农民公社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他对郊区的情况最了解,他知道郊区有多少贫农,多少地主、多少反革命,郊区闹的挺凶,所以把他抓起来不放。要求康老、伯达同志,要求总理给往出放一放
    康老:你是不是让他来北京周文孝:就是。康老:好,好的。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五分至十二日一时四十五分。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及总政,总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徐立清、李天佑、韩先楚、宋任穷、张国华、陈先瑞等。被接见人:区党委代表: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李树德、李质郭以清、张鲁。军区代表:吴涛、刘华香、肖应棠、黄厚、刘昌、王良太、姜文启、诸方玉、敖长锁和独立二师杨饱松、尤亚民、华民等。军区造反派代表:邵仲康等24人。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高树华、郝广德等57人。红卫军等保守组织代表:张三林等9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总理:现在开会,内蒙古情况大致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今天请后来的同志再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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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给总理介绍)这是张孝同志。总理:那个学校的(翻材料)?郝广德:“火车头”的。
    总理:有名字没有(指是否登记过)?赵刚,宋学孔:没有,今天才来的。总理:那一部分的?
    郝广德:“火车头”的。(张孝说了一句,声音很低)总理:你能说话吗?火车头代表替他说说张孝:能!(旁边两人扶起)总理,康生:坐下吧!坐下吧
    总理:不是还有一位火车头的同志嘛?包长胜:有,我叫包长胜。
    总理:你替他谈一谈吧。(包讲张孝受迫害经过,谈到残废时)总理:治不好了吗?快送到北京医院张孝:我说两句。
    总理:坐着说吧!(总理抬起头)你谈吧!(对赵刚)快点送医院去看看。(张孝:控诉被迫害经过)
    曹文生:他讲的与事实不符,他们写过反动标语。总理:什么标语?
    曹文生:“青松不怕火烧,‘火纵’不怕狗咬”,攻击解放军。康生:就为这件事,应该不应该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曹文生:谁打的,我不清楚。要严惩凶手,我们要为受害者申诉。(大家冷笑)
    (包长胜:严厉驳斥曹文生等人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罪恶活动。)
    总理:(对曹文生)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不放人?这是不是事实?!曹文生:据说是放了。
    总理:就因为这条标语就抓人?曹文生:写的是反动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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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这样的标语,在北京都有,怎么能是反动标语呢?怎么能是攻击解放军呢?
    康生:没有说解放军嘛!解放军你们说拥护,中央指示你们拥护不拥护?曹文生:拥护
    康生:拥护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放人
    总理:拥护?!早就说了,你们到现在还不放人
    高利陶(军区宣传部干事):揭发张三林造谣惑众的事实张三林:我不愿解释个人问题。(众笑)总理:你是不是三司的?
    张三林:不是,我是红卫军的,橡胶厂的。
    总理:先说这件事,你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不放人?
    曹文生:下午曾打过加急长途电话。他们制造停车事件,他们是不符合公安
    六条的。
    总理:那一条?你们扣了几个人曹文生:八、九个人总理:什么时候扣的?
    曹文生:二月五日扣了两个,五个是二月八日扣的。
    总理:二月八日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不放?康生:中央命令在你们那里算数不算数?总理:四点指示有效没效?
    张三林:有效,今天又打电话回去了。
    总理:有郊为什么还不放人?北京的同志来了没有李天佑:来了。(陈先瑞走到前面去)
    总理:北京军区是一个小部队,军事接管呼和铁路局。(众: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放?就算有点嫌疑,已经扣了两个多月了嘛!康生:抗拒两个多月了嘛!
    总理:(对曹)你还有什么辩护的?(曹文生没吭声的坐下了。)(包长胜继续揭发铁路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曹破坏生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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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铁路局问题知道了,现在由邮电局王连奎谈谈。王连奎揭×区控制邮电、非法偷听电话等罪行,谈了邮电局二月九日成立保守组织,十号就反夺权。这时总理、康生等首长都笑了)
    总理:你们有几派?王连奎:两派
    总理:你们三司观点的有多少人?
    王连奎:我们三司观点的三百人,无产者一百多人。并说二月十号反夺权他们叫
    总理:他们叫“三结合”?王连奎:邮电局还调动农民保权!总理:保什么权?多少天?王连奎:三天侯凤英:还搞录音。
    众:(他们对打电话都偷听,还延续时间。)(王连奎继续揭发盗用中央名义打电话等)
    理:邮电局驻有多少军队?王连奎:一个加强连。
    总理:现在听听地方的。锡盟许名扬同志讲讲许名扬:现在还有十三人没放出来。总理:你们那里还不放人?许名扬:不放。总理:什么时候问的许名扬:中午问的。
    总理:吴涛同志,这个事情交给你解决(吴涛:马上打电话)
    (乌盟玉宝讲扣押人的情况,哲盟郭玉讲一人“畏罪自杀”问题。黄宝玉补充哲盟农村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陈振中(巴盟代表):听说部队支持煤矿夺权后,现在停掌子面。现在三十多人未放,他们说是中央军委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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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华、王力:这是造谣
    总理:(叫起兰州司令员说)你们处理。(又对吴涛同志)注意,我们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又问了内蒙日报社情况。)
    李雨楼:报社压制得很厉害,现在军队和红卫军非法占据报社。总理:报社几派
    王力:报社有保守派吗?
    李雨楼:两派。他们还有一百多人总理:报社谁管?李雨楼:他们掌权着呢总理:登什么内容?
    李雨楼:没听总理指示,登了地方问题。众:登“抗大”,登军区。总理:有报纸吗?
    李雨楼:没有带,我是从监狱出来直接上火车的。(黄宝玉、高树华等送上两份报纸。)
    总理:高树华同志谈谈“联动”情况(高树华谈了中学生中“联动”分子问题。)
    总理:让二中讲讲。(二中代表任卫东讲了“联动”罪恶的枪的问题。)高树华:他们还有电台。
    总理:还有电台?有名单吗?给我,有多少人?任卫东:十几个。
    髙树华:还有反动标语:“打倒康生”等。
    梁音亭(军区后勤部):他们游行时打着刘少奇的象。黄宝玉:新华书店一千多张刘少奇的象都被他们拿出来了众:还举起象高呼口号
    张三林:我们从新华书店拿出来烧的
    康生:你们拿着刘少奇的象游行没有?有没有四个象?张三林:不知道。(霍道余揭露他们批判刘少奇是假的)
    高惠娟:二中赵玉花说,苏修、蒙修支持三司,周总理也支持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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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捏造
    韩文达:他们在火车上审问时说:王力是个大混蛋,是三司的后台,要挖王力的根子。(总理、王力等大笑)
    曹燕玲(军区红色造反团):军区文办正在整理王力同志的材料。
    包力陶:怀疑中央的根子,这是军区某些人,他们要挖王力同志的根子。总理:王逸伦的报告是不是都听了
    众:听了。有的是三月三十一日,有的在四月七日包力陶:(详细揭露×区问题)他们说造反派在“
    九
    事件上是吃里爬外。(众站起来指王良太:说过没有?
    王良太:说过。
    (包力陶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造谣蒙蔽群众,刘昌传达反革命策略问题。康小春:德山(呼市军分区付参谋长)曾念过一个特好消息说:“中央叫各大军区学内蒙。”
    总理:(手挥一份传单)我这里也有一份,纯属造谣
    陈永华:今天六点半来电话说:Ⅹ×二师协助保守派对工学院等革命造反派实行武斗
    张鸿喜:我也揭×师情况。…总理:王志有谈谈
    王志有(八一八):他们说有两条黑线,一个黑根,要揪李富春、李雪峰、要揪黑根!(回头质问王良太)你说黑根是谁?
    众:(质问)王良太站起来!(总理没让王讲。)总理:不要问了,很显然黑根就是中央嘛
    王志有:河西公司反夺权后,报喜时,我们提出意见,说不要让外边的人到子里来。他们说是总理点头,林彪同志也在场
    总理:真是!造这种谣言。(蔚洋:揭露电台军代表造谣和反夺权问题。)总理:全部是造谣。王力:造谣。
    蔚洋:他们说,林副主席说:“你们打的不狠,手太软!不如青海,进度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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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青海文件你们看到没有?众:没有
    总理:(对于顺昌)你们记者有文件,明天给读一读蔚洋:他们造谣说:李天佑根本不支持三司
    李天佑:我白天去东纵,晚上又从东纵东门到楼上,他们纯属是造谣。总理:电台有多少军队?蔚洋:由一个班增至一个排总理:周文孝把农村发枪情况谈谈
    周文孝:给桃花公社发17枝枪,30发子弹。
    总理:今天会到此结束了。明天九点钟再开一次,内蒙问题就结束了。让肖华同志与军区同志谈一谈,还有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同大家谈一谈,还有什么材料送上来,明天开会时间九点。不要再增加了,观点不要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不然人越来越多。群众不要互相对立,不要着急。你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要等待一下。内蒙古自治区地区大,分区多,还有各旗县,还有牧区,电话传达不到的可以派人嘛!
    铁路局去的部队明天天亮就到了。铁路那位同志,明天送到医院,总是可以治好的。
    明天晚上九点开会,有材料还可以送上来。要等待中央的布置。同志们受苦,这是为革命嘛!我们一定要把边疆的问题解决好。明天结束这个会,要靠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散会。
    (全体起立,鼓掌欢送总理及各位首长,总理等招手致意,大家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1967.04.13;中发[67]126号
    、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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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忐,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査,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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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时间:四月十三日廿三点卅分至十四日二点廿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首长。〗
    理
    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来昨天说了,不增加人了,今天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听一听。两个多月了,我们已经都分别征求了意见,问题已经清楚了,不再发言了。根据占有的材料,我们得出来的决议,现在宣布。会后再由中央公布,不宜拖得太晚。我先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再由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肖华同志补充。
    两个月来,研究解决内蒙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都研究过了,分别和同志们多次接谈,我们现在认为有这样几点:
    第一个问题: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是所有的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持左派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一月下句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后来革命造反派还是退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解决,群众还有要求,还有很多,好的机会,同他们见
    事情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介
    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和造反派结合。要支左嘛,对了就结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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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改么!这还不是决定性质的时候,弄清了情况再支持。
    到了二月五日,人们说的“二·五”事件发生了,性质就变了。“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月廿八日,虽然军委有了不让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但静坐是在门口嘛,不外乎是等待。内蒙的造反派和外地的造反派多次行动的精神,包含一部分河西公司“八一八”的,有吧?(答:有)都还是相信军区会支持他们的,军委指示下来了嘛!说明广大群众相信军区。可是军区不能控制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不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军区内部造反派也受压迫,所以二月五日以来,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到现在我手里还收到材料,成百的人没有放。除四川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中央决定以后就改了。内蒙拖了两个月。军区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要批判,内蒙当然是乌兰夫和他的一伙人,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军区二月五日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二月七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权星桓:内蒙人事局局长),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军区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乌兰夫的代理人,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也支持错了。跟革命造反派对立,被王逸伦、王铎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是必然的。他们原支持的保守组织,本来可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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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一支持他们,就被利用了,就发展了,跟上来了,问题大了。比如说:“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跨行业的组织,在北京会谈时变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机关、铁路、学校、实际上还是个跨行业的组织。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说。为什么这样变化,总有人在后面指挥,所以指出:内蒙古军区内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在北京的六名党委委员也承认这一点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你们看了青海的文件没有?(答:没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没有?(答:没有)联络员,把青海文件找几份今晚回去读一读。青海刘贤权也是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把职撤了,他们还承担错误,可是内蒙军区,还不承认,说是群众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没有撤职。
    军区党委还完仝能够控制局势,三十多人被军区党委捕了,说是群众组织搞的,事实上是军区领导人搞的。直到现在不仅在内蒙,还到外省,到北京、南京捕人。军区党委的权力不仅在内蒙,还能到外省,有的同志问他们的手怎么伸得那么长,怪不得群众说有后台,肖主任,这要有规定。不然军区滥用有危险。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应该珍惜伟大的荣誉。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军区党委是错误的,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能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这笔帐要算在军区某些同志的身上,要由军区党委负责。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同样性质的错误,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中央批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嘛!在组织上、在工作上某些方面,军区还得受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处理区党委这是中央的权利,军区既不向中央报告,也不经中央批准。怎么能宣布是三反分子,还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保守派组织就赶他们、捉他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找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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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他们也承认犯过错误,他们推行了刘邓路线但逐步认识,逐步改正,站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一接触他们,看到他们的报告感到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也向军区表过态,说明他们自己过去犯了错误希望军区犯这个错误时间要短一些,劝军区改变态度,这种态度是诚恳的。可是军区听不进去,重复错误,时间更长,还不认识。尽管如此,到了北京还不认识。他们已经和造反派接近了,但不等于错误都改正了。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即使是保守派,如果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也应该接受,在斗争中改正。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已经有所表现。应该要求区党委领导同志继续有所表现。今后也一定会有所表现。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两个月来仍继续采用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李天佑来了?忘了找曾山来。(前面坐)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査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査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査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哪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化验一下就押了卅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问田光)是不是这样?(田光答: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面对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这样,完全是搞两面派。这件事最突出了,逮捕的人还不放,到今天才放出来(出来了吧),这就没法解释了。你看,这不是两面派?对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满意的。拖了两个来月,远的地方扣人不讲,呼和呢?不能解释喽。铁路局还没放人嘛!直到今天我们部队人去才放出来,我们实行管制才行。这不是两面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很不满意。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从来没遇到这么为难,用这么长时间。
    无怪群众反映,证实了你们说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同国民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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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你们认为是重庆谈判,以为只要夺了实权中央就承认,那才不会呢!中央怎么能这样,只有国民党才能那样呢!你们把中央看成什么!把你们置于何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枪杆子岀政权。党的最高指示是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军区谈三司组织成份不纯。造反派组织扩大了是有不纯,纯也不是绝对的。军区内部也不纯,要认识军区是多方面组成的。十七年了,内蒙二十年是块一块解放的,东部是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的,最早嘛,二十一年半,我们吸收了许多旧的方面来的旧的立场,旧的思想,旧的作风,旧的习惯,这些都在军队领导人中生长出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海拉尔就吸收了很多旧的东西嘛!都影响你们,才说出这样的话。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坏人煽风点火,不会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开始是王逸伦,后来是王铎,王铎到北京还闹,王逸伦有些被中央看穿了。王逸伦、王铎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内部不完全点名,因为文件发表会到处传,我们要维护解放军整体的光荣,不都写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理解的我想这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一部分问题。
    王逸伦是个坏人,我们和王逸伦谈过话,康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识破了他。下面请康生同志谈谈。
    康生
    王逸伦是个坏人。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认为他是革命左派。同时王逸伦也欺骗了一些群众和一些群众组织。同志们会想到,哪些群众组织被王逸伦所支持的,哪些组织的哪一些人支持王逸伦,要认识到是受了王逸伦这个坏东西的骗了
    军区一些群众组织,一些干部,你们要认识到受了骗了。你们把坏东西认为是革命的,军区支左,实际上支右,支持了坏人的。绝大多数被他支持和蒙蔽的群众是没有责任的
    这次宣布他是坏蛋大家应该觉悟起来,同他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把这个坏人揭出米。
    我过去不认识王逸伦,一次在接见自治区党委会上,我见过他。一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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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现,做法,神态,言行,我总觉得他象个特务。我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他吞吞吐吐讲不清楚。我们这些人见共产党人多,接触国民党人也不少(总理:味道不对!)我问他:在哪入党?他吞吞吐吐的讲,日本占了赤峰,他不当小学教员,到北京就入了党。问他:“什么组织?”他说是特委会。内蒙有个特别委员会,那是工作组织,也不是党的组织。问他:你怎么入党的?介绍人是谁?他说叫李铁然刘刚。李死了,刘在哪他不晓得。他入党又没有候补期,很奇怪。入党以后很快就到上海一个中央局训练班训练。为什么没有候补期?为什么一入党就要训练?入党的问题弄不清楚。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入党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有一个中统局(中央统计调査局),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北京负责人李铁钟,前两字和他介绍人的名字一样。此人是他的外甥,是他培养入党的,是一个叛徒,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京的负责人。王逸伦是敌人,混进我们这里来,得审查,是历来怀疑的
    第二个问题,他去临河县委作工作,曾经跑到北京来,那时北京机关被破坏他在这个机关住了几天没被逮捕,别人都被捕了,唯独他没有被捕,我们花费了时间了解。这是第二点。
    第三、以后他自己与另外两个人一道从内蒙经外蒙跑到苏联莫斯科。我没见过他,很奇怪。我问他:你到苏联干什么?他说跑到苏联去学习了。我问他在那里学习,他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更奇怪了。那时,我正在东方大学,当时有个制度,去苏联学习的,必须经过我审查。我不认识他,他说见过我,我们根本没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看了他的履历表,根本不是在东方大学,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研究院。我不哓得这个组织。我问他是不是在苏联特务机关工作,否则,怎么能不知道呢?非党员去了,如果没正式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38年他从苏联经新疆到延安,我问他,谁把你派回来的?他也说不清。在延安,组织审查过他,认为这人历史不明,党籍不清。他自己也要求做一些教育工作,接受审査,可能是在延安女大当教员(杨鸿文:我在延安女大,39年没见过他),有可能没工作。
    39年组织部派他到敌后冀南,介绍说:“是个党员,问题没闹清楚,”这是39年,1940年4月15日中央答复北方局:“此人过去历史不清,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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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瞒过材料,还没办法考査,孔原说他很有问题。”他说孔原了解他,这是孔原的意见。他自己要求做些群众工作,以待审查。他说,加入党是绥远的一个组织再一条,1934年河北组织大破坏,他跑到被破坏的机关住了几天未逮捕很怀疑。组织部给北方局说:“刘桐”(王逸伦化名)有几点:第一点,党籍不明;第二点,1934年1月间组织破坏可能被捕,没被捕;第三点,虽正式党员但不宜做机要工作,可在坚强领导下,做一些文化教育工作。(大家笑)
    据他自己讲,32年冬从上海回北京,还找过这特务的外甥。据他讲,此人在台湾。他怎么到了热河?当时想打通同东北民主联军的关系,找在社会上与热河有关系的人,建立交通联络,北京市委黑帮刘仁在晋察冀,知道他家在热河住从冀南把他调到热河,建立联络点,并不是叫他作党务工作。他到那里就组织了私塾房,做了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敌伪兴农创作社的董管事。现在你们有一位同志,叫赵子良,是内蒙古商管局办公室主任,写了一个材料讲:"王逸伦自称家庭是富农,实际上是地主。从冀南来赤峰搞交通,实际变节了。在他家乡的敌伪兴农合作社当起职员来了。王逸伦吹他所谓的光荣历史,甚至在××文章上写过,赤峰解放是王逸伦配合苏军进城的,说他是“土八路”,引以为荣。当时,我在赤峰,我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赤峰1945年8月9日苏军经过激烈战斗进城的,8月16日王逸伦才进赤峰,怎能谈他配合苏军进城?说他是“土八路”根本没有的事,而是土匪头子。因为他会说点俄国话,和苏军搭上关系,在地富支持下,搞了二、三百土匪,成为省团,还有伪旗讨伐队姓包的,他自称司令,老百姓叫他是土匪头子。后来与八路军接了头,谈他是地下工作的,蒙蔽了热北第一书记兼司令。他的人大部叛变为还乡队。这就是王逸伦的光荣历史(大家都笑了)!后来在乌兰夫下当了付主席,自治区党委书记。
    1964年,进高级党校,在高级党校不学习,每天晚上找地方跳舞,在跳舞中与女特务孙秀文睡觉去了。你们这个传单不是有照片吗?(拿出党委《井纵》揭露王逸伦的传单)(总理:还有裸体的照片!(康老拿出孙秀文的裸体照片让大家看,笑着说)太难看了,不能看!可是王逸伦还觉得很好看呢(大家都笑了)!孙秀文绰号叫“洋野妓”,经常到保加利亚、印度大使馆睡觉。王逸伦对其父,敌伪人员,国大代表称兄道弟,王逸伦同这个女特务鬼混,职工对此事很气愤,对他们注意了。一天晩上搞鬼,把他捉住了,他说他是天津运输公司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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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扯!挂电话问,没有。又扯,又没有。人家要把他送到公安局,他才说他在高级党校学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付主席。高级党校半夜三更才接回去了。这件事林枫、贾震没有严肃处理,就把此问题转到乌兰夫那里。乌兰夫怎么处理的?(王永和:根本没处理,照片是从乌兰夫家里抄出来的)这个人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革命的,更不是军区谈的革命左派。受他蒙蔽的群众快觉醒。总理讲的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颠倒黑白,把他当成好同志。
    总理
    王逸伦是代表一种人。四月五日有个传单解剖了一下,现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调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刘贤
    权同志是被赵永夫罢了官的。这个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给中央写了信,很有立场,很有见解。当时,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赵永夫已经査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刘贤权同志调内蒙,青海还有另外同志担任。吴涛同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时,首先是高锦明同志,吴涛在会上的立场很好王铎很坏,和乌一起哭哭啼啼,当时在会上划分两方面嘛,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党委,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不要讲得太具体了革命派会理解的,写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内蒙发生问题苏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乌兰夫领导下的一小撮,还没有清理嘛,不仅是军区方面。但毕竞是一小撮不要扩大,也要事实求是。对军区说的含蓄一些,军队还有高度集中,还有总政、总参、军委嘛。
    刘贤权同志来之前,北京军区调一个付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腾海清同志来了没有?请他来嘛,同大家见见面。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样更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派有资格。必须左派占优势。也不要忘记保守派改变立场态度,保守派经过开门整风,改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基层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个别的人参加,这有好处。他承认错误检讨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对立情绪,特别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情况变化了嘛。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作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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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经过检讨、斗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鼓掌,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二月五日出现,二月六日发出电报就要追査凶手,到现在已七十天才解决。枪杀韩桐的就是×区柳青,内蒙军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侯凤英:军区还给他送酒送肉,还过礼拜六。)(吴涛:已经戴上手铐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喽。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岀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扩大。悼念韩桐同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底,把“三结合”搞得更好,这就是更好的纪念他。主席有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从各个方面揭深揭透。去年华北局会议就把他揭出来了,拉下马了,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就剩下名义主席了。从策略出发,主要是考虑蒙修、苏修问题,没登报公开揭露。斗争是逐步深入的,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但不登报,从政策各方面考虑。(郝广德:我们要求把乌兰夫揪回去斗!)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后再说嘛!你们的斗争对象很多嘛!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晩已逮捕了(掌声,热烈鼓掌声)
    王铎停职检査,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热烈鼓掌声)。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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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政策办事
    康老:王铎还要向王逸伦学习哩!(大笑)郝广德:我们红卫兵带回去,保证安全。总理
    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筹备小组、军区支左等单位注意,如军管地区“八一八”等地按军管原则办事,“八一八”还是要存在。各基层组织上面也可以有个总的机构,不要搞跨行业组织。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很重要的,最髙指示嘛。现在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恢复发展,自己要有个整顿,不要一恢复就猛烈发展。否则内部就变成左中右。把根基搞好慢慢发展,既或少点,但斗争精神旺盛,真正推进造反精神。大联合以革命左派为基础。保守派的人改正了错误,也可以吸收两个有代表性的参加,保持左派占大多数,要保持左派组织的优势。引导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一方面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极少数几个人,内蒙是乌兰夫,现又加上王逸伦、王铎了嘛!不准把矛头指向群众,对保守组织进行教育,有领导的帮助他们整风,不要包围某一个组织,要教育,要说服,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在内蒙是批判乌兰夫及其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联合总部”这样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我说的是上层,这是盖子,不是指基层。这个跨行业组织就是革命委员会了。承认无产者联合总部就代替了革命委员会。安徽的这样左派组织甚至也劝散了。
    你们这个组织本身就是王逸伦、王铎利用的,受了蒙蔽,发展猛烈,方向错了,路子错了。要改变立场,改过来。底下的组织不要取缔,有条件的要回去参加造反组织,回去的要欢迎,要让他们分化。一时转不过来的,就先在原组织里
    (郝广德:反对中央文革的怎么办?)
    反对中央文革的,也是个别人么!只抓几个头子。上层组织的头子解散,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条件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参加,不要他不行。反动的另外法办。由筹备小组负责考虑,不要打击。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你们也有些缺点,不要增加错误,要减少,不要因为他们很残暴的打了你们,他们把我们的同志打的“脱臼”,这是野蛮残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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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报复。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气魄,把最后顽抗的孤立起来。十六条说:“右派最后处理”嘛。有联动思想,有行动,有责任送公安机关。你们不要用武斗报复。侯凤英来了吗?(侯站起),你维护解放军的荣誉,江青同志很赞扬你,大家应该向侯凤英同志学习(侯: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江青同志开会太晩,没有来(伯达带头鼓掌)。个人“私”字一点不要,这就是破“私立“公”的行动。不要打、不要砸,他们自己宣布解散就更好了,考验他们,不应该占的材料,叫他们交出来。王铎、王逸伦的儿子也得按政策办事
    第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的活动,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破坏军民关系。
    刘贤权司令员去以前,派北京腾海清付司令员去内蒙军区做部队内部工作。青海完全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搞的,逮捕了很大数目,比你们多。战士受蒙蔽是坏分子干的事。××师不敢出来,怕群众,《八一八》学生给群众做工作。不是解放军错,而是有反革命坏人。北京三司也派了一些人去。解放军后来出去仍然受欢迎。我们应该学习青海《八一八》造反精神,希望你们这样做,做好。你死人一个,打伤被捕比他们少,青海200万人,你们1,300万人,你们是边境,地大,仝国第二,140万平方公里,青海也一百万左右,你们这一点掌握好你们是不是真正革命造反派,这也是考验。要按产业,按系统组织,学生归学生工人归工人,农民归农民。学生要开红代会,总不要搞盖子。三司做对了,不要都是三司,不要三司代替革命委员会。每一步都按政策办事。草案下达以后的许多政策文件,好好学习,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造反派众:有!,解放军还是功大过小,不要军区犯错误,就抓住不放,曾解放内蒙古么!解放军的人员还在那里么!应该把军民关系搞好,严防坏人挑拨。如王铎、王逸伦,还有没揭出的一小撮
    众:我们信任解放军!
    康生:口头回答是一回事,还要看实际行动!郝广德:我们接受考验。
    总理:军队内部也要团结了。不要以为你们对了,回去打闹。要求军队一视同仁,不能歧视。甚至吴涛都有这错误,好的信任,不好的,有问题的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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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对啊!
    吴涛:不是我说的
    总理:记在你的帐上了,把这事说穿了好!要在新的基础上考验大家。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这是毛主席多次向我们说的。由四大、五大(大串连)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夺权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一被击败了。更加相信毛主席这个指示。正因为我们这样做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群众我们才能进行史无前例的、从下而上的新阶段的伟大夺权斗争。在“三结合”中尤其要这样,解放军保卫运动。北京经验,毛主席接见1,200万人,工人、农民、市民都参加接待了。前后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可信的广大群众,没有解放军保卫,秩序不能这样好,同时也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刘邓路线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群众。经过一些曲折反复,我们应该反其道。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要通过实践,回去要考验,来的时间长,比青海来的人多。回去都要好好传达嘛!要派人出去宣传。
    第八、要深入广泛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军委的八条命令(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附注五点)
    针对当时倾向后补充的。主席指示。今年介入,当然早已介入。要支左。支右当然不对,错了,改正嘛。当然发展到这么严重就不好了。后来二月加了五点。
    现在,支左、支农、支工发生了一些偏差,后来发十条,八条和十条结合在起学习,防止另外新的倾向,不要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
    中央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当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说了比如跨行业组织问题,还有不只王逸伦、王铎嘛!你们回去还有事做的。夺权要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解决
    铁路不是已经进行军事接管了,报社当然不能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王力:被赶出来的造反派同志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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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赶出来的先回去,外单位的也回去。邮电局那种方法就不允许了!不能带武器看管劳动,不能偷听。每个问题不能都靠我。你们用点脑筋嘛!原则回就这些。请伯达同志讲几句。伯达
    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总理宣布了中央讨论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座的同志欢迎了,个别的不欢迎。(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无限信任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充满信任的中国共党,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是人民群众的一个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大胜利!是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大胜利!
    关于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刚才总理谈的很多,说的很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看到这个问题,懂得这个问题,要看到整个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作用。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搞起来的。所以要看到主流。要看到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
    有的坏人混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这些坏人终究是要被揭露的。象刚才周总理和康老所讲的,王逸伦,枪杀韩桐的凶手,这就是坏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来干坏事!当然,也有一些好人做了坏事。另外因为不了解情况,把事情看错了,对好人做了坏事就改,改了就算了!他们要把错误引为教训。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做得要好些。
    要重复一下周总理刚才说的
    你们回去不要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是有权利向他们提意见的,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提意见,不要公开在街上贴大字报。对人民解放军有损害的事都不要做,因为损害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是敌人喜欢的,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嘛,敌人所喜欢的,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对敌人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做敔人喜欢的事。刚才总理讲:要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军民团结。毛主席告诉我们,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军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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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兵团结。军民团结非常重要,这个团结,就象平常讲的鱼水关系。鱼没有水不能活的,人民解放军不能离开人民,人民解放军是生活在群众中的。
    另外一方面,群众也要懂得,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有几百万,正象毛主席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的是坏人做了坏事,有的是好人做了坏事,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思考,懂得动脑子。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问题,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你们现在是胜利者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说这样一条有好处对个人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保护这个关系,象保护眼珠一样。(热烈鼓掌)
    总理:下面请肖华同志讲话。肖华
    我完全拥护中央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拥护总理和伯达同志的指示
    两个月来的座谈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内蒙军区从一月份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个别领导人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派,对军区内部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实行压制、打击,使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排斥。一些同志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我们听了很难过。如果再不改正,后果是严重的
    正如周总理传达说的,有坏人做坏事,有好人犯错误。坏人做坏事有王逸伦、柳青。王逸伦是埋在内蒙的一颗定时炸弹。柳青是第一个向革命群众开枪的,是坏人,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很坏。要严肃处理。
    另一方面,好人犯错误,其原因是站错了立场,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屁股坐在哪一边?矛头指向谁?是根本问题。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站在群众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一边?是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乌兰夫、王逸伦等人?还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场站错了,就全盘错了!还有认识糊涂,不做调査研究,受了欺骗上了当,要好好接受教训。按毛主席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內蒙军区某些领导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屡次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但不改,还采取两面手法,支持保守组织夺权。抓人问题,总理几次指出,未放,直到昨天夜,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说明一点,林彪同志和军委从来未支持内蒙军区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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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他们许多事都未请示报告
    中央做了决定,内蒙军区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连同青海等地区的命令、文件,在军区内传达学习。立即把立场站正过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坚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只有你们紧紧转过来,才能有效的说服广大革命干部、战士
    问题不在下面,在于领导。广大革命战士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你们领导干部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他们,把一小撮坏人的欺骗戳穿!是会很快扭转的。事实上军区有许多干部、战士、家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同意某些领导人的做法。反而采取压制打击的办法,也是错误的。现在开始有所觉悟,特别是中央决定,负责同志的指示,为你们改正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你们立场错了,很快能改正过来。某些同志虽有错误,你们是老同志,犯了一些错误,迅速改变过来的!很快改过。千万不要错上加错,使矛盾转化。
    刚才总理说过:毛主席说第一相信和依靠群众;第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第三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非常艰巨,非常光荣
    支持左派,首先是思想上的支援。首先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这方面应该平心静气,诚心诚意向小将们学习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表现在始终坚持了大方向。
    同志们,战友们!特别是三司的同志们!你们对解放军的批评、斗争,是对解放军的爱护,如果没有你们的斗争,他们的错误就会越大,造成后果越大。今后,你们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部队同志提出批评,更好地互相帮助。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战斗的,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由于历史原因,内蒙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又处于防修前线,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相信革命的左派,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定能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彻底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打退大反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军民团结一致,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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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热烈鼓掌)
    总理
    需要说明两点
    需要军事接管的要很好准备,河西公司也要调整。军区的同志不能回去,还要商量。三司的同志们也可晚走一天,你们多呆一天,不要过于急,已经七十多天了嘛!
    明天念几个文件,如青海问题的决定等,军委八条,五点补充,十条命令等,还要做一些工作
    在北京接洽一下好,包括北京军区付司令员滕海清同志,走马上任么另外一件事。财贸办公室林蔚然来了没有?(林站起来)向你说清楚,你不是代表,叫你来是要核对王逸伦的问题的。你跟王逸伦多年么!因为我们情况都掌握了,就没向你了解,你也知道自己的地位。
    郝广德:他(指林)是王逸伦的脑袋。林蔚然:我好好检査错误。
    总理:大家也了解他(指林),讲清楚,不然也说是作代表的。现在宣布散会
    (革命造反派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也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造反派热烈鼓掌欢送总理和其他首长,中央首长招手致意。)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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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二)一切受蒙蔽的人,应当擦亮眼睛,不要再受坏人的挑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这一小撮人,要同个别煽动对抗中央决定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一边来。
    (三)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五、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滕海清代司令员在“呼市革命派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暨坚决捍卫中央八条大会”上讲了话〗
    呼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应邀参加这个隆重的庆祝大会,非常高兴,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欢呼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红色信号,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日北京市委、市人委彻底垮台了。这是一件震动全国、全世界的大喜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航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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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将大大地鼓舞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把全国的无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迅速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我们内蒙人民,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闯出了路子,树立了榜样。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无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创造了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增添了不朽的篇章。
    同志们:我们内蒙地区、特别呼市地区,自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下达后,革命形势的主流很好。但也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呼市的保守组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操纵下,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挑动捣乱和配合下,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以此对抗中央决定,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向中央施加压力,妄图使中央改变决定。在这一阴谋的支使下,自四月十五日以来,连续举行旨在反对中央决定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利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等正确口号蛊惑人心;他们公开怀疑中央决定,说什么“中央决定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大肆制造谣言,大喊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大量工人、贫下中农,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制造白色恐怖事件。例如四月十七日晩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
    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二十一日冲击公安厅;二十二日晚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十六日以来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他们为什么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掀起这股反革命逆流呢?就是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那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保护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不符合革命三结合原则的“政权”机构,保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同志们,面对当前的严重事实,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充分认识它,揭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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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退它,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在击退当前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这股逆流还在发展着,还有恶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北京市革命左派战斗的精神,首先要学习北京市革命左派在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退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在这次战役中,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其次,要学习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敢想、敢做、敢闯、敢革命的气概和战斗作风;把这种气概和作风用到这次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战役中去,我们要不怕冲、不怕围、不怕压、不怕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这些保守组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他们的本事就是这么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和优良战斗作风的队伍;第三,我们要学习他们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斗争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关键时刻,我们不仅要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政策水平,提高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善于斗争,善于识破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在中央军委、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下,冲破保守势力,彻底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第四,我们还要学习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边打边整的革命措施,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战役中,边战斗边整风,边打边建,克服自己队伍里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队伍,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向解放军学习,维护内蒙军区的威信,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夺权斗争创造条件,一句话,只要我们坚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高举革命的大旗,批评的大旗,高度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人民解放军坚决响应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左派,支持你们,支持三司等所有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这次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战役中,我们内蒙的部队,将受到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内蒙部队是一支好部队,在反修斗争中是有贡献的,通过这一次斗争,我们相信一定会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一切受蒙蔽的同志,经过斗争,一定会回到毛主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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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上来的
    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北京的革命火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内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亲自开辟的航道上勇猛前进
    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作你们的后盾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时间:四月二十七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周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内蒙军区吴涛、刘华香。被接见人:《无产者》方面数千人,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人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请坐好,退场的请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的嘛,你们就别回来。请坐好,凡是要回来的,把门打开,让他们回来(鼓掌)。把帘子拉开,不要挡住!
    同志们!现在开会(鼓掌)。现在学习最高指示,打开主席语录第二百一十
    九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鼓掌)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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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们也邀了在北京的红代会的各方面的人来听一听(鼓掌,呼口号)。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发生的。我们首先请内蒙军区付司令员刘华香同志把他们内蒙古军区所作的检讨先讲一讲
    (刘华香检讨附后)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内蒙问题是在二月初两声枪声从内蒙古军区打出来以后中央就过问了。从那时起,经过两个多月,我们经常把了解的情况都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过。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也经常交换意见。你们来到北京的各方面代表,我们都接触过。所以,经过各方面接触,研究,调查以后,并派了两次调查组去。经过研究以后,最后我们才起草了这个决定,才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的。这个内容我把它讲清楚,你们可以冷静的听一听嘛!听清楚以后,你们再有什么话,你们再要求、再提嘛
    这个决定一共是八条
    第一条,说明内蒙古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直联系到它的责任。
    第一段,“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这一段我首先说清楚,就是什么人负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这里就很清楚了首先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他是操纵了这次事件的。你们大家都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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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夫已经早就揪出来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说在内蒙古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揪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呼和浩特去了。但是它的代理人王逸伦,现在査明他是叛徒,是反党分子,他是什么时候加入党,经过调査以后也证明是假的,没有根据的,是混进党里来的,并且在日伪的时候,他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伪满蒙,然后又成了苏修的情报员。当时日本投降以后,就是这样的货,就是这样的角色,混进党,窃踞了内蒙古负责的地位。在这次乌兰夫这个内蒙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以后,他就在内蒙古起了代理人的作用。还加上一个助手,叫王铎,和王逸伦是一伙。在这样人的操纵下(长时间呼口号,还是有人喊,听不清),是啊!(继续呼口号)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弄清楚了,这次事件的最大的操纵的头头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之流。这是主要的。你们要相信党中央的揭发
    那么,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人还不行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啊!所以他就利用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立场,来操纵,来挑拨。因此,我们指出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点名呢?我们照顾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而且我们要考察个别领导人究竟他们承认错误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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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从二月五日以来,为什么说二月五日以来呢,就是说二月五日就从军区里头打岀来两声枪声,打死一位同学叫韩桐。现在清清楚楚査明了,军区自已也承认了,就是在军区外边,就是军区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打的,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派了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去,带上化验员亲自去验尸查明了的,这是真的嘛!所以年轻的小将们,你们不要受蒙蔽。有人说,这个枪是"三司"他们自己打的,尽是造谣诬蔑,可是子弹头子在韩桐的身上,我们取出来了,子弹壳子也得到了,证明是军区内部打过来的,而且这个人就是军区的训练部副部长柳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么。但是有许多同志受蒙蔽,所以需要给你们讲清楚嘛。你们受骗了么,你们遭殃嘛!因为从那个时候以来,军区的负责人受了王逸伦,王铎他们的挑拨操纵,打了枪,还不认帐,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在支左工作上支错了,把本来的造反派,打击了,把他们的代表的人打死了,这不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了吗!这不就和刘邓反动路线一样吗?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能推掉这个错误、推掉这个责任!刚才刘华香副司令员,他自己给中央的检讨,清清楚楚在这儿念了嘛,白纸黑字,我们收到的嘛,而且在中央的决定之后嘛!是四月十六日他们开了会写的,念给你们听了嘛。所以,他们这种打击呼和浩特的,实际上不止呼和浩特一个地方,还有其他地方的“三司”等等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事实在做错了的,不应该打击,不应该取缔的。比如,河西公司“八一八”就被取缔了,大批的逮捕了革命群众,这也是事实嘛!我们去人检査了。并且一直到四月份还有人被关着,命令他们才放了的!我们见了不少这样代表在北京,把手捆起来,受了伤,这样的人不少嘛!我们亲自见了的!这种作法,甚至有的被打得神经错乱了。这都不对嘛。可能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没有放完,还要清查。军区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就包括王铎了),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中央看到,立刻打了电报去了。当然,电报提岀的那个话,左派登在小报上,我们批评他们不要登报,左派很快地承认错误,没有再登了,可以讲道理的嘛!事情是实际,要查清,现在査清了。
    至于这一段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操纵了一些保守组织,军区也支持了。我要讲一讲,这个保守组织,可能你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看清楚。什么叫保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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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是本来一些组织,或者学生,或者工人,或者农民,或者机关里头的一些群众的组织,可能这里头大多数主观愿望还是要革命的,可是他的领导人,高级领导人,比如联合起来的组织,什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上层领导人,他就跟王逸伦、王铎常常连在一起了,被他利用,被他操纵了。你们不晓得,他就操纵这些组织。号召这些组织去砸三司,砸那个“八一八”,把人家抓起来,说他们是反革命,说他们冲军区是反革命,把他们捆起来,抓到公安局或者捉到军区,就做了这些事。实际上呢,变成了保王逸伦了,保王铎了保军区的错误了,这不就是保守派吗!所以,这个保守组织,由于这样,你们的行动,证明了它是保守组织。但是,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限(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第二段,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付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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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给你们解释一下,吴涛同志就在这,介绍一下(鼓掌),我告诉你们,吴涛同志他不是乌兰夫那个集团的分子,是有人诬蔑他,故意的要陷害他。他原来是在东北做工作的,曾经在我们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那里做工作的,他是蒙族,所以把他派到内蒙古作第二政委。去年夏天华北局揭发乌兰夫反党活动,修正主义的活动的时候,吴涛同志也是站在党的正确的革命的路线方面揭发乌兰夫的(鼓掌)。所以,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部分人陷害他,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并且把他打成三反分子是错误的。现在内蒙古军区党委承认了这个错误,中央恢复了吴涛同志的工作(鼓掌)。而且这件事情做的非常无组织无纪律了。因为他们把吴涛同志作为三反分子隔离起来,抄了他的家,切断他的电话,都没有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过,你们想想吧,多大的无纪律行动。我们军队是最大的集中的组织嘛,他们这样的没有纪律。这回他们承认了。
    第二就说到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就是在乌兰夫离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以后,我们因为乌兰夫的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的揭发,所以自治区主席的名义还没有正式取消,当然他不能够做工作了,停止了他的工作,自治区党委就重新改组了,由高锦明同志来负责。这个时候王逸伦、王铎这些人就把高锦明说成是乌兰夫分子,这也是捏造。因为事实证明在去年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当权派之前,高锦明同志是在内蒙古做工作的第一个揭发乌兰夫反党的。因为你们都不清楚,所以今天讲清一点,他第一个揭发的嘛。后来在华北局的会议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跟乌兰夫公开的斗争,这怎么能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呢?是谁说的呢?就是刚才说的,王逸伦这个叛徒跟王铎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造谣诬蔑他的。在揭露乌兰夫的时候,王逸伦躲着就没有来,躲起来,说他病了。王铎跟刘景平两人在会议上跟鸟兰夫哭了,兔死狐悲呀!这件事,我们中央是很清楚的!刚才康生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开会前谈的,华北局如果说他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有很多错误,但是,这次揭发内蒙古的乌兰夫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三反分子,这件事情是华北局,李雪峰同志一个很大的功劳消除了我们对北方的边防,面对着苏修、蒙修的最大的隐患(鼓掌)。这一点,今天给在北京的革命同学来讲一讲有好处,因为你们也不懂得这件事(鼓掌)关于权星桓、康修民,他们的态度很明朗。他们开始也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七月的时候,是跟着刘邓反动路线走的,但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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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特别是十月工作会议以后,他们逐步认识了错误,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了,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就站到革命派三司方面。这种态度是好的嘛我们允许人家改错革命嘛(鼓掌)!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三司革命派一起了内蒙古军区党委反而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逮捕他们,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嘛,你这个军区怎么有权捉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报告中央?所以,从军区犯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全国来说,除去青海反革命的赵永夫那个特殊的情况以外,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刚才军区负责同志他们承认了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底下一段,至于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就是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还有其他同志,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检讨的话,允许他们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嘛。当然了,今天他们既然已经站到革命派方面,我们就要采取欢迎他们的态度,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让他们在群众中跟我们一道,跟革命派道,跟广大群众一道来首先揭发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这些人,也会联系到本人的错误,这有好处嘛。
    第四段,“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这个事实检讨上也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为个问题复杂,牵连的很广,所以我们很有耐心的跟他们来讨论。当然,因为中央工作很忙,有工作,要开会,不能每天开会,因而在时间上可能拖了些。他们对这个事件,当面承认错误,背后又另外搞一套。比如说,很早我们就跟军区一方面,自治区党委一方面,三司一方面,另外的工农兵等等的组织一方面,还有无产者这一方面,我们说好的,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岀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弄得群众当然就会胡涂起来,受蒙蔽,认为真的是这样不算数了。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的情况调査清楚,也到军区调査站在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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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还调査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他们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会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句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査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査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你们懂不懂什么叫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共产党跟蒋介石的国民党谈判,那个时候,我就是代表共产党去的。帮他们(鼓掌),那他们把我们中央看成什么?重庆谈判,我们跟蒋介石谈判,那是拖,晓得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准备迎接他打内战,但是要争取时间,所以跟他谈判是拖。居然内蒙古有人,军队里的人,跟无产者、工农兵这些组织的头子还有王逸伦、王铎,还有他的妻子去宣传这样的话,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那么,如果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被反革命夺去了,难道我们也承认吗?(呼口号)是呀,你们受蒙蔽的同志想一想啊,把北京看成重庆,就是把中央看成蒋介石,他们是共产党,或者反过来他们是蒋介石,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想,他把内蒙古跟中央放在这么一个敌对地位,居然有人听,这还不是这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部分受蒙蔽、受操纵的人在那里活动的嘛!所以,我们会谈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就晓得这里不简单,这里有人操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军区某些负责人是耍了两面派的态度。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等一下再说。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以两面派态度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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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段,“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负责”。
    只是把这个判断清楚了,首先是王逸伦、王铎这个叛党分子、反党分子,他们是主要的操纵人。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要看他这回在考验中最后暴露得怎么样,表现得怎么样!当时我们已经觉察出来有些人不妥当了。现在还继续再考察一下,最后总要宣布。
    第二个问题,“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鼓掌)
    刘贤权是怎么一位同志呢?他是在青海,他是司令员,被一个副司令赵永夫窃夺了军权,蒙蔽了一部分机关内部的同志,把刘贤权用三反分子名义打,也是没有得到他的上级军区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就把他免职了,把他关起来了。这位同志是受打击的,受反革命分子打击的。而刘贤权同志坚持了立场,对青海那次反革命活动,他是反对的,他是支持青海的革命派的(鼓掌),并且他给中央写了信(后来我们很迟才发现),立场也是清楚的。因为青海问题他现在去处理处理得比较好。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人可以接管他,因为内蒙是一个边防前线,所以,我们把刘贤权调到内蒙古来作军区司令员(鼓掌)。恢复吴涛冋志政委的职务。他们两个合作起来,以他们两个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处理这次事件。但刘贤权同志不能马上就离开青海,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在他没有去以前,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这个地方可以单独分析的,带头的,一定有坏人,使广大群众受蒙蔽,受欺骗,就使腾海青同志不可能执行职务。军区的门,过去你们不让人家进嘛,好,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所以,现在腾海青同志他的工作地点只能在呼和浩特铁路局,因为那个地方军管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说明内蒙古军区的一部分领导人还采取两面的态度。不仅是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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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受他们蒙蔽,受他们欺骗,在内蒙古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跟你们讲清楚,军区机关嘛,中央的命令嘛,等一下子由肖主任讲一讲。事实证明,处理这件事情在军区的领导人中是有些阻力。有些继续搞两面派的态度,我们必须揭穿。中央和军委这个决定必须执行!(鼓掌)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髙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且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这一段是说今后的工作。就是军区改组了,那么内蒙古的工作怎么领导呢?我们决定要成立以刘贤权和吴涛两个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因为现在内蒙古通过大批判、大联合马上成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开始先搞一个筹备小组来推动这个工作。这个筹备小组,由刘贤权、吴涛两同志负责来组织的。首先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受了压迫,受了打击嘛,证明他们是革命的左派嘛!无产阶级革命派嘛!他们应该参加。次之。比如现在很多的保守组织,它的基层群众,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还是要革命的,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只要你们觉悟起来,跟反革命的头头,上层组织割断关系,你们又站到革命方面来,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有革命的表现,那么仍然可以参加革命的组织(鼓掌)。这样,你们也是有可能,在你们改变了立场、态度,承认错误以后,将来相应的有可能产生你们的代表,这是将来。至于你们这个前途,我们不堵死,我们应该帮助你们,告诉你们,要争取这个前途。(鼓掌)
    关于革命干部呢?领导干部呢?自治区党委,我们认为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这几位同志只要经过革命群众的同意,那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因为他们回去,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给群众见面,进行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经过群众的同意,他们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筹备小组成立了就负责筹备革命“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当然要有步骤的。所以现在首先决定的关键要跟第二个题结合在一起,就必须把军队的领导机构改组好。现在中心一环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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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来北京的人里头还有一部分军事同志嘛!等一会儿肖主任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部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就是说,由于二月五日前前后后的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是错误的嘛!所以应当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被打伤的应当立刻释放,还要给他们治伤嘛!刚才说了,也许还有个别的地方没完全释放,我们还是让军区继续审査。因为内蒙古范围很广,东边一直到海拉尔,西边一直到接近新疆,许多军分区的地方,还有县里头人民武装部管的地方,也还有一些被捕的,我们还要继续清査这件事情。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凶手已经査清了,我们所以没有在决定里写,因为人是个别的人,事情是军区指导思想、立场所引起的,所以人名字不要在这公布,实际上我们要从严处理这件事。
    第五个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査,交给群众斗争批判。”(鼓掌)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全国要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在内蒙古就要联系乌兰夫了,要联系王逸伦、王铎这伙人了。乌兰夫我们要在内蒙古公开的揭露,要在群众中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不仅在呼和浩特,要在所有的盟旗里头讲,要在所有县份里头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我们一定要懂得,内蒙古这个隐患揭发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啊!我们北边蒙修、苏修他们还在那个地方企图挑拨,企图利用。乌兰夫领导内蒙的工作差不多近二十年,日本投降以后他就到东蒙去了这样长的时候不会没有他们的一小撮人跟着他们。这一次把王逸伧、王铎揪岀来了,在这个揭发中还会继续揪出小撮人。所以彻底的批判,公开的揭露乌兰夫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巩固我们内蒙古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们人民的团结十分必要,应该作为我们内蒙古大批判运动中首要的工作(鼓掌),同时也要检査我们过去的一些保守组织广大的群众,你们是不是参加,认真的参加这次对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批判运动,你们要想革命的话,这是最好的考验!(鼓掌)(长时间呼口号,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同志们,这也就是你们拿这个问题,彻底的批判内蒙古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几个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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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为你们跟欺骗你们的,蒙蔽你们的那些坏人,那些反动的头子,跟他们划清界限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鼓掌)并且王逸伦,因为他是一个特务,叛党分子,所以对他的事情还要继续挖掘,还有可能挖深一些,王铎不仅他本人,他老婆也在活动,很可能你们回去对他批深一点,批透一点,还会揭出很多事情来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鼓掌)
    同志们,你们好好读一段就晓得了嘛,中央是各方面都想到了的嘛,(鼓掌)方面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整风,这样推动革命派大联合,并且告诉他们,斗争的矛头是要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至于对保守组织应该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嘛(鼓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跟“三司”的同志、学生同志、工人同志、也还有几个农民同志、机关同志,我们再三说,你们回去无论如何不要打击报复,要好好的团结他们,你们相信他们里头负责的人,革命的会响应中央的号召嘛!(鼓掌)至于你们的上层组织那个工农兵委员会,那个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那个跨行业组织,现在在全国都不适用,我们都劝他们解散,有的上层组织都劝了,回到本行业,回到工人里头。你们不能又是工人、又是学生、又是军队、又是服务性行业、又是机关,这不就变成革命委员会了吗?有革命委员会,底下再有跨行业组织,这不是二重政权嘛,那怎么允许,那不对嘛,许多跨行业组织,我们现在在夺权这个阶段不要搞这个,运动初期,不懂得,搞了一些,只要没有做坏事,有些还做好事了我们也劝他们取消。现在对内蒙古也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专门对你们的,而且这里头确实有些坏人,操纵了你们,蒙蔽了你们,欺骗了你们,应该把他们抓出来至于许多工人、学生、机关同志还要革命的话,回到本机关,本学校,本工厂里头去,在那里参加他们革命组织还是许可的嘛,所以,这些办法都想到了,而且我们主张,我们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这件事情是要大家互相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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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问题,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这个问题,我们照顾了军民关系。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了这个问题,也解释了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相互补充作用。一边说拥军,一边说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对了。军区少数的领导人指挥、批准武装的人对革命的群众压了一下子,只要他们真正的认识了错误是允许他们改的,而且只要改就行了嘛!因为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还是伟大的,光荣的嘛!可靠的嘛!(鼓掌)我们可以说真正地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国防的,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嘛(鼓掌),所以不要因为一两个或者两三个领导人犯错误就把我们整个解放军看成是不好的,那是最大的错误了。这个问题,凡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群众一说就懂得。至于个别的人提的不适当的口号,我们劝他要把口号拿掉。这种事情在呼和浩特也发生过,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只要我们把问题讲清楚,是讲得通的。许多同志,军队来的人,过去受上面蒙蔽犯了一点错误,广大群众不会责备。你们只要领导承认错误,这个弯子就转过来了,你们不要扭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青海那个事情,经过刘贤权同志回去以后,“八一八”的组织跟军队的同志互相融洽得很,军队走出来,他们欢迎他们,军民真正像鱼水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内蒙古的人民和军队一定也会搞得这么好的(鼓掌)毛主席最近讲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定要依靠什么人把这个大运动掀起来,使它蓬蓬勃勃的前进呢?首先靠广大群众,次之靠人民解放军,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也靠大多数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嘛!我们干部中犯错误的是一小撮嘛!第八个问题,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青海问题在这次解决事情以前中央就有了决定,那一共是九条规定,原则上是要责成军队他们回去、革命组织去回宣传。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当时都给他们交代了,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四个文件,当然还有其他的中央文件要广泛宣传。这四个文件和内蒙古直接有关的,就是一个八条命令,一个十条命令,一个青海问题决定原则,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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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目字不要去宣传了,还有安徽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内蒙古。所以要求内蒙古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我们人民解放军也要坚决地贯彻执行。
    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解释的八条决定的精神(鼓掌)这个决定发表以后,内蒙古就来问了,说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副帅林副主席决定的,批准的?后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作了一个回答。我们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一讲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周总理已经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重新作了清楚的说明。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经过林副主席同意的,(鼓掌)这是不能够怀疑的!是不能怀疑的!(鼓掌)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鼓掌)决定以后在内蒙所发生的事情同样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个决定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反对那一小撮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边的那些坏人(鼓掌)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是一小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鼓掌),跟他们走的,那是走错了!(鼓掌)回过头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米,(鼓掌)这样作那还是及时的。希望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今天听了周总理的讲话以后,赶快回过头来(鼓掌)。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呼口号)后来开会以后,有些人觉得不对,又回来了,我们还是欢迎他们这样做的。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还是给那些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鼓掌)。我感到今天这个会还是开得很好的(鼓掌)。在中央决定以后,鉴于内蒙古还有一小撮反抗中央的活动。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现在来宣读一下,由王力同志宣读。(王力同志宣读三条;略)(鼓掌)
    这个文件还可以发给大家。同志们!你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内蒙古是我们国防的最前线,在内蒙古那里,苏联修正主义者,外蒙古修正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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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涉我们的内政,乌兰夫、王逸伦这一类人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要百倍的警惕,不要上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些坏人的当。你们因为是站在国防北部的国防最前线,所以,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国防,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团结起来,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欢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仍然是革命群众,要同他们合作。我们相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坏人终归是会孤立的,是会很孤立的,他们不过是一小撮人,只要群众的眼睛擦亮了,他们就无所作为了,他们就会被群众所唾弃,他们就会一败涂地的。
    我最后一句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回到内蒙去!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肖华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总理,伯达同志的讲话,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鼓掌)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的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的措施。中央决定下达以后,立即得到了内蒙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坚持错误的立场,对抗中央的决定,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军队同志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严重的违犯军纪的行为。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因为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林彪同志再号召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鼓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决定,中央通过了这个决定,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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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折不扣的,坚决拥护,坚决的执行!(鼓掌)我们宣传这个决定,我们执行这个决定,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捍卫这个决定。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拥护不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行动上,(鼓掌)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是真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在行动中违背毛主席的话,执行这个决定,就是一个行动的考验。(鼓掌)
    内蒙的事件主要的责任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是他们同王逸伦还是有区别的。王逸伦是坏人做坏事,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军区的某些领导人犯错误是上了他们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是受了骗,站错立场,只要他们迅速地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好同志。(鼓掌)那些受欺骗,蒙蔽的干部,他们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是受了蒙骗,受了坏人的挑拨,但是,只要认识清楚,我们是可以原谅他们的,他们是没有罪的。当然,这些同志应当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性,接受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来武装自己,使以后不要再重犯错误,再不要上他们的
    我们军队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养的,我们军队是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觉悟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内蒙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一切军队的调动必须严格遵守军委的规定,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必须经过军区的批准,不得擅离职位,不得擅自行动。一切内蒙军区的同志不要受坏人挑拨,受坏人利用。这一点同志们在政治上失去警惕性,在组织纪律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允许坚决反对!(鼓掌)人民解放军应当最遵守纪律,应该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任何违犯组织纪律和行为都是削弱我们军队战斗力。你们上街游行对抗中央决定这都是对文化革命不利的,对保卫国防不利的。内蒙地区是处在一个反修斗争的最前线,阶级斗争是非常的复杂,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担负这个任务,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所以中央在决定上就决定了要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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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过了,就是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的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坚决的一个同志。所以,他到内蒙军区,对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内蒙军区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大大的加强。军区的吴涛同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过去长期在东北,在林彪副主席所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工作,一贯做政治工作,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拥护林副主席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同乌兰夫的斗争中,他也是挺身而出的,斗争得最尖锐的个战士。在刘贤权同志还没有到达以前,中央决定由腾海清同志去代理内蒙军区的司令员。腾海清同志是由中央军委决定的,中央军委派去到内蒙军区代理司令员的。在刘贤权同志没有到达以前内蒙军区同志应该服从腾海清同志的领导、指挥。希望内蒙军区的部队,内蒙军区的同志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在目前是腾海清同志,吴涛同志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去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
    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担负着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我们希望内蒙军区部队的干部、战士同志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等,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鼓掌)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鼓掌)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刚才周总理、陈伯达同志、肖华同志讲的话,把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决定和军委的命令,已经简单明了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希望我们全体到会的同志尊重我们的这个会议。我们的这个会议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召开的,(鼓掌)是向同志们传达毛主席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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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批准的,党中央的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会议。(鼓掌)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会议,(鼓掌)为此,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肖华同志代表军委以及军委文革小组的同志。全体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同志,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全军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肖华同志,关锋同志,杨成武同志,还有谢富治同志都出席了。你们看,我们这个会是多么盛大的一个会议呀!(鼓掌)
    同志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工作这样忙,繁忙的中间来召集这么一个会呢?这么多的负责同志出席这个会议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把我吓得不得了,跑这来开会了?不是的!是不是因内内蒙古自治区来了这样多的,好像是几千人吧,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那就把我们吓住了,噯,赶快见见你们,开一个会吧,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也不是的!那么是不是因为同志们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把我们吓的不得了,所以,就来召集你们来开会呢?也不是的!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为的要贯彻,为的要宣传,为的要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为的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对内蒙的八条决定,也为的使同志们真正的了解内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同志们,你们以为我们不了解内蒙的情况,我这一点明确的告诉同志们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比每一个同志多。这点请你们相信我们(鼓掌)。是为了使很多的受蒙蔽的同志觉悟起来,站在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对于同志们来说,是上了一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课的一个会议,(鼓掌)。也就是周总理所讲的,使我们有些同志受蒙蔽的同志向一小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划清界限的最好的机会的一个会议。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很珍视这个会议,在你们的政治生活中召开这么一个会议,记得这个会议,因为毛主席关心你们召开这么一个会议的,(鼓掌)但是,在这里边,我向同志们说一下,就在这个会议中间,有的同志还不了解,还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有的人还要退出这个会议,那么,这当然是不对的了,好好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当然了,青年人,一时的冲动是难免的。所以,我看到了同志们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有那样的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替你们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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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所以,我就讲了,你们不愿意参加你们就回去,当然,看到了你们还是愿意听周总理的讲话,愿意听毛主席的声音的。所以,这一点可见同志们犯错误的时候是可以改正,是容易改正的。我们欢迎同志们改正错误(鼓掌)
    我讲第二个意见,内蒙古发生什么问题,刚才周总理讲了的,我们人民解放军个别的人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打的这一枪是从内蒙军区开始的。同志们,要亚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曾经开枪打死革命的人民?这个周总理讲过的。内蒙发生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报派了记者去,这是中央派的记者嘛,竞然被内蒙古军区逮捕,内蒙军区逼供,毒打,甚至我们打电报还是押解到北京来。押解中间,他们的笔记一直到最后才交给我们。你们想想。同志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了,一些同志不知道的,内蒙军区擅自派了武裝进入到我们毛主席住在的首都北京,派部队带枪在北京的街上抓人,就在那里呢?就在甘家口街上抓人。你们想一想,哪一个省,哪一个军队敢于这样作,他们可以派武装进入我们的首都,自己可以自由在北京市上抓人。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这样的事情严重不严重!长期以来,内蒙军区个别的领导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下压群众,上抗中央,下边镇压群众,上边抵抗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把中央召集他们来解决内蒙问题,他们把它看成是"重庆谈判",看成是共党和国民党谈判的。你们想一想,说这种话的是怎么样的错误,实在不是革命的话,是反革命的话。怎么这么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中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同志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严重不严重!他们掼于用两面派手法的,表面上说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但是呢?在内蒙地区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做,甚至于他们公开的可以打这样的电报给周总理,给中央军委,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军文革。什么电报呢?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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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內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同志们,你们看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这有电报为证,空话无凭,有电报为证。所以,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内蒙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刚才肖主任讲了,有些部队还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而是在过去的内蒙军区个别的负责同志。同志们,我们可以严肃地问为什么中央军委改组内蒙军区,你们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今天这个会,周总理详详细细地把问题和同志们讲清楚了,这是对同志们非常必要的,使同志们从受蒙蔽中间觉悟起来。
    第三,希望同志们,要知道,现在在内蒙地区,我们的敌人活动相当猖狂。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呢?苏联修正主义,外蒙古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台湾的蒋介石匪帮以及在我们内蒙的地富反坏右和屡教不改抱着阶级仇恨的分子,如乌兰夫、王逸伦、王铎就是他们的代表。在内蒙地区散布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谣言,同志们千万识别一下,千万不要受蒙蔽。比如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谣言,说是中央对内蒙古的决定是假的。这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是欺骗群众的,你们想一想,这样的决定怎么能够从北京发出不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呢?这样的决定怎么能不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呢?问题不是这些,问题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利用这些谣言欺骗人民,目的是反对中央这个决定,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谣言是很恶毒的,甚至于挑拨中央同志的关系,甚至于造周总理的各种谣言。同志们,这一点应该提高阶级的警惕。内蒙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是国防最前线。内蒙,我告诉同志们,内蒙今天发生问题,明天,后天莫斯科就可以报导的,今天发生问题的时候,明天,后天香港就报导的。我相信同志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但是,要革命,就必须要提高阶级的警惕,因为有事实,我可以告诉你们王逸伦就是一个特务。在我的看法,王逸伦不仅是苏修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的特务。所以,这一点同志们千万要站稳阶级立场,千万对问题要有个阶级的分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敌人在内蒙古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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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活动。因此我想,同志们必须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的同志,什么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革命者首要的一个问题。同志们,你们平心静气地想想,像这几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那种混乱情况,敌人高兴不高兴?苏修、蒙修蒋介石匪帮、地富反坏、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他们高兴不高兴。同志们要记得主席的话,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就不做,敌人反对的事情我们就拥护,所以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阶级斗争,千万不要有阶级仇恨、阶级警惕。这是第三点,从这一点我就要介绍一下。因为同志要我介绍一下王逸伦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中央一次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我看这个人不像共产党。因为什么呢?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好像敌人的特务在我们的法庭上的那么一种态度,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就把头一摇造谣,造谣,造谣。因此我就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嘿,一下子问住了。他说共产党。我说你在哪里加入共产党?他说在北京。我说在北京。那个组织加入共产党?他糊里糊涂说不出来。以后他说到莫斯科。我说那更怪了,凡是中国同志到莫斯科去,首先要经过我审查,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你呢?(笑声)他说他认得我,我说你认得我是一回事,我可不认得你呢。我说你在什么学校学习,他七讲八讲,讲一个什么学校,我根本不晓得那么一个学校。会后,我才知道他到了热河,他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历次介绍这个人党籍不清楚那么最后怎么到热河去的?是现在北京市黑帮刘仁把他派去的。到了那怎么样?到了那投降了敌人,后苏军到了赤峰,因为他会俄文,他俄文讲的不错,就替苏军做政治工作。苏军撤走的时候他和土匪搞到一道。就这样骗了党,并且好像他是一个抗日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同志们就知道。一九六四年他在党校学习的时候还同北京的一个女特务发生关系,直至现在这一次开会的时候还同女特务发生关系。同志们,你们看一看应不应该警惕呢?应不应该警惕呢?
    另一方面,比如王铎,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从前知道他是在延安民族学院,是经常同乌兰夫一道,替乌兰夫做秘书的,是乌兰夫的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实际上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最近我们看到了香港特务来信,要同他发生关系。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我们还不敢断定王铎一定是特务。但是,这个人是什么呢?是王铎的学生,名字叫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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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方面,你们晓得王逸伦他的亲戚,他的外甥是什么人?当他在北平的时候,就是此人也是他的家乡人,此人叫李铁忠,国民党特务调统局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这样一些坏人,这样一些牛鬼蛇神,被我们军区认为是极左派,结合他们成为三结合的对象,还到处亮相,把王逸伦的报告录上音到各地方放,到连队放,北京也放了,所以,同志们受蒙蔽很久的,他们放毒,到处放毒(有人插话:今天消毒)现在消毒。我们这个会也就是一个消毒会议(鼓掌)。所以,忘掉了阶级,忘掉了敌人的时候,不把敌我分清楚的时候,我们非犯大错误。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记取教训。我这里有一大罗王逸伦的材料,你们看他和裸体特务睡觉的照片我们都有的。这一点我们要做为教训,要提高警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把他揭露出来嘛!他还是自治区的副主席嘛,那么,同志们相信他也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已经长期混在革命队伍里边还没有揭露,那么,同志们受蒙蔽,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点,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些保守组织,有的受蒙蔽的同志,在内蒙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错误只有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改正错误。我想,同志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是有雄心壮志的,绝大多数的人,青年人是有这个抱负的。既然这样,有错误我们也等,我们有错误,勇敢的承认错误,有错误就同错误划清界限嘛,改正错误,不是夺权嘛,要把自己错误的权夺掉。这一点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毛主席的办法就是一看二帮。一看是怎么样呢?要看他自己是不是觉悟,看他自己是不是改正错误,是要看了。那些坚持错误,甚至屡教不改的,个别也有了,但是大部分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所以要看。第二条,要帮,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以,这一点,只要同志们承认错误,不要抓他这样的小辫子,那样的小辫子,应该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团结起来,向着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着内蒙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作斗争。无论是造反派,无论是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应该釆取这样一个态度。比如现在还有人抓三司冲击军区现在中央不是讲了嘛,那个不要追究,人家犯了一个错误,允许人家犯错误嘛,你们现在不是有些保守组织,出入军区,出出进进那不是比三司还厉害吗!(鼓掌)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你看是不是已经比三司高明咧!一时的错误,我们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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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不责备的,你们没有犯这个错误也不要去抓人家的这个小辫子。随便我讲句话,我郑重地讲一句,在呼和浩特,在内蒙,有这样的标语:打倒康生!不怕这回事,不要抓这个辫子,不要抓这个辫子。打倒周总理的也有了(周总理:这个辫子不要去抓啊!)这个辫子不要去抓!(鼓掌)如果说我们违反毛泽东路线的,不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刘邓路线,不要你们打,他自己会倒的,如果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你怎么打,也打不倒的!(鼓掌,呼口号)所以,你们去抓这个辫子干什么?不要抓。
    最后一点,就是许多同志讲过的,希望同志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理、陈伯达同志、肖华同志讲过话了,时刻想到我们对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不是言行一致,同时观察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现在这本书差不多谁都有一本的,地富反坏也去买一本去,保守派也去买一本去。这里面你们不能单看外表了,不能单看讲的,要看行动,要看实践,要区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当前的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个手段,大家要善于区别这件事情,善于区别这件事情,话是要听了,听其言,但是要看实际行动,要观其行,讲话、读语录是一回事,做事情,实际行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行了。所以,这里有个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对内蒙当前来说什么是一个标准呢?拥护毛主席批准的内蒙决定的人,是真拥护毛主席的(鼓掌)是一个标准,当然,一个时候不大了解,一个是还没有弄清楚个是还有点怀疑,你不能给人家立刻戴上一个反毛主席的帽子,那个恐怕也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标准。这里面我也讲到了,恐怕对内蒙三司的同志我也讲几句话。三司是一个革命组织,但是,革命组织逐渐扩大的话,必然就可能混进些不纯的成分在内。你看看吧,我们共产党还混进来彭,罗、陆、杨、刘、邓、陶铸。有人提善意的批评,三司应该很好的检査。相反的,你那个无产者就那么无产呀?我看也不见得吧!反三司的人组织就那么纯了,不是吧!那个军区里面他们就那么纯?他还结合王逸伦呢。每一个组织中间都会有,必须随时在这方面整风,自我批评,清理组织,巩固组织。另外一方面,三司的同志,也不能因此骄傲起来,也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所批准的内蒙问题的决定,而且要做模范。这里面不是讲嘛,反对打、砸、抢、抄、抓嘛,这一点,三司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你们自己要首先遵守,你才能去说服人嘛!所以说,执行毛主席路线一定要见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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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的,见诸实践中间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有错误的就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同志,以及受蒙蔽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经过我们的这一次会议会了解的,会觉悟起来的,会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反对那些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反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等坏分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点我们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很赞成。内蒙是我们国防的前线,我们有权利要求,同时也有义务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面,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面,在毛主席的批准的决定下面,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人斗垮、斗臭,实现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鼓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同志们!
    我们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把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委托我们的任务,已经在这个地方实现了,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许多从内蒙古来的一些同志,你们口口声声说日夜的想念毛主席,我也相信你们这一番好的心意。那么,我们大家就是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你们了。(鼓掌)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要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赶快回到内蒙古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同蒙蔽你们的,欺骗你们的,使你们上当的,跟那些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鼓掌)你们坚决的,跟其他同志一道来闹革命同时也希望站在呼市三司的观点的一切同志,你们要响应刚才康生同志的号召你们也懂得过去你们受压迫,所以你们成为革命派,坚定的左派,那么现在你是平反了,你是革命了,你们可不能象执行反动路线那样,转过来去压迫他们,那就不对了。(鼓掌)所以,你们双方都应该把决定的第六条,第七条好好地读读,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这一伙人,团结起来闹革命力量就会更大。希望你们听到了我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以后高高兴兴的,除了极少数挑拨者以外,大家携手一道回内蒙古去闹革命!(鼓掌)让我们结束这个会议,让我们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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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散会。
    附件
    刘华香的检讨
    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并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及到会的全体同志们
    自从三月十八日以来,中央负责同志,军委负责同志以及内蒙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小将们,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诚恳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四月十三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后,使我们对所犯的错误,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鼓掌),我们定不折不扣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按照中央的决定来处理内蒙问题。近一个时期,毛主席、林付主席把“三支”任务交给军区,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对我们的重托和信赖,给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万分的惭愧。
    这期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指向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査研究,没有进行阶级分析,没有看他的大方向,只看到他冲击了军区,便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我们把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用感情代替政策,把呼市三司这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当成了反革命组织,对他们实行了分化、瓦解的方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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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0页,共4822页
    而支持了保守派,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
    这个期间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逸伦当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把斗争锋芒指向一些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高锦明、权星桓等同志非法地给他们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颠倒是非,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界限,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甚至开枪打死了韩桐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错误。
    这个期间,我们还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央不尊重,执行中央指示很不坚决。中央派去的记者,我们私自扣留,呼市党委、人委夺权我们不请示报告,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召开几万人的庆祝大会,总理指示不要召开大会的时候,我们还想延期召开大会。我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把吴涛同志当成了三反分子,抄了家,封了文件,停止了他的工作。这也是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三月十八日以后,中央首长三令五申让我们释放被捕的同志,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贯彻执行。这是我们执行中央旨示不坚决的表现,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立场站错了,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这些错误的产生绝非偶然,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是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的必然结果,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值得我们作为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以后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一定坚定不移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组织呼市三司。我们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八条指示,军委的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作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作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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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1页,共4822页
    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贯彻主席三个指示,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停发工资者一律补给,不同观点的人不准打击报复。枪杀韩桐的凶手一定要依法惩办。
    我们改正错误,和呼市三司革命小将,全区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领导下,把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坚强的反修前线,完成党中央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以上没有检査的地方望批评、帮助、教育、我们继续检查,今后坚决改正错误
    此致
    敬礼
    刘华香肖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内蒙军区党委的指示
    〖总政治部关于坚决处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给内蒙军区党委、政治部的指示〗
    内蒙军区党委、政治部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使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决定下达后,立即得到内蒙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但是,据反映仍有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对抗中央决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蒙蔽、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军纪的行为。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特作如下指示
    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及其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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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要立即在内蒙军区所有机关、所有部队、所有单位全体指战员中,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做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进行宣讲,原原本本地把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传下去,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抓活思想,切实解决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部队中有一些人受了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的蒙蔽,受了前时期错误宣传的影响,对内蒙问题的真相不了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主要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组织,并把军区过去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向干部、战士解释清楚,相信广大群众只要真正掌握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的精神,就会明辨是非,迅速解决思想问题的。
    、内蒙事件主要由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他们是好人犯错误,受了蒙蔽,站错了立场。只要他们迅速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至于其他受王逸伦等撮坏人欺骗蒙蔽的干部、战士,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当然,这一事件对所有同志都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每一个同志要从这一事件接受教训,提高阶级斗争观念,把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
    四、内蒙地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又是地处反修斗争前线,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艰巨任务。中央决定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司令员,以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刘贤权同志在青海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政治委员吴涛同志在这次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同乌兰夫的斗争是坚决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内蒙军区部队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在目前刘贤权同志还未到职,中央决定腾海青同代理司令员职务,军区的仝体同志应该坚决拥护腾海青同志和吴涛同志领导
    五、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是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和严密组织的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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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军事调动,必须绝对遵守军委规定,按照规定报请上级批准。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要经军区批准,不准擅自行动。
    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军担着支左、
    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内蒙军区部队,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等人,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此指示应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总政治部一九六七年四月廿八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时间:五月十六日晚七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总理、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叶群、王新亭、徐立清、粟裕、郑维山、陈先瑞、傅崇碧、陆杨等负责同志。〗
    总理讲话: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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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米,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你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同志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中国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为什么战无不胜,因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相信同志们会坚决执行八条决定的(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高锦明)。同志们不要有什么难过,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大多数,前时期内蒙军区少数同志犯了错误,你们是没有责任的,你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搞不清楚,受了蒙蔽,只要向你们讲清楚,相信你们一定会坚决执行八条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遇上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幸福的。你们一定会坚决拥护十一中全会决定,拥护十六条的。相信你们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刚才总理讲,派一些代表,座谈听取你们的意见,还有一个办法,派一个代表团到内蒙去。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那里是战略要地,你们要回去,抓革命,促战备,抓好三支两军任务,应该回到内蒙去(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我懂得你们的心情,毛主席、林副主席,昼夜处理国家大事,还有国际斗争,如果每一个上访人员都要见,那有这么大精力呢!你们要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吗!你们要想一想,那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民主啊!但你们也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你们要回到内蒙去闹革命,加强战备,你们要把枪口对外。
    聂荣臻同志: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査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志们对中央的决定,既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就应当坚决执行。在执行中求得理解,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是不允许的,不然我们这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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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就会成为涣散的一支部队,这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内蒙古军区处在反修前线,位置很重要,要提高警惕,不要上敌人的当。各级领导,特别是政治干部应当立即动员起来,深入群众,教育大家坚决拥护贯彻八条,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希望大家不要受一些现象所蒙蔽,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斗倒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应该回去忠实的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
    (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我完全拥护总理关于中央决定的解释,因为这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要听党的话。大家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不但在座的,就是在内蒙的全体指战员也是这样,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说把指战员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最关心解放军,党中央最关心解放军。周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对内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江青同志讲了我们需要有革命性,需要有组织纪律性,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吸取这些教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对解放军的期望。
    总理:时间很晩了,明天大家不是分头座谈一下,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总政分头下去听听,我有时间一定也要去听听。
    (台下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时间:五月十九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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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讲话
    总的精神开了三次会了,连续开会该讲的都讲了。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内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他们挑拨是非,把军区也拉进去了,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这次是最大的收获,查明了王逸伦、王铎是什么人。过去军区也受蒙蔽了,上当了。这几个月中部队也受了蒙蔽,在支左工作上出现了问题,责任在王逸伦、王铎,其次是军区个别领导人。造反派有一些缺点可以原谅。比如红卫兵冲中南海,冲了八次,有时冲到第五道门了,还有用大卡车冲进去了,象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吗?还不是大事吗?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么,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们,没有扣帽子,劝他们出去,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冲无非是见我们嘛!那我们就出来见他们,造反派冲军区,想要军区支持他们,还是相信他们,你们不要太紧张了。邰德胜的问题,要调査清楚,但不要去宣传扩大,要保卫解放军的荣誉。韩桐死了,三司登在小报上,我们还说了他们。整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是战无不胜的。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要逐步掌握政策,不要和红卫兵小将计较什么,中南海周围喇叭很多,我们这些人养成了个习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办公办到天亮,准备休息,喇叭响了,但毛主席从来没讲一句话,有时我们说几句,中南海喇叭是否少安一点,但他们感情一来,就不管这些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谅解嘛!军队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就不能和学生一样,要保持稳定。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机关院校要搞四大,武装部队搞正面教育,不能说走就走,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还有个备战任务。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要稳定。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责备你们,因为你们还是革命战士。解放军不要带红袖章了,红卫兵给我们带袖章,是送给我们的嘛,就保存起来嘛!领章帽徽,人民解放军是最光荣嘛!解放军不要和其他战斗组织串连了,不准串连。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这就忘掉了还有战备任务啦。你们是自己乱了一些阵。犯了一些纪律,我提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回去写什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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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工人组织,农村的基层组织,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这些基层组织,都是要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所主张的,是跨行业的。因为他们什么都管,就象北京的革命委员会。那是以后要搞的三结合。要是一个联合组织都象革命委员会,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要解散。对上层的领导人,可以回到原单位参加基层组织。至于基层组织,就不要解散了。解放军就不要和这些基层组织在一起搞串连,看看他们的传单,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是可以的,有思想自由嘛,但不能有行动。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你们到北京来了,我们就要做工作的。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部队还是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嘛!还是相信你们的嘛!我要是到呼和浩特,就住到你们那里去。青年人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下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成为更可靠的人民军队,成为呼市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很好地学习中央公布的通知。一年以前,毛主席就有英明的论断,还要学习阶级、阶级斗争、政权等论述。要弄清这些,就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自觉执行八条,做到打不还手,骂不开口。骂一句打一下算什么呢?这样就不会憋一肚子气了。
    你们要去做模范,这一次教训,是要把过去不正确的观点端正过来,过去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八条和中央的通知。江青同志受林副主席委托起草的纪要,很快要公开发表,也要好好学习。你们要准备接受新的光荣任务,如果你们还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就要做模范,我们寄予你们很大的希望。你们要带头回去,起模范作用。到六个点上去宣传嘛,回去解决问题嘛。有些问题还要调查。军区的领导千部也都要回去,大家要检讨,检查错误,不要你几条,他几条,要思想一致,吸取教训。“五·一零”两个副司令员的命令口径就不一致,那一天我一直在这里等到你们天亮嘛,说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乱子嘛,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现在是乱一些,包头工业生产受了些影响。只要你们带头回去,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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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把内蒙的形势扭转过来。我就讲到这里。
    肖华同志讲话:
    这次总理请你们来,三天的大会中做了许多指示,这次又亲自单独接见你们这是对解放军的关心,是对内蒙军区,特别是对警卫营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这是同志们一生的光荣,是内蒙部队的光荣。因为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宣传。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不折不扣地坚决地执行八条,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要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保卫国防,保卫边疆。对于小将要爱护,要看主流,看大方向,不要计较那些过头话,不要只看小问题。有一个地方,小将把解放军打了骂了,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这样感动了小将,第二天几百、几千的人去慰问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他们冲到国防部、中南海,我们也没有责备他们嘛!要关心他们,象雷锋、王杰样,做好爱民工作,过去你们的认识有毛病,不能怪你们,要怪王逸伦、王铎,怪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你们要把认识改过来,把军民关系搞得更好,内蒙处在反修前线,任务很重,要警惕坏人挑拨离间,要有髙度的阶级警惕性,要保证军区首长正常的进行工作,保证指挥体系,保证机关的工作秩序。对首长要尊重,不要轰,轰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样会涣散部队。你们要求首长解答问题,要安排时间嘛,希望你们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这次,总理一再看望大家,只有无产阶级的总理、革命的总理、毛主席的好学生,才能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期望,相信你们会做到的。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时间:五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到十一点,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人周总理、康生、徐向前、肖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粟裕、郑维山等同志。被接见人:内蒙古军区腾海清、吴涛、刘昌、刘彬、黄厚、王良太、张德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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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木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无产者,工农兵等跨行业上层组织要解散,中央“八条”明文规定不能改变。明天要开好一个专车等着,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
    关锋同志:你们这些司令员、政委还有点威信没有?这一点威信都没有了?部队就带不回去?我就不相信
    总理:警卫营的干部那天我接见是一个一个让他们讲的,我讲了以后,下面的战士要发言,他们不让,我让他们说嘛!结果就是侯风英的问题嘛!刘彬、黄厚、王良太你们能把部队带回去吗?(刘、黄说:大部分能带回去。王说:坚决要带回去。)矛盾不能上交,问题就是军区党委了。昨天晚上还要抓吴涛,会是怎么组织的
    关锋同志:这是借口,什么时候都有借口
    总理:腾海清、吴涛处在困难地位,中央坚决支持他们,不行的话,我就陪他们指挥去,所以责令你们(刘彬、黄厚、刘昌、王良太、张德贵、郗端卿),你们要绝对负责任。军队个别坏人在煽动,大多数人莫明其妙的反对腾海青、吴涛,说什么腾海青的车轧死一个人,当场就有人起来做证,没有这回事。我在所也有人提出来,当场我就批驳了他们,他们就没话说了,显然是有人捣乱。中央坚决支持腾海青、吴涛同志。腾海青到内蒙以后,问题处理得很正确,我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实在不行我送他们回去。哪有这么回事,部队这么多人自由到北京来,马上开个军委党委会,军委去人,你们七个人都去,一起说话。我从十号以后一直等待,我去接见看望他们,现在不听说
    关锋同志:这样闹下去会有什么结论,你们老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嘛
    总理:显然不是大多数了,而是个别人的问题,要执行纪律了。现在要你们去执行纪律,准备一千五百人的专列,生火待命。这是一个考验,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解放军。他们往南走,所以鼓励他们啦!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要宣布几条命令,军队那有这样事嘛!做群众工作也不能这样嘛!他们提了那么多意见,还有书面的,我们要去研究嘛!新的问题要去调査嘛!还有什么意见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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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能够去传达,等一会军委会议后,决定了报告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了以后你们去传达,你们一起去讲。你们回去还能不能把军区大院整顿得象一个战备的军区大院?不能让带袖章的随便出出进进。部队要备战嘛!王良太,以后军区大院的秩序能不能维持?在呼市的部队你们军区首长能不能控制在营房?军事机关不能与外面串联,过去军区自由让群众出入,后果很不好,只要一串联各种思想都来了,就会使机关受影响。要重申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去军队串联,军队也不要到地方去串联,你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服机关和部队?不然的话,确实腾海青、吴涛没法在机关里办公。王良太你是机关首长,能不能做到啊?
    谢富治同志:你们看总理、中央文革下这么大精力,你们不要再犯错误了。关锋同志:不要一错再错了。
    谢富治同志:他们越闹,你们的错误越大,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资本。总理:我们相信你们,所以没调部队去。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谢富治同志:中央耐心是有限度的
    总理:串联连必须停止。要搞几条,必须恢复秩序,现在这样绝对不允许康生同志:随便到外边去,随便把武器丢了,是什么军队!我听到这情况以后,心里很难过。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是中毒最深的,长期受蒙蔽,看了心里很难过。你们这些干部,如果还有良心,第一要看到鸟兰夫第二要看到王逸伦,王铎,第三要看到自己的罪过。从井岗山到现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的军队!我很激愤!这样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对得起人民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后果是多么严重啊!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你们这些干部下决心了。你们看这个部队怎么带的!那有这样的军队!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你们要拿出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理:要规定几条,军队不要串联,不要上街,汽车不动,汽油不发,广播器材要严格控制。三司我们去正面说服嘛!三司是最听话的,只要军队稳定,天就可以改观了嘛!无产者、工农兵要解散嘛!是上层组织嘛!下面的广大成员还是好的,就是有些坏人嘛!这些坏人,只要局势平定下来,就会查出来的
    康生同志: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结果,就是因为背叛中央,欺骗中央,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搞上骗中央,下压群众,"重庆谈判",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表态。你们要下决心去解决,向北向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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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背叛了中央嘛!
    王良太:我们矛盾不上交。
    关锋同志:王良太同志,不是矛盾上交不上交的问题,是个决心问题。矛盾定要上交,中央就只好管了。
    总理:这是考验,如果不划清界限,就会和坏人混在一起
    康生同志:那一天的大会上,看的很清楚吗!哪是腾海清的问题啊?就是背叛中央嘛!中央的"八条"肯定了高锦明,他们当场就要打倒,象什么解放军呀!你们都是老干部吗?还要不要共产党员的原则?
    总理:群众组织还听话呢!军队怎么还不如群众啊?康生同志:你们惭愧吗?
    谢富治同志:你们越走越远,不好收场了。
    总理:还可以收场的,只要下决心。在那样的大会上,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象什么军队嘛!你们犯了错误,要好好批评,坏人是个别的。
    关锋同志:只要下决心,部队是可以带好的,带了大半辈子的军队嘛!康生同志:相信你们是会带好部队的总理:你们现在去开个会,腾海青同志主持
    个小时以后再来谈。
    个小时以后)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战士这样做,只能使苏修、蒙修、乌兰夫、王逸伦、王铎之流高兴。解放军的战士,要拥护党中央,如果仍往南走,心向北,实际上就是帮助了蒙修。支持左派,这是个立场问题。还要教育争取被少数保守组织头头所蒙蔽的革命群众,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呀!而不是解放一大片呀!坚定的左派,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决支持左派,一个是教育争取保守派,缺一不可。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要亮开思想,有什么话都说出来,不要两面三刀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主席批示: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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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闵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命令
    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来京以后,中央军委首长两次接见,听取军区来京常委的汇报,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并派负责同志到驻地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这是对内蒙古军区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信任中央军委首长的谆谆教导,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为了认真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特发布以下五条命令
    第一,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他各地串联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他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开部队处理。
    第二,坚决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命令规定
    1,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2,不许军队内部相互串联,也不许军队到地方去串联,如地方群众到军队串联的应予劝阻。
    3,进行正面教育的单位,不应有战斗组织,现有的战斗组织一律取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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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领导机关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保证机关和部队的正常工作秩序。4,军队未经军区批准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
    5,汽车,汽油的使用应由各级后勤部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各种宣传工作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工具及其补充器材等应由领导机关严格控制使用
    第三,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些决定和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全军区指战员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努力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政策水平,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绝对不准参加武斗。对待不同观点的人,不应歧视,更不应打击报复
    第五,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和内蒙各地左派群众组织,要努力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中受蒙蔽和认识不清的广大革命群众及其基层组线
    全军区各级党委,各地领导,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身体力行模范地执行中央决定。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军区指战员一起,坚决支持左派,教育团结受蒙蔽的广大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的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内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希望。
    代理司令员:滕海清政治委员:吴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二十四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788人(其中150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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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为负责执行上述决定,由谢富治,xx,李天佑,郑维山,xx五同志成立五人小组,以谢富治同志为组长,xx同志为副组长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1967年5月26日22时50分~27日凌晨零点40分,地点:人大会堂一楼西大厅。出席:呼市造反派代表30人,军人代表26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等领导人满面红光步入会场。)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4月13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100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釆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军队的留一半,清查一下,除了集训的,还有没有散兵游勇的,倾向你们的劝他们回去,中间的也要帮助他们回去,少数头头顽固的交卫戍司令部,三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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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下三分之一,818来了吧(818王志有同志站起来,递照片),红联、八大员来了,你们不要赶,你们去说他们也不听,告诉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去做工作。军区造反派回去要听吴涛政治委员的话,听腾司令员的话,他们先动手,我们后动手,这样才有理。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还打电话问内蒙事态怎么样?司很听话,就是很听话嘛!工会大楼先不要进,要孤立。于顺昌挨过打吗?司要听筹备小组,军队的话,一步步走,发展的慢不要紧,容易巩固,否则左、中、右都进来了,就要打内战。下面的保守组织不要砸他们,他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派少数人参加,开的好可以鼓掌,他说的不对可以质问,政治上的优势不要马上想占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容易对立,呼市,包头交通方便,处于反修前哨,左派发展有步骤,要坚决学习五·一六通知,社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这次反复,左派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内蒙乌兰夫、王逸伦。
    筹备小组不要齐了再成立,几个人先成立起来工作,四川筹备小组才四个人,这是司令部嘛!
    我就讲到这儿,下面由康生同志给大家讲一讲。康生同志
    刚才总理把中央的措施讲了,详细情况没讲之前同志们不知道,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吧(笑)。
    (总理说高树华同志很守纪律呀)内蒙之所以这样,是鸟兰夫的罪过。通过这件事更加暴露乌兰夫十几年的叛国罪恶,要宣传揭发乌兰夫的罪过,希望三司东纵、“818”今后利用这点来批判乌兰夫,三司过去做了,但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做,要指出乌兰夫是蒙族的叛徒,是中华民族的叛徒,三司要加紧做这个工作,彻底的揭露,要把斗争的大方向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内蒙就是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要彻底暴露,批深、斗臭、军区王良太、黄厚、张德贵从开始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最后把反革命(面目)暴露出来革命群众也应得到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受多少挫折,最后还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三司、818、工厂的,东纵的也好,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发表了,两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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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部发表了文章,和毛主席著作,明天还有,你们学得怎么样呀?我们要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什么做武器呢?要向林总所讲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个阶段三司是守纪律的,实行了毛主席的政策。我出个问题,去年毛主席提出学习解放军有五点,哪五点
    高树华(站起来回答):学军事、学政治、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总理、康生听后点头,并补充说还有三八作风。
    康生同志:保守派闹事,王良太他们有三个目的,(1)对中央施加压力;(2)推翻八条;(3)保护保守组织的活动。
    昨天收了他们的车票,有糊涂的人还高兴呢,以为他们胜利了。过去他们犯了错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犯错误,胜利了,要特别警惕,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千万要注意,斗争还没有完,各盟市还很紧张,毛主席说要戒骄戒躁。现在我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保乌兰夫的人会不会打到你们内部?我看你们要警惕,我看是有。内蒙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做好,不要骄傲,不要麻痹,不要放松警惕
    第二,我们要总结他们的错误,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里存在着对保守派的策略问题,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你们那儿还有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按马克的话,你们还没有完全被解放。”不能只靠打,砸,抢,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包括在北京的提出了反动的五条,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了,吴忠启这样的人就按法律制裁了。当然这是少薮。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要帮助教育,真正的左派要掌握策略。毛主席说过:不但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也不要因为别人挑动而犯错误。
    毛主席提出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以前的经验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保证,不能只看到黄厚、王良太。你们要听腾司令员、吴政委的话,同他们配合好,向他们学习。有缺点可以给他们提出来。内蒙是个很活的例子不管发生什么问题,要相信解放军,不能动摇解放军。从这个事件更证明了解放军的作用。工学院的来了没有?(陈永华站起,以后郝广德把各学校代表向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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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了介绍)我提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有打内战的危险,现在有没有苗头,我不知道,过去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外界有压力,现在中央支持了,外界压力小了,将来一天天你们的权就大了,就争权夺利了,北京有句话叫“摘桃子”嘛!你们那里的“桃子”也快熟了吧!(众笑)北京的经验教训,你们要吸取的,你们要大联合,有事情要商量,我要问你们打不打内战,你们都会说:不打,光嘴上说不行
    总理和王力同志讲了,你们筹备小组很久了还没有成立起来呢,希望你们商下,很快地搞起来,革命是需要的,所谓筹备小组,不是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人就行,不用搞选举,人不要很多的,是筹备小组,以后群众有意见可以搞掉,人可以少些,快些搞起来。有的单位多了可以减少,有的单位要求增加,可以增加,增加一个师长,工学院没有,没有可以增加一个(工学院陈永华站起来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行了,不要那么谦虚了吗?一想起这个东西就打内战。
    王力同志:乌兰夫不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爷,要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5月6号就打起来了,他们共同流了血,面对着产业大军,应该团结,前几天我去广州,原打算开50万人的大会,后来分成两摊,一个5万,一个2万,这就是宗派主义在作怪,是向英国人示威呢?还是向英国人示弱呢?当然不是和稀泥了。内蒙还是不可轻敌,你们在内蒙打内战,泽登巴尔高兴,勃列日涅夫高兴,乌兰夫王逸伦高兴,王良太等人高兴,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的缺点。
    总理:在工会大楼打死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爬电线杆子掉下来了,死了。不管该死不该死就不用追究了,这个事让筹备小组去处理。中学生要一样做工作,军队有可能,可以下去军训,北京正在搞试点,大家可以帮助中学做。
    联动抓了后,主席叫放了,考虑他们是青年人,可以教育,现在有不少人认识了错误,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观点,在北京的少了,他们到外地去了,到内蒙去的是和军区黑司令部联系,少数的顽固头头可以管教,分阶段
    工农兵”底下的贫下中农、工人可以说他们是革命的吗!如果观点一样可以成为造反派。
    乌兰夫、王逸伦不能放回去。王逸伦的案子没弄清,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从头就坏。乌兰夫在内蒙还有民族问题,运动还在发展,对少数民族要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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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来的蒙族同志也有几个吧
    康生同志:我要讲几句,你们要研究了,你们提出要王逸伦,你们并没有汇报材料,搞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人,材料要调査好!搞不好他就放毒。如果他说在东方大学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已死了,你们找谁去?他说三二年在北京入的党,介绍人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你们怎么办?乌兰夫也是这样,要调査,掌握了材料,有了材料才好作战,乌兰夫、王逸伦的材料要细致的调査研究不能依靠大会轰,当然开大会可以造声势。
    总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拥军爱民,你们要好好做,一个是对军队,一个是对保守组织,一个是对内部,这就看你们的了,对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了。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王力同志:要抓住主要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咱们就谈到这儿吧,欢送你们回去。
    总理:康生、王力同志同声说:“你们回去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理手举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众随同高呼、鼓掌欢送首长。”
    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以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
    今年二月以来,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采取了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的反动路线,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他们擅自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还擅白逮捕了已经开始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行垣,康修民等同志,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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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为了解决内蒙问题,曾于二月至四月间,召集内蒙古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四月十三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八条决定)。指出内蒙古的问题,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对于军区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多次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军区少数领导人,无视中央的八条决定,不仅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不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反而煽动和纵容大批干部战士上街游行示威,大量印发反动传单,造成部队思想上的严重混乱。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和围斗中央军委派到内蒙军区工作的代司令员滕海清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继续扩大事态。五月初,他们竟然指使和鼓动二千五百多干部战士,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到北京闹事,制造声势,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
    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对来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十分关切,几次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说眀了情况,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多数干部战士弄清了事实真相,提高了觉悟,陆续返回了内蒙。
    但是,就在中央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教育的同时,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继续操纵部分战士和群众,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对抗中央的政治事件,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廿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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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全军指战员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必须从内蒙军区的问题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坚守岗位,加强战备,为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作出新的贡献。
    现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和中央五月二十六日决定(第四条内蒙可不再传达)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全军各级党委应将上述文件连同中央四月十
    三日八条决定,立即在全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教育。
    2011年8月3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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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五节湖南省军区取缔“湘江风雷”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泽东
    月二十七日(根
    据手稿刊印)注释(1)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
    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
    政治上已完仝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日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
    开除党籍。自一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
    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
    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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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广州军区
    五月十一日晚,龙书金同志从广州打回电话,传达了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当即召集在家党委委员,首长和部门领导会议作了传达,十二日上午进行了研究讨论。
    大家认为,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是正确的诚恳的,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心。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弯子转的太慢了,对上面跟的不紧,思想上右倾保守,因此对军委命令很不理解,贯彻不力,口头上拥护,行动却很迟缓,前瞻后顾,举棋不定,工作越来越被动,处于忙乱和消极应付之中。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如不悬崖勒马,必将越陷越深,甚至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能自拔。大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大破大立,改造思想,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任务。
    ,从上到下统一认识,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解,加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用这个精神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下定决心,作好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与此同时,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亦相应地集中五至七天时间(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使部队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接受锻炼,正确对待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冲击。
    ,纠正错误,作好工作。对于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在自上而下统认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向全省人民作公开检讨,真诚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的批评,吸取教训,作好工作。同时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我们坚定相信群众自己能够教育自己。
    ,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根据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革命干部,以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教导,要从上到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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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支持对了的要坚定信作好工作。对其他各个群众组织,继续作好调査研究,特别是对影响较大的群众组织,要去掉旧框框,重新作全面地,历史地阶级分析,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的阶级阵线,是左派就坚决支持。对于认错门,站错队的要坚决纠正,坚定支持左派,省军区原支持和依靠的"红联",已不适应夺权需要,决定动员他们解散,对其中的各个组织,分别对待,是左派就支持。今后要重点帮助各战线各单位搞好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积极筹备各线代表会,为夺权作好准备
    四,加强领导。已经组织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是适宜的。为了加强统领导,搞好协作,根据当前岀现的某些问题,我们商量决定发个联合声明,稳定人心,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在军队之间制造矛盾。同时,省军区也本着以我为主的精神,相应地加强领导力量,充实办公室,改进作风,改进方法,切实加强支左工作的领导。
    以上如有不妥,请指示
    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
    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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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恩来、林彪(2)、中央碰头会阅
    发释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1)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
    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2)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1967.05.14;中发[67]151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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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千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
    九六七年七月某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开始,总理、伯达、康老就热情地、以非常关怀的口吻问了章、梁被斗被打的情况,章、梁简要地如实汇报
    总理听了,面带笑容地问道:“怎么样?怕不怕?”章、梁说:“不怕”这对我们是一场考验。"在谈及军区的情况时,
    总理面对章伯森同志说:“你们湖南军区搞得好凶啊!章没有完全明白问话的意思,便说:“怎么个凶法?”
    总理说:军区搞了四道防线,一道如何,二道如何,三道四道又是如何章、梁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便回答道:“不知道”。总理笑了,说:“你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了
    总理、伯达、康老把脸转向詹才芳同志,总理意味深长地说:“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不好啊!”詹无言对答。
    总理接着问:“听说部队战上练刺杀时,把章伯森、梁春阳当靶子,大喊杀杀杀,杀死章伯森、杀死梁春阳,有这回事吧?詹说:“有这样的事。
    中央首长听了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做,让战士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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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是紧挨总理坐的,梁则同杨成武戚本禹等同志靠得近。当总理询问章时,杨向梁春阳说:“公检法有多少人?梁答:“有一千多人又问:“高司有多少人?”答“有两万左右。”
    杨紧接着问:“那工联有多少人?”梁答:“有一二十万人
    杨成武同志笑着说:“还是工联人多嘛!力量大嘛梁回答道:“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挑起武斗.….”后来,当谈话涉及到“章、梁后台”时,
    康老面朝着戚本禹同志,笑呵呵地说:“老戚呀,高司揪章伯森、梁春阳的后这个后台就是你,搞到你头上来啦!”戚本禹含笑说道:“揪就揪吧,斗就斗吧!
    谈话中,总理告诉章、梁,说湖南军区的报告中说工联要搞掉章伯森和梁春阳。章、梁听了,啼笑皆非。
    会上,詹才芳汇报“工联要冲军区,夺军权
    梁立即向总理保证说:“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会冲军区,绝不会夺军权!”总理听了,对章、梁、詹三人说:“造反派冲击一下军区,有什么了不起詹又汇报: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说:“军队不要支左了,让群众自己搞算了。”
    章向总理解释道:情况不是这样。据我了解,老张的意见是那时军队没有支持真正的左派,而是支持保守派,应该把部队调回来整训一下,再去执行支左任务
    总理听了,忙道:“情况是这样?那就把张宏强同志叫来。”
    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十日二十一时总理、康生、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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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龙书金同志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你不是在广州发了个电报吗?
    龙书金:我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发的。(指5.12检讨)总理:思想还比较开朗吆,以后,你怎么变了?龙书金:我没有变总理:你变了。
    总理问谭文邦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支持“工联”的?(谭文邦正要回答问题时)
    戚本禹同志说:他比较支持“工联”。
    总理问黎原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对“工联”、“湘江风雷”了解
    此?
    黎原:了解一些。
    总理问刘子云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了林国兴同志,说:老同志了总理问崔琳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政治部副主任,你是“高司”观点吗?
    崔琳:不是。
    总理:你怎么不是?!
    总理问史健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俩(指与崔)都是政治部副主任!你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吧?
    史健: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理问张广弼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反对“工联”,还是支持“工联
    张广弼:我们意见差不多,我们支持“高司”,对“工联”是从下而上的支持的。总理问田云、王恒一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问田云:你是“高司”观点?(田没有回答
    总理问王恒一:你们部队在那里?王恒一:在韶关。
    总理:你们是支工到湖南的?
    詹才芳:湖南部队少,从广东调去一些支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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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刘顺文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章伯森同志请你找的,一找就找到了
    刘顺文: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找到总理:我找他也打了好几次电话
    总理问张弘强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才三十九岁,年青接着,总理点到孙素洁同志的名字。卢润鲁答:派人找去了总理问工作人员年龄、籍贯后说:你们是“高司”观点吗?(没人回答
    总理:这次打个招呼,上次托黄永胜同志传达,要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同志把不同的观点摆出来。你们开了几天会了?詹才芳:两天。
    总理:摆岀些观点没有?军队同志观点要明确,叫你们来就是把观点摆岀来,对立观点也要摆,要求你们摆出自己的观点。
    湖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两大派的群众也比较多,有“高司”,有“工联”,还有“湘江风雷”,又恢复组织了。
    湘江风雷”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承认抓人抓多了,宣布为反动组织没有
    龙书金:没有
    史健:按中央“二·四批示”,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实质上就是取缔了“湘江风雷”,成了非法组织了。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现在在押多少?
    史健:四十六人。总理:全省?
    史健:是。
    总理:据说还有些“高司”的代表没来,经调查只有一个代表没来。史健:其他是工作人员
    总理:代表都来了嘛!你们给他多挂一个车箱,不买票,这不合法,当然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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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这是铁路局这么说的田云:是买了票的。
    总理秘书:是买了票的,是军区帮助定的。
    总理:代表只一个没来,其实可以开会了,今天排不上,明天排一排。今天见见军队代表。章伯森、梁春阳我见过了,华国锋还未见。(这时孙素洁进来
    总理问孙素洁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工联”观点吗?孙:我同情支持“工联”,但不完全是“工联”观点
    总理:支持“工联”好嘛!你在军内是少数,在外面就是多数了,不要怕!你们开会要讨论的深刻一些。龙书金开始还比较好,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感到还比较明朗,为什么回去以后又变了?你们已经开了两天会,要把观点摆出来,尖锐对立也不要紧,不同观点不要紧。能不能明天把意见写出来?詹才方:写不出
    总理:写个大纲给我,两种观点对立都可以写出来。
    有个XX团,支持“高司”观点的,使工作困难了,与“工联”、“六号门”对立,要
    调动一下
    黎原:已经调换了!
    总理:明天你们讨论,几种观点,几个问题写出来,写个大纲给我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时间:1967.7.12夜21:30至7.13凌晨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的中央首长有:周总理、陈伯达、戚本禹等。三方代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高司派,军方代表。〗
    总理亲自主持湖南问题辩论会。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我们把首长的指示摘要刊登如下
    总理说:“中央找大家来,要解决湖南问题。¨中央现在要解决湖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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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的问题解决得晚一点。”
    总理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湘江风雷》,关心革命造反派。总理很关心《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同志,一再询问他的情况。
    伯达同志说:“久闻大名”。并且对省公检法说:“叶卫东同志关了五个月不是造谣吧!
    总理叫叶卫东同志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叶卫东讲了两个小时。总理从未打断叶的发言,很注意听,不时记下要点。戚本禹:“公检法干尽坏事!
    总理:“你们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一方面是专政机关,不象解放军。中央正在考虑你们的问题。
    “公检法好象在检举。双重身份可危险罗!你少说点!我想听听别人的。你作为红联方面的第一个代表发言可不好。”
    总理与伯达同志相对面笑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总理又说:“当务之急是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刚开始搞军队早就介入了地方,有的从左介入,有的从右介入,支左支得不准。湖南问题解决较晚一点。四月六日以后湘江风雷又起来了,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七
    八月要解决几个省的问题。要立即制止武斗。”
    最后,总理指示:“每个地方来一两个人,各军分区也来一个人,要解决全省的问题。几件事
    、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不夺枪,不动员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江西比你们先进。井冈山在江西,可主席是出身在湖南罗!不要忘记了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湖南,江西是两兄弟,要互相学习。总不能湖南比江西落后,明天把你们达成的协议给我看看。(我方代表事先拟好的协议草案给总理,总理很高兴。)2、各地区把人找来。3、把情况调査清楚。
    4、军区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人,可不能再扣留人。军区要好好坐下来检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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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省委来的四个同志再找时间跟你们谈。”(摘自67.8.14《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地点:湖南剧院编者按:毛华初同志是毛主席的亲侄儿(毛泽民烈士之子),是党的好干部。现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批利、大斗争的关键时刻,毛华初同志站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湖南革命造反派。“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抓了多少?他们自己承抓了五千二百,这就够多了。哈尔滨的“荣复军"20万人,才只抓三个人。何况事实上并不止五千二呢!光是裕湘纱厂一千二百多人就抓了一百六十多个。按抓支队长以上的,就只应该抓
    十一个人嘛!有一位老工人,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六十多岁退休回家了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革命以后,老工人心想:“以前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现在快要死了,也还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一个什么组织呢?红卫兵?一想年纪太老了,戴起袖章在街上走,给人家看见了不好意思,选来选去,选中了“湘江风雷”。于是他和他的儿女、媳妇都加入了“湘江风雷”。
    四”批示一下来,老
    人被逮捕,关了四天。城里抓了,乡里也要抓!老人抓了,小孩也要抓。农村个生产队里,有一些人参加了“湘江风雷”,大家商议要选个队长,选谁呢?二月
    四日晚上开会,他们选了一个高小毕业生,十六岁的小会计当队长。大家认为他识字,当队长合适些。这个小会计,散会后,睡在床上当了六个钟头的队长,就糊里糊涂被逮捕,拿到大会上斗了一场。还有一些地方就抓得更多了。如自治吉首镇,造反派仅一千多人就抓了五十几个。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样抓就没有政策界线了接着又来一个肃“流毒”,明显的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大肃造反派的造反精神,把造反派肃得灰溜溜的。这是什么政策界线呢?这是政治上的高压。为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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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压下去,长沙的宣传车不够就从湘潭调来。一天出动那么多宣传车,大肆作“肃流毒”的宣传。大力扶植保皇势力。利用造反派开门整风的机会,大整造反派,说造反派的大方向错定了,谁退出造反派组织谁就是革命行动。保皇派翻天大叫好得很。把“建湘”一千多人的造反派组织一下子搞得只剩百七十多人,对所有厂矿的几十个造反派组织都用高压压下去了。长沙如此,湘潭、衡阳、常德等地都是如此。我们说,只有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而没有什么“湘江风雷”的“流毒”。《人民日报》四月八日的社论一出,“高司”马上就说是篇大毒草,而湖南的反动路线流毒这么深都不肃,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用费在内,才一千七百多万元。到
    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
    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湘江风雷”八十万人用二万
    七千元是经济主义,而“高司”一万多人却用了二万四千元,这又是什么主义呢?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特別是“二.四批示后,包打包砸,“三联站’、“北航站”等外地组织就被他们砸了,还抓了二十多个人,这个大方向难道又是正确的吗?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干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按:“冒”湖南话,即没有的意思)再一方面,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月逆流除了镇压“湘江风雷”还把别
    的40多个造反组织打成是没有“湘江风雷”的“湘江风雷”“流毒”,说是“湘江风雷”的外围组织。株洲“一.二七”造反组织在“二.四”前就退出了“湘江风雷”,但“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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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也被打成反动组织。常德有一个几万人的造反组织,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湘江风雷”的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搜集材料,上报中央,为“湘江风雷”彻底平反。这是不是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呢?不是的。因为湖老谭欺骗中央文革,骗取了“二.四”批示,我们应该造湖老谭的反。是他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至于有某些组织前一段所提出的不恰当的口号,已经改正了。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湘江风雷”的问题的。
    《风雷》工联湖南湘江风雷赴沪联合兵团、井冈山上海髙校攴湘联络站编印
    1967.9)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黎原:湖南驻军第四十七军军长地点: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同志们:
    让我代表四十七军的同志,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四十七军的信任!(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长时间鼓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鼓掌),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鼓掌)。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我们全军同志,坚决支持你们!(群众长时间鼓掌,高呼坚决支持四
    十七军的支左立场!)我们今后要团结在一起,要战斗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军民一定将长沙、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群众高呼:打倒龙书金!)我们四十七军在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支左任务中,也有很多缺点,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希望革命小将,多给我们提出意见。使我们在支左工作中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这是我代表全军对同志们的诚恳的要求。这次到京谈判,特别是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工联代表对我们的信任,热烈欢迎我回到长沙(鼓掌)!首先恢复铁路运输(鼓掌),然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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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鼓掌)这个光荣的任务。今天同志们对我这么热烈的欢迎,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我们今后要坚决地站在一起!(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支持四十七军的正确立场!)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我觉得同志们很好,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鼓掌)。这就说明我们的大方向,对主席指示的认真执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当然,我可以理解,同志们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群众高呼:打倒龙、刘、崔!消灭红色怒火!消灭高司武工队!)受了一些委曲。但是同志们照顾大局,照顾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照顾到全国,照顾到援越抗美,照顾到战备,照顾到生产,同志们可以受些委曲。这一点,我感到工人同志们的风格高,姿态高,我们解放军应该向你们学习!(鼓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
    同志们刚才提了一些意见,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满足你们的要求,一定保证安全(热烈鼓掌),那里需要部队,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定派部队(长时热烈鼓掌)。(28)
    关于军管的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鼓掌),因为我刚下飞机,就来开会了,情况我不大了解,如果是需要军管的,我们也保证达到同志们的要求(热烈鼓掌)。总之,要急左派之所需,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只要我们四十七军能够作到的,我们一定要答复同志们的要求(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鼓掌),一定满足同志们的要求。这一点,请同志们放心!(鼓掌)
    今天关于铁路恢复运输,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根据总理指示,中央谈判的精神,首先要停止武斗。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我们四十七军也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的。武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我们不要上这个当,死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第二步的工作,我们要很快地进行,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职责,特别是一月二十三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我们支左,要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热烈鼓掌)
    前我们四十七军的任务,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革命的左派,制止武斗,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昨天总理交给我们这个任务,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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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谈判,也是这个问题,谈停止武斗,要达成协议。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鼓掌);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总理办公室应该执行好。我的话讲完了。(群众欢呼,热烈鼓掌,高呼打倒龙书金.…….)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热烈的掌声中欢送黎军长到火车北站)(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时五十四分至一时三十五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总理问王恒一同志关于铁路夺枪情况)
    王答:“工联”派抓走了部队十一人,夺去十二支枪。
    (中间总理联络员李彩五同志插进来汇报“高司因有叶冬初在,拒绝总理接见)。总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接见为何不来?叶卫东是毛主席请来的,看!你们把这个组织惯成什么样子了,如不来是对抗最高指示。(戚本禹:如不来,要在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中公布)。李彩五、万达同志打电话批评教育,做工作。总理继续谈铁路问题说:这样违抗中央精神,铁路断了不好。(这时万达同志打完电话回来。)高司”代表来不来?(万达:学生年青,我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来。)是那天我对“公检法”批评了几句,(戚本禹说:我讲的。)我先讲的,你讲的更重些。他们(公检法)捣乱,可学生我一句也未批评啊!说我有倾向性,我是有倾向性,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有倾向性。
    别的省,军队很快的明朗化了,为什么湖南这么久不明朗,詹才芳同志你来多久了?(詹答:一个月了。黄永胜答:我们开了几次会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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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也要做做群众工作
    黄永胜:我们先把部队干部思想工作做好,再去做两方面的工作。王恒一同志继续汇报:抓我们十一人是否让他们放出来?
    总理:这不是十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铁路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解决铁路问题,解放军战士他总不敢怎样,不只是你们十一个人十二枝枪问题,两派要表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江西现受考验。河南宣布取缔“二七公社”,湖北取缔工总是错误的。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山东省有三条经验,你们看了吧!早检査比晩检査好,高姿态此低姿态好,公开检査比躲躲闪闪好。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和刘、邓不同。如是方向路线错误就承认,要自觉,反正是支左中的错误,伟大领袖毛主席信任你们,将“三支”“两军”任务交给你们,所以下了“八条”,拥军。但军队没有经验,特别高级领导机关,接触群众少,支错了,全国二十八个省多多少少都有错误,军队与地方不同,摸不清楚,解散一些组织,抓些人,压了小将,所以又来了“十条”,爱民。受压的小将起哄了,有的抓人,抓谭式人物,你们湖南是湖老谭。六月又把这平衡一下,搞了“六·六通令”,想把武斗停下来。问题就是要反复,文化革命一年了,前半年是执行反动路线问题。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赵永夫就是一个嘛。安徽打得凶,安庆分区开了枪,参谋长看不惯,打来电报。还是有看不惯的嘛但绝大多数未开枪。军队错了就改,会得到人民拥护的。“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戚本禹:“二·四批示”要研究
    总理: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相信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依靠解放军,相信依靠干部大多数。对部队要进行教育。湖南原排在后面,我们腾不出手来,现在非抓不行
    黄永胜:我们想帮中央做点工作。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华国锋建议:军队开会,我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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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军队还是先自己开。全国刘、邓,中南陶、王,湖南还有个王,要大批判,要推动革命小将在毛主席旗帜下,在大方向一致下站到一起嘛!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军区责任很重,也麻烦,我们不为个人,为党的利益,这么一想个人受点批评就觉得没有什么了。黄永胜同志不是想通了?武汉武老谭还有个名称叫陈大麻子,小将口号这么提,我还要打倒呢!要懂得小将受了压抑,矛头不那么准的,首先看造反精神,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性是第位,然后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有革命精神才能前进,当然革命要讲政策,咱们回忆年青当红军时,抗日时,那时思想那有现在的小将水平高?现在是毛泽东时代,但究竟还是小将,何需责备青年?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许多问题要客观调査清楚再处理,我们处在领导地位,每件事需要冷静考虑,就不犯片面性了。我们都在向群众学习,军队过去有丰功伟绩,在这方面军队要谦虚些,江青同志讲了要为人民立新功。要往前看。不管那方面抢的枪都要交还,铁路中断影响各个方面,希望军队和省的领导同志,想通这个问题,总不能把群众推在外面,一个工厂为何两派?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湖南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有可能,军队站出来推动,两方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就一致了。我们一道推动,包括章、梁、华、万同志都参加,尽管有的问题会影响全省,解决好可转过来的黄永胜:抢枪的事双方肯定都有总理:学习江西嘛!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二时五十分,总理、戚本禹、黄永胜等同志接见了湖南全体代表
    (总理走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现在请你们来,主要是解决铁路夺枪的问题。两方谁的责仼,我们搞不清,军区也搞不清。我们在这里解决,也不一定解决的好,谁先发言
    占先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违反中央指示,在裕湘纱厂殴打农民;占领邮电大楼,中断通讯;“工联”召开控诉军区大会,大搞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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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走河东高等学校学生。
    总理:铁路夺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占先礼:因邮电大楼被“工联”占领了,所以我们今天(十九号)联系不上。刘国辉(真理军):我们听了交通这样中断非常痛心,我们情况不明,这应记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的身上。总理:不要戴帽子。
    刘国辉:他们有个代表前几天回去了总理:叫什么名字?
    刘答:谢若冰,这几天长沙发生了一系列问题,与她有关系
    戚本禹:是不是回去了?(“工联”答:回去了)代表回去为什么不经过我们?以后回去要经过联络员同意。
    工联”胡勇:十七号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我们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打了一夜。南郊冻肉厂有八个工厂停工;十八号下午“高司武工队”,来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火车不通的问题,今天晚上九点钟(十九号)我们才知道。总理:今天抢部队的枪,占领邮电大楼有没有这回事?工联:有这回事。
    占先礼:“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造反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抓走了七个人总理:铁路上你们哪边人多?
    工联:南站、北站我们人多,东站、铁路局他们人多。
    总理:双方对立起来很难解决问题。我问你,铁路是军管的,铁路上的群众都是阶级兄弟,双方都应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铁路是全国性的,你停了,国内国际运输也断了。军管后,双方不介入行吗?(答:行)。电讯大楼也要军管起来,不搞对立,行吗?(高司:坚决拥护总理指示(“工联”申述了他们占领邮电大楼的原因。)
    总理:你们双方对四十七军好些,四十七军的同志跑一次赞不赞成?(双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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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总理把黎原同志叫到前面坐,双方代表鼓掌),大家拥护你,支持你,你
    就代表人民利益,请你跑一趟。你们长沙有多少部队(黎答:×个团),现在X个
    团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
    现在是二十日,搞一架飞机,送黎军长回去,双方各派一名代表。铁道部派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高司:他们抓我们九十七人今天还未放。
    总理:他们证明是回家了,不愿来。去时把曾干农接来,谢若冰也接来双方不介入,铁路不串连,停止夺枪,马上恢复交通。人民大会堂也两派在一房服务,并不吵架。我们要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有刘、邓中南有陶、王,湖南也有嘛!如王延春两边都不要,除王延春,还有人嘛!中断交通,损失多大!主席讲我们是越南可靠的大后方,铁路不应中断。一去马上就要恢复交通。我们中断交通,关系到国际影响嘛!不管哪一派,你们自己去调查到底枪是被谁抢走了。你们要争当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光明磊落,不要学彭真、罗瑞卿搞两面派。青年人要光明磊落,干革命,要说真话,你们是年青小将,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如果说假话,造谣言,耍阴谋,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枪谁抢的?在什么地方抢的?放第二步解决,首先是不介入铁路。为人民利益,铁路不能再武斗了,不能再抢枪了。这是考验你们,看那派作的好。对铁路两派不要介入,不要夺枪,铁路本身不武斗。恢复交通。
    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军队绝对不介入你们两派武斗
    许多部队劝架受了伤,也是光荣的,会感动群众。
    你们双方各派三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把曾干农、谢若冰也带回来,行吗?
    答:行!)
    第二件事,请双方像河南、江西一样,派也代表协商,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农民进城,今天二十号,下午会谈,希望有好消息。江西搞了“八条”,广西搞了“十条”,你们是主席故乡,不能落后,搞成协议就可以一起干革命了其它情况不谈了。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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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铁路的问题是那个组织搞的,要发个通报。总理:各专区代表是否到了?
    工联:交通断了,“高司”派把他们都赶出来了。
    总理:你们的人不是都到北京吗?不能搞一派天下,一派天下不行嘛,就是要几种观点来比较。
    工联:“高司”就只准有一派
    总理:你有些书生气,你是学生吗?我刚跟你讲了,就是要到北京解决嘛。(“高司¨汇报了大托公社大托大队“工联”“破坏"生产的情况,一生产队的社员来到了北京,要求总理接见一次。
    总理:(重复了一遍今晩所要解决的是铁路、夺枪、武斗问题。对单独接见未表态)。
    (最后宣布散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十分总理、戚本禹、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接见湖南代表。
    (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进入会场,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祝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身体健康!总理:祝你们健康
    现在我首先问一个问题。请黎原同志坐前边来!这次黎原同志回去顺利又不顺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马坡岭有个国家军火仓库,说有人去抢,到底是那派的?现在不清楚。“工联”我们很相信了,你们知道是那一派?工联:不知道
    总理:军区认为是“工联”派。我们接到总参作战部转广州军区的报告,二十六号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已经拿走三卡车东西。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组织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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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联派:我们到不了城外,设的有卡子。“工联”不会这样做。总理:其他组织怎样?工联派:不清楚。
    红联派:都是与“工联”接近的组织“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是章伯森梁春阳挑起的。
    总理:“红联”有没有抢军火红联派:没有。
    总理:“红色怒火”与你们接近,他们乱抢嘛!
    红联派:“红色怒火”与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联系。“工联”都说我们与“红色怒火”搞在一块,不是这样,是他们被打的跑到我们那里去避难佘定成:“红色怒火”就住在我们学校,不是什么避难。总理:你们“高司”马坡岭没人去吗?你们打电话能问问吗?红联派:可以问一问
    工联派:马坡岭附近有个农学院。总理:程元公同志,要农学院电话
    如果两派都不承认,我们派军用直升飞机去,如果和两派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乌合之众,假借你们的名义。我们派军队去,不能开枪就捉他几个,好不好?众:可以!)你们不是有了协议吗?写了协议又去破坏。你们不能这样搞法,臂章也没有,番号也没有。你们应该光明磊落,如果抢枪真是为了自卫,提出来可以考虑嘛!你们这样搞乱了。军队又不能开枪,你们不是欺侮军队吗?你们还承认最高司令部吗?你们看看,尽管武汉这样,独立师的参加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三新”就是“三新”,“三钢”就是“三钢”。现在搞的长沙连武汉都赶不上,连臂章都没有。为什么长沙搞成这个样子呢?中苏大厦问题就是化装的“六号门”,现在又化装夺枪,这完全不是堂堂地搞革命。“百万雄师”犯了错误,但他也有臂章。长沙到底是那里搞的,黎军长也搞不清。你们愿意这样继续下去吗!不是你们的人,你们要发表声明红联”代表那些组织?占先礼:“红联”有“高司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负全责?你说话要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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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了“省委机关筹委”、省市“公检法”有多少人,负责人是谁。并接一次电
    总理:“高司”实际多少人?占先礼:两万多。
    总理:“高司”红卫兵有多少?占先礼:一万二千多
    总理:与红卫兵相同观点的有多少?有没有袖章?也是红卫兵?占先礼:加上相同观点的有两万多,有的有袖章,有的有证明
    佘定成:他们没那么多人,实际上内部有不同意的,因压力很大不敢讲。他们(指相同观点的)没袖章,有胸章,是秘密的,在渡河时用。总理:你们贫下中农是怎样组织的?湘南这么大也管得了?
    (贫下中农造反军的代表,说明了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各地农民如何迫切加入这个组织。现在长沙地区的四个组织,已组成农代会筹备会,参加的有
    六十九万四千人。并说明他对这个组织可以负责。
    工联派农民:农代会我了解,是武装部的御用组织,到处对“工联”造谣!总理:我正是因为它通过武装部组织的,所以才让他负责。你(指“红联”派农民)说了话要算数!
    (当总理问到广播电台“红联”派有多少人,谁负责,以及警卫部队情况时。电台“红联”派反映“工联”冲击了电台)
    工联派:不是我们冲电台。他们筹委会是反革命的假夺权。总理:谈最近的。工联派:我不晓得。
    总理:夺权的问题,如果错了,可以改变。夺枪,就会发生连锁反映,造成无政府状态,对长沙有什么好处?军区瘫痪了,湖南军区没信用了,你们能把长沙治安维持好?
    红联派:他们成立了治安指挥部。总理:能维持了?
    工联派:公安局的人已经跑了,流氓阿飞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成立的治安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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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能制止已经发展起来的武斗?
    工联派:“公检法”都把犯人放了,他们的口号是放弃工作,保存实力。总理:你们能维持治安?
    工联派:与四十七军合在一起能维持治安总理:是啊!没有军队你们怎么能维持
    工联派:当时我们捉的流氓阿飞那里也不收,才搞的治安指挥部
    总理:那时有点作用!当前武斗大发展了,你们治安不能维持了,只能自卫。刘秀英说明“高司”与“红色怒火”有关,同时又背定邮局的枪是“工联”夺的,并且说明“工联”如何说她是陶、张的黑线人物)(戚本禹与总理耳语后)总理:我问电台的事。
    (电台“红联”派反映广播电台告急,并说“工联”派从六月底就成立了电台专案组,就想冲击了。“工联派说明这是诬蔑,成立电台专案组,是搞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是冲击)。
    总理:你们要去冲击,就是要把那个连交械,不解除军队武装能冲进去吗?工联派:我们没冲,我们不会夺枪,可以通过合法手续
    总理:不要辫论,这件事好办,叫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查一下。联络员同志打个电话。现在到处抢枪,这是当前要解决的
    总理问红联"所属组织“市委机关筹委”,“真理军”,“革命造反军”,以及“洪流的组织情况。并去接一次电话。问到“洪流”时)总理:你们是按贫下中农协会,还是单独组织的?
    洪流:是单独组织的。长沙地区有四个组织合在一起了,共六十九万人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你们说法不一致,不是说独立的吗?你们合在起也没有这么多人?有六十九万吗?洪流:合在一起,统一喊做农代会
    总理:我知道。怎么有六十九万人?可能把小孩子也算在一起了,是号称吧!你们进城搞武斗的,你能负责吗?
    洪流:我能负责。凡参加农代会的,没有一个搞武斗的。
    总理:你们(指“红联”)不承认与“红色怒火”有联系。“红色怒火”有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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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联派:“红色怒火”特务连连长在北京,住在西苑旅社,叫王克俭。总理:啊!特务连连长!联络员同志,派车把他接来。
    占先礼:“红色怒火”情况我不清楚。中央要“红色怒火”的人,让“红色怒火”自已派人来。
    总理派人去找王克俭。)总理:是跨行业的?工联派:是
    总理:是专搞打砸抢的?“红色怒火”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工联派: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总理:不是取缔了吗?
    占先礼:报告总理,这个情况我给你说
    总理:你不是不晓得吗?这个人怪得很!我搞调査,你又来插嘴,你这个人不是怪事!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我们不是取缔了吗?是谁组织的?有高干子弟,可能和“联动”差不多?
    工联派: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总理:噢!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
    刘秀英一方面说明“红色怒火”与“高司”有关系,同时又说明“红色怒火”都是青年人,没什么政治目的,是打抱不平的,是专打“青年近卫军”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
    工联派:“红色怒火”是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刘子云的女儿最初建立的。他们因为“红色政权保卫军”被解散,有满腔的怒火,所以才叫“红色怒火
    (工联派谈了“红色怒火”的四点纲领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人数和武装情况
    总理:你们这边(指工联派)。“工联”是比较统一的。(总理问了“工联”人数,所在地区和一般情况)
    总理:“长沙工人”是独立的?为什么单独组织?工联:他们是区级工厂组织的总理:“长沙工人”的代表为什么没来?工联:被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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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指“红联”)为什么抓了他们?是黎军长带去的。刚才说黎军长顺利又不顺利,这个就是不顺利,你们拆他的台!这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红联派:我们打了三次电话,要他们一定放人。戚本禹:谢若冰被打死了没有?
    (“工联"派的黄振东说了“洪流”拦车抓人过程)
    总理:“洪流”的?是你们(指“红联”)的?你们说不搞武斗,怎么拦了汽车?要劝他们放人
    红联派:“七七”事件打死了我们的人总理:这是黎军长带去的,应分开。
    红联派:我们抓的,打回电话去,可以放人。但是谢若冰回去后,军区、电台、公检法抢的净光净光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没给我们打个招呼。这个女学生是很能干的。红联派:武斗是“工联”挑起的。
    总理:她不是“工联”的,她是学校的,年青能干。她回去是想把组织发展一下,年青人总是想搞出点成绩来。不管怎样,代表被扣被打总不对吧!我委托你们把谢若冰、张楚楩五人放出来。你们既然听中央的,听总理的,我委托你们打电话回去,把这五个人立即放出来,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你们指“红联”派)这边,还有几个没有来?红联派:我们的九十七人都没放。
    总理:放出一部分来了。你们(指“红联”派)无论如何要把扣的人送到飞机场,我们去接。你们九十多人可能一部分没放。
    工联派:我们有缺点错误。九十七人中有些是保守组织的头面人物,一部分洗手不干了,和“工联”合作很好,有的怕出来安全没保证,不敢回去。
    (“红联”派反映九十多人中八十五人没放,有的在“工联”的工厂中挨打受折磨)。总理:那有那么多!可能有的不愿出来。你们“工联”再打电话回去问问多少人没放出来?你们扣那节车,本来可以不干的,广州批了么!造反派么!左派么!应有宽大的胸怀,告诉“工联”,气量要大些,不要搞小动作。搞了点材料是吗?你让他搞黑材料!带到北京也不怕他!现在要大批判,要搞,搞刘少奇的,他有本书就够批判的了。以后别干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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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秀英、“红联"派的想发言,都被总理打断。并继续问“工联”派组织的情况其中问到能与“工联”配合行动吗?“长沙工人”答:有些一致,有些不一致;“红色新闻兵”答:能一致;“永向东”答:可以配合行动;“省直红勤站”答:观点一致,能配合行动。
    总理:佘定成你们夺枪了吗
    我们是“高司”杀出来的,我们连自己也保不住,我们不会抢枪。(总理还问了他们组织的情况。
    (总理问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和市公安局“誓卫东”组织情况后)公检法:他们(指“誓卫东”)不但夺枪,而且把档案柜也打开了。总理: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誓卫东”揭露“公检法”在这方面是耍了阴谋。用枪引诱一些组织去冲档案室。)总理:“农联”的,你们多少人?农联:五万多。
    总理:是按贫下中农组织,还是分开的农联:是分开的,是从基层联合起来的
    总理:你们这部分能保证不动员农民进城,不破坏交通吗?农联:我们保证不搞武斗。
    (“红联”农民代表借机攻击“农联”,说他们利用上山下乡青年不安心农村,挑动进城。“农联”有力的驳了回去)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起来有多少人?叶卫东:有一万多总理:主要在那些地方
    叶卫东:株洲、湘潭、郴州都有。红联派:吉首、零陵也有了叶卫东:你比我更知道?!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吆!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吆!你们看,现在就是对武汉“百万雄师”,我们也没有说要取消它的组织。他们炮打中央代表团,中央文革,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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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我们现在都没有宣布解散他们嘛戚本禹: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
    总理:那当然,我只是说一下。他们过去压制你(指叶卫东),你们是造反组织,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犯了那样大的错误的“百万雄师”还要分别对待,我们对群众和坏头头是分开的,何况你们“湘江风雷”!你们现在和“工联”行动一致,还是不完全一致?
    叶卫东:基本上一致,不完全一致。
    总理:不完全一致!你们是造反派,应该说清这
    工联”的同志就跟黎原
    同志讲过,他们都是不赞成夺枪的。但是,有些组织认为,你们军队有枪也不用军队有“几不”嘛!不动气,很难做到了,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后两条就得保证了。他认为军队不动手,不开枪,拿着枪也没有用,借给我们保卫保卫吧这当然也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不好。有了枪,就要开枪死人,所以都不能抢枪。这是群众组织,如果有人冒充“湘江风雷”,冒充“高司”派,这样把枪落在谁手里?武汉这样乱,也没放枪,敢于承认目已,长沙就难辨别了!这不好。章伯森同志,你们在那里时有这个风吗
    章伯森:没有,我们六月就来了。总理:这个风恐怕是从江西传去的。
    (章伯森同志反映了全省各地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高司”派人去做报告,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以后发生农民进城和造反派被赶出当地的情况。“工联派又反映了造反派被围在洞庭湖四天四夜的情况)
    占先礼:章伯森说“高司”下乡,我们没有。当着总理的面撒谎!“六·六”以后,我们被逼有的跑到湘潭,有的跑到广州。
    (“工联派农民举了“高司”到他们公社去的例子,有力地驳斥了占先礼。“红联派农民进行反驳。“工联”派举了“高司”到常德的例子驳斥了占先礼。总理:不要详细谈了
    你们有几个组织是不是把军区司令部占了?叶卫东:不是我们,是不明身份的人去的。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我们有个报告,冲军区的有“工联”、“永向东”、“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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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韶山公社”、“红工会”、“长沙工人”.以及外地来长沙的。
    总理:冲军区的多少人?龙答:五千多人。总理:现在还在吗
    龙答:还有二、三百多人。总理:军区档案被拿走了吗?龙答:有的被拿走了,正在查。总理:密码拿走了吗?龙答:拿走了一组。
    总理:所有的地方都进去人了吗?龙答:都进去了,宿舍都冲进去了。总理:你们没武装?龙答:有,统统被夺走了。总理:你们不能守一下?龙答:不能还手。
    总理:江西也没开枪守住了。龙:他们有些是从后墙来的。总理:你们军区大院有多少人?龙:一千人,连家属小孩。
    孙素洁:我们来时已经驻了五个连,决不止一千多人。总理:是独立师的?
    孙素洁:是。我们是有布置的,战士都分片保卫那些房间。我们军区大院绝不止一千人
    龙:我说的是机关。那样的话就一千多了。总理:人呢?
    龙:人没走总理:有五个连?龙:没有,只有两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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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那么没用!两个连连密码都保不住龙:把我们的人打伤了。总理:家里没有负责的?龙:有好几个副司令员总理:没有管事啰
    叶卫东:抢枪的不是我们,这是龙书金的阴谋军区那么多人,我们每次游行在门口都有四、五十人,这次冲为什么那么容易?这是变相的发枪。到现在大街上还贴大字报说我是反动头目总理:给他抹掉!戚本禹:不管他那一套!
    工联派:龙书金很毒辣!刚才把造反派的名都点了。现在长沙街上有很多小孩子背着枪,这是那个组织的?!我们没有抢枪。
    孙素洁:军区二十一天以前的情况我知道,警卫是森严的。“六·六”以前就准备了石头、木棒、铁棍…….么都有。这不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我已向中央写了信。我们的一个宿舍,不到二百人,派了六十多个战士。并且还砌了墙,准备了吃的。球场、俱乐部、大礼堂驻的都有部队。五个连分三片,统一指挥是刘子云和芦副政委。这样的布置,进来几千人是可以努力守住的。我们军区的东西早就转移了。
    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军区的东西转移了?龙:没有。
    总理:一点都没有?龙:没有
    总理:真话!查出来怎么办?龙:查出来受处分。
    总理:为什么我们这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龙:四楼是保密楼,“红旗军”那时打上去了,这次调两个连进去,
    另外调
    个连驻招待所
    总理: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
    龙:有点,我们的楼是半边的,“六六”以后,后边修了一个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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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
    龙:准备了点沙包,因为楼板是木头的,怕和中阿友好馆一样,一放火就烧
    总理:你们大楼一天就冲进去了!这还行?龙
    总理:你再假设干什么?大楼那天冲的龙:前天
    总理:什么时候去的?龙:下午六点。
    总理:当晚就丢掉了,你这个司令员!我看不像个司令员!龙:他们带着木棒子
    总理:现在在里边的人能劝走吗?龙:我们打电话回去
    总理:是不是你们有点像张平化、王延春的逃跑主义?龙:没跑!
    总理:你怎么知道?龙:来电话说的。
    总理:电话上也可以骗你嘛龙:有的保密柜被砸开了。总理:密码拿到那去了?龙:不清楚!
    总理:黎军长你到军区没有?听到一点情况没有?
    黎:没有。这是在我们离开长沙后发生的。(孙素洁想发言,被总理打断)。工联派:刚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很奇怪,军区防守很周密,怎么一下子丢了?军区过去有准备,为什么突然变了,军区守卫不带枪,二十五号冲进去了,里边有很多孩子。附近的造反派用喇叭广播,说眀这里有阴谋,不能进。马坡岭,我们哪个组织也没去,据了解是“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的。现在形势很紧张。总理:到底是军区引进的,还是你们指“红联”派)进的?红联派: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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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1页,共4822页
    (“工联”的同志揭露这次军区问题是刘子云回湖南一趟搞的鬼,是放长线钓大
    总理:如果说是军区自己搞的,你们要拿出证明。现在还有二、三百人是什么人?在里边干什么?
    (“工联”派揭露把流氓阿飞放岀来,是刘子云的鬼。“工联”派农民揭露武装部把枪发给“红联”派。
    总理:不要说具体的了。你们(指红联”派)有什么证明?红联派:不是我们(指冲军区)。
    总理:你们保证?这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林国兴同志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林:我不清楚!
    总理:你没接电话,谭文邦同志你怎么看法?谭:今天开了一天会,不了解
    总理:就是龙书金一个人接电话了。詹才芳同志知道吗詹:不知道。
    总理: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不知道,真奇怪!唐俊光:长沙形势很严重,请中央去调查。
    总理:“红色怒火的找来了吗?(王克俭站起来)你是“红色怒火”的?(之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一般情况及成立和发展情况,并问了与“高司”有没有联系,干了些什么,还问了他们参加“六六”武斗的情况,王克俭说明与“高司”有联系其它问题也一一做了回答)
    总理:“工联”抗暴制止武斗指挥部是你们的工联:有两个。总理:怎么不同?工联:北区有一个。总理:你们都有人?
    工联:不是。我们开始成立的是治安指挥部,有三十多个组织,后来有六十
    二个组织。“工联”是其中的一个总理:“工联”有没有抗暴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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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2页,共4822页
    工联:没有,有个抗暴兵团。总理:“六号门”有没有人来?工联:它是“工联”的一个组织。
    总理:在“工联”之下的?“青年近卫军”呢?工联:不属于“工联”,参加了制止武斗指挥部。总理:“红旗军”呢?
    工联: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恢复,最近有了。
    总理:你们与这些组织在行动上是完全配合,还是不完全配合?工联:不完全。
    总理:医学院一直围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有权劝阻?
    工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不是权力机关。医学院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知道
    总理:现在包围的情况怎样,是不是“工联”包围的?工联派: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以后劝退了总理:现在是那些组织?工联派:是其他的一些组织
    总理:已经六天了,断了水、电,你们不劝他们退出,里面的就要铤而走险你们怎么不打电话?
    工联:不但打了电话,而且与四十七军一块去做了工作。对他们说不通总理:我看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北京的组织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大家共同保证,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完全有诚意,但“高司”不是这样。“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对抗。还有“专揪戚本禹战斗队总理:专揪戚本禹?(“工联”派那位同志念传单)
    总理:把传单给我。(总理接过传单看
    佘定成:湘潭军分区杨副司令员说向“百万雄师”学习。
    工联派农民:湘潭军分区说“七·一三通知”对我们(指湘潭)是无效的。总理:确实是他们干的(指传单),是反动的!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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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联派:我们一定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六·八通令”直接对抗中央,把工联”、“永向东”.…这些组织说成是非法组织,河西有自卫警备区司令部,他们完全不管。如果“六·八通令”不取消,协议达不成。
    总理:“六·八通令”是什么内容?把它拿来。他说你们非法,我们中央说你合法嘛!协议前什么怪事情都有的,如果协议前和协议后都一样,还要协议干什么不要再说了
    工联:我们坚决贯彻总理:那我就问他们高司:医学院还被包围住。总理:外边多少人?什么人?
    高司:有“工联”,有“红旗军”。现在只剩五楼,已经断水总理:“工联”造反组织别搞这个名堂,是不是控制不了了?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我现在问你们(指“红联)对协议是什么态度?(众答:坚决拥护)你们现在还有争论,就是第五条“已建立的群众性武斗组织和制止武斗组织一律撤消”这一句,你们要把“制止”二字打上括号。已经建立的武斗组织要取消,双方进行协议,把对方名字打上括号干什么?
    红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是指挥武斗的。总理:你管那个干什么?!名称就是个名称嘛!
    红联派:制止武斗是好事情,是不能取消的。所以要打括号。总理:制止就有参加的意思,不要咬文嚼字。(“工联”派想发言谈岳阳问题)
    总理:又是这样,我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省的,还有别的省,那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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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多时间!这个字别搞了,没意思了,以后不取消再说嘛!
    你们同意了,联络员作证,章伯森同志,华国锋同志,万达同志,四十七军同志做工作。你们签个字好不好?你们双方既然信任他们,他们也签个字。今天下午就搞这个。
    你们十九号晚上达成了协议,双方派代表与黎原同志、铁道部的同志去解决铁路问题,交通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为什么黎原同志的汽车在你们指“红联”)的地区也通不过了?这就不对嘛!这就输了理了嘛!你们现在承认打电话回去,无论如何要放人,不然不好说话嘛!
    我现在再委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工联”、“红联”各推十个人把主要组织都包括进去,搞调查。到军区院内看看,二、三百人是怎么回事?医学院是怎么回事?
    刘秀英:总理,我要求回去。同时我希望协议上再加一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
    总理:整风当然好了,再加的话以后说。你们加好了,不加也不勉强。首先到医学院看看,到底外面包围的是那个组织,是那方面的人那方面劝他们撤走;如果两方都不是,大家都劝好不好?(众:好!)
    第二件,到医学院后,再到军区大院看看,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工联”方面的,“工联”劝他们走,“红联”的,“红联”劝他们走,如果双方都不是共同劝说。密码到那去了?要找到,总能找到个线索的。也可能你们到了,他们走了,走了也好。人撤走后,军区要自己负责,你们军区司令部不能随便再丢了!黎原同志马上通知郑波同志,你们也马上打电话告诉家里,马上把代表派出来。第三件,对武器,许多地方都夺了武器,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我们现在来个号召,不管是那方面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现在不要马上交回,马上交回他不干,他说我要自卫。双方封存起来,不能乱用,乱放枪
    四十七军调部队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俩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现在由四十七军来负担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你们信任不信任?(众答:信任!)章伯森同志,你信任不信任?(章答:信任!)梁春阳同志,信任不信任?(梁答:信任!)华国锋同志?(华答:信任!)万达同志?(万答:信任!)龙书金同志,军区接不接受?(龙答:接受。)四十七军办事机关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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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干学校,刘顺文同志!四十七军办事在你们学校,你们怎样?应该给予方便(刘:我们保证。
    四十七军马上调部队到长沙、株洲、岳阳、衡阳,保证铁路畅通。你们两派都要打回电话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谁扣留了就批评谁。
    你们愿湖南乱下去吗?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拿枪乱放!你们把解放军的枪拿去行吗!马上到马坡岭去看看,到底是那里来的?
    你们群众组织都要带臂章或胸章。把协议签订以后,你们打回电话去,任何组织都要带臂章、胸章。凡是没有臂章、胸章的都是冒充。叶卫东:“湘江风雷”的臂章都被抄走了总理:你们弄一个胸章就可以了嘛叶卫东:有人冒充!
    总理:冒充!你们想个办法,总有办法,你们想办法搞个记号,告诉四十七军备案就合法了!你们要保证执行十条协议,拿这一条来考验你们。你们应当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六六通令”,现在又加上你们的协议,我们在这方面来考验你
    你们首先要签定协议。要信任郑副军长,他在政干校办起公来,十人代表住在那里,不称职的可以撤,按巴黎公社原则办事。双方各要十个人摆在那里,解决这么几件事:一件到医学院,劝他们解围;二是到军区大院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三是到马坡岭;四件,把枪枝封存;五件,四十七军的军车完全可以通行无阻,再不能扣人。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
    医学院、军区、马坡岭要去看看。邮电、电台,四十七军要派部队去,轮渡也是这样。
    四十七军办公地方在政干学校,军区有事到四十七军办公地点去接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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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按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红联派说我们与军区没关系,又说“工联”派很狡猾,并要求将尚未撤出军区的二、三百人中的拘留几个,以便对质)总理:为什么要拘留?
    戚本禹:不拘留也可以弄清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补充
    以下补充的部分,由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整理。来源系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湖南赴京三方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
    1967.07.27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点十五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了湖南赴京三方代表。接见时,中央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内容大意如下
    、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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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
    三、“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我们是信得过的。“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应该恢复名誉,恢复组织(按系统)。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
    四、下一步应该着手研究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最后,周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亲切地嘱咐我们:“你们刚取得胜利,不要骄傲。”(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五十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接见湖南三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派、军方)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四
    十七军军长黎源。
    二时十五分,总理等首长进场
    工联派一位代表:首先,让我代表毛主席故乡工联派革命造反派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众:万寿无疆),敬祝各位中央首长身体健康(众:永远健康)。
    总理:祝你们健康!黎源同志来了没有?请坐前面来!(黎源这时在总理左边坐下)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四十七军黎军长这次回去处理问题,又顺利又不顺利。有些事情办了,有些事情没有办好。马坡岭有个军火仓库被抢了枪。是哪派去抢的?当然,我们对你们工联是很相信的!你们工联知道不知道工联众答:不知道
    总理:军区说是工联搞的,在马坡岭拿走了三卡车东西,你们打个电话回去问,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的组织参加了
    黄振东:我们根本不能去人,因为那里是“高司”、“红联”的天下。
    红联派:这抢仓库事件是章伯森、梁春阳操纵“工联”、“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他们专门搞打砸抢抄抓。
    总理:“红色怒火”是你们“高司”一起的吗?王吉贤(红联):“红色怒火”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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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成:总理,“红色怒火”是住在矿冶一起的总理:是嘛
    占先礼:报告总理,“红色怒火”根本不是我们一起的!只是他们六月份没有地方住,我们腾了些房子给他们,他们住在一舍。余定成:“红色怒火”住在我们矿冶学生四舍。
    总理:现在不要辫论。你们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马坡岭到底是谁抢的枪?如果两边都不是,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我们就可以用直升飞机抓他几个。抢枪的人也不戴袖章,干事要光明磊落嘛!如果为了自卫,还可以反映
    这些人抢枪,不戴袖章,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毛主席司令部,不承认毛主席的军队,这行吗?在武汉,x同志被打了。你们都参加了游行吧!长沙连武汉都比不上!现在搞得一个组织连袖章也不戴,抢了枪不承认,搞得军队无法工作。为什么长沙搞得这么个样子?“高司”搞了一批人化装“六号门”的。干革命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要冒充呢?这还象干革命吗!“百万雄师”还有臂章嘛!现在黎军长都不知道,这么多枪都被谁抢去了?到底被谁抢去了呢?“红联”到底包括那一些组织
    (占先礼站起来想发言)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代表全局?你是“高司”的,你代表“红联”就要作数,可要代表到底!
    总理:“公检法”多少人?吴菊聪:五百多人总理:是省的?
    公检法:是省“公检法”。(这时有人进来和总理说话)总理:我接个电话就来。(过了片刻,总理进来)总理:市“公检法”有多少人?公检法:有二千多人
    总理:“高司”有多少人?有没有袖章?
    占先礼:一万三千多人,加上同观点的有两万多,有袖章。余定成:现在他们用的是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到不了河西。总理:你们“贫下中农造反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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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庆祥(红联):我们这个组织有数十万人。总理:贫下中农那么多,你能管得了吗?
    鲁庆祥:我们贫下中农造反军是去年十二月组织的,从许多地区的情况来看很多人迫切要求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总理:那么你们现在实际上有多少人?
    鲁庆祥:我们成立了长沙地区农代会筹备委员会,有六十九万四千多人总理:那么多?我问你,你能对长沙市农代会负责吗?如果农民进城搞武斗你能负责吗?
    鲁庆祥:我能负责。
    总理:好,我就是要你负责。总理:电台的情况呢?
    电台(红联):我们电台是军管单位,有三百多人,今天工联他们又冲了电台。胡宜民:报告总理,省电台军管是陶铸一手批的。现在电台的负责人,也就是军管人员,是九·二四抓黑鬼的!对于这样反革命假夺权机构,我们就是可以冲
    总理:是的嘛!但是你们不应该冲,现在湖南军区完全失去了威信,街上的秩序很难维持,湖南军区已经瘫痪了。
    红联:“工联”无视湖南军区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成立所谓“革命治安指挥部”。符子如:“公检法”的人都逃跑了。我们抓了凶手,军区不收,警备司令部不收,公检法”也不收。我们就成立“治安指挥部”,这是革命行动总理:(点头)你们能维持治安吗?
    黄振东:过去我们能够维持。“公检法”放出了五百多流氓阿飞,现在比较难维持了。
    总理:现在武斗大发展,你们的制止武斗指挥部也管不了!电台:昨咋天他们冲了电台,抢了枪
    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广播电台冲进去了没有?你们冲进去想接管武器吧?朱顺祥:不是,我们是冲击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理:“红联”派中有多少工人组织?“真理军”有多少人?王泽(红联):有一万七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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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还有个“革命工人造反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黎正海(红联):我们有二万五千多人
    总理:这个“红流”与刚才那个组织(指贫下中农造反军)是一样的吗?易浩然(红联):不一样,我们有二十八万人刘友桂:长沙市郊区总共只有七万人。
    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那儿来的这么多人!
    刘友桂:很多农民都冒加入组织,他们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收,大人小孩都收。
    总理:我知道,他们是“号称”。把很多人都算在一起,大人、小孩都算!总理:“红色怒火”的人来了吗?占先礼:“红色怒火”与我们没关系总理:他们不是与你们同一观点吗?叶财宝:有联系,有证明人。总理:人在那里?叶财宝:在北京
    总理:到了北京?把他找来。(这时叶财宝同志乘车去找被我造反派俘虏后教育过来的“红色怒火”特务连副连长黄克俭)
    黄振东:我汇报一下“红色怒火”的问题。红色怒火就是“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变种。
    (占先礼想插话)
    总理(对占先礼):你这个人才是怪里怪气的。你这个人真怪,你先说不知道,我一调査,你又出来讲。(指着黄振东)你继续讲!
    黄振东:他们“红色怒火”里面都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刘秀英(作为“红联”代表进场的):“红色怒火”肯定是和“高司”有联系的。我原来是支持“工联”的,六·六惨案后,我看见打死了很多“高司”的,我又不支持了。现在的“红色怒火”大部分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年青人,他们有些是原“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要正确引导。
    朱顺祥:她刚才的发言是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谈的
    黄振东:“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造了名册,他们有四条纲领: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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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夺权;②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③专门对付造反派;④运动后期背着背包去坐牢。
    总理:这可能是他们说怪话吧!你们“工联”有多少人?唐忠富:我们“工联”有十七、八万人。总理:其他地区属不属于“工联”?
    唐忠富:其他地区组织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有联系总理:除长沙工联外,还有“长沙工人”。“长沙工人”如何?唐忠富:“长沙工人”没来人!总理:“长沙工人”为什么不来?
    唐忠富:他们被“红联”抓去了,还抓了四个。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抓了,你听吧!你们就是拆黎军长的台。红联:我们打了三次电话回去了,叫他们赶快放人。
    黄振东:我是从虎口里面逃出来的,昨天下午三时,我们去机场时,经过大托公社冻肉厂附近,我们被抓走五人(谢若冰、贾镛、张楚梗、熊瑞林、陈勇),谢若冰当场被打伤,头破了,血流满身,上衣撕烂了。张楚梗和其他同志也当场挨了打。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说你们还不武斗!人家汽车过路,你们拦路。红联:我们有一个人被人用枪打死了,所以我们很气愤,于是就拦路,抓了他们五个人。现在,我们一定要他们放人。谢若冰他们回去是煽动群众组织武斗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也不打个招呼,这个女同志倒是能干,是不是她想回去发展一下组织,青年人总是这样想。黄振东:不是,回去是解决一些问题。
    总理(转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打了,我托你们两位马上把那五个人放回来,曾干龙(红联代表)是不想来嘛!李志仁(红联代表)也不来了,胡少奇联代表)也不来了!
    红联:你们七月七日抓了我们那一辆车厢的人还冒放
    总理(对工联派):上次你们抓的人,可能还有些没放出来,你们回去查一查红联:上次有八十五个人还没放,只放了几个,还扣了我们很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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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哪有那么多!你们工联是造反派,你们要宽大一点,气量要大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小气。以前抄黑材料,抄了那么多,现在谁还要这些?总理:“长沙工人”有多少人?唐忠富:他们有几千人
    总理:他们和你们“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唐忠富:基本上一样
    总理:“长沙工人”拿了枪没有?
    黄振东:“长沙工人”拿了枪,但他们事后打了个借条总理:总算还打了个借条,但拿枪不对黄振东:我们也不同意拿枪总理:省委机关“永向东”有多少人?尚春仁:六百四十人。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尚春仁: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红色新闻兵”多少人?黄振东:有一百八十多人。总理:观点和“工联”一致吗?黄振东: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有多少人?
    胡宜民:报告总理,我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是从“长沙造反有理军”杀出来的原来我们和“高司”关系最好;但是,在二月逆流中,我们上了龙书金的当,压制了造反派,因此,我带着一千多人杀出来了。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胡宜民:完全一样。
    总理:“省直红勤站”有多少人?王家根:一万多。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众答:完全一样。
    符子如(政法联络站):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如“青年敢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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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在抢枪,把公安部门的机密档案抢走了,同时,红联、公检法又把大批枪枝放到机密箱去引诱造反派,好让造反派上当!总理:“青年敢死队”有多少人?众答:不知道
    总理:你们“农联”有多少人?刘友桂:有一万多人
    总理:你们观点和“工联”一致吗?刘友桂:完全一样。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了有多少人?
    叶冬初:现在已有一万多人。在有些县份根本不能恢复,一打出旗子就撕烂
    总理:这是因为你们受压制。
    红联:报告总理,其他县都恢复了“湘江风雷”
    总理:那怕什么?恢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中央没有讲是反动组织,也没宣布要取缔嘛!就是“百万雄师”也没有宣布取缔嘛戚本禹:这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总理这时微笑着点点头)
    总理:我刚才是这么说嘛!何况“湘江风雷”你们是造反组织。“工联”和“湘江风雷”是不是都是一致的?
    叶冬初:基本观点一致,有些具体作法不一样。
    总理:据黎军长说,“工联”是不赞成夺枪,但是有些人说要自卫就要有枪,军队拿了枪不做事,可以拿过枪来自卫。当然,这也有一面的道理。不过,解放军的枪是不能夺的。武汉各组织做了什么事还承认,现在长沙抢枪的事到底谁干的也搞不清。若坏人冒充“工联”、“湘江风雷”,那就更坏了,在长沙搞得没办法辨别了!现在请章伯森谈谈
    章伯森:最近,各县市召开了各级贫下中农干部会,高司都派了人去搞什么控诉,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常德、益阳、湘潭都把造反派压下去了。现在约有一万多造反派被赶到长沙。占先礼:我们没派人去!
    刘友桂:他们派人到我们郊区煽动贫下中农进城,我们把他们赶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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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代表:报告总理,还有一千多人被保守派和农民围困在洞庭湖中,已经
    四天四晚了。他们并架起了机枪!
    常德代表:我们常德地区,“红色怒火”去了三百多人,带头的是高司矿冶的张福喜,在常德挑起武斗,结果打死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还打伤了许多人萧士昌就是一个,他的头被打了五个洞,现在已来到了北京。
    总理:你们哪些组织把军区占了?龙书金同志,你得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龙书金:有一个报告。这次冲军区抢枪是“工联”、省委“永向东”、“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大专院校”、“长沙工人”、“孙大圣”
    念了三十几个
    组织)
    总理:有多少人冲?
    龙书金:共有五千多人,现在还有三百多人在里面没走。密码只有一组没拿走。大楼、宿舍冲进去了,武器都被抢走了。总理:当他们冲进军区时,你们本身有多少人?龙书金:连干部、职工、家属总共只有一千多人。
    孙素洁:(很愤怒地站起来)不是的,我来时,我就看见我们那里就驻了五个连在里面。
    龙书金:只有两个连。
    总理:两个连密码都不能保住,真没有用。
    叶冬初:龙书金真狡猾,他这是变相地发枪。两个连保卫,什么东西都保不住!“公检法”最近放出几百劳改犯,在社会上捣乱。现在“红联”还把我当成反动头目,还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我现在在总理面前,我看你抓!
    工联派众人:他们“红联”现在还说,叶冬初是反动头目,不能当代表,还发了许多宣传品,写了许多大标语总理:你们把它涂掉啰!
    叶财宝(孙大圣):龙书金把我们这么多组织说成是夺了枪,这是欺骗党中央我们“孙大圣”航没有一个人去冲军区。
    孙素洁:二十一号以前军区的情况,我是知道的,那里面早准备好了铁棒、木棍、六六六粉、硫酸,我们门诊部就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办公楼前还砌了围墙并且还有五个连分散在灯光球场、办公楼..等地。五个连分三片作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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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副司令、鲁副司令布置的。我认为这是早有准备的。我们军区的东西的转移是很早就准备好了的。龙书金刚才说军区没有一点准备,这不对!总理:龙书金同志,是不是你们把东西转移了?龙书金:没有。
    总理:将来查出来怎么办龙书金:查出来受处分吧!
    总理:你们来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龙答不上话)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龙书金:是准备了
    孙素洁:不是一点,是准备了很多
    龙书金:我们看到中苏友好馆烧掉了,准备了一些沙袋。
    总理:说怕楼烧了,这是假话,你还说假话干什么?我看你不象个司令员龙书金
    就这样,我们当晚就把军区丟了。
    总理:你们是不是跟张平化、王延春一样,听到群众来了,害怕群众就逃了龙书金:不是,不是。
    总理:密码到哪里去了?都应该回去查清楚。
    王家根:军区里面是准备好了的,忽然间一下子把军区丢了,这样作是陷害
    四十七军。我刚打了电话,家里反映,是下午五时多,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冲进了军区的。工联的宣传车和在军区对门的省气象局《红旗》兵团的宣传站在喊:“造反派不要进去,这是龙、刘、崔之流设的圈套。”群众反映,抢走军区东西的大卡车都是往榔梨市那边去了,那边本是红联、高司的天下。至于马坡岭军火库的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我打了电话,问了各造反派组织,没有人看到有造反派的车子和队伍往那边去!
    总理:是军区自己引进去的,还是外边引进去的?工联方面代表:是军区搞的鬼。
    总理:林国兴同志,谭文邦同志,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谭、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冲军区这回事情。
    总理:我看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莫明其妙。(这时,“红色怒火”的特务连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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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进会场)
    总理:“红色怒火”有多少人?黄克俭:“红色怒火”有一千多人
    总理:是不是都是从“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出来的。
    黄克俭:有一部分是“红政”的,一部分是“八一兵团”,头头都是的。“红色怒火是十一月份成立的。
    总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不是有联动思想?黄克俭:是有的
    总理:跟“红旗军”有没有关系?
    周国辉:湖南“红旗军”是造反组织,“八一兵团”才是保皇的。总理:这跟“高司”有没有联系?
    黄克俭:跟“高司”有联系,跟下面有联系。总理:你“红色怒火”干些什么事?
    黄克俭:我们是专门与“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六号门”唱对台戏的。我们不当左派,也不夺权,只顶“造反派的逆流总理:你们进行了打砸抢抄了没有?黄克俭:干了,从五月份开始。总理:“六六”事件你参加了吗?黄克俭:参加了,在楼下。总理:有好多人?黄克俭:有七十多人。总理:“高司”有多少人
    黄克俭:他们在楼上,不知道。总理:“六号门”在外面有多少人?
    黄克俭:“六号门”的只去了三十六个,“青年近卫军”的去了十几个。
    总理:那么一点点人怎么攻?(对着工联)抗暴指挥部是你们“工联”组织的吗?唐忠富:我们没有成立抗暴指挥部,成立了制止武斗指挥部。总理:“六号门”米人没有?众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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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青年近卫军”呢?众答:没有
    朱顺祥: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抗。(当场念了高司写的一张反动大字报《想不通,要上北京》)(总理这时看了朱顺祥递上的《想不通,要上北京》的大字报)总理:这个如果是他们写的,那当然是反动的啰
    王吉顺(红联):现在湖医危急,“工联”从十八号起围住湖医,到现在已经有
    八天八晚了。来围的还有“红旗军”。总理:“红旗军”打旗子了吗?众答:打了
    总理:搞那么多名堂干什么?“湘江风雷”里边有几个头子不好!既然“工联”打得很响了,又都按系统组织起来了,就应该把这个旗子高举下去。“湘江风雷”应该恢复名誉
    (这时,唐忠富交上双方协议书)
    总理:为什么要在协议上把制止武斗指挥部打引号?这又是在挑起矛盾戚本禹:没有道理!只是个标点符号问题。
    总理:咬文嚼字没意思。你们今天白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要达成协议,要
    四十七军签字。你们双方不是都表示信任他们吗?(对红联)为什么黎源同志通过你们的地方就通不过呢?我们现在委托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双方都在家里派十个代表,共同调查,到军区去看看,做好几件事:
    )看看军区内现在二、三百人到底是那些组织?是哪里的人?若双方都
    不是,双方就共同来劝他们回去。
    二)马坡岭的事情要査清楚,到底是谁夺的枪?(三)去看看湖医是怎么回事
    四)双方的武器统统封存起来,责成四十七军调队伍来维持。四十七军你们双方都相信他,最高统帅也相信他,中央军委也相信他,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接受不接受最高指示众齐声答:坚决接受
    (这时,总理依次问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万达、林国兴、谭文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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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金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一一回答:坚决接受。)
    总理:两派都要说服农民,不许农民进城武斗。还有四十七军的军车不准拦拦了就是撕毁协议,就要挨批评。现在两边群众组织,统统要带有臂章或胸章,凡是没有臂章或胸章的就是冒充,没有臂章就要想办法去做。叶冬初:“湘江风雷”的袖章被抄去了。
    总理:再做一批新的,做一个记号,到四十七军那里备个案,免得冒充。四
    十七军要完全通行无阻,不许阻拦。邮电局要四十(14)七军派人军管。首先要恢复铁路、公路、邮局、电台,现在湖南这样乱,中央决定早些解决湖南问题。过几天,要着手研究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区现在瘫痪了。戚本禹:瘫痪了是因为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总理:(点点头)现在由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革命。中央决定要改组湖南军区党委。
    众热烈鼓掌)
    (这时高司找叶冬初同志争吵,并骂叶冬初是反动头目)
    总理:叶冬初同志,不要吵,给你们恢复了名誉。造反派,要宽宏大量,不要因为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刚取得点胜利,就骄傲,怎么能叫我们放心呢?叶冬初:我一定注意,听总理的话。唐忠富:我们马上开门整风。
    总理:天亮了,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造反派代表十分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
    (这时,红联、高司代表纠缠总理,提这样那样的问题)占先礼:我们没有跟军区走。
    总理: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指高司)是受了蒙蔽的。(这时,造反派方面代表要求总理休息。再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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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话
    以工联等左派组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最英勇、最强、最坚决。为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创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们省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去年“八·一九”就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运动,轰开了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的所谓“赤卫队”的重重包围,粉碎了
    三相信”的谬论。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揭了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张平化抛出了“九二四”的反动报告之后,全省大抓黑鬼,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全省处于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围攻、不怕戴反革命的帽子,组织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热烈鼓掌)。这些革命造反派奋起批判湖南省委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长保军等保守组织的围攻,使革命造反派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孤立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他们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革命造反派并没有上当,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坚持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猖狂进攻。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夺权斗争。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勾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热烈鼓掌),大规模地逮捕了革命闯将,并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革命造反派。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
    由于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我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对我们的亚峻考验。
    要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的方向路线错误,彻底批判龙、刘、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热烈鼓掌)。湖南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一切通令和通告等一律作废(热烈鼓掌,口号声)。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最热烈鼓掌),应该恢复名誉,可以恢复组织,但不要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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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对于湘江风雷和其他组织中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应该给予坚决地平反(热烈鼓掌),凡是被打成所谓反革命的应该坚决地给予恢复名誉。
    九六七年八月四
    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改了一点,其余都好。毛泽东八月四日(根据手稿刊印)已阅,同意。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査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岀“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注释1)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
    、湖南省
    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
    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
    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
    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零点四十六分至三点半,戚本禹同志接见“红联代表(包括专、市)全体成员戚本禹同志拿着名册一一点名,当点到胡少奇时,戚本禹同志说:你叫胡少奇,这次你回去干了一件坏事。
    胡少奇:报告戚本禹同志,我正要同你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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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说:好!等一下再说。
    (点完名后)胡少奇站起来说:这次我和代表团回北京时,车子开到冻肉厂门前,车子被挡,当地工人和贫下中农发觉车上穿有便装的,非要留下不可,我去解释又解释不清,这样谢若冰等五人身份被暴露,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我主张双方就地谈判
    戚本禹同志说:黎正海同志你是当事人,把当时情况说一下
    黎正海:胡少奇讲的,全是假的,完全颠倒是非。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你从五连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上午就飞回北京。黎原军长问我:“你告诉胡少奇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上午七点。”黎军长说:“你马上回一个电话,说代表到不齐,时间定不下来。”我后来打了电话。二十五日下午一时,郑波副军长叫我起来上汽车到飞机场,刚坐上汽车,你也来了。我们车子到冻肉厂前被拦住了。你下车去农民中煽动,最后你站在嘎斯六九车顶上公开煽动,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不答应就把“工联”方面的代表扣下来。当时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违反周总理当面指示的行为,你不听,把人抓到冻肉厂毒打一顿,后又转到大托公社,我要求把谢若冰等五人莫抓到河西去,被一个矮麻子农民模样的人骂了一顿,问我代表谁。
    四十七军保卫处长王鹤然同志把我叫岀来陪“新闻兵”代表黄振东同志和铁道部军管代表二人,去四十七军大托铺驻军处住下来。你又赶出来,要我监视黄振东同志。我们到那里,驻军刚吃完饭,你领着谢若冰等五同志和农民赶到这里。警卫发觉后,我们把黄振东同志转走了。你进来见我们就问黄振东到那里去了。我不高兴地说:“不知道。”你对我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把他看住。晚上你和王鹤然处长谈判,要把黎原军长和黄振东同志交出来一起谈判,否则就不谈。你们一直谈到晩上三点多,这时我早睡了。次日早晨六点多,我醒来时发现谢若冰等五同志不见,你也不见,我以为到其他地方去睡了。正在这时,王鹤然处长匆匆忙忙跑进来对我说:“你这小鬼,还在睡大觉,胡少奇早就打电话过河西去了,说你叛变了,今天早晨准备把你骗过河去干掉你。”这下把我急坏了,马上化装坐上汽车同正处长通过警戒线逃往机场。到机场后不久,黎军长也来了。不久外围岗哨打来电话,大托已戒严,到处抓逃走的二人。我们早饭也没有吃,观上坐飞机起飞。
    胡少奇立即站起来说:这是欺骗中央和戚本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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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说: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与黎原同志反映的是一样的,你干了坏事还不承认,这是什么态度?
    高司龙彪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学习几段语录:“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戚本禹同志站起来说:你这条语录是对我说的,我就不接受。我们有调查,有证明。你干了坏事,还想倒打一耙!
    胡少奇说:你这种态度我不接受,你要让我讲清。戚本禹同志说:你干了坏事,不承认错误,有什么可讲。(这时,胡少奇、龙彪都站起来辩驳)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坐下。(总理联络员也要胡、龙坐下。)
    戚本禹同志说:根据你干的坏事和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撤销你的代表资格胡少奇:你就撤吧,我还怕什么
    戚本禹:你这样恶劣的作风,我还可以对你采取专政措施
    (胡逼着戚本禹同志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代表团有些成员都指责胡少奇的恶劣态度。
    戚本禹同志问:“高司”几个代表?占先礼答:我们有四个代表
    戚本禹问:哪一个代表比较开朗一些?(全场都没有作声。)
    戚本禹同志问黎正海同志:你说哪一个开朗一些?黎正海说:他们四个人都是铁板一块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髙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因为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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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毛主席发动起来造反,反还没有造好,就抓了那么多人,这是什么错误呢?军区犯了错误,你们有意见就提吗。你胡少奇的态度那么恶劣,革命小将犯了错误是允许的,只要改正。谢若冰、叶东初你们认为是反动头目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组织中有没有呢?那倒说不定。你们要反,反戚本禹吧,为什么要反总理呢?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你们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站回来,起来造反这才是对的。你们既是代表应该回去做工作,把群众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次有黎正海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发言很好,这就是好态度。我们国家一开始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来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挂帅。关于合作化问题,河南和河北两个文件,刘少奇不肯发,毛主席要发,结果发出去了,这说明两条路线在中央斗争很激烈。刘少奇的组织路线就是被那些叛徒、特务把持着。他们这一系统,控制很多省、市,这种斗争很激烈,虽然只有一小撮,但就是这一小撮破坏我们国家。拿湖南省来说,张平化是陶铸的亲信,王延春是叛徒,从省委到基层有一些人跟他们跑,他们以此欺骗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斗争极复杂,如果我们在路线上站错了,就犯错误。例如龙书金并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也站错了队。刘、邓提出“驯服工具论”培养批人保他们,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两派。我们思想稍为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就站错了队,这个起作用大的是公、检、法和武装部门,原来这些组织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他们站错了队还认为自己站得对,他们还想维护张平化王延春原来的政权,有的从专、县、市甚至还下一点,有他们的人,都要换掉,军区执行的反动路线,要打倒这条路线,湖南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军区错误路线军区错了,中央有一定责任。“高司”跟着犯错误,现在要赶快改正错误。我们有错误,反正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造反造我的反,千万不要造总理的反,总理代表中央。现在硏究怎样转变。“湘江风雷”不纯让他们自己清理,绝对纯是不行的,你们这派也不纯,反总理就是最大的不纯,如果继续下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现在湖南要马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黎原同志担任主任。我们马上建立革命武装维持秩序。“红色怒火”应由你们宣布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观点与你们相同。胡少奇不承认错误,我们还可以采取措施。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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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八月七日凌晨○点三十分至二点三十分,总理、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代表团。
    总理、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入场,全体起立,呼“毛主席万岁!”总理入座。“工联”方面代表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并请求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问大家好,同意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转达大家的请求。接着,总理作如下指示
    刚才有事商量,去湖南的人回来了,听他们汇报,让大家久等了。
    整个湖南形势应该说是大好的。矛盾暴露岀来了,暴露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虽然不是各地情况都清楚,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清楚,大体上抓到了,也就初步解决了。
    上次讨论了湘潭问题,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湘潭军分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发枪了。湘潭军分区承认了,司令员赵仁山写了坦白书。上次我当面问,他没说,黄司令员又问一次,也没说。他的坦白书,准备印出来,给大家看看。各军分区有这种事的,要向黄司令员,向党中央交代。解放军同志要忠于毛主席犯了错误要改,改得越快越好。龙书金同志五月十二日在广州开会时,给家里打电话,写了检讨。主席有五点批示,用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名义转发到全国。(总理念了主席五条批语)从五月十四日,主席批湖南省军区党委检讨,到现在七十多天了。赵仁山尽管当面说谎,现在坦白了,还是好事。他正在负责收枪,已经收回了一部分,还要继续收。当然,光靠他一个还不行,在家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负责收。把湘潭、韶山这片地区,变成“高司”、“百万雄师”、“产业军”的集中地,这里不只是主席的故乡、主席的旧居,而是主席的出生地,怎能搞成这样呢?
    希望其它军分区(总理一一点了名)自己先检查,再打电话作工作,把思想搞通,把事情搞清楚。
    现在的趋势,长沙站不住了,是向外、向西。湖南面积大,人口多,到处活动,会引起新的问题。当然,出了新问题也没啥,不怕,矛盾更会暴露出来。我们相信,当地群众经过教育,会觉醒起来。长沙是个中心,问题已接近解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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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已经实践了,其它地方不一定都要通过自己实践了。通过代表作工作,教育群众,反过来。群众教育他,做对的,群众相信,做错了,群众反对,受到孤立,就要接受教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
    省军区继续检讨,书面检讨可能明天定稿。这次要写得更深刻些,军区、分区、武装部都应该有认识。在北京认识越深,回去改正越好。主要是北京的政治空气、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国的赫鲁晓夫,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将来还可另来一批受教育。
    解放军支左从今年起,湖南驻军支左从处理“湘江风雷”问题起。中央批件有错误。无论如何,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再继续犯过去的错误。发的枪自己收回。有的地方所谓抢,实际上是发的。湘潭承认啦!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江西纵容保守派,给了他们很大一部分枪。他们下到农村,与农民结合,发生了莲塘事件、赣州事件。赣州造反派死伤很多人,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流血事件因此,造反派觉得赤手空拳,处于挨打地位,他就要夺枪,首先夺警卫部队的枪军区犯了严重错误,但一直没有开枪,让抢去了。后来,让两派来北京协商,达成了协议,最后不抢了。造反派最听中央的话,坚决执行协议,很快把武器集中封存起来,情况好转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失掉了威信。从ⅹ×、×调野战军去,全省各地都要求派部队去,那么多军分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部队的枪。先出在萍乡,南昌城外青云铺师部的枪也夺了。我们严厉的说,这种枪你不能夺。这些部队支左有成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宣布: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捉,更不能打,机关不能冲。真正造反派一定要坚定执行中央决定。冲机关,搞成无政府状态,任何人无法领导部队支左难免犯错误,但支左的错误不同于黑司令部。对毛主席信任的部队要支持。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总理举了郑波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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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坐车出去被抢车的事,大家笑了。)能不能允许?(大家同声回答:不能。)工联代表插话:长沙过去就有几个人一个组织到处抢,有的是流氓阿飞。总理说:已经给ⅹXx说了,组织要按单位,社会组织不好控制。(“长沙工人”代表要求军队镇压这些组织。)
    总理说:你的意见对。调军队去,可是,听说抢枪,只好全部徒手,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你们想想,为什么把形势造成这样?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工作没作好,对不住伟大统帅和副统帅。造反派自己,如何自卫,你们研究个办法。总理问刚才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接着说:说得很好。一个小孩子挂两支枪,谁也不能管。外宾要求去韶山参观,只好暂时劝阻。韶山是主席旧居、世界革命的圣地,不让参观啦!你们不感到难受吗?
    工联代表插话:韶山已住上“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
    总理说:首先是长沙要安定,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还打算多派一点野战军部队去,由广州军区黄司令员筹划。乱抢枪、乱抢车,怎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要相信和依靠他们,你们把军队的枪、车都抢了,你们还能比军队有威信?无组织的,成为乌合之众,有组织,就好办了。一定要懂得革命的进程,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不符合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说清楚,凡是过去乱抢的,要加以整顿
    马坡岭、红山庙都去抢。“工联”挺身而岀,组织人保护马坡岭。精神是好的他们声明:你要抢,我就开枪,不抢,我不动,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精神。是无阶级风格。需要这样,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值得学习,要提倡,群众组织会来学习。过去自由夺枪是错误的、是非法的。你们打电话回去,停止抢枪。这对所有群众组织都是个考验。到底谁不遵守纪律。乱抢枪、乱放枪,冲野战军,夺他的枪,打他的人,不遵守革命纪律,是不尊重解放军,不支持解放军,更说不上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四十七军原来驻长沙的部队有点错误,可以调换,可以写信提意见,军民一家,拥军爱民嘛!要贯彻军委“八条”和“十条”,改变现在的混乱现象。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四十七军会支持你们的,给予信任,支持他们好不好?(同声回答:好。)
    (接见的)头一天讲话,第一个是叶冬初,第二个是谢若冰,怎能说不重视?“红联”方面有情绪,我们对群众组织都一样看待,犯了错误,还可以造反嘛!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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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7页,共4822页
    造反派也会有缺点,要通过各自整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现在组织正在分化有的发展,有的缩小,要好好整风,自己才能掌握。否则尽管组织发展很大,你们不容易掌握。群众组织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还可以存在嘛!
    其它问题还要研究一下。运动要向前发展,正在商量能在北京谈判中,把湖南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整个面貌才能焕然一新。正在起草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孙素洁同志要求军区开展四大
    总理答:军委有规定,要商量。真正的造反派当军区受到冲击时。是否应该更好的把内部秩序维持住?
    工联方面代表:黔阳告急,丁健司令员支“保”,发了七百多支枪,王副司令员带八百人退到邵阳,打死的已查出二十具尸体,几百人被关。旧社会土匪头子张平等的子弟又起来了,欢迎四十七军进驻湘西第二次剿匪。总理答:请联络员散会后谈谈。
    工联方面代表:常德造反派三百人从长沙杀回去,受到市武装部刘部长和关政委带领“红联”和大批农民围攻,已死四人
    总理答:应有组织的前进嘛!并不是拿着枪就能打仗。左派武装要好好硏究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工联”方面代表汇报衡阳以学毛著训练班为名,培养武工队。里应外合,抢军分区的枪。总理要衡阳分区周兴林注意,采取湘潭态度。“工联”方面代表汇报岳阳交通阻塞情况。)
    总理要岳阳分区魏司令员注意,并说:铁路由野战军护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一致起来,不要和外面串连,各派都要想想整体利益、全局利益。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总理还说:收枪、劝阻农民进城武斗是军分区的主要责任。(工联方面汇报了湘潭炮打中央情况。)
    总理对戚本禹大笑说:我是定时炸弹,你是黑后台?(红联方面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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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8页,共4822页
    戚本禹:不要光相信给你们打的电话
    红联刘秀英: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但对文化革命不理解。简单地说农民是保守派,是受挑动的,大家想不通。为什么会受挑动呢?希望中央作思想工作。总理:谁说是保守派
    (郴州造反派汇报了株洲铁道游击队”去二十多人夺枪的情况。“工联”方面衡阳代表汇报“衡革会”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产物
    衡阳ⅹx×:谁说“湘江造反兵团”是保守派,坚决不同意
    占先礼:湖医被抓二百三十人劳改没放,七月六日抓八十五人没放。戚本禹:总理还要找“湘江风雷”单独谈谈。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8.7凌晨0:30至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总理说:
    总的来看,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得愈彻底,解决得愈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
    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
    现在湘潭发岀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
    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向黄永胜同志,向广州军区,向党中央交待这个错误。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军区要继续检查。
    这次要更深刻,各分区是一样,在京认识更深,回去才能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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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应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龙书金以前在州写了个检讨,并打电话告诉省军区党委,写了个检查,毛主席5月14日批了几条(总理这时念五条),批示70多天了,那是五月,我们认为,改正错误要越快越好,现在想通了,赵仁山当面撒谎,背后坦白了,这很好,已经收回了些枪支。
    说说群众组织的问题,现在有这个趋势,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抢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至派人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
    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要跟同志们商量,但“抢”总是不合法的,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分区怂恿,允许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莲塘、赣州最大的“7·10″流血惨案,军区的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很遵守,不抢了,但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去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如从山东、广西调到江西,因野战军不可能分到每一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严厉规定,向所有的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考验坚定的左派。
    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主席同意去的。这样你还夺权,还要抓人,就无政府状态了,如果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允许的。我今天举的江西这个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象其它地区造反派少,去抢还可以,长沙地区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这不应该。
    你们信任47军,但长沙秩序很乱,这就是无政府状态
    你们要武装自卫,是有道理的,但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怎么办?现在长沙是造反派占优势,还是这种情况就不对了,结果只能将调去的一团全部徒手,84团的枪也被抢了,徒手开入长沙,我们很难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武装自卫对,但得研究个办法,三人一队,五人一列,一小孩持二支枪,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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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行?外宾去韶山参观,我们只好劝说。但不全怪下面,首先是湘潭军分区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自由地抢枪夺枪是不对的。是非法的,都是不支持,不拥护解放军的,更谈不上相信依靠解放军的。
    总理最后说:你们要相信中央,现在出现人为的混乱,你们应当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派去的军队,相信他们,支持他们,我们要求你们这样作,好不好?(众说:好!)我们对你们是重视的(摘自67.8.14《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主席、总理、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在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我们的确喝了不少水,犯了不少错误,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我们决心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值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检讨、请罪。
    、“二·四”批示以后,湖南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湖南军区龙书金、刘子云之流谎报情况,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又有意歪曲和扩展“二·四”批示精神,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对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大逮捕,在一段时间里(二、三月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因此,“二·四”以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关头,我们不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受了军区错误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边去了,犯了路线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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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批示下达后,“高司”广大红卫兵战士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坚定拥护,主动配合当地驻军抓了一百多名“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干部,还抓了在长的“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的部分同志,并且,上述被抓人员不少被打(群众时出于义愤)。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反动头目大会。会议中由于群众的要求,又宣布把同“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国际红卫兵”、“湘江风暴”等七个革命组织的大旗取下,严重地打击了这些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就是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开始
    不久后,湖南军区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我们并没抵制。二月
    十一日到二月二十四日,由“高司”负责组织了千余名学生下到长沙的主要厂矿企业单位和机关,开展宣传和调査。并也跟着去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在部分工厂客观上扶植了保守派来镇压革命造反派。
    自二月起到二月中旬止,我们通过广播、宣传车、传单、大字报和展览等方式,公开揭发和批判了“湘江风雷”的错误,并且在社会上公布了有关“湘江风雷”的调查材料。在这段时间,还有少数学校的学生极端错误的把“湘江风雷”喊成“湘江疯狗”,把坚决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群众叫做“保狗派”,对于这些极端错误的口号,我们没有坚决制止。此时的“湘江风雷”,人们确信无疑地认为它是一个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二·九通知,三·一八文件上均提到了)。凡此种种,说明我们这次错误由开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压制了“湘江风雷”广大的革命群众
    、三月底四月初,以“工联”为首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
    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而我们却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对立情绪严重,现在看来很清楚,这是继续压制“湘江风雷”中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
    四、四月七日,“工联”等革命组织强行封闭了“新生”的《湖南日报》,本来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看本质和主流,极力反对和贬低这种革命行动。于是,“工联”同“高司”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六六”惨案、“七·七”惨案,致使“工联ˆ派同“高司”之同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复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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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月中句以来,在“高司”内部,有极少数的学生极端错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戚本禹同志。有些话是很反动,这是种犯罪的反革命行为。我们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我们为什么犯这么严重错误呢?
    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千件事、万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可是,在“二四”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对湖南军区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直到最近才认识得比较深刻。军区支持我们,我们对军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看不到军区内有路线斗争,他们的话也比较容易听得进,这就容易产生奴隶主义。军区支持我们,使我们缩手缩脚,生怕闹岀乱子,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政治地位改变了,自己没有受压迫,阶级感情不同,所以对别人起来造军区的反不可理解,甚至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故意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从根本上看,还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改造好,有私心杂念
    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斗争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之后,就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二·四”批示后的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支持我们,而我们却飘飘然起来,同时还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搞小山头主义,唯我最革命,这就使得我们同广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三、不走群众路线,不作深入的调査研究,把感情当政策。“二·四”以后,我们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有的学生虽说去了,但由于方法有偏(向)性,带着框框去搞调査研究的。因此,只调査“湘江风雷”干的坏事,未调査“湘江风雷”干了那些好事,其中多少革命群众无辜遭到政治迫害,所以调査后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于反对派,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作阶级分析和具体分析,一概采取排斥和对立态度,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恶劣作风还时常在我们脑子中作怪,特别是在胜利或者最困难的时候表现最突出。
    诚然,“高司”犯的错误不能怪广大红卫兵战士,应该由我们“高司”负责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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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多,才犯这么严重错误的。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很沉痛。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高司”战士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有决心、有信心改正错误,接受新的斗争的考验
    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代表:詹先礼黄绍贤胡少奇王吉贤秦
    道纲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査报告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广州军区党委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我们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打击了“湘江风雷”和压制了“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这一错误又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以致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造成了军民之间,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给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次来京汇报,经过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反复耐心教导,使我们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我们对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从右边介入的。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群众运动。认为“湖南省委是打不倒的。”耽心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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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错话,支持了省委,压制了革命群众。
    我们担负起支左任务,一开始我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有反感,把“湘江风雷”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摧垮,抓了大批的人,把绝大多数支队长以上负责人关押起来。他们之中有的是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的革命闯将,有的参加“湘江风雷”只几天,有的只有十几个人一个支队的支队长,这实质上是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我们错误地把“湘江风雷”看成是反动组织,便在二月九日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我们既然对“湘江风雷”看法是错误的,对于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组织,自然也就看成了不好的组织,长期以来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抵触、对立、甚至总想把他们某些组织压倒、搞垮。省军区曾报请中央对三个群众组织加以取缔,未被中央批准,在全省范围內口头和文字宣布取缔和解散的群众组织x个。这样,就把广大的左派组织压了下去,把湖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压制左派,势必支持偏于保守和保守组织,因而我们在支左中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我们所组织的“红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所以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所犯错误,本来是有许多改正机会的,但是却长期没有改正过来,致使错误越陷越深,错上加错。
    四月初,一方面,传达学习全军军级干部会议精神,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另一方面,曾受到压制的革命造反派于四月七日封闭《湖南日报》,起来公开抵制和批评我们的错误。这是我们改正错误的一次好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和决定没有很好学习和领会。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抓得不紧,很不严肃,没有通过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决定的学习和领会,检査支左工作的错误,重新识别左派,特别是没有审查对“湘江风雷”的处理问题。总认为自己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并不那么严重。因此,觉悟很迟,改正的决心不大
    由于坚持错误,引起了造反派对我们的严重不满,军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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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启示下,我们对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五月十二日我们向中央作了第三次检査报告。五月十四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我们的报告,写了极为重要的五条指示,给我们改正错误指明了方向,是对我们伟大的关怀和爱护。但是由于我们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主席的批示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毛主席并没有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继续原谅和安慰自己,反过来则埋怨抵制我们错误的人,说造反派提出“一揪三打倒”大方向有问题,说有的人别有用心,想搞垮军队等等。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相反却发展了错误。例如对“红联没有决心动员其解散,对“工联”不仅没有坚决支持相反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甚至六月八日错误地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长保守派志气,灭造反派的威风,这是我们对造反派的真压制,假支持的一个总暴露。我们对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章伯森同志不仅没有坚决支持,加以保护,相反对戚本禹同志肯定章伯森冋志抱怀疑、抵触态度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对经主席批示的报告中已经背定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不仅没有加以维护,使之加强,相反却肆意地进行了改组,把在前段支左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的两个院校排斥在支左行列之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很不坚决,对毛泽东思想不忠诚,是最大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有的群众组织执行了我们的一切错误决定,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各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之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上加错,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支左工作中很少带着问题学习主席著作,特别是对毛主席五月十四日的批示,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热情对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极端错误的态度。因此,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对待和处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凭老经验,吃老木,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就事论事,看小节多,看大节少,讲小道理多,讲大道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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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小事小非多,讲大是大非少,以感情代替政策,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仓精神。而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把坏人看得过多,甚至筑围墙、垒沙包、做铁门,门卫森严,如临大敌,说到底,就是害怕革命。在支左工作中,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只愿做群众的先生,不愿意当群众的学生,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一分力量,不把自己同时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只强调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不强调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只强调拥军,不强调爱民,只愿听顺耳之言,不顾听逆耳之言。在亿万群众参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在前进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对它看得过于严重,思想感情上有抵触,因而伤害了群众,造成了部队和群众的严重对立
    、受黑“修养”的影响很深,在党委和部队内部,往往把组织原则置于政治原则之上。不把革命性放在首位,而是把组织纪律放在首位。不是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而是按自己的观点强调团结和统一。对于抵制错误路线的人特别强调纪律,对拥护错误路线的人则可放仼自流。致使在党委内部或部队内部,少数人的正确意见不仅得不到支持和发扬,甚至还受到压制和打击,而错误思想,错误意见却得到支持和保护,致使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四、领导姿态不高。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对于支持革命左派这样一项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不够,没有全力以赴,抓得不紧、屁股坐得很高,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上层活动中,很少深入群众,很少调査硏究,情况不明,被动应付,摇摆不定,措施很不得力,许多工作只是停留在会议上,不能落实。怕字当头,私心杂念很重,每到关键时刻,每遇重大问题,怕犯错误,怕担风险,不敢挺身而出,态度不明朗。对于所犯错误,不是高姿态的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而是怕丢面子,怕失威信,想改,决心又不大,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一句话,我们领导姿态与我们所担负的支左任务极不相称。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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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革命军队,湖南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把湖南“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很好担负起来,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对不起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决不含糊,决不动摇。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也坚决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进一步提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决心向山东省军区学习,诚恳地向群众作检讨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大多数群众满意为止。我们坚决拥护总理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改组湖南军区的指示;拥护和支持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省委内站出来的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贾镛等革命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是根据我们所报的情况作出的,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因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收回“二·四”批示,给“湘江风雷”平反。撤消错误的“六·八”通令,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当前,必须以武汉地区“七二。”事件作为鉴戒,加强思想工作,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检査,如有不当,恳请指正。
    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万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湖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一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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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来源说,此报告日期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1967.08.10:中发[67]244号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査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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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一日零时四十五分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
    总理:局势不能控制,你们很难解决。打电话回去,是按我们的方针,但底下不听,ⅹxx闹了一番。关于马坡岭问题、工程兵学院问题(指八月七日“工联”与“湘江风雷”在这里发生武斗),原来反映的情况有点出入,不大。谢若冰:到底谁有理?你所担心的内战已经起来了。
    总理:两件事单独解决不难,如果连锁反应,发展下去,内战是可以设想的。对我们的方针过早宣布有反效果。事件情况有出入,要自我批评嘛!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有它的特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的光荣传统。平时是按“党团员好、劳模好、老工人听话好”这个规律办的。一月份接受了“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十几年没有作群众工作,没有经验,下到工厂、学校,不少党团员运动初期偏于保守,加上刘、邓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错误,几乎是不可完全避免的ⅹ同志是干部,应该懂得解放军的这些特点,多向造反派作工作。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昨天,林副主席说:“只有毛主席领导,才敢于发动这场大革命”。枪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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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发生动摇,怎样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单靠你们没组织好、没训练好能行吗?解放军有四十年光荣传统,是打不垮的,现在美国要来,我们还有信心打败它。些犯错误的老将,只要还有政治热情,还可能再战沙场,带你们去打仗,我可以保证的。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发动你们,就是要培养
    你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们的确是帮助你们的。×X×打电话是忠实的
    Xx:我们要求内部传达)但下面不能控制。作领导的,脑筋要冷静起来,敢闯好,但一定要学习。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一定要学到。第一是革命性。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第二是科学性。极左就不好了。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极少数坏人要清洗。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谢若冰:我们打电话要求不抓不抢不打)但不能控制。总理念了一个关于抢军装的材料。)
    代表:已经查对落实了。是××抢的,xx是流氓组织。戚本禹:流氓要镇压
    代表:××、xx×都是流氓组织,长沙共有十多个。
    总理:要依靠四十七军,个别错误,允许改正。两派都要支持。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作为过渡。“工联”人多可多出代表。
    代表:投票是他们的担心
    总理:他们不在,我帮他们说几句话嘛。
    代表:“工联”另外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我建议共同搞,不要几个摊子。叶卫东:估计八月十九日“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可能进攻长沙
    总理:共同搞的意见好,指挥部要四十七军作头子,好调动,将来转为人民武装指挥机关
    (其它代表介绍了“红艺会”戴利同志
    总理:文工团员,你都敢于搞武斗。(笑)指挥部人员双方差不多,但也不要整整齐齐,“工联”单位多,可多一些。首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八·一九”进攻根本不在话下。还是文攻武卫,大家分工,帮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仓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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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的经验,调动时,由一派去,别的不去。一个组织保护一个工厂,别的就不去。
    戴利:指挥部要加强,但“联”不同意有些组织参加,说他们是社会组织。总理:有个过渡,将来归口,可以说服
    谢若冰:组织内部矛盾比外部矛盾好解决。现在是大联合阶段,能否把工人组织合为一个组织。群众组织应该减少、集中,权力集中,才能恢复秩序,建立政权。现在这样下去会越打越大,文化大革命会天折总理:不会夭折,可能曲折,全国是大好形势嘛
    代表:每次打电话都说必须有无产阶级权威。但一部分人硬要走下去,方面说服,一方面一小部分不专政不行。现在专政,打击面小,将来专政,打击面大。
    总理:专政是对付敌人的。
    谢若冰:湘派不是对中央,而是对×、×,个别对ⅹ有怀疑。联合有可能,在北京的,意见都一致,要联合制止内战。从长沙刚来北京的与我们交谈后都说我们“右”了。马坡岭问题与工程兵学院问题,要审查处理一下,谁是谁非,严厉批评下。工程兵学院武斗,蔡爱卿在现玚,但没指挥,现完全撇开不行,采取软禁。戴利汇报了工程兵学院现场目睹的武斗情况。并说:七月十五日听了蔡爱卿的发言,我们发现有问题。现在蔡、段、萧、史都是软禁。
    总理:工程兵学院武斗问题,可以单独解决。如果说工校武斗有预谋,那么马坡岭的误会更多,不要算老账,不要连在一起,要个别解决。往前看,促进自我批评,严于责己,宽于责人。下一步归口,要做基本功,厂里一派不压另一派两派联合,推进大联合。基层不联合,上面联合不起来。
    (一代表汇报长沙恢复“红旗军时,喊了“红旗军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的口号。)戚本禹: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只有对毛主席才能这样说,对别人都不能这样说,怎能自己说自己
    (一代表汇报“红旗军”虽然吸收了一些非荣复转业军人,但领导核心还是复转军人,顾虑不符合中央精神。
    总理:告诉商量一下,怎么迫不及待的钻出来了?戚本禹:联络员找“红旗军”来京的人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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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卫东:湖南红旗军要求中央表态平反以后,本身可取消,参加别的组织。戚本禹:“红旗军”的少数头头确实有问题,确与香港有联系。
    (代表汇报了“红旗军”有报纸、有活动,与韩景平(蔡爱卿老婆)的关系。)总理:电话讲早了,你们没料到,有反效果(指抓蔡游街)。
    戴利:蔡提岀“以武斗反武斗”、“杀到河西去”、“工厂可以停工,我负责”等等,我们觉得有问题。开始,我们对龙、刘、崔是区别对待的,后来,他讲龙的坏话把斗争引向龙。
    戚本禹:你态度好,认识到上当,我赞成
    (戴利汇报吴自立吹嘘自己,一有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亲笔信,二反龙书金,
    三是贺龙打下来的,要平反。
    总理:吴是彭德怀的死党。一九四五年七大时,吴原是预选代表,后未当选,怀疑中央认为他是特务问题,主席关心红军干部,回信表示他不是特务问题。但他到一九六一年还要替彭德怀翻案。
    戚本禹:他们可能有集团,一定有个大阴谋在里边,要査清楚。
    总理:文攻武卫是指对保守的、被反动分子操纵的,联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象对“百万雄师”。在左派内部之间不适用戚本禹:革命派之间应该联合作战,为何要攻呢?
    戴利:建议成立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民兵师或文攻武卫指挥部。谢若冰:能否表态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外的武装组织不予承认?
    总理: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査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总理:省军区由龙书金回去负责整理,岳衡线情况好了,军区开展内部“四大”,会揭发问题,你们不要去,军民界线还是要划清。
    代表:两件事,我们多作自我批评,但有一部分极左、过激的同志对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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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大
    总理:即使武斗几次,矛盾性质也不会变化,都是左派。两次都死了人,是误伤,打仗还误伤嘛!思想偏激可以教育,不教育、不帮助、不转变,矛盾才会转化。必须树立解放军的权威。
    戚本禹:你们靠谁作支柱?这是大问题。抢郑波同志的车,他好说话,真是涵养不错。这个同志不容易,困难时支持你们。要求你们发通报査,一定要把抢的车追回来。(八月十五日,湘江风雷把车送还了,并表示歉意戚本禹: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有新的作风。
    总理:应该建立互相信任,对个别人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对整个组织要信任。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二日晚九时二十分至十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陈锡联、黄永胜、叶群等接见代表团总理:我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他细节回去由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商定。
    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七日已经批准了。(全场暴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随即逐条宣读《决定》,当读完第二条时)
    总理:经多次研究,四十七军不仅能领导湖南的“三支”“两军”,也能组织筹备小组。章伯森、华国锋是经过考验的,特别是章伯森同志站出来此较早。当然他们有缺点错误,但能自我批评。当读完第三条第一段时)
    总理:开展大批判,要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中南的陶铸、王任重,湖南的王延春、张平化。要集中火力。(当读到警惕敌人……的阴谋时)
    总理:“湘江风雷”感到有这种情况的威胁,“工联”也同样感到这种威胁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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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唤起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抓革命促生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如果你们要分裂的话,敌人会利用。文攻武卫指的是对敌人,对小撮挑拨者,不是造反派之间。(当读完第三条第二段时)
    总理:现在长沙的革命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应该通过筹备小组的努力,促进大联合
    (当读完第三条第三段时)
    总理: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最大限度的团结大多数。要推动他们觉醒起来,现在高司也有表示,这个工作,还要努力,有的军分区、人武部操纵他门,把枪发给他们,突岀的是湘潭、常德、黔阳、益阳。“湘江风雷”、“工联”要去做工作,不要打击报复,要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军区、军分区也要一分为二,也有好的。即使头头不好,下边也有好的,长沙军分区就有站出来的嘛
    (当读完第四条第一段时)
    总理:有些夺的枪不是落在有组织的人手里,而是散落在社会上,有的冒充你们,又没符号。抢军服,冒充解放军更不好。(当总理宣读完后,大家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批准了,因有事,今天才宣布。关于“湘江风雷”问题,我们有责任,当然军区有自己的责任。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改组后的军区会更好的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我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央文革的同志,除王力同志因负伤没有来外,其他同志都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劳累,也勉强来了,我们建议她早退席。(大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龙书金代表军区党委宣读完检讨后)
    总理:刚才《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已讲到“二·四批示”中央的责任了,你们建议收回“二·四批示”已不存在了。这句话不要了。是不是?叶卫东同志。(答:是)
    龙书金本人有一个检查,今天不读了,大家看一看,行不行?(众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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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先礼:中央的决定我们没意见。我们“高司”在“二四”以前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四”以后犯了错误。我们建议我们的材料不发了,文字上再做些推敲!总理:可以!××你把材料收回吧
    占先礼:总理说我们是受蒙蔽的。当时没说“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捍卫“二·四批示”是无罪的。说我们是受蒙蔽的,不是这样,我们从“八·一九”就造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叛徒王延春的材料也是我们调查的。我们很多话没说完,要求总理单独接见我们
    谢若冰:“高司”的这份检讨,我们还通不过。去年我和他一块到北京,那时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没时间我不多说了。占先礼:希望给我们安排时间辩论
    刘秀英:我过去想当逃兵,不想搞革命了,想到新疆去。我错了,要打回老家去,接受批判,请革命造反派帮助我。我不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要从零开始。
    谢若冰: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做深刻检讨,你到底与陶铸、张平化是什么关系?我们有材料!
    刘秀英:守着戚本禹同志的面,我要讲清与陶铸的关系。(造反派指责她)总理:你们问她嘛,让她讲
    刘秀英:我接受省委的任务,到湖大当过联络员,以后又与中央文革的周子明等同志联系,反映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与陶铸、张平化什么关系,
    。请求
    中央对我做调査,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造反派又指责她)
    总理:她承认错了,愿意从零开始了嘛!她的个人问题,听听她的。你们是造反派嘛!(造反派:她是政治扒手!)她这么大小,你们怎么这样说呢?造反派应有造反派的气量
    占先礼同志,我问一问你,你们的检讨是八月八号,我提到“二四批示”中央有责任是七月二十七号,我今天一正式宣布,你要把检讨收回!你们写了检讨,当时我们感到你们的态度还好,所以印发了。现在中央已承担责任了,你就收回了!你们不赞成散发给群众,我们收回,但你们的检讨书是白纸上写黑字交给中央的,这是不能收回的
    占先礼:我们认为给中央的检讨要在文字上好好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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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你刚才讲到“二·四批示”的问题嘛!
    占先礼:我们“高司”没有武工队,可以向总理保证。高司武工队员的自白是捏造的。我们要求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进一步调査。
    总理:刚才那个女同志(指刘秀英)的发言,的确很沉痛,她的错误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张平化负。人家从零做起了,不要斤斤计较,造反派要有造反派的气量,要高姿态,应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受蒙蔽的应该同情嘛!
    总理对“髙司”一·个要发言的说:“今天结束会,你给联络员讲,把全文记下来万达同志的检讨,发给你们,在这里不念了。”
    (会场不安静,两派互相指责。大家鼓掌,总理等首长走出会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三日晚十时半至十四日二时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客室接见“工联”方面代表
    总理:今天想和你们谈点政治(策)上的问题,不要老是纠缠在具体问题上,老是钻牛角。名单上的同志都来了吗?联络员:来了。
    胡勇:周国祥同志来了。周: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工联”的常委,是干部?还是工人?周:千部,工人出身总理:多少年工龄?
    周:十五岁学徒,十八年工龄了。后来提拔当干部的。总理:马坡岭的事情你了解?周:我知道(谈马坡岭情况,略)总理:好了。其它同志不是说也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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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来了。在门外。
    总理:请他们进来,先在房子里休息,我等一下去看他们。
    周:报告总理,当前长沙社会秩序很乱,原来说武装我们“工联”,直到现在四
    十七军也没有发一枪一弹给我们,我要求总理给批
    总理:你这个人,一见面就是枪,枪。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怎么水平还没有提高多少呢?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总理:他们这样搞不对。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风格比你们高。造反派要高姿态。昨天江西一千多人开大会,人家根本没有动手。他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尚春仁同志是那一位?尚: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湖南省委的甚么处长?尚:省监委的处长。
    总理:省委里面有几个组织?
    尚:造反派组织是“永向东”,六百七十多人。“红联”派的是“机关筹委”。总理:王家根同志是那一位?来了吗?王:报告总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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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那个机关,担任什么职务?王:省农垦局财务处长。总理:过去在那里工作
    王:部队里转业的,原来在政治干校。
    总理:你是“省直红勤站”的负责人吗?你们红勤站有多少人?包括那些单位?王:“省直红勤站”是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起来的,共有二万多人总理:李劲祥同志来了吗?李: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噢,你是湖南日报的?北方人吗?李:是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河北人。总理:你在报社当编辑吗?那个大学毕业的?李:工作职务是编辑。没有上过大学。
    黄振东:他参加工作时只有十二、三岁,当时只有小学文化。
    总理:噢!小学文化当编辑,不错嘛!我说了嘛,当记者、编辑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嘛!要有实际工作经验。你那一年调到报社工作的?李:六三年。
    黄振东:记错了,是六四年春。总理:原来干什么工作
    李:在基层,大部分时间是做农村工作。
    总理:你当编辑,要多动脑子,写点好文章出来。我就是要讲这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斗争水平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走马灯,水平没有提高还行吗?要提高斗争水平,现在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什么喷气式,挂牌子,搞逼供信这不解决问题,主席很反对搞这些东西。斗党内走资派要靠材料,要搞批判文章,要挖内心世界。象戚本禹同志那样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有地方报纸写了不少好文章。在中南海斗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照片,不要拿出去主要靠材料,文章才能把他批倒批臭
    黄振东:报告总理,《湖南日报》十一号又复刊了总理:又复刊了?好!要把报纸办好
    黄:报纸复刊后搞大批判,请示总理可不可以点张平化、王延春和龙、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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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的名?
    李劲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可不可以在《湖南日报》上面刊登?
    总理:湖南日报不是群众小报。在湖南日报上点名要按十六条办事。点名批判张平化、王延春的问题我请示毛主席之后再专门通知你们。中央的决定不要在《湖南日报》上登
    李劲祥:请总理指示我们怎么把《湖南日报》办好?
    总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红旗,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革命的大联合中写出一些好文章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积极的贡献。
    湖南有刘少奇,彭德怀是湘潭的,黄克诚是永兴的,陶铸是祁阳的。(问黄永胜)
    黄永胜:是的。刘少奇是宁乡,彭德怀是湘潭的。
    总理:是嘛!这些人在湖南有不少活动,要搞材料把他们批臭。你们新闻兵有多少人呀李劲祥:一百七十多人总理:什么观点?
    黄振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一个观点,实际也不可能都一样。要吸收“工联”、“湘江风雷”这两派的同志参加办报
    在报纸上要宣传人民解放军,问题方面尽量少说。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
    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法方面来人吗?
    符紫如:报告总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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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噢!你是符紫如同志。公安厅的吗?符:是公安厅的。
    总理:公安部门是什么组织?有多少人?
    符:政法联络站,有四百七十多人。最近保守组织“省公检法”、“市政法公社”杀出来一些。保字号的大多逃跑了。
    总理:你可要注意啊!不要把劳改犯也吸收进来参加造反组织啊!(笑符:那不会,那不会
    总理:你要注意,“公检法”的组织垮台后,他们转入暗地活动了。政法部门杀出来的,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有传统思想,罗瑞卿传下的那一套在政法部门根子很深。原来彭真管政法,是保卫局的观点,他把苏联特务,蒋介石特务那套办法学来,又加上福尔摩斯那一套。十几年来就是搞这一套。你们公安系统必须过好斗批改这一关。斗当权派容易,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这个旧摊子,建立套新东西,很不容易,你们要在斗、批、改方面下功夫,搞出成绩来,不然又是老一套。
    符:好!我们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办。(xx反映谢若冰给长沙打电话的情况,略)
    总理:电话稿我看了,和我讲话精神没有出入。至于下边怎么说,那是下边的事,她管不了。
    刘友桂:“首都红代会”的同学下去分两派观点,到处演说,使下面两派闹对立。总理:要叫他们回来。
    王家根:这里有蔡爱卿的一个讲话,请总理看一看
    总理:(看传单)这简直是反动的。本来昨天我想宣布他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把蔡爱卿的档案都拿来了,因为大会开的不理想,没有宣布了。
    蔡爱卿很坏,原来在山西当副司令员,公开支持彭德怀反毛主席,退休回湖南后,仍然搞活动。要叫他暴露一下子,等群众起来反他的时候就好办了。我们再法办他
    (周国祥介绍湖南ⅹx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的情况。)总理:那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王晓同志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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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报告总理,来了。总理:湖大的情况怎么样?(王晓介绍湖大情况。
    总理:你们造反派有多少人?
    王晓: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都回家了。学生二千多人也回家了,怕回来挨打。总理:要做好争取教育工作。黄子林同志来了吗?黄子林:到了。
    总理:你是省委的?千什么工作?什么组织?黄:省委“永向东”。我是档案局的干部。总理:同尚春仁同志一起的吗?黄:是一个造反组织。总理:多少人?黄:六百七十多人。
    胡勇:关于长沙局势问题(略)
    总理:你们要同部队商量,配合起来。胡:四十七军没有发枪给我们
    总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
    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
    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李劲祥:听电话汇报,目前长沙很乱。
    总理:你们报社,还有你们机关的,省委“永向东”尚春仁同志,还有王家根同,王晓同志,还有公安系统的符紫如同志,你们要组织一批力量搞调査。长沙这样乱,背后有人出主意,除了蔡爱卿,吴自立还有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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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2页,共4822页
    你们要注意
    符紫如:×x×有一个支部。
    总理:组织干部、红卫兵小将去调査嘛!你们对形势要有一个估计;保守势力并不甘心,还要待机反攻,他等你们造反派内部先打,再反扑
    现在“极左派”大反黎、华、章。将来筹备小组成员一公布,还要大反特反。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人家刚刚上任,就要打倒,这是什么问题?我担心你们从北京回去,一下车就会被抓走。这是什么问题?你们想一想?
    你们“工联”,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做小动作。在处理兄弟组织关系问题上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有几次我说了话,你们把我的话顶回来。你们同“湘江风雷”同志的争论是观点之争,不是路线之争嘛,你们不要一听说人家社会组织就反感。这会犯错误的。人家有缺点、错误,可以改嘛。周国祥同志,听说“工联”派你搞指挥部工作?周:是的。
    总理:要搞指挥部,姿态就要高,不要搞宗派。你是工人嘛!周:工人出身的干部。
    总理:今后,要保证,不管那一派,都不能冲击解放军。这样部队才能保证开展工作。要两派都来保卫,不要一派保,一派冲,结果打内战胡勇:军区怎么办?
    总理:还叫龙书金同志回去,在军区内搞“四大”,好好检讨。军区要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革筹小组由黎原同志负责。黄永胜:省军区就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吧。
    总理:关于走什么道路。有人说北京道路,有人说上海道路,青海道路,我看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各地方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创造,要有志气我讲了多少次,总是希望你们两派搞好团结。你们两边都开个生活会。中央关于“湘江风雷”问题表了态,这是个大事,他们在昨天连态都不表一个,ⅹ×只晓得同刘秀英吵。革命派嘛,要气量大秘书:伯达同志请你过去讲话。
    总理:他是常委嘛,他说了就行了。还非要我讲几句吗?秘书:伯达同志请你去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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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下,请他们等一会。
    总理:占先礼在昨天会场上表现很不好。关于“二四批示”,主席的意思是中央多担负责任,不要让地方为难。他一见中央决定,就把自己的错误也向中央身上推,这个态度不好。
    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注意争取,不要打击报复。跑了的,也不要扣工资,主席最不同意这个办法。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八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湖南代表团及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在京的有关群众的谈话记录周总理讲话
    关于湖南问题,在大前天我们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来跟两方面的同志单独会谈、分别会谈的时候,还有一两千湖南来的同志,因此,我们今天补开这个会议,再见面一次。
    既然有这么多同志来了,我想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因为许多同志已经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最近两三天分别跟你们“工联”和“湘江风雷”的两部分同志谈了话。我们还想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作一点解释。这个解释也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决定上提出来的。
    我现在还是采用分段把中央决定原文念一下子,然后对每一段再加以某些解释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共分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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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念第一部分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査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这个书面检讨曾经在会上宣读过。现在省军区党委常委又作了一些修改,明天会印发给你们
    “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冮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的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査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这一段里面包含很多问题,我进一步作些解释
    所谓军区党委常委的书面检讨,刚才说了,修改以后,明天会印发给你们。你们如果来不及在这里讨论,当然可以回到湖南讨论。如果有意见,还可以向湖南省军区提出。就是说,应该允许广大革命群众对军区过去所犯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用书面写大字报、小字报等送给军区,也可以开会批判,也可以采取背靠背的办法批评。但不管怎样,过去所犯错误,在省军区党委常委检讨以后,在中央指出这些错误以后,他们是决心改正的。而且,下一段我们还决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所以,省军区党委会的责任,哪一个同志多一些,少一些,我们经过事实调査,同志们检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点名的这两位同志,是负更多的责任。但并不是说,龙书金同志就不负一些责任。他自己检讨里面也说了,他曾经在广州开会的时候,通知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中央当时得到广州大军区、湖南省军区两个检查报告,都认为是检讨的比较好,所以曾有五点指示,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起草的,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指出他们应该怎么样认识错误。可惜,湖南省军区后来又没有进一步检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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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反而又动摇了。这就是说,湖南省军区有承认错误的认识,但是经过内部些不同的意见一争论,又动摇了。这样,使错误揭发的过程就比较晚。在龙书金同志自己的检查上,说了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这个事情是过去了,是可以允许批评,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往前看。对省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当时我们指出,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这个“二四批示”,是对省军区犯错误有影响的。这个批示。在湖南参加斗争的同志都晓得,是这样批的:“湖南军区对红旗军’、‘湘江风雷'的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楩、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责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军区,应该把这个责任分担。这是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一向的精神,向的态度。我们希望,军区也好,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也好,群众组织尤其是左派组织,应该学习这精神,严于责己,上级多负责任。确实是从上面下去的。“湘江风雷”的问题,捕那么多人,当然责任不能全归省军区,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
    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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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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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ⅹ×,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査,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讠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竞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査,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査、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亳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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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査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另外,在长沙有几位退休军人和老干部,当然应该一分为二,不少是好的,但有个别做这种活动的值得我们革命小将们注意。因为他们会搞这一套。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但是听了他的话的识破了,没有听这些话的听不进去。所以后来造反派把他拉去游街了。这仅仅是一种行动,还应该把他们的底子搞清楚,他的活动内幕。根子调查清楚,这就更有利于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健康的发展。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因此,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把问题摆出来,跟大家说清楚了。所以,我们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査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央有了错误,尽管有些客观原因,但我们总是把主观责任担起来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二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
    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这一段是组织措施,中央决定改组织南省军区,加强湖南省军区,调一些同志出来,加强一些同志进去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声的,龙书金同志在这次省军区犯的错误中,他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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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应该说这个同志在广州大军区讨论时,认识了些错误,但后来又一度动摇了。这个同志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是能够打仗的,是个能够打仗的指挥员,这一点是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和副统帅信任的。同时在支左工作中,刘子云、崔琳同志负更多的实际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昨天分别跟造反派谈话时,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形。因此,处理上分别对待,根据我们伟大领袖的意见,还是把龙书金同志留在湖南省军区,将来在省军区内部,比方说在军区机关中司、政、后各部,他要负责的认真整顿,首先在一定的时机开展军区的
    四大”,把湖南军区、军分区改造好,在这里面立新功。我曾经跟湖南军区的造反派孙素洁和张弘强同志甚至于一部分战士讲了。战士离开部队到北京来,他们的造反热情,我们是理解的,是同情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种方法是不能提倡的。你们想一想,军区不仅担负着“三支”两军”的任务,还担负着保卫国防的战备的任务,全国都是如此,尤其是湖南是前线的近后方,一旦需要,随时就要动用的。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要请假。上次内蒙也是自由行动来了些,我们一方面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另一方面批评他们的这种行动。这次湖南来了二十多位战士,他们的造反精神,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不应当提倡这种方法,应当通过军区内部的“四大”来解决
    军区内部的“四大”应该由军区内部进行,外面的群众组织的意见,可以采取大字报、小字报、写信等适当方法向军队提出,由他们自己进行“四大”,不适合于军队内部和地方相互串连。因为军队有本身的任务,机关工作停几小时当然不对,但是还可以停,军队就不行,他们要随时备战,要保持通讯联络,一日不可中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亲手缔造和培养起来的一支战无不胜的、举世无双的革命工农子弟兵,他不仅是有很好的训练,主要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既有物质的力量,更有精神力量来领导,这样的一支军队才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支柱。在去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大多数都瘫痪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决定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从省以下委托给军队一元化,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最受人民尊敬的。当然我们伟大领袖提出三相信三依靠,首先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如果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那当然不能进行。但是,更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有组织的、讲纪律的、有很高的阶级觉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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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战斗部队,随时可以动用,有这个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是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干部也是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要经过教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总的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但总要通过有生力量,人,广大人民群众,还要有解放军来保卫,当然也要干部逐步觉悟起来,积极参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湖南的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对人民解放军要有一个切实的认识,要给予充分的信任。不要因为出了几个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反革命分子,假借中央名义,欺骗了广大指战员残杀了我们一些革命小将,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嘛!内蒙就是一个军区的二级部长(?未记清)打死一个革命学生,有那么几个两面派欺骗中央,虽然时间拖的长点,内蒙的问题也解决了。甚至于后来又出现了陈再道。也就是这样几个人,这些人只要一旦被揭露,还是动摇不了我们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的。陈再道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威信的,在红军里面就是以打败仗出名的,一旦被揭穿以后,他就只好乖乖地来北京,整个部队也不听他的了。所以,这跟地方执行资产阶极反动路线和一小撮走资派不同,地方上的问题,你们小将斗争了很久还不能解决嘛!对于地方与解放军,要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估计。解放军的确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副统帅提倡的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熟读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几十年的传统下来的,特别是七、八年来在林彪副帅直接指挥下,更加强了。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引起我们的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的信任,敢于放手。当然还要看你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就要批评,就改正不象地方领导干部顽抗。
    同时,我们也要说明,因为解放军在胜利以后,在战场的时候只有抗美援朝、福建前线、中印边境打过一些仗,一般是处在和平环境里面,接触群众比较少了些,所以这次新的出来跟群众接触,搞“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发动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帮助农民搞生产,可以以身作则带头干,唯独支左不太容易弄得清楚,容易拿军队的一套办事,好象党团员听话,老同志、模范都是比较好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老的有保守思想,敢闯、敢干、敢于起来批评的,是年青人。新生力量总是有点粗糙,但是它是可喜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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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是有生命力的力量。所以,我们军队支左犯一点误,就不能完全避免,我们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帮助他。我们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解放军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在文化革命初期,发生武斗,发生了一些需要保卫的事情拿北京来说,一千二百万小将来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靠什么来组织呢?靠解放军。同时有三百万小将在北京,生活、活动很有秩序,走过天安门甚至毛主席乘车巡视的时候很有秩序,这些都证明我们的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它能够把大家组织好。更重要的是制止武斗的时候,解放军都是徒手去劝阻的我们规定的“四不”(不动气、不动嘴、不动手、不开枪),解放军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不带武器去,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全国不是以万计,而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受了伤,挨了打,挨骂就不用说了,当然气会有一点点,但是把毛主席语录一读。就没有什么气了。你们想想,我们的工农子弟兵经过毛泽东思想教育,能够这样爱护群众,受了伤而无怨言,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没有?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举世无双。这样的军队,可以肯定,任何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有力量可以把它全部消灭。我们没有一个省没有冲击过军队,没有一个省没有遇到军队去劝架而不挨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开枪,甚至很少还手,这就说明军队的情况不能和地方一样看待
    因此,我们对湖南军区改组采取区别对待,责成军区要在适当的时候开展军队的机关的“四大”,联系到检查军分区、人武部;同时派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还有他的助手郑波同志以及整个队伍来支援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得到各种群众组织的欢迎的,我们现在正在部署这个工作,现在就需要你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来支持你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把湖南的革命搞彻底。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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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岀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税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希望你们回去好好作宣传,不能这样看问题,形势是大好,问题暴露出来了,就更好解决了,毛泽东思想挂帅了。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对新的改组的省军区、新的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给予信任,我们现在仅仅提了三个人,黎原同志,还提了两位亮相的干部,这两位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比较早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也议定了一些,“湘江风雷”、“工联”方面,还有军队方面,准备在今天大会以后,明天还开小会,作一些具体工作的部署,希望你们对新调进去的军队给予支持,对新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全体成员给予支持,可以不可以呀?(全场群众齐答:可以!)湖南是我们毛主席的故乡,希望你们真正把革命搞得更好。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午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这一段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讲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即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想的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来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团结,否则,那就背道而驰,不可能团结。只要你们承认领导,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弓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那就有团结的基础了,就有共同的方向了,就能够抓住共同的斗争目标,就能够求大同了。至于小异,有些个别问题的不同观点,那是可以存在的,人的思想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看法,可以争论嘛争论不解决,可以保留,以后再争论。但是可以朝着共同的大方向前进。这个大方向就是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首先是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从戚本禹同志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起到今天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批判的文章很值得读,不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社论的批判文章,地方上特别推荐上海《文汇报》《中国“议会迷”的破产》和《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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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就是引导各地学习这样的批判。《湖南日报》不是复刊了吗?希望你们写湖南的批判性文章。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到湖南蹲点,也放了一些毒,什么“三自一包”,他是同意“三自一包”的,也同意包产到户,这种思想,联系到你们中南区陶铸、王任重,联系到你们本省的张平化、王延春,就很够你们批判的了。批判这些走资派,这就是批判的大方向,阐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绩、伟大力量,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希望你们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一定要回厂、回校、回机关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工作,这样来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革命既然前进了,丰收了,生产也应该丰收,湖南今年农业丰收,要继续争取秋冬作物的丰收。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一部分是讲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你们面临的问题,你们自己提出来了,叫做“内战”,有“内战”的危险。领导人根据出现的事实,提出了警惕,但是,是不是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都了解了呢?没有。希望你们回去,不论属“湘江风雷”或属“工联”的观点的,大家都要了解这个问题,不应当有“内战”嘛!把力量消耗了嘛!你们有一部分武装,自己彼此对打,结果就把力量消耗了,首先是给敌人钻空子,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岳州等地还有你们的敌人,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分子,还有钻到城市里面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就会来挑拨离间,看到我们两个组织互不团结,他们就要来挑拨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满意地看到你们昨天在北京开了两派的团结大会,虽然我们没有人参加,听你们两派都说开得很好。我们现在高兴地庆贺你们。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带回到长沙去,到长沙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在全省有机会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但是,首先应该注意要内部整风,因为内部整风是最好的团结的基础,双方整风,加强自我批评,能够开门整风,还可以欢迎对方的批评,白己多批评自己,相互有利于团结,这是毛主席的整风的方法。希望你们学习毛主席在二十五年前所提倡的整风,一九四二年文艺座谈会开始提倡整风,对我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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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全国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思想上起决定作用,拿毛泽东思想把高级干部绝大多数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如果你们都采取整风的办法,对相互团结、本身的健康发展都有极大的好处,也可以克服当前长沙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要承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要承认人民解放军的支柱的保卫力量,才不至于让保守派或坏人夺解放军手里的枪,如果解放军手里都没有枪,又怎么保卫?加强“性”,首先,必须是革命性,同时“三性”都有。大方向,大批判,实现大联合,湖南有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总要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要看全省的工作做的条件成熟了,才能实现。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同志们会懂得,其他的群众组织也有过去曾经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革命初期也曾经参加过造反活动,不能把现在的“高司”看成过去的铁板一块,而且“高司本身也有群众,尤其是在学校里面,高等院校中“高司”的人数就占不少;在地方上还有不少群众组织受了蒙蔽,尤其是过去受省军区、后来受军分区、人武部的蒙蔽,现在还没有完全党悟,现在就需要由现在开会的“高司”的同志也要去做工作,教育他们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对抗了。所以,对只要有群众组织的地方不应该采取对立的形式和打击报复的办法,把对方推的更远,而是欢迎他们站出来,承认错误,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承认错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口头上承认错误,还在原地不动的;一种虽然没有说,可是他回到生产岗位上来了,努力生产。接受你们的领导。比较起来,实干比空谈更好,毛主席总是欢迎实践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的革命家。所以,如果有很多离开工厂、学校和工作岗位的受蒙蔽的群众回到长沙来了,他们愿意在实践中证明接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接受造反派的主张,就应该欢迎,更好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耐心的作政治工作,使他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大多数群众,包括在湘潭的“高司”的同志,现在不仅争取在湘潭的,而且到郴州、保靖、黔阳、益阳、常德等地的,都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生产,参加工作,搞斗、批、改,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不要拒绝,因为你拒绝,一方面他不敢回来了,另一方面他感到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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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铤而走险,更加对抗,这是不利的。对军区,我们可以下命令,如不准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众来做工作。你们应该认识湖南的今天,长沙、株洲的形势很好,但外地的形势还没有都转过来,还需要你们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湘潭很紧张,希望你们督促协议的实现,首先是造反派要模范的遵守,如果他不执行,更暴露他,他更脱离群众。
    另外,我们希望站在“高司”观点的同志,应该自觉,不要对立。你们想一想不错,“高司”的原来在八月八日曾经有五位同志写信给我们,承认当时他们所认识的错误,不过经过十二号把决定宣读以后,写信的人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我们要提醒写信的同志,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门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澡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所以,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要革命的话,就应该釆取革命的态度,就是说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是心情开阔,有革命的气概的人,是错了就敢于承认错误,而不要把原来承认的错误收回去,责备中央,责备军区,责备造反组织。我说这段话,把道理说清楚,回过头来。不能因为我说了话,造反派就追究谁写的,要斗他一场。希望他们能够逐步认识错误,他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来批评他们的错误,而不要另一种组织来批评他们。
    第四部分,最后一段:“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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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这一段是说今后。这一段是说今后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当然首先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较为可靠的群众组织以及拿着武器在手的,加以考核编组,不可靠的要收回,拿多了的要收回。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解放军做头子,来把现有的武装以及武装组织加以整顿,然后把可靠的工厂里面的产业工人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在解放军的指导下,自卫和保卫国家财产,协助维护长沙比较乱的社会秩序。这样,有可能对流失在社会上的一些散乱枪枝、游离分子的武装收回,也可能防止再有人抢劫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能再允许,从你们回去以后,就要停止。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些事情都希望你们回去自己做。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
    十多位大专院校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六十多位是革命小将。我代表党中央,相信湖南的革命群众是很高兴你们去年到湖南煽风点火的,把文化革命之火点起来。那次大串连你们是建立了功勋的。湖南的革命群众是会感谢你们的,纪念你们的。这是去年。今年不要再搞一个大串连了。有人提倡今年要搞第三次大串连。中央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倡搞第三次大串连。因为现在串连不是夫年那个时候了。去年去是点火,今年去串连就会帮倒忙。这句话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这句话是出于好意。你们主观上是想帮忙,但是客观上是帮倒忙。北京是两派,如果你们把两派观点带到湖南去,湖南造反派本身是两派了,不是帮倒忙?因此,我们有一个要求,中央、中央文革作了一个决定,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大学、中学红代会,无论如何请把联络站撤回来。还要暗查铁道部为什么要发免票,同时,也要求湖南革命群众组织、小将们,你们靠自己,你们已经行了,已经站出来了嘛。这一点是附带说的
    主席在八月七号批准了这一个决定好,我讲的就完了戚本禹同志讲话同志们:
    四十多年以前,湖南省是大革命风暴的一个中心点;四十年后的今天,湖南省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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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他们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很多同志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为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写下了光荣的篇章。我在这里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向湖南省红卫兵小将致敬!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初步胜利。我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
    在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我愿意同大家一起温习下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语录》的二百零四页第二段,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裏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毛主席在全中国解放前夕的二中全会上讲的。当然历史情况和现在不样,但是毛主席的精神,我们胜利的时候要防止骄傲。要防止不愿意再求进步的情绪,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同志们,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因为胜利,我们往往自己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毛病,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误。但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会满足于这个胜利。同志们刚才念了给毛主席的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说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很好的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么,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我们的保证。同志们,我感觉到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很多优点,作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们是有很多弱点的,很多同志是有很多弱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生气?
    你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掌握党的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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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资。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同志们,毛主席说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不是能执行正确的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生命。它能不能活下去,存在下去,也就看它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总理讲话,讲了很多,我体会他的中心点,就是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执行正确的政策能不能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党目前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个决定,对我们如何对待解放军,如何对待省军区的错误,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如何对待敌人的挑拨离间,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等,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是不是能很好地执行这些政策,是关系到我们革命造反派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在湖南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问题。刚才三个同志的讲话非常好。但我就找岀一点不足的地方:你们对解放军犯错误的干部定了性。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不会包庇湖南省军区的坏人。湖南省军区里面,象刘子云、崔琳犯了很多错误,对革命小将,应该说有罪,他们把革命小将抓起来,拷了手铐,是有罪的。江青同志当时看了这些照片很激动,她很同情这些小将,她讲了很多话。我们总理,还有我们,大家看了后都很难过的。为什么我们为“湘江风雷”翻案?就是对湖南省军区违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法有很大的不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赞成现在马上给他们定性。我不赞成,总理也不赞成。这就是一个政策问题。能不能掌握这个政策?解放军犯错误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错误的性质不是一样的。走资派,比如王延春、张平化这些人,他们在湖南有套完整的路线,就是刘邓路线。他们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观点,一套完整的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的观点;在组织上他们有一套为了保证实行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套组织路线。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组织路线。这一点,是有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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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军队里有坏人,象彭德怀、罗瑞卿、陈再道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在我们的军队里面不能起主要作用。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建立的。
    四十年来,是有它伟大的功绩的。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中央机构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很多部队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不跟他们走。是不是?总理!(总理:是的。)总理亲自参加了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军队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了鲜血,立下了战功。解放以后,彭德怀在一个时期里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推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在军队里面是有抵制的。以林副统帅为代表的我们的解放军抵制了彭德怀推行的这一套错误路线。后来军队在林彪同志的主持下作了很多事情,在生产建设上,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上,他们是站在前面的,特别是军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总之作了很多事情。所以,毛主席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号召,就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号召我们全国、全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同志们,毛主席没有号召向湖南省委学习、向中南局学习,而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所以,对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爱戴,要拥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有少数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路线错误。犯错误后,有些人对错误认识不足,经过斗争,认识了,愿意改正了,我们就看一看,一看二帮的办法,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象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改正错误后,群众会拥护他们,中央相信,他们一定能认真改正错误,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是说整个湖南军区里面没有一个坏人,但我们绝对相信湖南军区里面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他们会改正错误的,是会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他们已经作了很好的检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到湖南以后,能够很好地跟军队(不光是四十七军)站在起,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只要他们检讨了,改正错误了,就应该欢迎。因为你们要看到,军队犯错误,跟党内走资派不一样,性质不同,是两个类型的矛盾。当然军队里面有极少数的坏人跟党内走资派有勾结,但是极个别人,象陈再道这样的人是极个别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全国各地都抓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抓陈再道,广州也抓陈再道,没有那么多陈再道。如果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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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民解放军怎么是伟大的军队?!那么毛主席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错了吧?!不是象西北局、西南局都烂掉了。没有那么多。他们是认识上的错误,是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犯的错误。要这样看问题。不然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有些同志对打击走资派积极性不那么高,而相反的把矛盾都集中到军队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军队里面的错误绝大多数人是认识上的错误,跟地方上走资派有原则的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立场、原则问题。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而我们部队的同志因为受了错误的影响,弄不清事情的性质,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点,一定要严格区别。
    你们还有一个政策问题,就是对“高司”、“新联”中广大群众究竟怎么看。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我希望同志们回去,能提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用处怎么样正确对待“高司”、“红联”犯了错误的广大群众?毛主席在接班人五条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是我们能不能作接班人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跟总理议论过,我们不太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就看到你们的错误,一个活标本,就是“红联”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承认他的错误,愿意回去挨批评、挨斗争的时候,你们不欢迎他改正错误。当然,今天谢若冰作了检查。但我还是不大高兴。因为谢若冰是有名的革命小将,象这样的革命小将不欢迎、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你如果有代表性的话我就很不放心。还有,这个检査错误的同志刚一出门,好多人蜂拥上去,就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不得不说的。这是号称掌握政策的“工联”做的。这不是光彩的事情,不是英勇的行动。你们抵制错误路线,英勇斗争,这是革命的行动。但是今天你们得到初步胜利以后,就去打过去反对过你们但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这不是英勇的行为。我赞成。总理是不是赞成?(总理:赞成。)起码有两票!后来,有同志说,没有打。这一点,我也觉得不大光彩。打了就打了,还不承认?是用救护车救出来的嘛!总理看见了,我也看见了。错了就错了,不对嘛!要有勇气承认,以后不要做了。如果你们回去不做好“高司”、“红联”受蒙蔽的人的工作,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很好的胜利前进。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你们在长沙把一些人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说,是违反中央决定的,是政策所不能允许的。你们今天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但我说了这么一些不太悦耳的话。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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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解我,我是确实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我跟你们是一个立场。你们要很好的团结他们,团结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当然有的跑了,有的是坚持错误跑的,有的是害怕跑的。对坚持错误跑的,他跑了就跑了。但对害怕的人跑了的,你们就要做工作。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人。就是“高司”、“红联”里面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我去过一个工厂,那里我认识过一些人。他们造反派告诉我说:你认识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坏人。我顶了他一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是坏人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同志同我一起劳动过。在困难时期是一起度过的。现在他们参加了保守组织。当时我不知道湖南的情况怎么样。那时碰到天灾,工厂里面工人自动压缩自己的粮食定量,每天劳动很紧张,苏修欺负我们,他们发奋图强,得了浮肿病,还忆苦思甜。现在,有的造反派说他们是坏人,我就很生气,当时就顶了他。造反派开始受反动路线的压制,我是支持的,现在你们打他们,我说是错误的。造反派我也有数,你们大概也有数的,有的过去有点跳皮捣蛋,有少数不好好劳动,不上班,你们里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也可能个别的是有的。这些人,老师傅就是看不惯,说:这样的造反派我就是不服气。人家不服气,你还是没办法。你说你是响噹噹的造反派,是坚定的、光荣的造反派,你们刚才念的一大片,但是人家不是反革命,就是不服气,你怎么办?要使人家服气,要作岀榜样来。我们要很好地向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学习。你们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四方面军,张国焘蒙蔽四方面军的战士、干部要他们来反对毛主席,甚至打毛主席。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并不是因为你要消灭我,我就先消灭你。毛主席自己领着队伍向陕北继续前进。在毛主席正确政策的感动下,四方面军的广大战士跟上来了,他们从实践中识别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张国焘是坏蛋。后来张国焘一个人孤家寡人跑了,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跑。毛主席的伟大榜样我们要学习,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当接班人,想当也不行,要被别人推翻的,要垮台的。我这样说是不是灭了我们的志气呢?不是的,那些少数坚持错误的人,他们利用我的话来攻击你们,你们不要怕,攻不倒你们,攻得倒你们的是你们目己,你们自己不掌握毛主席的政策,你们就自己把自己攻倒了。有些人如果不改正错误,还要顽固坚持错误,他自己会走上绝路,就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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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路线,不打就倒了,你们不要去武斗他就倒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政策。而这一点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有些事情作得很过份,什么叫过份,就是不符合党的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我们能够改正这个缺点。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遵循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这个轨道,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湖南的革命造反派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你们内部不那么团结。这个问题你们刚才讲了,胡勇同志念了一个加强团结的决定,我耽心这个决定会不会变成纸上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变成你们的行动,而不是一张纸。因为据说在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两个小时,湖南的造反派之间两派还在斗争。造反派不应该是两派,的确你们现在也有两派,要消灭两派。而且你们两派还武斗,这是很不应该的。我希望从你们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起,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造反派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这个话不确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你们造反派之间不是敌我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嘛!在你们“湘江风雷”受压制、受打击的时候,“工联”很支持你们,“工联”支持你们也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你们是亲兄弟,是并肩战斗的兄弟,你们不应该再闹分裂。我希望你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代会,一个红代会,不要搞很多很多的组织,因为大方向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工联主义,你们可是有工联主义,你们知道工联主义吗?你们和“湘江风雷”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什么以“湘江风雷”为中心,以“工联”为中心,哪里那么多的中心?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有那么多的中心?以你为中心,就会发展成为唯我独“革”,发展发展,搞到最后,就什么中心也没有了!搞到最后,群众是不会同意的。我收到湖南的群众来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有革命秩序的局面,需要结束过去缺乏革命秩序的状态。所谓乱,乱是好事情,乱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的军区的反动路线,这个乱是正常的,没有乱,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但是,现在胜利局面已定,我们要走上一个正常的秩序,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现在,中央已经同意湖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确定的人选有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其他的同志你们还可以讨论,赶快提名报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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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不要象过去一样。中央给我们指出了个新的航向,就要逐步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有谁还要在湖南现在的情况下,用过去的办法来对待现在的革命派,互相之间还要闹,还要破坏革命秩序,他要被湖南省的群众所抛弃。因为湖南的群众所要求的不是这样,你们要懂得群众要求和愿望,要听取群众的呼声。湖南的“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现在还用枪炮、坦克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群众是很反对的.如果你们还要这样打内战,湖南的群众要抛弃你们的,会有新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来代替你们的。如果“湘江风雷”这样做,中央给“湘江风雷”翻了案,“湘江风雷”自己又会翻了过来!“工联”这样做,“工联”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湘江风雷”、“工联”的广大群众会起来造反,抛弃你们的领导人,建立起新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领导人切记不要脱离群众,切记不要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切记不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里,希腊有个故事,安太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当他打不过敌人的时候,他就落在地上,他的母亲大地给了他力量。后来有个敌人发现了他的弱点,在打仗的时候,就把他举在空中,让他脱离大地后把他掐死了。这个悲剧。同志们,湖南的革命造反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你们要脱离群众,就会被敌人掐死就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是英雄吗?“湘江风雷”如果象安太一样,离开土地,离开母亲,离开群众,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就会失败的。“工联”也是这样,“长沙工人”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你这个海司令,如果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要求,你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就会象安太一样被敌人打败。因此,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克服个人主义,克服小团体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不要以为现在自己是了不起了,是英雄了,就飘飘然,就骄傲起来,贪图安逸,希望人家捧场,出风头,这样的人要失败的。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在北京就可以看到有的很有名的小将,当了权以后,当了领导以后,要住好房子,换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也不行,要把别人赶岀来,自己住一个院子,要睡沙发床,要坐藤椅子,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有一个工厂的造反派,为了炫耀自己,可以从北京坐着小汽车到天津家里去,衣锦还乡,跟过去的楚霸王一样,回故乡摆威风,摆阔气。有的当领袖。排斥别人,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惜搞打砸抢,破坏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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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不少,当然绝大多数小将是好的,象这样的人是个别的。你们过去是受压迫的,回去以后,你们的地位不一样了。我希望你们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你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容易轻信,缺乏警惕,缺乏调査,容易受别人的挑拨。具体来讲,就是周总理讲的,有的同志上了蔡爱卿的当,上了吴自立的当你们有件事情,我说很不光彩,你们把反党分子吴自立护送到北京来,我看你们不要保密,公开检讨,革命造反派的风格,有错误就检讨。你们上当,这个问题不能怪你们,因为他拿着主席的一封信来招摇撞骗,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因为吴自立搞“平江史”,大家都知道,你们没有调查,结果上当了。我们愿意看到革命造反派有了错误就检讨,不断进步。你们看,我们中央的同志有了错误就作检讨,而且负主要责任。你们为什么不检讨呀?应该检讨,你们为什么不检讨?我看这一点,风格就不是很高的,光说自己光荣光荣的干什么!光荣要别人说,不要自己说,你就那么光荣?可是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没有很好的检査。中央讲你们“湘江风雷”有不纯成份,这一点你们没有讲,中央讲这个问题是开了一次会的,而且是请示了毛主席的。根据大量的材料,你们在这里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央讲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一点,现在你们的发言,没有很好的、深刻的认识,你们提了一点,很不深刻,你们主要的应该讲这个问题,而成绩应该由我们来讲,由别人来讲,我希望你们“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不要多讲自己的成绩,要夹着尾巴做人,尾巴不要翘得高高的,要夹起来,有的同志尾巴已经翘得很高了!我有这个感觉,同志们,你们对我不满意也可以,但是我有这个感觉,什么我是老战士、我的部队,还有我的什么。我喜欢说不好听的说,什么你的部队呀,什么老战士呀,好意思!你们想想看,如果是语病,那我还可以原谅,反映一种骄傲情绪就不好了。你们看周总理多次接见过你们,几时讲了他是老战士没有?当然我是一个新战士。你们就叫老战士了?那不跟北京“联动”一样,他是老红卫兵,去年“八·一八”到现在一年还差三天,就是老红卫兵了?你们回去以后,说我是老造反派,你是新参加的,同志们,那你们就糟糕了。你既然是老战士,那我就要问你一句:老战士对敌人这样没有警惕性?蔡爱卿这样的野心家,公开讲夺军权,我们的军权是谁的呀?是林副统帅指挥的,是最高统帅毛主席领导的,蔡爱卿不是说我们算老几吗?你们可以问他一句:你算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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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来夺军权!但是,我们的同志们非常没有警惕,居然还让他在会上讲话,讲了话你们还鼓掌,这个我看不象老战士,老战士打仗会侦察,你们不侦察?所谓不侦察,就是不调査,还要人家讲话,还鼓掌,他要你送人你就送?还有人在背后挑动,说什么中央文革、总理分两派,你们就上当了,湖南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这是从“左”的方面、“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这是很大的政治进攻,反对我们国家的总理,这是很大的事情,同志们没有警惕,上了当,居然可以跟坏人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当然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同志,很多同志是很好的就是这些同志,很多还是斗争相当勇敢的,但是,可惜就是缺乏警惕性,上了当我就这么三点希望。一个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很好的掌握政策;一个是希望你们加强内部团结,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恩想,去掉私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个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不要迷失斗争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完以后,同志们回到湖南,回到光荣的毛主席故乡,我们对湖南省来的同志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湖南是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的地方。为什么湖南的问题开会开得特别多,每次开会开到天亮?就是希望把湖南省搞好,搞成象你]说的那样。真正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懂得这点,不要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辜负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对湖南省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周总理总结
    同志们,现在可以结束这个会了。今夫这个会开得很好,我把中央的决定作了解释,戚本禹同志对你们提了好的建议,同时你们表示了你们回去要做的事情,当然,一切的一切,要看你们在斗争实践中来证明,你们说是保证,毛主席的《实践论》所提供我们的一个知识,要由实践来证明,不能靠宣读来证明。我们希望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黎原同志为首,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团结湖南省的广大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批臭批倒,这样就会真正地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对敌,这样就能够在斗争中学会政策和策略,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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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戒骄戒躁,掌握方向,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这样也就才能如同你们所希望的把湖南省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才不愧为毛主席故乡出生的革命战士。
    让我们高呼:湖南省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五点三十分,周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湘江风雷”。
    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二点四十分,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万
    (总理翻阅名册,询问刚从长沙来的“湘江风雷”派八个人情况及各群众组织情况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xx你是xxx的。x×x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总理:去飞机接你们,但ⅹ×x还不来,叫他来都不来
    总理看到邹定国(孙大圣负责人)的面部被汽枪打伤仍未痊愈,总理指示:你可以晚走几天,到反帝医院去检査一下,由联络员同志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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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忠坤:当前长沙十分严重,形势很不好.…
    总理:不要对形势看的那样悲观,要乐观吗!这些话昨天已经讲了,录音了你们可以放录音听听,不重复说了。
    李忠坤:我们发了公告,抓俘虏不打.…
    总理:不要叫什么俘虏,不能当敌人看待,听了很不顺耳,我劝你们再不要这样说了。要劝他们(指受蒙蔽群众)都要回来,工厂的回工厂,学校的回学校。道搞大批判,这样路子就顺了,回来就叫认罪。这样搞不顺,不利于争取群众李忠坤:我们怕他们走到湘西当土匪,所以把路拦住了
    总理:跑到山头就是死路一条,农民也会把他们赶出亲,不要拦路,要进行宣传,就可以争取过来。
    李忠坤:长沙流氓阿飞很多,劳改犯冲出监狱,跑出七个人
    总理: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代表:“二四后”,×没起好作用,他们保军区,xx与“湘江风雷”,比xx不是左派。
    总理:你是否说“湘江风雷”是左派,ⅹ不是吧。你讲这些事情,戚本禹同志是清楚的(戚暂不在会场)。你们这样,要xx说话了,少说点吧。你是大人了
    十八岁了,要带领小将向前跑,你这样算账,没法算老账的,这样没意思!贾镛叶卫东,你们懂得这些情况,应该做他们的工作。
    总理:现在,第一步先组织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代表双方各一半,由解放军负责指挥。
    众:×x把自己下面的当炮灰,枪口对自己。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戚本禹同志会中出去办事,回来听了这些问题后,讲话:
    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別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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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核心
    你们可能说不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不执行主席指示就不是左派组织。这样提出是很蠢的,你们要觉悟
    毛主席为核心,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群众拥护的。在历史上,王明、李立提了以自己为核心,张国焘就更是了,还搞了第二个中央。凡是老是强调以个人为核心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凡是埋头苦干,想阶级问题,想中国问题,想世界问题,都是真正的核心
    毛主席这个指示,不要出小报,咀要牢些,可以宣传精神。
    当然,你们不可能全部理解毛主席指示,但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你十八岁是四八年生人吧,四八年时候,你的细胞还不存在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领导全国胜利了。你什么时候生日?(答:十一月)。四八年十一月份,淮海战役已胜利了。所以,现在不理解,以后就理解了。不能个人提以自己为核心,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中心。我们中央不提以“工联”为核心,也不提你们为核心,现在提谁为核心,历史条件都不够。
    你们互相都要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有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怎么不打架呢?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的司令,有真司令,也有假司令,最后形成核心的是毛主席的司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那个为核心?就是看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小团体服务,那是很大的问题,希望你们考虑。
    中央《决定》是毛主席批的,经过中央讨论的。你们要执行。(有人说:第个代表团有问题。)那是经过你们讨论的,并经黎军长报中央批的。黎原同志,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这三人是毛主席批的。黎原同志是经过考验的,四十
    七军是优秀的部队。当然不是说下面没有缺点错误。特别对待陈再道的问题上,
    四十七军表现是很好的。你们对四十七军不能乱造反。黎原同志,郑波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好的。你们说你们是左派,我还要看一看,要看看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到什么程度。你们才是半年多的左派,不要自封左派。我看到标语上写“戚本禹同志是左派”,我身上都出汗,感到紧张。自称是左派的,决不是左派。因为自封左派后,就飘飘然了。必然是,不是向左靠,就是向右靠。现在有两个左派,你们是左派,黎原是左派,我更相信黎原这个左派,我们要相信黎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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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战争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你们还没有参加过战争华国锋、章伯森同志,我们认为在湖南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央是了解的。华国锋同志过去是有功的,能力还比较强,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华国锋同志表态支持左派,有的同志不信任,你们可以看看,现在还没登台表演,就不看、不信任这是不好的。要让他们表演表演,要一看二帮。不能做到一看二帮,就不能做个好的接班人。对老干部要尊重,因为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没他们奋斗,那有今天。当然,首先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也有他们一分。走资派要打倒,但那是少数。多数是好的。若是没有他们,你谢若冰可能还是童养媳。你海司令还不知怎样!要尊重他们。听说你们一回去就要斗华国锋同志,我真担心你们!这样做很难说是革命的感情。你看一年嘛!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不行,再打倒
    XXx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答六三年),以前谁在搞革命,是他们嘛!我对你有所了解,当然不一定准。你再不能用小资产阶级去影响别人。你有无产阶级的,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建议你考虑考虑。
    还有章伯森同志,章伯森同志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但他是你们湖南较早站岀来的一个领导干部。湖南领导干部有个问题,就是逃跑。历史上的李维汉跑过张平化跑了,都跑了,唯他不跑。你们说他狡猾,我看他很老实。他没有跑,可他自己说,当时是跑不了了,受到了教育不跑了。他还写信给中央,给你们“湘江风雷”翻案。那是冒着风险支持你们的。(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给中央写信?)那是三、四月份。但你们翻身后,就要打倒人家,起码这是不公平吧
    所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这样搞法能否受到群众拥护,是很可能要犯错误的。同样,“工联”不能很好举起大批判旗帜与你们大联合,也要犯错误。希望你们来了,就要扭转这种情绪。接受中央《决定》,如果听中央的话就是“右”了、“修”了,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做工作,不要怕别人说“右”了、“修”了。这不是说毛主席、中央“右”
    修”了吗?我真担心呀!难道中央变成了修正主义堡垒了,就是你们革命,那还怎么相信中央、相信群众呢?
    张楚楩:现在就是有人这样,一说不同意见,就说人家“右”了、“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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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你说谁说了。(顶起来)
    戚:你看!你们是一派的,还打架!希望你们和你们说的“右”了、“修”了的人谈谈,希望你们考虑三天,如果不通再写信来谈,事情总是复杂的,要从多方面想,不能解决,我还可以去谈谈。
    叶才宝:在江水里放毒的人,我们抓到了三个戚:要法办
    叶才宝:大家要求筹备小组快回去
    总理:主席再三问贾镛,开始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但你们说我是中间派,这怎么好说呢!
    戚:你们看不行,那谁挂帅呢!
    总理:筹备小组名单你们有意见,那是八月七日,谢若冰打回电话的,我看了他电话稿,那是对的,老实的。你们要信任她。不能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话就“右”、“修”了。这怎么能行呢?
    xX:光靠上面恩赐是不行的,要有个认识过程,要民主选举戚:主席批示的,怎么叫恩赐呢
    总理:各派人选由各派去选。但不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两方选出后双方要协商,双方都不能强加于人。
    X:报告总理。我们来了一个宣传队,五十七人,要演“湘江风雷颂”,要求
    派人审查剧本。
    总理:由戚本禹同志考虑
    戚:我不审査。等你们联合起来了。把湖南搞个好局面,毛主席满意了,那时一定请你们来,请你们演剧。并且放在最好的剧场演剧。现在我不看。并且希望你们不要到处做报告,做事要留有余地嘛!不然,我脸上都感到发烧。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工联”代表做了检査,也给湘派提了些意见。
    总理:现在要求你们双方合作,联合起来,首先停止内战。胡勇你们几位负责人要很好的说服工人,联合起来。内部一致了,才能把对外搞好。把秩序搞好
    四十七军把枪支调来,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刚才说服了半天“湘江风雷”,看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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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们是工人阶级,要做模范,他们多是青年,多是学生。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大方向,要讲团结,要把长沙建立一个革命新秩序,这是第一件大事。(“工联”仍有人给湘派提意见
    总理:你们是左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多批评自己,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多是工人,应该把政策性提高一步。你们同意成立指挥部,应赶快搞起来。指挥部的人数双方要同等,双方各推选自己的,也要相互协商。华国锋、章伯林同志要多做他们的工作。
    (“工联”提出八月十九日,“高司”可能要进攻长沙。
    总理:要看主流,最近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很清楚,不要怕,要有信心。戚:如果他们真来进攻,那好!他真打,四十七军也不是吃素的
    总理:现在要把指挥部组织起来,还有四十七军来保卫嘛!要是暴乱就可以解决嘛,要是开来了坦克,把履带搞掉,就可以活捉
    总理: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做了如下指示: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
    叶才宝:军方代表,有四十七军、政干校和省军区,三四一部队要来一人
    四—“红色硬骨头”比较好,x××,不!政治教员袁乃可好,可以到筹备小组总理:可以把袁乃可名字记下,回去商量。代表:万达不行。
    戚:万达可以去另一派做工作,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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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千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有人提出学生也要发枪。
    总理: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
    有人提:有好多枪掌握在流氓阿飞手里怎么办?
    工联提出:长沙邮电局已来人,刘秀英可回长沙,会安全。
    戚本禹:刘秀英回去后不能打,也不能斗,因为是群众嘛:江青同志对此很不满意,说湖南造反派的政策水平怎么这样呢?
    总理: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抢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査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
    年八月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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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支持和参加的“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在打击和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压制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成立的。在它成立以后,由于我们衡阳驻军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衡革会”又执行了打击、排斥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衡革会”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经我们与衡阳驻军各大单位硏究,郑重宣布,驻军代表全部退出“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曾在“衡革会”工作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受了我们的错误的蒙蔽,责任全在我。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觉醒,不要再坚持我们过去的错误方向,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支持“湘江风雷”、“衡阳工总”等革命群众组织,和他们团结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打倒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梁春阳等领导同志,在省委大楼二楼小会议室会见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赴长代表。双方就当前衡阳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进行了交谈。
    赴长代表向黎源等同志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赵川、李振军之流究竟在衡阳支保还是支左?(二)“衡革会”是“三结合”还是“三凑合”?(三)对当前衡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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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4页,共4822页
    区的严重局势你们采取何种态度?(四)要求将赵川、李振军交给衡阳广大革命群众批斗。
    黎源同志就以上问题作了回答。
    他说:对衡阳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开始对“湘江兵团”也认为是造反的。对
    四”批示并不太了解,只按省军区的执行。四月份以后才开始认为军区后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我在衡阳时间少,对衡阳支左我是要负责任的。月二十二日后在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四月二十七日回来后,对衡阳过问不多只在长、株、潭三市调查了一些厂子,这时我的思想才真正转变,表示支持“工联”。但对衡阳还是认为有点特殊性,总认为“湘江兵团”是造反的,这个认识以后才开始转变,认识到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尽管程度不同。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过程。
    这次在北京和李瑞林等同志交谈,似乎造反有理军还可以团结,你们现在看法如何?我是不太了解情况的。现在明确啰,在衡阳支持的是保守派,“衡革会”是个大杂会,可以打倒!部队应该声明不参加,撤出,我在北京就表明了这个态度
    我认为当前衡阳形势是好的。目前主要是发展壮大造反派,分化瓦解保守派,军队应该(30)坚决支持造反派,如支持不力,是对中央决定执行不力的问题。关于赵、李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你们可以提意见,贴大字报,是不是一定要带回去,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多次指出,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不自觉的,不象刘、邓是自觉的。
    现在衡阳革筹小组是否可筹备起来,如能筹备起来比较好。你们回去研究。文攻武卫问题,组织指挥部,象警备司令部一样,保护仓库、桥梁,维护治安
    大方向问题,可深入开展大批判促进大联合,不能为一枝枪打内战,要吸取这方面教训。抓革命,促生产要放在重要地位,很多日用品供应不上,粮食计划入仓二十多亿斤,现在只进仓五亿斤,这些问题要引起造反派注意。
    最后,黎源、梁春阳等同志同意四十七军派人去衡阳公开表态作检査,李、赵可先在长沙与代表见面。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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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5页,共4822页
    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驻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赵川的检讨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是衡阳驻军领导小组派往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方代表之一,驻军领导小组关于衡阳支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多都是通过我在衡革会传达贯彻的。驻军领导小组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具体执行者,我要负重要责任。
    我在衡革会工作五个多月,由于衡阳驻军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衡革会的工作,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衡革会所犯的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因为,群众组织负责人,领导干部和参加衡革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受驻军错误路线蒙蔽,跟着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责任。希望这些同志很快觉悟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方向路线错了,就一错百错,所以,我的错误很多,今天主要检查如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红旗》杂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在衡革会工作期间,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如:
    月份,湖南军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发岀二·四批示,我们跟着一起打击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虽然没有上报情况,只是二·四批示的执行者,但我们有责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有责任,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凶手之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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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方向路线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向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三月份,脱离实际,片面照搬青岛、贵州经验,过急过早的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和所有群众组织总部。撤销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去,使一些造反派力量较弱的基层组织,一度岀现保守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到压制的现象
    四月份,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开始炮轰衡革会,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所以,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也很反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映。因此,用“炮轰衡革会就是反对解放军”等极端错误的话,对他们进行压制。虽经他们几次解释,说“炮轰衡革会不是打到,是轰缺点错误,炮轰衡革会不等于炮轰解放军”。但我总听不进去。在这里,向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将请罪。一次姜造反同志找我谈话,在谈到不如自己心意时,就态度横蛮地说咱们没有共同语言”,这完全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缺少起码的待人态度,衡阳工总找我联系,要求表态支持,要求批给活动经费,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可是,当时我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对他们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因此,既没批给经费,又未表示支持。这说明对不同观点的不是通过工作达到联合,而是采取排斥、打击、压制的反动路线来处理这些问题。
    五月份,绝食斗争,我很反感,思想上认为这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因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使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汪子涛同志同我诙过几次,当时谈的很好,他很诚恳的指出衡革会的缺点错误,并希望衡革会公开检讨。我完全同意汪子涛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但原支持的派坚决不同意把衡革会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于众,所以始终未向全国人民检査。后来由于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和原湘江兵团向我提出抗议,所以同汪子涛同志的联系就逐渐冷淡下去了,我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怪,只怪自己立场错了,未站在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一切就都错了。
    六月份,高魁、王光蔚同志要组织调查团,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我外表上虽未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没有积极支持。在这里,特向高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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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蔚同志请罪。六·七游行和农民进城游行,部队领导小组和我,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六六通令,但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造反派的,用这种声势来争取群众,来压制造反派,使造反派在发挥革命性上,在壮大左派队伍上均受到极大的约束。从游行的坏作用来看,说是反革命的游行并不过分。我在对待湘江风雷平反的问题上,认识迟,觉悟慢。我是盲目维护二·四批示,在北京谈判精神未下来前,我是不同意平反的。为湘江风雷平反的革命小将,长期受到了压制,如撕湘江风雷的旗子,抢袖章,抢报纸,我虽未布置这样的任务但这些我都是抱同情态度的,这个问题直至中央明确表示二·四批示错了以后,我才彻底的回过头来。
    对长沙的问题,我没有作调查研究,没有对听到的一些片面反映,作阶级的分析。尤其六六以后,认为工联的大方向错了,越走越远了。并误信六六惨案的幕后指挥者是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于偏听一方,片面地支持高司,压制打击了长沙工联和与其观点相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长沙工联观点的同志到衡阳,多方受到刁难,高司观点的到衡阳,则受到多方照顾。
    黎军长在长沙表示支持工联,以及中央表态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以后,衡革会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当时我对于原所支持的一派仍抱有幻想,思想上还认为衡革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因此,还想方设法保衡革会,因此,曾几次布置了要成立动态组,注意收集整理衡工联、誓保团的一些材料,目的是准备将来看长沙一样,上北京打官司,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
    七月份,衡阳发生了不少武斗。当时我只看到武斗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错误认为,武斗是工联、井冈山挑起来的,没有看到武斗的历史根源,没有看到这是革命左派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起来反抗的革命精神。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对待群众在态度、立场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可以看到,我对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鉴别左、中、右的标准,确定支不支持,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看对待衡革会和军队的态度上。当革命造反派起来抵制和反对时,便错误的看成是逆流,是反夺权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真正的革命左派,不但不支持,相反的进行压制、打击,想把左派组织整垮。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无限忠于和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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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8页,共4822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对衡革会、地造总的看法和应负的责任
    衡革会是在镇压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之后开始筹备,于二月二十五月正式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我在衡革会成立以后,革与保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处理,革的方面考虑少了,保的方面考虑多了,思想上始终存在消极保权的右倾情绪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打乱旧的,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总想着维持那样一个摊子搞下去是困难的。实质上思想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怕革命就必然是保守的。衡革会的组织形成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容主要还是旧的,如规章制度,思想作风等,有的学生或一般干部当了委员之后,出门总想坐汽车,也有的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宣扬一下自己,叫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建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委员坚持的最差;委员们多忙于事务工作,深入基层作调査研究很不够;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要求过快过急,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有的单位,搞成了大杂会;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一股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所以解决的不力。在今天提高认识来看,因为它是建立在镇压了左派的基础上,成立后,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性,代表性也很缺乏,主要是没有真正革命派代表。长期没有农民委员,工人委员也不足数,权威性就更不够了,调不动人,决定的问题不算数。因此,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应该打倒。今天垮台比将来垮台好。在这里感谢同志们,使我早认识错误比晩认识错误好。
    地造总,前身是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它是在衡革会派代表在贵州参观以后,学习贵州经验,为加强对群众组织领导而成立起来的。在贯彻中央二四批示时,它跟着衡阳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驻军来负。在衡革会成立之后,对地造总的缺点错误,教育帮助不够,尤其是总部撤销之后由于忙于事务工作,曾一度出现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无人管的状态。对地造总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往往怕弄僵关系,影响团结,而姑息迁就,因此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的不快,革命性不强,有维持现状和满足现状的保守情绪,同时掌权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利用自己一时的政治、组织优势,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排斥,唯我革命,唯我独左的大组织派头很严重。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以极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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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9页,共4822页
    面貌岀现,好似越不解放,革命性越好的样子。他们实际上是衡革会打击、压制革命左派的御用工具,他们发的很多传单,现在分析起来是十分错误的。以上衡革会、地造总的问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由于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衡革会全体同志和地造总所属组织受了蒙蔽,跟着犯了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很痛心。希望衡革会的同志和地造总的同志们,反戈一击,对我进一步进行揭发和批判
    、我为什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方面是因为二月份湖南军区从右的方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刚介入不久,就谎报情况,片面支持高司,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因而使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已经定型,后来他们继续蒙蔽髙司,压制革命左派长沙工联,使方向路线错误更加严重。我们的错误就产生在这个全省性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上,我的错误也是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是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立场错了,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世界观上存有很多问题
    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跟不上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领会不深。因此,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有时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运动群众,阻碍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②思想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敏感不理解条条框框多,夺权以后,怕乱求稳,急急忙忙整顿社会秩序,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按照老规矩估计形势,因此,有时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看不清运动的本质主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革命左派的一些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很反感,对他们缺乏阶级感情。所以就不自觉的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
    ③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看待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不是看他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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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而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就失去了唯一的客观标准,走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没有很好的触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倾听多方的意见,而是高高在上,整天忙于事务,作官当老爷,主观世界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所以,犯了错误,是不奇怪的。如果今天还不犯错误,将来肯定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同志们,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我的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使在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受到蒙蔽,受到连累,使原支持的广大群众到受蒙蔽,误入歧途。今天,当我检讨错误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里向他们请罪。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岀。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诚恳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井冈山等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左派组织,坚决支持章伯森、华国锋、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体现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某些所谓“过火”行动,触及人们的灵魂。锤炼人的意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受部队和衡杂会蒙蔽的群众,希望你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湖南军区、衡阳驻军和衡革会和我的方向路线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真正的革命左派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愿和广大革命左派一道,共同把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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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六九五五部队桑副政委也参加了
    郑波同志谈的主要点是:(一)四十七军在衡阳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在湘潭性质一样,军队要作深刻检査;(二)“衡革会"决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要打倒;(三)湘江大桥、仓库等重要地方,部队要派人协助造反派守护;(四)要尽快收回保守派枪枝;(五)军内和赵川的检讨,已搞了初稿,一定在最近搞岀来;(六)同意三十日晚在长沙批斗赵川。
    (米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2011年9月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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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6)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六节青海省军区大规模屠杀群众
    本节文献资料
    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
    、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自成立以来,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操纵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
    这个反革命组织大力排挤、打击革命力量,招降纳叛,纠集牛角蛇神和社会渣滓,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假夺权,真保护,是青海省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自封左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卑鄙行径,打击和瓦解革命群众组织,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次调动大批的车辆和不明真相的工人离厂;农牧民离乡,严重地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造成城市生活供应紧张;大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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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经济主义,利用金钱物质,封官许愿收买人心,拢络群众;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采用围斗、殴打、绑架、抄家、抢劫、捣毁等野蛮行径和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身带石灰、硫酸、棍棒、匕首等凶器,打击、残害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冲击和围攻专政机关,抢劫犯人、殴打、绑架和迫害公安人员,积极为牛鬼蛇神翻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冲击、围攻军事领导机关。抗拒对《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殴打、围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甚至抢走武器弹药,绑架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抢劫军车。阻拦、破坏人民解放军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而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并公然喊“打倒解放军”、“撼解放军易,撼八·一八难”等反动口号!诱骗和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同胞,围攻革命群众组织,对抗人民解放军企图制造民族分裂,制造流血事件;明目张胆地直接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直接攻击党中央,狂妄地提出“八·一八万岁”、“永远跟着八·一八闹革命”、“对八·一八红卫兵的态度是检验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等板端反动的口号公开违抗党的方针政策,破坏十六条和二十三条,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成果。盜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名义,到处招摇撞骗,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庄严宣告
    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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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要求仝省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及公安部门,坚决镇压反革命,团结教育受蒙骗的一般群众,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警惕,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青海《东方红》1967年2月25日)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年谱》条目记载:“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关锋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地点:政协礼堂,接见者:关锋、戚本禹。王相喜:(叙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王滨友: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冯国良:叙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戚:“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关锋: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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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相喜
    戚:“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冯:王昭、韩洪宾、午人、韩明相喜:
    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喜:对。(详细叙述
    有关情况)
    戚:(对关锋)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戚:我们见了。
    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
    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他哪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戚:群众?
    喜
    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月二十三日.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
    我
    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
    两个
    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铺在地上叫我躺...()插问:哪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火车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风池也被打伤。
    金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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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金莱:您看。(送上一份)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滨友:x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冯国良
    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林总的
    喜:贫下中农红卫军。滨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金莱:我们调査过有材料。
    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
    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
    个老头是谁?)……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
    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呤,“火车头”拿小锤一锤
    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众
    关: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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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送交四份分刊)
    戚:(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没错,我们有许多。张凯民被逮捕了喜:一个殷科长
    冯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戚:他没有搞妇女?!(就是那个
    对关锋)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背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
    关锋: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众
    关: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戚: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喜:二十三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戚:(问那里的组织)
    关:“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金: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戚:王从哪里来的话关:王先赞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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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孔、胡、陈代海进来)陈代海:(详述二二三事件)(关、戚异常重视)戚:谁先开的枪?陈:军区先开的。戚:报社有没有枪?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戚:程x×不在青海吗?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没有。
    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没有?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没有。(陈曾下厂劳动)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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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哪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关:我们回去研究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
    ⅹX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
    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X×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蓬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肖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戚:小桥死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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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存秀:我在小桥。…区的嗽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戚:军队的车宣布的?陈
    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华:谁先开的枪?陈:军队从北向南打。王力:步枪?机关枪?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陈
    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视肖)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
    (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无声)那些人怎么死的?陈
    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
    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于桂梅
    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哪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关:为什么能打到?王力:那个地方高?肖华:几挺机枪?滨友:两挺吧,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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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于桂梅
    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
    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xXx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
    后来了人,照
    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仝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
    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ⅹXⅹ×,半路叫我跪下报
    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蓬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13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
    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背枪的xxX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19日。23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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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xx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从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
    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
    (除
    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张
    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
    声。(众首长又笑)肖华:你听过枪声吗?张:连串的没听过
    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
    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
    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
    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
    跪
    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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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3页,共4822页
    孩,脑袋都被砸烂
    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
    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蓬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些帐蓬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
    他们不光有
    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ⅹ××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14日情况
    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
    肖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肖华:打了电话,昨天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戚:(对康)给他(指肖)了。肖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众:没有。
    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蓬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张:四个。
    肖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肖华:是烧死的吗?张:×人讲是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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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肖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肖: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蓬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肖: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小张:四个。
    肖:(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小张:我看不出来。(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人:我们14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众:没有。
    王相喜
    (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xxxx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xxx师。
    众:×xx部队。(肖对康耳语)
    我们怕ⅹx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仝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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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蓬,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蓬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
    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
    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13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众:没有,造谣。王相义
    (金莱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相喜
    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
    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众: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金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陈逸怎样?在北京?金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康老:他现在在哪儿?答:在地院。康老:怎么在地院?
    金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他谈一谈。冯:(谈黑材料)康老:是不是要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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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康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康老:程光远怎样?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康老:为什么对高克亭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X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xX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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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戚:青海好玩?
    (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胡长生:
    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査,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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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时间:晚至24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
    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轶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
    (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总理:都是北航的。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们的高矮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总理:北京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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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张:五十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刘:江西吉安。总理:张江霖哪儿的?张:四川。
    江青: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总理:是不是烧死的
    (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总理边听边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岀来”时,康老冷笑)(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况)(杨成武同志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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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总理:你弟弟叫什么?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总理:有多少人?于: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总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内)
    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
    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总理:省委?
    于: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仝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关锋:那儿死人最多。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于继续叙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总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回答)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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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x: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
    (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总理:多少人?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理:什么地方?(王继续叙述党校内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王继续叙述,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总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xx等发生争执时)总理: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轶欧同志说:“赵永夫在搞鬼!”)总理:军队哪天武装游行?
    (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事)总理:多少辆军车?(指二三军队游行)(回答:二百五十多辆)康老:二百五十多辆?!(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总理:公安厅几个车?(回答)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回答:三月九日)总理:你知道15号搜枪的事?
    (张回答,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了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当张谈到王文英在谈判时被赶回来时)康老:赵永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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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张继续叙述,在谈到自己被轰时)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
    (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
    (戚木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众笑)
    总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总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继续叙述,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问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历史上有问题”)。总理:开会谁来主持?
    (刘继续叙述,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众首长大笑)
    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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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总理呀!关锋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肖华作了插话)
    刘贤权说明:“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理: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打印.刷新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时间:24夜-25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红卫兵。
    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书记高克亭。
    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洪(ⅹxX×副师长)。〗
    因去晚了,前边有一段话没听到)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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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了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赵:他们都不同意。总理:你同意吗?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X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赵:(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的)军区谁负责?赵:(诡辫)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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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
    赵:报了,批没批不清楚。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赵:(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赵:代表军区。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赵:我是军区代表。
    总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赵:x××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康老:(严厉)谁下的命令?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张洪: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赵:我不知道。(支吾)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赵:(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別谈了,别占时间。(问××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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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6页,共4822页
    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XX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X: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XX.
    当时
    XXX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五张晓川)谁调的车?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张晓川: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
    罗罗嗦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ⅹx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张: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张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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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7页,共4822页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
    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ⅹX×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査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总理:差别在那儿?张:组织不纯。
    康老:
    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总理:谁见到了?
    张: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张:调査的。康老:谁调查的?
    张: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康老:哪个兄弟部队?张: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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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8页,共4822页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总理:出了多少天报?张:(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张: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赵
    (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赵:(罗嗦,文不对题回答)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陈伯达:有,没有?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现场上怎样?赵:有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赵: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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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9页,共4822页
    (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赵: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赵: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
    赵:以后布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査此事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戚: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赵:死伤二百六总理:你去现场看了吗?赵:没有
    总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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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总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经调査硏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刘贤权:我不同意。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赵:他不同意。据说是有枪。(众气愤)
    总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赵:(沉默)
    康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总理:你是哪儿人?
    赵: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戚:谁的游击队?那一年?赵:三七年。
    总理:你怎么到的江西?(赵谈历史)
    总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赵:贫农。李家庄。还有父亲康老:母亲呢?
    赵:母亲早死了
    康生:你小时候读过书吗?赵:没有
    康老:怎么识的字?赵:参军以后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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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参军以前干什么?赵:务农。
    康老:还干过什么?赵: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戚:挤到了边才说。康生:谁的军队?赵: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赵: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赵: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赵:当地招兵。康生:什么人招的?赵: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赵: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赵:生活困难。康老:多大岁数了赵: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赵:受过训,教导纵队。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赵: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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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没有。康老:受训多久?赵: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总理:哪一连
    赵:记不清了!
    总理:哪个团?哪个连?(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赵: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赵:回家了。康老:为什么回家赵: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队都放了。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赵: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赵:可能
    总理:你知道
    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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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问题?
    张洪:
    到最后。
    赵:总理请允许我讲总理:讲什么?
    赵: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赵: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赵: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千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赵: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王: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总理:怎么到了洛阳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总理:谁跟你去的?王昭:一个秘书,姓宋。总理:哪天到洛阳?
    王
    月十三日
    总理:不对?
    王
    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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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
    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土
    月十九日。
    总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王: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总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王:我养病
    康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康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王:给办公厅。
    康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康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总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总理:光拿工资,不做事?康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康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王:××师管公安。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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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总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公安厅厅长郑孝先、×X×。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王: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王: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
    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
    (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王:宋林、杨西林赵:我要讲清楚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赵
    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王建乂: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复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蓬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
    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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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涤环
    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
    “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叙述自己的遭遇)
    个ⅹX×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
    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X、ⅹX×(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枪
    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千部讲,林副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总理:不止,刚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高:米了总理:哪儿的人?高:陕北
    杨:现在人心惶惶.…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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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个女孩身上中了三枪,×x问谁打的,她说是ⅹX×打的。那个人讲
    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x×x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ⅹxx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康生:刘风池同学来了没有?刘: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张: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河北泺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张: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朿调査,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岀来,真象慢慢弄淸,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
    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査,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岀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査,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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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査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
    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慨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閉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昍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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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0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
    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査,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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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
    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
    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出席。〗(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来了多少?)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同学:×x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xx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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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同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众:讨论一下。
    同学:有一个ⅹx学院的学生,把责任仝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ⅹ×大学的×x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ⅹx学院的X×、×xX,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査”都写了吧!xx×写了吧?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
    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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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众: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X: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戚:陈逸来了吗?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嘛!文章写的好吗!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陈:(表态)戚:程光远来了吗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X: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
    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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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把昨天的决定再念一念
    秘书:(念)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3月24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将念给你们听: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2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3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3)《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4)《整顿党的作风》
    (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
    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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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査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同学们继续发言)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众:缺点。(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同学们继续发言)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众:八·一八谈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有些问题,内部矛盾
    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
    这说明你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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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到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担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你们是不是“五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外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x×x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证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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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不了一百,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
    不严格要求自己,就
    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得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
    (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ⅹ×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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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査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
    要戒骄戒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
    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职(原文如此)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
    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
    二百多辆汽车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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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
    赵水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
    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
    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髙,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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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
    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份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份子,总参不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
    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份子,法西斯份子,蒋介石份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的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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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就要依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提岀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水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给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釆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贰、本节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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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恒汉回忆录(摘录)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棼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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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岀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
    出副司令刘Ⅹ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
    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Ⅹ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
    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臧,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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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
    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岀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査,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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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
    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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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巾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岀现。
    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赵永夫事件”,根据发生的日期,又被称之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它是文革中震惊全国、被当时的中央定性为对内“篡夺军权”、对外武装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政变”事件。对此一事件,文革中及文革后各方的评价迥然不同。本文为对该事件过程的一个要点剖析
    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冼恒汉说,
    1967年“1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1)。显然,冼的立场是站在刘贤权一边的,并且认为赵在常委中是少数派。另冼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而据安绍杰(刘贤权夫人)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中更详细的说法,这一天应为1月23日。该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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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2)。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一致”,也就包括了赵永夫)。文中“另一派造反者”,亦应解读为保守派“捍卫队”。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3〕。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
    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4)。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据另材料王文英、吴士杰此时并非常委(5),应不确)。笔者认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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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象刘贤杈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应为保守派——笔者注)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6)。至今我们尚未能得到答案的是:据冼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青海日报》社的枪声早于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即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7)
    1月29日,八·一八'造反派宣
    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
    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裝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
    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8)。令人不解的是:赵永夫作为下级,为什么可以对兰州军区的指示“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
    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冼恒汉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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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9)。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
    流血事件(注
    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10)
    冼恒汉说
    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位现
    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竞。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乍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竞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竞会如此残酷!”(11)三、谁说“打得好”?林彪还是叶剑英?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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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汉说,开枪之后,“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晩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12)。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北京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窃以为不是以省军区的名义,更不是以赵个人的名义而是以赵可以直接控制的“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名义。我们没有可靠证据的是,这种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从在支左问题上与刘贤权有分歧及至限制刘的自由时就已经得到军委的默认和同意?这倒可以解释赵为什么从那时起就底气十足。而这种联系,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在
    二三”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惟中央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冼说:“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13)。张江冧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14)。惟中央找赵永夫的对立面到京,是否对赵的面之词已产生疑问?
    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
    进行调査,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15)。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査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3月24日(冼恒汉回忆误为3月29日),在调查
    开枪后军委来电一事时,叶群责问赵永夫:“你还说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满脸流泪,什么时候给你的来电?”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査此事。”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戚本禹:“当面造谣!”杨成武:“完全是造谣!没打嘛!为什么说打了?”(16
    “军委来电”与林彪无关,当时任林秘书的张云生的回忆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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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证:“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17
    而与叶剑英有关的依据,有近期
    官方编纂、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其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仝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18
    四十年
    之后,《叶剑英年谱》的作者重新肯定了开枪的做法,倒是“把是非完全颠倒”了。王力在回忆录中谈及青海问题时说:“青海出了个刘贤权,是军区司令员,一开始就支持造反派。后来,被赵永夫(副司令员)抓起来。副司令员抓了司令员。赵永夫开枪镇压群众,最早汇报到林彪那里,林彪讲'打得好’。后来翻过来了中央把赵永夫抓了,刘贤权抬起来了,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这时又说打得好的话是叶剑英讲的。林彪打倒后,赵永夫升了官,可是一查档案,"打得好'是林彪说的,赵永夫又降了官,现在也不得意”(19)。在“打得好”是谁说的及赵永夫以后的际遇问题上,王力所说与事实完全对不上号。四、中央的调查与《决定》3月11日毛、林批示之后,中央已着手调查了解了“二·二三”前后的大体情况。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当天的一些细节(20)。
    、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注: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张晓川:2月18日。(注: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周恩来:嗯?张晓川:是
    月18日。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
    联合指挥部讨论了?张晓川:讨论通过了。2、现场谁指挥?周恩来:谁指挥?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注: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3、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赵永夫: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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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赵永夫
    (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
    有?陈伯达:就说有、没有。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周
    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岀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注:原文如此,似应为伪造假象。)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4、赵永
    夫有没有下令开枪?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5、赵曾在京西宾馆
    介绍经验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会议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査,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迅速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
    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
    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査,守卫青海日报社的
    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根据这种
    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
    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
    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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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律平反。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
    处理。”(21)五、叶剑英与对赵永夫结论的变化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之前的2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并修改定稿,中央军委曾发布过《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规定》第四条称:“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定査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22)。说是不准任意开枪,但这条其实还是为开枪留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借口。“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否有受到其“启发“的因素?
    4月6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审阅修改后的《中央
    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内称:“(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吸取了“青海
    事件”的教训,这一条将2月9日《规定》有关开枪的口子封死了。该令第八条还点了赵永夫的名:“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23)。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24)。以冼恒汉的说法,《处理意见》的出台与叶剑英的态度很有关系。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
    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
    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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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
    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既然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又如何“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文字前后矛盾,难以理解。文革期间,叶剑英在稳定军队、抵御极左派以至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堪称之谓厥功甚伟惟称道赵永夫等谎报军情、以武装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巨大群体性伤亡的围攻《青海日报》社行动,诚为一大失察!叶有大功,未许否认。惟有功,并不能抵过;有过,也不会掩功。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非,不可混淆。(2008年5月)
    00?年某月,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这天上午,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旴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下……这时,老陈说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那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是已有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老李),右侧是一位妇女,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座三层楼房,右边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岀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高高的抬着,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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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久好久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我记得,那是另一位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枪托留给我的“教训”,完全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傍晩开始,雪越来越大了。大约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每个人都被捆绑着,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们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仅有四五百米距离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没下文
    那夜,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竞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饭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许是一天没吃没喝,或许是又惊又累,也或许是“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支撑,倒也睡得比较安稳,早上看到满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更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过呵。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么办?于是屋子里喊成一片。一个肩上背着枪的走过来:“不要乱叫,有事要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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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报告尿尿!"报告班长尿尿!”“报告政府大便!”煞是热闹。个个来
    不行呵,我都憋不住了。”“我们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来就带了不少新闻,有个家伙特别夸张地说:“满了全满了,少说也得有上千。”有人马上补充:“我来过的,这里是新生皮毛厂,隔壁是印刷厂,服装厂,全是劳改厂子。”马上又有人接上话茬:“那这回抓了有多少呵?”我看保卫报社的背定一个都逃不过,家里的头头脑脑还能放过?不也得抓一点?¨“抓得越多才好哩!“咱们算运道,死了的,有多少呵!”七嘴八舌的热闹迅即变为死一般的寂静
    或许是白天“报告尿尿”的实在太多,夜里就抬进来一个大木桶,原来就是厕所里的尿桶,那个臭呵没法说,尤其是跟前的几个真是得熏死。可是任凭大家怎么“抗议”,就是没人理睬。寒冷、紧张、休息不好,饮食失调..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体不适,有的感冒,有的还发烧,我的喉咙也干得难受。在起起落落的片“报告”声中,终于同意有病的可以“报告”出去看病。我随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没想到排队的人已经绵延曲折到了我们屋子门前。不过都特别开心,至少外面的空气要好一点。虽然不准说话,却都在寻寻觅觅,有时也能碰巧四目相对,那时就会做出一种动作或者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会心的一笑。终于轮到了我。我艰难地对医生说:“我-不能-说话。”谁知他竞大声回答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说,滚!我只好向后转。回到屋子里,我看到睡在我旁边的老编辑刘醒华,五十多岁了,由于昨天铐子太紧时间又太长,现在十个手指发青发紫,手腕上那条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轻轻地在揉搓,我为他“报告”来一杯开水,让他用热毛巾敷敷;我建议他出去看看医生,他说没用;我问他怎么抓进来的,他说因为凌晨来了“最高指示”,换稿子,时间拖长了,还没来得及回家,在车间里就给带走了
    又过了一天,突然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原来是宣读一封“反革命家属”来信这信是给我们报社一个记者的。“政府”的人叫这个人出列,说,现在由你来向大家宣读。这个家伙先还象个样子,越读越没样子了,后来竞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后干脆放下信大喊起来:“妈妈呀,我对不起您呀,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彻底揭发反革命罪行,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然后,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个不小的干部)又谆谆教诲了一番,要大家“认清形势,回头是岸”,并且警告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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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悔改,死路一条。可是回到屋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对那个家伙嗤之以鼻,还说,那不明摆着是在演戏嘛(平反后,那个痛哭流涕的竟不好意思在报社呆下去而换了个单位)。我记忆里,好象没见有人去“交代”揭发”的,即使偶尔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东西,凑过去一瞄,原来是“政府”让他在登记单位里“造反派”的名单,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更不能说是“出卖”。(后来才知道,由于逮捕的人太多,一时混乱不堪,他们需要逐步“清理”)
    记忆里只吃过一次肉,那是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每人在排队领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处领取一块肥肉。我从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党的生日、国庆之类盛大节日时供应几两猪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没有一丝肥的。这回我把这块肥肉给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马大,每天两个窝窝头让他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常常省下那么一小块,说我吃不了,给他,他总要推辞再三,这次更不肯受,说,难得的,吃吧。我说,我从来不吃肥肉。他说,现在不一样,吃了吧。我坚持,他又在我碗里把上面那一点点瘦的夹了下来,嘴里还在说,实在不该,不该呵
    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属于你的那几十公分宽的地方,根本无法舒展筋骨;这屋子原本是劳改犯的宿舍,上下铺,对面对,也就是装三十来号人吧,现在象沙丁鱼罐头似的挤了超过一倍的人,就别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动一下身子里面的人要岀来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这常常让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描写的场景,记得那是在一个饿着肚子的冬夜,我和早我半年被发配到青海的北大同学文秉勋围着火炉促膝畅谈,后来他又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炉盖边上是晚饭节省下来的两个馍(两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干的馍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焦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吃一层,分几次一点一点吃光的。三十年后,他为我本书写的序中回忆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
    于是,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且把漫天风雪关在窗外,两人围炉而坐,我边译,他一边看,待到译完,几乎已是一个通宵,竟不知东方之既白而现在,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鱼肉就是连那些“黑鬼”都不如的地狱里的小鬼!前面已经写到,我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获得平反,此后,我作为省报资深记者,深入许多地方,包括部队领导层,对这个血腥的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彻底揭开了真相。我把那些珍贵的资料装订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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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资料(第19集)》(共四十集,2000年我无偿赠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其中有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以及林彪等人的讲话,特别是有事件发生后,部队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为了欺上瞒下,在一次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罪证)。非常遗憾的是,这本资料从我第二次坐牢被释放后归还的资料中竟然不翼而飞了,那些混蛋们甚至不敢说被他们“没收”(当时有文件规定,文革资料必须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没见到过”。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一些重要的细节记述如下(当然,在国家、军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档案馆里,肯定可以找到我丢失的这些资料的原件或复制件,所以我相信我这里记述的准确性一定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第一枪”和“死了三个解放军”。
    那场大屠杀不仅使善良的百姓无比震惊,死伤500多人空前惨烈的结果也使制造大屠杀的侩子手们惊慌失措。他们散布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守卫报社的“反革命”首先开枪打死了解放军。确实,是死了三个解放军。问题在于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到来的由中央最高领导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是军事专家组经过调查,毫不费力地就做出结论:完全是部队自己的误伤。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报社,制高点上的机枪还在发威,死三个就算幸运。这是指挥上的重大错误
    关于“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
    既然是“反革命”开了“第一枪”,当然就得“寻枪”。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种会议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的讲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紧找到枪!报社那块地方自然是象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两遍三遍,家家户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住的那间12平米的平房连天花板也撬开了),可是没有;各个有“反革命”的单位也都反反复复地清査过了,有的甚至已经掘地三尺,但都令他们失望。与此同时,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已经“一麻袋一麻袋”(北京的造反派包括前面提及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在中央文革看到了这些材料,他们还把当时逃到北京的青海“反革命”藏在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但是光有“材料”没用,关键是要枪。有一个文件是总后205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的讲话,他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对那些至今没找到枪支的‘蠢货”们说: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与会者立即醒悟,当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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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规定的地方。接着全省举行了空前的大游戏,而那些“反革命罪证”自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中央调查组一眼就看出,原来这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关于“反革命烧死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制造的又一个弥天大谎。他们拿出了照片,有些善良的人使信以为真了。其实很简单,那是地上一处处的煤火堆,是守卫报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当部队冲进去的时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弹倒下,自然极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而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一情况的。即以常理想想,一条烧焦了的腿,或者一只胳膊,能证明这些人是因为反抗而惨遭“自己人”火刑”的吗?那堆没有“火”的煤火堆能“烧死”人?还有,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已经身中数弹(调查组验尸所见),这该如何解释呢?当然,照片上是怎么也不看不出枪眼来的,再说了,在一片红色恐怖中,谁敢表示哪怕是一顶点儿的怀疑呢?据说,在他们准备的终于没来得及展出的“青海818反革命罪行展览”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反革命丧尽天良,他们是一批比魔鬼还要残忍的家伙。他们把看出他们反革命阴谋,企图逃出报社的人,活活烧死。这是现场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张跪着的照片会写上怎样的“说明”,可惜,我没看到关于总后勤部205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及其赴京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要专门记下这个陈某人,实在是因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最为精彩的是他,头脑最为清醒的还是他。前面说到的“捞稻草”那番话可以作为“精彩”证明,但千万别把他看成了一个小丑,不,他怎么说也是个“军级”,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特别是中央要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205部队主任的张晓川和他进京汇报时,我相信,他的那颗灵魂肯定颤栗完全撕裂了。他为“赵副司令员”准备了份详细的“汇报讲话”,自然是如何成功地镇压反革命之类,且总结了若干条“体会和经验”,这里需要插一笔:据后来张晓川“交代”(此人由于交代彻底,后来判的刑期最轻,记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问陈某,此去京城如何?陈某答曰:“凶多少”。一行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会是“林副主席”主持的,据说他们刚刚“介绍”完“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没等走下台,就被上来的警卫“带走”了,十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便发布《决定》,为青海“2.23事件”彻底平反。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来青海的代表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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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点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要保证还关押在监狱里的上万革命群众的安全呵。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了,可青海还有他们的人在,如果透露一点点消息,就不得了呵,可能狗急跳墙大屠杀呵
    二三事件亲历目睹记1967年2月23号是个不吉利的一天,虽然这天在顺序上不是13这个数,但仍带有3,可以说23这个数至少有一半不吉利。照此推论,那23号这一天也就至少有半天是不吉利的了。
    天刚亮就有人进
    宿舍喊起床,说是集合开会,这在以往是没有的,那时有人如果能睡觉的话,头睡偏了睡肿了,睡到太阳晒屁股,睡一天,也没有人喊他。所以今天老早就喊人起床有点反常。去水房打洗脸水,看到场院内有很多军人在走动,大门口门卫上站了持枪的军人,家属院房顶上也站了持枪的军人,从未有过这样,因而感到情况异常。随即也就了情,今天恐怕对八·一八不利,因为喊起床的是兵团人,个别兵团头子有着很高兴的样子
    8点以后,所有在场内的人一个不少,全
    部集中到大门口指挥部办公室门前空地上。这里两辆汽车屁股对屁股靠墙停着,后车厢板和对人一面的车厢板已经放下。一个军人右手拿着铁皮卷成的喇叭,上了车厢站好,军人左手指挥,要指挥部人站他左边,兵团人站他右边,其他人站中间。随即左手从口袋拿出文件看着,右手把喇叭对着嘴。特定的年代,文件起头,开会发言,首先要引用四个伟大人的语录,称为最高指示,这个军人也不例外,他念开了:“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看看群众,又念下去:“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的通令”。军人冷酷的令人可怕的目光扫视群众后,又继续念下去,内容列举八·一八打砸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挑动群众斗群众,迫害无辜干部和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通令念完后,左手拿着通令文件,指着兵团和逍遥派,严肃的说:“现在你们,”睛仍在看着兵团和逍遥派的同时,左手已经转向指挥部,边抖动左手边说:“把这里的头头一个个清理出来。”有兵大哥撑腰,八·一八已经是反革命了,于是喊这个名字,喊那个名字,平时有点不和的人,正好借机泄恨报一箭之仇,就连平常不讲话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现在都讲话喊起名字来了,被喊名字的人就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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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人群里面出来,站前一点。在继续喊人名字时,八·一八人群里一个人转身,把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墙上挂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牌子取下,拿到站出的人前面,掼到地下,使劲用穿的皮鞋跺下去,几下后牌子就坏了,这人大概意在表态,用实际行动反戈一击。仍在喊人,被喊到就站岀来。我听着一个个人被喊,看着个个站岀来的人,思想开了小差:我来青海找工作被招工时就是被从人群里喊岀来的,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不是被招工。藏民死了以后,你不能再喊他名字因为死者灵魂已经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你喊他名字,他要返回人间继续遭受无穷尽的困苦和罪孽,喊死人名字是对死者后人最大的报仇雪恨,被喊名字的死者后人会和你拼刀子。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是阳间的大活人,会不会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一样,只因为被喊名字又来人间遭受罪孽呢?受苦受难呢?小时候听老人说,白天是阳间,是人世界,黑夜是阴间,是鬼世界。天黑以后,阎王老头派阴差到人间来勾活人的魂,阴差到处跑,不小心能碰上,你如喊某人的名字正好碰巧阴差在场,阴差也会偷懒,不愿再跑路,就把听到你喊名字人的魂勾走交差,这人魂被勾走后就活不成就会死,所以我的家乡天黑后不喊人名字。今天这些人名字被喊,不知道他们的魂会不会被阴差勾走,会不会死。今天我亲身经历在现场看到喊人名字,喊和被喊的不是亲人,还可以说平常有矛盾或仇恨,好在是白天,没有阴差在场,魂不会被勾走,死不了。也就在这时,广播响了,打断了我的思想开小差,广播播岀解放军坚决支持兵团的声明,也真配合及时,恰到好处。我看着听着,思想又开起小差,想到昨晩,也就是22号晩间李场长在兵团大会上的表态,今天看来,事出有因。兵团开自已兵的大会,主持人号召自已的虾兵蟹将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框框套话完了以后说道李场长要借兵团的大会说句话,不知什么话,现在就请李场长说吧。早就被八
    八夺去权靠边站,只有戴高帽子接受批斗的李场长,就坐在主席台傍,于是就站起来走到话筒前,看了一下人群,说道:“同志们,你们大家好!现在我要郑重的宣布一件事。”这话自然吸引了所有在场人的注意,他看了一下会场,似乎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浏览到了,表情非常严肃,大声的说道:“我以前对八·一八的支持表态,都是被迫的!现在声明:以前对八·一八所有的支持表态,一律作废!我今后坚决支持兵团!和兵团的同志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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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长的话说过,主持会的人要他签字表态支持兵团,他当场签字,主持会的人把他签的字念给到会的人听,然后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散会了。当时我心中就好生奇怪,兵团的会似乎是专为李场长发表声明而开似的。八·一八走下坡路是明摆的事,人人看出,个个知道,今天被打成反革命,李场长是否事先知道,局外人就不清楚了。不过,声明也及时,不是马后炮。指挥部的人集中一间房子登记,收缴袖套、队员证、队徽等例行手续
    以前从书中和报上看到有戒严,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戒严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城里戒严了。正好兵团有任务要派车去二十里铺拉人,进场部队给了两张通行证,我何不亲自随车外出去了解一下戒严呢?于是就身临其境去体验戒严了。
    三四场总大门外路边地上,放着一台和造房砖块大小差不多的如同收音机一样的玩艺,伸出的天线约有一公尺长,一个挎手枪的军人蹬在地上,拿着话筒在通话,另有一个年轻的军人持枪侍立一傍,表情冷漠严肃,似乎是军官的卫兵。
    三场所在地的柴达木路,是青海一条主要的公路,平时汽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现在冷冷清清,看不到汽车通行。西宁到二十里铺路上也冷冷清清没有汽车行驶,偶有汽车通行,风挡玻璃上都贴有通行证。看来戒严就是断绝交通,至少断绝交通或者交通管理也是戒严内容之
    十里铺没有拉到人,空车返回
    到古城台二医院门口停下。前方有很多人,不知在干什么,自然要去看稀罕。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的成员被集中在大门外靠在墙边,另三面有军人端着装上剌刀的枪围着,军人表情严肃,怒目相视,剌刀寒光闪闪,似乎马上就要剌杀捅过去,或者子弹就要出枪膛射进人的身上,看着心中发毛,不寒而慄,一身鸡皮疙瘩。军人后面是套着红袖套而非八·一八观点的人围着,还有十多个住院的病人也来观看。学生们真坚强,胳膊挽着胳膊,紧紧的不松开,一个学生领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
    于是众学生附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
    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异口同声的大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语录歌和背诵语录,是当时的下里巴人,人人会唱,人人会念,也和附和,这是人的精神支柱,诚所谓千支歌,万支歌,战士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然而,并不因为你唱语录歌念语录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就情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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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情有可原,仍然枪打岀头鸟,领唱者、鼓动者、坚强者一个个被拉郎,虽然相互挽紧不放松,还是敌不过拉的人,如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拉出,绳捆索绑后被拥进车厢,等到车厢里下定决心的人到达一定数目时,就送去南滩监狱。我只看见个学生似乎有不坚强之态,离开人群到墙边,背对军人,低着的头斜抵在墙上,动也不动,不参加唱语录歌,也不念语录,似乎在思考什么,终于在交出证件后获准离开人群去学校。几十个学生经不起几次送,剩下七八个学生了,仍在下定决心,终于仝部被捆绑后拥进车厢。这时忽然哭哭啼啼来了十多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是八·一八,我们都是八·一八,把我们送到监狱去,把我们送到监狱去。”一个个不请自到,自投罗网,自我判刑,爬上车厢坐下不下车,要去监狱,汽车真的把她们和下定决心的人一齐送去南滩监狱,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她们为何要这样做则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是想体验一下吃饭不要钱的滋味吧?下定决心的人捆完了送完了,军人走了,围观的人散了。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捆人的绳子。食堂送饭来了,连碗筷都带来还有开水。兵团当家,当然给自已的兵送来果腹之物,而且早早就送来,虽然只有几个人医院喇叭忽然开始播音:“医护人员请注意!医护人员请注意!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医护人员请...播了四五遍。从连续多次紧迫的播音和语气能听出,报社似乎有什么非常之事发生,不然不会要这么多医护人员去。我站在车厢穷目四方,不一会红十字的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里停下,车门打开,被医护人员扶下车的人,左胳膊放在吊挂于脖子上的白布袋里,被人扶持着走进医院。有个人大腿缠着白布,被人搀扶下车,用担架抬进医院。还有几个人不同地方有伤,缠着白布,被人搀扶进去。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抬下车后没有拾进医院,从里面抬出一个就诊人员等候就诊时坐的那种长椅子,放到离我不到二十米远的大门内院子场地上,把女孩子仰面朝天躺椅子上,头和椅子一头齐平,长约一市尺的两条小辫子从颈后抽岀挂在下面,随着微风一摆一摆,似乎是代替手在做哑语手势诉说冤屈这姑娘年龄在十八九岁,正是豆蔻年华含苞欲放的花蕾,谁知就过早的红消香断离开人间旅店,魂归望乡台。人有死的一天,只是迟早而已,在全国死个把人算不了什么,可是,在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呜呼哀哉!悲者矣!凋谢的花儿躺在长椅子上,没有盖的,着妆单薄,也朴素,朴素,是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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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的普遍现象。我正看着想着,司机指着这一切告诉我,报社开枪了,拉来的这些受伤人都是守卫报社的,椅子上那个女的已经死了。下午三四点时车子去乐家湾拉人,有西门口拐进七一路,通过报社门口时冷冷清清,清清冷冷,军车一辆也没有,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看热闹的人一个没有。离报社门口约有三百公尺远的马路上怎么哪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汽车已经来到人群边,只见七
    八个人并排一字跪在七一路中心线的北边,双手垂下,低着头,如此一排排,排排,前后距离至少有二百公尺,分成四五个人群,都面向东方。他们都是没有被子弹打中的守卫报社的有功之臣,真是九死一生了,有此也可见守报社的人有多少了。小时候大人教小孩子唱儿歌:“排排坐,分果果;果果多,分的多;果果少分的少;果果分完了,大家拍手笑。”现在眼下这些人在马路上排排跪,他们分不到果子,解放军在左边端着枪对着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群,枪头上的刺刀明亮亮,光闪闪,发出前进一步的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就用膝盖代替脚朝前挪一步。前进一步又岀口,兵大哥端枪对着的跪地长方形纵队又挪前一步。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是被赶到这里跪下,还是在报社门口就跪下,在前进一步又前进步,一直在不停的前进一步口令中前进到这里,就不知道了。如果是在报社门口就开始练习跪地行进操一直行进到这里的话,他们膝盖处的皮肯定要磨破出血,甚至露出骨头来,因为报社离这里已经不近了。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都自觉革命,没有人说话。没有向左看齐和向右看齐的口令,但他们都排的很整齐。没有向前看的口令,但他们都低下头,目不斜视,看着胸前一小段路面,并且都没有表情。在这跪地以膝盖挪步的队伍里,也有花季少女,能遮掩耳朵的短发头,现在蓬头散发,如同喜鹊窝,而且垢面。双辫子长发头,辫子有的散了,成了乱蓬蓬披肩发。人要衣服马要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她们因为响应号召,进而誓死保卫,忙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时间去修饰打扮,或者太过份相信,认为修饰打扮漂亮好看是姓资不姓无,因为相信和爱的是姓无,也就不肖修饰打扮去姓资爱资了。认为越穷越朴素,就越光荣,反过来,就会更进一步越相信、越敬仰越革命、越.…
    早把女为悦已者容忘了,或者不当一回事,并认为可耻
    而深刻批判之。然而,好心成了驴肝肺,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被赶到马路上强迫跪下,以膝盖代脚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练习跪地行进操。
    早先看书报和电影,对革命志士戴镣长街行,实在佩服他们的气节,今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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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么多人练习跪地行进操,心中戚戚,我没有一睹为快的感觉,也没有因另组织和人被整而高兴。这些被军人端着装有剌刀的枪对着,在军人口令声中,随着寒光闪闪的剌刀指挥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曾经在语录中摘其所需武装自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也高喊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曾经信誓旦旦:“头可断,血可流,报社不能丢。”他们所说的都兑现了也可以说没有兑现: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从昨晚到现在太阳快落山了,这么长的24小时中间,没有人请他们当贵客去吃饭,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被枪击而死的人成了饿死鬼,侥幸活命来到这里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谅必也饿肚子身剐没有发生,膝盖代脚用来挪步,也不会好受,至于皇帝拉下与没有就不清楚了,看样子也没有拉下来。头可断,血可流兑现了,但报社还是丢了。在报社被枪击而死和伤残在医院治疗的人姑且不说,活着的人在此练习跪地行进操,人格的尊严扫地以尽,心灵上的创伤烙印将伴随终生,他们现在跪地长街行,不知中想什么,也可能被报社枪击人的场面和死人吓昏了,神经麻木了,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想。年轻的花季少女将会比其他人更伤心,伴随她们的将是恐怖的回忆,甚至半夜惊恶梦,汨湿绣花枕。虔诚的教徒和朝圣者,临近圣地,甚至离圣地很远时,就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再站起来,再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如此反复,如屈身虫样行进,用身体丈量路面。到达圣地后,不论见到见不到心目中的偶像真神,都能激动的哭岀声来,甚至五体投地匍伏绕行。眼前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也曾经是虔诚的,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偶像真神到了疯狂程度的教徒,为了弘扬宗教宣传、动员别人也信仰崇拜自已心目中的偶像真神,豪言壮语,视死如归来保卫报社。想不到会被宣布为反革命,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跪下,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对着,在斥责的口令声中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不停的前进一步如同屈身虫一样,虔诚的跪在地上朝圣地挪膝盖代步,简直激动的要哭岀声来只因兵大哥怒目相视不领情,才强忍怆然之泪,吞咽凄惨之声。其实,他们是在上演泄气君子计,也就是使用三十七计的泄气君子使他们上当吃亏受罪,造成这恒古未有的人间一幕活闹剧,也是一幕可耻的悲剧。汽车从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身后右边马路上过去,我看着黄昏的太阳说出声来:“昔李斯就诛兮,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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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而长吟。余友之伏法兮,顾日影而索琴。”司机问我说什么,我说:“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我亲眼见到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亲身遭受到的凄惨、伤心事,都太多了,我神经麻木了,头脑里面什么也没有,片空白。”司机说道:“二医院长椅子上死的丫头,不知道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跪在马路上的人也没有想到会受这样的罪,他们没有被枪打死,好死不如赖活,仍然活着在,比死去的人强,就该满足了。今天看到的比舞台演岀还精彩大饱眼福,人生幸事,有的人花钱也看不到。
    拉了贫下中农红卫军进到八
    场,这些农民下车后迅速武装起来,好在是汽车运输单位,木棍棒和铁条有的是,马操握在手。柳河东笔下捕蛇者所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现在这些都是青壮年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一个个身强体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指挥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双手,无疑是如虎添翼,使用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且又是名正言顺的在镇压反革命,就如同操握着皇上授予的尚方宝剑一样,也就有恃无恐,无所畏惧,随心所欲,一个个都成了如同来到吾乡的悍吏一样。如果和悍吏相比较的话,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悍吏还悍,满场院乱窜,大喊大叫“你爸呢?”叫你爸出来大约有内奸,要不怎么会直接问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呢?再不然就是瞎吓唬,别说孩子们被吓坏哭开了,就是大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一位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妇人,一手拉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这两个女娃子吓坏了,哭的满脸是泪珠混身颤抖。老妇人身边还有几个中年女人,问什么事,我告诉她们城里发生的切和亲眼所见,并关心的问她们亲人中有没有去守报社的,一个女人回答也不假:我们是家属,成天在家不出门,哪晓得外面有什么事。”贫下中农红卫军在场门口打一个八场工人,说他是八·一八,直到有人证明不是才歇手。这个倒霉不走运被打的人年龄在二十七八岁,身强体壮,但却招架不住那么多人围着打满脸是血,一只耳朵下面和脸皮连接处已经被撕开一点,不停的在滴血,但他没有愤怒难过的表情,忍住愤懑和伤痛,强装笑脸和本单位人说笑。贫下中农红卫军要进一个房间找人,死活不开门,搞坏门上暗锁,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桌子上大半碗面条还是热的。大概就食者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伙进场,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想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好汉不吃眼前亏,或者好大姐躲避瘟疫,只有暂时绝食锁门而去,任你去打破门乃至抢劫了。有贫下中农红卫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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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想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到了什么程度,好得很和糟得很,不知该相信哪种说法。司机的话对乘客有点威信,我不是司机,但我坐驾驶室,农民搞不清,我说:“老乡,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响应中央号召,就是八·一八也不能随便打,他们只是一般群众,只是挂个名。”农民中有人说:“对对对。”扔掉了武器,其他人也纷纷效尤。三寸不烂之舌还起了作用,终生不忘这句话。送回农民,空车从大街返回,不知道跪地行进的虔诚的朝圣者教徒们如何
    兵团掌权了,大权在握,就要发号施令,上午被喊名字的人
    部分已经绳索加身送去监狱,就连门卫都换成了兵团的人。到有人地方看看都在谈今天发生的事,我也介绍亲眼所见。受了剌激,一夜睡不着。守报社的大队人马轮换去剧院,看同一观点的红宣兵和红艺兵演出鼓舞士气的节目,所以青海剧场始终人满满的。2月23号剧场大门有铁将军把守,解放军广播车喇叭对着大门播音,台上的表演者,也就是红宣兵和红艺兵,带领着看客们高喊造谣!”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造反有理!”等等,豪言壮语简直掩盖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然而,肚子和人一样,也闹革命,也当造反派,真革命造反派被自已肚子革命造反搅闹的难受,感觉到饿的不行了,天快黑了,能不饿吗?终于拿来钥匙请铁将军走开。剧院里人多,放屁也是热的,出剧院首先感觉到冷很长时间没吃东西,身上缺少卡路里,应该同情他们冷。从马路消息听到,这些走出剧院者,登记收缴证件一应例行公事不会少,有的被按图索骥铐走了,还有的领到了猫掌、鹅掌,甚至熊掌,都不须破费一文小钱。这个掌,那个掌,非但不能吃,反而有失体面,并有火辣辣之感,人格尊严受辱,体面丧失,也能使心胸不宽畅的人领尝后会痛不欲生。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
    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
    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河走,悉随尊便。这些守报社的有功之臣万万没有想到,在总大门外欢迎他们的人很多,老鹰抓小鸡一样,来一个抓一个,勒令跪到地下,前额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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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屁股撅的老高,后面来的人看见,不要人说,照猫画虎,自觉跪下。自觉、自觉、自觉,跪下、跪下、跪下。这些一字长蛇阵的跪地者,曾经在兵大哥剌刀下练习过跪地行进操,他们当中有的是盲目的几近疯狂的教徒,现在额头抵到地面做宗教仪式,是祈求曾经信仰崇拜的神保佑,还是咒骂被他三十七计坑害上当则不知了。做一会跪地仪式后获大赦回去写请罪书,跪地长蛇阵有陆续返回的教徒补充,三四场守报社人多,长蛇阵依然长蛇阵。现在已经是无政府主义了法律已经不存在,就三场一偶之地来说,就是兵团政府,兵团法律。二蛋还在做跪地仪式时,就被人拉起弄到指挥部发号施令的办公室私设刑堂,被双臂扭后进行绳捆索绑,抽出背后双手上的绳头挂一处高的地方。兵团一个人审问他时拿着个小棍棒,边问边敲击其头部,虽没有令他到休克的地步,但毕竞是在他们自我标榜为革命造反派自已的办公室接受私刑,也就是极大的讽刺了,不过现在这办公室归兵团所有。二蛋的回答得不到满意,审问人把绳子朝下一拉,绳子就带动双臂上升,直到两脚差不多悬空,二蛋急了,喊叫“我说,我说”,于是绳头放松,两脚落地,得不到满意回答时就拉绳子头,又使他差不多两脚悬空。兵团也武斗,也搞逼、供、信,真是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
    你说一个嘴,他说
    个眼,再有说耳朵鼻子,乃至身体四肢长相发肤,一个完整的人就勾画出来了。凯旋归来的守报社有功之臣,一个个都被吓的屁滚尿流,谈吐中无不痛骂李国扬和张金田,恨不得把他二人抽筋搓绳,再食肉寝皮方能解其恨,似乎三场死伤那么多人都应该归罪于他二人。然而,他二人已经撒手人间,人死债烂,没法找他
    二人了。不过,综合一下各人所说和请罪书内容,报社流血一幕也就展示的一清楚
    报社大门朝南,门口所对着的一段七一路面早先是土城墙,搬去城墙
    修路,路南边还存留着土城墙。报社大门到公路间停满了军车,围观的人山人海,给解放军支援、声援、助威的人车从这段七一路经过,八·一八遊行队伍和拉人遊行的汽车也从这段路经过。报社西墙外有一条土公路,连接七一路和柴达木路土公路西到临近河滩地是白杨树林。报社北墙外是自西向东流的湟水河,和土公路相交处有座木桥,三场和五场守卫报社的大队人马就在桥的南边临河驻扎。三场和五场防地到大门之间有别的单位八·一八防守,报社东墙外是房子,北墙外是河,都无需防守。2月23号围观的人一个也没有,军车也早就开走,土城墙上架着机枪,枪口对准了该对的目标,军人端着冲锋枪对着守报社人,枪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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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剌刀寒光闪闪,一个个虎视耽耽,令人发怵,胆颤心惊。军队喇叭播放着取缔八·
    八的通令,可是,报社的高音喇叭比军队的喇叭声音更高,北京来的红卫兵张大海似乎掌握有尚方宝剑一样,在露天场地一辆汽车上,对着话筒大骂:“我们严重警告青海军区内部一小撮混蛋,你们把目标对准了谁?”他只会骂,只会问没有想一想,今天的目标到底对准了谁,并且包括自已在内。三场带队李国扬,司机,三十多岁,正集中精力和人玩扑克牌,把身边的事态置之度外。一个军官朝李国扬身边一个工人招招手,这个工人去了,军官在白纸上写几个字,要工人交给李国扬,李国扬接到纸条看也不看,撕的粉碎,看着军官,拍着胸口说:“要命可以,有一条,要报社办不到!”又继续和他人玩扑克,军官摇摇头。过一会这军官又写几个字在白纸上,招来刚才的工人交给李国扬,这次李国扬接到纸条未撕,用一个小石子压在地面,仍旧和人玩扑克,他没有想到,集中精力一心玩扑克时,也就是正在玩自已的命。纸条又一次交到李国扬手里,他看过后不玩扑克了,起身走走看看,张张望望,就在这时,军人开枪打坏了大骂一小撮混蛋的报社喇叭,这一下骂不成混蛋了,也警告不成了,也质问不成了。三场守报社领队张金田指挥队员胳膊挽胳膊,组建成三道人墙,说道:“谁松开手让解放军进来谁负责。”他自已站到人墙后,带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唱。”特定的年代语录歌就如同能治百病的甘草一样,药到病除,也和下里巴人歌一样,人人会唱人人会附和,于是一齐附和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一同大声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唱法和喊法,是时代的产物,能鼓舞士气去排除万难,真能生意料不到的效果,能争取到胜利。五场和三场守卫报社的人在一起,五场带来的一辆汽车停在桥南路边,把四轮刹车拧死,再挂上档后拉紧手刹,然后锁门,车子推不动了,据说这是用来设置障碍阻挡解放军的,五场的人就在车边。这时气氛极为紧张,场面恐怖,差不多已经能闻到火药味,解放军广播喊着:“是真正的革命者,站到汽车那里去,通过桥离开。”喊了多遍,终于有一个五场工人离开人群站到汽车边,五场守报社的人喊叫:“欢迎我们的战友回到队伍里面来。”边喊边向这工人招手鼓掌,其实是在喊这个工人回去送死。是一个人站出来被人看不起,怕被骂为叛徒胆小鬼还是什么原因,只有当事人自已知道,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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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工人回到队伍里,继续参与在露天演岀胳膊挽胳膊的活闹剧,实际上是一幕可耻残忍的悲剧。报社极其紧张恐怖的场面,阎王老头知道的一清二楚。阳间人捣人,有邦有派,阴间鬼捣鬼,有派有邦。阎老五的忠实信徒里面,还有更跟得紧跟得近的,拍鬼屁的当然不乏其鬼,把探到的消息及时汇报,所以阎老五消息灵通,对报社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身临其境一样。于是,这里阳间正在混乱恐怖的进行喊魂演出,那里阴间也在有条不紊的做好勾魂准备,立即派出活人看不见的阴差到报社,做好有关接客的事宜。这些阴差,原是阳间活灵活现人的魂,他门的魂被阴差勾走而丢下躯壳不顾,到阴间后不仇恨勾他魂的阴差,反而仇将恩报,自已也加入到效忠阎老五的行列,充当阴差,返回阳间为虎作伥勾别的活人魂。不过,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既然易主,就要效忠新主,所以对这些阴差返回人间大胆勾魂的所作所为,也就无可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空军有神风队,这些对天皇尽忠尽孝的人驾驶装满弹药的飞机,直向敌对方目标如航空母舰等等撞去,做到人、机、舰三合一同归于尽。现在被派到报社的阴差,都效忠阎老五,克尽职守,效仿神风队员,一个个扒附在兵大哥的子弹头上,对准好目标待命。我没有去过阴间,如何能了解阴间这等事呢?只是猜测想象,想当然而已,我相信肯定是这样。西门豹治邺,亲赴河伯娶媳现场,认为巫婆给河伯选的美女不美,要巫婆亲自去河伯处通报一声,等以后选到更美的送去,衙役把巫婆抬起扔进漳河。见巫婆久不返回,说巫婆是女子不更事,要小官吏亲自去河伯处通报有谁不相信我的看法和猜测想象,不妨如法炮制,如同巫婆和小官吏去河伯处通报一样,也亲自去阴间调查核实,然后回来告诉世人我说的对不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十二点前集中到土公路至河滩间的白杨树林间,进行轻装,给每个战士发下纸和笔写请战书,向党表决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表态的请战书事毕后返回原处。时间到了,军令如山倒,一点不假,兵大哥扔出一个手榴弹,烟一冒,立时枪声大作,土城墙上的机枪也如同鸭子一样嘎嘎的叫起来现在不是四面楚歌,而是四面枪声,这恐怖的枪声,比大年初一开大门和办喜庆的炮竹声还响。扒附在子弹头上的阴差,操纵着子弹直向早就对准好的目标钻去做到阴差、子弹和活人同归于尽。于是,子弹钻进谁的要害部位,此人就白眼翻倒下,顷刻间就命归黄泉,伥鬼阴差领着死亡人的魂去阎罗殿上报到,而置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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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躯体不管了。有的伥鬼阴差技术不行,操纵着子弹偏离了方向,没有钻进目标的要害部位,被射中的人就不会死,可是却给造成了各种伤残留下。三场胳膊挽胳膊组建人墙的坚强战士们,正在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保卫报社,报社不能丢!继而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子弹令第一排人墙白眼一翻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第二排人墙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即也就一翻白眼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指挥人张金田和李国扬也倒下,没有人指挥了,有的挽胳膊人已经倒下挽不成了,蛇虫蚂蚁也惜命,没有倒下的一个个吓的屁滚尿流撒鸭子跑开了,朝兵大哥身后跑,不问也不看,朝桥下河里跳。体育比赛有跳高项目,没有听说过有跳低项目,这大概是守报社人自已发明创立的一个新的项目,也可说是急中生智不计成绩也不计后果的项目了,要知道,路面和桥下河水结的冰面距离不近,但是逃命要紧,顾不上了,哪有时间去考虑和研究能不能跳呢?穿黄衣服的大哥也没有调转枪头去对付逃命的叛徒。克尽职守,扒在子弹上对准好目标的阴差,也没有操纵子弹拐着弯去追杀逃兵。逃脱一命的坚强战士,一个个都成了相棋盘子上的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再也不退回去表演胳膊挽胳膊保卫什么劳什子报社
    枪声停了,当然是军人胜利,守报社人失败。首要之事是要医务部门来
    人抢救受伤的人员,就是我站在二医院门口车厢里穷目四方,医院喇叭喊医护人员集合的时候。死了的大安身不动也就不说了。受伤的送到医院。逃脱一命又毫毛未损的,全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一排排一排排跪下,有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剌刀枪对着,随着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的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从始至终,毬蛋二人均不在人群里,更別说在人群里参与挽胳膊了,他二人在报社里,报社的大门关死,门外守报社的人也进不了里面去,三场在报社外的人拿着他二人的条子才能进报社,可见毬蛋二人还属于决策领导阶层。生还者说到李国扬、张金田和首都红卫兵张大海,一个个咬牙切齿,无法解恨:军官写了三次纸条子给他,他不看,撕了,不和人商议讨论,不带着人离开,要队员们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阻挡解放军,大骂解放军,拿我们生命做赌本开玩笑,把我们不当人我尻他娘,我操他十八辈子祖奶奶。其实这三个人当场已经死亡,骂骂无妨,但也马后炮不起作用了。从生还者谈话中知道,谁死了,死了谁,这个,那个,个,这个,三场确实死了很多人,伤了很多人。24号,军人打扫战场,对躺在地上已经死了的人一个个检查,每人一个硬纸袋,写上姓名、单位,内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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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物品,如手表、工作证、驾驶证、饭菜票、现金等等,天黑前一一送到各人单位,同时通知死者单位晚间去人收尸。这时人们知道,三场死了三十一人,其中车队十九人,保养场十二人。重伤者已经住院,轻伤的人如擦破一点皮的早已经回场。问起报社总共打死多少人,军人回答是不知道
    人们传说开了:公
    司有个小千部在报社走廊溜达,忽然听到枪声大作,并且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子弹,急中生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闪进一个房间把门关死,扒到墙角拐地上,任谁喊叫也不开门,直到军人强行打开门,喊他仍不吭声,装死,一个军人吓唬一声:“不起来开枪了!”他一下子爬起来朝军人跪下,吓坏了。腥风血雨2月24号晩间,兵团几个人合议,把指挥部里平时最积极的出头之鸟,也就是顽固不化分子,派去报社收尸,兵团去人压阵。我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何不亲自随车去看一下,这可是此生难逢的机会了。
    高原天气冷,2月23号中午死的人,到第二天晚间冻的硬梆梆,有的仰面朝天直挺挺,有的爬在地上,有的侧面倒下,有的屈着身子,有的双手捂着伤口,各种姿势都有,都表情痛苦,咬牙咧齿,面无血色,有的已经难以认出。有一个单位的女人,把扎头巾放进嘴里咬住,估计受伤后疼痛难忍,借咬住扎头巾来止痛,现在人冻硬了,扎头巾取不出来。还有一个外单位的死人倒在烧着的烤火煤上,煤已烧完了,火也灭了,但尸体也烧的难看。三场死人全部装进车厢,连夜送到火葬场背后的大酋山,那里事先雇老百姓挖好了坑,老乡仍在那里等着埋。因为天气太冷,地还未解冻,土挖不动,所以坑挖的也不深。一人一个坑,尸体放进坑后比地面还高,可见坑有多深了,把挖出的一点点土还坑,还难以把尸体全部掩盖,只好在周边地取上浮土添加,直到看不见尸体才罢。这样一排排的小坟就形成了,坟也不大,每个坟脚下插一块小木片,写上人名,做好标记。
    三场人走后,已经走了的老百姓又返回
    掘尸搜査,有的死者把手表套在胳
    肢窝里,军人打扫战场时未査出,现在被人发了洋财,还有其它军人未査出的东西,也为掘尸者所获了。
    25号上午,三场又派人去重新掩埋,直到眼不见
    为净才罢。回来的人说,有的死者衣服不全,怀疑他的衣服好,被人脱走了。钱越传越少,话越传越多,此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如说八·一八首先开枪,解放军被迫还击,这使人不能不信,有句话叫死老鼠坏害一锅汤,那么多人守卫报社,在混乱中有个别亡命之徒带去枪枝,并且向解放军开枪,引起解放军还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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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可是,有的消息和谣传也太离谱了,说八·一八要拖人马去祁连山打游击就离谱了。至于说八·一八在报社里开窑子店招待守报社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造谣中伤。又传出八·一八在水井里面放了毒药,只好派水车去城里拉自来水供应食堂和家属院
    八·一八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的家都被搜査了,当然没
    有搜查证,原想搜出打解放军的枪枝,结果一无所获,虽然查出来几个子弹,却是老式步枪用的,老了没牙的古董,是司机从拉的废钢铁里面拣的,再就是进口车上装的闹钟等物,也有一些明显不属于私人所有的东西,当然也在带走之列。26号上午开全场大会,把这些物品在会场展出让人看,扩大臭八·一八的宣传效果,生还者反戈一击,相继发言,痛悔过错,检举头头。因为对这种会没有兴趣,鬼使神差似的无意中去到小修工间看看,不进则已,一进大吃一惊,唉呀!呼哒!呼哒!两辆汽车车厢上横担一木,压死张桂兰的第二辆汽车司机薛宝山被双臂扭后,绳捆索绑,背后抽岀绳子吊在横担木上,背朝上胸朝下,悬空的两脚划来划去,似乎在寻找支撑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他穿的单薄,脸又黑又瘦,没有血色,表情极为凄惨可怜,看着我一言不发,此时无声胜有声,他有求于我。我立即折返会场,边走边沉思:他薛宝山有杀头之罪,是法律问题,艮下不能让活人受罪。我对一位军官耳语:“有个人被吊着在,你知道吗?”军官吃惊的问:“不知道,在哪里?"我指着小修工间说:“在那里。”军官说:“你带我去。”站在身边的一个年轻军人大概是他卫兵,也随同前往,从会场里也出来了
    三四个人同行。
    薛宝山见我带来了军官,眼里露出希望之光。军官下命令
    放下人,可怜的薛宝山放到地面后站不成,得到允许后带着绑索捆绳蹬下靠到汽车轮子上,随即铡身躺下,面无血色。这种吊人方式我从未见过,比《老残遊记》里的酷吏站铁笼,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要平起平坐而不会逊色,看着心中戚戚。
    1964年大通煤矿井下出瓦斯,我把中瓦斯毒的人揹扶到井底乘车上
    地面,我救过人。1967年2月23号当天夕阳西下时,我在汽车八场要打人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放下你的鞭子。2月26日,我在汽车三场找来军官放下被吊着的薛宝山。这三件事,都事关人命和皮肉之苦,我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得到宽慰,我从来没有暗害过或亏过人,可是为何有人要暗害我亏我呢?下午在露天场地继续开全场大会,面对会场一字长蛇阵的板凳上,站着高举双手的人,举手是投降的表示,在这些举手者中,有那个河南人文革小组成员,八·一八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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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名字的地下队员。军代表发言,首先指着板凳上的人说:“最好不要这样。”军代表一句话,这些人得到了大赦,板凳也撤走了。军代表表态:“坚决支持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这都是套话和口头禅。在仍有指挥部的人反戈一击立新功时,二蛋被捆绑面对群众跪下,二蛋个头不大,人也瘦,穿的也很单薄,满脸灰尘。要他交待干了什么坏事时,他承认在报社向解放军扔了颗手榴弹,可能炸死了十几个解放军,他的话确实令不明真相的人吃惊,并有气愤进而仇恨。这时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高个子大汉,双手抓着二蛋双臂从跪的地上提起离开人群,这时又跟上来一个大汉,抓住二蛋双脚,把二蛋悬空起来朝停在傍的汽车走去。到了打开后门的汽车后面,抓双臂的大汉说:“准备好。”二人抓紧双臂双脚,使二蛋悬空如晃秋迁一样,边晃边喊“
    随着声音又大又长
    出口,二蛋从两个大汉的手里飞了出去,被扔进了车厢里。二蛋落在
    车厢中间底板处和大汉之间距离,足有四五公尺远,虽是后背着板,并有捆身的绳子起弹黄缓解作用,但肯定跌的也不轻,如果是脸首先落碰车厢底板的话,定将会头破血流。二蛋也真是一条好汉,后背刚着落车厢底板时,就势一个鹞子翻身站了起来,走到车厢边板蹬下。我心想,二蛋这人如果在乱世豪杰争雄年代,必将会成为榜样,甚至受拥戴而为人杰。二蛋和另外几个人被送去监狱了晩饭后继续捆绑认为是顽固的人,捆人的人是转业军人,似乎受过捆人的专业训练:命令被捆的人跪下,绳子从背后老鼠窝领子平肩膀放好,有胳肢窝起,从前到后绕着胳膊直到手关节,扭扳两手到背后,两个绳子头从领后绳子下穿过,绳子头一抽拽,被捆的人两手就到背后了。捆人的人面对下跪者,用脚踏着被捆人肩膀,再用力抽拽绳子,被捆人睁大双眼咬着牙,一声不吭,强忍一切疼痛。捆人的人左右脚轮换踏着被捆人的肩膀抽拽绳孑,再踏再踏,再抽再抽,再拽再拽,不一会被捆的人两手就可以摸到自已的老鼠窝了。本场被捆的人没有喊叫的,其实喊叫也不行,不如坚强不屈当好汉。三场隔壁马坊村有一个农民,夺了生产队的权,自封队长,但官不是好做的,过了一下官瘾,这时被生产队捆住送来,随场车送去监狱,回答人问的罪名是破坏生产。三场和马坊村,既是邻居又是工农联盟,马坊村的贫下中农红卫军和三场兵团观点一致,兵团开大会,该村这个军还来捧过场,现在当然要帮忙了。受人所托,忠人其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助人为乐,一点不假。老百姓不会捆人,绳子松松的,于是重新捆这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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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不得这个自封队长“啊哟!啊哟!妈呀!"喊叫开了。捆人的人似乎喜欢听喊叫声一样,越喊叫,绳子抽拽的越紧,捆的更厉害,凄惨的喊叫声伴随着刚天黑的冷风,听了混身颤抖,一身鸡皮疙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这时聂兰来了,聂兰是指挥部的总头子,他已经在别处捆好,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跪下后说:“我把问题交待清,放下我行不行?”哀求声也可怜,但没有得到允许,被拥上车厢。就是他说过,被捕或死了有谁代理接替,导致一级级指定代理人,他的话应验了,但却没有人站出来代理他接替他,让八·一八红旗倒下了,可谓
    了。车子开去监狱了。26号下午,四场八·一八全部跪在场院内其他组织人坐在地上,六场来人比车子被扣的上一次来人更多,是来报仇当初刁难来车的出头鸟。现在捆绑人的时间,正好是上次来车被刁难的时间,这大概是研究好的,只不过日期不同。有个女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几个男人提起抓住,两脚悬空进行捆绑,这女人没有一点声音,真是女中豪杰,捆好后落地说了什么被解掉绳子。该捆的捆了,该绑的绑了,想抓的抓了,想骂的骂了,车子开走了,大概是送去监狱,如果不送监狱而留在六场的话,六场还要管饭,送监狱,诚为明者善举。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平级单位,没有逮捕证就来任意抓、捕、捆、绑,并且带走送进监狱,没有人阻止拦挡,没有人干涉说话,什么年代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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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上午,场里组成清理小组,把被打死人的财物一一清点登记,参与人签名后集中包装捆好。也就在这时才明了,2月23号报社共打死172人,加上24号不知什么原因在民族学院枪击两个学生,一共死174人。以死人多少排名次,冠军非汽车五场莫属,死去35人,三场因少死4人,屈居亚军;季军属哪个单位就不知道了。大概是领袖说的吧,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多次进行,三场在下次文化大革命或变相叫什么革命运动中,能否超过五场死人数夺取冠军而报这次屈居亚军的一箭之仇,现在来说,当然言之过早了
    我没有被二蛋挖墙术挖走,
    如果转进指挥部,极有可能在报社被阴差把魂勾走,即使魂没有被勾走,小土地出租带有的原罪,加上眼下反革命新罪,一加一等于二,双料货,双重罪,那就吃不了带着走,身揹两付十字架将无法走了。
    我班共十二个人,五个人属指挥部,一个没有带原罪的甘肃人在报社逃命时被子弹打掉了帽子,真是砍头就像风吹帽,以帽代头服刑了。俗话说,帽子落地买田置地,要想发财,抓起再来,他伸手从地上抓起帽子戴上又跑,帽子再没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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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弹,人也没有受伤。另四个人中两个是地主崽子,两个是富农儿子,就是在我下罪已诏和退位书前仍保我皇的人。我自适时自我罢官后,他们不保我皇了,也无皇可保,于是都背叛自已带有原罪的阶级,以实际行动重在表现,响应号召,参与运动,加入八·一八成为革命造反派,高喊保卫,说到做到。其实,他们也只是换一个皇在保,没法保我这个比蚂蚁还小的皇,转而去保另一个大皇。后来个富农儿子请假回山东,另三个人都去守报社,终于以生命为代价,功德圆满以保皇始,到保皇终。他们与生俱有就带到人间的原罪,应该随同人死债烂而赎清不存在了,如果说人死了原罪非但没有赎清,反而增加一条反革命新罪,但也没处找原罪加新罪的人,也就无奈原罪加新罪人何。我如不罪已,不退位,这三个人谅必仍会尽我忠继续保我皇,可能不会背叛我去参加什么劳什子革命党造反派八·一八了,不会去守卫什么报社,也就不会落得如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样逃命,康梁尚且逃得一命,而他们三个人都没有逃出报社就饮弹倒地,命归黄泉。这三个人曾经保过我的皇,后因我罪己退位而不能保我皇,去保另一个皇,最终导致死亡,想到这里,深深的内疚,似乎欠了他们什么。不过也难说,戊戍六君子是保皇,结局却在被保之皇圣旨下达后,感恩戴德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而身首分离,这三个死者步六君子后尘,死因相同,想到这里,内疚释然。在报社经过枪林弹雨洗礼后回来的人,不是看破红尘,而是看破金钱,大吃大喝,平时不抽烟的人,现在成天把两寸长的电线杆刁在嘴里,吞云吐雾,满嘴烟直冒,酒气冲人,真是烟酒烟酒,研究研究。他们说:“要钱干什么?差一点点在报社被打死了。”人活在世界上不如一根草。”今后有钱也不存银行,就吃。”我吃光、喝光、花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我比你还多一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用光、玩光、光光光,比你们都光,光他娘,什么也不要。”“我简直不想活了,怎么不在报社被打死?”说这些光光光话的人,都是死里逃生,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有的半夜蹬掉被子站在床上摸墙;有的无缘无故失声大叫;经济好的都吃的满嘴油光闪亮,酒气冲天,烟味呛人。实行三光政策或者是多少光政策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平时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真要被施以凌迟刑是会害怕的;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真的死到临头,也会后悔的;李斯东门叹犬追兔,对生的留恋谁也一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
    其鸣也悲,千真万确。
    阴间鬼捣鬼,真不真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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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阴间,不能妄加断语。阳间人捣人,确实不假,亲眼看到有的人要借机整死人缺德事做出来了。我以不欠阳间债,不被人指背而自律
    大街上红纸黑字
    大字报贴岀来,内容是林副主席来电,称讚报社干的好,镇压的好。被称为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的国防部长的来电,对报社开枪表态说好,并且讚扬,非同儿戏
    八·一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肯定无疑了。这来电是真是假不知道,马路消息传来,有人揭榜怀揣去北京
    有个女人名叫
    肖素珍,和夫君张家仕都是甘肃人,婆家是地主,因为丈夫是地主崽子,也就带有原罪,她嫁给崽子,也就光头钻剌棵—一自找苦头,因为沾染上原罪而被称为地主婆子。文革中这个组织这个派,那个组织那个派,这个派,那个派,派性能藏污纳垢,加入某组织,这组织就是该人的保护伞,指挥部对她加入八·一八的夫君也就欢迎重在表现,不计原罪了。该女人没有工作,在家当贤妻良母好了她却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搞文化大革命,加入八·一八,并积极的在家属里和工人里发展八·一八。夫君张家仕在报社命归黄泉,她本人带三个孩子,没有收入,够可怜的了,被抓进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住了一夜就被放回来,因为她家中还有三个孩子。被称为地主婆子的她回来后,被几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揪住毒打,向她讨要丈夫,因为死去的男人是她发展加入八·一八的。她自已丈夫都没有了,又找谁去要?可怜这位肖女士,适值女人最麻烦的假期,被几个女人揪打时,大腿都染红了。第二天她丢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去北京反映青海情况。我始终想不通而自问:一个女人嫁给地主儿子,被称为地主婆子对吗?这是女人争吵时喊出的,就和土改后穷家孩子骂地主儿孙为小地主一样,并不代表上级政策的认可。就和小孩子吵架一样,揭短臭骂对方尿床是尿床精,被臭骂一方反臭骂对方挂着鼻涕是龙鼻精。我又复思:土地改革时我年方十岁,只因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就带有莫名其妙的原罪,当义务邮差去送信,难道说是小孩子骂仗而不是上级意图吗?文革开始,北京传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一种时代思潮吗?不是荒唐、可耻、可悲,而应该严厉鞭挞声讨的血统论吗?我们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不是也在人为的造神吗?我们不是在宣扬重在表现的同时,也在更疯狂的搞血统论吗?布衣出身的皇帝,恩惠父祖,追封三代,泽披子孙,封王晋爵;朝被推翻,祖陵被掘,先人丑化,父债子还,累及后代,凄风苫雨。夫荣妻贵,子荣母贵,名门小姐,荒野丫头,一朝君王侧,贵为皇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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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皇母,就会受封、加封、追封、谥封不同尊号。肖素珍女士受封尊号为地主婆,是宣扬荣耀,还是丑化鞭挞都不可知。这么一想,我十岁时就受封尊号为义务邮差,也就想通了,并且沾沾自喜矣
    失去丈夫的女人,有的天黑以后跪在
    公路上呼天抢地的哭喊:“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今后日子怎么过啊?孩子怎带大?老天爷呀!你瞎了眼!”可怜的女人,你没有理解,不是老天爷不长眼,而是你的夫君在响应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参与演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闹剧里扮演了死者的角色,终于在人为制造出这恒古未有的,在全国社会大舞台上演的一幕可耻的荒唐的该诅咒的闹剧里,把你当演员夫君的命要去了。想起青海民歌花开花败年年有,人老了再不能少年的深刻含意,人老了确实不能少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
    因为响应号召而关心国
    家大事,加入某个组织参与文革这一闹剧、可耻剧,实乃荒诞剧的演出,导致受牵连迫害的演员和某些看客都冤枉,而所有被打死打成伤残者更冤枉。就三场来说,冤枉中的最冤枉者,要算那个四川人王久全。第一汽车制造厂专门造了三辆载重卡车,从长春一路拉货到拉萨,试验车子性能,三场有一位技术员和两名司机参与试验,王久全是司机之一,事后第一汽车制造厂把三场司机参加试验的两辆汽车赠送给了三场,王久全仍开他参与试验的车。2月20号前发动机拉缸了不早不迟,22号下午车子拉回三场,晚间听到指挥部广播要去守报社,决定去看看,而置分别多日的娇妻挽留和孩子的可爱于不顾。当然他不会想到也不会知道去看看是去送死,如果知道去了会死的话,纵使是去金山、银山、钱山揹金银钱财,去阿里巴巴山洞取宝,从而富甲天下,他也会弃而不就也。谁知去报社看看成了他的不归路,这一去真是成了老王送灯台
    去就不来,2月23号上
    午不明不白的当了冤死鬼。他参加八·一八只是挂个名,一直在外面跑车,迟天回场就不会死,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女,真可怜。
    监狱人满
    为患,已经到了饱和状态,再也没法容纳,要放人,一再摧促各送人单位把送到监狱人的材料上报。
    自2月24号开始,指挥部里被认为顽固、积极和有
    问题的,或者被有的人借故报私仇的人,有家的都不让回家,住在场里,有家中送饭,这大概就叫软禁吧?被软禁的一个四川人姓张,原是工人,后被提拔为技术员。返回到他学生时代,在回家途中被土匪掠去,要他参加入夥当响马,做记帐的干活,他不干,找机会偷跑了,就这样,一直有人说他是土匪而揹黑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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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保养场开会,把他叫出来站到人前,要他交待八·一八计划杀人一事,这种子虚乌有,如何交待?现在法律已经不存在,兵团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立即绳索加身,五花大绑,他马上汗流满面,我相信,就在这片刻之间,他内衣肯定也会湿透,他站不住了,东倒西歪,结结巴巴的说:“我交待,我交待。”绳子解开取走,他的汗就和雾气一样,从衣服领子里和脸上散发而出,仍然说不出所以然来,没有的事情如何能说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必有招供没有事实可供招供,也会因为皮肉忍受不了疼痛的极限而胡言乱语瞎编一通。
    00九年十月十三日,孙言诚《青海二二三事件》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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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仝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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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
    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
    五的大通桥头事件
    九的民和事件、
    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
    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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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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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句,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杈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
    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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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八夺权。1月29日
    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
    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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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
    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岀,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哂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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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
    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
    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板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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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査,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岀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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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在
    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
    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裝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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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
    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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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査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
    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査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査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
    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
    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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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杯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冮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赵:他们不同意。总理:你同意吗?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赵:×x×指挥
    总理:x××部队张洪回答康生:谁下的命令?张洪:领导小组决定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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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
    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陈伯达:有,没有?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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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
    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
    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査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00九年某月,卜伟华《也谈青海“
    ”事件》
    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孙言诚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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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孙文》)一文,这在文革史几乎成为国内绝大多数期刊禁区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孙文》大致讲清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如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说成是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把后字205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张晓川的职务说成是副军长(应为副主任)。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也米谈谈有关青海“
    ”事件的问题,同时,对《孙文》做一些补充与订正。
    青海“二·二三”事件是1967年“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青海“
    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
    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爆发;另一方面,它也是1967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
    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仝国仝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加剧的“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面夺权”必然造成全国已经很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敢于走这一步险棋,是他认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乱子再大也可以收拾。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他所钟爱的“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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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2、3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此事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开始介入解决内蒙问题。
    在湖南,2月4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2月5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2月7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3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
    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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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4)。
    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5)许世友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
    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6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7
    在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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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2月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2月21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3月2日,四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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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颁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地镇压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
    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
    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1
    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抓人最多的是四川,而打死人最多的则是青海青海“
    事件中共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孙文》中说:“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
    实际上,“文革中首次暴发的大规模血案”当数新疆石河子“
    ”事件。
    月12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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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报》。1月19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12)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
    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
    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13)。
    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
    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14)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
    》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可能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5
    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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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8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10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仝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2月11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硏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1966年的反右派与1957年反右派
    《孙文》中说:“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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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57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1966年有很大差别。957年时,中共中央高层在反右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反右派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进行的。毛泽东搞反右派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形式还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而1966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转移到党内高层,他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把刘邓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打下去,并清除他们的影响,在全党全国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更左的方针路线。刘邓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们还想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套做法来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远在外地,让刘邓在北京相机处理,实际上是把刘邓放在这场大火上烤,结果真把刘邓给烤焦了。刘邓虽然还在前台指挥,但在所有的大政方针上他们都要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幕后的毛泽东手中。
    文革初期,在刘、邓主持下,在所谓“五十多天里”的情况,现在确实很少有人提及。(17)但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对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关系重大,不搞清楚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真正深刻理解以后发生的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群众组织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性组织等重大问题。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示报告来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搞阶级斗争,揪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刘、邓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18),在他们亲自过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的运动中,都把一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了“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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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全国各地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把给单位领导人或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坏人”的事件。
    文革初期,刘、邓的一套做法是沿续过去反右派运动的做法,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比1957已大不相同了。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在全社会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话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之类的口号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做法,其结果可能更为可怕,最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要比1957年更多。
    毛泽东反对刘邓在文革初期的做法,并不说明他反对过去反右派的做法。毛泽东要走得更远。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大革命”,声称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其严重后果不止十倍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文》说:“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这个说法不对,把时间搞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红旗》杂志1966年10月1日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提出来的。8月底9月初开始有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群众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各地的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1966年底或1967年初左右的时间,造反派的力量压倒了保守派的力量,开始成为运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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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戚本禹、关锋推动“二二三”事件的逆转
    事件前后,西宁政治局势大起大落
    1月29日,“八一八”派
    的40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1月30日,《青海日报
    》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19)此时的“八一八”,顺水满帆,风头正健。
    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
    到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裝镇压,死伤惨重。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此时的“八一八”跌到了谷底。
    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按照戚本禹接受孙言诚访问时的说法,
    事件的逆转,是由戚本禹、关锋
    推动的。
    戚木禹回忆说:“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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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如此,才有了毛泽东下令调查,以及后面的大逆转。
    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如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来往死里整他,是从戚本禹等人写信开始的一样,其实是江青影响下的结果,而江青的言行又是很难和毛泽东分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江青主动要逆转青海局势的可能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中提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而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枪”问题上的态度。
    六、刘贤权、赵永夫等人后来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22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1967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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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21)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青海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22
    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在济南军区当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1992年6月15日逝世,终年77岁。
    赵永夫在被关押10年之后获释出狱。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央的批语说:“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赵永夫后来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裝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逝世,终年72岁
    总政治部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对青海“事件”的责任问题是这样说的:“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看起来,赵永夫晚年的处境要比刘贤权好一些,至少赵永夫没有被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因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原来加在赵永夫头上的许多罪名都被取消了,但是他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的行为却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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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批示的内容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2)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第174页
    3〕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的讲话说,“湘江风雷”被逮捕的人数达五、六万之多
    4〕据王力1967年8月15日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说,武汉军区把“工总”的头头抓了516人。而据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与湖北代表座谈时武汉造反派学生代表反映,武汉共抓了2600多人
    5)肖思科:《王平上将奉命两进北京城》,载于《中华儿女》1998年第7
    期
    6)李文卿:《近看许世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
    7)见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的讲话,1967年4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
    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196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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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参见《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据周恩来和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四川抓了有十万人
    10)《八二九战报》第2期。
    11〕《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査报告》,转弓自叶青:《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硏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2003、k2920
    12〕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代表自治区党委发表了简短的交权讲话,并将一布包印章交给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尽管新疆军区是反对这一派夺权的,但“夺权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中还是有一位新疆军区机关二级部的副部长。(李近川:《中央文革记者让赴西北调査琐记》,《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辑
    总第103辑)
    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乌鲁
    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282页。
    〔14〕武光当时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
    15)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仝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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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17)萧喜东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就曾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中,将这“五十天”的历史称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历史。
    18)参见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整理的《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
    19〕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
    第195页。
    20)孙言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将时间误为1979年3月
    〔21〕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1997年内部
    发行版,第259页。
    (22)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报:《中国共立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
    口选自卜伟华博客
    2007年10月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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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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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7)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七节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事件
    本节资料
    、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时间:六七年元月廿四日2:12~4:00,地点:人大会堂小会议室。被接见者: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全体同志,四川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
    当同学们谈到关于苗前民事件时提到了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梁岐山(四川省监委书记)时,王力同志说:廖井丹还指挥得动人吗?成都搞得那么糟。梁岐山这么厉害,他这样对待群众,这个梁岐山很成问题。
    王力:你们是否回成都夺权?
    同学:早就想回去了,回去一定要夺权
    王力:把苗前民带回去,让他们(指苗前民、梁岐山等人)耍花招,在运动中让他们各表演各人的,抓苗前民抓的不对。
    最后王力同志说:你们做得好,四川就是要彻底大乱,成都将有希望。首先由苗前民谈他被捕经过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着王力同志说:西南文化大革命搞的真不象话。从开始以来就是那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众:还有南充)啊!还有南充。李井泉、李大章俩比怎样?
    苗答:这俩个人都是一样。同学:是否中央批准李井泉养病
    王力:没有,原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当时说过让他进医院看病,没叫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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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然后给大西南作检査。是他自己跑到上海,他老婆打电报要他回成都,被红卫兵抓了,这是前两天的事。
    (对苗)你现在还觉得李井泉不错吧!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他还能当第一书记吗?(苗答:不行了!)他们红卫兵总部不要李井泉了。将来不要什么由上而下任命什么官,要由群众自己挑选。你们这些干部要到群众中去,立点新功,不能靠老本钱吃饭,有的连老本钱都没有
    李井泉、廖志高都退到幕后了,李大章也不得了吗?还有些部长级的干部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现在要做工作,如果是真正认识到了反毛主席,就会觉醒的,总会分化一部分。
    十二月份成都还在打架(同学:现在还在打)那些血案都看到了吗?我看成都要大打,一打好让群众和干部都受教育,因为是他们搞的嘛!比如上海工人100多万,上月的上半月才一千多人,这个历史潮流起来了,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叫革命造反?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指苗前民之流)对李井泉还有幻想,西南局的问题还没解决,压力也很大。把你(指苗)的党籍都开除了,还顾什么?你够不够一个党员,你要不要党籍能靠李井泉给你恢复吗?只能靠群众。过去组织部的那一套,就是安子文干了廿多年的那一套,是反毛主席的,他的那一套哪里来的,都不是毛主席的。你当了十三年组织部长,看来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你们(指苗前民之流)过去就没有感觉到西南局问题的严重,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没有感到西南问题的严重,搞得什么东西!(此时王力同志生气)只要当个官就没上劲了,是资产阶级的,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现在要赶紧投入革命不是搞两面派,不要搞假的。如果你过去是李井泉的死党,是反毛主席的死党,可就不可能救药了。如果你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的精神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要揭发问题,对李井泉不要抱幻想。李井泉、邓小平、刘少奇也可能要反过来,我们准备掉脑袋,但这也不行,这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你(指苗前民)的思想状态还是不好的,还不是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提到李井泉你用词就不对,什么缺点呀!什么缺点呀!你根本没有仇恨,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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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群众受打击,受迫害不同情,对反对毛主席还不愤慨,你应站过来,把立场彻底改变,把那些坏东西揭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只要真正站过来了,群众是会相信你的
    (问苗):你对宜宾地委张西挺的案子经手了吗?我见过那四位同志,他们比你们髙明,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好,他们拥护毛主席,彻底跟李井泉斗,现在你还不敢起来,还不是一个战士,你是否还是看到红卫兵青年人的缺点啦(答没有),那不一定,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来,勇敢地同他们斗争,他们把手拷给你带上,进一步无非是杀头,看来他们对你并不是因为你是革命派而捉你,是否是李井泉的死党也不是,可能是李井泉的忠实走狗,对吗?你估计是因为你好象是揭了他(指梁歧山)的假造反,把你捉起来,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你又没有真造反的决心,和红卫兵一起,跟他干到底。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你光荣,是第二种情况,捉得对,如果是第三、第四,他是真造反,因为你说他是假的,抓了你他是不对的。
    对你(指苗)说实话,原来我们还认为你是革命派,他们(指梁岐山之流)捉了你,很想把你调来谈清楚,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苗前民同志你是否有决心跟小将一起造反,不要当这个官了。(答:思想上是这样想)应该这样,十三年的组织部长,把他(指李井泉推行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问题)那一套揭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将来不一定要搞一个什么部了,要搞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形式,过去那套是从苏联学来的,不要那一套,不要认为熬过运动这一关后又当官。
    红卫兵也要注意,不要看成铁板一快,要做工作,保守派的工作要做,做了错事,犯了错误的也要做,不要采用一种方法,不要老是当学生,想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学一点本事,懂的更多一些。尤其对原来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要有个政策,恐怕有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去参加更好些,全部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要造反成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注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运动,不能老是学生运动,这仅仅是开始,紧接着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千部也要动,不要以为干部都是铁板一快,是铁杆保皇,他们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的本事也大,到处调査了许多材料,但不能忘记广大机关干部,要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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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工作,不能靠外力,要内部形成造反派,青年小将是会干起来的,我看盟委个廿四级的干部比一个四级干部强得多,比20级的干部还高明,他还拥护毛主席,说的头头是道。定了这么多级压力很大,这一套本来就不要了。当然不是指平均主义,他们借口生活待遇,其实不是这样。现在文件发下去,有级别限制革命人民看不到,不革命的倒看到了,结果文件如石沉大海。
    同学问:刘澜涛是否叛徒?
    王力:你西北局(有一西安同学在场)的刘澜涛坏得很,不是叛徒是什么!同学:学联、妇联之类组织还要不要?
    王力:我是主张通通打倒!重新组织,由红卫兵代替,不是打倒人,是指打倒机构。
    同学:李井泉、廖志高的老婆样样工作不搞
    王力:你说的不对,他们也干了不少坏事(王力看了李井泉反毛主席的一张传单)我给你们(指在场红卫兵)提出一点,要分别对待,现在叫你们红卫兵推选一个省委书记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干部,将来谁当省委第书记,省委名单,厅局长名单应由群众讨论,酝酿,不要形式的代表会,而是要真正的代表会讨论,要制定方式,上海工人就提出了谁当第一书记兼市长,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他们提得好,给我们很大启发,叫他们提出方案,提一套名单现在暂不公布。要由工人来定乾坤,由工人来发挥领导作用,学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军队、中央马上就要发下指示,军队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帮忙,军队都要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我们主张在内部传达到红卫兵
    保皇派打了造反派,造反派无法解决时,可要求军队支援。如南京的造反派被打了三千多人,死了几个人,后来军队出动,抓了两千人,南京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成都造反派打得很厉害。
    王力:左派要提高,学生运动中要整风,要参加联合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反对小团体主义,要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要光想出风头,不要老想抢官做。不要养成坏习气,老干部的这些坏习气你们不要捡起来。
    同学:简单谈了成都情况,说造反派间斗争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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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这没关系,这是大的潮流、大的风暴,各种思潮都要登台表演,这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原来站在前面的,后来跟不上这样的大革命,这样大的革命,有分化这是正常的,但对左派队伍自己来讲,要严重注意,不要掉队。
    同学:梁岐山的问题是否中央文革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搞?
    王力:我们没有,我们不会这样搞,是不是我们办公室要过材料啊!(王力同志问右边坐着的文革办公室瞧玉山同志,答:没有)真假在群众中来辨別,让他们在群众中自己来表演,谁革命不革命不能由北京来决定,从北京来封也不行
    同学:成都经济主义很严重。
    王力:成都的这个经济主义早就很有本事,十二月就听反映化了很多钱。同学:关于夺权问题。
    王力:联合起来才能夺权,一个夺了另一个又去夺,要有适当地联合,组和纪律,现在已出现有上海32个革命组织夺权,山西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接管了省委。
    同学:抄总部好不奴
    王力:抄总部我们没有提倡嘛
    同学:外地到本地串连的关系怎样处理?
    王力:你们说呢?(同学:应该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那是大串连时期,现在住下的是有威信的,或者当地欢迎的就留下。
    同学:留在本地的是想整垮一个组织,而成立另一个组织。
    王力:外地只能帮助本地革命组织,不论什么三司也好,北航红旗也好,不能充当领导,搞个联络,通通消息,中央的任何决定不是凭空想,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不能乱下令
    同学:扣留人对不对?
    王力:扣什么人,如果有民愤的黑帮可以扣,如彭、陆、罗、杨、另外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普遍用,你们不要都抓了,并不是保皇派都抓,应抓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反对毛主席的要抓。
    同学:同意李洪山的观点可不可以抓?王力:当然可以抓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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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关于成都军区接管广播电台的事,造反派不同意,成都军区不得力,群众信不过,所以中央这次发了指示,就是根据成都和沈阳发出的。只要是军队接管,只能广播造反派的,不能广播保守派的。军队接管只能是暂时的,过渡的造反派真正掌权了,军队就撤出,如果造反派已经掌了权,就不用军队去接管
    同学:有人说毛主席元月初到成都,8号返回北京,有此事吗?王力:主席都在北京,没有出去。同学:对苗前民的问题怎么办?
    王力:宣布对苗前民的处理一律无效,恢复他的党籍,你们就回去宣布嘛你们有权力宣布!苗前民你跟学生一起闹革命就好了!就年轻了!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
    六”战斗团的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哉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予。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违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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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1967年4月14日,江海云出狱后在欢迎集会上的讲话:《坐牢杀头何所惧誓死保卫毛主席》
    亲爱的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战友们你们辛苦了!狱中的战友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重新回到可爱的川大,我无比高兴,无比幸福!让我们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要控诉省公安厅黑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月二十三号晚上,下着大雪,我就是那晚上入狱的。公安局的人是从十九中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到了后,一个大胖子对我说:“你人小野心大,干的坏事多!”我问:“我们啥子罪状?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的罪状多得很,我要杀了你!”我说:“你杀了我,毛主席饶不了你!”他说:“你还凶,还猖狂,好反动!”叫把我的衣服剥下来,另一个人不叫剥,就把我捆了起来,送到×监。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他们说我在狱中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闹了什么呢?就是这么几件事:狱中一个孕妇快小产了,情况很危急,我就哇啦哇啦地叫,要医生快来,他们就说我有意煽动,这是一条罪状;
    《红旗》五期社论发表后,听到街上在游行,就向他们要,不给,我们就叫我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又一次有意煽动,就是第二条罪状
    同学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向他们要了十二次,都没有给我,说语录上批了字,不利于我反省。我问:“你是相信那钢笔字呢?还是相信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答不上来,却说:“对于你们,没有民主。难道人都可以拘,书就不可以拘吗?”我就说他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登载郭嘉宏英雄事迹的前一天,公安局一个啥子科长来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性质已经定了,你们就是反革命!群众把你们抓来,就要好好反省,交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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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一出路。我在下面笑,冷笑,他说:“你笑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就站起来1”他又要我立正,我就昂起头,挺起胸,偏不立正。他没法,就恶狠狠地说:“江海云,这笔账是要跟你算的!”果然第二天就算账来了。也完全是冤枉塞进来的一个难友,明明是贫农出身,证明上也是贫农出身,他们却偏说成地主出身,我就跟他们辫论,他们说我就是反革命,没有杈利管。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管!”后来另一个人就用脚踢我,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说:“什么文斗武斗?对于你,就是要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才叫乱说乱动!你给我分析,我哪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分析不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啥要闹。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闹!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反对他!他说:“你好嚣张!好反动!”他又讲不清我有哪一点反动,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比我猖狂得多,我当即指出,他立场根本错了,我要他跟我到中央首长面前辩论,
    他说,你算得什么?我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说:“你还是红小兵啊把她拷起来!”就这样,把我单独拷了五天五夜,连书报都看不成!这还不算又组织扒手、小偷到监狱来斗争我,斗了两个半天,我说:这个监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这也是一条罪状。我说“八
    ”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
    条罪状。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也是罪状。他们说我专门煽动,勾引人家往火里跳,说:不要看我年纪轻,其实坏得很!说:“你反对我越起劲,就说明我们干得越好,我们就感到越高兴!”我们唱语录歌、朗诵语录,他们就来镇压就骂我们,要揪头头!他们出去后,我又唱“下定决心”,他说:“你的决心还没下够哇!共产主义监狱还存在,你航就顶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但是,毛主席救了我
    放出来时,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准备第二次进监狱!因为马克思说过,我们要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国际冲突嘛!谁晓得资本主义还会不会复辟呢?”不久前,保皇狗还在骂我:“江海云闹嘛,枪毙还不够条件吗?”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搞革命就要有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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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牢里,很多难友斗争得很英勇,很坚决,别人来镇压时,他们就唱语录歌,高声朗诵主席语录
    难友们还在战斗,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胜利!公安厅、公安局这个黑司令部一定要砸烂!一定能砸烂
    这次还是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我懂得了以前书木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不管产业军,不管大大小小的黑司令部都要彻底砸烂胜利一定属于顽强战斗的革命人民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改,原载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4月22日再版。)
    、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林
    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
    酌处。
    毛泽东三月七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
    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
    帮助他们在
    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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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
    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
    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三月廿七日二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3)总理,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
    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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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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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廿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
    (略)
    成都代表发言(1)
    (略)发言(2)
    (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答:来了!
    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
    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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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116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8·26的一个女学生)…(略)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仝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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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
    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林、周(3)阅后办。
    (根据手
    稿刊印)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
    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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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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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査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査;(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上午10:25~1:30·京西宾馆;参加代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五人,川大“8·26”三人,川医101战斗团一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各一名。梁、张司令员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当张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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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和江海云握手时,亲切地拍着江海云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司令员
    成都地区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这时江海云同志把四月十八日所谓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司令员看。)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他们(指张司令员和新调往成都军区去的一个部长)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大家笑起来了),在脑子里还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大家拍手)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大家拍手欢呼好!好!好得很!)对,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
    张国华司令员讲话
    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产业军大部分群众都是受蒙蔽的,你们要作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的工作。这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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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和他们合作,大力做好动员受蒙蔽的贫下中农回乡生产的宣传工作,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付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指错误),他今后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大家说:行。)(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业军造谣传单给梁司令看。梁司令员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司令员又问起曾希圣同志的情况。)他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司令员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司令员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同志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根据“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件·1967年5月7日”)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67.05.07;中发[67]147号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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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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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结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砒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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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査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
    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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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仝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要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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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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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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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仝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岀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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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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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査,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査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
    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岀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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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
    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
    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军委五月二十七日
    林彪、恩来(2)同
    志阅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2)林彪,当时任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洁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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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xx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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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3月30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査,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3月5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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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25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月28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
    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谈到2月17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月28日,2月10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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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19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18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20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別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岗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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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仝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棼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高呼:毛主席万岁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同志?
    (汪宗清讲……)(王府德讲……)(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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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进里面去了)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2月17日以后,16日以后,19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32111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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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2月19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月19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32111抓了5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
    (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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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
    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ⅹ×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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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査,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査,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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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2月21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岀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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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査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这一天,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竞用道渣、鹅蛋石朝队伍打来。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
    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队伍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岀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队伍袭来。为不扩大事态,队伍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北京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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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八·二六”派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
    三”事件。”(有关宜宾材料引自《谢富英回忆录》)
    (1967年7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文章记录了这件事:《为有牺牲多壮志——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
    兩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
    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袭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x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岗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x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x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ⅹ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x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五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x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x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x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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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x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x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泪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八·二六”派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将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煕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造反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造反派将冲在最前面的两百名由数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造反派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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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骟来武斗当炮灰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別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刖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
    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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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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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地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
    在×Ⅹ×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营运销单位。
    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
    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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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
    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时,Ⅹx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就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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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煸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两股翻案力量。
    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查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ⅹ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別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査审査、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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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竟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
    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
    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仝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木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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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內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竟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
    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千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宣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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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Ⅹ××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痲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
    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XX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大
    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竟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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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李井泉和×Ⅹ×告到黑司令部那里。Ⅹ×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宜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Ⅹ××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勹来硏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副省长)突然来宜宾,Ⅹ××等人接谈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
    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
    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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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99页,共4822页
    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1962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査,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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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00页,共4822页
    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竞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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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査: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査,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査。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木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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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
    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査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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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査。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凊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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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晩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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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査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
    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
    有些是王茂聚、*搞的
    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
    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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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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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一个案子,究竞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査。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査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査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査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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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別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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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
    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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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
    出于一个原则,
    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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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竞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用不着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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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
    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X×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
    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1962年斗争的继续,也是1962年斗争发展的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
    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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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八)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向题的关怀。
    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框。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去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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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別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岀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岀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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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巳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岀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
    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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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
    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辫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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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季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一)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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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
    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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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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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別害怕宣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竟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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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它
    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
    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喑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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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了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一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竟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千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眀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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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仝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阶级敌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钩棒,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于是,这场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阴险毒辣的李井泉,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李井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人人义愤填膺,肺都气
    怎么办?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没错,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井泉要为,右派翻案,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李井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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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翻呀!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认清了他的木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兴奋得雀跃狂跳,奔走相告,情不自棼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兴高彩烈地畅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号召,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与李井泉及其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他挣扎,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査";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限制人身自由,无理进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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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骟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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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一次,看管他们的″组长"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问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装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命部的匕首。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査,层层的检査,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刑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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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伃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岀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出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袢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没有受到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会。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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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一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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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吗?!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钩棒,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秦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他们寄信,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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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九六四年夏天,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头昏眼花,周身痉挛,在短时期內头发大部分脱落,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査病房,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摆脱监视,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出现这样的信,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张西挺冋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她说:"只有在艰苫斗竽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这一代斗不完,下一代接着干!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把钱积聚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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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赞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活,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
    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很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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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声霹雳惊天地。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到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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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査明,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命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內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宣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日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门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于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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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棼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
    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
    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
    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
    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一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抬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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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很多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服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员、"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了一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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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髙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命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竞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准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全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种,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革命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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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1967年9月2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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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
    “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
    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白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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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盜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晩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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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有关重庆的材料引自《黄廉访谈录》)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时间:1967年5月13日晚10:30到14日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
    会议开始,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康生同志:(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总理: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代表们首先控诉革联会镇压山城造反派血腥罪行,当谈到革联会搞“三凑合”、“拉郎配”时,总理笑弯了腰。在汇报过程中,康生同志也边听边阅我们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同志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伯达同志点了点头。
    以后,对方开始发言。
    总理问:“你说叫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周答:四月廿五日来的。总理:你们不要再来人罗。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总理: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重庆大学“8·15”负责人)比较轻浮,由于周家喻的空话连篇空洞无物,大声叫嚷。总理说(很不在意地):你声音大把麦克风搁下讲嘛,甚至在伯达面前讲起“社论”来了。总理再三催促,“不要讲得太多!真罗嗦!快点!快点!”后来干脆停止了他的发言,另外指定了一位
    总理: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8·15成员辫解说,他们将李井泉送到贵州去斗过。当场被我代表以铁的事实,驳得哑口无言坐了下去。当接着王某某发言时,首长各看各的材料。新华社个记者起立准备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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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参加革联会了吗?记者答:我是支持他们的。接着总理挥挥手,制止他发言
    此时总理秘书问砸派某某某同志要发言提纲,说:“总理要看看”。因没有准备,便将五月七日的重庆来电手抄底稿送上。手稿虽然较乱总理仍看得很细致,并在上面划线。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总理要他当众辟谣。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会议进行中,代表高呼口号“打倒辛易亏”。辛两次站起来低着头。
    总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1967.05.16;中发[67]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
    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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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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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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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
    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数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1967年5月16日凌晨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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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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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
    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
    九·一五、西师八
    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
    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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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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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
    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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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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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米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岀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一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时间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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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只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痛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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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日提岀,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
    九·一五
    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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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五十四军做群众组织工作的通
    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
    54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严重的,则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重庆造反派内部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休
    2007年10月31日初稿2011年8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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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8)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八节武汉军区解散武汉“工总”本节资料
    湖北造反派批判王任重
    九六七年一月
    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
    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
    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油炸九头鸟
    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耷拉着头;1966年冬天奇寒,那几天飘着大雪,省委领导在主席台上都穿着军棉大衣,也冻的禁不住淌着鼻涕。会议组织人只有让他们轮回在台上示众,轮流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又为防止在场走动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抢走王任重,主导会议组织联络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物,坐同样汽车先走,摆开迷魂阵;王本人则闷在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竭。事情马上就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要求保护王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南下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把王就留在本地批判。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热潮。一时,各级干部站在汽车上被带向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
    王力回忆:“王任重回去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局面可以维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别是陶铸问题爆发,王任重就顶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王任重确是比较优秀,能动脑子,爱读书,会写文章。毛主席对人都是两面的,不执行他的路线他不能容忍,特别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能容忍,另方面他对人还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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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的,我快打倒时王任重给我写了个条子,我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来,王任重并没有被抹掉,只要改正错误站到他的路线上米还是可以用的”。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
    (1.29下午,周总理进来后,和同志们一一握手)
    总理:把你们等了这么久,你们卅多个单位都没有走?(答:都没有走)(然后,总理一一点名)。
    总理:最早的什么时候来的?(答:最早是十月。一般是元月月中,月初)工人有那些造反派组织?(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手工业在里面吗?(答:在)商业在里面吗?(答:在)(代表讲:工人分成两大阵营,旗帜很鲜明)
    前些时来了些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我打电报,让他们派几十个代表,结果宋侃夫批了一百多个,既然答应了,我就委托李副总理接见他们,他们要辫论,我说,去你的吧,别理他。
    (代表:我们夺权后,当权派大搞阴谋)是否他们在搞经济主义?(答:是)他们想破坏生产,阻碍我们夺权
    (武钢老工人控诉他三次被打成反革命,讲武钢干部地富反坏右占80%)这么坏。你们(指造反派)有多少人?(答:卅多万)联合会的有多少人?(答:开始比我们人多,现在已改名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答:有红旗军)什么?也叫红旗军?(代表:已抓到他们一个头头)怎么只抓了一个?那么你们回去和他们斗嘛!
    总理问:你们还有多少人?(答:十万人)红旗军有活动吗?(活动都很猖狂)为什么不斗争?(是斗争呀,他们也转入地下。)(代表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次新反扑)军队对你们怎么样?(不好,代表讲了组织夜袭队,飞虎队在军区训练的情况,中学生多)你(指卅六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张ⅹ×)回去应把中学生组织起来。
    (代表汇报造反派大联合中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联合起来呢?(二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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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大方向一致嘛,回去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进行批判。你们批判王任重大方向一致嘛,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人?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小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
    实际上,武汉的革命派受苦最深。七月下旬北大赶走了工作组,八月初,我亲自去北大,清华闹起来了,但武汉十月份才动起来,才收到你们的材料,可是陶铸,王任重又把你们哄回去了。以前,陶铸包庇王任重,武汉大学五月下旬就搞文化大革命,你们那时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答:陆舒端)是典型的名字,不过现在是一个反面的典型的名字。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大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个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发脾
    王任重是12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斗了几次(三次),武斗了没有?(没有)要大小会结合。
    批判材料要准备充分些,赶快回去联合行动。你们既可以联合干,也可以分开干。不要互相指责,总觉得比别人强,你说我,我说你,要在斗争中比长短,看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批得深,三司,二司都要比。我劝你们赶快回去。你们来了三个礼拜了吗,(是)到现在矛盾越来越大可能是在北京呆久了。赶快回去
    (代表讲要揪陶铸的问题。代表: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你们是不是想把他揪去来斗?还是让他呆在中南海里、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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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以各种反扑,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他们就是要少数派越少越好。少数派越来越多,从思想上来说,少数战胜多数。多数中又产生新的少数,但组织上不能这样,要少数变成多数。
    斗争的方法可以背靠背,当前面对面斗争把陶铸揪出来中央不同意,我不能违背中央指示,我还应服从党的纪律,但我可不是保他,要根据形势发展再看(代表反映省委干部的情况,说省委干部保得很厉害)
    你们揭得不深。应当分化瓦解嘛!(代表反映:张体学说:“火烧张体学烧不死油炸王任重炸不烂。”)(省委干部说:“要犯错误就一起犯。”)后句话不对,以前张体学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如果你们材料全部揭出来了,摧毁他的信心了,他就低头认罪了。
    (代表反映湖北省春节一百五十万农民要来武汉)你提醒了我,春节不放假,革命放啥假呢?(问警卫员通知发出了没有)
    (代表谈到在《湖北日报》上是否可以点王任重的名)
    总理:报纸都掌握在你们手上,大权在你们手里嘛。(代表讲:十六条规定要上级党委批准,总理笑了)
    (代表反映:春节保皇派将停电、肉、蔬菜,进行大反扑。)
    总理:你们回去准备反对经济主义,武汉落后了,建议你们联合起来。我有个想法,每个省建立一个联络站。派两、三个联络员。联络站少好照顾(代表问:以后中央开座谈会时我们外地的也应该派代表参加)
    总理:好,可以。希望你们要联合起来,夺权范例我们准备发表,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可能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到,等那天发表贵州的情况,你们就会感到武汉落后了。你们要在二月份赶上去。(最后,对二司,三司人讲)你们应该团结,联合起来
    三司答:可能搞大杂烩)象你们这样争论不休,联合不起来,武汉的运动要落后两个月
    总理在会上还讲:邓小平自杀,罗瑞卿自杀死了,陶铸死了,都是造谣,可能是保他们的人讲出来的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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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林杰和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谈话〖地点:《红旗》编辑部某办公室。林杰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四位代表谈了话。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査,仅供参考。〗林:你们是武汉第二司令部的吧
    同学: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林杰同志和同志们握手,并问了姓名。同学送上材料,林杰同志一边看边询问,当看到其中一张极端反动的照片时说)
    林:这留着干什么?(当看到一些猫—王任重养的—照片时说)精神世界!同学送了一些材料,并反映X×,X×x自杀了)林:为什么自杀?(同学反映了有关问题)哦同学:张体学说:“王任重是右派,我也是右派林:谁说的?
    同学:张体学说的。(同学反映了武汉地区当前的夺权问题)
    林:当前中央指示:《红旗》社论第三期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就是夺权。上海市,山西省的经验总结,就是夺权中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机关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三方面结合临时成立一个指挥机构,先把大权夺过来,然后改组—则新的斗争组织形式,把旧的资产阶级堡垒摧毁。过去的社论也说了,这期社论很重要
    (同学谈到武汉三司的一些情况)
    林:形势慢慢在变化,慢慢夺权,哪儿条件成熟了,那儿就夺杈!上海条件成熟了,上海就夺!山西条件成熟了,山西就夺!要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北京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影响了大局。林:现在你们住在清华吧?(同学反映了有关情况)
    林:你们可以到北师大去住,到石油学院去住。(又反映了有关情况)林:这次开枪杀死了几个人?打死了保守派吧?同学:因为他们要夺军区的枪。
    林:武汉有个计委书记,是辽宁省的,那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同学:党员干部不过来,党内有党,还有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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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武汉市委、省委没有明显地分化是不是?(答:没有)看这期社论发表后是否有变化。
    同学:武汉有的所谓造反派,平常不干,夺权就大夺,情况复杂.….:湖北省组织了大套人马,不理解为什么党员不.…。(不清林:武汉地区被张(体学)王(任重)控制得很严。同学:还有“中国x×党中央委员会。
    林:反动组织!“中国××党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成员?
    活动(不清)
    林:你们联络站还剩多少人?(答:六人)(同学又反映了武汉夺权的情况)
    武钢夺权了没有?(答:很难)武汉有几个单位夺了权?(答:有一X、重型.)
    学校夺了没有?(答:学校基本上由我们掌握)车站夺了没有?(答:没有)(同学又反映了武汉广播电台情况)伪造中央指示,军区有没有反对派?(答:有)你们要军队、工人、学生联合起来,(同学又反映了夺权问题)不是夺印的问题,成立联合指挥部,省委听我们的市委办公。对保皇派要打击镇压,取缔一切反革命组织,对自来水厂、发电厂、火车站、轮船码头、广播局等要害部门要派出军队严加组织控制。抓革命、促生产,逐步使生产正常化。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个个接管。夺权不是夺大印,当官。是要担革命担子的问题。(湖北省委)社论发表以后,可能有转变。(同学反映武汉三司联合会的一些事例)
    林:联合会是保字号的没问题。将来对其头头要采取措施。抓几个没问题。同学:保字号也打起造反旗号了
    林:许多保字号的都改名造反派了。(反映张体学与其秘书的情况,该秘书要造反)
    林:(笑)造反很好吆!权夺了以后就可以处理张体学,张体学这次也暴露得很清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的报纸呢?(答:《长江日报》完全在我们手里。)很好!每天都出吗?(答:对!)
    同学:武汉晚报即《长江日报》革命职工点名要我们去。
    林:去了与工人结合,向工人学习,不要去指挥,自作高明,认为自己比工农高明,其实工农比我们高明,在前一段运动中,知识分子要敏感一些,但是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容易动摇。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只有真正和工农结合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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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真正为工农服务的观点,才能真正革命。你们看“五四”运动的风流人物,后来个都不行了。只有真正与工农结合的,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才能革命到底。(同学反映党权问题)现在不要理它!开除了的算了,现在要与工农、军队、革命干部结合夺权!向山西学习!向上海学习!夺了权,以后如何按照巴黎公社那样全面选举,使我们国家机构出现崭新的形式。运动的发展,群众自有办法,现在不去考虑它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京联络站一九六七年
    月三十一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翻印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
    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王任重写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等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信
    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自从去年12月25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
    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1月20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片“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罰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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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出风头,或者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对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超、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竞等同志分别与各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要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参加。
    现在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分为两大派,双方斗争很尖锐。我希望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在争取了大多数群众的基础上,推动各个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更选(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逮捕。)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以改变各个革命组织之间互斗的状态。对于职工联合会一类的组织要命令解散,争取其群众分别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可行请考虑。
    我因为被当作敌人看待,失去了发言权,连我的检查交代材料也无处印发。最近我用了十天时间写了一个书面检査,派人送给了姚谆同志,希望他代转交省直革命造反司令部印发,我估计他们仍然不会印发。是不是由武汉军区或湖北军区代为印发?一月二十日我向中央、主席写了第二次检讨报告,是请湖北军区转发的,不知发出没有?我现在的处境比十几天前好多了。但是我的检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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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群众不知道我的态度或意见,这是一个大困难。六七月份,我在武汉的时间只有42天,从去年12月25日到今年2月24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黄石市和孝感各一次,其余都在武汉)报纸、传单、标语、口号、有线播、大字报、漫画、歌曲,各种斗争形式都用上了,一直把我当敌人搞了几个月。可是既不给我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连作检查交代的权利也给我剥夺了,这怎么能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并给主席写了信,不知再道、汉华在北京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看法如何?到底打算对我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交代和说明?在湖北目前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无处说。因此我想用写信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湖北省委当中或在厅局一级干部当中印发或传阅。我写给你们的信,必要时也可以在机关干部中印发,以便使大家分析批判和査证落实我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把我当作敌人对待?我想有下面几个原因
    (1)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愤恨。
    (2)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
    (3)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伯达、江青同志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我的这些事实都不便对群众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情况,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知道事实的真相。我相信中央可以把这些事实查清的,绝不会冤枉我的。
    (4)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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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诬陷(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
    对于一般千部来说,在这样大的压力下面,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怪他们,(如司机老彭和保姆所讲的都是大大夸大了的,是有人动员指使的。)但是我怀疑有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乘机举行阶级报复。我听说那些地、富、反、坏,或者没有改造好的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子女对于斗争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阶级动向,你们可以主动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些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吸收入党、没有提拔的人,对于斗争我特别积极你们査一查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
    至于在运动初期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分子”的人,他们的积极性则是革命的正义行动,只能欢迎和支持,而不能责备他们。斗争过火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5)陶铸同志的问题被揭露,说他包庇我,他是我的后台。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我的怀疑,人们肯定刘、邓、陶、王等是一条黑线的人物。如此等等
    但是我自己明白,我的世界观虽然没有改造好,“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白满、固步自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确实是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自觉的,也不是顽固不化的。凡是我认识到了的错误,我就检讨就改正。我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不会有半点动摇。多少年来我都是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记录可查),有谁听到我说过半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没有?
    十几年来我跟主席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对主席的爱护、尊敬,他自己和他的随从都会有深刻印象的。我相信毛主席绝对不会怀疑我是反对他的。至于说我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么湖北省十七年来的成就如何解释?湖北在全国是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我尽管犯过“左”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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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的错误,但基本上执行的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才有
    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四年连续大丰收,粮食在受旱灾的情况下达到XXX亿斤
    左右,棉花收购达到ⅩXⅩ万担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搞资本主义复辟能
    有这样的成就?那不成了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生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
    四、我打算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分别写信给你们,或者写出检查交待材料供你们参考。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一封信。我因精力有限,没有留底稿,望阅后保存。或者人抄一份,以便以后有必要呈送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审阅。
    五、我有几个要求,请你们考虑能否办理?
    (1)把我被批判的文章、诗歌、党内讲话、文件送一份给我,以便检査反省不然凭记忆是不准确的,有的记不起来,无法检查。
    2)把所有批判我的材料(重复不要)入小册子、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红卫兵报纸、传单都搜集一份给我。不然我怎么进行检查呢?现在我手上有一点,但很不完全。
    (3)中央有什么文件或会议讲话记录,或中央同志对革命群众的讲话记录,望也送给我看一下。
    (4)能否把小曹或者另外选一个老实可靠的同志来帮助我抄写我的检讨?不然我一个人起草抄写搞得很累(腰酸背痛肝痛)也很慢。如机关不好抽人岀来,把王三宝派来帮助我抄东西也可以。
    (5)我有一个小箱子,原放在东湖老沈处保管,其中有我的十几年的日记和相片本子。希望叫刘文西找人去拿放回军区保管,其中有党的机密,不可遗失。其他生活上和治病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负责。只是缺“导眠能”(安眠药)。在这里买不到,望设法给我搞一瓶来。张体学的身体也很不好,望设法让他休息些天,这个同志经过斗争,还是应当争取的,政治水平太低。能把赵辛初同志要回来就最好。
    (注:因为你们是省委常委,所以我写给你们,至于此信是否给其他人看,由你们决定。)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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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并代问全家好
    王任重1967年3月2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刊印】
    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王任重:《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十部的主要方法。”
    《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二期社论正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的工作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
    《红旗》杂志一九六本年第四期社论又正确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
    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应当怎样估计湖北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呢?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
    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和大多数兄弟省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特别是1963-1966这四年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丰收。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由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跃进到占全国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平均亩产超过了八十斤,总产量达到八百万担以上。粮食生产在旱灾的袭击下,仍然比上年度增多粮食上调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亿斤左右,这四年平均每年上调
    十亿斤左右。贫下中农生活在大部分地区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从1963年起现代戏基本上占领了舞台。这些成就就是全省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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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在1965年12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在1966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犯错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到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而是说,从17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省委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湖北省委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如说湖北省的党政大权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那么怎样解释这些成就的来源?那不变成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吗?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请看苏修和东欧“修”字号国家,哪一个不是缺粮的?
    以上是我对湖北省委工作的一个基本估计,如果大家在基本估计上有了统认识,那么关于具体问题的看法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请省委和省人委的领导同志和省直机关的革命干部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充分的讨论,以便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请省直统计局供大家必要的材料(本省和兄弟省的统计资料关于省委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情况,在下次再作重要说明
    这么说,是不是否认湖北省委内部有少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把李达,曾惇、陈一新,这些坏蛋揪出来了,还有刘济荪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应当从党内清冼出去。在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和张体学同志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绝对不是,无数具体事实可以证明,而且从理论上:也说不通,假如说我们两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谁是省委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人吗?能够把具体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做两条路的斗争吗?不能,能够把我们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偏向,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吗?也不能,对具体问题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不然就会否定实践认识的赤程,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揭发的一些材料,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在群众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能责备他们;但是对省委的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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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要实事求是,力求和避免减少片面性;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随风倒”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党性和风格。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社论正确的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的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看他们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又指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的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避免这样的错误”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在对我和张体学的揭发和批判中,有没有这种偏向,如果有,就请改正。
    张体学的政治思想水平是比较低的。(我也是很低的)和他担负的职务是不相称的,有时看的比较偏于保守,在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右倾是过多些,但是经过批评,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指出以后,就坚决改正,张体学同志工作是抓得紧的,是实干家,有组织能力,张体学同志作风不民主,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好发脾气,有时偏听偏信,自以为是,这是一个大缺点,非痛改不可。但张体学为人是正派的,不拉拉扯扯,不在背后搞鬼,不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盲目的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转变较迟,但仍然属于认识问题,不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当然所谓认识是和世界观,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他的世界观也是没有改造好的,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风头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关没有过。
    我认为我和张体学同志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比他更严重)应当受到党的严厉处罚以“惩前毖后”但是仍然要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正,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从二月上旬经过十天的接触,我看张体学有痛改前非,将功续罪的决心。
    对省委同志,我不一一评价了,但是我认为省委和省直机关不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的把持而烂掉了,大多数高、中、干部和一般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95%以上的干部是愿意革命的是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
    19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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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这个材料,复写了三份,请转送中央一份,送中南局一份,留下一份。你们看是否印给省委委员和各部委、厅局党组一份?我希望印发以便大家通过讨论来统一认识。并建议交给武汉军区党委同志各一份,湖北军区党委各一份。如何办?请你们三人商量决定。至少也要让省委常委(包括体学在内)同志传阅一下。关于十七年来湖北省委领导工作的简要叙述正在起草中,大约三五天就可以写好送给你们,也望按照上述办法处理。附我个人简历一份。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王任重1967年3月5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刊印】
    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上次送去的信收到否?关于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如何处理的?二月底我送给姚谆同志的公开检讨和大字报是否印发了?大字报我已抄送中央一份(写在给总理和伯达、江青同志的信中了),给周总理的两封信送走了没有?都望告诉我。我自己做好安排。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印发,我暂时也就不必再写了。我就用学主席著作、写读书笔记的办法,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下功夫就是了。上次我送给姚谆同志的那份检讨,如果印出来,请代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各十份,送中南局陈郁同志几份,也请送我一份,以便进一步检查。
    、这次我写的“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同时送周总理一份。我主张这材料只印发给厅局长和省直造反派的负责人(因为有党的机密,不要到群众中去发,不要张贴),印出来后也给我一份。因为手上没有材料,可能记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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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69页,共4822页
    去年(六六年)棉花收购多少?总产量多少?某百万担是体学同志告诉我的。如不对,望更正一下
    三、你们和省军区把工作抓起来了很好。再道同志在省直机关大会上的讲话也很好。但有一句值得研究,即“去年工作会议之前,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
    (1)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我们是盲目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虽然觉悟较迟,改正不力,但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忠实与刘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在中南地区小组会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刘、邓一贯的错误和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再道、汉华同志都在场。你们不能不知道。虽然过去我是把刘、邓作为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尊敬,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尊敬。十几年来毛主席到湖北不下几十次,有时住
    三四十天。一切警卫、招待、生活、参观、游泳等等,都是我亲自负责抓的。主席对我的教导和关怀是很多的。说我这个人反对毛主席,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一个人犯错误,甚至犯连续错误,这也和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反党集团、个人野心家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次写的一个比较长的材料,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其中,错误可能写少了,以后再做检查。但我叙述的十七年来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连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工人、学生他们也并不主张对我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们等待主席最后作决定。
    请同志们把湖北省的各项工作同全国各兄弟省比较一下,我们是比较先进?还是比较落后?这要看实质,不是看说话。
    四、还有说我包庇李达、曾淳,你们都知道,是我积极主张揭发批判斗争他们的。对于斗争曾淳,萧慧纳也是很积极的。现在把萧慧纳当作敌人来斗争有什么根据?即使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在我身上,也不能牵连老婆。我对于这样做是有意见的。请再道同志找史子荣谈一下,这不是讲情面而是讲原则。老子犯了错误,连儿子也好像变成了小右派!王三宝是一个好孩子,不应该歧视他,使孩子在精神上遭到折磨。群众的缺点,我们绝不能责备。问题在于领导者要出来说话、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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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是一个闲人,写这么些东西打扰你们。你们如有意见,也请告诉我不再写这些东西。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要我交待什么问题,也望告诉我。今后我如何行动?叫我搞些什么?写什么检讨、交待材料?都望告诉我。中央有什么指示,望告诉我。我这里好像世外桃源,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听广播、看书看报这里最大好处是安静,好休养。近来身体还好,小毛病不断,咳嗽好了,又闹牙痛
    代问汉华等同志好。代问全家好。体学是否已经休息了!敬礼
    王任重1967年3月11日
    根据“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所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刊印】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对于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是一件大好事。这不仅帮助我认识错误,提高觉悟;而且对于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草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自己头脑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好处的同志们,同学们对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我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也有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有用龚同文笔名发表的文章(写作小组的作品)。大家批判最多的是一首诗,读书笔记和龚同文的文章。在批判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政治挂帅与抓生产、抓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最近写了两分书面检讨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以后还要写补充检讨。现在我着手写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我的错误言论的检査。由于我的错误言论很多,不可能一次检査交代清楚,因此要分几次,按作品和按问题进行检查交代
    这次写的是:(一)关于一首诗的问题。(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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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一首诗的问题检査起
    (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我随毛主席到了韶山,在招待所的留言薄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这首诗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2)我是不会写诗的,过去写过一些自由体的新诗,自己也觉得不像诗。对于旧诗词我更是一窍不通,不懂得平仄韵律。写的所谓旧体诗,不过是打油诗而
    (3)这首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是用旧的思想和旧的词句来歌颂我们伟大的领袖,但效果是歪曲了和贬低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
    (4)当时写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呢?毛主席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二年了,第次回韶山,衣着朴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受到了韶山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欢迎。毛主席一走出来房子,男女老少就围拢来,欢呼不止。主席和乡亲们谈过去、谈现在、谈公社、谈生产。到贫农家里探望,亲切地关怀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主席还对我谈过他的父母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兄弟、妹妹,还谈国内战争、长征的一些情况。以上这些事使我非常激动,于是信手写下了这样四句话。
    我的原意是这样的:韶山(山的名称)的自然面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但是毛主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同人民打成一片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正如许多同志批评的那样,这首诗是写得很不好的。
    (5)我还写过一些歌颂主席的诗,也写得不好。如一九五九年为湖北省报封面的题词和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见谈心集),现在检査起来也是有错误的。例如一九八九年七·一为湖北省报封面—毛泽东半身像,写了这样一首诗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是领袖又是朋友,是同志又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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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你和人民心连心,你是我们的引路人。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一篇文中有这样几句诗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他的声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号角
    前一首诗的内容很浅薄,没有表现出伟大领袖的作用和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后一首,把毛主席仅仅说成“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本文中所引用的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的诗对照起来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如马诗是这样写的在世界上
    出现了
    巨大的头脑—列宁
    事实早已证明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毛主席无论在革命实践方面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不仅超过了马克思,也超过了列宁。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
    (6)同志们还批判了我写过的几首诗:如杂感诗苏小小,白蛇何去耶?这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在看了苏联新西北利亚芭蕾舞团在汉口演出的天鹅湖之后,我也写过一首不好的诗:欢迎你,天鹅.…踏着天国的旋律,歌颂爱情的纯贞。这说明我是欣赏才子佳人的。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写这样的诗并且发表出来,其影响是恶劣的。在一九五八年还写过几首鼓吹浮夸的诗,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
    1)正如许多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个“读书笔记”是一株大毒草,应当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杨家志同志写给我的那封信,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地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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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是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对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2)在“读书笔记”中有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最主要的错误是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惟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陷入了二元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在封建社会,只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我在序言中却胡说什么“有道明君”,对于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按语中更大大地美化了帝、王、将、相。这是替封建僵尸唱赞歌。还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种封建阶级的御民术”,也不加思索的加以引用,简直是荒谬绝伦了
    在一九六一年一一九六二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在他包庇和支持下的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大搞崇古崇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占领了整个舞台,连话剧也演起武则天、越王勾践等死人来。在学术界、出版界也刮起了一股复古的黑风,各种古书大量重新出版。我不仅没有向这股黑风进行斗争,而且受了它的影响。在一九六一年春买了一部线装的《资治通鉴》读起来了。自己读不大懂,又自不量力地从中摘录一些段落推荐给干部阅读,这就大错特错了。革命同志们怀疑我是不是吴晗、邓拓之流唱的是一个调子,不是没有根据的。
    3)我在“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这篇短文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非常肤浅的。目的是一为消毒,二为带头。但修改的序言和按语都没有达到消毒的目的。因此也就起不到带头的作用。在文章里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生。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统统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不破不立,只有在斗争中前进!”在这里可以看出我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杨家志同志说得对:“这些已经足够证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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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编的历史亳不加批判的拿到今天。在全省干部中散布历史的唯心主义毒素。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批判的时候了。”我十分欢迎批判,我要认真地阅读这些批判,进一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4)当时写这个读书笔记的动机确实是:“①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②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清理一下自己思想)。重点在于批判“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的错误倾向。按语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的。例如读书笔记之一,第五页“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要从关心群众生活着眼,不要滥加处罚。”当时湖北省的确有对小偷小摸滥加处罚的现象,我们的错误是没有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如第九页“我们这几年来,大办水利虽然过多,群众怨言不多;而大兴土木盖办公大楼、招待所等等,则群众甚为不满,所以今后要严禁修建这些东西,丰收之后也不要忘记,要首先帮助工人、农民解决住宅问题。我们领导机关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能保持五十年就好了。”这些话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也讲过许多次,但我的生活就不是艰苦朴素的,而是贪图安逸和享受的。这表现出我的言行不
    再如读书笔记之二,第三页按语,关于秦始皇这一段按语写得很不好,用意还是和前边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爱惜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要节约使用民力,要尽量少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这种教导,我们应当永记勿忘。
    再如第五十一页,按语“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必须对农民实行合理的负担政策。同时还必须坚决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道路。”
    在各种会议上,我曾经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直到一九六四年春在全省农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我还讲过,我是第一个大混人。
    上述举例,说明我不是像吴晗、邓拓之流一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更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但是我的错误仍然是十分严肃的。写这种“大毒草”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这说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谬论使我中毒不浅。刘少奇的论《修养》也使我中了毒。我还没有从他们散布的谎言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用这种谬论去害人。我不是满腔热情地提倡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身作则的带领大家向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学习,而号召大家去学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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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封建僵尸,所谓“明君”忠臣”;这就大大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杨家志同志说:“你说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这话很对,我要坚决和自己头脑中的牛鬼蛇神斗,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1)龚同文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写作小组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有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有省委办公厅的一般干部。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月止,大约一共写了二百多篇。写得最多的是梅白,他写的大约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我写的一共有几十篇。梅白这个人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党籍的。他的思想方法非常片面,忽“左”忽右,一九六二年在荆门,背着省委地委大搞分田单千,这个人旧的思想意识很浓厚,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许多干部对他很不满意。我当时看中了他有“才”,能说会写,信任他,器重他,这是非常错误的。在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我还让他到湖北日报当记者写文章,也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如张平化、赵辛初、许道琦、王树成每人都写过几篇。龚同文的文章,虽然大部分是梅白写的,但是其中的错误,我仍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第一,有些文章是我授意他写的,或者是他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写的;第二,有些文章是经我审査过的;第三,没有授意没有审查过的我也要负责任,因为我是这个写作组的组长。
    (2)成立这个写作小组的动机,是为了推动全省广大干部与作,在我们的带动之下,省直机关和一些地委、县委也建立了写作小组。一九五八年省委作过决定:以工作为中心,把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我们写的文章,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针对本省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进行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写作小组写的文章,有的是写得比较好的,起了好作用的;也有的是写得不好的,起了坏作用,龚同文的文章,有许多反映了我们省委当时的指导思想。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许多可以从龚同文的文章中看出来。例如
    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命令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同志们对龚同文的文革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对我们省委过去工作的检查批判。因为我是前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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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第一书记。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是负主要责任的。同志们把批制龚同文的矛头对准我,是应该的。龚同文的文章,有的对同志采用训斥命令甚至讽刺挖苦的方式,这是错误的。我在“论压力”一文中没有作自我批评是不对的。
    (3)有的同志质问,龚同文写作小组是不是中央下令解散的?不是,是我们小组自动解散的。当然也与前中宣传部阎王们施加的压力有关。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许立群等阎王除了对我进行污蔑和打击之外,还指责我用龚同文笔名写的“公与私”、“母子谈心”被苏修、南修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借口,指责我写的“母子谈心”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还说,龚同文已经引起了苏修、南修通讯社的注意。我当时抗议和反驳了他们的污蔑和打击。后来经小组同志讨论决定解散了这个写作小组。我们笔名改为思谦。我用这个笔名大约写了十来篇短文,一篇论文,有什么错误希望同志们批判,我另行检讨。
    (4)同志们批判龚同文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与生产、政治工作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干部会议上曾经学习和讨论过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
    九六四年我们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学习了解放军关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开展“五好社员”、“五好生产队”的比学赶帮运动。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都抓得不大突出,不够落实,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关于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问题,才有了比较深刻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时我们还提出了改变农村的评工记分办法,取消企业的奖金制度,纠正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工分挂帅”和“奖金挂帅”的偏向,以便突出政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政治挂帅,对于我们大干部来说,仍然有着迫切的和现实的意义
    大家批判的三篇“如何打百分?”都是梅白写的。他说,“什么是永远的中心工作呢?生产、生产再生产。”这显然是错误的。又说“没有生产观点”就是没有政治观点,就更加荒谬绝伦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与经济、业务、技术是对立的统一;要用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要又红又专,以红带专,我们省委当时讨论过,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整风反右以后的工、农业生高潮中,把发展生产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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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来是正确的。当时为了反对齐头并进、百废俱兴的偏向,提出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也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它夸大的那样的程度,就变成荒谬的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城市的
    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的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里说的是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是指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指政治工作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是历来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的。他指示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又说:“政冶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十
    七年来毛主席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那种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搞革命斗争单纯地化生产论生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以及束缚群众创造性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等等,则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我们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是不够清醒的,是缺乏自觉性的,因而常常“左”右摇摆。有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有时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一段的,经过毛主席的纠正,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这些错误都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到不少的损失。但是从十七年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说,我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外)湖北省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我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初步总结了我们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除了某些提法上以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以外。我以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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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还有揭得不深、批得不透的地方,我们必须和广大革命群众干部一起进行检查批判。特别是要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自觉性,以便彻底纠正我们的错误,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5)同志们在批判中,提到我写的文章约有上十篇。其中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有“群众的千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公与私”“交心谈心”等等。
    在“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篇文章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领导思想,就是要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第二件事情是领导生产。第三件事情是领导生活。领导思想,领导生产,领导生活,就是领导人,关心人。……我们领导工作的好坏,不仅要看生产增加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而且要看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否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是否过得好。”(一九五八年十月)
    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的:“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为主,使物质鼓励服从于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目的,使物质鼓励成为激发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劳动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提倡共主义精神!鼓励共产主义精神!”(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在“交心谈心”这篇文章中说到了我所写的几篇论“公与私”和生活集体化的文章这样写的:“我那几篇文章当中的错误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认识不够;第二,因此对于逐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一方面强调过多,而对于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两个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强调不够;第三,强调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注意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鼓励的作用。第四,提倡生活集体化是对的,但是没有说明生活集体化的程度,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第五,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庭不仅作为消费单位保存着,而且对于少数个体手工业来说,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对于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主要是参加集体生产,不再是个体农民了;但是还有小量的自留地和小农具,私人养猪种菜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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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在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文章中都提到物质鼓励,这是不妥当的,“物质鼓励”的说法很容易与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相混同。在去年我用思谦笔名发表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的时候,也用过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话,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科学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所谓必要的按劳分配,就是说,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斤斤计较
    我强调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倡大公无私,不计报酬的劳动,热爱集体热爱国家批判自私自利观点这是对的;但是没有强调向资产阶级思想,向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是错误的。这说明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很不理解的,以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
    五八年春季整风反右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技术革命,是生产建设了。把政治挂帅仅仅看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很不理解,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不闻不问,这是十分错误的。
    在讲政治挂帅的时候,没有提倡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没有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提倡学习“老三篇”,这样所讲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就落空了。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号召,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关于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党的正确方针。为此正确地处理分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请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合作社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又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怔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
    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之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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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工作中,要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必须“抓革命,促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永远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办事。
    我的错误在于有时把改善生活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如一九五六年元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篇文章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描写为“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看不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了。在强调搞好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时,我提过“抓分配,促生产”的错误口号;在灾荒年强调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对的,但提“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以上这个口号,虽然是作为暂的工作安排提岀的也是错误的。任何时候仼何情况都不能用抓分配、抓生活来代替抓革命、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虽然我们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进行的,但是我们在政治挂帅、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方面仍然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场触及人民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地系统地检查总结工作,充分地揭露我们认识上与工作上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以便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领域中的流毒。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彻底纠正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更好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以上是关于我的一部分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初稿
    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总、二司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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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只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967年2月10日
    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造反大队”、“二·一八红星军、“中学红卫兵”等7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
    他们改变以往保皇派的面貌,和工总、工造一样,也组织批斗省、市领导人的批斗大会,这样一来,又有不少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聚集起来。这些组织和
    三新、工造总司等,同属毒草派,所以有些人认定他们是属工造三新一方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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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组织,他们游行和工造、三新一道,观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双方一致认为,军区2.18声明是正确的,支持军队,孟夫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三结合;二者分歧在于对待“工总”问题上。工造总司三新认为,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大多数是好的,但后来少数头头修了,只要换上头头,工总才有前途,继续革命。而红武兵等7个组织认为,工总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占主要地位的“反动保守组织”,“保刘真保张华(省委秘书长)、保他们的干爹朱鸿霞”。不是造反组织,是历次运动批斗的对象,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参加夺权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后,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
    二月二十一日,军区副司令员杨ⅹ×,副政委叶x亲自率领二十多个连的兵力
    五十辆大大小小不同的军事车辆,还有囚车,配有轻重机枪、大炮、高射炮等大型武器,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然袭击高级步校,围剿「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先后捕人十六人,第一个被捕的人高喊呼:「毛主席万岁!」刚喊一声就有人钳住这个战士的喉头,口里强行塞进手帕,然后,五花大绑。杨ⅹ×、叶ⅹ公开宣布红色造反团、红旗为反革命组织,宣布黄×、郑×等二十五人为「反动组织」骨干,除逮捕的人外,其余都交群众监督,对一般人员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检査,原「红旗」、「抗大职工造反团、「反修」、「满江红」等战斗队都得交待跟着「红色」、「红旗」所干的坏事。副司令员杨××在二月二十三日全校人员会议上说:「军区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你们想军委不知道吗?军区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经过军委批准!」,「黄ⅹ、郑×是军委点名要抓的」。
    月二十一日,空军部队副司令员ⅹ×ⅹ带领两干名全副武装人员并配合各种轻重武器,突然包围「雷校」,当场逮捕了十八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大会轰,小会斗,被斗的达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三十六人次被斗。
    二月廿三日,派八二零一部队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枪上刺刀,车头架上杋枪,长驱直入后字二四八部队。进校后,校内部执行军事管制,接管广播台,到处三步一岗,五步一啃。会场每个门都站了哨,大门第一排逼着刺刀,第二排则架起机枪,校内外来往断绝,当时逮捕九人,后被打进劳改队,由带着刺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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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锋枪的战士看守,连上厕所也有人跟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派出二十多辆军车大批全副武装人员,把护校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小门、窗门都布满了带枪的岗哨。当场逮捕十余人,事后派进工作组,三月十日又召开了「愤怒声讨红色造反队大会」,军区副司令员杨ⅹ说:「你们后勤不能搞温良主义呀!」「好一个反革命骨气,要低头不低头,你们好大的胆
    给我捆起来!」当场杨ⅹx副主任就宣布:「根据群众的要求,把×x依法
    逮捕!」马上就把这位战士的军大衣剥下,领章、帽徽被拉掉,绳子勒到喉下低头气都透不过来。那天还捆了另外七位同志,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女同志,都戴上了手铐。军区副司令员杨ⅹ×说:
    你们(指革命造反派)把军区搞得
    好苦啊,把这个拉出来斗,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
    专搞打、
    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帐,而是春前算帐!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査的二干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
    二十五人
    采取突然袭击,深更半夜重兵包围,多至二团少至二个加强连。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架起迫击炮、重杋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绳索、手铐、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层层包围疯狂捕人。如为了抓两个仅十六岁的青年学员,对造反派仅有六十余人的空军护校竟然出动了二十四辆大卡车的全副武装战士,冲进去后将革命小将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架上车就走,就连十九岁的女学员也被戴上了手铐,送进了监狱,每到一地捕人的同时宣布通令
    我们请示
    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批准,x×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
    徐副主席讲
    陈、钟首长不是三反份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向前)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x×组织与李迎希、张广才勾结阴谋篡军。
    组织是反动组织,所有成员是专政对
    象,在没有解放之前,不能叫同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立即交
    出反动纲领,反动传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则查出严加处理
    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员三天不回来,开除军籍,不能改头换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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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组织,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违者以纪律论处。对一些军事院校还专门派飞机散发传单和散发解散ⅹx组织的通令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当前的革命形势好得很我们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的会,受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我们就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光是我一人要站在革命左派边,我们整个军队要站在左派一边。
    我们回来一个月了。我们回来,首先整顿了内部,稳定了自己。抓了支援地方革命左派,抓了支援春耕生产,抓了支援农业,还有军管、军训工作。支左工作虽然抓了,由于地方和军队内一小撮坏人捣乱和破坏,因此,影响武汉地区形势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是第一梯队,现在上阵了。我们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们怀疑我们不依靠你们,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啊?什么事情不是同你们商量过呢?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我们要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望你们这些组织,去团结其他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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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达到团结大多数。革命嘛!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孤立的越小越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当然,不能搞“大杂烩”,要团结革命的、以及犯过错误愿意改正的人,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和群众,就是对其余的百分之五的人,全国就是三千五百万,我们也要改造他们,给他们吃饭
    对三字红卫兵,我们过去表了态。在运动初期,他们同你们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还是有成绩的,以后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受蒙蔽犯了路线错误,保省委、保王任重、保张体学犯了错误。但我们要看那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候许多干部都没有认识到,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也没有认识到那是错误的。这个责任不能由他们负,不怪他们,应该由省委负、王任重、张体学负,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罪在他们。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张体学的检讨也承认了,他们还不承认啊!他们也检讨了也批判了么,你们湖大那个漆林,过去确实是死保,我们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张体学也带上了嘛!这个人也批斗了嘛!如果改正了,也不要抓住不放。这些人也得给个出路,容许他们改正错误么!我们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又有些关门主义情绪,不要他们,我们就讲了几条,同意他们现有基层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组织,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总部。给他们个出路。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了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还有盲目性吗,他们都是二十来岁青年,政治还不成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嘛!我们革命同志,要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对中等学校更是这样。他们起来应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二八声明”,不能把矛头指向你们。你们说他们整了你们的材料,想整你们,打倒你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不要怕,你们只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打不倒的。你们自己的问题,可以发动群众,在整风中解决。对他们我们还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帮助他们。要象帮助小弟弟一样帮助他们,不要冷眼看他们,把矛头指向他们,要帮助他们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团结他们一起闹革命。革命派善于团结大多数,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
    你们对二司的看法很慎重,我们同意你们这种慎重。刘邓路线是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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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路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当然还有人企图翻,我们坚决反对。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清敌我。军队内也有阶级斗争,也有坏人,罗瑞卿就是嘛!你们的组织就那么好呀?人人都是左派?(钟政委:共产党是左派,但党内也有混进来的右派分子。)你们也要警惕坏人。不要认为左派就久远是左派了,你们有成绩,但不能骄傲不能吃老本,躺在成绩上。我们革命四十年了,还不说就革好了还要继续革,要成为坚定的真正的左派,要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我们对己要严,对人要宽,对敌要恨,对友要和。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对反革命逆流,你们得警惕,我们也要警惕。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帝修反在我国边境搞鬼,我们不能麻痹,要搞好战备。我们要准备对付拿枪的敌人,还要准备对付不拿枪的敌人。
    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也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要允许,谁对谁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会证明的
    搞好运动还要靠你们,靠广大革命群众,我们不能包起来,也包不起来。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搞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抓了工农业生产,生产搞不好,要影响国民经济。影响文化大革命,影响世界革命。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大活动、大游行,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节约闹革命,如新华工开会不坐车,步行几十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经济主义恶果很大。现在还有人坐不下来,要做思想工作,回到本单位进行整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还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你们说工厂的情况怎么样?据我了解,情况是好的,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正在实现,生产在上升。
    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群众,我们全力以赴,抽调了大批的人支持地方。学校的军训,你们反映时间长了,可以搞四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搞革命。四个钟头中,一个钟头搞军训,三个钟头学毛著。我们去搞军训的同志总的是好的,但工作没有经验,民主作风不够,方式不够好,如果有,今后要多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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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以你们为主,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提出来改进。去军训的同志,主要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训练中,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和群众一起学习。搞训练,以你们为主,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也包不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有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下有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去训练的同志,一要依靠群众,二要请示报告
    三结合、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什么时候搞起来,开各方面代表大会,靠大家努力
    搞三结合,你们对干部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判。现在省里出来几个人不是解放了,说我们保,我们不保。三反分子坚决不能用,有严重错误的,群众要求检讨,还是回去检讨。边工作边检讨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么大的任务,又没有经验,不可能工作中没有缺点错误,欢迎你们提出我们改。今天你们提了,很好。这个会以后还要开。在学校工作的军队同志,要满腔热情搞好,没有经验,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同他们商量,依靠他们,他们做主
    今天就讲这些。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对湖北军训团及群众组织的讲话(传达者的说明: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召集了湖北军训团的同志,以及新华工、新湖大,武大三司的同志座谈,上午分开谈,下午一块谈,陈、钟作了讲话。这两天街上有些大字报,对首长的指示有些反映,有些反映是正确的有的歪曲了原意,我的传达根据我的记录,内容和次序可能有出入,但基本观点变化不大,以后如果发了正式文件就以正式文件为准。)提到刘邓路线时,钟汉华讲
    刘邓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刘邓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谁为刘邓翻案,我们就要抓谁。这是不允许的。革命造反派内部不要搞小动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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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事实摆道理
    钟汉华对参加座谈的同学代表讲,你们是先锋,工农兵是主力,现在主力用上,学校里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没有批判,要把学校办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务还很繁重。军队到学校里来没有经验,军队的任务很重,军队有五大任务,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去是帮助你们,也是帮助我们改造想思,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上午有的同志说得好,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拥护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斗争中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制造事件,有个中学要复课,有的人不干,把桌子、椅子都破坏了。把灯也打坏了,矛盾是会转化的。
    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要用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认为马路消息就是正确的就会犯错误。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班子的有的还没有过关,还没有检查,这个向同志们讲清楚,现在不是三结合,是要这些人出来干工作,不是说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该检査的还要检査,可以监视他们工作嘛!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对原来保守组织的成员,要允许他们革命,要积极支持他们起来革命,包括高级干部在内,改正就好了,要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区别开,不区别就还是打倒一切,“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不提了,有些人老检査,老不能触及灵魂,打击面就宽了。原来大专院校红卫兵,大多数是工农子弟,是好同志,看一个人要看某一事,还要看全部历史。
    下面谈到了对二司的看法问题)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团长讲话:对二司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态度是明确的,广大战士无罪,是受蒙蔽的;相信他们会起来革命,在批判揭发炮制者中受到教育。)
    文化革命的三个目的不要忘记了,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完成斗批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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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什么偏心,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先革命的好,但躺在床上睡大觉就不好了,陈独秀共产主义小组就有他,后来他成了叛徒。不要吃老木,过去有功就骄傲,老子天下第一,我们老家伙不能吃老本、革命小将也是如此,革命者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左派队伍中也有左、中、右,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是少数,中间的是多数,保守的也可能有
    钟汉华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讲)大联合你们要好好宣传,责任交给你们搞不成由你们负责,有些话你们不要讲,你们要起模范作用,带动其他人陈再道讲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整个部队也是这样,有人说,我们不是支持左派,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很不纯,九个人就有七个坏分子,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因为下面大多数是好的,只打击一小撮。
    二司成员大多数是好的,但也做了些坏事,我们掌握了些材料,要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揪出来,二司以前做了工作,是正确的,但以后大方向错了。干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的二司都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
    二司也干了,头头大部分出身是好的,广大群众是团结对象
    我们还是依靠你们嘛,不要怀疑,靠得越近越好,依靠你们,团结中间派,孤立一小撮,对犯错误的允许改,允许革命,要团结95%,就是5%,全国七亿人口也有三千五百万,要区别对待,要改造斗争。
    三字兵这个组织是犯过错误的,确实保卫了省委,但当时的情况要考虑,那时很多干部认识不清,责任在省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你们(指与会者)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怀疑,甚至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从十月份后就觉得错了,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要帮助他们掌握大方向要把批判“二八声明”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邓,很多人犯错误是盲目的。(以第二次革命战争为例——略)
    大专院校红卫兵年纪也不大,也是青年人,(有人提他们起来搞我们的黑材料)你们怕什么,打不倒的,有材料收集一点也好吗!没有就收集不到。(代表讲对司广大战士态度应慎重)这是好的
    左派中也有右派,共产党中也有右派,我们革命四十年了,现在起来也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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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四十多年的老本也不能啃,要锻炼,要考验,上面讲的对不对,实践会证明。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活动呢?因为现在正在搞抓革命促生产,武汉地区,湖北省这段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大收获,大活动牵涉面很广,影响大。要节约闹革命,新华工到新华路开会,跑去跑回这很好。过去我们打仗走小路,现在你们走大路。(这段是大意)有很多地方有很大浪费,原来有一千吨纸印毛主席著作的,被这些单位动用了七百吨,有的把不能动用的战备物资也动用了,生产上去了,对国际名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援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影响学校要好好整风,好好提高,不好的抛掉,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总结。
    (谈到军训问题,有的同志讲训练时间长了,有人提部队不来他们学校,联合早搞好了)训练时间多了,可以少搞一点,一天四小时,你们说我们去的不好,可以退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嘛,训练是毛主席指示要搞的,现在不搞,以后还要搞,去的人总起来是好的,但有缺点,民主作风差一点,跟你们商量,以你们为主,不能包办代替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武汉造反派提出为工人总部翻案、炮轰陈再道
    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陈再道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月三日《省司》召开会议传达陈再道的讲话。《省司》: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省人司》:湖北省人委机关群众组织】
    陈再道问: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另一首长插话说:可以让三司、新湖大联合起来一起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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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说:要准备材料,原来打下马是可以的,今后就不能这样了。
    人委有人提岀:有人有右倾,张体学搞来搞去还是二类干部,斗韩宁夫连口号都喊不起来,到九点人就走了很多。汇报后,)
    陈再道说:站出来的干部要树立一定威信,否则,抓也抓不起来。工农业问题很大,武锅四月份要造八十个锅炉,现在才搞了两个。国务院还布置移民问题,抓省委抓不到就抓我们,国务院通知要办。原来韩宁夫,夏世厚不出去了,有的没有大错误是否出来抓工作,革命是要把问题弄清,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救药的人,二是混进潜入队伍的坏人,要打倒,其他犯错误的斗争一下批判一下,批判斗争范围如何划,我看斗批差不多,一般说批判的方法好些。省委、人委,开始几个同志搞起来的,有的,领导错误不大是否可吸收入兵团,把坏人最大限度孤立起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发展巩固,不是和稀泥。有的好干部出来抓工作,群众也了解,如把他放到一边,群众不了解,出来后就感到突然,你们抓毛著学习抓得及时你们的领导是否还在扫厕所?曾惇扫厕所是可以的。(江政委说:都在改)各单位派了值班,要通过革命更好地观察干部,看他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是否和革命派站在一起,要把能团结的都团结起来,把坏分子孤立起来,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当然具体到各个单位也可以多几个,少几个,站出来的干部要信任他们,群众不了解就要解释。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把干部重新排队把错误澄清,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改造干部,要丢掉过去不民主的作风,通过批判把革命的积极性引到工作中去,把私字打倒,工作就会搞好。
    革命的另一任务就是要把坏人揪岀来,把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夺坏人的权,厅、局长要重新排队。
    革命的目的是揪坏人,培养教育千部,把权夺到造反派手里,还要发现人材,在革命中把坏人搞出来,把好人提上来,当前是大革命,群众是好的,要发现涌现出来的人材,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以后就要这些人出来工作,罢官也要罢一些,有些人工作能力很差,也可能调整,不要他们搞那么多工作,掌那么大的权,把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干劲大的、作风好的同志推出来工作。
    革命队伍要纯洁,特别是领导更应该好些,有的人私心杂念重,这么大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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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斗争,有少数个别人要注意,历史问题可能有个别人是严重的。老实说,这样的人不要他参加全面搞,按公安六条,要他老老实实劳动。所以你们这一工作是光荣的,你们要抓两头,抓中央指示,抓学习毛著,抓动态,抓活思想现在要调査研究,找事实,找根据,要定案,要他们翻不了案,所以我们的斗争艺术、策略、方法也要提高。看干部要看大节,看立场观点,看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界限是否清楚,对毛主席是否无限忠诚。
    现在形势好的很。现在有个文件写好了,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生产下降了,怎么听外国人说,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去工厂?就是不让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轰,打旗子,再搞就不行了,过去搞是必要的。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陈再道钟汉华给湖北“新华工”等组织的电话陈再道:要求你们少数人坐下来谈,我们有错误就改嘛!那么多人影响不好无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人,革命,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改嘛,你们要考虑影响,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是不动摇的,要求你们团结那些受蒙蔽的同志,希望你们正确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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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政治影响是会挽回的,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相信我们,对受蒙蔽的同志要瓦解他们,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起,我们的同志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而影响我们的关系,这样搞很不好,我们应该团结得更紧一些,你们是左派应紧紧地和我们团结在一起,重在表现嘛,你们要看我们的行动。
    你们应该和我们商量,我们要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有错误就改正,就转变,你们以后看我们的行动,要叫我们改嘛,要照顾影响。
    这个问题(矛头指向解放军的问题)我们负责,不怪你们,要想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你们要原谅两天。
    钟汉华:刚才陈司令员说你们是左派,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
    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希望你们能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写的文章在报纸上登,在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结合批判刘邓,要批判王任重,搞一个筹备小组,对刘少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要使广大革命群众知道刘的罪恶。
    我们的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我们的错误多,跟不上形势,我们很多没有经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够,可能犯了错误,你们要原谅,我们可以作检査我们回去后,再征求你们的意见,再跟信部长谈谈,有错误就改正,我们自己检查,工作上的缺点,你们帮助我们改正。陈再道的秘书: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内部可以解决,明天有支左的首长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支持你们左派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要看行动是否改正,请你们看行动,报纸问题,你们几个左派组织要商量研究,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们要批判刘少奇,登在湖北日报上,从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要抽出些人来写批判刘少奇、王任重的文章,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和批判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我们那里王任重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写龚同文文章要批判,把他批倒批臭,我们支持你们是没有错误的。红卫兵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要分化、瓦解、争取他们,不要打砸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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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教育他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壮大我们的队伍,革命的大联合才有希望,你们要做工作,相信你们整风是有提高的,你们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大多数。
    陈再道:我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你们要注意影响,不要叫人家认为和左派闹冲突,希望你们相信我们,你跟他们讲一下,人多不好,解放军搞不好敌人很高兴,我们是一家人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叫孔庆德出来的问题,)他出来,你们大家叫他回答也回答不成,明天再谈,人家影响不好你们要考虑孔副司令,可能说过一些错话,他从来就是这样,要注意原谅,不要他来算了,我们要从全党全国利益出发,人多对你们对我们都不好,你们左派要气魄大,你们应该从大的方面想一想,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让他答复,他也不敢答复,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派代表明天来,有什么意见再提。秘书:明天派代表当面与孔副司令谈,他保证解决。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昨天他们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我们就是要革命!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报汇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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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抢的刘、邓路线
    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三司派人到中央要揪陶铸回来斗,中央不同意,同意把赵辛初带回来斗
    把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调整,中央同意。军管这条线,一定要守住,不能叫冲
    河南问题,总理说:“河南日报有两派,叫他们到北京来谈一谈,没有来,想把另一派打下去,现在已经打下去了,还没有来北京,分左、中、右,以反不反刘建勋,冲没有冲省军区作标准是错误的。”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各单位负责人,要抓紧抓好,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
    要教育干部站岀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耐心细心,不能搞对立,他们说了我们一些话,不要搞偏了
    米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武汉“钢二司”等对话
    「我们为了查实所谓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于四月二十五日找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京西宾馆当场对质,现将对话记录如下: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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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同学:内容是什么?
    陈:内容是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有区别,要许他们存在。不能解散要允许他们起来革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学:还有什么?
    陈:他们(指中学三字兵)18号游行喊“打倒刘、邓”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喊口号是要革命,不解散是对的同学:是你授意打的吗?陈:不是,是钟政委打的。
    同学:反正武汉造成很大影响,希望你对传单上几条表态,不要含糊
    念到号外中,武汉支左信部长向专揪王任重的红卫兵小将传达了陈司令与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电话时)
    陈:(插话)那是他(信部长)搞错了,我没有打同学:我看还是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念特大号外陈:(急答)没有,没有打这个电话,同学:事实上是这样讲的(指传单)
    陈:不是江青讲的,是我们政委讲的,这样是不对的同学:(漏)
    陈:确实江青没有讲过,我回去查查同学:那你要表态,究竞哪儿条是你们讲的。
    陈:表态就表,哪条是我们讲的。把这个搞清楚,是我们政治委员讲的,不是江青讲的。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经知道上午的谈话内容了吧,你们讨论得怎么样?
    钟:你们的行动很好,你们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望,很感谢你们,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我们每天都和中央文革开会;那天我到中央文革汇报回来以后,理会的,给家里讲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你们怎么看,可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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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等学校红卫兵不应该解散,应该让他们起来革命,那个大会的大方向是对的
    同学:你讲了半天了,我们觉得你有的讲得不清楚。
    钟:对工人总部问题,工人总部是跨行组织,过去连基层组织都解散,那就错了,错了就改正嘛。同学:还谈谈电话问题吧!
    钟:我们说的三字兵是中学的三字兵,他们喊打倒刘、邓,大方向是对的,大专兵就不一样了,是保守组织,应该取缔,现在是他们把我的意见当成江青同志的意见,这就错了。这由传错的负责。
    同学:这里可能传错了,但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往江青脸上抹黑,一定要追查。
    钟:是否有别有用心的人,回去追查,总之责任由军区负。同学:好象你是说江青讲的,你理解错了,到底怎么回事?
    钟:那天晚上打电话说那个哪个到了,江青也到了,他们就听错了,以为是江青讲的
    同学:你们要追査,我们也要追查,一方面要消除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惩办往江青脸上抹黑的人。
    钟:有错误,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检査。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你们造反派有意见可以提,我们接受,我们要团结起来搞,我看今天晚上或明天通知家里,召集各派,不管保守派也好,把问题搞清楚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武汉革命造反派的辩论
    按: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为了向中央反映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四月廿八日在北京与陈再道进行了一场辩论,我们根据这次辩论的实况录音整理出这份材料。这次辩论实际上就是揭发、控诉、斗争。这个录音告诉我们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前究竞有无两条路线的斗争?武汉地区究竟有无谭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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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我们整理这份是供没有听到录音的同志们及时一阅,也让那些受蒙蔽和不明真象的同志了解问题的实质,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由于辫论会开的激烈,人多声杂,可能记录与原话有差别,还有些遗漏之外。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并请批评指正。)会议于上午十时开始,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小将(下简称小)主持先学最高指
    小:我们是受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委托来北京的。我们从昨天上午八点钟来这里,等了二十多小时,目的是解决问题,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请今天到会的军区同志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会场骚动,人声嘈杂“我们都是解放军你们是战斗队,我们也是战斗队啊!”.…)好好好,你们不要介绍算了,我们都是武汉二司的,各校都有,我们主要是促进军民团结,互相了解,交心交
    军区有人说下午要到中央军委开会,因此这个会可能开半个到一个小时。当即遭到反对)
    陈再道(下简称陈):我还有大问题嘛!小: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不小嘛!
    小:好,不扯久,我先谈: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泡制者交出来。(会场骚动,有人说:“快一点,陈再道你谈一谈。”)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小:不够?你们当时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开动大批宣传车,甚至用飞机撒传单。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结论下了,再来调査,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吗。陈:我们正在核实材料,材料还不够。
    雷志茂(武汉水利电力学校学生,二八声明的起草人):你们在各种宣传机器里下了结论。武汉军区还把我叫去了两次,我要把你们谈的都向中央军委、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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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汇报。要向全市人民公布。你们的谈话卑鄙肮脏,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你们的结论就是下在调查的先头,而不是结尾。陈:我不回答。小:让陈再道回答。
    陈:炮制者我们将来要找,已经在找.…慢慢在找。他(指雷)不是炮制者。雷:我,一个普通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不是共产党员,更谈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抓。小: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陈:我现在不是唯物主义者。(众声责问)我现在在北京开会,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首都嘛!
    小:支左的李良(在座)说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已掌握充分材料,准备拉出来公开斗。三月一日刘文治(支左办公室人员)在接见我们的头头时也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已抓到手里了,准备在武汉公开斗。三月九日刘文治又讲过这番话。而且你们在各个公共场合都说过你过去肯定,现在又不交,在玩弄什么手段?(众: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人声吵杂)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李良: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首长都来了
    小:我们是这个会议的发起者,我们掌握会场,不要扯远了,浪费时间你们负责。你们现在干脆交出这个炮制者。
    雷:我们认为“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们既然发了这个言,一定有理论根据,事实根据,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相信你们一定有足够事实抓出来了吧!因这关系到支左方向问题,这个问题定要追。现在,我们两个写文章的炮制者在这里
    陈:你们注意,“二八声明”是不是符合当时中央社论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小:那这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的呢?
    陈:王任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可以调查一下,我们在调查、摸底。我们从来没有下过结论,什么下结论。
    小: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二月末还说过,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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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说的话,做的事不认帐还行。(众声吵杂,人声:“你们考虑一分钟,你们说的话还算不算数?”,“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炮制者是王任重
    陈:(无奈何)我已答复了嘛,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提法有没有错误
    小:(气极)这个话连三岁小孩也不会说错,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你们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是问题的本质,离开这个前提空谈一小撮,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臭《修养》的观点。其它几个军区到会的人,希望你们挺起腰杆来回答。你们不是说向革命小将学习吗?革命小将就有这种气概,自己说的话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
    陈:(想走)啊,时间不早了。(众嘈)你们要去军委就去,反正你们已来北京了!我是在这里开会嘛!(众嘈)我回答,我回答,我没有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是说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没有错。(众嘈)什么大帽子都行。我们来谈谈《人民日报》社论好吧
    小:离开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去空谈中央社论精神,这不正是黑《修养》的典型表现吗?陈:这个是你说的
    小:是,就是我说的,我不怕!陈:那就还有什么说的,我还说什么!
    小: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靠毛泽东思想,现在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恰恰是你陈再道陈:对!就是我。小:发什么态度?陈:我不是态度不好。
    小:你敢不敢到中央文革小组见面!
    陈:可以嘛,我态度怎样,我又没有发脾气我答复了,你们还要我讲,(众答复了什么!)你逼我答,我答复不到
    小:我们再说一遍,武汉军区在你们一系列的正式文件、讲话、湖北日报上面,都肯定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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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制的,现在我们就是要求你把这个炮制者交出来,我们要斗。
    陈:现在问题是有没有“二八声明”?(人所共知,怎么没有呢?)那有没有错误呢?
    (众:那怎么没有呢?)
    小:你们说它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说是革命小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说有什么错误要教育帮助,使小将成长起来,你们是要把他们打下去,不容调解。这有本质的区别。两个月了,要把炮制者交出来陈:要我交出来?(众:怎么不要交呢?)那么后等我把材料掌握落实了再交给你们,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批评是可以的嘛!我说省委一小撮,没有错嘛这是大方向嘛。
    小:为什么你们不调査清楚就下结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陈:我是说一小撮嘛!调查嘛!你们不要再问了。
    小:你们说这是不是阴谋,这一小撮是谁?亲手炮制是谁?
    陈:是谁,我们来搞清楚!(嘈杂,人声:“不要吵,让陈再道讲”)我不讲了,我要开会去了。(人声!不行!欠帐是要还的)(沉默)我们错了负责嘛
    小:我们别了整整两个月了,我们对这个炮制者恨之入骨,我们也一直在抓这个泡制者。今天你们一定要交出来,我们坚决把他斗倒,斗臭!你们要是不交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居心何其毒也,究竞什么人在搞鬼,到底是谁?(沉默)
    小:李良同志,你们是否可以提示一下,你们支左的都在这里,陈再道讲不出来,你们给他提示一下嘛!你们讲嘛!你们认为如果不是一小撮,也可以讲嘛表明自己的态度嘛!
    陈:我们是根据中央打倒无政府主义,斗争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慢慢实现三结合,再夺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胜利。
    小:炮制者要是交不出来,这些问题就谈不上。党中央号召说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斗,我们是斗定了。现在有一小撮炮制二八声明,那还不斗?
    陈:把炮制者斗倒斗臭我们是不主张的,作为思潮,批判一下是必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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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那你们不是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那你们这样不是包庇了他们吗?)有嘛!(人声:那你交出来!)我们说了我们的材料不够嘛!调查研究还不够嘛
    小:根据你们正式文件办事。李良同志,你说他这样有无诚意?(不答)不要紧,回答问题,你不是很会说话的吗,“精心策划,亲手炮制”如何理解,怎么亲手,是谁?问题是你们提出来的,即然是一小撮,为什么不揪,你们当时是把炮制者当作敌我矛盾来搞的,反革命宣言书嘛,你们正式文件不是提得很淸楚
    陈:我们没有说揪!
    小:那你们的正式文件是怎么写的?
    陈:是根据这个思潮和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来写的。(人声:那一小撮呢?)那小撮当然是有的。(人声:是不是炮制者呢?)我先声明一个问题…(人声用不着看表,看表有什么用,耽误了时间你自己负责。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要直追下去。)(吵杂)
    陈:我们来这里开会,你们这样态度!
    雷:好!同志们,陈再道现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两个答复,一个撮总是有的,没有错;一个是:材料未搞淸楚,未掌握还要继续调查。但前两个月就下了结论,支左的刘文治,张xx两个月前就叫我去了的,还点了名的,你们玩了什么手法点了谁的名,怎样上纲,你们心里明白。你们当时一再要我上纲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这是严重的政治陷害案。陈:作了结论就算了嘛!我们已回答了。小: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们说要不要交出来?陈:我们不要交。
    小:你们不是老要吗!你们不要我们要!
    陈?你们去要嘛?去调査嘛!我们没有说嘛!只是说一小撮嘛!没错嘛小:这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但也很重要,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底下问题还多不好谈。你们白纸上写黑字,赖不掉,当初到处宣传,到处撒传单,简直要把人置于死地.
    陈:我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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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气愤地)陈再道!你们说究竟谁是炮制“二八声明”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今天揪定了陈:我们没有说要揪嘛
    小:既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为什么不揪陈:那你们去揪嘛
    小:你不是下了结论吗?你们根据什么下的?既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不揪
    陈:我没有说不揪,在调查
    小:你刚才不是说不揪吗?要不要我们把你的录音放给你听?告诉你:我们要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揪定了,这是大方向陈:当前大方向是大联合,大团结,三结合、夺权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打/陈:我们要斗王任重
    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
    小:现在大家看看语录,等他回答,看有什么可以活学活用的,马上大家起学。(人声:201页)好,最高指示:(集体读)“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就这一句,你陈再道能不能活学活用,你的答复合不合毛泽东思想
    陈:你们说合就合,你们说不合就不合。
    雷:你,武汉军区司令员在这里,我们、二司两个“二八声明”炮制者也在这里,而你偏要说是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有你们的炮制者,我们有我们的炮制者,你们要交出来。
    小:李良你不是说过,马上三天就揪出来,你说要把二·八声明批倒批臭,才能大联合,现在你们为什么不说了?你们讲了省里市里都有,三天就要揪出来的话,犯了罪,现在要回答
    不要耍无赖!(沉默)李良,你是支左办公室的
    有名人物,你讲嘛!依然沉默,陈:我们有了错误一定改正
    小:你这是改正错误的态度吗?共产党员,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向人民负责。你们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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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讲了,文件发了,把我们当反革命打了,改正,就是要交出炮制者,交不出,就是要认错,这就是向人民负责。没有那个东西硬要说有,怎么行?陈:我没有说揪出来交给你们斗嘛
    小: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就应该斗。陈:要斗!我们认为“二·八声明”搞分裂,这种思潮要批判一下小:当时你们不是批判二·八声明,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陈:那是你们以为,我有错误,改正嘛。小:你有罪。
    陈:犯罪?我有罪向中央文革检讨,我没认识这一点,(人声嘈杂),(陈想走)李良:已十一点多了,军委会议都有安排,一个一个活动,我们还接见。同志们来了,我们接见一下,(众打断:不是接见。)
    陈:好,好,是来谈问题!(众:要你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已说了嘛!你们还要争嘛。
    李良: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还要研究,你们调査,我们也要调
    小:李良!从昨天到今天等了二十多小时,你们没有诚意,昨晚你们说了,不是接见,是辩论。
    陈:我们政委也来了,一共五次,我们有诚意。你们对解放军态度如何?(众你能代表解放军吗?)你们这么厉害,再厉害,我不说,你们没办法。
    小:(气极)我们厉害?!你们搞政治迫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我们从昨天到现在等了四小时(陈:不都来了嘛!)我们多次指出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你们却毫无解决的诚意!拿出主席语录都不能活学活用。(众:读最高指示201页陈:我说我已答复了。小:交出来
    陈: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还没有调查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们
    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的末尾,你们答复究竞“二一八声明”是不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还可以说嘛。陈:我答复了,不要再说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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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你没有答复。
    陈:你们说没有答复就没有答复小:你们不敢答复,你们怕。陈:我们怕什么?
    小:你们怕这,怕那,归根结底怕群众。
    陈:好,你们结论已下了。我讲了我并没有说要抓这个人,我们结论并没有说要斗臭,只是说肯定有
    小:(气极)军区的同志们,如果你们还有毛泽东思想,应该对他的话表态如果军区首长这样不作正面回答,是这样子,你们对得起毛主席吗?有党内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不揪,不斗?你们配在这里开会吗?陈:中央要我来开会我能不来,你叫我不开,我就不开
    小: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为什么不揪,是不是投降主义?不揪、不斗,不能说明你们投降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陈:(沉默半晌)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揪小:不允许你歪曲篡改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陈:我们有缺点,但总的说来,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小:最大的才揪,那王任重算不算最大的,你揪不揪?陈:怎么不揪,怎么不大!昨天还要斗,屋里还在布置嘛。小:你不是只揪最大的吗。陈:你们不揪王任重吗?
    小:“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就要斗倒斗臭,这是大方向,你说是不是?你的大方向是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
    小:你们的监狱关的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陈:我们有缺点改正。
    小: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支队,一个方面军,我们对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要揪,我们来这里是配合军委开好会议。我们大事不说了,让陈再道交出炮制者。(众读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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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怎样,我们用得不好,学得不好,可以批评提意见。陈:我们也学得不好,不如你们学得好一些,向你们学习。
    小:你这个态度很好,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揪炮制“二八声明”当权派是揪定了的。希望你们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炮制者交出来,究竟是张三、李四?是王麻子?究竟是谁交出来嘛?你们说嘛,耽误时间由你们负责陈: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
    小:我们到北京来是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的,并配合中央军委会议,揪出武汉内谭震林,把“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斗倒斗臭,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陈:你们不是要揪武汉谭震林吗?要揪就揪嘛小:现在不是揪不揪的问题,是交不交的问题。陈:我们现在掌握料材不够
    小:不够,该不该下结论?你们现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陈:讲了的话我们当然要负责任,我们要调査研究,要掌握材料嘛!看错误的东西,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嘛小:什么关系?
    陈:(沉默许久)你们要揪去揪揪嘛。
    小:你们讲了,全武汉都跟着揪,成了大方向了。陈:当时思潮要批判一下嘛
    小:那时老保都纷纷说,陈司令员说的,“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陈笑)你笑什么?不要耍赖,你不说就靠边站,你耍赖干什么?
    小:李良,你回答,隐瞒炮制者是谁?究竞拖延时间的是谁?急于揪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而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又是谁?你在这个会上看得很清楚。
    陈: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多少万人一下子投入了这个战线,省委瘫痪了我们抓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五大任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发现也有一些缺点错误,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也在改,我们在加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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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教育,政策教育
    小将:现在是问你,“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句话错了没有?(陈:有没有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但二八声明是不是他们炮制的?
    陈: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充分,揪不揪以后再看嘛!也没有说揪出来交给你们嘛
    小将:你们不是说要揪出二司头头中的反革命分子吗?这是你亲自对杨道远说的,你有些健忘吧(陈:我们有多方面工作,还有其它方面,已经答复了,三天三夜讲不完。)这第一个问题,钉子钉死了,一个一个问题来。
    陈:(无奈何)你们再说我就要走了(众:你走,你走不了。)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会场沸腾)。你们今天态度不是商量问题,你们不讲道理嘛!(众怎么不讲?问你炮制者是谁你不答复。)是我是我,好不好?(吵杂)…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小将:还有很多人靠边站,二八声明炮制者还要斗吗?)我们有错误我们改,你们不满意,向我们的领导,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讲,我们还有领导嘛!(会场较多时间乱了起来,对话较多,听不清楚。)小将:大家坐好!坐好!把会议开下去
    将:如果有确实证据二·八声明是刘真搞的,我们马上回去斗刘真,(陈:我没有说嘛!)我们调查,是不是你陈司令员下的结论。请问,刘真是什么时候看过二八声明的。是不是他炮制的?要说看过的就是炮制者,那看过的人多得很,连你陈再道也看过。
    陈:谁说你们不是左派,你们..哈哈
    小将:这个会是个很严肃的会,谁叫你们笑?(陈:不笑,你们不叫笑。我哭。我哭你们又说态度不好,笑又不对..)你说刘真看过二·八声明,我问你,什么时候看的?(陈:我未调查。)
    小将:他们首先讲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以后又向很多人说是刘真看过的,后来又说是听别人说的。那么,我们就问,究竞是听谁说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的人很多,是不是他看了就是他炮制的?问题是谁炮制的。(吵杂一段,此时陈再道又说要去开会,有人说:如果是中央军委点名要陈去开会,保证放他去。建议马上打电话和军委联系,证实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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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将:你们在武汉讲了多少次二八声明炮制者,在武汉敢讲的话,在北京不讲而且不敢讲,这是为什么?这个阴谋在什么地方?你们说有,又不交出,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打击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而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是什么司令部的人?你们自己说一说。小将:你们说刘真看过,是在发表之前还是发表之后看的?你们为什么都不回答?你们交出二·八声明炮制者,也算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一个功劳。陈:我们未下这个结论。
    小将:未下结论就发公告,是为什么?什么事都想否认。如果是我们下的结论,我们交出来,你们下的结论,你们交出来。没有炮制者为什么在武汉地区那样搞?目的何在?你耍赖。敢说,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比你多一点。陈:我向你们学习嘛。
    小将:你们专门抓革命小将去坐牢。这就是你们的大方向?陈:我们都是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都还要学习嘛
    小将:现在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就抓岀来,没有就承认错误。你是武汉的司令员,堂堂上将;你还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笑。
    陈:好嘛!你们骂我我也听着嘛!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
    小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揪,你以得起革命群众吗?以前革命现在不革命一样要打倒。)那你们就打倒嘛!(小将、你穿解放军衣服就应干解放军应干的事,中央叫你支左,你干的什么?毛主席叫你实事求是,你怎样做的?)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搞军训、搞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有些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归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众:那么是谁呢?)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们也改(众:你的结论就下错了嘛!)
    小:现在一齐读两段语录(齐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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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P221)
    今天这个会,仅仅谈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的支左犯了方向错误,又一系列地对抗了毛泽东思想和军委指示,因此我们提出质问,这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他们到北京来开了很久会,应该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许阳奉阴违,今天陈再道态度不好,比起以前没有多大进步,比较顽固。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是要坚决按上级军委命令办事的。
    现在有一个紧急信,说明今天军委根本没有通知他去开会。简直胡说八道!我们可以念一下(念信,大意是:武汉二司革命同学们。武汉军区陈再道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现会议已结束,陈再道要立即回去传达贯彻林副统帅指示,即将离汉,你们对武汉支左工作有意见,可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反映,也可回武汉地区向军区领导提出,商量解决。希在北京不要再找陈再道辩论。中央军委办公厅,四月二十八日盖章)
    我们从上午十时起开会,昨天起已等了二十四小时,陈再道说下午有会,实际上中央军委说会议已经结束,这封信充分揭露了他的谎言,他欺骗了革命小将,但是我们还是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再留他
    陈: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大联合,
    三结合夺权的关键时刻介入了运动,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立即行动几万人上去了,到学校、到农村,作了些工作,因为对运动意义认识理解不够,工作中产生了问题,我们毛主席思想学的不够,铺开了,同志们到学校、工厂,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有的,民主作风不好,与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的是当先生,而不是很好向革命群众学习,下面同志又有包办代替,甚至有的感情与革命群众有抵触情绪,不同群众商量,有些事情没有搞清楚,如这一派,哪一派,有些派别,如像有的为老保组织说了话有的干部认为保守组织听话一些,于是模糊了一些界线,所以犯下了一些错误,现在要把干部的一半收回,好好训练半个月,再下去把作风改变,把运动伟大意义学一学,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对运动中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的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
    犯错误,我们要负责,今天你们等
    久了,昨天我们确实找干部谈了话,还有河南问题,你们等久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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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任。
    雷:陈再道他们马上回武汉,应该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不许再两面三刀,从今天的会议看,你态度不好,回武汉后要按主席路线办事,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是瓦解不了的,谁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是压不下去的
    会议至此,转入到揭发,控诉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种种事实,以下估计是有工人、学生、千部各方面代表,以下简称“代表”。)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
    〖时间:1967年5月15日下午3:30分-5:50;地点:政协礼堂东池会议厅。接见单位: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二司、工总、九一三、一始工人造反司令部、黄石代表、天门代表、解放军文艺代表团、卫校代表、三司红色造反团、
    在我新华农进来以前,三司以在里面,新华工、新湖大等进来后为了前面的座位和三司吵了起来,因为前面靠桌子的座位每一单位一个记录者,可三司四人座在前面,要他们退下来二个,让工人和解放军,他们不让,结果吵了起来正在吵得很凶的时候,王力、戚本禹进来)戚:你们吵,吵我就不接见你们了。(笑着说)
    戚:(坐下后)噢!我见过你们一次,(看见代表们带的袖章后说)新华工、新华农.…(这时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等单位纷纷献了袖章,新华工代表把新华工”别在王力同志的军装胸前)。你们给了,你们没有了。上次我说要见你们一次,一直没有时间。
    同学:(这时武汉军事院校代表进来了)他们都是被抓过的,都进过牢的戚:那不要紧。
    戚:王力同志来见你们。(介绍王力。)王:这是戚本禹同志。(鼓掌)
    戚:我们今天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主要是来调査研究的,今天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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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两派?
    同学:有,有三司的
    王力:刚才不是在吵架嘛(指他们进来时我们和三司吵架)同学:(介绍刚才吵架的问题)略
    戚:这点事你们就吵,吵得不可开交,你们的造反精神太大了。(笑)我五点半还有会,现在三点半,开到五点半。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开,他们谈听你们的意见。上次已经给记者(谈)过这些问题,武汉的问题主要靠武汉的老百姓解决。我不讲了,你们谈
    同学:我们先谈一个多钟头,然后请首长指示。(三司指示要两派各谈一半时
    戚:你们可以多谈点。王:你们现在就谈吧!
    武汉代表: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鼓掌)王:你叫什么名字?同学:(介绍)叫某某某
    戚:你们呆在这里不好,要和群众一起战斗同学:首长做指示后,我们马上回去。戚:今天来两派。
    武汉革命造反派开始向首长汇报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武汉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革命造反派惨遭残酷镇压,抓、取缔.….￥谈到军队内部问题,军区机关24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200多人,谈到雷达兵问题
    王:雷达兵学校抓人是什么时间?同学:3月21日
    王:这是从2月开始的?(指武汉抓人,搞资本主义复辟。同学:二月就开始了。
    (同学接着谈,当谈到武汉“二八”声明后,抓人时。)王:武汉抓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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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2600多人
    (当同学谈到敢死队,抓了人坐牢,又指着敢死队人说,坐牢挨打的人来了。这时敢死队战士起来。戚、王连连点头。)
    同学:当谈到二司问题时,军区谭(震林)式人物说:学生现在不抓以后要抓
    (王叹了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抓人时,他们还说抓人这是通过江青同志的。王:(微笑)哈,县里什么时候开始抓的。(同学谈韩东山,黄石,天门问题,论韩东山。)戚:我知道。
    同学:天门二人来等见首长,可是没见到,正准备走时,家里又来人说家里又在抓人。
    王点了头。)
    同志:有的逼的妻离子散,有的急得跑到新疆(王长叹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某某某地一个人头上钉了三颗钉子,可在上吊后派出所还检查说,这是自杀的,同学说:这不很怪?那有这样事?)(王摆头。)
    (同学谈到绍宇锐时。)
    同学(介绍说):就是武汉的“红卫兵”(戚点点头。)
    (同学谈到北京有联动,武汉有几动:特动、军动.)戚:(轻微地)哼
    (同志谈到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48张时,念:“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戚:(打断话)不要念了,这我看了。(这时王力接过看)
    同: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王任重是内部问题(王力轻微地笑。)
    同:前几天在北京抓了武汉的特动,他们偷东西,搞到北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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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笑
    同: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王力点点头。
    同: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王力点点头。)
    同:解放军战士、武汉军区某些人、武装部都散布“秋后算账”论(王力连连点头。)
    (同学谈到武汉军区内有一直站在毛主席路线的一边,如某某某。)王力:谁?
    同:张静。王力:是什么人?同:湖北军区副政委。
    同:军区内坏蛋还造谣,如:通过.…(不清)给新华工三点指示。戚:(举手)我知道。
    同:江青同志讲话他们篡改(解放军举起材料给戚看)戚:点头
    同:陈再道从北京回汉,武斗不减少,反而增加,三天之内发生150多次戚:点头。
    同:谈韩东山在黄.…(不清)戚:算了,不谈了,你们材料我看了。同:(这时代表讲完了)我讲(新华工)。
    戚:让不同意见发表,不是有个三司吗?三司在这里
    司代表发言,略)(三司造反派发言,略)(二司发言,略)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联合发言,略)(工人总部发言,略)(卫生学校发言,略)(解放军发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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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代表:斗他们时,腰弯90度(作姿式)戚:点头。
    戚:你们100多少人?解:抓77个人,共164人。戚:武汉卫生学校
    解放军代表念一份血书,是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念完后交给首长。)(戚接过血书,王力点点头,接过看。)解:你看直升机散的传单戚:是,是,是
    (接过)
    戚本禹:今天我们听了你们很多话,看了很多材料,我们很感谢大家。王力跟我看了材料,听了你们发言,我们有三个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
    第一、湖北来京工人、学生,赶紧回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运动,中央对湖北问题正在调査研究,以后再解决。如果中央再需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再来。(问:你们来了多少人?)(答:五、六百人)你们赶快回去,因为你们都是勤务员,中央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第二、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形势斗争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第三、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王力: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王力: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
    华工同志问:陈再道大字报上街可以不可以?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送上门同学:“打倒陈大麻子”是反动口号
    王力:以后不要这样喊就行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能不满足,但我们只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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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点,我们还要调査研究,以后解决湖北问题时再请你们来
    以上稿指示根据首长和我战友对话一节一节合起来的,所以当中有不全之处,有错误我们本人负责,供参考用)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等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
    红武兵标榜自己是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造反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和人武部军区关系密切,一方坚决拥军,同意解散工总和逮捕工总头头,一方需一个全市性群众组织,按中央要求,建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二者一拍即合,红武兵在军区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将全市七十几个保守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基层组织变种)纷纷加入。红武兵变成百万雄师后,由3万人猛增到47万人,(后加入15万农民,最高时62万人,7.20后统计数)。
    在市人武部巴方亭部长的全力支持和撮合下,人武部推荐武汉市机械槭局人武部干事俞文斌为头(俞和原职工联合会无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由于组织多,最后总部由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孙德州章迪杰、蔡俊善、李本富、陈德松、耿汉卿、纪登清等十三人组成,至于总的名称,是由“中学红卫兵”头头刘涛提示,应像当年百万雄师进入南京城一样。所以正式名称就定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是其宗旨。之所以叫“联络站”不叫总部,是因为下面山头太多,不服谁为头,除俞文斌外,其它都以实力为本钱
    1967年5月16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人武部派员祝贺。人武部派专人到联络站指导工作,军区领导人叶明等经常找他们开会,加强联络,联络站按区共分8个分支机构,江岸区陈文,江汉区沈浩然,硚口区马德才,汉阳区张学清,武昌区刘喜春,东西湖罗明发,青山区汪家玉,汉桥区孙运来为各区负责人,为安全起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27部队派张有富、杨爱忠二个连级干部穿便衣到总站协助工作,并保卫俞文斌等负责人安全有事随时调动部队增援。
    此时,造反派们还在紧跟党中央闹革命、归口大联合,按行业成立战斗队,搞革司、联司,37万人的跨行业全市性组织工造,当时按党中央、归口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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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总司被分解成长办联司、新一冶、武船联司、汉纸联司、三棉革司、汽标联司、铁机联司等…..只剩下8万人。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
    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至于近来对其它群众性组织的态度,那就更多了。他们这些错误,我一再指出教育过现在不仅我们讲不听,而且连毛主席、党中央讲的都不听。我们一再忍让,一再说服他们,仍然坚持错误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公开表示,就是公开表态以前,今天下午我们再找他们谈一次,但是对他们的做法,还是要宣传要教育,不仅教育了他们,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这是他们造成的。
    签字是强迫的,同时也是单方的,这个签字无效,必须经过党委。现在的问题,是把内部思想统一起来,军区不是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还只是内部跟他们提,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话: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但要防止武斗。其他组织也要公开宣传,精神要振作起来,不要灰留留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再怎么讲,不过是那点。现在要大反无政府主义。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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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引发两派大规模武斗
    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
    (以前未公开正式请到军区,这次是第一次),会议在军区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中新议题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军区负责人(没有陈再道)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姚喆、孔庆德(副司令员)以及夏奎部长、李良、马明副部长,独立师蔡炳,等;百万雄师方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浩洲、章迪杰等。
    叶明讲话:“现在有少数坏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军民团结,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起带头作用
    6.4公告后,“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武力驱赶静坐学生,工造总司为了保卫学生人身安全,保卫静坐现场而和百万雄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当时,造反派在市内有不少广播站,宣传静坐目的,要求为工总翻案,强烈要求军政府放人,和百万雄师的广播站互相辩论,漫骂。δ.4公告后,百万雄师不再辩论,也不漫骂,只用武力驱赶广播站,因而发生武斗连连升级。
    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汉钢二司《千刀万剐陈再道》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言我们怀着对伟大毛主席和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比热爱,怀着对拿枪的刘邓路线、对武老谭——陈再道等一小撮混蛋的刻骨仇恨,汇编了这本关于陈再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队罪恶史。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大淫棍、大军阀、大土匪、大恶霸、大流氓、大奸贼,是混进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对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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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最高指示,公开跳出来镇压湖北、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陈再道是原湖北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省委一切重要会议他都参加,去年湖北省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再道有不容推卸的罪责。但是因为他的特殊地位,而没有对他进行认真的清算。当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就怀着封革命造反派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更顽固地坚持已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军内外革命左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由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他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遭到严重的打击,在一度时期内,我省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变成星星之火,全省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依靠的是黑武兵、字兵、乌拉稀、大专兵、康小三等保守势力,打击的是工总、工造、九
    钢二司、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中学红联等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对新起的三司革联和红卫兵革联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对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打击迫害。更加恶毒的是纵容和唆使「联动」、「特动」、「黑乌龟」百万熊尸」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策划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疯狂围剿革命造反派。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大麻子的滔天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陈大麻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历史的罪人,真是罪该万死!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吹响了埋葬党、政、军文中的刘家王朝的号角,陈再道的末日快到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析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严阵以待,应付更大的反复,准备更大的牺牲,用鲜血与生命,迎接与陈再道的生死决战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打倒陈大麻子!解放全中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第一部份陈再道「三反」罪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告诉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陈再道就是混进军内的反革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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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份子,我们现在就揪他出来示众,看看他究竟是什么货色。
    贯
    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陈再道作为军区司令部、党委第二书记,从来没有原原本本传达过毛主席的指示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遭到破坏,对中心组、机关和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过问不检查。前几年陈再道连毛主席著作也没有
    六六年五月,陈与某司令员去
    滨江饭店,一进房间就大发雷霆说:「房间里的山水画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服务员说:「那些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拿走了,换上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陈破口大「混蛋,挂风景画就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还气势汹汹地说:「人修嘛,东西也修了?」第二天陈把管理局的刘××叫去了一顿,结果又把这些画挂在房子里。看!陈大麻子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仇视!警告陈再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陈明目张胆地篡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抹煞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在十八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提纲中,公然拋出所谓「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接受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谬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企图掩盖他们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妄图蒙混过关
    武汉军区党委特地转
    发了王任重63年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转发了王任重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极其反动的谬论(据说王任重因此问题在七千人的大会上作过检讨,受过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军区还要求学习思谦(王任重笔名)的文章(大毒草)。(按:对个人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大加吹捧、极力宣扬。)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全军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陈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召开军区四级干部会议(在军区礼堂),他主持会议却常忘了带毛主席语录。
    九六六年二月,军区党委开
    会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极为重要的讲话,作为第
    二书记的陈再道,宁可安居于汤池疗养院,而拒不回来参加会议。不仅他自己不回来,也不同意让当时在农村「蹲点」的钟汉华、孔庆德回来参加会议
    九六五年夏季,他同王任重一起上庐山避暑时,乱七八糟的古书塞满了小汽车的后箱,唯独不带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六年夏天带着夫人、小姐以养病为名,周游北京、天津、北戴河等地。在此期间有几次跟他服务的秘书、副官、医生、护士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陈再道却通过他的夫人张×x出面干涉:「首长的皮鞋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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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针头消毒了吗?还不去给首长读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就这样被冲掉了。
    六六年,一些女同志唱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歌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
    装爱武装。」陈无耻地说:「年轻的姑娘谁不爱。」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光辉诗篇看!陈再道就是这样顽固地抵制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抗林副统帅,反对突岀政治,鼓欥技术挂帅陈大麻子在彭德怀被罢官后曾说彭德怀是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林彪算老几,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彭德怀林彪打得赢?」警告陈大麻子,谁反对林副统帅,我们就打倒谁。六四年,陈带领大批人马去x军参加「四好」、「五好」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七、
    八天,他不参加会议,却把参加会议的所谓技术尖子挑出来大搞比赛。会议结東时,他作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大讲特讲突出军事训练的过硬本领,却闭口不谈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六四年,陈又把他
    最欣赏的技术最过硬的ⅹ×连调至步校专题训练单、双杠技术,与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指示相对抗
    六四年,当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
    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出: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是方向、路线的错误陈再道却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在六五年的一次报告中(六四年工作总结报告)恶狠狠地说:对六四年的问题,也要一分为二。并有一次陈当着林副主席面说:「技术也要照顾一下。」公然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某步校的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揭发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的罪恶时,陈百般阻挠,负隅顽抗,曾多次用电话和面谈,迫使步校党委对六四年的问题作出结论,并穷凶极恶地质问校党委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提六四年的问题,领导也没说你们转向,要提转向干吗?」(按:陈再道之流惯用的欺下瞒上的手法,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六四年军事冲击政治的正确批评,企图蒙混过关)并说:「你们的后台老板是孔庆德,那么孔庆德的后台还不是我吗?」(按:陈再道为什么如此害怕揭发六四年的问题,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从这里可追到他及他的主子罗瑞卿的头上,击中他的要害。)贺龙、罗瑞卿军事冲击政治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军区及时贯彻,而林副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指示迟迟不执行,后来在形势迫使下才由某些人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实际上还是突出军事的
    六七年
    三月二十八日,陈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那有不犯错误的。我革命几十年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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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统治时期,我跟着执行错误路线,罗总参在没有揭发岀来之前,还是按罗的办。对有些问题有怀疑,也不敢讲。(按:真是不打自招,可见陈从来就没有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六七年元月四日,刘志坚被揪出来后,军区党委马上召集会议,统一口径说:「我们执行了刘志坚的,也执行了军委的林总的。」(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水火不容的,既然你陈大麻子执行了刘志坚的反动军事路线,又怎么能执行林总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执行刘志坚的是真的,执行军委的、林总的是假的。)
    年后,军委、林副主席一再指示要防止高
    级干部特殊化,要反腐化堕落之风。而陈再道却把军委、林副主席的指示当作耳边风,继续搞特殊化,小病大休养,无病也休养:消极怠工,生活腐化,搞女人却非常积极(见第五部份)陈大麻子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了?
    、陈大麻子
    是贺、罗篡军集团伸进武汉军区的黑爪牙六三年陈再道派孔庆德到军区某步校「蹲点」,大搞单杠过硬,军事挂帅,陈也经常「亲临指导」,罗瑞卿非常欣赏这一套,于是派八一电影制片厂人员把陈再道这套「经验」拍成电影,流毒全军全国。
    按:陈大麻子不愧为罗的得意门生,忠实的走狗。)六四年,
    大野心家、反党份子罗瑞卿搞全军大比武,军事冲击政治,首先是从武汉军区搞起来的,并在武汉军区、北京军区设立试点,而对大军区(沈阳、南京)都信不
    陈大麻子是紧跟罗的,在一次军委会上,反党份子罗瑞卿大谈特谈比武
    成绩,陈随声附和道:「对比武成绩也不能估计过低。
    (按:陈为主子罗瑞
    卿效劳大唱颂歌,故得主子重用。)六二年反党篡军头子罗瑞卿来汉到底与陈大麻子密谋些什么?陈为讨好主子,当时组织专场舞会,陈搂罗妾,罗抱陈妻,翩翩起舞。
    (按:何等亲热,他们到底有何奥妙的关系?!)
    贺龙被揪
    出来后,陈惊恐万分,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回来,叫ⅹ×逼军区党委对贺龙问题表态,暗中施加压力,想保自己过关。陈、孔、韩是徐向前的部下(直接)叶明也是的,杨秀山是二方面军(贺龙的)
    按:难怪陈、孔、韩与徐如
    出一辙,何其相似也!)陈再道是徐向前的老部下,陈再道自一九二七年混进红军以后,便一直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所控制的四方面军,陈再道在这段时间内连年高升,到了一九三二年便当上了师长,三四年便当上了军长,可见张、徐是非常重用和信任陈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徐、陈又勾结
    起来,破坏文化革命。今年二月,徐来汉亲自主持会议镇压革命造反派,公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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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之流撑腰。军区副司令员孔ⅹ×在二月×日的一次讲话中说:陈司令员在北京开会,他们(指李迎希、张广才)说会已经开完了,已经回来了,使群众到处找。各大军区都在保毛主席(显然是借口)。徐向前(当时在武汉)问:「武汉军区为什么听不下来?」我说:「我们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说:「反对面怎么办?」我说:「抓?」徐向前说:「对!各总部、各军部都要抓。」看!他们一唱一和,配合得何等好!孔还说,徐向前副主席讲:陈(再道)、钟(汉华)有错误,但和李(迎希)、张(广才)不一样,不是三反份子。军区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派揭发了陈再道不少严重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不少高级军官也认为陈是三反份子,是无疑的。而徐向前却为之打保票,这说明说明问题?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再道之流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想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他们制定了两个黑七条。第一次是陈再道从北京打电话回来的七条黑指示,后来军区党委根据这七条制定了黑七条,内容有:取消军区的一切组织;唐金龙、吕炳安事件由军区组成调査团调查,其它任何人不得于涉;不准贴大宇报;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错误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造反派奋起批判,而徐向前却质问李迎希:「黑七条在哪里?」极力阻止对黑七条的批判,为陈再道推销黑货
    在一次会议上徐向前说:「别的
    军区有反革命(他认为反革命恰恰是造反派)。难道你们武汉军区就没有?我不相信!要抓,你们还下不得手,不要怕,有武汉军区作后台!」在徐向前的这个黑指示下,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副司令和张广才副政委以及其它许多真正支左的负责同志相继被软禁和靠边站了;军区内的革命造反派政治干事、文化工作人员、秘书、司机等大批革命群众无辜地被关进监狱。可见,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黑爪牙。在军事会议上,徐向前保陈再道,说陈「不是反份子,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当徐向前靠边站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陈再道急忙开动大批宣传车,在武汉三镇大肆「辟谣」。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主子保救奴才,奴才效忠主子。这一切不是清楚地说明了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吗?刘志坚在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期间,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再道就是这条反动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六五年五月与八月两次军区党委会议纪要,完全是推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按刘志坚的黑指示制定的。
    五月、六月初,军区党委会议纪要,按照刘志坚的黑指示制定了「所属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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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分期分扰进行整顿」、「摸底排队」、「审査作品和教材」,抽调参加四清人员的原则等等。都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的
    八
    月的纪要,规定了「谁有问题揭谁」,「动员家属职工给干部提意见」等等,极力把矛头向下。陈再道和刘志坚早就是同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曾任冀南东进纵队司令和冀南军分区司令时,刘曾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陈对人讲:刘志坚与陈再道是冀南的。有一次刘志坚被俘,陈再道下决心,打了个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回来,刘念念不忘此事。
    九六五年九月陈、钟传达
    军委一次办公会议时,宣传罗瑞卿一套折衷主义的东西。说过去关于大保证,小保证的提法,还要研究。
    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重用坏人,纵子叛国解
    放战争时期,邓小平是二野的政委,陈再道是纵队司令,刘志坚是纵队政委,钟汉华是政治部主任,王任重是行署主任,他们很早就是一个山头的人。(按:原来他们有如此奥妙的关系。
    吹捧、包庇王任重,和王任重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六五年王任重兼武汉军区政委时,陈、钟大肆散布崇拜王任重的思想:
    「王任重跟毛主席跟得很紧。」并在军区散布:「王任重是我们的好政委。」在今年三月中旬,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党委开会讨论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党委一致认为王任重是三类干部,张是二类干部。陈再道与王任重是老同事在党委常委会上表态是紧跟王任重的(有记录可查,记录在军区。)
    五年
    陈和王任重同在庐山休养,六六年又同在东海休养。窦洪年与陈勾结密切,军区无论什么会议总要窦参加,窦也说:「军区的指示一个字也不能错。」(按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却是阳奉阴违)六四年春,刘志坚、陈、钟将窦安插在高级步校,并任步校第二书记。(按:窦何许人也??他前为步校政委,运动中,革命造反派揭发了他不少三反言行,准备斗争,由于陈再道施加压力,至今斗争会未开成。)六x年,三反份子黄克诚用飞机把三反份子谭政的地主父亲的尸体运往烈士陵园,以后军委发觉追査时,陈公开与军委对抗,压下不管,迄今未作处理。纵子叛国,罪责难逃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陈再道长子陈东平与敌台挂钩,企图叛国投敌,被我专政机关捕获,并依法判刑两年。可是身为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不但不支持,反而百般刁难,横加阻拦,给专政机关施加压力,胡说什么:「处理重了。」公然庇护长子叛国投敌的罪恶行为。叛国有罪,叛国犯之父该当何罪!陈再道有罪,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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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阶级轰矗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勤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第二部份陈再道疯狂镇压军内文化大革命陈再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拚命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贯彻执行刘志坚的反动路线,大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串联。当刘志坚被揪出来后,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他们处于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境地时,便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盗用专政工具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赤膊上阵,大打出手,疯狂地镇压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的革命造反派,把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个人野心家」将军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何其毒也!
    转移斗争目标,把
    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军区党委常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的会议记录上公然提出了「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揭谁的问题,有多少问题揭多少问题」三句反动门号,在这反动思想指导下,在团以上宣传、文化、报社、院校、文艺等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大揭、大整、大斗革命群众。陈再道利用职权,抗拒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镇压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ⅹⅹ步校的革命造反派揭发的事实就可说明这个问题
    反
    对毛主席所倡导的革命大串联,规定外出串联的比例,限制外出串联的人数,审査外出串联人员的出身成份,历史问题及运动中的表现等等,不准学校派出联络人员驻京直接吸取各兄弟单位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几时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中央军委三令五申,工作组被迫撤销后,又派往步校三名「记者」。三名「记者」在步校神秘莫测,记黑名单,准备「秋后单账」,他们专线向上联系,为了「保密」,躲在衣柜里打电话。在十月十七日还向体工队派出工作组,后又改为「工作员」以后又改成临时党委,顽固地对抗中央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陈再
    道听到ⅹx步校革命造反派来军区造反的消息后,百般刁难,九小时内打了三次电话进行阻止,责令当权派向革命造反派做思想工作,不准来汉;造反派来汉后又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认人头、记人名,企图进行政治迫害,并以「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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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防政治扒手」等进行威胁;甚至布置警卫分队,不准革命造反派在军内贴大字报揭发问题;同时陈慌忙打电话给步校副政委王万声,又慌忙召见该校的政委李党民、校长杨力勇,岀谋献策,对领导干部进行恐吓,强迫写检査。
    篡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抹煞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在给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传达提纲中公然抛出所谓「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接受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谬论,企图掩盖其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陈再道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步校没有制止职工去军区送大字报,说:「若再来,你们就脱掉军装来见我。
    院校和文化系统广大群众,揭发了党内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恶事实,军区本应大力支持和向上反映,而陈再道却以「这些事,领导干部搞不好会伤害感情,不好继续工作」为理由,不让上送,经多次催促,也不上报,这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些人与陈再道等人有瓜葛,有牵连,怕报上去露了自己的马脚。因此,就把广大群众揭发的大量材料打入「冷宫
    为了掩盖自己和包庇各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就实行对下压制,实行「愚民政策」,元月份就提出所谓「八不准」:不准看大字报,不准看传单,不准翻印传单,不准贴大字报,不准议论地方文化大革命等等,企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步校党委委员之间,相互写大字
    报揭发问题,这本来是应该的,而陈再道等人却怕得要命,专门打电话加以制止。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文化大革命曾一度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
    的局面。在陈再道的指
    使下,军区后勤上作总队一部队职工提出改成现役军人,军区党委未经总部批准就私自决定了。工程总队全部职工也纷纷要求改成现役军人,陈还擅自批给某些战斗组织汽车和几十辆自行车,批准某医院半工半读班六十多人单独成立一个学校,给两辆汽车,批准机关某部门人员到北京串联等等,企图用经济主义收买腐蚀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贺龙之事,唐金龙向叶×讲
    了,事后唐就死了。唐金龙、吕炳安之死,充分暴露了军区党委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唐、吕死后,陈再道不仅不把现场保护好,而且未经充分调査硏究,就草率地作出「畏罪自杀」的结论。以后,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成立调查委员会,同事又两面三刀,出尔反尔,在革命组织之间,制造摩擦,挑起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使调查唐、吕之死的事迟迟不能进行。党革命群众起来批判军区内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时,起初陈再道竭力诡辩,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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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党委是革命的、正确的,是跟着毛主席路线走的」。一月四日,刘志坚被揪出来,他还说:「我们执行了刘志坚的,也执行了军委、林总的。军区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定。」当各院校文艺团体和军区机关起来造反时大揭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的时候,他们又躲避群众,节节抵抗,甚至采取群众斗群众的手段,转移目标,掩盖自己。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军区党委在陈授意下,匆忙制定了七点指示,篡改军委命令,出了决定:解散各机关革命群众组织,收回已贴出的大字报,由党委包办唐、吕之死的调查,到军区造反派代表并经允许才能去等等,掀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妄图扼杀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骇人听闻的武装镇压残酷迫害革
    命小将在二月黑风中,陈再道之流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下放,借「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为名,从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三批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等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武装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査的二干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陈再道之流实行武装镇压,采取突然袭击,深更半夜重兵包围,多至二团少至二个加强连。陈再道之流赤膊上阵,亲临现场指挥,架起迫击炮、重机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绳索、手铐、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层层包围疯狂捕人。如为了抓两个仅十六岁的青年学员,对造反派仅有六十余人的空军护校竟然出动了二十四辆大卡车的全副武装战士,冲进去后将革命小将从被窝里揪起来,戴上手铐,架上车就走,就连十九岁的女学员也被戴上了手铐,送进了监狱,每到一地捕人的同时宣布通令我们请示军委,徐向前副主席批准,x×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
    徐晶
    主席讲,陈、钟首长不是三反份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向前)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Xx组织与李迎希、张广才勾结阴谋篡军
    ×组织是反动组织,所有成员是专
    政对象,在没有解放之前,不能叫同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立
    即交出反动纲领,反动传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则查出严加处理
    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员三天不回来,开除军籍,不能改头换面
    成立组织,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违者以纪律论处。对一些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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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还专门派飞机散发传单和散发解散ⅹ×组织的通令
    、残酷镇压军区
    内的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张竟等军区内的革命派张竟同志是湖北军区副政委,贫农岀身,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的革命群众,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在搞支左的工作,工作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査硏究,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支持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新华农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深入新湖大调査硏究。可是他却于月十七日曾一度失踪,后停职反省、检讨,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他被软禁起来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
    镇压了军区大院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镇压军区革命造反派陈一手把军区大院里最早的造反组织,如:「古田」、「老
    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这些组织的勤务员及一般战士,军区里的造反组织全部被整垮,未捕的成员受到监视。
    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这次没有政治部),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后,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着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
    。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请看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陈再道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军区的革命造反派的。对胜利文工团的革命小将的政治迫害胜利文工团(包括歌舞团)共二百
    十人,「核爆炸」、「造反有理」、「
    二六」等革命造反组织,共一百三十
    人
    月二十四日军区通知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
    不准外出,会场上造反派被保守派包围,台上架有机关枪,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戒备森严。陈再道又指使副司令员孔xx、叶×、韩×x亲自主持大会,会上孔×x把几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等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们头上。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叶ⅹ、韩ⅹ×都控诉、训斥革命造反派为「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等等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就当场抓走了三个同志,有一个同志要求公布被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当场的一些造反派战士十分气愤,高喊「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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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八条办事」,「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们硬是不听。会后,造反派不肯走,坚持在会场、院子里演出好多战士看了演出的节目都感动得哭了。在文工团共开了六次控诉造反派的罪行的大会,小会检讨,请罪不计其数,文工团共抓二十二人,大会斗争时坐土飞机,带手铐,大会「亮相」一百八十七人次,行政看管二人,警告五人。面举几例说明
    话剧团的李××同志是三代贫农的后代,本人出身工人,很
    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团内一贯表现好,共青团员。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敢字当头,坚定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边,支持军内造反派在这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这个普普通通的话剧演员就被陈大麻子关了一个多月。歌舞团的「造反有理」战斗队的张ⅹ×,此人系贫农出身共青团员连续几年被评为五好团员、五好战士,曾任团支部书记,评为学习毛着积极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在《湖北日报》
    四社论」后,他叫该队播送了一次两次,也被非法逮捕、关押起来
    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此期间还斗争了多次,最近才被释放。释放后。仍然被老保监视,拒绝为之平反
    直到现在胜利文工团还有二人没有释放,
    这两人根本没有问题,只因为他们掌握了武汉部队内部的大量材料。如果放出来武老谭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镇压空政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空政文工团工百人,有「缚苍龙」、「先锋」、「从头越」、「反到底」「红色战士」等造反组织共六十多人。自从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压制很利害。文化大革命以来,矛头直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陈大麻子,揭发了陈大麻子的不少问题,于是陈再道之流就将「缚苍龙」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因为都是学生),「有其反动性的一面」,「是学生型的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倒,专他们的政」等等。
    月十四日空司派
    营战士抓了两人(他们原有广播台在空司),李x×关了十四天,陈X×(勤务员)关了四十天
    将「缚苍龙」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后,大搞请罪活动,人人
    过关,开控诉大会等等。有一次文工团在x工厂演出时喊了一句「支左不支保结果工厂里老保对此提出抗议,回校后还挨了批评,并写了检查。陈再道对揭发他的材料的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武汉军区逮捕了六个秘书,原因是为他们系统地揭发了陈再道一批材料的「罪恶」而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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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军事院校搞白色恐怖,大斗、大捕军內革命造反派高级步校的「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把矛头对准军区党委内以陈再道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了军区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陈大麻子的材料,陈再道就对高步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二月二十一日时许,在陈大麻子的策划下,派军区副司令员杨xx,副政委叶x亲自率领二十多个连的兵力
    五十辆大大小小不同的军事车辆,还有囚车,配有轻重机枪、大炮、高射炮等大型武器,在夜色的掩护下,突然袭击髙级步校,围剿「红旗」、「红色」等革命造反组织。先后捕人十六人,第一个被捕的人高喊呼:「毛主席万岁!」刚喊一声就有人钳住这个战士的喉头,口里强行塞进手帕,然后,五花大绑,惨不忍睹。杨
    X、叶×公开宣布红色造反团、红旗为反革命组织,宣布黄×、郑×等二十五人为
    反动组织」骨干,除逮捕的人外,其余都交群众监督,对一般人员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检査,原「红旗」、「抗大职工造反团、「反修」、「满江红」等战斗队都得交待跟着「红色」、「红旗」所干的坏事,副司令员杨ⅹ×在二月二十三日全校人员会议上公开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炮打中央军委,镇压群众运动。他说:「军区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你们想军委不知道吗?军区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经过军委批准!」,「黄×、郑x是军委点名要抓的」。这是天大的谎言,最无耻的手段
    字ⅹx×雷校革命派被镇压该校原有师生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红色造反总部」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三结合的班子已基木形成,绝大多数革命干部都站在「红总」一边,足见「红总」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革命左派组织。在被镇压的前两三天军区一要人不得不假惺惺地说:「现在整风靠你们,将来军区文化大革命还要靠你们。」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两面三刀的家伙不到三天(
    )就指派空军部队副司令员ⅹX×亲自挂帅上阵,带领两干名全
    武装人员并配合各种轻重武器,突然包围「雷校」,当场逮捕了十八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残酷斗争,大会轰,小会斗被斗的达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三十六人次被斗,请罪检讨的不计其数。该校未参加「红总」的只有一百八十人,他们进校后为了「镇反」就岀谋献策,把这些人扶植成立了一个所谓「临委会」,这个保守组织成立后在校大搞「镇反」,大整革命群众,就这样,一个个革命造反组织被无辜地镇压下去了。武字xx×部队护士学校被镇压的情况原来的「从中笑」、「铁军」、「一.五红色造反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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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组织,就是因为支持二司,并抄了军区孔副司令的家,被打成「反革命」,而勒令解散,其中一负责人被开除军籍(现已恢复)。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陈大麻子派出二十多辆军车大批全副武装人员,把护校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小]、窗门都布满了带枪的岗哨。当场逮捕十余人,事后派进工作组,纠合保守势力成立「护校指挥部」,在「镇压反革命逆流」、「整顿护校」的口号下,对革命群众大整大斗,开批判「二.八声明」的流毒大会时,也要派专车到关押的地方把「犯人」拉到会场示众、斗争。三月十日老保们又召开了「愤怒声讨红色造反队大会」,会上老保在台上控诉,当点到一个造反战士的名时,台下老保狂叫拉上去!,这位战友被迫拉上台示众,斗争,老保疯狂地叫喊:「低头认罪,低头,
    这位战士不低头,当时由陈大麻子派去的军区副司令员杨xx竞然挑
    衅地说:「你们后勤不能搞温良主义呀!」肆意挑起武斗,又说:「好一个反草命骨气,要低头不低头,你们好大的胆子,……给我捆起来!」当场杨xx副主任就宣布:「根据群众的要求,把ⅹ××依法逮捕!」马上就把这位战士的军大衣剥下,领章、帽徽被拉掉,绳子勒到喉下,一低头气都透不过来,老保们高喊:「打倒ⅹ××!那天还捆了另外七位同志,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女同志,都戴上了手铐,就是这
    天陈大麻子,副司令员杨ⅹX、叶×及政治部、后勤部政委、正副主任都去了,在
    陈大麻子的指使下,军区副司令员杨x说
    你们(指革命造反派)把军区
    搞得好苦啊,把这个拉出来斗,那个拉岀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帐,而是春前算帐!」××x副部长还骂道:「你们什么事都干了,就是没强奸妇女,还想要强奷妇女?!」还威胁革命造反派说:「搞土改的时候,就像割韭菜样。(指杀人)」陈大麻子指使手下人,一方面扶植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将所有干部官复原职,连一个跳楼自杀的、一个问题严重的干部也不例外。而革命造反派被监视、看管。有一个学员写了一张条子:「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就被戴上手铐监禁三天,另一个教员说过:「我知道军区的问题」而被打成「野心家」捆起来,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说明了陈大麻子不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某部卫生学校共一百多人,在三月黑风中,被抓走的竞达三十余人,连
    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被诬为要篡夺军权,被打成「反革命」。总之不管你人多人少,年纪大小,只要你反对我陈大麻子,你就跑不了。后字二四八部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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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最早支持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汉三镇影响很大,陈再道对此恨之入骨,于二月廿三日派八二零一部队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枪上刺刀,车头架上机枪,长驱直入后字二四八部队。美其名「帮助整风」。进校后,校内部执行军事管制,接管广播台,到处三步一岗,五步一啃。会场每个门都站了哨,大第一排逼着刺刀,第二排则架起机枪,校内外来往断绝,白色恐怖笼罩着全校当时被逮捕的达九人,后被打进劳改队,由带着刺刀和冲锋枪的战士看守,连上厕所也有人跟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总字ⅹX×部队(炮校)革命派受迫
    害该校有一个红色革命造反团由于支持二司,因此在三月二十二日后就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了。三月二十二日军区派的工作组进校,上午抓了十人,(四月五日放了五个,十七日全放)下午就开控诉「红总」的罪行大会在会上×司令员讲话说:「红总是一个反动的坏组织,我看应解散。」控诉会把所有参加过「红总」的四五十人都拉上台,站了一大排,并将帽徽、领章都统统取下来,喝令低头,合脚,否则就用武斗,踢脚,完全把这些人当敌人来看待,比斗黑帮黑厉害。这个「控诉」会一直持续了一天半。因此以后「红总」的人一律不准外出,校内贴满了「请罪书」,校内并组织了一个控诉「红总」从罪行展览
    直到四月二十三日以前,支持过「红总」的亮相较早的干部孙XX还在请罪,写
    出长达二十一页纸的请罪书,上了纲还被认为是假的
    通讯兵学校原来有
    个革命组织,「红总」在三月中旬被解散了。这个组织在「二.八」声明上也表过态,没有叫大香花,也无辜被解散。解散时还把该组织的大小头头四十余人叫上台去,进行斗争,后行动受到限制,星期天外出都要受到比例限制。陆军医院的革命派也受到打击迫害该院有一个造反兵团,占全院人数的百分之八
    十,只因支持过二司,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了。该组织五个负责人抓了四个,现放了三个,另一个女的还未放,据悉准备判刑,五个领导人中有四个党员四个贫农出身一个下中农出身,一个主要领导人李x×还是六五年中从学校毕业的,此人虽未抓去,但已被斗过几次。信阳空字零零五部队文化大革命被镇压情况陈大麻子镇压武汉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时,又指使河南军区的何×镇压河南军区内外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实现陈大麻子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对河南还不放心,就亲自派军区的副司令员孔××亲自赴豫监督镇压革命造反派,孔ⅹx带着陈大麻子的黑指示三月九日由武汉乘直升飞机专程来到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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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搞白色恐怖,孔ⅹx一来就宣布该校「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剥夺「红色造反团」二百人的一切政治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we ngawang. org三月十一日,率领部队在信阳学校大量抓人,宣布两个组织为反动组织,同时宣布该校校长和政治主任为右派份子
    月十一日晚和三月十二日(星期天)全
    校戒严,「红色造反团」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上午八点左右,大约三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在九点钟开大会。在大会上,孔ⅹx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来挽救你们的,你们犯了罪」,并宣布「红色造反团」是「反动组织」,又说:「有人说是江青来了,不是的,是我来了,你们把我怎么样?」「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的政的时候了!今后一律不准上街,如再去就用手铐铐起来,没有绳子就用被包带捆,跳出一个捆一个」孔×x还说:「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主席是在几十年以前写的,是对地主劣绅讲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在他的黑报告讲完后,就疯狂地围剿革命小将,三月十二、十四、十七日连续三次共捕十四名,拘留二十九名,看管九名,还有二十五名在抓、捕之内,抓、捕拘留的拉到大街上去游街示众。以后陈大麻子又派武汉空军司令员××到该校安队整顿,造成人人请罪,人人过关,逼迫上网,除去哭声就是「不老实,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斥骂声,许多人彻夜不眠,面向毛主席像哭,有的逼得想自杀
    五、搞新阴谋、对抗军委命令,企图蒙混过关当武汉的革命造反派要揪岀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时,陈大麻子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保自己过关,对部队强行造武汉没有谭震林的舆论。如布置呼口号问题都作了交待:「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这类口号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不能呼。四月十八日新华路体育场开会时,所有解放军均不能呼这些口号,连「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之类口号也不呼,这显然是陈大麻子统一布置的
    对抗军委十条命令对
    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进行压制,限制外出,也不许各地方革命造反派与军事院校造反派联系,像高级步校等院校「不准串联」,进去会客找人也受到监视。对高级步校中两个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不平反。还说:「对高级步校的造反组织不存在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根据「八条」解散他们;取消他们「反动」字是根据十条。军委十条和补充规定下达后,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释放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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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闯将,但是陈大麻子仍在玩弄反革命两手,对放的人讲:「根据八条,拘留是对的,现根据十条,教育释放。」放了的革命群众不公开平反,不公开认错另外还有一些革命闯将仍被关押,像陆军医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也不平反这充分地暴露了陈大麻子顽固地坚持反动路线,对抗军委指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真面目
    军委十条下达后,军事院校、文工团体的革命造反派又一次
    冲杀出来,但陈大麻子千方百计企图把他们打下去,进行各方面的迫害
    例
    如:在五月初一个支左人员ⅹx×在新湖大讲革命左派怎样识别,保字号的特点怎样,当时被另一支左人员发现,立即派了值勤战士三人来抓,由于被革命学生当场反对才未抓。
    五月下旬××文工团的战士在新湖大门口看大字报,当时群
    众叫:「打倒陈大麻子!」他鼓了掌,武汉部队的宣传车的人碰巧发现了,即跳下来抓这位战士,因被革命学生所防拦中未成。诸如此类的事经常发生。外地军事院校革命派来汉受迫害陈大麻子不仅压制本地军事院校造反派,对外地来汉点火的解放军,陈大麻子也进行迫害,一方面不准在汉,赶外地解放军走,另一方面只要发表不同意见就随便捕人。西安二二一部队红总赴汉调查团住在长江饭店,由于他们对外打电话被偷听,该店的军管人员就监视他们,赶他们走,没有办法,调查团只好另找地方院校住下。六月七日,外地赴汉斗罗筹备处的解放军借一辆宣传车在支左门前宣传毛泽东思想,由于反对陈大麻子炮制的「六.四公告」这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陈大麻子对这些解放军的宣传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竟然出动解放军包围宣传车,给这些宣传的战士扣上「进行了反宣传」的帽子,就围攻宣传车,非法拘留斗罗筹备处的解放军达十人。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多次,这仅几例说明了陈再道是顽固不化的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备注
    、逮捕:宣布为反革命份子,被五花大绑,载上手铐,
    有的剃光头,每天向毛主席请罪多次,关在牢房非人待遇,残酷斗争
    拘留关押多天,强迫认罪。三、行政看管除不绑不铐外,其余同捕
    四、上台示众上台低头认罪,或有武装人员强行压头,宣布由群众监督,勒令请罪、检査。一个学员写血书四份。第三部份陈再道与王任重、张体学小撮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革命小将炮轰湖
    北省委、陈大麻子为王任重大唱赞歌正当首都南下革命小将点燃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革命群众奋起揭发湖北省委的问题时,陈再道四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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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游说,为湖北省委唱赞歌。仅从去年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六日的五天内陈再道先后五次出席张体学安排的「庆祝会」「欢迎会」,如九月十二日庆祝武大新校庆,九月十三日庆贺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九月十六日「欢迎首都红卫兵大会」等等。在这次大会上,陈再道公开地亲自给保省委得力抓一小撮有功的老保们论功行赏,以鼓励。在这些大会上,陈不遗余力地吹捧湖北省委,吹捧王仼重、张体学说他们领导「正确」,是「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湖北省委的文化大革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宝」等等
    这还不算,陈再道在省
    委会上也是为湖北省委歌功颂德,多次肉麻地吹捧「省委领导运动总的方面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运动是正常的,也取得了胜利,有些歪风,我们暂时顶住
    胡说什么「省委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是紧跟中央走的,主席的旗帜总在举,到底举得高不高,有时举得高有时不高,省委没多大问题。
    窦洪年曾
    正式传达过:「陈再道,钟汉华亲自说过,武汉军区同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关系处理得最好。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团结。」这句话的后面,不就充分看出,陈再道之类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原湖北省委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镇压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吗?!
    常委会上出谋划策,充当王
    张狗头军师很少参加常委会的陈再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反常态,活动频繁,出点子献计策。不仅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者。为了整垮革命造反派,陈再道是狠得了心,下得了手,真是黑心烂肝。
    任重同志的五点指示我完全同意」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为了达到保自己,保刘、邓,镇压革命群众的罪恶目的,曾给湖北省委下达过五点黑指示。(即:省委的骄傲自满的问题;对待南下同学的问题;省委不作检讨;保护省委的问题,……)在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的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陈说:「任重同志的五点指示我完全同意。」(按:陈与王是一丘之貉)
    多数派也要依靠
    六六年十月份,中央及中央文革明确表示,支持革命的少数派,依靠革命的少数派。可是陈在这以后还说:「少数派要依靠,对多数派也要依靠。(按:与中央精神唱对台戏,混淆两条路线斗争实质,混淆「革」与「保」的界线,支持保守组织,压制造反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封闭原修字号的《湖北日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封原修字号的旧《湖北日报》时,陈再道在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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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日省委常委会上向张体学献计说:「光与他们谈.…把他们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按:企图拖、拉,用马拉松谈判战术来麻痹革命造反派的斗志),「闹得不出版这个风不好。」(按:不准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进行诬蔑。)「不成功就拖住!」(按:这是在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北日报》新生问题时讲的。陈再道这样搞,使旧《湖北日报》迟迟不能新生,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湖北日报》的订户看不到报纸,从而向造反派施加压力,用心何其毒也!)
    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主要省市方面紧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
    备…了准备什么都不怕。」(按:给小喽罗吃定心丸。此话是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
    「敌人还没有出来
    六六年九月三十日,陈在
    省委常委会上讲:「现在还闹得不厉害,敌人还没有出来,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第四部份疯狂镇压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二八声明前」陈
    再道一直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去年八、九月份,他经常出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
    十分卖力地为王任重、张体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谋献策。早在去年文化革命开始,陈再道就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充当省委工作组,仅武汉地区就抽调二百四
    十二名。在中央八月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后陈竟然还把参加工厂四清的三百七
    十八名干部在四清结束后留在原单位,镇压群众运动。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陈还抽调空军干部六百多名集训准备派往各院校充当「三员」,党有的同志向军区党委和省委提出批评要求按中央指示办事时,竟遭政治迫害
    去年九月十
    三日,在参加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的大会上,张体学要求陈让湖北军区派十名干部,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到南下串联的同学中去窥察情况,陈马上照办了。当露了马脚被革命师生识破其诡计后,陈再道慌了手脚,急忙下达命令:「此事不准涉及省委、张体学,湖北军区造一个假报告直接承担责任算了。」看陈大麻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命又何其毒也!陈大麻子是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崇高声誉和军民血肉关系的罪魁祸首
    今年元月底,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
    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陈大麻子也趁机以合法身份更加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在元月二十日,他就伪造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突然强行接管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为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
    会议早就指出,支左人员不能是保守派,而应是左派,但是陈再道所安插的支「左」人员尽是些什么人呢?请看
    刘xx:空军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原武汉外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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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员」,曾被群众批斗过
    杨x×:空军支左办公室人员,原武工工作组成
    员,后又作过三员,被群众批斗过。
    齐××:空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原湖
    艺工作组副组长。王×x:支左办公室资料员,原东湖中学专门整理学生黑材料的材料员。
    牛×:空军支左办公室人员,原华师政治系工作组成员,
    后为三员。张xx:湖北军区支左办公室要员,原华师工作组副组长,被群众斗争过
    黄ⅹ×:空后支左办公室要员,原华工工作组副组长,曾被批斗
    过,后又为武机工作组成员
    王×:空军支左办公室,原为三员
    些压制群众运动颇有经验的人员,现任支左的要职,陈再道安的什么心就很清楚
    从
    八」到「三.廿
    今年二、三月间,全国普遍出
    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湖北武汉地区,以陈再道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急先锋。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他利用二.八声明这个大圈套,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全打下去了。陈再道在
    八严正声明中扬言「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但是在两个多月的「大批判」中,他始终没有揪出这个炮制者。四月下旬,武汉造反派在北京找到陈再道,当面要他交出二.八声明炮制者,陈大耍赖皮,说什么「我们正在调査」。这不但证明陈再道反毛泽东思想——他的结论得出于调查之先——而且充分暴露出他借批判
    八声明之名,行镇压群众运动之实的真实面目
    陈再道镇压群众的如意
    算盘是这样的,先整垮工总,再搞臭二司,红教工,最后再整新华工、新湖大等这样,保守派自然而然起来。实际上在三月初到四月底,他的第一步已完全实施,第二步正在进行,第三步也已开始了
    陈大麻子对工人总部的残酷镇压
    陈再道曾对红卫兵的头头讲:「对工人总部,我们在作报告写文章时都要注意,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准备之后,我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总更坏的反革命
    他又说:「在战斗队员中,只提一小
    撮,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而应该让他们靠边站,不给任何权力。如果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就说是二.八声明流毒没有肃清。
    陈再道还说过:「工人总部
    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份子掌握了。工总九个头头,七个是严重不纯份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工总、二司把省委扣起来,实际上是把省委保起来。
    三月十五日陈再道在全市「抓革命,促生产」运动大会上,为「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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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出笼作最后的准备,他宣称:「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在这篇颠
    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其露骨的黑话之后,「三.二一通告」终于出笼了。这个混蛋通告竟丧心病狂地勒令工总所属的组织一律解散,扬言工总被「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操纵了,然后就开始了蓄谋已久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逮捕,在半个月时里,仅在武汉地区逮捕了三千人以上。例如在电信分部一千零七十人中,逮捕四人,拘留十二人,军事登记一百多人。在那段时间内,夜间四出捕人,一片白色恐布。有一次,陈大麻子「参观」井冈山大楼,大楼总指挥梅传和正被迫写检讨陈大麻子看见他后,出门时恶狠狠地说:「这种人真该枪毙!」于是梅马上就被捕
    在这种反动势力沉重压迫下,并末正式宣布解散的九.一三红教工等也
    被迫解散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陈大麻子对二司政治迫害陈大麻子对二司的问题曾有过四点指示:二司过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大方向错了,特别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司犯了严重错误,曾
    和工总互相勾结作了许多坏事,要把反革命份子揪出来
    司的头头要对
    司所犯的错误负责,要彻底揭发批判,要做出深刻检査。要把反动思想和反动份子揭发出来,办了坏事,要公开讲、到处讲,公布于众,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精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司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都是青年,积极性高,
    他们有的犯了错误,也是受蒙蔽的,难免的,他们会觉悟的,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如果说,这些话还只是公开讲的,还比较客气(当然仍可以嗅出其中的杀气),那么在暗地里就更加杀气腾腾了:「工总干的,二司干了,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这么一来,二司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组织必无疑了。陈再道对新华工等革命组织的恶毒打击有些胡涂人,以为陈大麻子真的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其实他根本不管这些,对保守派,他就拼命扶植,对造反派就残酷镇压。例如「八.一七」在「二.八」声明上是毒草派,陈大麻子仍不客气把他解散了。对新华工等造反派,他大耍两面手法,明里说要依靠,背地里要打倒。对各专县革命派的血腥镇压天门:全县造反派人数达七十余万,现所有造反组织被解散,打成反革命组织,一共逮捕了一千三百六十五人轻者五花大绑,重者脚缭手铐。该县通告是在武汉部队「三
    通告」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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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38页,共4822页
    的
    汉川:汉川县仅有一个最大的农民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汉川县
    革命造反委员会」,达六万人之多,军区派出的支左指挥部去后不几天,就与县武装部发出通告,宣告为反革命组织,不准改头换面,化整为零,由武汉去的七
    二五零部队(空军的)成立了支农办公室,专门对付汉川县革命造反委员会。在仝县实行白色恐怖,逮捕三百余人,未被逮捕者均请罪和游街、斗争
    黄石
    市:黄石市共三十个革命造反组织,其中革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部、学生二司司、小教红色造反团是全市最大的革命造反组织(达三万人),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它则被勒令解散。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全市群众大会上讲武汉有个鸟工人总部,黄石又有个鸟联络总部,不管你几十万,我一个通令你完蛋。自然白色恐怖就不言而喻了。大力扶植保守派势力堂堂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三月二十六日在黄石一次讲话中说:「什么保皇派,都是好同志」。这几句话代表了被陈大麻子控制的军区支左的意见。陈大麻子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对保守派却亲如家人,请听他的高论
    「红卫兵(指三字兵)在
    运动初期,他们和你们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还是有成绩的」。(与新湖大、新华上的一次谈话)「大专兵起来,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前途大得很」。大专兵成份好,听话,积极分子多,不要整他们,有时还要依靠他们。造反派对大专兵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支左方针没有变,只是更明朗,对红卫兵(即三字兵)的看法没有变」。
    四月十九日,陈大麻子要钟汉华从北京打电
    话给军区,竞盗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胡说什么「红卫兵」不解散,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不同等等。武汉军区支左就是根据陈大麻子这些话作为支持保守派的指导方针。他们还指示武装部出面,自上而下地组织了一个什么「红武兵」,使得原职工联合会得以改头换面,死灰复燃。
    、「六.四通告」的前
    前后后尽管陈大麻子利用他手中控制着一部份军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但他终于抵抗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月初,中央发表一系列反复辟文件,敲响了陈大麻子的丧钟。陈大麻子见势不利,慌忙改变策略,企图蒙混过关。陈再道放屁说:「我是打倒之列么?」「我从来就不是在打倒之列,敌人总是想打倒我。」「你们造反派就是想当官,你们把我整垮,让你们来当司令员。」——这是硬的。
    陈再道又「亲热」地说:「你们(指三新)都是革命左派,你们怀疑
    我们不依靠你们,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呢?什么事情不是都同你们商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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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软的。软硬兼施不能奏效,他就来个金蝉脱壳,往下推。他四月二十曰在京辩论时说:「我没叫他们(指保守派)搞你们,这是群众下面搞的。」(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最后,陈大麻子为塞住造反派的口,公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也执行了刘志坚以毛主席名义发下来的错误东西。」陈大麻子尽造谣言,真是罪该万死!打击亮相干部,破坏革命的
    三结合设立伪抓办,搞资本主义复辟
    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
    导班子的名单,是王任重、张体学推荐并亲手拟制名单,并与陈再道商量过,「抓办」,原来提六人:姜一、张旺午、夏世厚、林木森、江汉华、徐立三(这六个人都是张体学信得过的人)。因夏世厚民愤太大经过省委革命干部三次谈判才将夏从「抓办」中拉岀来,后又把张体学的心腹许道琦、韩宁夫、李夫全、严钧、陶泽东拉进「抓办」。韩宁夫原被军区定为打倒对象,只因张信得过他,也拉进「抓办」。姜一的问题很严重,却是陈再道亲自点名进「抓办」的。夏世厚的民愤很大,可是陈再道一再为他打保票。三月下句,陈再道、韩东山对省人委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说:「你们不要夏进抓办,不太对吧!我看夏世厚同志没有多大的问题,他很有干劲。」还说什么:「夏年纪都五、六十岁了,不会再搞女人的了,再不出来就只能退休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陈大麻子对张旺午这个大叛徒也
    是百般庇护,极力往他脸上贴金。在一次接见中,陈大麻子对代表说:「张旺午脑子很活,能力强,湖北省十几年来的计划数字,都背得岀来,是个活算盘。湖北军区副司令戴ⅹ,在一次会议上说:「刚才请上台的,(指韩宁夫、许道琦、张旺午、姜一」都是站出来革命的,你们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还是你们的领导,他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做」。这实际上是代表陈大麻子讲的这番话的。此外很多人问题非常严重。这些进抓办的人好象进了一个保险箱,他们吃住都在宾馆,只抓生产,不管革命,根本不可能亮相。陈大麻子曾说:「现在形势要求我们抓一下生产,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做出成绩,才能得到中央的支持,才能争取群众。」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除了省级抓办外,其它他各级情况相似,都是原班人马上台,他们上台之后,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气陷极其嚣张,资本主义复辟在湖北武汉是非常严重的了。以各种手段,打击亮相干部
    陈
    大麻子一面向省委干部施加压力,搞个什么64人集体亮相:另一方面用各种方法,打击亮相到革命造反派一边的领导干部,出来一个打击一个。年迈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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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干部孟夫唐同志,前不久,明确表示支持造反派,给陈大麻子板大的威胁故他迫不及待地擅自几次公开点了孟夫唐同志的名,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推到孟头上。在武汉部队五.二一文件中公开点了孟夫唐同志的名说
    前省市委以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孟夫唐之流已经赤膊上阵了,他们在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五月下旬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叫嚷:「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就是逆流!要公开批判。」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总理,伪造四点指示,企图将孟夫唐一棍打死,以杀鸡儆猴,压制其它革命干部,出来亮相。任爱生、刘真、张华等同志出来亮相以后,也不断遭到陈大麻子的迫害。在陈大麻子指使下,特动份子多次抄他们的家,还把任爱生同志强行绑架,残酷殴打,非法审讯,逼得他跳楼自杀,生命垂危。薛朴若同志最近毅然辞去市「抓办」副总指挥的职,坚决支持造反派,更击中了陈大麻子要害,于是又对薛朴若同志施加压力,却找不到借口,便企图对薛下毒手,有一次,几十个特动份子去抓薛朴若同志,幸亏薛不在家,才得以幸免
    但是威胁、恫吓、抄家、绑架、白色恐怖,吓不倒真正的革命领
    导干部,在广大造反派支持下,革命领导干部的队伍日益壮大。陈大麻子贼心不死,垂死挣扎陈在五月下旬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现在问题是我们对七条(注:指新公校与钟汉华签订的七条协议)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继续进攻。」看陈再道对革命造反派是寸步不让,寸利必争。那么,我们就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寸权必夺
    六月四日,陈大麻子盗用武汉部队名义,
    抛出一个臭名昭著的「六.四公告」,公然为自己开脱罪责,并且以守为功,变本加厉,更猖狂地向造反派出击。「六.四公告」是挑起大规模武斗黑风和反革命暴乱的黑色信号弹;在「六.四公告」的背后,陈大麻子唆使《百碗熊屎》有组织、有计划地纠集黑武兵暴徒配合专政机构袭击革命造反派,并公然派出整连整连的解放军全部化装穿便衣到郊区农村用金钱收买、物质利诱等可耻手段组织不明真相的农民拿起大刀长矛冲担等屠杀我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江城。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陈大麻子认为可以用屠杀的办法来消灭革命,他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会越小。但事实相反,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党中央,有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反革命的围剿和屠杀面前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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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吓倒,被征服。我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坚强地战斗了红司令毛主席指出:「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天快亮,路更黑,陈大麻子在作垂死的挣扎,他的末日到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第五部份生活腐化,骄侈淫逸(略)
    (选自《打倒陈再道第一辑》,
    武汉钢二司《仙人洞》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编写,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钟汉华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月二日传达记录。《省司》: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省人司》:湖北省人委机关群众组织。)
    社会上谣言很多,过去辟谣,现在不辟,北京从不辟谣。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骂是骂不倒的,谣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红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帐不对,但有人的帐,还是要算的
    有人说:“四不”没有阶级性。“四不”是对待群众的问题,一开枪,就会误伤群众。部队有人也说徒手送去挨打,说看着战士挨打。上级没有阶级感情。不是的,当官的不爱兵那还算解放军!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一小撮,同志们对“四不”不理解。
    那些所谓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们的话,中央的话也不听,中央社论说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
    对“百万雄师”写信,不是那个情况(指单方面写信)。我们也给“三新”、“二司写过很多信,有时一个小时一封信,这次给“百万雄师”写信是提希望,说希望你方把凶手交出来,不是勒令。即是提你方,也有另一方。缺点是不该把四封信起交出去。“百万雄师”开始是批判刘、邓、陶、王联络站,二月四号后,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对“百万雄师”的错误,我们及时的指出来了。如六月六号“百万雄师”发岀紧急动员令,我们就提出了批评,伯达同志看了,批“请陈再道同志设法制止武斗”。后来青山汽车修配厂被抢,大武斗就开始了,对“三新”二司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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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要进行斗争的,但要讲究策略。如把真相公布于众,把他们搞垮了好不好?他们自己垮了是另一回事
    历次运动学生打先锋,工农是主力。小资产阶级思潮、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风头主义.…如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省司、省人司大方向是对的。军区犯不犯错误,你们不要管,你们只考虑你们不要犯错误,必须掌握
    斗一小撮,二、解放一大片。你们要按照毛泽东
    思想办事,我们有可能和稀泥。你们还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作不作得成功,你们都要去作,这样才能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过去立三路线,就怕赤白对立,打来打去,打了基本群众,“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据说新华工、新湖大也不承认钢八司。阶级斗争会有反复,会有动摇分化,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你们批评我们“和稀泥”,有时候不可能不和稀泥。说我们措施不力,他们都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对“三新”、二司,部队也有一肚子气。真正坏人是要抓的,但武斗时抓不住,不管怎样,这些问题,将来还是要处理的。
    我们作外边工作,还要作内部工作,我们战士牺牲了,是难过的,但是不能报复,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要采取谩骂,也要讲策略。我们吃了很多亏,这也有很多好处。总而言之,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政治上站住脚,就是最大胜利中央对陈再道同志是相信的,毛主席批过文件,河南、湖北的问题,交陈再道同志处理。陈跟我们一样,是有缺点错误的。现在外边的大字报,还是元月李迎希搞的那些东西,很多是无中生有,造谣诬蔑。
    你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也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即使有人动摇分化,也不要怕。抗日战争,41—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钻窑洞,往往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胜利快来了。你们是司令部负责人,精神状况很重要,要三相信三依靠,对我们对的就照办,不对的就不办,照按江青同志指示办事。
    中央对部队是严格的,也是积极支持的,军队有个好处,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事,错了就坚决改。我们犯没犯方向错误?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谁是敌人、朋友,必须弄清楚,这就不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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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形势特点:一、分化;二、对立。一对立就有一方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再就是武斗。根源是阶级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作缺点错误
    以后不要提什么工总复活分子,工总中群众要起来革命,还是要欢迎的(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武汉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在工总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直是参预其事的。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我本人也参加了,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副总指挥
    (一)工人总部的性质问题:可以肯定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今年二月,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了反革命复辟逆流,解散了工人总部,扣留、扣压了大批的上层、中层工人总部负责人以及工人战斗队员,这是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处理工人总部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武老谭把工总打下去,达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我参加了8201部队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很明显地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的政委讲:“工总从总部到分部到战斗队都做了不少坏事,我们再不能等待了。”又说“在执行上宁肯左一点,宁肯多抓一些,也不能放走一个。”当时拿出来的材料少得可怜,拿来了一个名册上面登记了很多人的名字、出身以及有什么问题。有的栏里面只有一个名字,别的什么也没有。当时我们受蒙蔽,没有能力辨别。当天晩上(17日)开始大批逮捕人。陈再道本人也开过一次大会(省直机关)。我还说一次,工人总部自成立以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成为武汉地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领导权的问题:工人总部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据我调査了解,对照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十条以及历来逮捕人的规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朱鸿霞同志等九位勤务员绝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勤务员有严重错误,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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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应该坚决给予支持,支左嘛,就应该支持左派
    (三)关于“3.21公告”中的十大罪状问题:(略)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工总翻案做出贡献。工人总部的问题,我们是有材料的!如果陈再道之流继续顽固下去,我们将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控诉,我们郑重宣布:工人总部的案是一定要翻过来的!一定要把工总案彻底翻过来!请同志们相信我们,我们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电车公司门前—第三次大武斗
    6月25日,民众乐园和其它九个据点全部撤出汉口城区,武昌大部份也被占领,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大学,武昌各高校路口也设有路障,从6月24日至7月14日这二十天,全市风平浪静,特别是中央对武汉“6.24日流血事件所发来的电报,“百万雄师”平静了一下,为避开中央批评,暂无武斗发生。
    7月16日,是毛泽东在汉游泳周年纪念,高校学生想借这一机会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估计这一理由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好拒绝,如果出现血案,可毛泽东本人也会注意。并作了准备,印制了标语、横幅。此时,“百万雄师”胜利者也想借机游泳,横渡长江。军区一看,这两派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6.26”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好向中央交待,所以军区派叶明副政委出面做“百万雄师”工作,认为你们已经是胜利者,学生16日来游泳你们不要同时搞,哪知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此时也不一定听指挥,坚持要16日搞,经军区首长叶明亲自做工作,决定“百万雄师”15日提前搞,照样显示忠于毛主席。
    消息传到高校,高校学生们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造反派鼓鼓气,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的口号。
    从华中工学院步行到汉口,全长二十余公里,包括返回,共40公里,80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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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学生唱着革命歌曲,鼓着勇气,在烈日下前行7月15日,是武汉最热天气,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沿途群众水果、茶水、鼓掌夹道欢迎。
    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实际上被指的这个“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是华工校工王兴武(“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査出杀死,另又杀死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同志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并不是市区工厂工人,但“百万雄师”“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自然游行同学不同意,时拉拉扯扯开始,“闪电兵”越来越多,游行学生也是有备而来,早已通知保卫人员,很快,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在队长李长亮的带领下,赶到现场,上前围起王兴武不让拉走,双方发生武斗,此时,电车公司楼上砖头像雨点一样向下,由于此处正值铁路路口、街道狭窄,很快一些女同学头被打破,但都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拾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
    此时队伍已大乱,男同学冲在前面,双方用拳头打斗,最后,电车公司内“闪电兵”拿出长矛、大刀赶来,一时同学害怕,到处逃窜。当时,电车公司对面是宿舍区,学生为保命纷纷逃到居民楼,要求避难
    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所谓“挑起武斗¨打死、打伤电车公司女职工,侮辱路过妇女,又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的杀人凶手原来,当天百万雄师在武昌中华路举办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军区和“百万雄师”为了安全起见,将全市武装保卫人员全部集中到武昌中华路(下水处)、汉口滨江公园(起水处)二处保卫安全,当时“百万雄师”有六大武装集团,他们分别是:闪电兵(刘天喜)、翻江龙(彭汉洲)、霸王鞭(xx×)、雷达兵(Xx×)、反到底(学生,叶跛子)等,其中,电车公司是闪电兵总部,当天大部份人都调到江边,守在电车公司的不到五十几人,“7.15”血案并不是“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像“6.24”)那样策划的,当时,当游行队伍游到电车公司门口时,对胜利者“百万雄师”来说,认为这就是一种挑衅,敢在老子门口游行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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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中,笔者不敢担保没有同学喊“打倒陈再道”或“公鸡下蛋,老保完蛋"的口号本来双方就对立,双方火气都大,人人为火上加油,有一个年纪大的人在队伍中“百万雄师”认定,那个人一定是“黑工总”的反革命成员,所以尽管只有五十几人的电车公司“闪电兵”敢冲进队伍抓人,由于游行学生占多数,闪电兵占了下风,挨了打,人未抓走,最后拿出长矛、大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弄得队伍大乱学生逃窜,紧接着,电话告知指挥部,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和副部长汤忠云在汉口滨江公园马上调人援救
    汤忠云调来的武斗人员来后,学生已经逃散,于是汤下令,全部包围,各街口设堵阻援,要捉拿凶手
    搜査并不顺利,哪家没有儿女上学,同情学生的人比较多,此为其一。第二是居民并非都是“百万雄师”观点的,有些中间派什么都不怕,不准进屋查,因此发生打斗,“百万雄师”不敢用刀对付这些人,另外还有人本身是造反派,又不是头头,是群众,也不许进屋搜,有些屋根本不开门,除五类份子害怕不敢藏学生外,“百万雄师”观点的居民尽管自己不藏,但也不敢检举,所以搜査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200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先放块头大的边打边审问是否保卫人员.…此时,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当时,一冶一个叫黄继元的工人,手制了一把木手枪,平时用来吓唬人,这一次被邴局长抓住,以反革命持枪杀人犯被捕,“百万雄师”和硚口区公安局连夜审讯并照出的照片,7月17日在汉口电车公司开展照片展,说明“7.15”造反派杀人和破坏电车公司物品,阻碍公交秩序的事实。
    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吴克强《放开我,妈妈!》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儿担惊受怕。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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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生命进射出了光辉的火花!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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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豪膏的虚弱,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的最后挣扎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门庭梨院怎能跑马跃枪?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武汉新华农东方张红战士吴克强1967年7月
    2011年9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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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9)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九节南京军区镇压“倒许乱军”分子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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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
    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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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
    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
    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査,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
    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
    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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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
    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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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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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丬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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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二、研究资料
    《石头城的风雷》艾汉美著第一章
    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响应毛主席号召,聆听许司令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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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情激奋,闻风而动
    我于一九六四年八月,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年三十一岁。在此之前,
    九五一年,我在“抗美援朝”的歌声中,投笔从戎。在军校里,学了三年军事专业。随后,在十二军干了十年作训参谋。我这次调动,从军事改行搞政治,也是巧合。当年,军区政治部组建新闻科,除科长、副科长外,其他成员多数是从下属部队挑选上来的。我因那年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而被选中。这次调动使我成为军区机关的一员新兵,也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手。
    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以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势,席卷神州大地,震撼了我们所在的石头城,也震荡着人们的心灵
    军队文化大革命,与地方上有所不同。由中央军委统一布署,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分批分期进行。由于军队性质的需要,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持部队稳定。
    六六年下半年,我们宣传部,根据军委指示,属于军队开展“四大”的先行单位。我们新闻科,年青人较多,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有朝气、有闯劲。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搞好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一个心愿:积极响仝身投入。我们深信不疑:通过文化大革命,必定促进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促进人们思想革命化;必定推动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几个月来,宣传部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口诛笔伐,在批评、批判宣传部部长赵瑾的过程中,既教育了领导,又锻炼和提高了自己。
    与我们同时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还有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几个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毕竟是“小部队”,我们军区政治部、整个南京军区机关,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群众正满腔热情、翘首期盼这天的到来。
    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南京军人俱乐部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这次动员大会,改变了以往“政治运动由政委做报告”的惯例,而是由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出面做动员报告。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广大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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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度关注。而引起大家更加关注的是,许司令做报告时的精神状态。
    就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例吧!平时,我们能直接听到许司令讲话的机会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间,近距离聆听许司令讲话,总共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七月,许司令到十二军驻地——浙江金华视察工作。李德生军长召开干部大会,请许司令作指示。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初次见到许司令,非常认真,聚精会神地倾听许司令的指示。没想到,许司令一上来,劈头盖脑地讲了这么几句:“有的人工作不安心,闹情绪,我看这些狗娘养的,不识相,原来还不是挑大粪的有什么好闹的?再闹叫他滚蛋,还是回去挑大粪。”大概不到5分钟就完了,既无“前言”,也无“后语”;既没有官腔,也没有客套话。我听了以后的第一印象:“许司令的话音我好耳熟啊!”原来许司令是河南新县人,我是湖北红安人,“我们是靠近大别山的老乡嘛!”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许司令讲话,好比‘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散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嘀咕:“许司令讲话好粗鲁呀!开口就骂人!”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初。时任我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根据邓小平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指意,在南京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会议规格很高,全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的负责人汇集南京。我作为李德生军长随员,也参加了这个会。与此同时,全国全军还在学习南京军区的另外两个典型:一个是“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次现场会的最后一天,许司令应罗总长的要求,临场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南京军区的同志们千万不能翘尾巴!不要以为在我们这里开现场会,好像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好啦!如果不注意,我们的“好八连”就不好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就不红了,“郭兴福”就不兴了。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一亮:“讲得好!很有针对性,很有哲理性,通俗易懂,言简意明”。对许司令这次讲话的印象,同上次比较大不相同。
    许司令在军人俱乐部的动员报告,是我第三次听他讲话,这时,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员报告。这次,他的讲话风格,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本来,许司令讲话一向是有突出的“个人特色”: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照本宣科,不照别人写的稿子念,语言“口语化”、“大众化”不引经据曲,不搞长篇大论。可是,这次动员报告完全打破常规。他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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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段大段地宣读毛主席的“讲话”,、“语录”、“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方针、政策。他从头到尾,不离开讲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照着念。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文字又大又粗,每一页纸上写不了多少话。我们在台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许司令一边讲,一边不停地翻着讲稿。他对这种方式很不习惯,很不自然,如果是其他场合,他早不耐烦了,早把讲话稿甩到一边,发挥他的“个人特长”。可这一次,他始终耐着性子
    句,一板一眼的地念下
    去。最后,他还特別强调,全军区的广大指战员,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多写大字报,给军区领导提意见,帮助军区领导搞好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动员报告之前,政治部机关内部,广泛传开了毛主席对许司令的重要谈话,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司令响亮回答:“带兵打到北京,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这次动员报告中,许司令所展示的新姿态,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许司令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真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家纷纷表示:许司令的动员报告,就是给我们下达的动员令、进军令,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勇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军区领导“开炮”
    我原以为,许司令动员过后,军区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拉开序幕了。其实不然。许司令作动员报告时,尽管慷慨陈词,可他的内心,并不是真的要发动群众“引火烧身”;而是故作姿态,装装“面子”,做做“样子”、以取悦“上边”和“下面”。时间过去两个月了,我们还是原地待命,整装待发。那段日子里,上层领导由于种种耽心和困扰,发出的信息是“等一等”,“再等一等”而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如同被点燃了的烈火,一再强烈呼吁:“毛主席发了号召,中央军委下达了指示,许司令又发出了动员令,我们还要等什么呢?”于是,在领导不力,而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氛围中,军区政治部的“四大”掀起来了。
    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其他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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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这是在开展“四大”的热潮中,实行“群众自冶、民主管理”,而迈出的一步。
    我们“只争朝夕”战斗队,有数十人。民主选举产生了五名“勤务员”:新闻科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施关彬,战士教育科副科长顾少杰,宣传科干事谈世茂。大家推举我为“1号勤务员”
    在群众献策献计的民主会上,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为战斗队“约法章
    第一,我们的行动准则:紧张而有秩序,积极而又慎重:
    第二,坚持文斗,不搞武斗,不搞“下跪”、“戴高帽”、“坐飞机”、“游街”等动作;
    第三,对军区领导写大字报,当前只能“炮轰”,不能随意提“打倒”;第四,只在军区机关内部开展“四大”,不与外界各种势力搞联合第五,不打“横炮”,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
    这次,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政治部大楼的前大厅四周墙壁,上上下下,贴满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有的以部门名义,有的是“战斗队”署名,也有个人写的。有些大字报颇有“气派”从一层楼一直“糊”到四层楼上,可谓“壮观”。全政治部大字报数量之多,居军区各首脑机关之冠。这些大字报上的意见,并非偶然。很多问题早就聚蓄于群众之中,只是没有机会讲出来,长期“憋着”、“捂着”;如今“机会”来了下子就爆发了。再说,文化大革命实行“大鸣”、“大放
    大民主”,发
    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字报“声势空前”也就不足为怪了
    许多同志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敢于碰硬。特别是有些胆大的同志,敢于“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早有耳闻,许世友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物,过去给他提意见的人,倒大霉的屡见不鲜。但是,往往事情也怪,有些人偏偏不信邪、不怕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许世友是不能碰的“老虎”,偏要碰碰。据说,这类大字报,当时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指派专人“跟踪”登记,直接呈送许司令“过目”审查。后来,凡写过这类大字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都上了许世友“秋后算账”的“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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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军区政治部,还有不少老将上阵、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这种现象也是过去少见的。对此,许世友极为恼火,他说:写过大字报的部长“罪加一等”。
    从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是结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真诚善意地提出批评,发表意见、建议,期盼和要求。有些大字报属于表态性、宣传性、口号式的,借以造声势,掀高潮。还没有出现乘开展“四大”之机,进行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
    、左得出奇,批判大会一团糟严重失控,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
    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也是军区政治部造反派召开的最后一次批判大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什么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这群不速之客来干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本来,我们与他们之间,是各造各的反,各走各的路,相互是不搭界的。突然间,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指责我们太“右”了完全没有造反派的“脾气”。接着,就看这些造反的“左派们”大显身手。他们不顾王必成、鲍先志等老将们,年大体弱,强令这些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这样一来,批判大会的原计划全“砸“了,乱套了,会场一片哗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顿时膛目结舌,不知所措。我们十分反感他们的行动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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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们进退两难之际,那些“左派“们更加发狂。他们强令老将们“跪下”、“跪下”接受批判。老将们不服,他们就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面对这种羞辱领导人的恶劣行径,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立即走开。政治部的同志很快撤离会场,让他们自闹没趣。可是,他们还不肯收场。批判大会被他冲散了,冲垮了,只好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继续找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算帐”,说什么:政治部的人对老将们批斗不狠,“这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他们竟然把文化部的方泽浦同志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批判大会,开成如此糟糕的局面,闹成不可收拾的乱子。军区政治部机关首当其冲,给政治机关的正常秩序和政治声誉带来很坏影响。特别是那么多军区领导人直接受到冲击和伤害。同时,给军区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就在这次批判大会之后第三天,即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军区后勤部部分同志,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会上,也出现了强令后勤部领导人“下跪”、“游楼”的要求和行为。
    四”批判大会的结局,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这次“乱子”的肇事
    者,虽然不是我们;但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几个战斗队联合召开的,特别是我们几个“头头”(文化部的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的高丕忠、洪期钧、宣传部的艾汉美),对“乱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事件,显露了我们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股“潮流”。我们也跟着“潮流”走。作为大军区政治机关,召开大会,又有那么多军区领导人参加接受批判,事关重大,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盲目自信,草率从事。结果,被人钻了空子,由“盲动”演变成了“乱动”,最后,陷于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沉重教训。
    我们从这次“乱子”中,对各种不同型号的“造反派”,有所见识。文革期间,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左派”、“右派”,形形色色,五花
    八门。人们擦亮眼睛至关重要,不能只听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怎么回事?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一切。
    我们承认,“一、二四”批判大会的错误,是我们在文革初期的一次重大过失。但是,有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一度大肆炒作、轮换炒作,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并以此作为给我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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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的主要证据。这就成了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历史证明,某些人的恶意炒作愚猛可笑。
    四、正当群众风风火火开展“四大”之日正是许世友密谋布置镇压群众之时
    六七年元月,正当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的日子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不在南京,而去北京开会了,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军事碰头会—专题研究如何开展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会议。
    许世友虽然不在南京,可他对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
    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付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也正是这个时候的北京,中央上层领导之间,政治空气极度紧张,斗争异常激烈。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军队的老帅们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公开论战。一方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推动文化大革命加快步伐,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军队要随时准备打仗,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身为军委文革领导小给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一起商量军队问题怎么办?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大发脾气,进一步向中央文革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许世友说:“南京的局势一团糟,再这样乱下去,军队怎么打仗?我这个司令怎么指挥?”他强烈要求采取“抓人”的断然措施。气愤地说:“抓几个造反派有啥了不起?杀两个也不碍事
    怀仁堂和京西宾馆两个会上的激烈交锋,反映到毛主席哪里。毛主席身为文化大革命的总决策人和总指挥,既要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决心和方针,又要依靠军队作为支柱,必须认真考虑老帅们老将们的意见与要求。经过综合平衡,毛主席和几位老帅商定出了“军委八条命令”。这“八条”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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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与几位老帅逐条逐句、斟酌修改成的。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由毛主席亲自定稿,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许世友的心情大为舒展,似乎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他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争分夺秒,连夜布置军区有关领导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凭着他早年在红四方面军,跟着张国涛搞“肃反”的老经验,加上近来深思熟虑、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181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许世友的这一行动方案,当时处于领导层的运筹之中,高度保密。那些天真而单纯的基层群众,统统蒙在鼓里。他们只顾一心一意地“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风风火火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场灾难的深渊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
    五、风云突变,平地惊雷
    许世友一声令下:“抓人”
    六七年二月,军区政治部上上下下,认真学习贯彻军委“八条命令”我们结合前段时间的情况,对照“八条命令”,逐条逐句地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认为:“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运动的新情况,采取的新措施,当前要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稳定,以保证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搞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根据“分期分批”的要求,我们宣传部等先行单位,继续开展“四大”,其他部门一律停止“四大”。领导和群众都照此执行,一切都很自然,都很正常,似乎顺理成章,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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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静。
    在这表面平静的掩盖下,许世友向我们发出了突然袭击的第一枪。
    二月十八日下午,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气氛平和,大家情绪活跃,相继发言,各抒己见。同志们说,领导和群众如此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很多问题就能及时解决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听到二楼走廊里,人员来往频繁,急促的脚步声一阵接一阵。这时,王六生主任的眼神向与会人员扫视一下,再转向门外点头示意某种信号,然后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王六生主任这一宣布,使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听了王主任的宣布后,感到突然,感到意外,感到愤慨,感到不可“理喻”
    但是,我们没有惊慌,没有失态,没有提岀任何异议;我们都很冷静,都很平静,都很镇静。
    王六生的话音刚落,军区保卫部保卫队队长史书清,带着七、八名保卫队员,迅速到了我们身边,两个押一个,当即押着我们四人登上停在大楼后门的“囚车
    辆军用大卡车)上。
    “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个头头被抓起来了!”当时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就像“轰”地一声巨响的“惊雷”,把整个政治部大楼都震动起来了!这一新闻,立刻传向四面八方,传到军区各领导机关,传到军区家属大院,传到有关的亲人、朋友耳朵里……。
    军区政治部的各办公室,听到我们四人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就像炸了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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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我们新闻科的同志情绪激愤,十分不满。新闻科付和长李少白,山东人,豪爽性格,心直口快,肚子里憋不住话,他说:“怎么能这样干?我们犯了什么法?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四大的,是许司令动员我们写大字报的,凭哪一条抓人?我想不通!我抗议!”
    有些胆小的同志,听说“抓人”了,一下被吓蒙了,脸色都白了,沉默不语。许世友对我们四人“突然袭击”的第一枪仅仅是这场“镇反”运动的“前哨战”,还有第二枪、第三枪……。
    事实果然如此。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抓人。抓了一批又一批,波又一波,像滚雪球似的,越抓越多;抓了一般干部,再抓科长;抓了科长,再抓部长,抓秘书长。
    我被抓走以后,与我一起工作的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
    新闻科李少白付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付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
    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付秘书长孙海云……等等,一个又一个,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步军区政治部后尘,许世友下令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许世友抓捕了多少人,按他的“官方统计”,总共只有505人。纯属一本假帐,一派欺人之谈。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这里,略举两个实例,就不难看岀许世友抓人的规模有多大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181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7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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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许世友镇压群众有两手策略:一手硬,一手软;有两套班底:一套以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为首的“抓捕班子”,专门负责“抓人”、“关压”直到“判刑”、“坐牢”;另一套以司令部军训部部长蒋科为首的“舆论班子”负责大造政治舆论。许世友说:“军区政治部烂透了、瘫痪了,取消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他说到做到。蒋科能文能武,会说会写。许世友就用蒋科这样的“笔杆子”,为其“镇反”行动大造声势。
    二月十八日,许世友下令抓捕“洪、高、方、艾”四人的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紧接着,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髙、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展开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声讨。在这些“批判”、“声讨”材料中,把“洪、高、方、艾”等人,描绘成“张牙舞爪”、凶神恶杀的“暴徒”,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这些舆论材料,在全军区所属部队中大量散发,广泛传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上呼下应,各部队纷纷上书军区领导献忠心、表决心,对“洪、高、方、艾”等人进行口殊笔伐,就像当年仝国揭批“吴晗、邓拓、谬沫沙”的“家村”那样。一时间对“洪、高、方、艾”造反派头头的揭批会、声讨会,搞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
    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事实胜于雄辨”。许世友如此大肆炒作“镇反”舆论,企图借以显示他“大批抓人”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其实恰恰暴露了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镇压群众永远不得人心,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与仇恨,遭到人民的谴责。
    、身居“囚车,不忘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不是“教徒”,胜似“教徒”
    那天,我和“洪、高、方”四人,被押上“囚车”,谁也没有吭声,各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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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囚车”两边。押送我们的几名保卫队队员,紧靠着我们身旁。此时,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遭逮捕;第一次“当囚犯”、“坐囚车”;也是第一次听到“行政看管”的新名词。我的人生之路,将要面临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囚车”开动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车往哪儿开?是把我们送去“关禁闭“(部队禁闭室),还是送我们去“蹲大牢”?所谓的“行政看管”是个啥玩意?是个啥滋味?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高丕忠开腔了,打破了车上的沉闷空气。他说:“请大家掏出毛主席语录。”听了这话,我心里暗自嘀咕:“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什么处境,还有心思学习毛主席语录”?但在口头上又不好说不学。我看着高丕忠虽然身为“囚犯”,被押在“囚车”上,仍然不顾艰险,不忘坚持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也赶紧把毛主席语录掏出来。我们四人一起,跟平常一样翻开语录,一条一条,
    句地朗读起来。
    首先,学习语录的开头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主义。
    接着,有重点地选读几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
    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从毛主席语录中吸取精神力量,迎战“行政看管”的严峻考验。
    我至今十分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历史年代,“早请示”、“晚汇报”,每当吃饭前,开会前,每逢重要活动,关键时刻,总要先学习几条毛主席语录度成为风靡全国的新气象,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在那个年代,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身居“囚车”的逆境之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共产党不信神,也不信教。我们不是宗教信徒,但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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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就像我们在“囚车”之上,坚持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执着精神,并不亚于宗教信徒祈祷上帝的虔诚态度。现在想一想,当年我们那种忠于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和痴迷,实际上有失理智和科学精神,感染某种“神化”色彩,也显露了我们自身的无知和盲从。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种“奇特”现象。文革中的各种势力,各个派系,都是样的旗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照此推理,都是同源于一条根,属于一个派系。然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许世友身为“毛主席的爱将”,他以毛主席下达的“八条命令”,作为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把我们一个个地抓起来,他也是有根有据的。这其中的奥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困惑不解。
    七、“行政看管的见面礼”刺刀之下进“牢房”
    押送我们的“囚车”,开到南京东郊的白水桥停下。这是六十军181师驻地就是许世友关押我们政治部的“反革命分子”所在地。
    181师师部营区,有师部领导杋关办公楼,有通讯营、髙炮营、卫生营等部队营房,前面是一片广场,后面是宽阔的军事训练场,还有部队耕耘的大片菜地如今这里大部分营房已经腾空,作为关押“反革命”的临时“牢房”。我们四人是此地接收的第一批“囚犯”。
    “囚车”停在营区的进门处。我从“囚车”上举目一望,只见营区内四处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营房外墙上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手软,毫不留情”、“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洪期钧先下车,身子还没站稳,几个战士围上来,立刻就是雨点似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一边打,一边吼叫:“老实点,把狗头低下来”。“你们不是要造反吗?你们对军区领导那么凶”。“现在我们给点历害你们尝尝,看你们还造不造反?”我下车后抬头看了一眼,战士们的拳头马上就挥过来了:“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抬头”。押送我们行走的道路两旁,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身强力壮的战士,他们俩手端着钢枪,枪膛里上了子弹,枪头间上了明幌幌的刺刀。这阵容看上去就像是一列全副武装的“特别仪仗队”。战士们用恶狠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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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视耽耽地盯着我们。“不准抬头”、“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谁要不老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在一片怒吼声中,在两边钢枪刺刀的威逼下,只能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猛然一看,这架势,这场面,真叫人惊心动魄,这更是我有生以来的“第次”,既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见到过。在电影里,在书本上见过,当年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不就是这般场面吗?我心想:“这营区的后面,就有一个打靶场,难道许世友今天就要在我们头上开杀戒?那可死的太冤啦!”“事临头,不自由”。人到了这份上,被逼急了,胆子反而大起来了。“要杀要剐,不在乎,听天由命!”
    两边押送我们的战士,一直用枪刺逼着我们,满脸杀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们一枪“嘣”啦!这些战士和我们四人,素不相识,一无仇,二无冤,为何对我们如此深仇大恨呢?在这之前,李树和同“抓捕班子”的“前线”代表方立德,到这里对战士们进行了“特别教育”和专项训练。因而,战士们的心目中,装满了我们这些人的“反革命罪行”:把我们说成是“迫害军区首长、冲击军区机关的魔鬼”,是“制造
    四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妄图乱军夺权
    的野心家”,如此等等。在战士们看来,我们四人是许司令亲自下令要镇压的反革命,是“重犯”,是“要犯”;对我们的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点不能含糊,必须拿出对敌斗争的最佳表现。
    不管许世友把我们“吹”的怎么“神”,怎么“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几个赤手空拳的文化人,是人们根本瞧不上眼的无名小卒。那许世友为何要动用这么多兵力,为此大动干戈,真的是要“杀鸡用牛刀”?在许世友看来,镇压我们
    四个小人物,成败如何,关系到这场“镇反运动”的全局。他先抓我们四人,接着要抓几十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所以说,抓我们四人,是这次镇压群众的第一仗,首战必胜。许世友不愧是“肃反运动”的老手,又是大军区司令员,对付我们这些人,他有足够的智谋和力量。在许世友,李树和的精心策划、布置下这次对我们几个人动真格的,实施重拳出击,一拳就把我们置于死地,叫我们不寒而慄。
    我们在刺刀之下的“入场式”,大约经历半小时,把我们押送到营区中的排平房里,即我们的“牢房”。这是我们到达“行政看管”之地的第一课,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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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见面礼”
    由于我们四人是到此地的首批“囚犯”,“见面礼”的规格高一点,后面抓来的“囚犯”,就改变了方式,“重在实效”。每次“囚犯”一到,不用那么多兵力真枪实弹和刺刀,而是三、五名战士冲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枪托砸,走路,打一路,打得你眼冒金花、鼻青脸肿、浑身伤痕,即使不留下终身残疾,也要你留下终身记忆。
    八、深受“行政看管”的折磨迫害
    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四十天
    何谓“行政看管”?翻开党章、党纪、军纪,査阅宪法、法律、法规,都没有看到这么一说。文革中,各种史无前例的奇特怪异之物,纷纷登台亮相。许世友开创的“行政看管”,就是其中之
    那天下午,我们四人进入“行政看管”所在地,一人一小间房,房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有盖的、垫的,还有条桌、板凳。每间房门口有一名武装战士,专门给我们“站岗”。开始我心里默着:“这条件不错嘛,政治犯待遇,又安静、又安全,有利于闭门思过做检讨。”岂知,我又太天真了,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我刚进这小房间不久,“抓捕班子”的方立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艾汉美!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你该清醒清醒啦!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交代你们的罪行!”我听他这话的口气,就说:“现在,我的脑子有点乱,请你给我提示
    “你们造反的胆子够大的,竟敢反到许司令头上来了!许司令是你们随便反的吗?许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许司令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我听他这番趾高气扬的高论,当时我是身居“囚室”的“囚犯”,那敢与他辨论,只有默默听着
    此前,我根本不知道方立德是何方人士,后来多次领教了他的训斥和指刁才晓得他是李树和“抓捕班子”中直接“看管”我们的重要官员。
    当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们究竟错在哪里?难道真的成了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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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要我交代罪行,从何说起”。我思前想后,脑子怎么也转不过弯来。第二天下午,方立德见我一个字的交待材料也没有写,勃然大怒:“艾汉美!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还不认罪”。“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转身就走了
    经过两天折腾,第二天夜里,我有点熬不住了,躺在床上,很快发出轻轻地鼾声。此时,在房门口看管我的战士,立刻以“触犯囚规”为由,对我一阵“噼噼啪啪”地拳头猛击过来。因我正在睡眠中,被打得昏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为何遭到毒打。那个战士边打边吼:“你倒睡的挺香呀!这里成了你的安乐窝”“睡觉不准打鼾”。原来是我的鼾声惹的祸。
    午夜时分,看管我的战士换班,来了一名大个子战士,称得上是“彪形大汉”。这战士一上来,就用凶狠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这“眼神”告诉我“来者不善”!“需要格外小心”。因为怕再发出鼾声,我迟迟不敢入睡。正当心神不定之时,我翻了一下身子,由“平卧”转为“侧卧”。不料我的这个“翻身”动作,即刻触怒了看管我的那个战士,他二话没说,冲到我身边,拳打脚踢,枪托砸,一齐上阵。我赶紧从床上坐起来抱住头,其他部位随他打了。这次毒打的力度,比上一个战士要重的多。
    那位“彪形大汉”,施展了一阵打人的本事之后,似乎要喘息片刻,冒出了句话:“你们这些家伙,到了这里还这么顽固,态度还不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对反革命就是要狠狠打击,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我再次遭到毒打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便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在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乱说乱动”
    他大声一吼:“你刚才翻身为什么不报告”。
    “睡觉翻身,要先报告”,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蹊跷事,又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晚上睡觉翻身,往往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报告法?”
    我这么轻声一问,又把那“彪形大汉”激怒了:“你还敢狡辩!你还不服”!他一不做、二不休,更来劲了,接连抽了我几个耳光,把我打得趴倒在床上,等我坐起来,又是一巴掌,又把我打倒了。这场毒打,打得我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打得我神情幌忽,东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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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遭此毒打之时,左邻右舍,前排后排的“牢房”里,连续地爆发出了阵又一阵地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训斥声,“劈历啪啦”地拳击声、耳光声事实证明,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统一组织、统计划、统一指挥的行动。
    这一个晚上的毒打、折磨,使我似乎有所“清醒”:这正好印证了方立德的训话:“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对我“顽固态度”的惩罚。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惩罚折磨还在继续。夜晚打过了,白天还有新的“招数
    晩上,给我执行了“睡觉翻身要先报告”的“囚规”。第二天早上,看管我的战士,又宣布了白天不许我们乱说乱动的“囚规细则”
    头部不能自由转动“身子不能自由挪动”;“手不能自由移动”“脚不能自由走动”。
    按此“囚规”,我的整个身躯,只有三个部位可以自由活动“大脑还可以自由转动”;“呼吸可以自由进行”“心脏可以自由跳动”。
    除这三点外,其他部位如要活动
    就要先报告,得到允许,才能动。否
    则,就是违反“囚规”,轻者“挨训”,重者“挨打”
    按此“囚规”,不仅我们的行动自由权被剥夺了,就连我们的生活权、生存权,也统统被剥夺了。这样一来,我这个大活人,不是要变成一个“木头人“植物人”了吗?
    许世友在白水桥创办的“行政看管”,从字面上看,披着一层巧装打扮的外衣,如同家庭看管子女一般,它与执法性质的“逮捕”、“拘留”、“隔离审査“判刑坐牢”,根本沾不上边;就同“关禁闭”的军纪处分也谈不上。但其内幕真相,当我们身临其境,才深切感受到“行政看管”的实质,完全是蓄意整人折磨人、迫害人,是彻头彻尾地把我们当作“反革命”实施专政
    “行政看管”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操纵手中大权,利用年轻战士的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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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真,加上“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施以煽动和教唆,促使战士们拿出对敌斗争的杀气和狠劲,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幕幕凶神恶杀的打人场面。把我们打伤、打残了!打死了,也会被掩盖得结结实实的,无人知晓,无处査证。许世友再声称:“杀几个造反派也不碍事”。那么,在我们“牢房”里的这点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从“抓人”到“看管”,一整套打击迫害我们的战略战术,乃是某些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之人,精心策划、炮制出来的产物。所以说,这“奇特怪异”的“行政看管”,堪称“世界一绝”
    “吃一亏,长一智”。我在“牢房”里待了几天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油然而生。从险境中求生存。“好汉不吃眼前亏”,必须从长计议。“不能硬顶只能软磨”。于是,把我们的“造反”过程,有保留地写了一份检査材料,交给方立德。对奉命行事的看管战士,不顶撞、不抱怨。“坐牢”,失去了自由,得到了安静。在那激烈动荡的年代里,在“牢房”平静下来,认真地读点书、冷静地思考问题,大有好处。我把家里托人带来的“毛选”、“鲁迅文集”,通篇阅读,细嚼慢咽,别有一番滋味
    “坐牢”成天不见阳光,与世隔绝。室内空气确实闷人。轮到我打扫厕所、打扫马路的时候,才有机会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一天下午,全体“囚犯”都到营区后面的菜地劳动。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赵付部长吗?他怎么也被抓起来了?”心想:把部长都抓来了,肯定不只抓了他一个部长。再看整个菜地上,黑压压一片人,分不清张三李四。我琢磨:“许世友的胃口真不小,抓的人真不少呀!”“抓人越多,他身上的包袱也就越重。”
    这时候的许世友,正是春风得意,“胜利冲昏头脑”。他在南京的“AB”大
    楼,大摆庆功宴,款待各方有功之臣。平时难得见到一笑的许世友,这天他满脸笑容,大声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
    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他特意把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茅台酒拿岀来,同大家举杯畅饮,一醉方休。
    许世友高兴得太早了,他原以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由他来收拾残局。可是在他的庆功酒喝了不几天,出乎他预料的情况出现了。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北京的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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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也感到吃惊。在“军委八条命令”颁布之后不久,毛主席又于四月六日,签发了“纠偏”性的“军委十条命令”。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消息迫使许世友不得不赶快刹车,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尽快把抓捕的人放出去。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现在这一计划已经行不通了。
    当时,上层形势的急剧变化,我们这些身陷白水桥“牢房”的人不可能了解。不过,我从某些细微末节上也能猜出几分。例如,三月下旬方立德很少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那么神气了。“牢房”门口的战士,看管我们的力度也越来越松了。这些迹象告诉我:重见天日的时刻不会很久了。果然,三月二十九日下午,方立德匆忙到我面前说:“艾汉美,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听了这话,我心里猛然一震:“这一天终于到了!”
    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这间“牢房”里整整待了四十天!此时此刻,我骤然感到压在身上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整个身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许多。但是我的心情又十分沉重,悲愤,无限感慨,
    难尽!
    这四十天,是我无端遭受打击,迫害的四十天!是我刻骨铭心,切齿痛恨的四十天!
    是我一生之中最黑暗地、终身不忘的四十天!是我全家世世代代永远牢记的四十天
    九、七旬老母被吓呆了,不吃不喝不睡
    导致心率衰竭,命送黄泉
    我离开白水桥“牢房”,坐上军用吉普车,直奔南京三牌楼——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此时归心似箭,我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
    我在白水桥的四十天里,家里情况怎么样,我最耽心的是年过七旬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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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南京。遭遇这场政治风暴的袭击,老人能承受得了吗?
    当我快临近家门时,一眼看到老母独自呆呆地坐在家门口。我走到老母面前连声呼喊:“妈妈,妈妈”,老人似乎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有认出我的相貌反问我:“你是哪个”。我见此状,赶忙提高嗓门:“我是您儿子——汉美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时,老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才认出我来了。老人一边看着我,一边激动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汉美呀!你到哪里去了!”。当老人发现我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模样,又惊讶、又痛心地说:“你这次离家几十天,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啦,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受的什么罪?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对老人说什么好呢?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老人扶到房内床上躺着,把话题岔开,说了几句宽慰性的话:“我回来了,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您老人家要多多保重身体,不要为我过多操心”。
    老人接着对我说,我离家几十天,她老人家天天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来。老人动情地说:“我的双眼快望穿了,如果你再不回来,我恐怕就等不到了,你可能就永远见不到老娘啦!”我看着老人痛苦地诉说,汨流满面,我感到心如刀绞,万分愧疚:“老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哺养成人,临到垂暮之年,非但享不到一点福,反而让老人受到不该承受的伤害
    傍晩,我爱人朱德美下班到家了,孩子们也放学回来了。
    他们见到我,又意外,又高兴,又亲切,又气愤,又胆怯。灾难中的家人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我被“行政看管”的四十天,仝家人由于我而蒙受着意想不到的打击和伤害。
    我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爱人接到一位“无名人士”的紧急电话:“老艾有急事,你快回来”。她接过电话后,立马往家赶。她是一个月前,刚从外地调到南京工作,人地生疏。她从“紧急电话”中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心就崩崩跳她回家没见到我,转身就去找新闻科孙科长。
    孙科长性情温和。开头以平静的口气说:“老艾今日下午临时出差了,来不及给你打招呼,需要一段日子。”
    “孙科长,我感到情况不正常,如果出差,怎么连洗刷用具、换洗衣服都没有带上,我估计老艾出了什么事?请孙科长如实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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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孙科长即把我被“行政看管”的情况如实相告。朱德美提出:“行政看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坐牢”?老艾被送到哪里去了?我们能不能去看看?这些,孙科长同样一无所知,只好安慰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过于着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要把老人和小孩子招扶好。”
    原来艾汉美、朱德美夫妇及其全家,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是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如今双方一起出名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议论的中心,传言四起,闲话更多。只要艾汉美的家人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指指点点,滴滴咕咕有的说:“这次许世友要发威了,艾汉美他们几个人碰到许世友的枪口上了。这一下他们全完啦!恐怕小命都难保!”
    有的说:“艾汉美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他老婆就倒大霉啦!刚调到南京来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小孩子,简直不敢出门,不敢上街,不敢上学;在外面,他们常常挨骂声,挨拳头,甚至挨石头。什么“艾汉美家的小反革命”,“反革命的狗崽子”等污言恶语,使他们的幼小心灵,留下难忘的伤痛。
    受伤痛更深的是七旬老母。由于年老、体弱多病、胆子小、耳又聋,很少出」,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我在家时,工作再忙,每天总要抽点时间,同老人谈谈心,拉拉家常。这次,我突然“失踪”,音信全无,就像“蒸发”了,因而不能不使老人心急如焚。朱德美考虑到老人心脏不好,再受不了更大的精神刺激,不敢把我被抓的真相告诉老人。而老人眼睛很管用,她看到全家人紧张不安的神态,活蹦乱跳的孙子们、也失去了平日的欢笑;又看到过路行人对我家投以怪异的眼神。这种种迹象,不能不使老母更加惶恐焦虑。连续数日,老人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天天独自一人地坐在家门口盼望儿子归来,喃喃自语“汉美呀!你再不回来,老娘就等不到了
    老母的表现,可把朱德美急坏了,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危机感,我被抓进去了已经使她提心吊胆,加上老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如果出现什么不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赶忙去把孙科长夫妇请来,把邻居好心人石嫂子请来,帮助做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在他们的多方劝导下,老人的情绪慢慢有所缓解
    那段时间,艾汉美的“反革命家庭”,日日夜夜生活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真像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每时每刻都是在磨难中煎熬。在煎熬中的朱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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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弱的身躯承担着全家的千斤重担,白天她在同事们面前,在老人、孩子们面只好强打精神,支撑着內外的事,每到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满肚子的苦水一齐拥上心头,白天强忍耐着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一刹间止不住的泪水把枕头毛巾都湿透了。
    我从白水桥回家的头两天,老母的心情似乎好转一些。但实际上由于四十天的煎熬,已经使年老多病的身体状况大大恶化,我们最耽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天深夜,老人突然鼻子流血、胸闷、吐不出气来。我们连夜把老母送到南京军区“八一”医院治疗。医院连夜进行抢救。第二天即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我:老人心率衰竭,病情危急,能否抢救过来没有把握,要为老人的后事做准备
    正在这时,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我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我表态说:“去浙江,没有问题。目前由于母亲病危,正抢救,请求延迟几
    那位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你要坚决执行。家里事你想办法处理”。我听这话的言下之意:我是“带罪”之人,没有二话可讲,母亲病危也罢,病死也好,一概不管。
    经过一周时间的抢救、治疗,老母的生命总算救过来了。医生说:“这只暂时好一些,病情没有根本好转,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这样,难题又摆在我面前了:一方面,我要留下来,继续招扶老人治病;另方面,军令不可违抗,我要尽快离开南京去浙江。我的处境,身为“带罪”之人,迫使我不得不狠狠心、咬咬牙,缩短老母住院时间。通知我的长兄速来南京把老母接回湖北老家治病。结果,老母回去不久,即传来病逝的噩耗
    噩耗传来,我的愧疚之心,无地置容;我的仇恨之心,难于言表;我的双眼在流泪,我的内心在流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母之死,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灾难折磨致死。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找许世友清算;此账不算,誓不为人!
    十、身背“黑锅”,流放龙泉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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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辱负重,奔赴深山野岭
    九六七年四月下旬,我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根据许世友的决定,军区政治部大部分人员,已于我去浙江之前,分赴浙江各地,名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实为“清洗出门”。凡是贴过大字报的人,造过反的人,以及支持、同情造反派的人,或者对造反派斗争不力的人,均列入“清洗”名单
    对我这一类的造反派头头,另有一套“特殊”政策。规定我们要远离“三线”:即“大城市一线”、“铁路沿线”和“海防前线”,尽可能地把我们流放到“山区”、“边陲”地方去。我所去的龙泉县,就是位于浙江省西南角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县。这里盛产陶器和宝箭而闻名,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镇。交通
    十分不便,我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金华,到丽水,共花去两天;然后从丽水沿盘山公路,翻越几座大山,第三天下午才到达龙泉。
    军区政治部李树和等人,在我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我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我到了梅岭按照公社干部的安排,一头扎进了一位社员家里安顿下来。
    梅岭——大山里的一座小镇,周围群山环抱,山上遍布森林,翠竹,一片绿色海洋。小镇的居房建筑,沿着一条小河旁错落摆开。小河河面不宽而平坦,河水不深而清亮。时值夏天,常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儿童在小河中间戏水游玩。小河岸边有三三俩俩的妇女,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说笑笑。河对岸,拉木排的纤夫们,时而发出劳动号子的阵阵吆喝声。河这边,梅岭中心小学校里,传来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我初来这里,被这优雅自然的山区风光所陶醉。此景此情,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美景。此景此情,还使我不禁产生了“乱中取静”、“因祸得福”的感慨。
    我从白水桥“牢房”里刚放出来,我的老母又是刚被折磨致死。在这双重打击下,在我充满愤怒与仇恨的心态下,被许世友发配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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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一处境,好比京剧“野猪林”中,林冲遭到高俅所害的那种剧情,那种场面。古代的高俅,陷害林冲,步步紧逼,把林冲发配仓州仍不肯放手,欲置于死地不可。今天的许世友陷害我们也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把我打成反革命之后,又将我发配到深山野岭,其用心就是要困死整死我们。
    当我亲临梅岭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我目睹梅岭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再对照当时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对照乱哄哄的大城市,简直是“两重天”。真要“感谢”许世友把我发配到这块宝地来,实在难得!难得!值得庆幸!庆幸!所以颇有“乱中取静”、“因祸得福”之感。
    我到梅岭之初,最有兴趣的是,跟着公社干部或者社员一道,到那高高地半山腰间的农田里干活,既可以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又可以爬山路,练身体;还可以观赏到高山之上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偶尔还能看到活跃在悬崖峭壁之间的猴子,真叫赏心悦目
    劳动之余,就去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由于我人地生疏,本地方言又难懂。每次走访,都得请人当向导,做翻译。这里村落分散在大山之间,稀稀拉拉。走访时,就要沿着山间小路,穿密林,爬陡坡,翻山越岭,一个来回就是一身汗。区群众,常年难得见到解放军,如今看到我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所表现的那种热乎劲,也是难以想像的。他们言谈之间,对解放军的那股亲切感,信任感,兴奋感,使我深受教育。每次走访的过程,贴近群众生活,聆听群众心声,把自己置于平民百姓之中,就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洗礼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自我洗礼,与许世友等人把我当作“反革命案犯”,所谓的“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是根本性质完成不同的两码事。
    我的行动,很快成为梅岭山区广泛流传的新闻。同时,也得到县人武部领导的赞扬。人们又听说我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派下来的解放军”,更加名声大振。时间,方方面面的找上门来,纷纷要求“解放军”出面接谈。有农村社员,汽车站工人;有学校老师、学生;有部队转业干部、退伍士兵;还有来自上海、杭州的知识青年。因而,一度忙得我不亦乐乎,白天谈不完,晚上接着谈,有时谈到深夜十二点。我的任务是当好“三员”:党的路线、政策“广播员”、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广大群众反映情况的“记录员”。
    我刚刚扎根梅岭,许世友又来“关照”我了。七月上旬的一天,龙泉县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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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领导电话通知我,即日到县。开始,我不知何事。当我回到县里一见面,立刻明白了:许世友派来了“钦差大臣方大人”,即李树和“抓捕班子”的重要成员方立德。就是他,在白水桥“行政看管”期间,专门负责抓捕我,看管我。从南京白水桥,到浙江龙泉县,我与他在那段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双方的身份、处境及心态,反差是那么大,对立是那么强烈,导致我们的再次见面是那么的尴尬而难堪。当时,我脑子里敏感地意识到,他是奉许世友之命而来,来者不善,用心何在?我本来是从白水桥“牢房”里放出来的“带罪之人”,流放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是“接受劳动改造”、“听候处理”。方立德这次来,是不是要给我“定罪”、“定案”?是不是还要把我再次抓起来“判刑、坐牢”?
    方立德此次专程找我究竟干什么?名义上是“传达军区领导指示”。我听,所谓“军区领导”,说穿了,就是“许世友的指示”。“指示”的内容是我们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问题性质还没有作结论”,要看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接受改造的表现而定”。要求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军区党委的决定”,“不要听信谣传,不要受到外界影响”。这番“指示”给我的第印象是:许世友急忙派方立德下来,就是为了对我们进一步实施“高压”,继续控制我们,说明许世友“处境不妙”,“内心空虚”,对我们极不放心,唯恐我们“兴风作浪”、“犯上作乱
    许世友对我们这些人的智商和能量,估计也过低了。他可以把我流放到深山野岭,但我的心他是控制不住的。虽然我人在山区,但我的心时刻和外部时局的发展息息相通,紧密相连。各方面的信息告诉我,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南京的形势变化很大。许世友二、三月间疯狂镇压群众的行踪劣迹,日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上上下下的批评和遣责。我们申冤的日子快到了。
    第二章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十一、西子湖畔“揭竿而起”
    成立“批资总部”,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几个月来,我们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处境,相同的命运,促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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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着同一个问题:面对许世友的打击迫害,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何在?
    战友之间的书信来往,相互交流、沟通、磋商,酝酿,大家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声: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有所作为。
    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同志先行步,多方联络。当时,我们在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隶属于浙江军管会领导,而主持浙江军管会工作的主要力量是陆军二十军。顾少杰同志在取得
    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下,通知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40-50人。会议地点:杭州云和路2号,市委招待所。
    这次座谈会非常“特別”。没有正式领导,顾少杰只是个临时召集人。也没有动员,没有设想框架。大家共同饱受了许世友的打击、迫害之苦,就是这次座谈会的最有力地动员和准备。
    与会人员,原在南京同一座大楼工作,但相互很少交往,这次汇集西子湖畔,似曾相见而不相识。只因许世友的镇压风暴,使我们有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走到一起来了。相互之间,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斗志,共同的语言,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门的,不管相识不相识,也不管职务的高和低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可以说是,许世友把我们逼到一条路上来
    在这场风暴中,我们认识了许世友,也认识了我们自己。从白水桥到浙江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挨了整,受了苦,遭了罪,但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地,使我们得到了最宝贵、最难得的锻炼和考验,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勇气和力量。
    许世友军权在手,他还敢调动军队,再把我们抓起来吗?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绝不是“许家军”许世友以执行“八条命令”为借口,大砍大杀;后来,毛主席下了“十条命令”给他套上了“紧箍咒”,他还敢那么疯狂吗?
    我们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中华民族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不靠神仙”“不靠上帝”,“就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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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座谈,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群情激奋、众口一声: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我们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名干部,正式成立“批资总部”,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一次对许世友的造反!严格地说,我们原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是岀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热情,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一次就不同了,目标明确具体,就是要造许世友“镇压群众、迫害人民”的反
    我们这次造反行动,就不怕带来更大的危险吗?以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名早已注定了,我在白水桥的大牢里已经蹲过几十天了,我等于在许世友的阎王殿里走了一趟,我的老母被搭上了一条老命,小孩子也变成了“反革命”的小嵬子,我被逼进了深山野岭仍不放手
    我被逼到这份上
    了,也就不管什么怕不怕了,“逼上梁山”,别无选择,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要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兔遭迫害而斗争,为维护正当权利而斗争。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髙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王元仁(千部部科长)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我。我与陈同在一个科工作多年,并肩战斗,合作共事、相互信任,不分彼此。“批资总部”这个临时性的群众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就是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批资总部”的一号头头。
    “批资总部”成立后,主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要求军区领导改错、平反;是赴京告状。除领导小组成员外,另外抽调了一部分年轻的同志参与“批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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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活动,比如:秘书处的李永宽、许文杰,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人民前线报”社的张炳奎、陆时准、朱占君;宣传部的高岳言、施关彬等等(其他同志我不记得了)。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干部中,除上述人员外,多数人继续参加省军管会及浙江各地“三支”、“两军”工作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批资总部”成立,得到二十军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二十军作为下级对待上级,只能本着“尊重”和“照顾”的态度。二十军政委南萍原来就是军区干部部的部长,他与我们中间的很多同志是老朋友,老熟人。加上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政治上的复杂性,当时二十军的同志对我们给以谨慎的支持和帮助是可以理解的。在座谈会期间,南萍政委以浙江军管会主任身份,和另一位军管会付主任陈励云(空五军政委),在杭州市新新饭店,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他们俩人的讲话,总的精神是对我们表示“关心和信任”,希望我们积极作好浙江的“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涉及“批资总部”的问题
    十二、南京“急电”,调回精英四十人
    义正词严,拒不执行调令
    我们在杭州的座谈会尚未结束之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来份“急电”。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并列出抽调的40人名单。
    这份调令不寻常,为何迟不来、早不来,偏偏此时发来这份调令?
    为何此时紧急调回40名精英?果真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的力量?那么又为何当初“一脚踢开”二百多名干部呢?
    我们在杭州成立“批资总部”的消息,连夜传到南京。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军区的上上下下,传到机关的四面八方
    不久前,许世友突然一声令下:“抓人”,就像一声惊雷巨响,震动了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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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批资总部”成立了,公开向许世友宣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突然声爆炸,又一次震动了石头城
    这时候,许世友已躲到大别山里去了,但“批资总部”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气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是一个劲地破口大骂:“他娘的,政治部的这些鸟龟王八羔子,又跳出来造反啦!真的要翻天啦!”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政治部的这伙人被他抓的抓,关的关,清洗的清洗,整的死去活来,还没有整服贴,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更使他吃惊地是,原先他把我们政治部的二百多人,统统赶到浙江去,赶到边远山区去,就是为了把我们整的稀巴烂,现在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让我们凑到一起、抱成一团。他似乎感到这步棋有点失策。于是许世友决定改变策略,另拿主意。在他的指使下,军区干部部便立即向二十军下发了抽调40名精英的电令。
    面对这一调令,我们怎么办?许世友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步暗藏杀机的狠棋。如果不执行他的调令吧!就要被扣上“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就有可能被再次“抓起来”的风险。如果执行他的调令吧,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我们成立“批资总部”,是要造许世友的反。如果调走了40名精英,对我们实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么,我们的造反不就落空了吗?
    对此,我们在座谈会上,经过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回电拒绝,我们目前不能执行这一调令。理由有三条
    第一,我们奉军区之命,到浙江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三支”、“两军”任务。几个月来,我们这批200多名干部,分赴浙江全省各地城市、农村、工厂、学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尽管我们头上顶着“罪名”,身上背着“黑锅”,但我们仍然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不讲条件,埋头苦干,全心全力投入“三支”“两军”工作。我们这批人中,有不少同志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骨干力量,获得各方面的信任和赞誉。当前,正是“三支”、“两军”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调走“精英”,中途“撤军”,势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这与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要求,岂不是背道而驰?
    第二,正常的组织调动,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但军区此次调令,我们感到诸多质疑。调令说,抽调40名精英,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力量。这种“外交”词令可信吗?照此说来,许世友还是“很重视军区政治部的建设”,而且,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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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重用原军区政治部的精英”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情况是,许世友恨透了军区政治部,一直在咒骂军区政治部。他不停地叫嚷:“军区政治部烂透了,要取消政治部、要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一九
    六七年三、四月间,许世友借“三支”、“两军”之机,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统统赶到浙江去。这次在座谈会期间,浙江省区军的有关同志告诉我们当初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本来,我们参加“三支”、“两军”,看作是完成毛主席赋予的一项政治任务。可是,许世友却把它变成了“排斥异己”、“打击、陷害我们”的另一种手段。他原来把我们这批人“一脚踢出去”、“统统不要”。现在又打着“加强政治机关力量”的旗号,再把我们调回去,以达到“分化瓦解”“批资总部”的目的。总之,许世友“翻过来、复过去”,怎么做都是有理的,我们这些人,成了他“随意摆布”、“任意宰割”的羔羊
    第三,更严重的问题是,许世友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罪名,李树和等人在我们的档案里塞进去的黑材料,不纠正、不平反、不清算、不还我们以清白,又如何谈论工作呢?
    基于上述三条,我们用“赴浙江干部”的名义,直接向军区干部部回答了份“不能执行调令”的电报。
    十三、王必成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
    许世友反驳说:“我是执行纪律,没有错”。
    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有一句名言:“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形势
    大好”。可是,许世友这三个月并不好过。曾几何时,他在南京“AB”楼大摆庆
    功酒,欢庆“二月抓人”的“辉煌战果”;如今,此项战果变成了镇压群众的沉重包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南京待不下去,无可奈何跑到大别山的“线”工事去躲风。
    同年七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时,对许世友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谋远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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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自己的专机,指定张春桥前往合肥,把许世友从大别山接到上海。毛主席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个别谈话。毛主席为什么给许世友如此高规格的特殊待遇?我们早有耳闻: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如何把许世友从张国涛的错误道路上教育、挽救过来的故事。这次,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正是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再次对许世友费尽苦心,以他老人家对许世友所特有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进行教育和帮助,使他从错误中醒悟过来,改正错误,轻装前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为许世友认错、改错给足了面子,搭好了梯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许世友的自身表现。
    这段时间,南京军区领导班子成员,都在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
    二月抓人事件”。许世友不在南京,身为军区第一付司令员的王必成主持日常工作。二月抓人时,王必成是前线指挥官。对此,他认识错误较早,态度转变较好他在接见受压的同志时,诚恳地说
    月抓人肯定错了。当时,我在家主持工
    作,抓人是我指挥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同王必成的认识态度比较一致的领导,有军区付政委鲍先志,还有付司令员林维先但是,南京军区“二月抓人”的总决策者,总指挥许世友与王必成等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对王必成的表态当即反唇相讥:“二月抓人没有错”。他说:“我在上海问过毛主席,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些造反的人不听招呼,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许世友就是这个“特性”:他在上海见毛主席时,声泪俱下,下跪求饶,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愿意检讨”。当他转过身来,面向公众时,就变脸了,腔调也变了。他不但辜负了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把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当成了坚持错误的政治资本
    由于许世友根本不认错,更谈不上作检讨了。由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主要负责人—许世友一直躲在大别山上,以“养病”之名,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许世友迟迟不认错,不改错,平反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按奈不住胸中的怒气,强烈要求军区平反。“批资总部”的同志们不等待,不抱幻想,也不急躁行事。九月中旬,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同志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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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活动地点设在政治部大楼二楼原文化部的办公室。这一回,我们不搞“大呼隆”式地“大鸣、大放、大字报”也不开批判大会,而是开展“求真务实”的小型活动。比如:在政治部大楼二楼的楼梯口,开办了一处“平反专栏”;由“人民前线”报社的同志,创办了一份“平反小报”;分别走访军区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些“和风细雨”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反映受压同志的实情和呼声,为平反做些舆论宣传和思想交流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同志、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同志,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
    十四、联合“司、政、后”受压群众
    千里迢迢赴京告状
    我们成立“批资总部”之初,就立志“赴京告状”。我们在开展平反活动的同时,就着手“赴京告状”的准备工作
    “批资总部”的同志们,早就有所预测。南京问题—实质上就是许世友的问题,要想在南京解决,恐怕是难上加难了。从许世友的历史、地位、个性及其所犯错误的情况来看,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出面,许世友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对我们的打击迫害就不可能平反。
    因此,“批资总部”成立不多时,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我们在杭州召开了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髙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为保证“赴京告状”的安全性,这次“司、政、后”代表联系会在秘密状况下进行。事前,我们与司令部、后勤部的代表个别串连约定分头到杭州集合。为开好这个会,李永宽同志选择了一处条件极好的会议地点——位于西子湖畔的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的三三0医院。两天会议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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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住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会议室内。李永宽还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福建武夷茶品尝。这次会上大家交流情报,统一认识,取得一致意见:军区“司、政、后”联合起来赴京告状。首先分头准备告状材料,寻找上告渠道,于适当时机启程赴
    正当我们准备上京告状之际,党中央派来了调查组,由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付政委刘锦平中将和周总理秘书宋臬同志带领。他们于十月上旬在南京等地,除调查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外,还非常重视、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并于十月六日晚上,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我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200多干部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刘锦平同志深情地地对我们说:“我在北京临走的时候,周总理嘱咐我,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听了这些话,我们无不万分感动。
    中央调查组的到来,更加增添了我们“赴京告状”的信心和力量,给我们极大的激励和推动。加快了告状材料的准备。“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
    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
    选择何时上北京?十一月上句,我们得到信息:中央领导即将召开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江苏军管会负责同志及各派头头都去北京了。我与司令部、后勤部的同志们商定,就在此时机起程。动身之前,我和陈时秋又与孙海云赵树湘、洪期钧等同志,就赴京告状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每人分头购买车票,于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在南京浦口会合,一共二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南京军事院校的告状人员),终于踏上了赴京告状的征途。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上北京告状
    是我第一次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告许世友的状!
    这次上京告状的路程,如何具体走下去?我们能不能见到中央领导?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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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闭门羹”?
    这次告状的前景,是坦途,还是险路?这次告状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测的未知数
    我们这次上京告状,在许世友看来,更是一次不能容允,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的造反行动。
    既然走上这条路了,不管那么多了,还是那句话:“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往前行”。
    十五、人民大会堂前“击鼓申冤”
    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临时在建设部招待所住下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头一回闯北京。尽管怀着强烈的告状愿望,但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到哪里寻找告状的门,并不容易。我们到北京的头两天,毫无进展。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及江苏各派头头。这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吃罢晚饭,我仝体集合,直奔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的安全保卫制度很严,由于我们不是与会人员,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按照北京卫戌区的规定,我们只能在人民大会堂的警戒线—100米以外等候。相距这么远,总理来了,我们既见不着,也无法靠近,岂不是白等一场。这怎么办?
    “急中生智”。大家一合计,决定仿效古人“击鼓申冤”的办法,我们在靠近“警戒线”的广场上,二十多人站成前后两排,做好准备,全神关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人民大会堂南门处,接连驶来了好几部黑色小骄车。我们判断:总理等中央首长到了。此时,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由李英武统一指挥下口令:“一、二、三”,大家立即齐声高呼:
    “我们要求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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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见首长!!”“我们要求见首长!!”
    如此连声高呼,一声高过一声,连续呼喊了七、八句。这呼喊声果然起到了“击鼓申冤”的作用,顿时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清楚地看到,总理下车后,转过身来朝我们站位的地方看了看,对秘书说:“派人去问问情况”。
    接着,一位军队干部来到我们跟前说:他是杨代总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我们得知他是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秘书),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求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南京军区司、政、后及南京军事院校的上访人员后,就转身回去了。此时此刻,我们翘首盼望佳音的二十多颗心,简直快要“崩”出来了。不一会儿,杨代总长的秘书又来了。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总理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把人数、名单报上来”。
    这一喜出望外的佳音,真叫我们难以置信,没有想到这一佳音来得这样快来得这样及时!大家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又唱又笑!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感谢总理接见”!“向总理致敬!”
    我们即时把当晚在场的人数和名单报给杨代总长的秘书
    实到人数二十一人(另有陈时秋临时有病未到,高国涛因其他事而缺席)。其中
    张波涛: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
    陈荣安: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记者;赵玉祥: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长助理沈文琛:南京军区后勤部助理员锋锐:南京军区后勤部某部教导员邓启樵:上海916油库政委柯如仙: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生;张阿夙: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童静芬: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麦佩佩: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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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俐俐: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华家瑛:南京军区125医院医生;李英式:南京海军学院学员;遐金城:南京炮校教员徐慧堂: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王文中:南京步校教员;张××: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邓××:南京军区八三医院医生。(还有两人姓名不记得了)
    我们上报名单后,杨代总长的秘书带领我们步入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我跨入大门,举目张望。“啊!这建筑真是高大宽敞,华丽堂煌”。心里不禁发出感叹!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往前走不远,就到了福建厅,一眼看到仰望己久的周总理:黑发、浓眉、目光如炬,风采夺人,不愧是一位名震中的伟人。总理坐在主席台中央,在他两边分别是康生、张春桥和杨成武、余立金。大厅里,参加接见的有许多是在江苏省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同志,例如: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付部长吴大胜,以及军训部部长蒋科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们身上,引起各种不同的表情和反映:有的笑脸相迎,喜形相见;有的冷眼相视;个别的怒目仇视。由此可见,我们这二十一人,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出现,受到周总理接见忽然激起一阵高低起伏的波浪。
    总理看过我们上报的名单后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起
    我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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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总理会见结束后,由联络员带领我们住进了西苑大旅社。我们二十一人占居了该旅社2号楼二层楼的一半住房。房间设施良好,管理规范,有电话,有暖气天24小时有热水,住房宽敞舒适,生活方便,我们非常满意。
    我们在旅社安顿下来,已经是深夜时分了。但同志们的心情根本平静不下来仍然沉浸在总理会见的兴奋、欢乐之中。这一夜,让我们能够面对面地领会总理关怀备至,谆谆善诱的教诲!面对面地聆听总理平易近人,平和亲切的话语!面对面地感受总理体贴入微,周密安排的爱心!此景此情,不能不使我们每个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一夜,是我们终身难忘之夜!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之夜!!
    虽然已经深夜了,但谁也没有睡意。有的三三俩俩自由漫谈总理会见的观感得体会;有的埋头伏案书写总理会见的日记。我们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集体,由陈荣安同志连夜整理“总理会见实况”的喜讯,连夜向南京军区司、政、后受压的同志们报喜!向南京的军事院校、医院等所有受压的干部、群众报喜向我们的家人、亲属报喜!
    总理会见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在南京是被“官方”严密封锁的。我们赴京告状是“民告官”,由许世友把持的“官方”怎么能容忍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呢?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传播喜讯,传播二十一名代表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由于我们住在北京西苑大旅社,要与南京电话联系,只有通过地方线路,很不方便,也付不起那么多电话费。我们就由南京的“平反小组”联系人施关彬同志,每天深夜2—3点,先由他通过军用电话,构通北京二十一名代表住处。北京这头由陈荣安同志负责向南京传播有关讯息。在那两个多月内,几乎每天深夜,南京施关彬——北京陈荣安,都要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传达讯息。想想看,他们俩该是牺牲了多少睡眠,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
    十六、各方代表汇集京西宾馆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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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会见时,指示我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开始,我们对这一指示的含义并不理解。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央举办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是在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之后,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意和决策,费尽苦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二十一名代表的高度关爱和重视
    会见我们之后,十一月下旬,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十二月五日晚饭后,中央联络员老田同志带领我们二十一名代表,乘上大轿车,前往京西宾馆礼堂楼上会议室。今天,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谒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这次会见,二十一名代表被安排在会议室正面中央位置上,同主席台上的总理等领导人正好面对面,正在眼前,总理的神态、笑容、语言、举止,我们看的更真切,、听的更清晰。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我们的“花名册”是按照军区司、政、后及军事院校、医院人员的顺序排列的,因而司令部的张波涛就排在“花名册”第一名。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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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按照“花名册”的顺序,张波涛之后,就是我的名字啦。我正准备回应总理的问话,忽然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捶定音。这意外的“插曲”很有意识!总理事先并不知情,军委办事组也没有料到。总理的处理非常巧妙,公正,恰到好处
    “插曲”结束。言归正传,今天总理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同我们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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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名代表”有两人:我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从周总理的第一次会见,到第二次会见,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大大加深了对总理的敬佩之情。为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为办好学习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总理该是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些天来,从南京到北京,从军区领导到广大群众,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该有多少事情,多少问题,是由总理亲自策划、部署的!或者是由总理直接指挥、调度的!或者是由总理现场解决,现场处理的!比如,“二十一名代表”和“七名代表”参加学习班的过程,不正是鲜活的事例吗?总理啊!总理!真是太忙、太累、太辛苦啦!面对这亲民爱民的好总理,我们能不万分敬佩吗?
    可是,敬爱的总理费尽心血筹办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存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缺陷。这就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在南京也好,到北京也罢,根本见不着许世友的一举一动,也听不到他的一言半句。我们对照一下总理日夜操劳,正是为给许世友“搭梯子下台”,而许世友又到哪里去了?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病”。难道说“病”得一句话都不能开口?究竟是“真病”?还是“心病?”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的会议室内,当时我看到出席“南京军区学习班”的阵容非同一般:上至总理,总参谋长,三军司令,下至军区主要领导及群众代表,有关各方面的人物都到齐了,唯一缺席的人物,正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没有“主角”的戏剧,能不能演好?我不懂;没有“主角的学习班能不能办好呢?我那时候只能心里存在很大疑问,但口头上不敢说出来。
    十七、面对面:“杜、王、鲍”硬着头皮“挨板子”
    背靠背:许世友不露面,“隔靴搔痒”
    在总理亲自领导下,南京军区学习班正式开场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我们千里迢迢,从南京到北京,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总理一再指示我们:对军区领导的意见,在学习班上都提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理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我们倍加珍惜。作为南京军区广大受压干部群众的代表,我们肩负的担子非同寻常。为此,我们事先有重点,有选择地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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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几个专题发言材料。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当着中央领导的面,当着军区领导的面,当着各方代表的面,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沉痛诉说我们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深受打击迫害的冤情苫水
    二十一名代表的申诉,只是全军区受压群众中为数很小的一部分,就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全貌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有所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在周总理领导的学习班上,通过现身说法直接向中央进行申诉,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申诉时,虽然每个同志满腹苦水,满腔愤恨,但是大家非常注重讲事实、摆道理;非常注意掌握政策、讲分寸不点许世友的名,不随意戴大帽子。会场气氛严肃而平静。代表周总理出席会议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的申诉。坐在“被告”席位上的军区领导人杜平、王必成、鲍先志,态度不错,尚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揭发、批判。尽管他们不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人和指挥者,但他们意识到身为军区党委集体领导的一名成员,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因而,他们在会上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会后还能和群众相互交谈,相互问候
    学习班的会议上,也曾出现过某种不和谐的怪异之音。有一天,正当二十名代表准备继续申诉的时候,突然“七名代表”的席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抢先步发言,打断我们的申诉,仔细一看,那位发言的官员,根本不是“七人代表”而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钱永清,显然是一个冒牌的“群众代表”。这位“官员”的发言,名义上是给“王、林、鲍”提意见,实际上是在“学习班”上公然“发难”,是一次“挑衅”。钱永清在发言中,把广大群众“开展
    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活动,一概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地倒许、乱军、压权”,说我们是什么“害群之马”、“不法之徒”。还诬陷我们“欺骗总理,混进人民大会堂”,“在总理面前告黑状”。进而指责“王、林、鲍”在南京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是“投降造反派”;叫嚣“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他一人发言,坐在旁边的一伙官员:军训部部长蒋科,军训部参谋袁刚、秘书科科长肖海等人,相互“帮腔”、“附和”,“添油加醋”“火上浇油”。这伙人的一派胡言乱语,不能不激起二十一名代表的强烈不满和愤然反驳。顿时,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几天来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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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演变成一场混战。主持会议的邱会作部长,不得不赶快宣布:“散会!”散会后,我们连夜研究,如何应对钱永清等人的疯狂挑衅和攻击。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商定:用无情的事实粉碎那伙人的谎言
    第二天,学习班大会上,由二十一名代表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军医柯如仙发言。她用自己及同事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遭受血腥镇压的事例进行控诉。她所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是中央军委指定开展“四大”的单位。该医院院长耿希晨是许世友的“心腹“,平时仗势欺人,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生活腐化堕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的意见爆发了。柯如仙与他一起工作的干部、医生等六人,带头写大字报,揭露了那位院长的所作所为。这一下触怒了那位院长,触怒了许世友,把柯如仙等六人,统统抓起来。其中,五人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式逮捕,另一个拘留审査。柯如仙被逮捕后,把她的双手用手拷加以反拷,叫她无法吃饭,无法入睡,无法大小便。遭受迫害更惨的是该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沈威廉
    沈威廉教授并没有“造反”,只是同情和支持柯如仙等人的“造反”行动,替他们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就凭这,那位院长就把沈威廉定为该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柯如仙等人的黑后台”;而且把沈威廉打成“双料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对他加倍惩罚:逮捕、脚撩手拷。由于严重折磨,致使沈威廉原有的肝病、胃病急剧恶化,爆发成胃溃疡穿孔。在此危急关头,那位院长利用手中职权,置沈威廉生命于不顾,拒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致使沈威廉教授惨死在手术台上。死后,既不对尸体进行护理,而且手拷还拷在手上,让带着手拷的尸体凉在手术台上好几天,简直惨不忍睹。
    柯如仙的血泪控诉,惊心动魄。整个会场静悄悄,大家陷于一片沉思悲痛之
    柯如仙的这一控诉,是对许世友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无情揭露,是对钱永清等人疯狂挑衅的有力回击。
    还有其他几位同志相继发言,大家联系各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说明了个基本道理:我们“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行动,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是党章国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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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义行为。某些人捏造的所谓“倒许、乱军、夺权”的罪名,纯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诬告。
    十八、毛主席指示:“三个不能打倒”
    我们的态度
    个转变
    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孙海云、赵树湘二同志从京西宾馆专程来到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给我们传达毛主席指示,即“三个不能打倒”
    “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
    “许世友有错误,让他作检査”。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同志于前一天晚上传达给孙海云、赵树湘二位同志的。
    “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精神,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和突然。此前,多种迹象使我们了解到,毛主席“保许”的态度。周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都对许世友说过一些“赞美”之词。所有这些,就是“保许过关”的明确信号。
    现在,由军委办事组的领导,直接向我们传达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就有更加深层的含义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几天来,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对毛主席这一指示,连续地展开学习讨论,从思想上、态度上、行动上,逐步做到“三个转变
    第一,我们要学会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许世友。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特点突岀,个性鲜明,战功显赫,错误严重。毛主席深知其人。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把他从张国涛的错误路线泥潭里挽救过来,使他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今天,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再次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对他进行教育和保护,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再立新功,我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一系列决策,是利党、利国、利民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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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许世友的不满与反感,主要是由于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使我们深受其害而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和全貌,不能否定他的功劳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个人的冤屈而舍弃大局和整体。
    大家表示: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我们一百个相信,一百个照办!
    第二,我们要充分认识保持部队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毛主席发出“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意味十分深长。为什么不只提许世友”一个人不能打倒,而要同时提出“杜平”也不能打倒。按照实际情况来说,问题的焦点是许世友,杜平的矛盾并不突出,各方都无多大意见。那么毛主席又为什么要把许世友和杜平联在一起呢?除了“司令”和“政委”不能打倒以外,还要加上一条“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这其中,毛主席确有深谋远虑的大文章。
    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通过深入学习,联系军队性质、任务,分析国家整体形势和根本利益,逐步清醒一些。大家说,我们要跳出某一个领导人的局限性。“三个不能打倒”的实质是南京军区集体领导班子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面对台湾、面临台海、面临台海战区第线。因此,我们在解决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时,必须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稳定性。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
    第三,我们要注意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我们对许世友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真诚地拥护许世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不少人写了大字报,给他提意见,但并没有一个人要打倒许世友。只是他在六七年镇压群众之后,那么多人被他打成反革命,挨整、遭罪,连同家庭、朋友一起遭殃受压。因而,大家对许世友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无比气愤之下,发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呼声,有的说“不能把他打倒,也要打跑”。
    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体会到这一指示与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当年夏天,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浪,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危及到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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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提出“三个不能打倒”,正是针对这一形势所采取的“紧急刹车”措施。那时候,我们还不十分理解毛主席的深谋远虑,但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要注意:对许世友的态度,不能因为个人受了冤屈,容易出现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上述“三个转变”,我正式写成发言稿,先在二十一名代表内部展开讨论听取大家意见。而后,我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发言人,在“学习班”的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当即受到军委办事组领导的赞扬
    十九、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
    中央红头文件:军区领导的“检讨书”
    历史车轮跨入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中央联络员给参加“学习班”的每一个人,送来一份中央红头文件。该文件经毛主席圈阅,分两个部分:文件的正文是“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在正文的前面,加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十一名代表,见到这份中央红头文件,如获至宝,激动万分。从南京到北京,几个月来都在盼望这份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也有一个多月了,天天也在盼望这份文件。大家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盼得深山出太阳,终于盼来了中央红头文件。”
    这份文件来之不易。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是对南京军区党委在文件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言的,实际上应该是许世友的“检讨报告”。早在六七年八月,杜平政委和王必成付司令等人,就开始组织人员起草文件初稿。可是,躲在大别山里的许世友,压根儿就不承认他有什么错?更谈不上写“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先后写了好几稿,许世友根本不看、不理
    杜平政委又去北京开会了,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必成付司令员。这一来,王必成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受压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央也要求尽快解决军区“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原来,许世友在北京电话下命令,王必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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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直接负责“抓人”,而如今又是王必成在南京“检讨错误”。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拿出“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可是,这份“检讨报告”谈何容易?正当军区面临困境之时,周总理决定在北京举办“南京军区学习班”,有关各方汇集“学习班”上解决问题,这正是总理的高明之举。
    总理亲自领导的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仍然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一天,“检讨报告”拟稿人之一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再次把“检讨报告”(草稿),送给住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审阅、定稿、签字。许世友看,草稿上写着如下错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革命群众”,“军区机关和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抓捕了五百多人”,“对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
    他立刻满脸的不高兴,他看不下去了,把草稿往桌子上一摔,说:“什么方向,路线错误?是谁叫这样写的?谁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谁去检讨”。他还说我没有镇压群众,我要抓的人都是坏人,没有错。”许世友仍然不认帐,不签字。蒋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检讨报告”又搁浅了,怎么办?这给杜平政委出了大难题,他是主持起草“检讨报告”的负责人。中央规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六八年元月底之前,包括江苏问题,南京军区问题,全部结束。这就是说,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刻不容缓,必须当即完稿上报中央。杜平与蒋科等人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请示总理。众所周知,总理是我党善于解决各种难题的高手。总理看了他们送去的“检讨报告”(草稿)之后,心明眼亮。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总理立马明确表态,就按此稿定案。
    总理拍板了,许世友无可奈何之下,勉强同意了“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这份“检讨报告”,最后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名义,于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正式完稿、印发,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往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
    这份红头文件,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经过半年多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从领导到群众,多方调查研究,吸收各方意见,取得广泛一致(个别领导人除外)的产物。
    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反复学习,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份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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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重要历史阶段的总结和结论,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其中: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政策都包括进去了,把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干部、群众所要反映的情况、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包括军区领导所犯的错误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都包括进去了。
    这份红头文件,对南京军区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有关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同争论所作出的鉴定书和裁决书,是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书。若干年后再回过头看,就更能显示出这份红头文件的历史价值。
    二十、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庄严宣布
    “南京军区受压同志一律平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我们见到中央红头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临近尾声。六八年春节即将来临(六八年元月三十一日)。此时的北京城,正值严冬腊月,雪花飞扬,寒气袭人。但我们的学习班,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却是春意盎然,生气勃勃,充满祥和,欢乐的气氛。这几天,喜讯频传,重要活动项接一项,我们一会儿去人民大会堂,一会儿去京西宾馆
    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地方群众代表和南京军区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前往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领导召开的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
    十一名代表,刚听到要去会见毛主席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们盼望己久的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干部、群众,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是一种时尚,一种政治待遇,政治荣誉。二十一名代表作为赴京告状的身份,会见毛主席,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我们满怀兴奋之情,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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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辉煌,歌声嘹亮。来自祖国各地参加接见的群众,你唱一首,他唱一首,自发地展开歌唱比赛。
    大厅左边席位上的一群湖南乡亲们,以特有的湖南民歌味,唱起了《浏阳河》“浏阳河!穿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领导我们得解放……”
    大厅中间席位上,坐着解放军指战员,他们高声齐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人民得解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厅右边席位上是来自福建的男男女女,他们亲切、响亮地唱着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的思想光辉照得我心里亮……”
    这里歌唱比赛,没有统一组织,也没有统一指挥,完全是群众即兴而发、激情而唱,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场景如昼,歌声如潮,既动听,又感人。
    我们置身于高大、宽敞、华丽的人民大会堂,在此会见毛主席的难忘时刻,歌唱毛主席、歌唱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感受格外不一样,这歌声的感染力格外不样
    这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这歌声,唱得人们心明眼亮;这歌声,唱得人们浑身充满力量。
    下午四时许,歌声平静下来。参加接见的人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大厅的主席台。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的高大身材、光辉形象,出现在大厅主席台上他老人家微笑的面容,慈祥的眼神,稳健的步伐,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举起右手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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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毛主席接见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总理、董必武、陈毅、叶剑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
    整个大厅,人们的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
    会见结束了,但我们的心潮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奔腾不息。不久前,在南京我们这些人深受许世友的打击迫害,到北京后,我们一次再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关怀,这不能不使我们的无限感激之情,终身难忘之意,又推向到一个新高潮
    我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的第二天,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江苏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及江苏各派群众代表。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康生、江青、张春桥、杨成武等人到了。这次会见,总理首先宣读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中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总理就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讲过后,把话题转向军队。他说:京西宾馆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
    十一名
    代表表现很好“。总理这一简要评语,使我们倍感欣慰
    接着,总理加重语气:“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南京军区所有受压制的同志,一律平反”“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听了总理这段话,大家深为感动!“总理亲自给我们平反,我们还耽心什么呢?”“一定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和要求”。
    陪同总理接见我们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对南京军区问题一言未发。看得出来,他们对许世友十分谨慎。会上,康生、江青点了杜方平的名,批评他“支派,压一派
    这天晚上,我惊奇地看到:江青做了一次“威严而专横”的表演。她突然对名担任“联络员”的军官査问某件事的细节,那位军官一时回答不够明确具体,她当场大发雷霆,不容那位军官申辩,竟然说:“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员,不允许含含糊糊地回答问题”。责令那位军官“下去检查”。这样一米,会场气氛由“平和”变“紧张”。周总理见此场面,当即接过话题,说:“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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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对联络员要求高、批评严,工作有缺点,注意改进就是了。
    元月二十九日晚上,军委办事组领导,在京西宾馆召开“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各方代表和军区领导人都参加了。刘锦平同志代表军委办事组,根据总理关于“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的讲话精神,作了全面性总结。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和七人代表,分别作了表态性的发言。由于第
    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已经买好了第二天返回南京的火车票,这次总结会议结束时,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人,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祝贺大家“春节愉快”,“合家幸福!”这天晚上,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王必成付司令员,他同我们每人握手话别的时候,以亲善的态度,温和的语气,问候我的情况,一再祝贺我们回南京和家人团聚,欢度春节。“不打不相识”。一年来,我们和王必成付司令员之间,从“抓人”到“平反”,从南京到北京,从“对立面”变成了相互“知情、知音”的好朋友;使我们感到:王付司令员是值得我们更加尊重的好领导
    元月三十日,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告别了北京西苑大旅社,满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我们回顾在北京的这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一名代表赴京告状的里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三章否定之否定反反复复
    十一、巧装“胜利者”的姿态
    许世友“凯旋”回到南京
    党中央关于解决南京问题的红头文件下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相关指示也很明确了。究竟如何贯彻落实呢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周总理刚刚宣布,“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東第二天,许世友带着随员“飞”到上海过春节。他此时的心情如释重负。半年多来,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二月抓人”事件,使许世友的心头,憋着满肚子的气。如今,有毛主席为他保驾护航,又有周总理给他加了不少“赞美”之词,不仅让他的“检讨报告”顺利“过关”,而且,“因祸得福”。他颇为得意地说,造反派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身价倍增,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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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值得特别庆贺的春节,许世友免不了又一次“举杯痛饮,一醉方休
    时,在他身边的随员,一共只有4名男士。他们一口气喝完了4瓶茅台
    酒,又喝了两瓶自己泡的人参酒。结果,4名男士醉倒了3人。正当许世友庆贺胜利的时刻,南京的李树和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包标明“许司令亲阅”的重要材料。打开一看,使他大为恼火。原来这包材料,就是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
    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六七年十月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会议记录
    接见中,王必成以诚恳的态度,对大家说:“
    月间,军区党委犯了错
    误,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要求平反,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二、三月间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批评。”
    他还说:“由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南京,同志们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要等军区党委集体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大家谅解”。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王、林、鲍的接见和表态,深深地刺痛了许世友敏感的神经。他愤怒地说王、林、鲍乘我不在南京,和我唱反调,投靠造反派,妄图乱军夺权!”“他们想在文革中捞稻草,这是做梦!我叫他们稻草捞不到,捞到一手屎,又脏又臭洗都洗不掉!”
    许世友的霸道心目中,那能容忍王、林、鲍如此公开的“叛逆行为”。他在上海几天,一直盘算着如何报王、林、鲍“一箭之仇”
    春节过去了,许世友急不可待,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这天,他穿上一套新军装,腰间扎着武装皮带、撇着小手枪。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看这幅装束,就断定:许司令肯定是别有用意。列车到达终点站—南京下关。许世友一反常态,不急于回军区大院,也不去坐专程接他的小轿车。而是迈开双腿步行走岀火车站。只见他英姿焕发,精神抖数,很像是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快步行走在南京大街上。跟随着他身后及两旁的大小官员,还有军队和地方上的安仝保卫人员,加上跟在官员们后面慢慢行驶的各类小轿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颇为壮观的风景线。
    许世友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纷纷拥上街头看热闹。街道两旁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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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夹道欢迎的人群。有人还喊着口号:“许司令是我们的好司令”,“向许司令学习!向许司令致敬!”此景此情,使许世友也很受感动,频频点头微笑,挥手致意。洋洋得意地说:“我离开南京半年多了,今天总算回来啦!有一派要打倒我,有一派要保我,究竟许世友是个啥样子,恐怕许多人都没见到过,现在就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吧!”
    许世友步行在南京街头的消息,立即传遍了石头城,引起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评
    种是赞扬的声音:这是许世友仿效毛主席当年身着军装、臂带袖章、接见广大红卫兵,是展现他相信群众,贴近群众,同群众站在一起的新姿态
    另一种是疑惑的问号:这是许世友“抖威风”、“显傲气”、“露真容”。他似乎是向广大群众表白:“我许世友回来啦!”你们打不倒的”,我回来后就要反攻倒算!”
    许世友究竟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二十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红头文件墨汁未干,许世友全部推翻
    九六八年的南京,进入“早春二月”。本以为即将迎来“春意满园”,“春暖花开”的的睛好日子,没料到“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一场罕见的“倒春寒”风雪天,席卷而来,使得石头城的大地和天空,显得格外寒冷,真可谓“春冷心冷
    大自然气候极不正常。同样,这年头的政治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春节前夕,杜平政委。从北京回来以后,一直忙着布置军区司、政、后机关及军事院校、医院,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红头文件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示精神。大家以中央文件为依据,统一思想,消除纷争。各部门、各单位迅速恢复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我们原来受压的同志,都已撤消“平反小组”,走上工作岗位,有一部分人继续参加“三支”、“两军”。我们满怀希望,有了中央红头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就会出现“烟消云散”、“雨过天睛”的局面。
    但是,许世友一回南京,就像“倒春寒”的天气一样,形势急转直下。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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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变脸”了,一切跟着“变调”了
    按照许世友指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口,火药味就很浓,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就凭着他这套自吹、自擂的“高论”,把毛主席亲自圈阅过的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推翻了。他自己上交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明明写着:“二、三月间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这个“检讨报告”,墨汁未干,许世友就翻脸不认账了统统推翻了
    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都是老红军,是我军第一批授予中将军衔的老将军。许世友胆大妄为,不报告中央,竟敢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黑风。
    六七年八、九、十月间,南京军区领导处于认错改错的困境之中,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许世友见势不妙,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杜平又到北京开会去
    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林、鲍。他们论职论权,论事论理,在许、杜两位主管都不在南京的条件下,要处理“二月抓人”事件这样难度极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王、林、鲍面对困难,不退缩,不回避,不推诿,勇挑重担知难而上。
    当时,王、林、鲍看到,广大受压群众强烈要求军区领导认错改错,要求平反。他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尽管只是“参与者”,“执行人”,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站到第一线,通过接见群众开座谈会的形式,接受群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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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取群众呼声,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们十分注意要处理好与许、杜两位主管之间的关系,说话,做事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不超越职权,不随意表态,不擅自处理问题
    后来,王、鲍两位领导人,又到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主要责任就是许世友。此时的许世友在干什么?我们每次在北京开会,或参加学习班,他有一条“原则性的指示”:“到北京后,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此外别无下文。我们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学习班,他待在中南海,却没有露一次面,也没有说一句话。在学习班上,还是只有王必成,鲍先志,代表军区领导,代表许世友,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只有他们面向群众做检讨。态度十分认真、诚恳,没有怨言,没有不满。他们以共产党员的革命胸怀,以党的利益为重,以维护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为重,以保护军区两位主管的威望为重。他们门的修养和风格,获得广大群众的尊重和好评。
    奇怪的是,许世友对“王、林、鲍”的正当行为,不领情,不买帐,反目为
    仇,反咬一口。他最忌恨,最不能容忍的是:“王、林、鲍”在南京“AB”大楼
    接见受压群众代表,并向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他说“王、林、鲍这是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按照许世友的这一思维逻辑,那么,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二十一名代表并亲自为南京军区所有受压的同志宣布平反”岂不是成了更加不能容忍地“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的行为吗?所以说,许世友公开点名批判“王、林、鲍”,其实他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指向党中央,是要全盘推翻中央红头文件。
    在文革中,我们不仅领教了许世友的思维逻辑,同时也摸透了许世友的行为逻辑,这就是:“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这是无可奈何的假话)。“回南京后,一切听许世友的,许世友说了算”(中央的指示文件,到了南京就不管用了)。照此逻辑,“南京就成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中央了”;或者说“南京就成了与北京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了”。
    二十三、捕风捉影、借机发乱
    许世友捏造“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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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年的春天,正当许世友大批“倒许乱军的黑后台”“王、林、鲍”之际林彪一手炮制出了一个所谓的“杨、余、付”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怪事多多,今天揪出“一伙又一伙反革命”,明天揪出“一个又一个黑后台”。风起云涌,南北呼应。
    在北京的一次军队团以上千部大会上,林彪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付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打倒谢富治,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倍加兴奋。“杨成武倒了”,对他十分有利。他马上把“南京的打倒许世友”,同“杨成武的排挤许世友”,联成“一条黑线”。他自以为“许多疑困”找到了答案,比如:“二十人到北京告状”,不正是“杨成武的秘书带进人民大会堂”的吗?京西宾馆的“学习班”,不正是军委办事组的杨成武等人“背后操纵”的吗?他果断决定“倒许乱军的黑后台,不只是南京的王、林、鲍,还有北京的杨、余、付,“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在许世友的导演下,把“倒许乱军”与“王、林、鲍”拉扯在一起,又把“倒许乱军”与“杨、余、付”拼凑在一起,似乎果真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转眼间,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由许世友训话。这次训话,才是许世友杭州之行的“重头戏”,也是他从南京到杭州,进一步借机发乱,鼓吹他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论”,煽动部队深挖“倒许乱军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
    许世友这次憋着满肚子的恶气来杭州的。一年前,他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一脚踢开,赶到浙江。他没料到,这二百多人,竞然成立“批资总部”同他对着干,更恨那些同情、支持这帮人造反的二十军领导人南萍、熊应堂等人。许世友来杭州就是要出出这口恶气
    许世友这次训话有备而来,来者不善。他表情严肃,平常就很难看的脸面,今天又增加了几分杀气,更给人一幅凶狠的样子。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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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整个礼堂坐满了人,装不下,还有一些干部在礼堂外的广场上,把扩音器牵到外面听。二十军,浙江省军区的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礼堂内外鸦雀无声。许世友直言快语:“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
    他越讲越生气,越讲嗓门越大。他说:“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岀来!”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眼睛瞅瞅坐在前排的南萍、熊应堂,又扫视了一下他能认出来的军区政治部的部长、某些造反人物。他这番话,加上这幅眼神的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些话,就是冲着你们来的,就是要找你们算账啦!你们谁也跑不掉!”
    许世友训话,当场就引起不同反应。会议开始秩序井然。后来就不大安宁了。有的摇头熀脑,越听越不耐烦,干脆不听,愤然离去。有的私自交头接耳,小声嘀咕:“许世友又要抓人啦
    这次许世友的训话,就是他向我们反攻倒算的宣战书。当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干部,又面临着一场政治风暴的袭击。首当其冲的目标,是我们这些“批资总部”的头头。特别是我和陈时秋、陈荣安等同志,又是赴京告状的代表更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反正我们已经领教过许世友的迫害之苦,蹲过许世友的大牢。如今,我们比起一年前要成熟多了。我们经受过暴风雨的锻炼,就有经验迎战暴风雨的再次袭击。那段时间,陈荣安常常唱着毛主席的一首语录歌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们面对许世友掀起的“滚滚寒流”并没有被吓倒。我们平日继续完成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休息期间聚结在西子湖畔,一边观偿着大自然的美风光,一边谈论着对付许世友的办法。我们坚信,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的中央红头文件,许世友不可能一手遮天。他把“杨、余、付”和我们说成是“一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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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又长的黑线”,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是亲临其境的当事人,见证人,是周总理亲自招呼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又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京西宾馆的学习班”。许世友要否定这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二十四、变质变味的“积代会”
    多中心论的“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灵活善变的战略战术。六八年,他为了深挖“杨、余、付”
    “王、林、鲍”——倒许乱军分子
    这条黑线,改变了六七年的那些“抓捕”、“关押”、“坐牢”的手段,采用了毛主席倡导的,林彪推行的新办法: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会”(简称“积代会”),“讲用会”、“报告会”、“座谈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过去,他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本身不学、不懂、更不问。这次大不同。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千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我们没有资格观赏这次“积代会”的现场,后来,军区政治部召开报告会,播放“积代会”的录音实况,我们才领略了其中精彩场面的一幕。这一幕的表演者,就是响当当的“保许大功臣”—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此人不愧为许世友的忠实代言人,他在“积代会”上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竭尽全身解数,把整人、害人、坑人的“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了,把所有诬陷、丑化的词汇全用上了,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作了一番魔鬼化的描绘和刻划,把他们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他们还有一套班子,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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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这叫什么“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只能说是一场令人作呕、让人耻笑的恶作剧。
    这叫什么“积代会”?只能是地地道道的批斗会,是一场精心组织地反攻倒算的审判会
    按照许世友的部署,“积代会”一结束,就大办各种型号的学习班。学习班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军区司、政、后、“三团两队”,军事院校,医院、分头各办各的学习班,还有舟乘班、浙江班、上井班,炮兵班,工程兵班,等等。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再叫嚷“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顾名思义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中央有关指示,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南京军区如此众多的学习班,又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六七年、二、三月大批抓人,究竞应该怎么看?中央红头文件上,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上,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许世友非常不服,不认账。他认为:毛主席说过,“三个不能打倒”;中央红头文件的指示也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信任的,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这说明:“我许世友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我抓人就没有错”,“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他就按照他的“为我所用”的毛泽东思想,要求所有学习班的任务,都是“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夺权的罪行”;批斗目标还是许世友六
    七年二、三月下令抓的那些人。尽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央为这些人平了反;现在,在南京许世友说了算,就要听许世友的,这些人又被打成“乱军分子”。这样,中央红头文件的结论,就被许世友“翻了烧饼”。我们不难看出按照许世友的个人意志,按照“倒许乱军”的标准办学习班,名义上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说白了,只能是实实在在的“许世友思想学习班”。因而,不能不遭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迎头痛击,严厉批评许世友,这是典型的“多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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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重返白水桥,再次进“牢房”
    许世友亲自指挥,困剿“批资总部”
    八年五月上旬,我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白水桥,我们怀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年前,我们被许世友抓起来之后,就被关押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几十天,深受牢房生活之苦。今天,许世友又选择在白水桥办我们的学习班,其用心不说自明。白水桥这块宝地,似乎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们与许世友之间反复较量,生死搏斗的一块“圣地”。前面说过,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南京军区众多学习班的“重中之重”,而我本人早被政治部学习班领导人李树和盯上了。鉴于我的造反历史:六七年二月,我是第一批被抓的“四个头头”之一;杭州成立“批资总部”,我是一号头头赴京告状二十一名代表,我又是主要头头之一。因此,李树和等人策划这次学习班的批斗“大名单”时,便把我列为“重中之重”的目标,并给我戴上了“三顶桂冠”:“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人物),“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我连砍了“三斧头”
    天晚上,正当我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我感到莫明其妙,简直“祸从天降”。对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我“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我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我们全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我拳打脚晹,把我家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我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我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我们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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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我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三团两队”的造反派,这样接二连三地砍我几“斧头”,究竞用意何在?我们第一次被抓到白水桥的时候,是用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我们,是用钢枪,刺刀逼着我们,是用“拳头”,“枪托”接待我们。如今,我们再次去白水桥参加学习班,是用造反派的“打、砸、抢”接待我们,叫我们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用“批斗会”,“低头、下跪、架飞机”的方式对待我们。这前后两次“白水桥”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李树和等人的同一个用意,造成一种白色恐怖气氛,一开始就让我们处于极度紧张、恐慌的高压之下,早日瓦解我们的精神意志。
    这次,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与六七年的白水桥“行政看管”,还是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是一人一间“小牢房”,日夜没有行动自由。这次是十多人合住一间大房子。晩上睡觉可以打呼噜,可以翻身。在学习班营区内,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就是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或者说如同进了一座集中营式的“牢管区”,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200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査外调。
    政治部学习班的最大特点,是领导人物不一般。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但他凭借其对许世友的绝对忠诚而赢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一马当先”,立下汗马功劳。然后,紧跟许世友揭批“王、林、鲍”,清剿“乱军分子”,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因而,许世友撇开其他领导人,直接授予李树和领导大权。政治部有许多比他资历深、能力强、威望高的秘书长和部长,统统扒在一边。唯有李树和“岀类拔萃”“独领风骚”。而李树和的领导方式也很规范,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切听许司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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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习班,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许世友亲自出马,直接指挥。学习班初期,进展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么顺利,“乱军”分子没有那么“俯首贴耳”“缴械投降”。许世友不耐烦了,他就亲自到学习班发号施令:“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岀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
    许世友这类话,不止一次的讲过。今天这些话,更有针对性。就是要当面对政治部的人,对那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对“批资总部”的头头们,发出警告,就是要给予“震憾力”、“威慑力”,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政治部学习班,可以说是许世友一手包办,一切听他的。军区其他领导人,概插不上手。身为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从没有到过白水桥学习班看一看,也听不到他对学习班说过什么话。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也被剥夺了对政治部学习班的领导权,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史景班,被许世友定为批斗的黑后台,另一位是符确坚,他是许世友的得力助手;但是,这个学习班符确坚同样没有发言权。
    十六、依仗权势、肆意诬陷
    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
    许世友训话后,政治部学习班的“气温”急剧上升,批斗“乱军分子”的火力迅猛加强
    根据学习班领导的安排,由宣传部的一位小青年谈某和我俩人,结成“一帮”,实际上是指派他监视我的动向,随时打“小报告”。一天晚饭后,谈某邀我在附近散步“转一转”,我随即答应了。我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我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我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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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我俩就“转到”别处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问一答”的话题,竟然成了我的“重大罪行”
    第二天,我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査材料”。这样答非所问。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我的发言人,正是昨晚同我“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信誓旦旦地说:“昨天晩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我展开了辟头盖脑地“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堪称“重型炮弹”的发言人,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高马大,嗓门又粗又大,他声色俱厉地说:“艾汉美昨晩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这场批斗会,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又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以后,我要准备经受更加激烈地“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批斗会,迎接更大规模地暴风雨袭击。今天的批斗会,给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许世友对于我这类黑干将、黑头目的政策,已经提升档次了,把我们定为“阶级敌人”、“反动势力”,作为学习班里彻底孤立,无情打击的重点目标。我们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
    政治部学习班,在围剿“批资总部”的斗争中,不仅要重点打击“头头们”同时,对“头头”周围的一群青年人,也同样是不放松、不手软。“批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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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员,确有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干部,例如,宣传部的施关彬,高岳言,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秘书处的李永宽等等。他们是我们政治部里,一批富有朝气、年轻有为的革命小将。我们政治部的造反派,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都是在遭受许世友打击迫害的共同经历中走在一起来了。我们政治上一致,思想上相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之交。针对这情况,许世友、李树和就采取攻打敌人碉堡的办法,先把外层小碉堡端掉,然后集中力量攻打核心碉堡。于是,学习班里第一轮挨批挨斗的人物,就是这些青年人了。
    青年部的孙宅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来到部队。由于他没有什么造反活动,批判他的班组会上,显得火力不足。学习小组副组长吕某,了解到孙宅巍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一段钱粮处的小雇员。他抓住这一“重要线索”,立马提高批判调门:“孙宅巍,你别以为你头上没有小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似乎可以轻松过关。告诉你,你父亲身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钱粮处的职员,收来的钱粮,供养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这些军队吃饱了喝足了,再来屠杀共产党员、屠杀中国人民。这就表明,你的父亲就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罪人!这一点,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听了他这番“高调”。孙宅巍心里纳闷:“按此逻辑,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种的粮食,工人盖的房屋,生产的棉布、钢铁,都要用以供应军队吃、穿、用,那岂不是都变成了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吗?”
    吕某的批斗调门一路飙升,会场上气氛为之一震,对孙越批越来劲。孙在小组会上曾经说过: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自己参加造反,就是要立志造出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当时,他的女儿刚出世,就给女儿取名“孙彤”。批斗会上,联系这件事,有人竟然说这是“孙宅巍借给女儿取名之机,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其理由是:孙造反是“倒许乱军”。造反的结果,决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而必然是反革命复辟的旧世界。当场“勒令”孙宅巍改换女儿的名字。这样批来批去,批得孙宅巍胆颤心惊:“由于自己造反,父亲被批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连刚出世的女儿,也被批成反革命的后代”
    在许世友亲自领导的学习班里,像对孙宅巍这样的批判会,遍地开花,比比是。如今流行的是“财大气粗”;当年时髦的是“权大气粗”。那时候,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依仗许世友的杈势,毫无顾及,所向披靡。他们对“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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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大小头头,不论“上纲上线”怎么荒唐,也不为过;不管批斗怎么胡来,也不为错
    许世友说过:“凡是参加造反的科长、部长罪加一等”。军区政治部里,被许世友赶到浙江去的科长、部长为数不少。这些科长,部长,有的写过大字报有的只是有一定倾向造反的思想,并没有什么造反行动。我们“批资总部”的队伍中,有些科长,部长是被许世友“逼上梁山”的。到了学习班后,不论有过无过,有罪无罪,统统被列入了黑名单。按照许世友“罪加一等”的指意,一律“从严批判”,“从重处置”。
    我们新闻科的科长孙皓月,是在政治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是一位公认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既有才华,又有修养,为人正直,办事稳重。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志,在学习斑里开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会,仍然不能过关。他们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终于从孙皓月去世的老母亲身上,挖出了一个带致命性的问题。孙的母亲被划为地主成份,这本来是组织上早已审查认定的问题。可是,老问题可以变出新花样,“老根”可以冒出“新芽”。他们把孙母去世时,孙给母亲写了一篇“祭文”,翻出来加以上纲,大批一通。孙年幼失去父亲,依靠母亲抚养成人。他母亲为人善良,爱国爱党,送子参军,获得众人称赞。在老母亲过世之时,孙为表达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之情,特写了一篇“祭文”。在批判会上,学习小组组长李某人声嘶力竭地叫喊:“孙皓月的这篇祭文,为地主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充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丧失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他们以这篇“祭文”为证据,把种种诬陷之词,塞进孙的档案里。
    二十七、“倒许、乱军、夺权
    这一错误口号的崛起和破
    我与谈某的“一帮一”,从上次批斗会之后,我对他采取了“相视无言、守口如瓶”的策略。这一情况促使学习班领导把他的位置,换上了另一个同志。该同志名叫范传典,是刚调进宣传部的“新手”,我与他素不相识,互不了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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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他是“新手”,没有介入政治部前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为人又比较随和,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他开始同我交往,也是“奉命行事”。经过学习班头几个月的亲身体验、实际考察之后,他的思想倾向变了,态度也跟着变了,逐步对我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监视我的动向,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给领导上打“小报告”之前,先与我“统一口径”;暗地里及时向我通风报信,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保护我
    大约是六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吃罢晚饭后,老范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有重要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
    他边走边示意,“走,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谈。”
    我们在一处辟静的位置,席地而坐。他以兴奋的口吻说:“这个消息对你太重要了!”
    “别卖关子啦!有话快说。”
    我听他的口气,猜测是“上头有什么重要精神”。老范平时比较“稀拉”,很少谈“政治”,在会上“口头”比较紧,但和我个别交谈学习班的重大问题,他不跟随许世友的调子起舞,很有主见。
    老范对我说:“今天,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许世友又挨批了!”
    “批他什么?”我急切地问。
    “李树和还只是给骨干分子传达,不公开,我是旁边听他们(学习班的精英们)露了两句,大概意识是,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那中央电报的全文内容哩?”我又问。“现在还不清楚!
    “好!太好啦!”我一听,心里一震,喜出望外。我真没想到党中央的电文来得这样及时,又给许世友当头一棒!我们又可以得救了!
    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李树和做贼心虚,不敢公开传达,学习班的大多数同志都还被蒙在鼓里。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中央电报全文,但就从老范所听到的“大概意思”,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接连几天,我同老范利用休闲时间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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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我把这个“口号”从北京到南京的起源和发展情况,前前后后“摆”了一番。
    “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据我所知,最早出现在六七年十二月的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当时,我们“二十一名代表”正在揭发批判许世友镇压群众的错误,归纳为“大逮捕、大镇压、大清洗”。与我们唱反调的蒋科,肖海等人,经过密谋策划,针锋相对,攻击“王、林、鲍”及其受压的群众,炮制出了这个“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
    八年春节过后,许世友怀着强烈报复的心态回到南京。而此时军区司令部的蒋科、肖海,政治部的李树和等人,自认为是许世友的“精英”,“干将”,“保许”有功,现在是继续“讨伐造反派”的大好时机,更加起劲地鼓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他们的行动,与许世友反攻倒算的愿望一拍即合。因而,许世友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欣然接受,大加赞赏,成为讨伐“王林、鲍”,讨伐史景班,讨伐“乱军分子”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压倒一切”轰动一时,响彻南京城,传遍整个南京军区
    这样一来,在南京判断真理和错误,识别革命与反革命,就是以许世友为中心。“保许”的人,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解放军;“反许”的人,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
    错误口号喊的越响,破产的也就越快。党中央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多中心论”的口号,责令许世友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可是,许世友阳奉阴违,要他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难如“上青天”了。
    李树和不敢公开传达中央电文,又何谈得上改正错误?不过,偷偷地改动点还是应该肯定的。我注意到:学习班的会议上,关于这一口号出现了两种提法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仍然高喊“倒许、乱军、夺权”;另一种是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
    律只喊“乱军、夺权”四个字。我悄悄打听老范:“这是何
    意?”据他所知,这是李树和统一规定的:“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打这以后,学习班就再也见不到许世友“训话”了,也很少听到李树和传达“许司令的指示”了。
    我和老范私下交谈,一致感到许世友如此改正错误的伎俩,多么滑稽可笑,自欺欺人!难道说一个“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只要“去掉两个字”,就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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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问题吗?
    军区政治部的白水桥学习班,本来是以“倒许、乱军、夺权”这一口号为宗旨,它要揭批的对象就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如今这个口号错了,那么,这个学习班还能办下去吗?李树和不愧为许世友高度信任的干将,不仅在许得势的时候能冲得上去,在许失利的情况下,也能遮遮盖盖地掩护退却。
    这个学习班一开始,我就被李树和定为“重中之重”的批斗目标。到了学习班中期,根据许世友的指意,我的问题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当中央批评了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口号以后,学习班仍然按照“许世友的既定方针办”,除了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减掉两个字以外,实际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不过,具体操作作了一点“微调”。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是要召开高规格的全体人员批斗大会,后来,规格降低了。大约在六八年十一月间,由宣传部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50-60人。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我作检査两天,对我批判一天。这次我作检査也很有意思。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诉我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再说,六个字的口号没有公开传达中央也没有说要改变。因此,我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这是个照搬照套的格式。对我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我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在许世友领导的学习班里,表面上装装样子,应付党中央关于“多中心论”的批评,实际上我行我素,继续推行以许世友为中心的那一套。
    二十八、戏剧性变化
    学习班大搬家,从白水桥迁往北京
    六八年元旦到了。学习班已经办了八个月,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多数人已经得到“解放”过关,可以回家探亲了。只有我和少数人仍然没有“解放”过关。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带罪”之人,是一个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是一个不能回家探亲的人。从进入学习班那一天起,八个多月我没有离开学习班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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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学习班快近尾声了,我的去向何方?据老范得到的信息,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批斗之后,把我送进大牢“隔离审查”;后来改为把我放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对此,我是作好最坏去向的思想准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八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没头没脑地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这是咋回事呢”?学习班一下子炸开了锅。
    这次李树和的表现有点失常。原来,他在学习班的会议上讲话总是有板有眼,有条有理。开口总是“许司令指示”如何,如何,然后我们怎么“坚决照办”。如今,学习班突然大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究竞是哪里决定的?为什么要搬到北京去?总归有个原因吧,难道是许世友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李树和可能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难道大家就不会想吗?就是一个“傻瓜”,也能看得出这个大动作的背后,肯定有大文章。
    当天下午,我意外的回到家里,给全家人一个莫大的惊喜!孩子们高兴地又跳又笑,把这当作特大喜讯告诉邻居们,告诉小朋友们;“我的爸爸回来啦!我的爸爸回来啦!”
    在那个历史年代,我们这些参加白水桥学习班的人,能不能回家,是一个政治待遇的标志,是表明一个人有没有得到“解放”的标志,是证明好人或坏人的标志。我在这个时候,回到家来,更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我在学习班里,至今还是一个“带罪”之人,按照许世友,李树和的打算,要么把我关进“大牢”要么把我送去劳改。如今学习班大搬家。我顺便“沾点光”,被“解放出来”。上一次我被许世友关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四十天,是靠军委“十条禁令”得到解放”的。回想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世友的“白宫馆”里获得“新生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政治生命的大转折。免遭“坐牢”、“劳改”之难,突然间,“拨开乌云见太阳“,不能不令我和我们全家千呼万唤:感谢“苍天有眼”!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我们休息两天之后,第二天上午,学习班全体成员在南京湖南路口集合,准备过江到浦口,再乘火车去北京。临上火车之前,李树和给大家传达许世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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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班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按中央的指示办”。这些话我们早就领教过,已经成了许世友“政治游戏规则”的一套“术语”。几年的反反复复,我深深感受到许世友的这些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按中央的指示办学习班;二是“回到南京后,一切就要听我许世友的。在南京就是我说了算!”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这俩位领导人突然出现在学习班,引起大家特别关注和猜测。“他俩人是来领导学习班的吗?”不是。他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许世友的“左、右膀”,是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推行“多中心论”的“高参”和“干将”这次由中央点名调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说得明白一点,他俩人是来北京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是“代表”许世友作为学习班的揭批目标。王蕴瑞分配在宣传部学习小组,与我们一样,而符确坚则分配在干部部学习小组,过着“受监护”的学习生活。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我们的学习班。我们进驻后勤学院的第二天晚上,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此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硏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他这么一宣布,又引起大家一片窃窃私语。我乍一听,感到又奇怪!又茫然!简直把我弄糊涂了。原来,我自以为前几天离开白水桥学习班之日,自然而然就是我获得“解放”之时:不然,我又怎么能回家探亲,怎么能到北京呢?看来,那个“解放”是未经组织批准,是“自己解放自己”,也是不“合法”的;只有今天李树和宣布组织决定的“解放”,才有“合法”效力
    照此说来,现在我真的要感谢许世友“开恩”,还是要靠许世友获得“解放”。呸!见鬼去吧!我要真的指望许世友,早就没命啦!这两年,他对我们这些人,不是咬牙切齿,恨透了!不是一再扬言要把我们一枪崩了!这一次,白水桥学习班八个多月,也不让我“解放”,为什么一到北京,第二天就宣布我获得“解放”?答案只有一个:正是毛主席、党中央推翻了他的“多中心论”,否定了他的白水桥学习班。这么想来想去我才想明白了:李树和现在宣布我获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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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二十九、在白水桥,我被定为重点批斗目标
    到北京,我被选为领导班子成员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白水桥学习班,是由许世友一手包办的,李树和等“精英强将”是许世友亲自指定、挑选的。如今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地学习计划,批判许世友的“多中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习班的领导成员“大换血”,组织新的领导班
    如何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到了北京,按中央指示办”。改变上级指定,上级挑选的办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仝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在两轮选举中,第一轮我被提名为宣传部学习小组的候选人;第二轮,我又被选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选举后,七人名单报请上级批准后,正式组成“北京学习班领导小组”。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成员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成员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成员郭群生(青年部干事)成员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这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七人领导小组,与白水桥的领导班子,具有鲜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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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原来,许世友挑选的李树和等一批“精英强将”,这一次,一个也没有选上来。这七人,既不是“上头”圈定的,也不是个别长官意志决定的。这次选举,透明度髙,民主性强,真正体现了群众意愿,摆脱了许世友的控制,也超岀了“派性”的束缚。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千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
    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本来是保卫部正部长,是位久经锻炼、能力强、威望高的老部长。然而他在白水桥,他的下级、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却成了他的“上司”,他反而成了李树和的“下属”,常常要听取李树和的批评教育。什么原因呢?正是许世友认为他对造反派“心慈手软、斗争不力”,还有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倾向,没有像李树和那样对许世友“顶礼莫拜”、“紧跟照办”,结果不得不被许世友眨下去,免得“碍事”、“挡道”。到北京后,通过选举,群众把他两人“对调”了,何宁兆被“调到台上”,李树和被“调到台下”,这“一上一下”,正好表达了白水桥学习班与北京学习班的
    反一正”。这次选举,学习班的同志们一致推选何宁兆部长担任学习班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他是顺民意,得人心的合适人选,相信他能主持公道带领大家圆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这个“七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倍受瞩目的是赵树湘、纪国城和我。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我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我的目标大,在白水桥学习班就是被李树和揪住不放的重点人物。这次选举,我们三人被群众选进了领导班子,引起不小的震动。在白水桥,我们被批成“罪人”、“坏人”;到了北京后,我们一下子变成“同志”、“好人”。变化之大,一目了然这次选举,这样的变化,对许世友推行的“多中心论”,就是一个无情的批判对广大受打击、受压制的同志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三十、王蕴瑞、符确坚的命运
    昔日“马前卒”、今天“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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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学习班的任务就是要揭批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可是许世友又不参加学习班,根本不露面,不吭声,听说他的“老病”又发了,不知道他又躲到哪里“养病”去了?那么,我们的学习班,岂不是要“空对空”地批通吗?那又有何意义呢?当然不是!中央“点名”调到学习班的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就是顶替许世友,作为大家揭批的目标。
    明明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为什么要让王、符二人顶替他挨批?明明是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总是要让别人给他当“替罪羊”?符确坚身为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副主任,虽然有一些坚决支持许世友的言行,但充其量只是一名“马前卒”而已。王蕴瑞身为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为什么要他来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接收批判?这岂不是成了“张冠李戴”吗?他会很不服气,我们要批他也很棘手。这里,一连串的谜团,一时无法找到答案。
    六九年元月间,党中央“点名”,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到北京参加政治部学习班的电文,一传到南京,立即引起许世友及其有关领导人的“神经”紧张起来这一年来,只有王、符二人成为许世友的得力助手;“王、林、鲍”已被许世友“轰走”了!杜平和王六生也不敢“插手”。这时候,感到“神经”紧张的也是他们三人。许世友怀疑:“这是张春桥搞的鬼,”使用的“清君侧”阴谋,把“多中心论”的帽子压在他头上。他想:“我有毛主席保护,任何人也整我不倒”符确坚心里嘀咕:自己既不是头,又不是尾,推行“多中心论”的账怎么也算不到他头上来。而王蕴瑞一听说要去北京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感到又委屈,又心慌!“我又不是政治部的头头,怎么要我去参加政治部学习班呢?这回去北京挨批挨斗,怕是凶多吉少,去了再也回不来!“
    许世友完全理解王、符二人的心思,在他两人临去北京之前,特摆“送行宴”,拿出他的茅台酒招待王、符二人。他的茅台酒是不随意招待人的。许世友原打算在春节前,为了庆贺白水桥学习班大功告成,大摆庆功宴,招待李树和等“精英强将”的。看来这个庆功宴摆不成了,改成了今天的送行宴。许世友为了给王、符二人吃个“定心丸”,一边举杯饮酒,一边安慰他们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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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只有王蕴瑞忧心忡忡、眼泪汪汪地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这一次,北京学习班里,共有三名军区一级的领导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原来和我们一起在白水桥度过了八个多月,又和我们一起来北京。现在再加上王蕴瑞,符确坚。不过他们三人中,在北京学习班挨批判的不再是史景班了而是王、符二人。史景班在白水桥学习班,被许世友定为“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不仅失去人身自由,每天都要接受惩罚性劳动,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每天由他一人清扫三次,只见他扛着大扫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埋头苦干扫得满头大汗,完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到北京后,他就被“解放”了,既不挨批了,也没有任何“惩罚性”劳动了,同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干部一个样。王蕴瑞、符确坚尽管是中央“点名”到学习班接受群众批判,但他们二人的处境与史景班在白水桥的待遇大不相同。王蕴瑞刚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发号施令”的位置上,放到我们宣传部学习小组,显得很不自然,沉闷不语,缩手缩脚,生怕我们用“造反派的脾气”揪他、批他、整他。后来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心态大错特错了。他和我们同学习,同生活,他睡觉的床铺同我的床铺紧挨着,我与他朝夕相处。看到他岁数比我们大一些,他的“身份”又特殊一点,我们尽可能平和的对待他,凡是劳动事务(如打扫卫生)不要他干。平时与我们一样行动自如。由于我们不掌握他支持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具体事实,我们既不要他“交待”,又不动员他“揭发”,无论在小会、大会上,从来没有点过他的名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完仝由他自己接受教育。他慢慢地感到轻松自如。个星期天,他想去看望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我们热情支持他去。他下午回来后,我看他情绪低沉,垂头不语,就小声的问他一句:“看到你的女儿还好吧!”他回答:“女儿还好,就是我在路上倒霉!”原来是他在公交车上,口袋里的六
    十元人民币被“扒手”偷跑了,弄得他心疼了半天。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老王,以前小车坐惯了,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今天是头一回坐公交车吧!难免出事。”“吃一亏,长一智,舍财免灾呀!”他点着头说:“这也是我难得的一次锻炼啊!”
    符确坚到了学习班驻地,听说对他实行“监护”,大感意外,大为恼火,怪话连篇:“我犯了什么法?把我当作犯人看管?”“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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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顶罪?”
    符确坚满口的“半官半土”的海南岛语言,其他同志似懂非懂。符确坚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对他实行“监护”?听说他的历史有点问题,但并没有中央的文件、指示,我们不能瞎猜瞎说。就现实情况而言,符确坚确实是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得力助手,揭批“王、林、鲍”,揭批史景班,推行“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他是非常积极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习班应该对他进行必要的揭发、批判。
    这一天,召开对符确坚的批判大会,领导小组成员,轮到我担任这场大会的主持人。
    大会开始,我大声宣布:“符确坚!上台来接受群众批判!”顿时,全场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坐在前排的符确坚,只见他正在抽着“大中华”的香烟,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招,十分诧异。因为他岁数较大,反应迟钝一些,也是情有可缘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凭什么要我上台挨批呢?”当他慢步走到台上,正准备向毛主席像鞠躬致敬之时,我一眼看到他手里还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立即呼喊他:“符确坚!你一边向毛主席像敬礼,一边还在抽烟,这是什么态度呀!”他听了我的话音,吃了一惊!赶快把手指头夹着的香烟扔了,表态说:“我错了!我错了!”规规矩矩地巫到“受批判”的位置上。
    符确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失礼”的表现呢?正是由于他心里“不服”“不满”。他说“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教育,那是应该的,但要把许世友干的那些事,统统加到我头上,要我当他的替罪羊,那就太冤了!”
    尽管符确坚是中央“点名”批判的重点人物,我们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谁的错误,由谁承担,不能“张冠李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们在批判中,坚持做到“四不”:不随意上纲上线,不乱扣政治帽子,不搞任何体罚不搞惩罚性劳动
    北京学习班除了王蕴瑞、符确坚之外,我们再没有“点名”批判其他任何人。这种做法,同许世友、李树和在白水桥学习班搞的“批斗大名单”相比,就是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不少人强烈提出,李树和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实际地位比符确坚高得多,干的坏事也比符确坚多,对他应该进行公开批判,否则,难以平民愤!学习班领导小组说服大家: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求“报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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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央指示办事。李树和在白水桥“张牙舞爪”,仗势欺人,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我们对他宽大为怀,始终没有批他,也没有发生任何找他“算帐”“出气”的事情。
    上一次,京西宾馆学习班,这一次北京学习班,中心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许世友的错误。而许世友两次学习班他都不沾边。上一次,挨批判的是“王、林、鲍”这一次,当“替罪羊”的是王蕴瑞、符确坚。因而,他亳无认错之心,更无悔改之意。他是“心安理得”,“得意忘形”,功劳是他的,错误是別人的;错误越犯越大,官也越当越大。他从“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更有资本自我吹嘘啦!我们在北京批判符确坚不久,许世友就在南京一次大会上,公然对符确坚“落井下石”。本来,符确坚的历史问题,中央尚无定论,而许世友却擅自宣布:“符确坚不是个东西,帮倒忙!符确坚是日本特务”。以后,康生受到批判,许世友则又改口说,符确坚的特务问题,是康生造的谣。那么,他就是跟着康生造谣了。
    “下和棋”,讲团结宽容相待,和谐相处
    北京学习班的后半期,重心问题就是解决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同于地方上的两派那样,不存在着造反派,保守派之间那么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群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发生“政权争夺”、“武力争斗”之类的问题
    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实际情况是,在许世友的指挥操纵下,实行排除异己,打击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用这一部分人去整另一部分人的错误政策,人为地制造矛盾,分裂群众,致使群众之中出现不应有的分歧、隔阂和裂痕。文化大革命之初,军区政治部只有宣传部等三个部门开展“四大”,根本没有“造反派”“保守派”之分,其他没有开展“四大”的单位更没有这个问题了。至于人的思想“激进”或“平稳”之分那是很正常的。只有“二月抓人”事件之后,许世友指使李树和等人,对他所认为的“坏人”、“反革命”、抓一批,关一批,清洗批。这才开始出现了“反许派”和“保许派”之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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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和等少数人为代表的“保许派”,以被抓捕,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为代表的“反许派”。在白水桥学习班里,许世友继续指挥操纵李树和为代表的保许派(即“精英强将”们),对“反许派”大力围剿。在这两派之间的大多数干部、群众,其思想倾向是站在受压者这一方的。跟着许世友,李树和走的人数很少。因此,北京学习班所要解决的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就是指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同受压者一方之间的分歧和裂痕
    我们这些人,在白水桥是处于受压制,挨批斗的地位。到了北京之后,通过批判“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错误言行,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被搬掉了,挡在群众之间的障碍被排除了。如此来,我们这些受压者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天亮”了,“解放”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白水桥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到了北京之后他们的处境和心态有了不小的变化。这几年,他们跟着许世友的指挥棒转,有权、有势、又有利,不亦乐乎。他们习惯于以“正确者”、“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现在,他们所信奉的“多中心论”受到批判,感到舆论上的某种压力。他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再来一次“翻烧饼”(许世友已经翻了一次“烧饼”:把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会不会要他们挨批、挨斗
    北京学习班的实践证明,没有“翻烧饼”,没有用这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完全改变了那种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除了批判符确坚、王蕴瑞以外,再没有批判任何人。包括李树和在内的所有“精英强将”,没有一人挨批挨斗。大家在学习班都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平等相待。群众自身的问题,完全由群众各自总结经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群众之间不搞批判,不搞人人过关。
    北京学习班期间正逢党的九大会议召开之时。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我们的学习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批判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从大面子上看有所改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但是,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分歧、隔阂、怨气,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学习班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讲宽容,讲和解,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交心活动,大力促进群众间的和谐、团结气氛。
    负责领导学习班的廖容标副司令员,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一天上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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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勹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许多基本道理,大家都很熟悉,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严以责已、宽以待人群众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呢?希望学习班出现团结的好结局。廖副司令同我谈心的用意,就是希望我在团结上有个高姿态,起个带头作用
    中央派往学习班的联络员,也从多方面做工作。有一次,中央联络员老王同志与我和纪国城交谈,他说:“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各方面都采取下和棋的态度,不争输赢,不计高低,这样事情就比较好办”。
    “下和棋”,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很难听得到的词语和概念,使我眼前亮,心里很受启发,非常感谢中央联络员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我把廖副司令员的希望和中央联络员的开导,传达给周围的同志,传到方方面面。“下和棋”的思想,逐渐变成大家的实际行动,给学习班带来许多新气象和风细雨,平心静气的语言增多了;唇枪舌战、激烈争辩的场面不见了;不算旧账,不争输赢的心态与言行越来越被人们采纳了;宽容相待、友好相处的新局面开始抬头了
    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交心大会,团结大会。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舒已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髙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我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我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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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我们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我的积极分子。他在我发言之际,“唰”的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我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整个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敞开胸怀说真话,说出了心里话,确实教育人,鼓舞人,感动人!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整天。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不过,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许世友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如果他在现场,不知他有何感想?我们也没有听到李树和是何评估?他是在场的,但没有听到他一言半语。我们可以断言,许世友,李树和同我们对这个大会,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还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啰
    第四章复员回乡解甲归田
    三十二、窥视可乘之机,借干部复员之名
    许世友再次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
    九六九年六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北京学习班”圆满结束。我们于六月九日高高兴兴回到南京。半年前,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放”的“戴罪之人”。半年后,终于还我一个清清白白的木来面貌回到南京,怎不令人高兴呢?回想一下,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许世友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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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打击迫害,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南京,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我们深深摸透了许世友所玩弄的一套政治游戏规则。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现在,我们又从北京回到南京了。且看许世友下一步如何再次翻案。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们,经过几年的较量和搏斗,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心投入到各自工作中去。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各自家里,同自己的家人团聚。我们头上没有“政治帽子”(各种罪名),身后也没有背着“黑锅”(从白水桥带到北京去的各种黑材料,已经在北京烧掉了),感到身轻松了。
    新闻科的孙皓月科长,李少白付科长,分头带领大家赴无锡、去无湖,奔合肥,到淮南,积极完成各项新闻报导。
    正当我们迈开手脚投入工作之际,许世友又在我们头上“开动脑筋”、“制造事端”了。他好久没有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给我们训话了。这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既不谈白水桥学习班的事,也不谈北京学习班的事,而是大谈一通“整顿机关”的问题。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已有不少传闻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复员清洗的对象。
    果然不出所料,许世友又要在我们头上下毒手了,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其实,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精神,我们有所了解。该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历史发展证明,这份所谓的中央文件,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我党我军历来精简部队的政策和传统是“干部转业”、“战士退伍”(复员)。这一次别出心裁,变成了“干部复员”。所谓“复员”,就是“脱下军装,解甲归田”,“你是从哪里参军的,还是回到参军的哪里去”。作为一个干部,这样“复员”处理,实质上是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被开除,被清洗的一种待遇。这种“千部复员”的政策,对军队广大基层干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伤害,在军内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十年后,党中央不得不加以纠正,把当初错误地当作“复员”处理的几十万干部,重新作为“转业”安排。虽然有所补救,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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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这份错误的中央文件,使我们深受其害。许世友正是见了这份文件,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对我们再次进行打击报复的“尚方宝剑”。许世友挥舞着这份文件高喊着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分明是许世友利用这份文件而玩弄的一场政治阴谋:他借“千部复员”之名,把反对过他的人统统“扫地岀门”,彻底清洗岀去。几年来,他要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未能得逞,这一次正好给他提供了报仇解恨的机会。我们是“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有理难辨,喊天不应,叫地无门。按照正常的干部“转业”,“复员”条件,对照我们的年龄、身体、工作、能力及家庭、历史,不论哪一条都对不上号。许世友在政治上定不了我们的罪名,不甘心于一败再败,恼羞成怒,只好找个借口,将我们“一脚踢开”,“滚蛋”。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汨,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
    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也难逃噩运,稍晩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组织上正式宣布我“复员”的决定是在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我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关于我们新闻科干部当年遭许世友清洗的情况,我在这里补充一个我事后听到的奇闻。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复员干部离开部队半年以后。故事的主人是与我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胡士弘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他是一个幸运者,没有卷入到我们同许世友之间的政治漩涡中来。他为人正直,给我们多方面帮助。新闻科的多数老成员(包括科长、付科长)被清洗后,他就成了顶梁柱,工作很出色,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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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政委杜平的赏识,宣传部部长张昌(原杜平秘书)已告诉胡士弘,准备由他担任新闻科付科长。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胡士弘由于“一个电话”而横遭“天祸”。当时,南京军区要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他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北京“解放军报社”,邀请他们派记者到南京采访报道这次“积代会”。报社硏究后答复:确定派“解放军报社”驻南京记者站的记者龚德同志来南京完成报道任务。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名龚记者得罪了许世友(据说他说过对许世友不满的话),现在,许世友听说要派龚德来采访,他火冒三丈,说“这个记者,我们不欢迎。”因而,胡士弘受到严厉批评:“不该打电话邀请许司令不欢迎的记者来。”不只是龚德不能来,许世友还下令:“这个打电话的干部也不能留在政治部工作。”
    许世友这道命令迫使杜平政委和张昌部长不得不把胡士弘调离政治部,下放到苏北的一个县人武部工作。胡士弘同志就这样仅仅凭一个电话被清洗,这叫什么罪?真是冤啊!以后由于胡士弘同志自身努力,又被调往北京国防科委工作
    三十三、我的安置去向成了大难题
    四处无门,陷入困境
    年,部队复员政策:你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这就是说,你参军的时候,是城市人,现在回城市;是农村人,那就回农村去。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到省里、市里、县里的各级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联系我的安置去向。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得到同一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
    “我老家无人,父母早已去世,我又该往哪里去?”按照政策,我还可以选择几个去向:随同爱人工作的地方安置,或到爱人故乡,或到其他愿意接受我的地方安排工作
    本来,我党对于干部的调离去向,一贯是由党组织负责安排的,特别是遇到难题时,更应该由组织上岀面解决。可是,我们在许世友的特定政策下,另当别论。自那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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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六九年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他们说:艾汉美已经不是军区政治部的人了,组织上已经派人给他联系好了安置去向(到农村去),他去不去,或去其他地方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如今踏上故乡故土,就象异乡人,一切都是陌生的。由于长期的军涯生活初到地方上办事,显得“笨头笨脑”、“笨手笨脚”,很不适应。我刚到武汉市连路都不会走,尽闹笑话。参军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多年缺少联系,也不知去向何方。只有个“穷亲戚”(爱人的姐姐家),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但往往不得要领,费了老大的劲,忙乎了好几天,结果还是“没门”。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大城市“摸不到门”,我就到红安县城去试试看。在公交汽车上,我看到公路两旁的山头光秃秃的、河塘的水也干涸了。心想:原来的青山绿水,怎么变成“穷山”缺水了。此景此情,不禁使我的心凉了半截。在县城巧遇到曾在十二军起工作过的老战友,那时他当连长,我是军司令部参谋,我和他是同乡,他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回红安,分配到县工商管理局工作。我们是老朋友相见,又是“故乡遇故知”,交谈自然融洽。我向他说明我的来意,他如实地对我说:红安县既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又是很有名的贫困县,现今安置回乡的复员军人,能力很有限,如果我要回到红安来,困难较大,不仅我的工作不好办,全家人的住房、吃饭、子女上学、爱人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他提醒我还是在外地另谋生路好些。我从其他渠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位战友的忠告。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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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别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哪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哪里的路堵死。原来,我对此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情不会做的那么绝。同我一起“造反”的同志,不少人已在南京安置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和我都是赴京告状的二十一名代表中的成员。他复员时,后勤部领导给他两条去向:一是回福建老家,二是留在南京(他爱人在南京工作)。老赵很快分配到南京变压器厂。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我的估计失误,别人能走通的路,我就走不通
    军区政治部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那里借来人民币400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付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白水桥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十四、损人坑人的“招数”步步紧逼
    处心积虑逼我全家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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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按照党的政策,我从部队复员,老家无人,我是有好几条出路可走的。可是我却一条路也走不通。九月份宣布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的活路。这一“招”够“损”的吧!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
    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明白啦!给我下“逐客令”,要我到农村去,要我们全家都搬到农村去。
    面对这些“损人”、“坑人”的“招数”,一步接一步,迫使我和我爱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搬家问题。在许世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的乌云笼罩下,这军区家属大院,肯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于是,我们改变原来“先安置、后搬家”的计划,打算“先搬家,后安置”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说走就走,十一月初,全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我们这次搬家,慌忙火急,如同逃难一般。几年来,由于我受到许世友打击迫害,给仝家人带来种种磨难,特别是给我爱人朱德美造成很大压力。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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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突然搬家,子女们的心态一下子转不过弯,又要他(她)们中途转学,影响他(她)们的学业。特别是大女儿的思想工作难得做通,她是南京师范一附中的尖子生,又是班干部,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她也非常舍不得离开学校她含着眼泪对我说:“爸爸,你们搬走,就让我留在这个学校吧!”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乱,逃日本人的乱,逃国民党军队的乱,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高利贷债主的乱,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逃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梁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摞补丁。她没进过一天正规的校园门,而是靠“扫盲”、“速成识字班”、“工人夜校”,逐步得到一些文化知识。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眼前的这点困难,还能难倒我们吗?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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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竞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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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这两个人一次再次的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的行为,使我联想起自决定我复员以来的这段日子里,种种迹象表明,某些人搞的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恶意陷害
    第一,把“千部复员”的政策当作一把刀,用以“杀害”我们这些反对过许世友的人。许世友、李树和六七年把我们当作“反革命”镇压失败了;六八年把我们定为“乱军分子”又失败了。这一次,借用“干部复员”这把刀,再次把我们作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坏人”加以“杀掉”。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合理合法,暗地里别有用心,秘密布置。他们做贼心虚,见不得阳光,只能鬼鬼崇崇、偷偷摸摸,阳一套、阴一套。
    第二,利用手中特权,破坏党的政策,堵死我的出路。我党我军的一贯传统,对复员、转业的干部是有许多优惠政策的,由组织上专门负责,妥善安排。以我的实际情况而论,完全有条件、有理由在南京,在江苏安置适当的工作。可是许世友,李树和公然与党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管我安置与否,反而,通过“暗箱操作”,横加罪名,强行堵死我的一处又一处的安置出路。实际上把我当作坏人扫地出门,叫我无处安身,走投无路。
    第三,人为地制造陷阱,妄图把我们仝家推入无底深渊。不惜动用违法手段,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在城市安家,硬要把我和我爱人及全家子女统统赶到农村去。我在农村一无住房,二无土地,三无职业,连我爱人也要失去工作,叫我们全家如何生存呢?许世友、李树和就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就是要使我们全家陷入无底深渊。他们为何对我下如此毒手?由于我是“反许派”的头面人物,只要把我置于死地般的处境,就可以让世人看到“反许派”的悲惨下场,这就是他们的险恶居心。
    三十五、“山穷水尽疑无路”
    王浩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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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由于我的安置迟迟没有着落,面临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无业游民”。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安排人员,分配工作,都是由单位介绍,组织分配的,是没有私人活动间的,如果仅凭个人去闯、去碰,那个难度就好比古时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真是叫人望而生畏。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浩,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
    我回答:“谢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浩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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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浩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我接过王浩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带着王浩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浩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浩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千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
    十年作训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把我的基本情况一起研究后,达成一致共识,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六九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本来,我按“复员”身份,是要去车间当工人,但厂里硬要我“以工代干”。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很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浩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浩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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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珍贵!
    不妨回想一下,如果那时没有王浩同志这封信,我又能往哪儿去呢?很有可能再过一年半载,我还在黑暗中四处奔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流浪汉;那么,我的处境,我们全家的命运,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终生不会忘记王浩同志这封信的价值和份量。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树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苦心,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付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九七0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自在地奔赴新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十六、复员回到故乡,一切从零开始
    “雄关漫道从头越”
    经过三天两夜轮船航行,一九七0年三月三日,我们顺利回到湖北故乡,抵达武汉。在亲戚家停留一天,三月五日,奔向我工作的新单位—葛店化工厂。该厂位于武汉郊区,长江之滨,是中南地区的最大化工企业。全厂数千职工,设有医院、学校、商业区、社区管理机构,配套设施齐全,号称化工城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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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厂里后,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厂长才某和行政科长马上给我安排一套居房,这房子是为解决职工居房困难而新建的一排宿舍,厂里优待复员军人,我家是最先进住的第一家,位置由我们自选。我们老小三代人、房子不够住。看到这房子内空较高,才副厂长当即拍板给我们搭暗楼。行政科长亲自用板车给我们送来搭暗楼的废旧钢管和木板材料。工人师傅还专门制作了上下楼的轻便梯子。孩子们高兴地说:“我们家住上了两层楼的房子啦!”事后我才了解,这是厂里特意照顾从外地回乡的复员军人,给予我们特殊优待。
    我们刚到厂时,许多生活用品一时没有备齐,吃饭的锅、碗、勺、盆都不够用,缺这样,少那样。住在我们附近的工人和家属,尽管我们之间互不相识,也不知道姓什名谁,但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一样,主动地把我们所需要的物品送上门来。一位人称“刘嫂子”的中年女工,待人热心,助人为乐,她把自已家的锅、盆等厨房器具及吃饭的碗,筷等用品,装了一大篮子,送到我们手上,笑呵呵地说:“这些都是干净的,你们用吧!”这样,我们处处受到照顾,事事有人帮助,真使我们深深感到:“故乡人,格外亲”,浑身充满了温暖和力量。我在军营内待了近二十年,现在转到地方工厂来,几乎是两世界“两重天在这之前,我对工厂一无所知。原来所学的,干的,熟悉的东西,现在都用不上了。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生活,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头干起,从头熟悉。开始,我对厂里的化工产品专业名词,什么“五硫化二磷”、“五氯氛钠”什么“烧碱”、“电石”……,好像听“天书”一样,听不懂,记不住。通过跟着车间干部和工人师傅,一道参加劳动,拜师学艺,逐步有所了解。整个厂区布满了各种不同型号的管道,像蜘蛛网似的伸向四面八方,伸向各个车间、班组多品种,多层次的生产结构,工艺流程,环环紧扣,井井有条;严密而有效地生指挥系统,经营供销网络,如此等等,真叫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迫使我不得不如饥似渴地多学多问,力求尽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职工
    我进厂不久,深深感到这个厂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五十年代建厂以来,前几任厂领导,都是几位抗日的或南下的老同志,既有资历,又有才学,留下了许多好传统,好作风。文化大革命中,进厂“支左”的军代表是武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派来的科长和干事,富有解放军的许多优秀品质。当年我在部队和他们是“同行”,如今我虽是一名工人,但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相互理解和支持。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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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进厂的大学生,加上从部队复员的排、连干部,先后来了好几批,共有几十人,成为厂里的重要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的吴官正,比我早一年进厂,工作很出色,很快被选入厂领导班子。这期间,还有一大批“老三届”下放农村而被抽调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给厂里及时输送的新鲜血液。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厂成了广集人才的“聚宝盆”,其中不少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受益匪浅
    九七0年,是我离开南京军区,复员回到湖北故乡,投身工厂建设的第年。这一年,我在闯过前几年的大风大浪,历尽许世友的欺压磨难之后,过得比较平静而轻松的一年。这一年,我的身心获得完全解脱,我们全家人都是一样,就好像是从国民党的统治区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尽管物质条件比在部队差多了,日子过的清苦一些。收入减少一大半,我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3.8元,我和爱人两人每月工资总共七十多元,平均每人每月生活开支只有八元多,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但我们现在身上没有背“黑锅”,头上没有“政治帽子”,思想上如释重负,过得非常舒坦,生活上紧紧巴巴,工作上紧紧张张,去掉了压抑感,换来了安全感。我们和许世友之间彻底地“一刀两断”,他当他的大军区司令,我当我的平民小百姓,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不犯谁。有了这种心态,我们在工作上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甩开膀子干。
    九七0年,是我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名解放军干部,变成一名普通工人。一年来,我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同时,把我在部队掌握的知识和本领,用到我所担负的宣传报导任务中,深入生产一线,贴近群众生活,下大力气搞好调査研究,不计得失,日夜加班加点,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一年,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米。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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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第五章
    众人援助一路平安
    十七、亡我之心不死,许世友故伎重演
    众人鼎力援助,使我免遭一难
    我复员到葛店化工厂,一年来,同工厂融为一体,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总算迈开了“雄关漫道从头越”的第一步,自我感觉良好,可喜可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我又犯了幼稚病,太单纯、太天真了。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从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心,不放手,不罢休
    九七一年初,葛化厂的党委副书记张琦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委研究了下,认为你复员到厂里,表现不错,工作很有成绩,打算让你挑起更重的担子,希望你继续努力,干的更好。”正当组织上准备重用我的时候,突然间,李树和按照许世友的指意,派人来了,又要对我下毒手啦!
    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
    “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
    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
    5.16’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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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同志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
    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査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我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时,我对南京怎么抓“5.16”的情况不得而知。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深感震惊。万万没有想到,在我“解甲归田”,远离南京之后,许世友又给我戴上“5.16”的大帽子,使我刚刚获得的平静生活,又受到强烈的震荡。
    许世友究竞凭什么把我定为“5.16”分子呢?一九七0年,毛主席亲自批示,党中央正式下达文件,全国清査“5.16”反革命集团。历史证明,这次清查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阴谋陷害周总理,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这期间,许世友也同样是借用这次清査,在南京,在江苏制造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劫难他说:“清查‘5.16’,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放手大胆地干。”实际,他是故伎重演,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借用中央文件的名义,推行他个人的套“私货”。他所清査的“5.16”分子,就是他六七年要抓的反革命,六八年要抓的“乱军分子”。不幸中的万幸,这一次许世友对我的清查,指挥不灵。我在葛化党委领导人张瑛,张琦及吴官正等同志的鼎力援助和保护下,免遭“隔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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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的劫难。当年同我一起“反许”的几位战友,如:南京的赵玉祥同志,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同志,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如果,我在南京或在江苏,至少要蹲三年大牢
    回想起来,我这几年在同许世友的斗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危难关头,总是次又一次地得到四面八方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热心人的关怀,保护,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这些帮助,我和我们全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度过难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些帮助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对此,我和我们全家人,从内心深处万分感激,衷心祝愿这些好人,一生平安
    三十八、赤膊上阵,狠狠地抽史景班一耳光
    充分暴露了许世友的真面目
    九七一年,南京的清查“5.16”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区政治部一直是许世友亲自抓的“重灾区”。“擒贼先擒王”。许世友一向认定,军区政治部“倒许乱军”的黑后台是史景班;那么“5.16”分子的头,自然也是史景班。
    谈起史景班,真是不知何故,与许世友结下了不解之冤,史景班从十二军到南京军区,都是我的老领导。他是五十年代调到十二军当副政委、大校,不久便升任军政委、少将,是当时比较年轻能干的军政委(不到40岁),与李德生军长共事多年。我是十二军司令部作训参谋,他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六四年以后,他调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我被调到军区政台部当新闻干事。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许世友同史景班和我本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个人恩怨之争
    文革中的史景班。他是最先受到造反派冲击的领导人之一。六七年初,军区政治部的那次批判大会上,史景班和王必成,鲍先志,王六生等领导人一起挨批挨斗。一起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强行下跪。六七年“二月抓人”事件,他没有参予,也不赞成许世友镇压群众的行为。六七年下半年,他与王必成,鲍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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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的态度一样,对受压群众的平反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这一点,得罪了许世友,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头号大敌。一九六八年挨批挨斗了一整年。没有任何结果,被挂了起米。
    清査“5.16”开始后,许世友认为:这是定史景班死罪的最好机会,只要攻下史景班这个堡垒,整个政治部的“5.16”问题便可以顺藤摸瓜、迎刃而解了由于求胜心切,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的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
    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我确实不知道。”
    “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许世友听史景班的这种口气,简直五脏六腑都要气炸了!他急不可待,感到史景班在同他“软磨”。“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改变审问方式,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这还了得!”许世友心想:“史景班讲话竟敢这样放肆!”顿时,多年来憋在肚子里的仇恨、痛恨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当即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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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他的“少林武功”,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
    这“啪”的一声,立马惊动了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从后屋跑来一看只见审问室的三个人,谁也没吭声。许世友两眼直挺挺地瞪着史景班,心里感到舒坦多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打了你,你又能怎么样?”这时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显得很有修养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样沉默了好几分钟。还是李树和把眼镜捡起来,交给史景班。那些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场面,没有发生意外,才松了口气。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史景班当场不服,提出抗议,那许世友怎么办?很有可能马上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当场把史景班“崩”了,岂不是要爆发一场血案吗?
    人们难以相信,当今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号称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队伍中,居然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堂堂的大军区司令许世友,竟然动手打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史景班!这样的怪事,真可谓是天下奇闻
    许世友的这一耳光,给我们,给当代人,给后代人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令人深思的一课!
    这一耳光,表明许世友急于把史景班打成“5.16”分子,完全不讲党性,不讲政策,不讲纪律,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何等愚蠢!何等疯狂
    这一耳光,给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又增添了一项新的“传奇纪录”。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绝”!
    九七四年,史景班摆脱了南京的磨难岁月,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一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宣告许世友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十九、许世友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
    人民永远不会原谅
    南京的清查“5.16”运动,从一九七0年四月起,在许世友一手指挥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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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三年多,对广大无辜的干部、群众,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制造的冤假错案之多,堪称史无前例。
    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主席的这一重大决策,深深触动了许世友的神经,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南京,不得不离开他经营多年的“许家天下”。
    许世友一拍屁股走了,可是他留下来的烂摊子,谁来收拾。究竞清查出多少
    5.16”?列举下面几个数据看看。
    1971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1190人还有嫌疑对象2000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全省清查出“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査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査,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84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人。至于整个南京军区有多少“5.16”,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南京的“5.16”问题堆集如山。我们这些身居外地被许世友诬陷为“5.16”的人员,更是无人问津。一九七四年春节后,我同复员到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同志通过书信约定到南京讨个说法。当年五月中旬,我们从各地汇集南京。此时的南京军区领导已经大换班了。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许世友的大红人—李树和已经变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露面了。派了两个小干事对付我们。我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洪期钩等同志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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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许世友下令,清査我们的“5.16”,是那么声势浩大,气壮如牛,把我们描绘成“有根有据、活神活现的‘5.16’分子”;如今,就用这几十个字的“遮羞布”,偷偷摸摸地交差了事,把他们疯狂整人、害人,诬陷人的罪恶行径风吹”了。
    我和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同是赴京告状的成员,同是许世友清查“5.16”的重点对象,由于我复员回湖北,他复员在南京,结果我两人在清査中的命运就有很大不同。这次我重返南京之后,我才了解到老赵这几年的悲惨遭遇真是骇人听闻。一九七0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老赵在家中被当地派岀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此时,对他没有宣布任何罪名,也没有经历任何法律程序。老赵和五花八门的刑事罪犯关在一起,经受了数不尽、说不完的苦难折黁和摧残,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被“无罪释放”。这样无端地蹲了三年大牢之后,由南京市委出面,下达了一份掩耳盜铃的“平反通知书”,说是“南京军管会,错误地把赵玉祥当作“5.16”进行拘留审査。这纯属一派谎言,明明是把老赵当作“百分之百地反革命”,经历三年“百分之百地罪犯生活”,应该说是“百分之百地冤假错案”
    这次,我们汇集南京的同志,都是当年造反的主要头头;如今,我们又来南京造许世友的反了!虽然他已被调离南京,可是他在南京一次再次地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不得不一次再一次地造他的反!我们这次来南京的同志又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许家天下,究竞是谁家天下”?我们每个人在大字报上写上自己的真姓大名:高丕忠、陈时秋、陈荣安、赵玉祥、洪期钧、艾汉美。这张大字报贴在南京军区大院靠近正门不远的院墙上,非常引人注目。这张大字报向世人表明:许世友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
    我们此次南京之行,多亏老赵及其全家人的接待和帮助。我和洪期钧同志先到南京几天,吃喝住宿全在老赵家里。其他外地的和本地的各位战友来来往往也都是由老赵负责联络和接待。那段时间,老赵家里成了我们这些患难战友的“联络站”和“接待站”。此时老赵刚从娃娃桥监狱出来不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们仝家老小住的两间小房子,还要接待我们这么多人。这付重担,可把老赵的爱人——老郭同志忙得团团转,实在太辛苦了。我至今难忘的是,当时南京正值新鲜鲥鱼上市,老郭就尽可能购买这种鱼,或蒸或烧,味道十分鲜美,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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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吃起来又香又甜。不管多忙多累,老郭总是一脸微笑,一声不响,任劳任怨,我们众口同声,非常感谢善良、贤慧、勤劳的老郭同志。
    我回武汉后,常常向我爱人朱德美介绍老郭给我们做鲥鱼吃的情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我们与老郭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老郭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老郭过早去逝,不能不引起我的联想和沉思!不能不引起我的悲痛和愤怒。我想到,在老赵三年坐牢的岁月里,老郭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要承担多么巨大的压力!要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那么,她的身心健康不能不受到致命的伤害和摧残。从老赵的一家遭遇,我又联想到在许世友称王称霸的年代里,在他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中,该有多少家庭、多少亲人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那时候,一人受压,全家遭殃!一人被打成反革命,全家就跟着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我们被大会批,小会斗,妻子就陪着挨批挨斗,全家人就跟着受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欺凌、侮辱、冷嘲热讽、偏见、歧视,什么升学、参军、谈朋友,找工作等等,无不受到“株连”。每当我想起这些伤心事,内心隐隐作痛,深深感到愧疚自责,“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女我们的家庭,家家都有一本灾难史;我们的亲人,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许世友一手造成的。这笔账也一定要清算话不说不明,账不算不清。否则,人心不服,历史不清。我们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公正。
    第六章十年风雨万千感慨
    四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黄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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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千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
    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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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
    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
    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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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门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苫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00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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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究竞谁是南京军区“乱军”的祸首
    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给我们头上捏造了“乱军分子”、“乱军派”的罪名。这一罪名的逻辑是: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就是“乱军”。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它把许世友与南京军区等同起来,把许世友与人民解放军等同起来。
    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指出:所谓“稳军派”、“乱军派”,是许世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十年文革中,我们自始至终,非常认真遵照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及有关稳定部队的规定,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从来没有与地方上的造反派搅在一起,没有把军内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没有冲击过任何军事机关;没有搞过“打、砸、抢”;更没有搞过“武斗”。我们不管是开展“四大”、还是成立“批资总部”,要求军区平反、或者是到北京告状,十分注意把许世友的个人错误同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区别开来,把许世友的错误同军区部队指战员的行动严格区别开来。比如:“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里,由集体领导承担责任。我们认为:许世友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者应当由他主要负责,其他党委成员只是“参与者”和“执行者”的问题。当年,白水桥“行政看管”的“牢房”里,以及白水桥学习班的“集中营”里,那些看管我们,批斗我们的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尽管给我们造成了冤屈和伤害,但我们在揭批许世友镇压群众错误的过程中,对这些部队战士和机关干部的言行予以保护,不涉及、不抱怨、不责怪、不伤害,我们非常注重维护军区党委领导的权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同许世友的“乱军”谎言对照下,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哪动乱的年代,确有一股“乱军”的思潮。我们南京军区也受到某种影响和冲击。如:有的连队自动搞起“四大”;有的军事院校乱揪乱斗,戴高帽、游大街;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批判大会,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冲垮了,还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军区领导人下跪、低头认罪。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身也有经验教训。但是,许世友、李树和等人,不顾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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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把“乱军”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这是别有用心的陷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喊别人“乱军”的许世友,实际行动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只是表面上看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怎么回事。那几年,许世友对他所认定的“乱军分子”、“乱军派”,其中包括众多的高级将领,成千上万的广大干部、群众,施行大抓捕、大镇压、大清洗;对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实行“大砍、大杀”,有的被砸烂,有的被撤消。结果,使南京军区的部队素质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由此来看,不管许世友如何打着反对别人“乱军”的旗号,其实真正“乱军”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我说许世友“乱军”,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事实为证。就以他疯狂砸烂军区政治部的事例来说吧
    正当文化大革命高潮之时,林彪、江青在北京一再叫嚣:“总政是闫王殿”、要砸烂总政”。此时许世友在南京公然叫嚷:“军区政治部烂掉了,瘫痪了“要取消军区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许世友在大会、小会上,喋喋不休地咒骂、诬蔑军区政治部:“哪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是一群乌龟王八蛋,是要变天,是坏人,统统抓起来!”“哪些人想在文革中捞乌纱帽,我叫他们戴草帽”(滚蛋到农村去),“我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捞到的是臭狗屎,洗都洗不掉!”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舆论上把军区政治部搞倒搞臭,许世友以“南京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所属部队散发决议、指示、通报;他又指派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大量炮制公告,揭发信,声讨书,一齐向军区政治部“开火”,口诛笔伐,“狂轰乱炸”。他还通过召开“活学活用”的“积代会”,报告会,以及对史景班、杜方平的批斗会,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魔鬼化”,大肆诬陷我们是“乱军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一时间,使军区政治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不明真相的军区广大部队指战员,自以为是热烈响应军区党委号召,一哄而起,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师以上单位纷纷发电文,写书信,演变成一场围攻军区政治部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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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声称:“军区政治部是重灾区”,是他重中之重的打击目标。他亲自指挥,并由李树和组成“专政班子”,负责对军区政治部的“围剿”,“全歼”之战。“二月抓人”的第一枪,就是把政治部的“方、洪、高、艾”四人抓起来,作为镇压群众的突破口;而后,又把政治部的“孙、杨、方、洪”四人判罪,坐牢,作为“压轴戏”收场。那几年间,我们先后两次被关押在白水桥(近一年时间)、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次乱军分子、一次“5.16分子),两次去北京(近十个月)、两次“翻烧饼”、两次“大清洗”(一次下放浙江一年、一次复员回乡)、加上清查“5.16”三年多,有些同志还在大牢里蹲了三年多。我们被许世友整来整去,反反复复,不少人被整得致伤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简直没有一处安身之地,没有一刻安宁之日。
    南京军区政治部,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治领导机关,决非许家天下的私有财产。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数百名干部,是从军区几十万部队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确有不少精英人才,无疑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可是,霸王成性的许世友,却把我们当成他的家奴一般,任意宰割,打击迫害他给我们每个干部头上,几乎都戴上一顶黑帽子:政治部付主任(史景班)是“黑后台”、秘书长、部长、科长是“黑干将”、“黑高参”;造反派头头是“黑头头”、“黑骨干”;其他干部是“黑爪牙”、“小爬虫”等等。批斗我们的会场上,被点名站立低头认罪的人数,往往是黑压压一大片,就像是一片树林,简直变成了昔日“洪洞县里无好人”。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等部门,“大换血”、“一锅端”、“连根拨”。一个好端端地大军区政治机关,被许世友砸的稀巴烂、百孔千疮,面目全非
    军区政治部早就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他说:“军区政治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人又狡又猾”。他往往把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同五七年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最看不上眼的知识分子,却被毛主席所重用。比如:一个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个张春桥,居然爬到他头上,当上了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对这两个知识分子微词颇多、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许世友就把军区政治部造反的知识分子,同陈伯达、张春桥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我们同陈伯达、张春桥,就是“一丘之貉”。因此,许世友对知识分子的“旧恨”加上“新仇”,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巨大威力,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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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地在我们头上爆发出来
    我们知道,许世友的讲话风格:三言两语,没有闲话。然而他在文革中也有反常的表现。一九六八年,他到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给我们训话时,大谈了一番他对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的评价。他说:“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多,花花肠子多”还朗颂了一首描述知识分子特点的打油诗:
    戴眼镜,夹提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我听了他的朗颂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许世友为何还有这种朗颂诗歌的雅兴!”他到军区机关三大部及其他部队视察时,也曾多次高声朗颂这首打油诗。他在这里,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刻意勾划成“戴眼镜,夹提包”的“文人墨客”;十分露骨地影射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伙“阴险狡猾,诡计多端,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之人。他在这里,既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无知,又表明了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诬蔑,甚至发展到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仇视
    许世友就在那次白水桥的学习班上,对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训斥一通之后,紧接着就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们这些造他反的人,咬牙切齿,声色俱历地说:“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早就想开杀戒了!”简直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恨不得当场举起屠刀,朝我们砍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他再狂叫:“要开杀戒”、“杀几个造反的,不碍事”。他一旦发疯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首当其冲的刀下鬼,必定是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
    军区政治部被许世友打击迫害最狠最惨的就是史景班主任。许世友为何对史景班那样深仇大恨,把史景班整了那么多年,整得家破人亡,仍不放手,不肯罢休。后来,我从许世友仇视知识分子的态度中察觉到,史景班恰恰是许世友所描绘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戴眼镜,夹皮包的文人”。这样,史景班在许世友的心目中,既是“倒许乱军”的黑后台,又是政治部知识分子的总代表。这一点史景班本人也是心明眼亮的。一九六七年,史景班同我和陈时秋交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世友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因此,许世友砸烂军区政治部首先要“斩首”,对史景班无情打击务必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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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许世友何止是砸烂军区政治部!同时被他取缔的、解散的、砸得支离破碎的,遍体伤痕的,还有其他军区领导机关、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被他整的死去活来的高级将领,又何止是一个史景班!据统计,南京军区被他作为“5.16”分子陷害的军级干部,就有近百人之多
    许世友口口声声叫喊别人“乱军”。但是,历史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乱军”,还能说是对军队的保护吗?
    四十二、许世友的“尚方宝剑
    十年文革中的许世友,敢于那么放肆地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横扫“左臣右相”,其权势之大,不可一世。原因何在?众所周知,许世友“尚方宝剑”在手
    毛主席撑腰。
    有关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故事,过去听到一些传闻,总觉得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直到文革期间,我们在同许世友的抗争中,从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在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见,对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特殊关系,才算有了比较真切、清楚的了解。
    九六七年,许世友犯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之后,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毛主席要求他检讨错误的同时,亲自岀面保他过关,给他提供“下楼”的阶梯。八月间,他老人家用自己的专机,派张春桥到大别山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同他进行长时间个别谈话。九月间,周总理又按照毛主席指意,派飞机把许世友接到北京,并特地安排在中南海里“养病”。接着,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同许世友接见谈话。
    毋庸讳言地说,毛主席对于许世友的关怀备至,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深情他老人家给予许世友得天独厚的特殊待遇。文革期间能够单独会见毛主席的高级将领,屈指可数;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毛主席也不容易。唯有许世友“枝独秀”,可以单独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可以当面聆听毛主席“口喻”,当面领取“尚方宝剑”。许世友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往往充分利用他独有的这一特权,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九六八年夏天,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的一个下午,李树和临时召开紧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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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神密兮兮地宣布:“今天,许司令刚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直奔我们学习班,带来毛主席、林付主席的重要指示”。
    此时的许世友刚当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在军内军外全面推行“多中心论”,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他并没有传达什么“重要指示”,而是着重地介绍了他此次上北京会见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往返细节。他说:“前天我×时×分到达北京,昨天我×时×分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分离开中南海;接着,我时×分到林付主席居地;会见后,×时×分从林付主席居地出来”。他还说当面向毛主席、林付主席汇报了如何解决江苏两派问题,如何办好部队学习班的简要情况。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许世友这么绘声绘色地介绍会见的细节过程,充斥着许多弦外之音,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和联想,必然产生不可小看的社会效果想想看,当今的中国,能有几个人像许世友这样自由进出会见毛主席、会见林付统帅?这不正是突出表明了许世友的显赫地位吗?
    毛主席对待许世友的一系列“惊人之举”,无疑地成为罩在许世友身上的熠熠闪亮的光环,给他增添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那时,许世友头脑发热,以毛主席的“爱将”、“忠臣”自居,个人权势欲望膨胀,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请示不报告,根本不把军区党委集体领导放在眼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一口气把军区的三位老红军、老中将—“王、林、鲍”打倒在地;一下子把近百名军级干部诬陷为“5.16分子”,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成了他任意宰割的羔羊。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论职务,同许世友是平级。可是实际上,在许世友面前,杜政委处处谨小慎微,就像“小媳妇”似的。有人曾经冒昧地对他说:“杜政委你和许司令是同级,该说的就说,该拍板的就拍板,不能什么事都要许司令说了算”。可杜平却说:“我是把许司令当作上级看待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能直接见到毛主席,我就见不着,我怎么能同他一样呢?”杜平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事后,杜平公开承认说:“毛主席所批评的这个政治委员就是我”。然而,我倒是为杜平鸣不平。我想,毛主席的批评不够客观,不公平。从职务上看,从理论上讲,政治委员对司令员有着“政治保证”和“政治监督”的双重作用。可是实际上,由于许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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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毛主席的“宠爱”,给他种种特权,这个因素比职务上的份量,那就重要得多。这样,杜平的话,许世友能“买帐”吗?
    许世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也有人吹嘘许世友“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的”。现在我还是通过亲身经历的事实,来看看许世友的“忠心”,究竞是怎么回事。
    当年,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都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审定、签发的两份重要文件。高喊“忠于毛主席”的许世友是怎么对待这两份文件的。
    八条命令”一下达,许世友兴高采烈,视为法宝。他说:“有了尚方宝剑,我就可以大胆抓人了”。他斩头去尾,只抓住“八条命令”的第一条中的半句话“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而这一条的原文是:“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一条歪曲为“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组织”,“造反者就是反革命分子”。于是他一声令下,把造反的人统统抓起来。如此执行“八条命令”,也能说是“忠于毛主席”吗?
    军委“十条命令”,正好击中了许世友的要害,“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来,许世友垂头丧气,不理睬,不执行,不认错,不改错。同样是毛主席颁发的两道命令,而许世友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能证明他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吗?
    还有一份毛主席签发的中央红头文件,就是六八年初中央转发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这份文件与许世友,与我们关系更直接,更密切。而许世友对待这份文件的态度,更能说明他对毛主席的所谓“忠心”,究竞是真是假?
    不用多费口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份中央红头文件的由来和本意,正是由于许世友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而做检讨。毛主席、周总理下发这份文件,正是为了帮助许世友改正错误,又能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可是,许世友却与这份文件背道而驰。他根本不承认这份文件,更谈不上执行,而且明目张胆地对着干,反攻倒算。
    中央文件上明明写着:军区领导二月抓人“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许世友却用毛主席给他的“口喻”,来否定毛主席签发的中央文件。他说:“在上海的时候,我问过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人就不错了,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抓的那些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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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指挥,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他不厌其烦地四处宣讲毛主席给他的这一“口谕”。表面看来,许世友说的,似乎有根有据,理直气壮。毛主席在上海同他的谈话,你能不相信吗?即使有问题,你也无法考证呀!还不是他说了算。但是,仔细一分析,他所津津乐道地“口谕”,肯定有“诈”。难道毛主席对他就只说过这一句话吗?他为什么只要这一句?就算是毛主席说了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话,也不等于许世友就可以随便抓人。“执行纪律”与“随便抓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很显然,许世友的所谓“口谕”实际上是凭藉他受毛主席“宠爱”的特权,自编自演,自唱自和,自圆其说的骗局
    在毛主席一度被“神化”的年代里,受到毛主席宠爱的许世友似乎也跟着“神化”了。他自以为,只要把毛主席这张“王牌”一亮出来,就能压倒一切,他怎么说也不错,怎么做都是对的。从他口里出来的“毛主席指示”,既不是中央文件上的,也不是书本上,报纸上的,而是他自己“独创”的,是他“自产自销”的。究竟可信不可信?只有“天知、地知、他知”。许世友曾经口出狂言“在南京,谁再造反,就把谁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我可以先斩后奏”。可见,许世友的权势之大,真可谓天下无比,举世无双。历史是无情的,假的就是假的。许世友当年披着“神化”的外衣,玩弄的什么毛主席的“口谕”也好,“尚方宝剑”也罢,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的鬼把戏如今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许世友口头上怎么喊“忠于毛主席”,而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忠于他自己,充分利用毛主席对他的宠爱,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称王称霸的权势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世友一次又一次掀起镇压群众的风暴,毛主席一次又次保他过关。他的官位越来越高,而他对群众的打击报复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从来不认错,也不做检讨(据说他在毛主席面前做过检讨),总是由别人一次又次地为他顶罪,多位付司令,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成了他的“替罪羊”。这一局面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人心不服,党心不平。为什么会造成这局面?我思前想后,不能不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和政策上找原因。在文化大革命错纵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主席对许世友关爱过度、变成宠爱;保护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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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乏严教,变成迁就、袒护。
    毛主席说过:“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钟馗”。当年,林彪可谓是“借助钟馗”,阴谋篡党夺权的典范;而许世友也不愧是“借助钟馗”、称王称霸的高手。反过来说,毛主席那么宠爱许世友、抬高许世友,难道没有“借助钟馗”“打鬼”的政治含意吗?《真实的历史记忆陈时秋
    著名文人余秋雨说:“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才有了希望。”
    我撰写的《真实的历史记忆》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光辉的。杜撰的历史是谬误,是经不起检验的,是耻辱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在我国是最大的权力,长官意志就是“法”,一被滥用,就是灾难性的。当今,用权力制造的冤、假、错案无处申诉,还谈什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
    日“神州无冤魂,人间少暴虐”,一旦制造“红色恐怖”与制造“白色恐佈”同样受到追究,一旦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社会的公平、公正,社会的和谐才能达到新的境界。
    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真实的历史记忆
    红色少年郎心中毛泽东张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张大字报决定悲情人生目录
    (一)天地转悠悠红色少年郎(二)从小学革命心中毛泽东(三)参军文工团服务工农兵…(四)反腐不间断继续革命永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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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清下海岛许清喜喝茅台酒·(六)十年文革史反修防修炼金刚
    (七)学习十六条勇敢撰写大字报………46(八)第一次劫难许世友搞多中心
    54
    (九)常委作检讨司令转脸就推倒
    63
    (十)借复员之名许再次打击报复………69(十一)第二次劫难许世友草菅人命……76(十二)许势力范围难逃许世友手心
    十三)华国锋上台冤假错案又重来
    86
    (十四)第三次劫难铁书记铁面有私(十五)陈荣安已亡含冤灵魂归何方
    (十六)千秋功过罪自有历史来评说…………103(十七)天天讲和谐冤假错案何时平………110(十八)生命不止息继续奋斗永不停
    121
    ∴………………124
    “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千年之说,是儿时慢慢懂得的道理:做人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绝不能无辜伤害别人。
    苍天赐给我一个革命的家庭,从小学革命,对剥削、私有制的信念“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格格不入。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认真思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很感激父辈们引领的正确航向——一跟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我认为,共党人应该为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这个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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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所以,在我国,上至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党员、普通百姓,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大家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要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是假共产党;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党员是假党员;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毛主席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热爱群众、保护群众。毛主席的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在井冈山是这样,在战争和经济建设中都是这样。因此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相信、依靠、热爱、保护群众,还是不相信、不依靠、不热爱、不保护群众,甚至镇压群众!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人、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年跟着毛主席争当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亿万工农兵群众、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出于对党和毛主席充满信任,自然要热血沸腾积极参,为反修防修作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血染九州。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有的“战斗队”发出:“只要中国不变修,死了也甘心!”的豪言壮语。当时盛行的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唱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生前曾说,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另一件就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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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能否继续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句话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产党之所以称共产党,自身的清正廉洁是基本要求,消灭剥削制度是其根本宗
    我不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被流放、下大狱,妻子、子女受到株连而去否定“文革”。应该如毛主席所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比较公允。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是广大工农群众、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欢呼文革的“伟大胜利”;文革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保证“永不翻案”还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表示了刻骨仇恨。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人时依然坚持以下观点:“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二卷149、172页)
    我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的一名摄影记者,在许世友上将身边工作多年。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的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可是许世友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借口执行军委“八条命令不顾军区党委的一致反对,一意孤行,镇压群众,在军内外大批抓人!江苏省清查“5.16”运动期间,许世友又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使13万人遭受了无辜迫害!!1976年10月,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铁瑛在浙江省搞“以派划线”,方面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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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升天”的保护政策。致使400万人横遭劫难!!!
    人间正道是沧桑,公理终在人心间。
    (一)天地转悠悠红色少年郎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湖州地区、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中国竹乡安吉县的西部,青山环抱、竹涛起伏,山泉萦绕、水声叮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西苕溪河从梅溪镇方向顺流而下五里路,到我们村拐了个弯,村庄的两面是西苕溪水怀抱着,所以叫“荆湾”。
    1933年10月2日是农历8月13日,我出身在荆湾村,父亲陈学明,给我取名:陈时秋
    当年荆湾村是个热闹的小码头:有绸布、南货、粮油、茶馆、理发、豆腐店;大批毛竹运输,主要靠西苕溪河水路一直运到上海;西苕溪拐弯的地方,积聚起大量细沙子,是有名的“荆沙”产地。荆湾村的下街头,过了石灰桥就是关帝庙,庙里有两尊关帝菩萨,关平、周仓菩萨立两旁。久旱无雨时,人们把稍小的关帝菩萨抬出,仪仗队身穿类似义和团的服装,手拿标枪,鼓乐声声、敲敲打打,
    七里外的长兴县辖区,赵村、空隐寺后面龙山上求雨。我曾参加过一次仪仗队我的生母赵林娣就是赵村人氏。虔诚的祖母刘桂佳,常带我到关帝庙烧香拜佛。荆湾村还冇陈、沈、管三座祠堂,解放后,祠堂成了供销社。关帝庙早就被拆除盖起了洋楼,成了人民公社办公室,如今成了乡、村政府。我父亲是荆湾村有名的棼赌者,只要他在村里,就没有人敢赌。现今的农村,赌博成风,耶稣教泛滥。
    父亲陈学明,姑妈陈文霞,姑父郎玉麟,都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徒,通过办乡村教育,办养蚕合作社,为农民办好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在潘店村创办乡村小学,在荆湾村创办了荆溪小学,父亲任校长,姑妈任教师,我在学校是个优等生,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曾代表学校去梅溪镇参加考试比赛,得了第二名;小学还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抗日,我演被俘日本鬼子;还有军乐队,我是司号的。荆溪小学坐落在西苕溪水的拐弯处,校大门外的两棵大榆树,见证着荆湾村的历史沧桑。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南京郊区办晓庄师范期间,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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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郊区办工学团时,他都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愿望很好,可惜在现实的中国行不通。后来,我的父辈们才悟出: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追随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仝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初,原红二方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原名彭栋才、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和其他三位红军师级将领,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具体安排,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从延安奔赴上海前线抗日
    次日,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旅途的方便,办事处让他们脱下红军服装,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张爱萍佩上校军衔,其余四人都是上尉军衔。他们在西安得知上海战况激烈,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南京。出了潼关,事有凑巧,在同一列车上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是党中央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的。张爱萍等人抵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换上便衣,改乘京沪线火车奔向上海
    他们在上海龙华车站下车,早有李克农同志开来汽车接站。原上海市委书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同志(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接待他们,把上海的战况大致作了介绍:自从上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陆军师团陆续渡海到达上海,在海空军协同配合下在狮子林、川沙口、蕴藻浜和吴淞等地强行登陆。我方承受着敌人强大炮火和飞机炸弹的轰击,很快就遭到全军覆灭。
    张爱萍说:“以中国军队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具有现代武器的日本军队作战,单靠阵地战是难以取胜的,非得有敌后游击战的配合才行。”又说:“中央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毛主席亲自找我谈了话。上海要成立江苏省委,叫我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毛主席说,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晓说:“是啊,我们预计上海坚持不了多久,正等着你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尽快作好沦陷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张爱萍问:“不知省委作了哪些准备?”
    刘晓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作难民的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他们陆续向郊区各村和江浙一带农村疏散。我们已在难民中组织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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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义勇队,正在加紧训练。”
    次日,按照刘晓、张爱萍对其他四人的工作分配,彭林被分配到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
    淞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14个半师团兵力,约28万人,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海陆空联合作战。我方投入70多个师的兵力,约百万人,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我方伤亡惨重,终将难以支持
    11月上旬,彭林被请到江苏省委的办公处。除省委领导以外,还有一位青年,此人修长个子,一头长发,戴着近视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显然是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见彭林进来,都起立表示欢迎。省委领导首先介绍彭林,“这位就是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彭林同志。”然后又把长发青年介绍给彭林,“这位就是王文林同志。”两人热烈握手。
    省委领导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省委决定派你们两位到青浦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王文林任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彭林为县委委员,任军事部长。希望你们两位亲密合作。”省委领导对彭林说:“王文林是河北保定人华北大学肄业,东北沦陷后,他毅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南京。直到抗战爆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彭林对这位历经艰苦斗争的知识分子干部不胜钦佩。省委领导,接着向王文林介绍彭林的情况。王文林想不到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人,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模范师政委,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再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紧紧不放。
    第二天,他俩就从上海乘船西行,向青浦进发,不料才到半途,就传来青浦县沦陷的消息。省委鉴于青浦一带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比较好,指示他们可以绕道宁波、杭州、嘉兴去青浦,万一青浦联络点找不到,可以到吴县去找。王文林彭林先坐船到宁波,再乘杭甬线火车到达杭州南星桥车站。这时已是11月13日,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大举登陆,攻占平湖、嘉兴,迂回包围上海。杭州仝城一片惊恐,百姓纷纷逃难。两人匆匆赶到卖鱼桥轮船码头,买了去江苏吴县的船票,15日下午乘船北上。当船快到湖州时,传来吴县也告沦陷的消息。他俩无奈,由于战事遽变、交通受阻,彭林、王文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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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浙江省湖州市。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油印小报《战时消息》,报上标明:“郎
    玉麟、贵诵芬编,陈文霞、贵畹兰刻印,地址:金婆弄X号贵诵芬家。”这一偶
    然发现,使王文林喜出望外,说:“贵诵芬,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见过,他是收容所的主要骨干。”彭林、王文林通过贵诵芬认识了郎玉麟夫妻。从此,就在湖州组建了浙西第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为大队长,在湖州、长兴、安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机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浙西一支著名的抗口游击队,老百姓亲昵地称为“郎玉麟部队”。
    1938年春夏,在浙西一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自卫队蜂拥而起的同时,打着“治匪抗日”或“治匪安民”旗号的迷信武装团体“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的主要头目费冠英,是勾结日寇的汉奸。有一天深夜,红枪会近千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吴兴西乡楂树坞村。红枪会坛主下令:“郎部队是土匪部队,戳死他们!”一群红枪会的会徒用红缨枪戳向王文林,最后被最凶恶的红枪会头头戳死。王文林惨遭红枪会杀害的噩耗,激起了“郎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悲痛和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为王政训员报仇
    郎玉麟和彭林召集陈学明、周少兰、温永之、许斐文、许斐然等开会。大家认为:根据已有的情报,下庄、薛家兜等村的红枪会确实已同日寇勾结一起与我抗日部队为敌。打击的方法是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主要打击红枪会头目费冠英。汉奸费贼不敢回西乡,只身来到东乡在长超部队(1938年2月李泉生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附近摆小摊,为日寇搜集情报。郎玉麟通过在长超的李泉生捉拿首犯费冠英。李泉生抓住费冠英,宣布其罪状后就地枪决,为王文林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一提起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郎玉麟脑子里浮现出王文林,王文林到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已、关心他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布置一个“文林室”。几天后,经过刘芾亭等同志的精心布置,纪念室布置得庄严肃穆,堂前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文林遗像,两旁是纪念王文林的两幅对联
    满腔热情爱人民,碧血染大地;片丹心报国家,浩气壮山河
    无杂念私心,个人生死一已得失轻如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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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忠肝义胆,国家安危民众疾重于泰山
    墙上挂着介绍王文林英雄事迹的画图,桌面陈列着王文林生前用的遗物,激起人们无尽哀思。
    全国解放以后,在潘店村后面的梅花山上建了陵墓“郎部公墓”,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王文林、刘芾亭、周少兰、许斐然等23位烈士,长眠在此地
    1939年3月24日,“郎部队”派我父亲陈学明(指导员),到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聆听周恩来演讲,回来向部队传达。当今,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成了观光、避暑、休闲的圣地。
    荆湾村顺流而下,就是潘店村。梅溪、荆湾、潘店,成了抗日游击队“郎部队”的集散地。地下党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经常光顾我家,只知道他手拿剪刀、尺的“卖布客人”。我父亲受地下党的派遣,任国民党的区长,专供“卖布客人”文件看。我们家的楼梯下面,都是打鬼孑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钢盔、望远镜、坏手枪、坏手榴弹等。我们小孩拿这些战利品武装到牙齿,在村口石灰桥上站岗放哨,盘査行人。我的小伯伯陈学廉只大我四岁,是荆湾村的小孩头头,我们都听他的指挥。还有吴爱民,好似他的警卫员,他们两个人舞起“狮子”来,可等工夫,我小伯伯在上海解放后到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空军通信部门,他们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小伯伯是离休干部,吴爱民是昆铜公社、晓墅镇人武部部长
    1943年10月,日寇向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向后撤退,行署、专署,吴兴、长兴、安吉三县政府都逃进深山里去了。“郎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4月开始,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归属国民党浙西行署第二特务大队,是一支新的抗日部队。我姑父郎玉麟任大队长,父亲陈学明任副大队长,吴小土、贺文铨分任一、二中队长。浙西行署贺扬灵、第二专署於树峦担心郎玉麟、陈学明把部队拉出去投奔新四军。密令专员朱希要杀郎玉麟等人。郎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十区专署,专员朱希宴请郎玉麟等人。酒席间,朱希酒后吐真言:“於树峦打来电报,要我把你抓起来,秘密地杀掉,我能对你下手吗?”郎玉麟大吃一惊,心想:要赶快脱身。刚好国民党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乘机打电报给贺扬灵请求从军。贺扬灵也怕承担杀害著名抗日分子的罪名,如今借刀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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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让郎玉麟从军离开浙西去了事。二、三天后接到贺的复电,批准他从军,还勉励了几句,并委任他为浙西从军青年第二队队长,还在《浙西日报》上大肆宣扬一番。郎玉麟心想:等我逃走了,你们就枉费心机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到处寻找我父亲陈学明的下落。我们一家四口,躲到我的级任老师范绍赓老家,后面的高山上。山顶上只有一户农民,一位眼瞎的爷爷老年丧子,和媳妇、孙子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主要靠舅舅沈文祥肩挑几十里路把粮、油等生活用品送上山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十六旅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发起长兴战役对浙西日伪军展开全线进攻。经过一个多月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十余万。新四军在浙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吴、长、安边区革命根据地。
    1945年期间,我家在湖州埭溪镇以西的盛家坞居住,我和小伯伯陈学廉在茅坞上学,祖母在茅坞居住专门照顾我俩。一天深夜,父亲突然回家,带领全家连夜到盛家坞以西,不到十里的安吉县境内上舍村新四军驻地。第二天,看到几位女的新四军,女的当兵,感到很好奇,她们在包馄饨,可是又不像馄饨,她们告诉我,这是饺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
    1945年4月1日,成立吴兴县民主政府,郎玉麟任县长,顾玉良任中共县委书记。“郎部队”的一批老部下都到民主政府任职:陈学明、孙厥谋、李泉生、胡志平等人,分别任埭溪、妙西、菱湖、和平区区长。组建了县警卫营,曾被省保安处长宣铁吾追捕的共产党员吴德仝化名吴小土,和贺文铨、王云清等人,成了警卫营的骨干
    (二)从小学革命心中毛泽东
    我从小跟随父亲陈学明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郎部队”中生活;十岁到新四军部队。听着革命故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朱德总司令《一根扁担》、贺龙军长《两把菜刀起本》故事,
    唱着抗日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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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天来到了!
    “毛泽东同志,带着头走,跟在后面是我们大家,反动派疯狂来进攻,打破它脑袋,赶它回家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人,为我中华民族,要作自由人!”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四十三天,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实现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主动撤出几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北撤到长江以北的苏北解放区。1945年秋末,浙东新四军奉命渡杭州湾北撤;浙西新四军从湖州、长兴安吉北撤。随军家属和孩子不能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骗”我们小孩是到江苏宜兴去上学。祖母坚持不走,只好留下小伯伯陈学廉照顾她。不久,国民党当局到处抓我祖母刘桂佳和年仅十六岁的小伯伯,在我家大门上张贴通缉令和悬赏;祖母只好投奔远亲,小伯伯改名朱复元,他们常在坟地躲藏受了惊吓,还朝思暮想记挂着北撤的七个亲人,祖母才五十岁出头,于1947年病故了
    我们在荆湾村码头,匆匆忙忙分乘几艘小船,从西苕溪河顺流而下,船上只能吃饱饭,没有菜蔬。一路上,我学会了摇撸、划船、背牵,经太湖到达沪宁铁路常州奔牛站附近,遭遇四个还没缴械投降的日夲鬼子,大摇大摆地在铁路上行走,在新四军兵站的掩护下,鬼子才没敢动手。在杨中县附近渡长江,一时找不到大船,好不容易等来一艘大船,不肯停下来,危急之下,兵站潘大兵只好朝天鸣枪,船老大才肯把船靠岸。和我们一起过江的还有吴小土、孙厥谋的家属。渡过长江后到达东台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看了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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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三百年祭》
    1945年11月,到了淮阴,父亲任清江市王营区区长,后调淮安县工作。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快乐舒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
    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1946年6月,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我们在淮安县已听到敌人的机枪声才撤岀淮安地区,经郯城到达山东境内,父亲在鲁中二专署工作。鲁中比苏北生活更加艰苫,有的同志开玩笑发点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胜利果实煎饼大葱”。南方人啃高粱煎饼的确是个苦差事。
    1946年冬,我十三岁告别父母、小弟、通讯员沈连法,到华东党校找姑父郎玉麟。正值过年,南方新四军的同志供给一碗大米饭。年后,姑父和警卫员陈乃知,送我和表弟郎民苏、姑母陈文霞,到沂蒙山区刘家道口村,鲁中军属子弟学校读书,由姑母照顾。学校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生活艰苦,没有条件洗澡,人人都长虱子,头发长了,姑母用剪刀胡乱剪一下。我父母带着四岁小弟陈时枫来校看过一次
    有一天,学校来了两位骑马的军人,看他们的穿着可以肯定,一位是团、师级干部,一位是警卫员。晚上,那位长着兜腮胡子的军人和方老师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就是老师们和两位军人在一起喝白开水,吃点长生果、瓜子而已。因战事紧急,蜜月变成了蜜日,新郎官第二天就走了。战争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又有一天,被我军俘虏的26师一批军官来校参观,师长马励武、副参谋长牛犇,还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有同学问他们:为什么吃了败仗?马励武说天气太坏,下大雨,大炮拉不动。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天气太坏吧,是蒋介石的良心太坏了,中国人为啥打中国人?他们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学校要我把此事画成连环画在校中展览
    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还不少呢。有《大联唱》、《兄妹开荒》《打花棍》《小放牛》、《放小脚》、《识字班》、《良女劝母》、《改造二流子》、《张德宝归队》等节目,我在《张德宝归队》中饰演张德华。宣传队除了为学校演岀外,还经常为当地群众演岀,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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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学校有一把双拐弯的紫铜号,没人会吹,我原来在荆溪小学军乐队是司号员所以我成了学校的作息司号员;又是墙报员,为各班级画《满天飞》墙报头。新泰、蒙阴一带,我军和蒋军展开“拉锯战”,我军的标语和蒋军的标语满墙都是,老百姓经常遭受地主还乡团的洗劫
    我们学校也常常转移,我参加了护校队,护校队每人发一颗手榴弹,听到敌人机枪声才能离开学校。当时我十三岁立了两个三等功,事隔六十多年了,我还珍藏着这份立功奖状。后来到为纪念新四军将领彭雪枫而命名的“雪枫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解放济南、徐州后,学校更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三)参军文工团服务工农兵
    1947年初,蒋介石调动20万精锐部队,向我各个解放区大举进攻。陈、粟大军在华东战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后,1947年3月18日,在山东沂水建立我军自己的快速纵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
    1947年5月,姑父郎玉麟任特纵政治部秘书科长,姑妈在《特种兵报》工作。姑父让警卫员陈乃知骑他的马到学校接我和表弟。三人一匹马轮流骑,一次轮到我骑马,天下雨了,因被子都在马袋里,我把缰绳一放令马大跑起来向村庄猛跑。北方的村庄一般都有土圩和土城门,在过土城门时差一点从马背上刮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平度县东高家村特纵机关所在地
    特纵文工团团长于丁,看到我们两个小孩常来看他们排戏,要我们饰演儿童团。于丁团长动员我俩参加文工团,在征得姑父母同意后,我俩参加了特纵政治部文工团。我被分配在美术组,组长刘一平,郎民苏分配在戏剧组,学习、生活上由两位女同志徐桂荣、冯琦大姐照顾。
    特纵建立后,特纵文工团在战火中应运而生。团员以十二人为骨干,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山东大学、防空兵文工团合并到特纵文工团,到1952年6月拥有近300名团员。特纵文工团随军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舟山等重大战役。在战火中,团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举革命文艺旗帜,宣传群众,激励战士,鼓舞斗志,瓦解敌人,充分发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哉争服务的巨大作用。
    1947年7月1日,特纵机关在东高家村开晚会,纵队首长都来了,到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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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望大家。晚会开始,听到坦克声震天响,大地被震动了,多辆坦克绕场一圈,坦克上的机枪朝天鸣枪,庆贺特纵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文工团演出节目,我演第一个节目:《跳将官》,庆贺党的生日。
    秋天,蒋介石重点进攻胶东,特纵部队转移到渤海地区。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导演天然在烟台招了邱仲康、文卜东(电影《东进序曲》中饰演周明哲)、白沙朗宁、陶真等三男两女五位演员,因找部队,和我们文工团相遇一起行军。途中两次过黄河,遭遇国民党飞机的低空扫射,五位演员中的一位男同志白沙,军装还没穿上就牺牲了,还打死了一匹运输幕布汽灯用的骡子。只好改在夜间行军。夜行军很容易疲劳,朦朦胧胧看到前面人的背包在晃动,一面走一面还做梦哩有一次宿营时我倒下就睡,醒来时才知睡在牛棚里了。后来邱仲康、文卜东两位留在我们团
    部队到达渤海地区,文工团住在张施滨家村。部队展开了冬季大练兵,特纵副参谋长董尧卿任总指挥,大练兵结束时进行了各项技能表演。工兵团表演坑道爆炸,像电影地道战那样,事前计算好方位、距离,挖地道到敌人营垒,放好炸药然后起爆。戏剧股长白文作词,音乐股长东锋作曲的《特种兵之歌》唱道:“我们是人民的解放军,是光荣的特种兵,在毛泽东红旗的引导下,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不怕前面有任何障碍,我们有大炮把它轰平,假如敌人敢来侵犯,我们还有坦克骑兵,工兵同志架桥修路,山髙水深任我通行,坑道爆炸,把敌人化成灰烬
    我最爱看骑兵团的马术表演,马在飞跑中表演马上马下、马上倒立、马上隐避、马上射击、马上救护等,煞是好看。我也最高兴文工团去骑兵团演出,因为骑兵团用很多马来接送,每人一匹马。
    不久,开始了“三査三整”、“土改学习”运动。运动中有的同志被打成“特务”、“托派”、“阶级异已分子”。一个解放入伍的刘平,怀疑他是“特务”在坦白会上突然拿出菜刀要自杀;另一个也是解放入伍的华奇和我一个组,怀疑他是“托派”,看他整天哀声叹气以泪洗面写交代,我也跟着流泪,借钢笔给他写交代。有一天,开诉苦大会,雇农出身的姜超,诉说苦难家史时痛哭流涕愤难当,拿出木匠用的大斧子(房东是木匠),向“出身不好”的王甦砍去。看到运动这么可怕,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很难磨灭。虽然事后都得到平反,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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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间的感情、友谊受到了伤害
    1947年冬,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特纵机关转移到临清一带。机关驻大界牌村,文工团驻小界牌村。文工团为当地群众演《白毛女》,参观了武训家柳林村部队出征前都要召开诉苫大会,文工团就演出《白毛女》。由于我自学二胡成功,从美术组被调到音乐组,在组长胡子指导下,学会了坠子、板胡、三弦、月琴大阮等民间乐器以及曼德铃西洋乐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小提琴坏了,琴弦用光了无处可买,我们用鱼鳔胶粘修复小提琴和仿制小提琴弦。从电话线中抽出钢丝,从司令部三科要来粗、细漆包线,自制一台木质绞合机,终于制出了琴弦。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在小界牌村排演了由白文编剧、东锋作曲的歌剧《大榆林》。那时开展满缸运动,每天要把老乡的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指导员田超,小提琴拉得很好,因下巴长了一颗颗粒,得了破伤风,因缺医少药,就这么走了;曾任我组长的施新华大姐,是我安吉县同乡,也因缺医少药,离开了我们。1949年5月下旬,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结束后,驻军江阴、上海,招了两批文工团员。特纵全力投入打扫战场、接管重装备和整编部队工作。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污泥浊水泛滥,“国际饭店”、“远东饭店”、四马路等地段,妓女拉客现象时有发生,是我们亲眼所见。我姑父在上海军管会工作,他的警卫员金九龄专门负责“国际饭店”的警卫工作,晚上带我们参观,电梯只到十
    八层,上面六层都要爬楼梯,最顶层塔楼上,是蒋介石题写的“礼义廉耻”霓红灯大匾。
    特纵文工团驻扎在复旦大学园内。遭受台风袭击,饭堂倒塌,长时间停电在校学生罗中和著名演员黄宗江夫妇报名参加文工团。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石挥是团长白文在上海的老同行,也要参加文工团,条件是:如果感觉不好就离开。白文回答很干脆:那就根本不要来,参军怎么好随随便便的。老团员们都到吴淞口炮十二团开展文化工作,我立四等功一次。最近,战友李翔、胡静璞夫妇来杭旅游,李翔说:我翻看日记,看到我们在吴淞口炮十二团下连队的一段描写,好像就在眼前,真是日月如梭啊!
    1949年8月,特纵司政后机关移驻南京汤山,下属部队共三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及沿沪宁铁路线各城镇地区,一个炮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前方作战。文工团奉命赶赴江西上饶为前方部队演出,在上饶乘水陆两用汽车过江时,我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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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回力牌”新球鞋一只掉进江里,气得我只好把另一只丢进江里。这是在上海工作的二叔陈学清送我的,还有一支钢笔。
    江西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1941年1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上饶的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文工团员们瞻仰、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近200名革命烈士墓,参观了当年
    四周布满铁丝网和机枪的集中营
    文工团回上海后,立即到安亭车站为部队演出。装置组刚装好舞台,王光堂蒋先经两位战友到河沟里洗澡,大概是山东小伙子不识南方小河沟的深浅,由于老百姓年复一年挖污泥积肥,水可深着呢!两个人大概都不适水性,一个下去上不来,一个去救,呜呼!直到晩上演出,才知少了两个人。沿沪宁铁路一路上演出到达龙潭车站,夜间行军至南京以东28公里的汤山地区,原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狼山营房和特纵司、政、后机关汇合。凌晨看到主楼顶部有蒋介石题写的“军人魂”三个大字,“军”字写成中间出头,意在“军人有出头之日”。
    不久,文工团从狼山营房迁到汤山镇过去一公里炮兵特科学校附近的西营房。文工团队伍不断壮大,分两个队,一队排练《解放》,二队排练《刘胡兰》。我是一队男、女“小鬼组”组长,正排待遇。副组长李爱菊。
    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被日寇占领也有十五年之久,敌情复杂。汤山镇一带是国民党模范区,常有人放冷枪,夜间外出要带枪。我的手枪是“老爷货”,日本14年式,易走火,一次走火差一点把驾驶员老冯的腿给打了,直到1955年授军衔后,我才佩带我国制造的54式手枪。
    汤山镇以温泉著称,是含氡的硫酸盐中温钙镁泉,具有健身、益体、治病的效能,是全国四大温泉疗养地区之一。蒋介石、宋美龄在这里建有豪华“美龄池公馆”。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医院移驻在汤山镇。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建有12个工人疗养院,汤山工人疗养院是1956年建造的。
    刚解放的城市娼妓猖獗,赌毒泛滥。毛主席领导的新政权几乎是一夜之间禁绝娼毒,人民拍手称快。南京解放不久政府就着手改造妓女,汤山镇百货店营业员中就有她们的身影,使其自食其力。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哪能让妓女存在呢?那是资木主义制度下的一大特色。现今,包二奶满天飞、妓女成群,堪称世界第一。某些领导、共产党员嫖娼,有关领导给他包了起来,换个单位照样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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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2007年5月18日我与老伴和她二姐专程去汤山狼山营房、作厂镇炮兵特科学校参观,现在已改为“炮兵学院”。旧地重游感慨万端,心情特别舒畅老伴刘炳春、二姐刘炳南、三姐刘炳娣,先后在1949、1950年到“特科学校”参军。距今已57年,风风雨雨岁月过去了,我们已到了古稀之年,还坚强地活着。参观“炮兵学院”时看到展览图片,正是院庆60周年刚过两月(1947.3.18.—2007.3.18.),看到第一任特种纵队司令员102岁的陈锐霆将军在院庆大会上讲话。99年9月和05年5月我和老伴去北京时,军委炮兵的周放、顾亚萍夫妇,二炮的康视华、周华敏夫妇(他们与我们都是特纵司令部政治部的战友)一同去看望陈司令,他已是94岁和百岁高龄的老寿星,还记得我老伴1950年是司令部的打字员,几乎每天都要和组长到陈司令小楼打印文件和“口令”。他讲起特纵部队参加过的战役战例时,记忆、思维能力特别强。我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告别时,陈司令对我们说:“我要向一百二十岁进军!”我们祝愿他进军成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民万岁!
    特纵奉命在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周围,摆一圈美式105口径榴弹炮。驻军南京所有文工团,组成浩浩荡荡的腰鼓大队参加大游行。我团晩上在玄武湖演出歌剧《解放》,还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把仿真105口径榴弹炮推上舞台,演出《胜利渡长江》。
    1949年12月,文工团初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杨荣兴战友在入伍前就是老团员,是我入团的介绍人。我入团后,立即介绍其他小同志入团
    1950年2月初,春节快到了。我父亲还没有南下,在中南行政委员会任秘书科长。自从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经淮海、渡江战役打回南方,顾不上回故乡省亲、拜谒祖母亡灵。所以,父母亲和小弟陈时枫来到汤山,约我同回梅溪、荆湾过春节。可是,因工作太忙请不了假,最后请示纵队刘春副政委,批示:“快去快回”。刘春政委1961年9月奉命转入外交战线工作,是第一任驻老挝大使,1982年从埃及调回国内工作。1986年冬,我出差去北京,文工团老战友徐挥大姐陪我去看望刘春政委。他和原驻苏联大使刘晓共住一个四合大院。政委说:工作很忙,今天正好休息一下,上午的时间都给你们了。在谈到“文革”时,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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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很关心我的遭遇,要我详细地说一说。最后刘政委说:你吃苦头了。
    回故乡过春节,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自从跟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山东参加特纵文工团,北战南征,已有五个年头了。故乡之行看到了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们,看到了荆溪小学大门外的两棵饱经风霜的大榆树,看到了当年乘船北撤的那个码头,令人激动万分,感慨万端。这五年来,我从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战士,肩负着随时随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使命。我向父老乡亲们宣传:农民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我还大讲特讲苏联集体农庄的美好远景
    春节刚过,文工团排以上干部从汤山西营房驱车到南京明故宫教练场,聆听粟裕司令作形势报告。粟司令雄姿英发,昂首阔步的神采,至今还历历在目。不久,朱总司令下命令,部署华东炮兵部队参加舟山战役
    1950年3月,文工团奉命,带着《解放》、《刘胡兰》两个剧组赴舟山前线。途经杭州时,拜谒了灵隐寺;经过绍兴时,能喝酒的人,水壶中都灌了绍兴黄酒。到达镇海刚要上船,遭遇蒋军空军的低空扫射、轰炸。战斗英雄林茂成牺牲了。我军的木船常遭遇蒋军炮舰的突然袭击,被挂钩到台湾。团长白文动员说:“万我们的木船被挂钩到台湾,我们要学习英雄刘胡兰宁死不屈!”在金塘、大榭岛可以看到定海马目岛蒋军活动情况。我是歌剧《解放》拉首把二胡的,乐队指挥赵道悦。《刘胡兰》剧组弹三弦的小同志索菲去上学,让我顶替她的工作。在工作中立四等功一次,《立功事实简述》中写道:“以很短时间突击《宝山参军》曲子完成演出工作,在行政组领导上有明显进步,帮助同志学习业务,我十七岁,组里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大家都昵称“小鬼组”。
    5月1日,我军解放了海南岛,国民党军惊恐万状,因此,5月13日,蒋军秘密撤岀舟山群岛。文工团在岛上发放仿苏式新军装,从此取消了打绑腿。海岛风特别大,新发的大盖帽很容易被风吹走,在地上直滚。从舟山前线回到汤山西营房,原来营房被炮校新学员占了,只好移驻东营房
    1950年5月下句,后勤部长顾寒星化装成商人去香港购买坦克、汽车材料,余款买了一台美国第弗来35毫米电影放映机交给文工团。电影是新鲜事,可无人会摆弄。文工团有一台缴获的美国35毫米幻灯机,我负责刻画彩色幻灯片,配合《白毛女》、《解放》、《刘胡兰》等歌剧的演出。团长凌竞亚要我试用电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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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机,后来调我到特纵文化部成立电影放映队。35毫米放映机,单机放映10分钟要换一次片很麻烦,所以在上海仿制了一台。为了提高电影放映技能,顾部长从后勤部汽车修配厂,调一位叫李廷的技师,举办电影放映训练班。顾部长非常关心,常来训练班看望大家。李廷技师髙超的技术让我很羨慕,从电影机械、扩音机、收音机等的修理,他都很精通。从此,我喜欢上无线电。我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学,到会自制和修理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修理电影放映机、扩音机;到自制和修理彩色电视机和修理录像机。自学的道路是艰辛的,人家休息我不休息蚊子叮咬照样学习。通过自学,李廷技师的一套技能我都达到了。我干一行爱行,在工作中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由于顾寒星部长的“心血来潮”,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使我从一个文艺工作者,改变为电影放映工作者。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是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但我怀念特纵文工团在战争年代的日日夜夜。
    1987年10月7日,由原特纵文工团在北京的离休干部张仲璧、徐桂荣、田、徐挥等战友倡议,为纪念特纵文工团成立四十周年,在山东兖州六十七集团军地炮旅聚会。我和在湖州工作的表弟郎民苏应邀参加
    原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刘春,为老战友聚会题词
    三野特纵文工团老战友兖州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战争之神
    聚会纪念
    八七年仲秋
    陈锐霆印章
    快速王牌快速歼特纵一建虎翼添人心向背决胜负可笑敌酋妄怨天弹指一挥四十年战略转变更向前温故知新奋接力欣看后起逾前贤
    丁卯仲秋原华东特纵文工团老同志聚首兖州地炮旅题诗一首为纪念
    刘春印章
    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年轻的旅长、政委到会讲话,热烈欢迎老同志们到兖州聚会。聚会领导小组,原文工团团长于丁、唐庆华,把裝裱好的两大幅陈锐霆刘春题字、题诗,赠送给地炮旅全体官兵。在开了一天的聚会上,老战友都畅谈了阔别四十年的悲欢历程;会上念读了白文、姜曼璞夫妇以及高奋等战友的来信这次聚会,看到了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战友,悲喜交集,感慨万端。聊天时了解到被整过的不在少数。第一任老团长于丁,在石挥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关连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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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成“毒草”时,于丁在剧中饰演指导员,受到批判;二任团长白文,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后,因写一个剧本,成了“反党”分子,被南京军区下放到江苏丹阳,夫人姜曼璞也受到了株连;三任团长唐庆华被打成“右派”,夫人被迫离婚;战友赵国璋被打成“右派”,被《人民日报》点名;战友肖路,在福州军区被打成“倒韩(先楚)乱军”分子;战友赵道悦,在江苏被打成“5.16分子,关押整三年;……。会上,我的老组长徐桂荣大姐,诉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徐君萱战友关心照顾我一家的事。桂荣大姐说:“这是战争年代战友间的真情实意。”徐君萱战友,从江阴参加特纵文工团的,和我同在一个“小鬼组”,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就读,成为油画系教授。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逮捕,老伴被隔离审查,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被扫地出门的情况下,徐君萱战友和夫人郑键(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经常关心照顾我的一家也受到了株连。
    聚会正值中秋佳节,举行中秋晚会,演出了不少战争年代的歌舞节目。王桂生是当年军乐队队长,也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战友们以地区、城市为歌队,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仿佛回到了战地文工团的战斗生活。也联想起济南战役,在济南、泰山、兖州、徐州等地,看到被俘蒋军的狼狈相。第二天,驱车到曲阜瞻仰孔庙。曲阜,在两千多年前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还游览了泰山。泰山是中国五岳之首,古名岱山,又称岱宗;泰山矗立在鲁中群山间,主峰玉皇顶,海拔1454米;泰山山体雄伟壮观,景色秀丽。我多数战友徒步爬山至主峰玉皇顶“五狱独尊”。老团长于丁,是我和表弟郎民苏四十年前,参加文工团的介绍人,我们三人在泰山合影,并邀请我们在上海下车,到他家里做客。
    这次聚会,我责无旁贷担当起聚会的摄影任务。兖州聚会的整个过程,我拿照相机都一一记录在案。事后,我将扩印好的照片寄往聚会战友手中。不少大姐还来信加印照片,说:“你拍的照片,把我们拍得年轻、漂亮了。
    为了缅怀这支革命文艺团体中献出生命的先烈,为了激励分散在北疆南国的各位战友,一致提议:编印一册比较齐全的特纵文工团“战友通讯录”,借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并作永久留念。委托,胡静璞、杨荣兴、陈胜荣、费德薰谢穆如战友操办。后来,新找到近50多位战友的信息,上海战友,杨梦致、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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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琦、周星海、王尧搞了个增补“老战友通讯录”。
    (四)革命没完成反腐岂可停(1)建国以来,一系列运动不间断。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每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毛主席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些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几千万烈士牺牲得来的工农政权,蜕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特别是某些执掌权力的人,有的不想继续革命了,他们有意搞扩大化,有的利用运动公报私仇。因此,冤假错案连连发生,伤害不少无辜的同志及其亲属。然后,他们把运动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儿都推到毛主席头上,这是对真实历史的反动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思考着胜利后防止共产党人腐化变质的大课题,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建国初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处治,更将反腐防变提到新的髙度。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惨痛事实,使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充满忧虑。他敏锐觉察到:党内确有一些官员搞特权、搞官僚主义赖、馋、占、贪、变、腐败了起来;有些高级干部,甚至被党培养为他的接班人有机会就离开马列主义,去迎合苏联修正主义;党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上那种“唯上是从”的奴隶主义思潮极度泛滥,“驯服工具论”充塞到党、团生活的切角落;在中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于是,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扰,担心他百年后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毛主席的一生,最善长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他把大民主这个武器交还了群众,把反修防修的使命交给群众,于是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真正出发点,就是要创造一种革命方式,一种大民主的模式,一种全新的机制,日中央出现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就能够群起而攻之,并且有权力罢免他们。他坚定地相信,文化大革命能消除资本主乂复辟的威胁。历史学家们常说,不以胜败论英雄。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难道就可以因其失败而全盘否定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
    由于毛主席的健康原因,由于来自党内外极端分子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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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防修”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致使不少当权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把资本主义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念头带进了改革开放年代。1982年,邓小平就发现了腐败暴发的恶疾,邓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选》三卷357页)
    看看当今的党员干部队伍和社会治安现状,“盛世”之下的种种丑恶行径贪官成堆、成串,前腐后继,“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二奶盛行,娼妓猖獗,赌毒泛滥;建国前土匪在山上,现今土匪在街上。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撰写的《大变化》一书,用大量事实和数字,说明、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原因和对策提出了初步意见。向全国人民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书中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化,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06
    年私有制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已占63%,公有制经济仅占37%,而且私有制的比
    重还在进一步提高
    (二)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作为贫富差距数量标识的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已高达0.467,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俄罗斯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22个亚洲国家中贫富差距中国排第一)。
    (三)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生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2005年已形成430万户、雇工4700万人、资本6万多亿元(近年已超10万亿元)的新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工人阶级最集中、拥有工运光荣传统并且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市,据调査,现在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
    (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髙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
    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16个。我国每年
    环境污染的损失占到GDP的3-8%(不完全统计),生态破坏的损失约占GDP的
    6%-7%,两项合计占GDP的9%到15%。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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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而是低速度。高污染还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五)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我国2005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达64%,远远超过美日等外贸大国18%-20%的对依存度。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是世界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跨国公司正在“井喷式”地并购我国优质的国有企业、重点行业的排头兵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的前5位企业由外资控制
    我对“改革开放”,一开始抱有很大希望,但后来发生了违背《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能复辟资本主义;坚持开放,只能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开放,决不能走附庸化、殖民化的道路。改革精英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争论”,做了不说,说了不做等手段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胜于雄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改革方向不对头了,为什么广大人民不愿看到的事情连连发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党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邓小平理论”,应该是检验改革成功还是失败的唯一标准吧?
    (2)民谣说:“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邓小平理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把《邓选》与《内部言谈录》相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理论”的核心是“先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狠批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三十年来的纲,就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为纲。实际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是“反过来斗”而已。
    内部言谈录:“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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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臼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
    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我认为,一争论,时间就争没了,一争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头来还是大家一样穷。还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看到时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再争论也不迟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国门打开以后,人民群众用国外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会自觉地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竞争,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既然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杄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不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迅速将经济发展起来,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既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利润提成方面留下了扩大再生产的份额,那么这些企业就应该将职工的退休劳保福利也承担起来,国家将不再负担这些方面的开支。一些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职工人口又多,企业向国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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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贷款去给工人发工资,造成严重的‘三角债’,国家负担非常大,而且这些企业还占据着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这类企业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尽快处理掉,要尽快制定‘破产法’。这些企业破产后能够有外资收购是最理想的途径,私营企业有能力也应该允许它们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三角债’脱身了。我们这样做更加符合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朿缚,要让经济速度加快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鼓励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经济交易的市场活动中去。我们对外开放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生产经济运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填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这方面人员空缺。”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们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让一些人富而不让我富?他们说富的人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在谁富的途径上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对于脱贫问题。我们一直说在本世纪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样提未免太可怜了一点。还是把脱贫就算是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要严格区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宣导。因为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
    “私人个体户靠拼命奋斗,挣扎得很辛晝,今天能过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们可以统统把他们说成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的话,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标就不突出了。”“我们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标准对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我认为,富起来的人应该是那些,他们的个人收入大大超过享受富裕生活消费水平的需要,他们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包括国家银行贷款)可作为再生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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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的本钱,他们有能力掌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当然,大型矿产、金融银行是否像东欧那样向他们开放,那还是有待研究后决定。”“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
    “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岀这样的岀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这些应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管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造成矛盾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由于有了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肯定会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种需求肯定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适当地在超高标准消费方面也要做些投资规划。这种消费同样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缩小了。”
    “对富起来的人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统战部去负责,他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工商联的工作吗?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三十年来所有的顽疾、绝症,都可以从“言谈录”中找到病毒、祸根。在“内部言谈录”引导下:“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5%的家庭占有50%的财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引自《2006全球财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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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中央党校、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中国亿万富翁中竞有91%是高干子女。引人深思!
    (3)现今的社会,实际上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宗旨,连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不如。总书记视察大包干典型示范村—小岗村名扬中外。至今依然贫穷的小岗村支书严德友,在土地私有化中成了葡萄园庄园主,而坚持毛泽东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南街村,在主流媒体上难得一见。最近看到“毛泽东旗帜网”:《陈云之女陈伟华来到南街村》的报道:
    陈伟华握着班长(南街村党委书记、十七大代表王宏斌)的手,说:“我听后非常激动,觉得你很有水平、很有思想、很有信仰、很有勇气。南街村能在大环境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也很了不起。现在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太少了,如果再多些就好了。”说到这里,陈伟华的声音哽咽。班长接过话说:“我们这样做,也是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大姐深受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对他们的思想理解得深刻,要多帮助南街村发展。”陈伟华回忆着说:“我以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爸爸问我其核心是什么,我说是消灭私有制。南街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抓住了要害,就是‘两个彻底决裂’。我特别赞同那些老将军的话:‘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你们一定要大胆地干,坚持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云女儿陈伟华与王宏斌的一段谈话,更引人深思
    伟人毛泽东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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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2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现最大问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非毛反毛、去毛,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认阶级斗争,搞私有制、包到户,剥削者可以参加共产党。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党旗中的“镰刀锤子”所代表的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
    工厂私有化:带来了大批工人下岗,带来了黑窑工、矿难(2009年2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陕西安康:黑砖厂凶残虐工“不听话”就殴打。2009年2月22日凌晨,山西古交市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入井436人,导致78人遇难。03年11月至09年2月矿难死亡1485人。);
    土地私有化:带来了重新制造一批地主和贫雇农(大包干典型小岗村村支书严德友就是新地主,他在央视台公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更滑稽的是:剥削者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一面党旗下“共存‘共荣’”(07年底“新社会阶层”党员总数为400多万);
    在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讲台上:将毛主席语录、政治经济学、鲁迅文学、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白求恩、包身工、鸡毛信等民族英雄主义的范文撤出教材。取而代之的是:周杰伦的三节棍、比尔·盖茨的童年、“猫论”等内容塞进教材。这是在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吗?
    四清下海岛许清喜茅台
    1)1965年2、3月,我跟随许世友,他改
    名许清、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改名王政,政治部部分干部以及前线歌剧团全班人马(许最爱看歌剧团演出《刘三姐》骂秀才的戏),改穿便装,奔赴舟山嵊泗岛参加“四清”运动。许说:“中央规定,参加‘四清’不准吃肉,我们到海岛去吃鱼。”舟山地区派出部分干部和三名大学生,参加以许清、王政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
    什么是“四清”运动呢?
    1963年至196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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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11月14日清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作家韩丁(原名威廉·辛顿)一家时的谈话记录:(韩丁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和《深翻》二书)
    总理: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韩丁你前“十条”、“二十三条”都看了吧韩丁:没有,我要了好几个月,他们不给总理:前十条,二十三条都可以送给韩丁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评了“后十条”。但是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已经桃源蹲点去了,搞得完全是刘少奇后十条的那一套,而后她到处演讲,也不经过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总理: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与,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你们在的地方也发现了问题。但斗争的主攻方面是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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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修正主义要分裂党,党的路线是反对任何分裂党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办法是公开向群众讲明党内的斗争,宣传主席的路线,开展“四大”。而修正主义不敢公开分裂党,而是造谣,破坏,在这里,坏人,走资派暴露了,被群众批判了,有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治病救人,再立新功,有些人不甘心于失败,他们藏起来,不改正错误,搞阴谋
    为什么唱三大纪律八大纪律,“五不”从哪里来的?第一条说话要和气,不动气,头一条听指挥,有人就是要破坏纪律。这个斗争一直到现在。但主席的思想还是胜利了。只要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绝大多数群众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要团结,不要分裂,凡是分裂的都失败了。最后总是团结起来的。这说明了群众的愿望,斗争虽没有结束,但可看出胜利一天比一天大。
    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內走资派,不是斗群众,但是修正主义分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暗中是反革命的,但也可看岀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反对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
    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的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2)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1963年5月20日,中央把“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仝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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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社教运动工作会议,毛主席批评有那么多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在周总理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
    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主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经济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
    毛主席试图用“四清”的和平方法解决党内分歧。
    但由于刘少奇坚持推行王光美(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桃园经验”整下不整上,“四清,四不清问题”,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相违背。用和平方法解决不了党内路线分歧,进而强化了毛主席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动因。
    “许清”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和渔家同吃同住,每餐有鱼吃,所以,没有吃什么苦。“四清”的主要矛头是大队支部书记,小会大会开了多次,不了了之;还有个成份不好的人,借腹生子,被制止。“四清”,老是大会小会,没完没了,“许清”领导坐不住了,说:“我们几个领导,带上歌剧团小分队,到其他岛屿去看看。”于是,命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普陀守备区司令张明,立即赶赴嵊泗岛。战斗英雄张明,当年是“洛阳营”营长,我曾在普陀山岛采访他海上练兵的事迹,这是《解放军报》要的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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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嵊泗列岛在上海的东南方向,嵊泗本岛距上海吴淞口60海里。嵊泗渔业盛产小黄鱼、墨鱼、带鱼、镘鱼和鲳鱼。打起的各类鱼立即冷藏,直送上海销售。1985年,上海市旅游局与嵊泗县政府联合开发嵊泗岛上的基湖海滨浴场,每年接待中外游客6万多人次
    陶勇带领东海舰队指挥舰,两艘登陆艇,乘风破浪向嵊泗进发。跟随许世友到各岛“巡视”的人员有50多人,我们都换上军装,等候出发命令。记得是中午时分,管理参谋胡宝亮下达出发命令。上舰时,舰上水兵列队呼喊:“首长好!”,许世友答:“同志们好!”舰上伙食很好,还有水果供应,黄岩橘子可以随便吃。如果晕船的话,那就没有口福了,吐起来可苫了,连黄胆水都要吐出来,幸好我没尝过吐的味道
    许世友命我在指挥舰上给全体人员拍合影留念。为了我能拍进去,我把快门、速度弄好,请一位战士替我拍。这幅合影已收入1994年8月出版《许世友将军影集》中。影集中有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由于派性作祟,惟独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没有署名。其中,第30页,第11幅照片的说明是“假冒伪劣”。我拍的这幅照片,是我跟随许世友在上海外围的“鸡骨礁”上拍摄的小灯塔。“鸡骨礁”很小,潮水来了只看见灯塔,潮水退去才看见“鸡骨礁”石。影集说明写着:“许司令员冒雨带头登上花鸟国际灯塔。”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很大,在公海上能看到它的光芒。拿小小的“鸡骨礁”灯塔,冒充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好比蚂蚁和大象之别,是不是假冒伪劣?
    影集的编委有十七人之多,但在文字上不够实事求是;在照片剪裁、修正上没有下大工夫,致使不少照片划痕累累,影响了影集的质量。这本《影集》可以是“粗制滥造”。许上将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还有一点,《影集》最后第84页,“许世友将军的最后一战”,文中说:“1977年12月,年已74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广西战区陆海空军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许世友将军把自己毕生的战斗经验和才智,统统溶入到这场战斗,使之发挥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尽管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暴君’,但,作为这一仗的军事指挥官,他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事实果真如此吗?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在指挥上就露了原形,在许上将的传统教条穿插战术思想指挥下部队死伤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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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技术含量十分的不高。所谓“自卫还击”战,是非正义之战
    许世友这次“巡视”,几乎走遍了东海前哨重点島屿,最远靠近公海的浪闵山列岛。许世友也吃遍了各类海鲜和红烧狗肉,也离不开茅台酒。人家说茅台酒都是自己买的;我说都是公家埋单。不信?可以问问生活管理参谋胡宝亮。许世友不像周总理,喝杯茶都要自己埋单。
    听许世友讲,他年轻时喝两斤老白干不误事。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他例外。别人有意见,问为什么许世友能喝,我们不能喝?张国焘说,你要能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许世友六、七十岁时喝一斤茅台很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晩餐都要以酒下饭,一喝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他喝一瓶,自斟自饮,喝完为止。他喝酒很实在,不管是他敬酒还是别人敬他酒,举杯就喝,喝就喝干。若你不喝酒,说你不会喝,他说你怕死。
    (4)有一次,在东海舰队指挥舰的会议室,许世友和陶勇在聊天,我在场。许世友突然问陶勇: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想到陶勇问起我来陈记者,你说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我跟两位司令员走。我想,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不会像苏联那样出修正主义。“四清”结束回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四楼有为许世友专住的套房,不许他人居住。那天,许世友找我和保健医生高复运(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胡宝亮,说:“陶勇设家宴请我吃饭,陶勇要报复,在舰艇上都是我把他灌醉。他的儿子陶小勇从舰艇上回来,和陶勇夫人(曾是文工团员)都会喝酒。今天要丢车保帅,你们三人要把他们全家灌醉”。高复运、胡宝亮的酒量不如我,我事先把带去物件收拾好,怕他们喝醉了丢三落四。许世友很高兴,陶勇的一家人都被灌醉了。许世友回来要看电影,在会议室为他放映专场电影。许发现胡宝亮不在场,要我去看看。我到房间一看,在卫生间发现胡参谋骑在抽水马桶上呼呼大睡。我把他拖上床,他又把床上的被褥吐得一塌糊涂。胡后来当上了延安饭店总经理
    接着一天,在吴淞口,许、陶陪同粟裕大将参观最新硏制的汽垫艇演习。粟裕大将为什么身穿便装?原来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集中全军师以上1500多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会、小会对粟裕进批斗,给他戴上了“反党、反领导,向国防部争权,有野心、告洋状、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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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极端个人主义,将帅不和、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结果,总参谋长也被撤了调到国防科委工作。这一切,都是彭德怀整他的,而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粟裕在会上没有趁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可见粟裕的为人。1984年2月5日,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粟裕蒙冤36年,在粟裕夫人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刘华清、张震文章《追忆粟裕同志》算是平反昭雪了。
    1966年1月,应《解放军画报》社约稿,我赶赴舟嵊要塞区部队的工兵修理连采访。该连的口号是:“大修不出岛,中修不下山”的勤俭创业路子。2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修理连“勤俭创业修理连”荣誉称号。4月20日,南京军区在舟山定海本岛召开命名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国防部授旗。我拍下了授旗的照片,给新华社发传真。此照已收入许上将《影集》。
    1966年2月14日,小儿子出生,取名陈朝晖。
    由于我在六十军“临汾旅”采访夜间神枪手陈光玉排长时,在构思、构图、用光上有独到之处,《解放军画报》很快以《“夜间猎手”陈光玉》刊登出来。另一次,我到十二军采访“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连长时,李德生军长要我拍摄幅全排夜间泄光弹射击的大幅照片交给他。再一次,同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摄影干事潘耀中一起,到洞头岛,采访军民联防女民兵连长汪月霞,以《四好女民兵连长汪月霞》的夜间巡逻摄影作品,受到江苏省第五届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为此,北京《中国摄影》约我撰写夜间摄影的体会文章,以《实践第一》为题,刊登在1966年1月号上。不久,《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社,商调我去北京工作,组织上同意我去《解放军报》社工作,我当即写信告知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正当我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家有一件“珍宝”,是老战友从南街村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台钟,内有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
    十年,从那时起,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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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主席用了三个“永垂不朽”,总结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千百万革命先烈、人民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啊!《08宪章》出笼了,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纲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的“普世价值”欺骗人民,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并在美国建立了“临时政府”。台湾、新疆、西藏……当然就是其联邦成员,台独、疆独、藏独就合法化了,这将造成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怎不叫人心急如焚呢?
    联想到毛主席逝世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在清算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动运中,在云南,不管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将军,还是基层干部,只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就是云南“四人帮”派体系的“后台”“黑手”;只要进入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甚至生产队长,都是帮派头目、骨干,以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颠复政府罪”,判刑入狱达五万多人,枪杀2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08宪章》派和对“文革派”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实践检验着执政党的阶级立场和执政理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人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反动的《08宪章》决不能放任自流,殆害国家安全,要求党中央发动全党、全民进行彻底批判好端端的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好端端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弄成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地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7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933年跟着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能无动于衷,孰视无睹吗?
    私有制是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
    许多老同志来看我们讲到,官员贪污腐败人民深恶痛绝,多年来的反腐倡廉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反腐形势仍日益严峻。贪官的数量不减反增,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们的贪污受贿的款额越来越大,贪官外逃的数目越来越多,贪污受贿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广。法官,检察官、纪检干部,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对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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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伤害日益加深,连教师,医生等到清水部门的腐败也让人吃惊,官员贪污腐败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贪污受贿、串案、窝案不断发展,犹如人体免疫功能细胞被感染,得了癌症,艾滋病等不治之症了。我认为:老同志们的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比喻也很恰当
    过去也有贪官,毛主席亲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是典型的例子,毛主席处理张、刘时,也有人提出,刘青山、张子善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很大的战功,要求将功补过,毛主席说:“越是职位高、功劳大的干部,就越不能贪污人民的财产,搞腐败,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个人,是为挽救20人、200人、2000人
    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对党内的贪污腐败的资产阶级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两人处决,目的是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一代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忠诚干部队伍。……。
    在改革开放“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进而实行“市场经济”、“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一系列改革中,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中国产生和发展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资本家可以入党,当党代表,当党委委员,书记,甚至到高层。资本家和共产党同朝为官,成了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资本家仰慕官员的权力,官员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他们相互勾结,贪污受贿,互相包庇,造成串案、窝案、集体作案、携款外逃。据我所知的,有资料可查的云南外逃贪官有: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42岁,在美国,携款3385万元。
    陈传伯,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61岁,在美国,携款1600万元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49岁,在美国,8000万元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27岁,不详,携款3263.2万元
    大批贪官污吏外逃成功:《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我国自1992年以来,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共计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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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2008年,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改革开放三十来,改革精英们在高叫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政治运动,反对折腾的同时,他们却在大折腾,把几十年来国家积累的资产运动到了他们的腰包里,把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折腾得极端贫困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2800万先烈忠魂在哭泣,老革命们在悲痛愤怒!“枪林弹雨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这些,都是被“理论”、“代表”给搞颠倒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热衷于搞私有制的道理?!这就想到,伟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何等正确、英明、伟大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共出兵51万3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火炮50000,并且动用了四大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杀向北朝鲜,并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抗美援朝战争,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美国侵略者明白,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缺少重武器,那些老式卡宾枪,手榴弹,在他们看来无法抵挡联合国军的立体进攻。可是美国侵略者不明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之战,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国人民不仅敢于参战而且敢于取胜志愿军入朝后迅即发起激风暴雨般连续的,大规模的对敌迂围歼灭战役,其来势之迅猛,战法之凶狠,风格之顽强,战略把握之精到,战术进退之灵活,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充分领教了中国军队非凡的战斗力。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按美军奇才李奇微将军的看法,如果志愿军哪怕有美军一半的武器装备,或者志愿军的给养能够不间断供给,联合国军恐怕早被赶下大海了。
    特纵司、政、后机关人人都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电影队都报了名,政治部文化部领导只批准三人,马少雄、陈万有随炮七师电影队入朝女同志王冰如随炮三师电影队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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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南京东郊朱庄营房一个炮团的火炮,是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式105口径榴弹炮,奉命连夜改换成苏式122口径榴弹炮;驻无锡梅园营房一个炮201团,是苏式“喀秋沙”火箭炮团,火箭弹多发、依次离开滑轨时的呼啸声,爆炸声,令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联军和南朝鲜军闻风丧胆。华东炮兵赴朝作战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战争之神”巨大威力!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三反”又称“打老虎”,刮起了12级反腐风暴,每天广播公布“打老虎”的战况,电影队的大小“老虎”榜上有名。当时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即称为“老虎”。就电影队来说平时化钱不少,物资器材多多。首先拿驾驶员老冯开涮,保卫处罗副处长来坐镇,说:“今晚一定要拿下这只老虎!”疲劳战术一直到深夜,老冯没法子,只好承认私自卖了多少加仑汽油。一算,超过了1000元,是只“大老虎”。电影队共15人,分三个组,我是第一组长,经手买过一些器材。电影队的四位女“武松”,分别找我谈话,轮流给我打疲劳战,最后也是没法子,只好承认我二叔送我的钢笔是用公款买的,不够1000元,算是“小老虎”。
    电影队长张相云,他经受的公款最多,当然是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碉堡”很难攻下来。张队长发誓说:“我根本没有贪污公款的行为,我可以剁掉自己的手指作保证!”罗副处长说:“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张相云是个硬汉子回家去就把一个手指剁了。我们都同情他,可是,谁敢为他辩护?在运动中,由于私心作祟,“左”一点比“右”一点好,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三反”、“五反”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抗美援朝物资供应上造假,特别在医疗用品上假冒伪劣,真是伤尽天良。当年历史上最响的枪声,在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上的两声枪响,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教育干部千千万。无欲则刚,共产党,政治清明几十年没有腐败。
    1950年7月,姑父郎玉麟在特纵后勤部任军槭处处长。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车辆“开得动”。到香港采购军用物资成了军械处的重要工作。他的下属李少泉接受了这个任务,经常出入在上海香港两地,在上海经不起十里洋场的诱惑,堕入了沾花问柳“舞女”的泥坑。李少泉用银行转汇的手法,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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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三亿元人民币(折合52年币制改革时三万元),带枪出逃到香港,与其姘妇渡蜜月。这一大案惊动了陈毅司令员和党中央。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命香港地下党就地把李少泉控制起来,不许暴露,不许处决。其目的要追回巨款,避免外交纠纷。通过上海党组织做通“舞女”父母的工作,命其配合政府缉拿罪犯归案,其女可得宽大处理
    1951年开春,军械部政委马尔东为首,保卫干事王进峰等人,及“舞女的父母南下广州。由其父母通知“舞女”前来探亲会面,探亲结朿返港时,通知李少泉来界桥迎接。李少泉果然被女色所迷惑,在界口大陆一侧被抓获。某日在特纵司政杋关驻地狼山营房后山上,枪毙腐化堕落分子李少泉,我们都到刑场去看。回想起淮海战役,我军解放徐州城,军民进行大游行庆祝徐州解放。我们住在徐州新新饭店,和李少泉住在一起。此人很凶暴,他经常喝酒,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李少泉就追着打我,这是小事一桩。大事,李少泉也不在乎,《李闯王进京》给他敲的警钟,他压根儿没有听进去,很快走上了不归路是迟早的事情。在徐州,文工团演出《甲申三百年祭》,部队都要去看,这是政治任务。在李闯王进京的三百年后,即1944年,郭沬若写成了史论话剧《甲申祭》,认真地分析了李闯王由胜利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警钟长鸣,这是毛主席要将《甲申祭》作为延安整风的必学材料之一的原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戒全党,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进城后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裏着的炮弹的袭击,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毛主席从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往北京的路上又告戒党的领导人,这是上北京赶考。警钟总在长鸣!!!
    1950年起,地方上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由于大批南下干部掌握政策有误,姑父郎玉麟的三哥郎玉祥(小学教师),被工作队诬陷为“杀人、放火、暴动”罪。姑父的侄子郎民先火速到部队求救。姑父写信给政府,表示他的三哥决不会杀人,恳求政府要慎之又慎。结果,政府不采纳意见,于农历12月24日郎玉祥被枪杀在潘店村附近的瓜山村。郎民先被株连判了五年徒刑。郎民先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当局还将信寄到部队,组织上以“阶级立场不稳”,姑父被开除党籍,转业到太原山西省交通厅当一名劳资科长。一个团级干部,1937年12月16日入党,抗日寇、歼蒋魔,南征北战,就这样被“废了”。“文革”中被“打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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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潘店村监护劳动。幸亏有村书记常其良(原“郎部队”姑父的警卫员)照顾。直至“文革”后才恢复党籍。湖州市有关当局承认,他三哥是被错杀的。呜呼哀哉
    1950年12月某日,三野特种纵队,组建为华东军区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在南京汤山作厂镇,华东炮兵特科学校大院内,举行授旗典礼。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莅会授旗。
    1952年6月15日,华东军区炮兵领导机关从汤山狼山营房迁入南京市长江路288号(“总统府”隔壁)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旧址。炮兵党委规定:不许乘车,都要步行到南京。少数同志偷着乘车溜走了,领导知晓后,用车把他们拉回到汤山镇再步行到南京。和平时期干部养尊处优,肚子大起来了,富贵病也多起来了,这是炮兵党委的一番苦心吧。干部参加劳动,部队都有自己的农场,每年夏季都要帮老百姓抢收抢种。毛主席发号召:从军区司令员起,军官下连队当兵。毛主席也是煞费苦心吧。
    1952年6月18日,陈锐霆司令员调任军委炮兵参谋长,周纯麟继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刘春为政治委员。到54年秋,刘春政委调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欧阳平、秦化龙先后继任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军委号召政工干部学军事。秦化龙政委带领政治部一批干部,到汤山军事干部训练班学军事,我也在其中。在毕业考核中,炮兵连长在指挥所,指挥炮阵地四门火炮射击的一套动作,我考了个优秀。
    当时,炮兵训练都是按照苏军模式,按照苏军炮兵顾问的指令行事。司政后机关干部都要背诵部队《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干部都要学习俄语;在文化生活上,主要是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每周六晩举行一次舞会。从那时起,我开始学拉手风琴,给舞会、合唱队伴奏
    1953年8月1日,组织上要我和王尧同志分别到附近小学,给小学生讲讲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下,如何坚持学习的故事。勉励他们从小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今,八个大字在小学里看不到了。1954年1月,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荣立三等功三次
    1954年4月的一天,组织上交给我一个绝密的任务:给炮兵机关师以上干部放录音。内容是陈毅司令员传达“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到会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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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都很震惊,哑口无言。我想,我们的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战争年代、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浴血奋战考验出来的,怎么会有人反党呢?真不可思议
    1954年11月底,和全军一样,炮兵机关的女同志大批转业。我爱人刘炳春是司令部的文印室组长,被转业到安徽省工业部工作。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薪金制,炮兵机关授衔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来炮兵大院授衔祝酒。毛主席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毛主席表扬了粟裕(常胜将军)、许光达和贺炳炎(独臂将军)。粟裕、许光达不要大将要上将,贺炳炎不要上将要中将。1955年授衔“含金量”很高。不像江泽民时代,弄个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方便。比如,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巴某人,因在位时生活作风问题被南京军区罢官,江泽民上台后很快被重新起用,任中国武装警察部队中将司令员。现今,军事史上罕见的中国文艺兵跳舞、唱歌当将军。根据官方披露的资料,官拜将军的中国文艺兵,有跳舞的、唱歌的、作词的、拉二胡的、打球的、画画的,可谓五花八门,人数总共达到三
    十多人
    1956年3月,我被调到驻汤山镇、作厂镇之间的南京军区炮兵射击场(师级单位)任俱乐部主任。炮兵射击场是按照苏军的模式扩建的,业务上受军委炮兵直接领导。发了一架德国造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在《人民前线》报编辑丁星的指导下,我拍摄不少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被报社刊登了。从此,走上了热爱摄影艺术这一行。
    1956年7月,我爱人考取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7月21日,我到安徽合肥与战友刘炳春结婚,并送她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报到,61年本科毕业,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理化研究所工作。我俩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风雨同舟,不屈不挠,坚强地活了下来,已超过了“金婚”年代
    1956年冬季,军委炮兵在南京汤山组织“全国炮兵连长射击竞赛”,射击场全力以赴。派我负责竞赛期间的文娱生活;因部队在野外野营都住帐篷,没有电源,还要负责广播和夜间照明问题。正巧侯宝林曲艺团在南京演出。我向领导小组提岀,请曲艺团来演岀,经领导同意,我找该团负责人说明来意,他们满口答应,并说:为全国炮兵连长演出是我们的光荣。还说:就一个条件,其他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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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乘大车,侯宝林先生要坐小车。我也满口答应:没问题。演出很成功,特别是侯宝林的节目,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为了活跃野营部队文娱生活,除了广播、电影之外,政治处干事陈九行作词,由我作曲的《野营之歌》,在广播里教唱,并组织比赛
    于此同时,射击场领导发现司令部中尉参谋侯里,与在汤山镇休养的一位老红军夫人有暧昧关系。因此,侯里受汤山镇派岀所的监控,夜间我们都要轮流放哨监控侯里。一天,那位夫人去南京,一看侯里刚去南京。因保卫干事不在,上校主任刘竹溪命我穿便衣,乘三轮摩托火速赶往南京。车到孝陵卫农科所路段时突遭车祸,差一点追尾撞在大卡车上,幸亏我帮驾驶员的车龙头向左猛打,撞在路边大树上,两人都飞了出去。我的双腿膝盖撞在车斗上很快肿胀起来,立即送“八三”医院救治。住院期间,院內大字报很多,反右派开始了。出院时驾驶员腰部残疾,我的双腿关节落下了终身病痛。岀院后,投入反右斗争。我抱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心情去关心政治,结果在一次党委会上,两位大尉衔的同志,不尊重中校政委高镇的最后决定,争吵起来。我说了句:“会开得一团糟”。没想到他们组织人多次开我的会,要上纲上线到“党委一团糟”是“右派言论我一个中尉,怎能敌得过二位大尉联合整人之势?多亏高镇政委说了话,才逃过这一劫。中尉财务主任于心敬同志为人正直,也受到了劫难
    国际上,苏共20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等几方面原因,1957年4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主席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内分歧和官僚化的重要努力,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更加膨胀起来。相反,反右扩大化累及多少无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公报私仇,使人民的发言权受到极大限制
    1959年春,我被调回到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我和沈竹眠同志分管炮兵部队俱乐部工作。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我们收集编印了红军、抗战时期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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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发到部队传唱,并组织比赛。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专家、炮兵顾问大批撤走。为了给炮兵顾问送行,领导上指示我组织舞会,邀请江苏省歌舞团、军区总医院的演员和护士伴舞。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副总理到会送行。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夫人,没有心情跳舞,洒泪告别。
    1959年7月17日,我的女儿降生,取名陈晓萍。
    1959年9月,炮兵政治部一批干部下连当兵,我和宣传处干事周川,秘书处秘书倬军等同志,一起下到炮兵连队当一名炮手,正巧遇到炮兵连经常夜间拉练,风雨无阻。夜间拉练,一般是半夜紧急集合,五分钟以内打好背包、持枪到达操场炮位,准备上车。我的班长是位浙江温州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年下连当兵我二十六岁,身体还扛得住折腾。
    有一天,炮兵团排以上干部集合,传达重要文件。当听到彭大将军在庐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继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后,又一次“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事件。作为军人,除了朱总司令,彭总是我第二个崇拜的人。以前听传言,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主席容不得彭德怀,才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有些人还大肆渲染毛主席独裁,破坏民主集中制,打击彭德怀。这些看法是否有失史实?有失公正?有资料表明
    1959年7月2日至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主席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绎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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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主席的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主席。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毛主席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一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后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
    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
    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看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会议于8月16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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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是党内对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1960年8月,第二次干部下连当兵,我分在气象连。气象,对炮兵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风向、风速,对炮弹的命中率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每天都要施放探空仪,然后,将探空仪发回的无线电信号,用手工快速抄下信号的滴答声和秒数,工作量很大。我试着用短波频率接收信号,将信号转变成电能,推动两支笔在滚动的纸带上记录,一支记录电报,一支记秒时。《奖状》上写着:“创造了‘探空信号自动记录仪’”,并去北京参加军委炮兵技术革新大会。在会上施放探空气球,进行探空抄报演示,受军委炮兵技术革新二等奖。为此,延长了下连当兵的时间。随着年岁的增长,感到在战争年代不能很好读书,正好用搞“政治运动”的时间拼命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为此,党小组开会批评我“不关心政治,单纯业务观点”。我生气了,说:调我去学习好了
    1961年9月,在江阴炮三团搞“两忆三查”教育。宣传处来电话,命我火速回南京,到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报到。我赶到长沙黄土岭时,学校已开学了。学习内容: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教材,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工作等为主要课程。那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要生产自救,去农场劳动强度很大。因为要保证我们第六期学员的瓜、菜代,还要给下一期学员留下足够的瓜菜。在劳动中学会了用盖子肥种植菠菜。回到南京军区炮兵宣传处,选我当生产小组长。我们种的菠菜、青菜、蕃茄、莴笋、黄瓜等蔬菜获得了丰收
    学校每天唱着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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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纠正前进中的错误、战胜自然灾害之际来自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夺权之后,对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米自蒋介石妄图趁机反攻大陆。所以,学员们除了坚持学习外,每天都坚持念读关于苏共“22大”的新闻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文章;每天坚持军事训练,每天坚持劳动生产,每天坚持打拳、游泳。
    1961年10月,苏共“22大”第一次出现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个兄弟党的做法,此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发展。苏联的报刊上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为了回击苏共对中共的各种攻击,中共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8日,陆续发表了7篇重要文章,对苏共领导等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中共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论战
    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想趁我国与苏联不和,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此时是千载难逢进犯大陆的好时机。他在台湾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我们学校给学员都配发了步枪,参加军事训练。
    学校还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天打拳、游泳,我报名参加校铜管、管弦乐队,演奏大阮乐器。在长沙市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晚会上,校管弦乐队的演奏获得一等奖
    政治干校组织学员到韶山冲毛主席旧居、长沙清水塘纪念馆等地参观,作为辅助教学的一部分。通过学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一至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等战例的学习,从理性上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毕业后晋升为上尉军衔。回到炮兵宣传处不久,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读书班。读书班是培训小教员的
    1963年5月11日大儿子出生。为纪念长沙政干校学习,取名陈东晖1962年9月,随同炮兵副政委陈德先少将、宣传处长韦弦少校、干事孙磊大尉,到南京东郊朱庄营房高炮团检査战备工作。正值高炮团接受周总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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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立即岀发,昼夜兼程赶赴江苏大丰县境内,守候、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美
    制P2V-TU型低空、夜航电子侦察机的侵袭。检査组跟部队同行。敌机利用雷达死
    区,在沿海作低空飞行。所以,构筑炮阵地时,用土先堆积成小山,把炮推到小山上,以免击毁附近老百姓房屋。每个连四门炮,一门炮为值班炮,不论烈日刮风下雨,都要昼夜坐炮严阵以待。战士们以班为单位挖一个地洞,只能和衣睡觉。地洞内很潮湿,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造下的病。为了美化阵地,鼓舞士气,我用随手沾来的大小海贝壳,在阵地斜坡做成横幅,镶嵌:“以阵地为家,以苦为荣严阵以待!”、“坚决击毁敢于入侵的敌机”等大幅标语。一个月过去了,中秋、国庆节到了,南京送来的一点猪肉都变味了,因困难时期,大家还是吃得很香。
    天傍晩,警报器终于响了,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快速奔跑到炮位。只见架四个引擎螺旋桨喷气式大型敌机,从阵地的东南角超低空飞来,“开炮”!连
    长下达命令。四门37高炮一阵急速射,只见“P2V”摇摇晃晃飞走了,飞机的尾
    给打下米了。
    1964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从各军指名调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机关各个部门,调我到宣传部新闻科任摄影记者。新闻科长孙皓月,副科长李少白;新华社驻军区记者组,组长徐学增;《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兼任新闻科长。三单位合署办公,对全国报刊杂志发稿。政治部主任王六生说:“你们是机关的‘新鲜血液’”。我的任务:下部队采访先进典型;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蹲点、视察工作,许司令接待中央、军委首长和国外军事代表团的摄影报道。在工作中受《解放军报》三等、一等奖各一次。许世友司令员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他率领部队激战拼杀、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我很敬重他,鞍马后、全心全意为他服务。
    1964年4月开春,新华通讯社约稿,为了配合沪剧、京剧在北京演出《芦荡火种》,要报道当年36名伤病员的情况。要三天内完成。我火速从南京赶往杭州市留下镇20军59师,采访栗亚师长,他取出新四军时的大刀,讲述36名伤病员的故事。采访结束,师部用车把我送省军区政治部,找潘耀中冲洗胶卷、放大照片;赶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找周立顺发传真照片给新华通讯社。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岀的《芦荡火种》。后来,毛主席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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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
    (六)十年文革史反修防修炼金冈
    1966年1月,毛主席诗词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军区杜平政委向机关师以上干部作报告,新闻科记者参加了。会上气氛好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杜平政委说“现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讲话没人听,彭真搞了个月提纲’,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彭真的?我们要人人表态。”我想,许世友司令讲的毛主席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果然出事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1966年5月19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67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发到县团级,这是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发出的,一直到1967年5月17日,一周年以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刊出。
    毛主席批准颁布执行的《5.16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通知》强调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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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当时,政治形势突变,特别是对中央《5.16通知》指出的严重问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怎么党内还有走资派?我感到惊愕和迷惘
    1966年6、7月“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为“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提出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毛主席对此义愤填膺!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宣告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离开武汉,直达北京,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国内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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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白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槭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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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朿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国阿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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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8页,共4822页
    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全会认为,近几年来,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公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这个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林彪同志《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等等,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全会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全会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会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全会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会完全同意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同越南方面商定的关于援越抗美的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将要采取的行动。全会强烈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抗美斗争的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反革命两面政策。
    全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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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9页,共4822页
    线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我们一定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我们的党,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最艰苫、最长期、最复杂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坚信,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完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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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我们的使命,一定不辜负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诗词一首:七绝·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七)学习十六条勇敢撰写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条”,9日《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十六条”的意义:可以说是所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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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的地位。“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
    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为了不断章取义,全文引用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
    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
    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
    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主流和曲折广
    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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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
    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
    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
    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鳯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
    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陨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
    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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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眀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
    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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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
    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
    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
    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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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
    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
    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
    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的地方,以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
    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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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文革”初,
    我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由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陪同。这个连队,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毛主席为“好八连”题诗一首:《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剧中部队以原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为原型。《霓》剧的编剧是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导演:漠雁。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优秀的战斗故事片。从我们特纵文工团调到前线话剧团的有:白文、姜曼璞、文卜东、张哲、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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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云等同志。姜曼璞在《霓》剧中饰演女特务曼丽,桂步云饰演小混混菲菲。我和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千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苫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南京路上好八连,在场特殊的“战争”中反腐倡廉,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反腐倡廉的榜样,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现今,“南京路上好八连”已离开了南京路,被武警八连替代
    采访还没有结束,我被紧急召回南京参加“四大”。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所属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三团二队(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
    1966年11月12日,在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经过长沙政干校学习,懂得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就是一念之差,如果那时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遵照许司令的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而是吸取反右派的教训,不是“太平无事”了吗?果真,许世友当年反右派一样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安排。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派人摘抄大字报,直接向许世友汇报。我的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杀身之祸!”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倒许乱军”。周总理及时指出:“反许不对,但不等于乱军,二者不能画等号。”后来,许世友干脆提高规格,把“倒许”改成“反党”。我们是奉命开展“四大”,谁要“倒许”?没有的事。我写大字报的目的很明确:一不是“倒许”,没有“反党”,是为了反对不正之风,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铁的事实。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看来,真理属于权力,属于掌握权力的人。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许世友就是“法”。正如马克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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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从上到下,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对他们的错误,就是“反党”。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这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满天飞的主要原因。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作曲家梅滨,干事杨震轮,先后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胡风分子”。我是后来居上,三顶特大的帽子:“反党乱军”、“5.16
    现行
    反革命”,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生痴情,对党无限忠诚,成了“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想想革命革到这个份上,怎能不寒心?许世友在“文革”时期的秘书李文卿,近年在《宁波日报》上刊登长篇连载《近看许世友》。尽管此文在不少方面事实不真实,观点不准确,但也说了一些有份量的哲理,可惜这种哲理没有贯串到全文。文中针对许世友怀疑副参谋长李元、党办副主任李平凡对他“不忠”,写道:“领导干部对下属人员的看法是不是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命运,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一事不遂意就给他下结论。否则的话,难免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真是至理名言。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句话能置人于死地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做到上述箴言,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口头上的,就不会出现一大批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了。
    许世友在“文革”中,单是清査“5.16”一事,到底整了多少人?整死了多少人?李文卿在文中不得不提到挨整的几个人,那是凤毛麟角。被整死的人个没有提及。我的冤案的起因,就是许世友对我的一句话。据许的护士许莲娥透露,许得知我写了大字报,说:“胖子造反,专他的政!”(许平时叫我“胖子”)。真是金口玉言,大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谁会想到,在“四大”期间,我的张大字报,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跟随他下部队视察、蹲点、“四清”等活动,深知他的火暴脾气。一次在海岛,亲眼目睹他多次训斥军至连级干部那种狠劲,有位炮兵连长被训斥哭了。过后,王良恩副主任替他做善后解释工作。所以,岛上有些领导干部得知许世友要上岛,就编造各种理由闻风而溜。又一次,上嵊山岛,部队列队等待合影。许世友上岛三件事:那个山最高,定要爬;下伙房看看伙食怎么样;和部队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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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念。那一天,许看见避风港停泊的渔船很好看,要我拍下来。我建议说:“相机只剩二张底片,拍大场面接片不够,请许司令先拍合影,换个胶卷再来拍渔船。”谁知他火冒三丈,训斥说:“你罗嗦什么?这是命令!再罗嗦把照相机丢到海里去。”“你不要做假,回去我要看照片的。”虽说是小事一桩,却很能说明问题。许的随从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招待员、驾驶员、管理参谋、记者等人。有事都得小跑步为他服务,稍有怠慢,轻者,瞪你一眼;重者,斥你抬不起头来,还不准回嘴。谁要是解释一下,你就倒霉了。
    1965年夏,我跟随许世友、杜平在安徽三界装甲兵演习场蹲点,亲眼目睹部队首长向许世友汇报情况。会开始不久,许突然责问:“你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回答:“是真的。”许进一步责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汇报人傻了眼,不知如何回答。冷场。汇报人好象突然想起来,说:“我汇报的情况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汇报人以为这样回答总可以了?他那里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你越解释越糟糕。许马上站起来说:“你给我签字!”在许世友眼里,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
    在三界靶场,许世友闲时坐不住的,白天乘坐苏式越野车出去打野鸡、野兔他的双筒猎枪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叶帅,叶帅转送给许世友。晚上叫我们随从出去打兔子,几乎天天如此。有一次轮到我和警卫员王排长去打兔子,小王用汽车探照灯照明,在黄豆地附近驱车追赶兔子,黄豆地的野兔最多。我举枪射击时因铁靠背刚好在我右臂,当枪托后坐时坐出了紫血泡,留下了疤痕。打回来的兔子有一麻袋,除了赏一个兔子后腿吃以外,都由小王负责剥皮、晒皮,兔肉做成肉松,全归许世友。许世友很有经济学头脑:在南京的住处,有个小鱼塘,自己有个打鱼的鱼网,想吃鱼了,就自己网鱼,弄得一身泥水也不在乎;警卫人员、厨师、保姆等人帮他种植蔬菜;加上打猎的野鸡、野兔,生活上都能自给自足,薪金基本不花。可是,夫人田普买了块手表没有通过他,他从楼上追到楼下要打她,田普只好逃出家,去找政委唐亮上将求救
    (八)第一次劫难许世友搞多中心
    被打成“倒许乱军”,后改为“反党乱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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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共党员、革命军人,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在“文革”中,我自始至终遵照党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行事,从来没有打砸抢,从来没有整过人,从来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只是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从此,政治陷害不断,被许世友、铁瑛等人,打成“倒许乱军”、“5.16
    现行反
    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打入大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四十多年来始终被纠缠于“文革”的“旧帐”中;始终未能逃离噩梦的缠绕;始终未能逃岀许世友、铁瑛“长官意志”的追杀,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株连九族”。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主席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毛主席授意,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1月23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对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
    八条,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如下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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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髙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是,政治部党委,一没有传达“八条”,二没有新的部署,做梦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大批抓人。纵览“八条”的全文,有哪一条规定,让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李文卿这种说法,是给许世友违反党纪国法,违反中央“十六条”,在军内外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开脱罪责。
    毛主席早已给许世友打招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许世友答:“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可是,许世友违反了中央“5.16.”通知和“六条”—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哉略部署;违背了“八条命令”第三条规定
    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
    毛主席要放手群众,许世友却一意孤行镇压
    群众,不经过军区党委常委讨论、决定,迫不及待在北京京西宾馆电话指挥,命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南京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最后,不得不给党中央写检讨。为此,中央发了[68]18号文件。这叫“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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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祥同志撰写的《柳营梦》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
    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
    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峰、路扬等也在座。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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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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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在二月大逮捕中,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
    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的合法“四大”单位。
    1967年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文、报的艾、方、洪、高四个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新闻科讨论时一致认为:“‘四大’秩序本来很正常,是北京南下的军队院校‘杀气腾腾战斗队’冲击军区机关时说:政治部是‘池浅王八多’(此话是毛主席讲北京大学的),是‘一潭死水’,要搅一搅这潭死水,才把机关搞乱了。许司令突然大批抓人,不符合‘八条’精神”。汇报时支部问我:你是小组长,你对抓人什么态度?我说:“从小道听说的‘八条’,大家就自动停止了‘四大’,等待党委传达‘八条’和部署下一步运动,突然抓人是不对的。”其实,许世友早有指示“谁反对抓人就抓谁!”第二批抓人更多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我根据小组讨论精神表态,反对抓人说了真话,是第三批被抓的
    不久,副秘书长孙海云,战教科科长杨炳仁、报社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甫被逮捕。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少将(曾任陆军12军政委,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三位中将。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与此同时,后勤部、司令部也开始了大批抓人。军区总医院著名胸外科主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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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沈威廉中校,中共党员,48岁,被许世友残酷迫害致死。沈威廉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在八一医院手术台上,尸体上盖着的白布下面双手还带着手铐。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只是替他人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而已。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在许世友看来是不合他的“法”。
    许世友搞“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事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帅当面警告许世友:“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徐帅也警告许世友“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乱抓人!”
    许世友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擅自调动野战部队60军181师,用来镇压群众。给部队灌输,南京军区机关有“反革命暴乱”的谎言。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文报开展
    四大”;是许世友自己动员要“四大”单位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我写大字报,依理,依法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违反党纪、军纪、国法。倒是许世友自己,做事独断专行,助长了他有持无恐、肆无忌惮的霸道作风。不听从周总理指示不听叶帅警告,不听徐帅劝说,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实质,撇开军区党委常委一意孤行,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累及无辜的家属和子女,违反了党纪、军纪、国法。这是铁的事实。
    南京东郊百水桥营房,原先是特纵后勤部的供给部所在地,成了“许记法西斯集中营”。没想到我一下车就遭到看守战士的枪托、拳头一顿毒打,从马路上直拖打到房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战士打人的嘴脸,被一拳头狠狠砸在右脸上,打得眼睛直冒金星,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因为抓人太多,我被关押在没有天花板的马棚平房里。正值下大雪,棚内下小雪。睡觉翻身要叫“报告”,才敢把脸上的雪花抹掉。实在疲倦睡着了,看守用脚蹬床把你弄醒。看守战士换岗时退子弹装子弹,立正、稍息、正步走,这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我不得不想起当年看苏联电影,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气氛。白天只准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诵毛主席关于反革命的语录。那年天气特别冷,对面关押的人,要求原地跑跑步暖和一下身子,看守不准许。那人说了句:“你们这种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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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看守战士罚他原地跑步不让停下来,直到晕倒为止
    后来,武装押解秘密转移。押解时用多辆大卡车,每车有四名端着冲锋枪的战士端坐在车厢四方,“反革命”们被押上车坐在中间,一车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许记集中营”由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一手操办,他们精心策划,同车“反革命”们不能相互认识,可是我认出了同车的有当年一起跟随许世友赴海岛参加“四清”运动的前线歌剧团的张少楼等人。押解到那里?只有鬼知道!车厢
    四周用蓬布蒙的严严实实。只有凭感觉,车开出营门往右是南京方向,往左是汤山、句容、宜兴和镇江方向,我对南京东郊一带地形太熟悉了。结果是岀得营向左转弯,是去汤山方向了。感觉过了汤山车没停,大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到小衣庄营房,这里距离镇江不很远。这种“法西斯式集中营”被称作“行政看管”
    五十天后释放。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对我说:你是“小将犯错误”。事后才知道,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
    1967年4月6日,毛主席对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十条命令》规定
    “不准随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不得已才大批放人。毛主席在河南省军区在抓人问题上的检査报告批示:“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
    ”可是,许世友不甘心,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心目中,被抓的这批人已经被他“打入另册”。
    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杨成武说:“我去吧?”毛主席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査。”“审査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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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事隔一年,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捕。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的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许世友在毛主席面前,可以扑通跪地,泪流满面地求饶,但回过头来还是老方一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旧搞他的“多中心”,继续镇压群众!实足是个两面派人物。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我到浙江永康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在金华军分区遇见政治部的人,才知政治部下来250名干部参加“支左”。因义乌县分成义乌、浦江两县,军分区要我去义乌人武部报到。人武部赵政委要我和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负责文教卫系统的“支左”工作,我主要负责文化系统。我和陈荣安住在义乌消防队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剧团女同志占多数,我规定,凡是女同志到我房间要求谈话的,要两人以上。听说文化馆的施馆长多次被斗,有自杀的念头,我几次找他谈心做工作,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广播站余同志和越剧团、婺剧团的部分群众找我,说他们想成立“红大司”组织,和省“红暴”挂钩。我说:解放军“支左”的原则,不管哪一派,凡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成立“红大司”群众组织是你们的权力。越剧、婺剧团都在演样板戏。越剧团的同志向我提出,要排练类似“义和团”事迹的“红灯照”,我大力支持。金华的武斗步步升级,造成邮路不通,我们组织力量疏通邮路,保证了邮路畅通。听说江山县人武部政委死了,消息传来,赵政委怕出事,他对我说:“现在人武部没有威信了,你和陈荣安是南京军区下来‘支左’的,有事情你们好说话。”所以,赵政委有事外出,都要我跟着他,平时还要我在值班室值夜班。
    1967年6、7月间,江苏“红总”、“八.二七”两大派武斗升级。我老伴参加的所谓保许世友“八.二七”派受压,在厂里被打,只好带着八岁女儿到义乌来避风头。此时,在杭州“支左”的《人民前线》记者陆时准来电话,要陈荣安立即去杭州开会。不久,又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杭州仁和路招待所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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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阳县“支左”的,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的陈培光,约我一同到杭州开会。车到诸暨站时被“红暴”造反派拦截下车接受检査。看我的军官身份证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记者,说我是许世友派来镇压他们的,不让走。所以,到杭州时会议已开始几天了。
    仁和路会议的起因:周总理批准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干部处刘干事写大字报,揭发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多名干部到浙“三支、两军”的内幕。刘干事还到会揭发,说:“我跟罗晴涛主任到政治部干部部领受任务,部长杨映雪说,政治部调到浙江‘支左’的干部要控制使用,这些人员中,有的不能在东海、铁路沿线,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刘干事说:“你们的档案里都有黑材料。”与会者听了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支左”,没想到,干部部竟然在后面搞这些名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致要求平反。会议上要我诉说“行政看管”被毒打、虐待的情况。所以,成立了“批资总部”,会上选出:孟祥海、王元仁、艾汉美、顾少杰、陈培光、高连章、陈荣安、夏继诚陈时秋等九人为勤务员,分工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1967年10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
    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1967年10月中旬,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被抓的人最多,成立了“告状团”。10月18日“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AB大楼,第二次走访军区党委,要求军区党委在军内外大批抓
    人做岀解释。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接待听取意见。王必成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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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必成,号称“王老虎”,就是当年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必成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我们特纵文工团那个时候经常唱:“孟良崮的树儿青又青,孟良崮的花儿岭上香,孟良崮是个好地方,孟良崮上74师全部消灭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吴强编写的电影《红日》,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鲍先志中将,原先是军委总政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
    证
    许世友说,王、林、鲍,史、杜、孙、赵,是我们的黑后台。于是,“保许派”一批人呼喊:“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世友又说我们都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傅的小爬虫。凡是一串串“坏人”出来,都是我们的“黑后台”。
    1967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空军副政委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赶赴江苏南京、无锡等地阻止农民进城,制止可能暴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空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主持接见
    刘锦平说:“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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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任务不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把同志们请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
    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
    谅解
    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去大别山“养病”。
    1967年11月13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司政后平反小组代表组成“告状团”奔赴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告状团”21人,被安排在西苑旅社住下。12月8日,中央决定用“学习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都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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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总理决定学习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杜平、梁揖卿(27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军区后勤军需部长)、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科记者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人。12月13日下午1时,21人“告状团”被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人也在主席台就座。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关心着北京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安徽、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劳改、清洗出军队。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多次接见“告状团”,接见过了夜11时,总理同我们一样发包小饼干,喝开水吃饼干
    (九)常委作检讨司令转脸就推倒
    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寿辰,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两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12月31日,下午4时17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1月28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最后一次接见江苏群众组织代表和军内“告状团”。总理全文宣读中央[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和“检讨报告”全文(15页)。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8]18号(摘要)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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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
    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査、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
    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
    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査,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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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
    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
    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最后,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为你们平反了。”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代表们人手一册。总理为我们平了反,大家十分高兴,立即回到第线,投入繁忙的“三支、两军”工作。
    1968年3月,许世友一意孤行,推翻了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否定军区党委向中央作的“检讨报告”,继续搞他的“多中心”,又开始整人了。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学习班”并不是学习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推翻[68]18号文件:党中央的批示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我被调到“三支办公室”,举办各县人武部学习班,解决派性等问题。许世友采用釜底抽薪的伎俩,把在浙江“支左”的250多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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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调回南京军区办所谓的“学习班”。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四清”时和我一个组)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到我家对我实行纠斗、抄家时,我的小儿子刚满二岁,被他(她)们的粗暴行为吓得哭叫起来。第二天,政治部命令250多名干部集中,上五辆大卡车,向城东方向出中山门,车队经卫岗前线歌剧团驻地时遭到阻拦,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歌剧团保许派一批人,气势汹汹地爬上车来,点了
    十几个人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下车。当点到我的名时,由于宣传部傅涛有意掩护我,并说:“他已经下车了”,我才免去这一劫。据回来的人讲:他们被揪到歌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上要低头认罪,背诵毛主席关于敌我矛盾的语录,批斗会上口号声不断,乱作一团。这是李书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证。
    百水桥营房,就是当年的“许记法西斯式集中营”所在地。现如今变成了“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喜欢摄影,和我很熟)等人。“舟嵊班”在马路对面,有洗澡堂,我们去洗澡时,有一次见到铁瑛,没精打采在哂太阳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整就是八个多月。史景斑和部长们,“批资总部”勤务员等人是重点的重点。凡是重点,不能回南京,不能离开营房一步。“学习班”上,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精神恍惚不可终日。史景斑少将最惨,八个多月来,要他顿顿饭后打扫大食堂,夏天满头大汗,冬天一身冷汗。许世友不时来训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很显然,这是许世友自己伪造的先斩后奏生杀特权,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许世友还不解恨,又命令20军沈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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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政委速来“南政班”。组长李静波对我说:“20军沈云章要来我们组。”要我让出下铺,睡上铺。后来不来了,不知何故。
    毛主席指派20集团军、空五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听从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的两大派,“省联总“红暴”,毛主席、周总理都有评说。毛主席说:“红暴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张永生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总理还要周建人介绍张永生入党
    1967年2月12日要召开批判江华大会。江华警卫员把江华秘密送到张永生那里,张把江华藏在美院的小楼上,并报告总理,说:江华生病了。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到北京治病,要张亲自护送。张把江华从楼上背下来,江跪下来向张道谢。张冒着风险,在到处戒严的情况下把江护送到嘉兴机场,才知江华是装病。由于张永生保了江华,使江华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批判。可是,江华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竟然恩将仇报,把张永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冤狱33年。张坚持不穿囚服、不剃光头,被狱警用电警棍强行塞进嘴巴,致使满口牙齿被打光。现如今,无工作、无住房,弄得家破人亡。这是真实的历史
    险毒辣的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我一看是我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逼我交代是攻击毛主席。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狂热之时,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攻击毛主席”,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天天逼我交代,逼得我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
    “南政班”有人自杀了,李书和在早操时宣布:“畏罪自杀,开除党籍!”了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其实,他们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我,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我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事隔数月后,就发生了上述一幕。到北京学习班,高岳言告诉我“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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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逮捕你的准备哩!”许世友说他有生杀特权,说不定让他给毙了也难说,许世友早就想杀人了。
    1969年3月,百水桥“南政班”、“舟嵊班”、“上警班”,党中央命令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领导早就知道这个命令,突然宣布我被“解放”,准许我回南京三牌楼大院休息几天,老伴见到我直流眼泪。她说:“八个多月来听不到你们的消息,看你整个人都畏了,人有点浮肿。”我说:“能够活着回家就不错了,在‘学习班’好象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人马浩浩荡荡乘火车北上。在南京站月台上传达了许世友、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在车上真有被解放的感觉。车到天津站时,早有预定好的“狗不理”包子和高汤等着大家吃。车到北京站,月台上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欢迎“毛主席请来客人”。饱尝“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残酷折磨的人见了此情此景,眼泪潸然而下。还是那句话:“金水桥暖,百水桥寒!”
    中央办的学习班,在总后勤部大院。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一桌十个人,可以吃到海鲜。
    “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毛主席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受到批判。史景斑副主任挨批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位专门会整人的副主任符确坚,他成了许世友推行“多中心”的替罪羊。
    毛主席对待两派,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中央办的学习班,要大家不同观点的同志搞“一对红”。在百水桥挨整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都是高姿态,没有为难整过人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学习,消除了派性増强了党性,销毁了百水桥学习班整人的材料,增强了团结。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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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5月18日,游览长城。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我在楼下右面18排,舞台就在眼前。领先出来的是陈老总,除个别中央领导外,都到齐了。我的位置看毛主席很清楚。
    回南京后,李书和立即把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向许世友汇报。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体会毛主席对他的苦口婆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友又一次搞他的“多中心”,不承认中央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成果。立即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拍桌子、瞪眼睛,大骂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大骂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大骂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听了许世友大发雷霆的讲话,一句话:准备“炒冷饭”、“翻烧饼”!
    许世友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他早忘记了我们离开南京时,在月台上传达他和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结果,还是搞他的“多中心”,一切听许世友的。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我立即下部队到长江大桥、中陵别墅的警卫部队等三个单位采访;到南京(镇江)炼油厂,采访一位长年驻厂军代表的先进事迹。《解放军画报》以《老八路作风代代传》为题,很快就刊用了
    1969年8、9月间,许世友又一次大批清洗干部。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倒许乱军夺权”提高为“反党乱军夺权”。开始大批处理所谓“倒许”的干部。命令我一周内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正要起程又突然作复员处理。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我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此时,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我谈话,说我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我提供情况。我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我的父辈们,都是“叛徒”、“土匪”,我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出版了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一个老红军和他的战友在浙江抗日的故事《潜龙归海》”一书,写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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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17日,晨7点20分,姑父郎玉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写诗一首缅怀姑父:七律·忆姑父郎玉麟浙西淮水逝悠悠,惊闻噩耗热泪流,游击淅西抗日寇,纵横苏鲁歼蒋魔坎坷一生亮高风,更留肝胆沥丹枫
    九十六年苍松劲,潜龙归海战旗红。侄儿陈时秋2006.12.19
    (十)借复员之名许再次打击报复
    1969年9月,我被非法复员处理。为什么说是非法呢?
    1980年1月,中央发了[80]3号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41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其中还有8万多名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军委总政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我被非法复员处理,完全是许世友、田普夫妇干的。田普原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许世友让她穿上军装,还非法当上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没有任命),部长杨映雪都要听她的指挥。这和封建制度“封妻荫子”有什么两样?表现了封建家族式的专制,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妇当作囊中之物。把所谓“倒许”的都作复员处理,背离了党的干部政策。这是命令我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又拉回来作复员处理的主要原因。
    人们决不会知道,就是这位女副部长,1967年秋天,给中央文革写了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揭发信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总理。总理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随后,由任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査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都圈阅了。这就是许世友夫人、“许办”主任兼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的“好事”。田普诬告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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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案以及搞“以许划线”造成的很多冤案,按照邓小平“三种人”的标准,为什么不追究?共产党人难道也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时并没有人逼她“说违心话”诬告谭震林!此事,如果发生在我的头上,可想而知,许世友早把我逮捕法办、牢底坐穿了!
    复员规定,那里参军回那里去。我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我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47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6000元复员费卖断。我含着热泪领出复员费。想来想去是许世友夫人田普穿上了军装,我才被他门扒掉军装。虽然脱了从小穿着的军装,工资少了一半多(原96元),但我仍然拼命地工作,想把部队整人的事情尽快忘掉
    与此同时,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艾汉美同志是最后一个被复员。艾汉美原是12军李德生军长身边的上尉作训参谋,也同我一样被指名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任文字记者。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秉承许世友的旨意,对艾汉美的复员安置设下了重重障碍,欲置人死地而后快。艾汉美撰写的《石头城的风雷》,其中写了一段被复员安置的遭遇经历,读后令人愤慨,许世友哪有个共产党人的气质?!活脱脱一个南霸天。现摘录如下
    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个偏僻山村。得到同一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
    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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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从六九年
    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只有个“穷亲戚”,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
    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
    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別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那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那里,他们就把那里的路堵死。
    军区政治部被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了,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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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借来人民币400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傅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百水桥“学习班’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九月份宣布
    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三代九口人)的活路
    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
    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这军区家属大院,背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
    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
    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难,逃日本人的难,逃国民党军队的难,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髙利贷债主的难,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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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讨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梁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摞补
    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
    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俩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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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起下农村,还要他们仝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走。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王昊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
    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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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业游民”
    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
    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
    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
    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昊,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我回答:“谢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昊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昊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
    我接过王昊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带着王昊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昊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昊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千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作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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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七0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艰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別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昊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吴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等珍贵
    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书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苦心,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傅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九七0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自在地奔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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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来。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从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不放手,不罢休!…
    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
    “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
    以“上级”的口吻要
    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
    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
    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
    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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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杭州日报》摄影组工作,第一次承担出画刊的任务,就是采访南堡大队。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棵苫楝树。我随同记者组徐汉波等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风餐露宿,按时完成了摄影画刊任务。为采访农村小型水电站,只身到淳安县高山区身负沉重的摄影、灯光器材,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工业方面采访先进,杭钢、杭玻、杭氧、杭丝联、杭州发动机厂、杭州缝纫机厂等单位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轮到夜班,我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夜餐两角钱的阳春面吃得很香甜。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照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杭报的日日夜夜,发扬了部队战地记者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是有目共睹的。2005年月10月30日上午,我参加了杭报50周年老报人茶话会,与查淼顺余洪、徐汉波等老记者以及转业干部任振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非常高兴。徐汉波说: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了报道南堡大队的详细实情,这个典型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当我翻阅《春华秋实五十载》,曾经在杭报工作过的员工名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大概是某些人现在还受派性影响,有意抹煞我在杭报这段历史,怪不得有些人装做不认识我。我在《杭州日报》社的这段历史,有《杭州日报》的版面给我作证
    后来,我从《杭州日报》被借调到省委报道组,完成《人民画报》的约稿《浙江粮棉跨‘纲要’》。为突出主题,表现浙江大地的园田化水平,“安2”飞机两次起飞到嘉兴曹庄一带航拍,《人民画报》刊登了八个版。不久,《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约稿,要报道农民姜汝旺学哲学,工农兵上大学的事迹。接着,广州交易会筹备,摄影、布置展厅任务很繁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领导要我担任主要摄影任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被正式调到省政工组宣传办公室,成立摄影办公室。万没想到,一个飞来横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
    (十一)第二次劫难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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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査“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査、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白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60军来的。一位看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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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岀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
    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混乱不堪的‘清査’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还不给工伤待遇。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査岀“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査“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査“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仝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
    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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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管清査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
    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硏究组的调査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査“5·16”的突破口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岀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
    不久被武
    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査研究组的调査报告,在査获的省“二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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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內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
    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
    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
    “5·16”的营地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
    “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
    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
    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
    挂上“大名单”的“5·16”嫌
    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査。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竞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
    “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
    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
    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査,……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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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
    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
    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
    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査病,却要刘中“先査思想后査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千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仝军覆没。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
    “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
    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千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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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其他地市清査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公检法500余千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有人说:“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军内,许世友最相信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汇报的情况。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政治部大批抓人时,李书和汇报一个抓一个,汇报十双抓二十,被提为正部长。在军外,许世友最相信军代表、省革委副主任吴大胜汇报的情况。
    江苏清査“5.16”时,《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吴大胜报什么许司令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吴大胜一报上来,许司令就批示他抓起来审査。吴大胜也为难,当面又不敢讲,怕许司令怪罪他‘右’。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査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唧曾对吴大胜说:“这样搞危险哪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江苏两大派的头头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学生,“红总”头头文风来被整死;“八.二七”头头曾邦元被整得死去活来。吴大胜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地检讨说:“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贯做后勤工作的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
    1972年10月下旬,在南京军区清查“5.16”已“上当了”的情况下,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是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过去在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说我反林彪,现在要交代和林彪有什么关系。大概是我曾说过我父亲住在北京市西四人大常委会宿舍,楼下住的林彪卫队,我从来没有和卫队来往过,只是进出大门而已。真是捕风捉影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许世友向毛主席写检讨:“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没有少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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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南京军区谁跑得最勤?许世友要和林彪攀亲家,大家都知道。请读一读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如何?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
    会开幕,林彪作了讲话。所有的人都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连放两遍。25日上午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参见师东兵: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谈话实录)按常理,“林副主席”上了《党章》,尊敬他有什么罪呢?同理,“四人帮”都是毛主席圈定的人尊敬他们有什么罪呢?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应该是无罪的。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违背常理的,都是搞极“左”,搞形而上学
    宣传部专案组还要我交代,
    为什么写信给南京军区司令部复员在“上海无线电五厂”的于定,要他对抗“5.16”审查。一个中共党员,写信给另一个中共党员,要他有冤屈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错呢?事后才知,于定的哥哥是万里副总理的秘书,于定一家四口人被调到北京,调岀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圈。于定同志被分配要害部门,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处长。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沈阳、昆明、福州、济南等军区列为争取力量;而单把广州、南京军区列为争取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
    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此举的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毛主席提议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
    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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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反革命
    毛主席这段话,好似针对着许世友说的。我只是奉命写了一张大字
    报,引起连锁冤案,被许世友、铁瑛,戴“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大帽子,被开除党籍。这些莫须有“罪行”,决定了我的一家悲情人生。许世友暮年,离开了广州军区,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居住(孙中山先生儿子孙科的公馆)。院内草坪开阔,花树繁茂,围墙四周种植长剌的“鬼见愁”。可是他怕南京的人民群众,深知他借军委“八条命令”大批抓军内外干部和群众;特別是他坐镇清査“5.16”分子期间,进一步制造“红色恐怖”,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査,欠下了13万多人的血泪债。为此,他自己设计,在园中修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碉堡,警卫班在上层岗楼上可观察到园内外各个角落。一位大军区司令员的公馆戒备够森严了,可是,许世友还不放心,还要自己设计造碉堡。我想,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位共产党的军事高官走到惧怕人民群众的地步,真是可悲!8号别墅占地几十亩,自许世友搬进后,将草坪挖掉,种植小麦、髙粱、玉米、红薯和蔬菜。盖起了猪圈、兔笼,原有的三四亩池塘饲养鱼类。劳动者就是警卫班。许世友当起了“土地主”。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遍,看到院子被搞得面目仝非,弄得哭笑不得。许世友晚年的生活非常悲惨,除了午、晚餐两顿都喝茅台酒外,感到很孤独,很寂寞,老伴田普分居在无锡,一个儿子在新疆服刑,加上痛风、肝癌病的剧痛折磨,真是生不如死。1985年10月22日,因肝癌,许世友溘然长逝,终年80岁。消息传出,南京市不少人民群众喝酒、放鞭炮。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
    回想在“文革”前夕,叶剑英元帅住在8号别墅,检验20集团军司
    令部的作战参谋的图板作业水平。我和《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人民前线》报记者高丕忠在8号別墅采访。突然许世友赶到,对叶说:“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下飞机就来看你,你明天不能走,留下来吃狗肉、喝酒跳舞。”叶帅说:“好说、好说。”没想到8号别墅成了许世友的归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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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不得不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奷善后工作。”整人的人多轻松,一纸公文就解脱。可是,这件事远没有完,整我“5.16”的材料,却成了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头条“罪状”
    “1972年10月下旬,鉴于陈时秋在南京
    军区所犯严重错误,经省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对他实行停职审查。”专案组复手为云、翻手是雨,明明“5.16”是冤案,却变成了“犯严重错误”。同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原《光明日报》社记者高正生,也因“5.16”问题受审查,想不通从办公大楼五楼跳下,一命呜呼!他一死是解脱了,再不要受煎熬了!可活着的亲人们还要面对更加痛苦的生活。事实证明,清査“5.16”,根子还在林彪,许世友搞扩大化,我又是受害者。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当商景才在宣办宣布时,才知有我的名字。我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完全按照中央、省委、政工组党委的文件、指示办事,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1975年7月下旬,省委调我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到大华招待所报到时,看到都是同观点的,大家都思想不通,认为不符合中央[75]16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的精神都是一种观点,怎么拆墙、填沟、解疙瘩呢?要求省委作岀解释。省委不予理睬。“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他是浙江省第一任纪委书记,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为做做样子,派来一位“省红暴”派的农民伯伯张来根,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学习、劳动、看病无人问津,只好推举一人找大队联系劳动事宜。还听说调拨了木料做床盖房子,要长期在那里生活。因马目公社地处定海岛的最西北角,当地群众称为“西北利亚”。很自然,发牢骚时大家说到这里是充军、流放。事也凑巧,马目的西南面就是金塘、大榭岛。回忆起参加舟山战役时,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到蒋军固守马目的活动情况。想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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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充军、流放到马目岛上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据说,张永生入党是周总理委托周建人老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浙江省委常委、鲁迅先生的胞弟)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浙江在“文革”期间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总理的指示和直接过问下解决的。难道是周总理怂恿张永生“反党、篡权复辟”?所以,我的思想认识上不去“反党、篡权、复辟”这个纲,问题就揭发不出来。历史已经证明,究竟是谁在反党、篡权、复辟?!
    1976年1
    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要求开会哀悼。坐镇马目“学习班”的领导商景才不同意,只好作罢。我心灵深处默默念叨:敬仰的周总理一路走好。回想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念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并代表党中央为我们平反,打心眼里敬重总理的为人。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岀现修正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巳是风烛残年的毛主席,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1974年,毛主席诗词一首:诉衷情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是毛主席
    暮年追求的目标。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央文件》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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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号)1976年6月1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268页)
    毛主席这些谈话,是他老人家
    的泣血心声!振聋发聩!读后让人感悟很深。再回头重读毛主席在“文革”前夕1974年写的诗词“诉衷情”,就全都明白了。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
    42分54秒,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零点10
    分,毛主席走了!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走了。”1976年9月12日,21点7.55分,朱德总司令也走了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是主谋,
    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毛主席所担心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十二)第三次劫难铁书记铁面有私
    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打成“现
    行反革命”分子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新著作,《跨
    过厚厚的大红门》,文中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在参加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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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
    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
    “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
    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
    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乔冠华回到祖国时,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
    毛主席真是料
    事如神,“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在全国上下,特别在浙江省,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以一派清査另一派的非法做法,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1976年12月1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査,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我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于是,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我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我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我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从此不来找我了。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査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达到了要逮捕我的目的。纪登奎副总理曾经说过:“专案组的工作我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1977
    年6月10日,经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我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6月14日,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十大罪状”,能致人于死命。
    (1)“恶
    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我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这是搞逼供、指供弄出来的材料。谢兰生批判说,毛主席这么这么看清江青,这么这么看清江青
    (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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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帅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帅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谢批判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诬蔑我们的大救星、英明领袖华主席是个大右派
    (3)“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
    滨翻案。“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岀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吧。这是“为右派翻案”吗?可在当时听到“为右派翻案”是很吓人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晕厥过去。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杭钢老干部张树森、铁路工人谢志明。事后,我对看守所陈所长说:“从严批判大会”上宣传部的发言,“十大罪状”都是政治诬陷,都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的。所长说: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啦!你自己要实事求是,想开一点。我说:宣传部不是群众组织,说话、做事要负责任的!谢兰生整人有功,荣升为省政协秘书长,还嫌官不够大,向省委要更大的官。可是好景不长,得肺癌去世了。呜呼哀哉6月30日,《浙江日报》摄影记者谭铁民一伙也来凑热闹,再踏上一只脚!在米市巷招待所召开浙江省摄影界会议,把我拉去批斗。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发言。比如,毛主席号召唱两首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省影展缺这个题材,我立即和汪建安(原27军摄影干事)赶到杭钢、杭一棉,拍摄唱两首歌的彩色照片,《把炉火烧得通红》、《一切行动听指挥》。会上批判说这两幅照片,“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雷电交加,雷声、闪电声,压倒了批判声,好似苍天老爷在给我鸣不平。时隔不久,谭铁民老婆提早“开放”,跟人家当“二奶”去了,老谭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含恨离开了等待他升官发财的年代。阿弥陀佛!毛主席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杭州是人间天堂,我却下了人间地狱。在狱中三易春秋,使我认识、体验到《中央“5.16”通知》中所
    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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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铁窗生活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更深一层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我无非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
    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四届人大代表,恽仁祥撰写的《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文中说:
    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
    派,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
    这一派斗或内讧,从1976年10月7日起,即两派联合抓捕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抓捕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庭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账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
    汪东兴自政变后华
    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岀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200页)。恽仁祥:“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中说
    不久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
    日)
    大小会上重点点名批判汪东兴:“你汪东兴以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
    年就觉得了不起,
    。我们这些老家伙,
    ,(对你)不了解吗?你过去和
    现在你在毛主席身边,不就是当个警卫吗?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参与重大机密!哪个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论起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来,我们那个不比你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坚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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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其实还不是一个骗局,你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难道就没有(做)手脚?毛主席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毛主席难道真的授意过你们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指示难道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样,你们就没有修改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你们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信任你们的话难道没有假,这些问题大家都不和你们计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
    华国锋在场一言不发。
    你(指华国锋)太自私了,你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
    你以为你这
    么样能保住自己吗?错了!你在一些人看来,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亲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来,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当上党和国家领导,竟然把毛泽东的一家抓的抓、关的关、批的批、压的压,人家才认为你是最大的两面派和阴谋家呢。对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谁还敢和你相交?汪东兴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念头都有了……”。……叶剑英对华、汪二人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对此华、汪一派大发议论。陈永贵:“真不像话,毛主席刚刚去世,他们就要这样干,真像赫鲁哓夫一样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作那个秘密报告了。……,如果我听到那个报告,我将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们狗日的!”吴德:“原来我们总是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在诬陷邓小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家那一条是诬陷他?那一条没有被事实所证明?”纪登奎:“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吃不开了,中央是要开始执行刘、邓路线了吧?那我们这些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怎么办?一个个都被邓小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现在‘两个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帽子一样了,扣在我们头上压得直不起腰来”
    华国锋:“我也挡不住了,现在政治局里邓小平那
    些人已经占了多数。只要邓小平他们一提建议,大家就都跟着响应,我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原来你们说我是傀儡,我还不服气,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我连傀儡也不如了。现在人家已经从经济工作上尽找我的毛病,说不定还真要把我赶下台了。”(以上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254至422页)。对我的拘捕是秘密进行的。1977年6月10日上午,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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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我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我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査。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看着双手雪白雪白,只有苦涩的泪水伴我艰难度日。巫牢坐牢要坐得牢,老是想出去是要发疯的。我思想上准备坐十年牢,甚至会更长。这不足八平米的监房,要和我长期共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要改造生存环境,因为,米市巷看守所过去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年代久了水泥墙上都是痰渍。所以,要把水泥墙、蹲坑的很多痰渍去除干净,心情也好多为了能把牢底坐穿,我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监房内原地跑步,等微微出汗后,擦洗冷水澡。我还自娱自乐,哼唱几句《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戏“我好比笼中鸟……”;“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
    在狱中整
    天写交代,只好把过去写的材料重复默写一遍。材料写完了,开始自学英语。有的时候玩弄玩弄监房内另一种动物,蚂蚁。更多的是常回忆起跟随父辈们,到新
    四军部队南征北战的情景。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的最有效灵丹妙药。在狱中,先后有人精神失常了,省委组织部的范波同志,原地跑步不肯止;省文化局的杨明,喃喃自语,被反铐吊起来,再加上脚镣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说浙江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实
    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深知,淅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中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是我的叔叔辈。”有一天我被提审了一整天,要我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我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铁瑛为了搞出周老和“四人帮”的所谓“关系”,因铁瑛的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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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投入这场斗争。就是这个铁瑛,当年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比谁都响亮;还几次三番地恳求冯仰澄托关系,给他引见王洪文
    有一次,原来同我
    在新闻科工作的张文龙,也来捞点稻草。此人没啥本事,可他专会整人、充任打手。后来到温州军分区当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但好景不长,怎么年轻轻的就死了呢?当时,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做不少官样文章,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利登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通告》、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査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可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并不执行。以下仅举七例:
    (一)、1977年10月6日,我
    被捕后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指出:“清査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辫证法,……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1977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用上述社论为主题,出版了《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就是不引用社论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同“群众组织”小报一个样子,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刊登权威单位的大批判发言。白纸黑字,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
    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
    络点。我父亲是个“笔杆子”,仰慕鲁迅先生,只是看望了一次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老人,何罪之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发言,难道是“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二)、1978年10月4日《人
    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强调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就要正确对待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我们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
    省委铁瑛书记(政委)在清查运动中,接过许世友“以人(许)
    划线”的接力棒,一开始就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对着干。省委、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采用栽赃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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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法西斯手段,还要“株连九族”。如此严重的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诬陷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按照《刑法》找不着“罪行”的情况下,还要“从宽处理”。在严重违反《党章》程序下,开除我的党籍。把浙宣干[85]38号文件塞进我档案里,至今不给本人见面。这不是政治迫害又能是什么?许世友、铁瑛,想一手遮天,用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可党的传统千部政策的阳光,还是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虽被铁瑛等人强行开除党籍!但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离休干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
    (三)、1979年1月4日至22日,党中央纪律检
    査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全会。同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全会《通告》并发表社论。《通告》强调指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原贝
    、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
    上限
    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
    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重证据
    重调查硏究,严禁逼供信。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种野蛮手段
    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作法
    审查结论要同
    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
    的态度。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
    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九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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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问题,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
    要严格按照
    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铁瑛对陈云主持召开中纪委全会,发出的《通告》视而不见。《通告》第四、五项强调指出:“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乂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査、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
    正
    (四)、197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使揭批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指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分析。不但要团结95%而且要争取团结98%、99%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请问铁书记,你清査工作中做岀了什么“新典范”?还不是继续推行许世友整人的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
    《“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决不允许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样,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铁瑛在清査运动中,在仝省整了400多万人,难道不是“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所以,宣传部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等少数人,有恃无恐,敢于违背《通告》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许世友、铁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一句话能致人于死命,我被打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六)、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
    登《各级纪委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肃性》,报道:中纪委召开纪律检査工作会议,研究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着克服派性,必须强调看实际行动,用实践来检验人们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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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至今仍然闹派性的人,
    对那些坚持不改的要以违犯党纪论处。”
    “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都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互相斯杀!毛主席对于两派斗争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派性问题在“文革”后期已基本消除。例如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北京金水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比较,最能说明问题。在清査运动中,铁瑛采用一派清一派,一派升天、一派坐监。对一派采取:除恶务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的非法手段。致使“现行反革命”抓了一大把,有的被逼疯、逼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枪决。而“正确派”中有些人得到步步高升,包括铁瑛的秘书方文。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的梁平波,还是1966年8月26日带头炸毁了岳坟,还要砸毁千年古刹灵隐寺的打砸抢分子。幸亏有张永生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保护灵隐寺,并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周总理指示,灵隐寺专为亲王开放一天。保护灵隐寺的张永生,倒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重刑,冤狱33年。受铁瑛青睐的像杨秀珠那样的极端腐败分子,当上了省建设厅副厅长,洗钱逃往国外。这是她自己暴露了,有些人虽然暴露了,包括方文,却被有关上级保护起来了。“正确路线”“正确派”不是自封的,同样要用实践、历史来检验
    (七)、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文章强调指出:“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决不许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更不许弄虚作假。
    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査“5.16”整了13万人。铁瑛坐
    镇杭州,仿效许世友搞“以派划线”,在清査运动中整了400万人。清査中完全不顾事实,都是靠主观臆断、弄虚作假、罗织罪名、锻炼成案,还要“株连九族”。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确凿证据吗?绝对没有。铁瑛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土牢冤狱比比皆是,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还要株连无辜的家属孩子和亲友。到头来有哪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我一家三代人深受其害。难道清査运动,可以无法无天吗?铁瑛不执行中纪委《通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文章,把人往死里整才有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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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隔离、逮捕,三年后才知道,宣传部对我搞“株连九族”真是一等。我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和老伴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至今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査,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更丧尽天良的是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说:“冯仰澄设的这个‘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点,完全采用了国民党特务那一套,有秘密的联络员,有秘密
    的联络地点和特殊的联络方法。某部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的彭X那里,反革命
    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办公室XX那里等。”我在部队时,组织上通知我:我
    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査,株连我被复员处理;我被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宣传部反过来又株连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刘、邓路线上的人”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联络点”等于?请问铁瑛,等于什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没有毛主席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这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我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投了赞成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合法通过的。党中央连连发出重要文件:中发[66]267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共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请问:中央发怎么多文件是开玩笑吗?!中国共产党党内,
    还有政治诚信可言吗?!即使是“文革”错了,也错在党中央集体,责怪我一个执行中央文件的普通党员,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是不公正的。现如今,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内乱”、“浩劫”,而全面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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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结论是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这是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往共产党脸上抹黑。
    十年“文革”史,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绝不能让某些人篡改党的历史!我坚定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陈云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他说:(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陈云的谈
    话,既没有斗私,更没有批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陈云都是投赞成票的,怎么是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呢?现今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亡党、亡国;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波兰、格鲁吉亚等国家,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竞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2004年达到33.9%(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资料)。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呢?!我是一名专业业务干部,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人生苦短,去日无多。多么希望政治平稳,不要再整人了,大好的时光,让我多干几年工作有多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难道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搞“以许划线”,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惹出的祸患?工作干得好好的被停职审查,惹起了以后很多的麻烦事情来。实际上,许世友、李书和等人,又把批臭了的“倒许乱军”口号,和新制造的
    5.16”分子的祸水,又一次泼洒到我的头上,人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文
    革”中,在如此复杂、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中,我始终一贯按照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文章的精神行事。大军区的政治部,省级的宣传部,照理说,应该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论。摒弃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摒弃形而上学尤其在人的问题上,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1979年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可是,1979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还一心要置我死地而后快,炮制了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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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说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向党进攻”。这是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对我极大的政治陷害!我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査。他建议我们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呢?我们三人复员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介入哪一派的活动。停职审查,不让工作,闲来无事,只好参加“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这些运动,哪一个不是中央号召发动的?我的言行没有脱离中央文件和“两报刊”文章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峰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运动中的专案组,往往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戴帽子、打棍子,搞扩大化,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恶性循环,免不了产生恶性案件。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我们这批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称赞为“新鲜血液”的年轻、专业干部,都是从各个军种,指名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在“文革”中都是奉命“造反”
    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前因后果,难道不是许世友搞“以许划线”
    在江苏军内外制造了13万“5.16”分子惹的祸吗?许世友按照林彪搞的部队干部大批复员,又对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寄了假材料,查我和高丕忠、蒋宇鸿、施关彬、陈荣安等所谓“5.16”问题,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复员在湖州市广播站的原《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被关在楼梯下铁笼般的隔离室里。陈荣安申诉了300多封信,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97年7月,陈荣安同志由于长期挨整,无罪致灾,心情压抑,妻子和两个儿子受到无辜株连,在贫病交加中含冤离开了这个不公正的人
    读一读陈荣安生前写的申诉书,想一想,
    某些共产党人整了人,事实证明是整错了的,非但不平反冤假错案,还要等待时机再一次继续整,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许世友把自己的夫人田普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执掌“以许划线”更加得心应手,把党的干部政策当儿戏。陈荣安同志反对林彪搞唯心主义先验论,事实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但只要你“得罪”过许世友,他仍要置你死地而后快!实际上,许世友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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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要的是奴颜婢膝的干部,刚直不阿的干部是吃不开的,是要吃尽苦头的。陈荣安同志生前写的申诉书,就是一个真实的、典型的事例,为了告慰英灵,择其重要问题摘录如下:关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政策的申诉书1976年2月以来,我蒙受种种冤屈,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0月以来,我已经向各级党组织写了三百余件、约百万字的申诉信。可是,直到现在,仍未解决。现重新申诉如下
    (一)1967
    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当时我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査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揭露林彪在这事件中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针对林彪所作的错误结论,我写的调査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这就清楚地揭露了林彪所作的关于
    南京军区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唯心主义结论的荒谬实质这份《调査报告》……作为我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把我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1969年9月,
    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我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我作复员处
    理
    上述冤案,南京军区政治部至今没有平反,没有就我在1967年、
    1968年因反对林彪遭受一系列打击迫害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没有恢复名誉没有落实政策
    (二)
    1969年10月初,我复员到浙江湖州。我持南京
    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开具的《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吴兴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报到县“组办”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直到如今,任何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开具过《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调出机关)
    从1970年7、8月间开始,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
    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我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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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本人的“5.16”假材料,以及本人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不仅本人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岀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査,家属也受株连,我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1975年4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
    县委,承认寄了关于我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
    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
    没有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是
    否坚持认为强加于我的“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不是假案?是否坚持认为在吴兴县万人干部大会上给我强加上“5.16重大嫌疑分子”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破坏一个共产党人的名誉,并将我排挤出吴兴县机关是“大方向正确”?是否坚持认为动用专政机关,对我进行抄家,并在居民中散布关于本人的种种政治谣言是“革命行动”?是不是坚持认为因我的“5.16”假案,株连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盯梢、监视、拖推辱骂,对她采取不准加工资等种种措施,将她迫害成精神病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时至今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没有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为什么至今不采取措施,彻底平反这一假案?为什么直到如今,还在某些问题上(如1985年的工资改革)继续发展“5.16”假案的恶劣后果?对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并迅速采取措施,彻底平反“5.16”假案。
    (三)
    经过“5.16”假案的专案审查,到1973年底,
    除一份《关于陈荣安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材料》属于“孤证”)未能否定外,其余材料全部被否定。实践证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浙江省吴兴县委清査
    5.16”领导小组合作制造的“陈荣安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个假案。然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为我平反。鉴于上述情况,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我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我平反假案,落实政策,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却把我申诉活动,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以此为开端,对我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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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一些同志宣传周总理的高尚品格;1976年春对《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报道表示不满,并鼓励有的同志写信去责问《文汇报》编辑部,等等)。后米,我又就上述内容,从十六个方面,给吴兴县委办公室写了更详细的材料,如实报告了有关情况。这些事实,都确有证据。既然有关领导对我立案审查,要查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内容,理应彻底査清,作出明确结论。可是,原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结论,只讲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对上述内容却只字不提。这样片面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应该甄别、复査,重新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我从事专职新
    闻工作约二十多年。曾在《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战士》、《人民通讯兵》杂志、《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京军区《工作通讯》、《人民前线》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稿件;曾在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内参》刊物上发表过内部情况资料。我一直表示希望能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在吴兴县报道组,我确曾写过一些“内参”资料,反映了吴兴县的一些真实情况。为此,就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甚至触犯某些“父母官”,从而达不到事事听有的领导者指挥的要求。举个例子吧!七
    十年代,李先念同志曾对浙江吴兴县菱湖化学厂“三废”危害当地人民健康、危害水产资源、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浩同志作过一个批示。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资料是我写的。……由于吴兴县某些领导人将国家所拨治理“三废”的费用移作他用(造干部宿舍等),致使菱湖化学厂在生极毒农药时所排放出来的“三废”未能得到治理,造成了危害。有鉴于此,我写了一则“内参”资料,……被《人民日报》社编的“内参”刊物所采用。李先念同志看到这则“内参”资料后,作了重要批示
    《批示》下达后,省里拨
    了款,派来了治理“三废”的专门人才,帮助“菱化”治理“三废”,使“三废”得到了控制
    这样的事,对人民大有好处。可是,……触犯了某些“父母官”。
    十多年来,某些领导人一再对我大加讨伐,拒不为我落实政策,拒不恢复我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我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迅速地、妥善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起码应当实现下列五项基本要求:
    于我1967年2月以后被打成“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在经南京军区政治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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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批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被作为犯有反对林彪、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的“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批斗,并遭受种种迫害这一冤案,应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澄清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结论,彻底平反这一冤案。二)对于因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向地方寄送本人的“5.16”假案材料而导致的
    5.16”假案南京军区政治部应会同浙江省湖州市委,彻底平反,并消除这一假案所造成的后果
    (1)、南京军区政治部会同湖州市委,研究平反这一假案
    的措施,由湖州市委有关部门作出《关于为陈荣安同志彻底平反“5.16”假案的决定》,确认这是一起假案,原吴兴县委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强加于我的“‘5.16’′重大嫌疑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抄家等措施都是错误的。
    (2)、将上述《决定》列入本人档案,并送参预审查
    抄家的湖州市城区公安局(原吴兴县公安局之一部)、湖州城区第一街道派出所湖州丝厂、道场供销社等单位,以挽回影响。
    (3)、我爱人的工作单位道场
    供销社,应眀确宣布,对我爱人采取盯梢、监视、不许加工资等措施都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弥补她的经济损失。
    (4)、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即
    1970年7、8月间前)的职务工作(相应的)
    (5)、1985年12月工资改革
    中,对我以“企业干部十一级”定级,是“5.16”假案后果的继续发展,应予以纠正。
    )按照历史事实真相和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本人作为专职新闻干部
    的工作,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允许我发挥专业特长,坚持要将我调到湖州丝厂工作,湖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正式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的行政关系从原吴兴县机关转到湖州丝厂。决不能把干部当“皮球”,随意踢来踢去。四)对于原吴兴县委及其组织部门于1970年5、6月间任命本人担任的吴兴县报道组副组长这一职务,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予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实际担任的这职务,不予分配相应的工作,湖州市委组织部应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手续,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免去我的上述职务。决不应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原吴兴县
    革委会办事组个别领导人“代表组织”,于1977年夏在群众大会上强加于我的“1975年,陈荣安伸手要官,想当县报道组副组长,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五)原浙江省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审查结论,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湖州市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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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应会同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复査,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一系列事实,应在结论中作岀准确的反映。希望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能认真按党章和《准则》办事,使上述各项落实政策问题,迅速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上述申诉,请及时审理
    中共党员、复员改转业军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
    《人民前线》报社干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原中共浙江省吴兴县委
    报道组副组长目前在浙江省湖州丝厂做职工教师的工作陈荣安198X
    年月日清查“5.16”的材料,还是那些“旧账”,都是中央学习班规定要销毁的,现在怎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周总理宣读的,为解决南京军区许世友大批抓人的中央[68]18号文件,被许世友推翻了?为什么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学习班,重点批判“多中心”论,消除派性不算数了?为此,我和高丕忠、蒋宇鸿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写信,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答复:中央[68]18号文件和中央办的学习班作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信被王洪文批示下来:“过去中央做过的结论不能推翻。”这封信还分送周总理信访室、江青信访室、总政李德生主任,省委、政工组
    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
    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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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嵊要
    塞区、普陀守备区战斗英雄张明司令员的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了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51年防御战役,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反击战、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与铁瑛同是南京百水桥“舟嵊班”的学员。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于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嵊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怕他们想不开,真的会出什么事,才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党性,给铁瑛写信。那天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信是当场写的,也是朱雷几次托我向部队老首长反映他的情况。再说,一名党员给省委书记写信,那怕是言词过激,怎能说是“犯罪”呢?铁瑛把朱雷一家四口往死里整才有罪呢铁瑛在清查运动中,继续推行“以人(许)划线”、“以派划线”。先后把我和朱雷等一批复员干部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大牢。把朱雷投入小车桥监狱三年之久,受尽了人间苦难。政治犯受到法西斯式的暴虐,无辜的家属、孩子都受到了株连。难道铁瑛真的是铁石心肠?整了400多万人,有的被整死,这个统计数字难道不知道?自己还心安理得?多亏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內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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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参见恽仁祥:《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一文)
    中央关于天安
    勹事件的两个决议广播后,天安门“四.四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杭州
    四.四事件”被定为“类似天安门事件”。这远远超出我给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信中所说的“政治事件”的看法。万万没想到会出全国性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案,当然要认真追查。这是关系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原则问题。看一看真实的历史记载
    关
    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
    1976年4月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
    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他(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
    者并不多”。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薮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
    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
    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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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
    大革命纪实》第534页)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
    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说: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年4月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至230页)
    当时中央处
    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年4月4日,当晚,华国锋主持中
    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背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应“提高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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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至1777页)
    1979年国庆节,
    在看守所接待室,三年来第一次见到老伴,她带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她说:水部治丧委员会来电,你是长子,去北京奔丧怎么办?我提出,押解我去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准许!回想从小跟随父亲在抗日游击队、新四军部队一路走来父子俩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父亲陈学明,改名为“陈实为”,一心为党、为人民。我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在监房大哭一场来祭奠父亲,却被看守训斥顿。同监的香港陈先生气愤地回击看守:“他的父亲故世了,难道你没有父亲?”父亲曾在司法部、最高法院、农林部、水产部等单位工作。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査,株连我被复员处理;大弟在空军被复员处理;大妹参军不准许。父亲眼看着大儿子坐牢,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被逐出北京,却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使父亲66岁含冤离开了我们。治丧委员会悼词说:“陈实为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顾全大局。”葬在八宝山公墓
    由于铁瑛对我人为制造的“现行反革命”冤案,致使父亲
    精神上极大的悲痛,临终前不能见面,故世后不准奔丧。这种人间悲剧,难道不是铁瑛“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造成的恶果吗?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母亲沈文芳(广安门医院离休干部)的努力下,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个弟妹调回北京市,二妹有了工作,小妹安排在最高法院当公务员。就是我的冤案,“天高皇帝远”,为恢复党籍等问题,向铁瑛、省纪委、宣传部长达30多年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
    1979年12月6日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
    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哪有工人下放劳动之理?12月21日,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有确凿的证据吗?绝对没有!宣传部、检察院闭着眼睛说瞎话。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我被匆匆释放。
    1980年1月15日,专案组郑汝培送我去故乡安古县红旗林场劳动。那天直到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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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无人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张竹床,床上都是鸡屎,用井水冲洗一下,天很冷床又湿,想来想去一夜没好睡。我究竞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遭此劫难?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我的心声!这好比孩子有了错,母亲就把他一棍子打死,有这样的道理吗?想来想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组织上要大家积极投入运动,但是,最终反被运动吞没想想不寒而栗,只有默默地咀嚼着苫涩的泪水,泪水湿透了被头。我真骇怕在以后的生活中,牢狱里的噩梦伴随着我的后半生。忆往事像过电影历历在目:一个“红小鬼”,1945年12岁跟着新四军,过长江、渡黄河;1947年6月,14岁参军,南征北战,1954年1月入党;十年“文革”中,只凭许世友“长官意志”句话,被打成“反党乱军”、“5.16”,最后,被铁瑛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了大狱!80年1月被押解回故乡劳动改造。“文革”前填表:成份,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军人。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从小跟随父亲提着脑袋干革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真是滑稽可笑!人生在世,草木不如,任人宰割罢了!林场有我陈家的亲戚,知道我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我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我如亲人。林场历次运动受难者劳改的地方,职工见怪不怪了。
    1980年7月21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千部处长),和
    位姓邓的女同志不时来林场了解情况。周永祥要我写《劳动、思想小结》我如期交出。摘要如下
    劳动、思想小结陈时秋1980.7.21.(摘要)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场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厂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锁,什么都修
    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
    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另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另
    台175F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
    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哂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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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
    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竞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般。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浃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机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杋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好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
    。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
    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清査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
    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
    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我从十二岁(1945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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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予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有一次,我把写好的《批判劳动惩罚论》文章交
    给周永祥,要求在《宣传通讯》上刊登
    再一次,周永祥来林场对我说:“文
    章写得不错,还是不登为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我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不要劳动了我在这里干什么?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1981年8月28日给省委宣传部、省检察院写申诉信。石沉大海。1981年11月15日,接到“家中有急事”的电报,我火速赶回杭州看到家中大门被卸掉,窗户被砸破,家中空无一物。老姑妈和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对着我痛哭。原由是:国庆我回家休息,老伴提出,一家六口三代房子太挤,我们原先的房子空着,户口仍在原住址,这里住了四年多没有户口。我向宣传部提出要求搬回原住址。办公室主任说:四年前要你们搬家我们不知道,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搞的,现在你们要搬回去我们不管。我说:1975年事务管理局分给宣传部三套房子,我当时是宣传办公室支部副书记,带着党小组长们一家一户调查,最后讨论决定:我家六口三代同堂人口最多,要我交出复员干部分配的岳王新村一套房子,搬到保俶路192号4组3号居住,有户口簿为证,这是有法律保护的。于是,10月5日搬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房子住下
    11月9日上午,事
    务管理局派出三位处长、书记,派出所户籍警(女)、“治安纠察”,以及七、
    八十号戴安全帽的人,将我家全部东西强行搬走,把大床从二楼摔下去,卸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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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窗户,断电、断水。致使很多群众围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保俶路段交通阻塞达二个小时之多。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年头了,省委机关竞然出现我户口地的房屋被砸事件
    11月16日,我去宣传部找政治处解决问题,他们仍要
    我到无户口的房子去住。我说,在中共六中全会文件学习后的今天,趁我和老伴不在家,竟发生了“文革”中那样的抢劫式搬家事件,你们把事情做绝了。我的女儿23岁,儿子19岁、16岁,向我哭诉:爸爸,如果宣传部仍定你是“反革命”,低着头过日子,因为我们铁了心,我们是“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你是被错打的“反革命”,我们都这么大了,再搬回去住,邻居、群众不明真相,均在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过日子?听了孩子们的诉说,只好向中纪委求救!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部队出生,从小就憧憬着有个美好的人生。铁瑛和省委宣传部,以莫须有罪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还要“株连九族”,无辜的孩子们的理想成了泡影。11月17日,就省委宣传部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强行搬家事件,给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写申诉信,以求得我的一家能有起码的人生权利。送给在杭州的中纪委刘顾问。11月18日,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发出《迁移户粮关系通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80]277~号文件精神,认真搞好户口整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有关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为此,刘炳春等人,请于11月30日前,来我处办理户粮迁移手续,迁入常住地。”我的住房是宣传部在我交出复员干部分的房子之后新分配的,1975年以来有常住户口簿为证。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某些人无法无天,株连我的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派出所不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反倒要我们“迁移户粮关系”,这种做法有公正可言吗?
    十三)天天讲和谐冤假错案何时平
    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
    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种人”的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四千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光是浙江省就有400多万人遭受迫害这在解决党内外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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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以至党威、军威,一落千丈。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査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胡耀邦这段“两个不管”的讲话,讲得冠冕堂皇,句句在理,但并不实行,因为当权者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是骗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都是搞“以人划线”,搞双重标准。一句话,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0年5月
    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他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像许世友、铁瑛那样有严重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将走向反面。尽管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可有谁敢于刚正不阿来执行呢?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马乱,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就是那么一种思想状况。组织上,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问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认为他们那里的揭批査百分之百正确,怎么能够这样想呢?”
    胡耀邦说:“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有个批件,应该成为‘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认识也要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上统一起来。”
    陈云批件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
    因此,除
    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外处理以外,对于其它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
    胡耀邦说:“什么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比如说,对有些犯错误的人,考虑到他的历史表现并不那么坏,只要他交代、检讨一下,问题基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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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如果一下子就开除党籍,或者一下子就判刑,一点余地也不留那就不那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匆匆忙忙地开除党籍是不好的。”(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通讯》1982年第5期)。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规定:“对受审査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要开除党籍的,只限于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实行从宽处理,不给刑事处分,态度又不好的错误严重,品质很坏,蓄意诬陷别人,造成严重后果、丧失共产党员品质的;党龄不长,入党后尽干坏事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入党又一直不干好事,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
    请问,我哪一条符合要开除党籍的?宣
    传部领导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不但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陈云的批件精神办案;就是近在咫尺的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规定也不执行。这是党性还是派性?不言而喻
    浙江省“两
    案”领导小组人员有:王芳、薛驹、王耀庭、李朝龙、王宇等人组成。有关方面已承认,清査工作受到派性的干扰。我和浙江日报社的高丕忠、浙江展览馆的蒋宇鸿三个人都是建国前参军。许世友违背军委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干部不属复员之例)而被强行复员的。李朝龙和蒋宇鸿,原来都在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工作,都是铁瑛政委的老部下。李朝龙当了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对蒋宇鸿恢复党籍很关心,建议浙江展览馆党支部恢复蒋宇鸿的党籍。浙江展览馆支部也多次上报省委宣传部,被宣传部某些人压下。我们三人的问题,根木不属于涉嫌“两案”的问题;就是经过了“两案”的严格审查,也不符合省“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历史将证明,我们都是被铁瑛、商景才等人政治陷害的。1982年2月4日,中央批转中纪委“两案”会议纪要,中央发了[1982]9号文件:“清査中的问题是,定性偏高、处分偏重、有的搞错了”。“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宣传部对我的定性结论,浙宣干[85]38号文件,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至今本人没看到过。省委宣传部,理应模范地执行中央文件、党章和国法。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程序办理?审查定性结论,为什么偷偷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不同本人见面?这只能说明宣传部某些领导人心中有鬼
    18日,专案组从浙江日报调来的人找我谈话:“你看了中央[1982]9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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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法?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你从宽处理。不是一风吹,更不是平反。你的问题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根本不同。”我说:“为什么‘根本不同’?不是事实,就是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就得平反!”不是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么这是骗人口号。一面说对我是“从宽处理”,我理解有罪才从宽处理;一面给我一份《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要我提出意见。在《刑法》颁布实施,中央发出[1982]9号文件,宣传部对我的冤案罪与非罪还没分清。
    省委宣传部定我“犯错误”,有十条。后来改为“犯严重错误”还是这十条这里举例说明
    “74年5月,陈时秋与高丕忠、蒋宇鸿策划去
    南京军区所谓送大字报”,“攻击南京军区。”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作为“5.16”冤案的受害者,到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呢?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他们犯错误也会变成正确了?《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在江苏军内外“5.16”冤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浙江军内外“5.16”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要记录在案。那么,江苏省清查“5.16”,致使13万多人受害、致死,这本账该记录在谁的档案里?请专案组查一查许世友的档案里有没有?
    “为沈策的错误辫解”,“攻击政工组材料组‘搞阴
    谋
    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的材料上,把沈策(政工组党委书记)
    给朋友写信中的几句话,说是“攻击毛主席”。材料被江青批下来要查清楚。省委书记谭启龙,决定召开政工组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沈策问题。我是在扩大会议上发言,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发言,建议把沈策的信全文公开,让到会的同志来认定。此事是我“犯严重错误”,还是吕根土犯严重错误?宣传部专案组这样搞定性材料,还把江青的批示抬出来,是党性还是派性?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种搞专案的方法,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1982年8月20日,我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交专案组。11月27日,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1982]75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同专案组一样,检察院的75号文,罪与非罪也没分清。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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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月20日,宣传部发文,浙宣干[1984]11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1979]120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宣传部领导周群对我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揽子解决的
    1984年4月某日,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我宣布定性结论
    “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我要文字决定,不给!就这样,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剥夺了我的申辩权;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就把宣传部刚发的浙宣千[1984]11号文件
    错误”提高为“犯严重错误”。省委宣传部党组织,
    只凭“长官意志”办事,把一个从小在部队锻炼成长的老党员,被草草剥夺了政治生命。这种做法符合《党章》规定吗?这是践踏党的法规的典型表现。1984年5月上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我谈工作问题,要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我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相信组织说的话不会骗我的。可我不谙世事,太单纯了,没想到,堂堂正正省委宣传部,竟然会在我上班一年之后,发了浙宣干[85]38号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啥样子。我想,个人的历史曲折反映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我虽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仍不坠青云之,要为“四化”贡献力量。1984年6月1日,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我是背了政治包袱到“杭电”上班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待我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我照片上了光荣榜。我非常感激校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1980
    年7月至1986年7月,我三次给省委宣传部写申诉。不予理睬。专案组靠整人起家的沈秉钧,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难道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吗?直到我离休,省委宣传部也没有兑现“负责到底”的承诺。其实专案组有的同志对我表示同情,田传箴、郑汝培是最早搞我“5.16”专案的,他们先后向我表示道歉;朱桂育任浙江展览馆副馆长,遇见我时赶快跑了,怕丢面子;我到“杭电”上班后,为普加一级工资,找专案组、干部处处长周永祥,他积极为我解决问题,后来他调到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还要我去看他。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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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1993]24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返聘一年到1994年10月离休。
    1986年7月31日,万里副总理指出:“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崭新认识。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大搞文字狱、以言治罪。我在“文革”中,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许世友打成“反党乱军”分子;林彪搞的部队干部41万复员,我被复员处理;林彪制造的清査“5.16”,南京军区来材料说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査;粉碎“四人帮”,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联,却被铁瑛、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是政治陷害?!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白纸黑字
    “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
    公安局、宣传部四个人签字的“抄家收条”;“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等材料,现在倒成了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残酷迫害我一家人的确凿罪证
    十多年过去了,多次向宣传部、省纪委、中纪委、总书记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个离休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可以“击鼓升堂、滚丁板!”,这不是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吗?!
    2004年10月24日,新华社电: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10月25日,11月25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挂号邮寄《我的申诉》11月29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说:你的申诉收到了,由我负责处理,现在正在查找过去的文件,宣传部发的浙宣干[84]11号文件找不着了,査到浙宣干[84]11号文件是发给广播局的。张把联系电话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
    11月30日,我把专案组给的浙宣干[84]11号文件的复印件,在省
    委大楼后大门交给张同志
    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给中共浙江省纪
    委、省委宣传部寄《我的申诉》、一封信。6月10日,给省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同志,寄去电脑打印的《陈时秋的主要罪行》、对定案《陈时秋的主要罪行》的申辩意见、《劳动、思想小结》、《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申辩意见等材料、资料、申诉等共11份,供省委宣传部备査。7月7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我不在家。第
    二天我给张同志回电话。他说:你的申诉按照程序,今年三月已交教育厅高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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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处理,他们找你没有?我说:没有。我问:浙宣干[84]11号文件有没有找到?张说:文件没有了,在你的档案里找到1985年6月7日宣传部发了浙宣干[85]38号文件。我说:我是84年6月1日到“杭电”上班的,从来没有向我传达过[85]38号文件
    张说:那是学校的问题。我说
    不是学校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搞的名堂
    张说:现在我在电话上给你念一遍[85]38号文件
    关于陈时秋
    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我说:你们先把抄家的东西还给我
    张说:是“文革”中抄的家,找不着了。我说:不是群众组织抄家,
    是宣传部、公安局抄的家,不会丢的,抄家拿走的都是私人信件和照片,按照法律应该如数归还本人。你们把《我的申诉》推给高教工委,你们总有个意见吧?张说: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85]38号文件的结论
    我说
    也就是维持原来的“长官意志”的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要置我
    于死地的是省委书记铁瑛和宣传部的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不是高教工委。像当年高正生同志一样,我就是跳楼,也要从省委宣传部大楼上跳下去
    2005
    年10月25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寄《我的申诉(二)》、《‘政治运动’回忆录》第二稿、《对陈时秋家进行了搜查》凭证复印件等文件。2006年1月10日、3月28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挂号寄《我的申诉(三)》、《我的申诉(四)》。迄今为止,2007年即将过去,又都是石沉大海。省委宣传部放着《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继续维护浙宣干[85]38号文件的结论,而且至今不给本人见面。按照党规,我信访多年,宣传部党组织应甄別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没有确凿证据?还是政治陷害的?我的冤案起因并不复杂
    1)、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我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
    之风的大字报,被打成“倒许乱军”,被抓、被毒打,为此,中央对南京军区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发出[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2)、南京军区在清查“5.16”中搞法西斯审査,逼迫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交代,说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南京军区来函给省政工组,我被停职审查,后来南京军区保卫部来函承认,材料是假的、错误的
    (3)、粉碎“四人帮”后
    我被铁瑛以莫须有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
    “倒许乱军”、“5.16”、“现
    反革命”三顶特大帽子,都是许世友、铁瑛,违犯党纪国法,特别是违反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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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正警告,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
    万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哪一条犯了《刑法》
    规定的罪行?请用《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对我执行“从宽处理”、“维持原来开除党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请一条一条地摆岀事实和证据来。没想到,当今的省委宣传部仍然没有超脱派性的干扰,把从来没有同本人见面、塞进我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85]38号文件,在电话中读一遍了事。我怀疑专案组还在档案里塞了什么东西?让我晚年背着黑锅
    如,“三种人”。宣传部从来没有向我宣布我是“三种人
    可是,从突然取消浙宣干[84]11号文件,把“犯错误”拔高为“犯严重错误”是把我当“三种人”、“黑五类”处理的。这种做法,有不光明正大之嫌。就是死刑犯,也知道为什么判死刑。我被强行开除党籍,至今还不知道我违反了哪条党纪?恳请宣传部党组织告诉我。“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宣传部对我长达三十年的申诉保持沉默,更是错误的。
    什么是“三种人”?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说:去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我在今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总书记说:“请同志们注意,小平同志这里讲了三种人不能上来,已经上来的要撤下去,但是并没有讲都要开除党籍。清査“三种人”,胡耀邦主张冷处理,尤其是某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于光远教授说:“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査“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冋同起来。商景才、谢兰生等人很清楚,我与林彪、江青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宣传部本来要给我恢复党籍的。就是清査“三种人”之后,商景才等人以为机会难得,虽然没有宣布我是“三种人”,但从我工作一年后,宣传部改发浙宣千[85]38号文件,偷偷塞进我的档案来看,实际上是把我当种人”处理的。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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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
    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1982年,中央[82]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82年12月30日和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
    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
    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
    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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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査“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査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
    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
    话》)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査“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
    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
    党”罪魁祸首之一。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査“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査了四年都无法査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査”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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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査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
    批査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泂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杋床厂,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卬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仼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岀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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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援,周总理向他们介绍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已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在揭批査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人物和
    先进事迹,根据《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等报刊杂志的约稿,我都进行过多次报道。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铁瑛在揭批査中,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像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什么不是“三种人”?铁瑛心中最清楚。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坏头头。铁瑛对他们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她)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
    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
    1969年2月8日,带头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000多支,子弹50000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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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进行公开批判(参见《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第123、128、130页)。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姚国麟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卖馒头女孩,16
    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一下子就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秀珠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人们不知道她的下落。此事震动了中央、中纪委领导同志。在许世友、铁瑛这些大人物看来,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冤屈死可以不作数。但是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有谁能做到?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个政党,党的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和谐才有基础。请叩问良知,大家都是来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整人家是“反革命”?有那么多反革命吗?!对揭批查运动中打击面太大,定性太高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干扰,使中央[829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
    在另一面,对刘
    少奇61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
    汪东兴说
    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
    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
    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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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我从十二岁跟着新四军
    不顾生命危险追随党,到六十一岁离休,十八次立功受奖,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见证。在部队中锻炼成:勤恳厚实、宽容大度,从不整人、同情弱者,直言不讳、不说假话,倔强直率、刚直不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人品格我原是一名中共党员、军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党员的天职;执行军委总政、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军人的职责。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为什么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倒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而写了自首书,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们,反倒得到了快速平反!这不是正反颠倒了吗?
    回想我以
    往做的事,一贯都是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
    (1)、1974年某月,宣传
    部干部谢兰生的孩子需政审,支部要我去看档案,我写政审材料时,不因“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我按照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只字没提及孩子爷爷的重大历史问题
    谢兰生在清査工作中当了我的专案组长,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
    逼迫我交代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
    (2)、1976年4月,天安门“四.四”事件,党中央发出两个决议,全国党政军纷纷表态的情况下,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听说要追查宣传部文声“反革命”时,我多次劝说张高星:“追查反革命不是开玩笑,这是领导上的事。”劝他个人不要插手。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总则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
    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査结论或者其它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
    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因此,我有权要求对以下五个问题,请省委宣传部党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
    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有确凿的证据吗?还是政治陷
    (2)、“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和宣传部抄家拿走的私人信
    件46封、照片10张,为什么至今不归还?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为什么不补发?
    (3)、开除党籍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办事?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只凭“长官意志”强行把我的党籍拿掉,这是哪家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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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的浙宣干[84]11号文件,定我“犯错误”并要我抄录11号文件;一年后改为浙宣干[85]38号文件,提高为“犯严重错误”,偷偷塞进我的档案里不让本人知道。这种做法,是光明正大吗?还是搞阴谋诡计?
    (5)、2005年7月8日,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从电话上给我读
    了二十多年前的浙宣干[85]38号文件就不了了之。这种不负责的答复,是根据《党章》哪一条规定?这些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罪与非罪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宣传部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应带头模范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执行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用一个电话就打发了沉冤三十多年的冤案,这是在继续剥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继续维护“长官意志”酿成的恶果。共党人到底怎么啦?无辜把人往死里整!整完了还不承认整错了,这些人还有党性可言吗?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人权问题已写进当今的《宪法》里。宣传部仍然维护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85]38号文件的错误结论,这种做法符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宪法》和《信访条例》等党规、法规哪一条?这只能说明在宣传部党组织那里,党规、法规形同虚设!上述真实的历史记忆,都有党纪国法、中央文件、历史实录为依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原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政治部,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宣传部,违犯党纪国法,不顾事实真相,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为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等三顶特大号的帽子,由此开除我的党籍,是经不起党纪国法和历史检验的对于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中央通知规定:十七大代表必须是“优秀共产党员”。铁瑛优秀什么?他是镇压人民群众的指挥者!他在揭批査运动中,派性实足,亲派压一派,累及400多万人及其无辜的家属孩子,欠下了累累血债!怎么成了“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也是十七大代表?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继续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现今,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在法律面前设置禁区,哪有公平可言?构建和谐社会,不平反冤假错案,和谐从何而来?我期盼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十七大——一正确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口和谐之路。胡锦
    涛总书记关注民生、注重信访工作,我日夜期盼着能见之于行动,将南京军区党委、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我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还我一个公正,恢复我的党籍,解决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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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奋力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1966年6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
    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的。我时刻怀念着那位对此做岀伟大贡献的,文台武功举世无双的人民英雄—毛泽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坚信,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的,我的冤案终久会得到申冤!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我应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离休干部陈时秋2006年6月16日杭州2008年8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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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真实的历史记忆》这部回忆录,是在我2000年5月8日突发中风,脑子受到较大创伤,住院一月后突发奇想开始撰写的。为了康复记忆、失言、写字等功能,我采取不少有效措施,以防止二次中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用脑,多读报,多炼字
    开始,我买了稿纸,从炼钢笔字开始,还坚持过去的炼
    书法。后来,我买了电脑,开始学打字,上网看看新闻。凡是有利于康复脑部功能的事,我都刻意去做好。中风八年多了,我的康复锻炼已见成效,受益匪浅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想动笔写点什么?撰写回忆录,给亲朋好友、后代和我的生有个交代。我在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像照妖镜一样,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的罪恶与灾难,再大的政治骗子、汉奸、卖国贼,必将显露出他们的原形。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地位不能给人以智慧,权力也不能使人拥有真理。大人物才能写回忆录,小人物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这是历史的偏见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是中国
    人民的一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被某些大人物打成“反革命”,又非法、强行开除党籍。现在我把这段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我在“文革”中的连锁冤案真实地再现出来,以反证法,揭穿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其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丑恶行径
    回忆录中,很难免
    有不周之处,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亲朋好友批评、指正。
    《柳营梦》(摘录)赵玉祥著
    (五十五)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要介入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5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毛泽东同志也处于困境之中。“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下,军队也开始动乱起来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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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1966年11月12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多少张并说“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涉及“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内容。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基本上并存着二个问题: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我记得“12.9”夜,我和其他同志深夜都还没有睡觉,冒着严寒在机关宿舍轮流值班巡逻,防备万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盾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但是,这个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跌入深谷了。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8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夺权之风,盛行全国。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
    斗争逐步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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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评、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部的通知。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中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我也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髙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岀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这种错误做法,是受当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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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思潮的影响,“中央文革”竭力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大会。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军区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噪,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否则,要执行纪律。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劝阻无效。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然而,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后来我们在进行“平反”斗争中,才知道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从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五十六)各老帅反对军队搞“四大”
    军委八条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稳定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军人”(按心脏病倒下指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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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发”。“八条”如下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罰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工作全面转入正常状态。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听党的话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1967年2月26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
    八条命令”。我一到场就知道了,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院、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杋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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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者痛仇者快”。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我知道要出事了,但我没有料到竟会出到我头上。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反对开展“四大”的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得意的微笑。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槭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我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我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凊我们,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我们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闻说军区机关“反革命暴乱”首长被批被斗、被戴髙帽,被游街、被下跪,怒不可竭,咬牙切齿,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士气,开进机关。每个牢房门口都有如临大敌的上刺刀持枪战士站岗,他们全副武装。巡逻班长则横胸挂持着冲锋枪,时不时叫我们出去打扫厕所,我们说,“没有工具无法打扫”班长说,“用手”!这些战士把我们当做阶级敌人看待。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管的人越来越多。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集中营被移徒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达700多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红军长征时期,肃反扩大化运动又重新岀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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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自调动野战部队、私设监狱,非法对大批所谓“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进行审讯、批斗、下放军队农场劳动改造。被看管的干部中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将军(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林维先将军、副政治委员鲍先志将军。师以上干部被看管的有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受到审查。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团以上干部被看管或被涉嫌清洗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降为21级22级的不在少数。后勤营房部有一位13级正团级叶慈处长,被降为21级全家遣送回河南原籍,受尽折磨。后勤行政管理处处长田某,被打成假党员、地主还乡团之后,亦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受到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然而,许世友司令员,却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背着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自作主张调动军队,对出于革命热情的广大千部、战士、文职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批斗、劳改、遣返回乡等
    许世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他提的口号和划线标准:凡“倒许乱军”即定性为反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出于认识问题”而违反纪律的同志。
    (五十七)武装关押大会批小会斗
    认识问题竟作敌我矛盾处理
    1967年2月,南京显得特别寒冷,春节失去了祺祥和温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被笼罩在紧张而恐惧的气氛之中。3月10日,两部交通车停在南京上新河原南京军区速成中学礼堂前的空坪上。我和龙启明被喊了出来,两位上了刺刀的持枪战士,把我们押走了。我看到走廊上布满了岗哨,每个临时牢房的勹口都有持枪上刺刀战士站岗。下了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荷着冲锋枪的流动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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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车依次坐定,每一位被押送的同志座旁都配置一位带枪战士,一个看个。车门车窗全扯下帘布,掩掩实实,不透风也不透光,叫你看不见外面是什么景。车门处站着一名带冲锋枪的战士把门,车厢尾部又有一位带冲锋枪战士断后这种严密的武装押送措施,叫人感到是上刑场。到了目的地,战士令我下车,我才知道是后勤大礼堂。下车的“反革命”们一个战士押一个“犯人”,刺刀顶着腰鱼贯进入会场。我抬头一看,昔日我经常出入的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我都认识,还有很多家属。他(她)们见到这些失踪多日的,昨日还是同志今天成了“敌人”的“老熟人”,甚至还有“亲人”,居然须发蓬乱,面色苍白,既无裤带又无鞋带,蹒蹒跚跚地走进会场,都惊呆了。有一位家属当场昏厥了过去。我看到有的同志在用手擦眼泪;有的同志低下头来不再想看到我们;有的同志面部表情严峻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也有少数同志矜持自得幸灾乐祸地在交头密语。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副橫幅,老规矩红布白底黑字,大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种横幅和标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流行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后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来了,坐定之后,“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纪律,其中有严格保密的规定。也就是说这类“批斗大会”严禁外传,绝不允许泄露出去。理由是为了防止军内外造反派来冲击,来破坏,来抢人。其实“保密”还有重要因素,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这种胡作非为不让党中央毛主席和总部得知,无异于唐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所讲的,“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典型。批斗会开始之前,主持人示意“专职人员”,高喊革命口号。其中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之类的口号。大会定性为“敌我矛盾”。
    3月10日批斗会没有把我当目标,仅是陪绑。醉翁之意不在酒,吓吓我。3月12日,我又被押解到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都被请到了。
    田从洵,1945年兵,抗日战争干部。胶东人,原第32集团军政治指导员,他干过炮兵。1953年人民解放军上海汽车学校学员队指导员,我妻子郭泽俭是他的兵。田从洵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时年37岁我是他的部下。田从洵被看管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他根本没有“造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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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派大人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一派胡言。
    于国城1946年兵,红小鬼,原第22集团军机要人员。指控他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被批斗的4位“反革命”一位团职,二位营职,一位连职。
    批斗我,始终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在骄傲自满上兜圈子。喊口号的人怎么也不肯喊“打倒赵玉祥”,“赵玉祥老实交代”的口号也不喊。
    在上新河集中营里,我和龙启明关在一个牢房里,睡的是地铺,有一块铺板,条席子,二床军用被子,一个枕头。一日三餐有战士送来。伙食还不错,二菜汤。因为我们是“反革命”,战士对我们很仇恨。有一次,有一位班长带着冲锋枪闯进我的牢房,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命令龙启明把我反手绑起来,龙启明不肯,下不了手。我对龙启明说,“你绑吧!我不怪你”。龙无奈,只好把我捆了起来,那位班长在旁边笑得开心,5分钟后,他又命令龙启明给我松绑。他拿我们作乐取笑
    人民解放军上海916油库政治委员邓启樵,被批斗时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
    龙启明被批斗后,在浴室里洗澡,见到专案组人员便倒头下跪求饶。有一位女职工被批斗后流产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生沈威廉,在关押中肝病发作出现黄疸,死在手术台上。批斗大会上,指控他取名“威廉”,是企图“变天”。因为“威廉”是德国皇帝的名字。所谓“批倒批够批臭”已到了无聊的地步。
    龙启明1945年兵胶东人,三代贫农,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红根子正得很,为什么会造反呢?说他想当军区总医院院长,是野心家。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公开发问“龙院长来了没有”?吓得龙启明老娘,也给医院领导人磕头,请求宽恕
    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和直属队就造了三天反,《八条命令》宣布之后,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不点名批评许世友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给他提点意见,他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把提他意见的人说是‘516’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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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关押45天之后被释放了。运输部任曾部长对我说,“你是最早被解除看管的。我们这些人讲话还是有点用处的”。意思是,运输部首长保了我。我听了之后“感激涕零”。
    1967年4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妤”。《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个命令共十条,通常称“军委十条”。这个命令的调子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的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于“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南京军区大批放人了。
    1967年7月14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同同行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谈兴很足。他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査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又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个反复”。“反复好……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毛泽东主席道出了一个“压”字,强调“来个反复”并说“反复好”。这意味深长。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又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说:“龙潜(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罰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他又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毛泽东明确指出:①群众有气。②许世友不能打倒。③把打倒许世友的人打成反革命是犯错误。然而,许世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充耳不闻,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一意孤行仍在搞他的那一套“倒许乱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同许世友个人等同了起来。许世友批评不得,谁批评许世友,谁就是“乱军”分子,“倒许乱军分子”就是反革命,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许世友太霸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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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军委十条》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去了。和我一起去的有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四月间,安徽和县(江北)还是很冷的,我们冒着寒冷在军垦农场的水田里耕地在农场里盖营房,在场里挖沟搞水利。我们到来之前,南京军区政治部遵照许世友的指示,“告知部队,这些乌七八糟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要搞动乱,他们批斗首长。对他们要严加看管,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战士们听了,当然又是“咬牙切齿”一番。比如抬大土的时候,战士我抬小头(距离短的一头)年青力壮的战士拾大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你可别小看这些战士,整起人来也满够你呛的。问题更严重的,《军委十条》下达之后,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自己的同志。这批同志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唯成份论害死了这批好同志。许世友拿着“唯成份论”这根鸡毛当令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在“四方面军”,许世友早把这批人当做肃反对象给系了!这些事情,又被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被迫又做起“假检讨”,并且扮演刘备演了一场哭戏!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泽东主席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谈。毛泽东淡淡一笑,拾起一个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杨成武说,“我去吧?”毛泽东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中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过检查”。“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査”。许世友又说:“检査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毛泽东主席在思考,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的问题。许世友虽是个人犯错误,却关系全局。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了。推开客厅门,许世友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泽东忙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时间不长那扇门又打开了,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他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是,事隔一年之后,1968年8月,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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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陷害,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闭”,余立金当场被逮捕,杨成武、傅崇碧被隔离审査。帽徽领章都被拿掉了。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指倒许乱军分子)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这个时候许世友忘记了他还要打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哩!“四人帮”垮台之后,许世友标榜自己是一贯反“四人帮”的,显得十分活跃。他嘲笑张春桥,“夹皮包黑报告,戴眼镜瞎放炮”。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四人帮”在台上时,许世友没有少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们也不会忘己,张春桥的女儿在南京军区后勤第16分部当过政治宣传干事深得器重和照顾。人们更不会忘记,许世友和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江苏南京大学支左的“梁杜吴”(梁辑卿为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杜方平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由于支持造反派夺权,受到“中央文革”表扬,许世友洋洋得意地公开宣布,“我许世友支持‘梁杜吴’的革命行动”。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江苏省造反派头头曾邦元(南京大学学生),曾是许世友家中的堂上常客。人们决不会知道,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位女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这位干部部女副部长的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何况,被揭发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谭震林。随后,由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査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阅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的画了圈,以示同意。1968年3月24日晩,江青手里拿着南京军区干部部女副部长揭发的“证据”,大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由此,谭老板吃尽了“文革”浩劫铁窗的苦头。人们要问这位女副部长她是谁?告诉您,她名叫田普,许世友的老婆,“许办”主任兼南京军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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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干部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杨映雪同志还要听她的呢。“文革”中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打招呼,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名干部,“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就是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田普,胶东人,原胶东军区被服厂女工,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之前(总干部部没有任命),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她当干部部副部长控制南京军区干部,是许世友搞独立王国“以人划线”的需要,表现了封建的家族式的专横和专制,背离了共产党传统的干部政策原贝
    (五十八)许世友假检讨有错不纠正
    受迫害要平反义正词严理所当然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住进虹桥宾馆。7月24日晚,毛泽东同杨成武对话:
    毛:“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杨:“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杨:“他们不会反对您”毛:“对!对!对!”。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连说三个“对”字
    第二天(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有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然而,林彪对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唱起了反调。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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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彪做出的这个决定十分险恶。他对各大军区司令员,搞的是韬晦策略,先打后保,其目的是同毛泽东主席争夺军队中握有兵权的骄兵悍将们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受过许世友迫害的同志,又反复了。他们纷纷自发地成立群众性平反小组,整理受迫害的材料,向司政后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肃清影响。
    1967年7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8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告状团。1967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我谈话,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我拒绝了这个任命。我不但拒绝了任命,而且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我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要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在我主持负责后勤机关平反小组工作期间,我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没有为难各级首长,没有为难后勤政治部保卫处,维护了机关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78、9三个月平反工作中,我没有离职,仍然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期间,我奉命次下部队检査工作。一次到上海警备区,同行的有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组织计划科副科长周化泽。第二次,我独自到无锡炮九师。在主持平反组工作期间(个月),我组织一次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同志,副书记谭友夫同志。方式都很温和。搞走访活动的主要目的,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后勤党委的态度是南京军区党委定的调子,实质上是许世友司令员的态度,
    后勤首长不敢越雷池一步。后勤党委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
    1967年10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出面接待的有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中将),都一致表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表示要等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回来之后,才能确定。王必成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长期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我们只知有许司令,几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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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员如王必成、郭化若、张才千知道得不多。见到他们就更少了。张才千分工管后勤,我在后勤大楼见过他二次。郭化若1968年夏天我天天见到他,那个时候他是“死老虎”。王必成的帅气和虎气不亚于许世友,中央首长都叫他王老虎王副司令个头不大,讲起话来手背在身后,上身不断前后左右摆动。讲话不罗嗦,干脆果断。许世友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令武装关押我们,王必成坚决反对。
    “走访”结束,王、林、鲍三位首长在AB大楼餐厅,招待告状团全体成员吃饭
    告状团对此加以肯定。在大別山“避难打猎”的许世友闻之,大为不满,说王矮子不讲原则,向造反派投降,屁股坐歪了。王必成也不买帐,反唇相讥说:“我王矮子不行,你许和尚行,有胆量你回来同造反派打交道”。从此,许世友就存要整王、林、鲍了。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
    三位首长眀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赵树湘(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方泽浦(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洪期钧(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许世友下令逮捕关押,后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的。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岀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967年9月20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纪青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志回到北京。这里我抄录毛泽东主席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供大家共同研读,以体察毛泽东同志在“文革”高潮时,他老人家的“有所思”涵蓄那些政治意义。
    正是神都有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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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阵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萧萧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呢?是不是在“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他举起手上的那支笔,一下子上海人民的养命钱34个亿不翼而飞了!是否在“思”:陈良宇的儿子依仗其父之官势搞“高衙内”,从上海市工商银行下子贷走了又是多少个亿人民币,这位得到巨款的资本家,回报陈良宇儿子每月难以想象的高额工资。故国人民应该有“有所思”。
    故国人民是否又在“思”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良宇给抓了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老婆也抓了起来?把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都要抓起来,绳之以法,以平民愤。40年前毛泽东同志“有所思”,40年后中国人民也在“深思”,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心连心啊!思连思啊!希望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和故国人民也相思啊!
    (五十九)军委办事组刘锦平南京行之迷
    告状团受接见不明底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中将,奉毛泽东主席之命,于1967年10月前来南京,驻节南京空军招待所。10月某日,刘锦平召见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全体成员,我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应邀参加接见。告状团一行,一到南京梅园南京空军驻地,气氛顿然不同。接待我们的全是空军军官,他们热情、亲切,招呼我们坐定,端茶送水,还准备了点心。《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南京军区空军、海军都没有抓人,所以太平无事。直到林彪9.13出逃事件发生之后,海空军在清查林彪贼船的案件中,依然正常。南京空军挖出了林彪死党江腾蛟,并把他押上了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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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南京空军揭了盖子,改组了班子,空军系统进行组织上的大清理。刘锦平当年在军委办事组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其职务相当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刘锦平是否受到审查,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
    刘锦平接见我们时,口气很大。他说,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林彪的指派来南京了解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同时,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嘱托来看望我们的。他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40年过去了,刘锦平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1967年12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经常遇见到他,他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1967年11月到1968年2月,我们在北京,参与军委办事组举办的学习班,解决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问题,证明刘锦平讲的话是真实的。学习班结束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检讨和党中央的批示
    刘锦平南京之行的目的是个迷,他究竟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不可能知道。林彪摔死之前,林彪和江青联手制造了大抓“5.16”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冤案,又一次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和群众。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二次整“倒许乱军”分子均告失败之后,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南京等地,乘机大抓“5.16”分子。把“倒许乱军分子”重新炒冷饭,翻烧饼,打成“5.16”分子。许世友说“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在制造我的冤案中,把1967年刘锦平接见列入我的罪行之内。林彪爆炸之后,没有自上而下层层揪小林彪,我很快被无罪释放。南京军区授意南京市委,以南京市委组织部的名义给我平反,承认把我打成“5.16骨干分子”收监关押是错误的。
    谈到刘锦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似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中将军衔。他任总部空军副政委外,兼任中国民航局副政委。他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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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斯文,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们向他反映的问题大都是老问题,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当然,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许世友唱主角,铁证在此,抵赖不了。因此,许世友对刘锦平南京之行,在南京空军接见告状团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中的知情人,向刘锦平提供的“内情”,
    十分恼火,恨之入骨
    许世友没有想到,他的后院篱笆经营了十几年竞会如此不牢,一冲即垮。毛泽东讲得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跟任何人走的。许世友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个共产党员,有权利越级甚至直接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问题。这是党章规定的,是党内民主权利。篱笆扎得再紧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员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家奴刘锦平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在南京空军找些人谈话,了解南京军区一些情况,是正常的。与会人员向他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何错之有?但许世友却耿耿于怀,大骂刘锦平在南京,背着他收集他的军内外黑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告他的黑状。许世友将军未免失去了大将风度和气量。
    六十)南京军区机关院校告状团赴京告状
    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
    1967年11月16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1967年11月19日晚告状团事先得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两派代表。晚7时正,告状团全体成员(高国涛、陈时秋有事未到)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大会堂警卫人员不让我们靠近,只允许我们在广场对面的马路边等候。时钟敲过21点,大会堂东门出来一位解放军,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这位解放军对我们十分客气,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叫你们进去!”消息传开,我们立即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总理致敬!等口号。群情激动,很多人流泪了。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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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参加了告状团。四个小姑娘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对共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总理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我们被领进了灯火辉煌宽敞华丽的福建厅。总理身穿一套深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支钢笔。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看得出,周恩来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倦容。工作人员给他送上茶水和热毛巾。他客气地对康生说,“康老你先说说吧”!这是总理的谦逊,康生当然不会先说的。周恩来发话了:“你们都是南京军区的吧?司政后都有人来了”。告状团中有人插话,“还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总理说,“都来了都来了!”。“我们同意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南京军区领导人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把意见说出来。言无不尽嘛!但是,你们要遵守纪律,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把军区的问题扩散到地方去。不要同地方(江苏)造反派搞在一起。材料不准扩散到地方造反派手里。你们是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起模范作用。在北京也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这是纪律!你们要遵守”。接着周恩来离开了座位,走到台前来,顺手拉了一把靠背椅,把靠背贴近他,他用双肘靠在靠背上同我们讲话。看得出,他借助椅背的撑托,讲话时少费点力气。周恩来太累了
    他继续讲:“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特别亲切。因为你们是解放军。我们之间讲话可以随便一点”。他对着我说:“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脸很熟嘛!你是那里的?”我站起来回答说,“报告总理,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我第一次见总理,很高兴,很光荣。我们保证遵守纪律,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请总理放心!”总理满意地用手势招呼我,连讲“坐下坐下”!
    在这种场合下,告状团的同志们都不敢随意讲话,很小心,很谨慎。大家知道在总理面前不能留下不良印象。总理最后嘱咐说:“你们安排到西苑去住,那里的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在那里住要注意军民关系,要遵守‘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回过头来问康生、张春桥,“你们还有话吗”?康、张二人摇摇头。总理第一个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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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一行走后,已是深夜11时了。工作人员解放军立即要我们把名字写出来。写好之后,工作人员(解放军)核对名单。领我们坐上事先准备好的一辆大型交通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住下。我们到了西苑,各自住进自己的房间,但,谁也不想睡觉。首先一件事,由陈荣安(军区政治部前线报记者)起草接见全过程和总理的讲话,用电话通知了南京。这就是后来许世友给我们定罪的第一大罪状——21人告状团赴北京告黑状,“倒许乱军,毁我长城”。清查“5.16”时,又揪出来炒冷饭翻烧饼,21人告状团是“杨余傅”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1967年11月21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11月23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11月24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项固地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我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做为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竞然一点风度和胆略都没有。我们明白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敢越雷池一步。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不死不活的姿态。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我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我们明白了中央的意思
    1967年12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等人又一次接见南京部队、江苏省军管会全体在京人员,党中央极其关心我们21位代表。196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用“集训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总理决定集训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10人班子如下:杜平、梁辑卿(27集团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告状团积极准备发言稿和书面材料,在中央举办的“集训班”上揭发和批判许世友的错误。“集班”开班前夕,孙海云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将来要检査”。毛泽东主席给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定了性质和方向。告状团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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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古幽州寒气逼人
    西地温暖女儿春
    北京,春秋战国时,燕国封地。古称幽州,金、元、明、清四代京都,又称蓟。它在长城脚下,出长城即为塞外。古汉人称其为“胡人”之地。也就是内蒙古蒙古族所在之地,过阴山通戈壁,直抵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唐称凶奴突厥,明清称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其首府叫乌兰巴托,独立前叫库伦唐奴乌梁海。古幽州出塞外东北一地有白山黑水,天荒地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休养生息着另一个民族,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唐宋时称辽,后改金。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
    北京城蓟州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派代表所组成的21人告状团,下榻西苑旅社。1967年12月13日,北京城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下午1时,我21人告状团,被京西宾馆派来的交通车接走,进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依次坐定,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总理请来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雲,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赵树湘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集训班主席台置一长条桌(由多张长条桌拼成),上置绿色台布。集训班会场,庄严朴素,有茶水供应。室内暖气开放,温暖如春。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南京军区除集团军外,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他(她)们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都有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都有人被“清洗”出军队,他们都有黑材料,都背上“倒许乱军”、“反革命”的黑锅。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参谋朱雷同志,1947年入伍,矿工出身,上尉军衔,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只因给舟嵊要塞区黄朝天司令员提了点意见,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清洗回山东老家当农民。朱雷不服,坚持斗争4年,申诉信写了数百封,多次上访北京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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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部,要求要塞区党委分清是非,予以彻底平反。终于得见天日,得到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团职离休,现定居在杭州。
    下午2时正,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来了。他们三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邱会作请出了“上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14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13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4人没有讲过一句话。都是坐在那里听。在会议期间,吴大胜政委来看过我和沈文琛。他叮嘱我要顾全大局,实事求是,遵守纪律。问题解决之后,回南京在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此时的吴大胜已是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了。我向老首长做了保证。
    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饭都在那里吃。用餐不用集体方式,按标准发用餐券,然后自选主副食。在京西宾馆餐厅就餐,经常可以看到吴法宪、刘锦平、李作鹏、杨成武、韩先楚、陈锡联、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有一次,我还见到叶群。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许世友、杜平在这里吃饭。我想这可能是中央有意安排“回避”措施,以免发生碰撞火花。有一次,晚饭前我上厕所方便,不期吴法宪也来如厕,我和他并排“一轻松”,他笑着同我打招呼,问我是那个单位的然后含笑点头离开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我们。接见过了夜11时,有夜宵供应,每次发一小包饼干,总理不特殊,同我们一起吃饼干,喝白开水。有二次,我们同总理在京西宾馆食堂一起用晩餐,总理也同我们一样,二菜一汤,三个小馒头。周恩来吃完了,还掰开馒头,把菜碟上的油汤刮干净吃下去,一点也不浪费。有次接见,江青迟来,她一身黄色细呢军服,领章帽徽整齐,头发梳理又光又亮,戴一副银丝眼镜,披着一件军黄呢子大衣,挺胸直腰,目不斜视,快步而行。她手中不携带任何妇女用品,身后跟着一位着陆军军服的年轻护士。一般她都提前离场。离场前,服好药就走了。离场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总理在内。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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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贵傲慢态度。最后一次总理接见时,她也在场。她破天荒地把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骂了一通。我就记得一句话,“杜方平,你一点也不公平。你不要跟我摆豆腐帐,你给我回江苏好好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最后一次接见,周恩来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场的南京军区机关人员,军队院校人员,文体工作人员,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人员,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等口号。周恩来频频招手满面笑容,祝大家顺利返回南京和其他各地这时,告状团21人代表商量,赶快给总理递条子,要求总理当场宣布给我们平反。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告状团21人又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辰。告状团21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一天京西宾馆休会。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二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极其关怀和爱护!刘锦平在南京召见我们时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我受毛主席嘱托来看望你们的”。这些话无时无刻地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我们的身边!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六十二)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毛泽东接见气象万千
    1967年12月31日下午4时17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被接见
    12月30日我们得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通知规定:着装整齐,理发刮胡子,擦亮皮鞋,随身不准携带小刀等利器。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想望着毛主席接见,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做了二天准备,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下午1时上车,2时到达。进入大会堂安排在楼上距主席台较远的区域,静静地等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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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拿着红小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这是杨成武代表军委办事组送给告状团21人的。这一件事,许世友也把它列为我们的罪状。
    毛泽东主席其实早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有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中南海。毛主席到来之后,在休息室休息。4时17分毛泽东和陪同接见的周总理、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毛主席高大的身材,穿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大步走在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和其他人依次而出,站列在一边。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照射得如同白昼。毛主席挥动右手在主席台前向群众致意,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接见即告结東,进入后台休息室。接见全过程最多5分钟,主席露面挥手,只有2分钟。然而,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人们热泪盈眶,手举红宝书,置于胸前(规定)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律严格规定,受接见的人不准越位,不准乱呼口号,不准振臂高呼。毛主席进场之前退场之后,若大的大会堂里,人们引吭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任何人不能取代。有的人搞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企图同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我以为他们太梦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党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胡锦涛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所创导的“和谐”理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在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早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实践的方向。每位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老科技工作者,工人农民中的老劳动模范,谁都不会否定这个共识。“三个代表”不是新倡导!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为胡锦涛同志所提倡的“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中国古老的经学古笈《易经》中,也有和谐的思想。《易经》对“和谐”叫“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郊,无悔。”意思是说:“和谐了可以共享太平;可以战胜大自然大河大江也能过得去;可以把有贤德的人熏陶得更加完美。”“出门就讲和谐,可以保证你平安无事”。“在四乡开展人际交往,讲和谐可以心想事成”。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老一辈领导人的好学生,好继承人。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同志,对锦涛同志所带领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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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核心是信得过的。
    1948年,我在福州格致中学(美国人创办)读书时,就受校友大哥哥们的影响和家兄朋友(地下党员)的引导,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书籍和刊物。1949年参加了中共福州市委城市工作部外围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我经常在我家后院里独自歌唱《你是灯塔》这首歌。参军之后,在陆军31集团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学习,在政治思想上,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通过学习自觉地转变为理性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感情。也就是说,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成为我政治信仰上唯一的政党和领袖。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固然也存在着错误,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伟大不朽的功绩,他的生活,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他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任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所不能项背的。这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违背或否定这个规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不仅局限于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和捍卫他的思想和理论;尊重和怀念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他生前和身后没有巨大财富,他的子女和亲人也只有为国为民做出奉献和牺牲,而没有搞“鸡犬升天”和“窃国大盗”。五十七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政治上磨难和不愉快,我始终如一,忠于共产党忠于领袖毛泽东同志。无论我们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或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犯有什么错误,我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一点也不会含糊,一点也不会糊涂,一点也没有动摇,更不会乘机攻击毛泽东同志。我始终认为,中国共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即使近年来,我们党内出现了类似陈希同、陈良宇这类变色龙,党内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陈希同和陈良宇,都不能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对党的感情。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有天能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清除干净,在中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党,让人民来选择我们的党。我坚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有能力实现我这个政治愿望。我等待着人民重新信赖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依靠我们的党。我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廉、正确,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的伟大政党。
    陈希同、陈良宇这些人,他们是假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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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也不是什么腐败堕落分子,更没有资格称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他们包括他们一类的暂时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异己分子,是我们全党全民共同敌人。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扩大,更没有冤枉他们。他们混进共产党内,投机取巧,刁奸钻营,互相勾结,形成黑帮;他们利用手中摄取的权力,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他们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养命钱不仅滥加挥霍,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把这些钱吞噬殆尽,转移到国外银行储存起来,准备好给自己和家族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国外享受奢侈的生活。这那是共产党人犯错误!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批敌人必须消灭,必须肃清!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愤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从而维护了我们党的纯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们以平民愤呢?!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我期盼着:党中央依靠群众,排除万难,排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采取英明而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捉拿大大小小的陈良宇把他们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让人民来公正的审判他们,以挽回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已失去的威信
    (六十三)公正的历史永恒的真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8号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摘要)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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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前年十二月八日,我们在南京听到一些谣言,就连夜开会要正在进行“四大”的驻宁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布置巡逻,加强警戒,实际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査,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佈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天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以及这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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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1968年1月某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接见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群众代表和军队在京人员时,代表党中央宣布给南京军区受打击迫害的广大革命同志平反,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赴京告状团21位代表,每人发了一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8」18号编文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可惜,1970年12月,南京军区借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以“5·16”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我入狱时,作为“罪证”被抄家抄走了。历史又一次被许世友颠倒了,权大于法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六十四)春节无春气紫气不东来
    许世友检讨墨汁未干又反攻倒算
    1968年春节,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充满着不和谐的气氛。昔日的欢乐、祥和、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不欢乐、不祥和、不团结、不友好的气氛。春节期间,我买了个老母鸡炖成汤,请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来吃饭,我们在交谈中认为,有可能出现反复。许世友有可能瞒着党中央毛主席在南京军区搞独立王国,变换手法再整群众。艾汉美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坚持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坚持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坚持原则,反对许世友否定中央批示的错误做法,
    果然不出所料,1968年3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南京军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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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部、后勤部;炮兵司令部、工程兵部、装甲兵司令部;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在宁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分别集中在南京白水桥181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步兵学校)开展大规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动。“学习班”并不是学习党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反其道而学之,深刻检查“非法开展四大”“搞乱军队”“毁我长城”“支一派打一派”“破坏大联合”等问题。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杜方平不仅在军内批,而且到地方接受批判,批的时候照样“坐飞机”。
    在这个继续整人的学习班中,许世友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的名,把“王林鲍”定性为“倒许乱军”的黑后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标明确,联系实际就是批判史景班和杜方平,批判非法四大和搞乱军队。开始时,和风细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作了检讨,虽然出于革命热情,但在客观上影响了军队的稳定,对战备不利,应吸取教训这样的检讨,同志们能够接受,我自己也能接受,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同志参与学习班的人员一致认为杜平政委的作法是正确的。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决心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杜平同志领导下,好好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北京京西会议结東之后也是这个意图。岂知事出变化,曹营的事情很难办。
    杜平的正确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杜平同志原在四野,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前,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许世友面前不敢讲话,他一贯把许世友当作上级看待。平时,许世友不把杜平、王必成、林维先、张才千、郭化若、鲍先志、周贯五这几位大军区副职放在眼里。除王必成和郭化若外,其他人都把许当作“领导”“伺候”着。在许面前唯唯诺诺,唯许之命是法。这也难怪,林维先原为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周贯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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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浙江省军区政委,本是下级。鲍先志原在总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也应是下级。所以,许世友在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或党委会议上,很霸道。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有一次开党委会,许世友熊黄朝天(舟嵊要塞区司令员),熊应堂(第20集团军军长),郭金林(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就好像熊儿子一样。他们头都不敢抬,屁都不敢放。毛主席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讲的就是许世友
    许世友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杜平无奈只好重来。重来之后,火药味道浓得很,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许世友善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借批杜方平,批“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吴俊红小鬼出身为人正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路见不平,出言相助。后勤司令部小组批他好几天,临死那一天早上,他溜着狗在181师营房里跑步,我也在跑步。他还对我说笑话:“我运动了,狗也运动了”!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听了之后,对他说“吴科长,你不要跑得太快啊!跑得太快了狗吃不消”!那里知道,4个小时之后,他就一命呜乎了。吴俊同志用死来抗争许世友的专制。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大人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吴俊、白某某、李旭东受许世友迫害冤屈而亡,死后还背上“叛党”罪名太不公平了!他们死后不久,“杨、余、傅”事件发生了,“学习班”形势急转直下,许世友说:“杨、余、傅”是“倒许乱军”的总后台,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二队和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尾巴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检讨报告,被许世友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被许世友否定了。有的同志气愤地说,在北京一个样,到了南京就变样了。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换时,毛泽东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好呢”!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许世友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下来之后,对邓小平憋一肚子气,回南京住在中山陵8号,成天打猎钓鱼。园子里还专门为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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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个二层楼碉堡,挖了一个大鱼塘。修碉堡是怕南京二万多名“516们”来向他讨还血泪债。修鱼塘是供他钓鱼取乐。在中山陵四郊打猎,把老百姓的狗打死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快跑,不要叫老百姓抓住!”他喝茅台酒,从来不花钱,不是公家报销,就是下属“进贡”。说许世友喝茅台都是自己掏腰包,那是放屁邓小平来南京去看望他,走时,他连送都不送。华国锋来南京去看他,他送到大门口,算是给了点面子
    (六十五)骄兵悍将向长安
    尾大不掉华东王
    1968年6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许世友认为得力的“铁疙瘩”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死老虎也要尝尝滚水烫的味道。大鱼以下还有中鱼、小鱼,“目标”通通浮出水面,下面的文章就是下水抓鱼了。许世友胃口很大,他张开大网,准备把“倒许乱军分子”自上而下一网打尽,全歼“敌人”。他下令: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三大部;南京军区炮兵部、工程兵部、装甲兵部;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三团二队”以及个省军区,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原地不动,在新班子领导下,再翻“烧饼”炒“冷饭”。同时,借贯彻江青“指示”之机,调集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市力量猛批杜方平和杜的后台史景班。并上挂下联,大抓大批“倒许乱军分子”。在整史景班的期间,史夫人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史景班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王必成是司令员。史景班三个女儿在史受迫害期间,长期插队落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许世友部署已定,全线出击,大规模围歼“倒许乱军分子”。他要求通过这个“战役”把“倒许乱军分子”的阴谋诡计、组织策划,策略手段,目的企图彻底清查清楚“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同志们说:“许大马棒下山了”!我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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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的一员战将,敬爱的许世友将军,脑子发烧到了45度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许世友,在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前后,他是带着什么情绪和目的来对付敢于批评他的革命群众。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严厉批评之后,又是怎样假检讨,变换手法哭跪在毛主席面前,以示忠心的。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机要室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数十部电话机在忙碌着,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王必成不断离开座椅,取下老花眼镜紧锁双眉,仰着头沉思着,像是在临战前周密地思索着“决心”。战争年代王必成作战决心形成快,指挥果断,为什么和平时期如此踌躇不决,左右为难呢?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他又慢慢叹了一口气,落坐在墨绿色丝绒沙发上,他把头靠在高高的沙发靠背上,一只手垂在沙发外面,双脚伸展开来,他很疲劳。他一目微闭,一目全张,样子可怕。打孟良崮战役时,也是这副样子。“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接京西,6楼18
    “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坐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坐。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坐。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峯、路扬等也在坐。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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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像在四军里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帐,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槌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特别是韩拐子和陈三两分外起劲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许司令在那里?请他通话!”王必成声音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徐玉田应了声“是”,不敢多言,轻轻放下话筒,慢慢地走了出去,快进会议室时,他又停了下来。心想,这下好了,我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窜吧!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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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正听见许世友粗声粗气地在骂娘:
    “什么红卫兵,吊卫兵。什么‘换新天’战斗队,要他妈的变天!华东三省市归我管,听我的。你们害怕,我一人承担!”喊得会议室山响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要你接”。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他说(指王必成)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这一句话是徐玉田自己编出来的,他为了解脱自己。大凡秘书出身的军官,都知道如何适应首长的脾气和好恶。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司令部要管政治部。叫司令部来接管政冶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又说,“叫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大胆千,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我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
    “知识分子最坏,又尖有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讲完,啪的一声把话筒摔在桌上,话筒里的嘟嘟忙音,不停地传出来。徐玉田习惯地过去把话筒轻轻地放在话机上。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徐玉田清秀的脸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他思忖着,人家都说许司令是大老粗,只会打仗,不习政治;只会骂人,没有文气。其实不然,他是能文能武的军事政治家。徐玉田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句感佩许世友的话来:“为将之道,贵在攻心!”许司令确有大将之风,真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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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司令,好领导。徐玉田为我南京部队40万指战员有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司令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米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的错误。196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许世友被接到上海,到了毛主席住处,刚见到毛的身影,就一头跪下,嚎啕大哭。演了一出“大保国”,换来了毛主席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世友虽粗,但粗中有细,他的下跪和眼泪感动了毛泽东。
    诸葛亮对刘备说:“三将军(指张飞)能用计谋,乃主公之福也!”许世友虽粗暴,谁知他粗中有细,关键时刻也能用计谋。呜呼,一笑。这里,徐玉田、肖海等人给许世友司令员出了一个馊主意,愚蠢之极。试想,动用部队来“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来保卫你许世友的吗?许世友飞扬跋扈,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岂不昭然若揭了?把这句话换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不会有原则错误了!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难道要调集动用人民解放军来保卫吗?还有一句话“倒许乱军”,难道“打倒”许世友就搞乱了人民解放军吗?那些要拍许世友马屁的人,把许世友个人同人民解放军划起了等号。害得许世友接二连三地检讨,弄得毛泽东主席也十分不高兴。许世友不等于人民解放军。1969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圈阅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计划时,明确批评许世友搞“倒许乱军”是多中心,极其错误。毛泽东说“搞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六十六)三代贫农痛诉家史
    保卫队长细说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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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二名武装战士押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山东汉子,来到一座郁郁葱葱,乔灌木交错覆盖着的白色别墅。20世纪中叶西欧流行的建筑风格,西班牙式的既古老又现代。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老红军俞新华将军住在这里。老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属鄂豫皖根据地,四方面军的,他和善可亲,后勤部有名的老好人,他分工管干部。有8个子女。许世友脾气暴烈,经常批评后勤,但从不批评他。这座别墅坐落在南京市华侨路81号小山的山坡上。点缀在姹紫嫣红之中。俞副政委原是个放牛娃,经过长征,活着过来授少将军衔,住在别墅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他非常节俭,长年一套军装,一双圆口布鞋,烟酒不嗜。在后勤部他威信很高。我曾在后勤政冶部帮助工作,俞新华又兼任政治部主任,见到我总要问长问短,他知道我是福建人,他说福建闽西老区老红军多,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上井冈上,多在中央红军里,领导人是邓子恢和张鼎丞。小红山的山脚下,有一片小平房,红砖黛瓦,后勤警卫连的营房。守卫南京军区后勤部办公大楼,给首长站岗放哨是他们的任
    务。囚车停下来,上着刺刀的M66半自动步枪,顶着这位山东汉子的腰背,进了
    小平房的临时牢房,门口站上了岗,从这天起我有了一位亲密的囚友
    龙启明,山东胶东人,三代贫农,8岁丧父。1945年12岁的龙启明,被母亲送到部队要求参加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受尽生活折磨的革命母亲,把龙启明交给部队之后,含着热汨叮嘱小启明,你在部队上要好好干哟!要听首长的话哟!龙启明抱着骨瘦嶙嶙又是缠脚的母亲,啜泣不已,跪在母亲的膝前,说:“老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带着大红花回来给你老人家看”。
    龙启明向我痛诉家史
    “我八岁上殁了父亲,家贫如洗,三代给地主扛活,还吃不饱,穿不暖。12岁参军,因为年龄小,分配我当卫生员。12岁的小孩子能顶啥用,我只好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干。我抢着给伤病员端屎端尿,擦血擦脏,洗衣洗脚……·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上海,我都参加了,在战场上我冒死救护伤员,护理伤员,有一次我负伤了,坚持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包扎好送去后方医院,到了医院这才知道自己挂了花。上级叫我到后方休养,我不去,硬顶着在前方不下米”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我经常从一个死尸堆里,爬到另一个死尸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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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有叫声苫,说个怕。也不想起老娘。如今,过上了和平生活,全家团圆,想想这些,我感激党和首长,往往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有时候,我因肾病住院,在医生护士热情温暖的治疗和照料下,我的病逐步痊愈,在安静的病房里,在病榻前,由于感激同志们的温暖和照应,往往也会落下热泪来。有时候,由于工作做出了点成绩,党和人民为了鼓励我,给我立功受奖,给我优厚的待遇和荣誉,当我去领受这些荣誉和待遇时,在荣誉面前,出于真诚的感激也会热泪盈眶。有时候,外岀工作,在行军途中,在野营路上,在部队营房里,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时候,往往会由于寂静和安宁而想起亲人来,也会默然湿襟。或是想起贤慧的妻子,娇嫩可爱的孩子,或是想起风烛残年的老娘,撑着小脚在操持家务,也会泪珠滚动……。”
    我的老娘是革命母亲,战争年代,她踊跃支前,缠着小脚不能抬担架,就做军鞋,磨炒面,做拥军优属工作。善良的老人。温存厚实。由于长期操劳,体弱多病,虽然如此,她还特别体贴媳妇,疼爱二个小孙子和一个小孙女。儿子虽然是三十好几的大尉军官了,老娘还是把我看做是小孩子。我的一日三餐都要由她亲自准备,看着儿子吃完一餐饭,她才肯走开,然后自己才吃。母子感情无比深厚。体现出我中华民族母子相依为命的特有感情”
    龙启明讲着讲着又流泪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流泪。因为我和他有共同感受。“老母亲虽然爱子如命,视家如归。但,对革命道理十分通达。经常勉励儿子要为人民、为首长(龙启明是首长保健医生)尽力工作,以公为首。她教育孙子辈要热爱劳动,忠厚为人。对媳妇则扬功饰过,多为袒护,从不责备。我龙启明一家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赢得了四邻称赞。”
    龙启明对我说:“你可能先我出去,你出去之后一定到我家走一趟,看看我的老母妻儿。告诉我的老娘,她的儿子龙启明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做坏事。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
    我和龙启明在牢房里成为知己战友了。我对他说:“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叫她放心就是了。
    龙启明的老母亲,在龙启明被逮捕当天,当场昏厥过去,后经邻居抢救才苏醒过来,龙在关押期间,她终日缄言废食,夜不成寐,容颜憔悴,瘦骨嶙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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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日夜祈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希望儿子平安归来。
    1967年3月,我出狱之后,当天即去看望龙的一家人,并向老人叙述龙启明在狱中的表现和生活情况,目的是安慰老人和龙启明的妻子儿女。老母亲听了之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惊中有喜,喜中有忧。老人一双粗糙枯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道谢称好。当我讲到组织上不会把龙启明当作坏人处理时老人又一次落泪,连声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狱中,龙启明对我说,每逢星期日,他们全家包饺子,在吃饺子之前,全家六口人,都要讲一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龙启明对工作是极端负责的。1966年12月9日前夕,南京军区机关部队紧急动员戒备,防止造反派冲击机关。许世友司令员特派参谋长段焕竞到步兵181师驻地视察戒备情况,由于夜间行车,撞到大树上,段参谋长脾脏出血。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可以处理的,但,许世友固执己见,命令总医院派人到北京、武汉等地请专家会诊处理。龙启明奉命到了北京、武汉请了四位专家来到南京。专家到时,段参谋长已肠坏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得已采取切除措施,装上了排便漏管,段焕竞终身残疾。龙启明每谈及此,悔愧不已。我对他说,你尽职尽力了,你没有过错
    史书清,胶东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直爬到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队长,正团职。1967年1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自发开展“四大”,2月许世友大捕人,史书清率领保卫队人员执行捕人任务。保卫队成员,个个都是“大内高手”,身强力壮,训练有素,擒拿搏斗,各种姿势射击,各种武器使用;骑马、开汽车、游泳、水中格斗,无不精通。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史书清本人就能双手射击,百发百中。但是,到了8月份史书清“变了”,他屁股坐到“倒许乱军分子”这边来了。而且“反戈一击”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刘锦平来了之后,单独召见了他,老史“竹筒倒豆子”个不留,统统向“毛主席派来的人”揭发了军区的问题,揭发了许世友大批抓人和虐待“犯人”的错误。因此他也戴上了“倒许乱军分子”帽子。大军区政治部保卫队的位置和任务十分重要。保卫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是他们的唯一重任。他护送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有次他护送刘伯承从南京到济南,一路精心周到,十分辛苦,刘伯承很满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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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济南下榻在周恩来住的楼里,为了奖励他,刘帅叫史书清住到总理的套房里去。刘帅说:“你当二天总理,我到楼下睡板床,给你站岗,放哨。”临走时,刘帅吩咐济南军区首长,送二篓苹果给老史作为奖励和感谢。任务完成后,返回南京,许世友一高兴,叫他陪着喝茅台酒。史书清细表忠心侃侃而谈,十分感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共产党员竞会成为乱军分子”“反革命”。史书清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林彪爆炸之后,他虽然得到平反,但还是被许世友老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田普,打发到某偏远山区去当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去了
    许世友说:“杀他二个也不碍事。”要不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管着他,他真的会大开杀戒。70年前红军长征中,发生在红四方面军里,张国焘一伙发动镇反,
    诬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AB团,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反革命,加以酷
    刑和杀害。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亲者痛仇者快。张国焘一伙对党对红军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张国焘封建主义的军阀专制和个人野心,最后走向人民的反面,堕落为蒋介石的特务走狗,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要是没有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龙启
    明和史书清以及南京军区多少个龙启明、史书清都有可能成为许世友枪下的AB
    团了!现在想想,十分后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呢?归根到底,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缺乏民主和科学。封建专制的帝王和诸侯(军阀),他们认为“老子天下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杀予夺大权操在老子手上,是天经地义的。许世友说,“不老实的通通抓起来!”并清洗出部队。党和人民长期培育出来的,属于党和人民宝贵财富的,大批英才、人才就这样被丢弃到垃圾箱里去了!许世友一句话,数以千计的“倒许乱军分子”和主持正义敢说公道话的干部,统统通过他的老婆田普被逐出部队了!这批干部每人档案里都有不实之词的黑材料。
    (六十七)南山出了一头熊
    口吃了两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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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6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杨成武代总长陪同下来到浙江视察,驻节杭州。驻浙部队第20集团军和空军第4军领导人熊应堂军长、南萍政委。空4军政委江腾蛟、军长白某某应招晋见。毛泽东对南萍(前南京军区千部部长)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南山出了一头熊”指南萍和熊应堂,“一口吃了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张秀龙司令员和龙潜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龙”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大肆在军内外捕人,造成严重后果,第20集团军和空4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空4军在浙江某地击落美国U2飞机,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召见说话时,毛泽东
    要抽烟,南萍给他划火柴,他对南萍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两个军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接过南萍手里的火柴,说:“还是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吧!”南萍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杭州,杨成武带去的专家,发现“两头龙”对毛泽东搞窃听,主席很生气。但,没有追究。他老人家替龙潜讲了好话,也批评了龙潜。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在“文革”期间,张秀龙的儿子打死人,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法逮捕审判,可是人到南京被许世友藏了起来。总理知道了非常生气,下令许世友立即把人交给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还有一件趣事,1967年2月,南京军区机关大规模抓人时,熊应堂要带一个连到南京来帮助许世友抓人,被周恩来制止了。原因是第20集团军59师师长朱铁谷在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住院,对许世友抓人,说了二句公道话,竟然被许世友抓起来了。熊军长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态度转变了。许世友获悉20集团军支持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受迫害的人员,要把熊应堂、南萍也抓起来,毛主席表扬了熊、南二人,许才不敢动手
    1967年9月,杭州疗养院将军楼,顾名思义是将军们疗养时居住的地方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人员在杭州成立了批许联络站,并召开批许联络会。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都派人参加了,我代表后勤来的。会议讨论许世友该批不该批?能批不能批?一致认为,许世友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允许批判。会议认为,批判必须同平反结合起来进行。这个会议,熊应堂、南萍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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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的。会议决定:1967年9月,军区政治部在浙“支左”人员,除留少数在浙“支左”外,其余全部返回南京,开展“批许”活动。他们希望在江苏“支左”的南京军区司令部人员,在安徽“支左”的后勤部人员,同时回南京参加批许活动
    许世友讲过:“政治部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说,“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偏要给他们戴草帽(当老百姓去),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干脆撤销政治部”。总之,许世友对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存有歧视。
    南京军区政治部批许联络站提出:许世友错误必须批判,受迫害的人员必须平反,许世友不能打倒,也把他打“跑”。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只身一人调到广州军区。终于被打“跑”了。毛泽东
    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军队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没有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就是军阀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就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我军政工干部不能容忍任何人歧视或贬低政治工作,他们绝不允许一切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在军队中横行霸道。许世友必须认错,必须检讨,必须改正错误。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人员的批许活动,得到了“南山出了一头熊”的支持。
    在1967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负责人,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南京无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农民进城,制止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
    1967年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4450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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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请同志们欢迎”
    “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
    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与会人员情绪激动热烈鼓掌。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340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20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60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工作进行到凌晨二时。午夜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凌晨二时十五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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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他又说:“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周总理秘书宋皋是工作团副团长,10月6日晚接见,他没有出席。但他单独接见了孙海云、尤亮等人,交谈了多次,而且带走了材料,当然完全是许世友的事
    刘锦平、宋皋走后,1967年11月13日,南京军区(含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就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告状团。
    毛泽东同志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看来幽默有趣,但其意味深长。
    (六十八)王必成替许世友还债积极主张平反
    党中央严令许世友养病大别山
    1967年10月,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都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受打击迫害的军官要求平反的愿望。首先是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王必成是二月抓人的指挥官,林维先、鲍先志副政委没有怎么介入此事。因此,从浙江“杀”回来的近
    三百名政治部支左人员,首先向王必成开炮。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杜平被总理请去北京开会,商讨解决江苏两派联合问题。王必成是军区党委副书记,第副司令员,在南京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他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责任10月18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对王必成进行第一个回合交锋,要求王必成批准三大部和直属单位成立平反小组。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著名的AB大楼(解放前美军顾问团住
    的地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端坐着我人民解放军前第九兵团司令员王必成将军。这一位威震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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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的面孔,随时准备替他扬声。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眼前。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王必成将军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他不时昂起头来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的男女军官。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亳不减。坐在他旁边的是王六生将军,他面有采色,还是那样肥胖。参加“走访”的人员共有30多人。“走访”王必成将军前一天就将走访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了王副司令,以便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个准备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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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硏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冮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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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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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桎梏
    十月的石头城,阳光灿烂,枫叶红遍,苍翠的塔松矗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令人感慨而兴奋!人们在思索:如果许世友司令员在南京,我们的走访又将会是如何呢!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在大别山上“养病”“打猎钓鱼”“深居简出”,免得他再闯岀祸来给党中央添麻烦!“文革”期间青海省军区某司令员开枪打死群众,国内外影响极坏,给党中央制造了大麻烦
    (六十九)刘锦平火烧连营七百里
    许世友割须弃袍走华阴
    《刘锦平10.6讲话》、《王必成10.21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全部铅印大量发行。散发的目的,是进一步争取和发动那些了解内情而思想有顾虑的军官起来参加批许活动。尤其动员军
    团三级主官,敦促他们迅速转变
    立场,把屁股坐过来。经过二个月的努力,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
    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968?年10月31日晚7时30分,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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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头的吊灯。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互致问候。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我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杋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
    7时40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玉祥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我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林副司令和我们亲切握手,招呼我们坐下。“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苫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林维先的谈话很低调,也很亲切。首长的目的很清楚,做我和艾汉美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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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林维先将军衷恳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时针指向11时40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我俩送回家。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中山北路,洁净、坦垠、磊落、亮堂
    小华沙奔驰在这条通向微妙的大路上,令人安抚而又感慨。我思絮纷飞。人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此,过去把自己当成敌人加以打击迫害的领导人,现在转而把自己当成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加以器重。一个真正的人,无论他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冤枉委屈,而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是最愉快最幸福的。这不是“受宠若惊”,是党组织的信任。
    林维先将军作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身经百战,伤病缠身,在“文革”中他无论在精神上、尊严上、身体上、生活上都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积怨在心企图报复。他秉公无私,实事求是。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出于道义和同情,作为高级领导人,不回避矛盾,出面做群众工作,讲些公道话,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的申诉教育了我”。他如果有私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躲进医院,患上个“政治病”而逃避是非;如果他有野心的话,他决不会对受迫害群众采取安抚态度。
    可是,现实并不如此。五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之后,许世友不但不感谢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在他“困难”时期代他当了“替罪羊”,承担了责任,相反的,把“王林鲍”打成“倒许乱军的黑后台”诬蔑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二月抓人事件,有意蛊惑人心,把许世友打倒,并取而代之。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先是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他讲了一段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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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
    五个月之后,鲍先志这番话成了他“反许乱军的罪证”。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8年1969年,在南京军区除了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喊个不停,又加上了“打倒王林鲍!”许世友的胡作非为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许世友说:“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学习哥白尼的天演论。”意思是许世友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二年之后,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史景班任副政治委员,许世友要打倒的人都升了官。
    (七十)许世友持权报复再整“倒许乱军分子”
    竞公然出手打政治部主任耳光
    1968年6月—12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人们称他为“传奇将军”其实他一点也不“传奇”,如果把“传奇”改为“专制”,那倒是恰如其份。代名将,全然不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全盘否定他首肯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中央对“报告”的批示,阳奉阴违变本加厉,持权报复,再次大整“倒许乱军夺权分子。”
    1968年4月,整死了南京军区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白某某和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长吴俊、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之后,不但不“收兵回营”亡羊补牢相反的,错误犯得更大更严重。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査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孑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我是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我120天(6、7、8、9四个月),给我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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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我,我到那里他们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我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我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打手们”对我猛烈炮轰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副科长吴某,跳出来诬蔑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黑窝里爬出来的”。极尽“不实之词”。学习班党支部给我戴上7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帽子满天飞,全都是空心汤团,没有一顶有具体事实。整我很起劲的一些人,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是别有用心。“官本位”是推动他们充当打手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本身在历史上,屁股上有屎,想乘机表现一下,洗刷掉自己的丑恶形象和劣迹。但,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一句话,自身党性不纯。不少整人的人,后来都犯了错误,突出的是在支左中乱搞男女关系并受到处分。1968年9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1968年11月,我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1969年1月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我谈话,冯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暗示我,我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属站错队的,七顶帽子快要取消了。
    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打击面更宽。政治部主任史景班为重点。史景班,山西人,早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反阎抗日”队伍。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调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2军军长李德生因在安徽“支左”有功,制止了武斗,毛泽东大加赞扬任命他为党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仼,红极一时。林彪爆炸之后,“四人帮”诬陷李德生上贼船,毛泽东对他经过二年审査,“事出有因,査无实据”免去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政主任职务,降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后,李改任国防大学校长,授上将衔,这是后话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批许平反”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部,比如:刘锦平来宁调査研究,唱主旋律的是政治部,上北京告状的主力是政治部。因此,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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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对政治部“批许”的人恨之入骨。许要是开杀戒,政治部人员首当其冲。许世友说:“政治部烂透了,是重灾区”。他认为史景班是“黑后台、大黑手,大爬虫”。许亲自审讯史景班,史景班坚持实事求是,既不承认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也不检举揭发其他无辜者。许世友盛怒之下,奔到史景班面前,出手狠狠打了他一记重量级耳光。这位还俗的少林和尚,出手不凡,打得史景班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的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班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苫,默然不语。我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尤其大军区,空前绝后,可是许世友干上了。在历史上,许世友还打过毛泽东同志一记耳光。打你史景班,那是小菜一碟。人们盛传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我想,他“奇”就“奇”在这里。什么开枪打死老婆啦,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啦,破石如泥啦,力举千钧啦、少林比武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啦……吹得神乎其神。许世友是我军一员战将,作战勇敢,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这是事实应予以肯定。但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是事实。我认为不能以“传奇”为“彩色涂料”把他的严重错误掩盖起来。更不能在“传奇”的幌子下,大肆渲染其所谓的传奇事迹。这种用“彩色涂料”的写作手段来美化许世友,往往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从出手打史景班这件事上看,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就如洞观火了。我们批评他“骄兵悍将”、“军阀作风”、“独立王国”“一言堂”、“专制霸道”,“封建忠君”,“封功拜将思想”等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是爱护的。但,他居功自傲,骄横不度。在中央首长中他畏惧三分的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罗瑞卿和林彪,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他嗜酒成癖,一喝茅台准发酒疯。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尊重人是什么概念。稍不顺心如意就骂人,往死里骂。不仅骂人而且大发淫威。他的世界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子天下第一。毛泽东经常批评教育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世友答,“我带兵北伐!”。毛泽东说:“周勃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实际上是批评许世友“不学习,没有文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唯物论”。许世友不懂什么“周勃少文”、“绛候安刘”;更闹不清楚“安刘”“柳营兵”是咋回事?许世友手下那些姓“马”姓“牛”的人,乘机对许说:“毛主席讲党中央出现危机只有靠你来扛了!只有你能转危为安”。许世友听了大喜过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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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毛主席是问过我这件事”。许世友把另一句话“周勃少文”给丢了,只听到“安刘必勃”一句。所以,他敢搞独立王国那一套。在一次会上,毛主席问许世友:“许世友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莫名其妙,什么红楼梦、黑楼梦白楼梦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冋南京要读《红楼梦》,要读哥白尼的《天演论》”。许世友懵懵懂懂,唯唯诺诺。回南京之后,他吩咐政治部到新华书店大量购买《红楼梦》《天演论》营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一套。下命令每人至少看三遍,上班时间也准看,不算违纪。吹许世友是“传奇将军”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奇”事也大书特书地“传”进去呢?
    1969年1月,我在后勤工程团劳动改造,因病在家休养,南京军区政治部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连锅端到北京去办了。办学场所设在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到了北京,学习班立即“换了人间”。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挨批挨斗的人,被勒令检査交待的人,变成动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改组了,“倒许乱军夺权骨千分子”艾汉美、纪国城被党中央指定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挨批判了。史景班挨批斗的位子,让给了南京军区另一位政治部主任符确坚和参谋长王蕴瑞了!符确坚海南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讲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海南島北京话。符确坚曾任军区后勤部政委,他认识我。为什么要批他呢,他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替罪羊。毛泽东同志说:“‘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泽东说:“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批评教育了许世友,又一次纠正了许世友的错误。毛泽东的话讲得很重了!许世友算是听懂了。他下令赶快把“倒许”二个字去掉,但无济于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背靠背批了他6个月。1969年6月,军区政治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奉命返回南京。
    1969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上班,并且派我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是周化泽科长,同我关系很好。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阮克栋和陶春和笑嘻嘻地对我说:“赵玉祥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军区指示你自己写的检査交待材料还给你本人,检举揭发你的材料当面销毁。你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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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勾销了”。阮、陶二位在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中,都很积极。陶春和代理科长的职务不知何故被吊销了。阮克栋升了官。
    1968年的反复是许世友挑起来的,结果以许世友挨批评再一次做检讨而告终。我们同许世友的“摸老虎屁股”游戏,第二次交锋又胜利了。但是,我们吃尽了苦头。辛弃疾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丿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读词悟人,不胜唏嘘。
    刻下,我也有点同情古代遗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为什么不自量力。辛弃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民为本”,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官为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灭“官本位”。有官本位思想的政客们视人民群众(老百姓)为草芥。他们对上,推崇“吾皇万岁”和“天聪圣明”。许世友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体系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里。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是“怪异”。不能容忍“怪异”的大小官员岂止是许世友一个人!21世纪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新的领导集体,他们看到了“官本位”的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反动性,因而极力倡导“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和思想路线上的科学发展观。这是胡锦涛同志的英明。他把握和遵循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七十一)春光无限好细雨化无声
    赤子报国心沉沙落雁飞
    1969年4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二位科长找我谈话。“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4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吩咐我。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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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讲到“好同志”三个字时,阮大头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大嘴里露出了两排大白牙。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1—567页,时间:1967年6月5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不大一会儿簸箕里火焰喷舌,纸灰飞扬,整个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烟味道。那些细屑纸灰有的点洒在办公桌上,有的飞出了窗户,飘洒不知去向。还有一些细屑飘落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赵玉祥手捧着自己在10个月以前,洒着眼泪疾书而成的“请罪”材料,心里激动万分。那些浸有泪水的“供词”,一点也没有褪色,流利的钢笔字,一行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信手翻看着,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挨着日期顺序,装订得整整齐齐。
    “啊那有那么多?”我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500字计算,那就是25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45天,平均每天写5600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5天,却被逼写出了25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列车飞奔在宁沪线上。四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红黄蓝白褐,交相辉映,景色万千。我们一行4人在周化泽科长带领下,从南京出发向上海进发。在车窗前,远山近水,农田树荫像印刷机里吐出来的报纸一样,闪闪而过。我倚着车窗,低声呻吟着平时爱唱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跑。风吹啊,草低见牛羊……”我习惯地把军帽挂在衣帽钩上,抬望眼,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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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似有所思。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我在集中营被武装关押,被批斗,带病被下放到农场里蒡动,因病而归,孤独在家养病,不准工作,没有任何人敢接近我走到那里昔日的战友都不敢同我讲一句话…。今天和昨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无比悲戚伤感!洒进车厢里的阳光,轰轰作响的车轮摇曳婀娜的路旁杨柳,粼粼闪光的太湖之波……这些自由、美好、纯洁、伟大的大自然,不断收进我的眼帘。凄戚悲凉的往事,现下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噤无限惊愕。惊涛骇浪,暴风骤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世态炎凉;海晏河清和谐细腻,相扶相济,风晴月朗和人间柔情,这两类截然不可同日共语的感情境界和思维空间,令人感慨不已!爱和恨,善和恶,忠和奸,美和丑,真和佞冲击着善良人们的心脏和中枢神经。
    到了上海,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一南京军区上海招待所。我和周化泽住一个房间。在我当部长助理时,恰好他也是油料部部长助理,我俩经常在一起开会,业务上经常接触。两个部合并之后,他晋升为科长,我仍然当部长助理。“赵玉祥同志,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向前看”。“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我全部都看过了,当时的形势,谁都很难料到,吃了点苦头,正确对待吧!”周化泽在劝慰我。延安饭店条件好,两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对他说,我走时阮克栋找我谈话,他说:“许司令说了,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是的,本来都是好同志嘛,谁能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周化泽也和我一样感叹不已!
    在延安饭店二楼,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服务员,正在使用吸尘器,努力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用拖布协助她们把打蜡地板上的垢物去净,淡黄色花边地毯服贴地伏在地板中间。电话就在房间里,随时可以和全国各地通话。时针指向9时,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上海市的《大黄页》。411356,“喂!你是×公司吗?请你找黄灿同志接电话。怎么?她不在,她中午才能回来
    我
    是上海延安饭店,我是她的战友,请您转告她,她回来时,请她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478281。好的,谢谢!”。过了一天,下午二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喂!啊是我。昨天电话没有找到您,您都好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好的,明天我不出去了,下午三点钟,在房间里等你,延安饭店二楼36号房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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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身材修长,姿态婀娜,服装考究的年青妇女,挽着我喜笑颜开地从饭店勹]卫室走了进来,她穿一件减青色小领西服上装,下着一条米色小口长裤,润滑笔挺合身。下颌之下,开放式白底红点衬衣领头,那领头也是笔挺的,一丝皱纹也没有。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好像才经过发型师梳理过。她脚上那双黑色扣带半尖皮鞋也顶合脚。她的一身装朿和举止投入,一看便知是海派气势和风格。好位八年没有见面的原炮兵司令部后勤军械部财务科的黄灿同志。
    “八年了,怎么你又来找我?我老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老太婆?”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您还是那个样子,这八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你退伍了!”她接着讲。“你看你一点没有长肉,你还是一把骨头,排骨!”说着,她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地在我左臂上捏了一下。她继续挽着我一步一步地上了楼。“请坐”。我把她带进房门,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给她倒上一杯热荼,随手在小壁橱里取岀二只苹果,先在盥洗间里洗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给她削皮。她坐了下来,把随身携带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我的床脚,然后端起荼杯微微地品了一下。品茶的瞬她乘我低头削苹果,迅速地把我又看了一眼。然后,把嘴闭起来,端着茶杯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又转睛凝视着我,直到我把苹果送到她的手里,她才放下茶杯,笑了一笑,接过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小口。“你爱人都好吗?孩子也好吗?”我一边削另一个苹果一边同她攀谈着:“满好”。
    “你还是干老本行?当财神爷,满惬意的,不像我成年劳累和奔波,马不停蹄,常年累月一套老军装”。
    你是大军官,我们是老百姓。全国学习解放军,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是”说着,她用眼睛狠狠盯了我一眼。
    “小芳(她原名黄秀芳)你还记得1951年到1952年的军队生活吗?那时候你才16岁,你是青年团小组长,我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你经常向我汇报团小组思想情况”
    “你的记性真不错嘛,15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楚”。她笑容柔和。“你忘了吗?‘三反五反’的时候,你查帐在南京候家塘,我当时出差在上海,有人陷害我,你急得暗地淌眼泪,后来那个诬陷我的人自投罗网,受到军法处置,你才把心放下。我从上海回来,你守口如瓶,不透一点。等你离开军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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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作之前,我才听别人告诉我。你为了替我辩白,日夜査帐,终于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告别于仓促之中。那时,你17岁,我20岁”。我深怀感激之情,娓娓叙说15年前的往事
    “你的记性真好,可我倒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我替你结毛线衣的事我至今没有忘掉。你买多少毛线,什么颜色的,我结什么样式的,腰身多大,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十分动情
    “这件毛衣穿15年了,我还穿在身上,不过它已经改织了二次
    我们愉快地彼此交谈着建国初期那场“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她又怎能知道,15年后的1967年,我刚刚从武装关押的集中营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呢!如果她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残酷性,她又会为我流泪的。一个人在经受苦难和浩劫之后,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同昔日的战友,尤其是同异性伙伴叙旧,对他那颗受创伤的心,会得到极大的慰抚和修补的。
    我们一行4人,在上海警备区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南京交差了。这一次到上警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纯粹是走一下过场,了解一下二月抓人之后的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我意识到这是来自北京总部的关怀。我被关押之后,三省一市的军队后勤系统,野战集团军后勤系统都知道了,老熟人看到我“亮相”了,都为我髙
    兴
    (七十二)手术刀上也有“阶级斗争
    沈威廉死亡调查纪实
    1967年9月,金陵古城灼人的热浪冲击着善良的人群,人们被烘烤得透不过气来。南京中山门半山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89楼二楼住着一家凄凄惨惨戚戚的临时人家。主人叫朱顺潭,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她带着一双儿女,从嘉兴野战医院被告状团接来,揭发控诉许世友残酷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朱顺潭被通知到这里谈话。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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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岀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白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样,蜡黄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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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朱顺潭讲到这里眼睛稍有红润,她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二口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和我交谈。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岀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朱顺潭愤怒地说:“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赵玉祥同志你要叫我谈沈威廉死亡的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我全神贯注听她一句话口血的诉说。我屏住呼吸,忘记炎热,用我的全部记忆力和记录木领,把朱大姐的血泪控诉收录起来。她谈完了,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朱顺潭告诉我,她原来体重140斤,现在(1967)只有一百零几斤了。她的双眸凹陷在清瘦的脸庞上,面容憔悴苍老,心事重重。然而,她的思维清晰,语言利索准确。举止动作也敏捷了当,并没有由于过多地悲痛所造成的呆板和迟钝的表现。在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朱顺潭具有超人的毅力和克制力。同时,也意识到她对沈威亷缅忭绵绵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沉内向的性格是罕见的,她越是无泪不泣,越是说明她创伤之深,悲哀之切是无与伦比的,即大哀无恸之说。她的眼泪已经枯竭了!大凡欲哭无泪的人是最伤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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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顺潭同志,你能写点东西吗?”“我是一个普通护士怎么能写东西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你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都写出来,也就是说都倒出来,怎么想就怎么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整理和修改。”
    我受告状团之托义不容辞,接受了为朱顺潭整理控诉材料。后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罪状的性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1967年8、9、10、11四个月,朱顺潭同志连续做了十几场控诉报告,无论男女老少听了她的控诉,无不泣不成声。可是,她在台上,纹丝不动,台下一片抽泣之声,她一滴眼泪也没有,真情感人不在声泪之如何。没有多久,在正义的呼声中,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被迫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教授和医生,对沈威廉胸外科主任医生的死因展开热烈的、道德的、科学的、法律的、公开的讨论。
    宽敞明亮的乳白色的小会议厅里,陈列着双人和单人的沙发,用白色的套布套着,显得圣洁和高雅。茶几上放着普通的茶杯和烟缸。小厅的两个对角上各有台风扇,不时向四周转动,送出一阵阵热风。在一张茶几上,有一叠厚厚的纸张,摆得不太整齐,上面印着《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病历》字样,病历号码为“32514”。病历下方的格子里,分别钢笔草书:“沈威廉,男,48岁,中校,科主任”等信息。沙发上端坐着表情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他们是: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江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硏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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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査。也就是说治病必须服从“办案”,治疗要服从阶级斗争。耿希晨批评“八一医院”不懂得“手术刀上有阶级斗争”的道理。院长和政委认为: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统帅和灵魂。顺便提一下,耿希晨原为第27集团军的卫生部长,同许世友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死保许世友,秉承许世友的旨意,疯狂镇压军区总医院敢于批评领导的群众耿希晨本人平时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搞崇派主义,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机会来了就“造反”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长官意志否定了“合法化”。在这种形势下,许世友的“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逆我者亡嘛
    封建诸侯和骄兵悍将,何言民主和科学,许世友的意志就是法律
    (七十三)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
    沈威廉冤魂和他的六位战友
    《沈威廉死亡调査实况》还要继续。
    沈威廉湖南人,1919年生,旧知识分子。1944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国民党南京总医院胸外科医生,著名“胸外科一把刀”。1949年南京解放,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了这所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总医院,1955年正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沈威廉这把“刀”,从1949年到1967年,18年来救治了我军数以千计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的性命,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使患者转危为安,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出于他的表现和政治上的进步与要求,经过党组织对他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成为中共党员。授中校(正团)军衔,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他是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在全国医疗系统也赫赫有名。在沈威廉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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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有著名妇科专家何碧辉,传染病科专家陈伟达,泌尿科专家吴公良等。陈毅、唐亮、郭化若、张才千、林维先对这些专家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党的瑰宝加以爱护。有的专家同军区首长关系密切,甚至成为至交。比如世界著名与林巧稚齐名的何碧辉和郭化若、唐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何碧辉曾多次对我讲过,她同唐亮政委和郭化若副司令员的故事。林豆豆和郭化若的女儿都是何碧辉副院长亲自接生的。何碧辉授上校军衔,副师级,行政上是副院长,并亨受专家津贴。老太婆脾气古怪,非常执着认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对干部、战士、家属患者一贯精心治疗,极其关心,医德高尚。在军区总院,无论院长、政委都得让她三分。后勤首长也十分尊重她。她遇到医疗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去找郭化若和唐亮,找郭化若的居多。她和林巧稚一样终生未嫁。何院长家里不用保姆,坚持亲自打饭打菜,我劝她你七十多岁了,过马路很危险,让别人代你打饭打菜不行吗?她执拗自己去。军区总医院,经常组织专家义诊,在马路上摆“摊子”,何碧辉每次参加这种活动,一次不拉。很多怀孕的妇女都找她“听胎”,判断是男婴女婴。老人有求必应,十分忙碌。老人节俭成风,常年一套军装,很少看到她穿便衣家里一台福日牌14吋彩色电视机,用到她去世还是这一台。家中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小沙发一个茶几都是旧的。她考究卫生,卫生间一尘不染,吃的蔬菜要用牙刷一叶一叶的洗刷。我每到她家,必备一碗福建人口味的甜点心招待我。我吃完了,她习惯地说一句“再吃也没有了!下次再吃”。老人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次至少三个钟头,大都谈她1935-1949年之间的经历和趣事。抗日战争那段,在美国留学那一段,说得最起劲。她告诉我,她是福州陶淑女子学院和文山女子中学毕业的。我说,我是格致中学的,她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是老同学”。我到总医院看病,一般不找她,如果找她帮忙,她必亲自带我去找专家看。有一次我要看腰关节病,她就把我领到骨科主任林恩及那里去,对林恩及说“你给他看看要紧不要紧”。林恩及同志是厦门海沧人,见到何碧辉就说闽南话,我听不懂,干着急。老人看我着急,就得意地笑,说我的“福州话不好听,要学闽南话”。林恩及对人说“赵玉祥是何院长的干儿子”。
    老人家家里不用保姆,有二位亲人照顾她。一位是姑侄女,一位是姨侄女。姨侄女是军区总医院的供应室护士,姑侄女是南京博物院的讲解员。她俩和何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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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院长一样,都没有结婚。何碧辉离休后,回到老家福建厦门鼓浪屿。逝世于东南沿海风光旖旎的花园城市厦门鼓浪屿,和林巧稚都葬在鼓浪屿
    沈威廉之死,何碧辉表示愤慨和惋惜。提起许世友,她就眉头皱起来,眼睛看着我直摇头,嘴里没有一句关于许世友的话。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我透露:“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他说:“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査,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龙启明说到这里,流露出极为不满的容态。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今天怎么会被那些领导人执行得这么糟糕了!”。龙启明继续说:“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龙启明继续对我说“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苫,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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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领导人,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权力在手,没有民主和科学监督,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在封建主义的哲学里,是天然合法的。我说,“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定论
    “文革”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及思想作风不正的领导人,开展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做为领导人应持谦虚欢迎的态度。然而,这些领导人对群众的批评持逆反心态和报复做法,应予批判,涉及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是众所皆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党委,属于高级党委,对党的一贯政策是清楚的,“文革前”也是这样执行的,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批评和冲击的领导人,就一反常态呢?就可以颠倒是非,明知故犯呢?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就可以践踏党的方针政策,为所欲为,把好人当坏人来处理呢?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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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岀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不假,但是,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邵马龙李居柯,除了柯如仙有骄傲自满情绪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5位都是党员。正是因为他们造了“领导人”的反,批评了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触犯了领导人,因而被强加为“犯上作乱”的罪名,逮捕法办。利用权力有意颠倒是非颠倒黑白诬陷好人,令人发指。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不了党中央,代表不了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更代表不了共产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出现肃反扩大化,出现滥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事件,从根源上讲,有的属于极左思潮问题,有的是中了敌人的奸计,有的属于“莫须有”。所谓“莫须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披着革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外衣有意杀害或陷害异己者或背叛者。这些“有意杀害、有意陷害、有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事实上已是犯罪,但是出于政治利益或个人利害上的原因大搞宗派主义,它的性质往往被掩盖了,轻描淡写地被涂上一层保护色用轻飘飘的六个字“犯了严重错误”被保护了下来。这种权术性的做法,较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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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执杖的杀人犯罪,
    更为恶劣,其欺骗性更大!被杀害的好人包括被逼自杀的好人,往往申冤无门,昭雪无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这种事例很多。但是,我们的党从未认真杜绝这类事件,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中,冤杀优秀的红军干部和普通战士;延安“三查三整”中逼死过人;在白区地下党负责人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等等,屡见不绝。许世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他反而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这葫芦里究竞装的什么药,我闹不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许世友知道毛泽东需要他,许世友有恃无恐,心中有了底。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屡次“犯严重错误”,敢于屡次往死里整人,而不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相反的还升官。在当时党内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需要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大军。我们这些犯“左倾幼稚病”的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七十四)林彪<1号令>项庄舞剑
    许世友借剑乘机伤人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苏联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
    六月间,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题。9月23.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10月1日,国庆20周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强调战备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苏州。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8日(星期六)林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念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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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决定,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
    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每日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重性,他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是主席让我拿去烧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文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釆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只有林彪一人可以直接指挥了。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不允许睡榻之旁又睡了一只凶险的老虎。毛泽东同志一向极其重视抓枪杆子,拉住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拉住许世友等高级将领,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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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局。
    1969年3月2日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裝冲突,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报复性的流血事件,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党、全军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早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7月,召开“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各级防空领导小组,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査一切、落实一切”。在中苏谈判前夕,根据苏联的战略动向和情报资料,党中央做出在1969年10月20日之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疏散安排的报告,由汪东兴、王良恩签署的,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达的。毛泽东同志抢先了一步,把共产党的核心骨干,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紧紧地抓在手上。这样毛泽东和林彪斗,就棋胜一筹了
    作为副统帅直接管军队的林彪,理所当然,要做出紧急的军事布署,问题是不能“先斩后奏”。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二天后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疏散到苏州太仓,10月18日,“第一号令”诞生了,并下达全军执行。《第一号令》“四个字”的发明者是阎仲川,并不是林彪,此人是从某大军区,林彪指名调到总参谋部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后升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主管全军作战工作。“1号令”六条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后来“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和“加紧武器装备生
    条不向其他部队传达,剩下了四条。这里谈一下疏散中央领导
    人: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其他领导人不叙述了。众所周知,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死的,而且死的很惨。整死这四位领导人,罪魁祸首是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则装聋作哑。贺龙和陶铸之死,毛泽东是为之叹息的,因为贺龙可以抗衡林彪,陶铸可以派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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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第一号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说的沛公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口授六条决非做秀,是动真格的,无可厚非。任何一位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都会做出这样的布署。以林彪军事战略家和副统帅的位置做岀这个决定是正常的。但是,林彪的做法是“先斩后奏”,却意味深长,这里蕴臧着极为深刻的危险和阴鸷韬晦的用心。以林彪的为人和他同毛泽东相处40年的“相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但是,他这么做了。毛泽东的反应呢?面有愠色,当场烧了我不敢妄自猜测,林彪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其用意何在呢?我和某些人以为他在向毛泽东示威,他在威胁毛泽东。实质上是向毛泽东要权要位,他借战备之名,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大展其副统帅的威力。他要当韩信,他同韩信样,“我这个三齐王怎么样?你老毛看着办罢!”毛泽东雄才大略岂能不知林彪的用心,但他和刘邦一样,功高震主者,必除之。人家说,林彪的性格内向,终日不语专门揣摩问题。有人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确如此。林彪和毛泽东的碰撞和摊牌已昭然若揭。林彪去毛之心已呼之欲出。许世友虽是粗人,但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清楚。1967年7月在上海,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演完哭戏之后,曾不打自招地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很吃香,他在毛和林之间充当了左右逢源的角色。人们都说许世友“粗”,充满传奇色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他是“韩复渠”式的人物。既是军阀,又是政治投机家。
    1969年6、7月间,因政治空气回暖了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亲友之间的亲情又开始升温了。那种儿子批斗父亲,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的气氛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很多开明和正义的医生,继续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1969年8月1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来看望我。二位将军都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政委对我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我对首长的关怀,深为感动,含泪对二位首长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我在医院里很开心和医生护士们聊天,饭后在草坪上散步,不时还可以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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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看看。我家到总医院只有三站路。1969年国庆节前夕我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我在家休养。此时,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7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以上转业。组织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我意识到“政治空气”又紧张了,郭金林政委的话有了变化。我很气愤,我知道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许世友身上,那个时候田普当上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她说了算,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妻俩当作囊中物了!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我谈话,敦促我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我仍然拒不服从。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同志对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任曾部长态度诚恳,甚至对我说:“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我脾气犟,坚决不去。现在想想甚为后悔,如果去了就不会脱军装。
    1969年11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我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我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南京军区后勤部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图,违背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入伍不复员的规定”,我被作复员处理。我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我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我心里明白,只要我肯复员,肯脱军装,他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一句话,他们要把我赶快撵走。1969年11月份,我和郑日雄、郑道沂回福州一趟,看看福州有什么好工厂。福州工业条件差,军事学院把郑日雄安排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营业员,据说是卖肉类食品的。我立即返回南京,要求安置在南京。1969年12月,我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36元。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5500元的复员费卖掉了。我含着热泪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去领了复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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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我把复员费全部存入银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这样我被许世友清除出我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人民解放军!37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教育培养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日夜思念着我的老首长,我的老战友。37年来,我舍不得脱掉这身军装,夜里做梦我还在军队里工作,醒来原来是一个梦!
    (七十五)脱军装进工厂当刨工
    抓“5·16反革命”大祸又降临
    南京变压器厂是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我选中了它。办好手续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当刨工。月试用工资36元。所谓试用工资,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内“不合格”还没有36元。我参军20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被“文革之风”吹得干二净,除了保留党员外,5500元复员费买断了我的一切待遇。1969年12月,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那年我37岁。与此同时,出于紧急战备,城乡掀起上山下乡大迁徙、大流放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教育科技工作者、学校教员通通到农村、山区或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顿时间,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沸腾了,人们壮怀激烈,毁家荡产,携妻带子,或独自一身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歌曲,“打起背包就出发”,“接受再教育”去了
    复员后第一件使我痛心的事,我永志不忘。复员后第二天,我的第31集团军战友杨思谦的大公子,要我送他一顶军用冬季毡绒帽,后来这顶旧军帽被人抢走了,思谦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追查这顶帽子的来源,我去作证,我穿着军装去了,填写工作单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兰园派出所打电话给后勤部査证,后勤部回答说,“赵玉祥犯了错误已复员,非军人。”我被派岀所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犯了错误被清除出部队的。下次再冒充军人,就拘留我。我唯唯诺诺,承认错误,才被放走。杨思谦为这件事,对我十分负疚。我为这件事,塞心、伤心
    我的师傅叫兰济强,问我在部队是什么官,我说是大尉。工人们对我很尊重师傅也不教我技术,成天拿着“维丝”擦刨床,擦得雪亮。在军队月工资为108元,到了工厂36元,还属于“试用”。我那个时候真傻,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地位呀,待遇呀,脱军装呀,没有房子呀,生活重新安排呀等等。就是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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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气,横下一条心,到那里都是革命。脑子太简单。在车间没干两个月,我就被调上去了,到生产组当统计员去了。堂堂一个大尉部长助理,去干统计员,我实在憋气。领导我的是一位采购员,不是干部,是从工人里调上来的。我按捺着气愤,把工作担下来了。又过了二个月,厂长回来了,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我说组织计划。厂长书记一商量,好!你去协助搞生产计划吧!这位主管是女同志,我跟她当助手,她又成了我的师傅。到工厂6个月,换了三位师傅,一位姓兰,位姓王,一位姓沈。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五反”运动,各单位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抓流氓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又被调往政工组,帮助搞政治运动。政工组组长姓王,是济南部队复员回来的班长。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大批战士,都成了运动骨干,他们思想“左”,没有政策观念,作风粗暴,很会乱整人,伤害了很多人,有的工人被整死了,有的工人被打伤了,有的工人伤残终身……。至于隔离、逼供信、抄家、干重活、漫骂等那是家常便饭。任所欲为,随心所欲。根本没有政策、没有人道、没有公理、没有公正。我看到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四年,竟会把工厂、社会搞成这个样子,非常之黑暗!100多人的小厂分成三派,谁掌权谁就无法无天,大整对立派。我就眼看着一派整一派的残酷做法。工人候锡良(板金工)、郭仁锦(车工)、蒋学成(刨工)、董光志(档案员)等被毒打、被批斗被强迫干重活。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批干部,虽然政策水平高一些,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但无能为力。在极“左”的大气候下,谁也不敢去找麻烦,引火烧身。1970年11月,我和另一位部队复员回来的排级干部,出差到山东濰坊搞外调。这期间全国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掀起了又一个大规模阴谋篡权的政治运动。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老一辈革命家和周恩来总理。林彪、江青捏造出来一个“‘5.16’反革命造反军团”。他们把这个所谓“5.16反革命军团”描绘为:这个军团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前台指挥的是“杨余傅这个军团的成员是各级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他们子女以及黑五类。冲锋陷阵是“黑
    五类”。“军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们采取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保存骨干待杋而动的反革命韬晦策略。他们重点进攻的目标是毁我长城。周恩来总理曾说:“清査516是冲着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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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9月,在林彪、江青操纵下,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反革命军团分子”。1970年10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许世友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妵娃桥监狱。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恵兰都被许世友通过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入狱。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査。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在劫难逃。我出差到山东濰坊,12月份回到南京。此时,南京抓“5.16”的风声已经很紧,我有随时被捕的可能。军内正义的同志向我透露消息,并劝我赶快“逃走”。我认为我没有罪,为什么要逃走?万一逃走若再被捕,那就会授人以柄,小命难保了。我决心静座待变,再一次经受考验。这个时候,我已被赶出了部队营房,暂住在岳父家中。离开营房时,管理科派了一辆嘎斯51运输车,又派了四位战士帮我搬家。我的二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上车时闹着不肯离开,他们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小涛、小明、小胖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嘛!”我回答说:“我们搬家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回来的”。我的爱人郭泽俭同志,默默无言,向家属们打个招呼,道声再见就上车了!我这里的家没有了,这里的食堂没有了,这里的操场没有了,这里的绿化和营区通道也没有了……。我穿一身工人服装,领着二个幼小的孩子,在贤慧的妻子陪同下,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把我吹得“冰天雪地两茫茫!”。
    个四口之家,好端端的人家,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在“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解放军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史无前例”和“轰轰烈烈”,犯了左派幼稚病的赵玉祥和他的战友们,正如陈毅同志所讲的,“你们这些娃娃,懂得什么?你们懂得什么路线斗争吗?你们能搞路线斗争吗?”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路线斗争中,所以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太天真了,太单纯了!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不问什么幼稚、天真、单纯的,既然你卷进了这个漩涡,那就很难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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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风狂雨之中,一叶扁舟,好不容易逃脱了浪吞礁触的危险,暂时躲进了个小小的避风港湾。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呵护着一双未成年的孩子,惊恐动荡的心绪甫甫乍定,等待他们全家的另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了!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回忆录时,心绪虽然平静,但是,我心里依然很难过的我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上苍!我命不该绝。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那是一句空话!老天爷安排林彪爆炸,我才得救。林彪爆炸之后,许世友大喊“上当了,上当了!”他说,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大抓‘5·16’是上了林彪的当。他和杜平商量,赶快采取补救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政治运动,“倒许乱军”分子就被上挂下联。“倒许乱军”又被联上了“5·16”反革命集团。林彪爆炸,许世友把清查“5·16”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林彪,把屎盆子扣在林彪头上。他充好人,搞“什么补救办法”。什么叫“补救办法”呢?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李树和,在许世友授意下,发出一纸公文“查某某同志,‘5·16’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许世友把好人关押了三年,整得死去活来,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一纸公文轻松了事。天下有这种好事吗?许世友疯狂整人,双手血泪,推托罪责,轻松了事。这就是上将军的传奇故事吗?吹捧许世友的同志们,你不觉得惭愧和负疚吗?你吹捧了一个人,却欺负了数万人,良心过得去吗?
    (七十六)威武不屈义正辞严斗狱司
    三载沉冤铁窗樊笼心向党
    1970年12月5日晚11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我家,对我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我知道有情况,我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我拿起一件棉大衣,向爱妻郭泽俭同志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年11月1日,我被通知无罪释放,回到家二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15岁另一个13岁。郭泽俭事先不知道,她还没有下班。孩子见到我相对无言,这是后讠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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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派出所,看到一辆军用戈斯69停在门口,我明白那是为我准备的。军代表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我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我反手戴上铐子,把我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军大衣摔在一边。从我家到娃娃桥监狱其实很近,他们故意迷惑我,开着车子兜来兜去,到了监狱,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我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我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监狱指导员是军代表姓孙,他是第60集团军某部的连指导员,监狱长姓张也是从60军来的。姓孙的军代表像凶神恶煞一样。我高呼口号时,监狱“号子”里的犯人都听到了。“柜台”周围聚积的狱警都惊呆了。他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这些狱警都是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极强”,年轻力壮,很会整犯人。军代表指导员狠狠地对我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我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姓孙的指导员气急败坏地走了,自言自语道:“极其嚣张,极其嚣张!”姓张的军代表狱长始终一言不发,一直盯着我看。看守们也不叫读“监规”了,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我填写,又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我见机会来了:“我家住在红花地24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
    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
    ‘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我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我,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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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我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我“进去”!他咣的一声把牢房门锁起来了。他又打开“老虎洞”看看牢房里动静,分钟后,他关上“老虎洞”走了。我进了“号子”,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在天花板上,号子里的犯人足有十七、八个,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谔谔地盯着我看。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煨了”。心想,这下完了到了这么个鬼地方可怕。顿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我夹着大衣,痴痴地站在门里不动。犯人全都巫起来了,争着给我让地方。带班员说,“就在裁缝旁边吧!”带班员就是号子里的犯人头目,睡在第一个位置上。我进来只带一件军大衣,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12月的南京城冷得很,怎么办?裁缝和旁边的另一位犯人,让出了一席之地,拿岀一床被单借给我铺在稻草上面,我把军大衣岀作被子,把军棉衣棉裤脱下压在军大衣上,身上的毛衣和军卫生衣裤就不脱了,这一夜就这样过下来的。这一夜,我无法入眠。不冷。牢房里有一个炕光溜溜的,可以容纳18人睡眠,每个犯人的睡眠空间宽60公分,长1.5米,插足而眠,不能抵足而眠,屈膝而眠也不行。翻身也很费劲。“号子”里有一个抽水马桶,这是唯一的设备,轮流如厕,限制时间,否则影响下一个用厕。谁个用厕后,必须把地上和便桶上的垢污擦拭干净,以保持清洁。牢房里有一扇百叶窗方圆为1.2m×0.7m。18人就靠这个小窗子呼吸。用百叶窗是为了防止犯人向外窥测动静。牢门也不大但很厚实,牢门上方开有一个1寸宽6寸长的小活门,供看守在外面随时打开小活门监视牢内的动静。犯人称之为老虎洞。看守们如狼似虎,对付犯人很不人道。打、骂、体罚、刑罚、侮辱人格常有的事。看守们还会搞心理战。比如在深夜他们故意把重犯拉出来,带着脚镣和手铐在牢房前走动,叫犯人在深夜沉睡时,听到脚镣和手铐声,受惊而醒。有的犯人特别是女犯人,意志脆弱或心理状况不佳者,经不起这种恐吓而精神失常。他们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来迫使犯人交代罪行或揭发别人的罪行。
    我躺下来心里翻江倒海一般,思念家里这一夜和今后将会怎样?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关我多长时间?家里人是否知道我在这里?看守们将会怎么对待我等等。我在想,抓我进来的根子在南京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又是秉承许世友旨意办的。我在想,他们会给我按个什么罪名呢?这些事1967、1968二年不是都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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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了吗?为什么还要把我请到这里来呢?我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时,值班看守吹哨子起床,犯友们纷纷问我,你犯的什么科进来的?你是军人吗?他们交头接耳,互相猜测。他们感到我这个犯人是有来头的,而且很神秘。我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犯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大闹公堂高呼口号,我们都听到了,你胆子真大,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这样。我向他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娃娃桥,我听了大吃一惊。顿时,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再不能胡思乱想了,要立即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尤其政治上要高度警觉,不要在这里犯错误,授人以柄,没有罪弄出罪来。20年的军队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帮了我大忙,我给自己定下几条必须遵守的规则,①坚信党的政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总有出头之日;②不谈政治问题,不扩散军区内部任何情况;③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个人的情况;④遵守监规严戒急躁情绪和烦躁心态,避免吃眼前亏;⑤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生病;⑥同犯人搞好关系,但又要有界线,不能轻信别人。我正式坐牢了,我感谢许世友请我进监狱,好好为我补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课。使我认识到、体验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三年监狱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
    (七十七)人间的一个黑暗群体
    人性被炼狱成兽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至言真理。我在南娃娃桥监狱蹲了三年,进出这个牢房的犯人,三年中不下数百人。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释放了,有的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的……。我蹲的这个牢房有这样几种人:无罪被错捕进来的;小偷和盗窃;强奸诱奸;打架斗殴;政治犯包括破坏生产和坏分子等,其中小偷最多。有的犯人一关就是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人被关押变形了,思想脾气变怪了,精神情绪变紧张了烦躁了;有的犯人被关傻了;有的犯人被关押后变得更坏了。
    “号子”里犯人生活的点滴情况
    早中晚三餐1970年的监狱犯人伙食标准为每月7元,1973年增加到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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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天二角三分到三角钱。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每人一小钵(像栽花的盆子)稀饭。一点点卤咸菜,大多是胡萝卜或萝卜干。犯人对稀饭的形容说“一吹三尺浪,一吸三条沟”意思是稀饭稀得能兴风作浪。中晚餐每四人一小瓷盆米饭,画十字每人四分之一和菜一起分到钵子里,少得可怜。抓阄分食。至于菜肴大多为萝卜青菜,菜汤是开水冲青菜,抓把盐倒点油就“ok”了。一个月吃2次肉,每人可以分到7—8块。都是萝卜烧肉。犯人形容肉的大小三级风就可以把肉吹飞起来。犯人分肉的方法绝对平均主义。肉打进来之后,把肉先拣出来,按肉的大小块分成3—5个等次。18个钵子摆成二排,用筷子先大后小依等次挟到每个钵子里。肉分好后再数萝卜块数,一块一块地分到钵子里。分菜时犯人们的眼睛瞪得像“桂圆”,目不转睛地盯在分菜人的筷子上。分停当后,带班员临时任意指定一个钵子为第一号,依次1-18号。同时摔下18个纸团子每个纸团子里写一个阿拉伯数字1—18,每个犯人都去抢一个,打开一看依号取钵。分汤也如此。犯人为了分菜分饭不均,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犯人在“号子”里打架,都是往死里打,而且是“闷打”,打死了也不准透露出去,那个犯人向看守透露出去,他就是“叛徒”,他必遭犯人毒打。“号子”里的这种黑道似的规矩非常之严,执行得很认真。
    我在娃娃桥监狱关押了三年,从来没有吃过鱼,也没有吃过带着骨头的肉更没有吃过面条、馒头之类的面食。这是为了防止犯人吞刺吞骨头自杀。监狱里不准用筷子,因为可以用筷子自杀,一支筷子从耳朵里穿过去,就可以致命。犯人都用调羹,用后自己洗存。
    如厕用过早餐值日犯人统一洗钵子,擦干净,放摆得整整齐齐,炕台也擦得亮堂堂的,各就各位坐好。带班员发话:“报名大便!”18个犯人相继举手,集体承诺谁第一个用,谁第二个用,井然有序。“号子”里有位湖南籍在江西工作的犯人,犯号“3393”,他三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人却长得满有样子,脾气也好,知识分子。三年中我搞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进来的。他患有痔疮,每便必出血,十分痛苦。狱医根本不给他治疗,听其自然,狱医说痔疮死不了人。每天早餐后用厕,“3393”总是第一个报名,原因就是痔疮。他不能坐用,只能蹲用,犯友们很同情照顾他,从不急他,让他慢慢来。我用厕很有规律,上午一次大便,四次小便,可能稀饭太稀的原故。犯人用过抽水马桶后,必须用手纸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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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和地面上的尿迹擦干净,不把邋遢留给下一个人
    洗漱和洗涤衣服早晨起床后要把被子(含垫被)叠成四方块,其大小要在60公分以内,不能“侵略”别人的空间。坐牢就是坐在被子上,被子下面垫着高高一叠草纸。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自己的“坐位”不搞好,坐得不自在那是很疲劳的。老犯人很有经验,靠他们传帮带。
    洗漱二人一组,各用各的面盆,用后的水,倒入便桶。“号子”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不大的水斗,供犯人洗漱洗衣服使用。夏天洗澡也靠他
    糊火柴盒子娃娃桥监狱是关押未决犯的,因此,不叫犯人“劳动改造”只是审査和坐牢。这比送到农场、水泥场、挖煤采石场、机床厂(全是有技术的犯人)等劳改场所苦得多。犯人宁可判刑去劳改,也不愿长年坐牢。我体会到,世界上最苦的事是失去自由,包括吃不饱肚子、没有新鲜空气和不见阳光。长年累月关在一个牢房里,坐在一个小小的位子上,不准动,不准大声讲话,是什么滋味。糊火柴盒不叫“劳改”。每个号子,每天指标8000个。上午9时,看守把浆糊、刷子、毛坯、二块操作板(1.2m×1.2m)和一个箩筐放在号子门口,然后逐个打开牢门,叫带班员一个人出门取进牢房,很快又把牢门上了锁。这时“号子”里十分活跃,几个犯人很快把自己的“坐位”推出来拼成矮桌子,放上操作板,立即动手“糊起来”。个个犯人都是熟练工,新来的犯人不要几天就糊得闪快,我也如此。其实,犯人都很聪明,智商低于50%的人不可能进监狱的犯人之间的欺凌和打斗刑事犯罪分子都是社会渣子或亡命之徒。有一个江西籍破门入室的盜窃犯,在号子里称王称霸,带班员管不了他,也不敢管他,更不敢在看守面前说他。他的主要劣行是欺凌新犯人,尤其是未成年的犯人。欺凌的手段是威胁对方依附他,同时多吃对方的饭菜。监牢里伙食本来就很差,犯人们半饥半饱,再分给他吃岂不要饿死在牢房里。如果你不从,他就寻事挑衅,进而殴打。有一次我看不下去,出来制止他,他立即动手凌辱我,摸我的头,抬我的下巴,刮我的鼻子,我不堪凌辱起而反抗,他出拳猛击我的胸部。犯友立即报告看守,给他上了铐子,他悻悻的扬言要打死我。没多久,此人被判20年徒刑送往劳改场所。有一个湖北惯偷和一个四川惯偷,开始他俩相投甚密,在监内“交流作案技艺和经验”,后来因一句话引起冲突,二人在监内大打出手,其他犯人在旁袖手旁观,既不报告也不拉架。犯人坐牢无以取乐,以看打架来寻找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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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者多以流氓、小偷、盗贼居多,一般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不会打架。我蹲的这个“号子”主要关押刑事犯,他们把我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有意整我。
    放风、理发、洗澡和凉衣裳“放风”这个词,是监狱里专用的,其他地方用不上。娃娃桥监狱对犯人看管特别严格,对犯人的非人肆虐也特别严重,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一道“新菜肴”。天气好,放风通常一周一次。每次放风,固定二个“号子”在一起。跑三圈,停下来再走走间限制10分钟。戒备森严,塔楼上的机枪对着院子,哨兵走来走去,好像猫儿盯着老鼠。一个月理一次发,主要是看守给犯人理,也有犯人给犯人理,就在“号子”门口。速度快5分钟一个。也不洗也不刮,理短就行。理完之后,犯人相视而笑。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好笑。笑对方的头发被理得像狗啃的模样。洗澡主要在冬天,一个月洗二次,也是二个放风的号子在一起洗。洗澡之前就开始准备把衣服全脱光,就套一身棉衣裤,到了浴池,一秒钟就可以下池。看守拿着一根竹竿,在池子上面,不断高喊“快!快!快!”如同赶鸭子。犯人还没有洗好,就“上来!上来!”有时上一班还没有洗好出来,我们就蹲在地上等,有的犯人感冒了。洗一次澡,最多10分钟。不如狗彘。凉衣裳就在“号子”外一步之遥年中,我一次没有出去凉过衣裳,打过饭。不是我不出去,而是“上面”有交代3002号不准岀牢房门一步。凉衣服动作不能慢,慢了就要挨“熊”。犯人养成了一个特点,什么都“快”。慢性子的人,到了监狱都变成急性子了。监狱生活丰富多彩,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七十八)“文革”中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专政工具矛头究竞指向谁?
    )高级干部的遭遇
    1970年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李仲麟,被许世友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妵娃桥监狱。许世友逮捕关押军以上干部竞然不通过党中央、毛主席。李仲麟的待遇比我好不了多少,他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其它的和我们都一样。李仲麟是我的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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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1952年我就在军械部工作。李仲麟部长宁波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红色军械专家。1938年兵1955年授少将军衔全军没有几个。他同张震将军关系密切他和李先念、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都很熟悉,南京宁海路住房(别墅型)就是军事学院张震院长送给他的。淮海战役结束,前委首长命他为打扫战场总负责人。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抢救时戒备森严,病房门口布置了哨兵,不许家人探视。基本痊愈后,许世友知道利害关系,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但,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我出狱后,经常到他家探望他,他全家我都很熟悉。因受李仲麟的影响,子女都下放了没有一个穿军装的。我记得大女儿在南京新华日报当排字工。
    李仲麟岀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毛主席气愤地批评许世友“人家给你提意见,你就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你的祖坟,把人家打成“516反革命”
    (二)长期关押不审讯,审讯颠倒黑白
    我进了娃娃桥一个月之后,看守给我一张单子,叫我在上面打钩。这张单子上面印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我如法炮制:被子、换洗的内衣内裤、牙刷牙膏皂、草纸、面盆之类,打了钩。其它的东西一律不准要。“反革命分子,只许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反革命分子,还想享受吗?”,这是看守对我经常进行教育改造的话。我在号子里一关就是29个月,就是说关了二年零五个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出来!”。看守把我带到提审室,我明白了,他们要审讯我。关了29个月才审讯,在拿破仑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一条。提审室有15个平方大小,几张审讯人员就座的靠背椅和一张桌子,面对审讯人员,设有一张方凳子,这是犯人的位置。我到提审室,主审台上已坐定了5位解放军。他们的年龄比我大,看样子都是营团干部,架势很大如临大敌。他们很客气,主审人说了一声“坐”。然后问我:“你是赵玉祥吗?你抽烟吗?”“不,我不抽烟”。气氛还可以。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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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育你。关了你这些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他们居然用“监护”这个词,而且修饰以“爱护和教育”这二个词。我是共党培养岀来的,这一套我运用得可能比他们还要高明。我暗自好笑。
    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五位主审和陪审愕然。
    :“你狡辩!关了你29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五位“都察院”来的小卒黔驴技穷了,审不下去了,宣布退堂答:“可以”
    第二天我就把材料交了上去。过了几天这5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6个人对付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第60集团军的还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后勤部肯定没有人来。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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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第二轮审讯又结束了。“号子”里的人,见我连续二次提审,都向我打听事委和情况,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在三年关押的日子里,度日如年,家里亲人的面孔我都模糊了。三年中,每月一次“接件”,只能通过“接件”,看到家人给我送来的日用品如牙膏、草纸、肥皂之类。但,仅限于“接件”而不能“见面”。不允许家人给犯人送食品。草纸送进来之前,狱方用电风扇吹起来检査,看看有否夹带禁品。被子也要检査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饼干、糖果之类的食品。一经查出,不但没收而且还要对犯人进行斥责。
    (三)所谓刑具教育就是用刑逼供
    1973年3月,我第二次被提审后的当天晚上,因为我“火气大”,关了29个月还顽固不化,惹恼了专案组。他们要求狱方对我进行“刑具教育”,给我进步败败火。看守曹管,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班长,犯人见到他都像老鼠见到猫。晚上七、八点钟,我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家常便饭的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因为他们已“处心积虑”要整我,给我“败火”,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管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我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我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我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我身上或头上痒痒了,只能像猪狗一样在牢房里的墙上蹭蹭。曹看守对我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在娃娃桥监狱里,对犯人施行刑具教育的屡见不鲜,有一个小偷,被反手铐在手腕上方近关节处,二小时之后犯人痛得在地上打滚,脸上发青(血液滞留),不断呼叫求饶。还有一个四川盗窃犯,给他反手戴上铐子,他居然能用一根牙签大小的棒棒把铐子打开。被发现后,看守把他一只手反手吊铐起来,锁铐在肩关节下方胳膊肌肉突出的位置上。监狱规定,这个部位绝对禁止上铐子的,因为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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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动脉,供血不畅有生命危险。这些没有人性的狱卒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四)打骂污辱犯人人权何在?
    号子”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的犯人,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坦克兵,原是某工厂的机械工人,因一句口号喊错误了,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关了进来。此君脾气暴躁成天喊叫、撞门,要求“放我出去”!看守们说他有神经病,多次被拖出去毒打,毒打时用毛巾把他嘴堵上,不叫他喊岀声来。有一次竟把他吊起来把他放回“号子”时,浑身伤痕,大汗淋漓,话都说不出来。但他仍不低头,精神和体力恢复过来,又大喊大叫。我释放出狱后,多次碰到他,他见到我就笑什么也不讲。听说,监狱里有个王管也是60军复员来的,他曾把一个犯人堵上嘴吊起来打死了,然后做正常生病死亡上报了事。这个姓王的刽子手很快被处理回家了,事情就被闷下来了
    (五)搞心理战恐吓摧残犯人灵魂
    那个年代,经常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判处一批徒刑犯,也有当场宽大的释放犯。用这种手段表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每逢召开这种“轰轰烈烈”的大会,每个号子里都要拉线听实况。这些实况无非是
    ①大唱镇压反革命的毛主席语录歌;②大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比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③当场宣判当场处理,判杀的当场带到刑场上去执行,徒刑的当场带到劳改场所,释放的也当场宣布自由。我们在“号子”里,早饭后就知道有公审大会了,甚至先一天就知道了,因为“号子”里有人被带出去不回来了。徒刑的,东西也随身带走了,死刑的,公审大会后东西被看守拿出去了。这一天,犯人们很紧张,宣判前后“号子”里死气沉沉,相对无言宣判结束犯人们兔死狐悲,纷纷议论,当然这些议论都是灰色的。浸泡在恐怖和沮丧气氛之中。听实况广播,看守们把公审判决大幅告示,当天送进“号子”里。公告上有打“红钩钩”的,告示这些犯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们称之为“勾魂笔”。带班员奉命组织“号子”里的犯人进行讨论,然后向看守汇报。
    我出狱后碰到蔡珮莹、李源,她对我说,“每次公审我的心都砰砰,夜里做恶梦,看了几次判决告示,我们俩都‘闭经’了”。惨!真惨!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犯人已属不法,何况对付的是自己人,是好人!天理不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其实是法西斯专政,搞得天怒人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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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许世友,是他提供给我如此难得的机会,看看我国“文革”无法制时期专政工具的真面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以及那个潘汉年就是这样被整死的
    (七十九)林彪爆炸我获救
    怒斥文王酬子厚
    1973年4月,我被指定当带班员,成了犯人的头目。犯人对我说:“3002你很快就要出去了”。我暗自欢喜,知道快要出这个牢房了。但是,出这个牢房又进另一个牢房,是否会被判刑送去劳改呢?心里犯嘀咕。我的主管看守姓王浙江余姚人,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他有一个口头禅,凡事都要“快、快快”。放风“快、快、快”,洗澡“快、快、快”,打饭打菜“快、快、快”。犯人送他一个绰号“快快快王管”。此人颇有头脑和见地,关押后期,他经常寻找机会喊我出去同我谈话。问我家庭情况,问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做什么工作,叫我谈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等。这种迹象表明我在娃娃桥监狱,呆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从他找我谈的内容和态度看,不像被判刑劳改的样子。我出狱之后,他曾到我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因同情无罪犯人而被调离了,要回浙江宁波炼油工作。他又对我说“老赵你是好样的,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乱给自己戴帽子,胡编乱造,也不无中生有检举别人,你在狱中表现很好。很多人甚至级别较高的干部也做不到,他们到了监狱就胡说八道”。
    1973年9月下句,“快快快”又一次找我谈话,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客气地叫我坐下来谈。按监狱规定,看守找犯人谈话,犯人只能蹲着。我不明白这个规定是何用意?是有意侮辱犯人人格呢?还是惧怕犯人攻击。“快快快”对我说:“林彪爆炸了!他死了!”。他要我在“号子”里不要说出去
    1973年11月1日下午,看守突然呼叫我的犯号,“3002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我喜不自禁,把日用品都分送给了“号子”里外地的犯人,我就带走被子。犯人裁缝给我做的护腰和一双吃饭的筷子也带了出去,这是永久的纪念品。我出狱时,可怜的裁缝还没有走,他们关押的时间比我还要长。
    回家之前,我又进了提审室,6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我坐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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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对我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他们代表许世友放我出去了,还要给我系上一条尾巴!我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南京变压器厂政工组长王云勇奉命来接我,他带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红花地24号我的家。到了家,他替我把坐牢的被子拿上楼就走了。左邻右舍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怎么“反革命”回来了?我的岳父是位老学究,他见我回来了自然高兴,但我入狱也大大伤害了他,使他偌大年纪蒙受羞耻和担惊受怕,我对他极为负疚。1970年12月5日我被捕,当即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岳父的家)。这在当时是何等震惊的事啊!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三年了,他默默地忍受着、担待着。日夜念叨着“我的4本照相簿,那里有我祖宗的照片!”。被抄走的物品有:相片簿4本,笔记簿4本,信20封,小报传单等杂纸若
    搜查人:陆树明
    见证人居委会主任:张莲
    这份搜查笔录复印件,至今我还保存着
    不多久我就上班了,变压器厂的人看见我都为我庆贺。我的师傅沈玉玲告诉我,你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那里也不知道,厂长、书记和工人都以为你失踪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你进了娃娃桥。三年了,你怎么过的?说给我们听听。过了一年多,1975年1月18日,中共南京市委给我平反了,按每月36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我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我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现在法制健全了,凡搞错的不仅要平反,补发工资,还要依法赔偿各种损失,如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福利损失等等。那有搞错了,反过来还要叫受害人交伙食费的
    我的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日拘留审査,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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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这份平反决定写得很不痛快,是被迫作出的。写得干巴巴,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赔礼道歉之类的词汇通篇找不到。这说明,许世友手下的人如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和田普这些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认错了,“既得利益”统统没有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了。在清查“5.16”中,南京市受害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民谣说:“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如果许世友公开认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吴大胜后来成了“替罪羊”。平反决定中有一句话很蹊跷。“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下达“处理决定”和下达“平反通知”时间相差仅一个晚上。可见南京市委作出平反决定,是何等的匆忙和火急。1973年,南京市军管会是第60集团军负责组建的,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敏任军管会主任,南京市抓“5.16”是他主持搞的,一批南京军区机关复员干部,都是他经手抓的,这批于部是不好惹的。搞不好他要为许世友当替罪羊,方敏难辞其咎。一夜之间决定为我平反反映了许世友和方敏的紧张心态。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在清理林彪死党和他们的罪行中,明确指岀: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对林彪来说,许世友是争取力量。许世友具备“争取的条件”。《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而单把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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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所以不能胜利”
    1973年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又说:“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又说:“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
    五一六’反革命”
    毛泽东还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毛泽东主席老了。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采取了很多中央集权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党内军内尤其在军队内部的高级干部中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以安定团结为重。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的老人家,力难从心,内心矛盾重重,心情也极为沉重,直至1976年9月逝世。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矛盾)走了”
    狱后一个月,应杭州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之邀赴杭小甜,偶读辛弃疾《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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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感慨有加何处望神州?年少万兜鍪。满眼风光北固楼,坐断东南战未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1967年2月到1973年12月折腾了七年。我二次被许世友抓起来坐牢次被下放到施工部队劳动改造,被大会小会批斗无数次,最后被清除出部队作复员处理(违反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不复员的规定)。坐牢了,又被释放了,级别、职务、待遇、又被恢复了。许世友呢?也调离到广州军区了。邓小平复出之后,许世友什么都不是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不是了,政治局委员不是了,中央委员也不是了,军委委员不是了,国防部副部长不是了。我这里一连串用了10个“了”字,步曹雪芹后尘“好了歌”。虽然远不及曹雪芹,但也有点那种感慨!邓小平送给许世友一顶乌纱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许世友气得很,蹲在广州不自在,没有人给他前呼后拥,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要求回南京,邓小平批准了,他回南京后住在中山陵八号。南京军区专门给他修了一个供他钓鱼的鱼池。他成天钓鱼、打猎、喝茅台。有一次他到3503厂定做军服,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些话。后来党中央发了一个通知给南京军区党委,说:“许世友同志现在主要任务养病,中央没有赋予他其他任务”
    小平同志十分照顾许世友,要他好好安心养病,不要他再多管其他的事了免得影响他的健康。田普也同他分居了,一个人到无锡去了。许世友死了之后,她回南京一趟,主要是借死人在处理后事中同中央和南京军区讨价还价。许的大儿子在新疆服刑,也从新疆的服刑单位回来看了他一眼,据说大儿子回南京见到老父的尸体并不悲痛。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患“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要接受教训,但党内存在严重的封建专制思想,尤其体现在高级领导人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这个严重教训如果不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将要走向反面。(全文完)
    20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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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雷历险记》作者朱雷2000年
    作者简介:朱雷,山东泰安人,1931年生。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第一批随志愿军宋时轮将军的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他经历了志愿军入朝后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1951年防御战役,19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夏季反击战和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他在九兵团司令部作战处任测绘参谋。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战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官。志愿军回国后,195年朱雷被调往人民解放军第22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朱雷在要塞区司令部作战处工作.1960年调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文革期间,朱雷同志奉命参加浙江舟山地区的“支左”工作在八个月支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备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许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团成员。长期被关押、迫害,几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强暴,不屈不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艰苦斗争长达18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督促下,南京军区政治部才给朱雷落实了政策。朱雷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团职离休干部定居在杭州市长乐干休所,安度晚年
    (1)
    1968年4月,我被选定为出席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舟嵊代表。一个小小的营职参谋,被突然调离支左的军管岗位来到南京白水桥某部营房,与王必成副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治委员,还有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一起,被许世友司令员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真是祸从天降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到白水桥向我们训话:“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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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俨然以有先斩后奏特权的许世友,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那些派性特强、心怀叵测,一心要踏着别人向上爬,自封“稳军派”的人,面极其肉麻地一口一个我们的“红司令”“我们的好司令”地叫着;一面叫嚷“北京有‘杨、余、傅’,南京有‘王、林、鲍’,舟嵊有‘丁、沈、吴’条黑线”。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反革命的帽子
    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犹未尽,我和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仼,普陀守备区政委钱毅等12人又被许世友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个参加革命20年,多次立功受奖的中共党员、营职干部,就这样眼睛眨成了反革命!正当我和丁锐副政委等12人被监管失去自由时,第二期学习班开始了。整人的打手们洋洋得意,他们准备继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双手沾满自己同志的鲜血往上爬
    1969年3月,党中央决定将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三个学习班(整人班)统称为南京部队学习班调到北京去办,情况有了很大的转
    在北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学习班转为批判许世友的错误口号
    “倒许乱军”。
    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将军,于1969年3月3日、3月13日、4月3日,先后三次在舟嵊要塞区700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嵊班办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龙一反常态,他来个180度转弯,一再动员我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我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我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査批准,在舟嵊班700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我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我八个月的支左工作,竞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状,被整了20年,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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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6月,学习班结束,廖容标、曹思明首长带领我们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一再表态,绝对不会对发言批判的同志打击报复。廖、曹首长回到南京之后,受到许世友的严厉批评,并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发展蔓延起来。那些被戴上“倒许乱军”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岀部队,复员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监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我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和莫须有罪名后,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我申辩。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我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率
    2名战士强行押送我一家回山东老家。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那位连长盛气凌人,挥舞着押送书信,在大庭广众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队开除的坏人,他们是执行部队首长交给的押送任务,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东泰安,交给地方强制劳改!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层千部执行者,他们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某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伤天害理之事。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和妻子张志敏慷慨陈词与押送我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
    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
    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顾永年同志头脑清醒,党性未泯缓解了非法的强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让我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我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后,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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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我又上访北京状告舟嵊要塞区的违法行为。
    文革时期,一大批批评许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许乱军”“反革命”帽子,横加迫害,其遭遇不亚于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风吼,大雪飞。在绳子胡同副2号的一个房间里,军委总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我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嵊要塞区。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时,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如临大敌,他们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调兵遣将,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5名战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隐藏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是夜8时,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将我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深夜11点30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打人凶手吴掌林对我进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时,辱爹骂娘,一再责问我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翌日,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我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注:“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
    “王、林、鲍”指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将军
    “丁、沈、吴”指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和吴健同志
    (2)
    我被绑架关押在桃花岛的蚂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焦急地等侯在舟嵊要塞区铁瑛政委的大门口,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我的绑架事实花言巧语,借给我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島看我。可怜老实天真的她,轻信铁瑛,娘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桃花岛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铁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干、栾经诚等人将我一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风仅有12平方米的土牢里。试问:新中国成立后,有那个单位,那个部队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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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监狱,胆敢关押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可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身居师职领导地位的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在铁瑛支持下竟丧尽天良的这么干了!他们不仅这么干了,还恣意对我朱雷咒骂、侮辱、搜抄、拷打。在35°高温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踹气。尽管土牢门上力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24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还卑劣无耻地挑拨我妻跟我划清界限,离婚!当达不到目的时,竞然指使四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对我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我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我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我的胸口要枪毙我!
    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宋干、栾经诚等人,用饿饭手段摧残我三口。有时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岁孩子遭此摧残折磨,心如刀割!天若有情天亦愤啊!!
    宋干、栾经诚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但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再到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他们丧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们是不想让我获得自由,不愿我活着离开舟山。正当朱雷一家三口饿以待毙的时候,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事隔九个多月后,我才知晓,原来给我们稀饭和咸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划为“杨、余、傅黑线上的”,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也许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认定,由于这一位1940年入党、行政十三级的钱毅副政委的悲壮殉职,朱雷三口才侥幸获得生机。
    时间过去三年之后,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136号,那间权且借给我们一家安身的破房子里,钱毅政委的夫人过丽华,当面向我陈述钱毅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钱毅政委的死,换来了一小桶稀饭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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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钱毅同志的悲壮殉难,表达了深深的哀悼。许世友制造“清査5·16”冤案,又夺走了人民解放军一位优秀高级干部的生命,钱毅同志死得好惨!
    我在土牢里被折磨了二个月之后,他们正式认定我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我一家口拆散,把我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亲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门慈悲之地。但是,那时的大乘庵却成了宋干、栾经诚等人非法关押、摧残共产党人的秘密场所。他们派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昼夜不停、寸步不离监管着我。同时,精心挑选了排、连、营,团职的十多名军官,对我大搞逼供信,大搞体罚肉刑!朱雷刚刚脱离桃花岛上的火坑,又掉进了普陀岛的炼狱!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个多月后,1971年9月30日,这伙人还狂呼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打手们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他们轮翻“轰炸”对我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我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麟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经受严峻而残酷的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朱雷,在战场上没有死,竟然被许世友以人划线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使下,几乎被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打手们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计其数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科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这些坏人整得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是林彪、江青的大红人,他靠文化大革命当上政治局委员,他要整人甚至杀人,那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没有执行许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导致身陷囹圄。可怜身陷炼狱的朱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任凭狂徒们折磨摧残而束手无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传到舟嵊要塞区,任人宰割的朱雷才侥幸保住了这条命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发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场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队平反落实政策时,发生在天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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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那个独立王国里。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干、栾经诚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阴谋陷阱破产了。他们竟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过来倒打一耙,又诬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我。打手们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顶制造冤案的帽子,承担打砸抢的罪责。在军委总政一再追査下,直到1972年3月9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控告他们的罪行,刘、高二人秉承“上级领导”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对我恐吓威胁,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数十年来,这支军队素以“文明之师,仁义之师,雄武之师”而昭告于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背离了这个原则,把人民军队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装力量,“倒许”就是“乱军南京军区的防区三省一市成为许世友的独立王国。许世友在军队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军阀作风导致了我朱雷遭此惨劫。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对书国清说:“你不是韦国清吗?老朋友了,你长胖了。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啊”。毛泽东又说:“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说了算
    这个问题,
    我想了好几年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山当我六十多岁的老娘亲得知我的历险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我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同志又欺骗了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本性善良易于上当受骗的老母亲,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回到了东老家后,对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就这样,铁瑛同志的骗术成功了。山东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都对铁瑛、宋干、栾经诚等解放军首长们感恩戴德无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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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八路怎么会这样对待俺的子弟兵呢”!谁能料到,正当乡亲们感恩戴德的当口,他们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许世友制造出来的“倒许乱军”清查反革命的炼狱里受煎熬!
    《聊斋》里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时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妪、长老出现!许世友虽然是老红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但他的世界观和灵魂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王国里,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军阀思想。军区党委制约不了他,杜平政委要听他的,党委一班人要听他的,他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南京军区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而是许世友一个人专制。在“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封建诸侯”们都会显露其真面目,而疯狂于世的。铁瑛同志不是许世友,但军令如山。铁瑛虽然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出于各种因素和个人利害,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必然会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他抛弃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成了推行许世友“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帮凶。
    (3)
    面对封建专制强权迫害,朱雷冒着“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舍命抗争,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控告。朱雷深刻认识到,这桩公案,绝不仅仅」自己一个人或一家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法尊严、党性原则、军队建设、人间正义;同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而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朱雷乘车北上。去北京,去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办公的地方,申诉冤屈,讨回公道。
    当朱雷刚踏进北京总政军人上访接待站驻地绳子胡同时,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现在面前,数以百计的身着陆海空三军不同军服的男女上访者,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在绳子胡同里。他(她)们和朱雷一样,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线所迫害的无辜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着热泪实事求是的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査‘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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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诚等人,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气,满怀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同志、卢淑琴干事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
    正当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时,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同军委总政针锋相对。他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明目张胆同军委总政对着干,令人发指!铁瑛目无军纪擅自把军队内部情况倚仗权力无原则地扩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别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的残渣余孽,他们披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外衣,如许世友、铁瑛之流,他们仗着权力和组织力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打击迫害敢于同他们的错误作抗争的正义的人们。自古“奸佞当道,忠良遭殃”确实如此,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决不是什么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不是执行纪律上的错误,更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当时的党中央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战胜许世友、铁瑛、宋干、栾经诚这些人推行的错误做法。迫使他们作检讨(那怕是假检讨)迫使他们给我落实政策,迫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经过艰辛顽强的抗争,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终于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尽管对宋干、栾经诚等人用卑鄙无耻手段,强迫任绵绥、柴纪时等人作伪证等非法行为只字不提,推脱责任嫁祸于人,但毕竟是反迫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
    逼供等一系列迫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至少要有一个说法,要赔礼道歉,要搞好善后,这是党的原则和政策所规定的。但是,宋干等人拒不执行。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被他们造谣诬蔑,造成极坏影响的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嵊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先后两次写信向他申诉。这两次书面申诉都是通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转呈的。刚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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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主持正义的周建人副委员长,先后两次附了亲笔信。小平同志都做了批示,他指示军委总政直接给朱雷平反并落实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军区的重视。南京军区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并于1974年8月23日下达了三条决定
    1974年8月24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嵊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我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我想个堂堂大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总不致赖掉吧!张连生现住南京中山北路212号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当时组织部干事许湘东现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少将主任亦应记得这件事的。
    军委总政接到小平同志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的批示后,迅速派出以信访处长薛恒庆为首的工作组,深入舟山部队,通过艰苦的细致的工作,査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属实,并严肃批评了铁瑛、宋干等人的错误。1974年9月20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3号楼,210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按理说,这桩公案事到如此应该圆满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军委总政工作组离开南京返回北京之后,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迅速落实。结果事与愿违,事物又向反向逆转,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事,导致南京军区党委给朱雷落实政策的三条决定又付之东流了!个中的咄咄怪事,里手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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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因素,实质上“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仍在作祟!许世友司令员虽然已调往广州军区,但他所建立起来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咄咄怪事岀现了:“部门意见”推翻“党委决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部门意见”,有意混淆视听,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非但阻扰,而且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本是贯彻落实党委决定的办事机关,理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阳奉阴违,搞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军区党委为朱雷落实政策是假的,继续整人是真的!这种咄咄怪事,在我军历史上只有在“文革”期间,在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下,才能出现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仝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我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万万没有想到,铁瑛为此怀恨在心,当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我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铁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边缘在狱中,公安局对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狱内狱外紧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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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滥施淫威,搞白色恐怖,制造冤案,迫害无辜,卑劣至极!这个专案组除上述公开的一手外,还搞暗的一手。他们把朱雷档案中那些证明我光荣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军、师两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荣誉称号的材料,以及历来的鉴定、任职令、自传乃至入党志愿书等统统被抽出盜走,至今一份也没归还。“文革”中制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志”的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淫威,我和我妻对这伙恶棍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我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我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2年零7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区禀行南京军区转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对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我片纸只字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泪控信和义正词严的抗争信。遗憾的是,这些申诉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厅非法扣压了!这充分反映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其流毒远远没有肃清
    1979年2月23日,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安局拘留一个公民最多时限只有7天。铁瑛、李朝龙,根本不把国家颁发的这个《条例》放在眼里,让公安局继续对我非法拘留,直到该《条例》公布施行了七个月后,而且是在中央来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组蓝孝永组长直接追究下,目无党纪国法的铁瑛、李朝龙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发出“释放证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确告诉我:拘留我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对过铁瑛书记
    为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维护中共党员的贞操和公民的权利,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面对其在拘留所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派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一再屈驾监狱,动员朱雷出狱。他俩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证,在我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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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局信誓旦旦保证下,特别是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向我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才于1979年10月13日上午,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封信后,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磊落坦荡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付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身为中共党员朱雷,没有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保护.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监禁二年七个月,受到了非法审讯和迫害。这究竟为什么?身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铁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国动乱之机,持权挟私,对中共党员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进行“专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质上铁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把持人民给他的权力,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混在党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跳出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我在监狱足蹲了二年七个月,我带头遵守监规,体验逆境人生,增强高风亮节。我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恩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忍辱负重协助公安机关,对数以百计的同狱人犯做了大量颇有成就的转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说:“要是早就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蹲大狱的地步。”在他们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们一样确确实实蹲大狱的人,很多人一直怀疑我是打入监狱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凡是关押在其它监房的犯人都想调换到我所在
    的二狱B室中来。我所在的狱室,不论释放、劳改或判刑,都会到我面前,有的
    紧紧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苫流涕,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别。就连“狱霸”们使工作人员伤透脑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狱室中,时间稍久竞也被教育感化过来。每逢有危险人犯送到拘留所来,监狱长都是个别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监管好他,防止出问题。每逢有老弱残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监所来,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放在我所在的监室,要我关照他们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认认真真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监狱蹲到这种份上,苍天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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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由于这样,所以在我的牢狱之灾结束后,离开监狱时,拘留所领导、狱警及至烧饭菜的大师傅们,一起热烈将我送到监狱大门口。这是铁瑛、李朝龙等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历史上所绝对没有过的。
    当朱雷为讨回公道,还在狱中绝食抗争的时候,铁瑛以其人格和党性,向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保证,保证在朱雷出狱后,即给予平反,落实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过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再三向朱雷保证,朱雷出狱后即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信了铁瑛的保证,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狱后,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极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竟是骗我岀狱鬼话,我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给我平反落实政策,他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原来他以党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组作出的保证,竟然也是欺上瞒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负屈含冤,浩气凛然的朱雷,不信那个邪,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依靠党中央,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以正压邪,最终讨回人间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髙法院、最髙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机关,最后归口于公安部。公安部听到我的告诉甚感惊奇,一再追问:“是拘留吗”?“是真的拘留二年七个月吗”?当确信考查无疑后,给我写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厅平反,落实政策。省公安厅不听公安部的。于是,我在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进京告状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给我写信,要浙江省公安厅给我落实政策。最后检査院也再批转我的告诉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我平反落实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当时我理直气壮要求公安局兑现保证时,三级公安机关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他们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题”。理由呢?很简单:“这是在清査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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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三个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袭来。州官放火、制造冤案,竟然还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贴耳不准喊冤!浩然苍天,昭昭日月,岂有此理!
    朱雷继续抗争,不断上访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公安局用词造句简单明确,只有朱雷同意他们的结论,才可妥善处理善后。这是前提,是先决条件。公安局对我们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审査。经审査,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很明显,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转下来的材料后,不仅不承认错误,予以纠正,而是继续污陷我!
    1988年快要过去了,朱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同志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于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至此朱雷及家人终于结束了水深火热,不堪回首的困境,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反革命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我朱雷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大批干部被无辜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杨、余、傅”黑线上的人,“阶级异己分子”,“坏人”等等,历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难,遍尝了冤狱之灾,亲身体验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株连了家属亲友达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我朱雷永远不会忘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人民、革命干部镇压的历史教训!朱雷全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的恩德,永远铭记周恩来、邓小平、周建人、谭启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副令员张明同志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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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切要报”。这虽然是一句唯心的话,但有时,也会显灵的。请看:当我在承受着皮带抽、木棒拷打时,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备区打手刘秀玄当胸重重一拳击中,从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后脑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红木柱的石础上,当场昏死,一条伤口流血不止。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本应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军医刘秀玄,竞然一边踢我,一边骂我该死!几年后,没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猎枪打鸟时,枪柱后座竞会击中他自己的头颅,当场死亡!那个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负责押送我的警卫连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积极充当宋干、栾经诚打手的张加录,本是年轻力壮,体质如牛,不知怎的,竟会死于肝癌。
    (全文完)2000年于杭州市
    《许世友外传》作者陈廷
    1996年11月
    卷尾语功过评说(摘录)
    在军区招待所里,我见到许世友的保健医生高复运同志,他是60年代跟随许世友的,一直到将军弥留人世,他对将军了如指掌。当我把街头听到的消息反馈给他时,他笑了,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谁也把握不住谁,正如我们自己一样。今天是明天非,像翻饼子似的没有好人。许世友也有受难的时候。”接着他便给我讲出了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8943
    1967年,一个烦躁不安的夏夜
    在一间雅致的小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许世友将军端起了一杯茅台酒:“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有幸参加这次酒宴的均是将军的随从—秘书、参谋、保卫干事、保健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他们纷纷举起酒杯表态,虽然言辞不一,但意思是相同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决不离开首长!
    第二天,当南京市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包围军区司令部,把“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等标语口号贴到将军的官邪时,将军早已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安营扎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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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将军口述了一份电报发给党中央,声称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来,要我戴高帽子,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这是继兰州军区司令赵永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打倒后,各大军区中第个公开亮出反抗旗帜的声明。将军已经把自己置于死地了。他已经做好重上大别山“打游击”的一切准备。然而正是这一“武装反抗”的声明,却使将军的困境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不久,林彪委托陈锡联打来电话,劝许世友出山。不久,周恩来派人捎来问候,并对南京的造反派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
    不久,毛主席传令,要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
    毛主席来到上海后,刚刚住下来,便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哪里?”杨成武回答:“大别山里。”快把他给我接来!”主席下令。“是,我现在就去!”杨成武回答不
    杨成武刚要转身,毛主席挥挥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
    么意思?”主席哈哈一笑道:“张是反许的。”实际是毛主席多了个心眼。
    许世友来了,一见主席便跪下大哭,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家被抄,儿子被打,老婆受气…·8943.”
    毛主席扶他起来:“老许,没事,你的司令还是你的司令,回去好好干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成武表示:“成武,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派车接我,我也要打只兔子送给你们俩
    毛主席对在场的人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了许,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皮定钩等都得倒。
    从此后,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党的
    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毛泽东的庇护下,许是唯一敢于拥兵反叛并从反叛中得到“好处”的将军。这一传说固不可信,它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许的个性。
    高复运说到这里,无不感慨地说:“‘文化革命’初期,许受到冲击,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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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苫头。后来受到毛的保护,在稳定南京局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期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他又立了大功,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许世友同志生平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造反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兔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新华社1985年10月30日讯)
    楚歌:《猛将许世友安然度文革》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岀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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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
    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对萧华(总政治部主任)要保,但萧华仍被抓了家也被抄;“720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已经不敢相信,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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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问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冰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
    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四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岀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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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⑧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五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
    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伃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狡
    兔三窟,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好家伙,竟敢武裝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
    六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
    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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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
    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
    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査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军区常委开交心会,许世友说,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许世友早就看出“文革”来之不善,要留得青山在,只有天高皇帝远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
    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
    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
    1968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
    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
    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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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2011年9月18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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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0)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节广州军区解散省革联本节资料
    、省革联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全家学语录》
    在收割晩造期间,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横平大队严村第一生产队的社员,订了一条公约:禾地塘晒的谷没有收起来以前,社员饲养的三鸟一律不得放出来天,不知是那家的鸡闯出了笼子,走到禾地塘里去了。社员罗仙,以为是别人放的鸡,便把自己的鸡也放了出来。社员们看见了,意见很大。有人把这一情况,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当天吃晩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读了语录后,郑栋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是,今天我们家却违反队里的公约,把鸡放出去,吃了集体的谷。这是什么思想?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罗仙不好意思地说:“鸡是我放的。今天早上,我看到禾地塘里有几只鸡,以为是别人放的,便也把鸡放了出来这说明,我还有私心,没有学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她的儿子郑盛准接着说:“妈!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就是别人放了鸡,我们也不能放呀!这就是自私自利。”罗仙虚心地接受了儿子的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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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命令(一)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晩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
    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X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
    队营区。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十七时三十分
    命令(二)
    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
    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该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二十时三十分
    (来源:根据台湾《中共硏究》编辑部编《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1973年4月出版)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
    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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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泽东
    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总理
    意这样做。毛泽东二月廿八日一时(根据
    手稿刊印)注释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
    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赵紫阳,当时
    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3)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
    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军管布告宣称:
    、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
    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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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
    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当天下午3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
    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晩,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
    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
    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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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为1519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44人,团职253人,营职315人,连职以下899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132人,师职以上14人,团职27人,营职52人,连以下39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
    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21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
    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
    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第1号布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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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破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1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岀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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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九六七年三月,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单位名称
    军管时
    军管小组人数
    省委办公厅机要局3月15日5花县
    3月15
    30
    从化县
    3月15日16
    文冲造船厂
    3月25日15
    省航运厅
    3月29日34
    中科院中南分院
    3月23日10
    广州海关
    3月26日13
    南方日报社
    3月30日7
    省水产厅
    3月30日17
    第二轻工业厅
    4月2日7
    (三)中央处理广东问题
    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主要内容是
    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
    属组织内,进行夺权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
    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
    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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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大字报。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作变动。
    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敬礼!
    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候你们!(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广州来了。现在,我把来的原因给大家讲一讲明天就要开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了,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这件事情,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了个通知。我与外贸部的造反派商量,因为情况比较紧张,他们要我来,我就下定决心飞来来了以后,已跟参加广州交易会的造反派战友们谈过一下,但是,小范围谈的,广大的造反派战友们没有听到,这是个抱歉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个决心,把你们请来了,现在向你们解释这个通知,借这个机会将有关问题加在里边也一起讲一讲。
    这个通知是发给广东省军管会的,并发中南财委、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这个通知的第一段念一下:“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
    五日开幕。这届交易会是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因此,一定要把这届交易会开得更好,一定要通过交易会把我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崭新面貌体现出来,以扩大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谣污蔑。为此,中央要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革命群众以及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好这届交易会。”
    前言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这届交易会是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的。去年秋季交易会是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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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时举行的。今年的春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举行的。
    第二点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这就要联系目前的形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十个多月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推动了运动开展,特別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个同志的大字报,一声炮响轰动了全国。这张大字报轰动全国后,各地纷纷跟着起来,首先在大专院校进行“四大”,接着机关、企业、事业、工矿也起来了,形成第个高潮。由于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时候占据了五十多天的领导地位,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地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内都派出了工作组,正象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那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这时,毛主席在外地审查了一些大字报,看了一些中央文件,马上回到北京,撤销工作组,召开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和通过了十六条,宣布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从那以后,北京几个中学组织了红卫兵,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形成了红卫兵发展高潮,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学校到社会,后来发展了,又有个大串连,林彪同志称为“五大”。以后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彪同志在国庆节报告以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不断的宣传报导,形成了第一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潮,持续了三个月,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认识错误已经作了检讨,但是有的还不甘心,负隅顽抗,这又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后来,又采取了经济主义的新反扑,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给予回击,
    后三个月比前四个月展开了更深入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这三个月的斗争是全国阶级斗争全面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是从上海以工人为代表的
    十一个组织(后来又发展到三十多个组织),发表了二个通告,一个是反击经济主义,十条措施,一个是夺权宣言,上海工人不愧为工人阶级最大的队伍。又被毛主席发现,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宣布了,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到现在所说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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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个新阶段,斗争浪潮席卷全国,不断发展,拿这两个阶段作比较,第一阶段是发动的阶段,把红卫兵青年突击队的精神带到全国,带到社会、机关、企业、工矿、农村、部队军事院校和文艺单位,都卷起来,大串连,形成了“五大”高潮,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三四个月之久,这个是组织力量的形成,是夺权的准备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不改。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人力量就在这时候显示岀来了,对经济主义新反扑进行反击,因此,提出了夺权,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一伙)的权夺过来,这个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就应回到原地区、原单位进行斗争。从毛主席号召大串连到徒步串连,到过北京1200万人,有个时期在京停留人数300余万,那时,一方面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另一方面参观、取经,学习交流经验,回到本地区把运动搞起来,北的同学和一部分干部也到各地串连,把各地的运动串连起来,相互促进,相互帮帮,相互作用,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力量,这就不需要大串连了,而应回到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集中力量批判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各地还有些争论,但总的趋势是肯定了,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但不平衡有些地方力量大,有些现在还小,有的组织比较早,有的组织比较晚,但革命总要靠自己,所以,毛主席下决心,宣布停止大串连,包括徒步串连,和取消今年
    四月春暖后恢复串连的决定。如果继续大串连,势必影响斗批改。运动起来反而不相信自己,过低估计自己,过高估计别人,好象非要别人不可,这是不符合各地发展情况的。某些地方发生些问题,北京红代会派一些人去是可以的,但不需要大串连。今年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委员会,这一阶段斗争比前一阶段还要艰巨复杂些。以造反派为核心,是基本力量,团结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广大群众。要帮助与考察革命干部,也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
    需要人民解放军支持。去年有个错误通知,军队不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来说是不可能不波及和影响军队的。我们部队是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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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弟兵,与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怎能不介入呢?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介入,坚定的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左派实行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队的支持是新阶段的新因素。
    夺权斗争既然是尖锐、复杂的,靠什么呢?毛主席说要依靠三种力量。第一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这是基本力量,是一切革命智慧的源泉。通过直接号召—一报纸社论,中央文件、大字报抄传把全国几亿的革命人民发动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空前伟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全国的武装力量,巩固无阶级专政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如果说去年第一阶段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年以后就是参加与支持夺权斗争,参加与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对解放军来说,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现在任务很多要支左、支农、支工。广东春季插秧要在清明后谷雨前全部插下去,没有解放军的支援和动员学校、机关、居民参加这个任务是不可能迅速完成的。部队下工厂宣传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了潜在力量,使工业生产节节上升,甚至有些工人前一阶段耽误了生产,觉悟提高后带着家属去加班;有些工厂生产成绩是很大的,听说十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这是群众创造的奇迹,这样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抓革命来的。去年十二月中央下达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宣传这个十条即是思想挂了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工人潜在力量发挥出来了
    军管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一些地方造反派起来,还未采取一致行动,几种意见未达成协议,或者几派意见还未分清楚,特别是干部亮相不够,与以前错误没有严格划清界限和彻底决裂,干部不易结合起来,夺权、三结合有待于做准备。为了恢复革命新秩序,所以实行军管,现在的军管与解放初期的军管是不一样的。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保留旧人员,那时还有反动分子进行活动捣乱,对他们还要管起来。现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
    七年了,十七年来……也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些敌人钻进来,拉出去,党内也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夺权,以前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农村清匪反霸是夺权,五反有些人被腐蚀了,成了代理人了要夺权,
    三大改造是所有制的改变,执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五七年反右,六二年批判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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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63年搞了社教、四清这一切都是夺权,有些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夺权。现在我们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所以,去年从下而上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搞得最彻底,是全面的夺权斗争,同时也是艰巨的。依靠群众的威力,把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炮轰,轰不一定准,不准也没什么,不对也不要紧可以帮助他改正缺点错误,不准改了就是了,但轰准了就很有效,就是很大的功劳。群众的威力是无穷的,逃不了的。在此期间,革命胜利进行,生产增长,要恢复执行,建立革命新秩序。军管是过渡的,军管后地方上还要继续进行四大发动群众,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革命的三结合。
    尤其是边防地区,四面受敌人围攻,除越南是兄弟邻邦外,从海上说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印度反动派、苏修、蒙修也在窥伺我们,处于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巩固的国防。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
    第三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是因为刘,邓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了毒以后,干部受了影响和蒙蔽,一下子扭不过来。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与这条错误路线决裂,划清界限,从历史上揭发检査刘、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这样来锻炼我们的干部。这一条是根据革命历史总结出来的。
    第二阶段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好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第个阶段了。我们的主要矛头应首先对准党内头号和二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主要火力集中对准头号和二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就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文章里提到的是七大开始到现在二十二年来提了个纲,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还要靠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同学,因为你们是放假闹革命,你们有时间调查,领导干部从亲身的经历中揭发这样夺权才能彻底,使我们党的领导权真正的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必须做好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才能更好进行夺权。那么,仅仅集中一、二个人,其他是不是就放过去了?不会的,揭发批判一两个人,必然联系到地方上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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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到本单位,看看那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造反派是遭到迫害的是处于反抗批判的地位,保守派受蒙蔽也是受迫害,受了蒙蔽后“保”了,两方面必须讲清楚,沟通了,也就明白了,造反派应该欢迎保守派的同志起来革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还允许他改正,我们应允许群众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同时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他们增加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就能团结起来,这个团结是有基础的,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和稀泥,不是合二而一。批判应有核心,批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联系本地的,广大群众才能串连起来目标明确了,共同进行斗争,才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团结95%以上的群众,否则,革命大联合只是少数。联合是政治行动,争取多数,在思想一致基础上团结,但并不是联合了就没有保守思想了。联合的形式,一个学校只保留个组织,如清华井冈山有一万多人,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同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在内部展开斗争。有的,也可以几个不同观点组织同时存在,树立对立面也好。政治上团结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统一是暂时的,矛盾会不断的发生。统一后又会岀现新生力量,又是少数教育多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断循环,不断发展,人民内部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主席的精辟辩证法。这是个法则,敌人愈打愈少,我们愈打愈强。(注:这一段意思记录不很清楚)
    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却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矛头应当向上而不应向群众,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对干部态度问题,已经有多篇社论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有两种偏向,打倒否定排斥一切,这不是群众的创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创造出来的工作组进校后把原来的党委干部都靠边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干部及领导瘫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责任不在群众,群众是公道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听说要三结合了,就急于要结合,忘记了清算自己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领导上来的,但是,你执行了也有错误,要和错误决裂,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也要和自己的错误告别,在实际中经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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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批准。否则,变成都返回原岗位,恢复旧秩序,那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革命就是要前进,不前进怎么行,要建立新秩序,领导干部有的要撤换,有的留下来监督使用,有的要调动,有的提升,这样干部才能有新的血液,加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再有解放军参加才能有新气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掌握的牢靠。这是百年大事。两种偏向中当前主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逆流。解放军参加了三结合是建立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三结合才能牢靠。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因此,从集体的意义上说,解放军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当然,并不是说解放军部队的领导者是不犯错误的,任何战线的负责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错误是会克服的,人民解放军是集中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只要中央一抓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即使发生了青海事件那样的问题,一到北京事情就很快解决了。赵永夫逮捕起来,把受压抑和委曲的人平反了,军民关系还是非常好,说明人民是热爱军队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三方面都可能犯些错误的,新的领导是可能有缺点的,解放军领导干部也会有缺点的,但不能照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各地要揪赵永夫之流,不根据客观情况岀发,而是照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北京接见了许多省分的同志情况都是不同的,安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军队上了当。
    夺权,毛主席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分可以看出个眉目。全国29个省、市(大津划为中央直辖市)都实现夺权这不可能,全国明年才能看出结果。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不是所有地区都要夺权,有个连锁反映,都要试一试,要很好考虑,区别对待,并不是每一个省市第一书记都需要撤换。机关情况就更不同了,国务院各部的权,比如外交部的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权,不能夺,监督,这要说清楚的。夺权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是运动的总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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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革命促生产,搞了七个月,结果工农业生产超过任何一年,粮、棉、油糖等都超额完成任务,工业、交通除一、二项外也是超额完成任务的,特别是交通,去年负担繁重任务。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各方面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今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夺权斗争,主要是经济主义搞新反扑,造成了一些暂时的损失,但由于中央的号召和工农群众的觉悟,事情很快的扭转过来了,三月份情况转变了,我们相信今后三个季度一定可以补足。广东一季度生产是增长的趋势,广东有更好的条件,更会夺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形势很好,一定要将这一届交易会开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体现岀来。广州接近港澳很多人要到广州来看看,他们到我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来看看,广州要反映出全国的形势。这个月的交易会,我们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战役要把这仗打好、开好。参加交易会工作的造反派,已经保证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相信,广大革命派的战友、革命将们、工友、农友、革命千部、同学也一定会保证打好这一仗。
    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主要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几亿人民象一个人一样,进行备战,一且美帝国主义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们便坚决粉碎,彻底消灭它!
    你们不是问毛主席身体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们毛主席身体好得很!(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又问我们副帅的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们副帅身体也很健康。(欢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在毛主席健在,林副主席辅助得力的时候,敌人进犯便更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联系的谈一谈国际形势问题。出口商品交易会要体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经济上的新面貌,扩大影响。
    支援越南反美战争,只有我们是全力支持的。今天真正能抓住美帝国主义痛打的就是南越,南越只有1400万人口,面积只有一个浙江加上半个江苏那样大,却拖住了一百万反动军队,美国侵略军除了海空军外有四十三万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南朝鲜伪军五万人,共五十万,南越伪军号称七十万,实际只有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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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南越坚持战斗,越南人民在胡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的豪言壮语,不管打十年或者廿年都要打下去,一定要消灭美帝侵略军,统一越南南北方。他们的英勇壮志我们是钦佩的。越南南方解放区的人民战争比我们的抗日战争发展了,一个人打十个人,自力更生都是很好的。但也需要我们支援,除了中国支持外,其他国家是不过问的,现在侵越美军超过了朝鲜战争时的人数,而且还要增加,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伪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土耳其也可以打一打。南越主要靠美国侵略军,他们是少爷兵,装备很多也很重,可是不经打,占据一个据点,什么也都得靠直升飞机运去,连吃水和洗澡水也得要运去,他们怕血吸虫越南的天时地利对他们也很不利,天气潮湿,地利呢?水网地带,蚂蝗、蚊子,疟疾横行,马蜂和蝎子也很多,美国兵到越南都受不了,一百多人中有廿多人生病,住院的占美军人数25%,里边有真病和怕死装病的,但是,南越人民有个嗜好,专门爱打美国兵。时间对越南人民有利。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不下去退出越南,一种继续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整个印度支那,进攻中国,两个前途。妥协,可能性不大,但不排斥。南越要打,人民要解放,别人不能作主。支援越南人民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任务,除了物资援助外,外汇援助最有力
    之,这次交易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成绩表现出来对应尽的国际主义任务搞得更好,中央提出的要求,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已有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交易会开好。
    现在我把这个通知解释一下
    “(一)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交易会,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可在交易会结束后,有计划地组织几天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这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去年在大串连时期,外地参观安排到晩上,现在大串连停止了,也不能这样了,如果再搞晚上参观,又会引起很多人到广州来,这个事情不应重复了。现在有这个征候,冲火车的,抢上火车又有了,这是不好的。影响运输,过去有个时期黄浦、湛江、上海、天津等几个港口货物堆积,运不出去,现在情况改变了,堆积货物现象没有了。这样做不利于革命运动,比如派几千到北京去,一个观点,派一个人去就行了,去年是组织运动初期,接见后讲一讲,满意的回去了,现在不一样了。要谈夺权问题,坐下来谈谈就是几个钟头,如我们谈内蒙古问题就谈了二个半月,昨天才解决。如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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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样就影响国际信誉。现在北京要求出来串连又有个苗头,红代会跟我讲,我当时说个别事情可以,一松口又纷纷出来了,这就不符合我们协商的意见了,我与造反派也谈过,你们掌权了,对维持正常秩序也有责任,工作很忙,安排不好抓了业务,忘了政治,只管政治,不管业务也不行了,政治,业务要结合的很好。现在是新阶段,新水平来要求大家。
    本地的要参观,可以在闭幕后组织几天,不招待外地的了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
    工作人员以外,由于广州接待任务繁重,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交易会外的人不去参观了。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可在交易会结束后进行补课
    个月非常紧张,面对着各种客人,客人也要一分为二。按照外贸政策办事,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相待,欺负我们,搞鬼都不行,如果他腐蚀干部,我们就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有些国家是不行往来的,美国、南非、以色列、葡萄牙等,除美国外,其他几个都是根据国际协定办事的,我们是遵守应尽的义务。对外商也要一分为二,有些是完全为了做买卖,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也有友好商人,如日本和东南亚商人中有些是与我们友好的,对华侨商人也要一分为二,有些是唯利是图的,把我们的出口商品换个商标转卖赚钱的,也有爱国商人。要区别对待。一般的互通有无,平等相待;对友好爱国商人,要给以优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爱国商人要多做工作,中日友好的做工作可以起作用,甚至西方有些商人受了影响也可以多做些工作;有些成见很深,思想反动的,做工作也不起作用,不要勉强,我们就不做,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友好商人身上就能够起作用。我们还应该学会毛主席的基本功,用调査研究和阶级分析方法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工作业务很忙,工作以外还要学习,还要讨论问题,这就没有时间再搞
    四大”了,要搞四大就要影响工作,如北京有个例子,服务人员在开饭时候辩论起不同观点来了,争论不休,放下客人也不管了。这一个月要打大仗,暂停下,以后再补课,没有什么损失。今年水平要比去年水平提高。一般也不实行内外串连,工作忙,个别访问搞些调查是可以的,但大串连是不行的,妨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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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里有个静坐运动,你们如果去参加,不知道要坐几个小时,那就影响工作,如果要表示支持,可写张大字报派人送去表示同情就可以了。外面去串连,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下午就提出要求了。再次提出要求不要贴,对外商也不要送大字报,对象是外商,个别谈话效果更好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搞自己,所以,这个方式对外国人不适用。我们提出要搞革命新秩序整市容,要求大字报大标语贴得好一些,看来这就不大容易啦!再有个连锁反映,北京有什么这里很快也有了,北京揪什么人,这里也要揪什么人,这就没谱了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我们批了二个革命现代戏:一个是智取威虎山,一个是奇袭白虎团,二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地方要搞小节目,各派意见不同,你不准我演,我不准你演,为了避免争论小节目都不演了,如果节目不够,就把交响乐团沙家浜调米。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做必要的说明(不要张贴)。”
    现在我来作说明。因为中央很重视这个事,所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本文讲完了,现在再讲讲另外的问题。
    第一讲讲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斗、批、改,主要矛头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针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批深、批透、批臭,要全部力量进行。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偶然,对他们的东西不系统硏究,就不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今年三、四月开始了实质性的批判,从“清宫秘史”到“修养”,批判系统了,但这还不够,大革命以来刘少奇的言论那是很多的,资产阶级系统思想散布到各个报告,系统揭发,批判,对于我国进行深入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必要了。刘少奇在四九年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三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决定,要限制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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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不久刘少奇就讲,中国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就是高小毕业生看了也会感到愤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左派的政党,只有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一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连他党内也有人讽刺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马列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要革命的、反对蒋介石的都跑到共产党内来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来不少。一大批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有民主主义思想而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刘少奇是个老党员,他就是这样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出来不久后,他就违犯了,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即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却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有那样一伙,不认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相反,就要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廿世纪,不可能搞起资本主义国家,土耳其“基马尔”只有个。可是党内有许多党员很不清楚,现在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高认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革命靠自己,群众未发动时,我们有发动的责任,煸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起来后,由他们自己做主了,否则: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一个城市内,交流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言论,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带有共同性的,我们都是受毒害的,应在一个战线上,共同批判,达到新的团结
    组织问题也应按口,按行业,不应该跨行业。跨行业只能是革命委员会、红代会,不错,现在临时权力机构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保守派改变的也要有一定的人参加,但不要占优势,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要占优势,还应取得领导地位,今天会场上两派都有,我们不是合稀泥,中央要我多留一天,帮助广东解决一些问题
    大批判中矛头对着谁?应该共同对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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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受蒙蔽,现在彼此说穿,造反派有功,保守派有错误,造反派应该站稳立场,人家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保守派承认错误站回来,就很好吗!因此,组织上不应该再跨行业组织,成立政党式的跨行业组织,就成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了,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要在全国发展,去北京请愿,当时,南京已经有一个报告,林副主席已做了三点批示,其中一点就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组织,因为各单位都有人,都可以回到基层单位去参加革命组织,如果需要统一登记的,可以由民政部去做。有些听了的,取消了,有些不听的,改名换姓,搞红卫军、红旗军,犯了错误,有的做了好事的,也都取消了,安徽合肥的红卫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做过好事,夺权后受了压制,解散了,现在为他们平反了,但跟他们说清楚做了好事情的也不恢复了。还是要解散。我不了解广东的组织,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几个组织,有的叫“八三一”,有的叫“东方红”(随便举例这样说的),都到工厂各地去发展组织,这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样的组织。初期,我们提倡学生去工厂,去点火,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如夺权时,铁路局夺权,学生是不应该参加的,已经参加的,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也没有经验。林副主席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看很多文件,工作比出面的更忙、更累)你们经验不足,就帮你们认识错误。
    夺权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没有缺点。夺权也是有反复的,不要因为一次夺权不大完全,就把夺权否定了。不要绝对化,毛主席是最反对绝对化的。
    革命群众组织集中归口是必要的,基层单位是不是马上都回到各班、各车间?战斗小组可以回班,回车间,科室里面,上面有个领导机关,这样有好处。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为多,为好。归口是毛主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革命进有利,但如何归口,同志们还要回去研究。
    第二,对待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应该尊重、信任。对个别的错误,可以用善意的态度,提醒,进行批评。如广州日报登了错误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
    四点意见,四月十一日发下来的。根据这四点指示,改进工作组织版面小组共同负责,用商量合作的办法。军管后,各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是可以商量改进,不但对报纸,对其他事情,都应该这样子,不要轻易上纲,一上纲就变成斗争对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对解放军领导批评的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马上传到港、澳,和世界其他地方上去了。不利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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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解放军的荣誉,造成不良影响。有意见可以采取同志式的,友爱的态度写信,派少数代表个别谈,这是革命的态度,负责的态度,这也是最光荣的任务。第三是对千部。需要利用原有的干部做工作,只要他们和反动路线决裂,划清界线,深刻检讨,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好的就发扬,错的就改正,不然工作就难以继续。我们应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站出来,更好的工作,领导经验就发展起来了。领导经验是必须的。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将所有干部都恢复到原来的岗位,这是不容许的,那就是复辟了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付诸流水了。但总需要有群众的推动,军队的启发帮助他们亮相,使他们站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属于那一类的问题,现在不要先定调子。
    广东的革命三结合、大联合条件怎样?现在是逐步成熟,我接触了全国甘九个省、市的一半以上省、市,条件都是逐步成熟的,就是象上海这个首创的地方据张春桥同志介绍经验时,也曾说还有很多问题。如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领导的,后来学校一参加,就发了宣言。革命造反派占了优势,开代表会,成立全市的临时机构。北京、天津,(中央属市)正在搞试验,以后北京,天津就发展到先经过由下而上的发动,有领导的经过红代会,这样时间需要长些,但是酝酿就更民主。不论需不需要夺权,都要搞“三结合”。
    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不要夺权对了就是革命的,夺权错了,就是反革命,看待一切事物,绝对化是不对的
    革命派的战友们。广东的运动并不落后,发展是晚了些,但也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可以迎头赶上嘛!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上呢?要有这个信心。坚持原则,你们是能够经过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不用太长的时间了。我号召你们,要迎头赶上去
    军管会是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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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最后齐唱《大海航行舵手》。
    附注:此件仅根据两位同志所做的原始记录整理而成,未经和录音校对,因此错漏之处可能不少。仅供同志们参考,不要张贴大字报,不要引用并请听过报告和听过录音的同志予以校正。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广州来了。我首先向在座的、在场子里的广州军区直属队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昨天向广州市的大中学校代表、红卫兵小将们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还有工友农友们谈了一次话,今天下午已经向你们放了录音了,你们都听了,不要再重复这些话了。刚才看到军区政治部收集了你们的意见,那么多意见我怎么回答呀!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谈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国际阶级斗争,当然很复杂很尖锐。但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应该从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抓到要害,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中心环节,就会了解国际形势的概况。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环节,即主要焦点是在越南,因为那个地方进行着武装斗争。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看着越南,在越南战场上打着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除了越南以外,虽然在非洲,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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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美洲,也进行着一些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美帝国主义正是在越南这个战场上被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还是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扩大到东南亚,一直扩大到中国?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越南的战争,对敌人来说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反殖民地的战争,人民战争,民族革命战争。这样一场哉争,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的命运,印度支那人民的命运,亚洲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这话是不是夸大了一些呢?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越南南方这块土地,面积仅仅是十五万平方公里,不晓得广东省是不是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永胜司令员插话:广东二十万平方公里)。就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区,上边住着南越人民一千四百万,可是,他们抗击了一百万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十三万美军,这个数目还要继续增加;还有以南朝鲜为主的仆从国家的军队五万多人。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五十万。另外,就是美帝利用的南越傀儡军队,号称七十万,实际上五十万左右。总共加在一起一百万。这就是说,越南南方人民十四个人要抗击一个敌人,进行人民战争。
    这个战争,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最近两年多,武装斗争开始是在一九六零年头两年,越南南方人民几乎没有几条枪,人民拿起锄头来,拿起刀斧来,跟伪军跟美国的顾问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发展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就渐渐地形成了人民的武装部队。美军直接参战是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西金经过北京到河内去会谈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美军大举轰炸越南北方,跟着派正规部队在越南南方登陆。苏修新领导集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之下,吓破了胆,没有进行抗议、示威,所以就使美帝国主义敢于公开地大举出兵南越,轰炸北越。就在这两年内,美国侵略军从几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四十三万人,今年到年底有可能增加到七、八十万。越南人民对付这个世界上第一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毫无畏惧越打越强,各界了经验,摸到了战争的规律,摸到了怎样在强大敌人压境的时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式的人民战争。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战役上,在个地区,以多胜少,不断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最近在美国关岛会议将开幕的时候,威斯特摩兰这个侵略南越的总司令,动员了一个师几万人去进攻西贡西北部(他认为是南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战争的结果,人民军队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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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美军被消灭了一千多人,而人民武装只牺牲七十多人。这一仗打得好。南越人民武装就是高度地集中兵力,分割敌人,然后歼灭大量的敌人,而保存了自己。
    南越人民在蒡动党和胡主席的领导下抗战,处在一个最困难的环境。海路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陆路要通过所谓胡志明小道,辗转地才能送到需要的弹药、补给,因此送到南越的东西数量总是很少的。但是敌人的困难就更大了。拿美军来说,一个人每个月要消耗三吨东西,一年要三十六吨东西,拿五十万人来计算年就要运输一千八百万吨东西到南越。你们想一想,这个运输量多大!如果按万吨一条船计算,每天就要五条万吨船进港。尽管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千方百计地开辟港口,也是没法子满足这个需要的。而美军打仗,又离不开后方供应。在一个地方空降一支部队,紧跟着就要送一切补给,从弹药一直到喝的水,洗澡的水都要送。因为怕喝了脏水生病,怕洗澡水有血吸虫传染。那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它不利。天气如是雨季,常常几个月阴雨连天,蚊虫疟疾、水、马蜂,都和它作战。你们想一想,五十万美军,在供应上就有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准备它扩大到一百万吧,也不过是一百五十万敌人。它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南越的战争有一条规律,美军来得越多,越不想打仗,伪军更不想打仗。而美军如果没有伪军帮助带路,就成了瞎子、哑巴。因此,美军越多越分散,就越容易打它的士气就越低。据越南同志们说,美军比日本军队、法国军队都不如。所以现在南越人民有这样一句口号:“专找美国鬼子打”。这样,美国即使出兵一百万,也不能解决南越问题,更不要说扩大战争了。一百万的美军需要多少的供应呢?如果五十万人需要一千八百万吨,那么加一倍就要三千六百万吨,就是每天要送
    十万吨东西到南越港口。除此没有別的办法。把轰炸机改为运输机,也戴不了多少东西,而且路途又那么远。即使用日本作它的后方补给地,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地区的战争就把美国抓住了,而美国后方呢,单单直接作侵略南越美军后勤工作的,现在需要一百万人,就是说五十万人在前方,后方直接作供应运输的要一百万人,间接的还不算。如果将来增加到一百万,后方就需要二百万,合起来等于三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战争。所花的经费呢,一九六五年到
    九六六年度的预算,单单用在越南战争的是一百三十多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的预算用了二百四十亿。可以想一下,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直接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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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战场的经费,决不会少过四百亿。这就加重了美国劳动人民直接间接的负担国内的内债也就渐渐上升,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宣传,总是说战争快结束了,不敢说扩大了。因为南越一个小地方,就把号称强大的美帝拖住了,要花这么多的经费。如果战争再扩大,就要增加兵源,扩大供应,增加预算,其他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在南越前方一百万,后方就要二百万人搞运输供应,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扩大到中国,怎堪设想呢?前方五百万,后方直接服务的就要一千万。如果把后方间接地为军事生产服务的人员都加在内,就更多了。美国怎么能作这样一个动员呢?现在在美国人民中间,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的青年中间,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长,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到处宣传着,动员着。美国政府面临着明年度的总统选举,一九六八年究竞如何过这个关,现在是没有把握的。美国关岛会议的结论说:在南越打着一场“令人烦恼的、漫无边际的战争”。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二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盛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个口号是美国人叫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三年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只能打三年结束,那么美国在南越已经打了两年半,将来扩大侵略的话,能够继续多久呢?如果继续打下去,那他更加陷入泥坑里,没有岀路。最近,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泰勒将军,后来在南越当大使又失败了,回国退休写了一本书,他说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最好不要在亚洲登陆。这是他的结论。大概在亚洲打败了的美国将军,从麦克阿瑟起到泰勒,都是同一个腔调。但是,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讲,有点不大高兴了。不高兴什么呢?不是说他认输了不高兴,而是说这样一搞,他不来了,我们不高兴。我们不是在准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备战,你们不是已经手痒了吗?越南人民打得那么欢,他们反帝的革命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敬佩。现在越南农村劳动的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妇女,男人多半投入各种战争准备工作。他们每个村子都组成战斗村。一日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到北越,北越将采取南越一样的做法,每个村子都能自己独立作战,能够对空射击,能够进行丛林战、地道战,也能够生产自给。这种战争准备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要说全国了,就拿我们沿海地区、接近越南的地区来说,我们的战备工作,从人民战争的要求来看,准备得还不够。当然我们沿海的民兵是比较好的,在消灭美蒋特务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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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的动员还没有做到,还需要加紧战备,特别是广州军区担负着更重大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五大任务,还要加上备战的任务,还有战斗的任务。因为敌人从空中侵入,从海上侵入,我们都要打嘛!这是直接的战斗任务,需要有广泛的备战。所以说,我们广州军区,从领导到指战员,到一切工作人员,都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表示敬意!(热烈鼓掌)
    我们还可以说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国际阶级斗争。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已经不是苏联,因为那里修正主义当了道。中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正因为这样,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成它的主要敌人。而我们也把它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敌人。从武器装备简单的数字对比,我们可能是不及它,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条件是人多过它,团结的力量大过它,大过它不知多少万倍!美国两亿人口,真正愿意为帝国主义效命的有几个呢?美国兵在南越打仗,完全是少爷兵的打法,离开火力就不知所措。美国动员入伍的都是新兵,规定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不换,下一年就动员不起来了。没有办法,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来训练新兵。美国训练士兵,完仝是机械性的。新兵从检查身体完了以后,穿上军衣,先是接受枪枝,练拆卸,然后练瞄准,然后练冲锋,然后练发射,然后配合其他火力作战。从班的动作,到排、连最多到营的动作吧,就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教室里,就象工厂的车间似的连起来,一道一道工序出去,就算毕业了。最长的三个月,速成的更短他们把一个人当成一副机器,就象当年卓别林演机械化吃饭似的,流水式的。这样把人当成杋器训练,如何能够消化呢?如何能熟练呢?如何能养成勇气呢?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政治上,本来它就是被动的。美国的士兵是不自觉的,不是象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战斗的。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的。到了前方,到了越南,士兵想方设法消极怠工。害病的,或者装病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住在医院里,疗养院里,卫生所里。再加上美军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很多守卫部队,所以真正拿出机动作战的兵力不到一半。在这一半里边又有分别,把黑人摆在前头,把白人摆在后头,这个战斗力就更差了。黑人为什么要为帝国主义效命呢?黑人当然不肯干。黑人在前面一溃退,后面的就要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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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离开火力,离开供应,就缩成一团,被动挨打。就如同在训练时就训练好了样,两手举起,乖乖投降!所以这样的战斗力,的确是兵越多就越散,士气就越低,死伤就越大。
    美国不仅把国内的兵员,按照七个适合的名额动员起来了,而且把现有的国外的兵力也调动了。主要是从欧洲调到亚洲,从西德把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地抽调到南越。现在的南越战场上,连仆从军队算在一起,已经有三十五个旅。这么多的兵力,在南越战场上是不是布满了呢?没有。现在的兵力布署,在西贡地区集中了十三个旅。从西贡往东北海岸走,一个海港叫金兰湾,那边到归仁,就这两头,集中了十三个旅,再往北走到岘港,直到十七度,摆八个旅。共三十四个旅还剩下一个旅在湄公河三角洲,而金瓯半岛还没有美军。所以,他的兵力只能够在一个小堆的据点,不能离开海岸线和运输线。这样就没有法子取胜,只能吃败仗,就是再加五十万,情况也不会改观。而现在越南人民打出经验来了,懂得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是人民战争,敌人是反人民战争。战争的形式,采取游击战为主,必要的时候,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阵地战,消灭更多的敌人。一般的都是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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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岀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口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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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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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
    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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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
    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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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
    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臧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日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原载1967一九六七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华夏文摘增刊》(ww.cnd.org)第三九九期(二○O四年十月十
    八日出版)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组织代表座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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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今天来开个座谈会。先认认
    华工“红旗”来了没有?你们是造
    反派。
    (了解华南工学院各组织情况。华工红旗介绍情况略。)
    总理:本来解决完交易会的事就走,既然来了,不接见你们心里也不安,留下就过问一下你们的事情。
    问到华工共有多少班,华工代表答不上来)进
    入斗批改了,还不知道全校有多少班?看来你们是毫无斗批改的诚意,学校的情况也不关心,斗批改也是大方向之
    (谈到各派之间、一派内部之间都有
    对立),这是自然的,尤其是青年。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一对立统一规律嘛。不能把所有的思潮对立都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太重了。(问华工红旗)你们的方针如何?今天来向你们学习,请教。(华工红旗,继续介绍,略)
    总理:在赵紫阳假让权的时候,你们怎么样?
    华工红旗:我们与“东方红”是共同战斗的,但后来出现一些流言蜚语。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华工红旗:我们对赵紫阳的阴谋是揭发斗争的
    总理:很好。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华工红旗:在冲军区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冲军区?(华工红旗:我们当时请罪……)军区没有让你们请罪。(黄永胜、陈德:没有。)
    华工红旗:可是社会上压力很大,我们开门整风了一个多月,请罪几次都通不过
    总理:黄永胜同志在北京时,那时还有赵紫阳、陈郁、林李明、陈德、冠庆延……我们谈到夺权的问题,冲军区的问题,都没有提到你们,他们(指黄永胜陈德等)认为你们是左派,这是肯定的,这个我要替他们说话。华工红旗:(继续发言,略)
    总理:群众之间的斗争,不要一下子就上纲,这样就庸俗化,要分清主次要把表面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大方向不能受干扰。(又问了关于班级大联合的凊况,对红旗代表说)你是不是一直处在领导地位?是否经常下去?可不要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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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有些领导同志从思想上就和群众运动对立,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些是不自觉地对立,对他们要帮助,我们做领导工作很久了,你们才十个月,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回到群众中去是不容易的,象毛主席那样,是不容易的。我们脱离群众久了,回去就很难,所以犯了错误,要允许他改,对军队的同志也是如此,领导工作做久了,要给他一个摸索的时期,取得经验。不要斗争矛头一动就上纲,这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好的工作作风,传至后世。(问红旗代表)你们对另两派的看法怎样?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
    总理: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华工“八·一八”:我要发言。
    总理:好啊!我今天就是请两方面都来,不能只听一面的,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听不同意见
    各种思想都允许发表,这是大民主。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总理:哦!他们“三面红旗”是攻守同盟,你们要攻破?华工“八·一八”阐明自己观点(略)
    总理:我们年青时比你们幼稚得多,你们现在好多了,在毛泽东时代。年青人犯错误是不奇怪的。我不象你们,上纲。可能这是你们的优点,原则性强。
    华工“八·一八”谈到有人说,党、团员多,干部多,保守性就强。总理:对这种理论,我部分地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党团员嘛,保了,以为是热爱党。(介绍了廿多年来对刘少奇从信任到揭发的过程……(继续听)看来你们要承认初期保。
    (讲到“北京来信”中第一个观点,“除了党中央毛主
    席以外都可以轰”)这是陶铸的观点,他当时到处讲,很得意,流毒全国。(讲到对“地总”“红总”的看法)工人阶级的组织,要让工人阶级自己说话
    十个月来有个真理:在运动初期,学生起先锋作用,但后来就越来越看出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决定作用。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还是要犯错误。(热烈鼓掌
    有时大方向对了,也会犯严重错误(举了“南昌起义”后来失败的历史
    教训)你们要谦虚、谨慎。(指着华工“红旗”)他们是造反派,比较起来也是左派(鼓掌)你们不要骄傲,不要那么满足于“造反派”“左派”的名称,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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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摔大跟头。(又举了“广州起义”的例子)
    华工“八·一八”(坚持说“红旗”是保省市委的,并举了一些事实)总理:就这一、二件事嘛,好了,你们不要再谈了,我还要接着问,三司包括多少学校,多少人?
    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三司:对,我们正是在向大联合方向努力
    总理:好,这就是我们要从华工“红旗”这个问题上所得到的结论。下一个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
    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广州一司的同志有个提议,在我离开广州以前,再召开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这一点,很遗憾,做不到了。十四日晚上已经开了一个相当多的人的会议了,那个会上主要谈了交易会的问题,也联系到别的问题
    我们这几天的座谈是很好的,使我受益很多。据广州军区的同志们说,这个方式在广州用得还少,当然以后可以参考采用罗,但也不一定要各个方面都来我为了节约时间,请来了工人代表同志们,贫下中农代表同志们,学生革命组织的代表们,还有中南局和省、市机关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还有解放军的各级负责同志,最后还邀了中南局、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来听,是范围相当广的座谈会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也确实听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天谈学生革命运动,第二天谈工人革命运动;第三天谈农民革命运动,还谈了广州铁路分局的问题,珠影的问题,和中南局的以及省级机关革命运动问题。除开面对面的谈以外,北京来的四位记者同志也找了一些同志个别谈了。他们还向我反映了一些材料,也看了你们一小部分信件和材料。也只能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材料还来不及也不可能都看,这应该说老实话。你们当然希望我每份材料都过过目,如果这样的话,我别的工作就得停下来。回去以后,还得把材料给主管部门,主要是中央文革,找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去看,看完了搞摘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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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再过目。主要的我们要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这三次座谈和所有的反映,我都要如实地集中地向他们两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的有关同志以及军委有关的同志反映。这是我在讲话前要说明的。我十四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你们,你们是群众中奋斗出来的代表;同时也依靠军区的领导同志。我只是作些建议,供你们参考。当然,我所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引了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文件上的话,那是要提醒你们坚决贯彻执行的。下面我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国内的形势。
    我在中山纪念堂那天的会上,已经大体上讲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要把越南战争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我们几年来都是这么看的,特别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即从一九六五年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群人上台以后,越南战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加剧了。首先是敌人把轰炸使用到北方,把大批的军队调入南方。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看准了,现在苏联修正主义插手越南事件,十分有利于美帝在越南的侵略和“和谈”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考验了英雄的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战争越打越胜,越战越强。今天报纸就证明了,在广治地区一下子消灭了美军一千五百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二百人,共消灭了一千七百多人。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南越人民战争,能够这样集中地歼灭敌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在这个旱季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上次估计,如果说前个旱季消灭美军四万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旱季肯定会超过五万人。集中消灭,一口一口吃掉它。用毛主席的话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成建制地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它,比打溃它、打散它好。每次消灭它一个指头或者半个指头,十次二十次,两个手就都没有了。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旱季,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五月,就是美国选举年的前夜,能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即使增兵到八十万、九十万、百万也不能解决越南的问题,而且要输得更惨,败得更大,是个死胡同,越走越窄。要么扩大战争,进攻中国;要么认输,退出南越;再不就是拖延时间。当然,他还有另一手罗,就是压迫越南人民进行“和谈”,中途妥协,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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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不排除。但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撤出或者是扩大,都是打乱和破坏了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以我们需要用极大的注意力,要给予最大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支持,对越南的民族抗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越南的同志很谦虚,说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这样的抗战。毛主席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小小的古巴还不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吗?虽然那是带偶然性的,那是美帝国主义没有预料到的。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侵入南越以后,出现这样大的武装抗战,也是美帝所未料到的。当然,没有中国的援助,这个抗战的规模会小,时间会长,取得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更多的曲折恐怕这样子来说,比较客观。越南人民依靠我们作大后方,我们则是支援这个抗美战争的前方。今天的越南抗美战争,很象我们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内,军内,人民中,都有民族主义的伙伴,他只是具有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那时候他还是出生入死的,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军队内我们也吸收了一些起义的军队,他们不愿受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压迫,而愿意接受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就过来了。人民中更不要说了,我们联合了爱国的师生,还联合着民族资阶级。这种统一战线,应该说从人民中一直到我们党内都存在。我在插话中说过,中国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一个是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党,一个是共党,其他的中间党派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出来的。所谓需要是两党团结了团结抗战,他们就会出来。当着两党代表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武斗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余地了,他们只好或者在旁边站,或者就不出头了。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工党,也没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也没有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党。所以,当我们民族抗战的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党内就有这样的民主主义分子。陈独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嘛。刘、邓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参加了党。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罗,譬如他主张让一批在监狱的人用集体自首的办法出狱,窃取党的重要职位。这是另外一个性质了。我不谈他这部分了。从思想上看,当你们更进一步彻底批判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不少这样的领导人,没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或争取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还不少。同样的,来看今天的越南,特别是南越的民族抗战,这样的思想也一定会有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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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们就不支持呢?历史的发展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个阶段,首先应该是支持,然后要注意它的发展。不要等同起来;以为它进行民族抗美战争,就跟我们社会主义阶段动员全国人民来准备战争一样。有共同性,就是抗美这是统一的。但是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说有不同。历史的发展不能超阶段,我们既是主张不断革命论,又是反对超阶段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把越南的抗战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红卫兵、年轻的小将们,坚决要求赴越抗美,这种革命性,我认为第一应该是称赞,第二我们是不支持的,如果支持,都纷纷过去了,那我们的国界线都没有了。你们回去宣传,说我称赞纷纷跑过去,说是周某人讲的,那我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第一是称赞他是英勇的,第二要教育他们,我们不能支持。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些年轻的闯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像“主义兵”的问题,你们的弟弟妹妹,绝大多数是很可以教育过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只是责备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才能使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以积极的因素反对消极的因素
    越南战争是在我们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巩固的后方。主席最近说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后方。我们伟大领袖说的可靠这两个字,可是一语千斤啊!越南同志听了,他们说不是千斤,是万斤。主席这句话,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为什么我放着北京那么多复杂问题没解决,却跑到广州来解决交易会的问题,而这又是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交易会是与越南战争密切联系着的。我来是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叫我多留几天,顺使把广东的问题谈一谈。支持越南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全球战略中心是在欧洲,不是亚洲,因为欧洲是它投资最多的地方,也是市场最大的地方,它要跟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那个地方的投资利润和市场不能把那些市场让给英法甚至苏联。它退出,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制订者垄断资木家是不许可的。但是,由于我们支持了越南战争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它把世界俞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到印度支那来,这是它被迫的。这个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不是打断它的脊梁骨,也打断它一个臂膀,或者两只手。如果他不认输退出,要扩大,那我们就要准备作战。因此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是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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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彻底的、从下而上发动群众革命的运动,也是最彻底地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斗争,这是对国内。对国际来说,这是最广泛的战争动员、备战行动。这样,思想一致了,在我们伟大领袖的领导和号召下,对任何敌人我们都能无坚不摧,都可以消灭。我们对国际问题就要这么看,要有这样的决心。有人说现在只有阿尔巴尼亚宣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这么看。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这世界两大事件,暴露了一切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无法藏身了,他们怕战争,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进行修正主义夺杈,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暴露在世界人民当中。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在越南战场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世界上更多的革命朋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成立或者从原来的党分裂出来了,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更向往了,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无限热爱,这都是伟大的胜利。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的支持,也和前两年不同。责备美帝的人数多起来了,应该把这个看成是最好的形势。过去是蕴藏在人们的心中的,现在逐步地迸发出来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我们可以团结的,现在这种人一天天增加,而那百分之十不到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那些人,他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一天天暴露,这又推动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革命的决心一天天高起来。这也包含民族的觉醒,民族革命运动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醒,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这是国际形势的有利的方面
    第二个问题
    我们国内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组织亿万革命群众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的,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可以把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旧风俗去掉可以建立起我们无产阶级的新的思想作风,风俗习惯。从头脑里开始,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说的,我们要成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一个螺丝钉,同时要把我们头脑里的旧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样就最有力量在今天来进行大批判、大联合结合的夺权斗争;明天敌人一旦来进攻,我们就能够全部地、彻底地、干净地消灭它。宣传、动员、组织这个力量,是用什么来进行的呢?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地支持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打击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第一阶段深入以后,就进入了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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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革命风暴,掀起全面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行三个半月了。照毛主席的看法,今年二、三、四、五月,也许能看出一个眉目来;明年同期可能看出个结果来,也许更长一点时间。什么叫眉目?什么叫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阶段,由于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负隅顽抗,坚持反动路线,进行经济主义的反扑,有机会它就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全面的内战,不流血的内战,也是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的,是不流血的人民战争这个阶段的任务,既是思想革命,关系到每一个人;又是夺权斗争,打倒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年二、三、四、五月,我们还只能在各地把省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起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开始看得比较容易了些。现在真正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五个省市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我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天津两个直属市的革命委员会,还迟迟没有成立。当然这两个市的工作我们又有新的尝试。上海进行的是直接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两千多有组织的革命工人,去年十一月安亭事件起,到今年一月,不过是两个月的功夫,就发展到能够动员百万的工人开起会来,支持夺权的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济主义新反扑,这是上海工人阶级重大的贡献。但是它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成立比较仓促,是直接选出的,没有经过各方面代表会议。等到北京筹备成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有可能通过召开各方面都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会议来实现,首先尝试在北京,然后尝试在天津,开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大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中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天津还加了个机关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由于毛主席的提示和启发,这些会议三月前后都已经开了。不过,尽管代表会议开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宣告成立。为什么呢?这里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初次的试点不一定会完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五个省市的夺权斗争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种是已经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第二是即将成立的,象北京、天津,或者还有个别省;第三是曾经夺权的,但没有夺好,发生了严重错误,造成领导机构瘫痪,只好实行军管,通过军管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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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还有一些边疆省、区,也实行了军管;第四种是准备实行军管的;第五种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大概分这五类。过去我们也曾做过部署,我记得
    二月初的时候,在第一次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就说过。那时分类是:七个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把北京、天津算在一起),加上有十个准备要成立的,这就十七个了;还有两类,一是实行军管的,一是准备实行军管的。那是二月的方案。实践的结果把我们原来的方案推翻了,要修正,这很自然的毛主席的思想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绝不拘泥于方案,拘泥于计划。计划是主观与客观结合订出来的,但常常是主观的想象多,行不通。行不通,改就是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到五月底是不是能全部解决?现在看来是慢得很。广东已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五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这只是一个省呀,才二十九分之一。我们在北京,一个内蒙古问题谈了两个多月才解决。所以,五月底是不是能在各省、市、区看出眉目来,有可能还要推一推。至于地、县,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推罗。所以要到明年,一直到公社那就要到明年才能全部实现。还有中央各部,我们本来企图最好能做到以革命组织的代表为基础,结合中级革命领导干部,上层革命领导干部,通过批判,自我批评亮相,得到群众同意的站出来,实行这样上中下三结合。不行的话,就派军事代表进去,实行横的三结合,以革命组织代表和军事代表加上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群众同意。这种三结合或者叫文化革命委员会。既然叫做部门的,那它就不能全面夺权罗,就是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某些单位也许可能领导业务,组织个业务班子。这要看具体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摸出一个典型来,有的还要经过反复。所以到现在机关文化革命的决定还不成熟。同样的,今天上午听机关代表说的,广东机关文化革命先进行了步,可能在时间上革命组织成立得早一些,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复杂,在会上反映的他们争执的意见不下于学生的革命组织。但是这种反复,我们应该认为这是摸索一次新的经验,创造一次新的经验,是不能完全避兔的。上海的工人和其他的革命组织首创进行了夺权斗争,以后也有反复嘛!各届代表会议,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张春桥同志两次到北京说,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争执不休的。毛主席把题看到了,说是明年二、三、四、五月,或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结果,或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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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长一点。主席在这方面是留有余地的,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但是又必须说明,必须定出计划,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这个倒好,最好再长一点,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军队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不能放下来,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呀!世界上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罢工了,就是英勇的光荣的香港、广州工人的罢工。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才基本结束。我们学生闹革命,放假一个时候,中学原来说放到暑假,后来关于中学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改成复课闹革命了。这是根据经验的总结,需要修改嘛,不能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或者同国务院,或者同中央军委,或者是中央文革小组,或者是中央几个单位联合签署的东西,就是一成不变的。有变的,有的原则不改,要加以补充,加以丰富。这是根据实践的斗争前进。我们必须要有个程序来推动。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一句话,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是现阶段的,我们把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要有个期限。到时要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按照革命的新秩序来进行生产工作(当然没有完成以前也要进行生产业务),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学校实现斗批改,实行新的学制,新的教育方针,新的教学方法,这都要告一段落。可是人们思想上的革命,决不能说两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能搞干净,那是长期的,长期就不能天天这样子闹。现在是狂风暴雨,急风骤雨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告一个段落以后,那就转入和风细雨的办法。但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大民主的生活,
    四大的权利,四大的民主可以经常地进行。有时就会象波浪式的起伏,由比较不是那么猛烈的进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起采。这是不断革命的思想。决不要相信这一次的彻底的革命就那么彻底了。永远不会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直推广到全世界,都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共同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新的革命,新的思想革命,肃清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肃清旧的习惯势力。那个时候所谓旧的,大概包括我们现在所谓新的在内。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新的与旧的斗争,还有其他的斗争,人民内部的,还对自然作斗争,还有科学实验。我们这样一想,眼界就开阔了,心胸就开阔了,敌情观念就明确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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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支持什么,打倒什么,什么是敌我的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就会清楚了。
    不同时期敌情的内容也有变化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是我们的同志,他可以在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时候和我们站在一起,到时候也可以付出生命。可是留下来的,象我们这些人,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思想跟不上,立场站错了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犯路线错误坚持不改,他还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打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触及他的私有制,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可能丁。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了,一日我们取得全国胜利,民主革命阶段胜利了,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时候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你如果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想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敌对的思想了,从我们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思想就是反动的了。所以路线的斗争也就成为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的斗争。这就跟民主革命阶段不同了,这就需要以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把他转过来。
    毛主席历来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界限本来就清楚了,如果是,就不能够争取他了,不然,主席还加了一条,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叫教不改的,还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将功赎罪,这个界限就很宽了嘛。就是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合乎主席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我们看,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要允许人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如果他愿意改的话。顽抗不改,累教不改,那当然最后是在打倒之例,但总是把敌人缩小到最少数。我们集中力量打垮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有新的敌人起来又继续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我们要这样的认识。现在这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
    我刚才把这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情况说了一下。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席提出我们依靠什么的问题,朋友敌人都弄清楚。到底我们依靠什么?主席讲三个信任和依靠,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后团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基础,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支柱,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我们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最后争取团结到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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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五。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当然要经过教育斗争的过程。这是我们所相信和依靠的。毫无问题,要在最高的领导毛主席为代表的执行无产同志硬是被打了。那样对待我们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这两个同志,我都保了的呀!说了话的呀!的确,群众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过分责备群众,但错误确实严重你不能不承认错误,那有那样的斗法,打的几乎休克嘛,邱会作有心脏病嘛,(黄永胜同志:我们肖副政委也休克了,连氧气都不给输)这也是一个大的经验教训罗。(大笑
    第三个问题,
    三月初,我们实行军管,执行日子是三月十五日,到我来时候不过一个月,这个时间也出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不是都把它扭在一起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呢?在我看不能下这个断语。(热烈鼓掌)
    当然这个事情要有解释。我有什么根据呢?我有个比较嘛,你办事总有个标准嘛,你不能那个地方说是,这个地方说不是,那就变成不公了,或者说一切都说不是,那不是变成和稀泥呀?那我不能做这个事。
    第一,你们说的四大事件,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把四大事件罗织在起说谁要参加这四大事件的就是反革命。如果这样说当然不妥罗。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管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所谓四大事件,就是“1·22夺权”,1·25在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就是这四件大事。所谓
    四大事件我开始弄不清什么叫四大事件,后来搞清楚了,从你们学到东西了。(笑声)四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它的特点,不能把这四大事件等量齐观。有的事件是有联系的罗,有的没有联系,当然当时整个空气是有联系的罗。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罗。因为“1·22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这是全国的影响恐怕我们在北京的讲话也算一条吧。当时我们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宣布,我站在舞台上说嘛,对你们也起了催促作用,我们要负点责任。二月七、八号是另外个问题,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所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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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也不同。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因为对地方来说,他们的个别措施是会引起公安局群众不满意的,但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轻重嘛,不能怪他嘛。因为北京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嘛,你们北京来的几位同学晓得嘛,他们是证明。这里有没有政法学院的同学呀?(答:没有)哎,来了就好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夺了权,我们的谢富治副总理当时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报了中央也是等一等看,结果他掌不下来这个权。因为他夺了权要掌权,结果他掌权了周围就包围他罗。过去我们想把内部的造反派搞起来,到了他掌权以后,全部的内部一致对外,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地方欺负派出所了,他们就去支援,结果跟群众造成对立,上了当了。后来搞了一个月吧,我们看也是不能继续了,还是军管,结果政法公社也支持,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因为我们做了工作。现在没有那个去责备政法公社,他自己取得了经验,政法公社在外地也是取得这个经验。因此,广州的结果也必然要军管的。我们的确有这个意思,如果当时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和外部的造反派去试一试,把那个坏人揭发出来也好嘛。不过不容易。譬如天津被坏人夺取了权,反而好人受压迫,最后也是走到军管,把坏人抓出来。另外公安局过去长期受彭真、罗瑞卿的控制,虽然我们有很好的部长谢富治同志但是他因为去得晚,同时他这个人的工作守纪律,对原有的人没有根据不好换他的,所以彭、罗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有一部分坏人就暗藏下去。这次逐步地揭发出来,这是一大收获。但这还要靠本机关内部的揭发,也不能急,要逐步地揭。夺权以后反夺权,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必须要长期才能够揭发出来。所以这次我没有要公安系统几部分来讲话,将来你们做报告好了,这部分是复杂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完全清楚,我是拿北京、天津做例子来说的。广播电台刚才说了一点了。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至于二月七、八日的事情,刚才说过了。所以这四种情形不能够等量齐观,虽然是一时期互相影响。这么一个情形,军区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形把它作为标准。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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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二·八以后,虽然有请罪的事情,这个倒也不完全是军区要求,我在中南海就晓得,我叫他不要请罪,他们来的时候,还要送个请罪书,说我冲了中南海了。冲中南海的事情原来是一直没有提的,这回中央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决定,上面才说了叫大家不必看成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冲中南海,每一次我们劝他们走了以后,我再见他们都是送上请罪书的,你叫他不送他还要送,你退还给他他还是要留下来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提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请罪书嘛你们不信,我那里收的请罪书,有一大篓子,你总不能说我要他请罪的,我从来没有宣布这个事情。冲中南海六次,这一次才把它计算下来,天津两次,郑州次,北京几次,也包括荣复转退军人。最凶的是荣复转退军人,拿汽车一冲,就冲进去了。他们冲中南海的目的,就是要求你见他。第一晓得你不会怎么样他,所以他就试一下子。我们中南海的警卫部队,的确是照我们规定的几条,就是:第一不动气,他怎么骂也不动气,第二不动手。骂不回口,打不回手,打伤不开枪,最后说,同志们哪,你们打错人了,我们是毛主席的解放军,你最后会承认错误,会懂得是错误的。凡是用这个方法说服,多数是被感动的,再打不出去了,手也放下了,他也不搞了。但是也有那些人他不管,他还是要试一试,最后总是把我们迫出来见一见。但是这个不能说中南海如此,别的地方就一定出来就不受整,不挨揍,不敢说。你看嘛,冲军区时肖副政委出来,他就不行呀!他出来受了整了。的确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我觉得应该客观一点。因为我在的中南海,中南海有毛主席,我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难道你还要冲毛主席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吗?这句话一说,他就闹不下去了。你这个广州军区排老几啊?他才不管你。(笑声)你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你是自封的,(笑声)他还闹起来。所以这个凊况不能完全等同,不然我们就不公了,是不是?这一点要说明。我觉得广州的情形比别处还是好一些的。四大事件没有把它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但是底下确实有人这样讲,是不好的。这一点我希望偏于保守的,好心肠的,好象维护党的利益和军队利益的同志,拿这四条作分界线还是不对的。如果军队千部里头有说这个话的,应该承认这是错误,我们应该承认嘛。应该向群众交代,这事我们坦率得很,承认错误就算了嘛,你不承认错误就揪在那个地方嘛。我现在正式宣告,这个不能作为分界线,是错误的。这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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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来了个《颠倒》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东西也是到广州学到的。那是“新北大”搞的。在座有“新北大”的同学吗?啊,来了。这是你们的贵同学惹起的这场祸,把他的观点出在《新北大》广州版。这文章其实发表很早,它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就发表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闹,因为它是个小报,大家并不闹。错误就在于先是《南方日报》,后是《广州日报》,一个三月
    十二日登了,一个十四日加了编者按。我看了半天,以为文章本身也是《广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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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写的,看到最后才知道是转载的。那个标题不清楚,好象就是你《广州日报》的意见。我看那个意见是不大对啊!那里头观点比较杂。它是要得出一个它所要定的结论,意思就是整个都错了,没有加分析。我们说“省革联”也好
    二也好,“省革联”本身总还是个群众联合的组织嘛,不过他范围小了,夺权他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过他做的错了。你不能不分析,不能不一分为二。他那个就笼统了,都说不对了,错了,这当然是广东的造反派不能接受的了。再加上《广日报》的按语一摆,虽然晩了半个月,但是按语一出就跳起来了。但当时也没有闹,又争论了很久,晚了差不多一个月才闹起来了,闹起来就围攻了。先是《广州日报》吧?对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四点建议,虽然中央文革很谦虚说是建议,我看这四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执行。他这个四点建议的好处就是军管小组对报纸的军管应该继续,否则就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对敌斗争。因为广东是华南的门户,所以背定了这个军管应该继续否则不利于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为他是要在报纸上批判的。第二条是维护和支持了军管。但是军管的成员里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并且建议要组织版面小组,协助军管办好报纸。希望各学校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我底下建议的时候还要说这一点。第三是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反过来又要报社的军管小组向你们请罪。请罪来请罪去,不是半斤八两吗?!我们不赞成这个请罪的办法。第四条说文章是错误的。文革小组他下断语也是很谨慎,就说是错误,不象你们,一出口就说是大毒草。这样就没有余地了。但是他底下说了,可以在报上进行讨论和批判。讨论也好,批判也好,各讲各的见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辩论的风气。我们提倡四大,四大里有个大辩论而且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园地。不过现在忙,这几天还没有写出文章来批判,希望你们写。有好的可以先登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一声“春雷”。这也是我到这个地方看报纸才看到的,你们宣扬太多罗!我们今天早上用了很长的时间听,我也看了几个材料。不过是声春雷而已。春雷嘛,大概就是一声,我刚才听到一声,(笑声)不是夏雷那样轰轰隆隆不断的,只是一声而已,可是这一声不那么响亮。这没有什么嘛!不响就是了。每一声雷都得响,不见得。在军区方面,有部分同志急于想搞一个“三结合”。因为我们给军管的任务,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任务,要通过批判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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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强调批判,当时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因为林彪同志在工交会议上就说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大批判运动,通过批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是给军事管制的一个任务,在华南能够早一点很好。当然,我们也设想,如果不能早,也不能急。有些管这事情的军管的同志也急一点罗。他们也是试一个点,觉得广州铁路局别的地方已经实行军管了,好象长沙分局已经军管了,他想这个地方(广州铁路分局)是不是可以不必经过军管,提早一点,所以比较急了一点,条件就不够成熟,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都不太那么够。从材料看出来,他想“三结合”,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你们不是讲大方向吗?为什么这个就不讲大方向了呢?!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得有个前提。军管的同志是一个好意,他想试验一下,搞一个“三结合”,方向还是向着“三结合”,他并没有要复辟嘛!但是急了一点,不够成熟。第一就是一部分革命派没有吸收进来,你不能说另外全部是老保嘛。我在底下还要讲这个问题,一动就给大老保三个字,偶然吵架吵急了给这个名字,固然我也不好反对,变成口头语了嘛。但是把这个加给人家,打击一大堆,这个不是办法。你首先打击群众了嘛。比如广州分局,南站的造反派,是叫火车头吧,是多数。那么整个广州分局连外地的算起来他还占不少嘛,也是过半数了嘛。就是这个情形,也是一个广大的群众组织,你给他一个名大老保,就把群众统统对立起来了。你说他思想某一点有些保守,那改正嘛。从革命力量不够,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没有吸收进来,因而代表性不全面,无产阶级权威嘛,军事代表确实是够的,亮相的干部也可能多了一点,或者是杂了一点,这些都可以议论。有议论,改进就是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方向还是想搞好,但是做起来有些错误,所以不好拿来提倡。那么你们问现在已经登了报怎么办呢登了报的这些事情地方报纸可多罗,这些事情办起来都要给他一个罪名,那就不胜其办了。我告诉你一月风暴的首创者上海,它就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我们一直把上海的消息推迟到二月底才登。休看上海夺权斗争群众大会开得那么好,可是没登报。不但是外地不懂什么道理,国际上也怀疑这个事情。但是国际上西方记者,他很快就说恐怕是人民公社这个词有问题。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讨论,等到二月中,主席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去讨论的时候,连他们两位同志都觉得上海工人恐怕不容易接受,已经拿出来了嘛,登了报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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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取消呢?毕竟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高,道理足,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一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把道理一讲,当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声音,一下子就通过改成革命委员会。这样子我们把上海宣布了,上海夺权几乎晚了两个月才宣布。上海的报纸,后来不是就改了吗,也没有什么嘛。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全国都要叫公社的,如果现在就叫人民公社,上海报纸一登管保各省都叫人民公社。你们广州更是人民公社,因为广州暴动就叫广州公社嘛,那你们还抢先了,把广州暴动的光荣传统还拿出来了,一定要首先拿出去了。那还不是都要跟着改。各省都是,各部委也学了,什么铁道部他叫人民铁道公社,那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笑声)这样出现以后外交关系统统要改变。我们现在国家的性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进入到更进一步,这样改变也不那么需要,反而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象这样的事情,已经夺权的省分,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改变了,劝他们不登。只是一个铁路分局的夺权,登报登错了一些,这声春雷不那么响,就让他不那么响过去吧,不要这样认真,把这个问题搞的这样子。当然你们说了,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征候,这个征候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一闹,就没有再搞了嘛,而且他本身还在提问题嘛1我一来就听说,南站就不同意嘛。南站不同意那个地方只好继续军管罗。还是劝大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能够团结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一个错误,搞了就搞了嘛!再逐步加强嘛。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地方已经都夺了权了,并且已经成立了夺权委员会了,有的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的组织了,是联合的,江苏就成立了联合组织,安徽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我们都没有劝他取消。我们说你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将来把它扩大,现在还不能起真正的作用,将来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开各界代表会议,再来把它充实起来,才算正式的权力机构,现在还不成立权力机关,因为只是一派,另一派不赞成,都是左派。安徽它叫夺权委员会,当然现在不能承认它那个夺权,它那个夺权不像你们这个夺权,你们这个夺权夺了以后还没有掌权,你们自己就放弃了,所以你们等于改正了一部分错误。他那个地方还行使,行不通,我们现在军管以后,对那个夺权委员会让它慢慢地自生自灭的改变,不要去下命令取消。因此说铁路局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不要急于马上登报取消这个也不好,在群众面前失掉信用。因为初生的事物一定要犯些错误的,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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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就马上登报把它取消,将来谁都不敢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了,每一件什么事情者得极其成熟以后才敢做,那么我们的敢闯的革命精神就要打折扣了,这个不利。所以凡是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做错了,组织形式也弄错了,慢慢的改变,不要在报纸上把它一棍子打死,这对新生事物不利。做错了就把它改变嘛。比如铁路分局的三结合如果扩大不下去,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无论如何不同意,那我们只好把它军管起来。革命委员会能扩大最好,如果不能扩大,它只管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另一部分可以不管,业务还是军管来管,也可以这样来做。因为目的是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利于抓革命,促生产。铁道的运输在伞南,比任何地方任务都重,因为还要支援越南,还要海上出口,铁路公路和航运,还要准备作战,这个地方一切的弹药粮秣都要准备充足。所以不能因为这样子影响铁路的工作。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华南的铁路,军管以后二月到三月到四月的情况是上升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我十七日天亮以前认真的听了工人中的辩论,现在看起来,工人的组织是分成六个组织,“工联”、(现在你们也用这个名称了,我也是很高兴呀,是我建议的,经过群众嘛,不然又是我由上而下了)、(笑声)“地总”、“红总”、“红旗”、“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这六个工人组织。当然里头还包含其他的,先说这六个组织。铁路是不属于那一派的,铁路独立的。这六种组织,现在只有“地总’、“红总”赞成大联合,“红旗工人”大概只有一派,比较少数的,其他都不赞成。所以现在大联合过早地作为筹备会就不成熟。不成熟他就要停顿。当然下命令取消也不必,现在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照现在看起来,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个发展然后又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它受了压迫以后,有这么一个发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现在分成两派,他们争论比较多。本来军管会对他们倒是一向支持的,但是现在它分裂了派压一派,发生了争论,现在也是得到一个锻炼,照他们现在说,一派比较发展,一派缩小了。总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内部的争论,能够解决自己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如果不可能只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你们总是要在革命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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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嘛,一个多数派,一个少数派。当然这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改名字或者怎么样罗。这一派在军区指导思想还认为它是造反派的,希望你们再努力。据我所接触的,那天是我个人的谈话的印象,一个“广东红旗工人”,一个“广州工人这两部分,他们很能谈出一些问题,并且承认现在发展还不必急,甚至缩小一点也不要紧,要坚持。“广州工人”原来是一万多的,现在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并且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受另一方面的压
    制的。比如“广州工人”那天林XX讲了,还有一个女同志叫林丽彩,很有说服力
    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问题。“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压是压不垮的。如果他坚持革命,定要革命,现在还是坚持要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发陶(铸)呀、赵(紫阳)呀等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那就站得住,反对打砸抢那就站得住。所以今天还不能下定义说那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大老保,这样子就是把广大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个是不合适的。现在厂内两派斗争比较严重,两派斗争严重,这不仅工人同志要注意,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学们在帮助串连的时候,交流经验时也要在这方面给以推动,不要支持派打一派,打“老保”。这样会使人家灰溜溜的。另一方面,原来那一个造反派被另一方面反对。我看那个标语不能说是什么错。标语说:“打倒灰溜溜,紧跟毛主席,昂首挺胸闹革命。”这个气概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因为在造船厂,就联系到海军的衣裳灰溜溜的。这就有点过了。我看你们许多联系太敏感了。你们对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内外面临着帝国主义、蒋介石这些敌人,就没有几个人提呢?你们不是不敏感,就是不想提,眼睛太注意内争了。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今天要帮助美帝、台蒋的,在国内能起作用的,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的一伙子,这是主要的敌人。不能够针对群众嘛!群众提什么口号,就算是有一点点毛病,也不算什么,你把人家都牵连起来,那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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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样就是红彤彤的也会成问题了。比如说,你把红彤彤的放在不恰当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他是侮辱了什么。比如你们这个地方,电梯上放主席像,我就不赞成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放得不恰当。因为这是一个电梯,来往上下,主席的像怎么能放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不尊重。但我绝不能推论到其他的问题上。那个展览馆很好,我一提议他们就拿掉了。就是不恰当,不能给他戴什么帽子嘛!说他故意污辱主席,那不就变成反革命了?是不能这么说的,他的意思还是好意,他没有想到。象这类的事不是主流。最近林彪同志在军事会议上有一个演说。讲了三个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主流和支流、军队支左。报告将来都要发给红卫兵看的,要好好地学一学。这是支流的一些问题。即使有一点错误,也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我觉得象工人代表会这样的问题,工人大联合筹委会,即使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也不必取消。当然四月下旬开会也只是一种设想,现在不可能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要开代表会就一定是学生在先,我看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在先?你可以在先,因为运动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应该成熟一些。如果他们闹别扭开不成了,工人总等着他还成?我看农民就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在支部以下并不夺权,他如果确实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一次会为什么不可以?你说一定要按次序,北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北京首先是大学生,然后是农民、工人、中学生这样一个次序。次序可以不同。因为北京、天津都是大学生先开,因此你们都要先开。我想这个不能援例。但是如果学生成熟了,当然可以先开。工人现在看起来还不大成熟,那你们学生就要努力了。现在学生争吵又多起来了还要看大家工作做得成熟不成熟。
    军管会就那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四大事件”。军区并不负责的。但过去没有注意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起来解释了嘛。第二是《颠倒》一文问题。是主持报纸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个别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提出办法来了。第三是“一声春雷”。本是一番好意,心急,搞得不成熟。那么这可以等待一下了嘛,搞一个更好的革命“三结合”嘛!工人大联合比较还不成熟,但也不能取消这个组织,先放在那里,先搞好六个工人革命组织,使他革命化,各个组织自口开门整风,等等。所以,军管前的几件事,军管后的几件事,都是个别事件就是工人这个问题稍为大一点,但他也没有被别的组织完全拒绝。所以是很容易改的。这都是个别问题的错误,有些个别问题错误严重一点。总之,在这方面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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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的工作,过去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你们一定要了解,军管这个问题,仅仅是军队所担负的五大任务之一,而且就广州军区来说,还有两方面的任务,加在起是七大任务之一。那么他不可能象我们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同志们那样,你们放假闹革命,你可以从早到晚精神旺胜,比如我这个人三天不睡觉我就不行了,你们大概三天不睡觉还可以。这就说明了精力不够嘛!军区做工作的同志都是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要照顾到这里是前线的军区。前线的军区中央的看法也不同嘛!他们现在不仅有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大任务,还有备战的任务、作战的任务。有些地方只有备战任务没有作战任务。这个地方既有备战又有作战的任务。比如刚才我们听到了,越南的海岸上美国打了常规导弹,不是核武器导弹,是常规导弹,那我们就要注意啦!海军就要去侦察,空军也要帮助侦察,这个地方的作战动员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你看在座的,他们的司令员,除了刘政委身体不太好没有到以外,其他都到了,一边听报告,边还要想他们的问题!你们的脑筋里敌情观念暂时不存在不要紧,我们可不能不存在呀!所以要从全局想一想。你们读毛主席著作,上面不是经常讲到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这个问题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海陆空军,广州军区摆的多。同时任务也重。就学生工作说,广州也是一个大学相当多的地方,一共十七所,四万多人。中、小学生有三十多万。所以,在支左当中,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看才公道。为什么会有缺点错误,因为没有经验到今天止,军管仅仅一个月,首先把广东的支农,支工先做了。军管一个月,秩序就比较很清楚了。铁道和航运就是军管以后搞得蒸蒸日上嘛。昨日林昌文同志讲的出事故问题,一査还是军管以前的事。事情就是要弄清楚,实事求是。成绩还是肯定的,主要的。但是不是犯了一些个别的错误;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呢’有。改就是了。比如对有的左派摸得不是那么准,支错了一点,错了可以改嘛。主席就说过几次。军队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情况不熟悉,任务又这么重,全部的责任都堆在军队身上了。我们过去就是个工、农业生产,现在还加个支左,这是党的工作。还有军训,过去是部分军训,现在是全面军训,不仅是对大学、中学,将来还要对小学的高年级、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都要进行军训,一年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军管是政府的任务。这样就是把党、政、军的任务,军队都负起来了,由中央直接领导。除此以外,在广东来说,还有备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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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的任务。这样巨大的任务,能够在一个月内见诸成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要摸索。个别问题严重点,也是难免的。但是错误不是不可以改的。
    既然“1·22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有的同志急得很,问“红总”、“地总”保守表现在那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并没有说你是“大老保”。我对人家加给你们“大老保”的帽子我不赞成,我替你们辩护的。你们过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以后可以改。偏于保守为什么不可以改!
    至于说“复课闹革命就要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因为在第个阶段是全国串连闹革命,特别是中学生,从八、九月以后就满天飞,就没有在本校斗、批、改了。过去执行了反动路线,打了一大伙人,打了一大批,保了小撮,以后就走了。有的破“四旧”立“四新”建立了功勋。然后到全国串连了,就是大学也是全国串连。为此,现在中学要复课闹革命,要安下心来。在学校里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有时参加本地方的活动,有什么不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中学生不集中到一个学校里来复课,你没有办法教育他。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想,行动就会发展,这就不利了。你们也承认“主义兵”至少有五六千人,多则上万,是个群众组织。对群众组织就不能以那个笼统的名称待遇,就象刚才说的工人组织,叫他“大老保”就不对了。我听说“主义兵”有六千人以上,甚至万两万,还办了报。这样的群众组织我们就应该谨慎。我们可以批判“联动”的反动思想、反动行动,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思想行为,就是错的,就是反动的就要批判。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把一大堆人都算在一起。所以复课闹革命,才是认真的对中学的同学,好好进行革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点,我希望大学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如果你们对工厂运动很感兴趣,对农村运动很感兴趣,为什么你们对比自己小几岁的同时代的人,就不注意呢?我看如果“主义兵”多数(现在还是少数)发展到一个坏的方向去的话,不仅我们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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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你们也要负责任。我们要共同负责,特别是革命的同学要负责。为什么?这件事我是得到蒯大富同志的响应的。他很坦率,他说对清华附中的“联动”,他们也要负责。就在家门口的一些弟弟、妹妺都不管嘛!而这些将来都是反对自己的,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嚣张呢?北京市的几个附中都是这样,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个头子,师大附中,还有其他附中。我觉得大学的同学很可以对这个问题想一想。我们是时常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对这一辈青年,看到他们这样,自己心里就觉得不安,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陈伯达同志和我说过多次,要把他们找来教育一次,我支持他这个意见。如果能把“联动”的头子找到一百人上下,除了应该关的关起来以外,我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找来一道开个会,和他们辩论一番,最后教育他们,我就不相信多数不可以教育过来。当然,少数顽固不化的总会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去把他们推到反动方面去,而是应该援之以手,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两个字,有个“手”有个“力”字,要用力帮助,用力推动他们,教育他们。所以,不能说复课闹革命就是压了革命,这是小将们不懂得这个话。还说军训是阴谋。军训的文件都是主席批准了的,主席、林彪同志特别强调军训。因为他在天安门检阅时,看到军训以后,非常有秩序,他就觉得军训是灵的,搞了一个星期,出来游行的速度就加快。有一次十个钟头只走了二、三十万人,军训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不到十个钟头就走了七十多万人,缩短了时间正如林彪同志在批示中所说的,第一是革命性,没有革命性不能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是科学性,讲政策;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有了革命干劲,又有了政策水平,这样就是依靠了群众,依靠了政策,正确的路线,依靠自觉。所以组织纪律性就会搞得好。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今天报纸上还讲这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好军管、军训工作,广州军区已经决定调回一批军管、军训的干部,有几百人,重新进行训练。他们就在这个楼上,今天同样听我这个讲话他们过去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主席和林彪同志常说,我们进行任何一件新的事情,如果政策不讲透,就盲目地去执行,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又加上没有经验,对这方面没有知识。我们不能够过分的责备他们。不仅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也允许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理解的人犯错误。有些工作组犯错误,除了那些头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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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工作组员,我们也不主张过分地责备他们。他也是跟着做的嘛。所以,现在广州军区决定分期训练,把政策跟这些干部讲清楚。军训的干部,他有时候注重点形式,慢慢的引导到政策教育方面,政治教育方面。有个时候,把归口的办法机槭化了一些。主席三月七日所说的归口的办法,是讲的“延安中学”的那个经验,这个经验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学生归班,工人归车间,作为学习单位、生产单位是应该的。不然无法训练,无法生产。可是对革命的组织不宜急,要有个过程。比如战斗小组,在一个班或一个车间里,他的人数多,他可以成立个战斗组。不要跨车间,跨班。他的总的战斗组织、革命组织的名义还不能把它取消,它还要领导。班上可以讲联合,车间也可以讲联合,但总的联合也需要有些地方执行机械了一点。一军训,就学生归班,战斗小组在班上去联合,上边不要了。因此,上边的领导组织没有了,涣散了,等于那个组织取消了,这两天不是有同志说到这个问题吗?这种情形大学少一点,在中学很多。他的组织等于没有了。而“主义兵”是跨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因此,在广州就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突出了。在组织上我们没有注意够,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革命组织还得允许它存在。第一,允许它在学校里存在,也允许它有联合,中学联合中学的,不跟工人、大学混在一起。或者由大学组织个中学部来管这件事。革命运动时期允许它这个组织来领导,不然它就等于瓦解了。特别中学,到了班上它的作用就不大了,没有领导。这些支左的工作上发生错误,组织上,军训问题发生错误,军管发生错误,按照毛主席的话,一个字,错了就“改”。允许改。因为都没有经验,任务这么重嘛。
    最后,军管问题我还要解释一下两个命令,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的八条命令个是四月六号的十条命令。这两项命令不是矛盾的,不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是发展的,各有针对性的,互相连贯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后者把前者即后十条把前八条有些话冲淡了。比如说,前八条重点是不要再冲军区了,以前冲的,反革命的要追究,左派冲的不要管了,以后不要再冲了,重点放在那个上面。到了条,就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就宽了,连右的也不追究了。当然右不一定是地富反坏右了,“右”和“反”也还有一点区别。重点是放在比较宽大的处理,但是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还要追究,不过要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认为后十条上没有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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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好象是可以冲击了,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昨天中南局的造反派说得很好,今后也不能冲击。但有些年轻人就不是这样子,他又冲击了。是否是这个例子又要开了呢?大概是正反合吧!使用这样一个规律吧。那不能这样。辩证法的正反合,合就是前进了,不是正反合在一起,合二而一。所以,前进了就不要看得过分,看得太严重了。已有两次经验,一次冲,我们禁止了;一次宽大,又得了经验就是说两种经验都有了。今后我们就是说理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到军区去讲理,去当面谈。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就是请军区也下决心,军管会也下决心,你有什么事情要找黄永胜同志,刘兴元同志,温玉成同志,还有军管会陈德同志找他们,他们会商量办理。你们可以多接头嘛!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全国的斗争矛头大方向清楚了,广州怎么结合实际?就是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谁?
    1、矛头要直接指向刘、邓、陶。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中南、广东,当然就联系到陶铸,陶铸底下还有赵紫阳他们几个人。结合到本地,陶铸也算本地、半本地了。所以要指向刘,邓,因为刘是最大的,要系统地批判。过去没有系统地批判,过去逐步地认识,现在把它联合起来认识就清楚了。把他批透,就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头头暴露岀来了,就可以作为仝国的典型,大家以此为戒,以他作为靶子,也就挖到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的,那怕是很少的这种修正主义苗子了。那么在广东来说,当然必须结合到陶、赵这些人,也要结合本单位,本杋关,本学校的斗、批、改。学校的斗批改时间也不长了,现在已经四月中旬快完了,还有五、六,七、八四个月了。到
    八月底是十五个月,我们总要告一段落
    2、回答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够那么样说法;好象解放军那样做,或者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现在不这么看。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已呼之欲出啦。那天座谈会上不是有的同志问到底是谁?也没有那位说出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象似乎不象的样子,没有人能说出来。因此,说明这是大家并没有把握的事情。全国二、三月分是有那么一股逆流,就是因为干部亮相,有些干部想借这个机会混水摸鱼,不经过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彻底揭露,然后揭发自己的错误,亮相,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同意。在这里有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或者想混过关,这种情形是有的。至于拿广州军区来说,特别是广州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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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嘛。每一个人能不能过关,都要通过群众。现在广州地区站出来工作的没有几个人,省委常委中也就是他们四个人,也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检讨嘛,就要跟机关说,跟群众说。因此,广东这个地方,首先应该指向省委中以赵紫阳、区梦觉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处在旁观地位了,有时候还要嚣张几下子。现在工作这么繁忙的军区、军管会反倒受到责备,而他们却从旁说冷话。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要翻老帐,要复辟过去地方主义的错误,这倒象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股逆流。逆流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把它说得过分严重,好象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记得去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同一些大学的同学比较熟,他们从上海,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问我说:“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还有几个人支持呀?怎么样呀?你告诉我呀!”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有这样的事情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深入群众的,它是从群众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屡试不爽的嘛。只要主席一个号召出来了,其他的错误的东西就如同太阳一出,冰消瓦解了。多少次历史的关键时刻,从主席进入中央的领导,从遵义会议以来三十二年都是如此,加上以前十四年,在每次关键时刻的斗争中,主席都站在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发展起来发扬光大的,毛主席成为世界所仰望的领袖。怎么能这样担心呢,最后他们问我,要不要他们回来。当然他们青年人热情可嘉,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你还在那个地方好好工作吧!所以,说得过分了没有好处的。特别在广州,你们把北京、全国的口号拿翻版。昨天天亮前后,广东工学院的易作才同志,他讲的那几句话是对的。把广东的解放军,特别是把解放军的负责人,象黄永胜同志,陈德同志(问军区同志;温玉成同志上榜没有?刘政委呢?答:没有。)这样子没有好处,这里是面临着敌人的呀。你说军队没有信用,说解放军怎么样。的确,如果说北京可以这么贴,而广州这样贴就没有道理。比如福建前线,我们就不允许这么做。中央军委有个公告你们都看了,那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面临台湾前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区别对待。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呀!今天不提这个,我是感到最大的、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是最反对说这个话的。所以我觉得,说什么“式”的,揪出广州的什么的,那些口号也不见得准确。北京的口号换来换去,经常要变换的,你们跟着他团团转吗?十天前是一个人,十天后又是另外几个人,反正你们跟着转,我看把你的独立思考也就削弱了。经过十个多月的运动,广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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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志都锻炼出来了嘛,都有自己的见解了,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嘛,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看广东的阶级斗争盖子,像陶、赵这样的,在广东是头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认真的揭发出来,还停留在口号上,认真地揭发还有更多的可以揭发的,还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警惕阴谋不是拿这个东西去攻击另一方面,而是要拿这个东西去揭发他们在广东做了些什么隐蔽的活动。要防止地方主义复辟。当然,十几年前我们在批判广东的地方主义时,工作中确实也有些缺点,我不隐蔽这些缺点,不掩盖这些缺点,但是,总的方面是对的。那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在中央讨论过的,不能翻案,要防止这两种复辟的逆流
    3、个别的事件,个别人的错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能就下结论。要用主席思想,进行深入地调查硏究,要学习和实践。调查研究是深入实际,学习主席著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然后在实践中再考验,这样结论就会正确了,就不会总是打空了,甚至引起一番虚惊。
    要求你们要维护和支持解放军的地位,光荣和重要的地位。今天,华南
    的解放军担负很重大的责任。如果过去我们的战略的方向认为东北重要,现在看来最重的是西南、华南,特别是华南。因为海上、空中、陆上都是跟越南接壤的。西边跟越南接壤,东边是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这两方面都是敌人,而本身又是支援越南的门户,陆上运输要经过广州军区,海上也完全要从广东几个海口出口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不仅它在五大任务中是重要地位,对敌斗争也是重要的方面向来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都给以极大的注意力,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停留五天。因为不能忽视。我相信你们是会认识这个重要性的,你们每个步骤都要想一想。我们对你们的革命行动出了偏差,出了严重的错误,都不责备你们,只是要你们总结经验,自我批评,并不多责备,并不改变你们过去在斗争中有贡献的革命左派的地位。但是你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不全面。特别你们晓得解放军是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高的,军队的行动是这样光荣、模范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主流方面,放在大前提方面。发现了个别的错误,应该放到次要的地位,这才能分别主流、支流。逆流是有的,在广东是有一股暗流的,但不是这个,不是解放军,不是广州铁路分局的“三结合”,或者工人大联合。这是个别的错误。错误你们也同样犯了嘛!至于喑流倒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指岀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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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倒值得重视。在这方面你们提得并不太多,这点我希望你们特别要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每个行动,香港反应最快、最敏感。而每个反应都影响我们国际的信誉,特别是敌人拿这个来估计我们情况。如果我来这个地方五天,除了头一天你们公布以外,以后不再公布了,敌人就会猜想,大概我在这个地方跟军区商量作战的事情了好,天天都报导我跟你们座谈,这就很清楚不是讨论作战问题了。其实也不见。得,你们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我们总还有别的时间可以谈嘛!怎么知道我不谈作战的事情呢?我们刚才休息的时间还谈了嘛。但是把你们那个时间一算
    十几个钟头一次,七、八个钟头一次,人家说周某人在这里这么用功夫,大概这个地方问题紧张了。他就作另外一个估计了。所以我们年轻的小将们,在这个方面你们经验不够了,不能责备你们,但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如果见到不说,那我们就错了
    第五个问题:如何实现现在中央提出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个公式。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夺权的斗争,一定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我们已经摸出经验来了。那么,广东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也是和全国一样,但是你们这个地方更要着重;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为纲。要上这个纲。照这个来定我们的基调,就是我们这个革命大批判到底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对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联结到广东的陶、赵这些人,联结到本单位的“三结合”。是不是合乎这一个标准,就看你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第二、左派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左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般的革命造反派,要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革命造反派他可以是在这个时间造反,或者造得不那么准。要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这一点,我想大家的标准都不那么准。有的说,支持“省革联”一?二二夺权就是革命的,反对“1·22夺权”是反革命的。或者反过来说,支持“省革联”的是不革命的,反对“省革联”的是革命的。都不对。同样的,还有“四大事件”和其他一些标准。比如去年的“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那是在六月,是广东革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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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至于封《红卫报》,封的当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工人觉悟慢了点,宣传工作慢了一点,行动也慢了一点,同时,他们的运动搞得晚一点,组织也建立得晚一点,因此有些工人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他们看惯了《红卫报》因而反对封《红卫报》。所以笼统地把主张封《红卫报》的群众组织说是革命派,反对封的都是保守派,这样的划分,是不恰当的。同样,今年一月的夺权、“省革联”问题、《颠倒》这篇文章和“一声春雷”,现在叫“颠倒派”、“春雷派”“省革联派”,都是拿一件事情来划分左、中、右。还有关于大联合问题。因此,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革命左派,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多个月了,要看十多个月的经历。我也不赞成只看是否受过压迫,因为情况是变化的,一开始受压迫的,以后也有态度变了的。如果开始受压迫的都是左派,那以后变了怎么算呢?我曾跟许多省的左派谈过话,其中有些后来就起了变化。因此,就不能说得那么固定。要在十多个月一系列的斗争中来观察,是不是坚定的,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需要有个整体的看法,系统的看法。这样子革命造反派里头,也会有一些保守分子,反过来你们所谓偏于保守的,或者那些确实是保守派的,里面也会有一些革命左派的分子跳出来就得允许人家跳,允许人家站出来。甚至在一个组织里,它的领导的多数承认过去保守的错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资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起来批判它,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为什么不允许人家站过来呢?整个组织站过来,多几个左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只有瓦解一途,就没有允许人家改进的一途?两种都可以,一种是瓦解的,一种是转化的。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来看。因此,左派的标准,要整个地系统地来看,对一个组织、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起变化,左派如果犯的错误太多了,又不敢,坚持、辩护,那就会走到反面去了。中央文革小组我也参加过,就曾对北京某些左派组织的同志,提出过警告:你们如果再不改那就回走到相反的方面去。主席常说这个,凡是一件事情做过了头。就会走到反面了。这是我们有经验了的嘛!
    第三: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现在对立情绪很深,我们希望引导保守派转向革命,达到团结。这就要通过批判、斗争,而这个批判、斗争,要首先批判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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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广东的陶、赵,然后结合本省的“三结合”。矛头向上,向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矛头向本省的,及与全国有关的陶,联系到赵和其他一伙。还有本单位、本学校的斗、批、改,也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有的地方本身没有,上面有,就向上。拿这个来作观察的标准。如果保守派或者偏于保守的,他就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应该欢迎他,革命派应该欢迎他。甚至他本身就产生了改正错误的革命分子,虽然他革命晩了一点,但他变成革命了,我们应当欢迎他。或者合在一起,或者仍然保持两个组织,都是许可的。定一条:总之不能用群众斗群众。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批判错误路线的方式,批判反动路线的方式。自觉地通过整风的办法,自我批判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对于许多地方都这样强调:各派组织通过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有的都是左派,通过整风了,有的保守派,有的革命派,两个路线不同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共同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样把错误就转移过来了,转移到革命路线方面来,就可以进行共同的斗争了。也就是改造他自己嘛!
    第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问题,在这地方也是同样存在的。总是互相不服。我们这几天提出来了。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
    八·三
    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
    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我是提出三个例子。三个“红旗”的确是广东一向来承认的,军区一向支持的,尽管犯了严重错误。象中大的“八·三一”,在夺权斗争中就是犯了极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责备它。初期也许是支持慢了一点,但是一旦军区认识了,马上就岀来支持嘛!虽然引起了中大另一方面,就是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不满,但是还是支持嘛!并不因为你们的数目比他们的数目少,他们共有三千多人,你们才两千多人,并不因为这个就不支持你们嘛!这说明军区的立场是对的。他们也支持了华工红旗嘛!同样对广医红旗一向也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因为你们这三个“红旗”是广东有斗争历史的革命造反派,左派,另外别的就不是了,或者自己就可以骄傲了,我说这两个都不对。第一,自己不能骄傲,更要谦虚谨慎,所以我对你们左派特别说了两句反话。就是在今天天亮以前,你们当时给了我很好的回答。工人同志,也有学生同志给我的信,都承认我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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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的,说明你们多数还是赞成和同意这样意见的。不要骄傲,要谦虚,要有自我批评。不骄傲,自我批评,是左派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是讲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说,看你是不是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那就是骄傲,没有不犯错误的。在青年时代,要没有自我批评,阻塞了你的进步,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必然是与左派的本质不相称。左派不能永远是左派,要不断地进步,不进则退。另外一条,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左派,本校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左派组织,产生了也不要紧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攻击,要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来推动前进!至于别的学校,都有造反派嘛!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进行说理的斗争,但是不能排斥,比如一司的问题,最近就出现一派排斥一派,甚至不让人家到会,这个就不好。今天没有发生了。我不是一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北京也出现了,不能认为北京出现了,你们就照抄一下,这些事情何必照抄呢?我看北京来的同学也不会赞成你们内战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坏习气带来,我请他们就不要在这里串连了。我想他们不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串连,但不支持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会这样的。因此,在左派之间提出反对“右倾”,反对“托派”,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对左派可以允许他在某些见解上慎重一些。这是许可的。到了社会斗争以后,他们看问题就比较慎重了嘛!实事求是了嘛!这怎么叫右倾呢?凡是左派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忽然被说成是右倾,常常是估计错了的。我们在西安的问题上,发现“交大”的李世英被“西工大”、“西电”多数说成是右倾的。后来经我们全面审査的结果证明,这个攻击是错的。因为“西工大”、“西电”的多数是支持打、砸,抢的。说打、砸、抢是革命的打砸抢。我们批判了。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是敌人就消灭他嘛!也无所胃砸,无所谓抢了,就是要消灭他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的,为什么要打砸抢呢拿这个造声势就不对。另一个是南京的“南大”革命造反派甄邦元,就是南大
    八·二七”,那一派夺权占多数,这一派南大本身和南京的“八·二七”他们不赞成夺权。那一派就说南大的“八·二七”甄邦元是右倾了,后来我们约他到北京,谈的结果,证明了甄邦元并不是右倾,而是他们批评得不对了,批评也带着打砸抢来了。当然,也不一定这里照抄了。总之,现在革命派中,稍微慎重的,也许他的观点不都是正确的,甄邦元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李世英那一派的也有些意见,但总的趋势是对的,总的看法是对的,但也有个别错误,有些措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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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错误。所以我们一般地不宜批评谁右倾,我们不赞成。说左的是“托派”,也不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批判了。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长期保反动路线,这是保守派。这要在实际行动中看是不是有这种组织,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保守派了;如果他已经改过来了,已经支持革命路线,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批判了当权派中坚持反动路线的错误,应该说他已经向革命路线靠拢了嘛!他已经改变了保守立场了嘛!你不能说他开始是保守,就是命定的,永远不能改变了嘛!要一分为二,有的是坚持到底、坚持下去的,有的是改了的,要分别对待。保守倾向,即使是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左派里边也会有的。保守倾向是对于造反倾向这个对立面说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是对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过火了,那么,另外一方保守一点,就会有针对性地来纠偏,即使是革命左派组织也不能免的。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不允许有任何保守倾向,这个说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这个大联合里边一个保守组织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工人组织,拿这个地方说,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个企业单位,北京是千八百个,天津是一千七百个,估计这个地方会少一点。现在“地总”据说包括九百多个单位,“红总”是包括二百多个单位。我看可能广州就是一千多个单位了。一千多个单位都参加工代会的话(不是现在筹备,现在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了,要推迟了),将来各方面都参加了,肯定每个厂子都有代表,如果那个厂子就有保守组织,没有别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吸收他参加,慢慢影响他呢?这个事情天津也好,北京也好,我们可以肯定那里头有保守组织,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北京是一千八百多个厂,百分之八十参加了市工代会,天津一千七百多个厂百分之六十多参加了工代会。有几个左派组织它挑剔这个,说有保守派。我们报告主席,主席说一个都没有才怪咧,有了倒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说明了,总要使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取得领导地位,这个是要保证的。这才是在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大联合。另外,你这个大联合只能是初步的嘛,你在这个大联合中还要进行斗争、批判嘛、批判反动路线嘛,联合工人阶级本身的斗批改嘛!它就可以推进很多人走向革命路线方面,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了嘛。
    第六、群众斗群众,要坚决反对。我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些行动是象群众斗群众的形势,一吵起来就非常激昂慷慨。对立得厉害,这就没法避免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头子都是这样,那一到了群众场合,还不是打呀!因为没有听到你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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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砸抢进行批评,我就很担心。这个打砸抢,在中央文件里已被否定了的。我们多少地方是反对打砸抢的。军委八条命令上批评了,十条里面又是批评了体罚的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还支持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另外在其他的文件里也提了。在转发安徽的文件里又说到这个问题,要反对。安徽问题的第六点决定就说,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要正常地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我们不仅对打砸抢不赞成,抄家也不赞成,抓人也不赞成,不准武斗。中央在许多文件里都肯定了这一点。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我希望你们这个地方不再发生这个问题。打砸抢,抄哇!抓哇!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七、“联动”的反动思想、“联动”的反动行动和“联动”的反动组织,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不能列入青年人犯错误所允许的范畴里,因为这是有一种反动的血统论作理论基础,通过大人影响着青年,使青年受了骗,受了蒙蔽。拿感性代替理性,凭一些传说的话,凭一些他们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事,就激动起来。就对于“联动”的反动思想、言论、行动寄予同情。这很危险,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在文件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批判了这个问题。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里就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管军训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我们特别强调把它写上。这个文件的第三条就讲,在学校中不准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军委八条命令的第八条也讲了这个问题,这一条是主席特别加上去的。它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你看群众性教育,如果他犯法了应该交给公安司法机关,而干部子女,家属应该负责教育他。整个是教育,对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讲“联动”这类的组织。在这个同题上,希望我们几方面的人,在座的,军队负责军训的,特别是中学军训的,干部对子女,包括工农干部,还有大学的同学,对于自己所接触的中学生,都应该注意
    至于更进一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四月十五号《人民日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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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已经讲清楚了。要通过大批判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第六个问题;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我希望革命学生中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尊重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要保持革命造反派的地位,要靠自己的奋斗,自强不息。要照毛主席说的,不断地总结经验,经常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要停滞不前,吃老本。我们老干部不能吃老本,年青人老本不多,更不能吃老本,更要不断前进。这样才能够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寄以希望的。就是要戒骄戒躁。戒骄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别人说的。因为对人家骄就看人不起,戒躁,是对事情说的,也是对人喽!容易发脾气,容易急躁,骄傲急躁。毛主席在我们党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讲了这样两个警戒,要我们谦虚,谨慎,他感觉到党要快胜利了,就容易发生骄傲急躁的毛病。果然,我们这个党在七大以后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胜利以后,许多人就骄傲起来了。象高、饶反党集团,很快就伸手,很快就跌跤,就跌垮。刘、邓这些人,又骄傲得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学毛主席著作,结果就成了现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情起于微末,慢慢地积少成多发展的。因此,希望我们的学生运动中,工人运动中,各方面运动中的左派,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被人家批评偏于保守的,或者是被人家随便说成是“大老保”等等,也不要气馁。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肯革命,会赶上去因为今天各方面的同志都在,我不能不从几方面来说。有些人对于过去旧的领导确实有些留恋,对于旧的秩序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东的陶、赵或者其他,就是你本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是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嘛!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路线上说话了嘛!对你自己过去就批判了嘛!跟过去的反动路线决裂了嘛!对新鲜事物就接受了嘛!就这么个精神嘛!甚至你带动一个组织都转变过来就更好。要有这个勇气,不要气馁。所以,如果说革命左派不要骄傲急躁,偏于保守的就不要气馁,不要只是对立。气馁、对立就不能改了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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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馁就没志气了嘛!对立就不能转化了,不能改变了。还有其他,那天头一次座谈不是还有第三势力吗?也的确还有些派别还站在中间,或者偏左,或者偏右,他看不惯两种做法,一种骄傲、自满,排斥别人,一方面气馁,或者一方面对立的很厉害。他看不惯人家的一些弱点,没看到人家的长处。敢于造反的总还是革命性强了,就是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差一点。那么这样子,你就该帮助造反派,这是前提嘛!革命性是第一位嘛!你帮助他硏究政策,帮助他讲组织纪律,这就可以弄在一起,不会站在中间了嘛!保守派和偏于保守的,也可能组织纪律性很强,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的党员,我们不提倡这样的群众,主席最不赞成黑“修养”那样的思想。确实如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所说的越养越修。唯心主义的修养,还不是脱离实际,脱离斗争,没有前途。所以列宁讲纪律的三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讲的嘛!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提倡自觉地执行纪律,毛主席不赞成把军队说是“驯服的工具”。最近有篇文章驳了的,不是什么无条件服从,而是有条件服从的,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组织纪律当先,这就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我生产搞得很好,听话,纪律很服从为什么还说我不好?我们的军队同志下去支左,有时支错了,就是犯这个毛病,就觉得这不是很好吗?他就忘掉了,如果革命精神旺盛还会搞得更好,我们拿这个还可以考验革命派嘛!如果说靠保守派生产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革命派它参加进来一定会搞得更好,而且,这样子就使造反派带头,保守派就服了嘛,他就可以改变它的保守思想了嘛。这个就需要我们军管同志带头了,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大概所谓“第三势力”,总是最容易在政策上斤斤计较、讲求细节。这样子呢,两种都看不惯。其实你没有革命性,你那个政策无法实施,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创造奇迹出来,结果是跟随大流,不能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看到自己的弱点来改进。左派不急躁不骄傲,就应该硏究政策了,科学性了,自觉地遵守纪律了,也就不赞成打砸抢也不赞成随便骂人家大老保了。当然一下子叫广州都改变恐怕也不容易。譬如挖苦人家“八一八”叫“老八”(有人回答:是“八一八”他们自己叫的),自己叫的,对方叫的,两种都有,不去争论了,反正是不那么郑重。政治斗争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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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叫人家反感,这是第一点。这是不是和稀泥呢?我还没有看出来。我还是以革命性为第一嘛,按照林彪同志的定义嘛。保守的就是革命性不强嘛!他只讲组织纪律性不行嘛!
    第二,革命学生中的三司和一司的问题。革命学生中几个组织联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组织,或者两种组织,或者三种组织,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急于取消。它各有各的特点。这是不是提倡分散主义呢?不是,因为它还是联合性质。也不是分裂主义。反正大学的革命派最后总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总要有个代表性的组织。这个代表性的组织要在革命派的基础上,吸收一些革命性差些的参加;但一定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来团结。保守思想总会有一些的。因此,三司、一司就是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北京,我们是劝他们三个司合起来了。虽然合起来,但实际上那个三司还是有它自己的关系存在。并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个事情,主席是早有预见的。有一次,他问二个同志: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个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这个同志说:没有了,都取消了。主席说;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我看,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今天拿主席的思想告诉你们,你们不必急于要一司和三司合并。倒是要努力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革命路线为纲,这样子跟各派的革命组织来谈论,在这上面来较量各方面的革命性到底多强,在这方面讲联合,重点放在刚才说的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本地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上面来考验。不必过分强调马上联合。
    第三,学生串连。大串连现在不提倡了。一般的不进行,个别的北京学生可以到各地方看看,时间也不能长。比如说,最近北京来了二十多位。几个学校(有人答;五个)五个?不止吧?(有人又答:九个,“哈军工”也来了)。这是时的现象,不能象去年的大串连,也不能象去年那样煽风点火,因为现在本地的革命学生组织已经成熟了,你们只能来交流经验。这一次来交流经验,把你们好的经验提出来,错的也告诉他嘛,是革命同志嘛,同时要学人家的长处,互相学习,学一段时间就回去。这种串连,只能是少数的。现在北京出来的人太多了,超过原来的设想了。我回到北京还要跟你们商量,不宜出来太多。有些地方还不宜去的,因为那里已经很复杂了,你们去了,如果确实根据党中央的政策掌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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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去帮助解决当然很好,有些地方还不如晩一点去或不去为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还要跟中央文革商量。学生串连要和工农结合,以本地串连为主,基本上是本地串连。本地串连,也是学校相互之间串连,到工农中去,那就要去劳动比如农忙的时候,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动员下去劳动,与农民结合,与农民三同、
    五同,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到工人中去也是一样,你到车间去不能象过去那个办法,去一大堆,特别是中学生,到一个车间,人都挤满了,弄得熟练工人操作非常困难,甚至岀了事故,这就不好嘛。现在要人家赞成,商量好了才能进去。工人、农民欢迎学生去交流经验。但是有一条,不论外地象北京来串连的,本地学生串连的,相互串连的,结合工农串连的,都不要包办代替这是中央文件几次规定的。那个学校的革命,要靠那个学校本身的革命派为主。机关如此,工厂如此,农村公社也是如此。这一点,今天早晨农民同志讲的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学生只能去交流经验,支持一下,不能包办代替。因此,组织问题,顺便说一说。我们现在组织是分产业的,工人就是工人的组织,工人可以有几个工联,就跟学校的几个司令部一样。比如刚才说的工人有六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分成两个):“工联
    地总
    红总”、“广东红旗工人
    州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这是大的;还有小的联合组织。现在有的小的合在里头,有的没有合,这个不去管了。总之,工人只限于工人的联合。组织太多了,将来总要合几个,不能分得太细了,太细就没办法做工作了。学生就归学生,大学归大学,中学归中学。当然,大学可以设中学部做工作。农民,还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个是主要的,或者红卫兵。农村的十条,是这样规定的。至于石井那个地方,还存在“红农友”的战斗组织,是不是可以作为红卫兵,我不大清楚。如果作为红卫兵,那也可以的;可以让它存在一下子看一看。我提议,农民同志,学生同志,记者都去看一看,看那个组织是不是确是战斗组织,群众又需要,那它就可以转为红卫兵的组织了,不叫红卫兵名字也未尝不可。总之,它是那种性质的组织。农民代表会,还是以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为主,因为十条上规定了的。要真正以贫下中农为主,干部是参加,干部也要贫下中农出身的参加参加一部分做工作。还有机关,也不一定只有一种组织,也可以有两种组织,多种组织。这样存在一个时期,可以有个比赛、竞赛嘛。这些组织,一定要时机成熟了联合起来才可靠。所以,“省革联”暂时不存在,有它的发展规律,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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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存在了,它没有办法把各种人联合起来。因此,同样的设想,省里不是有个“省联总”吗?看来时机也还不成熟,真正的大联合还没到成熟的条件。所以东这地方,恐怕军管时间太短了还不行,太短了不能把各种工作做得好。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恐怕还需要一个时期,太急了还不行现在的“省联总”,还不成熟,将来才能形成。所以现在也不能搞另外一种不经过同军管会商量的组织,就是单独的工农联合组织,或工农学联合组织,这还不成熟。所以,老红军也好,还有什么荣复转退的革命委员会,这些我们都不赞成;有些这样跨行业的组织,尽管它做对了,支持左派对了,我们还是把它取消了。
    第四,“主义兵”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这么大的群众性组织了,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因此,在目前还要进行一段工作,就是集合一些能够找到的头头,比如说军训这方面已经召集成千人开过会,还出了一个报嘛。当然,在这个报上,我们军训的代表同志讲的话是有错误的,把它肯定起来,说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已经觉醒了,并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这个估计不正确,不合实际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学生(指大学生)、革命的工人,都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只能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那能现在就说;现在就这样说,那么,这三天,连今天是第四天,我们的这个会就不会这样对立了嘛。鼓掌是这一派鼓,那一派不鼓,那一派鼓,这一派不鼓。如果能团结到百分之九十
    五,那能这样子鼓掌呢?我的话有的也是这一方面拿去用了,有的那一方面拿去用了。当然,有些话全体都鼓掌了,祝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都鼓掌了!这不管你说他大老保他也还是得鼓掌,{笑声}当然,这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出去了也很难说。对立情绪在鼓掌这方面太阵线分明了,就说明不那么全面了。我有一些话是按中央的话说的,为什么分成两种鼓掌呢?就说明对立情绪太强了,政策性就不那么强了。所以,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我是没有可能在这里做工作了,北京还没有做好嘛。如果能够找一、二百人和他们座谈,我看是可以谈的。我刚才碰到三个千部的女儿,一位黄永胜同志的(黄永胜同志:是陈发洪同志的,我没有女儿),一位是杨梅生同志的,一位是詹才芳同志的,一个十
    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我跟他们说“联动”怎么反动,怎么要不得我把事实告诉她们,并且鼓励她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底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要靠感情办事,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政策,不要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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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得通的嘛!我问她们三个是不是“主义兵”,她们承认是“主义兵”,可见我随时可以碰到嘛,我住在这里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看这比北京还容易些嘛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做反动组织呢?所以我劝你们左派,你们这样子把他们赶到一边,这是很不利的,而且不可能赶到一边。你们压他,他就抵抗,有压迫就有抵抗,造成了对立,这样很不利嘛!是不是?我们见到“主义兵”就拦头一棒,骂他们一顿,那我还怎么能算是他们的长一代的人呢?所以,必须要把它揭穿,说穿,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会认识“联动”那样的思想是反动的,是错误的。我说你们自己要建立出一个纲来,一个斗争的纲。因为他们刚回来不久,他们对许多问题认识还很笼统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就不够了。我看了《小兵》的这篇演说,就是没有事前做好调査研究,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才说自己的意见。我想你们即使晚上看到了“主义兵”的活动——不过那天说了以后,到今天还没有捉到人,东西武器是给我带来一大堆罗!那北京比这里凶得多了。这里是棒棒居多,只有两根铁棍,我只看到一根,后来又看到一根,那北京“联动”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但是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要教育,要采取教育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这样的方针。你们自己也有弟弟妹妹嘛!或者亲戚嘛,还要做工作,不应该造成这样的长期的对立,这是不利的。对“联动”的思想、“联动”的组织、“联动”的行动都要反对;但是对广大的青年组织里受影响的部分,要区别对待刚才碰到三个女孩子问我;“是不是你要取缔‘主义兵’”?我说我没有笼统说要取消,不过“联动”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我是反对的。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就要站出来反对。但是普遍的取缔群众组织的方法不能采用。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这点我希望你们冷静地做调査工作,做到有分析,学习主席一分为二的方法。我们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用的一分为二的办法。第五,工人造反的组织,刚才我已经说了,各个组织需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的组织,十几个组织,你们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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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冋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现在还不成熟,现在要经过这么一个步骤。但是有一条标准,总之你不能够再支持反动路线,要站到革命路线方面来。总之,你要矛头向上,不能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一个特点,打击一大批,维护一小撮也是反动路线。
    第六,农村的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组织,即使是由军管会或者是军管会派干部下去组织的,如果它确是贫下中农代表,还是要承认,这个不能叫由上而下因为现在农村大队和支部是不夺权,并且承认,过去四清如果深入的地方不需要再夺权,四清下台的干部不许再上台: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农忙的时候“四大”应该暂停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召集代表会当然是上级召集,只要代表是贫下中农代表,那就得承认它。所以,在这里头串连,由贫下中农本身发展,“红农友”也好,红卫兵也好,总之学生不能参加,只能帮助,只能串连,交流经验。由他们自己组织是许可的,去石井试验也是许可的。
    第七,机关的革命组织的前途。总之机关长期闹革命不找出一个发展的前途来,那不行。你闹革命到一定程度,总得指出个前途来嘛!你到底批评什么,彼此批评一两个人,甚至出那样大的海报,我觉得这个矛头不对。就拿省人委机关里的造反派说,叫机关联络站,他加“省革联”了,支持夺权了,后来作了自我批评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还要出那么大的报,题目是很醒人的,结果抓些小节,是不是事实我不去管它,这样子把事件扩大,用那样一种批评方式,我觉得不那么妥当,这样的斗争就没完了。对立面是需要,但要在大的问题上对立,主流方面对立、斗争才行;在支流上对立就是抓细节了,见了树木不见森林。机关的斗争,我看水平应该提高,因为他总还得转上业务呀!抓革命促业务呀你不能长期不搞业务,你总得订出一个计划来嘛。现在机关里面,就是响应全国的号召,把大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刘、邓,然后再结合本地的陶、赵,还有跟他伙的人,这样来结合斗批改。机关总得有前途,学生放假到暑假,机关不能等到第三季度,第二季度有个结果就好了。比如中南局八百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四月十八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五月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的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不能站出来的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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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继续作检讨,叫群众考察。中南局不起作用了,但中南局还有计划、财贸、三线、交通运输,可做的事情多咧。还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来支援各省嘛。省市机关也要有这个打算。你们造反派也要有个打算,总还要有个斗争计划,有个前途。第八,干部参加工作和检讨、亮相的问题。这好象有点矛盾。是有点矛盾就是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检讨完,他又在做工作。军管会里有个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可能不会找他们工作了,但是生产委员会总要找他们工作这样还没有完仝亮相又要他做工作,就会影响一批干部,大家比了。这个问题恐怕请各级军管会订出个计划,帮助省、市各级领导干部,跟省、市机关造反派商量,指定几个人商量。象这样的座谈会不能常开,偶然开一次可以。还是分头开,跟学生开,工人开,农民开,机关开。机关还有中南局的,可以另外作一个口子,省、市委两个口子,这么来解决,这点请军管会抓住。总要有一批干部能够通过群众同意的,亮相,首先是要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揭露领导人,省的、市的,自己深刻地检讨,在工作中表现,同时也要揭发现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暗流,知道的就要揭露。这样不会影响揭盖子,因为这个盖子共同都要揭的嘛。要揭中央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省、市为数有限的几个人,这就是共同性,大家来跟他决裂,揭露嘛。
    第九,外地来串连的同学不宜太多。已经来的八、九个单位,希望你们采取我刚才说的意见工作,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把北京好的作风传来,我们非常高兴,但不要把不好的作风也传来,变成北京的翻版。现在斗争水平提高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这些问题,都是不完全成熟的意见。听了你们三天汇报,我不能不讲一点。我讲的都是重复的,虽然整理了一下,还是有些重复。本来最好用一种决定的形式,提到中央去,再发给你们,那是很简单的几条啦,那不适宜。因为中央只我个人听到,黄永胜同志听到。这个不能作为根据。而且现在只是改进工作,因为军管这个过渡的办法,还要实行嘛,不变嘛,希望你们给予信任嘛,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全部的精神,一个是敌情,其他你们都有经验了。我要增加的就是两条。说到最后,总结起来说六个问题,一个是增强敌情观念,你们不是没有的,你们是没有作为重点,现在你们要把它唤醒,每件事情要跟敌情摆在一起想一想国外的敌人虎视眈眈面对着我们,想趁机蠢动。另外就是面对着敌人斗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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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军区它不仅要执行军管的任务,而要执行七项艰巨的任务,军管仅仅是一种因此,在初期不免要发生一些缺点、错误,甚至个别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衡量他的错误性质。何况我们左派也犯过这样严重错误嘛,夺了权又掌不起来嘛,并且形成了组织,而这个组织又不能起作用,在群众中也失掉点信用,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你们嘛,就说明要照顾大局,以大局为重嘛。这个大局不是强加于你们的,是全体劳动人民、全民族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的。这一点我觉得还值得说一说的,我上面没说,你们也没有说,我觉得还应该提出来。应该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提高这个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別是《红旗》杂志社论。这样几个要求,这是一头。这样才能毛主席思想挂帅,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依靠什么?就是学习主席著作,带着问题来学。解放军是按照这个要求办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广东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主席著作上解决了的,你们如果能活学活用,就会得到解答的。现实的一些问题,从去年十六条起,有大堆的文件,有这么多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林彪同志已经发表两篇报告,还有第三篇。大家要好好读,今天我只是帮助大家整理一下子问题,这些都是文件上有了的。我们都是跟别方面谈过了的。就是吃透两头,上头请教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头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求教于群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要有种深入群众的精神,向群众请教。我向你们请教,学到了一点东西;还通过你们向群众请教。凡是你们的语言从群众来的,一听就可以感觉到,仅仅是凭一时感想说出来的你们的语言,也可以辨別出来。这就说明还要深入群众。两头吃透,你们就解决问题了。第三也是林彪同志所说的,自己立场态度如何,上请教于主席,下求教于群众,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对待革命群众就是朋友,就是你的老师,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了,就很好解决了。几天来,我和同志们的四次谈话和一次讲话,总是希望在你们,信心也在你们。我觉得广东问题是能够解决得好的,能够迎头赶上的。所以我跟军区同志谈话,都是鼓他们的气,他们能够领导好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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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个别的人犯错误,或犯严重的错误,那是个别的问题。从整体上说,从领导上说,他们是努力想搞好的。要搞好也不能光靠一方,领导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他们首先要向群众靠近。常开这样分片的会,个别谈话,指定专人经常接触,经常交往,就能把群众的脉搏,经常计算在领导的讨论当中,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中学生,机关革命干部等等,就可以经常计算了。我想这样做,一定可以把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的指导、指示贯彻下去,相信我们是会搞得好的。我现在号召在座的同志,通过你们号召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同志、革命的学生同志、红卫兵战友、革命的机关干部同志,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坚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在这样的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通过这些斗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东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样伟大的光荣任务,我相信通过你们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一定能够在今年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现在我们大家来高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彻底粉碎和打倒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锁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说明
    ,总理讲话中,有几处涉及机密的地方,付印时从略。
    ,总理对“地总”、“红总”的评价部分,根据总理指示,改用了四月十
    九日二十时四十分由总理办公室周家鼎秘书从北京传来的电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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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以上,请酌定。毛泽东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汪
    释(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指广东省军事管
    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
    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
    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
    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
    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黄永胜,刘兴元,温玉成等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分别邀请广州市大专院校,工人等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和部队支左人员,部分武装部的同志举行了系列座谈会,诚恳地听取了他们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査,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现简报如下
    常委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也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贯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够,没能正确地识别和坚定地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晩,情况不了解;介入时,正值一些革命左派在省革联夺权,市公安局反夺权,冲击军区和军管广播电台中犯了错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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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粉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的时候,当时我们对造反派的错误看得过重,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而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査研究,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例如对于一时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左派,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不适当地取缔,解散了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抓了一些人。反之,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压抑革命左派的作用。正如一些小将批评的:“"你们对一些革命左派的支持,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一些有保守倾向的组织,态度暧昧,脚踏两只船"。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其次,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正慢。三月底四月初,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命令颁布后,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决心不是很大,措施不很有力,很多思想,组织工作不落实,因此,弯子转的很慢。集中地表现是: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一些支左人员对上级决定不理解,埋怨对造反派″五原则让步″。因此,对偏保或保守组织感情"难舍难分",对左派组织将信将疑。而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对我们突然改变态度,反映强烈,甚至围攻质问,更使一些支左人员和领导干部犹豫不决,感到无所适从。
    产生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军管会领导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吃透两头,对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还很不理解,领导工作很不得力。例如,没有把革命组织在斗争中所体现的大方向与某些缺点错误严格区分,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在调査研究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地历史地考察每个群众组织,特别是对大专院校武装部和区武装部的工作没做好,往往凭着他们提供的一些未经核实,倾向性很大(他们中很多人参加了一些偏保或保守组织)的片断材料作结论,下判断,轻易表示支持和反对;纠正错误时政治思想工作没有紧紧跟上,工作一度比较被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
    常委认为,以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能不能迅速彻底扭转,这是关系到整个支左工作成败的关键。为了吸取教训,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我们决心遵照林副主席关于吃透两头的教导,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领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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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针政策,大力突出政治,通过集训支左干部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邀请造反派开座谈会,邀请革命左派代表作报告等办法,认真总结前段的支左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全体人员的思想,首先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保守情绪和私心杂念,彻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带头政治挂帅,到群众里边去,广泛同广大群众和支左人员接触,加强调查硏究,虚心向他们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坚定地站到左派组织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对一些犯了缺点错误的左派组织,从爱护出发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对过去取缔,解散的群众组织和抓错了的人,经过全面复査,凡是做错了的,立即坚决给以平反;对偏保的组织,积极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加强革命性,引导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努力争取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致的前提下,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正。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
    九六七年五
    月十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恩来、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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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央碰头会阅发。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根
    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
    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
    从
    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2)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
    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1967.05.14;中发[67]151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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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
    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
    十四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康生对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的讲话
    〖地点:广州。康生同志于五月十九日接见了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等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康生同志说,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政训练,主席非常重视。
    军政训练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第二是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军训工作中也有缺点,主要是四个字:“急”、“硬”、“死”、”多”。你们知道不知道主席给了解放军什么任务?主席要解放军“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主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联动”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主席的这个指示,搞血统论,说自己是红五类,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说:“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这是主席交给解放军的任务,怎么能说解放军右倾、和稀泥呢?在当前,结合文化大革命斗争形势,学好主席著作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五月八日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主席看过了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我直接参加了。主席是五月二日讲“引言”,五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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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讲“结论”。当中二十一天找了很多人谈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文艺方面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学习这篇文章,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的《讲话》涉及许多哲学命题,如存在与意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专家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等,主席有意地用哲学来说明一系列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讲了阶级斗争,策略思想,讲了革命文艺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态度,讲对三种人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彻底揭露、打倒。对朋友,要有批评,有团结。对自己,对人民解放军,要赞扬。
    在当前,我们发表这些重要文件,目的是引导革命群众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掌握斗争大方向,有力地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工人的工作,除上海外,都作得不好。现在是学生领导工人,不是工人领导学生,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不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影响工人
    主席要我们首先注意政权问题。五四运动好就好在提出了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首先起来了,他们是先锋,但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北京革命群众组织的四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都是学生。为什么没有工人的领袖呢?肯定会有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现在有一些问题发了指示,但研究贯彻这些指示不够,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常常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发一个指示不行,又发一个,越发越疲。大字报越写越大,浆糊越用越多,农民很有意见说我们吃都吃不上,你们成桶成桶往墙上糊。
    来源:1967年6月2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5期)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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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如同意,请酌处
    毛泽东五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释(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
    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
    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
    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五月十日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华工东方红、红旗516纵队:《〈北京来信〉事件始末》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高翔等同志贴出了《北京来信》和《告全院学生党员书》顿时,平静的华工校园沸腾起来了,同学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很快7059班同学贴出一张呼吁在广州地区建立一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联合指挥部的倡仪书,同学们的革命激情被唤起来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堆堆的人群在谈论,华工校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气氛,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可是,小将们没有想到,在革命烈火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有人就策划于密室,要对他们下毒手,要扑灭这场革命烈火了。在省委的一个密室里,赵紫阳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只见赵紫阳咬牙切齿地说:“《北京来信》是反动的是大毒草,要进行批判。”随后,张云、王兰西就奉命来华工对工作队长叶向荣面授机宜,说“今晩学生要暴动,立即做好准备。”院保卫处副处长邱盛花马上到广州警备司令部调兵遣将。准备随时镇压。叶向荣还命令全院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全副武装,一等战备,通宵守候。三个工作队长也身带手枪,杀气腾腾。只等声令下,就要对小将们开刀!当晩,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现已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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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是个大叛徒)彻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紧张地听取华工的情况,如临大敌。
    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左右,在省委工作队和张进(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我院头号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策划和布置下,只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危言耸听地煽动说:“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搬,写批判文章,什么“《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连牛鬼蛇神也岀来写“批判文章”,对革命小将进行大规模的围攻。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同学进行跟踪,盯梢,偷听电话
    时阴
    风四起,妖雾迷漫。白色恐怖笼罩华工校园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那黑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六月二十六日,五位革命小将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冲破黑省委的重重阻挠上北京告那些混蛋老爷们的状了。小将们的无畏精神吓坏了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紫阳一伙。他们使岀种种卑劣手段,打电话给沿途单位,布置对五位革命小将的拦截和监视,赵紫阳还指令白云起(省公安厅副厅长)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六月底,经赵紫阳同意,王
    西,焦林义,白云起等签名向广州公安局交办:要控制华南工学院高翔的《北京来信》,七月初,赵紫阳还亲自给王宁(公安厅厅长)一个批示,要他布置有关部门对高翔等几位同学之间互寄的信件进行邮检,并确定由白云起和十处长挂帅,把《北京来信》当作大案抓。六月二十九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
    七月七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作时间为三个月。
    七月三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八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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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査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兰西(副省长
    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
    必须指出,
    陶记黑店中南局一小搬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主谋者,在七月一日中南文化革命筒讯(增刊)第七期中,报导“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中南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这份情报发到各级党委,声称“北京医学院寄来的煽动学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信件,就是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标本”。布置各级党委准备抓“右派”,准备随时镇压,海南岛红岛大学几个学生由于赞同了《北京来信》的观点,遭到残酷的镇压
    铁的事实证明,陶、赵及其死党就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罪魁祸首
    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改,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清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陶、赵已经被广大革命派揪岀来了,我们要彻底清算陶、赵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革命派的滔天罪行,把陶、赵死党统统揪出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周总理在四月十八日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陶、赵及其死党对革命群众种种迫害只能促进革命群众更加剧烈的反抗,加速他们的灭亡。在《北京来信》事件斗争中,锻炼了革命小将,华南工学院革命派在与陶、赵及其死党的斗争中,已经成长和壮大起来了,现在他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发扬“六·二四”革命造反精神,以千军万马的雄威,向党内一小搬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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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直捣陶、赵黑窝。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华工东方红、红旗516纵队华工机关红旗兵团农奴戟(广州三司华南工学院《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打算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木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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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来源:1967年8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2期)
    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时讲话
    〖参加人员:戚本禹同志,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52人,地总派58人,陈郁、王首道、赵卓云、黄永胜及广州军区其他代表。〗
    今天多来了几位,是我主张的,上次占劣势的一派多来了几位(指地总派),人多并不是占优势,多来几个好说服他们吗!
    今天旗派开了一个大会(指广州工人联合大会),听说开得不错,首先我们祝贺你们,但你们要注意,不要骄傲。不然会走向反面。今天让不是旗派的多来几个是我主张的。不能说你们就是造反派,他们就是不革命的,造反不分先后么,听说你们连工交红旗都不愿意联合,你们要做工作,连地总红总今后还是要走到块,我不能老奉承你们,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我们要问旗派,你们是不是毛泽东思想,运动一定要以工人为基础呀。
    应该以工人为基础,过去国民党挑动工人打架闹分裂,我们就是去做工作让工人联合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社会主义时代,特别是广州面临敌人,工人为什么不能联合呢?就是因为观点不同,过去就有隔阂,四月初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你们要加强联合,在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就是要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工业十条)为基础,以大批判,批判刘、邓、陶、王、赵为基础,只要搞大批判,是完全可以联合的,上次和你们说了,达成了四项协议,结果有一方面,封存了枪支,另一方不封,而封的一方面又要起封,结果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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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又打起来,打得没有道理,在黄埔打起来,子弹飞到外国轮船上,有个越南船,也挨了子弹,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工人阶级不痛心,你们就是要打,只顾派别利益,不顾国家利益,连起码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都没有。今天你们开了个大会,十万人,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听说你们发了一个宣言,你们把矛头指向谁呀?
    有没有指向解放军?有没有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如果矛头不对,我们就不提出,人民日报也不会发表,尽管你们大方向是对的,但也不能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应该这样么!上海就是这样,所以运动比较健康,虽然有坏人挑动,但毕竟是少数。工人的工作还比较好做,学生不同,学生思潮起伏,容易产生派別观点,工人阶级是最懂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爱护国家财产,你们对立情绪那么深,这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提倡工人大联合,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工业十条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只有工人联合起来,才能推动运动。
    请你们来后,人不少,但武斗没有停止,那个冷臧库,我跟你们讲了,不要去占领,可是你们还是要去占领
    (地总:现在旗派进攻水厂,一定要打倒现在。)
    (三司:这是地总挑起来的,他们打死了我们五十多名战士。)那黄埔是谁挑起的?(三司:是地总)
    (红海员:不对,我是红海员的,刚才接到广州来电,旗派占领冷藏库大楼,用机枪扫射海面,使我们不能工作。)
    (珠江红司:他完全是造谣,自地总占领黄埔岛后,用两艘炮艇封锁海面我们的船只无法出海。)
    (红海员:我们说一点。)
    你们再说,我不听了,刚才还说工人要大联合么!你们就是这样子。我要大声呼吁,反对打内战,这样才不愧为广州公社的后代,不愧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后代。那时工人多团结,四十年后今天,这样斗不团结,我们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奋斗么!英美就在对面,看着敌人不管,而对阶级弟兄这样对立,就是只看见眼前利益,没有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对红海员)你们为什么要把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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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旗派包围呢?
    (红海员:我们根本没有包围旗派。)
    (珠江红司:我们一直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但地总两部炮艇封锁了海面,我们出不去。)
    (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
    (珠江红司:我们南海107船岀港,结果是遇到地总炮艇的机枪扫射。)(地总:我们根本没有炮艇也没有机枪。)你们扫射了没有?(地总:我们根本没有)
    不要说得那么肯定吧!对海港我们要采取军管,军管后就不同了,再违反就要抓人。(坚决支持对海港实行军管)你们这样赞成军管,那你们对野战军的枪还抢不抢。我们要严正指出,广州再也不能发生抢枪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用这条来考验你们。(我们保证不抢枪)好!那马上签,解放军的枪你们都夺,你们能保卫祖国吗?我们多少老同志,身负敌人枪弹,你们这样做过得去吗?我现在不要责备学生,首先要求工人带头,陈郁是老工人,现在要站出来,首先讲工人大联合,不能站在派别观点上,要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农民也要联合起来。(八兵团:我们八一兵团决定带头把枪交给解放军。)好哇。
    不管那一些,都要如此,我上次对你们要求不高么,先封存起来,不要再打么,那是敌我斗争,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打呢?即使是反动路线可以批判反动路线么,我们呼吁是:各派的同志保证不再打了。
    (红旗农民:郊贫联现在发枪
    郊贫联: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根本没动枪。两派争吵起来)
    (敲桌子)你们还吵,你们吵吧!我说了嘛,从现在×点开始不再打了,赞成不赞成。
    (赞成)(工联:我们保证把枪交给解放军)
    第一步是要求你们先封存,不启用,这样才能保证制止武斗。(地总:工人联合组织排除了大多数工人,我们不承认。)他作为一个组织,不要什么人承认,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地总:我们大多数工人被排挤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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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你们的组织嘛,我要求你们:1、把所有枪支弹药全部封存起来,包括车辆,不要开着到处跑;2、就是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3、支持解放军在市区到车站码头进行巡逻。如何人不许干涉,以后不得违反。否则,以破坏“六
    六”通令来处理。我一定要把广州这几条定下来,双方签字。我现在马上派人出去调查,今天会上的表示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求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
    好,现在谈谈学生的问题,你们怎么办呢?红司:我们保证走工人的道路)
    (三司:总理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造反派教育很大,我们说口头表态是容易的,但行动上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省直红旗:地总扣了我们的三个人已从二十七日开始绝食,他们至今不放。)(地总:我们准备放)
    当然要放,在这里重申,不管那一派扣的人都要放
    (文艺总部:请总理批准我们打电话立即回去,立即宣传。)
    对嘛,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个过程,我们说话都要客观一些,不要说得那么×,中南局好办,王首道不会带你们去抢枪,但青年人就很难说,要做艰苦的工作首先是要下定决心,你们首先要达成协议,制止武斗,你们留下一部分代表,我们还要谈,关于筹备三结合问题,广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京的红卫兵劝回来,现在有很多人替冒红代会的名誉去的,他们给你们增加不少负担,去年他去煽风点火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不同了。主席说:现在到各地串联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帮了倒忙。我们要求你们去把他们劝回来,现在绝不能包办代替,要把他们劝回来,同时还要在你们那里造成舆论,一致对外的空气,你们回去要立即制止武斗,我们派人下去调查,首先工人大联合,农民大联合,知识分子大联合,解放军作后盾,铁路一定要联合起来,要严明一条纪律,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如果再抢,就会被坏人利用。特务、流氓、烂仔也会来抢枪,那就会不清楚了,坏人打死我们的人,使我们更加对立,实际上是被坏人利用。今天大家同意,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字,然后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回去,通过你们宣传,把枪封起来,不要再用了,大家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这样,才能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有些组织是要费点功夫,象主义兵,年轻人嘛,思想起伏。(主义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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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那就由你们回去说服下面的群众
    (红总:现在医院成了派别医院)(机关红司:他们造谣)
    我看你们派别观点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这样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很远了,不管那一派都要立即回头,医院怎么能因观点不同不开刀呢?
    (总理念协议书)
    如果大家同意,签字后马上打印出来,下午就派飞机把你们送回广州,回去后,住在一起,开会调查,你们要容许解放军派兵保护,不要互相抓人,这样做,无论如何,是不好的。我相信
    定要做出个榜样来。
    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的贺电
    广州军区转中央调查组魏国印同志、调查组全体同志并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由京返穗代表同志
    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九月四日关于贯彻执行“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
    四项协议”的决定收悉,并且听说正在付诸实施。你们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使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决定不仅直接有助于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而且对于促进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通过大批判走向大联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热忱地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按照这一决定,以实际行动保证五项措施的全部实现,并预祝你们不断取得胜利。
    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州“贫联”赴京代表时的讲话总理说: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应独立思考,凡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应该支持。前天你们去参加了大会(指“地总”举行的工革会)介入了武斗,这不好,对方就有理由批评你们他们说你们是偏保组织,我们没有这样说嘛,事后你们又怪军区,你们去军区是借口,我不相信你们前天晚上不能回去,那么多人去军区,这又违犯了“九·五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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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有独立性,要有独立位置,成立独立组织。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前天武斗打伤打死180多人,都是阶级兄弟。这些事中央调查组和广州军区是会弄清楚的,也是会正确处理的,目前不仅你们要撤出来,也要“地总的人撤,在回去的路上,要再发生武斗,由军区做工作,“郊贫联”的同志可以从东山绕回去。
    你们要和中央调查组合作,你们执行了四条协议,执行了“九·五命令”队就站对啦,就是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了。我们就是拿这些来考验你们,希望在这两方面做出成绩来。
    郊贫联”的人数很多,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让广大农民进城,只要你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四条协议,执行“九·五命令",你们的组织就站住了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
    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黄永胜在接见广东各地代表时的讲话〖地点:京西宾馆。摘要〗
    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对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是个很好的考验。是否能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搞好大批判,如有一个组织没有搞好大批判,而是在那里搞武斗,不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前进,就不是一个好组织。
    造反派要做出榜样,要立新功,尽管分成两派,但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里还有坏人,在国内还存在走资派,坏人,在外部还有敌人。总理每次接见都很强调敌情,特别是海丰那里有个莲花山,经常有敌情已很出名了。现在我们两派打起来,打死的几乎都是好人,真正的坏人倒没有打死。这两派有些造反精神好些,有些造反精神差些,有些觉悟快些,有些觉悟慢些,有些跟中央精神紧些,有的跟得没那么紧,造反精神好的要帮助造反精神差些的组织,觉悟快的组织要帮助觉悟慢的组织,紧跟中央精神的组织要帮助跟得不那么紧的组织,使他们改正错误。两派都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些部队支左犯了错误,屁股没有坐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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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信他们会检査错误,屁股会转过来的,经过检査后,你们要相信他们解放军犯错误与走资派是不同的
    最后还是具体解决几个问题
    要为韶关“八一工农兵总部”平反。谁出面的就由谁出面平反。如果军
    区出面的,那就由军区出面为你们平反。
    2.要派部队(带枪)到四会,保护你们(造反派)回广宁。要把被关的人都放出来
    3.海南那个冒充中央文革联终员的,要调查。你们把他抓起来,送交军分区,我们责令他们处理。
    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广州“旗派”五名代表时的讲话极左思潮不光你们那里有,全国普遍都有,你们也受了一些影响。主席视察后,集中地提出了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是主席回来时在列车上找三派谈话,什么道理都讲了,最后送给他们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是第一次实践,才能体会到这四个字的伟大意义。但联合也可能有反复,但也不要怕。
    要大胆地解放一批干部。革筹小组、造反派作基础,加一些军事干部和领导干部。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团结教育东风派问题,你们要高姿态。
    搞学习班这个办法很好。河南、湖北正在北京集训,老将们检查很深刻,将们感动得哭了。小将说:我们过去都把老干部看得太坏了。
    联合并不等于旗帜倒下,第一步没有这个要求,没有绝对的大统一。组织可以存在,只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要搞复课,具体办法你们想,你们对解决干部问题不放心,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问题革筹小组成立以后解决,干部子弟学校要解散,学生要分批到各学校去中小学派军训团,大学派军代表,帮助三结合大学要帮助中小
    总理指出:广州的户口保留证和下乡落户四年是骗人的
    (农村大联合问题)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是重要的,但农村还是以贫下中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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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干部下去把权就拿过来,贫下中农是不会同意的,知识青年只要和贫下中农结合得好,也是可以掌权的。
    文化大革命使每个组织、每个人,包括军队在内,都受着严峻的考验。你们是青年,缺乏经验,我们随时提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与我们老年人不同,我们可以原谅你们。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的讲话
    〖时间:晩,陪同接见者:戚本禹、吴法宪、黄永胜。摘要〗周总理问:“工人联合的情况怎样?”(“地总”汇报了26号签订六点协议)不坏嘛!
    (“工交红旗”汇报了广州冶金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地总分裂大联的情况)
    总理说:在大联合中还挖墙脚,这样搞是不对的。你们(指“地总”)过去是有派性的,军区在四月份要是急转直下,就可以把你们的保守倾向扭转过来但是军区工作做慢了一些。军区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两件事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改了就行了,比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
    (代表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军代表说: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黄永胜:他们说有几万。
    军代表汇报说:他们分三个口:工交、财贸、文艺总理说:跨行业不行嘛!不是开平反大会嘛黄永胜:还搞了平反联络站,要层层平反,“地总”代表:还要群众组织给他平反
    总理说:群众组织要给他平反?那不是群众斗群众嘛?层层平反等于要帮他们发展组织,珠影东方红我四月份就帮他们平反了,要他们回去搞革命比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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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工人先把局面稳定下来,现在最难的是铁路等一下解决,现在是第二个年度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做个模范。
    总理说:老保翻天是指党内走资派,把老保加在群众头上我不同意。(汇报到斗私批修进行联合情况时)
    总理说: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中南局除了那几个走资派和叛徒清楚了,省委除赵紫阳外还有哪些要批判,要打倒的,揭发出来没有?
    代表汇报了区梦觉是叛徒时,总理说:有证据吧?他自己承认吗?(代表一一回答)
    总理说:如果确实那就定性了当汇报到戈枫是文化大革命黑手时,总理问戈枫,
    戚本禹同志说: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戈枫(并摆手向总理示意不行。)
    代表还谈到赵卓云前天来对我们说他是穷富农时总理惊讶地问:赵草云来了吗?(答:来了)
    是他们(旗派)把他们拉来的。干部问题你们回去审査。总理问:上山下乡的青年怎么样?(代表们汇报了情况)
    总理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当谈到支农青年要造反时
    总理说:“支农青年”四个字很好嘛!不支农回来造反,造谁的反,中央有个通知,你们要做他们的工作
    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广铁分局两派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的协议军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周总理指示广铁分局实行军管的决定,我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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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坚决拥护,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军管后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坚决相信、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广铁分局军管会。对广铁分局军管会的指示、决定,坚决执行、坚决照办
    坚决执行广州地区两派在北京签订的十二条协议
    三、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彻底革命精神。
    四、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持和协助军管会搞好各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双方组织坚决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无阻。
    本协议自军管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
    部唐国良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部李德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
    附件(四
    最高指示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中央又发出
    十·一七通知”。我们坚决照办
    在革命大批判的新形势下,必须集中全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铁路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双方代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下,立即着手建立“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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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局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由双方各派三至五名代表组成。筹备小组下设办事机构,亦由双方派出同等代表组成。分局所属基层单位两派组织经过协商相应成立上述革命大联合的机构
    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办好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通过大批判首先实现双方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并逐步实现全分局的按行政部门的革命大联合
    、正确对待干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教育干部大多数,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只要他们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实行轮训学习,并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改造,经受考验。
    对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由双方协商批斗,如意见有分歧时,对方不得阻拦和干扰另一方批斗
    四、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各级军管会的正确领导,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好支两军和护路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以及双方代表签订的“四项协议”,尚未上交的枪支、弹药和一切武器,必须在大联合筹备小组成立后五天内,交回中国人民解放军,逾期不交者,革命群众有权扭送军管会,严肃处理。
    六、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保证“九·二一”
    九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更好地完成广州铁路运输任务,完成进岀口物资、支港物资和战备物资的运输任务,确保秋季交易会的顺利召开。凡离开工作岗位的干部和职工,应由双方动员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双方应热情欢迎
    七、坚决执行中央二四一号命令,铁路不介入地方,地方不介入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双方不参加地方的群众组织,目前尚留在双方组织中的学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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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
    八、加强敌情观念,提髙革命警惕性,时刻不忘广州地处边防、面临港澳,严防敌特和地富反坏右及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革命秩序,对本组织内的坏人要依靠和发动本组织内的群众去揭发处理
    九、为了迅速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双立应增强团结,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广州铁路分局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签字:广州铁路分局春雷红色总
    部李德权广铁分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唐国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二十三点于北京
    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双方代表的谈话
    〖陪同接见的首长有:戚本禹、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陈郁、王首道。总理满面笑容,步入接见厅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的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工革联答:定下来了,明天上午九点)总理说:好?中央发个贺电去
    总理:海员联合了,铁路联合了,现在就是革筹小组问题了。你们赞成搞个革筹小组回去推动呢,还是回去搞军管呢?
    总理首先问工革联代表,然后又问工革会代表。工人代表们回答:赞成搞革筹小组回去推动。总理又问旗派机关干部代表,
    代表回答:我们代表团昨晚讨论过了,紧跟中央,拥护中央决定成立革筹小
    总理:革筹小组还是五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你们提了赵卓云,他们提了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能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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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派代表汇报了广州现在又出现了抓领导干部现象,“总派”冲了军管会办的干部训练班,抓了戈枫、王维、田明等干部。总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总理在记下田眀时说:听说田明还不错嘛,为什么把他也抓了,抓人不对嘛!抓戈枫也是错误的,谁抓的?
    “地总”:是我们下面一个分部抓的
    总理: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戈枫我们是不同意马上结合,但也不要抓嘛戈枫有些问题难道比陈再道还严重吗?陈再道还在训练班里嘛!立即打电话回去放人!
    (联络员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回来后,“地总”代表告诉说,已打了电话,叫把戈枫送去警司。)
    总理:为什么送警司呢?马上送回学习班嘛!(联络员又带“地总”代表去打电话。)
    总理:军管会要保护参加学习班的人,任何人不准动。
    代表们汇报说,刚刚签订了协议,在北京的总派代表却把革命领导干部赵卓云同志抓去斗争、侮辱。你们在北京代表斗争赵卓云同志,在家里也抓人,这就不对嘛!
    (“总派”代表:抓戈枫是“地总”一个分部,在这里斗赵卓云是一部分代表,我们是不同意的。)
    总理:不管怎样,不能抓人,要讲道理嘛,你们的协议里面有的嘛,你们刚刚签订了协议还要这样搞。
    (总派代表汇报了旗派也有抓人的事情)总理说,两派都不能抓人。
    总理说: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是那五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他们是五个头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能参加。你们回去之后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解放干部,现在是你们支持,他们打倒,他们支持,你们打倒,这叫干部怎么活呢?千部怎么能过关呢?解放干部只能搞党性,不能搞派性。现在湖北的陈再道、钟汉华、蔡炳臣等都在训练班,都没有打嘛!应该文明一些嘛!对立情绪不要都集中在干部身上。广东总要比湖北文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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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十天。
    主席最近指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承认错误,认真改正,得到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站出来,重新站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里。”
    (旗派代表说,亮相干部不管亮在哪一边,都不要以派性来看待,要对革命负责。)
    总理:对!现在推动你们签了字,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今天民主就少了一点。工人阶级总是要革命的,群众总是要革命的。解放十八年了但组成几派之后,就有了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领导层就要分析了,少数组织被利用了,现在已不能和过去走资派完仝当道时相比了。现在军队支左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军队主观上总是支左的,军队支错了改得很快嘛
    今年夺权斗争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月份激进的一部分组织先夺了权,但很多没有夺好,没有联合另一派来夺权,一派夺了权,把另派排除在外,这是搞不成的,从一月份到现在,取得了经验,就是推动联合。现在存在的问题,两派中有一派是偏于保守的,当然,这个联合中有的可能激进些,有的可能保守些,都是群众组织嘛!不和群众组织联合和谁去联合呢?以左派为核心是肯定的,但不能以哪一派为核心,自封左派是可笑的,是愚蠢的,一定要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考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自己签定的协议。以前保守现在不保守了,前进了就好了。左派不能吃老本,老同志几十年的老本,几下子就吃光了,你们才一年半的功劳,不是一下子就吃光了吗?
    群众联合起来之后,里面是有先进保守之分的,按照科学的术语来说,组织内总有左、中、右之分,但为了不造成错觉,我们用保守两个字,与资产阶级右派差别很大。去年有些人保了一下走资派,就叫人家铁杆保皇,我不喜欢说铁杆两个字,你们总是要我们来定各个组织的性质,定性要靠自己长期实践来定性,不要中央给你们定性,好象保险箱,伯达同志说,超过份量就走向反面了。有些造反派,一旦定了性,就觉得我是造反派了,就无往而不造反了,以为什么事都任意干了,可以胡来。
    (红旗派代表请示,民主人士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总理:不搞了吧,现在主要是搞党内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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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汇报了公安系统组织劳动人员最近情况)
    总理:要军管会去做工作。(黄永胜:可以。)你们回去之后,减少派性,联起来发表声明,事情就好办了。
    主席最近批示:什么叫牛鬼蛇神呢?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织劳动人员本来是应该改造的,陶铸却把他们作为工人看待,陶铸对他这一点非常得意。对支农青年你们应该发表声明,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要他们回农村去
    (工革联代表汇报市内交通问题)
    总理:要撤出一切制高点,保证交通安全,市内交通部门要多派解放军去军黄永胜连连点头,说可以)码头也要管起来,(关于拨款修车问题,陈郁同志说回去再解决)
    (代表汇报交易会文艺演出问题。)
    总理:上海、北京要去演出,你们就不要搞了。
    旗派说:“东风”派排了一个“白毛女”,硬说是总理批准的总理说:我那里知道东风派排了个“白毛女”呢?!“广铁总司”代表请示总理:铁路军管问题是否可以公布?总理:签了字就可以公布嘛!
    总理又问黄永胜同志:可以马上军管了吗?(黄永胜答:可以!)
    红旗贫下中农代表汇报了郊贫联以民兵的名义还有一些枪支没有上交,红旗贫下中农有很多是民兵都把枪支上交了。协议上有嘛,都要上交嘛!
    总理最后说:后天开个大会,你们双方都找几个人讲讲话,不要又吵起来要创造革命大联合的气氛,后天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电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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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广州工交红旗,你们大工人组织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重点胜利,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国务院、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11.12;中发[67]341号毛主席批示:照办。
    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
    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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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八点十五分至十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全体代表,刚刚在大会堂渡过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之后,来到安徽厅参加中央首长对广东地区同志在京最后一次接见。代表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大家的喜悦心情使整个接见大厅呈现革命大联合的欢乐气氛。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春桥等中央首长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健步走进大厅时,代表们起立,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心情,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今天是你们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我们的副统帅。(全场沸腾,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转向右边,
    介绍。)
    总理:这是伯达同志。(众高呼:向伯达同志致敬,向伯达同志学习!)总理:这是江青同志。(众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向革命同志致敬,向革命同志学习!
    总理:这是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
    (总理又转向左边,
    介绍,全体代表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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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这是康老同志
    康生: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这是张春桥同志,黄永胜同志,李作鹏同志,刘兴元同志。
    总理:昨天我说过了,庆贺你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今天凌晨又达成了告广州市人民书。根据“十二条”精神,这是个好的文件。现在,今天这个结束的会议,首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读下。这是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准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宣读《决定》第一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段是讲总的,是讲对军区的评价。八月二十日的检查,经过一段修正,认识错误要有个过程。我们给你们开了几次会,黄永胜同志也参加了,刘兴元同志也参加了。大家都很晓得广州军区管三个省军区,野战军也是比较多的地区,有援越抗美斗争的任务,不仅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还有援外任务。自从今年一月,接受了党交给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当然因为任务是新的,过去部队也作过群众工作,但过去是协助工作,而今天是领导工作。由于经验少,需要重新摸索经验。但成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从支工、支农方面来看。广东今年虽有灾情,但仍然获得了丰收;工业因为本身有限制,稍差一点。由于经验少犯了一些错误,在军区的检查中也说了:(总理念军区的《检查》)“但是,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四月份以后,我们仍然觉悟得迟,没有痛痛快快地彻底改正错误,致使广州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应该肯定人民解放军的成绩,指出缺点。军队,当然所有的解放军都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广东尤其是这样,过去解放华南,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这点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也是一样。我们还要求他们立新功,这就是江青同志在一次对军队领导同志讲话中所讲的。这是一次很深刻的讲话。所以,我们号召广州军区、各级军队领导机关、各野战部队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广东,不仅在“三支”、“两军”方面要立新功,更重要的是援外战备任务,支援越南前线。譬如湛江,军分区不仅有“三支”、“两军”的任务,而且还有备战任务。所以,要求军区本身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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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开展阶级教育、战备教育,这样可以增加力量,这是关键题。希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注意。
    因为人民发动起来了,又有敌情,需要提高警惕,这就要我们团结起来,致对敌。提到形势问题,最近有这么个估计,总会有人这样想,认为形势不那么好;但多数人认为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敌情教育了我们,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仝胜。怎么能说广东不是好形势呢?说这种话的人,是急躁的、有派性的。这些人想那一派还在,对立派还在,这是从派性出发。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全国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这怎么还能说形势不大好呢?不会的嘛!广州的工人阶级响应了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在大联合初期,旗帜还可以不倒。一定要这一派把那一派吃下去,消灭掉,这是小资产阶级派性,不是无产阶级党性,一派独霸,这样就变成小资产阶级。观点是会有不同的,在革命路线下也是会有不同的,这是允许的。一派独霸,这是不允许的。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激进的,缓进的。在政治上有分歧,若没有分歧,那才怪呢!一个问题达成一致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这怎么能叫形势不好呢?正是大好的,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你们回去批判悲观论。虽然有走资派,特务,美、蒋间谍,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存在,但是大局已定。所以,对形势不能说不好。不能听走资派,特务分子,坏人的挑拨。
    协议首先提拥军爱民,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你们好好读一下。把军委的“八条”、“十条”联系起来读,它们是相互的。在新形势下,在文化大革命下,更要依靠群众,搞好运动。广大群众也要依靠解放军。在“人民解放军万岁!”这个口号下,把军区错误的性质弄清,要军爱民、民拥军,表示我们强大的力量,表示我们一致对外。我们面临强大的敌人——美、蒋,要把交易会开好,这样表示我们是一致的,表示我们强大,这一点在你们文件上写了,这次要作的更好。把你们过去的什么“广老谭”、“一小撮”等错误口号全部肃清,你们说能不能?(众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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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宣读《决定》第二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刚才讲的那段实际上把这段联系上了,要提高警惕,贯穿敌情观念。但是我们的战友们、小将们常抓住一点,把其他就忽略了。若他们从广州来,不仅是进入广州的问题了。广州与海外联系多,很容易进来,敌人进来是不难的。所以,你们敌情观念要加强,因为他在这里一动,港九反应最快。昨天你们讲的,你们的小报就不应出那么多,应把矛头对准敌人。尤其要防止破坏搗乱。因为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我们不能让交易会被破坏。交易会是要开一个月,但还有支援港九的长期斗争,要防止敌人破坏。防止谣言,使我们互相争吵,而他们却在旁边看笑话。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新秩序,旧的不好的应该打破。一年半了,应摸到一些规律。要严防敌人捣乱,这点广州比别的地方更为重要。你们的文件上也说了,要严禁武斗。
    广州过去曾有些学校搞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台,这相当于把打内战的消息让敌人听。还有无线电电台、电报、密码,这更不允许,是非法的。今后凡是遇这类事件,要立即报公安机关,采取专政措施。这是不允许的,是反革命行动。放毒药、暗杀,这都让群众注意,光靠专政机关是不够的。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专政最重要的要靠群众,若发现了,让群众揭发出来,可以保持群众组织的健康。若在社会上搞破坏活动,不管是那一派,要把他揭发出来,扭送他到专政机关。所以,专政机关一定要依靠群众,与群众相结合,才能作得好。这一点遇到群众相互争吵时,常常把它忘记了,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总理:宣读《决定》第三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讲,最近你们全面协议虽然晚了些,但有好处,把它搞的更丰富、更完全了。协议今天军区都散发了,问题就在于实践;要实践这个协议这很重要。应该说在这协议还未达成前,海员首先大联合了,组成了一个组织。其次是铁路工人,先是铁路局的大联合,然后是分局的大联合,这都是很成功的这些都说明有大联合的基础。当然,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十二条协议基础上嘛!在实践十二条协议中,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不要因为过去是造反组织,曾反过走资派——陶(铸)、赵(紫阳)。有这么一点本钱就够了?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能不能向前推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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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少数领导人不执行,群众就可以改换、撤掉他,这样还仍旧是革命派。另种情况,过去批判走资派弱一点的,但一旦了解了,赶上来了,就好嘛!偏于保守一点,我们说是指在大方向上。真正保走资派的,是极少数,真正的“百万雄师”,也是其中极少数人,多数还是受蒙蔽的。尤其在军队“三支”、“两军”中,革命群众组织都参加大批判了,所以,这种保守倾向容易改变。过去落后的,现在赶上来了,甚至超过去了,这就要看谁站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贯彻“十二条”。不能老是只争论过去。过去的大是大非,应该是看他是不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这是最大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现在就看谁走的好,否则有了协议,但没行动,不就变成了空谈家了吗?所以拿这“十二条”考验你们。你们成立监督小组,可以有总的,分的,这很有必要。不可能想象一天功夫就可以实现的,还要有一个宣传过程。双方要互相信任,相互监督,不然的话,光抓对方小辫子,这就不好办了。当然,整个运动的重点,应该引导到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去。实践中考验你们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都称的起的话,联合的基础也就有了。现在广州的工人阶级已经带头了。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希望你们回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实行“十二条”协议。
    总理:宣读《决定》第四条(记录从略,详见《决定》本文)
    总理:这一条是各组织经过协商,决定有五位同志领导工作。作军事工作的
    三位,黄永胜同志多年来为党工作,跟林副主席多年了,是个好同志,是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当然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党中央是信任他的,信任他能够领导工作的。本来由省军区来领导工作就可以了,但因为广东省有特殊重要的原因,就应该有更高一级的领导同志。孔石泉同志是第三政委,现在也要由他负责工作。陈德同志,你们都熟悉,广东人,有一些错误,与你们不是那么融洽,他来京开过会,中央是信任他的,作第一线的工作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的工作同志、中南局的同志支持的有陈郁、王首道同志。陈郁是个老同志,这次他认识了自己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站在了造反派一边。王首道同志,认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站出来了,你们同意他。过去,他在交通部工作中犯了错误,以前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他自己也表示要更好地工作,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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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尤其要相信解放军。领导同志五位,还必须把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吸收进来,现在来不及在这搞好,你们回去协商一下。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四位,工革会四位,工交红旗两位,由你们回去协商。铁路、海员都要有人,相应的农民两派也要有人,要照顾双方。学校的五个方面,红司、三司、新一司、中山医三○一,二,
    另外,红一司二个不满足,可以三个,共计十
    位。这样,可以组成广州大专院校红代会。另外,剩下的机关也好解决嘛!这样就不难解决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另外,昨天提议的,康生同志在山西省,用联席会议的办法,让各派都有人个星期可以召开定期会议。大家组织联合行动。都是你们本身的事情,就更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还有几件事,要学习,整风,可以派一些人到北京来学习,大军区,省军区,地方县、地委干部,红卫兵、军队里的干部,商量好就来。今天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学习班有八个省的,还有在京协商问题的八个省的代表,坐满了大会堂。学习,不管是开门还是关门,首先要作自我批评。象湛江两派谈的就不那么愉快,你们要帮他们。所以,一定要多谈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把对方的长处看到了。当然,原则是毛泽东思想,以“斗私,批修”为纲,通过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必须解放一大批干部,象广东省陈郁,是什么原因解放不了一大批干部呢?最重要的是有走资派象赵紫阳等挑拨,和其他因素。赵紫阳是叛徒喽!第二种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次认识多一些,以×Ⅹ×为首的一小撮,把中央批的人,排在外边,南下的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好的。不能拿缺点来否定主流。地方主义不应该翻案。批判地方主义,就是批陶铸的,不然陶铸怎么能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怎么能叫他两面派呢!受地方主义影响就容易造成小资产阶级派性。
    第三个原因是坏分子,例如郭风、黄士民挑拨你们。他们不把你们向好的方向引导,而故意挑拨,这不能怪群众,怪他们。黄与香港有关系。“五·一六中也有这样的人,对“五·一六”我们只是把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不要扩大化,不能说那个组织就不好了,不要人人去揪,最好由他本单位本组织的人把他揪出来。另外,我们反对象“揪军内一小撮”这类极“左”口号,但不能让右的思潮复活,即不能让老保翻天。再有不能让坏人复活,兴风作浪。这样才能使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向前进,走向前,赶上去。我们表示希望,你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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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代表雄壮有力地回答:能!)好!
    底下是署名喽!经文革批准,最后由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批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代表们起立,高呼:向总理致敬!向总理学习!)总理笑着向同志们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此时,各组织代表纷纷起米,高声宣读保证书。)
    总理: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代表们起立,呼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学习!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江青同志笑着说:这我可不敢当啊!
    总理笑着小声对江青同志说:祝你身体健康,这有什么不敢当的!
    江青同志:同志们!欢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地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这样作,就不能搞斗批改,就不能搞大批判。要说的话刚才总理都讲了。我就祝同志们良好的开端。如果再来北京,我们欢迎!(一旗派代表说:江青同志,下次我们再来,就不这样来了,革命大联合在一起来了。代表们纷纷站起,高呼:请康老讲话!)
    康生同志: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刚才有同志讲,再来北京就是大联合来,我看今天的大会就是大联合的会议,是革命大联合的会议。有一点,我要说一句,文件上讲,我五月份到广州,去是去了,那是接受中央专门任务秘密去的,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因为当时不能公开,只是最后在夜间,临上飞机前才与黄永胜同志谈了谈,因为是专门任务去的。文件这样写,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向同志们抱歉。但是,如果要是说错了,我还是负责的。(代表高呼,总理笑着说:欢迎康老再去广州。康老是很想去广州的,下次让他公开去。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康老高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打倒刘、邓、陶!(代表们又起立,高呼让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先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普通话讲的比我好,听的懂吗?(众答:听的懂!)拥护总理的讲话,庆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下联合起来了,庆祝你们的会议成功。希望同志们继续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把刘、邓、陶特别是陶的流毒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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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张春桥:刚才总理、江青、康老、伯达同志的讲话都很好。大家让我讲话,祝贺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希望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基础上,再向前进一步。
    戚木禹:我建议休会,你们不是照顾首长休息吗!以后有机会再讲。总理:广州交易会,把酒会推到明天晚上进行,你们准备好,胜利地回去,搞交易会,要把协议实行好。我们高呼,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斗私,批修”为纲,希望你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总理欣然同意,随即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广州军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掀起更大规模的拥军爱民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九·五”命令,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广州地区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执行伟大导师的最新指示,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达成如下协议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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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伂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群众组织立即进行开门整风,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为革命大联合扫清障碍。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
    九·五”命令,迅速掀起拥军爱民新高潮,迅速与广州地区驻军订立拥军爱民公约。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群众组织要正确对待广州军区,拥护广州军区、省、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把矛头指向广州军区和省、市军管会。
    三、彻底制止武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各群众组织要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制止武斗的各项协议,还必须做到
    1.彻底收交流散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手中的一切武器、弹药、车辆、装备、器材和其它武斗工具,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七日以内必须彻底清交。如逾期仍然藏匿不交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其情节轻重论罪。今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不许制造任何武器,如匕首、长矛、土制炸弹等等
    2.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调动人员、车辆参与武斗,不准煽动农民进城武斗。双方抓捕的人员要无条件立即释放,并绝对保证其人身安仝,不准殴打、侮辱、迫害。严禁抢劫、破坏国家财产,抢劫、占用的一切公私财物,应如数退还。
    3.一旦发生武斗,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省、市军管会在得到任何方的报告后,应火速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进行现场调查依法惩办武斗挑动者和杀人凶手。各群众组织应大力支持、协助,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破坏
    4.彻底拆除一切武斗工事、路障,撤除所占有的制髙点、据点,取消居民联防。
    5.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私设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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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33页,共4822页
    6.任何群众组织不得侵犯通讯自由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不忘广州地处前线、面临港澳,要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敌特等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防他们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煽起武斗混水摸鱼。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外单位不得介入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准干扰人民解放军武装巡逻
    各群众组织要发动群众,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立即清除混入组织内部的坏人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
    九
    ”通知,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
    十天内返回原单位,学生十五天内返回本校。否则,工人、机关干部不发工资,农民不记工分,学生开除学籍,大中专毕业生不予分配工作。
    各群众组织要热情欢迎不同观点的同志返回原单位,并且不准歧视、围攻殴打他们,不准寻找任何借口克扣工资、助学金,不准剥夺其开展“四大”的权利
    六、保障城乡交通运输畅通。任何组织不得设置路障、关卡、擅自戒严,立即把一切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归还原单位,并保证今后不得拦截、抢劫、袭击占用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
    保证铁路、水上运输,不准袭击、占领、抢劫车站、港口,拦阻列车、船舶不准干扰铁路、水上运输,要保证铁路员工、海员、旅客的人身安全,抢劫车站、港口的物资要一律送回。外单位不行介入铁路、水运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违者依法处理
    七、坚决贯彻中央“七
    通知,不准煽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去挑
    动派别斗争,要在军管会的统一安排下,大力协助农民搞好“三秋”,农民组织应该独立自主,不要参与其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县以上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不能参加贫下中农组织,不要干预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社、场干部经贫下中农同意,也可以参加贫下中农组织,领导核心以贫下中农为主。
    八、进驻工厂、企业、农村、机关、报社、电台、医院、学校、公共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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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单位人员应立即撤出,今后不准以任何理由袭击、进驻。各群众组织应立即撤出在外单位设立的联络站
    九、各群众组织的广播站、小报、大批判专栏等,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作为攻击另一组织的工具。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
    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各群众组织取消一切宣传车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单位和街头设立的高音喇叭
    十一、国防军工企业,应严格执行中央“三二·四”通知,不得与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串连,不得参加地方群众组织,已经参加者,劝其退出。
    十二、双方各派出五名代表(工人二人、农民一人、学生一人、干部一人)与省、市军管会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双方要绝对保证监督小组工作方便和人身安全。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群众组织代表签字:(略)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十二条协议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工人实现了大联合,开了个会,开得好,明天人民日报给你们报导,但会场出了个小风波,你们事先没商量好,不知那个组织打了旗,你们想不通还吵架。因为打了组织的旗,就出了个小风波,旗子打上很好么,主席说大联合旗子不能倒……12条协议要执行,按照毛泽东思想联合起来,可以打旗帜,红旗招展有什么不好,要在共同纲领上,革命原则下联合起来,就不定是等于把组织都解散,就是联合起来一个组织还是有激进、缓进,保守的,公开打旗帜,没有什么坏处么,现在联合起来要共同斗私批修,要求联合消灭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广州出现了工人带头推动农民各派联合。各派是以12条为基础促进大联合,联合比较慢的是学校机关,一步步来么!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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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万多。
    关于交易会问题,现在还有第二种人,有消息说这些人准备明天或后天晚上到交易会门口静坐,这不是有意破坏国家威信,有意破坏交易会吗?到军区已没必要,还要到交易会门口静坐,出这种主意的人,不管主观愿望怎样,客观效果很坏,为什么要到交易会静坐?出主意的人是走资派牛鬼蛇神、香港特务、苏修特务。
    另外还有一种人是陶铸搞的。在郊区……工厂这里有劳改期满的人,港澳同胞回来的,本来这些工厂不开展四大,但这些人拿了工资就不生产,进城闹事这里坏人更多。他们一定要在明天或后天去静坐闹事,这些人有些亡命之徒,这里一定有坏人插手。这是香港特务、美蒋特务、苏修、日本特务收买香港烂仔混进来,混个工作证很容易,这里肯定后头是有人的。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还要坏他们说学上海,但上海完全不一样,他们有许多活可以分到家庭帮做尼龙等活,有的人可以到工厂,有的在家,有活就干,没活就不干。而广州没那么多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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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临时设置这几个工厂,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的纪律,又不象劳改的地方。这些地方要军管,一军管他们就闹事。这种人是和他们划清界限。
    第三种是侨民,有三百人从越南跑回来,他们借口说那边不能很好学语录,经过我们调査,里边有小商贩,因中越边境经常有轰炸,他们怕死就跑回家,因为边界线长,边防军拦阻不住,劝他们回去他们不走,跑了几百人来广州。但他要表示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要开会批判越修。越南是有修正主义的但是要靠他们的人民起来。中国也有修正主义,所以现在要批修,越南现在打仗,在流血,为什么不在越南打美帝,这些人找借口跑回来
    从这点上看就不是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人多数找借口在中国批越修,这不是革命行动,这部分人要看出他们找借口,劝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应向他们说清楚,应该回去援越抗美
    今天的人数特别多,有两个原因,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毛主席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底中国文化大革命形势怎样,有人要看个究竟,还有一种是找机会破坏,比如从欧洲来的,他们不直接破坏,他们可以通过港澳特务进行破坏,他们表面还可以做点生意。第
    二有经济任务,由于战争,他们生产不好,特别是农产品生产下降,而我们农业不仅去年丰产,今年也有更大的丰产,今年我们也准备在农产品上做一点交易,今年农产品增加5%-6%,这还是保守一点,不单粮食增产,经济作物也大增,棉花、糖、烟等,今年粮价特别高,不仅战争的地方,反动统治的地方,原来产米国现在都要进口,而且大米也要进口。这场文化大革命推动了农业增
    这次交易会我们要很好地做工作,要区别对待,比如日本来说,大资本家签定协议,今年订了,明年也要订,因为他们接了蒋经国到日本。我们给他点压力,他推回去了,所以这次要给他们点压力。另外一些多数的是跟我们做交易的,要分开。我们要一致对外,就需要广州的工农兵学商干部等团结一致,党政机关要全力搞好这个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刚才对黄永胜说要打电话回去给广州军管会马上将十二条印出来,中央发表文件支持你们,宣传慢一点,要发动群众一致拥护协议,但是走资派不甘心死亡还要破坏。所以提议你们搞一个全市人民书,不允许他们破坏。但以上三种人如果没有外因,第一种人是好处理的,但是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美蒋、苏修、日本特务还要破坏,这就需要你们各群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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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一致起来,搞个告全市人民书发下去,由群众搞好交易会,要组织宣传队,到处宣传要互相支持,如果有人挑衅,就要讲理不打架,象那些跑岀来的劳改犯,军管会要抓起来,群众要支持,在交易会场所和住地行凶破坏的,军管会、警司要抓,有破坏的人押送,扣留
    代表问:这次交易会的宣传要点是什么?
    总理:应加强宣传反帝反修,小报也要注意宣传反帝反修。特别是广州更应该反帝反修,不要搞一些内部的问题搞在小报上,因为这样容易传出去。广州有个纸厂,现在的小报,纸张特别好,你们真是神通广大,以后纸张一定要控制起来,要成立专门小组,要节约闹革命,我们已电话给外办,明晚宴会要节约,当然他们到小食店花钱我们欢迎罗!关于九大问题你们讨论过没有,(代表答:没有)应组织讨论,听听你们的意见。(红一司对支农青年表示态度)大学的同学要多做一些工作,有困难军管会帮助。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要说。刚才宣传方针已经讲了,接待外宾的旅店,还有三百多外地人员不走,各地都有些学生,几
    十个地方加起来就有几百,有湘江风雷,武汉钢派,河南二七公社等,这就需要你们去劝说,最好的是接近的一些人去做工作。我不知道这样大的旅馆外地学生有办法开支。(黄永胜:他们向我要。)要黄永胜开支,还有湖南的要张平化开支,广东的要赵紫阳开支。现在我们宣布赵紫阳开支无效,这是公家的资财,你们同他们那样有感情呀!你们要他们开支,不是承认张平化、赵紫阳是自己的同志吗?这纯粹是个流氓的行径。
    总理念十二条中的八条。这些组织办公地方,第一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搞排场,陈伯达同志说不要太多的工作人员,你们工革会有多少人办公,我看不少。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加上一个对官僚主义的惩罚。毛主席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学校中无政府主义这样重,是由于过去官僚主义造成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教育造成。
    你们一动就搞大机关、占地方,不过只要下决心就能改的,现在这小头目将来当了大头目就容易脱离群众,就会被群众抛弃。人少,要几间房子办公室可以同军管会协商,(代表反映市一宫的情况。)根据协议,按协议办事。
    我们要替广东成立革筹小组,是主席、林付主席同意时,军管会、机关干部群众组织选出代表组成。比如工人已经有个大联合机构,可以选出人员、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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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是两派,组织较容易,也是这样。
    我们要军管会一星期开二次会,讨论革筹小组人选,这样机构多了就好解决。群众组织,只要有群众就要承认,有坏人由他们自己抓,坏头头可以撤换,当然有群众组织就要有一个办事机构,比如建筑工人有二、三个办事就行了。建筑人有多少?就算你有十几万人,面临着敌情,我看两派都有派性,得有一点敌情,(并指示由军管会及广卅调査组派一小组协助处理湛江问题。
    (最后总理指示铁道系统要单独处理,还要发文件)
    2011年9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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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一节吉林省军区瓦解三大造反组织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的电报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査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封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査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岀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九六七年八月初,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
    全市的工农兵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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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我们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的部队,立即响应,全力以赴,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半年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广大干部战士积极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支持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红革会,二总部,这是对的,但是压制了另一个革命造反派一地、工、光、野和他们串连革命工人组织等成立的长春公社,这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又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给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感到十分痛
    我们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月初,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退出了
    二总部。我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了。认为这是搞“分裂主义”。我们口头上承认地、工、光、野是造反派,实际上没有给予支持。对于地工光串连组成的长春公社更错误地看成是“分裂主义的产物”,不予承认。这样,就形成了支持一派,压制派的错误。
    长春公社在军区门前集会游行,表示对军队支左工作有意见时,我们没有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伤害了解放军的尊严。由于感情上的对立,我们就派人上街参加辫论,印发传单以及在广播和接待来访中,都散布过“长春公社大方向错了”等错误观点,给长春公社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除舆论压力之外,我们又施加军事压力。二月二十六日,我们派部队参加了
    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散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
    “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这样做,实际上向长春公社示威,给东方红公社施加压力。
    三月四日对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肇事人,这不只对“红色造反团”的问题看重了,处理有错误,更亚重的是使长春公社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一时许多群众被迫打着白旗请罪,长春公社也被压垮了。这更是极端错误的
    紧接着,我们在组织地工光整风时,又错误地提出了“三个彻底”(彻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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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使“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组织解体了。三结合筹备工作也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四月初,中央五条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先后恢复了组织,我们不仅没有及时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他们还在继续犯错误。所以,对他们仍不表态支持。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甚至给予冷遇。现在检査起来,深深感到我们的姿态比革命小将低得多,我们的胸怀比革命小将窄得多。内心感到十分惭愧。
    我们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压制了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使二、三月份的斗批改,以后的大批判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使群众组织之间矛盾更加激化,并且波及到了我省的一些地区,影响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责任在吉林省军区、三○○九部队、七三部队的党委。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薄弱,没有念念不忘主要敌人,没有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把群众运动中岀现的问题看得太重,甚至压制了群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根子扎得不深,对来自群众的不同意见,企图用简单强制的手段压下去。我们缺乏谦虚谨慎、老老实实的态度,盲目自满,自以为是,自以为高,群众的意见不合自己的心愿就去压制群众。我们缺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急于求成,不做艰苦的工作,遇到了问题,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
    总之,我们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在这里,我们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认错,向受我们压制的地、工光、野的革命小将和长春公社的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向全市革命群众诚恳检讨,并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提岀批评,监督我们改正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改正错误,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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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支持红革会、二总部一切革命行动的同时,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支持东方红公社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希望红革会、二总部、地、工、光、野,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地区的斗批改中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觉悟,增强群众观念,彻底改造世界观,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吉林省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坚决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
    1967.08.17;中发[67]256号
    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并告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军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和各军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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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二节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本节资料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最近,正当仝国仝面展开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
    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的命令,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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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一集)》,北京:1967年2月)
    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兹将福建前线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海防前线福建,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我们热烈欢呼福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辉煌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开展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乱起反革命妖风,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向革命老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发动了新的反扑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他们造谣诬蔑,制造混乱,妄图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敌人拚命反对“三结合”,这正说明他们最害怕“三结合”,正说明“三结合”好得很,威力大得很!正说明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执行“三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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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由于头脑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怪,他们不是“公”字头,而是“私”字当头;他们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热中于小团体主义;他们不是谦虚谨慎,乘胜前进,而是被过去的成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想笼统地打倒一切权威,排斥一切领导干部,反对一切专政其结果,正中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奸计,跟着无产阶级的敌人反对“三结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绊脚石。这些人如果不立即改正错误,那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这是很危险的。全国各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从福建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地捍卫和执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伟大光辉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在错综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定地支持了革命左派。他们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垮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教育和争取了受蒙骗的群众,加强了军民团结。这再一次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英勇保卫者的巨大威力,有力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三结合”的强大支柱。
    我们正告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你们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支持真正革命左派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疯狂反扑,表明他们灭亡的日子已经更加临近了。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斗争的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社论)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首都三司、北大、科大11·23等南下赴榕回校同学参加接见。在座的还有康生、江青、叶群、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曹耿等。〗
    总理:收到你们一封信,你们很急,一直没有排上队,一方面想多些同志来谈谈,昨晚到了几位同志,所以今天见了大家,先请廖海光同志谈谈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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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海光:根据山西、贵州经验,准备夺权,当时最突出的是干部问题,一致同意的是金水、黄亚光、刘家生。经过调查,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有的受过叶飞打击,与叶飞斗争是坚决的。(像叶松、高盘九、任洪萍、王禹)。当时革命群众对他们有怀疑,因为运动初期还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有抵触,和稀泥,与叶飞斗争不坚决,经过摆开来说,是解决了。群众组织经过运动,福州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出了毛病。有的冲了一下军区,比较好的是“2·29”以及小的单位。群众基础在“1·26”以后这一段,只剩下“2·29”,后来工人,机关,一部分学校又起来和一部分同志合起来,力量这还不够雄厚,特别是福州,经陈伯达同志建议又来了九位同志,现在检查起来,我们的做法有问题。对1·26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1·26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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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福建从1·26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74人,福建中医学院400多人抓了11个,扣留了14个,3月26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2·7大会也被解散。当时2·11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2·11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伯达:为什么要请罪?
    王力:不要请罪嘛,军区应出来讲话。
    康生:同志们到中央开会,第一召集了各方面意见的同志来开会,可能有的同志,特别是军区同志不习惯了,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
    王力:你们认为是左派,右派,反革命的,抓到监狱里来的都要来
    康老:你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到中央来。在我们这个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各种问题都可以批评,不存在打击,反对解放军的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条在外面不要传播
    同学:2·11开大会,宣布二十几个组织不能参加总理:你们把二十几个组织对一下
    廖: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我们采用不原谅的态度,这是不行的,以后国家怎么办?冲击军区当然不是好事,本来中央给我们很大支持,但我们处理不当本来应保卫革命锐气,保卫革命小将,革命小将有小错就严追
    伯达:把抓的人都放掉,把关的人全放出来!(很气愤)王力:还要写检讨,有什么检讨可写的。左派犯错误嘛!
    廖:犯了这个大错,对保卫革命小将这一点思想认识不足,混淆了两类矛盾。总理: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合法和犯法的界限要划清啰同学:汇报玻璃厂的情况。康老:玻璃厂的方元官来了没有?答:没有
    康老:方元官抓起来了没有?
    …(同学读到了伯达给韩先楚同志电报问题)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12个同学,2.13-2.22开三次全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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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3月5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
    六点左右,抓了12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抓人这件事军区有关吧?朱跃华(朱是福建军区司令员)。朱:(站起来)到!
    康老:抓人怎么会没有呢?是你们知道不告诉我们!
    总理:这种情况下不制止是很危险的。你们马上发电报。今天晚上就发廖:前几天已经发了。
    总理:发了?那你把命令交给我,满足我的要求,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査书的停止,检査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叶群:主席教导“言者无罪”,这是主席思想,请罪是不对的。福州军区该引起严重注意。
    康老:错误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越严重。你们现在是掩盖错误,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
    廖:是!(汽车学校“福建前线红卫兵”发言:讲话同学被搜身的。)王力:搜身是封建制度,不搜身是小民主,现在不但大民主不给,连小民主也不谈了
    叶群:搜身是包身工制度。(沈义德发言
    王力:现在福建都在抓姜观之流,不要用这个口号康老:一个参谋就能宣布一个组织解散?!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1·26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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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1·26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1·26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28日来的,26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王力:白纸写黑字
    总理:好!现在8·29谈谈!
    柯纠耿:1·26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1·26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8·29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工业:肃清1·26遗毒有必要,有好处,比如有益学毛选,现在有一个铁打的毛选学习时间,再一个解放军威信空前提高。什么都是部队说了算的
    康老:你刚才讲话被敌人利用,敌人抬高的是谁,解放军威信提高了?解放军说错了话算数,做错了错高了,到处抓人也提高了?1·26遗毒出现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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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事?这算肃清1·26遗毒的
    总理:今天不能再继续了,也不可能多方面全听。军区可能有意见,这有几个人要来,可能要隔二、三天,这时期可以准备材料。造反派被压制的,可以多写材料来。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廖:他现在没有具体工作,本来把他调到其他单位去。)
    他不是福大工作组嘛!不同意调离,应该让在原单位工作嘛!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嘛!不要歧视。(同学,还有军区文革办公室张宝炎)不仅军区的,任何机关都要这样。
    由大军区通知省、县、江西、福建军区。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4月。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
    〖接见时陈伯达在座。会后伯达同志又单独接见了惠安地区的学生〗
    十二日接见时,总理布置南下同学准备汇报二个问题
    1.对
    四
    八
    七”的看法
    2.总理三月卅一日的六点指示发出后执行的情况。总理说:下面听南下同学讲讲,他们概括性地讲好些。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以充分的理由,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代表以大量事实和血泪的控诉,无可辩驳地说明,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发言被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甚至颠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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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把破坏大联合的罪名加到三司、新北大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的身上。
    会上福建群众发言要求为“一·二六”平反,给“
    六”定性。
    总理说“说‘·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热烈鼓掌)
    群众在发言中,控诉了借抓“姜观之流”,行打击革命群众之实
    达同志插话,姜观个人问题我们还没有闹清楚,而他个人与群众更要分清,姜观之流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总理插话:不能随便扣群众的帽子,个人也不能乱扣帽子总理还说:姜观之流这样提不合逻辑。(热烈鼓掌)有的同志发言说:我们的组织被解散了。总理说:解散了再搞起来嘛这同志说:搞不起来了,总理高声说:搞得起来
    这是总理对革命造反派的极大支持和鼓励(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福建革命造反派两次提出要求中央首长例外的允许首都三司,新北大的同学再回福建去战斗,(首长们笑了)
    伯达同志说:“再商量商量嘛”。(热烈鼓掌)最后,总理讲了六个问题
    1.福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我们要唤起福建,福建军区的注意,特别是福建军区,你们回头就打电话,要按十六条要求重新检查,一个县一个县的检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还要给人家革命的机会,下面县人武部,武装部那些人本来就和地方的当权派很熟悉,你们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管什么上级指示不指示,这种事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还总发生,各省都有,特别是你们省军区不要光相信下面的报告,对十六条要求再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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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老区问题:今天我们有意背靠背开了,广大群众是受骗的,少数坏人冒充头子,如林白就是冒充头子,搞经济主义,但是决不能把经济主义分子的帽子乱扣,搞群众,明天可以请联络员,记者(军校)听听你们的意见
    3.军区卫校革字派没机会发言了,明天请联络员、军报记者、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听听你们的意见。
    4.“八·二九”还是造反组织嘛!因为他们在外县还是做了好事嘛
    5.姜观之流什么都加补充,姜观这个人的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要重新审查
    6.福建日报问题,南下同学说退出来了,打来电话不久封报社还没退出,要赶快退出来,好实行军管,报社有两派意见,有争论,不要登本地的东西,还是要转载中央的精神。
    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你们是前线,面临着敌人,刚才有同学递条子,讲到这个问题,你们脑子要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蒋匪,他们搞敌探,往我们这派人、空投,这些革命小将,一提醒就会注意。我们内部有敌我,是一小撮,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澎、金、马是最大的敌我矛盾。后天或大后天再接见。散会。
    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1967.04.30;中发[67]142号
    ,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
    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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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
    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
    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岀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岀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
    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別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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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出席〗
    总理:明天过“五一”节,我们今天接见福建,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你们留在北京过“五一”节,祝你们好!祝你们节口好!总理:先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硏究,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1、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许多宝贵意见,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大作用。一面开会,一面根据你们的意见解决了很多问题。会议虽长,共开了
    四次,在会内会外与同志们接触,研究你们送来的材料,解决了很多问题,同志们对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军区一来就了解了很多情况,引起了军区同志们的注意,第一次会包括北京同学和福建同学一同来的,第一次会上廖淑光同志作了汇报,当中插了很多话,当场就定了六点意见,引起了军区的注意,初步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来你们又举出了很多事实,我们就逐步解决,书面的和座谈也解决了一些问题,40天我们解决的问题应当肯定。
    2、福建处在反对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保卫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在粉碎美蒋特务上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想伟大红旗,军民一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致对敌。
    同志们,特別是北京等地同学到过福建、厦门等地就很清楚,对面就是美蒋敔人,我相信一提起就知道,就会注意,不会忘掉这些。并且值得提出的是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不仅要备哉,而且要作战,要严防美蒋特务的偷袭,在敌人面前我们不会放松警惕性,三军和民兵都有注意到这一点,敌人也肯定会趁文化大革命来钻空子,但这当然是徒劳的。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会抓住一致对敌这一点,希望你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加强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我相信你们懂得这一点。
    在厦门、晋江等地我们贴出的标语口号如果被敌人利用,敌人高兴就不好了这种事我们要少做,敌人高兴就不好了。当我们当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争论时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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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阶级敌人,这是福建军民面临的一个更迫切的任务
    3、福建的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革命派应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民爱军,军爱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叶飞揪出来揭露他,批判他,这是一件大事,中央肯定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想一想在你们都批判过叶飞,在批叶上,有先努力的,有后努力的,包括“八
    九”在内有成绩,后来犯了错误,但是只要参加斗争,成绩要肯定,这是你们很大的功勋,革命不分先后。
    仝国要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福建,你们确实批了福建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这就是很大的功绩嘛!在这点上你们就有团结的基础,在继续批判叶飞的这个斗争矛头上你们有前提,这一点提醒你们。这里点了叶飞的名,希望你们回去后在大字报上不要写出来罗!小报当然情况不同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们点了某些人的名字,但在报上不见了,要留有余地,我们党的正式机关报上不要点名,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点请同志们注意。
    在本省你们有了共同的基础,联系到仝国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要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还要和解放军大联合,结合干部亮相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革命三结合创造条件,福建的干部条件不成熟,革命群众左派组织条件还不够成熟。
    你们要特别注意拥军爱民,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过把十条、八条把拥军爱民结合起来,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
    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反革命的分水
    岭,也不能作为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把“一·二六
    七”事件
    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被逮捕的人应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待查明后除外,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一律平反。最近韩先楚表示把“一·二六”事件,“二·七”事件当成唯一的标准是不妥当的,表示要采取措施,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这个态度是好的,革命群众应当拥护韩先楚同志这个行动,这个态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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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不能说“一·二六”冲了军区就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没有冲就是保守,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嘛!不要把“一·二六”看得太严重了,看得太严重是不对的除个别确有证据的应扣留,总有个别坏人。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要为军区说几句,军区对“
    六”事件还是有认识的,28日曾作出决
    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是不正确的,他们已经在改
    然认识有个过程,但主观鳯望还是与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的。他们是逐渐在改变嘛!
    5、各革命组织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应通过协商和联席会议来解决,解决不了可暂时留下来,先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对不同意见的组织进行围攻,不许武斗。各革命组织矛头都是指向叶飞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共同的大前提嘛!办法上、观点上有不同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应当允许这种现象,不要认为这派占上风就把另一派压下去,如果说冲军区不对,“二·七”会开坏了就压下去,搞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平反了,被压制这方面抬起头来了,但我们也不要反过来压人家,没有冲军区的过去也是狠斗叶飞的,不能说是保守派,不要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连宿舍都贴了大字报,我们都抄来了(笑),有争论通过协商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留下来嘛,先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能说服人,不要压服人,压服是不能持久的,不要用粗暴的方法,不要把意见强加于人,粗暴压制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工作作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面临美蒋,还有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要大批判,任务很重嘛!
    6、各革命组织间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不看自己的短处,只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要进行自我批评,克服私字,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唯我独尊的错误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人观点不同,如果只争吵就不能一致对敌,对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采用自我批评来克服私字,我们既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嘛!只有克服私
    克服无政府主义才能实现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都要进行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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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对解放军负责人有意见可提,送大字报,派代表都可以,但不要冲军区冲是无益的,是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不要追究,这讲了过去也讲了未来。解放军在前线不仅担负支工、支农、支左等任务,而且还担负备战、作战的任务,24小时不能停止侦察,待命,民兵,渔民也有这样的任务,所以要首先重视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和任务,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叶飞在福建搞了十几年,确实有不少问题。但首先要对解放军有很大的信任,反过来,解放军是真的、实事求是的支持福建各革命派。我们提醒你们重视解放军,但不是说解放军没错误,有个别地区可能严重些,但在文字上不说,福建是个大军区,不仅指挥前线,而且还指挥后备部队,随时准备海陆空三军作战。不仅在62年,现在也是紧张的。
    大区主要是指挥作战的,跟地方接触较多的是省军区人武部,当然大区也有缺点,但要区别开。有问题要解决,叶飞搞了十七年,干部受影响,有意见提,革命造反派要敢提意见,坦率地说,但方法要注意,不要大标语、大字报上街,这与北京不一样,福建不能这样搞,可以写信,反映情况的方法,我相信大军区会支持你们,会互相了解。提醒你们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开大会,什么万炮齐轰,并不是不可炮轰,而是要注意方法,这与北京不太一样,在北京轰我两下也没关系,反正是空炮嘛!福建对面就是台湾,消息很快就传过去,如果军队失去人民信任就不好了。
    8、福建有个别干部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人民,应把农民群众与林白分开,广大农民进城是受蒙蔽的,随进城的干部应向农民群众道歉,因此人武部逮捕大批人是不对的。林白是犯严重错误,煽动农民,经济主义进城。真正的老区是闽西,闽北这次来的大都是沿海的。真正老区来得很少。要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来解决,人武部应主动消除与群众的对立
    9、赴京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结東立即会本地,(当然罗,明天是“五一”在这里过!)有问题就地解决,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决议,我们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0、鉴于当前福建革命三结合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宣布在那里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会解决“1·26”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待条件成熟后成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军管是过渡时期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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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以上十个问题,是经主席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作出的组织措施。再说几句
    1、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
    2、北京同学对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肯定你们的成绩,但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十个月了,福建的同学要有信心嘛!不要再进行串连了,中央已三令五申了,首都红代会也发表了声明,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回去。
    现在请韩先楚讲几句。韩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对福建作了很多重要指示,革命造反派同志也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机槭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错误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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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小将保护不够,对叶飞十七年搞的东西和对地、富、反、坏、右警惕不够。一些问题已经采取措施。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选,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虚心接受意见,将中央指示落实。要迅速地改,彻底地改。
    2.我们历次说明:凡被军区错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革命组织一律恢复,凡以“1·26”作革命与反革命分界线的一律无效。
    3.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斗群众的恶劣影响,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刘、邓、叶飞,集中火力把他们彻底斗臭、斗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底
    4.尽量努力完成五支任务,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左派组织,为三结合的实现创造条件。
    5.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作好爱民工作,不断加强军队与革命群众的关系,我们与革命群众心连心,肩并肩的战友,我们有着血肉关系。阶级敌人随时在破坏这个团结。左派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护,我们现在正在整顿支左工作,调换不适当的人员,希望与同志们一起作好支左工作。
    我们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伯达:我拥护总理代表中央对福建很明确的讲话,拥护韩先楚同志自我检讨的很诚恳的讲话。
    革命群众同解放军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致对敌!
    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故乡福建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故乡胜利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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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总理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2011年9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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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三节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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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岀: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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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裝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竞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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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
    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fi@①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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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岀“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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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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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
    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木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臧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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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
    九四一年)之类板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2)(3)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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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
    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冇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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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
    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
    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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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仓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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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
    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
    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臧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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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
    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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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阶级的奴才主义。
    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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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白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
    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木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岀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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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岀来破口大骂。
    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钶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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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③)(4)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奷、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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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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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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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
    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
    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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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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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
    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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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
    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別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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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次尖锐地指岀: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
    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
    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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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
    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
    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
    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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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欥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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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査,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
    你在路
    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狹”,“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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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猎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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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勃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①《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大大
    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凌晨三时,周总理在(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战斗总部)工作人员、(首都战斗团)部分战士与首部革命造反者到中南海揪刘、邓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型代表人物—陶铸时的讲话
    你们提出的和没有提出的比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等这些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确实在某些方面,一些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作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坏文章,犯了原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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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应当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犯的。而提出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而不是刚才提出的这些同志,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们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作过结论。但是有错误还得检查。有的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作检查。必须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因为这些同志主持一定的工作。
    题在于我们进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们要批判陶铸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都是对的。但是你积极要到中南海揪他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规定不要揪他们。他们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党中央内部批评的。有些公开的材料。你们可以进行批判。不要硬去揪。我告诉你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陈迫达同志和江青同志也在这里么。不同意你们这个办法
    (以上材料系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根据“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合战斗总部”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来源: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
    九六七年元月九日
    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政策研究室革命造反队翻印
    九六七年元
    月九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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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敢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大大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怀着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决心,到山东曲阜,大造封建主义老巢孔家店的反。孔老二是反动透顶的儒家思想的鼻祖,阶级敌人总想利用“复古尊孔”来搞反革命复辟。
    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毛主席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经过周密策划,以纪念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年为名,在山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革命精神进行反攻的大黑会,是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的大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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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解放十几年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刻也没有停止制造舆论。“孔子讨论会”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猖狂地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大集会。
    这个会名义上由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历史研究所发起召开,实际上,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它的后台老板。在这次会上,刘导生、余修、冯友兰、吕振羽、李景春、金景芳、高赞非等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摇旗呐喊,大放毒箭,恶云毒雾一时广为弥漫。会后,这些坏家伙又到曲阜“朝圣”,对着封建祖宗孔老二的偶像顶礼膜拜,演出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尊孔”丑剧。
    在“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大放厥词,极力抬高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美化这个封建祖宗,把他捧上了天。他们胡诌什么“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说什么孔子的“理论
    直在哺育我们伟大民族和伟大人民,鼓舞他们
    在黑暗统治中,为坚持‘正义’而进行不屈的斗争”。说什么“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他们还胡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孔子的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了。说什么“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他们妄图把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最反动的孔子思想,又继续压到劳动人民头上,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这样煞费心机地往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脸上贴金,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这批牛鬼蛇神却妄图以反动的封建理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他们说什么“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一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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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呢?”并说“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很明白,他们竭力诋毁毛泽东思想,妄图用孔子的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还大肆鼓吹什么“仁政”、“德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仁者爱人”,说什么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宣扬什么“孔子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什么“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毛主席早就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至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用毛主席的话照一照那些牛鬼蛇神的嘴脸,就可以看岀他们所鼓吹的“仁政”“德治”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调和阶级矛盾。他们的滥调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翻版。
    在这次会上,牛鬼蛇神们明目张胆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意无意间侵犯了他人的生存”。这些资产阶级右派梦想以“仁”来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们对于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的又一罪状。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穿一条裤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气、翻案。他们骂我们党“自高自大”,“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攻击我们党“茫茫无知就胡乱发号施令”,是“乱讲蛮干”。他们恶毒地诅咒我们“招来更大的错误,遭到更大的恶果”,是“不可以长久下去的”。他们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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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齿恨不得我们“倾败其室”,“泣血涟如”。然而他们这种叫嚣不过是恶犬吠日,无济于事。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指引下获得的伟大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在伟大的三面红旗面前,全国人民齐声欢呼,一切反动派只能向隅而泣
    这些牛鬼蛇神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演出这幕“尊孔”丑剧并不奇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二千多年来,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利用孔子的思想来为他们服务他们掌权的时候,就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在他们被推翻以后,又要抬出孔子这具封建僵尸,企图借助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远的不说,窃国大盜袁世凯复辟做皇帝时,就掀起过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反动军阀张勋在拥清朝皇帝复辟之前,也肉麻地吹捧孔子。人民公敌蒋介石,为镇压革命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更是把孔子奉为他的“祖师爷”。直到一九六○年,蒋介石还亲自出场,在台湾演出成立“孔孟学会”的丑剧,叫嚣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其意义非常重大”。这一切都说明,孔子思想,孔老二这具僵尸究竞对谁有利,为谁所欢迎;也说明一切形式的“复古尊孔”究竞是什么反动货色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一切毒草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要打倒孔子思想,打倒孔老这具封建僵尸,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复古尊孔”,粉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革命复辟企图。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人是鬼,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都坚决和他斗争,打倒他,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在周扬策划下召开的“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李景春、冯友兰、吕振羽、金景芳、高赞非、刘节、金兆梓等人嚣张得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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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放出了大量的毒草,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为了让大家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狰狞面目,现在把他们的反动谬论综合摘出小部分来示众。
    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
    “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而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亦非偶然。”
    “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为什么世界上独有中国这样大?它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试想,二千年之久,几万里之内,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这是小事情吗?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大呢?”
    “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心。‘至圣先师’的称号,不但长期存在于祀典的牌位上,也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口中。”
    按:他们歌颂孔老二,美化孔老二,简直达到了极其狂热的程度。他们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树立孔老二的绝对权威,妄图用孔老二的思想来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语言、情感和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诋毁、攻击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搞反革命复辟。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政治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是行‘仁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
    “克己是什么呢?…复礼,当然是要以‘平等’待人,要尊重别人,决不是一味的压迫别人,决不是摧残别人,决不是进行吃人的行动。
    这‘仁’字的意义,决不单是‘爱人’,而是搞好人与人间的关
    系
    随时随事都会想到他人。这不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不即是口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人人能如此,人与人间的关系自然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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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所说的‘人’,
    意思就是‘别ge@①’,或者是‘人家’。例如我们说:‘人
    家苏联,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就是说:你自己不愿人家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人家。……·‘忠恕之道’的积板方面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就那样待人家。”
    “历史车轮越往前进,并立的国家,即敌对的方面就越少,这应该是进步的现象。反之,并立的国家越多,也即敌对的方面越多,战争也越多,天下也越乱这应该是退化的现象。
    按: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给人民以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因此他们辱骂我们“不仁”,他们要我们对反动派实行“仁政”,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亡党亡国,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盲目乱干,这完全是由于贪得无厌的欲望所驱使;从欲就会把事作坏。不顾具体环境,单凭主观主义,是不能把事作好的,如果还要坚持错误,让个人主义的贪心不受约束地发展,那就愈陷愈深,招来更大的错误,尝到更大的恶果
    “偏执自信,不纳人言,只知直线的发展,不量力,不审势,不顾环境,不管条件,这样过刚必折,就造成栋挠,造成倾败其室的恶果。”
    “要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先解决吃饭、穿衣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上的吃饭问题,饮食问题,是有其重要性,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自高自大的人自称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则全知,这样的人并不见得真正全知全能,恰恰相反,他的真知灼见可能很少。”
    “肯定的方面是毁灭的,有成就有毁,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从霜到坚冰,正是这种发展。因为在坚冰以后,春暖花开,那时春光明媚,春水溶溶,就到了坚冰溶化的时候了。”
    “若大臣仕于淫乱之期,以直言谏君致死,无论当权的奴隶主阶级或当权的封建领主阶级都以为是好事,所谓‘忠臣不怕死,怕死岂为忠’是也。”
    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却骂我们是“盲目乱干”,“造成倾败其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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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越是攻击,我们越是要把三面红旗更高高地举起。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辫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以为孔夫子的世界观还不但是唯物主义,似乎还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儿。这味儿简直还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什么观点呢?我看它不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也不能说是什么第三种观点,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
    “儒家对于某些高深的玄理,是不轻于谈论的,这话虽非孔子说,但自是说出孔学的优点,和我们所谈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没有什么很大抵触的。”
    据我看(孔子的)‘切问近思’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
    “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少奇同志在他的卓越理论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按:他们居然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竞然还要共产党员将它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
    “事实上,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而其本质特点,尤在于‘仁民
    “‘仁’就是要人去‘爱人’。
    “‘仁’的最普通的意义是‘爱人’,是承认人的生存权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要自己好,也要人好
    “‘仁’是‘相人偶’,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孔子的‘爱人’,在主观愿望上是爱统治阶级,在客观效果上,也‘爱’了“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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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仁’具有最高概括性的提法。为要‘爱人就必须消极的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不能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不需要‘仁’。”
    “把古代的历史事实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有些人偏要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两句话抽出来,加以曲解,说孔子轻视劳动人民,把好好一段美好的意见白白糟踏掉了。”按: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之间是剥削和被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不可能“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牛鬼蛇神公开宣扬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其根本目的是妄图模糊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他们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不正是同一个调子吗?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供稿)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按:早在1950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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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大大大
    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竞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胆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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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硏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一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岀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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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帐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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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
    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
    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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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內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
    九○○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1)]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盜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盜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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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冶。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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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1)(2)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盜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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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仝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奷,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
    彼等在实际上
    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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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3):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5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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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它们盗窃中
    国,就像盜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6)]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
    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
    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別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旦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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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7)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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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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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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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9)]
    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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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竞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蒡”。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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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竞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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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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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个典型。本刊调査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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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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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转载《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新的战斗号角响了!
    《红旗》杂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査)三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如何疯狂地进行资木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滔天罪行;揭露了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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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样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揪出来示众,是全国革命人民的大喜事!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五○年围绕反动电影《清宫秘史》而展开的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把彻底的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吹捧成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拚命抵制对它的批判,就是为了美化帝国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攻击革命群众运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不仅如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在抗日战争前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罪行以外,建国十七年来,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内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欠下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大笔债。现在,是我们向他算总账的时候了。我们不但要彻底批判《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而且更要彻底批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好地肃清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流毒,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在我国实现资木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开展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标志着这场思想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还要从思想上展开夺权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资产阶级思想批透、批臭。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大权才是牢不可破的、不可动摇的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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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大决战,我们一定要在这场大决战中夺取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群众运动,自始至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现在,在这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同样要发动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批判,参加斗争。我们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这样一个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大学校。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和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这一小撮的猖狂进攻。我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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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通过这一场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将大大普及!亿万革命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
    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
    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
    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盗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仝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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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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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
    早在去年五月,毛主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千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从来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明确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竭力阻挡干部起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今天还在极大地妨碍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在这场伟大的批判斗争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革命。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要立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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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一切要革命的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和他们一起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火力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的“三结合”,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形成的。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洪流中考验出来的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一定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中火力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必将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从未间断。十七年米,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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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就是这个人,为资本家剥削喝采,为富农经济叫好。就是这个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拚命鼓吹“四大自由”就是这个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调和。就是这个人,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竭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这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个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个人的野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修养》这木书,完全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本书,是要资产阶级“修养”,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按照这本书,舒舒服服地关在小屋子里去“修身养性”,就只能是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这本书一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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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流毒全党全国,甚至流毒世界,害人不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由于受了《修养》的骗,中了《修养》的毒,妨碍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群众运动,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受蒙蔽、受毒害的同志,不要再上《修养》这本书的当了。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这本书的彻底批判,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处,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粉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只有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才能轻装前进,真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
    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就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在批判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中,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斗的武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总攻击的战斗号角!一场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兴起。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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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扭转中国革命的航向,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他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政要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末,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针锋相对地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掌稳了航船,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破浪前进!现在,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大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是不打不倒的。我们必须穷追猛打,打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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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使他们原形毕露,才能把他们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大量毒素统统挖岀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破剥削阶级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是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性的战役
    长期以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文、史、哲、经等各个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扶植了一伙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只有彻底摧垮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才能把这一批反动的家伙挖出来,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这条反动路线,一方面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革命化,肃清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的流毒,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把受打击的大批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唯一正确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斗争中,特别要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这本书,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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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深,批透!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在当前这场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的高潮,把我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全世界。
    革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少年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揭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出了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个组成部分》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全国全军广泛深入地展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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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位。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他就拚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提倡“四大自由”。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没收了他们的物资,没有也不可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力图复辟。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极力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有些人也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他们就会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党和政权中来,形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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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奇怪的,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总司令。如果不把他揭露出来,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象苏联那样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就要吃二遍苦,走回头路,就要大大推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我们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代表的被推翻的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要夺回长期以来被他们所盘踞的一切阵地,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革命战士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和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起,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诛笔伐,猛烈开火,坚决把他打倒!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揭露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剥掉他的所谓“老革命”、“贯正确”的画皮,彻底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把他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种种谬论,批倒批臭,把他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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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木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全军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广泛搜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交给干部战士,使大家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提高两条践线斗争的自觉性。我们要紧密结合群众性的批判的斗争实践,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推动部队的思想革命化,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把毛泽东思想更深入地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仝党、全体指战员和仝国革命人民的行动准则。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最根本的保证。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社论)
    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本报十三日刊登了上海市第六女中革命小将,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了全校革命的大联合的消息。同时,转载了《文汇报》《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的社论。这个消息和社论,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海市第六女中的经验和《文汇报》的社论指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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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障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把这场斗争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共同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制造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在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包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必须指岀,我们说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联合,是在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共同斗争中的大联合;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组织的大杂烩。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耐心地帮助他们。在控诉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争取、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而起来造保守派组织的反,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保守派组织中顽固坚持错误观点的极少数头头,则应当加以揭露、批判,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应该坚决打击,彻底瓦解,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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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当前,我们特别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
    革命的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
    旗帜鲜明,就是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战斗武器,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作为大联合的领导核心
    坚持斗争,就是必须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具备条件,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占优势,并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讲究方法,就是要大力提倡,认真引导,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散革命群众组织,搞“合二而一”的大合并
    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都必须在这场大批判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必须坚决支持革命派,向革命派学习,向革命派靠拢。如果对革命派抱着抵触和不满情绪,那就不但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甚至可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充当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共同战斗中,紧密地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大道上阔步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社论)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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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着重批判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方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都是为了“保护一小撮”。如果我们只是批判了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忽视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不可能真正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就不可能真正贯彻对干部“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极大地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妨碍革命的“三结合”,妨碍夺权斗争的胜利,妨碍“抓革命,促生产”,也就不可能最终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干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千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要想取得胜利,要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非有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不可。经验还证明,在揭露和批判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还要看到,不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对干部状况心中有数,就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革命派。现在,不是又有人趁我们党提出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大嚷什么“革命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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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的吗?不是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吗?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对千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干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锋芒所向。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强烈憎恨。他们从来就是狠狠地“打击一小撮”,从来就不会“保护一小撮”。在猛打猛冲的群众运动中,有时会出现某些过火的行动,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和“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绝对扣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条反动路线的批判,就是理直气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除了亲自“蹲点”、直接指挥之外,还利用广大群众对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憎恨,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口号,极力在群众中散布“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假手于群众,来扩大打击面这是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要手段,也是更加阴险的手段。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也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来,妨碍一些人勇敢地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彻底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把干部队伍看成是“一片黑”、“烂光了”,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极端错误的概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内部继续存在。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和阶级分析,而不是宁左”勿右
    红旗》杂志第五期《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拥护。这正说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然而,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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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捍卫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挺起腰杆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在斗争中把“一大片”真正解放出来,才能把“一小撮”彻底孤立,彻底打倒。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粉碎那“一小撮”搞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落实到行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模范。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过程,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首先,要善于正确地识别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阶级分析的武器,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来考察和识别干部。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整理材料是不行的。我们应当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讨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出正确的结论。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必须认识到,广大的革命干部在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和革命群众的目标是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愿意起来革命的干部应当“一看二帮”,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跟上形势,积极耐心地支持他们出来“亮相”,鼓励他们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经受考验。通过斗争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干部应该到群众中去,投身到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洪流中,建新功立新劳,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消极等待,脱离斗争,按照《修养》那本书的说教,去“闭门思过”,幻想那一天会有人突然把自己“解放”出来,同自己搞“三结合”。真正要革命的干部,应该不怕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种保守势力的打击,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站到革命小将边来。这需要艰苦的思想斗争,需要触及灵魂的革命。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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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住这个根本立场的考验。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不仅敢于“打击小撮”,而且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现在,许多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在干部问题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并且积极落实到行动中来。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广大革命干部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沿着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大大大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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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讲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页)列宁在五十年以前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一三九九页)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木里,根木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注),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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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象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修养》一书的作者说: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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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试问,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呢?难道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吗?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修养》一书恰恰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照《修养》一书作者看来,只要共产党人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理想国”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在上面引的这一段话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这种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看法。可是,在这里,在全书,他根本不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修养》一书的作者,把我们的国家,说成仅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很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作者回答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作者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作者在作了类似种种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之后,做出结论说:“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所主张的怎样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原来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在《礼运·大同篇》,冇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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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页)
    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
    八年版,第四四八页)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剜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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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1)(2))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米,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木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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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
    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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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资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木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今年的选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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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注)《修养》一书,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种版本里,都没有谈抗日战争
    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里,作为举例,加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1967.05.11;中发[67]153号
    各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各级党委,各革命组织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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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战斗的,革命的。它是在最阔的规模上和最大的深度上对旧世界、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在大破大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彻底的科学的批判态度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全集》三十一卷二百五十三至二百五十四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最大的破,最大的立。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关于思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什么贯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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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呢?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因为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等人,公然抵制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专了我们的政。如果我们不发动一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荡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就不可能摧毁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破大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大破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党和政权领导机关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揭露出了“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即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大斗争。这是最根本的破,最中心的破。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抓住这个根本,这个中心,大破大立,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夺回来
    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谁和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个大破大立的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里,进行大破大立的最好的形式。
    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大破大立的斗争,这就要自下而上地把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地发动起来,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相信群众能够大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破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如果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彻底的破,也就不可能真正的立;就不可能大破大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仝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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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杄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九六六年二月,正当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座谈会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持和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令,是号召我军指战员拿起笔杆握紧枪,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动员令。它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来临。
    这个座谈会,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委托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纪要》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这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我军全体指战员的无上光荣。
    《座谈会纪要》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长期以来,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拚命地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他们把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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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阳奉阴违,横行霸道,在文艺界专了我们的政。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化工农兵,美化帝、封、修,从吹捧《清宫秘史》到炮制《海瑞罢官》,干尽坏事,罪恶滔天。
    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及其大毒草《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一伙肆无忌惮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同志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陆定一这些坏家伙,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重要文章,上海出的小册子也不准在北京发行。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盜窃党中央的名义,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汇报提纲》,明目张胆地打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旗,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向无阶级左派进行猖狂进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他们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我军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座谈会纪要》的要求,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积极地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诛笔伐叱咤风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被打得阵脚大乱,丢盔卸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梦破灭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胜了文化大革命的头仗
    从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当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解放军,必须最坚决地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成为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进攻的最勇敢的一支突击
    我军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毛主席号召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最近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篇光辉历史文献;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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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和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杄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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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到底!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5月29日)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陈伯达同志出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大会,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
    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地表示: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大大大
    新华社十日讯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奏凯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今天满怀革命豪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齐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们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战斗的大检阅—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的盛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陈伯达同志祝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并向全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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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战士发出号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标志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都文艺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联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革命壮举,必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批判,推动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更深入的发展。
    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单位产生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它们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由于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和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影响,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争论。这种情况,使得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大军兵力分散,步调不一,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们说:“我们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再大,也大不过我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千条道理,万条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千重要,万重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最重要!”“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把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狠狠地、准准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为了开好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斗批大会,连日来许多单位都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部和筹备小组,一些过去互相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现在心平气和地坐在起共同研究作战方案,共同研究发言提纲。不少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了准备这次斗批,还联合召开誓师大会或联合进行街头宣传演出。大家决心要在大联合大批判中,尖锐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通过大批判进一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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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的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文艺战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清早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主席台正中,高挂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整个大厅,红旗林立,布满了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和表达革命文艺工作者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的革命决心的大字标语。大厅里到处洋溢着大联合、大批判的革命战斗气氛。文艺战士们,群情激昂,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会开始之前,全场齐声朗读毛主席的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无产阶级夺权。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
    金敬迈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对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他指出,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着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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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文艺界四大革命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委员会、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首都文艺界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联合发言,热烈欢呼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斗倒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博文物系统召开“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陈伯达、金敬迈出席讲话〗陈伯达的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们问好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成为文、不要武斗的模范。我庆祝你们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金敬迈的讲话
    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友们!
    真心诚意愿意联合起来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的战士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和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召开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我们祝大会胜利,成功!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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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攴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严正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艺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什么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总是得不到贯彻呢?为什么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齐燕铭、林默涵、肖望东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敢如此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呢?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有个总根子,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个总后台。这个总根子、这个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总头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代表,是全国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艺界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切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本主义大复辟。
    革命同志们!如果他的这个阴谋得逞,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下来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会象今天的苏联那样改变颜色,就不可避兔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将废于一旦,世界革命将会出现一个大倒退。我们能够容许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正是为了铲除修正主义的毒根,正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天才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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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垮,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彻底铲除,就得先斗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个资产阶级黑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头头,也就是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最最猛烈的总攻击,彻底粉碎他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我们要以最大的仇恨、最强的火力,奋起口诛笔伐,把枪口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清算他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根子彻底挖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这一场大斗争大批判,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乂集团的统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等等文艺界黑线的头目,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一个一个地斗,斗倒、斗垮、斗臭!斗得没有一个人再敢保他们,斗得想保他们的人再也不敢吱声,这样,我们就能够彻底粉碎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席分子所盘踞的一切堡垒把他们所窃踞的一切领导大权统统夺回到我们无产阶级手中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夺权。我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把权夺回来。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中,有几百个战斗组织,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打我,我打你,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夺我的权,我夺你的权。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权可夺。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是为了斗黑帮而组织起来的,都是为了为无产阶级夺权而组织起来的。正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起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联合起来斗、批、改,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夺权。要是有哪个战斗组织,只是为了他自己那一个具体战斗组夺权,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是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把自己做的任何一点工作,都当作抬高自己、压倒别人的一种资本,这样的战斗组织,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背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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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的正确方向,因为他忘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排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外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掌握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试想一想,一旦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不断地壮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奈我何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一丝不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有了错也绝不遮遮盖盖,强词夺理,制造纠纷。而是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任何革命组织或个人,不敢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他也绝对做不到坚持真理。要是他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他就必然能逐步地掌握真理。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对兄弟组织和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坦荡胸怀,看到他们的错误,就积极地帮,热情地帮,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巴不得他们垮台。因为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的损失,也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削弱。在向敌人冲锋肉博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掉队呢?怎么能为自己的战友摔了一跤而高兴呢?应该是携起手来并肩向敌人奔杀过去。
    同样的,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任何犯过错误而愿意改正错误的阶级兄弟,对走过岔道而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兄弟组织,都只能拍手欢迎,而决不应揪住他们过去的小辫子不放,讥笑、讽刺,甚至排斥,打击他们,因为对任何革命同志,不管他们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们现在敢于向黑帮进行斗争,愿意为保卫毛主席而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他就是我们的新战友,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一分。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必须不断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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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功,建新劳,不能吃老本。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应该欢迎兄弟组织为革命立新功,建新劳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同志们,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脸吧!看看他们,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和稀泥”,这样的“捏合”正是敌人最害怕的。因为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他们的末日就更近了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
    为了彻底斗垮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我们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要严禁武斗,不能搞打、砸、抢、抄、抓。打、砸、抢、抄、抓决不是战斗。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组织也决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钻我们的空子。
    被推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在垂死挣扎。他们进行反夺权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手段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弱点,煽动分裂,挑动武斗,毁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转移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迷失斗争的大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联合起来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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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让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彻底批判以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木人审阅)
    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革命,斗争,批判,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每个革命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具有革命的战斗风格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奴隶主义,却要人们向剥削阶级老爷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怀疑。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反动透顶的奴隶主义搬到党内来,妄图扼杀党员的革命精神,把党员变成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驯服工具。他在大毒草《修养》和其他言论中,把奴隶主义奉为法典,当作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准则。他说:
    “我们主张组织上的绝对服从。”“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以“上级和多数在原则上、政治上先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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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为服从的条件”“是不对的”。
    “即使大多数和上级或中央真错了,你也还要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原贝规定,只要是大多数,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
    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
    毛主席早就对奴隶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修养》发表不久,毛主席即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群众,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服从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领导时,毛主席更针锋相对地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样,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团结、服从,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党内斗争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组织上的服从,必须以政治上、原则上的正确为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必须服从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谈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首先指出,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
    列宁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列宁回答说:第一,“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第二,依靠先锋队“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第三,依靠“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①。
    共产党员的最高原则是革命。如果某一个党的领导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我们就是要“无组织,无纪律”,造他的反,决不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牺牲党的政治原则,而侈谈什么组织纪律,那就是背叛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地推行奴隶主义。他自封为党的“领袖”,“朕即党”。谁如果对他不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他就搬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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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王法来,打棍子,戴帽子,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破坏民主集中制”,“反抗多数意志”,反党”,等等,不一而足。
    “破坏民主集中制”吗?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错误的集中,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反对错误的集中,绝不是反对民主集中制,而正是维护民主集中制。
    “真理在少数人方面,也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吗?绝对不能。牺牲真理出卖原则,向错误的“多数”投降,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决不能抛弃这个最高标准而去服从什么“多数”。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多数”,实际上是少数,是一小撮
    毛主席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典折地发展。”当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时,那么,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就应该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为真理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光辉的榜样。当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利用所谓的“多数”打击他的时候,毛主席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同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列宁也是这样。斯大林说:“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②
    反党”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无比热爱的。对于叛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变节“领袖”,我们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就是要坚决揭露,使他们威风扫地,把他们打倒。这正是为了保卫党。那些篡党的家伙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不朽著作中,号召德国工人说“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孑,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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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庸俗的说教,违背他们的愿望,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③列宁这段话说得多好呵!全世界无产阶级,奋发起来,坚决抛弃现代的谢德曼和考茨基,踢开一切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领袖”!
    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的伟大号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对抗毛主席,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他说,“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叫奴隶是活工具”。他还说人都是“活工具”,要共产党员做象奴隶那样的“驯服的工具”。这纯粹是奴隶主的观点
    奴隶主义不是奴隶阶级的思想,而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愚弄被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驯服”决不是奴隶阶级的本性。那里有剥削和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古代罗马帝国的奴隶大起义,雄辩地证明,奴隶阶级是敢于造反,敢于革命的。这次大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的英雄形象,一直在鼓舞着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战斗
    列宁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④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被剥削阶级的冲天革命精神,鼓励他们起来战斗。而剥削阶级总是别有用心地把“驯服”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并当作他们的“美德”加以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奴隶主义,这表明,他完完全全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贩卖奴隶主义,甚至肆意歪曲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他在接见某党代表时,竟说:“即使在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时期,我们全党亦统一在陈独秀的路线下,以后统一在‘左’倾路线之下
    我们党无论何时都保持党的统
    不分裂,保持党的纪律,
    就是说无论党的路线正确或错误,党都保持统
    这完全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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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斗争性最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在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统治时期,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李立三、王明等统治时期毛主席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始终坚持了斗争,坚决进行抵制。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坚决斗争和抵制,才清除了叛徒陈独秀,结束了李立三、王明等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就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个党,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坚决起来造反,或者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建立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决不能统一在修正主义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只能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调和的,不能统一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宣扬反动的奴隶主义,还公然污蔑伟大的列宁。他说什么,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组织上并没有同第二国际决裂
    这是睁眼说瞎话!
    九一五年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议”,难道不是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公开决裂吗?没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决裂,就根本不会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无产阶级的叛徒,千方百计地企图篡改历史,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扬奴隶主义,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他所说的“纪律”,就是资产阶级的纪律
    他不是经常大肆吹嘘自己在安源的所谓“功绩”吗?其实,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向工人灌输奴隶主义的毒素,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代表的身份与安源矿务局签订的协定规定:“矿局所订工人通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你看,他竟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的吃人纪律,不准工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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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视若神明;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他要党员对他的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但是,他自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却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思想。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谈党的组织纪律“修养”的人,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究竞采取什么态度呢?一九三八年
    二月五日,他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主张各个地区的游击战“在战略上必须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按:他所说的中央都是指国民党的中央)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华北的一切抗日武装“必须尽可能的统一在当地的、华北的以及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直接指挥之下”。同年七月十日,他写信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对他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上宣扬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投降主义谬论,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反而指示他要适应大军阀阎锡山的需要,要用阎锡山的腔调来说话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天才著作。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方针是打内战。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告诫全党、全军:“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毛主席说的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听了的,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毛主席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他是举了手的。但是对我们伟大领袖的话,对于党的决定,他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
    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授意《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散布和平幻想说什么:“只要不是疯子,不是白痴,不管他是那一个阶级,那一个民族,在今天这种环境之下,一定会要求和平”。
    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他又作了一个时局问题的报告,断言:“内战挑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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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主战派已失败,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势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在报告中,他大肆鼓吹所谓“六相信”:“相信内战会停止”;“相信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相信国民党与蒋介石能搞民主改革”;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有一个相信,相信美帝国主义头子“杜鲁门声明”。据此,他还提出所谓“三交换”:交出军队,“统于国防部”,“换得全国民主化”;交出党权,“换得了我党的合法地位”;交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胜利果实,换得有些人“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换得“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
    这个“报告”真是丑死了,臭死了!这那里是什么时局报告,这是彻头彻尾的大叛卖
    他所说的那些话,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已经讲过多次。美帝国主义向我们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蒋介石说:“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这些“好话”,毛主席早已作了严正的驳斥。毛主席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很清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说的“党性”,乃是国民党的党性,美国民主党的党性;他所绝对服从的纪律,乃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所谓“军令政令”。
    他的立场就是这样鲜明:对杜鲁门和蒋介石,一副奴才相,不愧是一个奴性
    十足的“驯服工具”;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人民,则是桀骜顽劣,副老爷架式。这就是他所宣扬的奴隶主义的阶级实质。例子不必再举了。
    总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这样对抗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践踏党的决议,而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纪律,修正主义的纪律。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组织纪律。一个人只能遵守本阶级的组织纪律。无条件地遵守一切组织纪律,或者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提法,都是极端虚伪的,骗人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严酷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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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无产阶级懂得,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形成为步调整齐、意志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队伍,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起来,指向个共同的打击目标,战胜强大的敌人。我们反对奴隶主义,决不是反对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恰恰相反,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纪律
    对于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句句照办。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我们的最高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真正的、杰出的领袖,必须在全党树立领袖的绝对的革命权威。没有这个条件,党的纪律就不能成为钢铁的纪律,党的事业就没有胜利的保证。列宁说,没有“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⑤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对于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维护它的威信,树立它的权威。对于它的正确指示和决定,应该自觉遵守,坚决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但是,决不能用对待修正主义的组织、纪律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对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定是否服从,应该以它是否符合无阶级的革命利益,是否符合于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而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合我胃口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不能把遵守革命的组织纪律当作奴隶主义来反对。反对一切领导、一切权威、一切组织、一切纪律,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批判。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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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来的反动思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就宣扬奴隶主义搞愚民政策来维持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专政。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就抛岀无政府主义,来制造混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里,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
    日前,有些人在反对奴隶主义的时候,宣扬并且奉行无政府主义,他们唯我独尊,只有“我”是绝对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我”的,就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复辟的最后阵地”,要统统打倒。在这里,奉劝一声,主张打倒一切的人,坚持下去,自己也会被打倒的。
    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批判奴隶主义,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既不要盲目接受,也不要盲目反对。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一切东西都要由革命的实践来检验,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查
    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是革命的需要
    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我们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行为作斗争。
    今天,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象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那样,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大大提高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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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发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按语:刘少奇这个“检查”,根本不是什么检查!这是刘少奇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恶毒攻击!这是刘少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疯狂的反扑。这是刘少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翻案的铁证!这是一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刘少奇的猖狂反扑丝毫也不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暴露了他背离人民,垂死挣扎的虚弱的纸老虎本性,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立即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将刘少奇的“检查”公布于众,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仝体革命师生员工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
    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认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那个学校去?经过硏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由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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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觉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送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错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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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別,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地向群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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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院所犯了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全院的辫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辫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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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过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举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担负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
    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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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它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以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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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此为刘少奇的“认罪”书的标准件,如有与此不符者,一律以此为准)
    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革命人民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代表。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他们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急先锋。
    北京,是伟大七亿中国人民的首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在地。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它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因此,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就是摧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对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就是直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当前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这场大批判、大斗争,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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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要最充分、最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深入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政治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地进行调査硏究,认真地思考问题,把革命热情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它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里的一切流毒。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大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我们要把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摧毁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彻底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七月十四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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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萧望东之后,鼓作气,乘胜追击,又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对文艺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萧望东、陈荒煤、张致祥、邵荃麟等,展开了场声势浩大的、短兵相接的总攻击、总批判、总清算,批得他们体无完肤,狼狈不堪。这一场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打得漂亮!打得好!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首都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是革命大联合的模范,革命大批判的榜样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使他们真正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和加强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世界革命的命运的头等大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历史使命
    形势逼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还是热衷于打“内战”?首都文艺界的革命小将说得好:“一千个矛盾,一万个矛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一千条原则,一万条原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是最大的原则!”“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我们有共同的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打‘内战’?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敌人在一旁看笑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这些深刻的豪言壮语,不但表达了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心声,而且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
    首都文艺界的实践证明:大联合必须以大批判为动力,大批判又必须以大联合作保证。离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谈不到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也不可能彻底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过去曾经受蒙蔽而站错队的同志,今天只要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把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狠杀回马枪,那么,他就会回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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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反,某些过去造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同志,如果今天在脑子里丧失了警惕,没有了敌情观念,不把矛头对准敌人,而仍然热衷于打“内战”,那就说明他已经逐渐背离斗争的大方向,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总之,死抱住小团体利益不放,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在一边,热衷于打“内战”的人,迟早总会垮台,发展下去,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那就是对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有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罢了官,有些已经在报上被点了名,早已成了“死老虎”,打不打不吃劲。我们说,同志,你错了。你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子虽然死了几千年,他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更何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灭亡的命运,他们必然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作垂死的挣扎。最近,不是有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抛出了一个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所谓“检查”书吗?毛主席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的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一场广泛深入的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报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仼务》在我们英雄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亿万革命人民按照天才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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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正在进行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战斗—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这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壮志豪情。革命大批判的滚滚洪流,使那些政治庸人为之目瞪口呆,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之胆颤心惊。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无阶级专政的死敌。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是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的;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叫他们遗臭万年,永无翻身之日,则是更加艰巨、更加严重的斗争
    毛主席早就指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抛出来的名为“认罪”、实为反攻的“检查”书,不是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许多同志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彻底清除修正主义的流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千方百计要出来为自己翻案的;即使他们自己翻案不成,将来,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为他们翻案,实行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托洛茨基死了几十年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为之翻案;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也还妄图为之翻案。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吗?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向旧世界发动的一次总攻击,是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一次大扫荡,是清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垃圾堆的一场攻坚战。毛主席经常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大破几千年来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进一步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否则,我们就不能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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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形态领域中完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大批判,正是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大熔炉。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他老人家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天公”,造就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材”。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年来,千百万红卫兵小将,紧紧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赤胆忠心干革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为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广大工农兵是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杀”上战场,是这场革命大批判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卫兵小将应该虚心地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希望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善于思索,学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作出新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无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百多年以前,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为完成革命大批判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
    (七月十九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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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出世雄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殃国大盜,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
    ”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
    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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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裝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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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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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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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自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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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岀来之前和揪岀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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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3)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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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我们揭露和打倒了党内最大的最腐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了一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震惊世界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被揪出来的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
    正象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指出的:“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我们不是已经千真万确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吗
    有些家伙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是死不认账,一有机会就穷凶极恶地进行反攻倒算。有的还恶毒地抛出了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
    有些家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将要灭亡的命运,总是操纵和利用一些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蒙蔽一部分群众,拚命地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他们张牙舞爪,赤膊上阵,甚至不惜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下毒手。
    还有些家伙竭力装着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妄想骗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以使蒙混过关。他们削尖脑袋往里钻,就是为了从内部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革命的队伍,搞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我们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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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林彪同志说:“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总代表,是钻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大大小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是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最大的维护者。
    就是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地、系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全国胜利以前,他竭力宣扬“议会道路”,主张交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武裝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全国解放以后,他大肆鼓吹“剥削有功”,主张发展城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拚命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上,他积极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迎合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扼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他窃据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职权,利用他骗取的政治影响,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推销他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把他们拉下马,叫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思想上打倒。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把他们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反动的思想体系,彻底揭发出来,使他们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他们彻底打倒
    如果只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政治思想上的权,那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不是彻底的,我们夺到的权就不是巩固的;已经夺到的权,也还有重新被夺走的危险。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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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如果进行得不彻底,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我们如果不发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把剥削阶级思想的毒根拔掉,把剥削阶级留臧在各个角落里的垃圾打扫干净它们就会继续散布臭气,继续传播毒菌,继续危害人民。那些老牌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是早已呜呼哀哉了吗?但是他们的修正主义破烂货色,并没有埋入坟墓。中国的赫鲁晓夫所贩卖的那一套正是从他的老祖宗那里拣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高举所向无敌的毛泽东思想大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七亿人民都来投入这场大批判运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最迫切、最重大的战斗任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每一场政治大论战,每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都必然带来革命的大发展和历史的大飞跃。在全世界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必将促进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飞跃发展,必将大大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也必将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南海革命群众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待如下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他“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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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系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在他在当司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査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
    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査出,房契是我母亲黄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这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分应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分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分,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
    自由职业者,补贴
    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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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有封建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为他留学日本,对日帝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欣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圣经。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等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门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教、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分订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实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绅士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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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和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他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他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的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过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励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候,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
    百元),
    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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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碑,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岀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关于我和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我专门写过详细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都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铃(?),也是个中队长。是我把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们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荐)”的。这个吴晓铃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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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房子里我弄不大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坐的是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铃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代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只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想夸耀王匪同蒋匪有亲密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铃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再就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组织大学毛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岀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省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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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精神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影响,在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很抽象,没有感觉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双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想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双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在春节后就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象片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捣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还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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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我又去了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査名为“对号入座
    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
    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
    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
    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大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不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得马糊,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书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苏长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査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订为反革命分子),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双十条”检査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以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査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弯腰,甚至发生有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搞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戴帽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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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不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份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钢,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大队长袁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上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长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均为约数,六百几十几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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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海滨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她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蓝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不知卢王庄公社卢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挑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队部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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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
    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等确有夸大话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米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
    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长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些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起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伦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
    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戚木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我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
    七年以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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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髙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査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
    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今年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去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过他几次,他都说肯定没有说过。既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的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有问题,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
    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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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
    红色买办么!”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也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
    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
    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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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既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要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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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哪些实物?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还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是完全从正面去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査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去
    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
    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讨,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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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的他的大孩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时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在桌子上。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凡纲鉴),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套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套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
    旧
    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对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丑恶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代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代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句(?)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毁了一些旧象片,把我一九五一年、
    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象片本,我又翻看了一遍,撕掉了一些象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象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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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现在象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我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本是他们自己清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捕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査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我感到还是扔掉好。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不通(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好象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中,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凊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记不得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匕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他们不要,我就把它晾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来写的两张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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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査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査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北大革命委员会
    我廿四日参加北大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即决心努力争取三天把检讨认罪书写出来,至少先写出个初稿,再作修改。但事与愿违,实际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北大群众斗争我的大会,第二天、第三天接连是工人、农民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今日上午、下午是政法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我的脑筋、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不跟着群众斗争我的大会跑,会后,我既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北大问题,但总是不能很快集中,而是感到脑筋很迟钝,发木,工作效率极低,同时体力也来不及了。中间只有二天(廿七、廿八)没有参加群众大会,一天我奉命继续写前几天党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的材料,昨日才集中精力写关于北大问题的检讨,只写了一部分(初稿),现遵命送上一阅,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需要重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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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还要用),需要把我在北大问题上所犯错误,通盘考虑后,才好一气写下去如果明后日没有群众斗争大会的话,我努力争取写出,至少争取写出个初稿,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很不够。因为我不愿意匆促地敷衍了事地写检讨给你们或中央我请求延长二天到三天时间,不知可否?因时间紧迫,初稿和信都写得很潦草,原谅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彭真1967年7月29日
    此系一段初稿。还要改写,现遵命送上一阅
    工作组在北大进行工作时期,我的主要错误罪过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领导,既包庇陆平等,同时压制了北大的革命群众,压制了阻挠了已开始起来的群众运动我在北大所犯的错误罪过,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仅在一些个别性的具体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根本性质的错误,特殊性质的错误罪过。实际上,我当时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实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政策,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政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我就在当时北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站错了边,站错了部、走错了路、堕入了群众革命斗争对象的泥坑,反动窝子了。根本问题错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言论行动中,既不可能不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当时实际上就是实行的这样的政策。这样,许力群、邓拓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的工作错了,都做了坏事,犯了错误罪过。当然,他们各有他们的责任,但工作组和国际饭店会议的主要责任在我,主要罪过在我,因为他们在上述错误、反动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下进行工作的,而这种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一它集中表现在对当时北大领导陆平等人的态度即方针上。这虽然是集体的意见,但在确定时,实际是我起决定作用的,而且我又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错误、罪过的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不是说,北大问题上的一切错误,都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不是,参与北大问题的其他犯错误的负责人,各有各的责任。但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责任大小,也不管我对解决北大问题的具体工作参加得多少,都不能减轻我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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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公开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在党内,有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对抗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一升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岀发,预感到这场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覆灭的丧钟,他们就拚死拚活地进行疯狂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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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隐蔽在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红旗作掩护,埋伏在毛主席的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上层下层都有,上层是主要的。最大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全国很快就变了颜色。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隐蔽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混进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拼凑而成的。他们是窃取实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文的,有武的,有抓党权的,有抓笔杆子的,有抓枪杆子的。总之,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凡是搞反革命政变、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所需要的套,都拚命去抓,抓住不放。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丧失警惕,麻木不仁,任其存在,听其发展,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仝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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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必须懂得,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地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我们必须懂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当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真正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建立新的伟大功勋,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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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1963年11月底到1964年4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1、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生产纲要四十条。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大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2、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1964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3、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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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1964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1964年冬至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
    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岀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组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布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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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在23第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23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査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晩。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关于1966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就是如何贯彻林彪付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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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学生朱德义轧(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应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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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后,陈伯达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岀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决定(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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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订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订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在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没认识到是他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我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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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改造。没话可以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上次已写过材料
    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写得非常生动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对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一)虽然只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査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好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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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二)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硏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岀“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挠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并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国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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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而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蓍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內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仝局的形势分析和仝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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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个批语是完仝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一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二)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三)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
    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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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想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即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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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是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错误。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立场的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
    九四九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揪刘
    战报》编辑部增刊1967年8月27日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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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p6u@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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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
    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说得倒轻松
    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
    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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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
    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千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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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千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兔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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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毀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扌加不★★大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
    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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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且彻底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依然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主席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叛徒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①
    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叛徒陈独秀,
    勒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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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他又跳出来,直接攻击毛主席,同《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他竟然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③。他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④这个老杋会主义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时候,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光辉的讲演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系统地提出他那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他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⑤。要我们党向蒋介石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⑥(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就是想用这一套,向蒋介石献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⑦。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他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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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大投降,大出卖,就更加卑鄙,更加恶毒!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大出卖的时候,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阶级交出几十万枝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
    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显示了无限威力。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杄子,冲破一切阻力,在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竞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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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随后,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转变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次跳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他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⑧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
    要
    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⑨:“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⑩!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
    ①①,要花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①②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①③。好一个“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一语道破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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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资本家先生们,一心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fdi@①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
    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的。”①④
    妙极了!资本家这只手把八个工厂卖给国家,那只手又从国家那里赚得十六个工厂,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眉笑眼开”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奴颜婢膝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①⑤。这真是拱手作揖,送货上门!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标本。他们倒是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长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掩人耳目,也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但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真资产阶级专政。
    他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叫嚣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①⑥。他一笔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叫嚷:“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①⑦。大肆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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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①⑧。他还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①⑨。看,在他的心目中,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是要对付资产阶级,而却要对付工人阶级。他还公然说什么“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②⑩。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
    他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②①;诬蔑要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②②。他伙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万个。他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②③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妄想把广大的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
    政权,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主席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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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②④。“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②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仝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无耻的、最彻底的背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时期,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②
    ⑥。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②⑦。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他积极支持自命“海瑞”的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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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梦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当彭德怀的问题在会上被揭发以后,他仍然和彭德怀相策应,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后来,他又公开攻击庐山会议,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不应反右”②⑧,“反右是不对的”,“搞的全国后遗症”②⑨。尤其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他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③⑩,“经济失调”③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③②,等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內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③③这样来为资产阶级的上台准备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③④“社会上产生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③⑤。
    在国际斗争中,他鼓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说什么“就是美国我们也希望同它搞好关系”,还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③⑥。他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求同存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③⑦。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队改编成国防军”③⑧;和奈温“合作”,“合作干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③⑨
    九六二年八月,他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教人越养越修的黑《修养》重新抛了出来,成为当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一支“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凶相毕露地打出了“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党黑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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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九六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一只“秋后的蚂蚱”,一天天走向了他的末日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亲自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断遭到抵制和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一阵又一阵地泛起?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暗藏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大祸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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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权派,以垂死的疯狂,进行着挣扎,制订并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掌握的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期简报,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要全国仿效办理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扑灭这场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终于把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和他那伙狐群狗党揪了出来。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已经陷入亿万革命军民的天罗地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庞然大物”究竞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辫驳的回答。所有这切,罪证确凿,铁案如山,能赖得了、顶得住、抗得过去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无数面红旗的海洋在激荡,亿万群众在战斗,在学习,在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成了亿万群众的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他们誓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誓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把亿万群众团结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伟大物质力量,震撼着旧世界,创造着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几十年间,统帅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追穷寇,缚苍龙,起宏图,征腐恶,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航船,冲过激流,绕过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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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必须亳不间断地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下的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是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滚滚向
    ③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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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报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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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1)3)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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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扩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唅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仝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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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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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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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
    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
    “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
    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徳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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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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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三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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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未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杋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赫鲁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仝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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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
    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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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剖析一下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这张药方,究竞包罗了一些什么货色呢?
    这就是“利润挂帅
    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宣
    称:“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为了赚钱,可以不顾国家统一计划,不顾整体利益,干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中国赫鲁晓夫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他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他企图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转移群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扩大收入的差别,造成特殊阶层。这是对革命的职工群众的一种莫大侮辱,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无耻地美化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无耻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他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资本家“认真学习”,说他们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赫鲁晓夫眼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竟比共产党员高明一百倍。
    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照着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套“经济办法”办事,愁眉苦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了的工人阶级又得当牛做马,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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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正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我们才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才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2))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拚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
    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
    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拚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经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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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大课堂,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了中国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必将出现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必将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
    十五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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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分水岭。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放肆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造了所有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难道阶级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骗局。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赤裸裸的大背叛!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还是个政治概念。剥削阶级在几千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占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占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还受着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支配和影响。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样几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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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比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激烈得多,残酷得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好得很!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结果。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政治上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照样可以依附于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或其传统影响而继续存在。只搞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他们还在拿定息,还没有脱离剥削根子。“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地主已被剥夺了土地,但他们仍在藏地契、续家谱,时刻都在掂着那本变天帐。就是富农,又何尝忘得了昔日的剥削生活呢!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还必然会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他们窃据领导岗位,把领导的职权变为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岂不就是批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富农吗?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新式”的资本家,岂不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只是斗争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罢了。这种斗争形式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敌人钻到了我们的肝脏里他们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搞宫廷政变,篡党、篡军、篡政。因此,阶级斗争越发尖锐复杂了
    不要以为“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旦这帮最危险的敌人篡夺了政权,到那时,“没有土地的地主”就会重新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富的富农”又可以剥削致富,“没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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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本家”又会重新转化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东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无庸辩驳的现实。
    中国赫鲁晓夫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国家消亡”论,必然导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证据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修养》时,他又一次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拦腰砍掉了。他还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
    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
    好一个“组织社会生活”!
    试问:所谓“组织社会生活”,究竟是“组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存在没有烟火气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国家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
    什么是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同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我们的国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整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机器的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中国赫鲁晓夫把所谓“组织社会生活”同国家的专政职能对立起来,强调“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竭力攻击和抹煞国家的专政职能,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社会生活”,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广大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斗争,要“组织”他们劳动改造,要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在人民内部,也要不断运用“四大民主”,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不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资产阶级梦寐以求,一心想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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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千百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早在十八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后,必然将逐步地消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必须大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国家的消亡,现在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机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除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阶级敌人,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流毒,从根本上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将看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真正成为坚如磐石的铁打江山。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国家消亡”论,都是弥天大谎。不讲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形式。主张“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就是希望缩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大大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在这次空前宏伟、空前深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再也臧不住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使他从幕后转到台前,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资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娄罗,也倾巢而出。这很好。有了总决战,才有大胜利。总决战的结果,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资产阶级的梯队一批又一批倒了下去。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仝线出击的进军号中,他们溃不成军了。按照无情的历史辫证法,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定要全军覆灭,彻底摧毁。
    斗争在深入,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气。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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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鲜红鲜红的共产主义的红旗,让我们对这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叛徒,继续展开“无情的战斗”吧!
    (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
    十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红一黑,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如何对待群众,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是相信资产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看作俯首贴耳、靠别人“恩赐”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把群众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赌博用的“筹码”。完全是一脉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种极端仇视群众的反革命立场,得到了彻底的大暴露。
    但是,不久前中国赫鲁晓夫却假痴假呆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反对人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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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卑躬屈膝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把大军阀头子阎锡山的话奉若“圣旨”,以为离开这些“大人物”,中国就会生存不下去。他无耻地拜倒在“资木家先生”跟前请求“剥削”说:“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亿万革命人民,倒是一两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暴君;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倒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群众几十年如一日,怎么能说“不清楚”呢?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实在太蹩脚了。他越是说“不清楚”,广大革命群众非但没有被他弄糊涂,反而越发清楚地识破了这个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真面目。
    中国赫鲁哓夫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历史。这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是注定要灭亡的。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他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是头脚倒置的。古人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广阔的天空!他当然不会懂得,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天空只会更加睛朗,世界只会更加美好!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的确使他看不清楚许多在我们看来十分清楚的事情
    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中国赫鲁晓夫必然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骂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坏人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干扰”,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运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林彪同志所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早在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的兴起,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好得很”,并痛斥了把农民革命运动污蔑为所谓“痞子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支持了新生的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毛主席就是这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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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及时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提高,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
    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反对革命。列宁说:“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资产阶级从来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众运动。一日群众起来了,越出雷池一步,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来镇压。中国赫鲁晓夫有时也空谈什么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时,他就慌了手脚,大骂群众是“暴徒”,到处抓“右派”,抓“反革命”。他干的完全是蒋介石的那一套,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就反过来进行疯狂的镇压。他挂了“革命”的招牌,干的却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仝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看来,这场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的时期。((1)(3)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对,你是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五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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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掩护十年、二十年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陈独秀的屁股后面,咒骂工人运动“过分”,“‘左’倾得岂有此理”,并且咬牙切齿要北洋政府“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捣乱”,要农民“反一下冒进”教训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你贼性不改,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污蔑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实际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运动中,宣扬“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目的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你四十年如日,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这算得了什么“新问题”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一阵薄薄的烟幕下溜掉呢?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也不会比他的前辈好一些。
    中国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一只“死老虎”,他仍在咬人。最近,他又别有用心地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
    不错,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由于白己立场、世界观有问题,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主要的责任要由你这个老反革命负!是你,盗用了党中央名义,发布黑指示,使广大干部上了大当!是你,长期宣扬黑《修养》,使广大干部受到奴隶主义的荼毒!又是你,提出和推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这笔账,一定要同你算清楚!他们犯错误,同你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绝对扯不到一块去。你想在这里拖人下水,那是徒劳的。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但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犯有不同程度的路线错误的人,只要不坚持这种错误,不坚持走资木主义道路,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仍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要以为,把中国赫鲁晓夫拉下了马,他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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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铲除了。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夺权,光夺了组织上的权是不行的。只有把思想上的权也同时夺下来,才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组织上的权。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特別是最近十八年来,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为一股习惯力量。要彻底肃清这一套东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彻底批倒、批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更不要以为,搞掉了这条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没有那回事!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黑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着两条可能的选择:一个可能是,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可能是,在胜利中逐渐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的意见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加以压制脱离了群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样,就会稀里糊涂地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去,有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赫鲁晓夫还在那里招手哩!“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八)一九六七年九月重点是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九六七年九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大批判专栏好得很》在仝国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高潮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大字报的锋利武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猛烈批判,把大批判专栏变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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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课堂。现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的街头大批判专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专栏,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亿万军民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仇敌忾;热烈地表达了亿万军民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敬。人人称赞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和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各条战线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所在。革命大批判专栏,是广大革命群众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发明创造,是文化大革命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的又一个标志。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专栏,是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课堂,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重要阵地。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它组织动员起亿万个群众批判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集中火力,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规模巨大的围剿,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陷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内容丰富容量大,形式活泼花样多,千字文,诗画配,使严肃的政治、思想、理论的斗争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了统一,大家爱办,大家爱看,大家都关心,大家受教育。
    我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办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好革命大批判专栏。在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下,把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得更扎实,更讲究实效。
    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办大批判专栏,办好大批判专栏,靠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千万颗红心。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展开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为我军各部队作出了榜样。我军广大指战员,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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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林彪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最新号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4日)
    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前言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
    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先后五个月。在这期间,王Ⅹ×前台表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从原则到具体,从步骤到方法,从整谁到保谁,都作了精心策划、具体部署。
    出村后,王××还两次重返桃园复査。她留下的“巩固组”,又搞了两年零
    四个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王××在北京被赶出清华大学后,才仓惶撤走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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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让我们看看他们在桃园究竟干了些什么。
    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大队搞假四清以前,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
    、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分子不甘心失败,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进行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生产。例如: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不如单干好,故意赶大车压坏队里庄稼;反革命分子赵Ⅹ×借口工分少,暗中煽动群众罢工;富农分子郭××擅自拆卖了土改时已被没收的房屋。此外,有几个地主富农分子长期隐瞒成份,有的还混进了干部队伍
    些富裕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热心
    于小开荒小自由,有的还羡慕单干,议论包产到户好。
    九六一年公社体制下放,一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聚赌抽头的关景
    东和他的堂兄关××,回到桃园,钻进党支部委员会(关景东任支部委员、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关××任副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继续进行贪污盜窃等活动,并且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夺取党支部的领导权。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以支部书记吴臣、副支部书记赵树椿等为核心的桃园大队党支部,团结和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
    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讲热爱国家、热爱集体
    在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困难,胜利度过了灾荒,顶住了单干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发动群众,通过辩论会和斗争会,对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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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斗争。追回了富农分子反攻倒算的财产,加强了对他们的管制。
    三、在党内,一九六二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五月,专门召开会议,集中地对关景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一九六三年三月,通过选举罢免了关××的大队长职务,并在党内撤销了他的副支部书记职务
    但是,党支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斗争不力;对隐蔽较深的漏划地主富农分子,未能及早发现;有些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存在着小量贪污、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等缺点和错误
    在生产方面,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社员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
    农业生产不断上升:粮食亩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提
    高百分之二十左右,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以上。
    、连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超额七万
    六千多斤。同时,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还超额完成国家当时规定的蔬菜交售任务,是抚宁地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比较突出的几个大队之
    、大牲畜饲养好、繁殖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繁殖三十一头马骡、牛。到一九六一年,集体和社员养猪达到每户平均一头半。
    四、公共积累相应增加。其中公积金一九六一年三千八百零九元,一九六二年六千六百八十四元,一九六三年六千三百四十二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特別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桃园大队党支部从一九五九年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四清”前,一直是抚宁地区先进的支部之一,曾获得地(市)、县、区、公社的多次表扬和奖励,出席过地(市)先进单位的代表会议。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形势看得漆黑团,也把桃园大队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在给王××的信中硬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桃园四清应当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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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干部大多数,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等小撮人,团结和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却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广大社员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二、大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疯狂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作社会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既不相信基层的党组织,更不相信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他疯狂反对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査研究,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
    调査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
    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
    资产阶级分子王××,一进桃园,就象到了“敌占区”一样,化名董朴,乔装打扮,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保卫人员暗中随从,私査暗访,鬼鬼祟祟进行扎根串连,大搞秘密活动。有时屋里开会,屋外还放“暗哨”。谁要去见王×,还得由警卫人员通报,象进衙门一样。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王Ⅹ×通过扎根串连,物色和培植了亲信,作为她进行假四清、真复辟的御用工具。现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就是她入村后最先扎下的一个“主根”。岳绍田从小游手好闲,不爱劳动,招摇撞骗,流氓成性,思想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毁坏队里禾苗,在村里受到群众批判。一九六二年,私刻公章,冒充解放军某部军需科长,到哈尔滨倒卖油粮作物,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同年,还把偷盗的上千斤粮食,和四类分子勾结倒卖。此外,多次打骂群众,横行霸道,群众称他“万人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写反动传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逮捕法办。这样一个坏蛋,王××竟分外喜爱,倍加栽培,“四清”中用他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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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又一手提拔他当大队治保副主任、小队贫协副主任。
    王××在“四清”中,操纵几个“根子”替她当打手。无论大会小会,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少数人发言。完全是工作组专政,包办代替,运动群众,包打天下
    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对抗,胡说什么:“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她还说“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污蔑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问题大小、性质如何,都用“四不清”大棒加以打击。
    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实行钱粮挂帅。大抓“粮、款、物、斤、元、尺”。为追钱追粮,把干部通通赶上楼,说什么“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群众反映:“挂点‘衔’的都得挨整”,“过了粗罗过细罗,过了大筛过小筛”。
    王××一进村就说:“穷队有问题,富队问题一定更大。”又说:“这个村这么富,还不搞它个一万八千的!”后来,又提出了“双两万”(两万块钱、两万斤粮)的指标
    她还向群众许愿:“只要大家好好干,每家能分到六七十块钱,六七十斤粮。”春节前又提出:“分果实,鼓斗志,过个革命年。”
    王××还搞荒谬的“估产”,主观估计每个干部的贪污数字。例如,估计亩地种多少棵茄秧,一棵茄秧结多少茄子,总共能产多少斤,卖多少钱。这样个管理五亩菜地的生产队副队长,三年就被估计贪污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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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既定指标,王Ⅹ×亲自督战,给工作队员“加压”,给被斗对象“加温”。对干部:“先打外围,后打攻坚”,“大会剥皮,小会攻心”,“慢火煎鱼,车轮战术”,“敲山震虎,顺藤摸瓜”,罚站罚跪,低头变腰,“燕飞”,拘留,甚至还用手枪对干部进行威胁,大搞逼、供、信。
    这样做的结果,混淆了两类矛盾,搅乱了阶级阵线,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引上了单纯追钱追粮的邪路,把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庇过了关
    四、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步地孤立敌对分子”,并强调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资产阶级分子王××根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干部得有压力”的黑指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把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都当作打击对象。
    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王Ⅹ×在桃园搞所谓“蹲点”时,她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谁的:
    (一)吴臣
    资产阶级分子王××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指示,把支部书记吴臣当作头号打击目标。
    吴臣虽有缺点和错误,但群众公认,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干部。
    土改时,他是农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领导贫下中农坚决斗争恶霸地主,清出了地主窝藏的武器和大量浮财。土改末期,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桃园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合作化运动中,他表现积极。一九五四年他组织了互助组,被选为组长。当时有的组员不愿吸收劳力弱的困难户入组。吴臣便动员说“不能把阶级兄弟甩在外边。”这户贫农入组后感动地说:“没有互助组,我的地怎么也种不好。”办初级社时,有几户富裕中农和中农要看一年再说,吴臣反复向他们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动员他们入社。接着,他被选为初级社主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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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社时,有的社员说:“人多了怕干不好。”吴臣说:“人多力量大。”以后这些户都愉快地转了社。吴臣被选为生产队长。
    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他担任筹备委员,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公社建立后,被选为桃园大队队长。一九五九年,被选为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他担任支部书记以后的五年中,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他积极向社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说明困难是暂时的,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在最困难时,他顶住了单干风,和社员一道同甘共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吴臣起早贪黑,深入田间,对集体生产抓得紧,指挥得好,干劲十足,雷厉风行。有一年,麦收季节因一部分劳力支援国家基本建设,队里壮年劳力很少,又遇涝灾,吴臣带领男女社员,冒着连日阴雨,昼夜奋战,终于抢收了八百亩地的小麦,并及时完成了夏种任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他领导社员向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他对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赶大车压坏地里庄稼的破坏行为,立即组织社员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对煽动群众罢工的反革命分子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党内,吴臣对钻进支委会的关景东等也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关景东想拉吴臣下水,对吴臣说:用机器轧挂面卖赚钱多。他劝吴臣和他一起开挂面房。吴臣立即愤怒地批评关景东说:“你这是什么话!想个人发财?我不干!”使关景东的坏主意没有得逞。过不久,关景东在代社员买小猪的时候,又假公济私,为自己搞了头大猪,为了拉吴臣下水,也给吴臣搞了一头。吴臣知道后,又对关景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坚决拒绝收下这头猪。在这以后,吴臣多次对关景东贪污盗窃、聚赌抽头等行为作了斗争,并积极向上级党委反映。正是由于吴臣、赵树椿等革命干部、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对关景东等一小撮的斗争和抵制,关景东等妄图篡夺桃园大队领导权的阴谋在“四清”前才没有得逞。
    但是,资产阶级分子王××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不惜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吴臣进行残酷的政治陷害。
    、篡改成份。吴臣出身贫农,从小受苦,拉过大网,扛过小活,当过木工做过小贩。而王Ⅹ×却造谣说:“吴臣原来就是一个坏分子,是一个流氓”,硬把他小贩成份篡改为“流氓”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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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上纲。吴臣在工作中存在着简单粗暴、打骂群众的缺点和错误,王
    ×却任意上纲,歪曲错误性质,硬说吴臣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社员托吴臣代买了几台缝纫机,吴臣没有多要一分钱,王××硬说这是投机倒把的活动。
    副区长苏××是吴臣入党的介绍人,后来蜕化变质,王Ⅹ×就说苏是吴臣上面的根子。
    大队现金保管赵××,“四清”后期群众揭发出来他是一个从东北逃回的漏划地主。吴臣和赵仅是工作关系,而王××却硬说,赵是吴臣的后台
    、颠倒黑白。在工作组进村前,河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附近普兰大队搞所谓四清试点,吴臣在开公社党委会和大队干部会时和别人议论过普兰“四清”中打击一大片干部,把生产搞糟了的一些问题。王××混淆是非,说“吴臣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普兰的‘四清’”,硬给吴臣扣上“千方百计抵抗四清运动”的帽子。
    四、捏造罪证。王××授意她的爪牙关景东说:“你应当大胆揭发吴臣的问题,要从政治上想他的问题。”于是,关景东就捏造“吴臣在一九五一年当干部时放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事实是吴臣当时并没有当千部,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是他放走的。关景东还四处活动,唆使别人写假证明,诬告陷害吴臣。他还指使人写匿名信造谣吴臣在桃园有五个姘头
    王××还派人跑到外地制造了一些假调查材料,诬赖“吴臣勾结过伪警察,开过大烟馆”。事实是吴臣既没有勾结过伪警察,也没有开过大烟馆,仅仅摆过小纸烟摊
    五、体罚逼供。王Ⅹ×工作组还硬逼吴臣承认放走过反革命,当过特务,腰里挂过“洋手铐”。王××六次专找吴臣,逼他交代所谓政治问题。吴臣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王××说:“什么实事求是,你就是抵抗‘四清’,你就是国民党作风,你们的支部就是国民党支部,是黑支部。”吴臣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十多年来,我们支部党员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带头,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前头,还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多次奖励,怎能说我们是国民党支部、黑支部呢?”王××说:“你很不老实!”吴臣说:“难道承认就老实?不承认就不老实?”以后,王××工作组又组织了围斗,逼吴臣低头、弯腰,甚至还要他把头低到火炉上去烤,烤昏了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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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屋外去冻。连压带诈,吴臣仍不屈服。王××就批评工作组说:“火力不猛,太右,加强火力再斗!”这样连续围斗了四十五天。军属陈大娘的儿子回家探亲看了这般情景,对王ⅹ×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对工作组说:“你们要了解情况,这样要出偏差的。”王××听了大怒说:“这小子忘本了,觉悟太低,假如他思想扭不过来,就给他所在单位去信。”
    六、置于死地。“四清”后期,在党员大会讨论大队千部候选人时,吴臣不同意王××内定她的爪牙关景东当大队长,吴臣说:“关景东问题不小,怎么能当大队长?”他提出另外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候选人。这就大大激怒了王×。她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了吴臣的情况。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一日连续两次去信,就“制服吴臣”问题,专门作了黑指示。他在信中恶狠狠地说:“吴臣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成果。”“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要“剥夺发言权”,“以后煽动,随时加以揭露和斗争”。王Ⅹ×按照这些黑指示,就宣布说:“吴臣戴着党员的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都要大。”又说:“要不开除他的党籍,过几年他又上去了。”“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于是,未经全体党员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党籍,硬给吴臣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王×Ⅹ整吴臣是:先撤职,后找材料,先戴坏分子帽子,后捏造罪证。一九
    六四年一月十五日撤了吴臣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半个月后才制定出所谓“搞清吴臣问题工作计划”。四月十一日给吴臣戴上坏分子帽子,由于做贼心虚,过了五个月,她又再进桃园,亲自指挥工作组继续捏造罪证。
    吴臣虽然不识字,在被王××打成坏分子期间,还在他十二岁小女儿的帮助下,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他已能背诵几十条毛主席语录并经常应用,表现了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赵树椿
    王××在打击陷害吴臣的同时,还残酷打击了副支部书记赵树椿。赵树椿也是比较好的干部,王××却胡说:“支部书记有问题,副支书问题也少不了。”赵树椿在“四清”中,因胆结石病,卧床不起,王Ⅹ×就说:“赵树椿有意对抗工作组,装病。”并捕风捉影地说:“这个人不老实,肯定有问题。”他指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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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组对赵树椿进行残酷围斗,百般折磨,并毫无理由地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最后干脆开除了他的党籍
    桃园“四清”结束五个月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一份社教简报中,看到有个叫赵树椿的,在广西倒卖手表、自行车的事。这个揭发材料本来就是假的,揭发材料上也明明写着“未经查对,仅供参考”的字样,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立即要他的老婆王Ⅹ×赶回桃园重新追查赵树椿的问题。王Ⅹ×星夜召回了原工作组的全体人员,说:“桃园还有一个大贪污犯没有搞出来。这个大贪污犯就是赵树椿。”接着就组织了专案组,逼赵交代投机倒把事实,整整搞了半个多月。从赵树椿的岀身历史到社会关系反复追査,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后来,工作组打电话到出简报的单位查对,这才发现,是把河北省威县的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毫不相干的事,硬拉到桃园的赵树椿头上。王×才悄悄地撤了专案组,偷偷溜回北京。
    赵树椿经过他们这样残酷的陷害和打击,病情恶化,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含冤死去。赵树椿临死的时候还再三嘱咐他的女儿,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要永远相信党,世世代代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党员,就这样屈死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老婆王Ⅹ×的威逼之下
    (三)袁秀英
    原大队长、党支部委员袁秀英(女),由于在化名来桃园的王××面前,揭露了关景东在一九五八年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报产量,浮夸吹牛的事实,说:“关景东最能吹牛,把×××(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Ⅹ×都吹来了。”这就触犯了王××,从此,使成了被打击迫害的对象,整了她两个月,最后搞掉了她的大队长职务。
    四)赵品三
    原一队队长、党支部委员赵品三,在运动后期,王××要让他当支部书记赵因不同意王××扶植她的爪牙关景东上台当大队长,不愿和关搭班子,说:“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干我就不干。”王××就大为恼火,先拉后打。说:“赵品三不干,不能让他白白下去,非把他搞臭不可。”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也给王××来信说:“赵品三坚决不当支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于是,王××就组织专人搜集整赵品三的材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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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他生产队长的职务。
    五、保护一小撮,扶植坏人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打击一大片好干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扶植坏人上台当政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
    他们在桃园保护的重点人物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关景东出身中农,父亲是个经纪人,本人从学校出来就当干部。一九五四年带着浓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混进了党内。
    九五五年任初级社主任时,因破坏春耕生产,违反政府法令私杀耕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初级社转高级社时,又违反党的政策,变卖生产资料,把两头骡子,一辆胶轮大车,卖款私分。当高级社主任时,他又利用职权,私抽入社股金。他一再破坏合作化运动的行为,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有人说:“关景东这样挖社会主义墙脚,是无心干社会主义的。”
    九五八年,关景东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挂上了钩。这年秋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到卢王庄高级社,大刮浮夸风。他指着地里的高粱问关景东:“多穗高粱最高每亩能产多少斤?”关景东答:“能产万斤。
    又问:“还能不能再高些,能产一万五千斤吗?”关景东说:“尽量争取。”于是这个浮夸风的祖师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连点头称赞说:“那就好了。”这时,他的老婆王××立即掏出笔记本,把关景东等人的名字记了下来。不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送来了电影机和种猪、种兔等声称作为“股金”,全家入了关所在的高级社,捞了一个“名誉社员”的头衔
    同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关景东去北京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建社情况,成了他家的座上客。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关景东大讲黑话,疯狂攻击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建得太匆忙了?”“太匆忙是要跌跤的。没有群众基础,早晩也要垮台。”“办事不要凭脑子一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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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这些黑话,充分暴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反对人民公社的罪魁祸首。
    关景东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领受黑指示回来之后,反动气焰格外嚣张,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他胡说什么:“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互助组。”又说:“我家单干的时候,粮食有的是,愿意卖多少就卖多少,钱没有憋住过。”他还说:“队越小越好,人多心不齐,地多不长粮,人多出懒蛋。
    九五九年到“四清”以前,关景东先后窃踞了卢王庄公社一分支(相当于大队支部)副书记、公社采购员、桃园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常常打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招牌,利用职权,大干坏事:
    贪污盗窃。关景东的贪污盜窃不仅是大队干部中数量最大的,而且情节
    极其恶劣。在高级社当副主任时,他多次偷油偷面,有一次偷油之后,为了洗刷罪责,竟限令治保副股长五天破案。在当民兵连长时,和大队长、副支书关×勾结,大偷玉米。还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跑到邻队去偷棉花。在任公社采购员期司,偷公社的铜线一百多斤,被抓住后,停职反省了十八天。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利用职权明抢暗偷,派大车往家里拉粮拉菜,生产队里照顾孕妇、病人的细粮他也拿走,甚至幼儿园小孩田间拣回的小麦也要去吃了。他还以极低的代价强行霸占已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地主房屋两间半。
    2、投机倒把。一九六○年,关景东勾结大贪污犯祖××,盗用公社名义骗取唐山铁路工务段支援公社木材,高价变卖分赃。一九六一年,队里买小猪给社员养猪积肥,他乘机从中倒卖牟利。同年,又借卖大队薯秧的机会,进行投机倒把,获暴利五百多元。
    3、聚赌抽头。关景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聚赌抽头。他赌的次数最多,款数最大。仅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就赌博二百余次,抽头达数百元。一九五七年任高级社副主任时,他还利用职权,设赌抓赌,把自己输掉的钱捞回来。当上级警告他时,他说:“我不耍钱不行,宁可不要党籍也要耍钱。”
    横行霸道,欺压贫下中农。关景东依仗权势,打骂群众多人。有一次他
    竟和他的堂兄关××一起组织几个四类分子毒打贫农王兆荣,打得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肉模糊。
    拉拢腐蚀干部,阴谋篡夺支部领导权。关景东对上吹拍逢迎,送礼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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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下腐蚀拉拢。为了巴结上边的一个干部,他多次请吃请喝,还送去花生、豆子、猪肉等。他钻进桃园支部以后,经常拉拢几个干部,从大队拿油拿面,大吃大喝。他身为治保主任,对四类分子竟然三年不开一次训话会。支部书记吴臣埋头苦干他反而攻击吴臣“揽权过多”。在支部内,他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拉一批人,打一批人,千方百计要把吴臣整下台。他曾对人说:“不把吴臣整下台,我不姓关
    对关景东这样一个坏家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的老婆王×,却是不遗余力地保他过关,扶他上台。
    王××到桃园不久,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屋里,取下了头巾和大口罩,和关景东见面。关景东说:“我犯了错误,对不起×××(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Ⅹ×说:“你不要怕,你过去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很信任你,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
    为保关景东过关上台当政,王××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
    定调子。广大贫下中农说:“关景东是桃园的害人虫,他的问题最大。”王×却说:“看问题不能那么看,问题大的还是吴臣。”有些人向工作组检举了关景东的一些严重问题,王××不仅不让追,不让斗,还叫工作组向广大群众保
    出点子。王××对关景东说:“你交代的问题能不能站住脚?你准备准备,我要派对你有意见的人去调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关景东领会了她的意思,赶忙同合伙搞投机倒把的人订了攻守同盟。
    搭梯子。群众刚刚开始揭发关景东的问题,王Ⅹ×就急急忙忙叫关景东带头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检査,帮他下楼过关。王Ⅹ×亲自替他修改检讨稿。
    拉上台。选举干部开始,王××提出要安排关景东当大队长,遭到了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激烈反对。她就抬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这个问题,我给××去过信。××说,‘还是关景东当大队长’。”接着召开了三次党支部大会,强令党员保证关景东当选
    关景东当上大队长以后,又经王××批准,把因犯了严重错误,在“四清”前夕已被撤职的他的堂兄关××,重新拉上台,当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又把民愤极大的岳绍田,提拔为大队治保副主任。从此,关景东等一小撮在王××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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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撑之下,把持了桃园的党政大权,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六、大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打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旗,散布修正主义毒素
    王××在桃园,不放过一切机会大肆吹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论大会小会,她开口就是“××指示”,“××派我来的”,“××对大家很关心”,“Ⅹ×给你们撑腰”。对于王××这种无耻吹捧,社员们非常愤怒他们说:“王××来桃园搞四清,张口闭口总是×××(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不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王××在整个“蹲点”过程中,从来不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却到处贩卖《修养》黑货。她经常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吃小亏,占大使宜”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她动员干部退赔时说:“退赔了几个钱,经济上吃点小亏,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还选你当干部,到头来占个大便宜。王××厚颜无耻地到处吹嘘她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她的所谓“三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她东挑西拣,选了一栋清洁僻静的厢房作宿舍,专派了公安处长等四个人给她保驾。她在社员家吃饭,“蜻蜓点水”,应付两口,回到宿舍,大吃鸡蛋、花生、高级点心。装装样子“劳动”一下,也要跟上一个照相的,这里摸摸,那里转转,照完相就走。并把这些假“三同”的相片大量散发给社员。在大队、公社以及县领导机关的办公室,也挂起了王××的照片。凡是她装模作样“劳动”过一下的地方,以及她住过的地方都分别竖起了纪念牌。招徕了国内外近万人的参观,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她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
    、对外严密封锁,对内加强控制
    王Ⅹ×唯恐她搞的假四清、真复辟阴谋败露,离开桃园以后,专门搞了个“巩固组”,为她看“点”,把持桃园党政大权。“巩固组”设有专线电话,直通北京,接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的遥控指挥
    王××特别关照“巩固组”和她的亲信说:“桃园是‘中央’的点,是×的点”,“我和Ⅹ×是支持你们的,是给你们撑腰的。”“桃园的四清经验传出去了,我怕的就是你们顶不住。”“今后不论哪级干部来,他们要是不信任桃园群众’,就把他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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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Ⅹ一手遮天的反动统治下,对桃园的事情,别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县、区很多干部都不敢过问。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句话:“桃园可根据本村情况自行安排。”
    吴臣问题始终是王××的一块心病。“巩固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镇压吴臣不准翻案。每次评审四类分子,都把吴臣作为重点,并布置四类分子对他严密监视。一九六四年秋天,王××专门找原桃园“四清”工作组长说:“今后时长了,坏分子可能翻案,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又说:“千万不能让他们翻案呀
    地、县监委派人到桃园核实吴臣的问题,王××知道后勃然大怒说:“这些人吃了喝了不干事,就是给四不清翻案!”县监委的干部,竟因此被迫作了多次检讨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亲自出马,就“四清”复査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有同意,不许翻案,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三、培植亲信爪牙,竭力巩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关景东等一小撮坏人,在王××扶植上台以后,遭到社员们强烈反对。王×Ⅹ明知她的爪牙关景东很不得人心,便格外嘱咐他说:“今后你要把帮人团结住。”
    “四清”后,有的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根子”,很快发展入党。由王×手扶植起来的大队贫协主席,本来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但在王××的一再指令下,硬是拉入党内。
    王××和她的亲信对敢于斗争和反抗的革命群众,采取了种种手段,进行打击和迫害。
    有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九六二年就写信向上级检举过关景东的问题,“四清”中又进一步作了揭发。“四清”后,被加上了打击“好干部”的罪名,整了三个晚上,并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有一个社员对关景东倚仗职权欺压群众不满。一九六五年二月,队里死了头牛,关景东就趁杋嫁祸于他,别有用心地说他的家庭成份有问题,是有意破坏暗中煽动人要把他的成份由中农提高到富农,借以压制许多敢于反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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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79页,共4822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的爪牙关景东等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利用地主分子栽赃诬陷,把一个犯有错误早已作了处理的下台干部拉出来,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斗。私设公堂,严刑吊打,整了三十八天。并把他七十多岁的姑妈扒光衣服,毒打逼供,致使重伤,终于死亡。
    北京等地革命小将来桃园串连,王××的亲信威胁群众说,学生问到“四清”情况,只准说好,不准说坏,谁说错了谁负责任。他们还对革命小将盯梢监视
    王××的爪牙关景东狂妄叫嚣:“这里是桃园,不是北京,在桃园就得听我的
    七、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美化桃园,对抗大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在桃园还大刮经济主乂黑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企图给桃园披上一件虚假繁荣的外衣,以他们的所谓“桃园点”,对抗大寨精神,同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唱对台戏
    王××曾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
    他们利用窃取的政治特权,硬把国家的钱,国家的东西,拿到桃园来。把全民所有,变为小集体所有。
    为了美化王××的“桃园点”,先后修了两个电力扬水站,两个电力扬水点,眼机井。同时,架设了通向桃园的高压输电线四十二里,低压配电线三十四里,开挖了一条六里长的灌溉干渠。为了招揽外人参观和王××行车方便,还专修了条九里长的“娘娘路”。这些工程,共占用国家建设资金六十四万四千元。群众说:“王×Ⅹ蹲点,是腰里揣着钱来的。”
    桃园大队的水利建设,本来应该按自力更生、经费自筹的方针办事。王×来桃园后,听说没有给桃园安排水利投资,大为不满,指责县水利科“不支持四清,与四清对抗”。原水利科长仅仅做了一点解释,背后说了一句“中央来的首长也得按政策办事”,就触犯了王××的“尊严”,遭到政治迫害,扣上“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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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刮冷风”的帽子,停职反省九个月,最后被撤职。
    由于王××在桃园“蹲点”,在物资供应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奇怪的规定:“满足需要,及时供应,优先桃园。”
    国家调拨的化肥,除了在县里分配时就已经特殊照顾以外,还从省里直接调拨。邻队社员说:“桃园施肥大把抓,我们施肥用手掐。”“桃园地里的化肥水,流到我们地里也长好庄稼。
    桃园要耕地,按合冋正在给邻队耕地的拖拉机也要调来;桃园要打麦子,邻队正在使用的打麦机也要抽来;桃园要灭虫,邻队正在使用的喷雾器也要调来“支援”。理由是:“别的队减产没关系,桃园减产就交代不了。”“要保王××的点。”
    反革命经济主义严重腐蚀了群众的革命意志,助长了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年中,虽然国家大量投资,水电设备样样俱全,但生产很不稳定。一九六六年产量大幅度下降,比一九六五年减产三成。
    “四清”前,桃园大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在“四清”后的
    三年中,有两年没有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王××“蹲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四清”前是个余粮队,一九六四年因粮食减产,口粮下降,王Ⅹ×逼着国家粮站把已经征购入库的粮食又退回了一万八千斤。
    国家投资设备的折旧费无力按比例逐年扣除,国家贷款还逐年增加。社员们说,“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钱拿来分红了。”
    桃园大队社员们,身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祸害,看穿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动面目。他们说:“王妖婆搞四清,生越搞越不中。光搞物质刺激打强心针,把国家钱撒在桃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害了社员,损了集体,坑了国家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桃园大队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造反派揪出了王××一手扶植上台的桃园大队党内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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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
    不久前,在解放军支左、支农部队的支援下,在桃园举行了万人大会。革命造反派和受到迫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愤怒控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在桃园犯下的滔天罪行。
    革命群众为吴臣、赵树椿同志彻底平了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群众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王××“桃园经验”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桃园大队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今天,本报发表的关于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査报告,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
    这个调査报告,是桃园大队贫下中农的一份血泪控诉书,是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铁的罪证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四清运动规定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毛主席制定的这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指出:这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木主义复辟
    毛主席制定的这条路线,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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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问题,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了那些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拚命地反对这场革命。他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全面的进攻。他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Ⅹ×到桃园搞所谓“蹲点”,就是要把桃园变成他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黑试验场。他还精心地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大吹大擂,敲锣打鼓,恬不知耻地到处兜售;甚至盗用中央的名义,把它向全国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的大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什么货色,在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中,暴露得最彻底。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就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故意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制造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社员,镇压革命群众,把四清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扎根串连”,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历来实行的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以便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培植和发展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剥削阶级的最后灭亡
    这是一套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失去了政权的剥削阶级和代表他们的反革命势力,总是要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从无产阶级手里把政权夺回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是被打倒的剥削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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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在党内的总代表。他所以要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小撮,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精心策划下,桃园大队政权落到了坏人手里他们为所欲为,实行法西斯统治。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处于受打击受迫害的地位。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中国的赫鲁晓夫还要把这样的“枧园经验”推广到全国。不难设想,他的这个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出现大倒退,我们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要重新被推到苦海之中。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我们怎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怎能掉以轻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失败了。
    事实完全证明: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头目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一群凶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他们都要跳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倒退,不致在我国重演。
    当前,全国正在展开对中国赫鲁晓夫全面的革命大批判,对于这样恶贯满盈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的黑账我们必须一笔一笔地清算。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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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岀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岀版社岀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
    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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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②,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仝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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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岀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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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
    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已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0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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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査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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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所以
    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
    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
    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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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仝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的说
    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
    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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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
    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
    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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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
    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
    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
    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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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第二”②⑤。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辫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
    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
    书中说
    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
    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②⑧,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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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②⑨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③⑩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
    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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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2)(3)一九六○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
    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
    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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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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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之下。”③⑦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
    ③⑧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岀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冋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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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木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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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査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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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
    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岀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亳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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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无情地揭露和深刻地批判了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泼辣、生动、有力的笔,刻画出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鬼脸。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时而显得极右,时而裝作极“左”。批判陶铸,批判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对于当前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斗争的锋芒对了,就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斗争的锋芒错了,就会走错路。
    当前革命形势之所以空前大好,主要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年头,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的反革命阵线在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全面崩溃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性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得他们比当年的托洛茨基还臭,比眼前的赫鲁晓夫还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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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原则。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检验一切人们的试金石。
    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你就必然关心最大的政治,对无产阶级负责,对祖国的前途负责,对世界革命负责,毫不动摇地将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你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吗?你就会摇摆不定,东刮一股风往东跑,西刮一股风往西跑,被小团体的派性所左右,把革命大批判这个最大的政治置之脑后背离斗争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从极“左”的方面和从右的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迫使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改变他们的做法。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面目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岀来的、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
    五·—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防止和警惕来自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的破坏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党内已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势力,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在当前大好的胜利形势下,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以百倍昂扬的斗志,精神抖擞地投入革命大批判的极其雄伟的事业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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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的文章《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辫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岀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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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哉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大大大
    前言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陶铸自己说不替共产党和毛主席做事。他埋怨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人们议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说社会主义制度"阴森森"、"没前途"。他反对搞阶级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对于这样的人,必须重炮猛轰
    《太阳的光辉》是陶铸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里第一号大毒草。这篇文章要全国人民议论,还要在报刊上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陶铸说:广大人民群众"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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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把领袖比作太阳,只有毛主席。大概陶铸觉得还不够明显,用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谁都知道这首歌,跟着的一句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陶铸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埋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才是事实。陶铸说的”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这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得很!陶铸扬言要广大人民公开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党的"过失"、"错误",这一切只能表明陶铸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能允许他这样做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陶铸一面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有"错误",一方面又攻击某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等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陶铸攻击的是毛主席和其他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员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胸襟是最最宽阔的。毛主席最信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毛主席也最最谦虚,最善于听群众的意见。毛主席是全党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谁都心里明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
    陶铸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丝毫挡不住万丈光芒,只能暴露陶铸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民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一切反对毛主席和共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大毒草《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中,陶铸说:"党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出我领导出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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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者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两个人的语言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都爱看色,都恨共产党。
    陶铸攻击党员同志说:"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这就是有名的高调:"外行不能领导内
    行
    陶铸三次用了黑帮分子夏衍用来攻击党的领导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相声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家请人演戏。当演员演到关公过五关斩
    六将时,韩复榘的父亲说,关公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部下,不准到山东他儿子管辖的地方去杀人。山东好汉秦琼,是他儿子的部下,一定要秦琼打败关公。陶铸把那些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而所谓"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干预太多,瞎指挥"的同志,比喻成韩复榘的父亲。
    陶铸说:"这些部门(人事部门)最大的缺点是在对非党干部的看法上,对非党的团结问题上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对千部的看法,要建立在德、才兼备上面。干部当然要政治可靠,也要有才能才行,反之,一点才能也没有,这个人有什么大用呢?"
    那位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
    位要急需调整,一个说有严重偏差,一位说不相称,一个说要才能,话挺投机,都是一丘之貉。
    陶铸说:"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高人一等","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够呢!这些东西是从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那里批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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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说:"不能人家一谈工作上的缺点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帽子一扣,谁也不敢说话了。这还有什么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呢?这还叫什么党的领导呢?
    这和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空气沉闷、乱扣政治帽子,大家不敢讲话"唱了一出双簧戏!怪不得陶铸把这篇文章收进书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陶铸说:"今天我们做的事业,不是替共产党做的,当然更不是替个人做的做的都是人民的事业。
    大家都明白,为党为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陶铸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陶铸把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多么恶毒!让我们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从储安平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个人是指毛主席。再听一听右派分子曲北韦的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这是对陶铸的话的最好的注解。
    大毒草《太阳的光辉》是一九五九年写的,正是大跃进时期。文章里说: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
    大暑天"就是大跃进的代名词。按照陶铸的那个混账逻辑,就是大跃进使人们流汗太多,太苦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比喻上用的名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某些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指的就是大跃进"过火"。陶铸胆子倒真不小,竟然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议论大跃进的"错误″。这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邓拓的论调?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也攻击了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朝气。他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期冲天的革命干劲,都比成"松树的风格″。而其松树的风格充满了粉身碎骨","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吃的是草","不顾个人的健康″(注意多少人")"苦干着",等等,等等。多么奇妙的语言,多么恶毒的攻击和诽谤!难道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吗?七拼八凑,指桑骂槐,资格够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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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还借一个农民家里墙上"天官赐福"四个字,说现在农村还有《抓壮丁》戏里地主李老栓的"天地君亲师”",攻击解放十几年和人民公社八年来我们思想工作太差。他还说广州三元宫烧香,前面中山堂,科学馆讲科学和革命道理,而反动的迷信的三元宫"吃得开",以致说这是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讽刺是针对人民的吗?不是。是针对敌人的。陶铸对人民如此恨之入骨,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陶铸把革命现代戏里所反映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悲观,没前途,阴森森″",一团漆黑。陶铸说社会主义制度"没前途,阴森森",资本主义制度岂不是"有前途"、"光明"了吗?陶铸长着的正是一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面孔!
    在大毒草《革命的坚定性》中,陶铸还散播了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他说:"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信心,对能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尽快地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怀疑。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看法上。"又说:"哪怕他是坚决反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也模糊地有点相信社会主义"。这是陶铸反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供状。
    在《松树的风格》中,陶铸又大谈松树的"冻不死","旱不坏","淹不没",吹不倒",不管"严寒霜雪"、"盛夏烈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宣扬反革命气节,借此给右派分子打气
    陶铸企图鼓动作家反对我们的政权,他先说创作不繁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马上又说古代杜甫在越苦时越悲愤,越同情人民,越能写岀文章来。随后就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不能鼓动人民起来憎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权。"马上又反过来说经济不繁荣,受三年自然灾害,创作繁荣很困难。就这样颠三倒四,欲吐又不吐。收进书时删了中间一大段,真是心中有鬼!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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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主席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陶铸在《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说:"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级,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这是两个大问题!照陶铸的说法,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在这本书的《<西行纪谈>序言》上,陶铸竞胡说发展生产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他说:"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没有生产观点″就难于眀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按:实际上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岀一些蠢事或坏事来。〃
    陶铸的话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一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时说的。毛主席在一九
    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后,陶铸在一九六四年出书时,对其它文章进行了大量增删,而对此却不动不删,当然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如果按照陶铸的说教,成了"生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种比"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更危险的调子。谁都知道,美与丑,蓍与恶,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做的界限,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分清。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末为什么有些同志办了坏事呢?为什么有些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因为他门没有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放松了阶级斗争生产也搞不好,难道这种例子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如果照陶铸说法去做,没有不把事情闹坏的。陶铸把一切都拉到发展生产中去了,把生产说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之所以制造这些荒唐的言论,就是要使党和人民忘掉阶级斗争,让阶级敌人放手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中,陶铸有这么段话:"至于说老是搞运动,这要看怎样理解。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但是否定运动,这是错误的)。"而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时,括号内十一个字是没有的,却是:"今后应当尽量少搞运动,但是完全否定运动,也是不妥当的这些话针对谁说的呢?请看此话的前面:"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见:肃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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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共产党老是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是要检讨。中国古语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
    陶铸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大喊大叫士可杀,不可辱”干什么?这不是标明他们反对共产党?士可杀——反革命知识分子不愿受共产党领导,宁可死,也"不可辱"—一共产党不要搞运动,不要批判,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毒害中国下一代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何怕运动?胡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和这一伙相似极了。"士可杀,不可辱″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毒气,影片《桃花扇》充满了这种毒气。陶铸和他们伙一个鼻孔出气,和这些极右分子一齐叫嚷少搞运动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明了什么?陶铸保护他们过关
    陶铸说:"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实际上,解放后,的的确确是"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党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斗争。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齐声欢呼好得很!广大工农兵、学生、革命干部揪出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好得很,陶铸却说"当然不好",意思是糟得很。陶铸反对搞阶级斗争的面目露出来了!
    四
    在文艺战线上,陶铸配合了周扬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繁荣创作的意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后来收入《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作了许多删改,达几十处,二、三千字之多。怎么不令人怀疑
    开头,就把"田汉同志"改成了"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在同本书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次讲话里说周扬、陆定两个人报告很重要,要大家好好学习。为什么把田汉的名字划掉,而没把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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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的名字划掉?按照常识来说,田汉请陶铸讲话,如果两人没有内线,不必划掉,因陶铸讲话准确,和其关系不大,理解为一般的请人发言;而说周扬、陆定一讲话很重要,标明了一定程度上陶铸的支持。这只能表眀陶铸心中有鬼。陶铸要隐掉这条线,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开会时期的线。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羊城晩报》上,有对田汉的假批判材料。陶铸以为大约周扬、陆定一揪不出来。但是他想瞒,瞒不过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陶铸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作的《关于文艺下乡》中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陶铸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书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印的,话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说的,会没有听到毛主席指示吗?肯定不会的。
    陶铸沿周扬的脚印走路。周扬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陶铸也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意思是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这是十足的谎言。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说:"他们是好同志。"陶铸也说:"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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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明明在攻击我们党没有给作家合理待遇,压迫作家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揪出那么些牛鬼蛇神,其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陶铸还嫌混进不够多,还要拉进一批来。什么"改变原来的决定",就是替右派分子翻案。对于那些实在没法为之辩护者,也一律得拉进队伍之中。
    陶铸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文艺批评。他提出:"首先,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后来改成了首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又把作品分成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实际上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陶铸把毛主席说的六条政治标准提了一提,马上又提出打破条条框框。其实正是要打破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陶铸还说要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准备一个"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文艺工作有特殊性,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九五九
    九六三年,毒草
    放得够多了,陶铸还觉得不够,似乎特别爱脏东西。"简单粗暴″、"乱扣政治帽子″、"不顾特殊性",等等,正是周扬攻击革命同志时惯用的。
    陶铸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写出东西来,先在小范围内请些专家来看看"。党委书记和人民,提意见只能作参考,作者有不按你的意见办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批评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只有坚持批评,才能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放弃文艺批评,就会让资产阶级思想找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个斗争必须要坚持下去。
    陶铸不提为工农兵创作,全文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字样。原文里只提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一句,随后又说:"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把前面否定掉了。因为他所提出的"自己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写工农兵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宣传毛泽东思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不多写工农兵。陶铸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到工厂、农村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讲话里,对下乡演出人员说:"不要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就不参加也可以,因为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劳动了。陶铸就是反对和工农结合。
    陶铸说:"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党委写一个决定,发一个指示,就马上写个剧本、写篇小说为它服务,这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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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陶铸还大力宣传"有益、无害、有害"三类作品。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和周扬在一起鼓吹"题材广泛论″与"间接配合论"。这是反动的理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部分从事戏剧改革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戏剧来了个大革命。大批革命现代戏出现了。社会主义和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上台做了主人。本来很喜欢看戏的陶铸却觉得"味道不大
    他说:"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
    搞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
    常把社会主义等带有政治性的词一概叫做"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是周扬一伙。陶铸和他们同音。戏里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标语口号式?戏里有标语口号式的话(事实上至少是陶铸一伙硬给安上的),只是没有艺术力量,但政治观点是正确的,陶铸却认为不正确(不去分辨两词)。唱社会主义,当然有思想感情——热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思想感情,不就是有那么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吗?陶铸连我们平常说话都定了框框:说社会主义″还可以",当然更不用挂在嘴上,记在脑子里。戏里唱社会主义,陶铸更反对。陶铸对社会主义如此恨,如此怕干什么?
    他说:现在舞台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红灯记》里正面人物衣服"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乍一看,陶铸真关心劳动人民,衣服穿得差一点,就提意见了,其实是扯蛋!
    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说的话,才是他内心话。他替大毒草《胆剑篇》里侮辱劳动人民的行为——使劳动人民下跪作辫护。叫化子穿绸衣服,严重脱离了现实,抹煞了阶级差别。在革命现代戏里,劳动人民打扮得并不难看,只是穿了合乎生活的朴素的衣服,这不很好吗?布景化装也是这样,非如此怎么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色,怎么能体现他们的革命精神!解放前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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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工人李玉和家穿灰的黑的不合乎事实吗?不,合乎事实。他的家也应贫苦一些否则还象穷工人、象革命者吗?……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就是美,这是资产阶级的美。现代戏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我们做了很多艺术加工和处理,陶铸诬之为自然主义"。陶铸从有色眼镜看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工农兵是不美的,陶铸的"耳朵眼睛都不舒畅"。
    陶铸还说:"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陶铸在下边还大谈其历代统治者在文化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残暴手段,又加了一段我们为革命阶级利益应该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意思是也粗暴了。陶铸的说法真是太恶毒了。
    陶铸把毛主席和共产党比做"宋朝的统治者",把文艺工作者比做受压迫者,把毛主席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称为"逼上梁山",而把大家都说成不喜欢现代戏,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是”自觉的",都是一个个走投无路,因为不准演牛鬼蛇神,被逼着走社会主义的路。
    广大工农兵欢迎现代戏。一部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艺界有一批右派分子,逼与不逼,刺激与否,都改变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性。他们伙右派分子要妄想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现在他们的美梦正在一个个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陶铸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再版《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纯学术讨论的圈套,为"三家村”打掩护。
    在六十七页上确是妙趣横生:"有人说:’关于《红楼梦》问题,俞平伯只写
    一篇文章,你们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你们把对《红楼梦》有研究的俞平伯骂得这样,把俞平伯搞得几乎混不下去?’我们也认为,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是有研究的;但他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的。当然,这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学术思想论争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愿意再讲,他可以讲的,愿意发表文章,他可以发表的,如果他不服,也可以反驳的。"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雷,陶铸就下大雨。前面说有研究,点头称是后面说骂得厉害。陶铸暗里应声:问题不大,人民内部问题也还可反驳。真太照顾。这可以说纯学术问题,同理可得《海瑞罢官》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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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把胡风、胡适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事也列入"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题。既然陶铸出版此书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而当时正在开展的讨论他一定知道的,如果改正错误还来得及,为什么这时要坚持下去呢?岂非和吴晗穿一条裤子!陶铸说:"在还未揭发胡风是反革命以前……这时我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作为学术思想问题来对待的。""中山大学一个教师说:’胡适的论点是否错误,要等到二十年后才看得清楚。’我认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学术思想论争,是作为学术思想上个人的意见。
    胡风在暴露以前就散播了大量反革命言论。胡适是老牌反共反人民的家伙。他们的思想全是反共反人民。在陶铸嘴里一化,马上变为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那位中山大学先生说胡适观点不错误,当然包括反共反人民。那位先生要坚持一、二十年反对立场。因为都是不替共产党做事的,所以狮子大开口,三、四
    十年也可以。陶铸还加了一个特别重要条件:学术问题是个人的小事,不关系到国家大事。胡风、胡适可以作为纯学术问题,吴晗当然也是纯学术问题,不必兴师动众,声讨牛鬼蛇神,这样,陶铸的朋友就过关了。让牛鬼蛇神自由泛滥,中国不就是要变颜色了吗?
    五
    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陶铸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要我们大立”公"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事应该管,每个人要管。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陶铸却拚命要立"私"字,让青年和人们圈在个人小圈子里,不管国家集体,大力宣扬个人成名成家和不要思想改造的陈腔滥调
    最近大家都知道蔡永祥同志抢救列车的事迹吧!可陶铸却认为不救也可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命名"欧阳海班"会上说:"欧阳海同志既不是驭手,也不是炮兵连的人,要是他没有去抢救,也不会负什么责任,领导上也不会因此批评他。″"象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有可能成为我们部队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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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此逻辑,蔡永祥也根本不用去救列车。欧阳海如果老念着当将军,不会负责任,不会受批评,会去救吗?蔡永祥会去救吗?混账话!这是个人主义!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和毛泽东思想对抗。
    每一个人必须从小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陶铸妄想使下一代不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在下一代中间自由泛滥,他说:"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在小学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中学也早了一些,到了大学……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陶铸唱反调:"青年人与成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比较单纯的(纯洁的
    九六一年版),尽管有些人(他们的
    九六二年版)
    家庭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港澳来的学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洁的、力求进步的青年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资本主义世界出来的青年人"纯洁″得了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里,一说到青年人,总是纯洁的。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谣言公司放出来的,陶铸为什么也放此气?只有为了达到使青年不改造思想,以便实现和平演变
    陶铸把毛主席提岀的学习好变为功课好,鼓吹读书第一位,说政治不好,功课可以学好,至多"不完全"。这是唯有读书高的老古董。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并且不让多,叫做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吗?就连这点时间,也反对和工农结合,去专心学最重要的生产知识,以便发明创造。劳动好只是一些"鼓励法"。算什么话?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照陶铸的话,大学生是高劳动人民等的,是"孔夫子”(这恰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讽刺),都是要成名成家,都是讲私人感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走向死胡同里的,万万不可走!
    看了上面这些东西,你们觉得陶铸是一个左派吗?我们能容忍他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说陶铸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必须把他打倒
    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是投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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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司令部的一颗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一定要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敌人的新阴谋
    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最重要的课题。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从右的方面或板“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妄图转移我们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阵线。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这条反革命的变色龙,就是这样干的。他是从极右的方面到极“左”的方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例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土崩瓦解,迫使那些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经常改变自己的策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正在勾结起来,以种种面貌出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用陶铸的那套鬼把戏,极力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挑拨离间,混水摸鱼。这一小撮坏人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
    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
    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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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在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只要我们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紧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敌人不管釆取什么狡猾的策略,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长城。我军广大指战员誓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
    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必将冲破一切阻拦,走向彻底胜利!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11日)
    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
    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仝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岀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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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好极了!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自由结社的民主;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修正主义国家有吗?没有,绝对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高唱“民主”、“自由”的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楻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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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亨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査一査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十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
    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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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岀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查,大锻炼。打倒了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证眀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不敢,都不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髙昂的革命激情之中。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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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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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为什么?这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斯大林写道:“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
    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的估计又错了!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閉的未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制造武斗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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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赫鲁晓夫导演的臭名昭著的桃园“蹲点”,是采用法西斯手段,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丑恶典型。
    在这方面,他们搞了许多野蛮的做法。“燕飞”(又称“喷气式”),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王××一手创造出来的。
    王×Ⅹ在桃园“蹲点”时,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她一再亲自“加温”“加压”,大搞什么“慢火煎鱼”,“车轮战术”,罚站罚跪,低头弯腰,火烤,冷冻,“燕飞”,拘留,甚至用手枪威胁,大搞逼、供、信。可见,中国赫鲁晓夫和王××,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来不主张武斗,不赞成武斗。因为真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用文斗的办法,用革命大批判的办法,战胜敌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才能彻底暴露敌人的反革命面目,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倒、斗垮、斗臭。也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擦亮眼睛,提髙觉悟
    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武斗,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他们不但自己动手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武斗,而且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进行武斗,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妄图把武斗的罪名加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完全是徒劳的。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连同他们“发明”的“燕飞”等等,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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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队现在所担负的任务,从略。讲话日期可能有误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推翻资木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湦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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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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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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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
    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仝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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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
    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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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一九六七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对大批判的新指示
    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勤务组、三报一刊写作班负责人的指示〗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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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来源:1967年10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19期。)
    (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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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世界上有两面旗帜。一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着的鲜红的革命大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正集合在这面大旗下胜利前进。一面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支撑着的反革命黑旗,一切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麇集在这面破旗下垂死挣扎。你是革命者,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是反革命,你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最灵验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需要,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臧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髙领袖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要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卓越的伟大领袖来领导,才能完成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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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①他
    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苫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推举出来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就是当代仝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他有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他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智慧和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连心。他在全中国和仝世界有最高的威望。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一贯地全力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全力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作岀了最正确、最科学、最崇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实捍卫、执行、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他指出: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灵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罗瑞卿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长期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彭德怀进行反党活动的同谋。全国解放以后,他参与了彭、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他反对毛主席的活动也变本加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但是,罗瑞卿却恬不知耻地、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卑鄙无耻的攻击,正是他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疯狂反华,妄图在国内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逆流的阴谋大暴露!正是他妄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无产阶级领袖的个人天才,而且认为这是推举领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自己的领袖。恩格斯高度颂扬马克思的伟大的天才,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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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直到现在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③列宁也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的言论、著作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他解决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攀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新的高峰,他站得最髙,看得最远,最善于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把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林彪同志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罗瑞卿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提个人天才”,而且特别说明是反对“再提个人天才”。这就暴露了他是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的狂热追随者和忠实的门徒,他是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同样手法,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的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斯大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用这类口号大反特反斯大林,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用“反对个人迷信”这类口号加以攻击。罗瑞卿秉承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一唱和,也用这类口号恶毒诋毁、反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充分证明,罗瑞卿和历史上新、老修正主义者是一丘之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卑鄙的叛徒,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列宁指出:“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竞把一些胡说
    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岀来……”④罗瑞卿大反毛主席,就是为了抬出他们那个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黑司令——中国的赫鲁晓夫,达到他们篡党、篡军、篡国的罪恶目的。他经常别有用心地使用“两个主席”的提法,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捧场、讴歌。在一次元日团拜时,他竟公然为中国赫鲁晓夫髙喊“万岁”。一九六四年,正当中国赫鲁晓夫到处作报告,大反毛主席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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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公开叫嚷要毛主席“下台”、“让位”的时候,罗瑞卿就多次盜用军委、总政的名义,亲自起草批示,要部队学习、讨论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些黑报告。一九
    六五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罗瑞卿更明目张胆地在发言稿中把中国赫鲁晓夫同毛主席并列为党的领袖。罗瑞卿之流妄图把中国赫鲁晓夫强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上,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永远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没有我们这样支伟大的军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就没有世界人民的翻身解放。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越要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永远紧跟毛主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警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
    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⑦
    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指导当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林彪同志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⑧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阴谋搞反革命活动的最大障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往往采取表面拥护,实际反对的反革命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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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手法,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罗瑞卿正是这样。他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诋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大肆散布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抵制和破坏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玩弄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卑劣手段,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阉割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核心,反对我军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⑨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什么:“不能这样讲。”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解决了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象毛主席这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军事战役;都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最高概括和最新总结。古今中外哪里有这样高的理论?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⑩0而罗瑞卿竞用“国家体制”,反对我军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真是反动透顶!毛主席教导我们:国体问题,“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不仅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思想方面。历史上,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建立自己阶级思想的统治,用以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封建社会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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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牢固地建立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夺取政权靠毛泽东思想,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强化政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我们二十八年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都可能付之东流,毁于一旦。所以,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于我们,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必要的,这正是无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所要求于我们的;而不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不去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则恰恰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恰恰是从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所谓“不合国体”论,正是出于这个罪恶的阴谋目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军,武装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是决定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因素,是我军永远保持鲜红旗帜的绝对保证。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拼死命地反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同时又在军队中大肆推销黑《修养》吹捧黑《修养》是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并亲自下令要全军当作必修课,要“认真地、反复地学”,“活学活用”,“对照检査”,千方百计地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立“权威”,极力妄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和瓦解我们,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服务。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每当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每当这种领导地位遭到破坏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即便只是受到干扰,也会带来很大损失。当代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也同样证明:只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要兴旺世界人民要解放,都要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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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仇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就越要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捍卫她;越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髙高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她实现;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同他斗争到底。在全党、全军、全国、全世界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全党、全军、全国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②他又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亿万革命群众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成为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使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阶级敌人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传播和灌输,对他们是致命的威胁。从十九世纪奥匈帝国的梅特涅,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宪兵美帝国主义;从第
    二国际的叛徒伯恩施坦、考茨基,到现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十分害怕并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灌输,本身就是极其类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上,除了使用警棍和监狱以,还使用了种种污蔑和欺骗的卑鄙手法。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传播上,也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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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棍和监狱,是敌人的基本手法。在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坐牢,要杀头。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们都惊恐万状,调来武装军警进行搜捕和殴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虽然不能象他们那样放肆,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窃取的职权,胆大妄为地阻挠和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罗瑞卿禁止广泛宣传毛主席语录,指责《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太多了”。他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不准给战士印发毛主席的指示。他还竭力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指针,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指针,我们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最根本、最重要的支援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罗瑞卿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世界革命的彻底背叛。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不符合实际的偏见和空论,说成与劳动人民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欺骗劳动人民惯用的手法。它们起着警棍和监狱所起不到的作用。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经济主义者用崇拜自发运动的欺骗手法来反对向工人群众灌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胡适,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欺骗口号来阻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大力推行经济主义,胡说什么“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罗瑞卿也用同样手法,一方面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污蔑为“教条主义”,公开叫嚣:“中国教条主义的东西可不少,军队也有嘛!”意思是说,你们根本不该学,学了也没有用。一方面则散布折中主义的谬论,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用大比武冲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妄图把军队引向单纯军事观点的歧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自发运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如果不学习理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列宁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罗瑞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愚弄和摆布,只注意单纯的军事技术和实际事务,而忘记无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军队,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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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反红旗。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历来如此。中国的赫鲁晓夫同他们一脉相承,打着学习马恩列斯的幌子,反对向毛主席学习。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在表面上规定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著作,这完全是骗人的,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统一的、一致的,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却硬要把它们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他们玩弄的这种卑劣手法,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①④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规定只学马恩列斯原著,也正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那样,是为了把已经逝世的伟大革命家变成无害的神象,来“安慰”和愚弄群众。而对于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疯狂地进行诽谤、攻击、篡改和歪曲。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毛泽东思想传播,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狰狞面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社会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特别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以惊人的魄力和决心,在全军仝党和仝国坚定不移地积极倡导、仝力推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辟了亿万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广阔道路,创造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他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地阐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意义。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整套学习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空前规模的大普及、大传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宏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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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⑤
    全军指战员在林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革命化获得巨大成果,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毛主席的好战士。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地成长。先进集体大量涌现。我军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亿万群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工业持续跃进,农业连年丰收,科学技术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大批判、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大大促进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世界革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武装斗争的烈火,在越南,在老挝,在印尼,在缅甸,在泰国,在印度,在整个东南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等地区,正在熊熊燃烧。西欧北美的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美国黑人英勇地拿起了武器,世界头号反动堡垒的内部响起了革命的枪声。修正主义国家的革命人民逐渐看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叛徒面目,他们一定会起来推翻叛徒集团的统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旦被亿万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林彪同志开创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道路无比正确,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效。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在全中国、全世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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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罪恶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每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一切机会主义者就联合起来,攻击和谩骂无产阶级领袖及其伟大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就是树立和反对树立无产阶级领袖和领袖思想权威的斗争史
    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战胜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以毕生的精力,大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第二国际的头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了邪路。列宁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在俄国和世界革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缔造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列宁主义。但是,他去世不久,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就践踏了伟大列宁的旗帜,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触目惊心的大悲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树立了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天才思想的权威,就能够极大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进;树立得不够,或者是受到了干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损失。而每当这种权威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所破坏,就必将招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倒退。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关系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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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而伟大的任务。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以最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和干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林彪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林彪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积极倡导、全力推进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把这个伟大运动推向全世界。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用他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作岀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光辉榜样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伟大号召,要一千倍万倍地提高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自觉性,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要一千倍一万倍地加强反击国内外敌人破坏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战斗力,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把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全世界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当前农村形势大好。亿万贫农、下中农和城市的广大革命群众一样,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斗私,批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伟大的革命运动带来了生产的新高涨,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村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是当前发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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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大国。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全国胜利以后,把中国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上,解放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是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赫鲁晓夫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村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阶级的矛盾”。
    毛主席还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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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即不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及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中国赫鲁晓夫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立刻跳出来狂热地宣扬资本主义,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才一个多月,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跑到天津,卑鄙无耻地吹捧资本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剥削有功”论。
    仝国刚刚解放,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又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年月,他在对大叛徒安子文的黑“指示”中,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
    他针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论点,大唱反调说:“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农来好”。他还宣传雇人种地“不要限制”②,是“合法的”,“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③
    他还疯狂地叫嚷:“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
    他在同年六月的讲话中还说,“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
    从这一阵阵吸血鬼的嚎叫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妄想吞掉社会主义的那种剥削阶级的贪婪和疯狂。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吃人哲学!
    什么“剥削是救人”!什么“雇工是合法的”!它“救”的是资产阶级的人,合”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内头号走资派,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象“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
    什么“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广大农村,拥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决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所谓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就是要发展富农经济,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使广大贫农、下中农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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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不要限制”!这个头号走资派狂热地赞美富农经济,正是为了“限制”、扼杀广大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他叫嚣“不要限制”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而已。这就是他所谓“自由”的阶级内容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欺骗群众,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⑥
    他切齿仇恨地诬蔑贫农:“不要认为反对单干的就都是集体主义者”。⑦这是对贫农的莫大污辱,这是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极大歪曲!毛主席指出:广大贫农、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对剥削制度充满了深仇大恨。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许多人的经济地位还很困难(贫农),或者仍然不富裕(下中农),这就决定他们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肖制度,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们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依靠富农去搞什么“集体农庄”,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所谓要到“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才能搞集体化的荒谬“理论”,不过是替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要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单干农民都变成富农,这完全是骗人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谁都知道,富农经济控制农村之日,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在地、富、反、坏、右的压迫下重新陷于赤贫的痛苦生活之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对“穷人”的所谓“好处”。
    中国赫鲁晓夫把他这套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成一个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⑧
    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说到底,也就是要把解放了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这个反动纲领,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岀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他深刻地指岀: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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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穿了中国赫鲁晓夫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的反动本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一场几万万农民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一场更尖锐更剧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了!
    中国赫鲁晓夫是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广大贫农、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然而,中国赫鲁晓夫却背着毛主席,在一个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⑨
    请看:这个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是多么仇恨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啊!
    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个“批语”,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竞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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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蔑为“危险”的“空想”。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暴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们简直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仇恨社会主义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这个批语以后,以极大的愤慨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极其完整的理论,并亲自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胜利地引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破产了
    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1)(2))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灯塔照耀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吓慌了手脚,赶忙下命令,叫喊什么“反冒进”,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
    些刚办起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这样被扼杀了
    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国。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再次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同年五月,他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合谋制订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并亲自批准了大砍合作社的计划。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被砍掉了。
    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死不认罪。但是,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百般狡辩,只能更加充分地暴露他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反动嘴脸
    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给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从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义垃圾堆里翻出了“生产力论”这个破烂武器。他鼓吹什么“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⑩0?
    他的这种“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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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早已可耻地破产了。他否认作为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在他那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等等都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先让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机器,受资本家和富农剥削也是活该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那就必然是既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又断送社会主义工业化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岂不早就被断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早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吗?
    事情很清楚,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过是中国赫鲁晓夫用来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借口。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复辟,使广大贫农、下中农去给地主、富农当牛做马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面临被党内头号走资派扼杀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接着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在这些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岀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
    毛主席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荒谬“理论”。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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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在毛主席的光辉理论的指导下,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了,几万万农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怒涛,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妖魔鬼怪的修正主义路线迅速冲垮了,卷走了。他们的右倾杋会主义的嘴脸在大浪潮中被照得一清二楚。农业合作化伟大的群众运动,以空前迅猛之势向前发展。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中国赫鲁晓夫是“三自一包”黑风的总根子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这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新胜利,恨得咬牙切齿,做梦都在想着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以中国赫鲁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为这一下可该“变天”了,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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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他们的大小娄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猖狂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派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说,“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间没有得到好处”①①。在他的煽动下,我国农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黑风。这是他妄图瓦解人民公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表演
    他公然叫嚣:“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①②“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①③
    对这一点,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发挥得更形象。他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促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派出亲信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所谓“经验”,妄图搜罗“炮弹”,攻击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假“增产”之名,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实,恢复单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滥,这就是他们提出的“三自一包”的反动实质
    想当初,为了推行“三自一包”,中国赫鲁晓夫发“指示”,作“报告”多么神气十足!可是现在,这“修养”到家的“大人物”却居然厚颜无耻地赖账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没有攻击”人民公社。
    事实俱在,还想抵赖。真不要脸!
    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三自一包”,迎合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助长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投机倒把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少数地方,什么“责任田”,什么“分田到户”,什么“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统统冒了出来,严重影响和削弱了集体经济。
    在刮起“三自一包”黑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赫鲁晓夫卵翼下的一小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得意忘形,以为在绝望之中又终于找到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妙计。他们摇头晃脑地说:“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的“三自一包”,是撮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发动猖狂进攻的一股黑风。这是为了破坏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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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把红色的中国变为黑色的中国。这是替他们篡党篡政作准备的一场资本主义大复辟活动。
    无独有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鼓吹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在苏联农村搞的那一套,是一模一样的。
    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头们大肆推行“产品自由售卖的原则”,下令禁止对市玚价格实行“行政调节”。他们宣布“赢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上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一再放宽对“自留地”的限制,纵容私分公有土地。他们大搞分田到组、到户,公然把国有化的土地“从法律上”固定给小组长期耕种,而一家只要有两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就可以是一个小组。
    正是在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在苏联的农村,私有经济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瓦解,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
    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在我国农村,将会出现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场大搏斗
    正当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反击的号角。它如一声惊雷,震撼了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地体现在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中,这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题的决定》(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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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条)。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触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痛处,打破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他们见势不妙,就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阶级反动路线
    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家伙,一贯和中国赫鲁晓夫狼狈为奸,反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大砍合作社有他,鼓吹“三自一包”有他,这次又有他。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发布不过四个月,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同“十条”直接相对抗。
    这个“后十条”(草案),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根本内容,把毛主席在“十条”中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改策丢得一干二净。它打着要划清“具体的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开脱罪责,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竭力包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假“社会主义教育”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贫农、下中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抛出这棵大毒草,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扑灭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烈火。这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之一。
    接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指派他老婆王Ⅹ×下去“蹲点”,搞了一个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恬不知耻地到全国大吹大擂,自卖自夸,并且根据这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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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后十条”(草案)作了一番加工修改,搞出一个“修正草案”。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纲领。
    中国赫鲁晓夫抛出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阴谋篡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权,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一场残酷地镇压贫农、下中农,向无产阶级手中夺权的大阴谋。在他操纵的定地方、一段时期内,在这条形“左”实右路线的毒害下,不少贫农、下中农被打成“反革命”,被夺了权。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曾经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中国赫鲁哓夫极力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等。他玩弄这种“障眼法”是妄图使革命人民忘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广大贫农、下中农,指向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以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被揭露。这是极其恶毒的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极端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发动起来,掌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把他的娄罗挖出来。因此,他拿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干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妄图把阶级斗争的盖子紧紧盖住,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过场”。(2)(3)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抹杀两条道路斗争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打击革命干部也好,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搅浑,搞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党内的走资派,保护他们自己。
    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纳入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的路线,是一条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这条路线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公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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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加强了。接着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五亿农民,紧跟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绕过暗礁险滩,战胜妖风迷雾,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走过了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十八年来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
    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农村,由于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由于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阶级斗争一直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十分激烈的。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
    第二、革命的根木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总是要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软硬兼施的办法,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他在农村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如果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政权,那就要走回头路,吃二遍
    第三、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同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斗争,仍然是很突出的个问题。大搞“三自一包”,就是阶级敌人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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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重要形式。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广大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是在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坚持依靠地
    反、坏、右,打击贫农、下中农的资产阶级阶级
    路线。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使卬把子牢牢地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中
    第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中国赫鲁晓夫则要拚命打击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物质刺激,竭力诱发和利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是一场争夺对农民的思想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广大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同时,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逐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十八年来,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广大贫农、下中农为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了彻底的灭亡。他那一条对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广大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进行到底。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农村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社论)
    2007年11月18日初稿2011年9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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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四节抓叛徒本节资料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布署(一)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
    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査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査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査组,深入调査。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结论推翻了吗?
    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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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査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四川军区个别同志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志们,要清醒地估计这个问题
    关于李先念,总理讲,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这个问题,也只是个大错误是个立场错误。
    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现在同志们有了偏向,故向同志们交待一下。
    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一起,一路血战,冲破了刘邓们设下的道道防线,击退了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封锁障碍,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査研究,终于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叛徒集团,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除了一大害。这是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今年三月十六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的文件,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刘记叛徒集团的威风;她庄严地宣判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死刑!是向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发起全面总攻击的动员令。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掀起了一个彻底砸烂批判刘、邓、陶的新髙潮。亿万革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埋葬刘邓王朝!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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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失败,还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叛徒集团及其徒子徒孙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阴谋,放暗箭,煽阴风,点鬼火,挥舞起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大棒,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捕风捉影地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叛徒,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方面是为了颠倒历史事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另一方面企图搅乱阶级阵线,把水搅混,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将这罪名强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给以迎头痛击!为此,总部命令你们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奋勇向前,穷追猛打,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网打尽,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深、揭透、批倒、斗臭,制服。一定要把抓叛徒工作同当前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2.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混进党内的变节自首分子仅仅只是一小撮。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中华民族、忠于世界革命人民的。我们必须粉碎在新形势下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要大破大立,破中有立。对于一小撮民族败类,无耻的无产阶级叛徒,要发动群众彻底査清,坚决打倒。要充分揭露他们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奴颜婢膝、卖身投敌的丑恶灵魂,彻底批判他们形形色色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同时对于那些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伟大无产阶革命战士和他们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要大学特学,大树特树
    4.在“敢”字当头的同时,要加强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抓叛徒工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每个同志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必须提高阶级警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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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阶级敌人破坏。继续发扬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深入调査硏究的科学精神,加强保密安全工作。
    5.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要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当地革命造反派,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上各项,必须认真执行打倒刘少奇
    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印:《彻底粉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九六七年十月,青岛。青岛市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红联》联合翻印。)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1967.06.28:;中发[67]200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査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査,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査,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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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査,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是叛徒哲学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修养》就炮制、宣扬了叛徒哲学。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命?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下了罪恶的勾当。1936年,他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先后几次给被拘禁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他明目张胆地指使被捕的共产党人发表《反共启事》《反共声明》,叛党投敌。
    这个黑指示,遭到"反省院"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但是,有伙怕死鬼,接到这个黑指示,正中下怀。他们对敌人屈膝求降,写了《反共启事》、自白书″、反共文章,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了出来,成为狗屎不如的叛徒。他们出狱以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相互包庇提携,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下了罪恶滔天的勾当,心里有鬼,千方百计为叛卖变节进行辩护。他抛岀的《修养》就宣扬、鼓吹了叛徒哲学。他恬不知耻地写道:党″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他还胡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指共产党员——引者)中间的某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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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就是说,"活着就是一切";至于党的工作,是可以"牺牲"或者"放弃"的;而且,一些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动摇变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是十足的包庇叛徒、美化叛徒的反革命谬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辫护说,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呀;那些现在已被揪岀来的叛徒们也叫嚷,"我们是假自首,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我们打着黑旗保红旗"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这是他们的"灵活性"。
    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决不允许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丢掉无产阶级立场,叛变投敌,来保存"同志"。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一切,一个人既然叛变了革命,他的狗命也就一钱不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灵活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才有必要,借口"灵活性"而丢掉原则,向敌人乞求活命,是地道的叛徒逻辑
    我们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党的荣誉,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部分的暂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只有坚贞不屈的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这些叛徒为了能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他们出卖了灵魂,写了《反共启事》、反共文章。他们照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腔调恶毒地咒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行不通";"将马克思主义抛到茅厕去,对共党毫无留恋"等等。有的叛徒更向国民党反动派摇尾气怜:"若有他用,当效犬马之力。"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的反革命叫嚣,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围攻的马前卒。
    些叛徒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甚至出卖了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得到"自由"后,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保持联系,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力量的鹰犬。这些叛徒使多少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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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杀害!
    有这样的"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有这样的"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吗?
    有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不仅在解放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这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吗?
    叛卖变节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莫大损害,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大大小小的叛徒们无耻的反革命谰言
    抚爱的是革命战士,还是叛徒?
    如何对待叛徒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路线。他在1936年就指示叛徒们:"这个事不要向外说填表时填个组织营救就行了,不要具体地填"。他干了这样罪恶的勾当,见不得人,千方百计地掩掩盖盖。他在《修养》中为叛徒们辩护道:"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鼓励,安慰与抚爱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好一个"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些”同志确确实实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进行斗争,他就从来没有离开组织,始终与党血肉相连,根本不存在什么回到"、"不回到"党的怀抱的问题。
    真的"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的"很好的同志",难道会"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反常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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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在于:他害怕这些叛徒出狱后,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査;他害怕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被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他害怕自己的叛党罪行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他为了使这些叛徒们能长期隐蔽,不致因一时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在《修养》中告诫他们:"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想得多么周到!他还费尽心机地包庇叛徒,为他们争党籍,争权势,争地位。与此相反,他对那些拒绝写″反共启事″、宁肯坐穿牢底的优秀共产党员,不仅没有丝毫的"鼓励、安慰与抚爱",反而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的是叛徒,恨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正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本来想用《修养》来掩盖他的罪恶勾当,结果《修养》却成了包庇叛徒的罪证!
    (二)中央关于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査出来的批示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仝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充份依靠和广泛发动革命群众组织,大打人民战争,积极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査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这些叛徒,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被俘投敌叛变的,他们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向敌人写了“悔过书”、“自首书”、“反共启事”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有的充当了日伪特务和官员。原东北林业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石惠轩,一九四○年在冀南地下党工作时被日寇逮捕,为了换取自己活命,不仅向敌人写了“悔过书”,并且向敌人供述了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所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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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委视察室厅级视察员孙耕野,一九三
    五年是北平大学救国组织的负责人,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东北宪兵队逮捕后,变节自首,写了“共党无产阶级专政政策,久认为不合国情,此次见羁,已蒙谅释嗣后仍本初衷,安心向学,并坚决反共”的“反共启事”,被当时的北平世界日报连载三天。原哈尔滨热电厂厂长陈伯村,不仅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孽,还是个隐藏多年的叛徒。他早在一九三七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就参加了陶铸叛徒集团,与陶铸等人合写了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呈文”。原东北林学院副院长贾其敏,一九四三年任我晋察冀边区定唐县委书记兼支队长,在一次被敌包围中,率警卫员、区干部等四人交枪投降,充当日寇特务后,审讯我其他被俘人员,出庭作证,亲自劝降,以及到日寇集中营指认我方人员,使我遭到严重损失。后来又重新打入我内部,贾向敌人递交我军事情报。原牡丹江地委统战部长王润丰,
    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两次被日寇逮捕,叛变投敌后王与大汉奸、大特务李兴波接受了负责调查集中营内发生的一次四百人计划越狱事件,交出了组织者徐凤歧、高凤海等三人。在王的证明下,将这三个人砍头示众。之后,王润丰从集中营里变节分子中为日寇选了四批特务。据初步发现,由王润丰为敌人挑选的叛徒特务的线索一百二十五名,有下落的九十名,其中特务三十七名。现在这些人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地下铁道党委,有的混入兰州、河北军事机关,以及其他二十五个省市。
    这些叛徒、特务分子,所以能够滑过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澘藏下来,并爬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于
    第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包庇。中央公布的六十一名叛徒集团中,就有三名安插在我省。
    第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我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欧阳钦、李范五,多年来极力推行刘邓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建党路线,为了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招降纳叛,把一批叛徒拉入党内,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如大叛徒、日寇、蒋匪的忠实走狗、苏修的老情报员于天放,就是欧阳钦、李范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下来的。原宁安县委书记田仲樵等
    五人的叛徒集团,田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叛变投敌,充当了日寇特务,光复后多次被李范五庇护过关,并拉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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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叛徒之间互相包庇。一些叛徒,为了长期隐瞒叛变自首的罪行,订立攻守同盟,互相贴金,互相作证,达到互相包庇的目的。如叛徒、日本特务分子张发,一九四一年被捕投敌,带领日寇逮捕了我晋察冀边区派来的地工孔力,并按敌人旨意,亲自向孔力劝降,孔投降后也当上了日寇的忠实特务。多年来张孔一直是互相包庇,互相作证,长期隐瞒重大罪恶,滑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第四,假造历史,欺骗组织。有些叛徒、特务分子,为欺骗组织蒙蔽群众,就假造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如于天放在日寇投降前夕,以假越狱为掩护潜伏下来。解放后又精心炮制了一本《牢门脱险记》,出版九十万册,发行东北各地,蒙蔽了许多群众,钻到党内、军内,窃据了重要职务。
    第五、宣扬叛徒哲学,寻求合法掩护。有些叛徒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当作保护伞,他们宣扬什么
    声明是组织同意的”,“别人起个草,
    我只签个名”,“口降心不降”,“我是假投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继续革命”甚至有的公然自称是“战略战术”等等,为他们的活命哲学服务,千方百计地为其叛徒罪恶狡辩
    几个月来的深挖叛徒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深挖叛徒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由于领导不力,广泛发动群众不够,进展比较迟缓。二是有的地方仅限于几个专案,忽略了面上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差。三是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叛徒,抓紧人头对号、下落落实不够。
    为了在仝省范围内更深入地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彻底清除埋藏在内部的定时炸弹,消除隐患,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
    第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组织彻査人员和广大革命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彻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提高对深挖叛徒工作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阶级觉悟,自觉地承担和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以便纯洁党的组织,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踊跃投入深挖叛徒工作中来。深挖工作的重点:一是党内,二是县以上干部,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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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被捕被俘过的。发现的叛徒线索,要迅速建立专案,认真调査,作出结论。对已查实的叛徒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第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加强调査研究。未结论定案之前要注意保密,防止逼供信。对已经定性的叛徒,主要依靠群众,实行专政,不轻易捕人。对极」数罪恶严重,有行凶、自杀、逃跑危险,群众要求捕办的,交公安部门履行手续,依法处理
    第四,加强领导。鉴于我省深挖叛徒、特务的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全面深入的开展深挖工作,省革委拟成立深挖领导小组,以便加强对全省深挖工作的领导原省直各单位,凡没有设深挖班子的,都要成立起来,在省革委深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深挖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68.02.05;中发[68]25号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以引起你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做好这一工作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査敌伪档案,加强调査硏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淸査,狠挖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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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希望你们参照黑龙江的做法,加强敌情观念,采取调集一批军队中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定出规划,抓住重点,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査敌伪档案,把隐臧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査岀来,以根除隐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请将你们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及今后部署电告中央
    (三)中央关于接管清査敌伪档案的指示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1967.10.08;中发[67]312号
    为了保障现存的敌伪档案不再遗失、毁坏、散乱,现决定对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沈阳、长春、大连、太原、济南、青岛、唐山、保定、苏州、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统一使用,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办法如下:
    上述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包括中央档案馆系统的、法院和公安部门管
    理的),由北京卫戍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江苏军管会,天津警备区,成都、沈阳、河北、广州、武汉及其他有关军区,立即派军队査封、看护,确保安仝。其他各地的敌伪档案,由各地有关军区负责查封,看护。
    、在当地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从军队选调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有一定研究分析能力的干部为骨干,吸收一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参加(有外文档案的地方,还要选调一些懂外文的师生参加)组成专门班子,进行清査整理工作
    原有的档案工作人员,经过审查,其中可靠的,可留下参加清理工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设立清查敌伪档案的专门小组,负责指导敌伪档案的清査查工作。上述重点地区也应立即成立敌伪档案清查小组,各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要有一个负责同志亲自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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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査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当前的任务:(1)重点清查敌伪党、政、军、警、宪、特、法院、监狱的政治档案(包括案卷材料、文书档案和汇编的资料);(2)汇编资料,呈送领导参考;(3)接待和帮助有关单位査阅档案。
    五、发现有烧毁和用其他方法破坏敔伪档案者,按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审讯,依法惩办
    另外,各省市学校图书馆存的敌伪时期的报刊,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不得损坏,不得剪掉。这些报刊只能在图书馆里看,不能借出。此件应向各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1968.02.06;中发[68]2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
    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不少地区都着手进行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北地区有的省市最近在清查敌伪档案中,挖出了一批叛徒自首分子和特务分子。他们在工作中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解放军为核心,依靠群众,注意调査研究,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而获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国来看,有些地区还抓得不紧,或者措施没有落实,应引起注意
    为了使清査敌伪档案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中央希望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苏州、重庆、西安、太原、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保定、张家口、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仿照东北的作法,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按照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指示精神,抓紧落实清査的措施。组织好班子,从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野战军中选派得力干部作为核心,吸收当地经过锻炼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组成若干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切实做好敌伪档案清查工作。
    各地对已查出的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和特务、情报人员,要进行分类排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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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已査出的问题,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上报中央处理。属于本地区管理的干部,由本地区负责处理,并报中央审査,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备案。属于外地区的干部,上报中央审查,清理敌伪档案小组转各省、市自治区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2,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瞿秋白问题
    九七二年十月七日,中央第十二号文件中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3,瞿秋白:《多余的话》
    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
    正因为勉
    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棼,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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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一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冾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査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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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米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
    的确是
    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
    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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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別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
    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一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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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
    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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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竞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竞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
    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
    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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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硏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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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
    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
    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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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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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
    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一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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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岀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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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
    九三○年夏天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別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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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東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九三五·五·二十)
    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文人”
    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
    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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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已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竞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
    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
    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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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一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竞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
    直到春花秋月、崦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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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竞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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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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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
    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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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口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
    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Ⅹ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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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
    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永别了
    九三五·五
    4,陆定一访谈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陈清泉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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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仝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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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遣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5,一九八0年中央纪委的复查报告
    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
    九八○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中央书记处
    瞿秋白同志,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是最早向我国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回国。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被枪杀,时年三十六岁。
    九四五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对瞿秋白同志作过历史评价,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
    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掀起“讨瞿”活动,把瞿秋白同志说成“叛徒”;还编印了所谓“罪证”材料,以《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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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罪名。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印发到全党各支部的第十二号中央文件中,也说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査。现将复查结果报告如下:
    被捕经过
    九三五年初,瞿秋白同志经党中央批准,由江西苏区经福建省去上海治病月二十四日晨,在福建省上杭县濯田区被敌围攻,瞿秋白同志和张亮、周月林同时被捕,于二月二十六日押送上杭县监狱关押。被捕初期,瞿秋白同志化名林琪祥,乔装医生,虽经敌人刑讯逼供,并未暴露身份。
    同年四月十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同志的妻子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虏,供出瞿秋白同志在濯田被捕。四月下旬,瞿秋白同志被解送长汀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张亮、周月林则被解送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在解送途中张亮、周月林供岀林琪祥就是瞿秋白。随后,在叛徒郑大鹏岀面指认的情况下,瞿秋白同志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受审情况
    瞿秋白同志身份未暴露前,在上杭县监狱以林琪祥的化名,三月九日写过份《自供》,四月十五日又写过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自供》和《呈文》中写了几句贬斥共产党的话。但这种自供与呈文,是以非党员医生的面目假造经历以求脱身,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策略行动。“文化大革命”中的“讨瞿”文章,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情节,断章取义,把上述《自供》和《呈文》说成是共产党员自首变节的行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瞿秋白同志解送长汀并被叛徒指认后,在五月九日敌人追问中央红军去向时,回答说:“在二月初有过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了。至于何人担任何路线,我却不明白了”。“讨瞿”文章据此认定,瞿秋白同志“岀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现在经详细调査,这不是事实。据军事科学院汇编的历史资料中项英、陈毅等同志生前写的材料,以及当时负责向湘赣边突围的独立三团政委张凯同志(现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写的材料,上述瞿秋白同志所说兵分三路的事以及三路的方向,并非事实。这就证明,这个口供是编造的。至于口供中提到的项英、陈毅等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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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因此,不存在出卖机密的问题。
    “讨瞿”文章还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经详细调查,这也不是事实。据温仰春同志(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现在上海市委工作)证明:“福建党组织对秋白同志不幸被俘,非常关怀,从各方面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来的计划,秋白同志要经福建、广东、香港、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出去继续为党工作。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秋白同志被捕而受到破坏直保持到一九三七年底,安全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负责证明。
    五月十三日,瞿秋白同志又写过一份《自供》。这份笔供中说,中央苏区“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可惊的成绩”。“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
    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收集粮食也完成
    。笔供中还说,苏区人民生活安定充足,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加紧军事“围剿”和破坏,才使苏区人民生活一天天苫起来。由于瞿秋白同志在这份笔供中宣传中央苏区的成绩,否定了敌人的诬蔑,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一文中,评论这篇《自供》说“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以上引文,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逸经》杂志第三十四期)
    关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据宋希濂(关押和审问瞿秋白同志的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和一九七九年八月
    二十八日两次回忆材料:一九三五年瞿秋白同志被关押“在三十六师时,我根据孙中山‘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于阶级斗争’之说,与瞿先生辩论,瞿先生批评三民主义学说,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又据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即陈农菲,已故)一九六二年回忆材料:瞿秋白同志对看守他的下级军官公开宣传:“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清道夫,蒋委员长是清道夫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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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五年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任狱医的陈炎冰同志(大革命时期为共产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现退休在广州)证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对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此外,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过一份《中国苏维埃组织概要》和一份《未成稿目录》(是拟写自传性作品的题目),内容均未涉及党的机密
    、拒绝劝降
    由于瞿秋白同志是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之
    九三五年六月,特务头子陈
    夫派遣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前往长汀对他进行劝降,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也参与其事(注:王、朱二人均在仝国解放后被我逮捕,陈于解放前逃往台湾)。这次劝降,遭到瞿秋白同志的严词拒绝。据公安部门的档案记载,王杰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交代,陈立夫向他说:“你如能说降瞿秋白叛变自首,这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并布置他通过瞿秋白同志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等人到长汀后,多次同瞿秋白同志谈话。王问红军北上的目的,瞿秋白同志答:“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抗日”;“我肯定我是相信红军一定能够渡过长江天险,北上抗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王又问:“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瞿答:“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中共中央开不开追悼会呢?”王还交代,在一次谈话中,陈建中问瞿秋白同志去香港、上海打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瞿“对陈怒形于色,没有回答什么
    另一次谈话,王杰夫问: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瞿答:“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也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共中央方面,我应当负责任的。”王又问中共中央和红军西上后,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瞿秋白同志拒不回答。又据朱培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亲笔供词,王杰夫在劝降中曾经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明白表示:“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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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他们长期带来耻辱和痛苦。”王杰夫劝瞿秋白同志“识时务为俊杰”,要他效法叛徒顾建中(注:据朱供,此人曾任中共政治局保卫局长,应是顾顺章)等人。瞿秋白同志“厉声说
    ‘我不是顾建中
    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
    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朱培璜在供词的最后说:这次劝降,“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
    王杰夫、朱培璜是被我政府关押的历史特务,他们的供词当然不是原始的证明材料;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正常情况下的供述,把它同瞿秋白同志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杀害联系起来看,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四、从容就义
    在瞿秋白同志抵制了敌人的劝降阴谋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遂执行蒋介石“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电令,将他杀害。
    据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大公报》、七月七日《福建民报》的报道,以及当时的知情人证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同志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并在去刑场途中,唱《国际歌》、《红军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共
    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五、关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
    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由此可见,把《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同志叛变投敌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以上复査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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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
    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硏究室编《纪律检査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北京:1981年)
    九八0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査报告》的通知
    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査报告》已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鉴于瞿秋白同志被捕自首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甚,现将这个复査报告转发给你们,请采取适当方式告诉党员和群众,以恢复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的谈话
    毛泽东说: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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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三)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岀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四)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示一些干部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将回复中共西北局的电报送毛泽东批发时附的信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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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电报西北局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査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封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査,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2,红卫兵的调查揭发材料
    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
    “红卫兵小将査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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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
    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
    “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张闻天交待材料——关于1936年“自首案”真相(摘录)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我现在交待以下三个问题:1、立场问题
    、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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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四月某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南开大学八一八战士,遵照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发扬了敢想、敢千、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南征北战,东杀西闯,历时九个月,先后出动八千人次行程约计一百二十万公里,转战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几个大区,战斗在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济南、青岛、吉林、沈阳长春、大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海口、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从大巴山下到东海之滨,从海南岛到黑龙江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踏遍六亿神州,走访全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重重阻力,猛冲猛打,上追下揪,打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迎头痛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结合”的反动逆流,终于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革命小将把刘记叛徒集团打得落花流水,把刘家王朝杀得人仰马翻,剥开它的画皮,撕掉它的伪装,我们向全世界严正宣判“刘克思”的死刑!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这是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远在去年八、九月间,我们就掌握了一些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高仰云的问题线索,还听说他和叛徒有联系。为了彻底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闯入社会,开始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同学们在临行之前,聚集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高仰云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大家提出三条重要的黑线:①杨献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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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很深,还听说杨在狱中喂过高仰云饭;②薄一波插手工交口的文化大革命,拼命镇压革命派,包庇叛徒和右派,而高仰云与薄一波是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仍有来往;③安子文是黑帮,而高仰云与安子文关系密切,经常是安部长”长,“安部长”短地吹捧安子文。面对这些线索,耳边响起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猫和猫作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作朋友的事。”“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毛主席的教导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满怀着彻底革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到西安和北京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的红卫兵诞生的故乡。在这里干革命,我们感到浑身是劲,一身是胆。革命的小将一连走访了组织部、劳动部高教部、化工学院、高级党校等机关,虽然获得了一些线索,但阻力很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要审安子文不成,要审薄一波,又听说薄一波逃往广州“休养”去了,于是使直逼晢学硏究所,向杨献珍杀将过去
    第一回合,杨贼装作一付可怜巴巴又糊里糊涂的样子,未审先封口说:“我年岁大了,什么事都记不清了。
    这时我们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早已识破杨贼的本质,大声斥骂:“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强大的政治压力,使老贼心惊肉跳,倒在凳子上,嘴一歪一邪地说:“你们问什么,我知道的都老实交待!”我们问杨贼和高仰云有什么联系,什么时候认识的。杨贼一口咬定没什么联系,只是一般认识
    我们想以小饵钓大鱼,于是沉着地、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你不想交待,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时间,五分钟后我们再来!”说完,甩袖而去。这一下可把杨贼打入闷葫芦里了。
    再度和杨贼交锋,杨贼被迫交待了他和高仰云一起坐过狱。我们知道只能从杨贼的交待中找矛盾,故意让他说下去。杨贼见我们年少无知,便洋洋得意、信口开河地讲起他在狱中斗争的所谓“光荣史”。什么“立场如何坚定”,“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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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呀,什么"我们都是好党员”呀,什么“上级都知道”呀,如此等等,大谈不已。谈完后,得意忘形,封口瞑目。
    杨贼的欺人之谈激怒了红卫兵小将。大家义愤填膺,大声怒斥:“你是如何出狱的?如果不老实交待,小心你的狗脑袋!”
    老贼自知马脚已露,企图把乌龟头缩回去,起身想溜。我们把他抓住,声色俱厉地斥道:“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老贼见大势不好,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就交待了他和高仰云都是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罪行,并交待了与他一起写“反共启事”的有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等九人。接着他又百般辩护,胡说什么“上级有指示”,“组织决定”,“有了结论”,“这是假自首”。时过半天,我们听不得老贼的辩解,又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回到住处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语录》:“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多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复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鼓舞了我们的斗争勇气叛徒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这个叛徒集团就是“地下独立王国”,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黑司令部,于是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写了请示报
    在七审杨献珍的同时,我们再审廖鲁言、怒斥徐冰、大闹孔祥祯、激战朱则民,经过多方查证,证明刘少奇就是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就是“地下独立王国”的“国王”
    当时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刘少奇还欺骗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仍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天安门上,但是想起毛主席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教导,就天不怕地不怕,认定“造反有理”!不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彻底粉碎,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中国就会亡党亡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就会倒退。因此,与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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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斗这是世界上头等大事的大事。我们决心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血战到底!决心下定,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点出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并且说明:“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同时制定了作战方案,先扫除在祖国心脏、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小叛徒然后踏遍全中国,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十一月九日我们写了“看高仰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点了彭、薄、安、廖、杨的名。随后又发了《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奋起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正在这时,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全国红卫兵小将。我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誓以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撒下“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方向明、决心大。根据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分析孔祥祯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关键人物,是个知情人。他是从狱中出来的,刘少奇的黑指示是他传给薄波的,因此,我们抓住他,准备大干一场
    同学们联合第一轻工业部的革命造反派,以大军压境之势,揪住孔祥祯不放在孔祥祯部长办公室安了录音机让他交待传达刘少奇黑指示和叛徒出狱情况。孔祥祯狡猾抵赖,并谈这是“组织秘密不能说以及党中央没指示不能讲”的老调,革命者怒不可遏,大声质问:“哪个组织的秘密?”“你说的党中央是哪个党中央?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我们坚决砸烂!”
    急之下,我们踢了孔祥祯的“部长办公室”,成立了抓叛徒指挥部和联络站。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吓得孔祥祯心惊肉跳,失魂落魄
    在战斗中我们与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紧密结合在一起,持续了九个月奋斗,智擒周仲英,夜袭马辉之,大战章汉夫,活捉张闻天,在北京打了一个歼灭战,揪出了大小叛徒一百余人。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候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甘心灭亡,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迎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我们一面在北京继续与刘记叛徒搏斗,一面分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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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四面八方,南下、北上、西杀、东闯,向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九个重要据点,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冲杀而去。
    梅花欢喜漫天雪”。我们不怕艰难险阻,不怕冰天雪地,不怕围攻毒打,不怕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反革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坚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冲到东北的同学们,与早到东北的先遣部队会师后,打出了吉林省代理书记赵林是个大叛徒的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吉林省,此刻,东北监察组长王鹤峰闻知大叛徒高仰云已被揪出,赵林已成瓮中之鳖,吓得魂不附体,竟装到大连去休养,妄想滑过去。我们乘胜追击,长途跋涉,直奔大连。
    在大连,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单刀直入,大喝一声:“你是汪德光!”这当头一棒,吓得老贼失颜变色,汗流浃背(按:汪德光是王鹤峰在狱中用过的名字。)但是他很快就以反革命的经验,故作镇静,抵赖不答。革命的小将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以退为攻”“欲擒先纵”的策略,让这个反动家伙进步表演。
    果然不岀所料。叛徒玊鹤峰自知马脚已露,老底被揭穿,死期即将临头,便孤注一掷。一月二十九日,他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打急电:“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同志:请即从电台用急电(或通过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同志)帮助转告北京市委冯基平、陕西省刘文蔚、华东局魏文伯、赵明新、天津南大高仰云、吉林赵林等,如果红卫兵他们问我和殷鉴在监狱中的名字时,务请绝对不要告诉他
    电报发出,老贼仍觉不妥,便赤膊上阵,亲自回到东北局,当夜叫他老婆何定找出叛徒的合影照片,乘班机直飞北京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即刻乘坐火车追将上来。王鹤峰在北京与叛徒们广泛接触再次暗订同盟。“冤家路窄”,在中央组织部,我们再次与王贼交锋。叛徒王鹤峰见大势口去,无法抵赖,被迫交待了罪行。但态度极不老实,又带罪潜逃。
    王鹤峰躲藏在东北局一个候补书记家里,躺在小孩床上,蒙头大睡。我们随即赶到,识破狐狸尾巴,当场就擒,送交当地造反派。进行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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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叛徒赵林和王鹤峰被揪出后,大长了东北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学们跟踪追击,杀奔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心波这个可耻的大叛徒,看四面楚歌,大势已去,只好举起双手,投降认输,被迫交待出刘少奇和张闻天互相勾结,合营刘记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
    四、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西北地区是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黑窝子,是刘少奇储备和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伙狐群狗党为了保住黑窝子,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千方百让镇压群众运动。青海的“六·三事件”,西安的“六·六事件”,兰州的“六·七事件”,流血惨案相继发生。
    我们远在去年七、八月间,就有许多师生到西北调査,大家早就对刘澜涛恨之入骨了。同志们想到,在刘澜涛这个大叛徒的迫害下,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不知有多少干部被打成了黑帮,不知有多少红卫兵小将被残害而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促使我们冲向西北地区
    十一月中句,我们再次向西北进军!临行之前,我们朗读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下定决心,要打一场西北大会战。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们到大西北地区,这一革命行动却受到了百般刁难和无理迫害。我们行则有哨,动则得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指使其爪牙打手,不给饭吃,不给房住。但是同学们牢记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心中有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坚信胜利就在前头!
    经过重重周折,战胜重重困难,一百六十多人的队伍终于来到了西北局。大叛徒刘澜涛多次指使爪牙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三十名小将决不示弱,静坐示威天一夜,等了二十多天,终于揪住了刘澜涛,审问了他的叛徒历史问题,刘澜涛装模作样地说:“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要不中央不会让我作西北局第一书记。”至于别的,他一概不说。
    叛徒刘澜涛虽然老奸巨滑,但是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他指的“中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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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的黑司令部,刘澜涛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就是西北一霸。
    我们贴出“打倒大叛徒刘澜涛”的大标语之后,西北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抄了刘澜涛的黑狗窝,査出大批反党罪行,我们在下面仅揭示他的一封黑信。在西北地区,我们揪出了陕西省委书记大叛徒冯基平,西北局文教书记大叛徒胡锡奎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特务高敏夫等一大批坏蛋,并把大叛徒高仰云的党羽打得落花流水!
    在西北地区,我们浴血战斗九个多月。四月二十日,在西北局批斗大叛徒刘澜涛的万人大会上,愤怒声讨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宣判了刘澜涛的死刑!(下附黑信一封)
    澜涛: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了,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就是仍以怕字当头,现在就要以敢字代替怕字,才不会落为霸王的下场
    至于方法问题是有的,你也完全会运用,×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以我看首先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工农兵真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这样一个省,西北地区形成高潮后,即可将责任往上一推,打击高岗的消息,西北、东北、华北就马上响应,如似反掌,天下可得矣!千万要记取高、彭、习的教训,悔之晚矣!
    五、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月革命》风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巧装打扮,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三结合”,向无产阶级夺权,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的革命小将,岂能允许这伙无耻的叛徒鱼目混珠,再把持革命领导权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分赴祖国各地,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我们冲杀于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和“北航红旗”、“北农大东方红”、“西安交大文革”、“地质东方红”等革命战友,结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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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又一个的漂亮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叛徒魏文伯、曹荻秋大搞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反扑。我们到达上海之后,与当地革命造反派一起,剥开魏文伯“取保就医”的画皮,揭发了他勾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一起叛党自首的叛徒嘴脸,揭发了无产阶级大叛徒曹荻秋的罪恶历史,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叛徒管文蔚(江苏省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派,混入革命队伍,并准备篡夺江苏省委的大权。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们审问了大叛徒蔡暹、匡亚明、潘遂初,掌握了大量材料,然后出奇制胜击则中,揪出了这个阴险狡猾的大叛徒,打碎了他企图篡权的美梦
    叛徒方立凡是江苏省化学公司政治部主任,这个九级“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蒙骗了广大工人同志,包庇右派,打击真正的左派,妄图夺权。我们急革命派之急,恨革命派之恨,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密切联合,浴血奋斗,揭发了他的反动历史,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造反派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铲除干净!哪里有叛徒,我们就打向哪里,就胜利在哪里!我们不仅揭发了企图篡夺领导权的大小叛徒,而且把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已经钻入夺权委员会的叛徒拉下了马。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山西总工会主席何××就是其中的两个。在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时候,我们常常缅怀死难的烈士!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到烈士陵园扫墓、致哀,悼念革命先烈,激发革命热情,聆受革命气节教育。清明节我们在雨花台给先烈敬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敬悼!死难烈士万岁!”在烈士碑前我们宣誓:不杀刘邓不瞑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现在,革命小将正以“不杀刘邓不瞑目!”的决心继续战斗在祖国各地,西南战役已取得初步胜利,中原战役开始打响;有的同志奋战在国防前线,有的同志回师搞万张反党集团!
    六、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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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我们顶住了种种反革命黑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66年九月起到67年初,我们向中央、中央文革汇报的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上报材料,大部分都卡在大叛徒陶铸、杨放之手里,卡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荣鑫、童小鹏手里。他们上骗中央,下欺群众,包庇叛徒,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在这段艰苦的斗争过程里,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我们遭遇了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种种迫害。在北京、上海、天津我们多次遭到“联动”分子的打、砸、抢!
    在这艰苫的斗争过程中,我们也听到种种为叛徒辩护的论调。同学们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为指导材料,痛斥了那些荒谬的叛徒哲学。
    政治迫害,封锁打击,舆论压力,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决心和意志。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任凭有天大的风险,坚定不移向前进!
    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
    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当叛徒们阴谋陷害柯庆施同志的时候,中央文革指示我们:“柯庆施同志是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
    当大叛徒马辉之勾结“联动”分子迫害革命小将的时候,中央文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南开大学八·一八同学是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联动的问题,责任在你,一切后果均由你负责。”
    当抓叛徒在北京遇到很大阻力的时候,谢副总理指示:35年到36年叛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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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要和当地造反派结合好。”
    当在南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康生同志指示:“南京的问题,我给你们解决了。
    在战斗中,我们还得到解放军及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每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千百次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每当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鼓劢,我们就学习“老三篇”,总结一次经验检査一次缺点。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苫奋斗的作风
    揪出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归功于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中央的关怀,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归功于全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在党内埋藏的时间之久,人数之多,地区之厂根子之深,都是空前的,他们绝不甘心灭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红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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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肯定薄一波等人出狱属于自首叛变性质
    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967.03.16;中发[67]96号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岀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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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査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
    伙无耻的叛徒,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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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抔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
    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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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玚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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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千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
    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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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仝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
    4,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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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华主席并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组织部从今年七月开始,对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问题进行了调査,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申诉材料(已收到二十三件),查阅了我部保存的二十五人的干部档案,调阅了敌伪档案和天津市、陕西、吉林省档案馆有关档案,并向部分有关人员作了查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因为一九三六年登“反共启示”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个案件,不仅涉及到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一大批老干部,而且关系到一些在革命战争中已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文化大革命前三十年中,也就是从一九
    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对这批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査小组办公室搞调查。当时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以及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冇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査团,应该向他们学习。”由于他们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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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査》。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薄一波同志等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健在,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指示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六十一人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据我部档案材料,其中三十二人入党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十六人
    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入党入团的十六人(包括在反省院入党和重新入党的人,由团转党的五人)。这批党员被捕以前,有许多同志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二十二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的十三人,他们是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担任一般职务的五人,他们是: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十人,他们是:董天知、冼维勋、殷明道、张友清、张曼萍、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王墉、夏富海、马玉堂、王振林;解放前去世的五人,他们是:殷鉴、邱少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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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凯、杜伯阳、郝景波;自杀一人(韩钧);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下落不明三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在这六十一人中,现在在世的二十六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傅雨田、王鹤峰、王玉堂、吴云甫、李楚离、刘聚奎王德、彭德、刘子久、刘尚之、冯乐进、刘有光、刘昭、唐方雷、朱则民、杨彩赵林、张振声、贺致平、丁子珍
    九三一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是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个反省院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多人外,有三百多人已经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据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记忆,当时狱中党支部党员不是六十一人,实为五十来人),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其中周仲英、赵林、马辉之、刘慎之、彭德等同志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一直坐到一九三六年。王玉堂、张玺、赵明新、王鹤峰、刘聚奎等团员和群众,由于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坚决,拒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而被狱中党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转党。有的党员不听劝阻,自愿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狱中党支部当即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书籍,在生活上团结互助,家属送来的钱,由党支部指定专人管理,给有病的同志和生活真正困难的同志买些必要的东西。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据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记载:“案据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略称査本院押犯内有周斌(即周仲英)等
    十余名均系因共党案被判处罪刑并受反省处分均早满期依照条例皆应具悔过书保释出院乃该犯等仍执迷不悟坚不履行反共手续……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文的具体时间,在敌档中没有查到,因此,出现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的训令时间比周仲英同志等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批登“反共启事”日期晩十一天。)说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投降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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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变共产党,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柯庆施同志通过徐冰同志让孔详祯同志写信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的。柯庆施同志还让李葆华同志转告徐冰同志抓紧办这件事。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七日,徐冰同志给李富春、康生、周总理并报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一九三六年我在北京,我的组织关系在柯庆施手里。有一天(大概是三六年七月间),他告诉我,在陆军监狱囚着一些同志,可以通知他们,叫他们写一个声明书(当然是有反共的话)可以出狱,为党工作,
    你手下有一个关系(指孔祥祯同志)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
    写信到狱中去。…柯老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执行中央指示嘛,随后,他(指孔祥祯同志)写了一封信给狱里的同志,说明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们应当执行中央指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据李葆华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四月,我调到北平市委任书记。六月份,柯庆施同志代表北方局到北平领导市委。当时听柯庆施同志说过:何、梅协定后,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的同志救出来,否则将来会被日本人杀害”,“八九月份,柯庆施同志与我在吴德同志住处碰头。碰头后,我说:我要到北海与徐冰碰头去。柯庆施同志说:你见到徐冰时转告他,中央已批准叫监狱同志办一个简单手续出来。还可能说过叫徐冰抓紧办。我见到徐冰后,将柯老讲的话转告了徐。”孔祥祯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徐冰同志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好,到处需要干部,北平军人反省院还有几十个党员,“现在中央有指示,叫他们可以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政治上由中央负责”。孔祥祯同志按照徐冰同志的口述,先后给反省院党支部写过两封信,由王伯平(魏文伯的侄)送给了殷鉴同志。反省院党支部接到第一封来信时,支部书记是薄一波,支部委员是殷鉴、刘澜涛,他们对来信有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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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敌人搞的圈套,因而未作正式传达,没有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孔祥祯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是中央指示要你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时支部已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支委是张友清、杨献珍,他们认定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并组织执行。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如刘锡五同志听到传达后表示同意执行,但又要先出反省院的同志进一步核实情况,相约如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给他送一只鸡。后来,北方局派人给送去一只鸡,他就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了反省院。北方局为了组织这批党员出狱,还通过统战关系,向反省院安插了一位管理员,暗中帮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柯庆施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事实证明,这批党员同意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非他们的本意,不是他们屈服敌人,而是服从组织决定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这批党员出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亲自接待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以及徐冰等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玊鹤峰、韩钧等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安子文到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长;刘澜涛到绥东开辟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友清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张玺到冀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刘锡五到中央组织部任地方科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批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十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同志于一九
    四一年在鲁南被敌活埋,党和人民为纪念他,曾将其就义的地方苍山县改名为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县;冼维勋、夏福海、马玉堂、殷明道、王振林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董天知同志任决死三纵队政委时牺牲于“百团大战”;张友清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斗争中被俘,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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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墉同志(临汾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临汾战役;张曼萍同志一九四七年夏在安徽宿县地区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一九六四年追认为烈士。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变节行为或有政治错误。如刘子久同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北平被捕后有叛变性的行为,对党隐瞒了十八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向中央报告。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子久同志的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其党籍。出反省院后,投敌叛变的有刘克让和扶平二人。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査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登报岀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所谓出狱手续,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
    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査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党的“七大”时,中央对薄一波同志等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有明确的结论。据现有材料,在这批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从中组部保存的“七大”有关档案材料査明,“七大”代表资格审査委员会对他们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代表资格审査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吴云甫同志的结论是:“在一九
    六年出反省院时曾写了反共启事,这是由党决定的,无问题。决定:适合代表资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赵明新同志的结论是:赵“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与王德(王得山)同志等履行手续出狱。在监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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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院表现尚好”,“至履行出狱手续,他本人不能负责(此事中央组织部清楚)因此,适合代表资格
    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证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秋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长。在审査干部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白色区域的北京监狱坐牢的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出狱时在报纸上登了‘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自传中及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声明说:这是党通知他们这样做的,并非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关于这个问题,中组部作了调査,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上说
    的那批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査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査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从吾同志证明:“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以前,从前方来的
    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査。以后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薄一波、安子文等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他们从监狱出来的问题经代表团审查: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指示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的,他们自己没有责任,他们不是自首变节。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经中央批准参加了‘七大’。”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为劝阻一些红卫兵组织因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揪斗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原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志,中央曾发出两封电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西北局的,内容是:“
    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内容是:“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总理亲自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电,重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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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据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同志交代,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
    九四五年和一九五零年,他们曾分别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毛主席问到他们的经历时,他们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情况。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听了薄波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毛主席还在薄一波同志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上批示:个人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据薄一波同志说,此记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走)。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十年来,中央并未追究六十一人出反省院这件事。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初步调查说,他们是根据康生的指示进行调查的,但有人证明,康生对这件事本来也是清楚的。据于光远、曾彦修同志证明: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康生曾说起
    九三六年平津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平津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奷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指登报脱党,自一九四三年审干到一九四五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后,延安一般已使用‘办理出狱手续’一语代表得到组织允许的登报脱党一事,康生用此语,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因此用不著解释)。”最近,刘英(张闻天同志爱人)同志写材料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
    逼张写具体材料交代,张以时间经过太长,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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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了慎重起见,曾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同志(当时文革顾问)写了封信,并请他转呈毛主席,同时还请康査査中央原来的档案,证实当时情况,以便向红卫兵交代,张两次去信,但康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以为当时中央不便表态,因此,只好决定由他个人承担责任,承认是他批准的,并写了份材料交给红卫兵,避免涉及中央。”康生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同意的,却指使人“进行调查”,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在专案审查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作法。据刘英同志说:“一九六
    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张闻天从经济研究所受审回来后对我说:今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自称是康生同志派来的,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是我(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混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著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麽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交代,一九六七年他们向中央写的材料写了一九三六年他们出狱的事毛主席知道。专案组的同志对薄一波同志说:“你讲这个问题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对刘澜涛同志说:不要写一九三六年履行敌人反共自首手续出狱中央同志知道,要刘把这一历史事实去掉重写
    中央[67]96号文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给人的印象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据了解,这段指示是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谭震林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林口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并不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
    七、调査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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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麽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
    (四)对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的另作结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査,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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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岀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党传达。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九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中央书记处
    中央(1978)75号文件转发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以后,我们从接收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有四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对“六十一人”履行自首手续出敌反省院问题是早就知道的。同时,有些同志对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件事情要求更正,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现将新査到的四份文、电和调査报告中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新查到的四份文、电的内容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注:即刘少奇同志)的电报,内称:“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送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有:毛任、刘、康、周、朱、彭德怀、彭真、高岗。康生在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时说到:“河南红旗政策下,假圣旨自首者(如ⅩⅩⅩ),有真旨自首者(如少奇允许薄一波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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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写给毛主席的一九三六年秋季与他同时出狱者名单。毛主席阅后批:“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
    (4)刘澜涛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周总理、陶铸同志的信和周总理于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批示:“照办
    、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
    1)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工作的时间问题。根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写的补充材料,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说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北方局工作的
    经査,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李大章、高文华、安建平、王林、王伯华,与刘少奇同志同行的谢飞等同志证明,和刘少奇同志简历表底稿记载,刘少奇同志到达北方局工作的时间实为一九三六年春。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
    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査报告》附件之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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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査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此外,有关同志写信和来电话证明,杜伯阳同志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在西安病故的,不是解放前去世的;王墉同志牺牲前任临汾八纵队二十三旅旅长,不是“临汾旅旅长”。
    以上补充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年四月二日
    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1980.4.21)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我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业经中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O年四月二十一日
    2007年11月28日初稿2011年9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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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四章(1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四章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第十五节武汉“七·二0事件”本节资料
    七、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十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实行镇压、翻“七·二0”事件的案
    毛泽东到武汉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1967.07.13;中发[67]218号
    各级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并转各群众组织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决定
    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
    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杆弹药。
    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
    船,破坏交通运输。
    、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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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毛泽东周恩来着手解决武汉问题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今天(17日)凌晨1时20分,谢副总理、王力等八位同志乘车来红武测2号楼前(即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谢副总理下车后,对我钢二司值班战士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来找钢二司勤务组的。”我钢二司战士立即认出是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于是情不白禁地喊出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了!”谢副总理一面用手制止,一面说:“不要喊,不要叫喇叭!去找几个负责人来!”于是,我钢司战士就将首长引至1号楼201室我钢二司参谋部办公室。一会儿,我钢二司司令部几位负责同志就来到参谋部,首长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开始了亲切的交谈。谢富治副总理(以下简称谢):“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司:“我们有五个勤务员同志。”
    王力同志(以下简称王):“把名字写出来,写大一些!”
    二司同学将名字写好交给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谢:“你们杨道远是那里人?那个学校?”
    二司:“是河南人,武测的。”
    谢:“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也是河南人。”
    二司:“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
    谢:(极为风趣地)“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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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注:谢副总理是湖北红安人。
    二司××:“我是湖北人,麻城的。”谢:“麻城,哦!”。
    二司:“我们二司是除了华工、湖大以外,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100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有15个常委学校
    谢:“常委,那好,就把常委学校名单给我。
    二司同学将名单写好给谢副总理,并简单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谢:“你们二司管工人吗?
    司:“除院校工人外,其他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谢:“啊!工总、九·一三在那儿?”
    二司:“他们被赶出来没有固定地方,现在可能在水电。”谢:“能找到他们吗?”司:“可能找得到。”
    谢:“好,把他们叫来,用电话找,不要说是我们来了。王:“你们这座楼都住的钢二司吗?”司:“有三司的同志
    王:“哦!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谢:“你们能不能找两个来一起谈谈?”
    司:“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住人,白天在这儿办公。”王:“到司令部(指三司)去找两个来。”(指着4号楼)谢:(对同来一个同志和一个二司战士)“去,你们一同去找。”
    司:“我们今天上午游泳的同志还没有回,有的还是八点钟才下水咧!现在回不来,被堵在新一中
    谢:“听说新一中有一千多人,还准备搞游行!”
    二司:“我们今天下午渡江,一只保护船都没有。”谢:“没有淹死人吧?”
    二司:“可能没有
    此外,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还询问了其他一些情况,二司同学都一一作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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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回答。接着两个三司的负责人被引来了。谢副总理和他俩握手,并问了他俩的名
    司:“我叫许谦,他叫李永金,我是总负责的,他是政宣部长。”王:“好,把名字写出来。”
    司:“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斗争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沉默一阵未答,三司接着说)“我们非常希望听首长的指示,大家都恳切要求首长作指示。”
    谢:“哦!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刚到武汉来,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
    王:“你们开会要我们参加,他们开会也要我们参加,武汉的问题怎么解决?靠大家来解决。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那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
    司:“首长来汉,我们高兴,但是也很惭愧。我们很早就盼望首长来解决武汉的问题。我们没有作好工作,没有完成好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心里很难过。我们首先有一个要求,要求能回原单位,(其他战士插话:我们很多中学生战士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不能回去怎么办?”
    谢:“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向你们学习,这个要求很合理,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制止武斗。”
    二司;“武汉机床厂,有个战斗队员被赶出来,后来,他妈妈送他回厂上班结果还是被百万雄师打伤了。”
    谢:“这样的事天天都有,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这一次要解决。”谢:“我们昨天到华工你们知道吗?司:“我们不知道
    谢:“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首先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关锋、戚本禹同志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及武汉地区、湖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希望你们在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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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方面作出贡献,采取措施。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制订《十六条》时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敌斗”。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来林副主席作了发挥,你们都是学生,是革命小将,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今天,我跟王力同志来,和你们商量两件事
    、应该立即停止武斗,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或者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三司插话:我们从来不搞武斗。)可能少些吧!你
    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武斗停下来以后,造成和平气氛了,就请你们来谈问题,原则的分歧,路线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们二司有很多好的意见嘛,
    三司也有嘛
    、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周年重新发表,不是一个简单十周年的问题而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许多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就有了锐利武器。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时,工总、九一三同志赶来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与他们一一握手,王力同志说请签名字。工总、九·一三同志签名见上面是三司的名字,不和他们签在一起,要和二司写在一起。谢副总理见了大笑:“怎么,不愿和三司在一起哈哈……!”此时,中央来的另一同志对谢副总理说外面还有三位同志
    谢副总理问:“是那个组织的?
    工总回答:“是送我们来的战斗队员。”谢:“叫他们都进来
    司:“军区现在还不承认工总。百万雄师写大字报,说中央叫军区不通知
    工总
    王力:“我们没有说。我们到武汉来,各种意见都可谈。”
    司:“我们二司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是一直受压制的。这次百万雄师搞武斗,打死我们好多人,制造很多血案,我们一再和军区交涉,但是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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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我们的话。过去王任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现在还把我们当“牛鬼蛇神”打。所以,百万雄师杀我们就杀得下手。”
    谢:“这个作法是错误的,是牛鬼蛇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向你们问好,但是你们要正确地分析形势,现在不要把这个问题上纲上得太高了。”
    王:(对工总、九·一三)刚才你们未到,现在大家都来了,就再把谢副总理意见说一遍。昨天我们到新华工,今天又到你们这里来。我重复一遍,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其他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文化革命顺利前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分析,怎样把运动推向前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不要整天钻在牛角尖里。要抓大方向,武斗是交流问题。(谢插话不要被武斗干扰了大方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能解决,我们是小学生。我们准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要创造一个在武汉解决问题的条件,创造一个便于谈判的气氛和条件。所以向你们提出两条建议
    你们就中央六条达成协议。能
    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不能就单独发表声明。我已到过百万雄师那儿,和他们订了几条,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的宣传,拆除所有武斗工事,不能动用交通工具搞武斗,不许挑动农民进城,不许拦车检査,所有岗哨都要撤消,武器要销毁,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二、你们现在就开始坐下来学习,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办事,如何分析形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检査一下你们的口号,斗争的策略,如叫“百匪”就不利于做工作,也不会因你骂就会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骂得到什么!(大笑)你们湖北人骂的很不象话,(谢副总理面大笑,一面插话:四川成都、重庆骂的更难听,要有一个高级的革命阶段不能太低级、太庸俗了,你们是大学生了嘛!不能用。)口号检查一下,斗争的方法检查一下,正确处理好。集中一个目的,号召全体战士学习,研究。具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少,主要是对问题的看法。你们是能解决的,你们需要我们帮点忙,我们就帮助解决。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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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最新最高指示
    谢:“坚持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去年八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但是只记住了主席的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人家黑七类、狗×子,走向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的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们,所以要记住主席的教导,团结大多数。”
    “听说百万雄师就要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你们马上采取紧急行动,要积极主动。
    中央来的一同志:“你们要主动。不能拦车,我们这几个人是打不跑的,打伤了我们不要紧,那时,你们可被动了。”
    司:(指着王力同志放在桌子上的军帽说)有了这,我们革命造反派是不会拦你们的。
    中央一同志问:“不一定吧,我们坐军车走路时,就有人喊:解放军好,解放军!陈大麻子坏透了!”
    二司:“这个口号很有阶级性。(谢富治副总理笑了笑)中央一同志:“还有‘麻子兵’这种说法。”
    谢:(站起来)“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是不行的,应该制止
    二司:“我们从来就没有把解放军战士说成是‘麻子兵’,我们是指三字兵、大专兵,是根据‘体学兵’,‘任重兵’来的,那种说法完全是挑拨我钢二司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血肉关系。”
    谢:““任重兵’、‘体学兵也是不对的,应该坚决制止”司:“在上次红代会上我们就提出制止这种问题。”
    谢:“希望你们高姿态,否则低姿态就要输一着。不要附加条体,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到汉四天时间来你们这儿两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罗;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辫论过,为什么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Ⅹ子’那就错了。(二司插话:还有骂‘二癞子’的)那更不对(转向三司)上次来,你们三司喇叭太吵了,你们改掉没有,是司令部,还是学校的,应该拆掉一些,太吵人。”
    三司:“只有二十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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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有三十多个。
    谢:“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二司插话:我们不进攻。)你们不是有个‘文攻’吗?如何试‘氢弹’?你们谁管作战的?谁呀?”
    二司:“我就是作战部长。”
    谢:“你整天俯在地图上研究什么?是不是打仗?制造武器?”
    二司:“不,我主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批判大会。(谢插话这就对了。)不过,自卫性武斗也管一些。
    谢:“主要是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司:关于武斗的情况,我们多次与军区交换意见,但毫无效果,以前我们敢提、现在首长在这儿,我们更敢提,血债我们一定要讨还的。”
    九
    我们是工人,是个老粗,我只说直的。毛主席说:‘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不是我们工人好斗,而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们认为现在不是般的武斗,而是陈大麻子挑起的反革命武斗。铁道四院,武机,
    都被砸。
    连八、九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如果我们不自卫,不行,我们武钢战士不少被赶出来,无家可归,现在,他们搞绑架、暗杀,7.11事件,我们损失很大。”
    谢:“你是什么工人?”
    九
    “我们以前占70%,他们有长矛又有汽车,象汽运六站……”
    谢:“我知道,动用了100多辆,对吗?”司:“对
    九·一三:“我们三钢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被他们骂的黑工总,黑九黑二司
    工总:“现在他们搞‘护厂队’,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搞武斗每次都是他们挑起的,他们守在门口不让我们进
    谢:“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是一方面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7.15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
    工总:“我们能回去的一定回去,现在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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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造反派从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谢:“你们能回去就回,不能回就暂时不回,等武斗停止了再回。”
    二司:“我们还有许多被抓了没有放,希望能放出来。”
    谢:“把名单全部交给我,在什么地方被抓的写上,我明天派人来拿。”
    二司:“谢副总理是不是到水运去看看。”谢:“我们已经派人去看过了。
    二司:“还有很多地方,你们可以去看看,如红卫纱厂谢:“还有什么,(对工作人员)记下来。”
    工总:“江汉公园、新公校、汽运六站、汉阳铁中、桥口,谢、王:“我们不怕,都去看。”王:“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2点25分,我们送别首长。在送首长下楼梯时,谢副总理拍着二司一战士臂膀讲:“我这个老乡不象湖北人了,很久没有回家了。”
    司:“多少年没有回来了?”谢:“四十多年了
    司:“武汉问题解决后,可以回去一次谢:“不行啦太忙。”
    最后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再一次和我们三钢战士一一握手告别。大家以热烈掌声送别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附)参加接见人员:
    钢工总:沈复礼,三个战斗队员钢九
    陈×
    钢二司:方保林、鲁性祥、杨运年、王驳清、朱振铎、唐正国。
    三司:许谦、李永金。
    钢二司宣传部整理1967.7.17
    (来源:武汉革命造反派赴宁宣传团《武汉战报》1967年7月27日)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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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我们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来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分析,怎样解决,怎样向前推进,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使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你们都是红卫兵小将,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
    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能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问题要分析、解决。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次重新发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文件就有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明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决自己。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们,热情支持和赞扬革命小将,这批人是老红卫兵。但他们只记住毛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人家狗崽子,所以走向反面。今年毛主席“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儿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希望你们好。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保证他们的“四大”权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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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他们成为一派。你们(指“工总”、“九
    )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
    回去,武斗停下来再说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周恩来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
    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
    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
    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杈?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
    六”夺权就夺权
    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
    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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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
    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
    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
    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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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清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
    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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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的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放!(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实际上是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
    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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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
    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几次,在去年八月份,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一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同志们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岀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
    让我们喊几个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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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录音整理)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口号)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
    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但是,
    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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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二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査,改正了就不要打倒!(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竞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让我们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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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根据录音整理)
    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
    谢富治讲话: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
    二·一八
    六·四”
    等通告都是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
    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当时谢发了脾气,眼睛一瞪)你们要180度大转弯,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
    王力讲话
    (先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讲到军区。)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是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
    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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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作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谢讲了二个多小时,王讲了三个多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一些人冲击武昌东湖宾馆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大会,欢迎谢富治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谢富治同志在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和口号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当大会主席读慰问词,读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谢副总理热烈鼓掌,鼓掌幅度很大,也很用劲,不像身体不好的样子。会上,谢副总理作了讲话,现摘录于下。〗
    谢副总理说:这次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和中央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及北航红旗的同学,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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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三结合”的班子,我们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向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做些工作
    我们到外地,受到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欢迎,所有的造反派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文革很有感情,这一点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们到武汉,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处理问题。我们到造反派那里去了,也到“百万雄师”那里去了。
    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
    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
    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百万雄师”那里我也去了,人很多,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号称一百四十万人,实际上也有几十万人吧!这是个群众组织。他们头戴钢盔、柳条帽、手里拿着大刀、梭标、步枪、也有机枪,杀气腾腾的。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保卫科长,都是“百万雄师”的。这个科长跟了我们几天,都不敢到造反派那里去。军区把“百万雄师”捧上了天,说有十大好处。实际上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
    (1)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
    (2)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
    (3)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
    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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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许多谣言
    这件事暴露了他们这次行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们与四川的产业军,与河南、湖南、江西的保守组织都有联系。
    别把“百万雄师”看得不得了,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造谣过日子的。靠造谣是靠不住的!这次下去,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
    看到公检法受彭、罗、徐(子荣)的毒很深,大多数人都是保字号的。在公检法系统中,必须进行大批判,特别是要彻底肃清彭、罗、徐的影响,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铲除余毒,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把他们彻底打倒,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阵地。
    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中央文革的同志是非常恨的。我们一定要爱护中央文革,保卫中央文革,誓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
    (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根据手稿刊印)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2)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
    陈再道〔3)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
    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4)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向左派做
    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央七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林,指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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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
    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査,证明‘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硏究,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仝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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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3)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
    司令员
    4)“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股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陈再道不满中央蓄谋已久。“八大”时没有选上中央委员他很不满意。其子叛国事件后中央要他检査也怀恨在心。过去凡是与他合作的政委他都不满意。只有这个钟汉华,甘当他的走狗,两人十分合拍。他到处搜罗坏人,这次叛乱起重要作用的独立师师长就是广州军区不要了的坏干部。真是物以类聚。
    这次事变中,当总理第二次去武汉时,陈、钟埋伏了二十八辆卡车,企图在机场挾持总理以要挾中央,还是其秘书偷偷转告空军再电告飞机转移降落机玚才得以防止。陈贼真是狗胆包天。
    我光荣的解放军千部、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绑架王力同志期间负责看守的保卫科长和警卫营长的转变立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陈再道调动独立师(8201部队)包围抢救王力同志的二十九师(8199部队时,二十九师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王力同志也说明了这一点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当中央勒令陈贼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安全吋,他竟敢猖狂地说:“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真是花岗石脑袋,死不回头。
    陈再道目无中央,胆敢纵容独立师长公开抗拒谢副总理指示。过去长征时他任师长,谢富治同志在他手下任政委,因此,现在就耍军阀作风,摆老资格纯粹是国民党作风,哪有一个共产党人的气味
    这次事件中,陈再道和王任重息息相通,贼心一致。在陈贼阴谋镇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王贼就趁湖大成立革临委会之机,给新湖大写了一封所谓的“贺信”。陈贼就立刻配合,说什么新湖大和三反分子王任重暗中勾结,从此作为镇压左派的口实。
    在镇压左派时,为了达到他控制利用部队的目的,通过其爪牙大量散布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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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文革的不满,挑拨群众、军队与中央的关系的反动言论。如陈大麻子说:“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几个秀才。”还攻击江青同志,说什么只听学生的,不听军队的。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性的革命派夺权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夺权;对中央四月六日十条命令不公布不宣传;对中央六.六通令加以歪曲,甚至公然叫要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煽动武斗的人(指武汉造反派)。陈再道反党活动达到极点时,煽动不明真相的战士和群众在一小撮坏人的带领下,喊“陈再道(政权)万岁!”的反动口号,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会议中间,陈再道态度十分不老实,企图利用主席复电第二点来捞取一根稻草,当即遭到康生同志的斥责。康老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什么同志,里面还有那么一句:“并要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
    在会议休息的近一小时中,闻讯而来守候的革命小将一拥而上,狠狠地斗争了这个双手沾满了武汉三镇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把他的反革命气焰打得落花流水,真是大快人心。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
    会议开始,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
    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吴法宪发言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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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吴法宪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据吴法宪后来交代,这天早上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他,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
    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査了解嘛!”说完,徐向前写了张条子送给总理,离开了会场。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他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人冲过来,抓掉他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讲话
    会议中间休息时,一些服务人员对他们五人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但这时人已经走掉了。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晩饭,吃过晩饭又接着开。
    陈再道说:“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
    康生说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康生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
    所有到会的人都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事件”的态度。陈毅和谭震林没有发言,中途离开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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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新华社(1967.07.26)
    革命群众、三军指战员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北京全城呈现一派沸腾的革命景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高举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且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刘宁一、江青、萧华、杨成武、粟裕、邓颖超、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刘建勋、吴德、赵毅敏、叶群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以及驻京部队的负责人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萧劲光、王宏坤、吴法宪、郑维山、李天焕、陈先瑞、傅崇碧、邝任农、王辉球、黄志勇、谭辅仁、刘华清、江文、张秀川、黄作珍、罗元发、李真、叶运高、胡炳云,参加大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军区的负责人黄永胜、陈锡联、冼恒汉。
    参加大会的还有,同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尹聚平、吴介之、胡慧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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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回到毛主席身边、大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今天达到了新的高潮。从上午开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三支”、“两军”中取得巨大成绩的驻京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的首都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营地、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和机关,走上大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来自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同首都的战友一起,参加了游行和大会。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到处发岀雷鸣般的口号声,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誓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整个北京街头,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无数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在空中挥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他们表示,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垮、批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大街,一片红色的海洋。天安门城楼正中高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上空升起的巨大红色气球下面,挂着用红色大字写的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归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半,大会宣布开始,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百万人齐声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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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56页,共4822页
    《大海航行靠舵手》,并且手捧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伟大领袖的教导。
    随同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去武汉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他说,无产阶级反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是多么值得欢呼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横扫着江城!
    他还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必然被革命的人民彻底打倒,受蒙蔽的群众定会觉悟起来,大杀回马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广大革命群众的后盾。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接着,首都工代会和农代会的代表徐铠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驻京领导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全体革命文体战士的代表周维兴同志,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代表王大宾同志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同志胜利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一致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那些党内、军内、政府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誓不罢休,定要用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还说: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觉醒过来,就必然猛烈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讲话都受到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鼓掌欢迎。人们不断挥动红光闪耀的《毛主席语录》,激动地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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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一项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通电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举国上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新高潮中,你们在同武汉地区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小撮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杀出来了。
    大会通电以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向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压不倒、吓不退的。你们在艰苦的日子里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毛主席又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通电说,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矛头牢牢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推向新高潮。
    大会在《国际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随后,百万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排成整齐的行列,意气风发地继续举行示威游行。“百万工农齐踊跃”,“六月天兵征腐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首都上空。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聂元梓、丁国钰、周景方、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老民、鲁文阁、邓万田、李冬民,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许多常委和委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杨奇清、李震、于桑、张本、唐平铸、曹轶欧、李广文、赵易亚、王唯真、金敬迈、萧孟、申健、李英儒、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金铁群、王良恩、康树集等,也参加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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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刘宁一、江青、萧华、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与谢富治、王力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记者刘少山张家骅摄)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了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反扑。他们洋洋自得,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
    无产阶级的敌人要顽强地出来表演,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表演一番,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都是纸老虎,虚弱得很。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愈起劲,就暴露得愈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大的好事。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进行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世界上最有权威、最有威望、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司令部。它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真理,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胆敢反对这个伟大的革命司令部,就一定要遭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一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一定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用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己手中握有真理的旗帜,所以能够随时公开地向广大群众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的立场坚定正确,他们的行动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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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小撮,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真理,因此,他们只能靠谎言过日子。谣言是腿短的,造谣造得愈离奇,就破产得愈快。他们妄图挑起群众武斗,他们搞得愈凶,就愈是脱离群众,使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一时受蒙蔽的群众,一定会醒悟过来,反戈击,起来造他们的反。
    我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就打倒谁!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永远坚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信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坚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向无敌。在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从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昨天下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体现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显示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地区战友们的最大的支持。
    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武汉地区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全国无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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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是天下无敌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还在耍出种种花招,玩弄种种阴谋,用残暴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他们终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已经极端孤立了,他们的失败是完全注定了的。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胜利一定属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庆贺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回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1967.07.27)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连日来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各地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庆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都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各地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钢铁般的共同意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连日来,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成都、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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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西宁、昆明、长沙、乌鲁木齐、西安等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集会游行,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参加游行的人们高举毛主席巨幅画像,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参加集会游行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不管岀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将继续引导全国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更加猛烈的总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也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几十万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当大会在大雨中开始时,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驻军负责人刘政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天津市驻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和决定,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起。天津和武汉地区的革命派代表也讲了话。会后,五十万革命群众和陆海空三军排着整齐的行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和仝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驻成都部队六十多万人,今天下午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和支持,也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鼓舞。我们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强烈谴责和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以最大的决心,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四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梁兴初,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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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副政治委员刘结挺,以及其他负责同志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斗垮斗倒斗臭,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哈尔滨,过去几天已有三十多万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今天又有三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配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对抗党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同时也说明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垂死挣扎。哈尔滨市各革命群众团体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也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在济南市和青岛市,昨天和今天分别有三十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盛大集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效禹同志和济南部队负责人杨得志同志,在济南的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山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他们一致认为,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斗争多么复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会后,革命群众在通衢大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解放军指战员同时举行了威武庄严的武装示威游行。
    山西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革命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游行集会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今天太原市又有十多万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人民解放军驻山西部队的指战员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在发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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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好下场
    青海省西宁地区“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和在“三支”、“两军”中作出贡献的西宁驻军指战员,连日来举行了规模盛大集会游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贤权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时表示,青海军民将永远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参加大会的广大军民一致发出誓言: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口诛笔伐,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确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举行了分別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大会和游行示威。昆明部队副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再含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彻底肃清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各条战线上所散布的一切流毒,把它们彻底打倒。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和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十多万人,二十五日下午在昆明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表示,坚决和云南省、昆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并通过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共同表示,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
    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长沙驻军十多万人,二十三日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驻军代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驻军代表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会后,参加大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十四日下午,新疆的各族革命小将,各族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和市民群众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群众高举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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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4页,共4822页
    像,手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断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不管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会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喜讯传来,西安地区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连日来纷纷集会游行,欢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集会上发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我们从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深刻地懂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能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愿望。他们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臭,使中国革命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这几天来,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重庆、沈阳、长春、南宁、福州、杭州、合肥、南京、南昌、兰州、拉萨、银川、保定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以及许多地方的驻军指战员,也纷纷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并且表示全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斗争,誓作他们的强大后盾。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一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他们在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取得了新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愈战愈有智慧。受蒙蔽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地起来造反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越来越孤立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武汉三镇。这是值得我们热烈欢呼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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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5页,共4822页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艰巨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好转,而松懈斗志,忽视斗争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斗争越是尖锐,越是复杂,就越要注意这一点
    摆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还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一时做了一些错事,是在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欺骗和蒙蔽下干的。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身上。要欢迎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孤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就能彻底孤立敌人,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团结就是力量。在革命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要注意加强内部团结。敌人并没有最后灭亡,他们还在拚死挣扎。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更好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紧紧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你们做得好,做得对!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今后要永远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肩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起,胜利在一起。你们要坚决保护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他们,和他们一道,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同志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胜利
    (载《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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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6页,共4822页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最热烈欢呼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1967.07.27)
    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上海革命群众誓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混进武汉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帅”中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隆重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最热烈地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大会集中地反映了上海革命人民的坚强意志: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草命派的斗争!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帅”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的喜讯传到上海,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其巨大的鼓舞。他们激动地指出,这是毛主席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最大的支持!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今天,在上海这个红色的城市,从白天到夜晚,人如潮涌,歌声震天。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英姿勃发,斗志昂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人们举着毛主席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不断高呼口号:“誓死保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斗争!”“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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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67页,共4822页
    万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李彬山、高志荣、姬应五、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陆文才、陈琳瑚、冯国柱、李硏吾、朱锡琪等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负责人李世焱、刘文学、饶守坤梅嘉生、王维国、余光茂、陈士法、张宜爱、吉世堂、谷红、谢正浩、李宏钧等
    出席大会的还有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上海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世焱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正当全国掀起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批判的新高潮的关键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竟然操纵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是,他们的反扑,只不过是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发言中最坚决地表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抡起无产阶级的铁拳,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这次曾经随同谢富治、王力同志到过一些地区,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文汇报》邵传烈同志,在今天的大会上极为兴奋地说,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的新曙光,照亮了长江岸边的江城。武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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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革命派战士越战越强。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孤立了。我们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在上海,要拿起笔作刀枪,和他们并肩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表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永远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以更加勇猛的姿态,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乘胜追击,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上的所有发言,都受到百万军民热烈的鼓掌
    接着,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电。声援电说:“武汉地区革命派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全体指战员支持你们!全上海的无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声援电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呼吸相通,患难与共的。你们和我们共饮一江水,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不彻底打倒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不罢休决不收兵!”
    大会结束以后,由驻沪三军指战员乘坐二百多辆大卡车为前导,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中央扩大会议时间:7月26日12:-00-21:00,传达时间:7月27日上午。参加人员:在京中央委员、军委常委、各大军区负责同志。〗
    这次从武汉共来了五个人:陈再道、钟汉华、8201部队的牛师长、蔡政委武装部长。住在京西宾馆,前两天北京同学到宾馆去揪陈,冲上了九楼。谢副总理出面做了工作,才没再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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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白色恐怖由来已久,陈再道大批抓人,已抓起来500多人,并竭力散布对中央的不满,他们反对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夺权斗争,军委八条也不传达,恶毒地攻击总理,他支持组织“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共九个头头,其中有四个是8201部队的负责人,如牛师长等,还有武汉杂技团的夏菊花、王玉珍,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等。他们从1月开始就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就是在中央的“六.六”通令下达后,他们还大肆挑起武斗,陈再道提出的以武斗制止武斗,彻底消灭革命,六、七月份武斗最厉害
    周总理在7月14日去武汉处理这些问题,对双方做了工作,当时造反派表现很好。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从昆明抵武汉(7.15)后,总理委托谢、王留继续处理一些问题。总理返京后,谢、王分别接见了造反派和“百万雄师”。20日开会时,谢、王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场牛师长跳起来指责谢、王,后来派来独立师(8201)包围会场、闹事,并绑架了王力同志,殴打谢、王,王力同志一只眼睛被打充血,身上打青多处,一只脚被打骨折,还把王力同志、北航红旗战士扭去游街,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21日,陈再道还派保卫科长和两连战士监视谢王,后来谢、王对保卫科长做了工作,他觉醒了。绑架王力的一个营长也觉悟了。他们表示要用生命保卫首长东海舰队闻讯调了十艘军舰开进武汉。这时杨代总长交待陈再道,必须绝对保证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在斗争王力时,陈再道还向谢副总理施加压力说:“这次我是无能为力了,看你们的了!”
    中央得知消息后,周总理亲自带两架飞机(一架周总理坐,另一架准备接谢王等人)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杋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
    这次会上,很多人揭发了陈再道,粟裕代表国防工业部揭发了陈。河南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发言吞吞吐吐,总理制止说:“叫你来是要你揭发问题,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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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总理表扬了转变过来的保卫科长,独立师的营长、两连战士和空军,在会上大家谴责陈再道:你为什么反对中央?他只答:我是个老粗
    陈再道一直对中央不满,在八届二中全会没被选为中央委员就怀恨在心。他对中央精神不传达,他搞的完全是张国焘那一套。那个牛师长本来是广州军区不要的,他拉去任独立师师长。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次他在武汉蒙蔽了许多人,流毒很广,要尽快消毒消毒。现在要向“百万雄师”做工作同时也要向革命派做工作,一定要维持革命秩序。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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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煸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一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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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同志们,这次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做了些应做的事。这首先应归功于毛主席的教导。
    今天ⅩⅩⅩ同志们要我来讲一讲,没有准备,也没有稿子,讲嘛,主要是我在武汉经历的事情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在讲的过程中,可能有错误,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
    这次到武汉,武汉的形势是怎么样的呢?武汉地区的革命左派,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确实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勇猛夺权,他们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当然,那时夺权,还没提大联合和以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革命小将在当时情况下的大方向,应当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待。当然在武汉就不是这样罗。从那时就镇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五月份《百万雄师》成立。《百万雄师》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基本上是总结了四川、内蒙的一些反革命经验。个是8201,也就是独立师,一个是公、检、法系统。再一个是武装干部、武装部这一些。武汉军区连续发表了几个声明,解散了工总。凡是不属于《百万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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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统都赶走。他们在汉阳还有一条“先进”经验。就是把造反派统统赶出去,而且还要推广。太恶毒了
    在武汉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武昌,有几个主要的大学,这些地方造反派叫做解放区,汉阳,因为把造反派赶走了,是清一色的《百万雄师》,造反派敌占区;汉口呢?《百万雄师》势力比较大,造反派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造反派叫游击区。其实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是形成了几个红色据点有华工、湖大,水利电力学院,还有几个,都是武装保卫。因为不是这样没别的办法,造反派叫“文攻武守”。我们在到华工的时候,很远就被卡住了,长矛对准了我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是不是军区的。我们说不是,问是不是支左办公室的,我们说也不是。他们一看,知道是中央来的人,这一下围了很多人。革命小将一看中央来的人,眼泪刷刷地向下淌。我们的造反派非常可爱,在那样艰苦的凊况下,坚持战斗,一直不散。去以后,准备先听军区的汇报,然后听两方面谈,包括《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然后准备通过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犯错误的回头转意。以后召开扩大会议,师以上的干部;29师的,空军的都参加。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研究确定重点做军队的工作。军区的好同志,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要求中央首长作报告。十九号下午,在军区大院作报告,二级部长以上的都参加了。王力同志主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如何同彭、罗、陆、杨作斗争,如何把刘少奇揪出来,通过这些,让他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阶级革命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通过听报告,一些同志反映很好。军区大院的战士,两次围到楼前,有四五百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两次去见这些同志,这些同志表现很好,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边!”“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学习!”武汉军区绝大部分同志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只有少数坏人,蒙蔽群众。十九号晚十二点同到住地。这个报告从下午两点到十一点作完。回住地以后不久,有公、检、法三辆车子,冲到住地第一道门带有支左办公室的介绍信,一直冲的。我们住地有两道门,第一道与第二道之间有一里路,第二道门离住的地方约有八、九十公尺。在住地警卫的部队是独立师的;我们住地周围负责军管的,也是独立师的。三辆车冲进去后,我们报告军区定要劝回去。我们说:今晚就要见“百万雄师”的代表,听你们的意见。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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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点劝到三点,无效。当时我也出去帮着讲。他们说:“我们来就是准备闯祸的”我一听不对头。到四点钟,因为他们仍不撤,我就打电话给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来商量事情。在这以前四点左右,军区大院同时有七十部车把军区占领,要找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要澄清,工总不能翻案,支左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进门对我们讲:“看你们去做工作了!”当时没理他,后来一想,他讲这话有原因。当时群众喊打倒陈再道,我们讲不要打倒,就是说要保一保,只要改就好陈再道说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不要你们保,我还要保你们呢!陈再道进门后基本上没讲话。约二十分钟后,即五点钟,突然冲进来三十多个人,手持大刀长矛。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当时在屋里谈话,他们进一道门,二道门到楼里,我们一直不知道,到了门口才知道。我和北航的几位同志,走到外面将他们挡住。这些人都戴个口罩,拿着梭标、大刀,气势凶凶。我们让他们坐下来,慢慢淡。他们说要找王力,到军区大院去。我们一听不对头。这时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出来,谢副总理说:“我就是谢富治!”王力同志说:“我就是王力”。他们说:“到军区大院去!”谢副总理说:“你们难道要绑架不成?”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下了楼,走到院子里和他们谈。形势很紧张,我就把机密文件转移了。我岀去时,《百万雄师》的人和王力谈话,开始他们听不进去,谈了一会,他们感到还有道理在这时,突然冲进很,多战士,端着冲锋枪,有的端着刺刀,也有机枪,还有提着手枪的。一来就喊:“把王力揪出来!”因为在武汉王力同志讲的话比较多,观点明确,他们一开始,矛头就对准王力,要揪王力。我和北航二十几岁的两个女孩子在王力周围,保卫王力。这时,有几个人,他们就一个个拉、打。我抱住王力,向屋里拥,因为外面人多,拥到屋可以谈;一进屋,从后面过来一些人,我感到问题严重,就喊:“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要犯大错谈的!中央派的人你们这样对待,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的人!”我喊了十来声,从我后面过来一人,掐住我的脖子,我喊不出来了。四个人把我架到旁边,又推又打。我说:“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派来的”!不说还好,一说一下子又来了二十几个人,又推又打,手也曾背上了——坐上飞机了。此时王力被架走,边打一边推着,从此就和王力分开了
    分开后,把我架上了车,又是打、推。主要是骂,说什么:“中央文革干了些什么事?把八十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在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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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军打成保皇派!”当时一看,性质变了,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思想上做了准备第一,不变节,第二,准备牺牲。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准中央文革;把问题提到那样的程度,讲什么也没用了!在这过程中,一边斗,一边骂。还让我戴“百万雄师”的袖章,我把于背得紧紧的,他们没拉开。当时他们给我戴袖章,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的侮辱。
    以后就开始游街。载我的是第一辆,后面有几百辆全副武装的。战士坐的上面架了机枪:两旁都摆满了,除军车外,其余的上面全是梭标。车前头还放一排梭标,比汽车还长,完全是法西斯!上午六点开始。下午三点,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知道这是独立师搞的。就下命令给独立师,说如果不把人给送回来,切后果由独立师负责!下午三点,把我送到独立师师部。两个人看着我,一边个。一下车,我问到那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到独立师师部一进门,有很多人,有军人,有百万雄师,有便衣。听他们讲:“听说周总理、陈伯达要来”有人就说:“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是非常反动的。到后来,师政委出来了,叫蔡炳臣。他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认识这个人,坏透了。我一定要他把北航的三位词学找到。北航的三位同志徂勇敢,把我架去后,就向我坐的车上冲。他们说:“死也死到一块!你们走了我们不能留下!”冲上来后,我说:“一定要下去,不能去!”他们下去了,想不对,又冲。我让他非找到不可,当时他问是在哪辆车上坐的,我给他讲过后,他打电话问。从他打电话可以看出,那天出多少车,哪些车在哪里,有多少人车上的人是哪个单位的,他都一清二楚。这时,我要求到王力那儿去,因为我知道王力在军区。他说军区有几千人,进不去。我要求打电话,他说打不通。我问他王力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宣传办公室。我说,我就要宣传办公室。他看不行就要电话。一要,通了,就是王力在的地方。那里人很多,接电话的是一个保卫科长。这个保卫科长原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因为王力同志给他谈过几次话。特别是有一件事对他教育很大。有一次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说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今后一定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就这几句话,造反派群众流出了眼泪,坚决拥军。因为空军也是执行了陈再道的那一套,在河口地区,解散了工总,扶植保守势力。空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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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检讨了仅仅几句,造反派就非常欢迎。这个保卫科长看到,造反派最讲道理,他们绝不是把犯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打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因此,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造反派一起战斗。我问保卫科长,王力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我要去,他说:“不要来”。我一听觉得王力那里很紧张,要去。姓蔡的这个政委说去不了,就走了。他一走,两个人又把我看起来,一个是作战科长,一个是干部科长;边问边骂,实际上是审我问我,王力的爱人是否在华工当教师,我说,这简直是荒唐。他又问,我不理。他又骂,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硏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非常荒唐。就是用这些煽动群众!我面对面看着他,看他还讲什么谬论。在这屋里还有一个师指挥部的政委,连裤子都没穿,仅穿个裤叉、汗衫。后来进来一个人,问这个人王力那里情况怎样,他说还根紧张。这位指挥部政委非常傲慢地说:“王力不是很轻松吗?”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王力在谈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时曾说过: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回心转意的。这个政委这样说,完全是挖苦性质的,后来这位师政委骂了一通,我不理他,最后他走了。我的事暂时说到这。
    再说王力的情况。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和殴打。把领章给撕了,军帽拿走了,军衣扒了,上农下衣都扒了。这还不够王力同志里面还穿一件象这样的衬衣,也给了。这巳到头了吧?不!最后把王力仅有的一件汗衫也扒了。后来换的短裤也是借別人的。百万雄师用带钉的鞋踏王力同志的脚,王力当时鞋也没有了,脚趾骨被打碎,现在打上石膏了。一直斗到下午四点钟,在这过程中,有些人跑到楼上,用碎玻璃打王力同志。有人用拳头专打太阳穴,所以王力同志的眼充血很厉害。膝盖软骨被打伤,身上青一块紫块。当时有的要用刺刀刺,有的要开抢。这过程中,军区保卫队有五、六个人开始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后来由于百万雄师这样的表演,觉悟了,暗藏着保护王力,把这些都挡开了。不然的话,王力同志就很危险了。
    在这期间,他们还逼王力同志签字,要王力同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派组织,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不能翻案。王方同志一直坚持说武汉的问题还要和各派谈,要由武汉市的人民作结论。(口号:向王力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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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北京来电话给百万雄师,说说武汉的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武汉解决,也可以到北京来解决,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要到北京的,武汉的问题就在武汉解决。他们也知道,到北京没有他们好吃的果子。陈再道一直没到军区去。一开始,架王力时,把他当成王力打了一拳,这一下他可有理由了,躺在地上不起装死狗。把王力架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他连动都没动,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坏!(打倒陈再道)陈再道到下午四点,没采取任何行动。钟汉华到了军区只是个窝囊肺!人家不理他,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看样子不行了,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要孔庆德、二十九师师长、政委马上想办法救王力同志。后来用部队把路趟开,从后门转走,送到二十九师师部。本来,百万雄师、独立师都不知道下子把路趟开,就转走了。准备在这休息一下,再转移到安仝地带。后来不行,发现他们巳知道了。二十九师师长、政委,还有那个保卫科长,提议干脆马上转移。于是用两个连的兵力保护,向山上转移,本来想转移到山洞里去,后来发现他们也知道了那个山洞,就只好向山上转移,王力刚走,“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就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以后开始搜査,都搜遍了,洞也搜了。没找到就开始搜山。当时情况非常紧张。王力他们只有三人。二十九师师长回来取东西,被围,出不去了。本来是准备从山上再转移到水利电力学院,因为那是解放区。后发现路口被挡死,用卡车挡的。到处是他们的人,很危急。王力同志就在山上打游击,和他们转山头,一直转。他到这里,王力就到那儿,一直转到第二天天亮武汉当时非常热,他们百万雄师休息,王方同志几个也休息。这时,二十九师政委想到这个山上还有两个排,就偷偷地向那两个排做工作,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应当怎样对待中央派的代表。二十分钟,战士们痛哭流涕,这两个排的每个战土都写了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以后,把王力同志转移到这两个排这里。
    再说那个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在机埸把北航一女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方,问那女同志王力有什么生活习惯。他说他进山去找王力,在那里可以照颇一下王力,因为进去就可能出不来。刘丰用两辆卡车,进了山。事先大车,小车是计划好路线的,王力的吉普车在中间,前后是大卡车,向外冲。王力刚一走,有人喊:“王力跑了”。当时刘丰很激动,猛地把吉普车开到大卡车前,跑了。大卡车仍按原路线走,百万雄师去追大卡车,王力同志方才脱险境。转移到空军一个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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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安全,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早晨四点钟车上打起红旗,装做游行的样子,把王力同志转移到一个机埸去了。到这里,王力同志才安全脱离险境。
    他们还成立了专揪王力的联合指挥部(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然后大造舆论。这个指挥部就在军区对面铁道局。他们造谣说周总理陈伯达指示了,王力说的话不算数,同意在武汉斗争王力……,造的谣非常多,来蒙蔽群众。后来又在武汉造谣言,进行大搜查,说王力还没有跑出武汉。后来我从独立师师部回到住地,首先把独立师遇到的听到的向家里汇报,再就是销毁机密文件,准备第二次被抓。再就是跟我们一起的一个女同志被抓走,我托空军同志把她转移到杋场。当时她不走,她说,死也要死到一块,王力同志不知哪里去了,我不能自己走。后来把她拖到车上。三点到机场。六点钟它又步行近二十里回到水利电力学院。开始她准备闯百万雄师的总部,后来想那是自投罗网,才决定到水电学
    院找造反派同志一起想办法。走到水院刚好遇见尹XⅩ,北航的尹XX是怎样到水
    电的呢?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时,它拚命想进军区大院向王力同志靠拢,后来钻不进去了。这时有一个小孩告诉他说:“有人把你盯上了,你赶快走”。于是她回到了水电,向家里汇报情况。
    他们两人(北航的)在水电学院造反派的帮助下—水电学院的学生在暗中保护他们回到住地,看到他们来了,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就准备百万雄师他们来第二次。我们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分些人守,第二道把些椅子、沙发堆起来,准备斗了
    后来他们又几万人全部包围了我们的住地。这时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就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的秘书就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现在你们应该撤了。”结果《百万雄师》就撤了。《百万雄师》三点钟包围我们,四点钟打的电话,五点钟就撤了。这说明他们完全听陈再道的指挥。
    当时巳经很清楚,——我们是撤不出去了。另外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也睡不着,坐在一起想。把王力安全救出以后,我们才能离开这里,。当天晚上知道王力同志已安仝转移,就准备撤退。这时巳很困难。在包围的同时,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就是想一个夜晩把我们周围的所有学校搞掉。在我们撤退前三个小时,把湖大全部占领了,有《百万雄师》,也有独立师的,开了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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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枪。这边是湖大,这边是水利电力学院,这一边是武大。武大很高,我们的切行动都可以看到。他们准备占领了武大再搞医学院,医学院也是造反派,那样就离我们更近,就全部被他们控制。另外,在大东门,他们摆了五辆大卡车,大卡车上裝满人,都拿着很长的长矛。我们要走的路,都堵死了。这怎么办呢?当时设想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搞直升飞机,一个就是让能走的走,我们能冲出去就冲岀去,最后,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部队掩护着岀去。当时就从二
    十里外的机埸调来七辆卡车—七辆还是六辆我记不清了。车上装着人,打着红旗,摆上标语牌、毛主席像,装作游行的样子一直冲到我们住的院子里。一点四
    十五分到的。以后,我们就把吉普车夹在两辆大卡车中间浩浩荡荡冲出来了。
    出去后,我们走的是小道,是空军侦察好的,没过长江大桥,从郊区绕过去的。但就是这样的小道,他们也派了人。不过当时他们看到又是军车,又是游行,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我们就过去了。到机场后他们打电话,问是哪个部队的,我们说是到郊区搞生产的。五点钟和王力汇合。以后我们就坐飞机转移到另一个机场。然后找到陈再道和军区的他们的人,对他们说,第一,武汉有几个造反派,要派部队保卫,而且、要空军保卫,因为在武汉有二十九独立师,其余就是空军比较多。第二,因为他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了,打了。所以一定要放,送到二十
    九师,要二十九师保卫。我们和王力一起休息了一下,就回来了
    过程就是这样,介绍完了。
    这前前后后,说明了什么呢了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暴乱。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不是王力我们几个。他们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的。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搞,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知道,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一到武汉,广大革命群众就要造他们的反,他们的地位就要动摇,《百万雄师》就要破产。所以他们就采取法西斯暴徒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上要在武汉占领全部阵地,他们看到自己的灭亡巳成定局。毛主席的革命线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不得不作最后挣扎。坏人只是少数,只是《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后来也可以看到,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武汉地区,有一支非常好的革命队伍,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这支队伍是久经考验的,不怕流血牺牲的。有了这支队伍,就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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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一些部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起来造他们的反。《百万雄师》巳不是他们所说的百万雄师了,已变成狗熊了。《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已起来造反内部头头也在分化。一派说他们错了,另一派要坚持到底,当然最后一定完蛋,个也跑不掉的。武汉形势很好,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是那个样子,由于他们的这样的表演,武汉的形势变得比其他地方的还要好。一是武汉地区有非常强大的革命队伍,再加上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他们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他们时受蒙蔽,当他们一旦觉醒,自己也会把他们的头头揪出来,。昨天中央的两个文件就像氢弹一样在武汉爆炸了,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倒刘、邓、陶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昨天,武汉地区驻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决心掀起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这个会开得好!它表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期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他们不畏强暴,艰苦奋战,一往无前,冲破了重重阻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创造出今天这样的胜利局面。在最近这场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他们又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好样的!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我们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出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致以战斗的敬礼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夺取彻底的胜利,还要准备进行艰巨的斗争。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胜利一定属于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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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切中外反动派。”
    我们完全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自口解放自己的,是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的。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斗争艺术,就一定能够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受蒙蔽的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觉醒过来,反戈一击,也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后要继续坚持这样做,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
    紧紧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你们一定要紧紧地站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边,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全心全意地、满腔热情地、毫不含糊地从各个方面支援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去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的讲话
    〖七月二十八日十七点三十分至二十九日凌晨四点,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两省驻军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愤怒声讨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滔天罪行,大会由康生同志主持,中央负责同志陈伯达以及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刘建勋、曹轶欧同志出席了大会,康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康:现在开会了,河南军区、一军和驻军领导干部来开会,揭发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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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同志们要求陈再道、钟汉华彻底交待问题,同时揭发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罪恶。河南军区是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一接触到河南问题,就觉得与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有关系,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就解决不了。河南有的人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而是听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的话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经常打电报、打电话同河南军区某些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样一军方面也是这样,徐文礼同志知道得很清楚,那天揭露了一些,今天这个会要开好,大家要进行揭露,刚才报名发言的名单,武汉的,两省的,驻军的同志都有,叉开好了,徐文礼同志先讲。
    何运洪发言后,吴法宪司令员讲:你到现在还不老实,你同陈再道、钟汉华搞的什么勾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电报电话来往多的是,你一手遮天,不听毛主席的话,听陈再道的话。你们的总后台是刘、邓、陶、王。你反对毛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把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捧上了天,听他们的,不听毛主席的,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叛乱第二天晚上,你兴高彩烈,不去参加会。
    当陈端、彭辉等同志揭发何运洪的问题后,吴法宪司令员讲:本来将给何运洪一个机会叫他揭发,他不揭发河南的错误。同武汉一样,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是一样的!造谣诬蔑中央文革是一样的!搞武斗镇压造反派是一样的!在办公大楼筑工事堵门窗是一样的!顽固坚持错误是一样的。不样的是没有搞“七·二零”事件,因为他到中央来了,如果中央首长到河南同样要被围攻、绑架。
    当李国秀同志发言时,康老讲:李国秀同志请你检査一下,你是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支持了造反派,还是支持了保守派?新乡武斗这么严重,你们分区有没有责任?
    (李答:我们有错误,我们要向毛主席请罪。)你反对不反对百万雄师?(李答:反对。)
    你发表声明了没有?(李答:没有。)
    你看你们把新乡八·一八搞成啥样子,武斗搞成啥样子,用社会主义的生工具破坏楼房,这是什么行为,我讲过这是反革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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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既不检查自己,又不揭发别人。)你揭发自己嘛,不要讲空话,要讲具体的,你们新乡还动枪了。(李答:没有)
    在河南会议上你彻底检查好了。你们这个地区可以看到何运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但你们省军区的同志总是不愿讲这个,不愿交待这个。武汉还没有动吊车拆房子,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你的问题作为河南一个题目,专门在河南会议上去讲。
    当余嗣贵同志发言时,康老讲:在我们着手了解和解决河南问题时,就感到有一只黑手从武汉军区伸到了河南。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何运洪等人一面对抗主席、中央的指示,一面接受陈再道、钟汉华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现在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样,我们同意,总理也同意,把武汉军区杨秀山同志带到北京来,叫他来干什么,不是叫他来主持河南会议的。是要他来看武汉错误在河南造成什么结果,不是要他代表武汉军区来领导河南军区、一军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的,杨秀山同志,我今天向你说明这点。我刚才接到一封信,对杨秀山同志发言反映很不好,认为态度很不正确,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划清界限,对杨秀山有很大的怀疑,并揭发了如下事实,说杨秀山十九号到北京以后,同河南驻军一些领导人谈话时,极力美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说是总理到武汉提岀武汉军区的错误后,陈再道、钟汉华检讨得很好。给人一个印象,武汉军区转变得很快。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说,这封信的下面有这个建议:杨秀山不能再继续主持河南的会议,我们接受同志们的这个建议。现在武汉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杨秀山不需要再参加河南的会议了,更不需要他来主持河南的会议,自己回武汉去检査去,仔细检查自己,检查划清界限,检举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在党委会上,有的人反对中央文革你表态了没有?
    (杨答:我说了,我不同意,但没有坚决反对。)
    有错误检査好了。还有的同志说,一军的错误,杨秀山是有影响的。余嗣贵发言当中,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也是何运洪的帮凶。当余嗣贵讲到在北京汇报期间何运洪同陈再道经常有电话联系时,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他联系的什么,给你讲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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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答:他没有给我讲。)
    你和他关系那么密切,他不给你讲?
    余嗣贵同志发言结束时,康老讲:你对自己的错误一句不讲好不好?(余答:我现在检查一下。)你到河南会议上去检查好了。
    当魏家祯同志发言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时
    康老讲:这个语录对你最合适,你实际干些什么,你怎样支持保守派打二七公社造反派的。不要说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了,你检查你自己。
    (魏: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检査可以,检査不系统。)
    你自己对检查错误还没有准备好,你来北京开会干什么?你在背后指挥武斗没有?
    (魏答:没有。)将来叫群众问你好了。
    当魏家祯揭发郑州武斗的严重情况时,
    康老讲:我问你一句,你在郑州饭店召开过铁军负责人会议没有?(魏答:没有。)
    你讲过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没有?(魏答:没有。)
    你讲:二七公社、河造总是造反派,铁军是保守派,我想不通,讲过没有?(魏答:没有。)
    你换上便衣同十大总部一起指挥武斗没有?(魏答:没有。)
    军区承认错误,你的态度怎样?你支持过铁军没有?(魏答:没有。)
    你支持过工人总部没有?
    (魏答:我讲过国棉三厂东方红是造反派。)
    你的回答说明了一条,就是语录讲得满好,实际行动恰恰相反,你在河南会议上要彻底检查交待。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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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反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的滔天罪行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的义愤,这表现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暴露了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愚弄欺骗人民解放军,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在这里,今天的会议以及前天的会议,同志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所讲的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可以使全党全军从中得到教育。得到些什么教育呢?
    首先,从我们会场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有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曾经说过军队没有阶级斗争。同志们,从今天的会议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军内尖锐地存在,以致发展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举行暴乱。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一切问题要从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来看,离开了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就看不清任何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同志们高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是完全对的。这反映了无阶级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愤怒的回击,这代表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声音。
    、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同志们,你们看到底是谁要搞垮解放军,是谁不要解放军。真正爱护解放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同志。象刘、邓、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人要瓦解人民解放军的,不要人民解放军的。
    三、一小撮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造谣诬蔑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同志们清楚这完全是诬蔑。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发动的,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能有这样震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讲这话的意思,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要的刘、邓那个党的领导。难道要刘、邓那个黑党的领导吗?陈再道是党委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二书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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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否要他们领导的这种党呢?反革命分子是要刘、邓的党,陈再道的党,我们能允许吗?!(众答:不能。)
    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恶毒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造谣说文化大革命尽是整几个老干部,他们好象代表我们老干部,质问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老干部?他们妄图在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对党有怨气的老干部中间进行煽动。我们要问要什么样的老干部,离开阶级分析,离开毛泽东思想,抽象讲老干部,这是马列主义呢?这样讲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老革命”三个字招降纳叛,招摇撞骗。陈再道讲他革命四十年了,同志们看看,我们要不要这样的老干部?(众答:不要。)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众答: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是的,他们不能代表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各种谣言诬蔑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一切事情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
    五、武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乱中间,有一种手段,到处讲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直到今天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还造谣说毛主席受蒙蔽了……。同志们要警惕,不仅在武汉,而且在很多省内,这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共同手法,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红旗反对毛主席,他们想把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分开,把中央同中央文革分开。同志们,他们能不能达到目的?(众答:不能。)他们痴心妄想到头来众叛亲离。反革命分子不甘心灭亡,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决战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斗争没有了。刘、邓、陶、王、彭、罗、杨被打倒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被揪出来了,但同志们不能太天真,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的阴魂并没有死,陈再道、钟汉华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魂并没有死,需要我们去彻底肃清。武汉百万雄师最近还活动,他们计划分散到农村去。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没有完,还要更加努力,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某些军区的同志犯了错误,毛主席讲:“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只要认真改正还能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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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要关照你们这五个坏蛋,必须低头认罪,彻底向党交待,想顽固抵赖,人民是不答应的,是逃不过去的。想玩弄各种手段能行吗?陈再道讲不识字是老粗,表示他是劳动人民出身。同志们,他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对!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背叛了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
    同志们,中央的复电你们看到了吗?(众答:看到了。)主席讲:“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志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从两次会议来看,陈再道还是坚持错误。你们看他现在有没改正的样?(众答:没有。)他现在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吗?(众答:不能。)在坐的同志们就不谅解他。他要取得上面三个条件很不容易。同志们,那三条他可不可以作到?(众答:现在看来作不到。)对啦!现在看来作不到,将来能不能作到很怀疑。如果能作到,三天内把叛乱阴谋计划写出来,说出来,看你们的行动。
    最后同志们高呼口号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省革联翻印八月五日河南二七公社省银行太阳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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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决战的重要关头,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英勇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的时候,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纷纷站起来造反了。他们擦亮眼睛,认清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
    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这种革命的行动,我们坚决支持!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拚命作垂死挣扎。他们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同时,还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欺骗群众,蒙蔽群众,胁迫群众,毒害群众,硬是把群众往火坑里推。这一小撮坏家伙,同广大群众是根本对立的。他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受蒙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
    受蒙蔽欺骗的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是要革命的。他们在阶级敌人的欺骗毒害下,一时不明真相,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受了骗,上了当。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会迅速觉醒起来,识破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和罪恶阴谋,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我们一定要相信,受蒙蔽的群众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的。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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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受蒙蔽欺骗的群众站岀来革命,同一小撮坏家伙毅然决裂,划清界限,我们都应当欢迎,应当支持。
    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必然要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有些人由于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不清,站错了队,一时还扭不过来;有的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顾虑,担心群众不信任他们,犯了错误面子不好看等等。特别是那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头头,当看到反动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之时,必然要施展各种伎俩,阻挠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一切暂时受蒙蔽的群众,必须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这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认清方向,端正立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毫不动摇,毫不迟疑,果敢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是光荣的革命行动。只要你们以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同志们一定会信任你们的。对于欺骗毒害你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戳穿他们的画皮,坚决把他们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伟大指示,争取和团结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欢迎和鼓励他们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他们绝对不能打击报复
    我们要积极地向受蒙蔽的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起来造反,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近几天来,武汉地区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为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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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创造了非常巨大的业绩。
    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权派的猖狂进攻,粉碎了“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阴谋,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武汉地区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是仝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敌人已经在政治上孤立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救自己的灭顶之灾,他们不仅会进行疯狂的抵抗,而且还会造谣惑众,使出新的花样,策划新的阴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特別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善于启发、教育和争取一切受蒙蔽的群众,促使他们反戈击,大造一小撮坏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的反,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鲁迅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受蒙蔽的群众从一小撮坏头头影响和控制下解脱出来,加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这是使一小撮至死不悟的反动家伙彻底孤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武汉,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锻炼了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而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下,必将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
    向英勇的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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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91页,共4822页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誓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到底坚决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批倒批臭
    新华社(1967.07.28)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你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决地支持你们!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发出了这样的强大声音
    自从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喜讯传来,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个个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连日来已有上千万人次举行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一个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城乡各地继续展开。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这是对武汉地区和仝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撑腰,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把史无前例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和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相继举行了有一百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正在更加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连日来,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纷纷举行声援会批判会和誓师大会,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声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进行猖狂反扑的罪行。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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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集会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同声表示:最最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誓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人们一致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不是死老虎,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今天继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有力地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从早到晩,在全市各条主要街道上,一队队斗志昂扬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高呼口号,迈着雄健的步伐,进行示威。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和学校,纷纷举行声讨会和批判会,猛烈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他们决心以彻底斗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重庆市,几天来已经有数十万人冒着酷暑上街游行,二十六日驻军指战员又举行了雄壮的武装示威。参加示威的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小小的蚍蜉撼不动参天大树,武汉地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反扑,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南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今天又有四十万人分别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从清晨到夜晩,大街上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驻南京部队负责人杜平、梁辑卿、杜方平,分别在三军指战员大会和军民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只能激起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更大仇恨,加速他们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坚决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南京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党内军内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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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岀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杭州驻军指战员十五万人,
    二十六日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驻军负责人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疯狂反扑,是他们反动本性的大暴露。这些坏家伙总是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
    海防前线的福州市,昨天和今天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驻军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他们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一定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到底。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今天又有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各族各界革命群众十五万人集会游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再一次告诉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抓住要害,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能收兵。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犯下的滔天罪
    这几天,除了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所在的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外,许多中小城市、集镇和农村,也纷纷集会游行。在山东省的淄博、烟台、昌濰、德州、惠民、菏泽、泰安等地,在吉林省长白山区和西部草原的一些边远城镇,都传来了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强大声音。驻守西南边疆的云南边防部队指战员,这几天也同驻地的边疆各族革命群众一起,召开大会,示威游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他们说:“千座,万条水,也隔不断边疆军民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联系,分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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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斗争。”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新华社(1967.07.28
    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斗志更加昂扬,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新华社武汉二十七日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武汉三镇。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联合举行誓师大会,决心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和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最坚决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的大批判的新高潮,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师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天。越战越强越战越勇的革命闯将们,个个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撼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武汉江城。革命闯将们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表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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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没有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战斗了!他们正在乘胜前进!
    在大会会场上,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表达了革命闯将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致敬电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前武汉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强大支持下,斗志更加昂扬,意气更为风发,卷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在激烈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我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武汉地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参加大会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后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谢富治副总理
    这是陈伯达同志,这是周景芳同志,我是谢富治。我代表北京市革委会,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向大家问好!陈再道一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这一次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在人民当中威信最高。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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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就坚决把他打倒。我到了好多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无限热爱,可是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对文革小组却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
    王力同志在军区的四点指示是总理的意见,当时总理也在武汉,只是没有出面,他们将这几件事主要加给王力同志,要绞死王力,而我只是打倒,这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中央文革的,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现在军队内造反了,受蒙蔽的一些群众也觉悟了,武汉是一片大好形势,革命派扬眉吐气,反动派垮台了,所以什么百万雄师,管他多少万,都是纸老虎,只要听从跟着毛主席、中央文革,那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垮台。
    今天来找你们谈一件所事,你们比我们还清楚,就是杀回武汉区。武汉现在来了三千多人。希望你们统统杀回去。武汉的形势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几句话,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办事
    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联合,第二件事对少数坏分子要恨、要斗争,象刘邓陶王陈牛蔡这些人。革命造反派内部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对保守组织我们要作工作,武汉形势虽然很好,但保守组织并没有垮,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这个事,那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然对走资派要算总帐。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有毛病,缺点,错误。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骂了托派、投机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托派,那不算错误,不要抓小辫子
    陈再道专门收集什么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全是造谣。你们对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联合起来做好保守组织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将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矿院叫来了一些,你们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导,帮助武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只要是革命派就联合起来,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北京的同志千万千万要注意。
    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大团结,这都是伟大领袖提出来了,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如果在北京就干上了,那怎么得了呢?云南、四川的造反派分为两派,保守派还没有打完,你们就打起来了。希望武汉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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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典型的几派不太好。要读毛主席的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不要武斗,二是所有造反派读这本书。武汉造反派受了相当时间的压力,特别是工总,九
    ,你们刚刚还没有翻身,还要做很多工作,对百万雄师也要作工
    作。把武斗停下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团结左派,同陈、王斗争,作《百万雄师》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夺“私”字的权。我们不是个人,一个小团体,而是一个整体,我的欢迎词讲完了。请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伯达同志作指示
    陈伯达同志
    我是作为你们的小学生到这儿来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你们的小学生。在任何时候同志们集体智慧,我永远是赶不上的。是你们的小学生。
    这次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同武汉的造反派战斗在一起,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资产阶级的走资派陈再道打倒了
    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来到北京的武汉革命造反派到处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作为北京的公民向你们表示欢迎。欢迎你们对毛主席的忠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英勇,欢迎你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愿望我完全拥护谢副总理的讲话
    我非常非常地希望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用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武汉造反派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驻北航红旗武汉钢三司战士整理7月28日(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心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毛泽东思想把我们东方红战士和武汉革命派紧紧地联接起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时刻鼓舞着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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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反扑,并且猖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广大东方红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我们出大字报,开群众大会,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战友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们,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把武汉地区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具有革命传统的武汉人民,是压不服,吓不倒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使得他们更加聪明起来。他们一定能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国革命群众一道,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清除了垃圾之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必将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武汉
    (人民日报1967.07.28)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反动的围攻,锻炼出坚强的左派。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反动的围攻之中,锻炼出来的一支砸不烂、冲不垮的革命派队伍。他们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坚,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之一。他们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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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但是,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为反动派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整顿队伍,在扬子江边坚持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唯物主义辫证法总是无情地嘲弄历史舞台上那些喧嚣一时的小丑!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是天下无敌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还在耍出种种花招,玩弄种种阴谋,用残暴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我们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吓倒我们,反动的围攻没有把我们整垮。我们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不管什么狂风暴雨,永远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人民日报(1967.07.28))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毛主席的红卫兵,热血流在一起,脉搏跳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地注视着武汉战友的斗争。我们肩并肩,心连心,共同为了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斗!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就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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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操纵“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疯狂镇压和迫害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他们竟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向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挑衅。面对着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这样疯狂凶恶的敌人,怎能不激起我们毛主席红卫兵的怒火万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个稀巴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在比长江还要汹涌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怀着一颗颗赤诚的红心,昂首挺胸,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只不过是几只就要被冻死的苍蝇!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经一时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但他们只不过是纸老虎,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铜墙铁壁面前,终将化为粪土。玩火者必自焚,凡是反对毛主席,凡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对的人,必定失败,必定灭亡!
    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全体战士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组。我们中学红代会的战士们誓做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叫他彻底垮台!
    (人民日报(1967.07.28)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捐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首先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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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和“三新”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向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
    (谢副总理插话:“可以向王力同志敬礼。不准向谢富治敬礼,我要发表项声明。”群众高呼:“向谢富治同志学习!向谢富冶同志致敬!”谢副总理带笑地说:“我要发表个声明。不准向谢富治学习,不准向谢富治致敬,不准什么什么这些事情,统统不准)
    谢富冶同志和王力同志光荣地回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掌声)我们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敬意(掌声)
    今天晩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接见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掌声)
    我们回想武汉地区的情况来,都感到很惭愧。在处理“工人总部”的问题方面,处理“二司”的问题方面。我们犯了些错误.存在些缺点。在这个中央首长接见我们的大会上,我们公开的向“工总”,“二司”的同志表示歉意,公开向他们承认错误(热烈的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双方相互呼口号:“向‘二司’学习!向‘三钢’学习!”“向‘新华工’学习!向‘三新’学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我们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前进!我们一定要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的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原来是刘、邓在湖北地区的黑爪牙,贺龙的死党陈再道之流,一手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工人总部”在中央文革、中央首长的支持下。在全国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的支持下,已经把这个案翻过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今后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遵循中央首长的教导,永远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它在湖北地区的爪牙,以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我们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倒、批臭!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对不起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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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对不起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的支持。对不起武汉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首都革命造反派以及全国革命造反派对我们的支持。对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我们要在斗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它在湖北武汉的爪牙。以王任重、陈再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过程当中,实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定要把湖北地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掌声)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我们今后将更多的高举自我批评的旗帜,更多的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革命造反派有些原则分歧。我们决定采取内部协商的方法,绝对不要把矛盾公开化,因为我们把矛盾公开化,阶级敌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就要钻我们的空子,就要破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要破坏湖北地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应该深思的。
    我今天见到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希望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永远的团结起来,永远的战斗在一起。一定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一定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掌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我首先代表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向谢富治总理、王力同志问好,向陈伯达同志问好,向其它首长问好。希望首长同志们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
    我们武汉造反派是在党的一手扶植下,一手培养起来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党最了解我们。毛主席最了解我们。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党拉着我们走的,所以我们跟敌人进行斗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哺育的结果
    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回家以后,我们必须搞好大联合(热烈掌声)。只有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才能把走资派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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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03页,共4822页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武汉地区新闻界造反派《武汉烈火》第四期,1967.7.29日北京出版)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二十六日发表公告,向群众公开承认,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公告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还表示,要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公告,表明他们是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此受到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受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最近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广大干部、战士,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粉碎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猖狂进攻。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
    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和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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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把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推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干部战士一时不明真相,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完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是无罪的。现在,他们已经擦亮眼睛,端正方向,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这样做了,表明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包括些犯过方向、路线错误而决心改正的领导千部,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是能够为人民立新功的。
    人民解放军是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过去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一日广泛接触了革命小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在共同的战斗中,迅速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他们最通情达理,最能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了错误,把立场改变过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信仼和拥护
    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变过来。目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斗争还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公告,公开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时,表示要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
    武汉部队在这个公告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受到武汉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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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沉重的打击。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
    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正在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为打退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所掀起的反动逆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些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清了党内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迅速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愧为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坚强的靠山,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很理解,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犯了错误,甚至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改了就好。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大战士和大多数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诚恳地检讨错误,认真地改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也是应该热烈欢迎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正确处理同军队的关系,密切合作,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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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在毛主席英明政策感召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醒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受蒙蔽群众擦亮了眼睛,回戈反击,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新华社(1967.07.29)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政策的感召下,纷纷退出这个组起来造反。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彻底决裂,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全市各个工厂企业里,一时受蒙蔽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觉醒。“百万雄师”在工厂企业中的基层组织,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成批地退出这个组织,并且纷纷写大字报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揭露和控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湖北省建筑公司六公司一些参加过“百万雄师”的受蒙蔽的群众,现在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方向,纷纷揭发本单位“百万雄师”的内幕。武汉重型机床厂厂区的大字报栏内,贴了许多表示退出“百万雄师”的声明和“造反公告”。这个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进行家庭访问,个别串连,耐心说服受蒙蔽的群众,希望他们迅速地、彻底地同“百万雄师”决裂,认清方向,反戈一击,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些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说:过去我们受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蒙蔽、胁迫和毒害,使我们受了骗,上了当。这些坏家伙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我们受蒙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大家这样热情地对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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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愧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后,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一些参加“百万雄师”的职工,连日来纷纷写出“造反公告”,表示和“百万雄师”一刀两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武汉人民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武汉地区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钻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终于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斗倒斗臭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开始起来造反的受蒙蔽群众,纷纷写出大字报,热烈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受蒙蔽的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支持、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耐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把斗争矛头牢牢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原来同“百万雄师”靠在一起的湖北省直属机关联司的成员,也纷纷发表声明,退出或自行解散他们原来的组织。他们说,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他们深深感激毛主席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坑中救了出来。他们正在纷纷揭发武汉地区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査错误公告拥军爱民并肩战斗共同对敌武汉五
    十万军民大集会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査错误公告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新华社(196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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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武汉市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胜利和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罪行的活动,今天进入了新的高潮。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共五十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会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乘胜前进,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胜利
    今天清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和《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决心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更加猛烈地开火,用这个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巨大关怀,回答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的支持。
    今天,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驻武汉三军指战员,个个英姿焕发,精神抖擞。他们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从四面八方涌向汉口的中心会场。“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声,震天动地。整个武汉三镇沉浸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中。
    上午十一时许,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援下,不怕一切打击,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力,从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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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伟大胜利!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把彻底解决武汉题的重担交给了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的大指战员,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他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勇气,有魄力,敢于解放一大片,狠狠打击最坏的一小撮。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把混进党内、军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代表在大会上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想革命左派所想,急革命左派所急爱革命左派所爱,恨革命左派所恨,永远同他们心连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人民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今天的大会。省市机关的些革命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大会
    会后,群众队伍顶着烈日,冒着盛暑,髙举红旗,敲锣打鼓,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三军的负责人,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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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同党内、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并表示立即改正错误,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驻武汉地区陆海空三军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查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态度表示热烈欢迎。他们一致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长江两岸。
    公告公开向受打击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对“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公告还强调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定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坚决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告的发表是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严重的打击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公告”,纷纷说,这是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胜利,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指战员说:“公告”的发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宣判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破产。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永远同无阶级革命派心连心,爱左派所爱,恨左派所恨,急左派所急,想左派所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任务。((1)(2))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反扑,不表明他们强大,只表明他们虚弱。阶级敌人表演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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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劲,暴露得就愈充分,失败得就愈彻底。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都表示决心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对“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尽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边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他们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誓做拥军的模范,坚决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的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集中火力,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把他们彻底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怀,有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关怀,有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将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二十六日发表公告,向群众公开承认,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公告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还表示,要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公告,表明他们是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此受到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受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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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2页,共4822页
    在最近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大干部、战士,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粉碎了党内、军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猖狂进攻。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和蒙蔽群众,把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推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干部战士一时不明真相,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完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是无罪的。现在,他们已经擦亮眼睛,端正方向,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这样做了,表明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包括些犯过方向、路线错误而决心改正的领导千部,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是能够为人民立新功的。
    人民解放军是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过去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一旦广泛接触了革命小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在共同的战斗中,迅速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他们最通情达理,最能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了错误,把立场改变过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变过来。目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斗争还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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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3页,共4822页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近几天来,全国亿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举行空前规模的集会游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现在,那一小撮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家伙,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我们的伟大统师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人民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威望,有着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绝对权威。不管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什么样的“老资格”,只要他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胆敢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认识最清楚爱憎最分明。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拥护,誓死保卫。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打倒,彻底摧毁。因此,当一小撮反动家伙跳出来登台表演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就群起而攻之,给以致命的痛击
    这一小撮反动家伙,是革命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他们演的蹩脚的丑剧,不仅激起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仇恨,同时也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认清了谁是自己真正的敌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反戈一击,在无产阶级的敌人看来,当然是“背叛”。但是,从人民的立场看来,这是革命的行动,是光荣的事情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妄图依靠谎言和欺骗,把受蒙蔽的群众
    变成他们忠实的奴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是要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彻底打碎奴隶主义的精神枷锁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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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4页,共4822页
    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了,起来造反,这就使党內军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于彻底孤立的绝境。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人们预料的快得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正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革命的铁拳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同时,还要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乘胜前进。人人痛打过街的老鼠,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彻底肃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前些时候,在乌云笼罩着武汉上空的艰难日子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个组织,始终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同呼吸,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狂妄进攻。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英勇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个大团结好得很。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阶级敌人一定还要反扑,作垂死的挣扎。大敌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向敌人展开更为猛烈的反击
    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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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15页,共4822页
    阵线的内部”的手段。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现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他们操纵和支持下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仍在耍弄阴谋权术,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切切不可上当,切切不要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斗争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分歧和矛盾,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在战斗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不断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伟大的著作,我们要读了又读、用了又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对阶级敌人,要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在革命派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只能集中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身上。
    广大的革命小将,在向那些看来是“庞然大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冲杀的时候,不愧是英雄好汉。今天,在特别需要千百万革命派结成一个更加坚强的铁拳,以便把阶级敌人彻底打倒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革命的小将一定会更高地举起团结战斗的大旗,做革命大团结的模范。
    仝国亿万人的心飞向武汉,亿万人的眼睛注视着武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不会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期望,不会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长江在沸腾。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支援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武汉驻军紧紧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广大指战员,挺身而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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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发出公告,承认前一时期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要坚决改正错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决心迅速地变为实际行动,果敢地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迟疑动摇。这是一个新的考验。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决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殷切期望毛主席教导我们
    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
    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应该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坚决地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今后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实际上不肯改正,那就很危险了。
    毛主席最近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这样关怀,这样宽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坚决改正错误呢?
    我们看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是否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要看实际行动。就是说,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从实际行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起,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击有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造反。“百万雄师”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回戈反击,愤怒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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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烈,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威力无穷,所向披靡。撮坏家伙妄图用欺骗蒙蔽群众的卑劣手段,来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档车
    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罪责完全归于欺骗和蒙蔽他们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受蒙蔽的群众,应当擦亮眼睛,认清形势,认清方向,认清敌人。必须看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遭殃,受蒙蔽的群众也不例外。
    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欺骗蒙蔽下,受了骗,上了当,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继续跟着他们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受蒙蔽是无罪的,不觉悟是危险的。你们要当机立断,迅速同坑害你们的一小撮坏家伙,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切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了错误,就要赶快改,改得越快越好,改得越早越好。革命不能观望,造反不可迟疑。早一天觉悟,就能早一天回到毛主席的队伍中来。早一天造反,就能早一天为人民立功。
    反戈一击,就是为人民立功,就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光荣的革命行动。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当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狠杀回马枪,揭露他们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彻底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要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积极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决不要讽刺挖苦,决不要打击报复。多争取团结一个受蒙蔽的阶级弟兄,就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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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分革命的力量。把所有受蒙蔽的群众争取团结过来,阶级敌人就会彻底孤立起来,就要彻底完蛋。
    机不可失!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勇敢地站起来革命,站起来造反,用反戈一击的实际行动,坚决地、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中来!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中央决定,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可内部传达到连队和公社武装干事(地方上可传达到与部队相应的干部),但不要对外张贴,现将复电全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1967.07.26公告的通知
    1967.07.30;中发[67]22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中央决定:武汉军区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六日公告在全国城乡广泛张贴,但除湖北外不要登其他报纸。现将公告原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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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得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得到仝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仝军指战员的有力支持,越战越强。武汉地区的无产级文化大革命正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重要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公开跳了出来,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一起,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林副主席,热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热爱中央文革小组,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许多指战员,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挺身而出,勇往直前,不畏强暴,不怕围攻,不顾疲劳,英勇奋斗,冲破种种阻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指战员共同的誓言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就要把他打倒!我们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敌人的疯狂,只会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活生生地教育了我们,对毛主席和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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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无限信仰,坚决照办。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有时是不可能完仝理解的,有的是在执行过程中逐渐理解的,有的是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理解的,有的是要在执行了以后许多年才能理解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必须坚信,必须紧跟,必须坚决照办。对于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英明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认真贯彻,努力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加深对毛主席的指示的理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又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对于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我们虽然学习过许多次,我们虽然跟着毛主席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教导。武汉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和斗争,是今天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总根源。离开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我们必须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反复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用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报走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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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千方百计要抓枪杆子。他们不仅要蒙蔽一部分群众,他们还釆用造谣、欺骗、挑拨离间等种种卑鄙手法,挖空心思地企图欺骗和蒙蔽我军的一些指战员,制造广大革命群众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制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擦亮了眼睛,没有上敌人的当,向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爱民,民拥军,永远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起。有了我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紧密团结,就注定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灭亡的命运
    千条经验,万条教训,集中到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支左工作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支援。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过程,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切切实实地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指导一切,带动一切,改造切
    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过去半年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抵制不够有力,在他们的欺骗和影响下,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我们坚决地支持和保护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同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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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人民日报(1967.07.30))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正当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反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粉碎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妄的进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关怀,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封信,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行动指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些指示最热烈的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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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釆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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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此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旗帜鲜明不折不扣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坚决相信坚决依靠解放军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拥军”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
    新华社(1967.07.31)
    新华社三十日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在粉碎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的猖狂反扑中,结成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前夕,武汉军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军爱民”活动。人民解放军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爱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说:旗帜鲜明地、不折不扣地、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无产阶级革命派说:紧紧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战斗,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最大的“拥军”。
    连日来,武汉三镇,大江两岸,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出现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军民一起学习,同劳动,同联欢,一起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起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在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
    ”、武汉地区军事院校的无
    阶级革命派、武汉市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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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没有人民的一切。”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代表激动地说: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你们是武汉地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我们坚决站在你们一边,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新华工
    新湖大”、“新华农”、“
    司革联”以及许多工厂、学校、机关,连日来也纷纷与驻地解放军指战员举行联欢、座谈,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收获、体会。“钢二司”、“新华工”等革命群众组织还专门成立了“拥军爱民”办公室,组织了向解放军汇报团,到部队向指战员介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情况,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反击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斗争中,武汉钢铁公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地解放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钢
    九
    ”战斗兵团的战士说:“在乌云笼罩武汉三镇的日子里,解放军指战员
    和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和指战员们结成了鱼水不能分离的感情。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造反派一步也不能离开解放军
    省直属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座谈。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会上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一向心连心。当前我们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没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是不能胜利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种种花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解放军战士也在会上表示,要坚决支持革命派,做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驻武汉的支左部队,最近还积极开展了向无阶级革命派学习的活动,他们邀请革命小将到部队报告英勇斗争的事迹,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战士听了报告,更加深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情,增强了支持左派的决心
    “拥军爱民”活动的开展,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共同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破坏军民关系的罪恶阴谋,共同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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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6页,共4822页
    少云生前所在班班长甘永万激动地说: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越从内心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亲,越与他们谈心,越与他们心连心。无产阶级革命派说:越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触,越体会到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巾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一定要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狐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la@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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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7页,共4822页
    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査,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岀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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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邋去掉走底
    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过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质比较严重,不算革命领导干部,但文化大革命
    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立场比较坚定,旗帜比较鲜明,积极揭发斗争走资派,造反派对他要进行帮助,主动结合
    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文化大
    革命逆流中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他承认错误,敢于揭发,取得群众组织谅解,可以结合,但如果在七·二0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坚持打倒
    生活小节十分严重(生活、两性、其它),不属大节问题,不是文化大
    革命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线,认大节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群众斗争,交代彻底,态度诚恳,造反派要给出路。
    五、动摇不定,看风使舵,那边势力大就靠那一边,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坚定,要进行阶级立场教育,使之改正错误。
    六、走资派和顽固家伙特別是反革命两面派,要坚持斗争,坚决打倒。
    七、受蒙蔽群众,在中央表态后,采取积极态度,起来造反者,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办事,按十六条办事。
    八、基层组织中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者,只要不是杀人凶手,应允许自己教育自己。
    九、杀人凶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办,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基层干部中,一般头头,除极坏和顽固不化者外,应热情帮助,使他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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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十一、原文革成员,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打手,虽不是坏头头,也要按坏头头处理
    十二、人事保卫部门,被“百万雄师”操纵的,应该派人暂时接管,弄清后再作处理。
    十三、对坏头头严惩的规定(不准公开,略)。
    十四、对受蒙蔽参加武斗,围攻别人,死亡的家属,按中央规定处理,双方样
    十五、基层组织坏头头,民愤不大,改邪归正,应给予出路,不按坏分子处
    理
    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武汉三镇,长江两岸,一片沸腾。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无不兴奋激动,纵情欢呼。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它象一声春雷,震动了武汉的大地,极大地鼓舞着武汉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以更加高昂的英雄姿态,投入新的战斗。
    这封信,深刻地分析了武汉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指南,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向我们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
    这封信,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工总”、“二司”、“九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深切的关怀,最坚决的支持,最有力的领导。它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致命打击。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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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掀起一股公开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逆流的严重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以英明的决策,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粉碎了小撮阶级敌人的狂妄进攻。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形势到来的时候,北京又传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为我们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毛主席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我们坚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在斗争中,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提出的一系列指示。一定会紧紧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巩固的革命的大联
    定会耐心地向“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受蒙蔽的群众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反戈一击;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和人民解放军紧密合作,共同对敌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定会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是次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鼓舞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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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八月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代表斗争了武汉“7·20”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陪斗的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前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前独立师政委)、巴方庭(前湖北军区人武部长)。
    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昏头昏脑,又抹鼻涕又擦泪不知所措。初战告捷,大快人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了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强大战斗力
    “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会议负责同志的话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陈再道这些家伙见来势凶猛,只好乖乖地低头弯腰90度,吓得两腿不停打抖
    三军造反派首先宣布:“陈再道你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武汉军区‘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要跟你清算,你必须老实交待!”接着问陈再道:“7·20是什么事件?
    陈答:“我犯了罪,7·20是个反革命事件
    你根据什么说是反革命事件?
    陈答:“反对毛主席派去的代表,那还不是反革命事件啊!但到底是谁煽动我也知道。”这个老混蛋想大帽子下开小差,真是白日做梦!造反派代表大喝声:“你这个混蛋,你老实交待你在这次事件中担当了什么角色?!”陈听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连忙说:“我要承担责任,我,我
    问:“你说,你有什么罪?
    答:“我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一直顽固坚持,造成恶果。问:“你是怎样策划7·20事件的?陈狡辩说:“我没有策划
    问:“你承认有罪,罪在什么地方?
    陈答:“群众受了我们的欺骗,我们的蒙蔽,我们说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些都是错误的。
    问:“你一手策划的7·20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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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声象千万发重炮弹向陈再道轰去……,一阵哭哭啼啼,连连求饶,这是陈贯彻始终的手法,在造反派的怒斥下,他就装着象个“可怜”的样子,哭哭啼啼,而且哭得很“伤心”,可是哭声再大,却一滴泪也没有
    可:“你老实不老实?
    答:“我怎么还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问他怎么策划“7·20事件”的?他还是推说没有,并且说:“这个反革命事件里面有没有坏人在策划,我也说有人在策划。百万雄师独立师到底怎么一下子起来,我也弄不清楚,我也挨了他们的打。
    “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打你了?”造反派问道答:“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问:“你挨打时说了什么话?
    答:“我说你们这个要不得,你们犯法了
    位代表在场发言,陈挨打时喊:“我是陈再道,不是王力。”这时百万雄师才把他放了。原来百万雄师一些人之所以打陈再道是因为搞误会了。
    陈答:“我是坏蛋头子
    问:“你对中央代表说:我们的文化革命搞的不好,你们到街上看一看。这句话你讲了没有?!
    答:“讲了,讲了
    问:“你要中央代表看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什么目的?!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目的。
    后来陈又说:“当时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们(指中央代表)光是看了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地方没有看,所以说你们到街上看看。
    问:“你让中央代表去了解谁的情况?!
    答:“对其它组织,……,到红武兵,百万雄师去了解一下。问:“你认为中央不了解百万雄师的什么情况?答:“我没想那些,我是让他们了解全部情况。
    “你这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全面情况,我这就是对抗中央文革问:“你认为中央的指示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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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是对中央了解武汉的情况不满,不是对中央决定不满问:“你要中央派去的代表到街上去看什么?街上都搞了些什么?陈象脚踩住了刀子似的大叫大喊:“我可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呀……”位代表说:“中央代表到武汉的第二天他们就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陈却说没有这回事。
    “你怎么知道没有?!
    答:(无法抵赖,改口说:)“有,有问:你为什么说没有?
    我是说16日没有大规模武斗,就是工总和电车站的打了一下
    (鉴于陈态度恶劣,继续负隅顽抗,造反派代表向陈宣判:你让中央代表到街上看看,其目的是:第
    ,第
    ,事实俱在,陈不敢反抗。接着又向
    陈审问了第二个问题。)
    问:总理到武汉后,你鼓动下边的干部,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给周总理提意见,有没有
    答:没有,没有。
    揭露出来怎么办?答:揭露出来我认罪。
    问:你在师以上千部会议上干了些什么?
    答:这个会议是在总理来以前开的,那时候对我们有指示,我们下面思想混乱,有的说《百万雄师》好,有的说三新、工总好,我们开个会,叫师的单位每个来两个人,我说把你们党委的意见拿出来,不要受军区框框的限制。有什么意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写个东西,把各单位的意见综合起来,将跟北京谈判做个基础。
    中央6、7月份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指示?答:制止武斗,对百万雄师有指示。要百万雄师撤兵问:什么时间的指示?答?六月十日左右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是支持还是批评?答:当然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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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百万雄师?答:百万雄师我没有支持
    没有明支持,我所作所为都是帮了百万雄
    师的
    可:中央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你已经知道了,你还发动师以上的干部提自己的看法,以后好到北京和中央谈判,这是什么意思?
    问:你在总理召集的师以上千部会议上,怎样挑动下面的干部给总理提意
    见
    答:我没有哇
    问:胡说!空军15军政委王新同志揭发你了!你煽动下面的干部在会上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有没有?
    答:我没有跟他讲,我怎么敢讲这个话呀!我的天,我想也不敢想呀!革命造反派说:“人、物俱在,你休想赖掉。…”陈无言可答,狼狈不堪。又问第三个问题。
    问:谢副总理对你们讲:武汉地区的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是怎么回答谢副总理的?
    答:当时我们说,我过去也是支持他们的。问:你支持谁。
    答:三新二司,我们过去也是支持三新二司,到现在支持的方针不变,那是我们党委的方针。
    可:如果你是支持三新二司,那你为什么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答:我们支持三新二司是以前,以后他们向我们进行斗争,我们现认识到错
    问:你怎么支持三新二司的?
    答:现在看起来我们实际上是打击了造反派,我们以前也真正支持,现在打击是事实,以前支持也是事实。
    问:你说,工总干的坏事二司干了,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有没有这回事?答:我讲了。(陈只得承认支持百万雄师。)
    你支持了百万雄师,你是不是想翻案?答:不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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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又回头追问,陈是怎样对抗谢副总理指示,陈一口咬定说没有。)位代表揭发说:“谢副总理指示说,武汉地区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说,“武汉只有一派,没有两派,你说了没有?
    答:我什么时候讲过是一派呢?好几派嘛
    问:上面问到你的这些做法都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是不是答:是
    (问陈再道第四个问题是独立师绑架、围攻、殴打王力同志的经过。陈再道矢口否认自己的罪恶,拒不交待事情发生的经过。……专门审问了牛怀龙,一位代表揭发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陈再道却说不要怕群众嘛!这时他还带着老婆到东湖睡大觉,对这事实不敢承认,顽固抵赖。)
    同志们气极了说:“你这个老家伙,简直要带着脑袋进棺材。陈再道对抗说:“进棺材吧!
    当问到是谁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部队时,陈答:是蔡炳臣。问:是谁批准他传达的?陈:我不知道。
    你是吃干饭的?
    代表们警告陈:“你这是解放军的败类,现在武汉地区的军民起来造你的反,你不要抱幻想了,你不要欺骗,那是妄想。”所以陈听说武汉军民造他的反连说:好,好。
    可:他们为什么造你的反呢?答:我执行了反动路线。问:你不是支持三新二司吗?答:那只是口头上说说。
    谁喊:“陈再道政权万岁”?答:我不知道
    问:是不是百万雄师喊的
    答:他们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问:他们就在你的跟前喊的,你怎么不知道答:我听也不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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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百万雄师为什么那样爱你?
    答:我也不要他们爱
    (紧接着三军造反派又审问了第五个问题。)
    问:七月十日上午,你们开了一个会,你在会上讲了些什么?答:讲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大好。问:什么大好,你杀的人还少?答:报纸都那么讲大好,大好。问:还讲了什么?
    答:三新二司是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团结,要斗争,要他们转变,以后还要依靠。
    问:你说三新二司天天打我们的战士,算什么鸡巴革命,说了没有?答:没有。
    这时把蔡烟臣拉上来审问。问:陈再道对三新二司怎么讲的?
    蔡答:七月十日,他们(指陈再道)召开了一个会,是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我是牛怀龙传达的,陈再道首先讲了三新二司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鸡巴革命派
    问:他说的对不对?
    答:他讲的这些都是我讲的。问:你对百万雄师还有什么?(陈东拉西扯,根本不交待。
    问:你在会上对大家说过,你们说百万雄师不好,但是群众都向着他们,干部亮相都亮在他们那里,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说了没有?
    答:说了,说了。问:你亮相亮到那一边?
    陈一会说亮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到邓、刘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在百万雄师一边。
    问:你还说《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全国最少有的,不能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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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说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一听说要蔡炳臣来交待,他又连声说是这,是这
    最后,三军造反派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巴万庭五个反革命分子一起带到台前,排成一排进行了集体宣判,这几个坏蛋,站在那里,丧魂落魄
    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
    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
    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奔腾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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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中,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指战员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军民团结战斗,共同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推向波澜壮阔的新高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军队。这支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坚强的后盾。这支军队,坚决响应毛主席“三支”“两军”的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新的功劳。
    在武汉地区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紧紧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起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和保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一小撮反动家伙。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战士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在“支左”工作中曾经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向广大革命群众公开作了检讨;并且表示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在广大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人民军队的支持和爱护。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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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39页,共4822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前,武汉地区一小撮反动家伙,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在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挑拨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有丝亳的麻痹和松懈。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把军民团结搞得牢牢的,把军民关系处理得好好的,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五十分,王力同志委托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王道明同志和中央文革宣传组韩玉贤同志,亲切探望来京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亲切问候,并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五点重要指示。〗
    第一位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三钢、三新一定要团结
    大敌当前,毛主席这样关心,革命派没有任何理由搞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搞联合,要搞团结。这个问题是决定武汉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关键
    三钢对三新,三新对三钢,都要互相看长处,多做自我批评。办报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问题。
    、武汉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武汉各工厂、学校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同时挑起来。
    三、拥军爱民。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要拥军爱民。军区改编了,独立师调走了,这是毛主席采取的一个根本措施,这是对武汉人民最大的关怀。武汉军区作了检讨,这个时候造反派应当把拥军爱民的旗帜高高举起来。对待武汉军区应该欢迎他们检讨,主动向他们介绍造反派内部情况。拥军爱民的口号应作为武汉地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一个标志。
    四、对百万雄师、公检法及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正确对待,不能打击、报复,不能提刺激性口号。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阶级兄弟,不能歧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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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40页,共4822页
    把仇恨集中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一定要团结的方针、教育的方针,政治工作的方针,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才能扩大,对站过来的同志要欢迎。
    五、警惕坏人。对个别坏人要注意,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对个别坏人要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对个别坏人,也要少抓人。要抓最好通过他们(保守组织)自己觉悟起来抓。要少抓人,主要是政治攻势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备总部、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陆空军、第二炮兵、防化学兵、通讯兵、工程兵、装甲兵直属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高等军事院校“红联”兵团、政治学院“无产者革命造反兵团”共1200余人,第二次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同时,对反革命分子钟汉华(前武汉军区政委)、牛怀龙(前8201部队师长)、蔡炳臣(前8201部队政委)、巴方廷(前武汉市人武部部长)的部分罪行也进行了审问和斗争。国防工办无产阶级革命派应邀参加了斗争大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前一次斗争陈再道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和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奋起毛泽东尽想千钧棒,向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发动了一次围歼战,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节节胜利,越战越强阶级敌人步步败退,惨遭失败的结果而告终。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它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是不可战胜的。
    大会开始,到会的全体同志首先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敬礼,然后高唱《东方红》和《造反有理》,学习最高指示。
    大会执行勤务员宣布:“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全场顿时轰动起来,愤怒的口号声震荡着整个大厅,全体代表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满腔怒火一起迸发出来。“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一一陈再道!”“打倒第二个张国焘一一陈再道!”“打倒刘、邓的帮凶和打手陈再道!”“打倒‘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陈再道!”“打倒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打倒中国人民的叛徒陈再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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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声此起彼落。陈再道在八月四日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象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战斗一开始,三军造反派就宣判陈再道在“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的罪行,并令其老实交待。陈再道一开口就给自己戴上了几顶大帽子,用以掩盖其具体事实。他供认:“我犯了大罪,我反了党中央,反了毛主席,反了林副主席反了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代表说:“陈再道,你这个老反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下了人民的血债,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无法抵偿,但是毛主席还是给你出路。你说,毛主席对你有什么指示?”
    陈再道答:“我犯了罪,要彻底改过。:“毛主席要你不坚持错误。有没有?”答:“有
    问:“要你认真改正。有没有?”答:“有
    “要你取得群众的谅解。有没有?”答:“有
    问:“这几天你交待了些什么?”
    答:“我交待啊,我执行了反动路线……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反毛主席。
    陈再道把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仅仅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陈再道为自己开脱罪责向造反派反扑的第一张牌。三军造反派一眼看穿了他的阴谋,用雄辩的事实把这张牌撕的粉碎。陈再道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刘、邓的帮凶和打手,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流氓,老反革命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陈再道出力卖命;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陈又跳出来,为彭德怀吹喇叭、抬轿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陈大抱不平,狂妄地叫嚣:“彭德怀是个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真是反动透顶,三军造反派的代表揭发了陈再道的这些罪行后,全场同志怒不可遏,纷纷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老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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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三军革命造反派揭了许多事实证明:陈再道一贯是那里最臭他往那里跳那里最脏他往那里靠,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九六三年王任重在省委常委会上有个讲话说:“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陈再道把这株特大毒草视若珍宝,奉若神明,在今年还下令要武汉军区指战员学习这个讲话。更力口可恶的是:一九六六年九月陈再道和三反分子张体学在武汉接见红卫兵时,竟然胆大妄为,学着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办法,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乘着敞篷车,招着手,检阅武汉市的红卫兵。这个老混蛋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狂妄到了极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明日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三军造反派就这一反革命罪行狠狠地斗争了陈再道,并审问了钟汉华。
    三军革命造反派问陈再道:“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在人大会堂有个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答:“有哇。
    问:“怎么讲的?”答:“说成都和武汉问题严重,应该冲一下
    “你什么时候听到的?答:“我们开会,当时就知道。问:“谁在北京?
    答:“各大军区都有人来。武汉军区有我和钟汉华。问:“你对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什么感触?答:“没有什么感触。问:“你们同意吗?
    :“当时我们对这讲话有点感觉,我们感觉还没有成都那么严重。
    “你跟谁论的?
    答:“我们两个都有这样感觉。
    问:“你跟钟汉华在一起,还说了些什么东西?答:“没有说什么
    这时,陈再道非常紧张,满身汗水直淌,衣服很快就湿透了,但是,他还是矢口抵赖,死不交待。他作贼心虚地叫喊:“那个问题我没说。”大家问他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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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就是说扩大中央文革,每个省都派人来这句话我没说,如果说了就杀我的头。”三军造反派把他押到一边,开始审问钟汉华。
    问:“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讲话以后,你们两个怎么说的?
    答:“我们两个说,我们的情况不同,没有带枪啊。另外讲,我们不好办,要冲了,日子不好过。
    问:“去年四月,关于中央文革问题,陈再道怎么说的?
    答:“陈再道说北京好办,有人救火,下面不好办,我们耍想办法扩大中央文革,最好各省都要有人来。
    三军造反派又问陈再道:“这些话,你说了没有?陈再道答:“我说了,我说了,我这是反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乘胜追击,厉声斥问陈再道:“刚才你为什么抵赖,还以杀头来威胁,你要顽抗到底吗?你还说了什么?
    答:“还说,武汉问题听造反派多一些,听我们意见少一些。感觉中央文革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是那么多
    审问之后,造反派代表进一步揭发说,江青同志四月十六日的讲话发到全国都是一样的,唯独武汉军区私自涂改了这个文件,把成都、武汉问题严重那句话里武汉两字徐掉。另外,陈再道还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积极,我要放炮。我想,最好扩大中央文革,现在中央文革光听学生的,不听我们的,这样不行!”他甚至还想方设法诬蔑攻击陈伯达同志,诬蔑陈伯达同志讲话不辩证、不全面。陈再道真是个十恶不赦的老反革命!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反对毛主席,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对于陈再道这样一条反革命老狗,我们就是要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陈再道跟着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也同样彻底失败了,真正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陈再道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他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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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竟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在武汉三镇大搞白色恐怖,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更不可饶恕的是,陈再道一手策划了“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三军造反派责令其交待这个问题。问了半天陈再道就是不交待具体罪行这是陈再道向造反派反扑亮出的第二张牌:口头上认罪,实际上拒不交待。老混蛋,这张牌救不了你的命,罪证俱在,你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问:“六月廿六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武汉文化大革命作了些什么指示?答:“说‘百万雄师’武斗不正常,要很快制止问:“你们是怎样执行的?答:“我们坚决执行了。
    :“那么为什么武汉地区的武斗继续发生,而且越来越大?答:“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
    问:“中央文革代表去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怎么解释?‘七.二零事件怎么解释?
    答:“我们有文化革命办公室,还有个支左指挥部,由他们管。
    陈再道在三军造反派的强大攻势面前,步步退却,退到死胡同以后,就拋出了第三张牌。他妄想把他所干的一切反革命罪恶勾当,全都推说是下面干的。陈再道说的倒轻巧,你骗得了谁?全场同志纷纷质问他:“你这个司令员是干什么的?”陈再道说:“我罪责难逃。
    接着,三军造反派问陈再道:“你在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说了些什么?关于三新二司又说了些什么?”陈再道这个老狗一听又要他交侍这个问题,就又蹦又跳,又哭又叫,大耍无赖,似乎人们冤枉了他。这时,三军造反派便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问:“蔡炳臣,陈再道七月十日说了些什么?
    答:“他说现在街上岀现了三新二司的大标语,要打倒我(指陈再道),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还讲三新二司我们以前支持他们,现在也没讲不支持,他们天天搞我们的战士,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方向完全错了。他们不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我革命四十年,我不相信他们能够胜利,他们垮了由他们自己负责。他还给三新二司列了十大罪状。还说,‘百万雄师’是个问题,为什么群众向着他们干部亮相亮在他们一边?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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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他讲了‘百万雄师’的八大‘好处’以后,又说,我也没有支持他们,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支持他们也没有错。另外还讲,将来到北京,你们这些人都去,你们可以带些三新、二司的材料。陈再道这句话.不是想支持三新、二司,而是想把人家整垮。
    过了一会蔡炳臣又补充了一句:“他还说干革命有什么话就讲,伺必把意见都咽在肚子里。
    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煽动人,主要是号召大家支持‘百万雄师’。我看也是煽动大家反对党中央、反对手主席。
    蔡炳臣交待的这些问题,跟陈再道对质后,陈再道承认说:“我都讲了。”这时他不蹦了,也不哭不叫了。但要他重复一遍时,他又耍赖了,说:“我忘了,我忘了,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都是我讲的,你们把材料拿来我念一念。”这个老混蛋真是一个赖皮狗,无赖至极,可恶至极。
    “我忘了”这是陈再道在事实面前赖也赖不掉,逃也逃不了的情况下,甩出来的第四张牌,以此找借口,并且在话里按钉子、设埋伏,这同样是一次恶毒的反扑。陈再道的这次反扑,把三军造反派愤怒的火煽得更旺了,更加激起了造反派的阶级仇恨,一阵口号声,把陈再道轰得晕头转向无法招架问:“你们七月十号会议精神,符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答:“不符合,反对中央嘛
    问:“六月廿六号中央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肯定还是批评“百万雄师
    :“那是批评嘛。
    “你是批评还是表扬。答:“我没有表扬。
    问:“你说‘百万雄师’有八大‘好处’是干什么的?答:“这是表扬。
    问:“中央批评‘百万雄师”而你表扬他们,你是不是对抗中央?答:“是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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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中央在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你还让中央代表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所以我是混蛋哪。
    可:“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是对中央指示不满,对我们批评不满。问:“你对街上的情况很满意,是不是!
    答:“当时认为街上是不错,武斗死人还不多,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指三新、二司等),‘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
    :“中央对武汉地区武斗有什么指示?是表扬你们武斗不厉害吗?答:“武斗得厉害
    问:“你是不是认为不厉害?答:“是啊。
    问:“工总是谁解散的?答:“我们解散的。
    “那你为什么还说没有打击造反派?你抓了学生没有?答:“没有抓学生。
    问:“你们先在空军就抓了一百多名,你抓的还少吗?答:“我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问:“街上还有什么情况?
    答:“街上有‘百万雄师’游行,但没有报告我
    位代表揭发说:“当时街上贴有许多矛头指向中央的反动标语。还有‘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百万雄师’挑起大规模武斗……,这就是你对中央首长的欢迎吗?
    陈再道答:“是啊,是啊
    问:“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同志是什么问题2答:“是反革命行为。问:“你当时干什么去了?
    答:“我跟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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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答:“那个时候乱得很哪!
    问:“你走时说:‘我是无能为力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是不是?答:“我当时是无能为力了,我没有这个能力。问:“你为什么不调部队来处理?答:“他们不听我的
    果真是这样吗?一位代表揭发了一个事实,完全戳穿了他的鬼话。廿一日晨王力同志已经被绑架走了,“百万雄师’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有四十多个暴徒又冲到王力同志的住处。这时,陈再道给独立师(8201部队)打了一个电话,独立师就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以后‘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陈再道对这个事实供认不讳。
    另有一位代表接着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陈再道,要他把王力同志找回来。陈再道不仅拒不执行,还说“不要害怕群众嘛。
    大量的事实证明,陈再道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无论陈再道怎样耍阴谋、演把戏,亮岀多少张牌,都逃脱不了罪责,最后只能得到加倍的惩罚
    最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逐个审问和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
    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陈再道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我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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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继续深入地向陈再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发起总攻击,彻底粉碎反革命新反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奋勇前进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几天,我们公安部的同志们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要在我们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件事情作得很好,很对,我热烈赞成这种革命行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我想这个批判应该继续下去,大会批判,大会斗争这很重要,可以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可以揭发很多问题,可以介绍许多情况。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公安系统的流毒很深,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搞格伯乌的一套,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个工作仅仅依靠几次大会还不够,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件事希望我们公安部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来办这件伟大的事情。要转变政法战线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苏修那一套,要下很大功夫,要先从我们公安部开始
    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在北京,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起,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一起,这样就便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是,彭、罗在政法方面的流毒很深,这一点,我们大家在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拿每一个公安民警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这一点在整个公安机关也是如此。但是,作为领导,作为公安战线上,因为有彭、罗流毒,在建国十七年来,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一些,已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毛主席的许多东西,尽管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中央文革,但是,行动上往往违背。公安机关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改变。我们公安部也和下面脱离了关系,我们不知道下面什么人在领导。现在大多数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队系统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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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军队他原来也不大懂得公安业务,还是由公安系统当参谋。结果,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这个专政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不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司令部一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份力量,相反,往往站在对立面,而且死也不觉悟,到现在还不觉悟。归根结底,归到彭真、罗瑞卿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刘少奇、邓小平他身上,中他们黑“修养”和“驯服工具”的毒很深,包括我们这些人。他们搞的“驯服工具”,不是为了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实际上却做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驯服工具”,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镇压群众。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然里边还是有些造反派,但是作为领导来讲,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少数不是这种情况,这中间公安系统作的坏些,抓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这样一做,省、市机关的造反派,公安机关造反派造反了。今年一月份以后,所有公安机关都造了反,这个反造得对。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靠边站,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好同志。大多数公安机关都实行了军管,我们相信伟大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军队。但是,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査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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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个情况指出了政府、军队、革命左派抓人都不是好办法,都不要随便抓人,应该是群众专政,这是我们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武汉的“百万雄师”,军队、左派对他们一个人也不要抓,要让他们自己造反,把坏头头扭送上来。四川产业军自己起来造反,抓了十二个头头,这做得对。不要军队,更不要公安机关抓人。毛主席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但是有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象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这个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有些学校要我们抓人,我们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他们,我们主要是协助。这样做有没有群众反对?北京造反派对我有意见。说我太软,不抓人。反正有意见,你这样做有意见,那样做也有意见,但不管怎样,总要合乎毛主席思想。从长久来谈,群众是会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的。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去办。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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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就是今天革命明天夺权,从组织行政把它砸烂了,但整个的思想体系没有改变,什么厅长、局长呀换成勤务组,根本没有改造,他还是抓人,不懂得搞群众路线,不懂得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相信左派。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的是极少数。第
    次镇压反革命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都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主
    席总结了,走群众路线,犯错误总要比少数人搞犯得少,犯了也容易纠正。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我们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当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要我们这个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干,就造他的反;如果谁要用专政工具去包庇坏人,我们也不干,就造他的反。利用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包庇坏人,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的特点。那个谢列平,当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连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当了,可见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比中央书记还大多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包庇坏人,专群众的政,凌驾于一切之上。我看,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这个权力的大小问题,我和罗瑞卿曾经争论过,我说公安部的权力太大了,罗瑞卿说这是中央赋于我们的,在中央开会两个人争起来。“罗长子”这个人手太长,所有权都交给他,他还不够。我没有能力,办不了那么多事情,权力不要那么大,老百姓可以管我们,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什么人都可以管我们。公安部能不能彻底变,要权力很小,工作很多。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我才不迷信。无非是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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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我们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身边。公安部革命派的同志们!通过一年揭发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叛徒徐子荣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冲公安部时,有的同志发脾气了说我太软,发就发了,那些“联动”到公安部胡闹,这些事不要看的严重了,公安部可以冲的,可以进进出出,这件事我受过批评,但有好处,公安部成了特殊,神圣不可侵犯是不行的。所以这几天批判大党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批判得好!批判得对!但跟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把他们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再搞他半年到一年,不要疲倦,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彻底批判,要调动公安机关干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和革命派一起,彻底清算公安机关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彻底清算,这和我们大多数群众都有关系,过去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彻底清算,这样才能使我们公安部永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跟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走,誓师保卫毛主席,誓师保卫林副主席,誓」保卫中央文革,成为一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革命的公安部,总是支持革命的,同保守势力作斗争,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公安部,这里说一下,各省的那些公安机关的保守势力找到公安部,你们不要理他,要理他就要同他作斗争,千万不要使公安部成为包庇坏人的场所。我们招待所就住过“百万雄师”的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撵走了。这次汉口有人要打倒谢富治,就是公安机关带头,打倒王力,也是公安机关带头。王力同志被绑架后,我到军区去,在军区门口看到百多辆卡车,几十辆消防车,有几个穿消防服装的人凶恶得很,他们喊:陈再道是好人,谢富治是大坏蛋,拿刀子来,把他拉出来,杀了他!有几个大个子凶恶得很呀!大家都看到嘛!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也不认识,你这样凶恶!?倒是下面青年人好,群众好,还是他们帮忙,保护我们把车开走了。最凶恶的人就是穿消防服的几个家伙。我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单是对王力同志和我,他们是针对毛主席,针对林副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针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现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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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不敢公开反对,而是写匿名信,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也有一股逆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革命派都是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方,就是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点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要保卫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就和他作斗争。公安部是专政机关,我们要支持革命派,从各方面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特别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坚决捍卫和维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听林副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跟他们走。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把他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更不看在眼里。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如果我们要当驯服工具”,只能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讲,我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加以反对,不能当“驯服工具”,我们要彻底清算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公安部流传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要坚决支持革命派。要同那些保守势力、反革命作坚决斗争(这时有人要给谢副总理照相,谢副总理说:不要照相,不搞那一套),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过去犯了错误,我们要建立新的功勋。配合文化大革命,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底子。我们公安部参加了许多专政,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新的功勋,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坚决办快办好。在北京市,我们了解的,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给予方便条件。凡是保守的我们要限制,要斗争。但属于革命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争论,我们不参与。他们那一派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就支持。如果属于同保守势力和反革命作斗争,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就支持,别的事我们不管。
    我没有准备,今天的讲话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据的。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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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然,作为某些成员来讲,支持左派的那个地方都有,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讲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在大城市。县公安局支持保守派的有八成,不管造反没有造反,夺权没有夺权的都是这样。还有人武部,支持保守派的也是八成,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调查。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作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下边公安机关没有联系。有,他们也不听你的,所以我说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当然,这一送,打倒谢富治就更多了,你这个公安部长,专讲公安机关的坏话,其实不是坏话,是好话。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走,要支持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大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少数是坏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了。武汉公安机关的头头也不要捉,让他们自己捉,这不是靠捉人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个别实在坏得很的,由他们自己觉悟起来造反。我想,公、检、法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归罪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和我们广大干部也有点关系,但只要我们觉悟了,彻底清算他们就好办。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喊几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安部批判刘、邓联络站整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万里长江,一日千里,滚滚向前。今天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来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发表一周年。今天,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毛主席讲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一年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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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十六条”这盏指路明灯指引下,沖破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重重阻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趁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决战时刻,我们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支持下,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地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并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把他们打翻在地。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也识破了敌人的真面目,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敌人已经众叛亲离,日趋孤立。
    如何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我们认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是要革命的,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彻底孤立“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阶级队伍,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这是集中力量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关键问题。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对于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我们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互相谅解,求大同,存小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决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决响应“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前一阶段,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他们在改正之中,决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近,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武汉部队的革命行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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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的支持。当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阶级敌人离间军民关系的阴谋活动。我们决掀起“拥军爱民”活动的新高潮,把“拥军爱民”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可丢。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一如既往,努力学习“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勇敢捍卫“十六条”。我们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1967.08.08))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一)林副主席在听取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时的插话(汇报“百万雄师”分化瓦解情况时)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当××谈到武汉部队现在同小将关系亲密,请些造反派来连队作报告效果很好时)
    林副主席说: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
    (当郑维山同志谈到内蒙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女人来信时)
    林副主席说:这是有计划地腐蚀部队,(康生:这是乌兰夫搞的。)这是阶级敌人搞的腐蚀政策,是阶级斗争中敌人的一种计策
    (林副主席问沈阳、广州、福州有没有这个情况,陈、黄、刘答,没有发现。林副主席说:可见是个别现象。)
    乌兰夫、王铎、陈再道支持反动组织积极打击左派,他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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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林副主席听汇报后的指示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大区、各地区都比较紧张,具体的由总理、中央文革来解决。他们日夜工作。各地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我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岀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毛主席说,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陈再道不管怎么样反动,总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臧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毛主席指示,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问题没有解决,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已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才敢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人充分暴露岀来,各种隐患诱发岀来。经过文化大革命阶段,使坏事和反革命统统暴露出来,使他们转化为有利无产阶级的事,转化为好事,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破除了旧的阶段,转化为新的胜利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岀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党、政府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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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苫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王、张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不通。但他几十年来还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办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垮台了中央请他到北京来他不来,前次来,江青同志亲自给他做工作,中央又派张春桥同志去看他。要交待政策,使他不垮。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査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査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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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分是需要的,但不能唯成分论,主要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对待保守派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派的头头,要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该强调联合,说明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不要镇压群众,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四快一慢”,把情况弄淸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早检讨,改正的越快越好,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共产党人要有这个风格。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制度,发生了新情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没有准备。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这种革命,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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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看得清楚个普通工人都知道,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没有看到什么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不肯改对党的损失太大了。十八年米犯错误的大都是这样。犯了错误的,改了都欢迎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伟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但是我们很不理解,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骨干外不少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错误非改不行,不改就会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个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政治大革命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理论上、思想上还不知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了错了还搞不清楚,只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理论才能搞清楚只有把毛泽东思想搞通了才能走到社会主义。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要犯错误,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现在一方面看到一些地区的同志犯错误,就怕起来了,怕就是要接受教训的确,我们怕大区的同志犯错误,怕部队犯错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靠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使我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抓住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这个,就会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学毛著还可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主要领导干部一再犯错误,我们一再不让他垮,现在还要想办法让他搞好。学毛著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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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靠各大军区,主要是抓好毛著学习,两条路线教育,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
    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都垮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八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国家机器,垮掉了,军队去接管。我们的国家机器中,有很多东西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毛主席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人武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调来集训,让革命造反派当教员,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是好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错误改了还可以工作。还有思想不通的可以换下来,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否则就要撤换,但不能不教而诛。
    (总理:集训由邱会作、王新亭、王宏坤同志负责,抽出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负责接收学员,把文化大革命材料编成教材。)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说的话供参考。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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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康生:林副主席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搞个教育纲目。)
    (伯达:林总指示很重要,对我们也是个最大的教育。过去,我们请示报告不够。有的同志提按林副主席指示写个宣传提纲在部队进行教育。)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时间:凌晨和晚上,地点:人大会堂甘肃厅、福建厅。〗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洪霞、夏帮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
    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做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
    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现将首长两次接见时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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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援,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
    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
    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
    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三·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
    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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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零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零”。过去的帐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
    ,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
    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
    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岀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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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査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权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攴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別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千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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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米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他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朱洪霞夏帮银武汉钢二司丁家显方保林钢九·
    李想玉但功荣新华工张立国郭保安新湖大谢帮柱彭勋新华农髙玉泽魏梅森三司革联雪湘明曾庆元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一九
    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朱鸿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武汉地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负责人朱鸿霞夏邦银丁家显方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宝安谢邦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曾庆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的大力支持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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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搏斗,粉碎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猖狂反扑,从根本上扭转了武汉的局势,把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通过这场大搏斗,出现了伟大的七月革命怒涛,通过严峻的考验,检査了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阶级阵线非常分明。这为彻底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深受迫害而又得到彻底翻身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恩万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们深深懂得: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一颗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大联合的大旗,加强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兄弟组织学习,多看别人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顾大局、识大体,处处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重。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的大旗,争当拥军的模范,坚决和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于毛主席、林副主席委派的武汉部队曾思玉司令员和刘丰政治委员,坚决信任,大力支持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一些到现在还不觉悟的或别有用心的人要怠工,我们坚决顶上去,和解放军、工人同志一起,去维护革命的秩序和生产的秩序;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学习贫下中农的优良品质。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针锋相对,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如何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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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破私立公,彻底革命。我们必须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天天读,天天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多么的亲切啊!我们一定要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武汉的问题关系重大,不是我们一个地方几个组织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想到整个革命事业,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
    毛主席为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人民日报(1967.08.14)
    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八月十五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现根据记录稿摘要刊登如下。记录稿未经王力同志本人审阅,仅供读者参考。〗
    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首先向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王力同志早日恢复健康,王力同志说
    我的脚一根骨头再长一个月就好了。我全身被打了,但没有内伤,不会成为残废。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同志们,并向同志们问好。
    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右派作了充分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
    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象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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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现在他们是垮台了。他们的头头干了坏事。我们到武汉时,满街说他们是“百匪”,老太婆说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们说服革命派不要叫他们“百匪”。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受蒙蔽的群众。
    武汉的“三司”,人们叫它“康老
    根据材料看,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
    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在“七·二○”事件中,每个政治派别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而三司同“百万雄师”唱一个调子。这说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后来中央发表第一条消息司就彻底垮台了。
    工总的翻案问题是焦点。“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査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只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会这样讲话。
    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
    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岀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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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辫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他们用全套专政工具来搞全面复辟。脓疮出来好,因为有毛主席在,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这两个条件,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现在军区改组,独立师调岀武汉整训,人武部、“公检法”彻底改组,“百万雄师”彻底瓦解,革命阵线分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各方面来支持,形势大好。
    你们在新华社工作,看到很多消息,这里告急,那里流血,可能认为形势不好。其实形势很好,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所谓到军区去抓一小撮,这里抓陈再道,那里抓陈再道,都是不对的。北京有的学生对形势的分析不对,没有看主流,没有看事物的本质。对形势的分析不对,处理问题的方针就不会对,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这个大好形势,可是就有人看不清楚。这些人过几个月就看清楚了
    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有的人有反动言论,攻击毛主席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人就那么高明”,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自己高明。中央文革是在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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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千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大清楚。他们看作朋友的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
    是不是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就不革命了呢?不继续革命就会走到资本主义走到苏联修正主义那条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是走狗,不是一小撮,那么我们对大多数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所有没有垮台的干部,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垮台;对于那些不要打倒的干部,都不打倒,要团结他们。当然,真正扶不起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斗争矛头,必须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面不能扩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要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说:“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不要说是反动组织,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是一小撮。“百万雄师”也是一样。我和“百万雄师”接触过,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到武汉,陈再道派了一个保卫科长跟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小将经常挖苫他,说他是“铁杆百万雄师”。他最害怕到革命派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到水院去,见到造反派并不可怕,后来他成了保卫我的人。绑架我的汽车上有三十多个战士。我给他们做了工作,后来有人打我时,这些战士都护着我。可见,要相信群众,哪有那么多的坏人!陈再道把中央文革当敌人来宣传,许多人受到蒙蔽,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支部队,四个营已经上街了,后来有两个排,他们的政委只作了一刻钟的工作,战士就痛哭流涕。军队转过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我们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了四天工作,最后野战军除个别的以外,全部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决不能动摇。武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总社的同志,大量的要下去,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向中央反映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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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社和好的分社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下,你们要下去,赶快下去下去以后,不要指手划脚,不要参加他们派别的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千万不要指手划脚。要进行调査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就是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人家就不允许,要准备挨打。
    到哪里去,都要把中央已经知道的情况讲一讲,不清楚的,自己去摸去,犯错误也不要紧。
    搞国际斗争的一定要知道国内。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最高级的斗争。国内问题搞清楚了,国际斗争就好解决了。事情总是那样,高级的解决了,反过来看低级的东西就好解决。什么外交部的国际斗争,光是吓人。
    我对每一个新闻战士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首先是革命的战士,第二才是新闻战士。不能颠倒。如果我们(指中央文革)不是直接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作一个革命战土,我们就没法写文章。我同人民日报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相连,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相反有些报馆的人,关起门来,整天写呀写,写不出东西,天天搞无米之炊,那怎么行呢?
    下去应该是“三结合”。我们这一次到武汉去,就是这样的。一般干部,还有革命小将,同时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我们下去以后,没有任何等级观念。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最近,武汉“钢工总
    钢二司”、“钢九
    ”、“新华工”、“新
    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共聚一堂,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紧密地联合起来,为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而斗争。这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战斗的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大步。这是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的沉重打击。
    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大联合的热潮中,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起了带头作用。这个头带得及时,带得好!
    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排除来自各方的干扰,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积极地推进革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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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应当看到,广大革命群众是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谁要违背群众的意愿,热衷于打“内战”,硬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到宗派斗争的歧途上去那就必然会受到革命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在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每个革命同志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哉略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胜利地进行夺权和掌权。如果把个人的和小团体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之上,陷于为个人和小团体争权夺利,这样势必越夺越没有权,越脱离革命群众,以至使自己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从自己切身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革命大联合的重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把新仇旧恨集中到无产阶级的主要的敌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身上;而对于革命队伍内部以往出现的分歧,做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双方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对方长处,珍惜在共同斗争中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友谊,使武汉地区革命大联合出现了崭新的大好形势。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当前,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决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三军广大指战员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有条件,而且应该成为革命大团结、大联合的模范,成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模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支援湖北三千万革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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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支援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横刀跃马,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坚决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绝不辜负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新华社(1967.08.17)
    他们团聚一堂,亲切座谈,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
    新华社武汉十四日电在亿万军民满怀战斗豪情热烈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日子里,在举国上下掀起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新高潮中,英勇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
    ”、“新华工”、“新湖大”、“新
    华农”和“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团聚一堂,进行了亲切的座谈。他们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个崭新的阶段。
    共同的革命目标要求我们大团结、大联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指出,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看到,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孤立了,但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施出新的花招,策划新的阴谋,进行疯狂的抵抗。我们千万不要丧失革命警惕,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吃大亏,上大当。历史赋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使命,就是要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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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岀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斗臭。共同的革命目标迫切要求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只有团结战斗,联合对敌,才能置阶级敌人于死地,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钢工总”和“新华农”负责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揪出来了,他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也被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伟大的胜利,最辉煌的成果。但是,必须看到,他们是没有冻僵的毒蛇,是落水的恶狗,还会作垂死的挣扎。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阵线内部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还很艰巨,斗争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对敌,穷追猛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呼声
    “新湖大”负责人说:当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迫不及待地需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一年多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虽然已经威风扫地,但他们决不会甘心于白己的失败。他们还会梳妆打扮,寻找机会向我们进攻。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组织,必须进一步巩固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
    “钢二司”、“钢九
    ”、“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武
    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团结起来,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敌人最害怕我们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越是要加倍增强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真理,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挑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迈开更大的步伐,挑起更重的担子,团结武汉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七个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说,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实行长时间白色恐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正是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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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最艰苫的日子里,我们同呼吸,共患难,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坚持团结战斗,战胜了貌似强大的阶级敌人,因而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团结和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这是进一步实现和巩固大联合、大团结的基础,也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保证。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巩固大团结、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
    在长期阶级斗争反复较量的实践中,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凝聚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深仇大恨。特别是最近,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制造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他们一致表示,目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更加广泛的大联合,以更加坚强的铁拳头狠狠地痛击“落水狗”
    “新湖大”和“新华农”的负责人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大批判来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在斗争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在对敌斗争中求团结,团结起来对敌进行斗争;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臭;要彻底揭发、批判、斗争“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罪行。我们要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把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共同对敌
    “钢二司”和“钢九
    ”的负责人说,只有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实
    现和巩固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革命派和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结成更加坚强的铁拳,把千仇万恨集中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解放一大片,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彻底打倒他们,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也都一再强调,只有髙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派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的群众。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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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钢工总”负责人说,我们应当更好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结成更加巩固的铜墙铁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在战斗的道路上,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多做自我批评
    “钢工总”和“钢九·一三”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革命组织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是难免的,是正常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完全能够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通过适当的机会,交换意见。我们有许多缺点,希望各兄弟组织多给我们批评。我们还准备邀请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交换意见,听取对我们的批评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我们自己更是要多做自我批评,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革命组织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统统集中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身上。对他们,就账要算,老账也要算,要算总账,算个彻底,算个痛快。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负责人说,千条矛盾,万条矛盾,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我们应该把这个敌我矛盾看得大大的,把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看得小小的。对阶级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革命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可以互相协商,互相谅解,互相让步,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和点稀泥。我们团结得更坚强了,就是对阶级敌人的致命打击。我们学生要向工人学习,向各兄弟组织学习,要多做自我批评。过去,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各兄弟组织批评帮助。今后,我们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向“私”字猛烈开火,一反到底。我们不仅要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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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同时要对自己头脑里“私”字造反到底
    “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步实现和巩固发展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一定要髙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做大联合的模范。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大字报不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为促进更加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作出新的贡献。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8201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幕《七月风暴》编辑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一场举国罕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往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住地,推打和围攻了谢富治副总理,绑架和殴打了王力同志及其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进行了长达
    三天的荷枪实弹的大规模武装游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围攻、殴打和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鸣枪示威,镇压革命造反派等严重政治事件。一霎时,黑云盖天,鬼叫狼嚎,一片阴森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同伙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更是活动频繁,或幕后策划,或亲临指挥,嚣张万分。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叛变事件中的罪恶活动作如下揭发
    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
    七月十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主持下,在武汉军区内,召开了驻军各军事单位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黑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作了黑指示,到会的干部都发言表示支持,共同给军区支左工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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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调子,并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在这次黑会上,钟汉华与陈再道一唱一和,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要用大量事实来说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各革命群众的看法。”并要求“尽快把新华工的作战计划拿到手”。
    会后,牛怀龙秉承主子的旨意,急急忙忙连夜向师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并于
    七月十一日向正在进行的师党委扩大会议(科团以上干部)作了详细传达,还集中讨论了三天,把原来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工作的会议,变成一个统思想、统一口径,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与此同时,还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机关干部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很显然,“七·-○”“七·会议,就是一次为“七·二○”反革命叛乱事件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黑会
    二、恶毒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群众对抗中央
    七月十八日,牛蔡在听取了周总理、王力同志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后,竟敢违背总理的指示,急急忙忙于当晚私自向部分师党委和正副科长作了传达。十九日上午,蔡又擅自将此内容传达到师直排级以上干部及各团、营以上干部和从我师派出的各军管会代表,并指示军代表向所在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不到一天时间,就分别传达到了部分单位的战士和市公检法群众组织的成员,传达范围如此之广,传达时间如此之快,是牛蔡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所玩弄的卑鄙伎俩。
    传达中,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又恣意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部队对抗中央,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什么“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只好都表示态度”又说:“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不通的,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我们准备了四句话,如果他们问时,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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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第一,我思想通了;第二,有毛泽东思想我什么也不怕;第三,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四,保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很显然,这是以介绍会议情况为名、攻击中央是带框框来的,不作调査硏究,不愿听取大家意见,强行作岀决定,迫使军队表态。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部队对中央不满在具体传达周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时,为了进一步激起部队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蔡对总理和王力同志反复阐明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道理一带而过,而对王力同志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十大优点逐条驳斥和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结论性看法,却添油加醋讲的很具体,很详细。甚至捏造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这时,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已经十分明显。牛怀龙又火上加油地再三表态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因此还跟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有意见按组织提”,这样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气愤和埋怨,激动和丧气的不满情绪充满了整个会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牛蔡又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反复强调,要求大家:“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把对抗中央的矛头引向了王力同志
    牛蔡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只字不提如何正确对待和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刁怎样稳定部队,怎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类人员的活思想,却连篇累牍地大搞煽动,还一再示意不要对准周总理,而要对准王力同志。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牛、蔡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策划和挑动部队反抗中央的狼子野心。
    、赤膊上阵、亲自指挥
    牛蔡秉承其主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旨意,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之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七·二○”反革命叛变事件
    1、千方百计指挥和纵容反革命暴乱
    在牛蔡的煽动下,各团宣传车经过串联,于十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到师部集中准备上街闹事。蔡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慷慨应允,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沿途大喊大叫,半个晩上跑遍了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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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反革命暴乱之火
    十九日晚十二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露骨地表露了他怂恿部队上街闹事的狰狞面目。
    二十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这个反革命宣言书后(经调查,实属五团八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写了,“百万雄师”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几个干部多次提出类要求,蔡仍置之不理,任其流毒全国。
    二十一日上午,蔡指使其爪牙赫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他自己搞的,不能代表中央,中央迅速派总理、伯达同志来汉处理)通知各团,并要求向部队传达,妄图煽动部队人员揪王力同志,把事态扩大
    二十一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询问对“七·二○”事件的看法,当大家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十分得意地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还说什么“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东北军方毅部下的人”。牛也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査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又说什么“王力是‘二月提纲’的起草人
    句话,牛蔡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继续蒙蔽和煽动群众顽固与中央对抗请看!牛蔡直接指挥和纵容部队部分人员暴乱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
    2、围攻绑架,亲自出马
    部队上街闹事,要揪王力同志的事,军区孔庆德和牛蔡是完全知道的,不但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更没有通知负责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加强保卫,从二十日零时三十分左右起,“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一些部队人员先后冲击了中央首长住地。在中央首长的安全收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师执行警卫人员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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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便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就这样,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绑架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可见,绑架王力同志是陈、钟、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王力同志被绑架至军区大院后,军队内部的“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群凶手轮番进行围攻和殴打,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牛怀龙这个混蛋,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假惺惺地东跑西跑,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是到处串联,赤膊上阵,向王力同志施加压力,妄图迫使王力同志收回其指示。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他们伪造的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同志要牛去制止,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去后不但没有执行王力同志的指示,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仍不死心,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挟王力同志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也同样被王力同志严词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牛几次要王力去看所谓“武汉公安”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人,还装出一副正经相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也可以立即转移”,企图再次迫害王力同志。直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在8199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王力同志转移出军区大院为止,牛一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蔡炳臣一直龟缩在机关,与其爪牙赫文德,在司令部作战室稳坐钓鱼台,任其事态发展,还同牛通过电话,行踪十分可疑。不言而喻,牛怀龙、蔡炳臣是这次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同志的凶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3、玩弄伎俩,负隅顽抗
    冲击中央首长住地,殴打中央首长及其随行人员,围攻绑架王力同志,荷枪实弹大规模武裝游行、绑架《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围攻新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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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个个严重政治事件陆续发生,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高兴之余,又恐其反革命罪恶勾当过于暴露,还阴谋嫁祸于群众。于是挖空心思,玩弄他们惯用的两面三刀伎俩,妄图继续蒙骗和挑动部队人员与中央对抗
    二十一日深夜,牛蔡为了避人耳目,假意稳定部队,经蔡口述并以党委名义下发了六件决定。这个决定只字不提“七·二○”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二十二日晚,又经蔡口述,并连夜派干部下部队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除了再次规定:六条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之外,通篇都是一面责怪群众,一面树立牛蔡个人的绝对威信,说什么要相信师党委,要坚信师党委的六条决定是正确的。企图利用个人的所谓威信组织部队人员进行负隅顽抗。这个所谓决定和命令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其阴谋在于再次恶毒地攻击王力同志的指示不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挑动群众继续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以此做护身符,把责任推给指战员以保他们过关
    为了紧紧控制宣传队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劳,于二十二日上午,借坐思想工作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仝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对宣传队员大点反革命之火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还不断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这个牛蔡的忠实爪牙,在这个会上也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主子蔡炳臣讲话的主要内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还进一步拉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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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明明是为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大唱赞歌,评功摆好,上弦打气,继续欺骗和煽动宣传队员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替他们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卖力。
    二十日晩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还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岀来”。还顽固地提出,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幻想拿着吹捧主子陈再道,侮蔑控诉造反派到北京去向中央施加压力,实现反革命的罪恶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牛、蔡“七·二○”叛变事件中的反革命罪行罄竹难书,仅上述活生生的事例,就足以处分证明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军内走资派一手策划制造“七·二○”叛变事件,其阴谋在于疯狂煽动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反抗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决定,然后窃取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军文大权,妄图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2、“七·二○”事件是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谋已久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逆行为,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事件
    3、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而牛怀龙、蔡炳臣则是这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挑动者,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4、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最该万死!我们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来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只脚,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口号(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
    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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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部队干部揭发:《“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坏头头,煽动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武汉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的反革命事件。谢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事件。冲击东湖客舍是这个叛变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事实真相揭露如下
    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肖某、刘某(肖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阻拦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政教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暴徒们声称:军官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官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我们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这伙暴徒见阴谋不能得逞就扬言威胁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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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我们警告这伙暴徒: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嚣张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从冲击开始,到我们说服劝阻约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秦堂春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小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五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大门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和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査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零七医院,“百万雄师”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战士拦车时,他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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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8201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刺刀捅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避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到东湖后,既没有向警卫人员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没有将部队要挟冲击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只是东遛遛,西转转,看样子很焦急,实际是应付差事。最可恶的是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车上的暴徒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双方争执不下,牛怀龙不仅没有站在警卫战士一边制止暴徒绑架王力同志,反而劝说警卫战士:“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车。为了不让王力同志脱身,这个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还专门对宣传车上的人作了布置。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同志,又派三个同志乘坐其他车辆观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随时反应情况。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徐福兴同志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客舍的可能,徐福兴即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说行,徐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也说“可以”。并假惺惺地说:“回去后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见牛怀龙,牛小声告诉徐:“今天晩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没有作指示。徐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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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总理到。徐福兴同志向牛报告:“总理到”,牛说“我去”。徐十时许问牛为什么没有来?牛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下两点(即
    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怎么没有米?牛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
    二十一日三时四十分左右(某首长刚离开客舍二十分钟),“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在其坏头头蔡某、张某的带领下,千余人,分乘二十六辆卡车冲东湖,被警卫队全体人员阻止于“百花”(周总理、谢副总理住地)门外,他们声称我们是来揪王力的,王力答应十二点与我们谈判,现在三点多了,还不见王力去。”警卫人员找他们的坏头头,同他们谈判,说明王力同志昨天就被你们抓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最清楚,并严肃指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对待中央代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昨天冲抓了王力,犯了严正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他们没有冲过一次,而你们却敢来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仍无结果,坚持要冲。此时,“百万雄师”联络站坏头头肖某数人赶来,我们又从政治上说明冲击首长住地的利害关系,并警告他们:老实告诉你们,王力不在,谢副总理在,我们已经布置好了警戒,你们要冲,我们就保,你们只有将我们全部打死,才能把首长抓走,否则是办不到的。经过劝说警告,才答应撤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陈、钟、牛、蔡,罪责难逃
    从两次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七·二○”反革命叛变,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及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证据确凿,罪责难逃。
    (1)执行东湖客舍住地警卫任务,以往师党委有个原则分工,任务一来就由一师级干部带领机关干部到东湖加强对警卫工作的领导。此次中央首长来汉,正值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剧烈的关键时刻,保卫首长安全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特别是牛怀龙原来是警卫师副师长,有一定的警卫工作经验,明知此次警卫工作的重要性,自己不出马,也不叫分管此任务的其他师级干部去领导,反而派从来没有执行过此项任务的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同志去担任。十五日上午确定徐福兴一人去,后经再三说明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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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的重要性后,牛、蔡才勉强决定由执行此项任务的昌宗贵、蒋建隆同志前往。这时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有意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条件。
    (2)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长期以来忠实积极、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等反动组织,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七月十八日,周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敲响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丧钟,反革命分子蔡炳臣说:“我们想法相反,三新二司是左派,工总要翻案,通过这也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说:“杨代总长怕我不通,还专门给我个别上了一堂课。”看牛、蔡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何等仇视,于是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是名,行反革命叛变动员是实。
    (3)师团宣传车从七月十九日二十时上街串联煽动起,到二十日五时四十分“百万雄师”、部队冲击东湖客舍止,在这九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先后向牛蔡反映情况多次,他们一不做指示,二不通报外部情况,有意封锁消息让中央首长处于无准备状态,以便突然袭击,达到反革命政变之目的。牛怀龙二
    十日得知汉阳“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报,为什么不劝阻抵制?结果还是去了千余人冲击。蔡二十日答应给“百万雄师”“公检法”打电话不叫他们再去冲击东湖,为什么在这以前不打电话劝阻、抵制。二十日上午,蔡一个人在作战室打秘密电话,作战科长马兴家同志进去被蔡斥出,这足以说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一手策划的。
    (4)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好出风头,处处事事树立个人权威。一九
    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来汉时,另一师的干部负责警卫工作,牛蔡东奔西跑到车站去迎接毛主席,严重违犯了警卫纪律,今年同样是中央首长来汉,他们首先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对警卫工作不作指示,我们请都请不去。王力同志被人绑架到军区大院后,中央代表,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同志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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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兵力。”看,这个反革命分子何等恶毒!汉阳公安局被冲,市电信局被冲,牛蔡分别前往坐镇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被冲,牛蔡却龟缩在屋里无动于衷。以上事实表明,反革命分子牛蔡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们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不能按计划实现
    还有很多事实证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陈钟一手策划的,如指使暴徒冲击军用机场,不让周总理飞机着陆等,将有专题揭发!
    口号略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
    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海军政委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时,批判陈再道摘要如下。〗
    现在把陈再道揪出来了,陈再道搞的武汉叛乱,这是他的反革命木质发展最后暴露了原形,这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这个人,我和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历来就不爱学习,从历史上很早就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不满。到了陕北他就不满,张国焘的观点没有改变。到陕北时,我是政委,他是军长。我给他提出,张国焘犯了错误不要执行他的。他不听,最后到(?)张国焘就失败了。后来派两个军去营救,当时他就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为什么要我们去呢?方面军怎么不去呢?”我说:“一方面军在这里的时间长,熟悉这里的情况,应该我们去。
    你们可能看到传单上,他在抗日战争时候也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陈再道当时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当时又在一起,他是366旅旅长,他先到,我后到冀南。毛主席提出当时要以游击战为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当时他就采取反对毛主席很长时间。彭德怀当时就采取运动战为主。当时我们是在平原,在冀南,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河北的。我和陈再道是个区的,在一个大山上,他在山西面,我在山东面,相距不到十五里路。他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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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员,我当付司令员。我就提出,你这指导思想有错误。在冀南的反击是很激烈的,敌人的实力很大,就必须游击战,这是合乎实际的。可是斗了半年他的思想也没解决,你们看主席提的要精兵简战吗?就是说,人要少,但是要精干,政治上要强嘛,机关要小嘛。他当时也是不执行,当时的机关都要人保护,没有人就不行。他就说机关大,我说这样不行,这样机关打掉了,兵也打散了。他不听结果好几次被敌人包围了,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也不执行主席的,这也是个战略方针嘛。部队太大,这样人民的负担就太重,要持久战,人多了人民负担不起。持久就是时间打的长,就是要消耗敌人,达到最后把敌人消灭。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
    我们当时的条件很困难,敌人建立很多地堡封锁我们,把我们分成一块一块的,那时他就搞大兵团,把游击队集中起来,这样我们就丢了很多地方,那时我们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当时敌人变了我们也应该变。他也是反对毛主席的。通过这几件事就说明他是反对主席的。在张国焘领导下他是执行张国焘的啊,后来毛主席直接领导我们,他也是反对主席的。
    武汉事件,主席派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代表来汉后,总理去了,叫他承认错误,把人放出来,你们看了主席的批示。结果他不但不承认,还要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还喊什么陈再道万岁,围攻绑架。他有“百万雄师”,有他的嫡系部队。这是整中央,这不是和张国焘一样?所以叫第二次张国焘事件。张国焘就是这个手段,中央还是想教育他,他本性不改,就是走向反革命。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有历史的,就这样解释一下。叫他承认错误,他不改嘛!中央派去的同志他要绞死,他的口号表面是中央文革,实际是反毛主席、反林付主席。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所以这个人本性不变,一直发展这样。这个人长期不学习,吃喝玩乐,堕落腐化。他的儿子当上反革命,想跑到外国去。这与家庭有关系嘛!这是个根本原因。全国胜利以后,不是有这么个牌子(做手势,指军衔),他自己要个中将。后来没有了,评级评了六级,他也不满意,他还嫌官小,还是个人的原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没和我谈,我知道这一点。这是个人主义,他不好好干工作,也没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好主意,就靠下边干。(有人插话:靠老资格吃饭。)对。(有人插话:他说他是十八勇士之一。)他撒谎,我们根本不是一方面军的,那是一方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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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插话:老保们都说是的。)他就是靠造谣吃饭。他原来在李先念那个师,后来来的。我当军长,他当师长。我经常批评他说:“你的部队就是好看不好吃。”他的部队就是带不出个作风,他也不下连队,当时我比他了解他的部队还多。就是贪玩不干正事。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冀南分散在敌人的后面。我去组织起来几个团,他就坐飞机带他们到太行山,我没赶上。结果,组织了一个团,这团后来成了他的主力,他就没打多少仗。后来一个团全被敌人消灭,这是打仗中少有的。这个人并不能打仗。今天给你们讲讲:他这个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搞资本主义,他的本性不改,他的根,他的反革命面目就暴露,
    现在武汉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好的很,出现了几个反复,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胜利,群众一定会觉悟的。当然问题也很复杂,八月一日,渡江不是有问题吗?死了不少人嘛!(有人说:捞上来的180多人。)
    我们派人去捞了,我们专门派潜水员去捞尸体,就在一块……么多,有的还用绳子捆起来了,有的还是用刀子杀死的……这里面还有坏人破坏。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世界革命也要靠这个。但是一定胜利,你们不是胜利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你们的努力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刘丰政委:我们这次很幸福,毛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这次视察了三区六省,在武汉呆的时间最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咱们这个地方也到了。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多三夜。两次出去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劝他下半夜去,主席说不行,要白天出去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很高兴。他老人家夜里二点钟回来,讲到两点十分,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又讲了几句。我们在他讲话时不插话,总是听他老人家讲,那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讲话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二十三号一时我们上街去看了一下很痛心,大字报都划掉了,在国庆节之前应搞起来,搞得更好。按毛主席讲:武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不象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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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先只能讲精神,慢慢传达原文2)不准大字报上街。
    曾司令员:主席总的讲党的历史,从讲党的历史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主席他老人家总是用马列主义、党的历史教育群众,我们的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军队也是如此。讲到整个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从历史上说明题,说明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一回事,教育我们。我们回忆起来,有:
    1)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
    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暑,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基本解决并不等于(完全)解决问题,我们还要作艰苫工作,离革命委员会还有一段路,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应该谦虚谨慎
    2)解放一大批干部,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讲,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党不利。主席原文:“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在古田,陈总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又把主席请回来,开了古田会议,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主席没有到过外国,主席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不听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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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主席一票,主席为核心,所以核心不能自封,以主席为核心一直到今天胜利。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我这个人五次是被人家排挤的,后来又要请我回来。”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的。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追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千部,哪个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错误我下一道命令,这些人还是会上战场打仗的。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不好,对党不利
    主席讲:“对百万雄师怎么样,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主席每个事情都知道,主席光注意看小报,你们的每一个小报他都看了,中央的一些大文章都是按他的思想写的。你们揪得太凶,就有可能脱离群众,这样不好。主席对我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我说打倒没关系。(刘丰: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好多战士,看到了主席,就是不往外传。凡事要请示报告,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来决定,决定错了怎么办呀
    3)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主席(原文):“体罚这个作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我考察报告里打土亳劣坤的那一套办法都拉出来了,那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文化革命要触及灵魂,这样搞会脱离群众。
    “凡是要整人的人,整来整去就整到自己头上来。”4)团结—一批评—团结
    主席说:“我有三句话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里又谈到团结问题。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众笑)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对我讲:“你这个人太急躁了。”又对刘政委讲:“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冷水。”(刘政委:江青九·五讲话可能是主席的。)
    “要全面的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又要比较的看问题。他承认山头,这是历史问题,要消灭山头,是要团结问题。反面教员要几个,没有几个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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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权之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势凌人5)广播车喇叭问题:康老对这个问题不满意。
    那天三司革联开大会,很多车子,都被主席碰上了,主席说这些车子都该全去拉粮食,粮食都没拉回来。我对刘政委说,“今天是三司革联开大会。”主席才没作声,给你们解了围。
    你们要有一个战略部署,国庆前后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再怎么办
    曾司令员:联合不起来是主席早就发觉了。主席七月十八号就发觉了,就提出最新批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在咱们武汉发现的,现在给大家交个底。)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二、地、富反、坏、右不甘心死亡。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以派性代替党性。我们支左不支派性。形“左”实右,“左”右夹击,我们也要注意
    要扫除一切非法的宣传品。作什么思想工作总要做上前。(一)矛盾不能上交。(二)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不要搞经济主义。
    刘政委:形势大好,湖北、河南形势他看了都很满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要为他老人家争气,我们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武汉解决的好坏关键在于你们。他老人家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来之前就了解了不少,他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在他老人家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特别强,纸又特别好。解放大多数干部,确实要做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坏人总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受蒙蔽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武汉文化革命确实十分关心,他特别强调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老人家讲:“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不要吞并,群众要加入你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不加入你,也要跟别人联合,不要吞并,要联合。那个“九·一三”加入工总我就有点想不通,中央点名的,为什么他们取消?百万雄师还没转过来的,就硬把他弄到我们组织里来,这不是件好事。
    主席教育我们:“多给你们讲讲历史。”“过去一个苏区里面打内战,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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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干部要训练,你们工人在国庆后可不可以开个工代会,使工人团结起来。张体学这个人如果今后检讨了,划清了界限,你们看可不可以用,你们考虑考虑。
    在大好形势下,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
    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解决问题是七个省市,河南、湖北是基本解决,领导班子都换了。大家考虑一下,十月份搞一些人出来,搞个筹备小组,争取在元旦开个会,再在腊月十五左右开个会,春节放假,好好让大家过个年。
    大联合应该是无条件的,一讲条件就搞不成,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响应总理“联合起来!过好国庆节”的号召。要警惕,防止有黑手。联合起来揪后台。
    五·一六”我们这里有,我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警惕。主席讲:“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防止坏人利用山头主义,用更左的口号来搞得我们犯错误。
    那天把主席送走,回来看到大字报都搞坏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总怀疑这里面不一定是小将搞的,很可能有坏人以更“左”的口号挑动我们犯错误
    我个人意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不要多去干涉工人的事情。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周总理先一个个点名,点到的组织站起来,工总有八位,总理问有没有女的答:没有。二司有女同志,九一三有几位,二位女同志,新华工六位。问:为什么差一位(因为一个人矮小未看见)看到后叫坐下。总理问:三新多少人?答万三千多。问女的有多少,答:至少有八百,总理说至少来一个女同志嘛!江青同志来了一定要批评。总理问新湖大有没有女的,答女的少。总理问新华农有没有女的,答:新华农三千多人女的占四分之一。总理说三新不行啰!女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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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三司革联、工造,工造一个姓丁女同志站出来说“我是工人”,总理说工造还有女同志,总理说“工造到底是个造反派嘛!”湖北电台有个女同志,总理问:“那位掉下来的女同志来了没有?答:米了。总理说“大家担心你”,答:还好。总理对曾、刘首长说:“会怎么开法?
    刘丰:“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到武汉,武汉部队、武汉地区革命派热烈地欢迎、热烈欢迎谢胡、阿利雅同志,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同志,欢迎周总理、康老、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等中央首长给我们提意见,作指示,再次表示欢迎。今晚各个组织与阿尔巴尼亚谢胡、阿利雅同志,与周总理、康老等首长汇报武汉情况,武汉大联合未实现,但拥军爱民做得很好,7·20有损失,武斗有伤亡,7·20以后武斗少,现在枪支收回四万多”。
    谢胡插话:“不要受我的影响,继续讲
    刘丰继续说:“手枪收回×××支,子弹几十万发,武汉没有用枪对枪,对百万雄师’坏头头,走资派‘部’斗争时戴高帽等,指出后,造反派接受了就不这样干了。现在搞大批判,以斗私批修为纲,批判专栏,我们出了些问题与造反派有些分歧,我们有个想法,10月搞筹备小组、12月建立革命委员会。“湖北今年是特大丰收,群众着急没有地方装
    康生:“今晚有没有“百万雄师”转变过来的代表参加座谈?总理:“工造有没有?”答:“工造没有。总理:“工总有没有?”答:“工总没有”总理:“九·一三有没有?”
    “有,没有来”
    刘丰:“解放干部跟不上,湖北干部问题不好抓接着,武汉地区各代表谈情况(没有记录)
    朱洪霞:“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武汉,感到特别高兴,阿尔巴尼亚同志造反早,我代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热烈欢迎!我工总是最早造反派之一,造修字派的反。学生先造,工人支持,他们打学生。三新二司下乡下厂点火,我们到京告状,他们诬我们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拉一派打一派,把我们打入狱。工造、三新为工总翻案,走资派唆使“百匪”搞武斗,7·20全国支持我们。最近我们的缺点是有“私”字,我们正在发号召,斗私批修,我们要同解放军搞“三结合”。
    总理向阿利雅介绍:“他是7·19从沙阳农场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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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胡问朱:“你是什么工?”朱答:“锻工”
    谢胡问:“父亲干什么?”朱迟迟答:“卖烧饼的!”谢胡问:“多少工资?”朱答“63元谢胡问:“读多少书”。朱答:“四年”
    李湘玉:代表武钢汇报,“韩宁夫搞修正主义一套,为纪念9·13成立九兵团……发表了二八声明,陈再道借此压我们,我们是被压垮的。”(总理看材料,康老与三司革联同学谈话)
    总理:“谈谈联合问题,武钢有几个组织,各个组织有多少人
    李湘玉:“武钢红旗只有一千多,都是知识分子。工总一百多人,他们是八月八日成立的。九·一三是产业工人,是掌权的”
    总理:“为什么联合不起来?”
    李湘玉:“他们大都是百万雄师过来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要掌权
    总理:“为什么联合不起来?都是工人嘛!李湘玉:“他们有坏头头”
    理:“他们有“百万雄师”坏头头?”李湘玉:“有!
    总理:“是否你们组织大,有骄傲情绪,看不起人家?
    总理对李富春:“你明天到武钢把各组织都找来,每个组织派10人,你们(九
    )今天参加了,可以少来些。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组织不分大小
    平等待人
    李湘玉:“好好好”
    总理:“你们联合得怎么样?工总有一千多单位,你们有二百多单位,是不是交叉了?
    李湘玉:“没有,我们与工总穿一条裤子,现在联合得不好,是下面的不联
    总理:“你们不是参加工总?李湘玉:“是的。
    总理:“为什么戴九·一三袖章?”李湘玉说不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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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丰:“他们就是要一个‘钢’字”。
    总理:“先临时联合,你钢工总,他钢九·三,都是一个‘钢’字,搞个钢工代会好不好?”(三钢使劲鼓掌,总理看到了。)
    总理:“工造有没有代表?”答:“有”。
    总理:“三钢同意,工造同意否?请工造的同志发吴炎金发言,总理问其姓名,刘丰说其本子上有总理:“没有”,让吴自写名字
    吴炎金检讨了二八声明上的错误并向工总赔礼道歉,总理带头鼓掌。总理:“二八声明是有许多缺点错误,我们是从大方向看”“他们盼望和你联合,同意吗?”朱洪霞:“同意”谢胡:“你留一手”。
    吴炎金后来说到坚决为工总翻案。
    总理:“很好嘛!工造当外宾的面承认错误,都是造反派嘛!你回答我的第个问题,如何联合?”
    吴炎金:“在武汉军区曾、刘首长领导下,按单位,按部门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大联合
    总理:“你们三个组织可以搞个工代会”。吴炎金:“我同意搞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总理:“组织名称由群众决定,上面如何联合?”朱洪霞:“看群众”。总理:“具体点”。
    朱洪霞:“我们搞个钢工联”。
    总理:“搞钢工联不是除了新字,你们不要因为有分歧,把新派去掉,新派也是革命造反派嘛!”
    李湘玉:“我们是大联合,他们学生干扰”
    总理:“你的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你刚刚才说三新到你们厂里点过火吗?你们不要忘记在你们困难时是三新顶住了。你们有战斗友谊,不可丢掉人家最好搞革命的工代会。我刚才提钢工代会你们鼓掌,三新不高兴。你们不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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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站在你们一边就好,三新不是支持过你们吗?你们还提出什么“不钢必康”,康老也是康,他就是不错嘛,康有为是七十年前的事,这些都是骂街的话。你们三家联合搞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好不好”?
    众:“同意”。
    康生:“根据以前经验,当面同意,出了门就打架,我建议以后你们搞第一,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自我批评。对其它组织一压二打,这是山头主义。我举例:青岛大组织检査了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派整风,检讨,联合起来了。要分清延安还是西安,武汉没有西安,都是革命造反派。光谈不成,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是大道理服从小道理。外面传安徽二派火炮轰,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各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联合?
    总理:“你们明天谈联合。”朱洪霞:“我们同意搞革工会。”
    康生:“思想要通,思想不通名字再好也不成。”
    新湖大龙铭鑫代表三新发言。他首先对阿贵宾表示欢迎,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二八声明问题上压过工总和二司,向三钢道歉,同意搞工、农、红代会“有人搞司令部我们不同意,中学生走自己的道路—一中学红联。总理:“大中学校如何联合?”
    龙铭鑫:“参加二司是行不通的,改名是可以的。”总理:“不要考虑名称,武大不是垮了吗?”
    龙铭鑫:“我们主要建立红代会。”总理先后问新华工、新华农、三司革联等同意吗?都答同意。
    总理:“武大有代表吗?(有)你们参加红代会吗?(参加!)现在看二司刚才康老讲,开会赞成,下去不赞成,联合快,散伙也快。你们是革命造反派,不要以为自己大,越是大越是要虚心。”
    丁家显:(总理说:简单点)“……刚才工造、三新向我们道歉了,我们担当不起,我们在二八声明上也有错误,把矛头指向了新华工,在这里检讨。朱洪霞和李湘玉:“这句话也代表我们。”丁家显接着说:“我们不要‘以我为核心’”康生:“你们有‘以我为核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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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家显:“有。”
    康生:“以我为核心,这是愚蠢的,谁想以我为核心,谁就成不了核心。这是主席说的。
    总理: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三钢以为自己大些,高人一头,现在又较大,你们骄傲了,以大压小这不对,这是大国沙文主义。今后有困难、有考验,那就是能否经得考验,真正有出息的人是谦虚谨慎人。蒙哥马利六一年来中国访问时把中国看得漆黑一团,毛主席说:“那时攻打×城时,先是六万人,被打了后来只有四千人,却反而打胜了你说是六万人强还是四千人强!?”
    司革联:“我们一定要借阿尔巴尼亚同志来汉的东风把大联合搞好。”(鼓掌)
    总理在看材料,取下眼镜鼓掌说:“毛主席提议阿尔巴尼亚同志到武汉来,这个东风推动你们,现在看你们的了。”
    司革联:“保证借这个东风搞好大联合。有的要以我为核心,我们坚决抵制,我们愿意不要自己的名字,搞好大联合
    总理:“没搞好联合是内因,主席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有中学生吗?(有)讲一讲
    中学红联:(新东中)“我们是独立的组织。向总理,康老问好。总理:“应先向阿尔巴尼亚同志问好。”大家要求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作指示总理说:“还是让谢胡同志说。”
    谢胡:“亲爱的周恩来同志,康生、李富春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震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武汉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武汉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成就。在座的代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相信你们都是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保证,尽管阿尔巴尼亚身受帝修双重层层包围,但是阿尔巴尼亚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久经考验的,我们决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地和您们团结在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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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胡的讲话被一阵一阵的热烈的掌声打断。
    总理说:“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谢胡同志刚才的真诚热情的讲话,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到来是一般强大的东风,这股东风一定能够促进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从刚才的掌声看,说明了这股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胡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在欢迎贵宾的宴会上,新一冶、交通联司等兄弟组织代表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向贵宾和总理,康生,李富春同志敬了酒,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亲密朋友恩维尔·霍查、祝愿中央首长和谢胡同志身体健康。
    新一冶把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
    曾思玉司令员代表武汉军区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欢迎词阿尔巴尼亚贵宾也致了答词,座谈一直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来源:湖北武汉《新武重》、《新一冶战报》1967.10.17第二版)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亲爱的谢胡同志
    亲爱的阿利雅同志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贵宾:亲爱的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同志
    我们今天三路来武汉,一路是阿利亚同志带领的,李富春同志陪同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由延安飞来武汉。一路是谢胡同志率领的,康生同志、刘宁同志陪同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由青岛飞来武汉。我这一路是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陪同毛主席邀请的谢胡同志到武汉来,来鼓舞你们。
    到机场,就表示出来你们的热烈欢呼,沿途一百万人,热烈欢迎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今天晚上我们召开的座谈会,请来了革命的东风谢胡同志,首先听了你们的报告,都表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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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说,我的第一天任务完成的不错,我希望明天,后天还要有发展,明天将分头参观工厂,学校,举行欢迎大会。
    我相信武汉的革命同志们,会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响应谢胡同志刚才的号召迅速地联合起来,造反派的头头们迅速的联合起来,按刚才的方针联合起来。
    革命大联合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大联合,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三结合,特别是结合本单位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合的方法,我同意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一是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另一是整风,做自我批
    我现在应该结束这个讲话了,谢谢今天会议的主人,人民解放军同志,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你们这样热烈的欢迎,希望你们借这个东风迅速联合起来。(祝酒略)
    谢胡同志在宴会上的讲话亲爱的周恩来同志亲爱的康生同志:亲爱的李富春同志: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非常荣幸地感谢毛主席派我们到武汉来,我们听到你们省、市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有可能从遥远的地方注意到你们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在一起进行仝面地、详细地座谈,进一步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別是你们市的情况。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
    运
    同全中国人民一样,你们省市也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的成就和我们的成就样,我们同样感到高兴。我们相信,你们在座所有革命组织代表都是革命的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合作社社员、劳动青年联盟、劳动党,全国人民,人民军的热烈的革命的战斗敬礼,衷心祝愿,祝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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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参加这一个革命会议,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大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不了解情况,无权给你们做什么指示,这要由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周总理、康生同志转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阿利雅同志说:我们将完全同意他们的指示。)
    我们的印象是,你们已经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市革委会成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所有发言的同志,都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都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自下而上的联合起来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向你们保证,在距武汉两万公里的地方,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底
    最后周总理讲话:
    非常感谢谢胡同志,支持我们,鼓舞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朋友热情的、鼓舞的话,从刚才鼓掌的情况来看,借这个东风,毛主席邀请谢胡同志到武汉来的东风已有了效果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你们都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好,我讲两点,一点是你们开会时,我提出另个开法,针对你们的问题,把毛主席著作学好,破私立公,不能会上谈得很好,会下又去吵。第二是,各派都自我批评,有了这两条才能谈到真正大联合,人家缺点让人家批评,你自己批评自己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另一派也批评自己,在整风基础上,一个礼拜就联合起来了。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问题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安徽比你们打得厉害,都开枪开炮了,但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各自做自我批评,自己把内部坏人揪出来,很快就联合起来了
    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亲爱的拉米兹·阿利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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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同志们,
    武汉市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的战友们,同志们:
    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满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深厚的革命情谊,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几天,代表团分路访问了济南、青岛和大寨、太原、延安,现在汇合到了武汉,我们向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最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战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喜讯。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这次是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专门邀请来到武汉的。毛主席请他们亲自来看看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他们也很想来看看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对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
    武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在这里乘风破浪,畅游长江。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又经受了新的考验。今天,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我们感到分外亲切,无比兴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红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了铁托叛徒集团。接着,在具有伟大的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苏联,又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也堕落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欧洲首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不畏强暴,不怕困难,不怕孤立,坚贞不屈,同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毫不调和的斗争
    当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颜色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滋长,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四面包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近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宣传无神论;解放妇女;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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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鼓励;缩减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差距;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牲畜;农业全面合作化;发展山区,争取粮食自给;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干部轮换制度;全国民兵化;枪和镐走上文艺舞台,等等。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在革命化运动中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欧洲最年轻的共产党之一。但是,它坚持真理,朝气勃勃,不断前进,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去年年底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把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使阿尔巴尼亚这面欧洲的革命红旗更加光彩夺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只要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后来居上。
    毛泽东主席在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高度赞扬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捧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中国人民以有阿尔巴尼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深深地感到自豪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在国内外阶级斗争中,依靠广大群众,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从它诞生的时刻时,就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和卖国贼。当欧洲一些大大小小的“议会迷”,为了在战后资产阶级政府中求得一官半职而准备向敌人交枪投降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蒡动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毫不动摇地紧握枪杆子,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并且支援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斗争。解放以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不断加强国防,警惕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伟大真理:“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和侵占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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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上台,更是虎视眈眈,妄图侵犯阿尔巴尼亚。霍査同志在九月召开的民主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和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提岀了严厉的警告,指岀如果他们胆敢冒险闯进阿尔巴尼亚,他们将遭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完全支持霍查同志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表示的这一严正立场。我们相信,富有武装斗争传统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保持着髙度的革命警惕性,充满着旺盛的战斗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决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站在阿尔巴尼亚一边,阿尔巴尼亚的朋友遍天下。中阿两国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是永远并肩战斗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必须把中阿两国计算在一起。
    以恩维尔·霍査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普遍赞扬,使阿尔巴尼亚享有崇高的国际威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结束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越南人民站在反美武装斗争的最前线,牵制了美帝国主义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它的侵略气焰。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各国人民利益的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但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美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坚持斗争,那末,不管现代修正主义怎样为它效劳,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就一定会早日到来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以中国赫鲁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岀来了。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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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武汉地区也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多月以前,曾经乌云翻腾,阶级敌人猖狂一时。现在,敌人已经土崩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乱子有二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的论断的英明正确
    现在看得很清楚:凡是出乱子的地方,有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有的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敌特分子暗中捣鬼的。同时,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和影响,也为阶级敌人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提供了土壤。我们并不赞成出乱子,但是,阶级敌人硬要制造乱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这样做,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经过这么乱,阶级敌人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真面目。这就从反面更加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愤怒和觉悟,擦亮了受蒙蔽群众的眼睛,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了。
    乱得厉害的地方,实际是更加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问题反而可以解决得更彻底。武汉地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被击败了。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更加坚强和壮大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变成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百然,坏事变成好事,要有一定的条件。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崇高威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干部大多数。而解放军是具有长期革命战斗传统,并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可靠支柱。正是由于我们有了这些最根本的条件,即使阶级敌人想乱得厉害一些,时间长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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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地区经过前一段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大是大非分清了,坏人孤立了保守组织瓦解了。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组织就具备了实现革命大联的条件。这次,你们联合起来欢度国庆,又联合起来欢迎和接待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是走向革命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好、更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高指示,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别人的优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有人破坏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要靠那个组织的革命群众自己揭发处理,别的组织不要去揪斗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驻军和领导机关,应该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和促进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更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到,今年农业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在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生产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早在预计之内的。特别是在有乱子的地方,生产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日乱化为治,生产很快就能恢复上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势必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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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多快好省完成国家计划创造新成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雄心壮志和光荣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职工和公社社员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全面的审查和严峻的考验。经过一年多来的运动,揪出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干部,也暴露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官作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好摆架子,喜欢训人,因而严重地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改善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即使犯有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多数也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容许他们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都应该按照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相信,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解放大批干部的。
    各级干部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对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的乃至对立的态度。我们应该上请教于毛主席,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下请教于群众,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向我们发出了“斗私,批修”的伟大战斗号令。这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根源。只有从头脑中彻底铲除“私”字,才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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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同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阿尔巴尼亚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亲自缔造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过急风暴雨的严峻考验的。这种友谊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珍贵的友谊。
    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持,并肩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在联合国内外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正确立场,挺身而出,勇敢地痛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
    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战友们又坚决地支持和热情地赞扬我国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恩维尔·霍查同志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世界一切革命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评价,这是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给予我们最坚决、最热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一次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更加紧密地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团结起来,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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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人民团结起来,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坚强的阿尔巴亚劳动党万岁!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万岁!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恩维尔·霍查同志万
    我们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毛主席万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谈话〖地点:武汉。“新华工”为华中工学院〗
    总理:林付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很大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很小,抗日战争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都牺牲了很多好的同志。百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革命烈士牺牲了,(讲到这里,总理就很严肃了)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主席全家牺牲了那么多人,弟弟、爱人、三个老人都牺牲了。但主席只找了杨柳两位烈士代表千千万万的烈士,歌颂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没有一点损失也是不可能的。淮海战役,那一个战役就是几十万,死了的烈士建了个烈士纪念馆。辽沈战役、平型关战役都没建纪念馆。所以淮海战役纪念馆也没开放了。一百多年来牺牲的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毛主席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了(总理记忆力很好,背诵主席“答李淑一”词。并逐句解释。还用手势比划。
    (关于大联合、大批判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斗批改。)
    总理讲:“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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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改,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当前大批判和教育革命如何结合起来。)
    总理讲: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大批判也和木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批判刘、邓、陶,还要从两本书中狠挖东西。你们主要是搞王任重在北京的同志离中央首长近,发生什么事情,中央首长马上就作指示,你们这里就要靠造反派,靠自己闯。主席讲:“你们自己闯很好嘛!
    (不清)反而不
    还要团结大多数一道干革命。思想上有个准备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客观的。集中、分散、到集中,这都是有反复的。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是经典的马列主义著作,这里边道理很清楚。主席还提到不断斗争经验,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了证实实践道理,主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主席加的,特别引起你们注意
    等你们联合好了,有了眉目了,把王任重带回来,搞一次或几次就够了个学校一个单位的搞,一年也搞不完。还不让他休息一天啊?不让他休息,把他斗死了,那湖北就没批判对象了。不一定每个组织都斗一次。武汉有电视没有?(有)你们要向上海学习,照他们的办法,搞电视批判,让他站在中间,你们批判,这样都看得到了
    你们的批判,一定要作好准备,内容不要重复,批判王任重,着重批判王任重。武汉的大联合,到年底就差不多了,不要着急。到年底……(不清)搞好革命委员会,就差不多了,先成立委员会筹备小组。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要总理对校内斗批改作具体指示)
    总理讲:靠你们自己创造……(不清)那没有什么好处,靠你们自己闯,要好些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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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0:50-12:20,地点:汉口飞机场休息室。〗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革委会还需要维护。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你们听了没有?(答:听了)每个人都要听,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维护。要加强发展,不能轰,新生幼儿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脚的,总有缺点。七个省市革委会,八个省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
    二月份可能解决
    主席给我们的时间很宽,说是春节前争取初步或基本的全部解决。所以大体上就要到明年四、五月份。还有中央各部现在只有一个科学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防科委不大成熟,还有反复,其它的还没有树立典型,还要抓。各省、地、县由军区解决。也要由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县革委会或筹备小组,这样子就全部解决。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我们三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三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我们这次再用三年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深、批透、打倒,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阶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们有了经验,因为你们参加了。你们今年23,24岁大的30岁,我们总算对你们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直接领导你们,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农民也好,军队也好,都得到了自己实践的经验。
    主席说:文化革命不止是一次,要搞几次、几十次。因为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就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世界问题解决了,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时还有思想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还有人有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实现巩固共产主义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哪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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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容易。你们取得的经验还是初步的。你们幸福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一犯错误主席就提醒,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时候了,要把你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给他们
    要犯很多错误,我是说现在不行,将来还有希望,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犯了不少错误,希望不犯大错误。只大方向对政策掌握不好,同样还不是要犯错误可以使大方向失败。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总结那么几条,成绩固然要总结,但大家是知道的,只要几句话带过去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那些缺点、错误的经验,以使吸取教训,有所改进,有所前进,这是我在六五年政府工作报告发表的时候,毛主席在我们报告中加的两段话。你们要学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可是不容易啊!总结成绩可容易。要人家说你的成绩。白己说自己缺点错误,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前进!自己说自己成绩怎么行?你们不总结你们犯错误的经验是不行的呀!背一个大包袱怎么能前进呢?轻装上阵就能立新功
    不要只看到自己对。人家不对。怎么大联合的问题,要有步骤有目的的进行大联合。所谓有步骤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联合把各种组织都取消,这是主观主义,因为群众还没有通,特别是群众的头头还接受不了,他们的山头还没有解决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就说过:要承认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承认山头尊重山头,然后才可以消灭山头。这三句话你们记着。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嘛!不要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起总是亲热得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主席常说,一个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能说,骂自己都可以。要是别人说一句话就不得了,就要火了。你们(对二司)自己骂自己不要紧。如果新华工骂你们一两句话,你们就不得了,轻轻的都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各人说自己山头的缺点,不说对方,第一,承认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做到逐渐的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我们主席指挥的解放军是最统一的,但也要非常注意,有些老将都在山头问题上犯错误。我这是老将,何况你们小将,我们不能主观主义,我不是责备你们,只告诉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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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地点:武汉东湖。刘丰:武汉军区政委〗下面给大家把林付主席的指示谈
    (宣读中共中央转发林付主席对曾思
    玉、刘丰同志谈话全文)
    过去,我们讲过精神,原文没有传达过,外面以前转抄的不准确,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主席以外,中央主要负责人,差不多都到了。我们汇报完了之后,总理又向林付主席汇报,最后林付主席讲了这些。林付主席身体很健康
    斗争是曲折的,联合不好不要灰心。灰心不对,你们三司革联人不少,比那时毛主席带到陕北的还要多呢!关键是真理,是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上是四票对三票,主席一票,王稼祥一票,张闻天当时是动摇的,也投了一票,对方本来是三个人,后来又加了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当时博古作了一个报告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在会上念了一遍,推翻了他们的报告,取得了胜利。所以,关键在于真理。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主席整整等了十年,最后大家才认识到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你们一万八千人还少呀?张国焘当时是十万人,毛主席带了八千人走了,最后还是跟毛主席那条路走,张国焘还是垮了。中央苏区当时正规部队近十万人西安事变时我们三万人,在渡黄河后扩大到四万人,张国焘把三个军都葬送了。没有真理,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事也办不好。红军由毛主席从江西拉到闽西号称一、二、三、四纵队,实际上每纵队只一千人左右。当时林付主席是一纵队,毛主席是三纵队,朱德不打招呼把一、二纵队带到广东,搞走了以后主席才发现接着给林付主席写了一封信,林付主席一知道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就把一纵队拉回来了。二纵队不回来,后来全军覆没,党七、八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开好,谁为首?就是朱德、陈毅。主席当时被赶走了,到汀州养病,后来,他们老打败仗陈毅就跑到上海。他想要请主席回去,主席说回去可以,但定要把问题搞清楚陈毅亲自去请主席来开会,才解决了问题
    、四次反围剿,我们都参加了。当时苏区很困难,最后还是把敌人打败了我们当时在江西宁都搞了个暴动,规模很大,一暴动,国民党就退出了二十几个县,结束了三次围剿。后来彭德怀又闹独立性,当时主席把彭留在井冈山,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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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来了个逃跑主义,把主席沿途留下的部队和干部全部收编了。当时立三路线在继续,要打城市,三军团打赣州,结果碰了个钉子,连长都叫人捉去了,接着就是林付主席指挥我们打福建一家伙就打了一大片,把红军补充了一下,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一直到长征时期,我们脑子里还是毛主席
    总之,斗争是曲折的,阶级敌人和走资派绝不会马上放下屠刀
    对于敌人专政,毛主席讲专政要依靠群众,不搞罗瑞卿那一套。我们有这样强大的党,有毛主席,不用怕,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克服困难,我们过草地时,没吃的,没穿的,少数民族打我们,还有骑兵袭击,敌人的骑兵不可怕,这个歌就是过草地时编的
    李达不能翻案。现在为李达翻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调查。林付主席讲过,“什么李达、康斯坦丁……”翻过得来,说明毛主席路线不冤枉一个好人,有些坏人让他暴露出来也好,还是不露岀来?暴露出来么
    要去掉派性。小资产阶级派性,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我们脑子里都有资产阶级思想,你们没有派性?你们今天讲话就有派性我们历史上打过交道的人不知有多少,看别人要多看优点,别人的缺点让别人自己讲,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讲了几十年,这四个字到现在我们还没学好,经常犯主观主义错误。
    过去,我们打了七、八个胜仗,就翘尾巴,民主作风少了,打起仗来伤亡大了,别人一句话都不讲,自己也难过得很,老老实实,大翘尾巴做检讨,就好些,当时在中央党校,主席是我们的校长,主席讲:“一个人一天都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
    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20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我设想捍卫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因为自己水平不行,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交通厅乱了不好办。那个时候工总有点张牙舞爪,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工总的人很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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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不到500人,是新派起主导作用。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这个老大姐说话也真是的,这样我就冷,联合没有搞成,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我们的组织一亮相,就引起工总的注意。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再加入交通联司,青山船厂和民管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谈大联合的问题,朱鸿霞也在场,他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坐着,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我说你们的东西没有理由,我说好戏还在后头。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朱一拳,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我也极力克制,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要派兵过来弹压,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因为发生了后来这些事情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这样工总把矛头对准付廉,说我是黑手第三天,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一起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这顿打得重,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治疗。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怕打起来了要停产。在那里住了四
    五天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力之外,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
    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四楼,坚决不要我们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向他们示威。我们这边的一个黄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我自己倒是不怕,但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不能互相残杀,我上去找他,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点酒,他不肯下来见我,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大家都走了,很多说我胆子小,这个礼堂的隔壁就是侯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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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公安厅的刘有必,说他知道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我还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只有条独路进去。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没有完整的枪,一进去就拆散了。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伍斌超说话象个姑娘,李很匪,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李就上去抢吴的枪,结果争夺过程中枪走火了,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平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们工总说我门是“老机”,我们说他们是“强权”,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公路局和地质学校住在隔壁,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把李金祥的脑壳打破了。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是1968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的“五三事件”,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结果发生了冲突,外面的人就去声援他们,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当时双方手上都有枪,也开了枪,没有对着人打。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采访录(付廉)》)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纸船明烛照天烧
    【载《七月风暴》第4卷,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21-27页】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把我们公安联司经过调査和审讯了解的《百万雄师》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
    《百万雄师》的组织原则
    《百万雄师》这个反动组织是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开始由红武兵、红卫兵造反大军三个组织筹建的。开始是搞什么“斗刘批邓筹备会”,联系了“体育无产者”等七个组织,后来扩张到十八个组织,在新华路体育场开过筹备会。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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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成立了一个“专批刘邓联络站”,这时,已经发展到三十三个组织。后来经过三次酝酿、讨论,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定名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直到七二○反革命暴乱事件,根据他们自己写的报告,共有五十个组织,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人。其中,工人五十多万,农民三十五万,红卫兵二十三万,红城公社的老太婆十多万,还有一些机关干部,文教卫生工作者万多。在五十三个组织中,有七个核心组织一—《野战军》,主要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二一八红星军》,职工联合会的变种;《硬骨头战士》;《红武兵》《红卫兵》;《革工三司》,工造总司分裂出去的老保;《红城公社》。这七个组织以发起者自居,把持着《百万雄师》的常委席位和各部、室的大权
    (二)《百万雄师》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组织机构:在“六二六”中央电示之前,它是一个组(勤务组或常务组)、个室、七个部、十个分站、一个直属队。“六二六”电示之后,改为三个室,增设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一个斗批改办公室
    勤务组成员情况如下:
    一号头头喻文斌,三十四岁,浙江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机电局人武部干部,《红武兵》头头,经8201和市人武部挑选到《百万雄师》任司令是常委核心成员之
    号头头杨道安,三十八岁,武汉市人,家庭贫农工人,本人工人,武汉汽车修配厂的职工,是革工三司的头头。《百万雄师》第二号勤务员,常委,核心成员之一。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在香港、台湾,与他有密切的通信往来。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弃工经商,搞投机倒把,搞地下工厂,搞男女关系。
    三号头头纪登清(又名纪登树),三十四岁,汉阳人,家庭出身贫农,硚口区街道办事处干部,《野战军》头头。一九五七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留党査看两年处分,至今未恢复党籍,是《百万雄师》常委
    孙运东,汉桥区委干部,原来是第三号头头,后由纪登清代替,是常委核心成员
    蔡俊善,武昌建设基地的技术员,《红色造反军》的头头,原来是《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政参部长,水运学院钢二司小将抓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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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蛋就是他
    谢敏华,三十三岁,武昌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工人,皮革联合加工厂的,原来是皮鞋厂的付厂长,因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在四清运动中撤销职务,留党查看,至今未恢复党籍,是个四清下台干部。他是《造反大军》的,《百万雄师》的发起人,是十个元老吧。“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之
    孙德州,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汉口铁路医院职工,铁路《红铁军》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作战部副部长,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
    章迪杰,三十一岁,硚口房地产公司工人,《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联络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降级处分,曾因贪污被拘留过四十七天
    李本富,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部,《红色尖兵》的头头,转业军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宣传部长。
    夏菊花不是常委。《百万雄师》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和一个慰问团,她是慰问团的成员
    辛甫是市委抽了六个人的《百万雄师》顾问小组的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叫朱德明,东风造纸厂的
    七个部大致是组织部、宣传部、政参部、后勤部、联络部等。各部部长大部分是常委兼任,作战部长刘经胜是攻打水院的总指挥,他是江汉帆布厂的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专门会杀人
    各部情况
    宣传部八十多人,作战部也是八十多人。革司令部勤务人员脱产的共七百四
    十四人,各分站脱产人员三百八十五人
    宣传部、政参部、组织部大部分成员是原来市委的老保,宣传部八十多人中,市委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有一个队,叫“雄师支队”,直属总部领导,它的任务是密捕绑架,“首长”警卫。有六十多人,是黑打手,长得膘肥力壮的一些混蛋
    最初他们在江岸区委,以后搬到江汉区委,六月四日强占市委大楼,在“六
    六”中央电示之后,他们从市委偷偷搬到3506工
    总站下面设有十个分站,除洪山外,各区均有分站,另有五一六分站,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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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商场,东风分站,设在唐家墩
    有人说《百万雄师》很纯,纯洁得很。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说他们是很“纯”,是纯纯粹粹的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百万雄师》的组织成员大致上有这些人员组成:一种是《职工联合会》的骨干和成员,占的比重很大,《职工联合会》是湖北、武汉有名的保守组织,是王任重、张体学一手培植起来的;第二种是四清下台干部,搞阶级报复,如常委谢敏华就是;第三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文革的成员或是王任重的积极分子;第
    四种是历次运动中专整别人的干将,刘氏黑《修养》学得好,驯服工具,奴隶主义;第五种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斗的走资派;第六种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造反顾虑重重,企图以死保捞一根救命稻草,不敢造反,怕别人抓尾巴。所以,真正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组织是非常的不纯,我们革命造反派论定一个组或者一个人纯不纯,主要标志就是要看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中他站在哪一条路线上,《百万雄师》这个组织从它的立场以及一系列的活动来看,是最不纯的
    (三)《百万雄师》的主要罪恶活动
    《百万雄师》的筹建、成立之日,也就是它进行反革命活动开始之时。它成立即把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的成立公告,完全颠倒是非。他们曾经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会上制定了罪恶的计划。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紧接着在肉联、汽车二站连夜开了几次常委会,进行分工,六月二日开了常委扩大会,决定常委分兵把口,深入各分站集结人力准备行动。这时武汉军区在陈再道之流操纵下,抛出一个臭名远扬的“六四公告”,发出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黑色信号弹,是与《百万雄师》的纪登清、杨道安共同研究后岀笼的。六月八日,这些匪徒竟敢置中央六六通令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是在辛甫、林立这些走资派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反革命的紧急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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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出来之后,谣言四起,什么“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说什么造反派要搞匈牙利事件,要炸长江大桥等等,更为可耻的是说什么“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扫光”,“百万雄师一声喉,牛鬼蛇神齐发抖
    解放十七年以来,我们
    的一切成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党,没有说是他们(百匪)一起来,这也垮台那也扫光的。这些家伙就是在为屠杀革命造反派制造舆论准备。8201中的一小撮和他们狼狈为奸
    他们镇压造反派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绑架,通过《红城公社》的老太婆登记观点,通风报信,秘密逮捕。据《百万雄师》雄师支队的副队长陈昌文供认,他有一天出去三次就逮捕了六十多人,全部关押在市委地下室,进行严刑拷打,采取国民党、日本法西斯手段,打得遍体鳞伤;《百万雄师》江岸区委的一号头头张文,六天内就逮捕造反派三十五人,同样是严刑拷打。刑法多得很,把三个所谓“案件重大”的转往总部,更恶毒的是把受伤的造反派用小汽车送到偏僻的郊区丢掉,都是在深夜十二点以后干的。再一种是搞特务手段,百匪和公检法的××和8201的“情报科长”(文化科长,搞情报)王××,他们都用化名组织了大批特务人员,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跟踪盯梢,秘密监视或者秘密逮捕。尤为可耻的是,他们为了搞情报竟施用美人计,打入造反派。首先他们派武汉话剧院的演员孙义,利用与湖大某干部搞男女关系而打入新湖大,进行情报活动。据孙义供认,这是8201、公检法直接掌握的,任务就是了解在新湖大的造反派活动,革命领导干部在什么地方等,而且是单线领导。这些家伙对孙义许了很多愿,什么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套,费用是实报实销。以后他们准备转入红水院,不过在这以前已经被造反派发现了,孙义落网了,她自首了,也发表了造反声明。他们向新湖大派遣特务,主要任务是去搞王任重材料的,据说王任重曾经写过一个揭发陈再道的材料。孙义落网后,他们又派了一个男的受骗的小战士化装打进了红水院,任务是抢救孙义,如抢救不成就干掉她。这个小青年没有经验,到那里两三天就落网了。以后又搞了一个曾国华,也是去救孙义的为什么一定要救出孙义呢?他们知道如果让中央首长知道了这事,那就可以定陈再道的性质,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孙义搞出来。曾国华是武昌造船厂的,这家伙很笨,打电话直接找师长,就被造反派抓住了。他们在造反派据点的周围,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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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特务点。如湖大对面的特务电台、新华工后面的餐馆等。此外,他们还专门研究了一个绑架计划,新湖大的谢邦柱正在谈恋爱,他们就利用他的对象作工作先进行软化,如软化不成就绑架。结果,他们是在谢从洪湖返校的路上绑架了他
    再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地围攻造反派的据点,重大流血案件有十几起,据不完全统计,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之前,造反派死伤四千人以上,每次大的流血惨案,造反派都要死伤数百人。下面重点讲几个事件
    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汽配事件,死伤一百八十余人,一个国家有数的配件厂被踏平了,精密仪器被破坏了,百匪的借口是,我们绑架了三个军代表,这纯属造谣。他们于十二日下午开始围攻,晚十一点开始进攻,打得最激烈的是十日凌晨一点至三点半,造反派不到二百人,其中还有四十多个女同志(那天工厂发工资,很多职工送工资回家了)。他们首先用大汽车把门冲开,还配有三部消防车,还有一部很高的吊车。火线指挥部设在申新纱厂,由硚口区一号头张彬指挥。成千上万的百匪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头戴钢盔,身穿蓝色工作服,第二队头戴柳条帽,穿蓝工作服。消防车内装有含六六粉的有毒液体,向造反派喷射,吊车把百匪吊上楼顶,揭开屋顶进入三楼,凌晨三点多钟全部踏平打的时候,军代表向他们喊话说:“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我们的共产党员,仝国劳动模范、八级工人工程师杨开涛同志高声喊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但被百匪一下打过来,刺穿他的颈部,动脉出血死亡。百匪就是这样向真正的共产党员开刀。当时铁路两边站了好几万观看的革命群众,其中大多数都痛哭流泪,百匪从屋顶进了三楼,在三楼上,有一个军代表,二三个夺权派和四十个女同志,他们不听军代表阻拦,对准女同志全身殴打穿刺,许多女同志肚子被刺穿、眼刺瞎。厂里有三个刚刚从南京来的同学,被打伤逼到平台上,同学们高举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被迫挑楼自杀。整个汽配厂到处是喷溅形血迹。当场统计被杀死的工人有
    九人,重伤员六十五人,轻伤号被他们拉走的一百零七人,拉到申新纱厂,又经过申新的老保们把受伤的女同志打了一顿,说是“过过瘾”。早上八点,他们又把伤员拉往东西湖东山分场进行严刑审讯,饭没有吃的,伤没有治疗,还填了个表,连爱人、小孩的观点都要填上,到下午四点钟才用两部车子送回一百另人,还有七人因伤势过重被丢下,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我们查问时仍无下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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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的流血惨案是硚口区的武装部长指挥的,还有好几个来历不明的军人参加。早上八点多钟《九一三》前去支援,8201则去了很多车子,说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每次武斗都是这样,当造反派自卫反击时,他们就去进行所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六一七”重大流血惨案,是在蔡炳臣、牛怀龙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他们说是战略上的转移,派四五百人去抢占造反派的阵地财贸大楼,更重要的目的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想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的革命造反派出来。我们的造反派,没有他们那样的高级指挥官,中计了,前去支援,开去了好几车,刚到六渡桥转弯处,就被8201所谓的宣传车(实际上是指挥车)拦腰卡断,放过去《九一三》一个车子,数千百匪冲上去,首先用斧头砍死司机,车上三十七个同志很短时间就光荣牺牲。开车的小谢同志没有死,被扔在江汉区委地下室,过了几天他跑出来,伤口已经发绿长霉。当晚统计,牺牲九十八人,死难烈士尸体多数被百匪抢走。抢回的十一具尸体,个个都有几十处穿透性的伤看了那些尸体就会触动你内心的阶级感情。据江岸区的百匪作战部长熊兆祥供认:他亲手杀死六个工人,为了灭尸,于深夜将尸体运至八大家一一武东之间沉入江中。六一七有很多烈士的下落至今不明,尸体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究竞是谁指挥的?他们有两个火线指挥部:一个设在江汉区委办公室,由区监委书记、《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敏华指挥;一个设在铜人像前面,由《百万雄师》作战部长,江汉分站一号头头,以及汉阳分站的头头刘勇、硚口分站的张彬,《霸王鞭》的郭眼睛等指挥。在志成布店楼下,有8201的电台,经常和牛、蔡、陈、钟取得联系。有困难时,马上打电话请示蔡炳臣,蔡炳臣说“已经派一个团去了,有什么事和他们取得联系。”晚上两点钟,攻打中南旅社时百匪中很多人有点寒心了,当时要撤退,8201不同意,一定要打到天明再说。在攻打之前,有些来历不明的军人在一起研究了作战地图,已有三个在押犯供认此事属实
    我念一段8201造反派同志揭发六一七的情况:“当晚反革命分子蔡炳臣亲自给《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过三次电话,在电话中重复他的黑指示:‘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同时还问他们的指挥位置安不安全?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还说:‘我对你们安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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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六二三、六二四是在陈再道之流密谋策划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两天发生四次大血案,一次是攻打水运工程学院,一次是打工造总司,一次是打汉阳轧钢次是打铁四院。进攻前,《百万雄师》三号头头纪登清向8201汇报了他们的预谋计划,而蔡炳臣纵容地说:“可只准打这一次”,所以《百万雄师》在两天时间内就打了四次
    攻打铁四院时,他们的指挥官蔡俊善,武昌分站的头头刘喜本、潘志祥被钢司的同志活捉,他们就借口要人围困水运。在六二三晚十至十一点有个谈判过程,造反派同意放人,但是《百万雄师》要撤兵。可是放了这几个坏蛋,他们撕毁协议,仍然攻打。在攻打过程中,《百万雄师》一号、二号头头专门给军区参谋长打电话,由军区派了一车全副武装人员护送这些头头们,从军用码头过江,到8201密商。谈完后又照样送回《百万雄师》的司令部。在密商时,蔡炳臣说“就只准打这一次”。纪登清就这样利用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攻打水运学院。他们共调三万多人,使用汽油硫酸瓶,消防车配合攻打革命小将。最后逼得小将口里喊着:“我们想念毛主席”跳楼,跳下来后,小将们手挽手、肩并肩,而百匪对他们进行毒打,把近两三百小将拉往红卫纱厂,《公检法》派了四十个特务去审讯革命小将
    工造总司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也惨得很。攻打的借口是“造反派破坏了无线电工厂”。二百多同志全部被刺伤,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同志抱着一个小孩他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被一刀子刺死,小孩掉在地下,一个百匪一矛刺在小孩的肚皮上。女广播员从楼上跳下来,还把她的肚子挑开。有一个女同志怀孕个多月,百匪杀红了眼,根本不管这些,也把她刺死。
    七一五惨案起因是湖北钢厂的造反派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会,两个头头当场被砍掉头,扔进江中,于是全部停产。为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造反派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新华工一一水运一一中山大道一一解放大道,一路上小将们饥饿疲劳,沿途受到革命群众的夹道欢迎。但在百匪的密谋下,挑起武斗,使大量的同志死在百匪的刀下,特别是3506工厂的《雷达兵》,大杀特杀,当天新华工死了二十多人,有一个女同学被杀晕,醒过来后,又被杀死。七一五死难烈士的尸体也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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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陈钟之流蓄谋已久的。他们把中央首长的讲话转嫁于王力同志,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张贴了大量的反革命标语,说什么“揪岀江青的后台”,“主席受蒙蔽”,“要求派出真正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来解决武汉问题”,“打倒王力”等等,还喊什么“王力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8201的一小撮坏蛋在七二○头天发出一个“特急呼吁”,这是反革命的大煽动,反动透顶,为反革命的大暴乱制造反动舆论。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略),《公检法》与之臭味相投,也发了一个特急声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派出了一百零七人到北京去进行反革命暴乱,但是一到北京就被北京卫戍区和北京造反派全部包围落网。8201并派小股部队到《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去煽动,进行反革命的大发动。另外就是派反革命的急先锋去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住地,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去军区各招待所搜捕中央派来的同志。这些匪徒一天比一天嚣张,到七月二十一日,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什么“主席七个字指示”(即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他”),什么“周总理的两点指示”,又是什么“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这些王八蛋真是可耻至极!他们拿着《百万雄师》的旗子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大的造反派,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了鲜血,我们的血已经流够了,不能再流了,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败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闹得中央首长再武汉没有安身之地,这是谁的天下?《百万雄师》还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我把他们的计划念给大家听听(大意)
    “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
    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
    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
    汉
    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共七点,这是手稿
    总指挥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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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反革命暴乱中,百匪是够凶的,常委部长倾巢出动,而且指派了作战部副部长带领五六人去暗杀朱洪霞同志。对东海舰队发表的严正声明置之不理。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中,凡是经过造反派的据点,都鸣枪威胁,而且在七月二十日攻打了新湖大,打死打伤三人,一个卖开水的小孩也被打死了(四)《百万雄师》的近况
    党中央一声广播,吓得他们丢盔卸甲,七二六他们坐上八辆公共汽车狼狈逃窜,先跑东西湖,东西湖有广播。又跑到肉联,肉联也有广播,最后跑到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在逃跑之前,他们曾经开了紧
    要打倒,于是就把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潜伏下来,伺机活动,主要任务有三条:(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这个手段很毒辣;(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继续蒙蔽欺骗郊区的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
    他们逃跑的过程很狼狈,跑到黄家大湾一个地方就丢下十九部话机,三匹绸子的袖章、长矛、枪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线的人由8201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作战部长在汉阳十里铺进行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他们的罪恶计划很快被发现,经过武汉警备区同意,我们去到那里抓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这位作战部长不老实,想抢枪,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身上中了四弹,送到医院后这个坏蛋自作自受了。还有三、五个人一起偷偷活动,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再一个斗争方法就是写反动标语,向报社电台写匿名信,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的副统帅,这些反动传单在东西湖发现
    这个组织现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有个别顽固的跑到东西湖、黄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县、通城等地。绝大多数已陆续回来,在外面的寥寥无几。二线的头头大部分已经向我们自首
    所以,现在总的情况,和全国一样,武汉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掀起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的高潮,集中目标,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爪牙,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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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向毛主席请罪!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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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
    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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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那么回事,认为不好航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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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么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仝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竟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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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岀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人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千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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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杄子么。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査,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排一个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
    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査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査错误,工总不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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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査。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盜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
    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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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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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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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往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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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ⅩⅩⅩ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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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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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口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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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
    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
    月会
    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
    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硏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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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提出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
    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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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岀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硏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査。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白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岀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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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只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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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靠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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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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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苫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根据录音整理)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
    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步作检査,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现在把我的检査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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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犯了罪的陈再道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张玉华:武汉军区付政委〗形势大好,敌情观念不可麻痹
    存在问题,…我们说是支流,是现象,不是主要方面,是次要方面,不是本质,怎么正确认识?怎么对待?毛主席说三个原因:“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三个原因不是并列的,主要是走资派,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观点来看问题。阶级斗争,林彪同志讲过三个领域:政治、思想、经济。三个原因第三条是思想问题,是内部矛盾
    现在的问题就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与走资派的矛盾。
    形势大好,敌情观念不可麻痹,不能上当,要站得稳,看得清,敌人大体上有三种要注意
    (1)走资派在全国来说,对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他们决不甘心失败,走资派不少的都打倒了,但还有些只是受伤的老虎,没有完全批倒批臭,他们还能起一定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量是间接作用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司令部彻底摧毁了,但这个司令部的成员,还没有完全、最后解除武裝,北京的造反派和武汉的造反派正在作工作,我们每天都收到他们的消息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背定有影响,武汉背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2)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在兴风作浪。劳改犯抓了几个送回去了。有的劳改农场也乱了一下,有的伪保长起来搞反革命组织,秘密的,有纲领的,会议记录,条件。有个“人民党”,主席是刘少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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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是那个伪保长。还有反共救国军,还有自封总统的,什么“十六天子”的(多在本省山区)。有个分区抓了九个反革命集团。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搞准,搞了好人就不行
    (3)特务活动,“7.20”前还不明显,“7.20”后美蒋、苏修、日本特务都有。有的十八年来都没有动,现在又动起来了,这种情况少些。三种敌人,共同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敌人怎么活跃起来了呢?他们与我们是两个世界观看问题,我们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他们认为是团漆黑,是对他们有利。武汉的党、政、军都瘫痪了,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就认为是变天的时候了,好象是他们的天下,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上有毛主席,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撤下天罗地网,阶级敌人总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这样一乱,十八年一直埋伏下来的,这次暴露了,群众看清了,处理了,锻炼了群众。群众专政,形势越来越好,有损失,有伤亡,但是最小最小最小,“7.20”是坏事,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变成了好事
    第二个问题,谈一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
    领导干部要多考虑这个问题。遇到问题不通,考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就通了。林付主席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这个成绩是不可估量的,不但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解决了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三防”即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出资本主义,防止党和国家变颜色。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行,怕乱,怕受损失,怕字当头不行。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时候怕乱,怕损失,以后象苏联那样复辟了,就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少人头落地。中国反复一次就了不得。世界向何处去?三个“防止”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防不了
    “三相信”、“三依靠”,最根本是相信毛主席,依靠毛主席,群众、部队、干部苏联都有,就是缺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转过来,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只要想想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什么戴高帽子,挂一挂黑牌子,游一游街呀,想不通的问题,就一通百通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只要能胜利,国家不变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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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生命安危有何足挂齿?一想就通了,就敢字当头了
    另外是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正确对待群众,首先必须相信群众,不相信就会怀疑,再就是压制打击。相信群众什么,林付主席说群众天然是革命的。相信就是相信他们要干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的。你要群众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群众肯定不会答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理解,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来看,相信群众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保卫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起来……(不清)有些甚至武斗,要看他们的目的是保卫毛主席,要看到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好干部挨斗了不要紧,是个误会
    第三个小问题是:运动的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些同志犯了经验主义,以57年整风反右的办法对待群众。57年是打退党外一小撮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不同了,是整党内一小撮。这是从苏联的教训中吸取的,群众理解了十六条,就烧当权派,有的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打击群众,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后就要高姿态,群众起来要炮轰,大字报批判,都要欢迎,不是走资派轰一下也好么!文化大革命下一次怎么搞,群众就有经验了。
    第四,保持晩节的问题。什么叫后半辈子,不是我们的寿命被二除,作为领导干部,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滴血,咽最后一口气。就是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永远永远坚定不移紧跟毛主席。自杀是叛变罗!不管什么场合死,我们都要呼最后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第五,讲一讲既是革命动力又是革命对象。”文化大革命前,把自己看成动力的时候多,把自己看成对象的时候少(指在坐的干部)把自己看成革命对象自觉革命,群众才欢迎。社会主义革命革过去的命,革自己的命,走资派是在干部里面,是在领导干部里面。我们干部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走资派也要防止生锈,不少的走资派是生了锈的,和平演变的,路线斗争中有些人站队站错了,但是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是捍卫正确路线的,是属于路线觉悟问题,是内部问题,通过学习最高指示,一觉悟就站岀来,就清楚了路线觉悟就高了。什么文件也不看,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少了,忙忙碌碌吃老本,犯错误还不知道,新形势来了会掉队。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跟紧,要改正错误,必须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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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日晨4: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二、研究资料
    武汉“七·二○事件”实录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岀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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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40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1967年7月13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仝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査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3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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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6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7月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
    号的8201(湖北省军区
    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岀: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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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司”也刷岀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岀,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陆军第29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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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新
    ‘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乂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岀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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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
    开了几天
    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
    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
    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棼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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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12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800人横渡长江。
    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
    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
    。王力接
    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
    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
    包括盲
    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亳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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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冋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10:“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
    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16日深夜的初次会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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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17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槭,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在部队。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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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
    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
    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一决定自口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5、6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了未来事变的端倪。
    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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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1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一甚至谣言表示出来7月18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木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冶、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
    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唯冇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
    面
    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
    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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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
    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冇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15。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仝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
    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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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
    、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
    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21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22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23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岀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24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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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18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值40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的。
    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是,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査25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晩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8201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20小时。事实是: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⑧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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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1980年9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
    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
    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二O事件’“。对于此,该报
    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二O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
    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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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
    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二O’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
    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军区秘书科揭发说26:“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27,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当年“百万雄师”头头的这些反映和认识是相当客观的。
    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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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日24时许
    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独立师机关和基层一些干部极端暴烈的情绪
    事件平息后,独立师干部分析、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28:就在19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有人让“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寻毛、周,而是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这是事后调查和文革以后平反该事件时,外界并不知道的实际情况。“百万雄师”高层,在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是何处的对弈高手,明知毛、周在指导处理武汉问题,却“项庄舞剑”、顾此言它,引导狂怒的军人和群众:绕开“士相”,拥“兵卒”、挟持“马”别“马脚”,狠狠地将了毛泽东主席一军。29实质上,东湖弄剑,意在毛公,用意旨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事件发生的经过
    策划揪斗王力,冲击东湖宾馆
    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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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30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
    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和“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一起回忆事发经过31,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晩,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显然,“专揪”行动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组织策划的。当时一个据说是8201部队的连指导员将一字条递交给“百万雄师”头头,字条书有“‘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公然造中共中央的谣,欺骗、煽动群众。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32
    7月20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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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广内100米处,双方对峙下米。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不出去”“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又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5、6个仍在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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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四点多,谢富治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罗,我是无能力了”!继而,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8车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也忙跑到一个地下室。军人将王力抓了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愤怒殴打玊力。张根成、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遭到毒打。问题发生后,独立师负责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听张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也拉走;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其“武汉公安”人员居然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全市游行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嗽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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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
    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竞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査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8199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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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
    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
    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
    群众对
    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
    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在这个过程里,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
    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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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29师政委,调87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8199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百万雄师”还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指已退休的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仼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谣言四传和武装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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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政治谣言,鼓惑欺骗民众。几天里,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
    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中央文革来电
    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
    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
    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
    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
    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今天,章迪杰先生承认33:“‘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千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些传单。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扌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2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坚持和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一直把武汉“七二零事件”,看成所谓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的盛大节日;而被公开扫荡、镇压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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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群众和武汉市民,则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次政治事变
    中央对于事件的反应
    8341的卫队长今天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34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次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听说总理要来武汉,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
    三点钟从北京起飞”。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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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样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40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
    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日上午,毛泽东行乘飞机飞上海。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釆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日,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的确,王力就在29师。于是,29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日凌晨5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8199负责人开会,部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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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15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
    当晩,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日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1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
    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盜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象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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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但联系到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议论“这不是兵变吗
    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派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琦、张广友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査,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张春亭等在空军帮助下转移到部队安全处所到军区和部队展开工作。
    “武汉事件”的持续和平息
    20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35: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8201为核心。
    独立师干部揭发36: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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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査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
    形势的急速转折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形势突变,这些空口的计划没有实现;为扭转被动局面,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就24日的变化情势,海外研究者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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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薮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
    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
    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
    22日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8199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岀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全国声讨事件
    24日,还有18车“百万雄师”包围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5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日来,一支又一支的空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8201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8201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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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防务移交15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必须指出,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
    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8201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晚上,武汉“三钢”
    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
    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在北京这边,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也默示蒯大富,去追在北京的“事件后台”。
    25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中共中央处理事件和武汉的变化
    也在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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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37
    武汉部队草拟《公告》,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一些秘书批斗、殴打了陈再道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人民口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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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反映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也在27日这天,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事后,8201部队被调出武汉市整训,武汉军区调査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4个团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也是27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月底,7、8个“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去“新华工”,想与造反派谈判下台阶,“新华工”负责人把公安局造反组织“公安联司”的人通知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了。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在上海说:
    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
    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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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梅龄、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龄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38
    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起”。《红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红旗》第12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发表
    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兔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武汉造反派的愿望和呼吁
    此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重要的《紧急通告》提出: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
    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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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迮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抗争的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与中央40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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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零事件”的抵制和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事实和问题的实质看,当然不是。在街上有人针对说“百万雄师”受蒙蔽闹事,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如果说街头上激愤的群众语言不足为凭,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交谈总还是理性思考的。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在20日15点左右被抓进8201师部,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独立师的这个科长看来,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他妈的”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追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接着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指责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査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他在游街时,车上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8201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个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共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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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百万雄师”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们只是反对王力,是抵制所谓“四人帮”。实际上绝不是如此。事后,周恩来对河南的部队干部讲“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并非一时的气愤之言。“七零事件”中军民的反弹言行,实际针对的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的讲话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在武汉亲自制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也承认当时明知毛泽东就在武汉,还要这样做:“我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39为回顾历史真相,重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40,俞文斌仍然坚持认为:“‘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看来,他并非想在当今批判文革的浪潮里赶出风头。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对于事实和实质的认识,比我们好些“研究历史”的御用文人,要直白和坦荡得多!
    8201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还在埋怨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从层面上看,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党政秩序反的群众看成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些干部参与、组织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部队深陷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也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矩和原则。独立师支持武装镇压群众,伙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武汉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违背了现代政治学准则和法制、法理,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问题是40年之后,我们是沉重地全面总结教训,还是掩盖史实,甚至宏扬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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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宽大处理;独立师的一些团队,后来编入17军建制,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诚然,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意义,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业已超出记录武汉文革史实的篇幅。
    注释
    1《杨成武将军自述》,268-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0-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2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68、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按:已向原中央文革小组当事人王广宇、何天琦和戚本禹证实,2005年6月、10月,2007年3月。
    4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5《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6《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7《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
    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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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顶撞总理是在16、18日。后来在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揭发指责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8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02,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5年。
    9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5期。
    10俞文斌,“百万雄师”常委,一号头头;1978年“720事件”平反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外经委副主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2005年11月29日采访
    1《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宣传部、红水院宣传部编辑印行,1967年8月12按:指15日到18日四次。
    13按: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四川。
    14按: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讲的反复,还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15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与中央汇报和知会、请示和批准;不过中央也未太当成事,认为对群众的问题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16认为“百”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17按: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口实,指责“工人总部”死保公认了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18(下答:抓办搞的)按:根据陈再道的检査内容,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周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19周这里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汉问题以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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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20周恩来这里说明了,从军区一开始去组织批判群众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21按:总理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在当晩就当众人的面接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给湖北问题下台阶
    22按: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总理要求的这个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的教育转化要求与机会。
    23按: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4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60,香港银河出版
    社,2005年。
    25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
    26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1967年9月。
    27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28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俞亲自披露,2005年11月,2006年6月。
    29按:王力在整个棋局里,仅仅是一只“马”;文革小组的人,在当年也戏称他是好出风头的“马谡”
    30汪洋,“‘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辑录原“百万雄师”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印刷内传。
    31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32同前注。
    33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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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35“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辑于《七月风暴》(增刊之二)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1967年9月。
    36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P380-38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38杨成武回忆,《微行一杨成武在1967》,P141。
    39按:2005年11月29日俞文斌与笔者讨论事件实质,坦然承认。同时也说: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40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杨成武自述》摘录
    2011年8月30日修改
    七、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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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一节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向全国的红卫兵们,向全国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最热烈的敬礼!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欢迎!
    今天,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车间到工人家庭,从
    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第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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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这种大批判,应当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千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大力促进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毛泽东思想一旦为亿万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就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十月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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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大道上,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我们胜利地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在这盛大节日的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喜讯,传遍全国,给几亿革命群众以极大的新鼓舞。
    我们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他们将同我们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欢度我们的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八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
    十八年,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八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加强和巩固的十八年。
    遵照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十八年来,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我们的祖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灾难深重的国家,一跃而为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强国。
    解放以来,我们打退了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了“三反”“五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了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胜利,取得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我们对资产阶级展开了多次的批判
    十八年来,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使美帝国主义遭受到惨重的失败。我们在支援越南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贡献。我们同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坚决的斗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阶段上的胜利发展。
    十八年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红旗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在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中,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
    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正是这样的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动员起来,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革命的群众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这个妄图实行反革命复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推行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乂路线,彻底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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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风暴,激起了亿万群众灵魂深处的大震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懂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道理。
    千百万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红卫兵,在这场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经过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反复的磨炼,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逐步成长起来。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大批革命的干部,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大大改善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成绩。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亲自指挥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防、保卫和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建立了新的光辉的历史功勋,同时得到了最大和最好的锻炼他们无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标志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达到了新的水平。
    林彪同志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统一,我国各民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的国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阶段,是毛主席长期以来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规律的伟大成果
    早在十八年前,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这里,毛主席向我们阐明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绝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较量。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并且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剥削阶级失败了,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他们在思想领域中还占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着许多阵地。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和习惯势力,也不会因为实现了集体化就会很快完全消失,并且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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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他们利用所窃取的权力,拚命鼓吹资本主义,妄想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摧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要同这一小撮资阶级代表人物发生对抗性的冲突。这样,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阶级谁战胜谁的生死搏斗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苏联岀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这样,就抓住和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极大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极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平地一声惊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旦和亿万革命群众相结合,就立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发展成为空前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无敌的力量,进一步打垮了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势力,加速了我们的历史进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开辟了新纪元。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
    我们今后的战斗任务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
    充分发动群众,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刻的改革,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多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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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除了对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外,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革命的团结。
    巩固和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按照毛主席的原则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正确对待干部,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努力帮助新干部成长。
    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并且把这个运动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
    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同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巩固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随时准备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依靠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切破坏活动,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的各种间谍活动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完成这一系列伟大任务,就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影响,几千年来是根深蒂固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要自觉地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政策,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使他们能够改正,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年青干部。教育好这样一支新的队伍,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使他们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这是关系到我们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必须看到:今后一年阶级斗争还是很剧烈的,很复杂的,我们仍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前进。对于那一小撮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暗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坏人,对于妄想倒转历史车轮的反革命势力,必须揭露出来,给予坚决的回击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世界革命人民热情的赞扬和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凭着他们的反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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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觉,一开始就预感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们的最大威胁。他们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极大恐惧,拚命地诬蔑和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他们的这一切诽谤,却一次又一次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毛主席早就指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让那些垂死的苍蝇去嗡嗡叫吧!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彻底胜利!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概括出来的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
    林彪同志说:“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正确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才能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充满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的所有制,时间不一定要很长。但是,剥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失。我们没收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在思想领域里还占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
    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要利己主义,是一个“私”字。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度,这种利己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这些东西来腐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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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腐蚀青年一代,企图征服人心,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用孔孟之道巩固他们的政杈。资阶级也要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巩固他们的政权。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被推翻以后,他们必然要拚命地利用自己在思想阵地上占有的某种优势,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完全正确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思想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
    恩格斯在他的晩年曾经谈到,前些时候马克思和他为了主要地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较多地阐述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后来有人把他们的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这是荒诞无稽的。他指出:“政冶、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
    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思想家毛泽东同志,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对思想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第一次作出了最深刻、最精辟的阐明。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毛主席在历史唯物论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括
    毛主席在《矛盾论》这一光辉著作中非常重视精神的东西的作用。他说:“生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些重大原理,仍然是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几年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思想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开展了多次的批判和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资产阶级越来越感觉到由他们自己亲自挂帅向无产阶级夺权,已经不那么容易他们更加需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代理人,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现在,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千方百计地抓意识形态,拚命地鼓吹和维护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拚命地保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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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批判《清宫秘史》到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在他的一系列的伟大著作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地规定,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批判和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并且给我们指出了,要充分发动群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彻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揭露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年多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就消除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最大的隐患,也扫除了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的最大障碍。(1)(4))
    当前,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乂的东西,来一个大破除,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把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便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统统改掉。这样,就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反修、防修就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更好地批修,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狠斗“私”字。林彪同志指出:“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这样激烈,这样深刻地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破私立公,牢固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条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说过:“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我们要把这一切习惯、风气和思想用作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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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在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中,教育干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教育干部的运动。大多数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对于犯不同程度上的错误的干部,都要一律加以教育。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把群众对自己严肃的批判,看作是对自己最好的帮助,要联系阶级斗争的实践,联系自己的经验教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正错误,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认识,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贡献自己的力
    要加强革命青少年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在斗争中健康地成长
    革命的青少年和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但是,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要特别重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恩格斯在谈到旧传统的时候曾经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
    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这种社会制度已经和正在灭亡。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思想已经腐败透顶。科学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宣言》算起才一百多年。但这是新生的无敌的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充分的信心,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宇宙观,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夺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伟大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第十五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向全国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召: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林彪同志指出:“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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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推翻剥削阶级的所有制,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但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体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却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但是,思想,反转来,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的作用。反映剥削阶级要求的旧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反映先进阶级要求的新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旧的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一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就说明,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开展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修正主义的命,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斗私,批修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动亿万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更广泛、更深刻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彻底肃清在各个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们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扫除妨碍政治斗争任务完成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样,也只有积极地投入批修的战斗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狠狠地斗私。
    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开办学习班,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头等重要的事,是要带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各种活思想,刻苦地、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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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主要采取自我批评的方法,破私立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加以改正。通过学习,使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斗私,批修”中为人民立新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革命大联合高潮的到来,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走在革命大联合的最前头,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榜样
    毛主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抵制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冲击,把一切革命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践证明,那一个地区的工人阶级联合得好,起了带头作用,那一个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联合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顺利发展。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在“斗私,批修”中实现的,也只有在“斗私批修”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身负重任,联合起来以后,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方针,要在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中,起模范作用,带头作用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将继续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公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的斗争。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虽然我们的工业早已实现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农业早已实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侵蚀工人阶级的肌体。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也必然存在公和私两种思想的斗争。毛主席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后,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努力改造世界观。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同社会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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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世界。工人阶级组织上的联合,要有思想上的联合来保证。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灵魂。如果组织上铲除了小山头,思想上还是“私”字当头,派性作怪,那就还会貌合神离。只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工人阶级大联合才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一整个阶级的思想统一整个阶级的行动。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是最牢固的,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为了一致对敌,共同批修。工人阶级革命最坚决,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在对敌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如果不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透、批臭,不把他们彻底打倒,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有复辟的可能,工人阶级就会被重新打入深渊,受二遍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就是在各个领域中,各条战线上,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毒根,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去掉那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这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后,就要全力以赴,狠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把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积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带动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批修斗争进行到底。
    工人阶级只有在批修斗争中,才能消除内部的无原则分歧,更自觉地、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工人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阶级敌人最害怕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总是妄图用更加隐蔽、更加毒辣的手段,来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狂妄想法。在革命大联合的凯歌声中,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加强敌情观念,及时地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
    由工人阶级大联合所带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飞跃
    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第十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讲话的通知
    1967.10.06;中发[67]310号
    中央决定,将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几次讲话,转发各地学习。这些讲话是
    (一)林副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已登十月二日人民日报);
    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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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青同志四月二十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九月五日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上述这些讲话很重要,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军区,各革命群众组长,应即认真组织阅读和收听这几次讲话的录音(录音带或片子),进行学习。大家应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地更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
    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斗私,批修。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取得了许多好经验。我们希望全国各地,都象上海那样,充分发动群众,创造出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多的好经验、好办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都在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岀来。要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要使我们在防修、反修的斗争中获得最大的战斗力,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
    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个革命干部,每一个红卫兵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这就为我们大学习、大总结、大提高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帮助老干部、新干部和红卫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好形式、好方法。这是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光荣传统,是推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重大战略措施。
    我们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立下了功劳。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在和平环境中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改造,不同程度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同时,他们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缺乏经验,很不理解,在运动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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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从教育着手,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给他们以时间和机会,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和错误,更好地理解、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劢他们放下身上的包袱,大踏步地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就是要不断地向新涌现的干部灌输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学习和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使他们具有民主作风,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政治上更快地成熟起来。
    对于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队伍来说,也有个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放松了对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斗争,这些革命新兵,这些革命小将,也就有可能犯错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加强对红卫兵的教育。革命干部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教育和引导他们。对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很好地结合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通过学习,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互教互学。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多做认真的自我批评把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狠狠斗掉,把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狠狠斗掉。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不但要做到严肃、紧张,而且要做到团结、活泼。要有民主空气,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交锋。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一支步伐整齐、生气勃勃的革命大军
    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七亿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必将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奋勇前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并作了关于要斗私,批修,要进一步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办学习班等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央军委发出重要通知,号召全军全体人员,包括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立即掀起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最新重要指示的新高潮。这是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
    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胜利
    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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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最及时地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作出伟大的战略部署。我们的一切成就,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是要坚决拥护,认真学习,反复宣传,深刻领会,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不折不扣地照办。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牢牢掌握“斗私,批修”这个纲,把它贯彻到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中去,用它来统帅一切,带动一切,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斗私,批修”方针、符合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我们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搞小资产阶级派性、搞跨行业组织的,我们就不支持,就要帮助纠正,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并且帮助地方办好各种学习班,把全国、全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帮助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帮助革命千部站岀来,这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观点,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要平等待人,到群众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全军同志们!让我们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认真总结前一阶段运动和“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使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项项落实。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967.10.19;中发[67]32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现将这个讲话的记录稿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
    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毛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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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
    过去我们对各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他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卩,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岀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岀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了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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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实际上不对,自己以为差不多了,实际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査研究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调査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阶级成份是必须注意的,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要看政治表现,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各别坏头头,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改正了,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生了新情况,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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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髙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党和群众就欢迎,不肯改,就将毁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很多错误,而这种错误,非纠正不行,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走上资木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那些是社会主义,那些是资本主义,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就会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当成左的,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后退。
    毛主席说,政治是挂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定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办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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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相,犯错误。“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是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分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別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作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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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13页,共4822页
    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二月根据贵阳棉纺厂的经验,肯定和提倡的革命大联合的正确方针。接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要求“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规定的方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通知,切切实实地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面临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努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革命的原下,普遍地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最熟悉本单位的情况。他们最懂得本单位应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应当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只有实现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最充分地发动本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把革命的大批判真正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做到统一指挥,协调动作,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革命、生、教学和工作任务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依靠本单位、本组织的群众,把混杂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清除出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
    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过程,是一个破私立公的过程,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原则,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原则,斗掉“私”字,去掉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在这方面,我国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走在革命大联合的最前列。工人阶级是最大公无私,最有政治远见,组织纪律性最强的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干部,都应当向工人阶级学习。
    在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部门和单位,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珍惜这种联合,巩固和发展这种联合。要警惕有坏人挑拨离间,破坏革命大联合。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实现以后,在统一的组织内部,仍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会有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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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非无产阶级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这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应该通过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加以解决
    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的革命大联合,是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一个革命干部,都要积极推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落实在我们的思想和实践里面,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搞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对我们干部队伍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许多革命干部,始终跟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为人民立下了新功。大多数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去掉了身上错误的政治灰尘,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懂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道理,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改造。在打倒了一小撮不可救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纯洁了,更加坚强了,更加生气勃勃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
    最近,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迅速地武裝了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干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高潮,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解决好干部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革命干部,参加到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是当前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关键。革命干部,一般来说,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较高的政策水平。只有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挑起担子,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才能建立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权力机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
    正确地对待干部,解决好干部问题,对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只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不致因为干部问题上的分歧而无法联合。革命干部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虚心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学习,并且用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去帮助和教育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增强我们队伍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
    只有解决干部问题,成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班子,才利于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没有革命干部的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是很难进行好的。即使是犯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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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革命干部,他们懂得在哪些地方摔过跤,他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作为斗、批、改的借鉴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的态度是要教育、团结他们。这是我党的传统政策,毛主席的一贯方针。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运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教育和团结了广大干部,包括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很好继承和发扬
    毛主席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的。但是,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允许他们将功补过戴罪立功。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遵照毛主席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看”二“帮”,在斗争中、工作中,在学习中考察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多想一个时候。
    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从教育着手、帮助干部的一种好形式。中央、各大区、各省市、各单位都要办学习班,让各级干部分期分批地集中参加学习
    各级干部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要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批判他们的缺点错误,是正确的,必要的,是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和挽救。对于群众的批判,应该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应该有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消极以至对立的态度。
    老干部,要有强烈的革命的责任感,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要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让群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看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人。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晚节
    新干部,要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脱离群众,经得起长时期的考验。要坚持参加体力劳动,要有民主作风,勇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地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做一个一辈子有益于人民的人。
    应该看到,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一小撮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一定还会兴风作浪,挑拨离间,极尽其捣乱破坏之能事。这些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要挣扎和“悲鸣”的,然而,这只是证明他们的日暮途穷和无比愚蠢。对这些人,对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对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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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锻炼和造就优秀的革命骨干的大熔炉。在这场烈火的锤炼中,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保持和发扬我党光荣传统的、革命化的、充满朝气的干部队伍,正在茁壮地成长。他们必将肩负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作的纲领性指示,为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完成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大家来动脑筋,想办法。
    改革教学,必须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离开了教学实践,就不知道怎么改。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在教学的实践中,经过群众性的讨论、批判、革命和创造,我们才能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革命的规律,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复课闹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各学校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抓住斗私,批修这个根本问题,就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
    在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各个学校革命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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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遵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学习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在革命的原则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复课闹革命中,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复课闹革命,也要贯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提倡因陋就简,大家动手,解决教材和设备问题。要教育学生爱护国家财产。家长也要配合学校,加强对子女的政治思想教育。
    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任务,是一个豪迈伟大的事业。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做教育革命勇敢的闯将,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有勇有谋坚韧不拔,敢于破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旧框框,敢于提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反复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题的规定
    1967.10.26;中发[67]325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日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
    青海刮起一股平反风省革委会建议中央发个规定
    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负责来访来信的同志向记者反映:从青海省革委会成立至九月底,他们处理的来信来访问题,绝大部分是要求平反。据初步统计,八百
    四十七封来信中,有四百四十二封是要求平反的;来访一百六十八人中,就有百三十人要求平反,目前已形成了一股风
    要求平反的,都是五二年到六五年的问题。他们有的是被劳改、劳教、退职下放、戴反、坏、右帽子的;有的是四清中成份上划和被打下台的干部,等等其中已退职下放,反、坏、右分子和四清中成份上划、下台干部要求平反的为最
    负责来访的同志讲:据他们初步了解和调査,除极少数人是属于政治迫害外,绝大多数人过去的处理是正确的。从当前看,主要是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趁新生的红色政权刚刚成立,企图混水摸鱼,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如孟玉甫是国民党时期青海伪邮电局局长,曾参加国民党外围特务组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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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已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也趁机起来要求平反,还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又如,
    九月从外省来的一个女人,一定要叫刘贤权司令员给她平反,别人不行,经调查后,才知道她是个右派,曾当过伪军官,早已定为历史反革命
    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张文芳同志说,由于当前要求平反的人特别多,影响了革委会工作正常开展,常委值班室曾一度无法值班。来要求平反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接待站给的介绍信和批示,他们以此介绍信来压革委会。还大发脾气,说什么“有中央介绍信,你们为什么不给平反,你们叫什么革委会”。要求平反的人中有不少是外省和州、县的。他们来后立即要求平反,不平反就不走,有的一家人都来了。革委会只好将这些人介绍到原单位去有原单位解决食宿问题。少部分没有工作单位的,只好由革委会解决。
    鉴于此种情况,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同志建议:中央文革通知一下中央各部接待站,对下边上访要求平反的人一定要按中央规定执行,不要轻易批示;另外建议中央对平反问题作出几项规定
    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的解释
    毛主席早在十六条的第三条中说:“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战略动员,好的战略。这几年没有打仗了,这次把青年人都动员起来了青年得到了锻炼。看形势,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立场,就能看到主流,看到本质,否则你就只能看到支流,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是大好形势,主席思想深入人心
    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把矛盾都暴露岀来了,才好解决,反过来乱得不彻底,乱得不透,掩掩盖盖,反而解决不彻底。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了,群众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
    毛主席这个话是在九月份讲的。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现有八个单位在北京把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内蒙、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甘肃)。以上一共有十五个省市到年底再解决十个单位(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北宁厦、天津、陕西、辽宁),这样就共达廿五个省市,全国剩下四个省、自治区(西藏、新疆、云南、吉林了)。整个部署到年底,都能看岀来了。目前十个省市的代表也已到了北京。看来明年初春就初步解决问题了。×××首长说:到明年五月就解决问题了,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
    在大联合中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不然会使走资派钻空子。我们军队和专政机关不要乱抓人。要专政,要抓人要和群众结合叫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专政问题要和群众问题联系起来看,要走群众路线,要发动群众起来专政。
    秦化龙(农林政治部付主任)就是小将们抓出来的。他在新疆被捕,叛变了。反动当局叫他签字,承认毛泽民、陈潭秋是苏联派来搞颠覆活动的。所以被新疆的反动派系了。
    毛主席一贯的干部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教育群众,但对干部不能片面理解,要求要严格,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要开办训练班。伯达、康生、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五人负责,由林付主席亲自领导。这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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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部署,不仅中央办,各大军区也要办。文的要办,武的也要办。靠边站久了,成了逍遥派了。干部站不出来,对工作不利
    不仅对干部应该这样,对红卫兵也是这样,要提高他们。小将们总强调大方向是对的,正确的。你们所做的具体事情都符合主席思想吗?南昌八一纪念馆有个八一军徽,那是好多黄金作的,小将们要去砸。历史有前有后,毛主席也讲过
    八一南昌起义不完全是贺龙、朱德,也有林总、刘伯承么。八一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向蒋介石开了第一炮,但没有很好地掌握政策,就地闹革命,有城市观念退出南昌到广州去,忽视农村包围城市,还想去靠外援(就是靠苏联)要跑到海(丰)、陆丰,这种作法,不是当时主席的思想,这样就说服了小将们不砸了,先强调大方向对,但具体作法是错的,就保不住大方向了
    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有了权,又有势,就不民主了。我们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对他们讲道理大联合是在毛泽东思想上联合,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大批判,最后要大团结。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发表几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指示,每条每项都要认真宣传,认真落实。过去黑帮邓拓、吴冷西之流,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说了也没有用,雷打不动,或者是加以歪曲、扣压。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对待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凡是毛主席、党中央规定要宣传的,一定要全面的,不折不扣的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去。这是能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方向把人民日报办好的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党报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应该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方面作模范出了错误怎么办!那就要按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教导那样,发动群众坚决改正,不能文过饰非。毛主席对报纸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主席的指示,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是主席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报纸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你们编的“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我也学习了一下。过去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同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牛鬼蛇神进攻,充当无产阶级喉舌。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要进行大批判、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那就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为了使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有力武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毛主席几次提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反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新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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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乂。“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的小报登了陈伯达和我的谈话,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做,登我们的谈话,没让我们看就发表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刘邓陶及他们在新闻界的代理人,他们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定要彻底批判。
    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战略上,在方针上,在纲领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口号进行宣传,不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口号以外提出标新立异的东西,如揪军内一小撮,今天的报纸没有乌兰夫的名,是中央决定的,是请示了主席的。不要经常提新阶段、新高潮、伟大的转折等等。文化大革命不过几个阶段,那有那么多的新阶段,讲多了把人都搞糊涂了。这方面要紧紧地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些事情要多研究。
    另一方面当主席提出新的战斗任务时,要紧紧跟上。毛主席这次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要紧紧跟上。那一些能公开报导、那一些可公开见报,那一些不能公开见报,要有区别。但思想要跟上形势是在不断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是明确的,就是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但是各阶段着重宣传什么,要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例如,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党的问题,那些是可以宣传的,那些是不可以公开宣传的,要研究如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可公开宣传,处理党员,恢复党的生活,就不好公开宣传,这些完全不研究,我们的思想落后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格按照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宣传,不要标新立异,另方面主席提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战斗口号,要紧紧跟上,不要落后
    无产阶级报纸,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的,要支持无阶级革命派,支持新生事物。毛主席最最重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如首都三司夺“私”字权的文章、贵阳棉纺厂的经验、上海“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上海女六中的经验、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都是毛主席最早发现的,批给报纸发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再三向毛主席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要使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发扬。刘少奇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搞白色恐怖现在国内新闻报导越来越长,青海西宁的消息写得好的比较短,应该这样的明确突出。(唐平铸插话:是不是根据教育革命写几篇社论?)主席指出,在教学革命中先积累些经验再写社论。第一篇社论起了很大作用(指大、中、小复课闹革命)唐平铸:谈到报社斗私批修问题,希望在斗私批修中认真学习主席的新闻路线,彻底批判刘邓的邓拓、吴冷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提高觉悟,批透。
    你们编的“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的主席话,有的准确,有的不准确。编大事记很好,要很好的重新编一下。毛主席的新闻学说,新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宝贵的。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新闻路线,而且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领导了我们的斗争。主席的新闻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深刻的是很具体,很尖锐的。主席对办报所作的一系列方针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要看到主席新闻思想是宝库,一定要认真地、很好地学习。
    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一月九日晚和十二日晚,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等同志。在九日晚和十二日晚的座谈会上,江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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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整理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是能够谅解的。因为同志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仝心仝力地跟同志们一块在搞戏剧革命、音乐革命。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很严肃的工作。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个月两个月所能办到的,一个样板,要立起来,不仅内容应该是革命的,而且应该在艺术上也是站得住的,否则,人家就要复辟。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反复地对有的同志讲过。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工作情况变了,我的精力就又全副用在别的方面。所以,你们搞的戏、音乐、电影,我就顾不上看,不能象过去那几年那样,和同志们一起专门闹文艺革命。这点说明了,同志们也可以原谅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做文化工作,在文化界只是打遭遇战。进城初期,我是遵照主席的教导,想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树立两支队伍,一支就是创作队伍,一支就是评论队伍。但是,因为在这条战线上,人家专了我们的政,他们用各种手法不执行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路线。而我们呢,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又有一个工作岗位的问题。主席在这方面,那是很注意的!我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只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才能基本上解决文艺界的队伍问题。
    在座谈会上听了一些发言,我觉得发言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事实上也是不平衡的,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总的说,是要树立革命队伍。树立队伍在文化界有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成份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一个人是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的,还是可以看表现的。主席教导我们树立阶级队伍,是要看阶级成份的,但也不唯成份论。大多数青年、革命小将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大多数干部、党员,也是会跟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满怀信心。
    搞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双方多做白我批评。两个组织都混杂了坏人最好是不要你这个组织去捉那个组织的人,那个组织来捉这个组织的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那个组织调査研究、自我批评,这样就容易搞联合。否则,每天吵架这样敌人就容易利用。在这个方面,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同志们也学习了,不多说了。总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最好是多做自我批评,少批评人家;要是敌我矛盾,那就要斗倒、批臭。
    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从你们的发言里以及从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里,都可以看到这点。现在搞深搞透了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他们有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所以我觉得对文艺界要作深入的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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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要稳、准、狠-—对敌人;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对朋友也不要老打内战打内战,就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有时候就是在背后操纵你们打内战,他就乘机溜。这一点你们要识破。
    新影厂最近搞了一个现代革命京剧的纪录片(叫现代革命京剧集锦)。当然你们是好意,也是花了功夫的,据说你们不是在舞台上拍的。但是对这几个戏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在什么地方,你们都没有摸透,就搞了,每个戏搞了一点。我昨天晚上看了以后,觉得不安。你们是不是还能够补拍一点?现在这样子,到全国去放,工人、农民、士兵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戏,他就不懂了。因为他们不象我们是摸熟了这些戏的。你们不要急着放映,你们讨论一下,看怎样把它改好。北京京剧一团谭元寿同志,他就很急,说没有搞出戏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象过去那样很粗糙地搞岀来,那人家还是要打倒我们的。宁愿我们这八个样板戏暂时占领舞台。这八个样板戏就已经把帝王将相、资产阶级赶下了舞台,赶下了银幕。而且在芭蕾舞、交响乐方面进行了改革,虽然还有很多缺点,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震动的。象芭蕾舞团这次改《白毛女》
    《白毛女》我相信一定能改好——由于急躁,搞得就很粗糙,这样是
    站不住脚的。当然这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和同志们在一起搞。但是你们自己,是不是应该组织起来,认真地进行这个工作
    这里有一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刚才有人说,要组织小分队下去搞一些片断和小节目给工农兵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的中心任务还是斗私、批修组织革命队伍,否则,是不可能搞搞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符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的。斗私、批修是很艰苦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利用下乡下厂的活动逃避它,那就更不对了。这种思想,同志们不一定有,不过应当警惕。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因此,我觉得同志们还是要安下心来,搞好斗私、批修。这在当前说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在目前,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十二月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二、三个月在各个单位里,是不是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贝创作思想很混乱,那就不能搞创作。在这个时期,有的单位要乱一下;有的单位乱够了,就不一定再乱了。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正确。我们不怕乱,但是已经搞的比较好的,搞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要再去乱了。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同志、革命小将,既要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不怕乱,顶得住,受锻炼;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动脑筋,科学分析,克服和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真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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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
    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现在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请杨成武同志他们军委办事组,挑选几个军、师一级的干部来管这个事情。报告你们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们如果一天老是参军呀参军,就忘了别的了。
    我今天没有准备,也许我讲的不完整,有的错了,同志们批评我。我就讲这样一点,以后我们再座谈。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13;中发[67]35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
    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发至县,团级)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1967.11.15;中发[67]34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发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请你们加以讨论,并召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征求贫下中农和干部的意见。我们希望你们能在半个月内将意见告诉我们,以便修改定稿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二)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也不要去串联。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三)农村各基层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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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下面教育。要深入地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等等反动谬论,他们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进行的其他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揭深,批臭。同时,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四)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五)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六)革命群众要提高阶级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反攻倒算,不准他们在群众中造谣挑拨和破坏。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山头主义、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坏人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
    (七)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就是极大地加强了干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极大地发扬了我党一贯地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道,并领导群众前进的优良传统。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乂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了:我们的干部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存在,干部如果脱离群众,就有可能被阶级敌人腐蚀侵袭,就可能出修正主义。因此,干部队伍的状况,干部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直接关系到无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加强,关系到我们的政权的命运。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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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但是也有少数干部,这些年来,自以为“官做大了”,自以为了不起,摆架子,有的还喜欢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犯错误,受到群众的批判,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切干部,不论是老干部或新干部,犯过错误的干部或没有犯错误的干部,都要深刻地记取这个教训。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我们制订政策的基础,是领导思想的源泉。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好的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只能是比较正确地集中了广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智慧。如果有人不是这样,而是主观主义,不同群众商量,不向群众学习,那就一定会碰钉子
    到群众里面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这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颠倒历史,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无知的群氓”,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官老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这样一批害怕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背叛革命人民的家伙。我们的干部,必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人,当作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当作人民的儿女。
    干部到群众里面去,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你今天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你就能获得旺盛的革命斗志;你明天削弱了同群众的联系,思想感情就会起变化,就会停滞起来。老干部,新干部,都要警惕这一点,要终身坚持到群众里面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干部犯错误,往往是从脱离群众开始的。要改正错误,根本的途径,是到群众里面去,把群众的批评作为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的巨大推动力。少数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有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并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和经常监督,才能得到改造,才能弃旧图新,将功补过,重新参加革命的行列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最集中地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抓住了当前革命运动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直接向广大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达毛主席的声音,把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变为广大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同时,也只有到群众里面去,才可能真正跟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刻地理解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的问题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要领导好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要和群众在一起,经常研究运动中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善于发现和提倡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大力支持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干部,对待群众运动,要积极主动,善于引导,不要尾巴主义;对群众运动中发生的问题,要坚持原则正确处理。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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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的方针,党中央的方针。全国各学校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积极复课闹革命,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初步的经验。
    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学;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就是说,要在教学实践中,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战线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这种教学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教育战线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睿,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显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都一定要发动群众,反复调査研究,反复实践,反复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我们要欢呼这种一边教学、一边改革的做法,欢呼这种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在逐步完善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不是常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吗?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也正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消极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了再复课,而不愿意做深入的批判,做认真的实践和研究,付出艰巨的劳动,那将是一事无成的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指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复课闹革命,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让愿意革命的教师和干部站出来,一定要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党中央指出:“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广大革命的教师和干部,同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投身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气象,不能把它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混同起来。我们应当热情地欢迎他们,相信他们,支持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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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旧的习惯势力,一定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我们队伍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潮,也会干扰复课闹革命的正确方向。对这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人民解放军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军民,勉励他们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同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说,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当前革命斗争实践之“的”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你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就必须理论和实际一致;你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就必然理论和实际分离。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学了毛主席著作,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用,要立竿见影,要雷厉风行地见之于行动。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本单位的实际、社会的实际,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于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指示,都应该努力紧跟,深刻领会,联系实际,句句照办。这样,就是充分体现了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学了毛主席著作,用,还是不用;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阶级感情问题、根本态度问题。当然,用,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但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一点就用一点,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样的同志,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有的人言行不一致,口头上说同意,行动上却另搞一套;会上讲的漂亮,会后又不那样去做;甚至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自己的小资阶级派性服务。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言行不一致的情况,正如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指出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未,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要用,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斗私,要批修
    大家要带着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进行本单位斗批改等方面的活思想,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斗私。把资产阶级的“私”斗下去,把小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能够立竿见影。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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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1967.12.07;中发[67]373号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现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发给你们。这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这是我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无比锐利的武器,这是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指针。它不仅对于大、中、小学校的教育革命,而且对于各条哉线的斗、批、改,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千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文件中,对于无阶级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直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等的改革,都作了极其深刻和精辟的分析,处处闪耀着毛主席唯物辫证法的天才光辉。望你们接到这一文件后,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文件的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大推进一步。各报刊也应以此为指针,组织有关教育革命的理论批判文章及宣传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前,全国人民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掀起蓬蓬勃勃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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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街道,都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国革命群众创造的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它是帮助老干部、新干部、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是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密切上下级关系的好办法。
    如何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国许多先进单位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建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好学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革命的好学风,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办好学习班,就是要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思想武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解决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解决革命三结合的问题,有力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认真执行,做到条条落实,句句照办,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这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学了不用,说了不做,是完全错误的。
    建立革命好学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
    毛主席在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说过:“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恳切啊!这岂不是切中我们革命组织中一部分负责人的要害吗?
    毛主席最近还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我们有些同志,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往往是难免的。有了缺点、错误,就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自觉地改正错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之一。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革命运动中出现反复,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对于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曲折,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不要彼此无休止地追究对方的责任。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有利于共同对敌。
    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白我批评,是很不容易的。斗自己头脑中的私,要自觉,要主动。决不能对自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而对别人倾盆大雨,无限上纲
    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军队的干部、战士一起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互教互学,这也是我们要建立的革命好学风。
    干部和群众一道斗私,批修,把自己的思想同群众见面,取得群众的帮助,从群众中吸取营养,这是密切上下级关系,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的一项重要措施群众看革命干部要一分为二,要热情帮助干部,也要学习他们的优点、长处。要努力帮助更多的革命干部站出来,参加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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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学风,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于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极深远的作用
    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要发扬革命的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仝党、仝军、仝国继续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
    二、研究资料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二十八章要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此次南巡,第一站是武汉,两个月后,他的专列又悄悄地来到这里沿途他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回北京的火车上,杨成武整理了他沿途谈话的要点,这就是当时覆盖了所有媒体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967年9月17日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95命令后十几天的时司,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8月10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千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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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冇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第二十九章“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板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玚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白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1967年9月16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5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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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5军和20军要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第三十章毛泽东的一番议论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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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20军和空5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5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苫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
    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髙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査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第三十一章第二次讲到极左问题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又从他长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经验,谈岀他决策各部队调防的理由:“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9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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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第三十二章在湖南听取汇报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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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
    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亿斤至26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第三十三章毛泽东重返武汉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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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7月到武汉,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来是休息的”。后来,由于谢富治、王力不听主席的话,捅了一个马蜂窝,激发了“七·二○事件”,林彪又将它定性为“一场反革命军事叛乱”,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迫使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了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两个月后又重返武汉,来到了东湖宾馆,住在他原来休息的那幢房子——梅岭一号
    20日晚6时至8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9月5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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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章毛泽东说很不喜欢“四个伟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岀: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岀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年我退居二线,1959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査研究过时了,1966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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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第三十五章杨成武整理《重要指示》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
    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于是准备回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后,各种媒体发表了一份《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份历史性文件,是杨成武一手整理的。若干年后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最初形成这个文件,应该说是在回来的专列上。对于主席沿途所作的指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等一系列问题,总在我脑子里思考着。我把记录本子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边看边摘录,把摘下来的东西一整理,居然有29个问题。虽然有一些重要问题,在视察期间就及时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军委常委有关同志传达报告过了,但总不是那么系统
    我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秘书及同行的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希望他们帮着参谋参谋,出些点子。
    专列在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车站。
    回到北京,我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由于主席在各地讲的内容有重复,且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我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9月27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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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总之,凡是我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10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208年8月8日初稿2011年9月2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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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二节批判极左思潮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
    王海容来信(1)上的批语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外交部翻译唐闻生、
    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2)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九六七年七月一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1967.6.30-7.1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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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五
    红卫兵团万众
    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乂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
    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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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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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516红卫兵团散发的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当我们回顾一年多的历史时,谁能不深切地感觉到:在大革命运动中,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多麽激烈,多麽复杂啊!(提纲)败下阵去,五·一六(通知)杀上历史舞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被伟大领袖批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迅速撕掉罩在外面的遮羞布,(十六条)刚刚将刘邓杀了个体无完肤,刘邓代理人便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抓”生产,压革命,依然想把革命烈火扑下去。听!林副统帅吹响了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进军号!看!百万革命造反派挥戈跃马,英勇上阵,敌人全面崩溃啦!可是,刘邓代理人负隅顽抗,以攻为守,经济主义黑风妄图动摇国计民生!二月黑风企图扑灭伟大的一月革命。四月挑起大规模武斗,六月公然动用武装及公检法镇压革命,使我们千百万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倒在血泪中。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敌人即将全部、干净、彻底地被埋葬,一切牛鬼蛇神就要完蛋了的关键时刻,狗急跳墙了!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
    十六日社论指出的一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些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的反扑。”他们要搞武汉的反革命匈牙利暴乱事件了他们要搞蒋介石4·12大屠杀了,一句话,牛鬼蛇神现原形了,刘邓代理人撕了自己头上的那层薄纱,赤膊上阵了!“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越起劲,就暴露得越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二、在七月二十五日百万人天安门集会上,北航红旗战士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武汉事件”是十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反革命事件,是早有预谋的武汉“匈牙利事件”。而继武汉七·二○事件後广州、福州、新疆、安徽、张家口、宣化,东北等地都相继岀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联系以前刘邓一直把武汉作为他们政变的战略交通要点,把东北和中南作为围剿毛主席红色政权的要害地区,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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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坚信不移的。(十六条)中提到:这次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目前出现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肯定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划操纵的。他们利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指使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分子,蒙蔽一些群众走上了反动道路。而全国同时出现的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事件难道不是由某些人假借党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名义蒙蔽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造成的吗?联想到有人竟在一般群众的接见时,随便信口开河地说:“就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名义联名写信,不叫‘打砸抢派演出。”难道不是令人深省的吗?目前,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直接统帅下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全国的反动势力、保守势力例如四川老产,重大八·一五,湖北百匪,湖南高司,河南公安公社,北京联动等等,等等,也在互相勾结串连,联合行动,难道他们不是在另一个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进行活动吗?难道这没有表明明为暗的敌人妄图实现全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为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作组织准备吗?这难道能不引起仝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倍千倍的警惕吗?
    四、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注意反革命政变,林副主席特别指出:“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伺机而动,他们是假革命,假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想叛变,他们想杀人。”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个人掉脑袋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同志亲切教导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这些意味深长的教导说明什麽问题,联系最近所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岂不是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吗?
    五、戚本禹同志七月二十四日下午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说:“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有意见,……现在新华社黑线问题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同志和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映情况。例如‘内参增刊
    每日要闻’等绝密文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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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人,但是不发给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还有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
    联想人民日报前个时期为×××及其部下同
    僚×Ⅹ,Ⅹ××大吹特吹,不惜贬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为×××大树威望,说×××的讲话是“最强音”等等,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想想看,戚本禹同志所说的“另一个司令部”是什麽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六、戚本禹同志最近要造反派大力批判刘邓7·29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特别强调“要在这儿下功夫”,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七月二十九日谁与刘邓站在起,一唱一和,三篇讲话如出一辙?是谁伙同刘邓攻击毛主席,极力为刘邓反动路线开脱,是谁在大肆贩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反革命破烂货的?这种人该不该揪出来批判?
    七、为什麽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广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麽能够存在),联系到目前斗争形势,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有何现实意义?
    八、“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後挣扎的。”看!是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左和右的方面不断地在动摇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副统帅曾经说过:“党内党外,党内为主,上层下层,上层为主,中央地方,中央为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也完全证明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请问,当革命造反派从四处冲杀出来,向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那个叫喊革命小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小将们犯了“方向性错误”,当仝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叱咤六月革命风云,衡刀策马奋勇向前的关键时刻,那个声嘶力竭地大叫“夺权过火了”,“中央的权不能夺”,“各部党委一律官复原职”,“把权交给你们我不放心,以后打仗,这些老将99%都要上阵。”等等的人,是不是从“右”边动摇党中央的政策?!请问,当刘邓大打出手,残酷地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时候,站在刘邓一边亲手制定执行这条反动路线,亲手将陈伯达同志打成“反革命总後台”的人,在一月风暴後,继续煽阴风点鬼火,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站出来讲话”“挺起腰杄来干”。随之,二月黑风滚滚而来,全国规模的所谓“镇反”,把多少革命造反派送进了监狱,带上镣铐,把支左变成“吃左”的人,是否正是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见风使舵,突然从右边来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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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的大转弯,煽动群众“不管什麽当权派,权都可以夺,夺过来再说!”“科长也是当权派”,“辅导员也可以扫扫嘛”,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不是从“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政策吗?那个一贯主张“要树立对立面!”,“要让几派同时存在”,极力扶植奄奄待毙的保守组织,例如重大8·15、湖南高司、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新疆八一野战军的人,是不是又在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在刘邓快要完蛋的时刻,大声疾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亿万革命群众痛批刘邓反动路线时,他说:“这只是五十五天的错误”。在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准备揪斗刘贼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时,他口口声声说:“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更甚者,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给刘邓定论後,在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後的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军区仍然胡说:“刘邓在四五年前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七大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那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了!”请问,这种人不是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麽?试问,在军内高级干部会上讲这些话,用意何在?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又是什麽?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邓翻案又是什麽?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请大家想一想,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
    革命大潮卷得正急,斗争的火焰烧得正烈!挺起胸来冲上去吧!与敌人血战之日就在今朝!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用我们青春的热血,捍卫祖国红色江山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516红卫兵团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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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47页,共4822页
    〖时间:晚,地点:人民大会堂〗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竞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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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48页,共4822页
    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傍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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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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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
    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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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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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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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髙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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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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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28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36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
    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
    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5·17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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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33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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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枪。他开始釆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
    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
    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予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拉圾堆里拉岀来,污蔑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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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认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岀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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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仝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査。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
    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记录不全,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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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的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囔囔,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仝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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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1967.8.12
    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那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七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罗,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査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五·一六”。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七月十九日晩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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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来源:安徽市炮轰派阜阳《东方红》报编辑部、水电红代会北京水电学院《水电红卫兵》编辑部、水电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联络站《水电红卫兵阜阳东方红》1967年8月28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什么工代会,到革命委员会门前示威,听说有近万人十几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另外一个工代会,我们工代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央文革是支持的,是合法的。我们不去支持另外一个什么工代会,你们谁支持另外一个工代会举手(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嘛,不赞成另外一个工代会的举手(全都举手),唉,都举手了嘛。
    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斗争经验,有坏人挑拨离间,对着你就说你好,不要上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当着人说好话,背着人说坏话,你们刚刚一年的斗争经验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不是在摆老资格了,你们一定要有毛泽东思想,二不要有私字,三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为什么现在老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你们就是光攻击别人,不做自我批评这是最大的缺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呢?(念毛主席语录、223页三段、3页三段)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是不对的嘛,任何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要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是有问题的。
    来源:1967年8月3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6期)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岀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个司长,对岀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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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査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付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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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间:下午。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清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全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岀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关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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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试,要对准党內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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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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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岀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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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仝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仝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岀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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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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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査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哉,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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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木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岀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伯达: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讲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
    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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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发调查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十一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工人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分成两大派?这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阶级仇恨的。
    康生: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报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报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敔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五·
    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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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江青同志提岀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查。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小组,现在发展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报,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查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导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
    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晩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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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6408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日前形势是好的,去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口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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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
    (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第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总参签字怎么能签?)
    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
    去一些人就去解决XX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席一声号召,你们
    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象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康生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地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不准抢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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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彼此打架。)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遵守四不,做出了伟大成绩。)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康生:要有组织,不要总理讲完了,就自己走了。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康生:大部分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不要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有缺点随时指出,要好好巩固,不要拆台,要补台,要爱护,不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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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总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没有多少话讲。
    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透搞彻底。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不管什么人
    都要抓大批判要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只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搞好了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发动时期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举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一派打内战,做事不符合方向,就反对,那个同志做的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革命师生要搞好团结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毛主席病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
    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两派斗争是否一派要灭另一派?不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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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那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能批评,有人说我在派別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一派、整一派,我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管那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我们要在联合问题做模范,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到处都制造两大派,上海没有两大派,没两派的就硬要岀去支持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没什么可怕但是人为的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北京同学要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人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顾大局,不讲联合,搬石头砸自己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出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死亡。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三、搞好市革命委会建设各区夺权、就几个大学有革命委员会,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立不起来,有几个区在准备成立筹备小组,西城区、东城区、平谷县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马上要被打倒,根本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一站出来就马上被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北京市的同学最近有些倒退,支持的,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反,在贵州支持“四”。不能说“四·一—”都是对的,贵州革委会就仝错了。上海支持上柴联司,在山东支持鲁大,我们这个革委会还要不要呢?要爱护市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我们许多单位、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需要大家支持,当然理想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可以。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北京煤不能解决,要有百分之四十五十要停。在广州港等打架,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都没有。不要破坏工厂,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全局关念,革命,在一段时期损失点生产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损得那么多,工代会你们要注意,工人如不搞生那就很成问题。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五、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武斗上次点了后有点好转,但这几天又有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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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
    允许的,无论如何在首都发展,要刹着这股风,现在(七机部)916、新915动员上万人打。现在相当多的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煽动,但表面上有两大派支持,这完全离开毛主席的航线,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挑起场大规模流血武斗,我坚决反对,那样搞就是犯罪。搞了一年多了,常见首长,听毛主席声音,总应高明一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不管你是谁,是委员也好,挑起武斗,就抓。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岀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托。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他是纸老虎。制止武斗要搞好,一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是非常错误的
    六六年毕业生、学校、工人、教职工搞武斗的工资问题,经单位革委会研究确定,报市革委会批准
    六、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坏人、盗窃、强奷犯趁机捣乱。派别利益髙于一切是错误。派岀所解决,坏人就钴空子。
    七、“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城,毛主席讲了,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反动的。把这个路子堵死。
    八、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有民运动。北京军区大方向正确,是支持造反派的,没有宣布了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没有抓那个领袖。“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冇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否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搞大联合也好,大批判也好,要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头脑不要发热,我们北京市造反派总的说还是比较好的,北京要做个好样子,好的也影响全国的,坏人的也影响全国,北京市革命派责任重大,要做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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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套
    (来源: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
    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提起周总理人们会肃然起敬,尤其是“老”红卫兵对周总理更有无限热爱的感情。
    “五·一六”兵团一小撮王八蛋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
    在大学生中“五·一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实力。并有相当大的思潮。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做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
    “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五·一六”兵团破案之后,中央文革的走卒大学红代会连个屁也没放,中央文革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象群众扭送公开反总理分子公安局不要的事情,更是举不胜举,这次“五·一六”兵团的仝部释放就更说明了
    五·一六”兵团的黑后
    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袭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原转载于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创刊号,1967年9月20
    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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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要发表群众的批判和反应。十号发表一些反映文章,批判陶铸,批判王任重。江青同志说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岀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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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来源:1967年9月21日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线》;1967年9月16日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红旗报编辑部《红旗》。)
    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8:50至次日晨0:45,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的负责人。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了没有?(念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总理: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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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米,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
    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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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査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査出几个“五·一六”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
    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
    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五·一六”要有这个精神
    第
    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
    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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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
    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內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
    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盜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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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念中央社新闻……,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要警惕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江青同志插话:队伍不纯是正常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一点你们组织内部处理。)这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派别斗争后边搞的鬼,暴露出来是好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
    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
    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话:是劳动人民家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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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査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象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康生同志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
    “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
    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我们必须用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如果私字当头,压一派是压不倒的,这是派性高于党性。(江青同志插话:打内战就是打私战。)
    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众:可以!应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
    联合起来好不好?(众:好!)派军训团去军训,接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江青同志插话:昌平有的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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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陈伯达同志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这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其它分配、选种、秋种都是考验你们。(傅崇碧同志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你们都不会瞄准。哎……)
    江青同志: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康生同志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韩:没有)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象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五·一六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韩:有)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批评。(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韩:没有,火车票),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戚本禹同志: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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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江青同志: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我怀疑你(指回答问题的三红战士)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泱。)
    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化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江青同志: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你们要公开到桌面上,不要采取手段(江青同志:你们就只能片字只语,完仝是糊涂)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一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韩: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眀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不敢保证)聂元梓有没有?(聂:没有)(江青同志: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
    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孙泱也是
    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戚本禹同志:孙泱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你们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师大革命委员会,大鱼吃小鱼,实用主义很严重。不搞自己的斗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办代替,手要收回来,你们有没有后台,调査研究一下再说话,不必匆忙声明。我们不会冤枉好人。是什么线把你们拉在一起,乘人之危,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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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眯眯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有人想从右的,极“左”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要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占得很少,因为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蓬勃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1,800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纯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象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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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的功劳没有?犯了错误要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
    说了几次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老大,大到连毛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了,也还是听的。
    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原文如此,似应为:“所有”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设想,发一个命令,一个月不回来不分配,不毕业。这下子揪军内一小撮的人回来了,道遥的也不逍遥了,你们也可以分配给他们些任务,有人反映不干工作就不给工资,教师也如此。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
    从今晚会议,如果还听我们一点的话,脑袋还有一点缝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求过急,各校按具体情况,但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学校里头斗批改,文学艺术斗批改,学校斗批改还容易一些,你们受资产阶级影响,但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是大学生,不单是语录本,你们有毛选吗?不要教条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话说多了,结束了
    康生同志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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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爱护的,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语录上讲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去读一读正确的意义,这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照我们这样作。要我们以身作的用自己犯错误的事实帮助同志们。毛主席讲
    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
    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
    六○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飘派)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有批评人。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会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样了,言不如心,言行不一致。这就是一个两面派作风。错了不要紧,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后套,还要搞秘密活动,怕我们知道。
    (江青:我们的记者已经哭了,因为你们拒绝他们,你们就是无视中央,这就是两面派,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象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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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岀面,如人大的孙泱。
    周总理: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九月十二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九·七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级“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江青: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指井冈山报社论)是谁写的吗?)蒯大富解释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戚本禹点头)(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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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批蒯),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也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28团活动。(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来源: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九月十六日凌晨两点五十分至五点十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单独接见了我农大东方红公社代表,对当前农口和农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最及时、最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我农大东方红代表关于秦化龙问题的汇报。总理指出你们秦化龙的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同时,周总理还着重向我们指出:“革命派要注意有黑手伸进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恐怕前几段你们兴趣小,对后面几段最感兴趣,后面几段就是结合当前形势写的。”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周总理对我校革委会十分关心,并且针对那一小伙“反动派”说:“他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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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革委会),就让他们反对去吧!”
    在谈到我校“反对派”的头头污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师大问题的“九·七通告”是“滥用职权”,是“红色政权出了问题”时,总理明确指出这是中央批的,我签名同意;我们都签了名,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总理的这段话是对攻击市革委会“九·七通告”的一小撮人的有力还击
    在谈话中,总理赞扬了中央气象局《红旗》的同志“对形势认识的不错,我看了一份他们写的东西。”
    农大问:是不是《三十个为什么》?)
    总理:是。《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是谁写的?
    答:是七兵团。总理问:是哪一派?答:是气象局红旗
    周总理对农口斗批改工作还作了具体的指示。总理说:“秦化龙是你们揪出来的,你们揭发;你们还要继续批判谭震林,也要结合批判你们学校的王观澜的领导,重点仍放在谭震林身上。”并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最后,总理亲自写了批准农大东方红把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的批示。周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农口和农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我们要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紧紧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又讯)
    根据周总理的亲笔批示,我农大东方红公社战士在十六日凌晨已将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的胜利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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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期)
    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周总理接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有关姚登山、“五·一六”问题整理如下。〗
    周总理在谈话中当面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他说:“三降一灭路线对外交工作是有干扰的,但总的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三个部分都执行了嘛。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第一、第二外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错误。”
    周总理接着说:“国庆节要放映一批电影,戚本禹同志问我,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能不能放,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国庆节快到了,今天已经是十八号了,中央文革同我谈到,不抓不行了。今天这个会本来不打算开的,但国庆快到了,外交活动又多起来了,不把政策掌握好怎么行呢?我告诉你,姚登山!你的话比我灵,这点我懂得。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同志提过你。
    (外交部联络站同志说:有些事,姚登山是不知道的)
    你们是一般干部,你们年轻,他是参加部领导的,指的是旧的部领导,不是结合,不应该这样发热嘛!那天上午(指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接见外联等组织代表——编者),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
    九
    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
    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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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
    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农大开大会要让秦化龙上大会主席台,我说秦化龙要去我就不去了。后来秦化龙没去,我去了。但发言的人保秦化龙,我就退席了。现在调查,秦化龙可能是个叛徒,与‘五·
    六’有关,已被扭送卫戍区了。要按主席思想办,要他们的群众自己划清界限,别的机关和另一派不要压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我还是要支持你们的。现在看来陈毅没有插手。现在批陈毅的小会已经开完了,可以联合搞次大会,限于批判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嘛,别的单位不参加。大的联络站今后要逐渐取消。大联络站增加派性,影响党性
    (四)推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掌握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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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特别是通过批判‘五
    ’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以上这几条对外交部和对外文委都适用。国庆节有繁重的任务,你们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影响,也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列宁关于‘左’倾幼稚病这篇文章。”
    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3:15,谢副总理、卫戍区,各兵种首长接见了首都四代会代表,会上,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今天的会,卫戍区、各兵种首长,四代会代表参加,会议响应江青同志15号、16号,9月5日的重要讲话,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大批判。解放军表态:军队支持革命大联合不支派,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拥军,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爱军队,我是老当兵的。解放军总的方面是好的,有缺点错误有个别坏人,江青同志5号讲话强调不准冲击军队,有缺点可以提。
    毛主席、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再强调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真听毛主席的话,那么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听,何况不让你们上刀山下火海,大联合你们就不干了呢?要听江青同志的话,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配合全国大批判。
    为什么工人分两大派?就是有坏人挑拨,当然,不见得直接控制。有坏人,地、富、反、坏、右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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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9月5日,9月17日的重要讲话。要联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就要走远了,这个造反派就要考虑。军队不能单支持一派,北京基本上没有只支持一派的现象中学要取消43派、44派,43派说以我为主,44派说以我为主,都不行,要组织以军队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学对军队的态度不好要改变。不准赶军队维护解放军的权威
    江青同志说: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革委会很重要,为什么对师大中央那样果断而又坚决,搞了三结合,就是组织上加以巩固。三结合就是政府,不要无政府主义。
    国庆节要到了,还不联合,教人家笑话我们。要用国庆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凡联合起来就准参加,不联合的,就把他们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最大利益,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党的最大利益,是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不执行就要走向反面,满脑子私利就要走向反面。要看谁的风格高,看谁的风格髙。要在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解放军、革命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北京要做模范,北京实现了革命派大联合将对仝国起到好影响,三军支持联合,不支持分裂。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对造谣、挑拨离间要坚决回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是分不开的,本来就是一回事,17号江青讲了,不要听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上坏人的当。对江青、陈伯达、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要保卫。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边反“五·一六”,一边干着“五·一六”的事。凡是没有中央正式表态的,就是谣言,现在谣言太多了,却没有人去辟谣。你们的小报,小道消息太多,生意兴隆,要整顿小报,你们小报再搞小道消息,就抓住几个小报好好整整。不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小道消息要整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和人民解放军联合。今天的会议是大联合的会,是响应江青同志,也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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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会议。你们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响应毛主席司令部的号召,不能光说,耳边风,口头的响应不行,要实际行动,要采取有力措施,革命派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是革命派,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有一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拿出坚决措施,各大学,各代会拿出坚决措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接见外交部五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当权派。参加接见的当杈派有:罗贵波、姬鹏飞、韩念龙、徐以新、龚澎、宦乡、董越千、郝德青、姚登山。〗
    今天这次接见是偶然的。韩念龙对我说,外交部的档案很乱,这是我意识到的,因此,今天把你们找来谈谈。
    八月份外交部档案很乱,各单位都在翻阅,失密现象严重。档案是否有外传要追査,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机密。今晚来一个总动员,号召观点不同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要联合起来,要清查坏人
    对乔冠华要一分为二。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外交部八月份大方向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很不满意。八月份外交部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是群众反映:刘少奇万岁!)要追查,要动员起来抓坏人。
    姚登山在国外杭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査,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姚登山还要保。
    十八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月份砸政治部、机要室是错误的。以前泄密我以为是把大字报转抄出去的,现在看来,总根子是档案丢出去的(接见时总理对北外红旗大队把王力材料要出去,提出了一些批评。)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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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了这个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外交政策上出了一些问题,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抹了黑,可以不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生了,可以推迟发生的,提早发生了。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十八年来我们不是卖国部,外交路线不是“三降一灭”。“六·一六”这样写,外交部恐怕也有人同意这样的意见,一定要找“三降一灭”。主席说外交工作都是主席亲自过问,九月一日康老也澄清说“三降一灭”是刘邓王稼祥的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来源:1967年11月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33期)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总理
    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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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林付主席指示要具体化,提高到原则上、哲学上、思想上
    卫生组织不能简单下放,不能简单转业,你们卫生部在运动中有多少人管业务?(众答:440多人,现有60—70人搞业务。)主席说这次运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少数人能办事。国务院有七个单位,我都没管,我只抓了五个秘书、联络员总理值班办公室。人事上访有20-30个人就够了,二、三十人就能办事,但是这么多人不能都推出去,以邻为壑,要自己想法为人民服务。最容易下放的是卫生部,教育部。
    卫生系统最好办,可以用卫生知识为人民服务,在基层可以在下面搞卫生、宣传,培训卫生人员,还可防病。最容易下放的是教育、卫生,一半劳动,一半教育,帮助人民学文化,既教政治又教科学。这二个部最容易为人民服务。工业部门就不能这样,不能到处办工厂,农村部门也可以下去,开荒办农场。国务院有些部有问题,教育卫生只要方向对,很快就可以下去,消除文盲,带徒弟。军队搞文化教育,很快就消除文盲。最容易往下推的,是教育卫生,面向农村,为群众,要从卫生教育带头。卫生我抓的,教育部是伯达同志抓的,你们可以竞赛下。教育部教科书要重编,困难些卫生要好办些,医字教科书,有些繁琐的课程也要重编。
    原来我们认为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现在看来大联合搞不成,大批判也搞不好,干部也站不出来。派性最强的表现在对待干部,这是新发展。“斗私”斗得怎么样?你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不忙于取消,取消早了反而对联合不利。支左不支派。保守的要联合。孙正是路线错误,不是三反分子,我今天表明态度,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材料不足。
    双方都是群众路线,两派总是有先进一点的,后进一点的,有激进点,保守点,任何组织里头有先进的,落后的,都有左中右,不是右派的右,是偏保守你们不要为孙正同志争来争去了,我宁可让他做其它工作,不让他介入。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搞好大联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支左不支派,联合不倒旗
    干部问题人家对了,你们也不支持,干部站不出来。今天本来是请你们来听听,听说你们总部再搞几个组,要达成协议,学习班为什么不多搞几个,不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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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搞,要联合搞好,单独搞,派性越搞越强
    (有的同志提出抓5.16问题)
    总理说:关于抓5.16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5.16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要把无阶级司令部搞垮,5.16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5.16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5.16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5.16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
    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5.16,5.16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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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
    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么联系
    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曰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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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
    任务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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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苫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白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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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日,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总之
    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之前和揪出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3)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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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来源:(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以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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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始创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仝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光辉道路。
    四十年来,在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极其光荣伟大的路程。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建国后的十八年中,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颠覆破坏阴谋,英勇地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支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强大的后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年来所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丰功伟绩,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有一支新型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一切都是空谈
    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立了最完整、最系统、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著名论断,关于首先从政治上建军、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光辉思想,关于“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重要原则,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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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一条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在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以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去“领导”,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什么“革命的旗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一次狂热地鼓吹议会道路,主张向国民党缴枪投降,无耻地叫喊什么“军队让一步,全国大进步
    毛主席彻底批判和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取消人民军队,取消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而使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岀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最害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害怕毛泽东思想和广大干部战士相结合。他们恶毒地攻击的诽谤毛主席,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指示,他们或者竭力封锁,拒不传达;或者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片面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否定革命化,否定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他们竭力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军队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普遍民兵制,破坏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传统体制。他们推行这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妄图使它变成一支脱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群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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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面的资产阶级旧军队。
    彭德怀、罗瑞卿这伙反党野心家,推行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
    彭德怀、罗瑞卿等反党野心家被揭露出来,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重大胜利。
    在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四十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号召全军指战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这一系列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重大措施,把我军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于把全军和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他所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书,系统地阐明和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巩固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最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全军指战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面前,都能够赤胆忠心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立下了新功。
    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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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全国军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紧密团结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而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及其一切帮凶的斗争中,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加伟大的新贡献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胜利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歼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同朝鲜人民起,打败了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所拼凑的十四个国家的侵略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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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革命鲜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它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
    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仓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裝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剥削阶级总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被剥削阶级稍有反抗,就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反动派手里拿着刀,革命人民也必须拿起刀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暂时取得某些成就,只要敌人实行武装镇压,一切都成泡影。
    修正主义者的最大罪恶,就是反对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南布迪里巴德之流也是这样。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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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正日益为仝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杄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仝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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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拚命抓枪杄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木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军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受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拚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用修正主义的《修养》来旨导我们的军队,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
    鼓德怀、罗瑞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拚死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贩卖从外国搬来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专搞资产阶级正规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否认政治思想工作是决定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彭德怀胡说什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罗瑞卿用“大比武”来冲击政治,并且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的指示。
    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军事技术,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我们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是什么?是飞机吗?是大炮吗?是原子弹吗?不是,完全不是。我军的最大战斗力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反对突岀无产阶级政治,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事实上,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是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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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工作》一书,完全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竟然认贼作父,把“蒋委员长的伟大及其生平”和蒋介石的“智、仁、勇”,“忠孝、仁爱”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国民党的反动政治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好,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几十年来,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定、最彻底地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林彪同志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一九六○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林彪同志的思想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林彪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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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对毛主席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原则和方法,对全军和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实现思想革命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他们的篡党、篡军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杄孑。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杄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岀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岀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仝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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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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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1d@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査,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岀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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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次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邋去掉走底
    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岀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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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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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枪。他开始釆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岀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岀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
    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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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別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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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査。去调査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裝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
    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仝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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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岀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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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当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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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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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
    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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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末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来源: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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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门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1)(3)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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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髙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岀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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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徳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
    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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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来学习的,向同志们学习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教导,就是破字当头,破中有立。所谓破,就是“革”,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他们这套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领域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可能导致使我们这个国家变颜色的东西,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彻底批判,彻底破了,彻底革他的命。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年发动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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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二年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方面这个革命进入到更为重要的阶段,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东西认真地、深入地、真正是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把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彻底打倒,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批判了,这个事情是个不好做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江青同志屡次讲的,比我们冲一冲、闯一闯,打打闹闹的困难多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提倡同志们坐下来大批判,因为这件事情是比较用脑筋的事情,比较用脑筋比较用思想的事情,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件事情做得好,也容易提高同志们的水平,而且呢,必须下这番功夫。简单地把这个人揪出来斗两下,那个东西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是要是真正把它一切东西拿出来批判,把它的毒素彻底肃清,那就比较困难,要狠下功夫,那就必须坐下来研究些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用革命的武器去批判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这要看很多材料,研究很多问题,收集很多资料,还要加以加工、认识,这是件难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做。大学在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是点火的时候,现在是坐下来批判。总有那么半年计划从各个领域彻底批判。那天江青同志批评过我,北京的大学好象有点劲头不大。但是在我们的领导来讲,作为某些方面来说,也有些不够的地方。所谓劲头不大呢,就是狠抓大批判,有份量的有质量的批判。大家把脑筋都用到这方面来做得不够。不是汇了两天报吗?我们文革小组,第一天听到就是那些什么两派打架事啊,吵嘴。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什么四三派,四三派!叫的人家很不高兴。搞了半年还是那一套。怎么批判黑《修养》,好象就听到师大讲了一下。开起大会来,就是你告我的状,我告你的状,就是这件事情,江青同志很不满意。应该炮火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么,怎么批判?有什么经验?怎么在批判中搞革命大联合嘛。你们下次再会见中央文革小组,你靠那么一套,人家还不听的。因为我们的大方向是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个领域把它们搞臭彻底批判,大家对这大是大非没多少语言,就是啊!你抢了我的广播,你抢了我的汽车,你又怎么样了,津津乐道。人家不听,你下次再这样搞,人家还是不听,不听,完仝对的。你互相抢这抢那,谁叫你去这样抢的?谁也没有讲,毛主席没有讲,林副主席没有讲,中央文革也没有讲,要始终抓大方向嘛!特别是你们成立了革委会的这些学校,只抓这些东西,要起模范作用。而且我们搞了一年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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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了,不要把我们的运动停止在初期阶段。这个,最近几天负责同志讲了,最近几天又冲,冲这里面抓人,什么抢档案,这些办法我看也不要再搞了,一般的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例外,我看特殊情况也不那么多了,有什么特殊情况呀?要好好地搞大批判,我这个话有点不适合大家的口味,觉得有点不对头。那些东西还是初期的,我们要提高大学的水平,真正有份量的批判,大家坐下来,一个学校,一个系,一个班,一个战斗组,可以分工,批判的方面多得很嘛。最近人家送了一套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就那么多,每一篇都可以批判的。要批判它那套,要收集好多材料,要学习好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才能批判,至于彭真那些反动家伙多少毒呀!你这个师范大学,就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的东西最富呀,苏联的那一套,大部分都是从美国来的,我们又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什么新东西呀,新东西不多,那都是可以批判的,我们要提高。特别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订个半年计划嘛,至今年年底。不要去串联,也不要到外面去打架。也不要支持人家打架,订一个半年计划,在家里坐下来,主要就是读书,这样就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就是革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东西。这就是破,就是革他们的命,就是把他们打倒,就是把他们搞臭,看看谁在这方面做岀贡献,就是破了,还要立。不是毛主席讲破中有立嘛?不破不立嘛,我们搞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如果搞两年胜利完成,那就还有九个月,第三年收尾,九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还要立哪,把修正主义东西彻底打倒,革他的命、把它破了,那么马列主义的呢?最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呢?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东西,但是要把它具体化、具体到学校教育制度搞共产主义,完全搞我们的,就是搞毛主席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脱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这个工程也是相当大了。比那个破可能还艰难。大家都不想干、毕业生都不安心,都想走,不想干这些事情,这个不好,不完成这个任务不行。为什么现在又要串联呢?有的学校走了五千人,就是怕艰难,这个革命不要怕艰难,真正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立,我们搞一个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完仝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教育办法更艰难,要走自己的道路可能要走好几次。开始走一趟,开始走不好,可能又要回头。犯错误也不要紧嘛。实验嘛师大是办教育的。江青同志让北航搞斗批改,师大也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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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办教育的,你是办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教育,还是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任务也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们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在座的所有同志,青年人哪、大学生,我这个人又是害怕大学生,有时候也迷信大学生你学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可以搞的,只要把毛主席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搞透了以后,什么搞新的教育制度,怎么搞哇?搞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脱离那个资木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走自己的路。可能开始不那么完整,企图一下就很完整,是幻想,是不可能的。经过修改嘛,你看那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都是从六三年搞的嘛,六三年我就看了,我是最早在上海看的,我还是个热心家,那时我们还叫好,我说好!我对那个旧戏就是没有一点知识,我看那个新戏呀,就看得惯,那个旧戏哇,我一点也看不惯,没那个文化,新戏听得懂。六三年春季我就在上海看《智取威虎山》,我也不大摸底,看了以后叫好。有的说你这个人随便表态。六三—六七年四年了,现在才象个样吧
    我们要搞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要四年也要两三年,而且现在就要开始。光破不立不行,还要立。破比较困难、立比破更困难。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改革,需要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下些功夫,那就是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做了点成就。不是到哈尔滨,到上海去支持,把这件事做好了,彻底地批判、彻底地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对全国革命最大的支援。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你们青年人就是爱冲冲跑跑的,我们大家都当过年青人的,坐下来干这些事情都不愿意干的,不过任务落到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相信青年,相信群众,就落在你们肩膀上。主席在批评工作组时讲的,我们也不能批、也不能斗,不能改,这些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学生、依靠教职员工,还不是依靠你们在座的吗,所以希望同志们在这个方面要下一点苦功夫。师大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还是一点点成绩。这一点点成绩都了不起,都应该加以表扬,我就来开会支持,那些靠武斗的,我们不支持。我说你们在这交流经验很好嘛,批判要有成绩嘛,有份量嘛,要靠革命的大联合嘛,别打内战嘛
    还得附带说一声,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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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这是我附带讲一讲的
    《井冈山通讯》据录音整理,未审阅八月二十二日晚
    (来源:1967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井冈山》;1967年9月1日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北邮东方红》)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08.25;中发[67]274号很好,照发。
    毛泽东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地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的全体指战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充分地发动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人民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已经破产了,已经垮台了。
    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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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主席又说,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现在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
    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同样,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切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因此,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为着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备战中。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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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人民解放军的仝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
    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
    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吴法宪同志讲了八·二二机场事件。当讲到辽联、辽革站把飞机打坏,打伤了空军战士还不让送空军医院时,周总理非常气愤,康生说:可耻!吴法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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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讲到两名战士牺牲,战士被打还念毛主席语录时,周总理:“这叫什么性质的问题?打解放军!”康生同志气愤地说:“谁打我们的解放军呀?帝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总理、康生、吴法宪都严厉的批评了辽革站和辽联,并点名批评了徐少甫总理、康生又就辽联冲击辽革站及辽革冲京西宾馆揪宋任穷同志的事,再次批评了辽联、辽革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总理:并指示八·三一进驻军区司令部的人全部撤出。
    最后总理要求三派达成协议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康老叮嘱大家每天要学毛著,不要张贴什么血洗、殴打之类的照片传单。
    接见开始时总理提了三条会议遵守制度
    不许互相攻击、谩骂,要摆事
    实讲道理;2.到北京开会不准带枪;3.要支持解放军,达成制止武斗协议
    (来源:1967年8月27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4期。)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们正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形势一片大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允许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安全、保卫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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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我国,能够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广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就是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虚心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他门把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教导,作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行动指南。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对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了军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在保卫祖国的边防、海防、空防以及内地治安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建立了新的战功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全国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永远相信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
    拥军爱民,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关系的总原则。对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要作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理解了这个口号,就能正确地分析与认清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就能正确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人民解放军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林彪副统帅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整个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更加战斗化了。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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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军经受了极大的锻炼,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无限信赖的。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同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必须协助解放军搞好备战和巩固国防的工作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绝对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的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离,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千万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掀起一个伟大的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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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1967.08.29;中发[67]27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军管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时间:晚,地点:国务院会议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红旗造反团”、“
    六”、“井冈山”等组织代表出席。〗
    外交部联络站代表: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主持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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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24日检査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
    联络站代表:我叫×××。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你,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我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本来准备让陈毅去检查。问题是忙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了,但刚把财贸口的问题处理完。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我上次对业务监督小组谈过,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周恩来: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能这样。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周恩来:我有多少事啊,我那有这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我在床上睡不着,叫钱嘉东给你们打个招呼。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你讲清楚些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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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何必问我
    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六·六”代表: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学生: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给你们先排个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次。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
    造反派:是不是把陈毅交给联络站?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给“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陈毅应先交给我们批判,然后交给(外交部)联络站。周恩来: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恩来: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这个方式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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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会不能开。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众人: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副总理。
    周恩来: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付我,没法商量事情。
    众人: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现在才200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
    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
    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希望我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吧。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时间:1967年5月14日凌晨1-2时;地点:外交部三号礼堂。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参加接见。〗
    (谢富总理听到外交部内的争吵声,散步来到外交部。当时谁都不知道。他直接来到了礼堂。有人发现后要求他讲话。红旗大队的人也要求他讲话,并鼓掌。)
    谢富治:我不了解情况怎么发言?我是偷偷跑来看看的。这样压迫人,总理永远不会接见。要我讲,只有一句话:统统回去!统统回去!将来这样当外交官真糟糕!
    (在会议室里)谢富治:你要给我录音呀?我又不是讲演…。这么多人,对我的威胁太大。你们是不是派个代表跟我说。隔壁就是我的家,每天喇叭都响我怕你们武斗。你们大学生来干什么?宋远利、刘令凯来了吗?你们看机密文件了吗?(同学:他们造谣!)我这次来不是解决问题来的。三家(“六一六”造反团、红旗大队)都有理,都批评我。涉及总理的问题,我就没理,就都来斗我,就是我不对?(同学:我们那次态度不好!我们向您检讨![指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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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一个人不对,大家都来斗争我。(大家哈哈大笑。
    同学:你对刘令凯太宽大了吧?宽大的无边。谢富治:他现在很好。没贴总理的大字报。
    同学:刘令凯说过,“党内现在还有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米高扬式的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是卖国主义者。
    (此时谢富治发现一同学衣袖上有血迹。)谢富治:这是怎么搞的?同学:外交部的人打的
    谢:不要告人家的状,我不听。同学:他们告我们的状了
    谢:没有!我没听见!(大队的人继续讲关于刘令凯对抗总理……)不要讲刘令凯了
    同学:那你讲今天的吧
    谢:又是想问“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革命行动,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谢:我想还是找两个头头了解一下情况。同学:还是让我们大家听听
    谢: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过你们,想和你们辩论,可是你们的人太多。总理告诉我,你们抢了材料。
    同学:根本就不对
    谢:总理会说错话吗?他们(刘令凯)到外交部待了多长时间同学:一天不到。
    谢:那你们今天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革命行动?同学:第一次,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谢:那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同学:那天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可是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又都进来了
    谢:还有个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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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刚刚成立的谢:有多少人?
    同学:(答人数)刚从红旗大队分出去的。谢:刘令凯他们还是三十人吗?同学:有一百多人。
    谢:好,他们也有一百多人?有发展了
    同学:从造反团里又出来一个28团,他们是反总理的,是原来的老保。谢:不要这样说。你们都是红代会的嘛!就是刘令凯不是,谭建锋(听不清
    他们来没来?你们可以和宋远利合作嘛!同学:他们说我们是保陈毅的,是新的保守派组织。谢:他们是搞激将法。
    同学:不是什么激将法,他们是想把造反派搞成保皇派。
    (同学议论)
    谢:你们现在要讲团结,不要随便讲保皇
    同学:我们很欣赏您的话:“极左派或保皇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对付真正的革命造反团,很适用于我们学校的情况
    谢:不要这样讲!我没讲过这个话
    (同学中有一人拿出了“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谢:我看过,我当时就问过,为什么没有地质东方红?(同学插话:他们只去个代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宋远利他们?
    同学:造反团不同意第二、第三条。谢:我不同意……(记录不清)。
    同学:如果这样,为何红代会四十一个单位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谢:我听总理说了,你们提意见可以到房子里去,为什么非到大街上?你们这样怎么能做外交官当大使?(谢:很气愤,接着激动而又气愤,大声地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刚从办公室回来,怕你们武斗,出来散步来看看。大门那儿人很多,我从西门进来的,走走,看看,我根本没有接到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代表总理。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这样压总理行吗?
    同学:总理说要接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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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那打个电话。同学:我们也去听一听。
    谢:啊呀!是大学生了……。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叫他派我接见你们,那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如他有空,来见你们,那就是他的事。我现在去打电话,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来听,来监督。昨天在天安门“九一五”、“九一六”闹起来了,问我:你是哪一派,我说我是“九一七”的。我请你们不要闹了,要把矛头指向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大学生啊!总理今天没派我来如果是总理派我来的,我会这样偷偷摸摸的来?总理如果派我,那我就可以代表总理。行吗?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同学:今天来的还有二外的。谢:我以前没有和二外的打过交道。
    同学:你今天来散步,到我们这来,我们感到很幸运!你从总理那里得到消息,说我们抢了材料。我们感到总理还没了解清楚,我们想这一定是总站反映的,我们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向总理汇报谢:那你就说吧!同学:要说起来很长。
    谢:你们大学生讲话就是那么长,讲得简短扼要点吗,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二外里边也有两派?
    外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象你说的是“极左派或改良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起”(介绍二外几个组织情况。)谢:不要用这个话!
    同学:我们想让总理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听说派代表,我们就派了代表,可是造反团等组织派遣去了三大卡车,还听说搞了游行。姚登山说:“总理很累了。”我们于是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可是他们这是总理指示,来压我
    谢:你们闹那么对立吗?(红旗大队与造反团)他们两家都在一起活动吗(指“六·一六”,“井冈山”。)
    同学:他们明里是两个组织,暗地里是一样的。
    谢:你们也不能因人家偶尔说了一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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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提醒谢副总理,应注意这一点。谢:听说你们有一个组织夺权了?同学:就是我们,我们有二千一百人了
    谢:明天我们要开会,对武斗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同学:(红旗大队要继续汇报,企图要说“六·一六”造反团的谣言)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冲了外交部,把陈毅办公室搜了,什么都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就接见了,总理对他们这种行为,深有体会。我们希望谢副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他们还把总理逼的心发跳。
    谢:“六·一六”和红旗革命造反团在不在一起?
    同学:经常在一起,有时不在一起,他们还贴总理的大字报。谢:这是反动的。同学:闹起来了。谢:小家伙天真烂漫。
    同学:不是这样,他们贴总理的大字报,在总理的名字上还打“X”。他们
    在“欢迎总理到我们学院来”的大字报上的总理二字上画了两只黑手。(红旗造反团递了一个材料)过去是明的,现在是隐蔽的,是一贯反对总理的。
    谢:不能把人家说成一贯就是反革命的。现在应该讲一讲外交部。你们讲这派那一派,当着我面,老说别人的坏话,我反对。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走了(起身欲走)
    同学:这都是实话。
    谢:我要反对,我不听!在外交部为什么不讲今天的事?宋远利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在我面前说他的话,我不要听。(红旗大队插话:要用发展眼光看人,现在变了。)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了,上次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你们不能批评我的老朋友,(大队插队:现在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了。)(下面不清。)
    同学: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压总理的,是揪陈毅的
    谢:可是你们到外交部,揪得出陈毅吗?他又不在这里。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先告人家的状,你们发了这么多言,都是告别人的状。
    同学:这都是事实,可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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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陈毅在国务院,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你们都知道的嘛!
    同学:(理亏……)他是外交部长,不在外交部揪,行吗?
    谢:你们来了一千多人,我是为你们着想,我感到这样不好,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打个电话给总理,看他有什么意见。
    同学:希望你能把我们和(你)说的事儿讲
    二外同学:(稍稍谈首都红卫兵的分歧。)
    (谢打电话给总理,总理在大会堂。谢对着电话讲:我今天是散步到这里来的。听说这里要搞武斗,我赶来了,到处都是。看样子他们要台阶下,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台阶,总理是不是给我一个指示?总理答:要他们撤回,明天找他们几个代表接见。)
    谢:我有事马上要走,总理的电话打通了。你们选几个代表,明天总理接见。但你们马上得出去。
    同学:选多少个?(吵)
    谢:我那未来得及问,反正两三个吧
    同学:(乱吵吵)不成,五、六个,七、八个,十个,全部
    谢:七、八个吧!七亿人都要见总理呢。我要批评你们了,我看到血衣了没看到人。你们还有人带刀子,带剪子。
    同学:(吵)造谣!他们诬蔑我们有人带手枪呢!谢:你们是打了架了嘛,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同学: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有同学说,他们打的。)谢:你们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撤同学:好!(鼓掌)相信总理。我们没打人。
    谢:你们要撤,要排好队,不要搞小动作!要突出政治,你们将来要当外交你们是不是打扫一下房子,大标语盖一盖。
    同学:我们没写,他们都把写我们的贴到大街上去了。
    谢:你们撤,收拾一下,我就管这一点儿,我是公安部的,不管外交部。遵义兵团战士:我们支持联络站,红旗大队冲入保密室是错误的,保卫保密人人有责。(揭发红旗大队砸广播室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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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们是哪儿的?
    同学:我们是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谢:你们做的对!就应该管!(谢和我们的留学生遵义兵团战士握手)(注:因为接见时会场很乱,有的听不清)
    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时间:凌晨。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紧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造反派: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造反派:“六·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周恩来: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因为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六”的错误来抵销你们的错误。
    造反派: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嘛!反正我也把政策都交待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哪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就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周恩来: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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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现在批判陈毅同志的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联络站同志说:我们现在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现在大家先学《通知》,武装思想。大约下星期开始批判。
    总理:群众可以学习《通知》喽,我们少数人可以先谈,你们可以先准备材料,批判内容先告诉我。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我怎么能这么搞呢?!红旗大队向我承认了错误。不承认这点就是歪曲了我的话了嘛。那天我接见完红旗大队就叫(钱)嘉栋打电话告诉你们。接见他们不是我要见的,我本来就是不管,我没有答应见他们。是谢副总理强加于我的嘛,他散步走到那里去,是他答应的。我历来的办法是一起谈,这样就不容易歪曲了。
    (联络站同志谈到5.13事件后,红旗大队不但不承认错误还在外面造谣。总理:他歪曲,你们怎么能怪我呢!你们不相信我,反倒相信他们。你们怕什么?你们就是相信谣言,街上谣言多的很,你们都相信?他坏,很好嘛,走向自己的反面
    (联络站同志说,总理5月15日接见红旗大队以后,他们公布的记录说总理这样讲:“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没意思。如果他们真这样,就会在批判陈毅同志问题上形“左”实右,走得很远,正好暴露自己
    总理:我怎么能会这样说呢?!你们哪里是形“左”实右呢?!我历来主张在一起接见,什么话都在一起讲,不要分开来,那次你们不同意,我是被迫分开接见的。那天见他们主要谈了几点
    1、冲外交部是错误的,要他们承认错误。
    2、我原来十二号跟他们讲红旗造反团等组织批判陈毅,要他们参加一起批我说人家发票,你们去参加。开始他们同意,后来又不同意了。我说,我对“六·
    六”、红旗造反团讲,要他们请你们参加。他们说这等于不承认他们这个团体,我说团体可以保留嘛。他们后来不同意,要自己搞。我说那没有办法了,还是按原来的次序,你们排到后面。
    3、他们说你们打了他们。我说外交部拿出很多证据,还有血衣。他们说你们把血衣抢走的。他们说大字报没拿走。(联络站同志说二外红卫兵把机密大字报抄上了王府井大街了。)红旗大队还说他们进保密室时门口有人,不告诉他们是保密室,门锁不牢,一推就开了。说这是政治陷害。他们还说进去后两分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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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电源了。我说要他们回去检查,有大字报交回来
    (联络站同志说现在一个字也没交来,还抢走了三个工作证和一个照相机也没交还。)
    总理:现在我不去辩论这件事,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件事错了。过去经常吵,在一个屋里谈话的,回去还各写各的,这是人的观点、立场不同嘛。
    (联络站同志又指出,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说,总理会讲“我接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造反派,而是他们要游行。”)
    总理:我怎么会这样说呢?在没成立红代会前,对“六·一六”是什么空?在那时是我去替“六·一六”辨白的。两次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去的。我支持你们批判陈毅同志,但是不同意游行。特别是外交部不要参加。可是你们那天学生与你们还是去游行了。如果你们游行了,我就不见你们了。
    (联络站同志答应,我们把不去游行的决定通知了学生,他们仍游行,但本来要静坐的后来只是走了一圈;同时也有四、五十外交部的同志自发参加了。)
    总理:后来你们还游行,并且呼口号。
    (联络站同志说这是反武斗和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同胞的游行。)总理: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参加,喊了口号了吧!(联络站同志喊了。)学生们去游行,这是运动中不能避免的。只要联络站不带头就没有关系。学生打闹不要紧
    总理:以后学校方面的问题,我不再管了。我原来是好心,对“六·一六”人家那时反他们反得很凶。我两次去替他们讲话。我这说的是心里话,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我为什么要挑拨他们学生(指红旗大队和“六·一六造反团”)的关系?!我不喜欢哼哼哈哈打官腔。我不愿骗你们。向你们讲心里话。我是守信用的。你们反而不相信我了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他们冲外交部是不对的,冲外交部,还要我见(联络站同志说,是红旗大队在外面造谣撞骗,影响很坏。)
    总理:我不见,我和钱嘉栋讲不要管。我是要托姚登山同志处理这件事,要他们走。
    联络站同志说: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还说,总理这样讲:“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某某嘛,以为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哪有这么简单呐!他们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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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也提?!既然批判本质不同,为什么怕他们哪?”
    总理:我没有说过本质不同嘛。我是说,你们既然都是批判,为什么不能参加他们的会呢?批判总部的观点是先批判后定性。红旗大队在我面前说他们也要打倒陈毅,我说既然你们也要打倒,就可以参加他们召开的会,何必搞两次?我没说过什么“批判本质不同”。从去年我管外事口以来,我都是一起接见,没有分开过。上次你们不同意一起见。主席的思想就是分派也可以在一起开会。你们不同意,我只好等待。在一起开会讲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要是分开来,就会各取所需,你们不去管他们,最后要核对起来还得了啦。哪有这么多时间
    (联络站问到总理的十二号讲话是否有改变)
    总理强调:批陈的问题没有变嘛,我已经答应的事不会改变。问题是你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一方。红旗大队冲外交部是错误的。拿走的大字报要追回来。他们说没有写,但上了王府井。这就证明拿出了××,照相机,三个工作证,让钱嘉栋打个电话去调问一下。至于你们说红旗大队是保守派,你们说你们的,我了解情况不够。还不能同意。他们现在还是红代会的。红代会现在也分两派,中央文革都不能表态。
    关于批判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批判前要把主要内容告诉我,有些事点个题目我就知道了,心中有个数。你们顺便把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也谈一下。第次会,一定要开好。如果搞得不好,下不了台,也不能批透。这样我就不好向主席交待了。
    下面谈了查档案等具体问题。)
    张闻天这一案还没了,档案还是交给专案组比较妥当。其中有哪些档案你们要看,可以找一下目录,开个单子给我。档案一般不能随便看,都跑去看势必要乱。我是给中央办公厅打过招呼的。你把四川调査情况的同志写个名字给我,我和军管会联系一下,那儿军管了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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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你们占领导地位,不要自居领导,三结合还没有出现,你们是实际领导,但是不要说出去。譬如政协开会,实际领导是我们,人家叫我们领导党,但是我们不说,后来别人慢慢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说了,现在说了,事先主席不说这话。不敢谦虚,其实是自信心不够。自居为领导,结果一定做出麻烦。你们应该增强信心,但不要强居为领导。学校就是这样。你们要自信一些,自信心不太多,自信心不够,又强居为领导,人家不服,不服一定就压,压了人家没有几个人,也压不下来
    山东解放军出了个自我批评,很痛快,晚自我批评不如早自我批评,吞吞吐吐不如痛痛快快,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承认,知道了为什么不早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还带个“性
    那是初级阶段,主席教育大家循循善诱,说了个“方
    向性”吧,连“路线”都没有说,那是八月四日说的,还没有说路线错误。那天晚上我们去清华讲了话,李雪峰就没有说方冋性错误,其实李雪峰讲话原来是有方向性错误的,是总书记邓小平不同意,那时候说方向性错误是刘少奇,没有说到邓小平。他坐得离主席很远,两种可能,说没有听到,也许是假的,也许是真的。他把方向性错误勾掉了。伯达同志也在场,那时新的选举,还没有提出,16条也没有说,李雪峰就没有说,只说是严重错误,他不说我当然不好说:是根据
    七·二九那个方面说的,后来人家怪李雪峰为什么当时不承认,他是不好说。现在,我可以替他解释。难怪接见了造反派,一看那天你的演说是错误的。这不怪群众,伯达同志也去清华了,七·二九本来没有邓小平讲话,群众一定要总书记出来说话。平反在清华、北大张承先、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都去了,揭得最早,清华压制很强,事情的经过是曲折的,现在到这个时候才好说。
    (总理谈到陈毅问题时说)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会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允许让他讲,我不会去插言,你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回答,你们不回答不好,回答了也不好,不独立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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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地点: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按:陈毅这个庞然大物,其三反罪行累累,早在今年二月,周总理、中央文革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已命令他必须滚到群众中作检査,接受批斗。但是,他一直负隅顽抗,拒不到群众中来。因此,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七月十七日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小撮保陈小丑却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了一连串非议和谩骂,恶毒攻击造反派,恶意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八月
    四日戚本禹同志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时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戚本禹同志的这一席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陈派的威风。这一小撮小丑竟恼羞成怒,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姚登山同志“捏造”戚本禹同志讲话,说什么“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同时,他们还写信给中央文革搞什么“控告”,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就在这一形势下,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晩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姚登山同志,说王力同志于晚上
    九点找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一起谈一谈
    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走进王力同志办公室,王力同志的左小腿部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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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表示了极其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同志的伤情。王力同志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零一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快。
    王力: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闲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谈。
    (王力同志看了代表名单,一个个认识一遍)王力:好吧,先听你们的,我们学。
    (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外交部运动三起
    三落,谈到联络站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十八日夺权,谈到四月份“总部”出现时……)
    王力:“总部”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在外交部有多大影响?
    联络站代表:据他们说有二百三十人,他们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组
    (联络站代表继续谈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代表阐明我联络站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同志插话: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联络站代表:谈过
    (又继续谈运动情况,当说到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时,分析了一下外交部的具体情况。)
    王力同志: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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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同志:“攀险峰”是什么组织?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张,说它还不错,是不是中间的?
    (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联络站代表提到在七月十七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同志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联络站代表指出“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致的,它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都是联名写的。)王力同志: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嘛!
    (联络站代表谈到目前外交部运动情况,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王力同志: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联络站同志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同志: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
    王力同志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同志,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了?
    朱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王力同志:(对部监督小组的同志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七月一日对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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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同志: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王力同志: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
    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木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査。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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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告诉王力同志说,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竞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
    王力同志说: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同志: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竞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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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站同志谈到整风,检査了我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也谈到有些同志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同志: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三个月,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同志:你们有多少好检査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岀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査,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査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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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站的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关心我们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千部才敢站出来亮相。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联络站代表把整风中我们检査对待群众的问题给王力同志谈了一下。)王力同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用压是不行的,要做思想工作。希望你们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调来搞党内工作的同志二十刚出头。他搞党总支书记工作,管好几个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干得挺好吗,他只有两个口袋,没有四个口袋。(大家没听懂,王力同志说两个口袋是普通战士,
    四个口袋是干部嘛,大家都笑了。)
    (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又回到“总部”来信的问题上)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十七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同志看。)
    王力同志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联络站代表在离别时表示希望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推动一下外交部的运
    王力同志说:主要还是靠你们。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途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同志: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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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同王力同志握手告别,并对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地点:人民大会堂〗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问好!
    你们这次大会,我在五月十二日就表示支持,现在还表示支持。
    今天这个会开得好,当然中间有些波折,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是按照我和谢富治同志和你们订的三条协议执行的,开得好
    这次会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是个学习,是个动员大会。这样的大会不宜太长、太多,比如今天有很多发言我没有叫进去,大中小套着开,开小会批得深,批得透。当然不开大会大家看不见也不满意罗!我还是提议今后开小会,只要我有时间参加。关系到外事口的政策、方针、路线的问题我都愿意听,小会说得更清楚这样排列起来就不快了,一个星期二次就不错了。
    你们心情很急,这个责任由我负,不是陈毅贪污时间。除了外事口,以后还要排农、林、财贸、工交、更急的是各省的问题。今天晚上还要给北京红代会开会,对全国的任务有个建议。
    虽然外事口没有实现整个联合,但成立了批陈联络站,庆贺你们这个联合。(口号略)
    (三)一些群众火烧英国代办处
    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新华社香港二日电“你冇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1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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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爱国同胞连日来不怕港英法西斯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屈不挠地开展反英抗暴斗争。
    据港英电台供认,在七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天内,港英当局在港九各地非法逮捕了五十七位爱国同胞。
    港英法西斯当局妄图用疯狂的镇压来压倒正在风起云涌地进行反英抗暴斗争的爱国同胞,但是,就在港英进行疯狂的大镇压、大搜捕的同时,港九各地反英抗暴标语到处岀现,反英抗暴传单漫天飞舞,反英抗暴大字报遍地开花。一队队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演岀反英抗暴节目。他们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的英雄气概,无情地讨伐万恶的英帝国主义。他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同胞,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斗志。有一个学生文艺演出队在石硖尾为苫难深重的小贩演岀《小贩的控诉》,激起了爱国小贩们仇视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感情。他们说:英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斗垮,斗臭!一支以“港九先锋游击队”命名的战斗队,在港英“工务局”的围墙上用油漆书写巨型的反英抗暴标语,港英警察慌忙前往涂抹,勇敢的青年们就在他们的头上把大叠传单撒下来,爱国同胞们争相拾阅,大灭港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在港英当局袭击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的第二天—七月三十日,纺织染工人纷纷奔回会所开会,愤怒声讨港英袭击工会和所属支会、福利部,以及在二十
    六日枪杀纺织染工人苏全的滔天罪行。这个工会的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表声明,对港英当局恣意撕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以及捣毁工会和绑架工人的罪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声明说:有暴力压迫,就有暴力反抗。我们纺织染工人完全懂得怎样回答英帝国主义者。
    港九车床打磨职工会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港英暴徒扯下工会福利部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撕毁《毛主席语录》一书内的毛主席像的严重政治挑衅行为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
    正在胜利进行联合大罢工的六万香港工人,在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打来的慰问电和随电汇来的港币一千万元后,感到无比鼓舞。罢工工人表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祖国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有力支援,使我们的信心更强,斗志更加昂扬,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英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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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晩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竞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冶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中国人民和香港爱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
    “香港爱国同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这是声讨大会上最强烈的声音。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从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仝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港英法西斯当局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和爱国新闻工作者,妄图封锁真理的声音,妄图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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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扑灭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烈火,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和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好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讲话中还向坚持反英抗暴斗争的香港爱国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热烈赞扬香港爱国同胞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香港爱国同胞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儿女。他们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爱国同胞的英勇斗争表明,香港的命运要由中国人民来掌握。有七亿祖国人民作后盾,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付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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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外交部联络站王海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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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可能发展到小组织,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周总理8.31日讲话,中央首长9.1日讲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立即响应,认真学习,坚决照办,不能含糊。
    九·七《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中明确指出:“凡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的东西,不管来自那方面,都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顶住。”
    王力八·七讲话是什么东西?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摆着革命的架式,采取煽动性语言,放出遮人耳目的烟幕,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我们必须识破王力八·七讲话冠冕堂皇的外衣,彻底批判他的八·七讲话,批判他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实质内容
    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夺权。他力竭声嘶,锋芒毕露,以为时机已到,“有政权才有威风”,向中央夺权
    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他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唱反调,“将”周总理的军,“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军
    八·七讲话是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一发“炮弹”
    八·七讲话是“怀疑一切”的活标签,它全部否定八·七以前我部运动的光辉成果,全盘否定不该否定的东西。
    八·七讲话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丑恶表白,别人都不行,唯我最革命要听我指导
    八·七讲话给“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八·七讲话私字当头,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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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回顾,仔细分析,难道八·七讲话所造成的恶果还不明显,还不惊人吗?王力在八月七日抛出这篇讲话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可是算盘打错了,“风吹月老天不动,浪打船头道难移”,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
    周总理8.31日的讲话,中央首长9.1日的讲话是何等的好啊!王力讲话是何等的丑啊!一好一丑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态度,两套方针!同志你站在那一边,必须作出果断的抉择!
    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后,还可以做肥料。
    我们要锄八·七讲话这株毒草,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挽回它所造的损失同志们,我们坚决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吧!
    外交部王海蓉刘华秋冯联直陈德和王永华方峰李奉阳陈
    贞芳李钟英红代会北京轻工红鹰兵团《523》战斗队转抄9.13
    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9月1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对外交部刘祥伦等同志作了谈话。〗
    陈毅是有严重错误,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他认为是革命的,我说是政变,他还说是革命的。他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他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他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
    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
    (当有人谈到联络站二十五个战斗队、组开会批判王力问题时)总理说: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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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14日晚,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了几个问题,大意如
    下
    1、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
    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3、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十二月一日,总理接见了外交部各组织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毅及其他部党委成员,刘晓未参加。接见情况如下
    1、使馆在十二月份要立即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对外交部东方红兵团(67.11.30成立的,属“外联”34战斗队一派)没表态,总理说:“东方红兵团声明很弱,政治主张不明确。”
    3、对“外联”34战斗队没表态。34战斗队代表曾发表意见,但被到会代表压了下去
    4、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34个战斗队的群众。”
    5、总理说:“对516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外交部自王焕德揪出后,又搞出了个泄密集团。
    6、总理还批评陈毅说:“你在北戴河会议上反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是好的,但到广州会议就变了。”
    参加接见的还有王海蓉、唐闻生(唐明照的女儿)(据外交口同志传达,非记录,供参考)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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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口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九月七日
    注释: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要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二、研究资料
    )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
    五·一六兵团”,其成员就是“五·一六分子”,简称“五·一六”。从1967年“清查五·一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五·一六”一直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有关资料较多,难以分类。现开列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1978年11月21日,原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专门谈了“五·一六”问题。吴庆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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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是有的,在北京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清楚。证据是:1967年8月初,“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散发了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传单。8月9日还将这些反革命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这些反革命传单的署名是“首都516红卫兵团”。这些传单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无耻的诬蔑和攻击,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有的将反革命传单拍照下来,有的从墙上搞下来,送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现在国务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反革命罪证。
    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揭露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
    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8月,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5月16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同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个下次我给你讲
    国务院各部门在清查中也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国家经委的陈大伦,国务院财办的何畏等人。这些坏家伙都直接同王、关、戚挂勾,受王、关、戚的指挥。现在看来,后台就是陈作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林彪反党集团。
    吴庆彤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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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斗争非常复杂。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对清査“五·一六”进行破坏。陈伯达竞然当上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他们胡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是“五·一六”后台,他们在全国全军普遍清査
    五
    ”。林彪提出“一个不漏”。陈伯达提出追组织,找加入“五·一六
    的登记表。吴法宪说“北京的小三军就是‘五·一六’”(引者注:“小三军”就是当时与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所谓“冲派”。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多数派的“大三军”比较而言,人数较少的“冲派”就是“小三军”)。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方向。这样,在清査“五·一六”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很多好同志,还整死了不少好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閉,故意把清査“五·一六”引向邪路,搞扩大化,把水搅浑,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在毛主席指出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将王、关、戚关起来。但是,在清查“五·
    六”中,不少单位要求通过王、关、戚弄清本单位“五·一六”分子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人又规定要经过姚文元批准,结果是不许向王、关、戚作调查。
    (二)1967年8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
    8月8日深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6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7月中句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三)1967年9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小报第4621号刊登《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和北京卫戍区的杨增祥向记者介绍的调查、审讯“五·一六兵团”头头供认的情况
    关于“五·一六兵团”活动情况,原文为
    经中央批准,已拘留入狱审讯的有:钢院学生张坚(建)旗、李芳(女)、陈力(女),商院学生程镇华,101中学学生郭海燕(女)、长沙一中学生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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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还有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蔡萍迹(女)和她的母亲曾广澜
    “五·一六”兵团是7月1日正式出现的,有一个“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在北外开的,发起者有钢院的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中学的郭海燕。
    前身是钢院的“五·一六”。张等均是钢院的“五·一六”分子(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在对外作战部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据交代,5月份在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并说:“从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坐牢。你们过了三个月再看。”不久张写了一封攻击周总理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4月上旬,送林副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张到处向社会上观察哪里有反总理思潮的人,积极串连师大苏东海、商院程镇华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
    《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张建旗一方面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派李连菊和北外“六
    进行反革命串连
    5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5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5月29日,张建旗、李连菊等人就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岀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活动。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并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5月底6月初,张建旗及其同伙成立了所谓“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个反革命的宣言。他们还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这样又勾引来一个郭海燕(去年到鞍山大串连时认识张建旗的),她写了《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6月3日,中央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张建旗等人的混乱。张等7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一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郭海燕等5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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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7月1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张提出用整风方法搞了“两忆”(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三查”(“查斗志”、“查阶级”即査动摇性、“査工作”)。这样,他们又鼓了劲,起草了一个反革命的《第次代表大会决议》。因为101中的郭海燕参加了,就由“钢院五·一六兵团”改为“首都五·一六兵团”。
    这一时期,他们还串连了商学院程镇华、农大郭树忠、师大苏东海、长沙中唐亦安以及财办何畏等人。
    7月份以来,张等频繁活动。方针是:“影射攻击不点名”。这时,程镇华、唐亦安等也参加了活动。
    7月3日一5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
    7月5日,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会堂做检査,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印了1000份,在人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7月11日—12日,经过串连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是到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一是与农大东方红“五·一六兵团”配合,到农口各部门口大量散发《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
    7月13日—14日,他们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
    7月份,张等经秘密串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7月15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总理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20人左右。其中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
    7月29日,他们又开秘密会议
    由于唐亦安、郭海燕等4人贴了攻击总理的大标语,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公安部门,张建旗及其同伙在8月3日一8月4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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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单,约印了4000份,并抄写了13份大字报。
    8月9日凌展,他们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街头,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粵、新疆等地邮寄传单。他们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
    8月11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6—7人,仍在负隅顽抗。
    8月17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8月25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五·一六兵团”成员情况。
    孙茂祥对记者说,从目前调査、审讯犯人口供情况来看,判断是否“五·
    六”成员,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头头和骨干,了解内幕,起参加活动者有张建旗等20人;二类,有相同观点,和骨干分子一起抄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者共24人;三类,被骨干头头串连过的学生、干部,并表示支持赞同,提供了黑材料的共21人。
    五·一六兵团”后台问题。
    财办××组组长何畏,7级干部,6月20日,何与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五
    ”的活动还有一些,清查“五·一六”也还有些情况,补充如下:
    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刊登《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其中说:“6月30日和7月1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5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7年5月27日,中央在一个内部文件上说:“炮打周总理的歪风逐日增长,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表态。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
    旗造反团’和二外‘首都红卫兵’中一部份人为代表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不断高涨,调子不断升高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5633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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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
    1967年8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调査简报》第4号刊出《“5·16”一蔡萍绩一徐向前》。8月25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5·16’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1979年12月16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个‘5·16’后台的调査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1967年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油印)收有《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一文,其中说
    1968年1月5日,北外‘×××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反革命大字报《×××你要干什么》,公然进行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钢院张建旗跳出来攻击×Ⅹ×是‘毛主席的同路人’,‘与李××、李×、余×Ⅹ、谷×是第三司令部的人’,‘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讲话不一致等等
    4月×日,张建旗到学部请示吴传启,讯问他的炮打×××的大字报何时可贴,吴说时候未到,没让他贴。”
    6月2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令,准备公布炮打×××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钢五·一六红卫兵团’,即‘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前身。”
    6月3日,张建旗贴出《给×××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Ⅹ××是二月黑风的后台,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一天,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出现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极端反动的传单《23个为什么》。
    6月30日和7月1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5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
    7月12日,在八机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中央气象台等单位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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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传单《告农林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个为什么》等,诬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反动之极。”
    7月30日夜,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总理公开检査。真是猖狂!”
    8月11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五·一六’一些成员名单
    “‘五·一六’后台:农口秦化龙、外交部陈家康、红旗杂志林杰
    “‘五·一六’组织系统:有政治部、作战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及8个方面军
    方面军:农林口
    二方面军:财贸口。
    三方面军:文教口
    四方面军:工交口
    五方面军:军事口
    六方面军:中学口
    七方面军:外事口
    八方面军:全国通讯联络。”
    (五)“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967年9—1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铅印本,共153页,内部发行),这个大事记中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有关“五·一六”的材料,或可补以上资料的缺失。摘录如下
    1967年“三月中下旬在反击‘二月逆流’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中,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集团——王力、关锋、林杰之流初露头角。其干将吴传启、洪涛等人开始相互串连。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司令部”,“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人,不用听他的”。“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策划下,3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贴出了许多恶毒攻击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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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的大字报,轰打周总理的逆流从此时隐时现。
    1967年“五月初,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五·一六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地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五·一六兵团’。”
    1967年“5月16日,一个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
    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反革命“首都5·16兵团”的前身—“钢院5·16兵团”成
    6月2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3月31曰)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
    ”头目张建旗
    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5·16兵团
    钢院、
    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枝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5月29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
    反对总理
    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捉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4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指出
    周总理是
    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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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五
    兵
    团’在外语学院5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
    7月上半月“五·
    六”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个战役
    第二个战役’,大肆
    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周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1967年“7月14日‘五·一六兵团’猖狂活动。7月14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
    1967年“8月9日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
    1967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首长还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8月11日,商学院斗争了‘五·一六’黑匪干将程镇华
    1967年“8月17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8月18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76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8月20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岀黑匪干将陈力。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里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季××等9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20期(1967年9月13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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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誊愣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摘自9月3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
    陈伯达同志8月11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暑。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9月1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
    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一康生同志8月11日讲话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
    康生同志8月27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
    康生同志9月1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8月9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8月8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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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江青同
    志8月11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9月1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日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9月5日接见安微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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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
    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一戚本禹同志9月6日讲话
    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本人掌握的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1967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967年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
    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5
    中的
    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1967年9月13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1967年9月5日晚9点10分至次日凌晨零点25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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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1967年9月1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196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
    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
    《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九·五”
    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1967年9月16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9月1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
    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
    对
    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4975号说“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1968年12月17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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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
    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1968年1月24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1967年7一8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帅、副总理、国务院的部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1968年5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岀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七)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用3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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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严家其、高皋二人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最新增订版,香港潮流岀版社出版)中有《清査所谓“五·一六”》一节,其中对“清査五
    六”扩大化,有一些论述具有参考价值,不妨摘引如下
    其实,在“坚决镇压”了“五·一六兵团”之后,所谓“五·一六”已不复存在了。谢富治说过,“五·一六兵团”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而且,}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江青在讲话中,姚文元在文章中,所以对“五·
    六”如此大张挞伐,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所谓“右的和极‘左’的”,所谓“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幕后人
    操纵
    者”,都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林彪),对军队中林彪支持的人,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实际上,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属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掌握军队大权的人”,只要觉得“你反我”,就可以用“五·一六”这个代名词给人以定罪。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从“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演化出来的“五·一六问题”,是个含义不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都可以牵扯到“五·一六问题”所包括的内容中,这就难免有人就““五·一六”问题纠缠不清。一九六八年,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央还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追査登记表、追査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査“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岀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査“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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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査“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1月24目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
    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
    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苫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清査“五·一六”在漫无边际地行进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
    五五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宣布为
    六”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一百五、六
    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査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恶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査“五·一六”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七0年3月27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
    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企图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实施中却适得其反
    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为重的全大陆的逼、供、信运动。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清査查“五·
    长达数年,捏造岀来的“罪行”反复交待,一些细节则在反复交待中编得神乎其神。“五
    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
    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的情况下,在认为必定有一个“五”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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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査
    九
    ”的步伐。从此,全大陆的清査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
    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
    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北京以外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就全大陆而言,在清查“五·一六”中,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份群众。不仅把
    五·一六”与“五·一三事件”连在一起,而且把它和“七·二0事件”连在起,点名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五
    实
    质上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
    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九七一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査“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
    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九)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可不读的好书。金先生在书中也有一节专论对“五·一六”的清査,现将其下半部份全文抄在下面:
    可是,在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中央为什么又要专门成立专案组,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査运动,依据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本人目前缺乏足够的事实作分析判断的根据。因此,这里只能对事情经过作一简述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并无科学的判定标准,一般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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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当作“五
    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1/3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査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査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査,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明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
    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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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
    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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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內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年5月中句,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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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凊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
    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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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兵团。
    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
    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
    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査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胃“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
    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
    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
    六”分子,提出査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査也查不出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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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
    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
    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査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査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
    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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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査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査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岀来,戚本髙就逼周总理搬岀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査,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査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査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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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査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査“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査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
    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
    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
    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査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岀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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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关于“揪军内一撮”
    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杈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木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1967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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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
    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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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
    ”事件发生后,官方
    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亳,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浄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报”,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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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7月底,通过《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4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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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
    “这种
    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仝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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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査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
    {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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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査批示。”林彪10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2月11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1967年1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1967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
    1967年1月3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40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5日的“批叶陈大会”。
    1月23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5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月26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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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
    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死战”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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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
    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6月26日,43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7月15日至17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1967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1967年“7·20”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1967年2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3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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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11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12
    7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7·20”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13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14)
    另据杨成武回忆,7月24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7·20’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5)
    7月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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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代拟的复电中称:“7月24日20时10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7·20”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煸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17)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8)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19)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1967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7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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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7月31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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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內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196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1967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20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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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竞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杄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杄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40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岀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岀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岀‘四个第
    三八作
    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21)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1967年8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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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
    22)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7·20”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23)
    毛泽东是在“7·20”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发表(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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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375页
    2)《“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7页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月,第201页
    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9页。7)出处同上,第218页。8)出处同上,第226页。
    9)出处同上,第227至228页
    10)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1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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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出处同上。
    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
    版,第260—266页。
    (14)《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15〕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91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0页。1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
    (1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4、265页。(20)王力,《王力反思录》,第291页(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23)《杨成武将军自述》,第304、306页(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84期
    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1967年的“七二○”事件,木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O”事件后,“揪军
    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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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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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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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岀“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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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
    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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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ⅹ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仝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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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仼,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
    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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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一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
    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J”字。此语出
    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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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银样锻枪头。”所谓“银样J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
    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
    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
    、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
    00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前官员魏思敦爵士( Sir John Weston)回忆
    火烧英国代办处
    魏思敦爵士( Sir john 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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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魏思敦爵士提供)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记者:根据1967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事发时在现场的有一万多人。)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的内部。(魏思敦爵士提供)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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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
    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
    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杋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別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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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全部损毁。(魏思敦爵士提供)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文章来源:摘自大纪元记者唐英伦敦报道)
    四、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四十一章“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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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仝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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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82-183页
    8月25日晨一时,找到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8月26日,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査。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査。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一前中共政要访谈》——陈伯达访谈录
    陈伯达说:“老实说吧,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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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对我说:[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査。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整理:锺志林
    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
    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之父,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0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部鳯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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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忪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起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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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中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
    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叁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
    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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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苫难,但也下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後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文革机密抄错了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叁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於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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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後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後,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
    太不自量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叁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叁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後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岀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下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为毛泽东服务过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後边有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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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査「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於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
    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徵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
    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後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像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睿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汨,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後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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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任见习秘书,後来仼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後,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後,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
    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汪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柬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叁间大房,东西两屋各叁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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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毛江之间无密议文化大革命开始下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裹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後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像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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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五一六」文件,当时您是中央办公厅新任秘书局长?在
    九六七年由毛泽东下令被捕。他还为您辩护呢,说您是「替罪羊」
    戚:我
    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後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早谋刘少奇太离奇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後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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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叁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於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後裔,後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竞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於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抄袭别人见品格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後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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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後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像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原文注:本记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文责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摘录自《明报月刊》96年六月号)
    戚本禹沉浮录(霞飞)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18年有期徒刑。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949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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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
    1958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3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8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竞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8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也使这8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1963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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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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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
    966年5月22日下午,中
    央的几位千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16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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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1954年10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岀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
    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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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竞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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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8月26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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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木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被“请假检讨”之后的戚本禹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2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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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木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4年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1988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朿。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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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党史博览》2005.7
    关锋沉浮录(霞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1967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1938年,19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1939年,即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4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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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岀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1950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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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1957年8月2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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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195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意。1962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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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竞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杄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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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注。过去,毛泽东就很赏识关锋写的文章,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阶段,关锋又成了积极拥护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必然的。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得紧。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关锋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的赏识。关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陈伯达接触较多。关锋对陈伯达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而陈伯达对关锋的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也十分欣赏。康生在历史上就与关锋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是替关锋说好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并推荐关锋。而江青在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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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罢官〉》一文之后,看到关锋积极配合与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因而对关锋很有好感。有这些人的抬举,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但是,关锋以其多年政治经验和在中央工作养成的习惯,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经常深入分析。这种习惯,使他在关键时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一给江青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正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对这一矛盾性质进行了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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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关锋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也有了“直线联系”。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还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他怕单独去会使江青产生猜疑。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都十分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已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立新功”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旨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千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早在1966年4月12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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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板支持者。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还有较早提出“揪军内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因素之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1967年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揭露岀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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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那就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草小组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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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他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被允许听收音机,但不能自由活动。这样,他实际上仍然能够知道外界的政治动向。在2号楼,他在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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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署名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过,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大早,关锋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混在一帮练功的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一招一式地认真地练着。
    《党史博览》2005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九八○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
    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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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迟了。
    《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五·
    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八届十一中仝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
    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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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王平权为王力之妻)
    王力同志在中央文革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时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王力不属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中央文革的工作是毛主亲自领导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经常参加和主持中央文革的会议,王力参加起草的一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自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军内一小撮”,“全面夺权“越乱越好”,“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等口号,都不是王力提出和发明的。当时有一个和中央文革平行的“中央专案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全都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这个专案组所作的迫害老干部等坏事,没有王力的份。王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就被关起来了,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提出“武装左派”以后,才由部队发枪,建立所谓“第二武装”,到一九六八年,武斗规模才越来越大,成为真枪实炮的武斗,那时王力已经早就被关起来了。总之,王力不等于中央文革,王力不等于中央专案组,王力所参加的一段,只是文革初期中的初期,不能把中央文革的账,中央专案组的账,文革中后期的账,都算在王力头上。
    在王力同志参加中央文革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王力起了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王力同志是相信毛主席关于“无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不论从思想上讲,从组织纪律上讲,他都不能超出这个框框。但是对某些具体事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也尽其所能作了些应作的事。如,
    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他是有保留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就要打到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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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王力建议陈伯达约彭真和陶铸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作检讨,这才把整刘推迟了一年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王力在武汉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提“打倒刘邓陶”的口号。王力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几个月内,坚持按常委名单发文件,即也要发给刘、邓,江青为此撤消了王力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江青动员王力在批邓会上发言,王力一言未发。王多次提醒主席你不是说刘邓要有区别吗?主席也对王力谈了许多对邓小平的好话,主席说打倒刘邓只是打倒一两年,以后邓还要留在常委会,刘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对王力说他不同意对刘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王力把主席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江青等传阅,后来中南海揪斗刘邓陶夫妇,王力又把主席那段话抄下来送戚本禹和江青,江青很恼火。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在怀仁堂会议上王力是同意老前辈的意见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周总理要他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的记录,他整理后在会上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合乎事实。王力还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谈话写了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周总理亲自在会上宣读,陈老总拉住王力的手说:“写得好极了,要是这样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陈伯达要写一篇《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王力拒绝写,后来毛主席肯定王力的看法是对的。林彪、江青、张春桥在怀仁堂事件中进行了一连串不正常的活动,王力在秦城时加以揭发,专案组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报告的,不能揭发,王力还是坚持揭发了。
    关于七·二○武汉事件: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中央在北京定的,“四项指示”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向武汉传达的,王力既未参与制定也未传达这个方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揪斗王力,按毛主席的话说,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的回忆录也承认,王力是作了替罪羊。七·二○以后,王力反对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反对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反对拍电影,反对全国游行。可是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王力,是为了毛主席。”那王力当然就不好说什么了。王力再三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防止引起冲击军队的风潮。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王力这个当事人一言未发,并且递了条子,反对叫他们弯腰。周总理在会上说,“王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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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捍卫军队的。”可是江青等后来却造谣说王力“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其实正是江青,康生等自己把军队搞乱了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康生接见学生时攻击北京卫戍区,从而引起“打倒李钟奇”的风潮,王力当时就递了条子,说不能把北京的军队搞乱。第二天即四月四日周总理让王力再作一次讲话,加以补救。究竞是谁“毁我长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所谓“八·七讲话”:有的文章说王力跑到外语学院发表了“八·七讲话”,这是谎言。事实上八月七日王力并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钓鱼台病床上听取外交部姚登山等人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有许多重要的话没有整理进去,如王力说,“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又如姚登山等人说:“我们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他加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放心。”这些话都没有整理进去。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在八七以前和以后,王力都没有过问外交部的事。外交部夺权,与王力无关。至于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揪斗陈毅,是江青组织的,那时王力不在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时,王力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在斗争王力的会上吴法宪提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的罪名,周总理立即插话说:“这没有王力的事。”
    关于“反对周总理”:真正反对周总理,向周总理夺权的是江青。江青提出:“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他们在几个问题上,如有关军以上干部会议问题,五一节刘邓陶是否上天安门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烧”的问题
    他们利用这几个问题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围攻周总理,王力都站
    在周总理方面,为周总理讲话。武汉事件后邓大姐到钓鱼台看望王力,江青大骂邓大姐,王力为此和江青吵了一架
    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说,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他们还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王力和江青的矛盾,上面已经谈到一些,在对京剧改革问题上,对彭真同志的关系题上,对刘邓的态度问题上,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上都有矛盾。王力经常用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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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话来纠正江青的话,还有王力向毛主席反映,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毛主席立即调阅了那个文件,并责令中央文革公开检讨。这更使江青对王力恨之入骨。江青本来就说:“你王力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武汉事件后,王力反对他们的一系列作法,她再也不能容忍了。而且由于他们自己把局势搞得很乱,不可收拾,她正好把王力“端岀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羊。江青用毛主席最忌韪的话来进行挑动:“武汉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是他的了,不是毛泽东的了。”毛主席才问:“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江青借着这句话就到处说“毛主席问王力是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证明王力是苏修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们又诬陷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才引起毛主席对王力的怀疑,当然打倒王力同打倒其他人样,最后都是要毛主席点头的。把王力关起来后,周总理还指示:不许贴王力的大字报,贴了的要覆盖;王力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管;对王力问题不要无限上纲。当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王力同志的几句话:“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还没有把王力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关到秦城后,毛主席周总理也不让任何人提审王力,江青就用放噪音,灌药,假枪毙等办法来折磨王力,力图置王力于死地,杀人灭口。
    王平权
    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王力)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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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勹]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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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査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摘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王力:《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发动》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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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査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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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岀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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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千,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竞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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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
    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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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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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査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査研究。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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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说要出版五本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要他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对他们谈了很多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等等。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岀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关锋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这样。这话没说完就回北京了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整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
    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六四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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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毛主席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木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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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会开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参加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刘宁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意见。最初刘宁一主张不去,大家说,人家邀请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我们不直接骂人,但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刘宁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这封信是我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定稿的,正式发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个重大政治决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去,责任应由苏共来负。公开信列举苏共不断在党内党外发表很多反华文件,安德罗波夫还发表了反华文章。公开信还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去了,但二十大你们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们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赫鲁哓夫倒台后,我们建议各国共产党开个会,希望你们改变赫鲁晓夫的作法,你们又不改,你们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远。一九六五年三月,你们不听我们劝告,坚持召开分裂性的兄弟党会议,我们要求你们公开承认错误,承认非法,你们也没有作。分裂的责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不能参力你们的二十三大,这个责任在你们。我们还是相信苏联大多数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们还是要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
    苏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来我国。日共是以宫本为首,吴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笋为首,我负责接待。黎笋没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不发表公报。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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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主席汇报。这时刘少奇要出国,邓小平要去西北三线,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
    十四楼,又开了一个会。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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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要加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过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
    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批判邓拓的两个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们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吴冷西、陈亚丁、尹达住锦江饭店后楼的套间,其余人住的是锦江饭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电影,是江青组织的,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要批判的电影。有时在小礼堂,有时在后楼的会议室。毛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写些陆定一的材料,我们写不出多少。因为吴冷西的人民日报不归陆定领导,我更不归陆定一领导,平常来来往往见了面开个玩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严慰冰的事我们不清楚。陆定一说话不慎重,说过些不好的话,叫我们凑凑也没有凑出多少。我们没别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这时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上海起草小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锦江饭店,她有别墅。柯庆施给毛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主席标准的别墅。她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都是她到锦江饭店来。来了就到客厅见见谈谈,看看电影。张春桥是起草小组的,他好象是秘书长,招待我们三顿饭吃得好,时常来看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来了就讲她那一套,骂彭真,骂中宣部阎王殿,骂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她自己如何受打击,没人理,说阎王殿的阎王我一个一个都去拜望,一个个副部长我都登门拜访,可是没有人理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时她还没有骂常委和书记处,只骂彭真和中宣部。她还给我们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说她要请尊神,靠部队,靠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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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来的五
    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毛主席回话。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扩大会和上海起草小组会同时举行。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检讨,揭开彭真的盖子。实质性的问题都在上海。有人说常委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那回事。常委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来,开了几天会就修改了几次。杭州的会完了,起草小组的会还没有完。杭州开会完后,康生、陈伯达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没详细说,因为没有什么精彩的发言。康生说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和刘仁没有检讨,没有考虑整个市委是否改组。总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了“警卫”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东兴是局长。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五一的活动彭真没有参加,从此就不出面了。康生还说到,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刘少奇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大吃一惊。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正在编刘选。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开头第二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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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盜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主席的亲笔,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给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叫剥笋政策,这一次只剥到彭真。这一段是上海写的,大概是张春桥写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纲的作者们竞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这段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开头不是黑体字的地方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些提法本来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体字,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黑体字说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很明确了,问题性质发展到这程度了,这是毛主席的亲笔
    第四,通知(七)段说到学阀、党阀,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说过。这些非黑体字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半段黑体字更明确地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就更明确了。
    第五,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会议还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们正在读稿子时,徐业夫又打电话来找王力,又加了几句,就是通知(一)段内括号里的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这段加上,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但他们印得不好,不好看,还有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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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定稿时还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开发表时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三个版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三人,《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当天广播了。可是当天新华社就奉命通知撤销北京的按语,因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语。上海开会回来后,五一六通知发表前,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提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何明就是关锋,髙炬是解放军报的,解放军报那时正副总编是唐平铸、胡痴,是刘志坚领导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评北京市委。五
    六通知发表前,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开会,一面在社会上揭露。五月十日发表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说:姚文元文章提出吴晗问题以后,你们改变态度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绍,反而责问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段话是彭真打电话给曹荻秋时说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会上去了
    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康生传达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报问题大发脾气时讲的些话,还有杭州会议期间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康生都有笔记,他写得很工整。这次经过整理,把它连起来,成为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好象是经过我整理的。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
    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总理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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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书记。)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
    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但毛主席不赞成林彪这个报告。大概因为林彪讲得太玄乎了。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门都调来一些军队干部当时林彪经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挑的优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门。一九六五年调丁莱夫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他原来是一个军的政委。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
    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
    邓小平的检讨是临时作的,不是从九月份起就作的。邓小平的检讨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说这次错误是他同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的检讨说由他一个人负责,邓说他和刘两人负责,别人都不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工作组不能负责任。毛主席认为,别的一些人也认为,邓的检讨很诚恳,本来不能由他负责,他还说他负责。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査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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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
    当时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认为邓小平的毛病也不过这些。作为一个负责同志,能这样检讨也就不错了。对他有意见的也无非说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见,没有象林彪那样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至于说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言不由衷。后面还谈到不寒而栗,要补过,要保持晚节。
    检讨本来到此为止,毛主席看了后,希望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如说”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相信在相当时间内错误会得到改正,请给我时间,自己努力站起来。干了半辈子,跌了跤,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邓小平照毛主席的话说了。毛主席还把”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话来结束,要以积极的话来结束。邓的检讨,在当时条件下不能说是被迫的。但是对林彪的乱骂邓是不会同意的。
    5月19日批评彭真、陆定一。彭还是说自己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同陆定一没有联系,请中央审査。彭真发言
    五分钟,大家批评他说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陆定一早就受审査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严慰冰是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
    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彭真审查陆定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
    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XX,能不知道吗?
    批判变成了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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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吗?这好象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别人批评陆定一,也说不岀什么,只是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就是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总之都是笼统的,具体的没什么东西。陆定一不承认有反党集团,不承认搞复辟。严慰冰问题他辩解的多
    会上人人都得发言,不只是康生、陈伯达说。◇田家英自杀
    十三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彭真、陆定一撤消工作,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査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他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时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领导下搞试点。这时候陈伯达、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还是刚开始,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没有人说“自杀是自绝于党”之类的话
    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条,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年在北戴河会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带批王力。都当成右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约而同去找康生,请他缓和一下。我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不要对陈云、王稼祥搞那么紧张。康生拒绝,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们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乱,有些烧东西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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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给我写的一个画上的题跋,田家英那里还有照的一张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没骂过康生,他只骂陈伯达和江青。我对田家英是很欣赏的,私交很好。当时对他的压力当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顶也就过去了,何必自杀?在田家英自杀前姚臻也自杀了。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企图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楼,那是为了公开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事,让组织知道,是为了保全组织而牺牲自己。那次跳下来没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药然后上了吊。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董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了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意思是应该先加以隔离。)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对彭真、罗瑞卿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文件,对陆定一、杨尚昆也有一个说明他们错误的文件,是后来二十四日通过的。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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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米,到六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就是江青搞的鬼。因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乔冠华和我到杭州毛主席处,谈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事。说完这件事后,彭真提了个头,我接着讲了一通对学术批判和京剧改革的意见。我说一是不要动不动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扩大化,要有个界限。京剧改革不要一律排斥传统戏,鬼戏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兴,变了脸,说你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那时已经骂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但他还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讲:第江青有点“左”;第二,是要有个界限。他说对郭沬若、茅盾、范文澜不准批。我们告辞时,主席说再加一个翦伯赞
    因为我批评了京剧改革,触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会,是彭真找毛主席谈的,彭真说王力是优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钓鱼台,常委要我作点秘书工作。彭真讲的王力的好话,江青在文革中作为攻击王力的把柄。因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说王力的坏话,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这个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文革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没有开会,也没有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陈伯达调尹达、关锋、穆欣到钓鱼台十四楼,我还在八楼。吴冷西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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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姚臻自杀了,范若愚回了党校。有人说谢镗忠、刘志坚进中央文革是叶剑英提的,这不符合事实。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当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刘志坚,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为现在刘志坚是好人,就不说他是林彪提的,而说是叶剑英提的。
    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
    现在中纪委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说我在大事记中给康生开脱。其实大事记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说得缓和。正件说彭真背着康生、吴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纲。我整理大事记时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就只说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许立群关起门来起草,这比正件轻得多。写大事记时康生提岀要给王力开脱,有些事是王力反对过的,其实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要给我开脱,我不赞成。因为文件太长了,不能再加了。后来康生在中联部讲话时说,没提王力是个疏忽,王力是正确的。中纪委把这作为王力的罪状,说王力在大事记中栽赃诬陷彭真,给康生开脱
    其实大事记比正件轻得多。为什么正件无罪,附件(大事记)倒有罪呢?这些我在《申诉书》中已写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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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五月三十一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六月一日传达,当晚写好,六月二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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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
    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
    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主席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伯达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伯达去夺取阵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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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伯达,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伯达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六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辫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
    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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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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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1960年列席书记处会议,1964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
    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肖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文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肖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过江青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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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主席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主席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周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壮,他都吓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们正在师范大学开会,突然有人递了个条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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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校在展览馆礼馆堂组织大会,同彭小蒙辩论。根据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吴德去支持彭小蒙。(这次会上有周总理。不知是谁来个条子给江青,据说说的是二月兵变,我没听到)。我和吴德到展览馆,青年团说彭小蒙那个组织是反动组织,要在大会上辫论。
    彭小蒙比蒯大富厉害,口才很好,讲话逻辑性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十一中全会把她的发言印发了
    当时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红卫兵或类似组织,对此首先鲜明表态的是我和吴德。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这样讲的。我们代表中央,表示他们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支持,不应该阻挠。会上还有个问题,团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学校一样搞文革?校方意见是不搞,我同吴德商量后表态说要搞,一般性学习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就把团校冲垮了。这时团校校长是周杰。这时来不及请示,我和吴德就表了态。
    因为文革小组天天到一个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这时刘少奇那里的指挥就不那么灵了,毛主席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工作组不行了,到处轰工作组,有的被赶走了,中央不得不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不撤也被赶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积板分子大会。大会上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邓的检讨是自己写的,请我去修改过。他又打电话请康生、陈伯达来看,没有意见,他才讲的。这次大会我没去。刘、邓都是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毛主席认为旧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脱离群众的阴暗面,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在这个会以前刘少奇就说过。毛主席认为再不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就要成为人民的敌人。群众对党是有不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干部特权,群众都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认为群众意见都是对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一中仝会以前,中央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主持。总理、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参加。毛主席那里开会都是他自己定名单。陈云同志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是常委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开会时都不通知他。1964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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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他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原来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会。后来张春桥告了状,说少奇同志对“北大六一八简报”有批语,毛主席大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
    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仝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时,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可以。总理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但文革小组向毛主席汇报的署名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总理要报告,就单独报告
    毛主席本来已退居二线,这时又回到第一线主持常委会。
    毛主席不在时,林彪主持常委会。政治局的会他不参加,就派叶群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也是派叶群参加。
    7月1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565-614页)
    康生与文物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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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臧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有交往的人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沬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
    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岀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杈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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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査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竞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猷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竞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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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竞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
    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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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1271-1276页)
    霞飞:《王力沉浮录》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睛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岀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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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千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仝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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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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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査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白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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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宣,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漏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仝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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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杋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岀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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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辫,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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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査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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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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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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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
    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査,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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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一前中共政要访谈》——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挡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燥,激动对你的身体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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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勃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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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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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木“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事后不久,周恩来曾经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
    七日的讲话]”,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的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他把当时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看到那个“八月七日讲话”和其他的材料后,问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王力的档案后,向毛泽东汇报:“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王力确实像江青讲的是坏人。”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他胡说八道什么?他的错误要比陈毅和其他的人的错误大得多。”马上,毛泽东对王力的问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决定对他进行审查。
    提到这些,王力至今激动不已:“我是在国民党东北军作地下工作时,有谷牧同志介绍入党的,怎么能成了国民党特务?是的,我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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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
    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
    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誇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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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
    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一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
    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仝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货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8月20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査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条罪证是他在“1966年3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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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査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
    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荒唐。
    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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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
    《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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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
    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査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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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
    7.20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
    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们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勹]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发,要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谢富治、王力根据这一精神,在7月15日、16日两天内多次重申了这一指示。到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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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在老人家召集的这次会议上,王力提出:“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决定的。”毛泽东听了,很恼火地说:“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你回去以后把这个文件送来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开检讨。”王力回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上面有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亲笔签名的字样,提出对某类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
    在此前后,王力传达的经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条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向群众传开了,武汉的一些部队和群众组织极为愤怒,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文革的这些精神,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谢富治等人
    在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接着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当武汉军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写检讨时,王力还帮助他们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轻了,军区的有关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满意
    但是,百万雄师及部分军队同志的愤怒反抗终于还是爆发了。7月20日他们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并将他们绑架走,进行批斗、游街。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当即带领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从另一个后门跑了出来,到了火车站后才给汪东兴打电话。武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周恩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乘飞机亲临武汉,将王力、谢富治先后从群众手里解救出来。这时,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毛泽东起初也很震怒,说:“想不到这次我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后来冷静下来后,才说:“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员开了碰头会,决定组织百万人热烈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并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同志。王力建议:“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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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当王力讲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我就有点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后来我听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当时决定召这样的大会的并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如果真是这样,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了。于是,当王力、谢富治走下飞机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使武汉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开大会时,并没有通知林彪。但开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关锋回答:“是有这么个会。”并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关锋说:“那当然好啊!”叶群说:“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由于林彪亲自出场,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在支持你们》等社论,把“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变成了反军乱军的行动。
    回忆到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说:“在天安门上开会的时候,我就对江青说我担心这样下去,全国会出现反军的连锁反应。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没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没想到,我的这些活动还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愤怒。谢富治回京后同我交谈说:[我同你相处一个月,没想到中央文革还有你这么右的人。]他的话,同样引起了我的震动。”但是,我翻了当时的文革材料,从王力的各次讲话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绪,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快,毛泽东以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开始纠正极左派们的错误。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不点名的警告,同样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句,向毛泽东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王力也觉得空气反常时,曾给康生的秘书说:“我们首长不得了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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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没吃东西没睡觉了。”那时,他们包括林彪在内,都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者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么,都怕戴一顶跟不上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显示他是毛泽东司令部里的人这个形象,又把不准毛泽东的政治脉搏,只好在红卫兵那里打听消息,然后再来一个总批发,名其曰:“听取群众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1967年8月7日接见红卫兵和外事口群众组织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听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话。群众组织把他的片言只语整理出来,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导火线。
    其实,真正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那些东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报他们在背地里整理和搜集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当然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泽东特意指示江青和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中央关于王力的《审查报告》,把武汉事件再次作为王力的罪状。为此,王力在《申诉》里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经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謄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恩来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议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閉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等等。周恩来传达的方针更厉害,要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恰恰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爆发7.20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竞然宣布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査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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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7.20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该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军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摄《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査,等等。事实很快就证眀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是王力的责任,而是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王力罗列的这些事实,没有一件是客观存在。他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江青的任何意见。相反,他是在许多的问题上是背着江青等人单独行动的。这正是江青等人对他恼火的原因。据我掌握的事实可以证明:王力和关锋都喜欢打着毛泽东和江青的旗号行事,为此,江青几次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质问他:“我什么时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着我的旗号干事?这样下去,我是要讲话的!以后,凡是没有我的亲笔签字的东西你们不能乱说!”这些,王力偏偏只字不提。
    王力申诉的第四条是:“7.20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构不成罪状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中央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记录的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根本没有介绍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査报告》列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王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当“打倒”和“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王力明明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怎么能推得一千二净呢?正是他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使得本来不是他的问题都弄得人们不敢为他作证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时,连张春桥都说他:“总是把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你王力是一贯的不正确!一贯的装腔作势,一贯的弄虚作假!”当然,这话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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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之处。
    王力申诉的第六条是:“《审査报告》罗列的,以及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里[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做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维护军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反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王力的这些解释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无数大量的原始证据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样也赖不掉的。至于是否王力本人的责任,这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无论王力怎样兴风作浪,毕竞是一个大气候下的卒子没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王力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翻不起半点水花。但是,在大风浪中王力使点小聪明,搞点个人的小动作而被毛泽东所抛弃,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还把当年的一张小字报给我拿出来,上面记录着当初对武汉事件的过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
    王力对我说:“这个历史怎样才能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呢?看来真正要准确地记录一个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就更要有勇气了。”我默契地无语。(后来我写出了真实地记载这个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武汉.毛家湾.钓鱼台》,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所以,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北京一部分红卫兵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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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化身。他们到处讲话,引起了中央许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他们抛出来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点,中央文革召开了批判王力、关锋的内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定的主要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
    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到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文章,陈伯达沉下脸来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那时,人们一听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竭力要和他划清界限。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她当即宣布叫王力“请假检讨”,实际上从此关了起来。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
    会议刚散,有关人员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10月16日,又把他关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将他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1月28日释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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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来,从书案上找出几页纸,递给我说:“每到党的生日这天,我都要默默地纪念党。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写的一首《哀情寄给党》。”说着他又深有感触地朗诵起来:“尺尺天涯青鸟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黄钟乐奏鸣宵汉,瓦釜刑宣弃大荒。残骥但求征路险,病蠹呕愿吐丝亡。白头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长。”
    早就听说王力善词工诗,文章写得漂亮。今日拜读他的诗词,果然名不虚传。应我之求,他信手将这首诗抄写下送给我。第二天,他又挥毫将他另一旧作用宣纸写出来赠送于我。诗是这样的:“惊雷发出囹千根,风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节,凌云直上永无心。风霜百折柔坚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天折飞升回首笑,龙孙择约又成林。
    我对诗词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爱好,但是诗词并不等于作诗人。这个我已经有了许多的例子。但是对王力这个人,我还是很同情他的。毕竟是一个运动的牺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个摇动笔杆子的秀才,却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王力无法挽回的悲剧,就是说什么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训启示后人吧。我们一边读他的诗词,一边谈论那个很难一下子说透的峥嵘岁月,话题又回到了文学的领域.
    5.16兵团》大事记(1967.9)
    ▲1966.11-12.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出现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11月30日林院“红卫兵”李洪山之流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标语。扬言“你们看吧,不到一个月中央文革就解散了”;叫嚣“中央文革被右倾路线统治”。北航“八一纵队”等组织也相继贴出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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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钢院“红卫兵”“红色风暴”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大字报。“九一九”(现延安公社核心组织)中“闯道”、狄德岳之流也贴大字报,写信恶狠狠地说:“中央文革为什么批评不得,反不得!”并恶毒攻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吕长春(现延公头目)也跳出来要和陈伯达辩论有关长征问题。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九一九”窝藏狄德岳反中央文革材料,妄图包庇。 wengewa hg.org
    12.5在黑手的策划下,反中央文革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粉墨登场
    ▲25日,清华井冈山举行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林杰慌忙出来死保刘贼,胡说刘贼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打倒”。
    ▲十二月底,北外“616红卫兵团”成立。北外“616”在六六年九月份就开始怀疑总理,因为当时气候不合适,不敢公开攻击。到十二月,社会上出现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开成立了以炮打周总理为职业的《616红卫兵团》。
    ▲一月初,在赵易亚、林杰、穆欣等反党集团的指使下,经委井岗山头目反革命分子陈大伦操纵井岗山整周总理黑材料,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功,陈被林杰之流提升为反党集团主管工交、财贸系统的黑干将。黑干将洪涛则亲临民院红教工会议放毒,暗示赵、林、穆集团战略布署,叫嚣:“今后运动大方向就是要揪周总理以下的几个副总理”。并说:“中央文革(指林穆之流)很重视这几个人的材料。
    ▲67年1月,商学院成立“决战纵队”,公开炮打李先念和我们敬爱的周
    总理。外贸学院也有混蛋贴《火烧周XX》的反动标语,财政部刘振玉、程圣言等
    竟狂吠说这是“革命行动
    ▲在精心策划后,吴传启的黑干将XX和薄一波死党骆风,陈大伦等公然在
    炮政礼堂召开火烧李富春大会,攻击李富春同志是“经济战线修正主义的租师
    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7日斗余秋里时,计委XXX等按骆风意
    图竟派人去医院揪病在床上的李富春同志。疯狂已极!同时期钢院延公《东方红》收集李富春黑材料。
    ▲6日北外《616》在天安门前贴出《XXX你要干什么?》的反革命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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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进行攻击毛主席亲密战友周总理的罪恶活动。13日-19日其头目刘令凯大
    肆攻击道:“周X与陈X是一个反党集团”。21日《616》胡说“中央文革不是
    没有错误”,反动已极!并抗拒公安部拘捕,大打出手”,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15日,为了收集周总理及其它中央首长的档案材料,销毁穆欣等反革命罪行,在林、穆集团的一手策划下,统战部反革命分子张经武、刘郢(统战部东方红头头)勾结地院朱成昭之流抢劫盜运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建国以来的全部机要档案一百四十余柜。事后穆欣得意道:“我的材料已在我手中,我不怕
    17日刘振玉,财经八八敖本立等对抗总理,硬把大扒手杜向光(财政部副部长,阴谋夺李先念副总理的权)拉进中南海,总理下令逮捕。二十四日,北京商学院红反军决战纵队程镇华(现5.16兵团作战部长)公开为抗拒周总理的人含冤叫屈,胡说什么“站在造反派这边的干部已经灾难从天而降
    。”攻击总
    理
    wengewang org
    ▲师大井冈山一小撮人成立秘密组织一—“中央机关调査队”,专门整理
    中央各部委及周总理的黑材料。师大井冈山作战部长周XX布置任务时说:“现在
    不能搞ⅩX,别单位搞,我们可以支持。”
    ▲3月13日在林、穆集团的策划下,吴传启,洪涛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市包括民院东方红等单位的炮打李富春同志的反动势力。接着又在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的小报上抛出真真假假的材料,把先念同志打成“叛徒”。林杰之流借洪涛之口疯狂犬吠:“夏揪出一个比李富春还大,不是中央文革的,保人保最多的,使人听了吓一跳的人来”。矛头直指周总理。
    ▲67年2至3月,林杰、吴传启之流借打余秋里为名,行炮打周总理、动
    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实。X日有人问起余事说:“中央已表态,为什么师大还起
    劲地打”,林杰大声吼叫:“群众愿意打,就让他们打!”。
    ▲3月21日-23日,总理多次肯定余秋里同志,但师大、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在林杰之流操纵下,在周总理讲一次话就升一次级。制造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分裂的假象。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跳岀来疯狂攻击钢院《革造》的外战方针是“新保皇”,另一方面咒骂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为刘邓复辟的人”
    3月24日,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苏东海、杨行素、李桂芳等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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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周总理的大字报。谭XX心有侧隐地讲:“校外来贴的就是别有用心,校内人贴
    的,要作具体分析。”同时,有人揭发师大井冈山的王岚反总理,但一再获得某些人的保护。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扬言要与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的苏东海串联。
    ▲林杰叫他的特务老婆王乃英钻入市革委会,办一个“北京动态组”收集情报。并通过地院朱成昭之流,在全国散步反动的“左派分化论”、“左派大动荡大分化”的口号,拉一派打一派,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为极“左”派大开绿灯,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舆论和组织准备
    5月16日,《5.16通知》公开发表,掀起大批判的高潮,这批混蛋,秉承主子意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更加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声称:“5.16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要揪出第二个刘少奇”。《616》抛出了一张“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周总理“玩弄反革命两面派”,胡说周总理“支持保守”是为了达到“保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阴险目的”
    ▲5月20日,北外《616》抛出了《红旗大队的后台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扬言这个后台不是刘少奇,不是陈毅。又一次恶毒攻击周总理。
    ▲6月21日,北外XXXX红28团一连又抛出名为《致周XX同志的一封公
    开信》的射向总理的一支毒箭。
    ▲次日归国遵义兵团世界红旗红卫兵贴出《向总理提出问题》的反动大写报▲配合整个反革命逆流,北外《616》翻印了二外首都红卫兵《迎春到》的
    《十问周XX》,《再问几个为什么》,北外XXXX28团红一连的《打倒奴隶主
    义,提倡独立思考》等反动大写报。接着,又写出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新编历史剧<十五贯>说起》,恶狠狠地质问周总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
    二十八日商学院红反军程镇华写出攻击周总理的“开炮声明”,攻击总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于商院,外贸部、北外刷出大量反总理的大标语。 we ngawang.org
    ▲6月8日,《5.16》一小撮混蛋大量散发了《28个为什么?》的反动传
    单,再次攻击XXX,胡说什么。毛主席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掀起一个‘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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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等等。
    ▲6月8日晚上,中央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对北外《616》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危险的。
    ▲6月初,谭XX在师大校内与《6.16兵团》成员苏XX和两个外校的谈话,
    当这两人恶毒地攻击XXX时,谭XX竟说:“你们真敢想敢说。
    ▲67年7月1日,反革命集团《5.16兵团》在北外《616》的会议室召开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反动的“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査动摇性,查工作,査斗志),作出了反动的决定,定了行动口号、行动计划等负隅顽抗
    ▲7月4日凌晨。《5.16兵团》在财政部门外地上,墙上刷出“绞死李XX”
    等十几条反动标语,矛头指向周总理。
    ▲7月6日,《5.16》借XX、XXX同志参加财贸口各革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
    联合召开庆祝党的生日四十六周年之机,散发了《揭穿李XX之流的一个大阴谋!》
    的反动传单,矛头指向总理。在传单中,大段引用林杰影射攻击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话,并肉麻地吹捧“说的好!
    11日,《5.16兵团》在紫竹园集合,交换各口情报,商量计划。次日,《5.16兵团》就抛出《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恶毒攻击总理,挑拨周总理和农口革命派的关系。
    ▲7月份,正当全国出现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批判高潮时,林杰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发动亿万群众”,“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对抗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配合这个阴谋,混蛋们在长安街带贴出大标语支持三军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肖华、吴克华等反分子
    ▲7月16日,《5.1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发表所谓“严正声明”,进步宣扬《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的反动观点。《616》贴出《为
    什么陈X、李XX,谭XX等反革命分子未被打倒?》,“包庇上述反革命分子的人
    终将受到革命人民的审制和惩罚。”恶毒攻击总理。▲7月21日,农口各单位贴出大字报《评谭震林问题是农口关键的关键》,攻击总理。▲7月23日,《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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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团》就武汉形势发表“严正声明”,恶毒影射X是百匪的后台,为百匪真正
    后台陈再道、徐向前之流开脱。▲7月29日李X、郭XX等四人在文化宫前门散发
    反动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农口造反派当场抓住,送公安局。▲7月31日商院黑匪程镇华等在阜成门等地贴出《5.1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所
    胃严正声明,继续炮打XX。在其后台的支持下,林杰瞒着江青、伯达等同志提
    起秃笔,阴险地提出“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
    主要支柱,实现篡军篡政的阴谋。▲67年X月,林杰的黑爪牙郭XX对《5.16兵
    团》坏头头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对具体情况不能具体表态,我们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坏头头郭XX公开承认说:“我们找林杰谈过三
    次。” wengewang.org▲8月3日,师大、农大、商院、钢院、3中、101中等院校中的一小撮在紫竹院召开了《5.16兵团》正式成立大会,阴谋八月上句进行大规模行动。我革造战士査明钢院《延安公社》袁冬平是《5.16兵团》的小头
    目。《5.16兵团》散发了《还我战友》的传单,公然攻击X,为《5.16》黑
    匪叫屈。同一天,《616》的总头头刘令凯插言:“XXX打不倒,陈毅倒不了
    并诬蔑XX与陈再道有联系,一再挑拨XX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在这天,《5.16》
    贴出《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19个为什么?》等反动大字报,扬言“走向社会穷追猛打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恶毒攻击被林副主席所肯定的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声嘶力竭的为徐向前,吴克华等鸣冤叫屈,杀气腾腾地炮打
    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刘令凯对外院孙XX说:“XXX一定能打倒,已经
    有一个重要人物给我们讲了”,又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可以把材料转上去”。▲8
    月7日--10日,《5.16兵团》还散发、张贴了《质问ⅩX》《彻底摧毁资产阶
    级司令部》、《X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南院)、《XXX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
    知>》(张建旗)、《X你要在农口干什么?》(农大)等反革命大字报,进行猖狂的
    反革命活动。10日,李莲菊,唐亦安等三名《5.16》分子被西单公安分局扣留同日,南院“决战纵队”再次贴岀大字报,叫嚣“炮轰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大方向完全正确。”▲8月11日,中央首长又一次痛斥了《5。16兵团》,指出其反动性
    接着,12-14日《5.16兵团》在陶然亭开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首
    长讲话,决定在商学院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继续顽抗。▲8月12日,张建
    旗找XX杂志社记者郭XX,要求见中央文革或林杰,第二天记者来电话说,林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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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忙没有空。(看来想溜)▲8月16日中午,《5.16兵团》想通过师大谭XX见林
    杰,晚上李莲菊,任铁岑等去师大见到了XX杂志社记者郭从军,当时师大作战部
    人员在场。以上只是一个极“左”的反党阴谋集团操纵下的马前卒《5.16兵团》的罪恶活动及其后台的一些情况。他们帅后有帅,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共同揪出《5.16兵团》的黑后台,把那些极“左”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一个个揪岀来斗倒斗臭! wengewang.org中南海警卫连整理编写来源: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小册子《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5.16”黑兵团》,
    九六七年九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年3月2日初稿2011年9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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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三节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刘贤权在青海省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安徽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颁布的十条命令,是个马列主义的文件,是我军支左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经过迅速传达,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当前正深入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拿枪的刘、邓路线赵永夫,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罗瑞卿的死党分子王昭和张晓川等的罪行。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识不断提高,纷纷表示要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些都说明我军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当然还应该看,赵永夫之流,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搞了两个多月的反革命宣传,特别是直接参与活动的人,中毒较深。从反映看,还有个别人怀疑中央决定,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盖章子”;极少数的坏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中央不完全了解青海的问题”等。还有的群众组织去京告状,实际是告毛主席的状。这是极其错误的。对受了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我们要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抓好活思想,使其早日觉悟,团结大多数;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反坏分子,则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中央决定,开始不大相信,可以理解,但是到现在还不回头、不觉悟,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这种人应及早悔悟,否则是要犯大错误的。部队认识的转变,对地方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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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教育中,极少数干部、战士对执行中央决定还存在私心杂念,“我”字当头原则拥护,具体不通。二·二三流血事件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的罪责,广大的干部、战士是受了骗、上了当,是没有责任的。只要我们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群众是会谅解的。要相信群众对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的人民解放军是无限热爱的,要相信我军在革命斗争中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所建立起的鱼水般的关系
    做好支左工作上,我讲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青海问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首先发现和亲自批示的。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新、最高的指示,是对我省二百万人民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搞好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中央决定采取什么态度,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拥护还是抵制,是相信还是怀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还是阳奉阴违,这是区别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说过去受了欺骗和蒙蔽,现在有了中央决定,我们要改变立场、改变观点,重新认识青海问题。我们对中央决定,首先要从认识上提高,更重要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青海问题作了明确和处理办法,并明确指岀:斗争矛头要指向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把王昭、赵永夫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我们发动群众,首先要发动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八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和先锋,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准了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要是
    (一)六·三社论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方以八·一八革命组织和外地学生,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彻底为六·三社论平反;一方以王昭等为首,勾结“保”字号组织,反对平反。这个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持续时间很长。事实证明:前者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斗争中很多群众被欺骗、蒙蔽,上了王昭等坏蛋的当,有些群众组织起了保护王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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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炮轰省委、火烧王昭的口号也是八·一八和外地学生提出的。在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并见之于行动,没有高度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当时些群众组织,并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相反地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相对抗,提岀新的省委是革命的,炮轰省委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等,为王昭等人解围,向省委报喜,特别是把青海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都归于王昭,流传什么“王青天”!王昭确是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革命组织这一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三)王昭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毛纺厂工人到省委静坐示威,李家庄孤儿问题,迟迟不处理,还调农民进城以及以后几次调贫下中农进城,围斗工人、学生等,都是在王昭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严重的是有些问题发生在主席批转王效禹同志的保证报告以后
    (四)围斗、排挤外地学生。在“胡天申事件”上,他们大搞“慰问”,夸大病情,假报病危,扩大了事态;组织写传单,到处散发,企图搞臭和镇压外地红卫兵;组织写起诉书,写反击大字报等。搞得西宁满城风雨,一度出现了“捉拿凶手”的白色恐怖,有的学生连袖章也不敢戴。白天不敢出门。而王昭则自以为得计,说什么这一下抓住了他们的问题。严重地造成了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徐国源同志第一张揭露王昭的大字报,刺痛了王昭,他便布置许林风、薛可写反驳的大字报,到处张贴,扩大影响,并在西门外几百人围斗徐国源,进行压服,甚至张贴揭发王昭和省委错误的大字报时,有人就当场提出质问,要把人家轰走。
    (六)“民和事件”,査明确有“黑材料”,八·一八作的非常对,而红卫兵总部等,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则千方百计为省委开脱,大肆攻击八
    八盜窃了党的机密,制造了“民和事件”。
    (七)王昭重用坏人,结党营私,谁要给他提意见,就打击报复。生活上拉拉扯扯,极不正派,伪君子,假装正经,乱搞男女关系
    (八)王昭同三反分子罗瑞卿的关系板为密切,六六年四月即有人揭发,但始终不作交代;同王仲芳互相勾结,攻守同盟,企图达到包庇罗瑞卿、王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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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自己蒙混过关的目的。
    从以上事实说明,青海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究竟谁在革,谁在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以八·一八为主体的组织,是青海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的认识。因而,支持不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是执行不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彻底揭发和控诉赵永夫、王昭、张晓川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赵永夫、王昭、张晓川是扼杀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三·二三流血事件的刽子手。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恶采取什么态度,是容忍还是斗争,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他们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搞反革命“三结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二
    三事件是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步骤,是拿枪的刘邓路线。据初步统计,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大捕、大打、大斗、大抄家。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査,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
    继二·二三事件后,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总之,他们对敌人亲,对阶级兄弟、革命群众恨,大搞法西斯统治,大搞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杀害革命群众,扼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以王昭、赵永夫和张晓川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大小会相结合,把他们罪恶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地方上主要控诉揭露清算王昭等人,军队主要是控诉揭露清算赵永夫和张晓川等,用他们这些罪恶事实激发起阶级仇恨,教育部队和大群众,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能施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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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要把他们打倒。林副主席说: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这是阶级斗争。只有把这些罪魁祸首的罪恶事实揭彻底了,揭深刻了,我们才能进一步领会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正确和英眀伟大,也才能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中指出,青海问题同王昭直接有关。从我们最近掌握的材料看,王昭是直接参与了的。他离开青海后,一直和赵永夫、张晓川等人取得秘密联系通过孙国廷和孙光荣等人派人去北京给王昭汇报。王昭写了十余封黑信。王昭到北京后,改名换姓,迁移住处,继续与赵永夫、张晓川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王昭对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从来就恨之入骨,早就把八·一八革命组织看作他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眼中钉、肉中刺,置于死地而后块。这次赵永夫等对八·
    八进行疯狂镇压不是偶然的,王昭在北京说:我早就认为八·一八是反革命,没有想到你们搞得这样快。
    在大揭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罪行的同时,还要大揭死保王昭的分子和反坏分子。在军队、机关和群众组织中,确有一批死保王昭、死跟赵永夫的人,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搞资本主义复辟。在二·二三流血事件中,这些人跳了出来,充当打手疯狂镇压群众,实行阶级报复。这一点以公安厅一小撮反坏分子最为积极,他们阴险毒辣,专无产阶级的政,长右派的威风,灭左派的志气从侦察,到逮捕、审讯,用尽了对付阶级敌人的所有手段,比起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组织,都有过之无不及。
    揭露、批判和清算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样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教导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他们绝不能含糊,绝不能留情,绝不能原谅
    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
    对八·一八坚决支持,这是革命问题,是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支持八
    八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不能搞调和、折中,也不能有私心杂念,感情用事。要顾大局,识大体。过去我们对八·一八的错误认识,是赵永夫等反革命宣传造成的。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立场、观点、态度上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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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恨什么上必须有棱有角,观点鲜明。过去搞的所谓八·一八的“十大罪状”、“评八·一八的大方向,等毫无根据,纯属造谣,是反动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有毒草必须铲除。他们宣传八·一八火烧王昭是“打击一个、保住窝”,恰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们说:八·一八要血染西宁,八·一八要搞暴动,八·一八有三线作战计划,……等。完全是捏造都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事实上血染西宁的恰恰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等。
    我们支持八·一八革命组织,要大力宣传八·一八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抓住几个比较大的事情,如六·三社论平反、炮轰省委、火烧王昭、“胡天申事件”和“民和事件”等,使一些受欺骗的群众,提高认识,划清界限,认清谁是革字派,谁是保字派,使广大革命群众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第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军委命令,这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依据。离开了政策,我们就迷失了方向,作事就没有原则,就一定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前一个时期,有的人无视党的政策,无视党的纪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公开怀疑军委命令和规定,这是极端危险的,当前,要认真学习中央关于青海、安徽问题的决定军委颁布的八条、十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以及十六条。用党的政策武装自己,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充分发动群众。
    第二,要正确对待群众组织革命小将。要发展壮大和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孤立极少数的右派。通过斗争,要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
    对八·一八要看大方向,要看本质和主流。过去有人反映八·一八组织不纯,这是个别的。当前对八·一八革命组织,主要应掌握以下几点:(1)恢复、发展组织,不宜过早提倡开门整风。可以边战斗、边整风,主要是战斗。组织恢复、发展了,再搞整风。(2)掌握政策,但又不要束缚了手脚。在平反中个别人由于气愤动手打了人,要具体分析,是好人的,要教育。确是坏人趁机搞报复,可以待后处理。防止坏人破坏八·一八的声誉。(3)对过去受反革命宣传,曾一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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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过的队员,不要歧视,更不要扣“叛徒”的帽子,允许他们参加组织,继续革命。(4)从“保”字号组织中分化出来的群众,要求参加八·一八,只要他们真正提高了认识,划清了界限,应抱欢迎态度,吸收他们参加,防止关门主义和防止宗派主义。注意纯结组织,防止坏人混入,并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对中间派组织,要搞好调査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应切实搞好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端正斗争大方向,提髙群众的认识,提高阶级觉悟,把坏人揪出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为革命左派大联合创造条件
    对一些保字号组织,要分析研究,这些组织中确有一部分死保王昭的人,但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当前,要发动群众,揭露真相,使广大群众觉悟过来,把一小撮保王昭的分子揪出来,彻底批判。现在有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散了不再恢复,没有散的,通过斗争、揭发,还会分化、瓦解,至少也要彻底改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坏人以解散组织为名,逃避斗争;有的则转入地下,分散注意力,继续活动;有的则以集体请罪为名,继续欺骗群众,甚至挑拨群众组织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那些挑拨军队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目前各单位的八·一八组织,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占优势的、占半数的处于少数的、还根本没有建立组织的。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即是八·一八处于少数的单位,也要坚决支持,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去这些单位工作的同志,可能听到反面的议论多,如不注意就会滑到另一边去。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头脑清醒,从始至终和八·一八站在一起。第三,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学习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岀: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首都红代会的革命小将,他们来自毛主席的身边,对我省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王昭、赵永夫等反革命分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现在我们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坚决地支持他们,同他们起支持八·一八,搞好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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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正确对待干部。“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我省干部队伍状况,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支持和同情八·一八的干部,要帮助他们进一步亮相,站出来革命,参加工作,有一般或严重错误的,要帮助他们检査错误。即使有些干部有问题,如:历史问题,出身不好,但他们支持革命派,坚决革命,就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边工作、边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考验他门,搞清问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一种是“靠边站”的干部,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定性不准,划的过重的,应根据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斗争中进一步加以考査;有的确有严重错误,经过批判斗争,帮助亮相,大多数人是能够站出来工作的。一种是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三反分子和死保王昭的分子,坚决把他们揪岀来,揭深、批透、斗倒、斗垮、斗臭。但对于经过斗争转变好的,也要给以出路。
    第五,关于夺权问题。凡是赵永夫搞反革命复辟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概不承认。现在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
    五、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认真组织群众学习“老三篇”和新规定的五篇文章以及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还要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区别两类不同矛盾,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支左,首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支援,因此,部队同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调査研究,紧紧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工作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防止包办代替,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圆满完成支左任务
    在支左工作中,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办事,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就可以避免犯方针路线的错误。至于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是难免的,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改正就行了。不要因为怕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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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现在的军管和过去不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管的是革命群众,因此,政策性更强,要作许多艰苫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军管是一种过渡措施,其目的是要促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支左的任务是很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体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努力工作,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青海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关锋同志
    青海的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好几天了。你们的意见,材料,要求都收到了。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看看大家,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相信你们是要革命的,所以才来见你们。我们来见你们主要解释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有些同志想不通,我们觉得要想通这些问题,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清楚,小是小非问题解决不了。今天不谈小是小非,谈大是大非。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就糊涂了,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跟林彪同志走的,是跟毛主席走的政治上是很强的好同志,无论从历史上,到青海来讲,中央军委是了解他的,是个好同志,赵永夫是一个什么人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国民党教导队干了好几年,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导队吗?(答:不知道)是干特务的,后来回到家乡,在一个地主民团里干事,以后就混到我们队伍来了,一直没有发现,这他自己跳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很多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赵永夫欺上瞒下,煽动军区司令部的一小部分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斗争了刘贤权同志把刘的军衔,帽徽都扯掉了,并遭受毒打,他想取而代之,把军权夺了过去,根本不向中央报告,甚至在群众中发传单,宣布刘贤权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是反革命军事政变,是青海的大事情,这就是青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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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就抓起来的小孩子,我们都看见了有十四岁的,有十五岁的,有小女孩,他们是反革命吗?实行的是资产阶级镇压王昭是罗瑞卿的死党,是安在青海的死党,但他在幕后指挥的,赵永夫完全是欺上瞒下的,说八·一八有枪,先开枪,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没调査嘛!他派了个专门小组在报社里搜,结果一支也没有,什么地道,阴沟都找遍了,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问赵永夫如何解释,他也无言可答。接管青海日报是错误的,
    八·一八办的青海日报卅三天,我们全都看,罪状是捏造的,我们都看了
    我们问赵永夫搞三结合,结合谁?他说:“结合王昭”,王昭是什么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知道的,看青海问题要抓大方向,搞反革命夺权,伙同王昭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或者放在次要地位,那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刘贤权同志处理得很好嘛!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是很满意的。
    王昭的党羽是不甘心,还在煽动,最近青海岀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以后去,贴他的标语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贴的人是受了欺骗、受了蒙蔽,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当赵永夫打击刘贤权的时候。你们应当想一想。有错误可以改嘛!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追究,要接受教训嘛!要亚防坏人欺骗,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也不要呕气,不要纠缠枝节问题,那样会犯错误的,特别是你们那六位负责同志,不注意的话,会犯错误的。受蒙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教训,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副司令员把司令员打倒,军队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有问题由上级撤换,有问题的可以反映。受蒙蔽的人概不追究,刘贤权要注意这一点,可能下面群众不会这样做。但你们应想一想死难的同志,被捕的同志,心里就会好一点,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毛著,提高一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支持刘贤权,把青海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你们离开了中央决定,是要犯错误的,决定(指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林彪同志批准的,林彪、肖华、杨成武同志很关心青海的问题。不能有怀疑不能对抗,不能抵制,你们当中有人跑到接待站贴大标语:“打倒刘贤权”,你们六人当中有四人是共产党员嘛!应该站到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会犯更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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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而有人贴刘贤权的大标语,这算什么问题?这算不执行这一决定,这件事你们负不负责任?原来受蒙蔽被欺骗了,中央原谅你们,为什么现在你们还这样干呢?有些人把大是大非看得轻了,相反,有些人把小是小非看得重了,贴标语很不好,你们不是真正的负责人(答:是。)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对人民事业不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会继续犯错误。希望你们从这接受教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说你不知道,怎么不反映(青海的情况,)至少你们没抓大是大非抓的小是小非,可能有的同志很不满意,我相信多数同志是会理解的,如我说你们很对很好应很好走下去,也许会有好多人会高兴,但过一段时期,有人会反对我,不能那样,那样会继续犯错误的,同志们的欢迎也罢,赞成也罢,反对也罢,将来会明白的
    戚本禹同志
    文革小组要我们来见大家,因为你们经常到中南海,国务院接待站对抗中央的活动。为了避免大家犯错误,才讲一讲中央精神,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你们对为了使同志们不犯错误,是想劝服大家听党、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上当,擦亮眼睛,不要听赵永夫,王昭的话。中央决定是不能动摇的,内蒙出来了四千人,也就只有十来人在那里跳,广大群众自发起来游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你们当中就有那两个人,也许你们后面还有人,你们为什么还闹、贴大标语,还动员了一些老太太,有小孩的妇女,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动员他们来?光考虑自己,不考虑人家,你们可以写信给我。赵镇压群众,屠杀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告急,给刘贤权平反、给八·一八平反,你们就告急了,你看你们的口号,为什么不喊打倒赵永夫?刘是跟毛主席长征的,赵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他镇压群众你们就支持,对老红军你们就拉倒要打倒,你们错了,方向错了,赵不敢干的事你们敢干。最仇恨刘贤权的是赵永夫,是刻骨的仇恨,(他得了势就会枪毙刘的——关锋)你们这样做了谁高兴?青海有人写了要“欢迎刘贤权”,你们其中有人要搞复辟,要和赵同生死,共患难的,你们是拥护赵的,不拥护刘的,对反革命罪行你们不反对,毛主席给平反了,你们反对决定,你们同反革命坐在一起是大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还要接管接待站,要把接待站人员拉上街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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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北京,不是赵统治的西宁,就是赵统治的西宁,北京学生都知道青海事件:你辩论可以,人家到时候发生武斗我们可不管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赵打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告急,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给他们平反了,你们就来了。好人站错队赶紧过来,大多数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八·一八做得对嘛!当然
    八·一八不是那么纯,我们是知道的,刘贤权同志也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慢慢会……解决的。两个组织比较起来,我看你们不纯,赵、王是最大的不纯,要看大方向,是站在刘一边,还是站在赵一边的,一个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两方面打、砸、抢,我们都反对的。就看你们站在哪边,站错了队就改嘛!同志们要认清队伍,弄不清就往里钻,要作阶级分析,看看对不对,在青海你们吃不开了,才到北京来贴。你们过去听说过象青海这样的事情没有?(答:没有)给你们一个任务,回去做工作,应不应该。刘是一个好同志,他挨过打,他没有报复过谁嘛!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没有喊打倒刘贤权的口号,我看你们心里头是想喊的,你们青年人不要瞎起哄,不要叫人利用了,不要当枪使,你们要很快的改正错误,不要听煽动,他们要把青海搞成反革命的基地。赶快回去闹革命,反对赵永夫,你们组织不要恢复,错了嘛!干脆解散算了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青海日报》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
    《青海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的一个伟大胜利
    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新华社消息;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为庆祝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延生,《青海日报》六月二日发表了题为《把〈青海日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的社论。社论指出,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光焰无际、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的一曲振奋人心的凯歌,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的一个伟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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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是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团结战斗、坚持斗争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社论说: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青海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夺权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社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中外古今一切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总结,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社论接着谈到,长期以来,青海省委和报社内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竭力控制《青海日报》,企图改变它的无产阶级报纸的性质,把它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的工具。在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下,《青海日报》一度堕落成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前哨阵地。特别是在毛主席亲自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后,争夺《青海日报》的斗争,空前加剧了。省委和报社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挽救他们彻底覆灭的命运,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加紧对《青海日报》的控制,残酷地镇压报社内部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妄图通过对报纸的控制,扑火席卷仝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扭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车轮。当“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青海日报》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剧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场斗争,不光是《青海日报》这个阵地的得失问题,而且是仝省范围内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在这场斗争中,青海省“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打垮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彻底夺回了《青海日报》,牢牢地掌握了这个重要的宣传阵地。社论说:现在,《青海日报》已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青海日报》已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宣传阵地。我们——青海日报社的革命职工,将永远坚守阵地,为捍卫和强化这个阵地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我们——青海日报社的革命职工,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青海日报》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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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报告
    1967.07.17;中发[67]221号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各军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军管会现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来电转发给你们,并遵照执行。(次件可口头向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
    附电: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中央文革小组
    我们正在积极筹备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准备工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精神,在我省革命委会成立和庆祝时,一切从节约出发。但目前已有少数兄弟省的剧团、体工队来青,据了解还将有一批剧团、体工队准备来。据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转告各兄弟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妥否请批示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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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曾经在一些艰苫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铁战士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保卫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了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无往而不胜。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夺权斗争,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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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青海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新青海。
    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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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以“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北高原的一次大捷!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这欢庆胜利的盛大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当我们回顾一年来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时,我们的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心头充满了对您的无限热爱。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森林作笔,用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敬仰!我们永远永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那掌握着中国革命航船之舵的巨手,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
    是您以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您亲手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高瞻远瞩,以极大的魄力,果断的措施,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维护旧世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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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云涌星驰宇宙宽,风吼雷鸣气势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一系列的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鼓舞着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全面的胜利的总攻击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声令下,我们挥戈杀向战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您伟大的号召,给了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向青海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连续冲击,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您殷切的期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的《青海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决心紧紧跟着您老人家,誓当砸烂旧世界的闯将,永作开创新时代的先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年来,我们迎逆风,战恶浪,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重重围困。“一二·九”在民和,我们粉碎了旧青海省委妄图私自销毁一汽车黑材料的阴谋,“造反有理”的战旗在湟水两岸高高飘扬;“
    八”大夺权
    我们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狂涛怒澜顶风上,击退了资产阶级经济主义歪风的进袭,我们革命造反的红色铁流浩浩荡荡。是您的革命路线时时为我们胜利领航,使我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您老人家为人类命运操劳,语重心长,我们为祖国前途出力,志大胆壮。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精神武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急流险滩无所惧,刀山火海我敢闯。我们彻底粉碎了青海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您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在阴云迷雾的白色恐怖中,我们日日夜夜仰望着您光辉的形象;在艰难的日子里,您老人家的教导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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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歌正气动天地,生生死死为革命。面对残酷的迫害,我们高声朗读着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英勇守卫青海日报社的九天九夜里,我们满含热泪无限深情地一遍又一遍高唱:“拾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面向着东方,心向着东方,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碧血青史写新篇,蓝天白云寄红心
    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睿。毛主席啊,毛主席!又是您老人家洞察切,及时发现了青海的问题,拨正了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引导着我们走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天大地大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我们又怎能不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您光焰无际的思想照耀下,历史的长河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浩荡东向,气象万千。今天,青海的形势大好!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插遍了昆仑南北,您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开花在湟河两岸,一个万炮齐轰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青海高原全面兴起,蓬勃发展。
    革命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了您所教导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使我们深深懂得:政权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誓死斗争我们决心遵循您老人家的教导,高举起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批判他在青海省党内的代理人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祖国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您争气。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阶级敌人手里夺得了大权,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这个大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您光辉思想的照耀,有您亲自主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我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掌权,我们也一定善于为无产阶级用权。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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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加强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迅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而斗争。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的胜利同您的战略部署要求比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一定念念不忘您的告诫,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遵照您所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牢记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响应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号召,警惕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刻也不脱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永远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永不变质,永远革命
    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一定听您的话,照您制定的政策办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我们不但要做国内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兄弟,随时准备支援亚非拉地区反帝反修的斗争,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全球,闪耀万代!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猛促工农牧业生产,多快好省地为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后方而挥汗劳动。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肩并肩,心贴心,急革命派之所急,帮革命派之所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要永远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誓让莽莽昆仑变为钢铁般的长城,绵绵祁连变成无敌的防线。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英明舵手,您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永远永远牢记您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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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要高度警惕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千秋万代忠于您的思想。谁敢反对您,我们就打倒谁!唯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造他的反!谁敢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为了保卫您,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江山代代赤胆在长河滔滔志不摧。我们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您伟大的思想永远永远与日月同辉!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庄严宣誓:我们最最坚决地执行林彪副统帅的号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用您光辉的思想,来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我们要把学习您的光辉著作,看得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我们要永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彻底斗倒“私”字,在头脑里树立您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誓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永远照耀着青海高原
    毛主席啊,毛主席!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有了您,人类的命运就有希望;有了您,世界的前途就有指靠;有了您,我们就有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要永远紧跟着您,紧跟您的光辉思想,紧跟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待!千年青史,在您的教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光辉思想的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示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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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部归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拥护、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全文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中央批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
    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新的阶段。任重道远,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深入开展大批判运动彻底完成斗批改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公告如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由刘贤权同志任主任,由张江霖等同志任副主任。自
    即日起,青海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部归青海省革命委员会。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是仝省最髙临时杈力杋构,仝省各族人民必须积极支持和维护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充分发动群众,更泛、更深入地开展大批判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彻底批深、批透、批臭,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大批判运动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和彻底完成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把党、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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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权统统从他们手里夺回来!
    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耐心地教育和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髙他们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自我革命,发动他们揭露保守组织的幕后操纵者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一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就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也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勇于认错改错,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积极向“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靠拢,同他们一起,勇敢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在阶级斗争中经受新的考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加强思想命化,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团结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严防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必须受到国家纪律的制裁。
    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既要做革命的闯将,又要当生产的模范,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停止外出串连,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永远保持和发扬无阶级艰苫奋斗的光荣传统。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各族革命群众要拥护、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解放军要爱护、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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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坚决支持
    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积极参加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
    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凡蓄意破坏军民关系的反坏分子,必须追究、査处;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生产者,依法惩办;凡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纠纷者,必须法办;对于杀人凶手,必须依法惩办;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七、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改造一切,批判一切,推动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全省革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要学在前面,用在前面作出好样子
    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青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上空永远飘扬!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往所发出的一切公告、通令必须坚决执行。
    本公告自即日起生效。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大立毛泽东思想把青海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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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
    在这仝省各族人民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军区和驻青海各部队广大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地大力地支持“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青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新的功勋,我们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首都和全国各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将,同我们并肩战斗,同呼吸、共命运,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夺权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今天,在我们庆祝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让我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怎样战胜重重困难,克服种种阻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年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道路。在具有伟大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毛主席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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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
    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是又一声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号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一炮,是摧毁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阶级司令部的一炮,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炮。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
    年来,我们“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阶级敌人的生死搏斗中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每一个胜利,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成果,是“十六条”的伟大成果,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是毛主席点燃了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和显微镜,使我们揪出了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青海的黑手,安在青海的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通过这些家伙把青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地。长期以来,这些家伙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恶毒地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肉麻地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忠实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四清运动中搞形“左”实右,在农牧区推行“三自一包”,在民族统战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在教育、文艺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打击大批革命干部,包庇重用坏人,篡夺党政财文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狂妄叫嚣“党重新建设,政权重新组织,干部重新认识。”全面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套修正主义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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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罪恶活动。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顽固地充当中国赫鲁晓夫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玩弄阴谋诡计,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运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向着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杀。当阶级敌人眼看自己即将完蛋的时候,来了个狗急跳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和阶级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不管阶级敌人如何摧残,我们都是一心向着毛主席,一心向着党。有的同志在遭到摧残的时候,不叫苦,二不喊痛,只要把身边心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拿出来看一看,就精神振奋,力量无穷。同志们,亲爱的“八·一八”等革命派的战友们,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予我们的力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向那些坚决保卫毛主席,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学习;向那些在敌人镇压下,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同志学习。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象他们那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在人民解放军驻青海各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在“八·一八”等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下,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复辟逆流,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青海高原,拯救了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经过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青海地区的保守组织,在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在政治上受了害,中了毒,打击了“八·-八”等革命派,破坏了阶级兄弟的感情。保守组织中的个别坏人,甚至是阶级敌人,对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过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争取、教育、团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的问题。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在解放军支左部队的支持和帮助下,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正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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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矛盾,分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受蒙蔽群众的界限;分清受蒙蔽群众作坏事和坏人做坏事的界限。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对个别反坏分子,坚决镇压。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即便作了这样那样的错事,他们是无罪的,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共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坏分子开火,防止和克服了要搞“红色恐怖”,“只有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我们紧紧掌握了斗争大方向,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省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深入的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群众,提高受蒙蔽群众的觉悟,使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在“八·一八”等革命派的耐心帮助教育下,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悟,自动解散保守组织,许多同志加入了“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使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大杀回马枪揭发旧省委内以王昭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等革命派在斗争中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发生打击报复现象,没有发生大的武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这是党的政策的作用。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坚定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识别干部的时候,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有的单位认为识别干部标准不好掌握,对于同一个干部,有的说是革命的,有的说是不革命的。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没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立场,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看干部,而是从个人的角度、个人的观点去看干部,所以就统一不了,甚至可能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揪住不放,使应该结合的干部不能结合起来。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地识别革命干部,才能帮助犯错误的干部站岀来。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敢于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千部政策,实行“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对待革命的干部,敢于支持,敢于保护,不怕别人说“右”倾、“保守”、“保皇”对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坚决打倒,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决不允许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正因为我们“八·一八”善于区别干部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是走什么样的道路,能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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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使许多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组成了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夺了旧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运用省里用毛泽东思想夺权的经验乘胜前进,将全省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踞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使全省一切权力都真正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革命同志们,战友们!我们都是在一起战斗的,我们在一起打垮了旧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反革命复辟逆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这一切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法宝,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是我们克服任何困难的法宝。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证明了的,我们亲身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证明了的。我们要永远永远、世世代代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
    掌权必须用毛泽东思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要善于夺权,而且要善于掌权和用权,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夺了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我们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派掌握大权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每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要搞垮我们无阶级所掌握的政权,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手段将会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更加毒辣。最阴险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进行腐蚀侵袭,搞“和平演变”。我们要切记毛主席的教导:“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革命派队伍中有些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可能随着地位的变化而滋长和发展,很容易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因而要百倍警惕阶级敌人的糖衣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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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的攻击。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以为夺了权,就天下太平了,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青海省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未停止。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我们的领导权,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一严重教训,我们“八·一八革命派和全省各族人民,要永远牢牢记住。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确有千头万绪的事,我们必须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决不能忘记政权,决不能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毛泽东思想用权。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一切一切,都证明一个真理:用毛泽东思想掌权,就能加强和巩固无阶级专政;用资产阶级思想掌权,就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用“公”字夺权,就是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就能加强无阶级专政。用“私”字夺权,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掌权、用权就会蜕化成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过来的政权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最最根本的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掌好权、用好权。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推动和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透、批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只有抓住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总之,说一千句,道一万句,就是要抓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放。谁要放松这一点,谁就会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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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方向,就要犯方向错误。有的同志认为,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了,是“死老虎”了,没有什么斗头了,可松一口气了。我们说:“老虎”躺是躺下了,但还没有死。不是没有斗头,不是可以松口气,而是要密锣紧鼓,一鼓作气,遵循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教导,以
    八·—八”等革命派为核心,把全省各族人民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的战斗大军,展开一场气势磅礴,锐不可挡的大斗争、大批判运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把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透、批臭。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青海省各个阵地。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什么问题都要求一个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大前提下,允许有不同看法,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对运动、对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是关心运动,关心革命的表现。有些意见时统一不起来,也是允许保留的。我们可以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都应该看到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把对准敌人的枪口掉过来对准同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革命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夺权斗争是付出了代价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残酷迫害。我们要把阶级仇、血泪恨,凝成千百倍的力量,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我们要发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扑中向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有的同志,忘记了阶级敌人,把革命派内部的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和意见看得过重,硬把问题往纲上提,甚至发展成“内战”,那就会使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痛心,使阶级敌人高兴。那就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的关怀和支持。
    我们“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全省各族人民,一定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掌好权、用好杈,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打退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坚决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来干扰我们的政权,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要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我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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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革命派的同志有权监督和帮助我们的政权,要拥护我们的政权,爱护我们的政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我们掌权以后,手里有了财权,更要精打细算。一枝笔,一张纸,一根铁丝,一粒粮食,都要注意节约,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色。铺张浪费,是资产阶级作风,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我们还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工厂、农村、牧区要积极抓革命、促生产,力争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机关要抓革命、促工作,把本职工作搞得更好;学校要向北京航空学院学习,复课闹革命;军队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伟大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这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赖,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当前,青海省军区和青海驻军面临的战斗任务,就是响应林彪副主席的伟大号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地和“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坚决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随时准备打击任何敢于侵犯的敌人。总之,我们既要搞精神建设,又要搞物质建设,并且要用精神建设来推动物质建设。如同总的火车头带动火车在双轨道上前进,就会一日千里
    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在于革命委员会成员头脑里,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处处按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我们的政权,必须是掌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人手上。今天,毛主席信任我们,人民信任我们,把全省的大权交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无论在思想上、工作能力上,距离毛主席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很远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跟得紧一点。这样,我们的智慧就会多一些,本事就会大一些,错误就可以少犯一些,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得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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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谁掌权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为人民掌权,为“公”掌权,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为小团体掌权,为“私”掌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要自觉用毛泽东思想去战斗,彻底扫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为“公”掌权,为无产阶级掌权,为人民掌权,为社会主义掌权。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为“私”掌权,任“私”字在头脑里兴风作浪,就会引起蜕化变质,出修正主义。
    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不管是比较老的还是年青的,都必须扎扎实实地改造世界观,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我们一定要完成毛主席和全省各族人民给予的重托,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把青海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定要用毛泽东思想领导革命,决不允许用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革命。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学了就用,用毛泽东思想克服我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坚决照办我们不能凭过去的老经验、老水平,以想当然来代替毛主席的思想。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指引工作,以毛泽东思想衡量工作。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那就非犯大错误不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我们要执行得好些,就得遵照毛主席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过分相信自己,陷入盲目性,不符合自己愿望的事就不执行,甚至提出自己的“小山头”来对抗,任其发展下去,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就有可能走向反毛泽东思想的危险地步,犯路线方向的错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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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千条罪、万条罪,最根本的一条罪,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时刻给自己敲敲警钟,绝不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一定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决不允许立个人权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是革命的头等大事,是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我们革命委员会每个成员,在大立毛泽东思想权威上,要以身作则,做好样子。如果打个人小算盘,搞个人的权威,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忘了整体,忘了七亿人民,忘了三十亿世界人民,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要胸怀祖国,眼望世界,要树立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雄心壮志。打小算盘的人,就不可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忠于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就不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不做。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自觉地改造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处处事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大立特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定要站在群众之中,决不允许站在群众之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
    关心群众,最信任群众,最善于走群众路线,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革命委员会年青的同志是在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老同志与群众也都有较深的感情。但是,我们掌权后,地位发生变化了,如何保持普通老百姓的本色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利益,关心革命的利益,要处处想“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想,作“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作,急“八·一八”等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急,要时时想到革命,事事为革命,终身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永远永远己住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利。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即当‘官’,又当老百姓”。我们要:(1)正确地认识个人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决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更不是那个人包打的天下。毛主席说:“人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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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只是为革命尽到自己应尽的一分力量,切不可把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更不能把自己作的事当作资本,显示自己高明。要是那样,就把自己摆到不适当的地位了
    (2)对待同志的态度,要善于取长补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你在这一方面有长处,在另一方面可能有短处。长处和短处也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个同志应该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就是你的长处多,也不应该骄傲,也不值得骄傲。如果光看自己的长处,不看别人的长处,那里还谈得上向群众学习,作群众的小学生呢?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一分为二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如果只看优点,就会骄傲,就会脱离群众,就不能继续前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特別是在革命取得一定胜利的时候定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遵照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这里首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命,经常扫除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继续前进,不断革命。如果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成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立毛泽东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我们相信忠于毛主席的“八·
    八”等革命派和全省各族革命人民,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上昆仑山顶,插遍全省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条街道,每一寸土地,使青海高原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让我们高呼
    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伸向青海的黑手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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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八年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会文章:《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它象一座光芒
    四射的灯塔,进一步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航程,给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新形势向我们发出的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号令,也是我们当前反击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们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热烈欢呼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发表。年多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纲领,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对于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最新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它作为斗争的准则,行动的指南,字字照办句句照办
    当前,我们青海和全国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传播、大普及,革命大批判如火如茶,革命大联合日益巩固,革命三结合空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全省一片红,革命和生产都岀现了崭新的局面,整个青海高原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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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象。
    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目前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勾结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在某些地方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又扯起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秘密串连,幕后策划,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否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否定我们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把保守组织说成是“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以便重新拉起山头。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也伺机反扑,妄图否定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绩,大刮翻案妖风。大量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毛主席的最新英明指示,大长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鼓舞着亿万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逆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阶级敌人是一些笨得出奇的家伙,“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他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管他们多么阴险狡猾,不管他们反革命策略多么“高明”,但是,在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只不过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在冻死之前发岀的嗡嗡悲鸣,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落个可耻的下场。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青海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继续发动持久的进攻,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迎头痛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切阴谋活动,把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统统揪岀来,把一切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彻底斗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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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乘浩荡的东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
    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
    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
    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
    《处理意见》称:“刘贤
    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
    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內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九八几年,中央军委作岀结论:赵永夫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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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解决一批影响安定团结的重大遗留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据新华社西宁电参加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围绕着把全省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议题,发扬民主,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根据青海的实际,实事求是地,集中地解决了一批影响安定团结的重大遗留问题,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会议认为,两年多来,青海省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工业、农业、牧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青海省已经基本具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在去年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同志就提出,青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非还没有彻底澄清。
    在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同志们纷纷就此问题提出了批评。省委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由这一决定而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省委还对解决青海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全省的十一个遗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如宣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青海是占主导地位的,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是好的,是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第四届省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受到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符合全省各族人民愿望的决定,把功过、是非分清了,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
    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多与会同志特别是州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反映,省委前一段在落实有关人的政策上,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纠正和平反了不少冤案、假案、错案;但是,对象主要是脱产的国家干部,对于农村、牧区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群众,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急待解决。省委根据大家的建议经过调查研究,发动与会同志充分讨论,解决了几个关系到调动基层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积极性的重大问题。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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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了一部分人的家庭成份。青海农村在土地改革时划分了阶级成份,但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又重划了一次阶级成份,把一些不应划成剥削阶级的人划为剥削阶级。牧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四清”运动中划分阶级成份时,违背国务院关于按当地解放前三年经济状况和实际剥削量为划定阶级成份的标准的规定而附加了一条,即参照一九五七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阶级成份,因此,划定的剥削阶级比例偏大。这次省委明确规定,农村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份为准,“四清”运动中重划的无效。牧区按一九五七年以前三年经济状况划定的剥削阶级一律无效。同时规定凡划为“宗教职业者”成份的,政治上按中牧对待,属于团结对象,过去把宗教职业者当作“专政”对象的,一律改正过来。落实了对农村、牧区基层干部的政策。省委决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因说了错话、做了错事而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或者因为工作错误等原因戴了坏分子帽子的,一律摘掉帽子。其中属于冤案、假案、错案而被处分的,给予平反。农村、牧区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审査,长期査无实据的,除极个别大案、要案外,一律宣布不再审査,以解除他们的顾虑,同心同德,为四化做贡献。
    2007年10月4日初稿2011年9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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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篇五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四节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本节资料
    、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主席、中央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揭发了乌兰夫的错误。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纷纷要求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近来,随着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广阔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强烈。并且,有些干部和群众,因未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而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生严重怀疑和不满。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建议,请中央批准华北局
    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以上请示,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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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节录)
    主席、中央
    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对乌兰夫的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从六月七日至七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四十三天。除小组会外,开了几次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乌兰夫检讨交待了四次(在常委和常委扩大会议上各一次,在全体会议上两次)。
    在此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学校,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集中地揭发了乌兰夫及其一伙的错误
    根据揭露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乌兰夫放肆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种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对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是反对的。他叫秘书从马、恩、列、斯著作里査毛主席这句话有无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筹备庆祝内蒙古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一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
    ]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二条,我看就根本抓住
    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甚至竟然宣称“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九五八年三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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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指示,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竞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
    实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以民族问题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工作队整训大会等几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鸟兰夫却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教条”。他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树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
    九六六年四月。根据他的授意写成的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中,就是提出:“只有真正认识到内蒙古的实际,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新作为,才能踏出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要在内蒙古树立一个“乌兰夫思想”,要干部学习他的民族问题的言论。(他有“言论集”五卷,油印本,在少数人中发过,后又收回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要求“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要“学习乌兰夫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及有关文章”。
    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即所谓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展贫协会员的多数及蒙人,建立起阶级队伍的政治基础;贯彻农牧结合的方针,蒙人可以放羊,汉人也可以放羊,汉人可以种地,蒙人也可以种地,农牧互相支援的经济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行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基础。他说:“有了政治基础,有了经济基础,又有了共同语言,……结果就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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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共同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融合”的三个基础。
    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是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任意曲解、篡改、贬低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乌兰夫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实行和平共处,对蒙修实行和平竞赛,以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的“三和一代”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以民族问题代替四清,代替阶级斗争。他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把民族矛盾扩大为主要矛盾,提出内蒙古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并且,以此为借口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他还指出:“在四清运动的自始至终都要狠抓民族问题,”“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也是揭民族问题的盖子。”他狂妄地在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民族问题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并且说:“如果这一条没有做到,其他六条都做到了,也只能说四清运动搞好了一半。”乌兰夫以他的家乡土默特旗为据点,总结出所谓大汉族主义几种表现形式,突出地反大汉族主义。去年十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汇报会上公开说:“我与大汉族主义斗争了几十年,今年六十来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甚至指责些蒙族干部说:“就是蒙族干部也是犯了大汉族主义错误,不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蒙族干部犯大汉族主义错误,比汉族干部更危险。”以此来煽动民族情绪,企图把土默特旗的四清运动变成反大汉族主义运动。有些蒙族的革命左派,被孤立,受打击,被看成是“汉族的走狗,蒙族的叛逆”。这样,乌兰夫就把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根本改变了。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不是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是重点反对他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他把他这一套所谓“经验”写成纪要,用自治区党委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区仿行
    乌兰夫反对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和平过渡”。他在牧区坚持改革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政策,说这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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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中要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他认为革命要破坏生产,说什么“革命革得把牲畜都死完了,牧民的思想要变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叛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一九五五年九月,中
    央讨论四川XX地区的平叛问题时他说:“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当时中央就
    不同意他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说:“我当时在会上说打仗是下策,但会上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又说:“我认为我们如果搞错了,应该承认错误,才能稳定人心。”
    乌兰夫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次会上讲,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今天看这个问题也还是这样,这是牧业的一条方针。”因此,他认为“生产上去了,不划阶级也心甘情愿。”由于他一再阻拦,内蒙古绝大部分牧业至今没有划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巩固。
    乌兰夫美化民族上层,牧主和宗教上层,主张同他们实行“和平共处”
    九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他还到处宣传呼盟有一个牧主富得很,发展了两万头牲畜,从前去哈尔滨坐火车*坐飞机,最后把牲畜原盘交给了公私合营牧场,现在去哈尔滨坐火车不坐飞机了。但是,他从来不讲牧主的钱是剥削来的,在四清运动中,他竟然还主张“要同少数民族领袖商量。”“要倾听少数民族领袖的话,把少数民族领袖团结了,群众就团结起来了。”
    乌兰夫对蒙修在政治上不进行斗争,主张实行“和平竞赛”。他所谓的反修不是在政治上同蒙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在牧畜头数上要大大超过外蒙古,不是在牧区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教育,而是强调物质刺激。因此,在牧区尤其是在边境区,不少群众祖国观念不浓,对蒙修恨不起来。
    乌兰夫还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提出:“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搞不搞生产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真革命与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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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问题。”所以,他用生产代替阶级斗争,把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去年巴盟中后联合旗遭受风灾,牲畜受到损失。今年一月八日,乌兰夫发电报指责搞四清是造成在风灾袭击下牲畜遭受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强令停止四清。在今年三月,内蒙古区党委发出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竞然提出:“以抗旱抗灾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是各行各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力抓好。”在总任务当中对阶级斗争、反修斗争只字不提
    乌兰夫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民族”,“机关民族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平叛等重要问题上,同李维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互相支持、利用、公开反党、反中央的
    、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乌兰夫对内屈服于王公贵族、牧主的压力,对外则屈服于修正主义的压力。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题上,乌兰夫坚持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古的,说:“把语言文字同外蒙古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五年即在全区推行蒙文斯拉夫化,直至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青岛提出拉丁化时,才停止下来,但至今不搞拉丁化
    乌兰夫在对外关系上是卑躬屈膝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他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蒙古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他两次带头起立(没有鼓掌),孤立了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和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代表团人员发现后,两次报告给他,他都不理睬。蒙修对我代表团参观乌兰巴托百货大楼极端无理,故意冷落。在我代表团参观前,蒙方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他甘受凌侮,坚持参观了这个“无人商店”。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提出去医院慰问。蒙修同意乌兰夫与王维舟同志二人去看望。但泽登巴尔的老婆(苏联人)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王维舟同志当场愤然离去,而他不但不同王维舟同志采取一致行动,反而喜笑颜开,无动于衷,一个人进去探望了泽登巴尔。事后,王维舟同志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表示遗憾,他也在场,毫无表示
    去年以来,正当我们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泽登巴尔疯狂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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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力挑拨蒙汉关系时,乌兰夫把反修旗帜降了下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完全适应了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乌兰夫对一九三五年《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念念不忘去年下半年以来,公然打起《宣言》的旗帜,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九三五年《宣言》中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i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的蒙古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木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城。……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的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
    这个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宣言》,正适合鸟兰夫目前搞民族分裂主义的需要。解放以后,他拿《宣言》规定的区域,向中央“要账”,争地盘,在同毗邻省、区划界时,一步不让,寸土必争。今年一月,他把《宣言》印发到全区,要求下边以此“检查我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要大学一番。
    乌兰夫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的借口是反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借自治之名,搞独立王国之实。当前内蒙古大汉族主义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是地方民族主义。建国以来,在内蒙古白治区一直没有认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此,地方民族主义相当严重。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相当嚣张,叛国事件一再发生(一九
    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共发生一百六十起,九百三十八人,其中已遂六十八起,六百二十四人)。对有些重要民族分裂案件迟迟不处理,甚至姑息养奸。更严重的是,在这次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副参谋长云列成(乌兰夫的远房侄儿),从呼和浩特突然来京,进行地下活动,说他是受云世英(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等人之托,转告“土默特旗人,都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事实十分清楚。内蒙古的地方民族分裂主义的总根子就是乌兰夫。他是以
    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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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主义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绝非偶然的。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把自己装扮成蒙古族的“领袖”、“权威”自居,他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领导,心目中根本没有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自我批评;他只能听颂扬,听不进半点批评,千方百计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喊“鸟兰夫主席万岁”,在牧区大量印乌兰夫的象乌兰夫的象同毛主席的象平挂在一起,甚至现在有的地方还挂着他的象。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浩帆(乌兰夫的亲信)在办公厅千部中公开讲:“在中央听毛主席的,在内蒙古听乌兰夫的”,“全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内蒙古要学习乌兰夫思想”,“党委的文件要体现乌兰夫思想”。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干事何跃(乌兰夫的亲信)当着他的面说:“鸟兰夫同志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领袖。”所有这些,乌兰夫十分欣赏,从不加任何制止。
    乌兰夫对中央、毛主席、军委以及华北局的指示,他们不同意的就加以抵制或拖而不行。除上述不传达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指示。不执行周总理关于蒙文拉丁化指示外,对林彪同志指示要把原下放的军马场上交总后勤部,他坚持呼和马场不交,对中央、华北局在内蒙古进行农垦,也一概不支持、不欢迎。他对中央、华北局实行严密封锁。他的许多见不得人的讲话、报告,根本不送中央、华北局,甚至有些文件,华北局要,也不报送。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乌兰夫为了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阴谋,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处心积虑地实行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
    他任用干部的标准,是能否坚决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否积极反大汉族主义,搞民族分裂主义。并且无原则地优先照顾家族,实际上是优先照顾蒙族干部中的右派。在蒙族干部中他又分东蒙、西蒙、土旗、非土旗,延安民族学院学生、非延安民族学院学生。他的亲戚、亲信更吃香。因此凡吹捧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人,就被重用、提拔;凡是坚持党的原则、不投他所好的人,就被排斥打击,甚至关押。
    这样乌兰夫搜罗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分子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汉族干部),形成了一股右派势力,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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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撮亲信为核心,搞阴谋活动,尤其是一些重要人事的安排,他们都是事先密谋策划。乌兰夫自己交待说:“都是书记处之外的‘小书记处’”
    去年下半年以米,乌兰夫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篡夺党政重要部门的领导权用建立“代常委”阴谋手段,篡夺区党委常委会的领导权。
    今年一月,乌兰夫乘自治区党委许多常委和书记处的成员到基层蹲点或患病之机,不顾书记处王铎、方锦明二同志的反对,成立了以他的亲信为主的十三人“代常委会”,其中蒙族干部就有九人,有六人是土默特旗蒙族干部,作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代常委”代替了常委会,在他的亲信操纵之下,大力推行乌兰夫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2.大量安插亲信,控制党政要害部门。
    乌兰夫借精减机构、建立“五委”、加强领导之名,安插亲信,篡夺了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调査研究室,和自治区人委的文委、计委、农委以及公安厅等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3.在呼和浩特市委发动了修正主义政变
    乌兰夫用修正主义分子、反大汉族主义急先锋李贵(汉族,呼和浩特市委新任第一书记),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陈炳宇,把市委第二书记赵汝霖同志的缺点、错误扩大化,加上所谓“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罪名,戴上“反党宗派主义”帽子,把赵汝霖同志整掉。李贵在呼市连续作了八次报告,并到包头市干部会议上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里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大肆吹捧乌兰夫如何英明正确,反毛泽东思想;一笔抹煞呼和浩特市十几年民族工作的成就,扩大蒙汉族矛盾;把民族政策说成是贯穿一切工作的红线。在全市通过“揭盖子、挖根子、换班子”,实现了修正主义的政变。乌夫对李贵搞的呼市政变,倍加赞扬,说是“建立了马列主义的领导班子”
    以呼和浩特市政变为样板,积极在其它盟、市搞修正主义政变
    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乌兰夫亲自主持下,以区党委名义批转了呼和浩特市委关于“有关民族工作方面一部分问题的报告”的政变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变纲领。文件里首先把他自己捧为一贯正确,“领导全区人民获得解放,……受到全区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然后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注),目前特别突出地集中攻击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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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的一部分老的蒙族领导同志”,“内蒙的民族问题,就是内蒙的革命问题反对党的民族政策,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自治区党内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倾向”,这是当前自治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个文件为许多地方的民族分裂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开了“绿灯”,他们拿上这个文件四处活动,积极地准备进行阴谋反革命政变。他们把手首先伸进地方党政机关,也开始伸向军队
    5.集中打击自治区党委汉族领导干部,为其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扫清障碍今年四月一日,乌兰夫以突出政治为名,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他带头点名攻击区党委书记王铎、杈星垣、高锦明(满族)等同志。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把错误推给别人。说王铎把农业搞得“一毛不拔”。权星垣把工业搞得“手无寸铁”,高锦明不执行民族政策,污蔑自治区商业是“大盛魁”(旧社会剥削蒙人的大商号)。接着,“代常会”就跟着他的意图积极准备整这些同志的材料。在会外,王丽文、浩帆等人**市区党委这些书记和一些领导干部反乌兰夫,积极做舆论上的准备
    今年四月下句,乌兰夫以贯彻华北局会议、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为名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亲自出马,调兵遣将,煽风点火,突出反大汉族主义,打击王铎、权星垣等同志,企图实行“宫廷政变”。此时华北局已有所发现,派人去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制止,并且恰好中央叫他去京参加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乌兰夫的这次阴谋才未能实现。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乌兰夫的错误被揭发,他的阴谋完全破产了。
    乌兰夫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做民族上层工作,很少参加群众运动和艰苦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所以,他虽然入党四十多年,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贯表现右倾,并不是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一贯正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打出自己的旗帜,公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乌兰夫是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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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他想用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改造内蒙古,来改造内蒙古的党组织。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的边疆,是反修的前哨,是战略要地,中央对乌兰夫是信任的,委他担负了重要职务。但是乌兰夫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出发,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发展到分裂祖国统一,在内蒙古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乌兰夫的错误,对祖国边疆的巩固,对民族的大团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遗毒很深
    乌兰夫的错误思想,过去就有所流露。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进行过说服和批评。近几年来,华北局对他的错误有所觉察,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并批评过他。但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对待批评也是两面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经同志们的严励批判和斗争,开始有所认识,但他仍不愿与错误彻底决裂,没有根本改变错误立场。与会同志对乌兰夫所犯错误和对错误的态度,十分愤慨,纷纷要求中央严肃处理,彻底肃清乌兰夫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相信,内蒙古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革命的,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能够肃清乌兰夫错误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定会举得更高,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出现个新的跃进局面
    以上报告,请中央审查。如中央同意,我们建议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并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公布。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7.01.27;中发[67]31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电报,和中共中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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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发
    (正文原载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二集]》,北京:1967年9月;附件根据中央文件的群众组织的翻印件,出版者不明)
    、开展革命大批判
    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滕海清谈内蒙古目前形势〖滕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日前内蒙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八条”下达后,方向明确了,四·一三到五·二六,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反党集团制造的反革命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五·二六以后,中央釆取了断然措施,彻底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五·二六以后“八条”在内蒙各地得到了认真的普遍地执行这段时间里较好的,呼市比较平静,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其它各地方也逐渐好转。分区武装部的各级干部基本上都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除伊盟阵线不分明以外,其他地区阵线却是分明的。比较好的是哲、锡盟、巴盟比较正常,其他地区由于表态比较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比较紧张,比如海拉尔、牙克石发生了武斗,但形势还好的。从军队到地方受蒙蔽的群众绝大多数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正在以造反派为骨干带动了广大群众,向反党集团的骨干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扩大了,正在开展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内蒙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走的权基本上都夺回来了,基本上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现在内蒙生产情况有好转,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小麦增产20%,工业生产从七月开始有好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革命造反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出来的成果。当前也存在很多问题,要把内蒙问题搞好任务是很艰巨的。对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的斗争还没有搞出个很大的名堂。比全国其它地方晚个到二个月。对王铎的斗争现在也没有系统地开展起来。这项工作在相当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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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是中心的中心。军队在没转变之前,大批判运动是无法进行的,造反派本身阶段受到镇压,现在需要整顿一下,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使大批判运动晩了
    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乌兰夫是內蒙古自治区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乌兰夫是內蒙古自治区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內蒙古各族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把他揪出来了,挖出了埋在党內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
    二书记、內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內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长期以来,乌兰夫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直接支持下,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別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他是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长期以来,乌兰夫在內蒙古利用职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纠集一批王公、贵族、特务、变节投敌分子及共他反党分子,结成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反革命集团,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分裂祖国统一,大搞独立王国,建立“內蒙古王朝”。乌兰夫对全国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内蒙古“呼三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鸟兰夫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在集中力量把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斗倒、斗臭的同时,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在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大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共流毒
    下面我们初步整理出鸟兰夫十五条大罪状的材料,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別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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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个人树立威信,无耻地吹捧自己。贪天之功为已有,把自己打扮为“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正确路线的代表”。根本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甚至狂妄地宣称要在自治区踏岀一条“自己的道路”。公然要人们紧紧跟上“鸟兰夫思想”,要自治区各级宣传机构加紧宣传“乌兰夫思想”。用“乌兰夫言论集”代替《毛泽东选集》,阴谋诋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与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妄图另立旗帜,自立制度,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2】可是三反分子、大叛徒乌兰夫经常肉麻地吹捧自己,以“领袖”自居,妄图把自己打扮成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化身,以抵制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成望。乌兰夫在一个文件中无耻地批示:“反对以乌兰夫为首的內蒙古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內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次会上甚至叫喊:“反对乌兰夫,就是反对內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鸟兰夫借反对“反党集团”之名,公开声称:“是什么人反对乌兰夫?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富、反、坏、右。反对乌兰大就是反对內蒙古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乌兰夫在土旗讲话的时候说:“有人要追根子,我的根子就是毛泽东,反对我就是反对毛泽东
    早在1945年至1949年,在內蒙古的部分地区,乌兰夫要人们呼“乌兰夫主席万岁!”“云(乌)主席万岁!”等口号,一直到1952年,有些地方仍然流行着“乌兰夫万岁!”的口号和标语。1960年乌兰夫去呼盟向牧民说:“禁止开荒,保护草原,是乌兰夫对牧民的关怀。”乌賊竟野心勃勃地树立个人“威信”,并煽动牧民高喊“乌兰夫主席万岁!”的反动口号
    乌兰夫的历史本来就臭不可闻,但他却恬不知耻地要为他树立偶像,在內蒙地区大量印发乌兰夫“伟人像”,有些地方就只挂乌兰夫像,不挂毛主席像。还下令四处雕塑乌兰夫像,把自己打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以滿足他的“领袖”欲。在乌兰夫授意下,內蒙古博物馆为他雕刻了十几座塑像。有“抗日战爭时期的乌兰夫”,“解放战爭时期的乌兰夫”,“自治运动联合时期的乌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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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乌兰夫”等等。每个都要送請乌兰夫的小老婆兼“总参谋长”云丽文审查批准,每座雕像创作费高达500元以上。
    乌兰夫为了实现他的“领袖”欲,还大量印发编印《乌兰夫言论集》。现在出了五卷兰皮精装本《乌兰夫言论集》,发给內蒙高级干部阅读,并且制订了计划,准备陆续印刷出版。这些都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为他自己吹噓的大毒草,大量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言论。乌兰夫疯狂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乌兰夫还收罗一些人大编歌颂他的歌曲,流毒很广。例如一首反动的“內蒙青年进行曲”歌中唱道:“我们有了革命领袖——云泽(乌兰夫)同志领导,我向前……为了我们民族的平等自由,向大汉族主义者进军!进军!进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大特务、叛国头子所规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他的全部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活动,都是直接对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种种罪恶都表现得极为露骨,极为恶毒。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乌兰夫汇报时,毛主席就指出,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那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讲清楚【3】。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就是针对乌兰夫之流讲的毛主席的指示,刺痛了乌兰夫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的要害。因此,他对毛主席极端仇视,內心十分恐惧。为了掩盖他的民族分裂活动的罪恶勾当,把毛主席的指示严密封锁起来,不但不向自治区各族人民传达,也不向自治区各级干部传达。竟胆大包天,瞞天过海,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凭空捏造毛主席的“指示”。1966年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当众撒谎说:“毛主席一年之内问我次民族关系。毛主席在那时不讲阶级斗爭,而问民族关系。”又说:“毛主席问我汉族干部听不听你的话?汉族干部犯了错误你敢不敢处分他们?”好一个大骗子手乌兰夫!竟胆敢如此卑劣地耍弄政治騙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反对毛主席!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內蒙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題上,乌兰夫都千方百计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中央提出內蒙生产应以农为主,为什么乌兰夫不顾中央指示,不顾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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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实际情况,却提出“以牧为主”的方针与中央指示对抗,还不滿地说“內蒙的粮食是不是过了关?反正是自给有余!要不是全国粮食紧张,內蒙有什么紧张!
    1965年6月,毛主席指示要大力培养卫生人员【4】,乌兰夫胡说什么“大力培养卫生人员,是承认医生,将来要消灭医生。”毛主席要抽三分之一的卫生人员下乡【5】,乌兰夫则强调“要加强城市街道卫生所、门诊部、减轻城市医院压力。”中央规定地方工业建设的方针是:第一,为农业服务,第二,为人工业服务,第三,为市场服务,第四,为出口服务。而乌兰夫篡改为:第一,为农牧业服务,第二,为自治区重点建设服务,乌兰夫还叫嚷说:“办地方工业,不为自治区服务,为谁服务?”
    乌兰夫就是用这些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遮盖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阳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封锁內蒙真实情况。把自治区搞成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以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林彪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千方百计地和我们林副统帅大唱反调,恶毒攻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各地轰轰烈烈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寘理,是我们全党全国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凶相毕露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教条”,“不解决內蒙古的实际问題。”他恶狠狠地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主席著作放在身上,主席语录写在墙上,突出政治挂在嘴上。”胡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他还反动透顶地列举了一大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什么“学习毛选不下基层,学习毛选文化不下乡,学习毛选知识分子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下乡,学习毛选不愿参加四清,学习毛选怕苦,怕死……。”看!乌兰夫这个万恶不赦的家伙对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何等恨之入骨!
    乌兰夫为了对抗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挖空心思,从各方面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企图扼杀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正当內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之际,他却针锋相对地在自治区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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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蒙文、蒙语的群众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爭时间,爭版面,爭纸张、设备等。企图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排斥在一边,把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压下去。同时为他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准备干部条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见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势不可挡,便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旗号,贩卖他的黑貨。1966年1月4日,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上,装作对全区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做出了“五点指示”,“第一,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第二,抓活思想;第三,面向基层第四,解决领导核心和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題;第五,精通业务。”根本不提突岀政治,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用倫天换日的手段,塞进“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黑貸。并肆意歪曲,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说成是在“民族问题”上狠下功夫,“否则学了毛选也是一塌糊涂。”他把“抓活思想”归结为“抓大汉族主义”思想;他借口面向基层,扼制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叫喊的“解决领导核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就是为实现民族分裂,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黑帮队伍准备条件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毛主席亲自参加制定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中说:“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的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充分的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作斗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7】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对毛主席亲自制定和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1961年他在內蒙党委第十四次扩大会上,胡说什么“大跃进违反了客观规律,太热了,过了头。”叫囂要“消灭三面红旗上的黑点”。乌兰夫还恶毒地诬蔑內蒙工农业建设的蓬勃发展,他说:“现在內蒙古还是手无寸铁”,他胡说大跃进的教训是“不同程度上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说:这几年的错误“一个是动搖了所有制;一个是比例失调。”更恶毒的是:在1956年他在內蒙古筹备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报告会上说:“爱祖国包括內蒙古在內,光爱天安门,天安门是不长粮食的。
    乌兰夫对人民公社也是竭力反对和敌视的。他按照其主子刘少奇的“大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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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社”的意图,提出在牧区停业发展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二年民族工作会议上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某些边疆地区需要退的,应当坚决退下来。”乌兰夫极力否定人民公社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在1965年土默特赖农牧林誓师大会上说:“公社化以前他们(指他四清蹲点的前朱堡大队)有大量树林呀,大群牲畜呀,从一九五
    八年以后,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大片的树林被破坏了,集体牲畜被杀光了”,“解放以来,特別是1958年以来,人民生活沒有很好提高,很多落后队生活很苦”。一句话,在內蒙公社化搞糟了。
    乌兰夫在內蒙牧区反对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從出在牧区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玫策,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提出“稳定,全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同党的总路线相对抗。乌兰夫借口大反特反商业经营管理思想上的“大盛魁的作风”,“大盛魁思想”,(大盛魁是建国前二十年就倒闭了的大旅蒙商,对蒙古族人民通过不等价交換的手段进行超经济剝削)恶毒的攻击党的商业政策,同时暗示中央不在自治区搞建设,挑动蒙古族人民跟着他们一道,对抗党中央,分裂社会主义祖国。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靂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9】
    乌兰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內蒙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地妄图在內蒙复辟资本主义,把內蒙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在商牧业生产上极力主张无限制地发展社员自留畜。他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坚持既发展公有的畜牧业,又发展社员个人自留畜的公私兼顾的方针,是农业区发展牧业的重要问题之
    合作化以来,內蒙农村干部和合作社干部中,有一种让所有社员的
    牲畜都入社,对社员自养劣质牲畜不放心的思想,因而不是积极帮助社员个人发展牲畜,而是限制个人发展牲畜,这是不利于生产的。”又说“从内蒙牧区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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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情况,政治状况看,我们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內,在合作化中有意识的保留牧民对于牲畜的所有权,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所谓保留所有权就是在合作社內较长时期采用初级的办法,使社员每年能够从畜股分到合理的利益。同时按照社员的自愿,允许社员自留较多的牲畜。”由于乌兰夫极力主张发展自留畜,结果社员自留畜发展速度远比集体快,有的社员自留畜达到三
    四头。有些农区生产队社员自留畜的比重也比集体畜高,因而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
    乌兰夫在畜牧业生产上采取包产到畜群生产组的办法,推行刘邓的包产到戶的政策,为牧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
    乌兰夫积极宣扬刘少奇“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剝削有理”等反动理论。他说,“对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和合痄社,因牲畜增加,劳动力仍然不足的时候,可允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雇工,经过相当时期后,再把他变为合作社社员。”1953年一次座谈会上说:“如确实因劳动力不足……小量的雇工可以允许。”公社化以后,规定给牧主付定息,说牧主拿定息不是剝削。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0乌兰夫为了达到他篡党篡军篡政,分裂祖国,搞独立王国的罪恶目的,大肆排斥异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1966年1月,乌兰夫背着中央,借口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解散自治区常委,大量排除异己,任用亲信,组成十三人的代常委。并将毕力格巴图尔,陈炳宇、浩帆等心腹组成“三人小组”,凌驾于书记处之上,操纵区党委大权。同时在自治区的党政要害部门大量安插亲信。在自治区一级政府机关中,乌兰夫以精减机构为名,撤销了六十多个厅局,建立了工交、农牧、财贸、计划、文教〖“〗
    五大委”,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完全控制了內蒙的党、政、财、文大权。
    乌兰夫及其黑帮掌握了內蒙的所有实权之后,便开始进行大清洗。乌兰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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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仗来,甚至还有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所以“要清理內部”。计划在
    九六六年清洗⑧0%,同时大量提拔,安插亲信,以备他们进行全面复辟。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夫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贵等人,以“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借口,用“揭盖子,挖根子,摸班子”等办法,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在自治区党委则集中力量打击自治区党委內的革命领导干部。乌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围攻打击原党委书记处书记,权星垣、髙錦明等革命领导干部,并整他们的黑材料。企图进一步在“代常委”中搞清一色,使十三名“代常委”完全由其心腹组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宫庭政变”。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乌兰夫搞“內蒙古王朝”的梦想彻底被粉碎了。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內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証。”【11】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因统一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鸟兰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就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公开号召:“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1948年在一次报告中又公然否认內蒙古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鼓吹民族分裂,大讲“內蒙古人民与中国人民”,宣扬“民族自决”,“独立自主”,“走外蒙古的道路”等等
    1965年以来,乌兰夫大量印发1935年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內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这个宣言內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査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作为內蒙古民族之领土”。“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內部的一切问題,谁也沒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共它一切权利。同时內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成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邻帮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乌兰夫以1935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步骤,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分裂祖国的活动,大搞独立王国。这是乌兰夫妄图建立“大蒙古王朝”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还扬言:“我这个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已经几十年了,还可以再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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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他的小老婆云丽文也狂妄叫嚷:“战爭打起来和中央断绝关系!”真是囂张已极!
    乌兰夫为了建立反革命的“內蒙古王朝”,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阵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戏剧、电影、展览等进行大反“大汉族主义”的活动。乌兰夫为了分裂祖国,为自己歌功颂德,还借庆祝內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机会,亲自给內蒙文艺界规定宣传方针,即突出民族地区特点,突出反大汉族主义,突出土默特旗,突出乌兰夫个人
    乌兰夫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独立王国”,在与邻省解决区划问题时,是“寸土必爭,得寸进尺”,“只能划进,不能划出”。他在党委会上一再强调“区內为什么还闹边疆纠纷,叫他们发扬共产主义精神,至于外区嘛,那就是另一个題,因为这是关系到自治区的问題。”例如在解决伊盟与甘肃中旗与吉林的边区区划纠纷时。乌兰夫就象封建王侯扩张领土一样地将本区区划一再扩大,并亲自坐阵指挥,与邻省爭地盘。
    乌兰夫为了搞独立王国,进行里通苏修、蒙修的叛国活动。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題上,乌兰夫坚持主张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的,要“把语言文字同外蒙致起来”。“统一使用一种文字”。早在1956年,乌兰夫还背着中央,指使语文研究所所长额尔敦陶与蒙修搞了一个內外蒙《四十三人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同年额尔敦陶从蒙修冋来向乌汇报说:“他们(指蒙修)提岀了合并问題。”乌兰夫当即追问:“你沒问他们向那边合并吗?”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乌兰夫背着中央妄图分裂祖国,进行叛党叛国的罪恶活动。
    1963年乌兰夫亲自下令,不让在锡盟边境地区进行反修试点,并责令烧掉揭露蒙修泽登巴尔反华罪恶的材料。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爭。蒙修领导集团的头子泽登巴尔在帝修反进行反华大合唱中,扮演着可耻的角色,地处反修前线的內蒙古,乌兰夫却把反修旗帜降下来,在內蒙大反“大汉族主义”,这不是里应外合的行动又是什么呢?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爭问題”。【12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鸟兰夫,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題上,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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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个阶级斗爭问題”【13】的科学论断,否认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用民族问題代替阶级斗爭。1965年12月,乌兰夫在筹备庆祝內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胡说什么,“民族问題就是人民问題”“毛泽东思想就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題上抓住这两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題的核心”。他把民族问題的实质是阶级斗爭篡改成:“民族问題是阶级斗爭问題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題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乌兰夫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題的理论,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1965年11月,乌兰夫抛出了所谓“巩固与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的修正主义谬论。他胡说什么:“有了政治基础,又有了共同的语言,……结果就反映了共同的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民族融合基础。乌兰夫的这“三个基础”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爭,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为他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大搞独立王国所做的舆论准备
    乌兰夫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刘春在1961年炮制了一个“社会主义民族”的修正主义谬论。鸟兰夫在1962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了,阶级关系改变了,民族关系,民族內容也改变了”“內蒙自治区內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起,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消灭了,各少数民族也都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了。这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抹煞了民族问題的阶级实质,抹煞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爭。
    乌兰夫为了掩盖民族问題上的阶级实质,把农、牧业生产上的矛盾,也说成是民族矛盾。他在1965年內蒙古自治区党委扩大会上说:“民族关系上最突出的问題就是农牧矛盾的问题”,以农牧上的生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完全荒谬到了极点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爭,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爭问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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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題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最根本的问題是无产阶级专政。鸟兰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題是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上当家作主的问題。”一九五七年,他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关鍵是当家作主问题,有的地方贯彻不够,有的地方尚未贯彻,自治地方的财政管理权,制定条例和公安部队问題都沒搞出一套的东西。”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借区域自治之名,向中央爭夺财权、政权、军权的狼子野心
    九五六年十月在招待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宴会上鸟兰夫公然胡说什么“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內部事务的问題上,也不尊重当地民族干部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由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干部包办代替”。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说:“当家作主的权利是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财政等方面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实现了民族平等权利,才能真正体现出当家作主。”
    乌兰夫所说的“少數民族当家作主”,不是广大劳动人尺当家作主,是为那些王公、贵族、牧主、喇嘛等剝削阶级和社会渣滓爭职爭权,篡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的根本性质,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关
    九六四年国庆前,民族文化宫展览修改时,乌兰夫亲自到民族文化宫,要內蒙馆区域自治一版中增加“三五宣言”,并要用显著标记突出宣传如下两点()原来內蒙大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均应归还內蒙古人民,作为內蒙古民族之领土,
    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剝夺內蒙古民族之土地。
    →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內部一切问题,谁也沒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如前所说,这个“宣言”是当时党內老机会主义者王明假借毛主席名义发表的。而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內蒙古各族人民生活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家庭的今天,乌兰夫还大量印发和展出“三五宣言”,这究竞是为了什么?向谁要“土地”?谁干涉了蒙族人民的权利?向谁要“权利”?这不是明明白白代表着王公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各族劳动人民要土地、要政权,妄图利用这个“宣言”制造民族分裂吗?
    乌兰夫又別有用心地极力鼓吹建立大自治区,煽动各少数民族“按自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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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五六年,准备在中央召集的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写道:“我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彝族自治区,因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群众已经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地方也牵连二、三十县,这和省比较当然是人口少,地区小的,但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是可以照顾的。我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大省制的国家,可以允许成立人口较少,地区较小的民族自治区。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有人提议及早在青、甘、川边的地区建立藏族自治区,我以为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现在还不能建立,我觉得也可以阿坝、甘孜两地区,先在党內建立一个在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区党委,以加强这些地区工作的领导
    毛主席指示:不能吃民族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饭【15】。而乌兰夫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什么:“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題,这基本上是民族发展问題。创造文字,自治机关民族化都是为了民族发展,否则就沒有意义了。”他所说的自治机关民族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自治机关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组成;一是以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行使职权;一是自治机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适应当地民族特点。他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而强调什么“民族特点”、“地区特点”,阉割自治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实质问题。
    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乌兰夫扬言:“仅仅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不去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就还沒有彻底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裝起来的党。而乌兰夫提出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的用意是分裂党,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成若干个民族党,用心又何其毒也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农奴主、牧主阶级立场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和平改革”和“和平过渡”,反对阶级斗爭,反对群众起来闹革命,极力保存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势力,维护封建主和奴隶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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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夫竭力主张改革要按上层的“意愿去作决定”。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在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说:“可以不再采取其他民族地区已经采取过的激烈的阶级斗爭的方法,而采取和平的方法,即经过曲折迂回的步驟和更为溫和的办法,逐步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对暴力革命。他主张在各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期,党和政府容许各族人民以及在各民族中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们从容考虑,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作决定。达完仝是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
    乌兰夫不提改革口号,不敢触动剝削阶级反动社会基础,是員保护假改革
    九五六年,乌兰夫准备在中央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用的发言稿中说:“和平改造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要自上到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和平改造,从表面来看主要是对上层让步,从实质上看,则是为了在较少的震动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这主要是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是騙人的鬼话!不触动剝削阶级的反动社会基础,那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胡说什么:“和平改造也是一场阶级斗爭,但在步驟、方法、方式上不是面对面的斗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迂回曲折的斗爭。策略上我们是‘网开三面’,不仅使进步分子,而且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都容易接受,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觉得我们办事合乎‘人性’,在道理上我们是站在全主动地位。”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莫大诬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对农奴主、牧主、王公、头人恨之入骨。乌兰夫所说的合乎“人性”正是合乎剝削阶级的“人性”,是站在农奴主、牧主的立场上,替剝削阶级说话。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乌兰夫以为对农奴主、牧主“不应四面出击,造成全面紧张,应该一件一件的办。……在步驟、方法上也不宜狂风暴雨的搞运动,而宜于微风细雨的解决问題。有些改革也可以一件一件的办,而不提改革的口号。”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
    的阶级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而乌兰夫却背道而驰,对抗毛主席的教导,他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压制群众的革命,连“改革”的口号都不让提,暴露了他的剝削阶级代言人的丑恶嘴脸。
    乌兰夫在牧区顽固地推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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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一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內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爭后【18】,乌兰夫在一九六二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还说:“在牧区继续按稳宽长的方针,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甚至到一九六五年,乌兰夫仍然顛倒黑白地说:“只有修正主义分子才想上在牧区划阶级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国人民特別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9】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否认宗教问題的反动本质,极力美化,保护宗教和宗敌上层。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是保卫着宗教信仰。”在会上还介绍所谓内蒙古经验时说:“萨木登是个喇嘛,而且参加革命还不是年青的时候,现在当了共产党员,他的生活一方面是共产党员,而每天起来念一下经,但他另一方面党的政策决议他是亳无保留地执行,这又是一方面。他念经还有他的习惯,跟咱们每天起来打太极拳一样。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念经?”他接着又说:“对一切民主人士,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分別安置在适当的闵位上,使之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在內蒙古自治区的各级政杈中,在许多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中,都有这些朋友在担负着各种工作,不少人还担负着领导工作,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乌兰夫就这样处处宣扬宗教上层起了积极作用,极力保护和美化宗教。
    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宗教上层和牛鬼蛇神疯狂攻击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利用宗教猖狂地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造谣惑众,攻击党的宗教政策是“消灭宗教”,“消灭民族”,公开以所谓“宗法”来同国法对抗,极力扩大宗教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封建复辟。而乌兰夫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却顛倒黑白,极力吹捧宗教上层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多数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三面红旗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说:“宗教界大多数人是反帝,爱国守法的”。
    宗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毒害劳动人民的鸦片,而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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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不但不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反而竭力吹捧宗教说什么“现在我们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蒙古民族开始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喇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还要請在座的宗教界朋友们多加考虑,提些意见。”
    乌兰夫不但为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开脫罪责,而且向他们卑躬屈膝,为他们张目,经常指责一些同志说:“对党的政策,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够,体会不深,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政治上安排不当,工作上帮助不够,生活上照顾不够”等等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场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爭,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20】乌兰夫这个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內蒙古的代理人,被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于是亲自上阵,纠集了他的干将和爪牙,在全区掀起了一股反对四清运动的反革命逆流
    1965年10月,乌賊带领山七千多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遍布于土左、土右两旗,亲自坐阵指挥,疯狂地、有组织有步骤地鎮压和破坏四清运动。把四清运动歪曲为要“找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題的规律”和“解决的办法。”
    乌賊还擅自用內蒙古党委的名义批转《土旗四清工作座谈纪要》,要求全区执行,以此来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相对抗。他多次在工作队员中放毒,散布什么“土旗蒙古人直爽、汉人鬼”,“蒙古人被迫把地给了汉人,蒙古人沒办法才转为农业”,等等,竭力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团结。乌賊又以整训为名,强迫四清工作队员硬上“民族问題的纲”。若谁不按乌賊的指示办事,他就指使其干将“组织力量批判”,打击陷害四清工作队员。
    在一次土左、右两旗四清工作团民族座谈会上,乌賊暴露了他在土旗蹲点的罪恶目的。他说:“不要以为把这个点搞好了就算了,要看到全国、全世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他妄想通过破坏土旗四清运动,总结出一套对抗会主义革命,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经验”,找出鎮压群众运动,进行民族分裂的“办法”,以便复辟资本主义,以迎合国內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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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題》的决定,即《二十三条》,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纲领,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文件。《二十三条》的制定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破产,为四清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从而保证了四清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乌兰夫则疯狂地歪曲篡改、反对《前十条》和《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和前《十条》中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爭。”并强调必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干部,重新教育人。乌兰夫却说:“牧民脑子里是沒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沒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二十三条》要求“进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乌賊却极力提倡蒙、汉分队,扩大自留地、自留畜数量,破坏集体经济。他说:“蒙汉分队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么!”《二
    十三条》说:“抓住阶级斗爭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前十条》中也说:“阶级斗爭,一抓就灵”。而乌賊却大谈特谈民族问題,要上“民族问题的纲”,他说:“只有抓住民族问題,才能抓住阶级斗爭离开了民族问題的具体事实,实际上是一句空活。”“土旗四清能不能达到高准,就看民族问題能不能解决。”还说什么“民族问题是內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政治。”《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內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賊却大反特反所谓“大汉族主义者”,并扬言“我与大民族主义斗爭了几十年,今年六十多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乌兰夫故意包庇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转移斗爭大方向,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二
    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乌賊却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汉人“整蒙古人”。但事实是:在乌賊的庇护与支援下,在內蒙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題是地方民族主义。但他完全混淆是非,转移斗爭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二十三条》指出: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而乌賊之流,依靠的仝是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他还提出“首先依靠蒙族中的贫下中农”的民族分裂主义口号。《前十条》指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而乌賊却要“组织民族贫下中农”的组织,走“蒙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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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这是公开煽动蒙汉两族贫下中农的分裂,是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二十三》条指出:在四清中要逐步形成领导核心。乌賊以抓领导核心为名,行反革命复辟之实。趁机大肆把他的亲信、土匪流氓、蒙奸、特务等社会渣滓安插进各级专政机构內领导核心里。乌兰夫还以生
    抗旱、救灾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1月乌兰夫指令停止“四清”专搞抗旱救灾。乌兰夫强调牧区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反对在牧区搞阶级斗爭。他说“阶级斗爭搞完了,牲畜也搞完了”,“究竟你革命革的怎样,牧民把自己的命也革了。牧主改变了成分,牧民也改变了成分,即成失业游民。”乌兰夫如此顽固地抵制和破坏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阶级斗爭,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忠实推行刘、邓黑司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21】
    乌兰夫对内适应资产阶级以及王公、贵族、牧主的需要;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压力。同蒙修勾勾搭搭;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1961年,乌兰夫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乌兰夫不仅不进行抵制,反而两次带头起立,使坚决反对南修的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处于孤立;蒙修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亲自前往看望。泽登巴尔老婆(苏联人),为了侮辱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竟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不准一同去的×××同志入內,×Ⅹ×同志当场憤然离去,而乌兰夫却无动于衷,不但不同×××同志一起采取抗议行动,反而厚颜无耻,如获重赏,喜笑颜开地一个人进去看望。事后×××同志在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提出抗议,表示遗憾,乌兰夫虽同时在场,竟亳无表示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以及我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原文中的“我们的朋友遍于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而他却不予针锋相对进行斗爭。在我代表团参观蒙修百貨大楼前,蒙修故意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乌兰夫置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国体于不顾,甘受凌侮,坚持参观无人商店。这充分暴露了乌兰夫对修正主义屈膝投降的丑恶面目
    蒙修头子泽登巴尔,配合帝修反疯狂反华,极力挑拨蒙汉关系,乌兰夫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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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在內蒙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更令人气憤的是,当蒙修、苏修不断在我巴盟、乌盟、呼盟等边境地区大肆进行特务和顛复活动时乌兰夫从不坚决回击,任其为所欲为。在乌兰夫的屈膝投降下,近年来,自治区民族分裂集团和叛国集团活动非常嚣张,乌兰夫却让他们逍遙法外。事实证明,乌兰夫是自治区內一切民族分裂分子的总后台,也是国外修正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22】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乌兰夫的丧钟。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刘、邓資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5年10月內蒙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大造特造乌兰夫之流的反。乌兰夫之流吓破了胆,于是慌忙发岀一顆战略退却的信号弹。66年5月1日《实践》主编,乌兰夫的黑帮干将厚和奉旨在《实践》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社论。乌兰夫之流多年来一直疯狂地反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特別是在最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这篇社论突然180度急转弯。接着乌賊又提出“民族问題”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在那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有的地区表现为大民族主义”,等等。企图金蝉脫壳,逃之天天
    內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向乌兰夫反党集团发动了猛烈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情地有力地揭露了乌兰夫之流的罪恶活动,揪出了乌兰夫反党集团的干将和爪牙。鸟兰夫之流深知末日临头了便一面把玛拉心夫等人抛出去当替死鬼,借以转移內蒙人民的视线;一面指使共干将韩明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猖狂地鎮压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革命小喽喽
    “三反分子”等等,挑起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妄图保护乌
    兰夫之流过关。乌兰夫还在华北局会议之前,就盗用了大批档案材料,打击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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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与它斗爭的高錦明、权星垣等革命干部。
    1966年在华北局五月学习会议期间,乌指使其妖婆云丽文几次让浩帆(乌賊干将)把乌兰夫的多次讲话原始记录转移给她。乌兰夫又让云丽文指使浩帆销毁有关民族工作会议讲话和他的有关黑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內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掙扎”。三反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鸟兰夫这条疯狗虽然被革命群众打落了水,但它人还在心不死。今年二月乌兰夫之流,指使內蒙党內、军內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牛鬼蛇神,百倍疯狂地向以呼三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扑,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行白色恐怖。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杀害了呼三司战士,反而顛倒黑白,驾祸于人,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把呼三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群众逮捕入獄,严刑毒打,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遭受围攻、辱罵、毒打,遭受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被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等。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铎、王逸伦、王良太之流蒙蔽欺騙广大群众,极力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四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內蒙问題的八条规定》,号召內蒙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击退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王良太之流的反革命复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乌兰夫之流仍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他们继续蒙蔽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猖狂地对抗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他们煽动大批战士、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煽动他们上北京告状,在北京闹事,甚至到中南海靜坐。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同志,企图迫使中央收回“八条决定”,继续在內蒙搞资本主义,建立沒有乌兰夫的“乌兰夫王朝”。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在內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爭下,他们的阴谋可耻地失败了
    十四、鸟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23】
    乌兰夫是长期隐藏在党內的大叛徒,大特务。他隐瞞自己从狗洞里爬出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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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变节的卑鄙可耻的丑史,騙取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要职。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变节投敌的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揪了出来,消除长期隐藏在党內的大隐患,大祸害。这是一件大好事,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大叛徒、大特务乌兰夫是內蒙土默符旗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入莫斯科大学求学。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因贪生怕死躲在家里。当时绥远国民党党部大特务陈国英派人去抓他,乌兰夫得讯后逃跑。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民众运动科长閻秉坤(乌兰夫的妹夫)找国民党大特务陈国英,当时陈国英表示,如果乌兰夫能保证为党国工作,就不逮捕他,以后閻秉坤找乌兰夫商谈,这个贪生怕死的乌兰夫就同意了,乌兰夫就这样变节投敌给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当记者,每月拿薪金三十块大洋。以后乌兰夫就披着记者的外衣,干着特务勾当,成了大特务陈国英的帮凶,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九三五年,乌兰夫又给大军阀傅作义当俄文秘书,专门研究苏联情况,用傅作义给他的专用电台收听苏联情报,帮助傅作义从事特务活动。抗日战爭爆发后,乌兰夫又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过政治工作,鼓吹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效尽了犬马之劳。
    通过乌兰夫这段自首投敌的丑恶历史,完全可以看出,乌兰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大特务,大叛徒。长期以来,乌兰夫这个大叛徒、大特务,不但沒有受到人民的审判,反而飞黄騰达,騙取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职务。这是由于中国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刘少奇,为了达到篡党、篡政、篡军罪恶目的,千方百计地把他保护下来,充当其反革命班子的一员干将。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
    24】
    乌兰夫是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术、独断专行的大党阀。他平时不但不看报,就是内部文件也很少看。他自己从不动手写东西,就连私人信也要别人代笔。他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谁是要提不同意见,触动了“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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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尊严,他就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乌兰夫深居“禁宮”,养尊处优,贪图享乐,过着封建王爷的寄生生活。他每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起床后大夫检查身体。他的小老婆云丽文是当代的慈禧太后”,长期不工作,终日过着腐化堕落,糜烂透顶的生活。“宫內”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奴隶,直接为他服务的就有十二、三人,再加上他的调查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达二十来人。“乌王”出府,前呼后拥,“乌王”乘马卫士保镖“乌王”玩牌“奴隶”伺奉。“乌王”对其工作人员,好象王爷对待奴隶一样实行残酷的统治。
    乌兰夫从不下乡深入群众,有时高兴了下乡游一游,下边干部就遭了殃。
    九六一年是自然灾害严重的一年,群众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乌兰夫乘专车去巴盟,首先命令巴盟军区騰岀全部办公室进行粉刷,消毒,到包头拉钢絲床洗澡盆。把厕所改成坐式的,并叫医院包上纱布,只供一个人专用。吃饭要茅台酒,鲢鱼。为了寻欢作乐,每晚都举办舞会,把市场上的香水几乎全部买光。花天酒地,令人作呕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25】。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三反分子乌兰夫揪出来了,已成了落水狗。但是他人还在,心不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把乌兰夫揪出来,彻底批深、批透、批臭,斗倒、斗臭肃清其流毒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录
    云丽文的主要罪恶
    “妖为鬼蜮必成灾”,云丽文这个出身大地主家庭,混入革命队伍,钻进党内的乌兰夫的小老婆,是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借乌兰夫反革命的阴风,大点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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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火,火长风势,风助火威,虽然不少革命同志对她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但是乌兰夫一手遮天,欺上压下,百般庇护,依为心腹,致使她地主阶级的本性变本加厉地大发作,成了地地道道的女恶霸,成了当代的“慈禧太后”,成了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的代理人和各族人民的死敌。她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横行一时,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这里把她的主要罪恶公诸于世,让人们看看这个女妖精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以便全党全民,口诛笔伐
    极端仇视毛泽东思
    云丽文象鬼怪害怕太阳一样,害怕毛泽东思想,仇视毛泽东思想,她看见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横眉瞪眼,就是冷嘲热讽,乌兰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毛泽东选集》,她横加干涉,说:“叫你们来是工作的,不是叫你们来学习的!”“这是用人的地方,不是培养人的地方!”她听说一位秘书在病中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便大加斥责说:“你养病还不老老实实,还看什么毛选!”公务员、司机炊事员等同志学习《毛泽东选集》,她更加看不顺眼,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还学习!你们是千什么的?”有时也冷冷的挖苦和嘲笑说:“你们学习的不错呀!”“你们高明呀!”“你们想升官发财吧!”她还强迫秘书、公务员、司机、炊事员等同志占用学习时间和党团员活动时间给她种菜,喂鸡喂兔,陪她打麻将聊天,听她宣扬黄色书刊里臭气熏人的东西。她的“闲心”只能用在这上面,她自鸣得意地说:“你们有时间学习毛选,我可没闲心学。”
    对于各地轰轰烈烈的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她和乌兰夫起,疯狂地抵制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毛主席著作装在身上,主席语录写在墙上,突出政治挂在嘴上”,“学习毛选不下基层,学习毛选文化不下乡,学习毛选知识分子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下乡,学习毛选干部不愿意参加四清,学习毛选怕苫、怕死…”等等。在这里她怀着多么深刻的阶级仇恨,使尽了多大的力气来诋毁、谩骂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其目的就是要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顶出内蒙自治区。妄图用云丽文、乌兰夫的黑手,遮住伟大毛泽东思想最红最红的光辉,而代之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乌兰夫思想”。云丽文是打着乌兰夫的黑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开路先锋。所以,当她听到华北局要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的时候,非常恐惧和憎恶,她说:“闹这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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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这么忙,华北局没事干了!”她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处处都“影响工作”,影响了她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搞反革命政变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她们正在拼命宣扬“现在还是汉人压迫蒙古人”,“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岀政治”,“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抗旱就是突出政治”,“乌兰夫是内蒙各族人民的领袖”等等黑话,不一而足。如果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他们这些反革命政变的舆论准备就要原形毕露,他们建立“大蒙古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就要更早地彻底地破产
    、拚命鼓吹“乌兰夫思想”
    乌兰夫是一个反革命大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云丽文极力鼓吹他是内蒙古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正确路线的代表”,俨然如人民的“救星”。乌兰夫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云丽文却吹嘘他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最能解决内蒙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好好领会乌兰夫思想”,“紧紧跟上乌兰夫思想”,“保卫乌兰夫这面红旗”,“加强宣传乌兰夫思想”,“让乌兰夫思想在群众中扎深扎透”。这就是妄想在群众中挖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栽上反革命的“乌兰夫思想”的祸根。
    她用五卷蓝皮精装的《乌兰夫文集》这套烂货去和伟大的毛主席雄文四卷相对抗,她还要继续编印《乌兰夫文集》。她还恬不知耻地同文化局反党分子一起为乌兰夫搞了十多个塑像,准备在自治区二十周年的机会,通过写文章,编书,编剧本,出画册,搞展览,拍大型彩色纪录片和故事片等形式,为乌兰夫这个大野心家、大骗子手歌功颂德,把乌兰夫吹上天,制造对乌兰夫的偶像崇拜,梦想在自治区各族人民中间用乌兰夫这个跳梁小丑去抵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为他们建立“乌兰夫王朝”的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准备。
    三、大搞民族分裂活动
    云丽文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是彻头彻尾的,根深蒂固的,她早就疯狂地攻击成立华北局是“多了一层”,“找麻烦”,阻止乌兰夫参加华北局会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华北局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内蒙三级干部会,揭露了乌兰夫、云丽文的一些民族主义问题和其它一些严重问题。触到了痛处,他们暴跳雷,恨之入骨,说那次会议是“放毒会”,“在民族问题上欠了一笔帐”。李雪峰到内蒙牧区视察工作,云丽文深恶痛绝,她说:“李雪峰是汉人,他到牧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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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并派人加以监视,她杀气腾腾地说:“大汉族主义,反革命欺到头上来了,不能放过,要抓!”她还扬言:“战争打起来要和中央断绝关系”
    她和乌兰夫借土旗四清的机会,积极配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大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她积极主张用张如岗、何耀(乌兰夫的“钦差大臣”)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急先锋来领导土旗四清,利用汉人大反“大汉族主义”。她向乌兰夫浩帆等提岀这样阴险毒辣的建议:“土旗四清是决定胜败的一仗,这一仗最好让汉人来打,汉人搞比蒙古人搞好”。今春她还亲自跑到土旗,夸奖张如岗、何耀等反“大汉族主义有功”,并给他们打气说:“何耀真坚决,许多人不同意只反大汉族主义,但何耀能硬顶住,不动摇,土旗的问题是严重嘛!现在还是压迫奴役蒙古人”,“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岀政治”。他们公然对抗二十三条,胡说:“四清要以民族问题为纲”,“不解决民族问题,四清就要过场”,“阶级斗争说到底是个民族问题”。
    她感到土旗这一家,……制造出来的“大汉族主义”材料,供不应求,于是又派人到昭盟巴林右旗专门搜集“大汉族主义”材料,在听汇报过程中,她就大大嚷起来:“看这个大汉族主义光是土旗的问题吗?联盟不也是这样吗?这是谁搞的?”
    云丽文看到《四清队报》刊登了一篇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稿件,非常气愤地说:“大汉族主义这么多,为什么要批制地方民族主义,《队报》就是有问题,这是什么人领导的?”接着,乌兰夫就用小老婆云丽文的语言批评了《队报》,并且为了改变这《队报》的方向,云丽文又派出了她的亲信斯来,打入《队报》。从此,《队报》便大肆煽动反《大汉族主义》的黑风了。云丽文也把她的黑手进了《牧区工作队报》《实践》《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党的工作》等报刊杂志使之变为他们鼓吹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喉舌。
    云丽文一贯是打着民族的幌子,掩盖她仇视蒙汉各族人民的罪恶本质,她咒骂汉人都是坏蛋,山西人、河北人“没有好人”。甚至把内蒙古刮黄风也说成“汉人开荒来的”;她也同样咒骂蒙古人是“法西斯”,“土默川大黑河流域的蒙古人象哈巴狗”等等。这个打着民族幌子的女妖精,疯狂仇视蒙古汉族各族劳动人民的狰狞面目,岂不暴露无遗了吗?他们唯独对王公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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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关怀备至,情意缠绵。如包庇内蒙师院特大而巴根的叛国集团,包庇乌盟大右派和强奸犯李景山,包庇在押的反革命分子王岳五等等。总之,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人,是蒙汉各族人民的公敌
    四、实行反革命大清洗,篡党篡政
    为了贯彻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路线,云丽文最猖狂地协助乌兰夫推行条反革命的组织路线,他们大肆排斥异己,清洗革命左派,招降纳叛,篡党篡政
    首先请看他们怎样篡夺自治区一级的党权的?
    乌兰夫、云丽文把自治区党委左派书记看成他们推行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他们认为:“书记处书记都是反对乌兰夫的,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长期以来,云丽文利用自己手下的爪牙搜集左派书记的材料,近年来,他们开始下毒手了,对这些左派书记,有的公开逼迫辞职;有的用“养病”办法“软禁”起来,待机整倒;有的实行封锁;有的“养起来”夺其实权;有的“千干交流”办法,撵出内蒙古。同时,阴谋计划要把他们的亲信李振华、石光华、陈炳字、浩帆、云世英、潮洛蒙等提升为书记处书记和政府副主席,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于一九六六年二月非法成立了由他们的干将组成的“三人小组”黑代常委,从而篡夺了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和常委的领导权。乌兰夫、云丽文认为:自治区党委各部也是不可靠的,说:“打起仗来,甚至有人还会调转枪口对准我们,所以,现在要清理内部”。他们计划,自治区党委机关干部,在
    九六六年要清洗百分之八十,他们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视为他们实现反革命政变的眼中钉,决定首先拿办公厅开刀。云丽文认为:办公厅原来是反乌兰夫集团×,××的马刀,“必须首先彻底改造”,所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从民族学院调来老右派浩帆。云丽文对他说:“调你来就是叫保卫乌兰夫这杆红旗,把好办公厅这个关。”于是让他当上了秘书长、黑代常委和“三人小组”成员,排斥了原来的正副秘书长,云丽文和浩帆拟定了清洗办公厅三十人的黑名单,撤销了书记处办公室,下放和调走了其全班人马。各处里的左派干部也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撵出办公室、厅。把他们的忠实爪牙大批地越格提了上来,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自治区党委各个革命左派的清洗,安插乌兰夫、云丽文的亲信
    这样,经过一番大清洗、大调配之后,自治区一级党权就开始让他们篡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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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们又是怎样篡夺政权的呢?
    云丽文认为:过去厅、局太多了,挤不过来,大权都不在自己手里,成立五个委把大权夺过来,我们就抓五个关,就能集中领导。云丽文是乌兰夫至高无上的代言人,乌兰夫也常夸奖她,“跟多年了,很能领会我们的思想。”所以云丽文的言语最能反映乌兰夫的灵魂。正是在云丽文上述方针下,乌兰夫以“精减之名,行集权、夺权之实,撤销了自治区六十多厅局,成立了工交、农牧、财贸文教、计划五大委,这就是所谓“检了五个辫子”,使乌兰夫、云丽文能够直接控制实行独裁,五个委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经过这位“揭帘听政”的当代“慈禧太后”及其“天子”乌兰夫,伙其同党潮洛蒙、陈炳宇、云世英、浩帆等,在“禁宫”密室里议定的,从而,安上了他们心腹和党羽。这样,自治区一级的行政大权也被乌兰夫、云丽文及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他们在篡夺自治区党政大权的同时,也开始将他们的黑手伸进了盟市,如呼和浩特市就已经被他们彻底篡夺了,乘反革命大清洗、大调节之机,云丽文搞裙带风,除了早已把她妺妹安插在调査硏究室当特务,还准备把她的一个不服从管制的反动地主的弟弟拉来门卫,把另一个弟弟从内蒙医院拉来当机要秘书兼“御医”
    正当乌兰夫“王朝”的文臣武将,牛头马面,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时候,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把他们冲垮了,“南柯一梦”化为泡影
    五、在农村建立反革命复辟的据点
    土默特旗沙尔沁公社小营子生产大队,是云丽文的家乡,是云丽文、乌兰夫在农村大搞反革命复辟据点之一,这大队仅有四十三户,一百五十人,地主及其子女就有十一户,占26%,这些地主富农全是云丽文的本家,云丽文、乌兰夫在这里搞点,就是要打击压制这里的贫下中农,为地主撑腰,重建地主庄园,光耀祖,并为全区农村搞反革命复辟提供样板。
    他们对小营子的贫下中农
    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光骂小营子的贫下中农“没有好人”,把为她家当过长工的,土改时斗过她家的,解放后对她家管得严的干部和群众,都视为仇敌,加以打击和迫害,在小营子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九六四年初,他们调査硏究室派人去小营子搞面上四清,发动群众整了那里的地主分子及其代理人,大大触怒了云丽文,她说这次四清把乌兰夫的点“搞翻了”。指使何既等一群打手捏造材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把这次面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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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说成反“复辟”,对参加这次四清的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和陷害,并大张旗鼓地利用这个假案打击陷害持有不同意见的内蒙古党委左派负责同志。
    九六五年冬,他们派了以其忠实爪牙为首的工作组,开到小营子搞“四清”,硬要给某些贫下中农戴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加以迫害,阴谋给云丽文的地主家庭改变成份,以便于他们掌握小营子的各种实权,实行反攻倒算。同时云丽文又利用权势,盗用国家大批现金和物资,抽调机关的技术人员和大批劳动力,为她家重建地主庄园。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小营子无偿动用国家的,除了两万多元现款外,还有水泵五台,拖拉机三台,柴油机两台,推土机一台,种子两千斤,树苗三万株,山药籽七千斤,鱼苗七千七百五
    十尾,鸭子四百只,木材两大卡车,水泥四吨,炸药四百公斤,雷管一百四十个,钢钎十根,大小锤子五个,雨衣二件,冰靴十双,安全帽五个等等。从自治区直属机关抽调的技术人员有:兽医一名;安装水泵工人三名;筑路技术员一名;打井技术员一名;开山技术员一名;农林技术员一名。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五月通过浩帆组织机关职工去小营子义务劳动五次,其中百人以上的两次,在小营子义务劳动的职工,每天平均有三十多人(相当于小营子整劳力总数)。此外,仅一九六
    六年一月至五月区党委机关就被迫出动汽车去小营子达九十七次之多,汽油费达千七百元左右,连小营子社员及四类分子烧煤也由区党委机关出车运送。请看,乌兰夫、云丽文在她的家乡小营子搞的究竞是什么样的试点?
    六、演丑剧,争名夺利
    云丽文争名夺利,利令智昏,可谓丑态百出,这里请大家看两出丑剧。第一出戏。一九六三年调级时,原来办公厅提出的提级干部名单中没有云丽文,乌兰夫和云丽文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这赫赫有名的乌兰夫,亲自出马为他的小老婆争级别了,他把人保处长传来,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你们提出的调级名单不合理,你们连云丽文的历史也不了解吗?”“太后”云丽文在一旁仰望天花板,衔着双喜牌香烟神气十足的自我表白:“从四七年我就享受了先团后旅级的供给制待遇,吃小灶……”,“原来定级年限五四年应改为四七年”,“我这个十四级十多年没动了,这回应该提级呀!”乌兰夫立即命令人保处长:“把云丽文的历史写下,报上去。”但是报上去一查对,证明乌兰夫和他的小老婆齐撒谎了!原来四七年云丽文根本不是什么旅级待遇,内蒙四七年根本没有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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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因此办公厅还是不提云丽文。后来自治区党委开会审批提级名单,大部分者通过了,就是十四级提十三级的妇女干部定不下来,因为其中没有云丽文,乌兰夫蛮横地质问:“你们说培养民族干部,妇女干部,你们究竞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提拔了几个,把这方面的材料给我看看!”并立即命令区党委组织部查清全区
    十四级妇女干部共有多少,提了多少,历次级别变动情况以及各人的详细历史情况。为此组织部从部长到干事一起行动,立即给各盟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各口打紧急电话,惊天动地,仝自治区从上到下整整忙了一夜,总算把情况弄清了但第二天乌兰夫“大人”又不在了,党委会上还是定不下来,又派人专程去北京请示他。与此同时,利令智昏的云丽文也亲自出马了,找秘书室的一位同志,自吹白擂一番,然后软硬兼施,逼着这位同志以秘书室或党小组的名义,写了一个给她提级的意见。但是,乌兰夫、云丽文这一番怒气冲冲的紧张活动,由于一些革命同志坚持原则而失败了,这个十三级还是没争上,只是这场争名夺利的丑剧,轰动一时,传为“佳话”。乌兰夫、云丽文感到不是滋味,暗暗地咬牙切齿:“该死的办公厅负责人”“反党分子”等着瞧吧!
    第二出戏,是云丽文乘机篡夺调查研究室的领导权。一九六五年乘调查研究室主任都不在的机会,云丽文跟她的忠实走狗何耀,以调查研究室支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劝进表”,提出云丽交代主任。在这个意见书上云丽文化费了很大精力反复推敲,细细修改,然后交给乌兰夫。乌兰夫本是独断独行不可一世的大党阀,他根本不和其它几位书记商量,更不经书记处讨论,就要任命这个“代主任”。有的书记提出不同意见,他不理,硬逼着办公厅发通知。就是这样,一个硬爬,一个硬拉,使云丽文登上了“代主任”这个宝座,篡夺了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的领导权,使调查室变成了专门贩卖反党私货的黑店。不仅如此,云丽文还在觊觎着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大权哩
    七、抖妖风,祸国殃民
    云丽文具有一切反动阶级最野蛮的木性,专横暴虐,唯我独尊,她象慈禧太后一样,施展妖风,祸国殃民。
    自治区党委书记根本不在她眼里,她经常干涉乌兰夫参加党委会议,使安排好的会议推迟或开不成。有时书记处会议稍长一点,她就训斥秘书长:“怎么搞的,还不散会!”有些文件经过书记处书记研究通过的,但只要她这个心腹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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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就得由她重新审査,发绐乌兰夫的机要文件,她也硬要机要秘书拆封登记后交给她,她狂妄地规定:“送什么文件都要先给我。”不管什么文件到她手里都要扣压,如果有人催办,她还大发雷霆。对此乌兰夫也自以为得意,十分欣赏
    云丽文把内蒙古最高级的宾馆当作自己行宫或别墅,想住就住,想走就走横行霸道,他们一有人住在宾馆,必须专搂一座,指定要十年以上的服务员,看电影,只要他们一到场,不管有几个人就得立即开映,他们不到场,不管其它人等多长时间也不能开演,宾馆的各种高级备品,如被褥、床单、椅套、台布、盆花等,只要她看中了,想拿就拿
    云丽文把乌兰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当奴隶,实行了野蛮的封建统治。秘书、警卫、司机、公务员仝夜不得离开,就是他们的爱人、小孩有病也长期不准回家,这些人一到节日更遭殃,除了警卫之外,他们都要彻夜为他们值班,还要没完了的给他们搞卫生。甚至大年三十晚上,公务员和护士为她做衣服和搞卫生到深夜,公务员一边逼着这些人为他们搞卫生,到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四点钟,但是大年初一中午,乘他们午睡的时候出去看看熟人,回来后还遭她一顿斥责。公务员的往来家信或往家中寄东西,都要经过她的严格检查,她蛮横地阻止公务员入团入党,威胁他们说:“入进去,也不准你们过组织生活”,甚至找对象,她也百般刁难,横加干涉,对于他们这许许多多家法,谁要越轨或稍有疏忽,就要大祸临头。前几年,一位管理员同志就是这样被他们扣上一堆莫须有的罪名,逼得自杀
    他们自己还常打狗架,吵得没来没头,云丽文把乌兰夫撵得满楼乱窜,他们打架,公务员就得跟上遭殃,他们往往把满腔怒火找这些人发泄,一一打他们骂她们“臭丫头”“不识抬举的”“混蛋”等等。
    然,“太后”的妖风还不至于此,还有更“高雅”的镜头。
    “太后”仰面朝天躺在藤椅上,吸着双喜烟,喷云吐雾,地下蹲着一个保姆给她捏脚、挠脚,背后站着一个护士给她捶背,按摩,还有一个太监李莲英式的人物额尔敦给她端茶送水,点烟,打扇。这是白天的情形。到了晚上,太后还要打麻将消遣,同样也得有捶背的,捏脚的,端茶的侍候到底。睡前,还得把两」脚搭在护士双眉上,让人按摩。有时半夜里醒来,还得叫起劳累了一天的护士、公务员继续给她按摩。有时半夜里她忽然想闻着花香味,姗姗入梦,在梦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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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见到了“玉皇大帝”,领了两句签言:“不忘天恩祖德,千秋荣华富贵。”于是大年三十晚上,院中就上通宵旺火,四处挂满灯笼,祭天报恩,祈祷万福到清明时节,开上汽车,带上全家和警卫等随员,浩浩荡荡,走到她的大地主家的祖坟,烧纸,上供,举行了一番隆重的祭祖仪式。不仅如此,她还认为她这个女王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在“王宫”里传出圣旨:“把我的生日改为在大年初一,让普天下的人都给我过生日!
    请看,这位“女皇陛下”的妖风,比之当年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还有逊色
    吗?
    八、挥民财,穷奢极欲
    封建“王爷”乌兰夫的小老婆云丽文,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透顶的生活,在这里面她也是以当年的慈禧太后为榜样
    云丽文居住的地方,俗称“王爷府”,誉称“紫綦城”,院内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其设施修缮本来是无以复加的了,但“太后”还不满足,还要锦上添花。为此,仅一九六四年换天花板等等,又化掉国家近万元,为了美化“王府”“庭院”,让工作人员放下工作,开上汽车到城外挖草坯等移植院内,还把宾馆医院的盆花也搬来,专供“太后”赏心悦目。“太后”还嫌美中不足,又合农业厅送来了桃、李、杳、梨、核桃、苹果、樱桃、槟果、海棠、沙果、葡萄等
    十几种树果栽院内,另有松、柏、杨、柳等,样样俱全。有的是用飞机从千里之外送来的。仅有奇花异木,瓜果飘香,天水陪衬,何以称美?于是又在院庭中心造了偌大一个养鱼池和喷泉,这里又有一番鱼游池底,水花喷雾的奇观。这样“太后”满足了吗?不,她还要把内蒙最好宾馆当作“游宫”,她还要在北京改建座“行宫”,计划用十万元,因故未遂,“太后”尚不甘心
    这位“高雅”非凡的“太后”,为了猎奇,为了榨取秘书和公务员的血汗,她还驱使这些“奴隶”在“王宫”院里为她种上玉米、山药、葵花、柿子、蔬菜等,劳动时她在一旁监工,收获的果实全入她的私库,或送给她的弟弟妺妹等“皇亲国舅”。此外还驱使“奴隶”们给她养鸡养兔。给她专门盖了一座豪华的“鸡兔大院”,有三间青砖瓦房,仝是铁纱玻璃窗,内青砖铺地筑有暖炕,冬天怕鸡冷,有人给烧炕,夏天怕鸡瘟,经常撒药消毒,鸡有了病还要吃“四环素”等等院里边全是甲砖砌成,谓之“露天舞厅”。这正是“太后”当朝,鸡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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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但是,就在乌兰夫、云丽文这个禽兽“天堂里”,竟没有秘书和公务
    员同志大小便的地方,因为楼里的几个高级厕所,是专供乌兰夫、云丽文这些高级禽兽使用的,秘书和公务员这些“下等人”严禁入内!
    当太后的鸡兔有病,也跟太后的“公主”有病一样,急如星火,讨方求药,专人侍候。但是秘书、公务员和护士有了病,她一概不理,有时医生叫住医院她不准许,怕误了她的工作,病稍重一点就一脚踢出去了,一位公务员为她效劳期间跌断了脚趾骨,还得了别的病,她辱骂这位公务员“毯还病了”;一位保姆因病借了她们外出时的空隙时间,住院十天动手术,她还给扣了工资,但一年到头一天假日也没有,都不补发分文。
    我们再看看“太后”云丽文的胃口是怎样与凡人不同吧,她吃的糜米,必须炊事员一粒一粒挑出来,不得有一粒带皮的;她吃的黄豆芽,必须一粒一粒剥皮,缘豆芽必须一根一根掐去两头;她吃的肉必须是刚杀的鲜猪;她好吃鸡肉,但是夏天不吃公鸡专吃母鸡,冬天不吃母鸡,专吃公鸡,她吃的公鸡小的不行,老的不行,必须是一年到三年的;她吃的瓜果必须是刚摘下的新鲜的;她爱吃烧排骨,有一次一顿吃了二斤多,然后抱肚拉稀了,她还追查责任,硬说水有问题,要整炊事员。
    “太后”本来盼得膘满肉肥,但她也和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一样荒淫无度,又非常怕死,因而还需要种种特殊的医疗。她专用贵重和奇特的药材,有时一帖药就要一百多元。除经常吃人参鹿茸之外,还从邓拓那里学来秘方一一注射白公鸡血,如果鸡血不足,就让护士给公鸡吃大量的维生素,钙片(当然是公费)给鸡血,供太后注射。有一帖药必须用日晒百天的长流水,于是派专人到包头黄河取来两瓶,又有一帖药需要活牛胆,于是从锡盟杀牛取胆,冰藏上(夏天)飞机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鲫鱼汤治病,就立即给乌盟打电话,令其派人从数百里之外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铁雀肉也是灵药,就立即给哲盟打电话令其派人抓铁雀,然后从两千里以外专程送来;又一次,听说冬瓜汤可补贵体,在冬天立即派人在北京坐上专用汽车,在市内市郊到处寻找,然后专程送来。
    云丽文有专医、专护经常在身边侍奉,但只要她感不适,不论是深更半夜,风里雨里,也得把内蒙医院的院长、主任大夫、护士、化验员等都一起叫来,围前围后,为她效劳“看病”。常从北京、山西、福建等地请名医,专程来呼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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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病”。“太后”甚至觉得人间的名医不足用了,又异想天开,找来一位赵大仙,用鬼神法术给她“治病”。但是太后最称心的还是一个正在坐牢的犯人,即中医王岳五,从监狱中用轿车接出来,奉为上宾,专门为她“看病”。上述许多奇方怪药就是这个罪犯给开的。
    请看,云丽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历史上除了“大观园”里的“贾母”和颐和园”里的“西太后”,还有几个能跟她相比呢?
    九、仗权势,贪污盜窃
    云丽文、乌兰夫长期以来,仗着他们窃取的职权,大肆贪污盜窃,侵吞人民的血汗,使他们能过上“天堂”的生活。他们不仅是罪恶极大的政治犯,也是万恶不赦的大贪污犯。
    他们时常派人大量购买上等人参、鹿茸、麝香、犀牛角、臧花、茅台酒、虎酒等,每次都上百元,然后违反国家规定硬要国家报销。这些东西过去用的不计其数,至今还有不少存货,其它贵重药品据为已有的也不计其数,一九六六年
    五月还有不少存货。一九六六年五月去北京开会前,还砸毁了价值二百余元的过期的贵重药物。
    云丽文的“太子”“公主”看病,也一贯不给钱。“二公主”出麻疹,云丽文从北京请来了大夫,不仅医疗费全由国家报销,连大夫乘坐的千元以上的专机旅费,也全由国家负担。
    云丽文一家常坐汽车游山玩景,打猎,跑医院,拜祖坟,探家属,看电影等,概违反国家规定,分文不出。仅今年二月一次,“公主”鸟兰其其格、“太子苏尼特坐轿车从北京去天津,往返汽油费就四十多元。
    云丽文、乌兰夫一贯用国家财产送礼,接受的国内外的礼物则一律装入私囊现有的价值两千元以上的照相机四、五架,近千元的电视机一台,高级望远镜个,都是这样贪污来的。
    由别人代写以乌兰夫名义发表的文章全部稿费一律装入云丽文腰包,初步了解,近年来大约有两千元以上
    多年来,云丽文一贯烧“王宫”里的国家
    林木,不买劈柴,并将院中林木和木箱成车地送给她弟弟妺妺等皇戚国舅,公然盗窃。云丽文从宾馆拿来的髙级被褥、床毯、台布、毛巾等,占为已有,甚至自己用的暖水瓶、肥皂、手纸等也要国家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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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侵吞工作人员的出差补助费,竟被云丽文一手扣下,理由是炊事员每月吃他们的饭,只拿九元,太“便宜”了,所以国家补助给这位炊事员的出差补助就被他们抢去了。但炊事员多吃一点不行,胃口好的炊事员就要遭到监视或撵走,因为“太后”怕赔本。
    云丽文这个大贪污犯和大富翁,还有其它一些怪人的吝啬小气,也是千古奇闻。公务员给她买回二十多斤苹果,她生怕人家中途吃了,当面称过,不幸少了两,她立刻追问:“一两是有几个?”“王宫”院里果树上少了一个苹果,她立即追查:“谁偷去了?”以至酿成“苹果事件”。买来一些西瓜,要放在冰箱里藏起来,怕别人偷吃了,她不仅把工作人员视为奴隶,也把他们当贼看。
    请大家想想:云丽文这个稀见的怪物,集中了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多少美德”!!
    十、传谬种,培养毒苗
    “太后”云丽文生怕自己的“美德”绝了种,所以,千方百计按着她自己的模子培养“太子”和“公主”,一心叫他(她)们成为王公贵族的接班人。云丽文、乌兰夫似乎确信,他们的孩子是祖上有德,注定要当官的。云丽文这一个无耻的野心家,有一天在他们华丽的大厅里,向“大公主”乌兰其其格说:你好好学习,将来就接爸爸的班,做爸爸的工作吧!”请看他们深谋远虑,把“王位继承人”都选好了!又一天,这一位官迷,又给“太子”指示了“远大理想”,“将来做行政工作吧,看你哥哥当了文化局长,也能坐汽车呀!”又有次,在会议上,云丽文向工作人员发出了“神圣”的号召:“你们对我们的孩子要特别照顾,他们长大了是要担负国家大任的,那时你们也有功呀!
    那么,对那些将来要“担负国家重任”的宝贝,云丽文、乌兰夫是怎么样培养的呢?他们的基本方针是从小就培养他们具有贵族和特殊人物的一切特性,成为凌驾在一般人之上的“小贵族”“小老爷”,请看如下的事实:这些“小贵族”下定决心继承当代“慈禧太后”的美德,并极力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看齐把黄色书刊当成“珍宝”“座右铭”,他们除了上学外,就用黄色书刊充塞空虚的头脑,有时竟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二公主”的玻璃板下摆满香港“影星”和各种化装品的画片。
    这些“小老爷”极端鄙视劳动,把劳动看成“下贱”“没出息”的事,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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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应该由别人替他们做的事。他们有公务员给,有的十八、九岁,有的十五、六岁,但他们的衣服都要保姆、护士、公务员给拆洗,甚至他们的裤夹、袜子、月经带等,也要这些人给洗。起床后自己连被子也不迭,有时云丽文不在家,十五
    六岁的乌兰托亚就在宾馆里,有特别指定的服务员、炊事员去伺候她,她的早点每天由服务员送到房间里,送饭时间以她的起床为准,她起晚了送早了不行,起早了送晚了也不行,饭菜要是稍不合口,就要发脾气,还装着“绝食”,恫吓刁难,直到炊事员、服务员再给重做一份端上来,赔礼道歉,才算消气。她从不做点家务活,有人劝她学学,说:“将来出嫁还能不做点家务活吗?”她摆出了小贵族的架势,断然回答:“出嫁时我带着李××(女公务员)!”
    “太后”培养出来的这些小贵族,也同样把保姆、护士、公务员等视为奴隶,小贵族乌兰敖德想骑马玩,就骑在护士、公务员身上,叫她们爬在地上走。不让她骑,她就大叫大嚷,“太后”也盛气凌人,大喝一声:“骑着玩玩怕什么!臭丫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乌兰夫还让她骑呢。”她们只好偷偷掉泪。乌兰托亚完全学着“太后”的威风,有时故意把鞋扔到楼下去,强迫公务员再给拿上来,有时故意要公务员把洗脚水端到面前,如公务员感到不满,她也学着“太后”的口气,骂道:“你这不识抬举的!”
    这个乌兰托亚,身体稍感不适,就不上学了,还得兴师动众,老师得亲自到宾馆给补课,学校还得派几个女同学搁下功课,来陪她们打扑克、散步、跳皮筋她们想打猎,云丽文、乌兰夫就命令公安厅派专车,跟上警卫,带上枪支弹药,陪她们玩个够。有时一次出去就打三百多发子弹,在他们看来,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天下是他们家的,有一次乌兰托亚学着“太后”的口吻,对公务员说:“这是我们家,书记是我们的……这里什么都是我们的……你懂吗?”
    看来,这些她们精心培养的小毒苗,把云丽文、乌兰夫的谬种传下去,似乎是很有希望的,他们的祖德家风似乎绝不了种。但是历史的潮流将使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他们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他们的流毒至今还很广,他们还时时刻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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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必须在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坚定地、彻底地斗倒、斗垮、斗臭!叫他们威风扫地,打他个落花流水,永世不得翻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调査研究室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九六六年十月
    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高锦明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判乌兰夫大会上的讲话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标志着乌兰夫王朝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内蒙形势一片大好,并向纵深发展。
    当前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把革命大批判开展起来,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与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肃清乌兰夫在各条战线上之流毒,这是关系到革命大批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与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夺了权,从组织上摧垮了内蒙资产阶级司令部,还要进一步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摧垮,不管他们用什么伪装我们都要揪出来。我们要进一步努力,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批判、批臭、批透,使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使内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内蒙这个祖国北方的边疆成为反修、防修的巩固阵地。把乌兰夫分子彻底挖干净。决不能怜惜冻僵的毒蛇,对敌人的怜惜,就是最大的犯罪,但是也不要扩大化,把自己人当成敌人,把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同样把敌我矛盾当成内部矛盾,就要留下隐患,使乌兰夫分子隐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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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乌兰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大致有三种人
    (1)老搭档,老班底,多年来与乌兰夫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像金璧、王锋、吉雅泰。
    (2)拉进来的封建上层人物,他们是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股份公司,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活动,这一部分人以哈丰阿为代表,包括封建上层,叛徒、卖国贼、间谍、外国特务
    (3)近年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小撮骨干,包括蜕变的“老干部”、“走资派”,李贵等
    这三部分结合起来结成一小撮,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们是鸟兰夫的死党,是各族人民的死敌。这些人在军内也有,这要由军队内部解决,地方造反派不要干预。
    对乌兰夫反革命集团我们基本清楚了,但未完全清楚,要提高警惕,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打击一小撮,不是打击一大批。各革命委员会要严格掌握政策,坚决打击敌人
    警惕别有用心的人,为走资派招魂。
    廿年来乌兰夫打着红旗反红旗,伪装成老革命欺骗人民,把自己伪装成“民族领袖”、“民族的保卫者、救星”。他与党内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相勾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有共同点,不同的是乌兰夫有民族外衣
    乌兰夫长期以来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搞民族分裂,阴谋把内蒙从祖国大家庭里分裂出去,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恶性发作,但最后终于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剥开了外衣。但目前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大批判工作做得不够,认识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剥开乌兰夫外衣的必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民族问题的理论把乌兰夫批倒批臭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也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顶峰。民族问题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毛主席也同样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这个是精辟论点,它防止了两个倾向,一方面来自“左”的,一方面来自右的。“左”的是没有民族问题,只有阶级斗争。用“左”的面貌取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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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问题,这不是主要的,但有苗头,要注意其危害性。有些人对这个是不明确的,但有的人是别有用心,他们要制造分裂,使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犯错误,完成乌兰夫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在民族问题上的指示。“民族区域自治”乌兰夫实际上是反对的,他要搞一个国家,要当历史上的伟人,八百年前有个成吉思汗,八百年后有个乌兰夫,要想成为成吉思汗第二,把内蒙古变成封建王公地主贵族统治的天下。
    我们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加强民族团结,不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废除民族问题上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从右的方面来的明的暗的用民族问题挑拨煽动民族情绪,集中为乌兰夫翻案,诬蔑文化大革命是“汉人整蒙人”或“汉人联合东部蒙人整西部蒙人”“整士旗蒙人”、“乌兰夫是受反动路线迫害的,要平反”。甚至钻进造反派内部,这是乌兰夫的黑手,有的是外国间谍的黑手,借民族问题把水搅混,破坏文化大革命。有的成立“成吉思汗战斗队”,这是反革命的战斗队。有的人到北京到乡下为乌兰夫翻案,有人公开叫喊“爷就是为鸟兰夫翻案,能咋的!”这种人要专政!为乌兰夫翻案就是反革命。造谣诬蔑说内蒙革命委员会是乌兰夫黑帮组成的,如果有,可以揪,揪出来也不影响革命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不影响三司是造反派。要注意这是阶级敌人以攻为守,采取合法斗争,用民族问题掩盖代替阶级斗争,也可能有人会上当,但要区别。
    三、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参加人:滕海清、吴涛、髙锦明、权星椽、李树德等〗中央对成立革命委员会有这样的指示
    1、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不宜过大,革命委员会应有彻底革命精神,首先是思想革命化,才有组织革命化。初步方案按照黑龙江抄下来的。中央首长指示,领导机构不一定原来有什么,现在要都恢复起来,先根据实践经验摸索。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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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一个组织,不适合的就撤消。这是一个摸索过程。比如各地机关摊子,哪些要,哪些要加强,哪些不要。还没有到改的时候,现仍确定哪些适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摸索中找经验。这组织机构问题,中央的整个精神是机构不宜过大。不一定要把所有摊子都补起来,在实践中,需要的建立,不需要的就不建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大改的时候。最近主席给姚文元一个任务,叫他调查九大问题、精简问题。
    2、革命委员会的本身成员,按原汇报方案,自治区1300万人按150人出盟市50人。中央看了方案后,认为现在看革命委员会,应该质量上强调,不应该从数量强调,革委会成员不一定太多。讲到盟市50人太多了,减少一点。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应以呼市地区为中心,因为呼市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要照顾下面和盟方的问题。
    革委员是过渡性的东西,在摸索中考验干部是否称职,能否担当起来。中央指示,机构不宜过大,少一点,精悍一点
    3、原来军队里面少了一点,原方案军队20人,而地方领导干部多了一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站出较多这是好事,但不一定都参加革委会,可以参加工作,群众代表多一点。
    4、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革委会应当做到“三结合”。三结合中有一个新老问题。有工人、学生、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优秀的,政治历史清楚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有干劲不是派性,而是党性很强的人,选这些人到革委会中来。这里有个新老结合,新的上来帮助老的,老当权派有个接班人问题,把年青人带起来,以老带新,以新斗老。都是老家伙不行,都是新的也不行。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涌现出了好多好多革命领导干部,好的苗子,有个互相帮的问题,一方面要非常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也要注意革命老干部,他们有很多经验,当然会有错误,互相结合,互相学习,培养新生力量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经主席,中央文革批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影响很大,是对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但哪一天成立还得请中央批准,凡是中央不批准的不做,苏联十月革命节修正主义是否发动攻势,值得研究。革命委员会成立,哪一天开大会请中央批准,准备十一月一日开大会。自治区两位书记,暂时不参加革委会,一个是康修民,同志们知道,石家庄造反派反映了很多情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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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八条是肯定康修民同志的,等情况搞明了再参加。王再天参加军队以前,参加旧军队,一般历史问题调査清楚再参加。总理、康老指示,康、王同志问题调查清楚以前暂不参加革委会。向中央讲了二人情况,不管怎么样,文化大革命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康修民在八条中肯定的。王再天一直表现好,不可能是三反分子,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中央一方面重视群众意见,另一方面中央指示经康、王讲清楚,调査清楚再参加,早一点、晚一点没问题,可以参加工作
    中央谈到内蒙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阶级斗争复杂,康老说内蒙有苏修、蒙修、日本特务,加上乌兰夫,王逸伦、黑爪牙,所以阶级斗争复杂,形势大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从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传来了特大的喜讯。在我国北部边疆、反修前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斩断了他们的后台老板中国赫鲁晓夫伸向内蒙古的黑手,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蒙古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阴谋。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向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内蒙古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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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顶黑风,战恶浪,经受住严重的考验。他们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良好条件。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功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内蒙古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关键的时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挺身而出,坚定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表明: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不管有多大的阻力和干扰,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无往而不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力量总是要失败的。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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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庆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内外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捣乱再捣乱。处在反修前哨的内蒙古军民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及时揭穿和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巩固祖国的边疆。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社论)
    八、大搞挖肃运动
    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滕海清在内蒙革委会上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今年二、三月、四、五月间和现在比较一下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势是大好整个全国的形势也包括了内蒙的形势,一年来天翻地覆变化,当前形势大好,革委会否则成立不起来。
    内蒙形势好在下面几个方面
    (1)各族人民发动起来,历次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深入地发动,革命靠群众,关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过去那有这么多?
    (2)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大发展,这是马列主义历史上空前的没有的大发展
    (3)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批涌现出来,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青年代受到了锻炼、考验。一年文革涌现特别多的人材,很有能力,这是我国兴旺的标志,这就是后继有人。干部的受到锻炼,有错误的得到警惕,假的就平反清除
    (4)乌兰夫被打倒了,不能再发号施令了,但要进一步肃清他的影响
    (5)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革命大批判更进一步深入
    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过去没有打死什么人,最近打死了一些人国家的机器、枪又被抢。究竟怎么看待?毛主席说主要是:
    (1)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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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群众里有坏人;
    (3)无政府主义。
    东三盟这三种情况都存在,内蒙的情况也符合全国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另外加强队伍中思想建设。敌人不甘心死亡,主要手法是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内蒙处于边疆,有苏蒙修、日蒋特务,在这时要插手进来捣乱。他们可能和走资派联系起来破坏文革,社会上地富反坏右乘机钻进来,也打着造反有理,甚至钻进我们造反派内部来,大造谣言,破坏文革,因为我们空隙很多,造反派中的派性是最大的防空洞,敌人肯定要钻进来,国内外敌人就是找这样场所。造反派内部不能那样纯洁,造反派内部争名、利、权起了很坏作用,这些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尽管这些是非主流东西,但是各级领导也一定要看到,引起注意,在政治上、数量上、质量上我们都是绝对优势,但是这一小撮坏人,总是要挣扎,因此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北京谈陈伯达讲“内蒙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革命”,廿多年来乌兰夫在思想上的流毒还是很深很广,要发动群众对乌兰夫思想大扫除,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因势利导建立革委会,各盟市在年底前把革委会或小组建立,在春节前把各旗县建立起来。建立革委会是国家机器
    有的干部躺在那里不检査,让人家解放,说“你们不解放我是不符合毛泽东想的”,我说你才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好干部,要叫群众斗斗他,因为他没有触及灵魂,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内蒙革委会要分批有计划地下去
    要立即着手调査研究牧民、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搞法。
    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滕海清谈内蒙形势
    〖滕海清: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地点:内蒙人委礼堂〗
    我们内蒙形势和仝国一样也是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大好形势主要表现在:
    (1)全区一千三百万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城市到乡村到牧区,群众都发动起来了,都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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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的大普及,过去乌兰夫在内蒙大反毛主席,阻止广大农牧民学习毛主席著作。
    (3)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中间都有。
    (4)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出现了大批判、斗批改的新高潮,斗私批修的高潮也掀起来了
    (5)拥军爱民活动深入发展
    (6)全区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7)工业、农业、牧业、林业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经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改造世界巨大物质力量。通过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深深懂得只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救世界,因此更加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亿万人民的心中共同发出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在分析形势时,必须跳出私字的小圈子,否则就会错误的估计形势,得出错误的结论。新的大好形势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把我国我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我们的希望,不辜负仝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这是主流、本质,这样就会鼓足我们的信,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不然就会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当前内蒙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互相勾结起来,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一些坏家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暴露了,有些正在暴露,这是件大好事,只有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我们才能消灭他们
    东三盟(呼盟、哲盟、昭盟)武斗正在发展扩大,阶级敌人暴露得还不充分,现在我们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有这种情况。乌兰夫黑帮分子放在那里不批不斗,对这些人还恨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偷偷的保乌兰夫及其一伙。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还逍遥法外,还有大批判、斗批改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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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领导不力,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另一方面,里面有阻力。也就是有部分人,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在内蒙廿多年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很好的批判
    为什么呼市的谣言那么多?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偷偷活动,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乌兰夫没有批深、批透批臭,乌兰夫的黑线没有彻底挖,乌兰夫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我们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我们头脑中必须有敌情观念。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吴涛给内蒙古革委会各常委同志的一封信
    高、权、李常委诸同志
    春节前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否应该放在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班
    和解决各盟市促进革命三结合、建立新政权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不办好学习班,大搞斗私批修,就解决不了干部问题,也解决不了群众组织之间分歧,当然也解决不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而如果不大抓各盟市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就无法加强对学习班的领导。也必然影响到深入开展大批判、大联合和斗私批修,我们的革委会也不能挣脱盟市问题,以至旗县问题的压力,盟市问题解决不了,旗县问题自然也难解决。
    二、关于解决盟、市、和旗县问题
    河北省准备在十二月底前把各地委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已经解决个(石家庄、承德、天津专区);12月底有50%的县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河北形势发展很快,内蒙形势不比河北形势坏,而且比河北好。因此要抓紧工作动作要快,步子要稳。具体的说
    1.原准备在12月底前解决各盟市问题,仍然要抓一下,不要放松。巴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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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不要再犹豫,要当机立断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推动全区形势。东三盟问题年底也要解决,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和筹备小组(最好不要这个过渡)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来推进革命形势。反正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场斗争,迟斗早斗总要,与其失之过晚不如失之过早。要相信建立新政权是符合广大群众心愿的,不要被那些群众组织中头头之间的问题和其他一些表面现象所纠缠。伊盟问题也样,最近要解决,关键是做好军队同志的工作,要告诉陈继舟、刘维真等同志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内蒙革命委员会和内蒙军区支持他们。如果不抓大方向,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2.各旗县问题,我们革委会没有底,打招呼不够,现在要抓紧,有条件要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去解决。年底前搞50%,春节前搞70%-80%,是否可以,请考虑。
    三、大办学习班问题,全区如何?我们心中无底,许多经验还没来得及总结。也没有向中央报过一次全面的报告,革委会政治部门要专门有一个象样子的班子管起来,掌握情况,指导学习,推动全区。
    自治区办的学习班领导力量较弱,需要立即加强。各盟、市、各旗县都要办,凡结合的学习班,要仿效乌盟的办法,杭后的办法去办。这样可以迅速解放干部,为三结合创造条件。自治区的学习班要与大批判结合起来,要有计划的去搞。要集中力量,加强领导,不要分散力量,各搞一套。
    四、文教口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必然要涉及到其他方面,这是又一次从文艺界开始的更加深入的革命,当前面不要搞宽,防止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把鸟兰夫的黑线彻底挖净
    五、要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迅速组织起来,健全起来,摆起门面,搭起架子,做好工作
    六、自治区的领导机关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到盟、市、旗、县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査研究,以促进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抓好学习班(不要到公社以下去。)
    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请示报告,向中央反映很好的情况。
    滕海清、吴涛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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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如何紧跟形势问题。滕海淸同志说,紧跟形势首先要认清形势。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对形势作了最完整,最精辟,最正确的总结。毛主席指示“全国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的大传播、大普及,大发展,这是当前形势大好的最根本的标志
    内蒙形势也是大好的,概括的说就是内蒙一千三百万各族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城市到农村,以致牧区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管是老人小孩,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我们仝区大传播,大普及,使全区各族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培养了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原来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很出色,涌现出大批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标准的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兴旺再兴旺的重要保证。全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全区“拥军爱民”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军民空前团结,各族人民的团结也是空前的。
    滕海清同志说,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必须运用以下几个观点来分析研究形势。
    1.群众观点。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付主席说这句语录是很典型的,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群众的动向决定革命形势的本质。我们有些同志看国际形势。总是看反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比较多,不去看人民群众的动向。这样国际形势一有风吹草动,我们的脑子里就想不开了,就是因为我们同志们没有看群众的力量,革命人民的力量。毛主席教导我们,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广大受压迫人民是要革命的,百分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广大受压迫人民是要革命的。真正反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不过是资产阶级那一小撮人物,而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不从这方面看,只从上层人物的活动去看形势,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看形势的好坏,就是要根据毛泽东思想,看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看群众发动的深度和广度,群众觉悟高和低,这是人心向背嘛,是决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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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决定因素嘛!
    2.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形势的好坏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看政治上那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现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垮台了。毛泽东思想大普及,全世界都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阻扰,几乎有夭折的危险。去年八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扭转了大局。无产阶级革命派从那时起万炮猛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经过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发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由少数变成多数,革命派的队伍迅速扩大了。现在形势和那个时期比就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在政治上、数量上、质量上都占绝对优势,掌了权。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人都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阶级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种阶级力量的根本变化。那么形势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大好。这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阶级力量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变化是逐渐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林付主席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总的根源。离开这个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岀来,就会观察错了。”我们观察革命形势,不能离开这个总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认清形势
    3.辩证的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人们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形势真正看清楚,就要把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分析清楚。如果把这个问题看颠倒了,那就必然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迷失方向。我们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就是在受这些支流所迷惑,没有看清主流。有人说现在少数仍然是少数,这是错误的,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派仍然是少数派,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了。经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教育,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少数就成了多数。主流的东西指引着革命大军奋勇前进。当然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我们的同志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紧紧跟上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任何时候看形势,都不能把主流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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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颠倒过来。我们要建立学习形势的制度,每月分析一次形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形势,这样才能想得深一些,看得远一些,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时候,认真分析形势就更为重要,形势看清了,立场就稳了,就可能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
    二、当前内蒙地区的阶级斗争。
    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的矛盾。当然这个矛盾的总祸根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内蒙地区的祸根,就是乌兰夫和他的代理人。忽视了这个问题,就会犯错误。我们要充分地注意到,乌兰夫在内蒙廿年的统治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乌兰夫这条黑线还没完全彻底挖掉,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我们同乌兰夫的斗争就算完了。没有完,他们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这一套东西根子是很深的,就是连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也还没有全揪出来,内蒙揪出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锋,军区揪出了乌兰夫在军区的代理人××、××、和黄、王反党集团,并不等于全内蒙的黑爪牙和黑线全部挖出来了。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军区机关、部队整顿整训结束了,好像矛盾解决了。当然要承认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党政财文大权从以乌兰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手里夺回来,军区机关整顿,部队整训,使干部、战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决定的胜利,但是并不等于乌兰夫的影响已经彻底肃清了。必须看到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要防止右倾,甚至麻木不仁。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我们把权夺过来了,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的,他们必然会改变斗争方式,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地负隅顽抗。有些地区阶级敌人刮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还有的人把黑手伸得很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其他弱点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插手到造反派内部,利用造反派的派性,瓦解造反派的队伍,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制造造反派之间的思想紊乱。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区机关有的人还在背后搞鬼,有的人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也披上左派的外衣,混水摸鱼。实际上他们蒙蔽了很多群众,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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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或右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干扰和破坏对乌兰夫的批判。
    滕海清说:我们内蒙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敌人惯于利用民族情绪,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之间的纠纷,用这个东西来掩盖阶级斗争。如果用这种情绪对待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就会犯错误。不能用民族情绪来掩盖阶级斗争。我们和乌兰夫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内蒙要是走乌兰夫的路线,那就是修正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防止阶级敌人利用民族问题来混淆是非,来掩盖阶级斗争。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激烈的,必须看到这一点根子还是在鸟兰夫。现在有些人削尖了脑袋往我们内部钻,往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钻,往造反派内部钻。当然,好人就不用钻了,不是好人他就进不来,钻进来也一定会被革命群众把他们拉出去。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内蒙地区形势大好,阶级斗争还是复杂的。我们看形势必须看本质,从阶级斗争中,我们看到形势是大好,但在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采取了更隐蔽、更狡猾的斗争方法。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有敌情观念,乌兰夫在内蒙统治廿年,我们不要轻视乌兰夫思想的影响作用,我们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彻底肃清。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他们死亡的,最后挣扎也是必然的。林付主席说:“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我们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如果就事论事,孤立地看问题,不上纲上线,不讲阶级斗争,就肯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犯错误,敌人就会利用,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不利于迅速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滕海清说: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贯彻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的精神。现在就要闻风而动,迅速地往下贯彻北京军区学代会的精神。我们部队驻得很分散,“三支”、“两军”任务很重,这次会议是强大的推动力量,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迅速贯彻下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是我们完成“三支”“两军”的根本保证,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今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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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条万条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真正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
    要认真办好学习班,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斗私,要打进攻战,光打防御战,不是马列主义。批修,就是批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之流。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部队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就是要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的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和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进一步在部队中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林付主席的崇高威信。
    四、开展挖肃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教育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
    不抓阶级斗争,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
    教育战线也有这一问题,阶级斗争,各单位、各部门,轻重不同,哪个单位哪个部门阶级斗争都是存在的。教育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离开阶级斗争,搞教育革命搞不好。教育革命从去年开始,有些学校复课闹革命,有些单位搞的早
    五中就搞的早,农牧学院是搞的最早的,五中是好的。农大没有联合,没成立革委会,有些班系搞的很好。整个看,当前形势很好,但斗争很尖锐,我们要向敌人进攻。敌人一是防,一是反扑,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愈要灭亡,愈是要挣扎,有些单位斗争很剧烈,这是好现象,这是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开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的盖子,建立教育战线上的阶级队伍,把教育革命和肃清黑线流毒的斗争结合起来。你们哪个单位如不把乌兰夫死党清岀来,只进行教育革命,学生来一批走一批这种改革是不好的。首先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改,思想上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农大师院坏人最多,很复杂。不把教育革命和挖线消毒联系起来,就不能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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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进行到底,只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治表不是治本。我们的学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有。当然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封、资、修的残余在一些学校占统治地位,毛泽东思想不占优势,有些学校毛泽东思想占优势
    二、一定要彻底揭开教育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搞的是什么?内(蒙古)大(学)校长乌兰夫,里边有叛徒、特务、乌兰夫死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人?是无产级接班人吗?我看不是,只能为乌兰夫服务。敌人总是在青年一代身上做文章,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一个学校的领导班子是否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班子?如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无产阶级接班人,否则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民族分裂主义的苗子。过去外国人为什么在中国办学,是关心培养中国青年一代吗?实际是培养他们的人。教育界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就是复杂的斗争。如蒋介石时代大学校长都是他的嫡系,是他的可靠的人。过去一切统治者都是派忠于他的人办教育。我国建国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教育界阵地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实际上掌握在刘、邓手里,掌握在刘、邓、周(扬)、陆(定一)手里,当然他们不会贯彻毛主席教育路线,不可能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青年一代,而是把封资修的一套继承下来。现在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保乌兰夫的。最近几天有些人公开讲,保乌兰夫是保定了,一定保住;还有人讲;内蒙二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如果成绩是主要的,功劳是乌兰夫的
    公检法是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许多坏人。王再天一手把他包庇起来,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很多真正革命同志受迫害受打击。其实教育界要把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肃清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教育路线结合起来,如离开这个东西搞教育革命那只能搞一些现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育革命就是把教员队伍很好整理一下,要把教育界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手里边。凡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一切反革命,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这些分子,要从教师队伍里边清除出去,他们不能掌握各种教育权,如果掌握在他手上,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在那里占领阵地,这项工作是比较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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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里还要靠我们教师队伍自己,教代会主要搞教育革命,清理教师队伍另一个要靠学校的学生。如果不下这个决心,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坏人就清不岀去。我说的是政治问题。一般问题如地主岀身、资本家岀身能够改造嘛,能接受毛泽东思想改造嘛,改造好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
    有的学校搞得不好,但有的班系搞得好,要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育革命除抓阶级斗争外,思想要解放,大破过去不适合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旧框框。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当朱志明同志谈到如何理解“三右”主义时)
    滕司令员说:“三右”主义,实质上是对敌人,对走资派讲的。那个时候,全国都出现了翻案风,乌盟报事件,不管你们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帮了敌人的忙,迎合了敌人的需要。战斗口号,你们常委是研究过的,打个电话问我们下,不是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敌人跃跃欲试,你们帮了忙,做了蠢事,我想今后会聪明一点。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靠群众,我们要支持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起来革命,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让人家起来革命,一辈子不让人家翻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老保翻天有,但是少数,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有些人借机翻案,内蒙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其他地方搞得很凶,实际上是走资派操纵的,是走资派在起作用。他们起来翻案,我们坚定一点就顶住了,你们这里摇摆性很大,呼市也冇摇摆,呼三司摇摆很厉害。包头学生摇摆,工人坚定。我在北京看了你们的小报很奇怪,搞这个干什么?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是不服气,思想问题要等待
    吴涛政委指出,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仝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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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乌兰夫是刘邓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与其他省市的省委书记不同那个有象他在一个地区呆这么长时间的,他有民族问题,流毒很深,死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势力不小。在挖肃斗争中钻到造反派里的人,完全有,特古斯在去年就是个造反派,还是响当当的,进革委会时都叫他进,那个时候抓他,群众有情绪,让群众自己抓出来嘛,我们从党内、军内挖出了一批走资派,是打击谁了?再纯洁也纯洁不过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是也挖出了揪出了坏人?
    站错队的允许不允许他革命?是好人站错队改了就好,敌人就没有站错队的问题了,他一直站“对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站错队的就是好人,是我们的同志,阶级兄弟,多数是认识问题,有些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转。东北的宋任穷保了一年多,不检讨,只有打倒,他就是顽固不化。要允许站错队的群众革命,欢迎他们立新功,不能说是“老保翻天”,中央也有些人犯错误,中央还是一批二保,象余秋里。干部站错了队,站过来就好了。
    滕司令员指出,你们所犯的那样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看支流多了,这个支流,那个支流,把很多支流汇在一起认为是主流,对主流却没有看到,这是犯错误的根本。
    有少数人活动很猖狂,很反动,你们没采取措施,不坚决果断地处理,这与你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分不开的,光看现象、支流,对本质和主流看的少了对多数少数没作分析。
    滕、吴首长问了丰镇情况,全盟抓了多少坏人,206案件进展情况后,盟领导同志请示关于丰镇提出要处理五十四名小学教员,有的已经开除了的问题,如何处理?
    滕、吴首长指岀:放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是中央精神,把他们放在学校,可以不让他们教课,干其它活,否则下去不得了,打乱了中央部署当请示农村要不要搞挖肃斗争时
    滕司令员说:农村牧区划阶级,不要搞挖肃,大批判就是肃流毒,农村划阶级斗牧主要搞,有坏人也可以揪出来。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办学习班,清査坏人,一些守法的地主让他劳动,不守法就斗他,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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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监督劳动嘛,还是掌握稳一点,搞大批判,对地富反坏右的言论可以批判,发现新的地主可以划,把他们圈起来不劳动不行。要抓几个典型,总结经验,有的农村搞的好
    滕、吴首长对改造公检法的老战士问题,自留地问题都作了指示,并了解了各级革委会成立情况及工农牧业生产情况。
    当赵军同志谈到摆脱不开事务工作纠缠时,
    吴政委指出:事务工作做一百件,不学习也不行,天天读要坚持
    滕司令说,以前被造反派牵着鼻子走是可以的,现在是革委会了,不能再让造反派牵着鼻子走了,有的牵的对,有的就牵错了。
    吴涛政委说:对待受蒙蔽群众,始终是个问题。
    滕司令员说:老保是有想翻天的,但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们怎么也翻不了天,有些地方复辟了,我们慢慢地有计划地总要搞他。有人说,公检法百分之八
    十是坏人。其实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看基本的,大多数是好的,光看支流问题,钻在里面就会出不来。阴暗角落总是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会有。有人说我们压制造反派,真正受压制的是假造反派,或者根本不是造反派,是资产阶级造反派。对真正的造反派我们怎么会压呢?我们只能支持
    当盟的领导干部汇报到干部问题时
    滕司令员说:站出来的干部要大胆干工作,不要怕犯错误,不干事就是更大的错误。犯点错误怕什么,有错误就改是聪明人,做了坏事但本质是好的干部,还是要扶起来的,至于乌兰夫的死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清理岀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被群众斗一斗,触触灵魂有好处。领导不要搞两面派,杨成武就是搞两面派,搞两面派迟早要垮台。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少咀都可以。有些领导支一派,压一派,以为自己聪明,其实群众觉悟后,什么都抖露出来了,帐不用你算,群众向你算,两面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吴插话:小聪明,大愚蠢),搞两面派想保护自己,其实保是保不住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是好人怎么也垮不了,是坏人躲也躲不了。要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把小将养的娇生惯养,有了错误不批评,就是害了他。犯错误不怕,把他教育过来就好,最怕的是有偏心。对自己的一派亲,这样必然犯错误,领导要特別注意让小将要大胆的干,推上第一线,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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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经验。不要把小将捧上天,那就糟糕了。盟革委会机关可以吸收少量的优秀的小将参加。
    当汇报到报纸问题时
    滕司令员说:你们的报纸当时是你们掌握,还是人家掌握?革委会当家,还是人家当家?到底是什么人当家?红卫兵的小报无所谓,这是革委会的机关报不是红卫兵报。报纸、电台是个大问题,出了问题就了不得
    在市委们汇报完情况后,滕、吴首长又讲了几点意见,兹将滕司令员的讲话整理如下
    讲几件事:
    1、你们前段走了一段弯路,对问题作了检查,应该说,还是个认识问题,这说明革委会常委之间学习、研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精神差,没有跟上,起码是跟得不紧。革委会成立这么久了,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革委会要真正成为领导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的坚强指挥部,你们怎么在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时,发生了动摇?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央精神没有跟上,头脑很不清醒,这是应该接受的一次教训。检讨大家是都检讨了,思想通不通还是个问题。那时,你们本来不应该发生这个问题,如有问题不好解决,应该请示。林副主席说,要不犯错误有三条,其中一条是大小事情多请示起码你们应该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对你们有帮助。看来是小事,实际上不小,开始你们没认识到这个问题。
    2、这个问题从常委来说是认识问题,跟不上,从社会上看是什么问题?你们没把问题的本质看透。把反击右倾翻案与挖肃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不看本质,无非是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来抵制挖肃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实际上就是为乌兰夫翻案,这就是本质。有些人跳的那么高,那么厉害,联系的面那么广,说明什么问题,不是为乌兰夫翻案又是什么?我们挖黑线挖什么,第
    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了,挖鸟兰夫的三股势力,三月四日在包头讲了,三月
    十五日、二十七日都讲了,不但我们讲,中央报纸都讲,中央不发文件,就是用报纸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没看出问题的本质,好象还是方法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两派?不论从什么道理上讲,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与反击右倾翻案都是完全一致的,什么人翻案?就是乌兰夫的势力。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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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挖岀来,揪岀来就翻不了案。用不着更多的道理来解释。你不挖他,他就要翻案、复辟,进行垂死挣扎,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方法问题。文化大革命要取得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取得全面胜利表现在什么地方,思想上就是要肃清流毒,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每寸土地,组织上就是把阶级敌人挖净,政治上要把走资派搞臭,理论上要批透,只有这样经济上才能夺取胜利。为什么敌人这样一搞翻案,你们就摇摆,最大的教训是中央的东西学习太少,因而看不出本质,只抓支流。不是有人大肆宣传呼市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这是什么人说的,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会这样说,内蒙、乌盟各个旗县都成立了革委会,人民当家作主,他说是复辟,这不是敌人吗?不是替乌兰夫宣传吗?
    3、这里面可能有坏人操纵,没有“高明”的人,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想的那么全?很大可能里面有坏人。革委会被牵着鼻子走,你们被什么人牵着走的为乌兰夫翻案的人牵着你们的鼻子走,你们糊涂就糊涂在这里,没看出问题的本质,应当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但有坏人,而且很“高明”,报纸口号发表的些东西,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吗?报纸掌握在你们手里,还是人家手里?我看你们没经验,精力顾不过来,内蒙古日报也出了问题,但没你们的这么大,报纸赶快改组,这是机关报,不是红卫兵小报,不是群众组织的报纸,应当接受教阶级斗争就是有反复,只有主动出击不断进攻,敌人才没有喘息的机会,你松松,他攻一攻,你攻他就防。你们打乱没打乱敌人的阵脚,我们不了解。总怀疑里边有人搞鬼,是内部有人,还是外部有人,总是有人搞鬼。内蒙古日报四
    三点名批评的很严重,你们的影响很大,全区各地都有影响。批评了你们,你们作了检査,但应采取有力措施。林副主席说:光做思想政治工作,没实际行动,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你们有些问题不采取断然措施还是不行。后面的家伙不搞出来还是要捣乱的,什么人捣乱,就是乌兰夫势力。问题还是在革委会,如果革委会是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革委会有权威,完全可以顶住,那个地方搞不好,问题还在革委会,山西就是革委会内部思想不统一。周发言同志是军队的,革委会主要还是赵军,你们大家要支持赵军同志。革命小将也要支持赵军,大家都要支持赵军。许集山同志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要支持赵军,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革委会是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大家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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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问题不要那么急,天塌不下来,要请示上级,不要急急忙忙。革委会要实行集体领导,大家讨论问题就好办。革委会要有权威,紧跟毛主席,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办对了群众才相信,才拥护,否则怎么会拥护呢?前段走了弯路,可以吸取教训。革委会忙于事务不能很好地学习,上面的东西什么都看不了,那是不行的,做了一百件小事,没做一件大事,一百件小事顶不上一件大事,方向路线错了,其它做了很多事也顶不上。要组织一个精千的核心小组办事组应付事务要考虑那些放在第一线,那些放在后面,都在第一线忙于事务不得了。我们革委会也没经验,开始也是忙得很,终日辛辛苦苦,成立了核心小组办事组后,可以想些问题。没几个同志掌握全盘,非犯错误不可,就事论事,吃老本,老本吃光了就犯错误,领导班子要统一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大胆工作,大家挺身干,不怕犯错误,越是困难越是要出来,不要形势好一点就出来,形势不好就躲躲闪闪,这就不好,这就是老滑头,不是革命者。
    革委会的正副主任、常委,不能是那一派的头头。对造反派的思想政治
    工作要狠抓,对不良倾向要加强教育,组织他们好好学习。特别不能支一派,压派,有些单位有这个情况,起码是亲一派,疏一派,这样也要犯错误。对革命小将要帮助、爱护,犯了错误要批评,要求严格才能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你们这里与呼市一样,没有大乱过,也没有大型的武斗,和和平平,容易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没什么敌人,这是右倾情绪
    5、群专问题,不少旗县两派,出了很多毛病,你抓我的,我抓你的,互相抓,这样不行,要很快纠正。群专主要是教育、动员群众,一般案件发动群众搞,重大案件革委会要组织专案,群专可以配合,与群众结合起来搞。有的地方搞抓人,不去教育群众,光去抓人,这个问题搞不好,打击面就过宽了,要很快纠正。要规定,这派不能抓那派的人,有坏人自己揪,不能这一派专那一派的政。群专抓人要经革委会讨论,这是指重大案件,其它的就让群众斗,一般让群众自己揪两派互相揪,就会把敌人放跑,要注意这个事,不要光求抓多少,要向纵深发展。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比较容易抓,阶级斗争不是看抓人多少就是成绩大,要看抓的要害。抓的人多,司令没抓住,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分析敌情研究情况,不调査是不行的,完全可以调查吗?特别是公检法,把情况了解了,才能动员群众,不了解情况就打不中敌人的要害,包头为什么发动的晩,搞的比较好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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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摸情况一直搞下去,没有停止,一直是主动进攻。呼市进展比较慢一点,成绩还是大的。对敌情不断分析,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打中要害
    依靠谁的问题。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些是好人犯错误,有些就是敌人。
    工作方法。要调动机关人员的积极性,核心小组办事组搞个七、八个人,研究情况,应付外面的东西
    元化领导问题要解决,革委会本身要思想统一,本身不统一叫什么一元化,那是二元化,三元化,不能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要经常碰头研究思想情况,重大问题要碰头,核心小组办事组可选一些军队、地方比较可靠的同志,一般会议让他们参加,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不了解意图,机关就不好做工作
    6、派性问题,革委会研究的事情,外面就已知道,开完会大字报就出去了,那不行,要强调民主集中制。革委会里边有历史问题的,要调査清楚,不要急急忙忙处理。一般历史问题没搞清,不要搞斗争,搞清后报上级审批,如査清是叛徒、特务,要采取措施,内部处理,一般情况下,可以交群众批斗,一定要落实,不能匆忙。革委会对这些问题要慎重,这是有关革委会的威信问题,匆匆忙忙搞错了,今后别人就不相信你了。下面旗县一、二把手有问题,可采取调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真是坏家伙,放在那里不行
    上一段批评了你们的错误,也是对全区其它地方的教育,如果都这样无政府主义还行,我们是有政府的,报社、电台不得了,一点不能出乱子。
    乌盟报纸是错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有的是好人犯错误,有的是坏人插手。还在那里为乌盟报辩护,现在还明目张胆地到外地宣传,为乌兰夫翻案,不得了,什么想不通,群众通了,坏人一辈子也通不了。
    (五月二十五日)
    (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第二十三期一九六八年六月七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上的讲话滕海清在乌盟革委会常委会及联指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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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找同志们谈事件。
    、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革委会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掌握不好,其他工作再有成绩,也是暂时的。会出很大偏差,如何掌握斗争大方向呢?革委会常委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建立起来,坚持下去,做到雷打不动最重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方向就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中央指示精神。前段你们走了弯路,恐怕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革委会才成立。它是个新生事物。大家没经验,出些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要有统一的看法。出了问题大家集体负责是好的。你们常委是领导全盟三百万人民的核心。有些同志以前是造反派,现在参加了革委会。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在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重要位置上,我们就要对党和群众负责。我们应当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地位变了,如果思想也跟着变,不是在群众之中,而是在群众之上,脱离群众,这样下去,就要犯错误。要知道我们责任的重大。全盟的工作做的好与不好,主要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次不能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和要求。因此,要兢兢业业,团结一致,进行工作。这些道理好懂,做起来就不容易了
    要集体领导。大家对待问题,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不要做和事佬
    旗帜鲜明,就是髙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看行动。对问题不能抱沉默态度。旗帜不鲜明,该讲的不讲,不拿出主见,这样,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就形不成,就会少数人说了算,旗帜一定要鲜明,要勇于负责,不要怕犯错误。军队同志要这样,地方老造反派更应该如此。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首先,我们要在内部把大方向抓住,其次分工负责。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要遇事你推我,我推你,都推给
    把手,这样不
    行。如果旗帜不鲜明,对群众就有影响。不讲话就是默认。群众最会察颜观色。因此,革委会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经。问题要大家讨论决定,民主集中。工作要有分工,定期检査,向核心小组及常委会汇报工作,这才能了解情况。为什么情况不明?主要是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忙于事务。是不是不能了解情况?很能了解情况,很多人在下面嘛!比方差不多的单位都有解放军支左,你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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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不掌握情况?他们对情况基本是了解的。革委会是不是找他们定期汇报、收集他们的情况了?当然,他们的情况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可以供我们参考。还有其它方面,都是可以了解情况的。
    革委会内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有些不健康的东西,不正当的
    动作,要批评帮助。要敢于指出缺点和错误,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样,领导班子才能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个问题同志们应当注意。革委会内部不能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对于这样的人,在革委会内部要进行教育,指出他的错误。教育后如果不改,就要进行斗争,包括造反派在内。这样,革委会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战斗力的机构。如果革委会里边思想不集中,不统一,不抓活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抓群众的活思想了。内蒙革委会从筹备到成立,革委会成员中有很多活思想。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人改过来,不使他垮
    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革命的精神状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在工作中犯些小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改。上次讲过,革委会要支持赵军同志。自己要是腰杆不硬自己负责,但其他人要支持他,互相支持。大家要挺起腰杄敢于负责。军队要支持革委会,尊重革命领导干部,并经常帮助他们。告诉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要支持革委会,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如出问题,就出在革委会内部。很多地方出题都不是出在群众身上。山西就是典型的例子。革委会内部各支一派,思想不统一,对革命损失多大!这样,怎么能使革委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领导班子?群众怎么能相信你?在革委会工作要公道,不管出什么问题,特别是处理造反派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不能亲一派,疏一派,应该一视同仁,否则敌人就会钻空子。敌人想分化革委会是很自然的。内蒙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敌人谣言很多,什么这是一派,那是一派,实际上是挑拨我们的关系,希望我们有裂缝可以钻进来。我们一直很警惕。实际上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是很团结的,包括小将在内都是这样。敌人散布谣言,无非是想分裂革委会,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因为我们是互相信任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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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互不信任,敌人就会利用这个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听片面的东西。毛主席早就讲过,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敌人有两种手法:一种是真枪实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可以把你捧上天去。有些同志经不起捧场,这边一捧,那边一拆,就裂缝了。因此,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否则就会上当。
    四、思想工作要跟上去。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另外情况。当然,今天批评你们严格一点,我想批评严一点有好处。我来了几天,时间不长,和同志们接触谈话中,发现你们对前段走的弯路有顾虑。今天讲的比较严格。如果你们跟上去了形势可能象包头那样,发展很顺利。如跟不上,就会出现不足了
    现在如何跟?这样群众非采取行动不可,就看革委会领导表什么态,关键就在这里。今天讲话主要是点火,能不能点得起来,不一定。点起来了,你们怎么办?灭火还是支持,要看你们的行动。如果有人冲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应当坚决支持正确的群众起来革命。如果还是态度暧昧,不敢表态,甚至个别同志做小动作,就不利了。包头开始情况没有你们好,根本没有动,一点火,一下子动起来了,跟的很紧。我们要求他们主动进攻,不停顿地进攻。现在一直还在进攻,比呼市还快,基本上没走弯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上了。杨、余、傅事件后,学生有些波动,工人没有动,一直稳住了阵脚,继续发展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要态度明朗。前段有错误,没有团结紧。这次应当口经一致,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紧跟内蒙的既定部署。
    核心小组,是个战斗指挥部,怎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指的正确,方向明,决心大,很快就能把敌人的阵脚打乱。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大家不要顾虑那样多,要相信群众,不要划那么多条条框框。在文化大革命中,贴几张大字报,斗
    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打破框框,大胆发动群众。现在要继续发动,
    不是讲一次话就能发动的。讲话总是有人拥护,有人反对的。要继续发动群众,跟上去。
    旗县同志来了也要讲清,有些事要注意。现在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打破条条框框。有些政策界限,群众发动起来后再教育群众
    生产要专门有一个班子领导。生产不能脱离革命,要以革命带动生产。要直接抓阶级斗争。要专门搞一个班子,指挥战斗。阶级斗争,比过去打仗难多了。过去打仗,部署好了,打进去就行。现在对隐藏很深的敌人,主要靠斗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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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斗勇。不硏究敌人的策略,不掌握敌人的情况,就打不稳,打不准,打不狠。所以,要研究情况。知己知彼,才能打胜仗。
    五、工作如何抓,如何掌握情况?根据包头情况,很多人是很了解情况的领导要根据新情况,下新的决心。有些单位触不动,就找造反派来,找群众来支持他们的行动,领导亲自上第一线点火,这样就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你们过去的错误,就是对待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的态度。要支持他们起来革命。就是有人借杋起来翻天,也没冇什么关系。让他翻几天,跳一跳也好。特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被支流冲击大方向。除机关本身搞,还要统一部署,专门下去,掌握情况发动群众。否则机关管什么用?
    总之,这次决心大一点,不会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我们会来承担。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有些支流问题,只要领导好,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光看支流什么叫群众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才有运动。群众运动总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虽然有些支流,朝羊肠小道上走,但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我的中心意思是思想要跟上去。部队干部、支左人员思想都要跟上去,与革委会行动一致,那么,这仗进攻战就可能打歼灭战,坏事就能变成好事,使运动更深入一步
    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军队支持你们,上级支持你们,腰杄应该很硬,软就不行了。内蒙批评你们,是支持你们,不要认为下不来。不批评你们,就要犯大错误。支持你们,你们腰杆挺起来。对不同意见的造反派要做工作,不能压制。对你们只能批评帮助,把他们压垮就不对。有坏人要揪,是群众的事。
    在常委发言时,滕司令员又指出
    文化大革命后,每个人要有新的精神状态。革命领导干部要有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挺起腰杆干,不要灰溜溜的。一般人哪个不犯错误?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没有背包袱的必要。新的领导干部应该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红卫兵小将就是生龙活虎,敢说敢干。没有经验,干错了,没关系,错了就改。红卫兵想的天真,但精神状态好。老干部最讨厌,有些是老滑头。关键时刻躲躲闪闪,打仗时就是逃兵。
    对小将,还是要爱护,坏人只是少数。在挖肃运动中,要打的稳,打的准,打的狠。对认识不到的,要教育他们。小将犯错误,我们老头就好过吗?培养的接班人老犯错误,我们就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群众还是要提高他们,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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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动摇,不能把造反派搞垮。坏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要依靠他们,帮助他们。老不批评,他们就会犯大错误,我们就对不起毛主席。中央文革对小将那么爱护!但对坏人要狠,要抓,对小将要爱护
    绒毛厂造反派是好造反派,但中间不可能没有坏人。绝不能把造反派搞的灰溜溜。我批评是批评没把坏人揪出来。广大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不是要你(指贾成元)回去把造反派搞的灰溜溜的,主要是要把坏人搞岀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把马蜂窝捅开,无论如何不能对造反派泼冷水。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阶级的关系,政治的关系,不能是其它关系。好造反派还是好造反派,功劳是老的要立新功,要不断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与谁斗?与敌人斗,与刘少奇斗,与乌兰夫斗,与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斗。机关里有,应不应该斗?应该斗。这样,队伍才能更纯洁。群众起来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把集宁问题解决了,旗县问题就好解决了。呼市问题不解决,盟市问题就不好解决。关于突破问题。群众发动起来就好突破了。解剖一个麻雀,总结经验,指导运动,突不破的地方就能突破。要相信群众的大多薮,关键问题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不要划框框。我们半年后才出了个六条。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领导再拿出框框。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来源: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1968年6月7日)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听取内蒙察右中旗汇报後的讲话中旗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还是好的。革命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在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抓生产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支流问题,这些是值得重视的。支流多了,就会把主流冲掉。阶级斗争本来很复杂,政策性强,我们没有经验,掌握不好,可能岀偏差。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抓得不好,不但不能向纵深发展,反而会后退,各项工作会受损失。我们要以革命带动一切。革命,就靠毛泽东思想。你们那里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是没有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完全落实下去。当然,没有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有了缺点错误怎么办,要很快纠正。根据你们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各级革委会、支左部队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但要学习,而且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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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落实就是用,落实得怎么样,要检査。中央报纸社论,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往往我们不重视学习,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好好学习就会落后于形势。你们那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掀起来,是好事,如何长期坚持下去,是比较艰巨的工作。养成群众自觉学习的习惯很不容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扎扎实实,要学一条,用一条。不要这个统计,那个统计,不要今天统计挂毛主席像,明天统计唱语录歌,给群众找麻烦。群众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毛主席著作学好了,他就更加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就会更加深厚,贴毛主席象,背语录,就会自动去搞,不要你下命令。群众尝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生产搞好了,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团结搞好了,坏人坏事搞出来了,就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内心热爱毛主席。当然,有些人没有养成学习习惯也要有一点制度。无组织无纪律不行。现在大家都参加学习,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应该组织力量,大力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扎扎实实。对好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鼓励和表扬,调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要狠抓这一条,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干,而且要快,要闻风而动,长久了,就养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
    在农村主要是办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新旧对比,忆苦思甜,与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刘邓、批判乌兰夫、批判本地区本单位的坏人坏事结合起来。农村大批判,不能象城市、学校那样,搞大字报、大标语,主要是搞学习班,斗私与批修相结合。搞地头,炕头批判,家家户户都搞。联系实际,批判
    三自一包”、“四大白由”、“阶级熄灭论”等等,笔伐不行,就搞口诛
    、各级革委会可能钻进个别坏人,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开始情况不完全了解,钻进了个别坏人,是可能的。坏人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很能蒙蔽部分人。对个别钻进革委会的坏人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家考虑比较多。这里要说明一下,坏人不是指犯一般错误的人。坏人是指乌兰夫的死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革委会有坏人,应当揪出来,赶出去。有些干部群众不敢揪,害怕这样做是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其实道理很简单,新生的红色政权是有很多革命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坏人就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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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他就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赶出去呢?这倒不等于攻击红色政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赶出去,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机构就更纯洁。有些人有问题。到革委会后又做了很多坏事,这样的人,群众有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教育以后不改,可不可以赶出去?我看可以。这个问题不要顾虑那么多。革委会几十个人,揪出一、二个坏人,能垮了台?垮不了。只能是更加坚强,并不损害革委会的威信。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方式揪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就是要破坏革委会,有从外部来的,但更主要是防止内部有坏人在搞鬼。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希望同志们注意。这里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人犯错误,改了就是好人;有人颠复,破坏革委会,做坏事,也可能不一定是反革命。经过批评斗争,他坚持不敢,可赶出去。新生的红色政权,既要抓思想革命化,又要抓组织革命化,只搞一化是不行的。对革委会内揪出的一些坏人。可以批判、斗争,但不要游街、打人、挂黑牌。
    有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过去群众对现在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干部都贴了大
    字报,反对过他,批斗过他,现在这些干部站出来了,进革委会了,他不但不感谢群众对自己的教育,帮助自己触了灵魂。反而以种种借口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利用一派去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一派。这些干部如继续这样做,就要垮台,这是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反攻倒算。对这些人,领导上要告诉他们,你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批评你是对的,帮助你是应该,感谢他们。不要埋怨,更不能打击报复。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批判?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为什么不能对你贴大字报?你现在为什么要打击报复?你还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应该严格讲清,不改的话,就要垮台。不要以为站出来了,当了领导,就不能碰。这样做,实际上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打击报复,镇压群众。镇压群众就是镇压革命,就要垮台。各级干部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军队干部在内。现在发现有些过去站错队的受了群众批判的军队干部,现在要翻案。他们乘挖黑线的机会,整那些斗过自己的人。要知道翻案是翻不了的,那时你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反对中央八条。为什么不能批你?你错,改了就行,现在想翻案,我看只能是翻跟斗,越翻越深,制造打倒自己的条件。地方干部,×××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姿态那样不高,这不能说对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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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不理解,而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继续搞下去,就要垮台。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的打击报复。这个问题不一定光是×旗有,其他地方也可能有。这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
    四、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态度问题,在内蒙许多地方存在着这个问题。造反派犯错误是难免的,有的犯得多一点,有的犯得少一点。有的在这个问题上犯,有的在那个问题上犯,他们犯错误,自己有责任,但领导也有责任,没很好地教育他们,当然有些时候你说了,他听不进去,犯了错误。我们有些同志老是把造反派犯错误看的那么严重。为什么看得那么严重?有坏人只是少数,群众与坏头头要严格区别开来。对犯错误、过去反对过自己的老造反派,现在采取压的方法,利用一派压一派,总想吃掉一派,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你自己不也犯过错误吗?造反派、红卫兵小将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又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应该教育他们,等待他们,不能报复、压垮、吃掉。如果把他们压垮、吃掉,那就是严重错误,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的老造反派都是犯过错误的,你教育好一点,他少犯点,你教育不好,他多犯一点,不管怎么样,总要犯一点错误,一点不犯错误的造反派是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很多老干部不犯错误的很少,有的改得快点。几十年的老干部都犯了错误,为什么不准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犯点错误呢?犯错误就看得这么重,硬是要把他们吃掉、搞垮。为什么不允许人家革命?×旗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采取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这个组织里有坏人,让他自己去揪,你用“群专”去搞他,不就是镇压群众?压垮了,群众还是要起来的,思想认识问题,压是压不服的。将来有反复,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不看后果,光求当时痛快,没想到这就是镇压群众。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没有好执行毛主席这个教导。当然有些事可能是下面做的,但你们指导思想有问题否则下面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要很好处理,两派要联合起来,有坏人自己抓否则,挖黑线、肃流毒的运动是搞不下去的。你多做工作,有坏人他们自然会揪,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这个问题你们回去后要很好地做工作,两派工作都要做,那一派压人家也是错误的,不该抓的人要放,否则要栽跟斗。文化大革命有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统一起来,两大派要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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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
    五、群众专政问题。各旗县要很好整理一下队伍,总结一下经验,有些人不行要调整。最好由军队领导,真正没派性的、比较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领导权要抓好。前一段没有经验,犯些错误是难免的。“群专”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如果还是“群专”几个人在搞,搞少数人专政,那与旧的公检法有什么区别?“群专”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有些案件可以交给群众。广大群众是了解情况的,是坏人还是好人群众是能分清的。“群专”只搞少数人专政,不去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光抓人,这样的“群专”,应当取消!这个问题有普遍性应当总结一下。加强领导。人员要改组,找比较好的干部掌握。“群专”的任务是发动群众,二是掌握政策。要坚定地依靠群众,一切通过群众。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群专”就要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看有一些老的叛徒、特务不一定要关起来,交给群众批斗就是喽!牛鬼蛇神也不一定都抓,有些可以交给群众批斗、监督劳动。真正要抓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特务、重大政治案件的骨干。还有其他重要的坏人,该抓的也要抓。有些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做坏事,交给群众斗他就是了。投机倒把分子是要打击的,但要打击主要的。要发挥“群专”的威力,就要掌握政策,都抓还了得,不该抓的别抓,有些坏人限制他们自由、监督劳动就可以了,这就发挥群众积极性了。群专”要教育群众,掌握政策,不能打人,一开始抓起来就打,那有这个道理,打人就是不行。“群专”指挥部的人一定要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没有派性的
    那些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的地方。盟里考虑可以取消“群专”,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自然互相抓,那一派掌权,另一派就吃亏。资产阶级派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公社以下不要搞“群专”小组,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行了,生产大队里有什么样的坏家伙,群众还不知道?!公社以下还是搞发动群众。
    总而言之,“群专”成绩很大,不要泼冷水,应当总结经验。这几点你们可以传达。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来源: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战报》196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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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阶段动员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我是来学习的,没有准备讲多少话。刚才听了×××(学习班政委的很好报告,我很受教育。他集中了学习班几百名同志一个月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把这个用毛泽东思想总结概括起来,把下一阶段的做法和方针讲的很清楚,我认为很好,很深刻。问题都讲了,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仅提出几个重复问题供参考。
    我在运动初期,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我十七年来也犯了不少错误。同志们有这个机会进学习班来学习,我还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进学习班来、应用毛泽东思想比较系统地分析我们这些年来究竟在什么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好好地清理白己的思想,看看自己世界观改造得怎样,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做到了忠。因为大量事实反复证明,每当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对执行不坚决或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必然要犯很多很大错误,给革命造成很多很大损失。所以我们应以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对待自己,来要求我们自己。尽管在认识水平上一时还认识不了那么高。但我相信同志们逐步会把自己的错误看清楚,逐步上纲上线,就能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改私不怕难对我们自己所犯错误,是不是严肃认真改正,就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任何企图侥幸、蒙混过关,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就不能改正错误,只能说明没有决心和自己的错误彻底决裂,没有决心把自己改造成为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相反,如果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了什么错误,就敢于拿出来深刻批判,认识错误,上纲上线,正说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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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正因为过去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才犯了错误,那是不忠。现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我们的错误,那不就说明我们在改正自己的错误了吗?
    刚才×Ⅹ×列举了九条顾虑,有这样那样的活思想,不奇怪,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但说到底,没用,不必要。我请同志们回忆一下之所以犯错误不就因为自己怕群众运动,怕群众运动起来打乱自己的坛坛罐罐,所以评头品足以至起来镇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干脆拒不检查,顽固坚持下去走到什么下场,同志们知道,有的迫于形势,搞两面派。例如王逸伦,就是典型,他做了检査是迫于形势。上了汽车就骂街,他是个大特务,混进来的,不是共产党,是个大坏蛋。
    有的当时检讨了错误,但情况有变化,他又反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了自己,检讨了错误,二月黑风一来,他又马上出来反攻倒算,镇压群众。
    有的人说:“犯错误是情况不了解,犯了错误是没有看清形势。”
    做为自己不能这样讲,自己是老干部,革命多少年。红卫兵为什么他们能看清形势,战黑风,顶恶浪?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比他们多吗?你们的老资格哪儿去了?这是原谅自己。有的人怨自己不该亮相。不亮相本身也是个亮相。有那么一位厅长说:“现在的事真难办!亮到三司那边,挨捉、挨打,甚至掉脑袋亮到红卫军那边,现在安全,将来丢党籍,最后还是亮到红卫军一边。”象这样的人很清楚,难道他不知道那边是革命路线吗?他宁丢党籍也要亮到红卫军边,就是保住自己的脑袋啦,他能象门合那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到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林副主席说:“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刚才×××说的,有的人填表加注解一事,回想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犯错误,我们有责任。但十六条的发表以及在以前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过,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国民党、北洋军伐,满清政府镇压,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毛主席发出指示,后来又发出文件,给大家平了反,这才有几天呢?我们这儿真正平反是在十一月十二月,还没有真正落实,二月黑风就起来了,这就是反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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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刚刚给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平了反,又起来更大规模的镇压。这道理很简单,可以想明白嘛!但有的人就不这样想。有的反攻倒算,有的不服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内蒙来看,“四·一三”以后经毛主席领导的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胜利,这时我们如何团结得更好,对干部来说就应该检査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造反派一块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的不是这样,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而是躺在保自己一派身上,不敢见打自己、反自己的派,有的组织一部分力量来保自己,扶植一派攻击另一派。红卫军就是王逸伦看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发动组织来保他。
    胜利后也岀现这种情况,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什么问题呀?经群众批评帮助大部分干部得到了挽救。有的干部加入三结合领导班子,在好好工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敢负责任。在《革命委员会好》这篇社论中指出过: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但有的没有发挥骨干作用,说什么“自己好容易结合了,再不能犯大错误了。”你不工作这本来就是个大错误,还说不犯错误。有的人,人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贴过他的大字报,他叫人家检查,这不是右倾翻案吗?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挖肃运动,革命造反派从自己队伍里,揪出了些坏人,这说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说明造反派更加强大了。有的人却说什么“那时我看他们就不正派,看现在真的揪出来了。”这是什么话?这是翻案!你为什么用这些来否定造反派大方向?谁用这个否定造反派大方向,谁就是右倾翻案。决不答应!刚才×××说,有的人说过“如果保守组织胜利了,也在挖鸟兰夫黑线”,可惜你没想到他为什么没胜利呢?你这是唯心主义,它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怎么能胜利呢?他们不可能挖乌兰夫黑线,二月黑风他们把黑帮怎么拉到北京,中途汽车怎么坏的,在什么地方修理的,我们都一清二楚。他们怎么能挖乌兰夫黑线呢?!这说明你的思想还没有改变。广大受蒙蔽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应支持他们和革命造反派一块投入挖肃运动,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对他们有三条,一、绝不能否认自己过去犯错误,那是历史事实,现在是一九六八年,不论多会儿,也不能否认。二、不能把矛头指向造反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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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事实证明,受蒙蔽群众大多数这样干了。我们接触不少,他们第一句话就说,我是站错队的。个别有翻案的,例如公安厅就有。公安厅造反派有右倾思想,曾一时对王再天的面目没看清,于是就有人说(原红革联)“造反派不对了,保了王再天”,但当场就被东方红的同志顶了回去说“你们吹什么牛?!你们保王逸伦、王铎,王逸伦、王铎是乌兰夫的人,有什么可吹的!”攻击造反派不行。三、不能另立山头,要和造反派一块斗争。有人说“我们组织不该解散,那时解散坏了,如果不解散,现在还不和咱们联合,还不闹个席位。”有的干部又对这个感兴趣,他不是挖敌人、肃流毒,他趁这个机会否定造反派,说什么:“看,那时不是看准了吗,他们里面就是有坏人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混入造反派里的少数坏人和造反派组织混淆起来。为什么会出来这种观点,这是立场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有的干部三结合了、造反派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你究竟是满腔热忱地帮助纠正呢?还是就在那捧着呢?多数是前面的,但有的就捧,对他们的错误不提岀批评帮助,脑子里想,我好容易解放出来结合了,再提不就又打我批我。运动初期由于有权可以镇压群众,现在不行了,就从另一方面来捧着,有的想利用这个来搞垮造反派,万变不离其宗。根源就是“私”字。
    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按照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毛主席接连发出最新指示,我们是不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立场上,是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了?我们不仅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解决自己的世界观问题,不解决世界观,还会出现走资派。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就看我们检查如何、认识如何。有的人把自己错误说的轻一点,少一些,这实际上是自己骗自己,这要从过关来说是过不去的。即使过去了,埋下了祸根,分不清是非,今后你还要工作嘛,主观想自己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实际上按资本主义原则处理问题,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久而久之,不就成了走资派了吗?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自觉的,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觉得委屈,还有些不服气,满心想干社会主义,满心不行呀!光强调动机,不说效果不行呀!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毛主席说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社论上说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埋下了祸根,即使在学习班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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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上解决不了问题,将来还不会犯大错误?这是自己骗自己。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样把事情联系起来,那不成了走资派了吗?你这样想就会把屁股坐歪了,首先考虑自己,你不能这样考虑,应考虑自己的检查,检查自己对毛主席忠不忠。不做触及灵魂检査,就分不清自己错误为什么产生
    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干部。最近毛主席又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这一指示很英明很深刻,但有一条,可不要说我自己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如果你要认为你自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那你就不能站在象毛主席所说的大多数可以改的一边了,而是站在少数不可改的一边了。我们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看自己对毛主席忠不忠。有些人认识不上去,可以谈心,谈心就是批评,起初你觉得批评刺耳,慢慢你就觉得顺耳了,就不觉得过不久了。因为你把自己的错误批判了,立场转过来了。放下一个包袱,就轻一点,放下两个包袱,就又轻一点,把包袱彻底放下来,就轻装上阵了,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你对自己的错误要有充分准备,提意见的人给你提了九十九条,如果你自己再准备二条,成了一百零条,那就没有什么难过了,就主动了嘛!否则你就觉得不入耳
    我想同志们回想一下,运动初期,对造反派的话为什么听不入耳,而对保守组织的话就听得入耳了。因为他们是保的,保你,而造反派打你,一拿起语录就是“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你就会说我也没站在反对革命一边,这样你就听不进去,你就听保守组织话舒服,结果闹了个大不舒服,这是个立场问题。现在反过来,你再批判当时的那种错误思想,那你的认识就提高了嘛
    所以希望同志们要按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指示去做。这四个字文章可大了,看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看行动。在学习班就看你对斗私批修抱什么态度,敢不敢刺刀见红、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一切私字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究竟敢不敢和私字彻底决裂,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会做到这一点,尽管一度思想紧张,不好受,但真正通了,会越来越亲切。我想大多数同志会用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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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是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希望同志们努力,敢于刺刀见红。造反派、解放军热情帮助大家改正错误。干部真正把犯错误教训讲清了,斗私斗得好,这对造反派、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我们今天确实没有准备,刚才×××讲了许多,我所讲的不对的希批判。(来源:《联合战报》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第二十四期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
    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编者按:六月二十一日晚,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滕海清同志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俱乐部对内蒙古自治区文艺界的部分革命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出席报告会的有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锦明,常委权星垣、郭以青、王金保等同志。王金保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听取报告的还有自治区教育界和卫生界的部分革命同志。滕海清同志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全文如下。
    今天和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一个单方面的座谈会。我很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因为最近在开会,没有时间,人又这样多。今天不是开什么会,也不是什么总结我想就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谈些意见。最近情况不太了解,仅供同志们参考
    同志们,文艺界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了。江青同志对北京文艺界讲话以后,我记得我们革命委员会是十六号听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以后革命委员会就决定,文艺界应当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一步。文艺界的运动现在是半年多了。半年多来革命委员会对文艺界的工作还是重视的,我们有很多同志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开始高树华同志抓,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文艺办公室,以后是王金保同志抓,文艺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半年多来,文艺界阶级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运动中有过几个反复,但这些反复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复么,就是搞了一段停下来了,停下来后又搞。但不管怎么样,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挖肃斗争中间,揪岀了挖出了各种不少的坏人,这就是很大的成绩。文艺界长期以来在乌兰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统治下,钻进了一些坏人。但是应当看到文艺界坏人总是少数。现在揪出多少人?(答:二百多人)二百人,总是把各种坏人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成绩。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基本上揭开了,主要的坏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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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基本上是挖出来了。也可能还有。当然要想把敌人挖的光光的,一个也不剩,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一个人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文艺界开始一段不乱,以后乱了一段,这一段乱的不错,乱的好。乱了以后,现在是大部分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可能比过去的联合更巩固一些。因为敌人少了,把坏人揪出来了,没有在里面破坏捣乱的了,联合就可能更巩固。整个说文艺界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不是还有些落后的单位呢?发展的不平衡呢?我现在不了解,因为出去两个多月了。也可能有些落后的单位,希望落后的单位自动赶上来。很可能还有些单位发展的慢一些
    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文艺界的造反派应该自动地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办事,向阶级敌人进攻。但是在特古斯揪出之后,一段时间有反复,以后又有一段反复。反复的原因,一个是敌人在那里顽抗,我看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思想右倾,同时我们革命委员会也有责任,领导上下的力量不够。三方面凑起来才有这样一个反复。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右倾。敌人不管怎么样,总是少数。真正革命的同志什么时候总是多数
    为什么右倾呢?第一,看不见敌人。好像把布赫这些人揪出来后,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敌人了。看不见敌人这是最大的的右倾。第二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起来革命。这就适应了敌人的需要。敌人在那里,你看不见,敌人还不高兴吗?另方面敌人是害怕群众起来的。是不是敌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广大群众是知道的怎么也隐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敌人就害怕群众。我们造反派同志在前一段犯了错误,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犯了错误,害怕群众,这就恰恰适合了敌人的需要。当然我们主观上不是那样想,实际在客观上,我们右倾就把敌人保护起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特别是造反派的一些同志,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造反派站队站对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时我们不仅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和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揪出来了,还把其他的象王铎、王逸伦也揪出来了。好像敌人已经是搞垮了。没有看到乌兰夫的势力,中国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那些乌兰夫的死党和特务、叛徒、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其它的一些人混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里面。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披上了造反派的外衣钻进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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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到了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钻到文艺界就更多一些。这些人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总还是用革命的口号来蒙蔽群众,我们造反派在这个时候右倾,就是看不到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敌人与我们斗争的主要特点就是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文化大革命的另特点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主要的是反映到我们党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搞了二年多了,我们造反派开始时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后来却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去办事,好象第一次站对了,就永远站对了。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们站对了,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揪出来了,打倒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要彻底地清理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把我们阶级队伍里面的一切坏人和中国赫鲁晓夫及乌兰夫黑线上的叛徒、特务和真正的坏人,也就是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把这些坏人统统挖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右倾了,看不到敌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阶级路线,也就是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这个时候,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好象觉得自己还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实际上是右倾了。既看不见敌人,又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特別害怕站错队的人起来革命,就连造反派内部有的同志要起来革命,也要压制,也要捂盖子。这实际上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们,前一段文艺界有些造反派的头头捂盖子捂得很厉害呀,因此,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当然大多数是好同志,是好人犯错误,但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坏人,他们那么干就是他们阶级本能决定的。我们有些同志并不是坏人,就在这一段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不忠。我们天天说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能够落实,躺倒吃老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根本谈不上忠于毛主席了。当然,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好人犯错误,改了就行了。歌舞团赵忠义来了没有?(赵答,来了。赵站起来。)你是好人犯错误,应该站起来革命。你这个同志,一一坐下!(赵坐下)在歌舞团你是个头头,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傀儡,后面有人在搞你的鬼,自己不知不觉上了当,起了捂阶级斗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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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的作用。你是好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要起来革命嘛。文艺界还有好多象赵忠义这样的同志。这是因为我们思想落后于形势,革命向前发展了,我们思想还是在原地踏步,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跟不上群众,跟不上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不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自己总认为做得对,坏人在后面搞些鬼把戏,由于我们的同志阶级警惕性很不高,看不出来。广大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去少数坏人的意见倒信以为真,这样就不对了。文艺界因为有些同志捂阶级斗争的盖子,有些群众就拉出来,新组织了其他战斗队,有些同志很担心是不是又乱了?毛主席说要搞大联合,我们搞分裂了,有各种谣言,各种看法。那种乱不是乱我们自己,是乱了敌人。那样一分,有些同志就头疼啦。其实我们老造反派思想保守,促了下,这样一促就把敌人暴露了,我们老造反派当然有点功臣自居,一促对他有帮助,这样老造反派就转过来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同新杀出来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真正地把坏人抓出来。我在三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讲了京剧团的例子。京剧团那个办法是好的。开始分裂了,分裂出来的同志对原来思想保守的同志进行了有力的帮助。保守同志转过来后又联合起来了,这就很好嘛。现在看歌舞团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条道路?(答:是!)当然这一段已经过去了,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并没有别的意思,目的是希望同志们吸取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革命向前发展,不要掉队。所谓掉队,掉到那里去了?就是掉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另一边去了,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希望同志们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希望过去思想保守的同志,特别是有些头头,当然个别头头是坏人,群众已经把他们赶出来了,绝大多数都是认识问题,是好同
    应当总结这个经验,而且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造反派里面有些群众
    有些小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来。歌舞团有一部分人思想转不过来,到底是听革命委员会的还是听赵忠义的,没有把握。到底能讲的对弄不清,思想跟不上。本来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们真正的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应当是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奋勇前进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是那样不觉悟,那样停止不前,这是什么问题?是敌人拦着不叫我们前进呢,还是我们自己不前进呢?我看敌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对于如何真正的一寸一步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如何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怎么讲就怎么办,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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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就怎么办,还是缺乏经验的。事实上我们同志们前一段所犯的错误,归于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不管时间多长,一个小时,一分钟,只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不上这个纲,天天说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忠于,还有四个无限,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忠不忠,看行动。同志们回头看看,你们到底忠不忠?半年来自己的行动,我看可以比较一下,当然敌人在那里操纵、破坏、捣鬼,那时候你们没办法,现在就有办法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思想右倾。总结这一段经验教训,还是必要的。你们不是办了两期学习班吗?学习班是不是总结了前面一段的经验呢?我们犯错误的同志是不是总结了这一段犯错误的原因哪?应当从主观上去找原因,不要从客观上去找原因。主观上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不坚定,还摇摆,对毛主席不是一切忠于,坚定不移。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中间逐步的理解。我们没有按照这样去做。我们前一段文艺界,说起来,搞得并不比别的地方晚,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我们就搞。但由于有以上三个原因,一个是敌人顽抗,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右倾,再加上领导不力,我们有责任,所以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拖了时期。如果搞的好一些,迅速一些,成绩比现在可能更大些。
    我们取得的基本成绩是:阶级斗争盖子基本上揭开了,有可能还有个别的单位有阴暗角落没有揭开,希望同志们继续揭;把主林的敌人揪出来了,但还不已经揪光了,挖光了,也可能还有些发展不平衡的单位还没有真正把敌人全部挖出来。那么,文艺界下一步怎么搞法
    我认为文艺界的挖肃斗争和内蒙整个地区一样,现在首先就是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以抓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来办毛泽东学习班,来提高大家的两条线路斗争的觉悟。所谓路线斗争觉悟,就是指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跟上跟不上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如果说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动摇有摇摆,那当然就不可能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就是要解决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林副主席讲,“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边,这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它都是附带问题。”那就是你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派性一边,还是站在中国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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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乌兰夫那个路线一边,这个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路线斗争觉悟不提高,就看不见敌人,路线觉悟不提高,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首要问题也是认识不清楚的。为什么文艺界前一阶段那样右倾,面对那样多的敌人看不见?一个问题,就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没有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呢?我看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大家要懂得,路线问题就是要不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不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一边的问题。所谓路线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立场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你就很容易看清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思想行动,你要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当然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闻着很香,对于无产阶级的东西你就闻不进去,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就可能听不进去,而阶级敌人的马路消息,他们的谣言,或者风吹草动,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立场没站对。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所以说路线问题也就是个立场问题,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文艺界文盲很少,工农分子很少,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有的知识分子是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改造好了的。但是要看到,内蒙文艺界在乌当夫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有许多同志中了毒,而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真正地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下一步,第一个问题要办学习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是要狠狠地斗自己的私字,改变自己的立场,把前一阶段的教训作为经验,回头来看一看,那一段为什么你的思想是那样。拿毛主席的指示对照一下,检査一下,当然这并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检査是谁的责任,而是要自觉地改造自己,自觉地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如果办学习班不联系到文艺界和文艺界各个团体自己的东西,那么总结前一段那些问题就没有针对性。当然,前一段我们造反派犯了右倾错误,有些造反派的头头犯了错误,没多大关系,可以取得教训,就是要知道错了就改正。要大办学习班。现在大家没有什么其他任务,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什么演出呀,能演就演,不能演就算,还是把革命抓好,把我们这支队伍真正地建设成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队伍。前一段是组织上的革命化。有些没揪完敌人的单位,可以继续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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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化。搞了二年人的思想革命化,是不是我们人的思想革命化已经解决了,我看很多同志还是没有解决。办学习班要对照自己的思想很好地检査。
    其次,挖岀了这些敌人,应该把他们的流毒,他们反动的罪恶肃清。光挖出来还不行,那只是把敌人打乱了,打溃了,溃不成军了,阵脚乱了,但还没有把他们彻底歼灭。我们要把他们彻底歼灭,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批透。这个问题我想文艺界现在差得很远。前一段我听几个同志讲,说你们那个大批判很不象样子,实际上明批暗保。把那些黑帮、走资派揪出来放在那个地方没有很好地斗他,没有把他的罪恶统统揭露出来,实际上把他保的很好,很舒服。象布赫斗臭了吗?我看没有文联的玛拉沁夫那些人斗臭了吗?我看没有。加上你们以后揪出来的。下一步一个办学习班,先斗私,斗了私提高了觉悟,再去批修。批修就是斗那些黑帮、那些坏家伙。集中力量,集中火力,集中目标,首先斗你们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先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对你们那个地方,有目标、有对象。目标就是一号人物,二号人物、号人物嘛,还有什么?你们那里还有毒草,恐怕还有大毒草。毒草批了没有?没有批么?下一步应当先集中全力对文艺界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首先斗。搞大毒草的那些人就很可能是文艺界很重要的目标,这样结合起来,把他们批倒批臭。再下能搞明批暗保了!也就是说,前面第一个战役挖了敌人,挖了以后,整顿白己的队伍,办学习班,提高觉悟和斗争水平。现在必须把我们队伍整顿好,做好战前准备,把材料准备好,选定目标,集中火力,把文艺界一号、二号人物首先搞倒。当时把敌人挖出来的时候,有些造反派由于认识不清,表面上虽然不讲话,但心里一定不服气,那么在搞大批判的时候,对这些造反派是个考验。你敢不敢革命,敢不敢向敌人进攻,敢不敢打歼灭战,这就是一个考验。揪出某个坏人,有的人是同意的,有的人心里不那么同意,他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势所趋,他在群众的压力下不敢讲,心里别扭,所以我们要办学习班,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向主要阶级敌人进攻的时候,大家集中力量,集中火力,向敌人进攻,这就是个考验。你是一个真正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间的革命同路人,这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开始思想保守的那些同志,或右倾的那些同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立新功。前段保守了,犯了错误,思想跟不上,捂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帮了敌人的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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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当立新功,站出来,敢于革命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这一次,向主要敌人进攻的时候,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他们不是犯了错误吗?如果他是布赫线上的人,那么向布赫作斗争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大胆地揭发,把他所知道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揭发岀来,那么这样做是好的,我们欢迎他。过去你没有和他划清界线,现在和他划清界线,这叫革命的表现。现在要把这部分人动员起来,他们也可以参加到学习班里面去。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拿去,需要他们讲话的时候,启发、提高他们的觉悟,要他们站起来重新革命嘛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就看行动,看在文艺界主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姿态,他是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揭露他们的主子。揭露他们那些东西,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争取这些人起来革命,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了,问题就搞得深,搞得透。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知情人,他们知道得多,他们把问题揭岀来了,既教育了群众,也把敌人批倒了,批透了,批臭了,而且对他自己说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不然你们把这揪出的二百多人怎么办?这里面无论如何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争取过来的,能够拉过来的我们还是拉过来,不是真正的敌人还是把他们拉过来好。但是光拉过来还不行,你们批判了他,现在要考验他。什么叫考验?过去打仗我们捉住了俘虏兵,在战场上考验,就看是不是真的对准敌人,是不是拼刺刀。现在我们向主要的敌人,向头号、号的敌人进攻。他们是一条线上的,可以考验他嘛!只要他能站出来大量的揭发,把事实揭起来,这就是革命行动,革命的表现,如果这些人历史是好的,就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能够大胆地起来革命,经过考验,大家认为可以解放,就大胆的解放嘛。当然这要经过群众讨论,大家认为这个人真是勇敢的,虽然过去做过很多坏事,但他现在勇敢地站出来了,揭发了敌人,批判了敌人的一切东西,这好嘛,这是给他一条出路。但是我们现在在斗争的时候,不一定要开大会我特别希望你们不要低级趣味的挂牌子呀,喷气式呀,那不好!要搞政治水平很高的讲道理摆事实的做法,完全用事实驳倒他。开大会,开几千人、几百人的大会,你讲一通,我讲一通,让他低着头,弯着腰,他自己都没听到,怎么能打准他的要害!不要那样,可以开小型的会。先把材料搞好,必要时开会或开大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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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群众。最主要的就是批判那些毒草,下点功夫用毛泽东思想对照批判。坏人,跟乌兰夫挂线的坏家伙们,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最近还搞活动的那些人们主要是用事实,没有事实是不行的,光放空炮喊口号不行。喊口号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是打不倒敌人的。我希望你们在这件事上做一个准备,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选好对象,做好准备,做好他们那些知情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交待政策,争取」部分人让他们起来揭发问题。就是叛徒特务,他们坦白交待了,将来也会从宽处理的。如果有些人就是思想上和他有联系,现在和他划清界限,在战斗中去考验嘛!甚至有些人在组织上有联系,跟他搞了很多坏事情,那么他真正地能够站岀来革命,把他所有的问题都揭出来了,这样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出路的。这要交待政策,要很好的学习一下党的政策。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什么叫善于斗争?一个是我们自己水平很高,真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再进一步掌握好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攻击敌人;第三条是准备好我们知道的材料,材料要核实,要确实,不要放空炮,如果发现知情人,争取这些人起来揭发东西,那么很快就会把敌人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揭发出来了,就可以教育群众,这样,就把他搞臭了,把他打倒了。现在,实际上敌人并没有倒。你看布赫倒了!布赫并没有倒!为什么没有倒呢?我们过去仅仅触及了他的皮肉,没有触及到他的灵魂,他肮脏的黑东西,我们还没有真正系统地给他端出来。这个仗起码要打他一个月、二个月。这就是把所有揪出的敌人搞深搞透,彻底搞臭。一部分没打解放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敢于斗争,通过斗争考验,就可以把他解放。一部分犯了错误的而被揪出来的人,在这次斗争考验中表现的好,就可以从轻处理,甚至有些人可以把他解放岀来。这样就逐渐地把真正的小撮敌人孤立了,打倒了,要解放的干部解放了,犯错误的干部如果是可以打倒也可以不打倒的,那我们就是争取不打倒。打倒要先靠他自己,我们要帮助他,交待政策,要他自己站岀来革命。这样敌人就越来越少了,孤立起来了,目标集中了,你把主要的一号、二号、三号敌人的问题搞清楚了,那么他们下面的问题也容易搞清楚。看这个仗到底怎么个打法?是先打小的,还是先搞大的?你们研究一下。我看“擒贼先擒王”,把主要敌人打倒了,把他的问题性质定下来了,他下面的那些人的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有些人也可以把他们教育过来,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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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仗打好了,下一步干什么呢?经过这次斗争,大家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阶级斗争觉悟提高了,立场真正转的过来了,毛泽东思想在每个人头脑占领了阵地,坏人揪出来了,我们这个队伍组织上革命了,思想上也革命化了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应该是斗、批、改的问题了。文艺战线要演什么戏,搞什么创作,排什么东西,那将来由群众积极创作,到群众中去嘛。现在群众有许多新的创作,东西很多。你们下去搞三个月两个月,向群众学习,把群众好的东西集中起来,那自然我们的所有内容也就丰富了,那就好办了。问题在于思想。思想问题解决了,将来怎么演,怎么唱,怎么导演,那些问题好解决。如果我们思想不解决,还是旧思想,毛泽东思想没有占领阵地,将来想演好戏是不行的。那只能是人家排好了样板戏,你们照样去套就是了。当然,江青同志已经搞好了八个样板戏,八个样板戏就可以给你们演上几年的,自己就可以不创作了。工农兵的东西多得很嘛,群众一天天创造的东西也多得很。将来怎么改,怎么演,是下步的问题
    过去第一个战役打了胜仗,现在我们打第二个战役,这个战役是比较不好打的,搞了半年,经过很大的反复,才把敌人揪出了,甚至现在还没有揪完。把敌人揪出来,仅仅打了个预备仗,还没有歼灭敌人。现在第二个战役要歼灭敌人思想上、政治上要敌人歼灭,那我们首先是组织自己队伍,整顿自己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象打仗一样,要准备炮弹,选好阵地,选好目标。你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吗?有炮弹吗?有准备对象吗?首先是武装头脑,要练兵。在军事上,练兵就是炮打的怎么准啦,坦克开的怎么好啦,手榴弹扔的怎么运啦。我们现在当然不是拿枪炮打,但我们现在也要有子弹。没有炮弹,没有子弹,还是不行的。自己没有水平,还是不行的,斗不过敌人。我们现在要好好整顿自己队伍。要特别注意子弹炮弹最多的地方,这个那方就是你们揪出的那一二百人。我们最后不是要找到第一号、第二号敌人吗?我说你们揪的那些敌人、坏人,甚至有的可能不是敌人、坏人。而他们掌握的炮弹子弹最多。你们怎样能把他们的子弹、炮弹自动用他们的嘴已打出来,打向敌人,这股力量靠我们去做工作。这样做,你们是不是说我们右倾了,这不是右倾。我们要执行党的政策,对敌斗争要讲政策的,如果你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政策就是不讲政策,搞武斗、挂牌子、搞喷气式。搞那些东西,那叫什么政策呀?我们要讲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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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敔人也要讲政策,给他们岀路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他们立功赎罪将功折罪,争取他们立新功,争取他们重新起来革命,这就叫分化瓦解敌人,最后把一小撮敌人孤立起来,把他歼灭了。那么我们同志中间右倾思想还有没有啊?我看还是有的。你不要以为文艺界现在右倾思想没有了,还是有右倾思想的中央提出,三右主义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全面胜利时候的最大的危险,在各地区、各部门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包括我们好多同志的脑子里面。三右一定要反。但是我们也要反对那些形“左”实右的做法。形“左”实右的做法,实际上是给敌人帮忙,破坏党的政策,我们反对形“左”实右的那些现象。我们说的右倾,就是指看不见敌人的危害性,看不见敌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民族分裂主义,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要夺权,要专政,我们的脑子里边敌情观念很弱,这就是不见敌人的右倾。另一种就是害怕群众,压向群众起来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还有一种右倾,就是不敢真正地向敌人、向多数犯了错误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敢去交待政策,而搞一套形“左”实右,什么游街,挂牌子,喷气式,逼供、信,打人等等。这都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都是形“左”实右。实际上都是右倾,这种右倾同样是帮助敌人。我们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出来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将来人家是要翻案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他是什么错误,什么罪恶,什么事实,都要有时间有地点,有文字,有旁证。不是凭我们脑子想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不好了。要发动群众大量揭发,特别是要那些知情人揭发。另一个,你们对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这次犯了右倾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就不要他们禁管起来。要让他们起来跟着革命,在这次革命大批判中考验。真正的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一些乌兰夫死党,那些人也还是可以做工作的,还是可以让他们起义的。把一些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的头头经过教育、批评,只要他们愿意承认错误,还要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来革命。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这是好人犯错误。坏人做坏事,那是他的阶级本能所决定的,他必然要干坏事。对他们还是要做工作,交待政策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同志们好好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好,好好把自己队伍整理好,发动总攻击。包头不是搞大会战吗?你们文艺战线也可以搞大会战。你们可以派少数人到包钢、二冶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怎么搞的。搞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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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抓住主要敌人,有充分的根据。我想你们文化战线文化水平高,办法就多了。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打倒。把自己队伍组织好。现在没有联合好的单位如果够条件,那就联合起来。个别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我今天不点名希望你们自觉一点,要赶上去,后来者居上。我相信,是能够用毛泽东思想把文艺这支队伍整理好的
    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供同志们参考
    (来源:《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第三十六期
    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更深入地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不准随意抓人。凡属必须依法拘留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除
    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按规定权限执行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私自抓人。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
    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中,要把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挑动者同受蒙蔽参与武斗的一般群众区別开来,要把贪污盜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赌头赌棍同一般犯有偷摸行为、另星私贩行为、一般生活作风、偶而参与赌博的行为区别开来。
    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对群众专政指挥部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并派人具体指导。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积极协助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执行专政任务。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执行、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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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因此,参加群众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大公无私
    群众专政机构,只能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旗(县)以上的城镇建立。两派对立严重的地方暂缓建立,已建立的要进行整顿,待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再组织统一的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各基层单位不再设立“群专”分部或小组。公社以下一律不建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过去建立的,立即撤销。农村牧区应坚决依靠广大贫农(贫牧)下中农(下中牧),团结中农和农村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地挖岀来,对地、富、反、坏、右就地进行监督管制,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指挥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支一派,压一派,不准派对另一派专政,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报私仇,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对于应该实行群众专政的人,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必须依法惩办外,都应交给群众批斗,就地监督改造,一般不要集中看管
    五、关于“群专”,隔离反省的批准权限要从严掌握。今后凡需实行“群专”的对象,应由本单位革命群众讨论,经当地群专指挥部审查,报请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必须实行隔离反省的千部,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后执行。过去未经批准而实行隔离反省的,由群专指挥部审査处理。
    六、严格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斗,同时也要交代政策,指明岀路,分化瓦解。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私自抓人、私设拘留所、私制刑具;严禁武斗和变相武斗;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坚决反对逼、供、信。在批斗审讯犯人时要允许本人申辩
    对于违犯“六六”通令的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及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有权追究,查明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组织里的环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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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群众去处理。”的教导,严禁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揪人、抓人及査、抄。如果发现对方组织里有坏人,要将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要相信那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坏人揪出来
    八、对儿童犯罪的处理,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幕后操纵、唆使儿童犯罪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进行批斗,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家长和教师都有责任把儿童教育成无限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后代
    九、凡需采用抄家手段获取罪证的,应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查抄。查抄时主要是查抄犯罪证据和政治性的反动物品,证件、枪支、弹药、凶器、毒品和赃款赃物。对生活用品,衣、物不准査抄和毁坏。査抄的物品,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律上交银行、财政部门和军事单位。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挪用,违者从严处理。以往抄查扣留的财物,应立即补报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
    十、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的模范,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执行任务。随时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如有发现,定予严厉打击。
    以上各条,希望向广大群众认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九六八年七月六日
    (原载呼尔浩特《联合战报》1968年7月19日)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初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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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是在最近连续发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条最高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我区挖乌兰夫黑线、肃鸟兰夫流毒斗争进入到决战胜的新阶段,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这几天,大家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并以此为纲,分析了形势,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前一段工作,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找到了差距,为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基础
    从自治区第二次仝委扩大会议以来,已经整整半年了。半年来,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全区各族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远动反右倾,鼓干劲,挖鸟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这场斗争推进到围剿歼灭、决战次胜的崭新阶段。成绩的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发展大好形势,克服不利因素,乘胜前进,夺取全胜
    现在我代表自治区革命委员全常委会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来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意见,向全委扩大会议做一汇报,请大会审查。打算讲三个问题,、关于形势问题,二、关于前一阶段工作的体会,三、关于今后的战斗任务)。第一部分:对形势的基本估计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半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形势的发展和全国一样,完全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
    (一)全区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自治区革委员会建立以后,遵循林副主席的教导,大抓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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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开展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全区各族革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无产阶级感情,更加巩固,更加深厚,更加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城市到乡村、牧区和林区,从厂矿、机关、学校到车间、地头、家庭,到处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是斗私批修的战场。从上到下遍及全区各地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使七百多万人参加了学习,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效果之好,远远超过了我们愿来的设想。活学活用“老
    三篇”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改造主观世界,天天读,天天用,早请示晩汇报,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正在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活学活用、狠学狠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大量涌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召开的学代会,特别学门合同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大传播、大落实,正在荡涤着一切污混浊水,横扫着一切阴暗角落。总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正在成为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的自觉行动,成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前进的火车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正在为把我区迅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远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英明教导,在江青同志对北京文艺界讲话的鼓舞下,开展了以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
    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开展了向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挖肃”斗争,如急风暴雨,席卷仝区。广大革命群众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狠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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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乌兰夫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挖隐臧的乌兰夫死党分子、叛徒、特务等一切反革命分子。人人是战斗员,个个是批判家他们克服重重阻力,排除各种干扰,以高屋建瓴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大包围、大扫荡、大歼灭。在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又创建了新的功勋,过去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绝大多数已经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勇敢地投入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改正了错误,立了新功。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阶级敌人英勇冲杀,一小撮阶级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伟大战略思想正在实现。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一仗。半年多的战斗,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革命的大批判,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等一小撮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正在逐步肃清,他们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丑恶面目,正被广大群众所识破。一大批乌兰夫死党分子、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挖肃”斗争的洪流冲刷出来。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白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来经历了一段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伟大斗争,掀起了夺取全面胜利的新高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以本地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为活靶子,上联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下扫地、富、反、坏、右,狠剥了他们的画皮,把他们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革命大批判紧密结合的、与本单位斗批改紧密结合的诉苦、忆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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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普遍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无产阶级觉悟,激发了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岀现了学大寨人,走大寨路的热潮,空前加强了各族人民这间的大团结。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整顿了阶级队伍,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的优势,使政权切实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鸟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切残渣余孽。广大牧区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广大贫下中牧,扬眉吐气,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象在农村土改后一样的翻身喜悦,更加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建立了新的伟大功勋。他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政治建军的光荣传统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们拣重担子挑,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生产斗争中,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传宣队、又是工作队的巨大作用他们坚持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拥护革命委员会,尊重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许多单位积极抽调大批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地发挥了坚强的柱石作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是我区革命形势大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各族革命人民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了“拥军爱民”活动,相信解放军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支持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大大加强了军民团结,出现了许多军民团结的动人事例。“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阶级敌人妄想挑拨军民之间、军队和革命委员会之间鱼水关系的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
    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推动了各项工作。全区工农牧业生产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在工业哉战线上,广大职工,坚决响应毛主席“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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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以冲天的干劲,战胜各种困难,使工业生产一直稳步上升,工业总值不断增长,一大批工矿企业,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在农业战线上,广大贫下中农,劳动热情高涨,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干旱等灾害做了顽强斗争,基本上保证了春播计划的落实,正为夺取好收成而努力奋斗。牧业战线了,广大贫下中牧战胜了去冬今春严重的风雪灾害夺得了畜牧业生产的好收成。交通运输战线的职工,特别是铁路系统的职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了冲天干劲,有力地支援了工农牧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财贸工作大为改进,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物质的供应。在文教战线上,许多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团结战斗,改革教育,做出了新的贡献。不少文教单位的革命和工作,做出了成绩。各级革命委员会抽调几万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宣传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半年来,我区以对敌斗争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威风,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促进了革命三结合,盟市、旗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实现了全区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和加强,革命和生产形势空前大好。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地巩固了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这充分说明,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是正确的,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挖肃”斗争,方向完全正确,成绩最大最大,我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发展,夺取全面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二)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伟大的“挖肃”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有些地区和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有些隐藏最深的敌人还没有统统挖出来,那些己经被挖出来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乌兰夫死党分子等,也还没有彻底地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面临末日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在和我们做拚死的斗争。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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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他们的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自以为得计的最恶毒、最拙劣的手法是,百般挑拨关系,阴谋分裂革命队伍。因此,右倾翻案风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夺权反夺权,复辟反复辟、翻案反翻案的斗争,还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斗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即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则阴谋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
    由于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他们反革命的斗争策略,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及时识破阶级敌人各种阴谋诡计,战而胜之。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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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岀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岀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要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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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看到:我区地处边疆,阶级斗争有更多的复杂性,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无一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颠复破坏活动相呼应相配合。从“挖肃”斗争的现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帝、修、反为了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已经直接插手。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会不断地改变战术,要出各种新花招,他们既能从“左”的方面,又能从右的方面,既能用隐蔽的手法,也会用公开的手法,既可来硬的,又会要软的,“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如果我们丧失了警惕,他们就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人民夺得的政权,就会丧失,我们就要变成革命的罪人。
    (三)存在的问题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半年来,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这是我区形势的本质方面。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差距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我们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十方
    面
    (1)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夺得了政权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滋长了右倾思想。当前,在我门队伍中的“三右”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思潮,特别是右倾机全主义,严重地阻碍着“挖肃”运动的发展。右倾思想严重的同志,斗志衰退,厌倦斗争生活求安怕乱,看不见阶级敌人,不去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不去分析敌情,过低地估计阶级敌人的力量,看不利一小撮阶级敌人仍在和我们作拚死斗争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因此,他们对群众起来革命,挖敌人,看不惯,想不通,荒唐地把革命群众揪坏人与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揪×Ⅹ就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揪××就是想搞我”,等等。特别是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边的时候,他们就手软起来,不敢下手,总想刹车,以致害怕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敌我不分,死捂阶级斗争盖子,甚至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领导指岀和群众批评他们的右倾错误时,他们就乱搞一气,应付搪塞,甚至用形“左”实右的办法,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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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自己的右倾。当揪出一些敌人之后,他们又恐慌不安,怀疑一切,草木皆兵。“三右”主义,是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的大敌,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反动思潮,它在客观上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起到阶级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果不彻底反掉右倾,势必使伟大的“挖肃”斗争半途而废,甚至前功尽弃。
    (②)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犯了错误或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目前,不少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对待群众组织存在着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有的领导干部,对于犯了错误而一时未能改正的老造反派,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愿亲近他们,团结、帮助、教育他们,而是讨厌他们,完仝忘记了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应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教导。还有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很好地触及灵魂,不能经常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没有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与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感情疏远。还有个别同志,对群众的批评念念不忘,甚至拉一派,打一派,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报复行为,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忠
    (3)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大革命的实质理解肤浅,对革命的大批判的伟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紧。在许多单位中,存在着重挖轻肃的现象,许多同志对狠抓革命大批判缺乏自觉性,推一推,动一动,冷一阵,热一阵,甚至坐不下来,对革命大批判不感兴趣,错误地认为,那些走资派是“死老虎”,而放手不管,不批不斗,致使中国赫鲁晓夫、乌兰夫以及他们在各地区、各单位的代理人,还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他们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4)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有些同志,看不见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夸大自己的作用,以解放者自居,好大喜功,傲慢不逊,唯我独尊,总想指挥一切。有的同志,只看见成绩,看不见差距,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坐井观天,不求进取。还有的同志,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常常偏听偏信,轻率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这些人既经不起表扬,也受不了批评,既不能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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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自己,又不够正确对待群众。总是喜欢听符合自己口味的话,不喜欢听不同意见的话,更听不进反对自己的话,这种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就是争权、争位、争利,拉山头,搞宗派,破坏团结,造成分裂。“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同志们,我区形势一片大好,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阻力,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纠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阻力也只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坚信全区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排除万难,乘风破浪,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第二部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
    半年来,在以“挖肃”斗争为中心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我们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阶级斗争,就无往而不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这一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我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开展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就是要把以中国赫鲁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斗倒、批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挖肃”斗争的过程,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挖肃”斗争的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用路线斗争去统帅“挖肃”斗争,在“挖肃”斗争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自觉地去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体会是
    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
    敌人展开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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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所在,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前进的灯塔、方向。革命委员会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提到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高度狠抓阶级斗争?还是与此相反?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我们有些同志由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不深,因而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们认为应当“和平建设”了,他们对“挖肃”斗争不积极、不热情、不主动。他们看不到,被打倒的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无时无刻不在妄图翻案,复辟资本主义,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盲目地以为“天下太平”了,因而不去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缺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他们求安怕乱,逍遥起来,不抓“挖肃”斗争,以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挖肃”斗争,有的甚至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构成“挖肃”斗争胜利发展的主要危险。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不断胜利推进“挖肃”斗争的过程,就是不断反掉右倾的过程。我们队伍里的右倾反掉一分,“挖肃”斗争就前进一步。去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乘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界讲话的东风,冲破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阻挠,否定了应该转入“正常工作”,搞“和平建设”的错误意见,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这一仗打得好,冲击了右倾思想,击破了某些同志“天下太平”,“和平建设”的美梦,使自治区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同时敌人也进一步暴露了。但是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岀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为了率领广大革命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把从文艺界兴起的这场“挖肃”斗争推向各行业,各地区,今年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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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地分析。研究了敌情,狠反了右倾保守思想,批判了我们队伍内部的种种错误论调,否定了那种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为了有力地配合“挖肃”运动,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这样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形成一个伟大的人民战争。这场斗争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从而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了敌情,阶级斗争觉悟空前提高了,革命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
    三右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了。
    敌人还在拚死挣扎,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我们队伍内部的右倾并未彻底克服,那些右倾思想严重的同志,不自觉地卷入了阶级敌人煽起的右倾翻案黑风,说了敌人不敢说的话,办了敌人不敢干的事。实践证明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让右倾机会主义自由泛滥,使我们的“挖肃”斗争背离大方向,让敌人的右倾翻案妖风到处吹。这是对我们年轻的革命委员会和每一个革命同志的一次严骏的考验。你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迎上前去,反对右倾,把运动推向前进,你是半截子革命家,你就停顿下来,半途而废,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就向敌人投降,使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同志的面前。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最高指示的红旗,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狠反“三右”主义,并因势利导,把“挖肃”斗争推进到打歼灭战的新阶段。这就向全区人民表明了我们坚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使“挖肃”运动在全区范围内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不少单位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在“挖肃”运动中必须始终抓路线斗争狠反“三右”主义,才能不断提高自觉性,掌握主动权,永不松劲,节节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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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提高,夺取“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看到,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人犯错误。有鉴于此,半年来我们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三右主义的时候,始终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犯了错误必须改正,改了就好,改了就信任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才能推动“挖肃”斗争不断胜利前进。半年来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的反对三右主义的斗争,绝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一定要到“挖肃”斗争的实践中去反,到“火线”上去反,边打边反,边反边打。经验证明,路线斗争觉悟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右倾只有通过活生生的斗争实践,才能彻底反掉。也只有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彻底反掉右倾,才能有力地领导“挖肃”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展开进攻。
    、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狠狠地打击敌人,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树立彻底的群众观点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整个“挖肃”斗争中,我们就是始终坚持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方针的。从而充分地调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挖肃”斗争的巨大胜利。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不仅狠狠打击了撮阶级敌人,而且解决了许多看来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原来很长时间对乌兰夫那套“暗班底”民族分裂叛国集团搞不清,群众起来后把他们挖出来了,原来我们担心挖岀来的坏人不好处理,而通过“群专”的办法,处理得很好,真正罚不当罪的极少。有的地方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还把男扮女装隐蔽了几十年的特务坏蛋挖出来。但是,也有的单位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教导。虽然,他们口头上也喊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实际上他们是象“叶公好龙”一样当群众起来时,他们就害怕起来,甚至压制群众起来革命,结果,把运动搞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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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清清,收效甚微,在客观上起了保护敌人的作用。应当看到,在挖肃斗争中,相信不相信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愿不愿意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只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才能迅速提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挖肃斗争的自觉性。
    半年来斗争的实践还证明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挖肃斗争的闯将,他们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种种干扰,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建立了新的功勋,这是我们挖肃斗争中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还必须十分注意去发动那些曾经受蒙蔽,站错队的革命群众起来革命。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有把他们充分地发动起来,才能实现毛主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伟大战略思想。才能真正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真正打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对受蒙蔽的群众的思想发动是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活思想很多,怕担风险,怕再站错队,怕人家说是“老保翻天”等等,但是一旦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可以起到一些造反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受蒙蔽群众发动得越充分,敌人越孤立,挖肃的成绩越大。反之,运动就进展迟缓甚至停止不前。当我们发明这个问题,公开表态支持受蒙蔽群众起来革命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阶级敌人拼命地造谣破坏,说我们是“支持老保翻天”,“为月逆流翻案”等等,制造混乱。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也跟着起哄,他们不仅不支持,甚至阻止压制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什么原因?据几个单位的调査,有的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认为“老保”不会革命,人家一动就怀疑是“老保翻天”,不相信大多数站错队的人还是要革命的。有的怕人家起来给自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自己再不能独断专行了,他们说“老保”这顶帽子是“紧箍咒”,摘掉了就不好办事了。有的是有个人恩怨,怕这些人起来将来再夺了权整自己等等。怕的结果,就充当了“假洋鬼子”的角色,不许人家革命。在这种阻力面前,我们没有动摇。第一,我们及时揭穿了阶级敌人企图用五十天掩盖十七年的卑鄙伎俩。第二,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且严肃地指出了敢不敢发动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是有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的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的表现。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受蒙蔽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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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起来革命是好的,应当大胆地站起来革命,但不能借机否定自己过去站错队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否定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一场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从而,把挖肃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挖肃”斗争中,还必须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对犯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和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方针,还是揪住错误不放,否定全盘,甚至想用“肃Ⅹ×流毒”的办法,把他们搞臭、压垮?特別是领导干部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一派革命群众,是热诚相待,还是感情格格不入其至寻机打击报复?这不仅是能否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挖肃”斗争的问题,而且也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包钢、二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这些组织和同志,既要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热情、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斗争中信任他们,并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引导他们积极投入对敌斗争,就一定能够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同心协力,共同对敌。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往往又多是知情人,把他们发动起来之后,能够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如果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不仅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会犯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甚至挑起内战,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当然,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也必须正确对待自己,属于工作中一般的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改了就行了属于方向性的错误,甚至一犯再犯,必然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必须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会转化。当然,这主要是头头的问题,广大群众是没有责任的。
    群众专政不仅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好形式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对敌斗争中的具体体现。自从今年一月十七日呼和浩特刮起第一次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以后,各盟、市、旗、县也相继成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了一场大扫荡战,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显示了群众专政的无穷威力,他们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专政能够更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对敌斗争,可以大大地推动“挖肃”斗争的深入发展,为挖尽乌兰夫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它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大大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无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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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快。由此可见,群众专政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必然结果。可是有些糊涂人不去看“群专”的大方向,而对它前进中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缺点、错误谈起来津津有味,评头品足,给“群专”泼冷水。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不相信群众,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群专”是这场伟大挖肃运动中的一个新生事物,不可能没有点缺点、错误。只要我们领导上充分注意,这些缺点、错误是不难纠正的。事实上许多地方的“群专”正在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向着更巩固、更完善的方面发展,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巨大威力。因此,凡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都应当欢呼:“群专好得很!”
    三、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它既然是党的生命,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缺少。可以说,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运动,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不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同样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表现。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这场“挖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又是政策性很强的群众运动,如果你只满足大方向正确,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就不但不能取得“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且还要犯严重的错误,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在“挖肃”斗争中,有人把强调政策说成是纠偏,是刹车,是右倾,会束缚群众手脚,是“策略派”,等等,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强调政策和策略正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调动积极因素,鼓起更大干劲,迈出更大的步伐,夺取更大的胜利。敌人是最害怕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的。我们要十分警惕,阶级敌人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故意制造混乱,歪曲党的政策,以达到破坏党的政策的罪恶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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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半年来,我们体会“挖肃”斗争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才能做到狠狠地打击敌人,坚决地保护人民,才能逐步做到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许多先进单位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善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对敌狠,对己和,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又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又要注意团结;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特别是对待知情人,更要注意政策。这些人很多是犯有严重错误,有些与阶级敌人有牵连,干了不少坏事,是属于“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对于他们应作具体分析,向他们交代政策,启发他们主动站岀来检举揭发,欢迎他们起来革命,不能把他们与敌人等同看待以利挽救干部,彻底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具体事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他们把般政治历史问题与叛徒、特务区别开;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与坚持反动立场的区别开;组织联系与思想联系,工作关系区别开;黑帮黑线的头目骨干与一般成员区别开,个别坏头头与群众组织区别开,主动交代与顽固不化区开,一般的错误言论与“三反”言行区别开,好人办坏事与坏人干坏事区别开实践证明,只有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做到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证政策落实兑现,还必须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1)必须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阶级观点。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狠狠地打击敌人,热情地保护人民。对敌人狠狠地打击,是对群众的最大爱护,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切。”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鲜明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判断是非。(2)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数生动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会是非不分,敌我不分。在他们自己的小派别内,右的可怕,把明明的敌人看成是“风雨同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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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把明明的坏事看做是“革命行动”,对另外一派,则“左”的出奇,把自己的阶级弟兄看成仇敌,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对方。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还会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出发,不能正确解放干部,容易造成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钻我们的空子,混水摸鱼。(3)必须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要时刻注意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总之,要正确区分相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因此,在每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事实证明,群众掌握了党的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就能更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战胜敌人,群众的积极性就更能持久。斗争水平就能提得更高,斗争方向就更明确,积极大胆地宣传党的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是相信依靠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如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宣传党的政策,或者不敢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离开党的政策轨道盲目行动,势必使运动遭受损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那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大不忠。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政策和策略水平打了较快的提高,这是取得“挖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只要我们继续运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群众的政策略水平,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四、必须有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才能更坚强地率领革命大军,夺取这场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究竞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心抓什么?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的条件下,每一个革命委员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毛主席英明地提岀:“革命委员会好”。我们理解,好的核心就是革命二字半年来,许多“挖肃”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地区和单位,大量的生动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地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继续发扬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狠抓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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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地组织并率领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为代表的切反动势力发起猛烈进攻。能不能主动亮明旗帜,有没有这种高度自觉,敢不敢狠抓对敌斗争,这是衡量一个革命委员会是否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标志。挖肃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群众掌握了政权以后,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就有可能也必须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作战指挥部,想从总体上打歼灭仗,取得对敌斗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作战指挥部呢?
    首先,这一个指挥部应是由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骨干来组成的。这个领导班子具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对敌斗争中,干劲足,斗志坚,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锐气,它只能“压倒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那里的指挥部是这样,那里的“挖肃”斗争就搞得热气腾腾,群众斗志昂扬,敌人惶恐万状,取得的战果就大。包钢、二冶等先进单位就是这样的单位。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挖肃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嗅觉迟钝,眼睛里硬是看不到敌情,甚至当上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口经把火点起来了,他们还不知道敌人在那里。特别是有些同志,主要是革命领导干部腰杄不硬,精神状态不好,根本不象一个指挥员。这种人“怕”字当头顾虑重重。怕犯错误,怕得罪人,怕有反复,怕火烧到自己。一句话,怕丢官,怕死。因此,他们只能在这场伟大的“挖肃”斗争中“左”右摇摆,当“和事佬”,“和稀泥”。这种人怕这怕那,就是不怕阶级敌人挖不出来,不倒,不臭,有机会就要复辟资本主义。这种人如果不立即振作精神,勇敢地投入战斗,将要犯不可饶恕的错误。发展下去,早晚要垮台。在这场“挖肃”斗争中,站在第线指挥战斗的冋志们,他们勤勤恳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干革命就会有风险,就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也不可避免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犯错误有什么要紧,错了就改,改了就行了。如果有人抓住他们在“挖肃”斗争中的某些错误不放,无限上纲,那是绝不允许的。
    其次,要多谋善断,密切联系群众,一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经常分析敌情,做到对敌情“心中有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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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只有做到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在对敌斗争中,才能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指挥员要做到情况明,就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只有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向群众学习,才会丰富领导,才能得到真知灼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土”。经验证明,只有敢于领导,深入群众,才能及时掌握运动的新动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才能从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抓住重点,选准突破口,狠狠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第三、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一个坚强的作战指挥部,首先必须是一个“拳头”,就是说、是一个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切实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什么叫一元化?从政治上说,一元化就是要化在毛泽东思想上。“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办事,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办事。决不能只代表某个小山头,而不代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团结少数人,而置绝大多数群众于不顾。”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统一大家的行动,才能最巩固地团结自己,最有力地打击敌人。最近,毛主席又深刻地教导我们:“如果各人按个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一切行动的准则,大力加强组织纪律性,这对每一个指挥部的成员,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挖肃斗争的决战决胜、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组织上说,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强调集体领导。事实证明,那个指挥部集体领导作用发挥得好,那里对挖肃斗争的领导就有力,反之互相掣肘,口径不一,常常被敌人钻了空子,不是抓不住主要敌人,就是对敌人打得不狠。还有一些革命委员会象一个“股份公司”,象“联络站”。有的同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大,合我口味就听,不合口味就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则以“解放者”自居,尾巴翘上了天,什么都得听他的,总想牵着別人鼻子走。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反对,迅速纠正。否则,这些自以为得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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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总之,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必须加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不断总结经验,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策略水平,才能有力地率领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同阶级敌人英勇斗争才能充分发挥指挥部的职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三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夺取全面胜利
    现在,我区正处在革命高潮中,正在与阶级敌人进行大决战,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
    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发扬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精神,反右倾、鼓干劲,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革命大批判,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坚决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切实保证毛主席系列最新指示全面落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为了实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确定的一九六
    八年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下半年的主要战斗任务是:
    第一,继续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想教育,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把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教育,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带头学习,认真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和贯彻最近发表的毛主席“三条”最高指示,要继续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使全区各族革命人民,迅速地、直接地掌握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使学习、宣传、贯彻、捍卫毛泽东思想,成为广大人民政治生活中的第一要素,把运用毛泽东思想去“斗私,批修”变为自觉的行动。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应当象宁城、杭后那样,紧跟毛主席,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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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做到家喻户晓,并不断用以检査思想和工作,经常看到差距,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开展学习门合活动继续推广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强调提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强调带看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坚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反对那种学用脱节,甚至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习毛泽东思想。当前应当特別强调狠抓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使全区族人民,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就完不成历史赋于我们的伟大使命,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站到革命的反面,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第二,继续深入地、持久地狠抓革命大批判,坚决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推荐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要大力推广包钢、二冶和杭锦后旗五
    四大队大办学习班,狠抓大批判,抓住主要敌人打歼灭战的先进经验。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把那些隐藏最深的乌兰夫死党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地挖出来,并把挖与肃结合起来,把他们彻底地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当前,对敌斗争已经进入到决战决胜的新阶段,这是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一仗,只能打胜,一定能够打胜,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绝不动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为了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夺取对敌斗争的全胜,我们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狠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最狡猾的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要坚定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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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派。要进一步发动、帮助、支持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要充分注意组纱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上战场,通过斗争考验他们,让他们在斗争中改正错误。同时要注意争取那些犯有错误或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还不是敌人的人们,使他们在对敌争斗中经受考验,立功补过。
    要继续认真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指示,认真总结前一段群众专政经验,进一步整顿、充实和加强旗县以上城镇群众专政机构,不断提高群众专政的水平,充分发挥群众专政在对敌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各单位各行业都要把以敌斗争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学校,必须坚持复课闹革命,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搞教育革命,做出显著成绩,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华业生的分配工作。华业生应积极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艺界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乌兰夫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打倒反党叛国文学,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创作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演岀样板戏,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第三,把农村、牧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农村、牧区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手中,树立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的优势。农村、牧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正面教育,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内蒙古代理人乌兰夫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特殊论”、“三不两利”、“稳、长、宽”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得臭臭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抓好整顿、恢复贫协和民兵组织的工作。公社以下(包括公社)不建立群众专政机构,不开展“挖肃”运动,但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牧,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各级革命委员会,特别是旗县级革命委员会,狠抓基层,巩固集体经济,开展学大寨活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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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划阶级,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搞完,还没有开展的地区,要迅速地迎头赶上。已经开展的地区,要认真地进行复查。彻底砸烂乌兰夫在牧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第四,在狠抓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我区正在进行的“挖肃”斗争为整建党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定要把“挖肃”斗争同整建党工作紧密的结合起来。使整建党的工作逐步铺开,力争年底前整顿完毕。整建党工作,要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的整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精神办事。要办好有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的整党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乌兰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旗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迅速把党的核心小组建立起来。各基层单位,要建立党的临时总支、支部,逐步恢复正常活动。在整建党的同时,也要积极抓一下共青团、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整顿工作
    第五,热烈持久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反复深入地贯彻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把这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扎扎实实地抓紧抓好。要大力宣扬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要帮助解放军克服在执行战略任务或其它各项任务中所遇到的困难。要高度警惕,及时揭露、严厉打击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的阶级敌人。广大革命群众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支持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拥政爱民”工作上,创建了伟大功勋,今后一定会进一步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群众学习,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坚决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解放军,把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个忠于”,“四个无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学到手,走解放军政治建军的道路,努力搞好思想革命化。
    第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略任务。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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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化入手,抓好生产工作,使下半年我区工农牧业生产出现一个大发展的新局面。工业生产一定要达到并力争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包钢、一机、二机等大企业,要起带头作用。煤炭生产一定要抓上去。农业生产要挖掘各种潜力,做好抗旱防涝工作,争取一个好收成,并制定可行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几年内,解决东粮西调的问题。牧业生产,要防灾保畜,力争完成今年畜牧业生产计划。交通、财贸等各个部门,都要为今年下半年生产大发展作出贡献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出发,从巩固祖国北部边疆出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宣传贯彻勤俭节约,爱护国家财产,反对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劳动纪律,批判、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把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第七,进一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化建设。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扌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根本方向,迅速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狠抓阶级斗争的,率领广大群众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革命的战斗指挥部。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人员,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经常最广泛的血肉联系,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主动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在仼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时刻替人民着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绝不是哪个小山头的代表“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按照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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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事,为人民负责。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要反对言堂,又要反对各自为政,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纪律。“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以后,
    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增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巩固集体领导,同心协力地做好各项工作。
    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学习灵宝县的经验,切实搞好组织革命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从组织上固巩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各级革命委员会还要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人人有坚强的政治责任心,充满革命干劲,勇于负责敢于斗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反对那种松松垮垮,稀稀拉拉,遇事推诿,互相挚肘等官僚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地指导。”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的领导方法,认真地发现和培养典型,总结典型经验,通过典型去指导全盘。上半年,我们推广了杭后、宁城、呼市机床厂、呼市五中的经验,现在又推广了包钢,二冶等单位的先进经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还不够,还应当继续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应当普遍地运用这个方法。
    同志们,我们已经走过的战斗路程,是光荣的,艰巨的,我们将要走的路程是更光荣、更艰巨的。在我们前进的征途中,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斩荆披棘,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阶级敌人。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英勇奋斗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抓阶级斗争坚决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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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第四十一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滕海清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月十四日晚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前段会议开得不错,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昨天晚上核心小组同志们研究了下,有些问题再重复说明一下,使讨论更好点
    这次会议的目的,吴涛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了,上次讲了一条是以毛主席的三条最新指示为纲,找差距,开展自我批评。会议上先进经验的介绍给开好会议增加了很好的内容。
    前天我的讲话大部分问题都讲了,下半年的中心任务也讲了。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主要反右(特别是是右倾分裂主义),同时也防“左”,更充分的发动群众,狠抓革命大批判,集中兵力,对一小撮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打歼灭战,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围绕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再重点讲以下几个问题、对全区“挖肃”斗争形势的分析
    上次讲话关于形势部分讲得很多了,各方面的成绩都讲了。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揪出了这么多的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不能否定它的成绩。但还应从政治上看,如果光从揪出这样多的人来看,还不能说明问题,从政治上看,我们彻底把刘少奇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叛国集团的社会基础摧垮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看来,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两头小中间大
    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就是挖肃斗争、大批判、斗批改搞得比较好比如包钢、二冶,挖和肃这方面从我们全区来说是先进的单位了,挖的方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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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厅搞得比较好,是不是挖得一个没有了,很难讲,挖得比较彻底一点,还有其他很多单位,像机床厂等。类似这样的先进单位从整个内蒙来说还是少数的。以包钢、二冶、内蒙公安厅这些单位为代表的一部分好的单位,挖得好,肃得好的共同特点是:抓得准,挖得深,批得好,群众充分的发动起来了,特别是把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犯错误的造反派和走资派相联系的知情人,都发动起来了。这就充分的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这场挖肃斗争,形成了真正的一场人民战争
    第二种,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斗争盖子基本揭开了,打了一场扫荡战多数单位挖出了一些主要的敌人,危险的敌人,但还没有把他们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有一些单位虽然把表面敌人挖了不少,但对隐蔽得最深、最巧妙的危险敌人还没有挖出来。有些敌人钻到我们革命队伍里面,钻到革命委员会机关里面,这些敌人有的是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有一些也可能不是特务、叛徒、乌兰夫死党分子,但他是杨成武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这样的人可能为数不多,有些职位也不高,但能量很大。他们可能过去和乌兰夫在组织上没有什么联系,工作上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像杨成武似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方面蒙蔽群众,另一方面领导对他看不清楚。所以,这样一部分人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队伍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第二种情况,这些单位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了,你说没有揭开盖子?揭开了,你说没有把敌人揪出来?也揪出一批敌人,但是不像包钢、二冶,或者公安厅、机床厂搞的那样深,就是不深不透。这样的单位占大多数,集中表现是盟市、旗县的党政机关、公检法、文艺界。当然旗县机关也有一些搞得比较好的,整个说来旗县机关大部分搞得还是不深不透。盟市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搞得比较好一些,像包头可能搞得比较好一些,还有个别的盟也可能搞得好,但大部分盟市机关,特别是党政机关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彻底揭开,处于中间状态,你说没有作出成绩?也有成绩,但是不深不透。现在看,有的公检法搞得比较好些,如锡盟公检法,但有些地方公检法搞得不好,一直到现在成绩不大。整个内蒙,从旗县开始,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公检法是真正革命的,也可能是我官僚主义不知道,根据揭发的情况看,公检法的机关就是一个黑窝
    第三种情况,少数单位挖肃斗争局面没有打开,阶级斗争盖子基本上没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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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有些革命委员会成立晚的单位,两派对立比较厉害的单位,一些偏僻地方盟市领导上抓得不够的单位,那些单位的领导很不得力,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他们有些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作得很差,并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没有真正把盖子揭开。这样的估计是不是符合实际,同志们讨论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说一下这个问题?这是要说明我们的挖肃斗争任务还很重,阶级斗争要狠抓、大抓、特抓。特别是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和少数处于落后状态的单位,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指针,狠反“三右”主义,集中兵力对一小撮最主要的敌人打歼灭战。如果仅仅看到我们揪出了这样多的人,政治、思想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满足现状,看不到全内蒙处于什么样一个状况,这样我们脑子就可能不清醒,就可能让成绩把脑子占得满满的,而骄傲自满起来。前天讲了防止骄傲自满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成绩,肯定我们成绩很大,但必须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既要肯定主流,又不能忽视支流问题。
    两头小、中间大,也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发展不平衡也是合乎规律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和第二次全委会比较起来,这一点完全不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是多数盟市、旗县机关、公检法、文艺团体也还包括学校等,还处于中间状态。现在看,大工厂一般的比学校、比机关是好些,但也不完全一样,有些厂矿也很糟糕。学校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大部分挖肃斗争不深入,因为他们资产阶级派性太大。党政机关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抓得紧一点就好一些,抓的不紧就差一些,整个说来与第二次全委会比较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们找到的差距。有没有好的?包头有一个一中、五中,还有个地方一个区的学校全部复课了,呼市的五中,呼市的大学,中医学院、工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还是比较稳定的。党政机关也有好的,比如宁城,我看挖肃斗争比较好。当然,像宁城这样的单位,不只一个,牧区的旗县也有的搞得好些。但是从整个说,比例还是小的,中间状态的比较多,最差最差的也是少数。只有作了这样的分析,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先进的单位要更加先进,中间的单位要赶先进,落后的单位要作更大的努力,把群众发动起来,争取赶上去
    必须大力推广包钢、二冶的先进经验
    前天报告讲到了这个问题,还要反复的强调一下。虽然内蒙革命委员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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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了决定,到包钢、二冶参观的人也很多,这次包钢、二冶典型经验介绍,大家都很满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推广包钢、二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就是狠抓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兵力对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打歼灭战。包钢、二冶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全委会以后在农村推广了杭后、宁城的经验,这对我们农村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我们全区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的最新指示继续落实下去,包钢、二冶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经验不仅仅是在工矿企业可以用,机关、学校都可以用,大会战的形式不同,但他们这样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第一,首先讲一讲推广包钢、二冶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前一段,从全区来说,打了一个很大的扫荡战,取得很大成绩,挖出一大批特务、叛徒,以及中国赫鲁晓夫在内蒙各个地区的代理人,从组织上摧毁了他的反动社会基础,但是,要想让我们的运动向纵深发展,不仅从组织上把它摧毁,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把他们批倒批臭。这在我们全区说来是很不够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各个盟市,各个旗县揪出的走资派已经两年了,是不是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那些敌人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了呢?没有,因此,我们要继续打歼灭战,把敌人彻底批倒批臭。中间状态的这些单位,处于停滞、甚至顶牛状态不知怎么搞了,一揪二游三不管,把敌人挖出来以后大概以为运动完了,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包钢、二冶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敌人揪出来以后,要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我们的政治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包钢、二冶是三月份才开始搞挖肃斗争,我们有的单位从去年就开始了,呼市有些单位今年二月就开始了,但是没有像他们搞得那样深,那样透。我们呼市有没有先进经验?有的,就是抓了一下丢掉了,没有下力量一直抓到底,没有找到政治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门路
    第二,包钢、二冶的主要经验是,充分的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他们这样作的结果,进一步解决了如何继续深入革命的问题,解决了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把毛主席关于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的指示具体的落实了。
    第三,现在各地都在学习包钢、二冶的经验,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没有定的条件,想打包钢这样的大会战我看有些困难。包钢、二冶大会战是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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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
    ①大办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和其他地方办学习班有所不同,其他地方是搞大联合三结合,以后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斗私是斗了,批修也批了,但是没有和本单位情况,没有和一个政治大革命,两个继续结合起来,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觉悟、路线斗争觉悟夺取思想阵地
    ②他们有详细的调査研究,对敌情搞得比较清楚,心中有数。他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硏究工作,所以对敌人打得谁,打得狠。三月份我在包头找各大厂军管会同志汇报,那时包头革命委员会没有成立,各大厂革命委员会大多没有成立,那时他们领导上还有点右倾思想,斗争还没有开展,但是他们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什么是敌人,什么是好人摸得比较清,包钢二百多局以上干部,真正有问题的
    八十多,问题最大的三十多,三十多人里还有区别。这个条件我看中间状态的很多单位是不具备的,把几个走资派搞出来了,和走资派关系密切的坏人搞出来了没有?有的搞出来,有的没有搞出来,大部分没有搞出来。包钢、二冶在这方面就作了调查研究,这样就心中有数,有数,就抓得准,打得狠。为什么公安厅搞得时间不长,也抓得准,打得狠?他们也是作了调査研究。当然调査研究主要还是靠群众。有很多单位,到底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敌人,脑子里还糊里糊涂,这样一个状况歼灭战、大会战怎么打下去?没有这个条件,你办学习班,没有把真正敌人抓岀来,你那里好人、坏人分不清,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如把坏人的问题揭发出来,有了对立面,就能很快提高大家路线斗争觉悟阶级斗争觉悟,而不是在那里放空炮。对敌人抓得狠,这不是一日之功,是经过长期调査研究的机、二机厂军管会同志是吃了苦头的,挨围攻,什么都经受过,这样他们倒心中有数了,分清了什么是好人、坏人,作了调査研究,但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敢发动群众去搞,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上边没叫他们去搞嘛,为什么一动员后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人抓岀来呢?抓得很准,就是事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査硏究工作。不管大小单位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间状态的单位要注意这一条。落后的单位,盖子没有揭开,什么都没搞,你打歼灭战搞什么?没有挖就没有肃嘛,要注意创造条件。
    ③对广大群众作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那一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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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的工作都作到了,不仅对造反派、受蒙蔽站错队的人,犯错误的干部做了工作,连家属、小孩的工作都作到了。这样充分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调动了切积极因素。敢把受蒙蔽站错队的同志发动起来,特别是把犯错误造反派发动起来,把他们团结过来。
    对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处理,二冶对井冈山的处理在全内蒙来说是处理最好的,如对井冈山那一派处理得不好,二冶大批判也搞不下去。他们对那个井冈山就是只抓了二个坏头头,连第二把手‘过去最坏的,也把他争取过来了,完全不是采取压的办法,是采取爱护、帮助的办法。二冶的革命委员会对二冶的井冈山作了大量的工作,大联委这一派很听毛主席的话,一作工作,姿态很高。领导干部姿态也很高,井冈山原本就是打林光的,打得很厉害,但是林光同志姿态很高,井冈山打他,他反而去帮助和保护他们,这样,使犯错误的造反派很受感动。军管的同志对大联委作了很多工作,对犯错误的一派作了很多工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全内蒙说,现在还存在着这个问题,对犯错误的造反派,很多地方还处理得不好。他们敢发动受蒙蔽站错队的人,而且真正按毛主席教导的批评、帮助、联合的办法、去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他们现在不是两派对立,就是派,没有隔阂,井冈山第二把手过去打林光打得最厉害,林光作了检查以后,自己主动跑到林光家给他剃头,建立了革命的感情,过去打错了,上了当。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领导干部高姿态,对犯错误的人采取爱护的办法,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如果两派对立,大会战搞不起来,你要打,他要保,只有两派真正团结起来才能一致对敌。
    ④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不是创造了
    八个区别对待吗?这八个区别对待大家都知道了,这八个区别对待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不经过详细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这八个区别对待是搞不出来的,没有这八个区别,有些人就可能被推到敌人那边去了可以拉过来的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真正的敌人又没有推过去,搞得敌我矛盾混淆不清,他们对这个问题是下了功夫的
    ⑤建设一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冲杀、敢干、敢于负责、思想统步调一致的指挥部,具体说来,就是敢于革命,善于革命,这样一个坚强的指挥部。你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是不行的,这个阶级斗争、挖肃斗争向纵深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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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就是从上到下的领导,由下而上的结合,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来指挥它,就不可能搞得这样好。
    我想,学习包钢、二冶的经验时,这几方面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大会战就不会搞得那样彻底。这并不是说包头能办到,其他地方就办不到,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现在人家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经验,我们应当办得到,也能够办得到,我们相信有些单位会超过包钢、二冶。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仓促上阵,打无准备的仗,这个不行。包钢、二冶是打了个有准备的仗,有思想准备,对敌情比较清楚,思想工作做到了家,政策硏究得很细指挥很有力,这样才打了一个有准备的仗,若仓促上马,打了个无准备的仗,不具备这个条件,这个仗很可能打成一个击溃仗,不可能是歼灭战。
    第四,包钢、二冶经过这个大会战、歼灭战,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我看主要是
    (1)真正把敌人彻底地批倒、批臭、批透了,最大的走资派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拥护他,保护他,这就彻底地把他搞臭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乌兰夫到现在还不臭?还有人保他呢?有些走资派到现在还起作用,还不臭,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功夫,没有把他的罪恶完全揭露出来。还讲一点,他们作知情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知情人的工作若做不好,也是放空炮,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把要打倒的敌人彻底打倒,把敌人搞臭,让它永世不能翻身了
    (2)在斗争中间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3)通过大会战,把要解放的干部解放岀来了。仝内蒙来说,我们解放干部的工作做得很不好。二冶大概解放了百分之九十几,要解放的干部都解放出来,他们有这个魄力,该解放的,就坚决把他们解放出来。当然,这是在斗争中得到解放的,干部犯了错误,上第一线作战,对敌人作战,既检讨自己,又揭发敌人,和敌人作战就表现勇敢,得到群众的谅解,领导讲话,把他解放出来
    (4)以革命带动了生产。包钢现在要全部上马,原本是燃料供应不上,不是人力的问题,二冶从二、三月后生产不是增加百分之几十的问题,而是加一翻,几翻的问题,革命带动了生产。这次推广包钢、二冶的经验,大家学习经验很积极、很好。现在有的单位条件不够,没有关系,我们创造条件,包钢、二冶能办到,其他地方也能办到,我们要作很好的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一定要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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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上等各个方面准备得很好,一打就响
    三、全区目前“三右”主义仍然是运动的最主要的危险
    比较普遍的是右倾分裂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政治上的投降。右倾表现主要是看不见敌人,害怕群众。但目前,突出的是右倾分裂主义。当前阶级敌人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是千方百计的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有些搞右倾分裂的同志,正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被敌人所利用。当然,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阶级敌人是分裂不了的,不管他有多少王关戚、杨成武等等这些反革命两面派,他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敌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企图分裂和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阴谋的。第二,是分裂人民解放军那是办不到的。因此阶级敌人把主要目标对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它是新生的,年青的经验不多,不完备,存在很多缺点,所以敌人把它当作最主要的突破口。现在我们的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从组织上说,阶级敌人是越来越少了,不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阶级敌人越接近死越要拚死地同我们作斗争。因此这场斗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现在阶级敌人不象过去那样,明火执杖赤膊上阵,搞那一套都失败了,而是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就是杨余傅这样人,采取这样的手法,矛头主要的还是对准革命委员会。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当前斗争的焦点。敌人失掉了原来的“天堂”,但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破坏、分裂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起码保存他们的反革命的残渣余孽。这就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
    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三右”主义,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因为我们有的同志思想右倾,有资产阶级派性,有些单位领导思想不统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原因,在有的革命委员会里面实际上“是两套马车”、“两套班子”。本来就有这个裂缝,敌人用不着制造什么条件。现在看,我们大部分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团结的。如包头比较团结,所以他们的工作搞得好。我们内蒙革命委员会也是团结的,敌人想在我们里面搞什么名堂,那是妄想。但有些革命委员会就不是这样,主任一套班子,副主任一套班子,常委一套班子,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本身就有分裂主义的表现,用不着敌人在那里制造条件就可以钻进来我们已经有缺口,敞开大门让他进来,那他还不进哪!我们要接受有些地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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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教训,要加强团结,在革委会内部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要引起盟、市旗县革命委员会同志和其他革命委员会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如果由于我们的意见不统有资产阶级派性,或者私心过重等原因,造成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分裂,让敌人钻了空子,实际上我们有的同志成了右倾分裂主义者。那不是个人犯错误的问题,而且是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成了革命的罪人。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点不警惕正在上当。我们说有的人正在上当,这句话恐怕很多同志还不大理解,他们说上什么当呀?!实际上你在那里搞几套班子,适应了敌人的需要,还不是上当!你团结得很紧,敌人就不可能钻进来,你大门开着,人家还不进来!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不能团结对敌,为什么革委会主任对这派亲,副主任对那派亲?为什么常委对这派好,对那派不好?凡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现在搞两派的,实际上就是分裂主义。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搞,那是另外的问题。本来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一元化领导的,为什么两派对立得那样厉害,为什么有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那样狭隘,那样不顾大局,不照顾团结,个人私心那样重?实际上有的人就是搞分裂嘛!不管你有意无意,主观上怎么样,实际上这就是搞分裂。还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两派对立。为什么对立?原因很多,归根一条,就是有人搞分裂。既然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不能团结对敌?为什么不能开诚布公,把问题摆出来,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搞一套?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有人拉山头、搞宗派、搞分裂是什么!这是搞革命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两派都是国民党不可能斗,两派都是共产党不应当斗。是不是派是国民党,一派是共产党?如果说是,就是有的头头是坏人,或者阶级敌人在幕后指挥,广大群众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国民党。搞分裂的就是个别坏头头有的人现在可能不是国民党,可是他做的是国民党的事情,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不然你搞什么?!为什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党性,就应当打倒,国民党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那些东西要打倒。分裂主义要不要打倒?要打倒。不要看他过去是老造反派,随着革命的变化,他不前进,就要被时代淘汰的。我们有些同志对当前存在这些情况,失掉了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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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下去,必然适应敌人的需要,造成革命委员会的分裂,造成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分裂。我们要提高警惕,如果不提高警惕就上了敌人的当。敌人不敢干的,你干了;敌人不敢说的,你说了;敌人办不到的,你办到了。蒋介石要谢天谢地刘少奇、乌兰夫要谢天谢地,真正给敌人作了好事。要引起高度警惕,狠反“右”,防止敌人钻空子,不要上当。我说有些同志正在上当,就是指这个问题。
    我们反对右倾分裂主义,但我们主张同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在那些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或揭得很不彻底的单位,有的人在那里捂盖子,这些单位应当乱下,乱敌人。因此,有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下冲杀出来,那是必要的,是革命的,绝不是什么分裂主义。我们必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检查三右主义。主要是右倾分裂主义。当然,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右倾投降主义同样要反。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一定时候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发展到向敌人投降。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就是向阶级敌人、走资派、叛徒、特务投降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所以中央再三强调反“三右”,批判“三右”现在我们批判“三右”,是因为我们的同志中存在这些问题;但不是敌人,是犯了错误认识不到,给敌人以方便条件,适应了敌人新策略的需要。当然,我并不是说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国民党,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分子。但是,这个问题不改,发展下去就是右倾分裂主义。那你分裂到那里去?那只有分裂到刘少奇、乌兰夫那里去,分裂到蒋介石那里去。那是十分危险的!
    当前主要是反右,反形“左”实右。要注意有人以反“三右”主义为幌子搞“三右”主义,以反右倾翻案为幌子搞右倾翻案;但也要防“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这一点务必请同志们注意。
    四、关于正确对待群众,保护群众问题
    (1)如何对待群众,这是一个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三个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来检査我们的根本态度和立场,看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得怎样?这次会议上有些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但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是不通的。不用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的“三个根本区别”这个纲来对照检查,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这次会议要很好地解决一下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落实“三个根木区别”的最新指示。在做群众工作方面,有些单位做得好,有些单位做得不够好,没有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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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指示办事。从领导上说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特别是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和反对过自己的造反派。我在前面讲了二冶的情况要向林光同志学习,林光同志能做到团结过去打过他的人,他的姿态很高。为什么有些同志不能做到?当了革委会的负责人,或者在革命委员会工作了,有职有权了,采取非常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过去反对过自己的群众,这个问题在我们地区说带,不是个别的。现在有的人提高了认识转过来了,有的正在转,有的还没有转过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你是当权派,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错过队犯过错误,为什么人家不能反对你。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就是群众反错了、打错了,无非是了解情况不全面,即使打错了也不要紧,群众要革命嘛!另一个是敌人在那里挑动,我们的造反派上当、这个帐应该记在敌人身上,不应该记在造反派帐上。如果造反派头头有坏人,是叛徒、特务、牛鬼蛇神,是坏人就按坏人办,但广大群众是好的
    (2)要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心全意地保护群众。怎样真正做到保护群众?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对敌人要狠狠打击,这就是对群众最大的保护。真正压制群众的是什么人?是敌人,是国民党。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只有狠狠打击敌人,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广大群众。第二,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严格按照毛主席关于对待群众三个根本区别的教导大公无私地正确对待群众。对那些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和反对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必须一视同仁,绝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是这样做,实际上是自己站在国民党那一方面。不管你主观上是怎样想的,客观上是那样的。有些造反派犯了错误,应当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少领导干部也犯错误嘛!为什么造反派不能犯错误。他们犯错误,我们要做工作。他们时想不通,也应当耐心教育、等待,不能简单粗暴。哲盟×××犯了错误,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也没有谈通。但他不是敌人,是个年轻娃娃,不通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可以等待嘛!一次不通,两次通嘛!最近就通了一点。那时根本不承认点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当然,如果是敌人就用不着谈话了,把他抓起来就行了。因为他不是敌人嘛,就要做思想工作嘛!年轻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有些人,本身就不是好家伙,那只有警告他。我记得在这里对李芳德讲过,我说:你不是一个真正革命派,你对共产党没有感情。那时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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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派想不通嘛!现在看起来李就是一个坏人,是坏人要警告他。有些同志不是坏人,但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教育、批评、帮助,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毛主席一再教导,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只相信,依靠尊重你那一派,不去团结反对你的那一派群众,那你算什么领导!有的群众组织犯错误,主要是他们头头,不是广大群众。拥护你的那派,把你捧得高高的,你就感觉很舒服,反对你的那一派就听不进去,偏听偏信这怎么能行?他越是反对你,你越是要听他的意见嘛!对就改,不对就教育、批评嘛!对群众不能摆老爷架子,不管是军队的,地方的,都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群众利益的,不是当官做老爷的。造反派中间也有这种情况,也有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就有大派压小派,大方向比较正确的一派,压犯错误的一派,特別是在革委会掌权多的压掌权少的,形成一部分群众压另一部分群众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去压人家。你革命人家也革命嘛!人家犯了错误,可以教育嘛。现在有的利用群众专政抓来另一派的人,打另一派的人。有的抓得很多,有打伤的,还有打死的嘛。他也是革命的,你也是革命的,为什么要把人家抓起来?你用毛主席的
    三个根木区别的指示来检查,你对人家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就因为他犯了些错误,观点不同,你们对人家采取专政,那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去了吗?压了群众嘛!这样做不合乎毛泽东思想,不合乎毛主席最新指示应该改正。这样搞就把自己推到国民党的地位上。阶级兄弟有错误,应该耐心帮助。对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领导干部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要耐心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帮助。群众组织间不准大鱼吃小鱼,不能大派压小派。不准你用革委会的权力去压人家,也不准你这一派去抓那一派的人,对人家专政。如果有敌人要告诉他那一派自己去抓。他不听,告给革委会,革委会可以去做工作嘛!我看要是真正的革命派,你告诉他是坏人,他就不会保的。如果继续保敌人就不是革命派了
    (3)群众组织必须支持革委会。任何群众组织,必须积极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支持解放军,特别要支持对立面的那一派的群众代表,群众代表参加到革命委员会里来,不是代表你那个宗派、那个山头到革委会里来合股的。作为革委会的成员要顾全大局。如果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掌握的材料,去支持自己的山头,利用这些东西去压制对方。这样做不对。革委会是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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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委会是由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组成的,不是哥老会,不是联络站,不是资产阶级议会。群众组织一定要支持革委会,不支持革委会是错误的。不要因为革委会有缺点错误就不支持、不承认。支持革命委员会不是空洞的,就要支持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解放军的干部;解放军干部要支持群众代表,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要支持群众代表,是三结合嘛要互相支持。群众组织的代表有对立面的,要互相支持。你要人家尊重你,你首先就要尊重人家。革命领导干部对犯错误的群众组织,应当批评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革委会必须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有一种说法,凡是向革委会提意见,就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确有阶级敌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搞垮革委会,但广大群众是出于帮助革委会,爱护革委会的,甚至提出严肃的尖锐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好的。对群众爱护、支持、帮助革委会,与阶级敌人颠覆、攻击、污蔑革委会要区别开来。不能给批评革委会的群众扣上炮打司令部的帽子。如果革委会确有坏人,就应该打嘛
    犯过错误的造反派,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得到领导上支持后,又否定过去的错误。这是不对的。领导上不应当算造反派的老账,但造反派也不应当为自己的错误翻案。现在有这样情况,过去受压了,我们讲了话,支持他,他就翘起尾巴,反过来压人家,这能行嘛!现在巴盟《××》就要防止翘尾巴,现在不知怎么样?希望直联姿态要高一些,过去你们同革委会唱对台戏就是错误嘛!
    有错误就改,改了就行,哲盟《×××》、《×Ⅹ×》从去年到今年四月,错误严重得很,你们是造反派,犯了错误改了就行。哲盟革委会和《×××》压了你们不对,我们是批评了他们。你们《×Ⅹ×》也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告诉你们,赵玉温不要打,你们不听。肇那斯图、阿古达木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你们就不打。那时我们不揭你们的底,可能你们是受蒙蔽。革委会成立了,还是那样,直搞的不像样子。我这并不是说哲盟革委会压你们是对的,革委会压你们是错误的。《×××》、《×××》广大群众是好的,犯错误的是头头,你们带头冲革委会,那怎么是正确的呢?你们犯错误改了就行。不能说你过去正确,现在正确,贯正确。没有那样的事嘛!不能否定过去的错误。《×××》不能压《×××》《×××》。《×××》的大方向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你们双方都应该吸取教训。还有其他一些单位也是这样。犯错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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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就改,改了就行了。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正确,正确不正确广大群众是很清楚的。今天不是批评你们,是要你们吸取经验教训。哲盟有这种问题,巴盟有,乌盟也有,还有一些地方也有。犯错误老是不改,一直犯到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那还叫什么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狠抓阶级斗争,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怎么讲的,就怎么办。造反派要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革命造反派随着革命向纵深发展,如果自己的思想不发展不前进,将来就要被时代淘汰的。可能造反派就不成为造反派了。中央有个布告西出现的反革命事件,过去是造反派,现在搞了反革命事件,不是走到反面去了嘛!中央批准广西筹备小组成立的时候,对广西的造反派是很大的鼓励,他们硬是不听。反革命事件是什么人搞的,革命的还搞反革命事件,性质变化了嘛对犯了错误的人领导同志要关心、帮助他们,这些同志也要自觉地改正错误。受蒙蔽的群众,过去犯了错误,站错了队,你不能说站错队也是对的。你那时是站在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造反派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因为你受蒙蔽,一时站错了队,认识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行了。犯了错误,还说自己正确,那就是自欺欺人了。造反派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虽然他们很长段时间离开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绩,不能割断历史。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同时,还要肯定他们的成绩。站错队的同志起来革命,是对的,但是不能反对造反派,不能否定造反派的大方向。造反派要主动团结受蒙蔽的群众,站错队的要依靠造反派,受蒙蔽的群众应同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革委会建设问题
    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七一”社论所指出的: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正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落实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一就是思想革命化。着重讲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我很惊奇的是有的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没下过农村牧区,这糟糕。革委会要真正的联系群众,希望这次会议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要抓两条条要抓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有一条就是掌握群众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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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动态,抓群众的活思想,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这就叫联系群众。如果说下去转一转,那样不行。联系群众,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要掌握群众的思想情况。
    二是组织革命化。必须以灵宝县为榜样。一个是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是精兵简政。灵宝县的经验就是大抓机关的精简。他们已精简到三十人,我区察右中旗已减到五十一人。灵宝县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把我们旗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大大精简一下。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的消息的按语,是毛主席的思想,我要坚决贯彻执行
    还有一个领导作风革命化的问题。首先要突出的解决干部的精神状态的问题。领导方法很多,就是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雷厉风行,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改变,怕负责任,不敢上前线,这不行。要向灵宝县学习。盟市机关如何精简,你们要研究一下,大家创造点经验。我们内蒙革委会是一百七十人,还要精简点。灵宝县减下来的人,大部分是下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灵宝县的经验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灵宝县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通过学习灵宝县的经验,认真把革命委员会整顿一下,真正“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各级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来源:《联合战报》(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第三十一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我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在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报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社开展“挖肃”斗争以来,成绩很大,运动的方向是对头的,主流是好的。报社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好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好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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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化大革命的深度广度进军,这很好
    报社从今年二月间开始分了两个班子:一个办报,一个搞运动。在分两个班子后,从办报的说来,成绩很大,这是主要的。我们这一段报纸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紧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如果说报纸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主要的是我们领导上的问题。还有一个班子是搞革命的,经过了这段时间办学习班,进行“挖肃”斗争,广大的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报社军管会自军管以来,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军管会的人员还不足,领导力量还不够强,方面要搞好报纸,一方面搞好运动,要搞好这两项工作,要搞好这两个班子。这就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戒骄戒躁,继续前进,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今天,我想跟同志们研究目前运动中存在的一些活思想。我想提出三个问题,跟同志们研究。
    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的重要社论,把目前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各项任务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最新指示,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当前斗争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内蒙地区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内蒙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没有?还有,不久前内蒙革委会召开了第三次仝委(扩大)会论,那时候,毛主席还有一些最新指示没有发表。现在,怎样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自治区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起来?总之,我们的工作怎样安排,一系列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们报社、广播电台必须研究这些问题,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
    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我们内蒙形象的说法就是“挖肃”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
    《人民日报》八月五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时候,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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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对敌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清除干净,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对全国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对今后的任务作了明确的部署,完全适合我们内蒙地区的情况。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彻底执行。
    在内蒙革命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出了继续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我们的“挖肃”斗争形势的两头小,中间大。我看报社是不是属于中间较好的一类。从现在看,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是合乎我们内蒙地区阶级斗争实际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革命大批判等各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挖肃”斗争的任务还很艰巨。现在有些同志这样问: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革命处在什么阶段?工作重点是什么?斗、批与改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是我们各级革委会领导同志要解决,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要解决。从报纸的宣传上,对实际斗争的指导上,都应当重视这些问题,明确的解答这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挖肃”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不能把目前“挖肃”斗争形势看得太乐观。我们这个地区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同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的矛盾,也就是同党内一小报走资派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斗争的性质,仍然是复辟与反复辟、夺杈与反夺权、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内蒙地区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乌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从三月二十六日乌盟小报出了问题以后,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把这个盖子揭开。实质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乌盟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在那里搞了一套班子。实际上,乌盟革委会是两个中心、两套班子。他们不是搞两派的派性问题,而是搞了一个黑班子,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有没有普遍性?我没有把握。但是,在少数单位、少数地方,可能有类似乌盟的情况。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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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我们的“挖肃”斗争并没有进行到底,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认为“挖肃”斗争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了。从目前的斗争实际看来,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界讲话起,我们就从文艺界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动得还不大,主要是今年一月十七日以后,我们的“挖肃”斗争在全区起来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挖肃”斗争就表面上的扫荡战全区打过了,要向纵深发展了,要把隐臧最深的、伪装得巧妙的那些敌人挖出来,要深挖深批,现在革命大批判进入了全面的人民战争阶段,包钢、冶的经验已经推广到仝区。把革命大批判向纵深推进了一步,把“挖肃”斗争推向了新阶段。
    我们必须加强对敌斗争,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也就是说,要突出“挖肃”斗争。挖和肃,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问题,也就是抓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到底这位置怎么摆法?关系怎么样?从我们内蒙的经验看,就是只有把敌人挖出来了,才能更好地进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而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又有助于挖出隐蔽更深的敌人。我们革命大批判从去年开始,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内蒙“当代王爷”乌兰夫,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同本单位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挂起钩来进行革命大批判,那是时还没有这样搞“挖肃”斗争。今年的革命大批判比起去年的革命大批判来更加深入,更加生动,有了活靶子。目标更明确了。当然,挖和肃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挖的中间要进行革命大批判,要肃;肃的中间要肃得好,要进一步的深挖。总之,你没有把敌人挖出来,同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联系起来,挖和肃就不好结合只有在狠抓阶级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各条战线的改的任务。
    现在,同志们问我们的“挖肃”斗争处在什么阶段?我们认为,当前处在深挖,深批的阶段。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恐怕都要这样搞。如果我们不首先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那现在搞教育革命中的学制、内容等改革,精兵简政等其它一些任务就搞不起来。当然,这些任务是要搞的。实际上,在那些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还不清楚,领导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单位,改是改不成的。你没把隐蔽的敌人挖出来,敌人必然还在那里作垂死的挣扎,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改革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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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去的。我想,这一点同志们是清楚的。是不是我们只要挖,只要批,不要改呢?我们说不是这个问题。斗、批、改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文化大革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改,彻底的改,对教育文艺、工业技术、旧的机构和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彻底的改。斗、批和改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还是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开展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在这基础上完成各条战线的伟大的改革任务。
    当然,各种改革仍然有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改的过程中,一方面遇到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会遇到来自我们自己同志思想中间的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这里就有革与保的问题。一种思想是要彻底改革种思想就是要保持原来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所以在改的中间,也还是一场斗争
    斗和批是当前主要的。我们说,当前改的问题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级领导要抓紧。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批大改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要有准备,要突出政治,抓好全面规划和典型试验,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单位,在深挖深批的基础上,应该能改的马上就改。没有条件的单位,应当在“挖肃”斗争中积极为改创造条件。最近,工业战线有些单位在改的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典型,我们各级领导要抓住、抓紧,狠抓和推广各个方面的典型经验我们报社的记者要到各个地区去。现在看,我们报社的人员还不充足,所以下去的人还很少。前一批同志下去很久了,我同报社的领导同志商量,要前一批下去很久的同志回来学习一下,再挑一批同志下去。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们记者下去的任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有所发展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去年自治区革委会没成立以前,我们记者到下面去,主要是观察下面的动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向领导上反映。现在,各级革委会都建立起来了,他们可以有组织地向上面反映情况。但那还是不够的我们报社的同志要掌握一手材料,必须要派人下去,了解情况。现在记者下去,第一条是不是把各旗县,大单位的内蒙古日报通讯网迅速建立起来。我们办报要靠群众办报,光靠报社下去的人是不够的。另一条,报社记者下去,除了要了解这个地区全面的和一般的情况以外,我看—重点还是要抓典型。抓典型,是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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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典型,当然坏的也要了解。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着重的抓了典型,以典型带动一般。我们从去年筹备小组成立起就开始抓,那时抓了机床厂、五中等,但没抓好。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杭后、宁城,以后抓了包钢、二冶和五四大队,最近抓了牧区阿巴嘎旗。从这些典型看来,对我们全区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斗争和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报纸主要还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同时要介绍本地区的典型经验。我们要找到我们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典型。你们不同的时期能抓到个把典型,真正能抓出来,我看这个成绩就很大。报上虽然介绍了些典型,从现在看来,同志们是努了很大的力,但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报道的一些东西,没有把群众斗争中的好经验、生动活泼的局面充分反映出来。当然这些问题不能完全怪办报的同志我们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也对报纸抓得不够。我们记者要下去抓典型,必须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不和群众一起战斗、工作、学习,想把那里的东西写得很具体、很生动,了解得很全面,是不可能的。这就要解决报社的全体同志和下去的同志的革命的精神状态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革命的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抓住很好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深入群众,作艰苫细致的调査研究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老浮在上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困难、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报社全体同志、下去的记者,要在这方面带头做出个好的样子。
    我们的报纸,我想要反复强调当前主要的还是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松下来。如果这这问题抓不好,那就后患无穷了;如果我们“挖肃”斗争不搞好,我们有些单位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有些单位,有些地区真正搞反复、搞翻案的、搞复辟的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敌人。现在不把他们挖出来他们总是要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所以我们在各项工作的安排上,包括我们报纸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有一个一重点,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急有缓。任何时候,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我们要抓重点,要搞重点论。有了重点,就有了方向。挖、肃和改到底那个放在前,那个放在后?从我们看,般说来是挖、肃、改。但并不排除各个单位有条件的地方能改的就改。破和立不能把它搞一个阶段论。不破不立,破的中间,就有立。但是,每个时期要有个侧重面,在各单位有他自己的因地制宜的问题。要挖到什么时候才算把敌人挖完呢?我看是这样,广大的群众认为这里的敌人已经挖尽了,就算完了。但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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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没发现也并不等于一个敌人也没有了。“挖肃”斗争想把敌人百分之百的都挖出来,这也不可能。你就是这次挖干净,有阶级斗争,敌人他还是要钻进来,或把我们的人拉出去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敌人。所以,我们现在“挖肃”斗争达到什么程度,广大群众认为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对某些同志怀疑也都解除了,从领导上说,也没掌握什么新的材料,人家认为再没有什么挖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挖就可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也不是说阶级斗争就不搞了。“挖肃”斗争,我们现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也不准半途而废!
    、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抓不抓路线斗争,特别是我们各级革委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决定内蒙地区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情。
    两条路线斗争这个问题,是中央、《人民日报》反复强调的问题。我们在自治区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前,就一直强调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地区、有些单位还是对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重视不够。《人民日报》八月五日重要社论深刻地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往往是通过隐藏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来实现。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集中地反映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敌我性质的、对抗性的。当然,这不是说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敌我矛盾,如果犯路线错误的人不改,坚持不改,那就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日报》八月五日社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斗争实质和革命怎么革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党内、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不重视、不狠抓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丢了灵魂,失去了方向,那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
    中央两报一刊“八一”重要社论上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林彪副主席指出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按照部队要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我们革委会内部、革命派内部就不要抓两路线斗争吗?社论上又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突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要带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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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比仇恨,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阻忠诚,方向对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我们的部队就有了最大的战斗力,就能够在巩固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创立新的功勋
    这样看,我们要重视抓两条路线斗争。我们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对这问题是不那样重视的。有人讲,好象革委会是新成立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好象就没有路线斗争了。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阶级、阶级斗争。只要有两个阶级存在,就有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实践证明,我们革委会成立后,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尖锐的。从中央的“八一”社论来看,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是多么的重要!提高我们革命队伍每个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是多么重要!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要从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抓起。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要彻底解决站在那一边的问题。只有两条路线,没有三条路线。你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你就必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问题革委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是不是每个人都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了呢?应当说,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动摇的。他们动摇的表现,就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思想就跟着摇摆起来。为什么我们造反派内部的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不
    为什么我们队伍中间,还有那一些动摇的、被敌人利用的?甚至有些人知道他是敌人,还要靠近他,这是什么道理?归根结底,还是站在那一边问题没有解决,是立场问题。所以,站在那一边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问题都是附带的问题。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我们天天说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有些人口里讲的和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实践证明,凡是革命、生产搞得好的单位,首先是路线斗争教育搞得好。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那么,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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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的忠诚了
    党内、革委会内部、革命派内部,首先要不断地解决路线斗争问题,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这是搞好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不解决路线斗争,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解决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就不可能把对敌斗争搞好。因为,犯“三右”主义错误的人,认敌为友,敌我不分,甚至和敌人同流合污,那么,不管主观上他是要革命的,但实际上是站在不革命的那一方面去了。总之,要抓好阶级斗争深挖、深批、大改,就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当前,我们主要抓什么呢?还要抓反右。反右这一点看起来,好象我们已经反得很久了,应当讲,现在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表明,“三右”主义的很多东西仍然还存在。现在,还是要讲反对右倾。有些单位反映,现在有右倾回潮。据说,你们报社也有类似情况。是否右倾回潮了?毛主席说,右倾是一种顽症。右倾你不反,它就要回来。所以,这回潮并不奇怪。现在右倾的表现,有些单位有一种厌战情绪,认为“挖肃”斗争已把敌人挖得差不多了,应该下马了,有些单位已经挖出了敌人,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想不干了,想收兵了,有些单位“挖肃”斗争取得点成绩,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似乎“挖肃”斗争没有多大油水了;有些单位大会战的火刚刚点起来,就熄灭了,那里的右倾势力还是很顽固的,在抵抗;有些单位犯过右倾和极“左”思潮的人,又开始否定他们自己的错误,否定“挖肃”斗争的大方向,有些单位组织上联合了,思想上联合不起来,不是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把大方向放在一边,而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战友;有些单位逍遥派比过去多了,这明明就是不抓阶级斗争,不抓路线斗争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喽!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彻底克服,敌人就利用这个东西来干扰、破坏对敌斗争,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笼统地讲阶级斗争,就是不讲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不是抽象的,有两个阶级,就必然要走两条道路,那么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政权机构里面,反映到我们革命派队伍内部,就是要搞两条路线斗争。那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他们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所以,我们不讲路线斗争,实际上阶级斗争是空洞的。反对“三右”主义,好象只有群众组织中有“三右”主义,革委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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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成员中就没有“三右”主义了?革委会机关中有没有“三右”主义?同样存在。当然,从机关、从人来说,程度不同就是了。但这种思想,是存在的。这种东西。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思潮,它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革委会和群众组织中央我们还有一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现象。我们说,我们要讲团结,不团结那怎么搞革命?七亿人民要有个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团结不等于和平共处不等于不要斗争。这个问题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的斗争是什么斗争?就是同资阶级思想,同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东西进行坚决的斗争。我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言行,就要斗争,就要抵制。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运动转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有些同志搞折衷、搞调和。折衷主义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他们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和偷换毛泽东思想的两点论,不讲重点论,以次要矛盾代替主要矛盾,他们大搞调和论,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讲斗争,他们在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回避明确、肯定地提岀问题,力图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回旋,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种观点。他们对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支持的不敢支持,该反对的不敢反对,没有一个非标准。我们说,不管是谁,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反对,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些同志害怕矛盾激化,他们总是回避矛盾,所以对来自右的方面的东西很容易接受,对正确的东西也容易从右的方面去理解。这些有右倾的人,他们最怕压力,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就软下来,倒向右边。他们最爱搞折衷,搞调和,搞平衡,自以为很“稳当”,很“客观”很“全面”,实际上是掩盖他们右的本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反对这种调和主义、折衷主义。事实证明,搞折衷主义最容易为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我们要反对“三右”主义,反对折衷主义,打倒反革命两面派!这种反革命两面派,他现在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而且也存在于我们某些革委会里面。而有“三右”主义的人,他们看不见敌人也害怕群众,实际上是害怕革命。因此,他们搞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搞折衷主义恰恰是为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的,是他们所找到的最好的对象。如果真正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反革命两面派就不敢去找他的。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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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犯错误,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
    三、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批判“多中心论”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我们各级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
    首先是,“多中心论”的要害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谓“多中心”,实际上只有两个中心,不会有三个中心。一个是无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多中心”,就是无中心。搞“多中心论”的人,不是不要中心,而是要夺无产阶级的中心,要的是资产阶级那个中心。“多中心论”,是集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大成的反动理论,它涣散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批判。
    第二,当前“多中心论”的主要表现,是搞“以我为中心”,搞山头主义,搞宗派主义,搞右倾分裂主义,背离和千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背离和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多中心论”的人,必然要搞“以我为中心”。在他没有掌权的时候,他就“争中心”;在他掌权以后,他就要搞“以我为中心”。也就是对上是“多中心”,对下是“以我为中心”。这样的人,在组只上必然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必然要搞分裂,要搞独立王国;在政治上,必然要耍两面派,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们判断是非是以我为转移的,从根本上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上走向投降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不是认真学习、贯彻,不是象林副主席讲的,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法,择其所需,为我所用,对他们有利的就高喊“坚决照办”,对他们不利的,就进行抵制,甚至歪曲最高指示。这种坚持“多中心论”的人,坚持“以我为中心”的人,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是敌人拉过去的,就是敌人打进来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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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判“多中心论”,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反动的“多中心论”,是各种反动思潮,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汇流而成的。它冲击的目标,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权”的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高瞻远瞩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号召我们进行批判,这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我看到我们报纸上写了些文章,我们应该号召大家来批判这个东西。《人民日报》八月五日重要社论号召我们要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忠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迅速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同时指出了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的问题。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我们批判这个问题,也就是教育广大革命派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判这种反动思潮,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立场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一定要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定要及时地识破一小撮级阶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警惕混入我们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分裂和破坏革委会的阴谋。我们要加速实现革命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就一定要坚决抵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一定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把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当彻底的革命派
    第四、我们在批判“多中心论”的时候,要针对着我们地区的斗争现实。也就是说,要把批判“多中心论”同批判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结合起来,把批判“多中心论”的反动思潮同批判右、极“左”的思潮结合起来,同批判反革命两面派结合起来;同批判肃清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流毒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提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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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广播电台的同志也来了,我今天要讲的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没有把握,我提岀来,请同志们帮助研究,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报社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达毛主席声音的,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的,也是代表内蒙古革委会对全区进行工作指导的。所以,我跟同志们研究一下,研究这些活思想。我希望报社、电台的同志对这几个问题再很好学习一下、研究一下。我讲的这些问题不一定都对,错了,希望同志们批评。
    我们报社的同志、电台的同志,自去年六月十八日自治区筹备小组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个方面是做出很大的成绩的。但我们现在不要满足于现状,革命进一步的向纵深发展,我们的思想要进一步紧跟上。特别是你们报社、电台同志,你们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传出去传得快,传得准,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所以,同志们的工作任务是十分光荣艰巨的。我希望大家更好地进一步解决思想革命化问题,彻底改变我们的旧作风,把工作做得更好
    (来源: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新文化》内蒙古宣教口《文化战线》新文化编辑部)
    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内蒙古白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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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臧、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十多年来,“新内人党”疯狂地进行了民族分裂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权力大肆宣扬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公开叫嚷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大量散发“三五宣言”,提倡民族自决,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嚷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宽、长”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他们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搞民族军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分裂祖国、实现内外蒙合并、复辟资本主义,做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盜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乌兰夫等“新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合法身法,大搞官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大搞反汉排外。把“新内人党”的骨干安插在要害部门掌权,阴谋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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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新内人党”有首要分子,有骨干分子,同时也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使他们失足加入“新内人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严棼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贯彻执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挽救失足。就是对首要分子也要分化瓦解,做政治思想工作,争取起义。不能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在具体的政策上要执行以下几条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这些分子也要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坦白交待好的,有主动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讲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待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
    3、对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人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人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人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人党”分子,应报材料经领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8年12月26日的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人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取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人党”基本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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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内人党”对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一定要注意政策。”是否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在前一段我区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有些同志缺乏以对敌斗争经验,有急躁情绪,掌握政策不够稳,只要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就会很快改正。也有过去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抱着抵触情绪,搞形左实右,只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也是能够克服的。要特别警惕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拨民族关系,混淆阶级阵线,实行阶级报复,甚至杀人灭口,妄图破坏对敌斗争,对他们必须坚决打击,刹住妖风。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积极维护党的政策,严禁武斗,严禁逼、供、信。向违反政策的各种不良现象做坚决的斗争,把伟大的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问题,过去自治区所做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不符之处,按本规定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五、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纠正清队等中的错误
    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又进一步学习了上述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別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的这一段工作,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没有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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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的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一个马克思列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说的更多的是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二十年,他要叛国,必然培植自己的庞大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总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人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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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来已经解放的和参加了“三结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
    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造成干部的极端缺乏,使工作和生产受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我们对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条原则,
    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的就亲,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对立。类似这样情况,在乌达煤矿、巴盟、锡盟、呼市的许多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我们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这是因为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进行阶级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种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査、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地区对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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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错误对革命损害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后,我们已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坚决地、忠实地、迅速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将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决心把内蒙的工作做好。
    不当之处,盼指示
    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口
    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中央找我们来,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中央对内蒙的极大关怀,极大爱护,我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对于中央的重要指示,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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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一定遵循中央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内蒙各族革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作出了很大成绩,内蒙出现了大好形势,这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內蒙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错误地把高锦明同志防“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上也犯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对待群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领导制度上,犯了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等等。这就造成严重的后果: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我们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内蒙古一千三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在“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下,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于四月十九日向中央作了检讨、这对于我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内蒙这一段工作中所犯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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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滕海清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我们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团结一致,积极做好工作,迅速纠正错误。下边的同志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只要坚决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责怪他
    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搞好内蒙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发出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做好下列工作
    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所做的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深入宣传贯彻“九大”精神,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纠正我们前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搞好团结,首先是我们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的团结、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团结,这是解决当前内蒙问题的关键。我们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纠正错误,团结一致,决不给敌人以挑拨、利用之隙。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保持部队的稳定,这是当前稳定内蒙局势的重要因素。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应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内蒙地区参加“三支
    两军”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副
    主席的指示,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内蒙革委员领导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参加“三支”、“两军”的有些同志受到了影响,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个责任应由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继续加强拥军工作,继续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对我们前段工作中犯的严重错误,群众中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现象。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是对我们的革命监督,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热诚欢迎。各级革委会在认真落实政策中,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要矛盾上交,不要进行大串连,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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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上访。
    我们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批评和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同观点的群众不要互相指责。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目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要继续说服群众今后在批评我们的错误时,都不要采用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登小字报等方法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了一些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应坚决彻底予以平反,信用他们。积极培养、提拔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迅速地、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当前我区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査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必须迅速充实,健全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搞为“新内人党”而停职、撤职者,应迅速平反,恢复工作。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一元化领导
    这次中央把我们找来,当天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们教育极深。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尽管在落实中央指示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们坚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有全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决心和群众在一起,完成中央给我们的任务。
    请指示
    滕海清吴涛髙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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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年以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华国锋等同意内蒙党委七
    意见
    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中共中央批示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的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
    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于四月十日到京后向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和纪登奎、胡耀邦同志汇报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情况和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几位领导同志的亲自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我们研究了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前来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的池必卿同志也参加了讨论。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当时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些严重错误,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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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性,给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挖“新内人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特别是自治区新党委成立以来,根据党中央的一系列有关指示,全区各级党委纠正清队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挖成“新内人党”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分别给以抚恤、治疗和生活上的适当照顾;对査抄的财物,给以清还或一定的补偿。对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有的已依法惩处,等等。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按照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精神,在解决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恰当地处理有关干部和群众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以利于加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速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岀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这一错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是极其忿恨的;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也是不满的,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的。参与挖“新内人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的,有些是被迫的,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真正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刑事犯罪分子是极少数。全面、正确地估计和分析这一情况,是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保持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加强对敌斗争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内蒙建设好,是革命的需要,是仝区蒙汉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局。我们一定要从这一大局出发,坚决遵照华主席、党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积极而又慎重地按照党的政策,把工作做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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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把这一个历史错案的遗留问题解决好
    、对致死的干部和群众从政治上给以平反后,还应由有关党组织对他们的历史和工作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写出书面材料,通知其家属和生前所在单位的群众。
    有关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亲切关怀死者家属和伤残人员,尽可能解决
    他们的实际困难。过去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贴,和伤残人员的治疗、困难补助问题的有关规定,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有些生产队因死伤人员过多,集体负担过重的,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
    助,扶持他们发展生产。
    四、对于极少数证据确凿、借机搞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忿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经盟市以上党委审査批准,由政法部门依法惩处。
    五、对有关干部、群众提岀的其它要求,凡合理的,要抓紧研究,及时解决;办不到的,要认真解释,说明情况;不合理的,要耐心说服,做好思想工作
    以上意见,如经中央批准,全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执行办法,联系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深入进行传达,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团结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都要从大局出发,要向前看,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对死者的怀念、对伤残者的关心化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人人上阵,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破坏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反革命罪行。过去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懂得,绝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甚至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党组织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有的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有的结合其他问题,正在令其接受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对少薮跟着他们犯了错误的人,要加强教育帮助,只要这些同志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动做好团结工作,是会得到群众谅解的。
    内蒙古的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和蒙汉各族人民是好的,是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过去在建设内蒙、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方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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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的思想路线觉悟更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相信,只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工作,讲清道理,讲明政策,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定会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过去挖“新内人党”的严重错误,共同处理好这方面的遗留问题,一定会提高警惕,排除干扰,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和保卫好祖国北部边疆,奋发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
    尤太忠池必卿侯永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十一、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全盘否定内蒙的文化大革命
    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
    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讨论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等同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周惠、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等同志。会议听取了周惠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胡耀邦、万里、乌兰夫、姚依林、习仲勋、方毅等同志发了言会议一致同意周惠同志的汇报,并做出如下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
    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使许多干部和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的干部和群众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很多人致死、致残、致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中仝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干部政策,切实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因而,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生产恢复得比较快,群众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各民族比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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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作风也比较实在,不尚空谈。总的来说,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这几年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也要看到,内蒙古自治区的生产还比较落后群众的生活上还有许多困难,进一步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振奋精神,加强团结,谦虚谨慎,再接再励去争取新的胜利
    二、内蒙古自治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要敢于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比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各方面大大超过它。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比蒙古人民共和国要好,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按人口平均的产值方面比它落后了,但是,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努力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较重,发展生产受到很大限制。中央认为,这种比赛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霸权主义竞争的问题,是考验真假马列主义的问题,是巩固建设国防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和人民,定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千部和人民,要有足够的信心把内蒙古建设好。内
    蒙古的自然条件很好,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个人,每人平均一百亩地),资源、能源、交通条件都较好。要看到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确定」个实事求是的奋斗目标:第一步,争取在五年之内,按人口平均的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内蒙古历史上的最好水平。第二步,争取在十年之内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口平均计算要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进入先进的行列。现在内蒙古工农业总产值是八十亿元,每人平均四百元,再过十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元,即翻番半。
    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下决心以二、三十年或半个世纪的时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一条以林牧为主的多种经营的路子。同时,在农业区要做到粮、油、糖和农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发展林牧业的基础上发展皮革、制糖、乳制品、毛纺、民族日用品、木材工业,以及发展国家投资的稀土、钢铁工业等。要放手发展森林数量,多种树多种草,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把林业和草原发展起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和扩大草原,保护草原,改良草原。草原发展了,不仅畜牧业可以得到发展,还可以调节气候,增加雨量,保持水土,减少风沙。要科学养畜,力争在十年之后,使牲畜达到一亿头。这是一个战略任务。为此,必须认真解决草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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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有制的问题。要在牧区和农业区建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各项工作和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政府要拿出部分资金,种树、种草,在这方面找到一条投资少、效益大的路子。
    五、《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所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不向内蒙古移民的方针是对的,但是,人口从外省区自然流动到内蒙古去,内蒙古也不要采取堵的方针。应该看到,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堵不住的。今后内蒙古的工作做得越好,人民生活越富裕,外省的人就越会往内蒙古流。要准备十年之后内蒙古的人口超过两千万。对自然流入的人口,要妥善安置,加强管理,让他们从事林牧业生产,不要开荒,并对他们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搞好民族关系。
    六、要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既要照顾二百万人口的“主体”民族蒙古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人口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内蒙古自治区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搞不好;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的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加强团结,做到亲如手足,相依为命。在干部配备方面,自治区一级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有一定比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汉族聚居区以汉族干部为主。总之,搞好民族团结,是搞好内蒙古建设事业的关键,也是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关键
    七、要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发展教育事业。内蒙古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研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把发展科研和教育事业放到重要日程上。
    八、此纪要,连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汇报,一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参考。
    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通知
    1981.08.03;中发[1981]28号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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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周惠同志《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情况汇报提纲》。现将《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发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望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同时,将《纪要》和《汇报提纲》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和中央党政军群众部门党委(党组)供参考。
    中共中央1981年8月3日
    2008年8月31日初稿2011年10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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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五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小组成员穆欣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革命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同志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麽时候到的?(众答:昨咋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竞应当怎麽做?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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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仝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八”事件。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是反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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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零”事件……经过调査,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髙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髙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已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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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岀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査错误,也可以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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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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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亳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绎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横扫一切旧习俗
    许多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和服务行业的陈规陋习仝被扫除,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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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二十四日电天津市红卫兵,在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抡起千钧棒,举起铁扫帚,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二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许多街道上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职工、居民提出更改旧商店字号和街道里弄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彻底破“四旧”,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天津市的面貌,让天津市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
    红卫兵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职工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在天津市商业中心区—一滨江道一带,整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许多多商店拔去了旧字号,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中原公司的革命职工热情地贴出决心书,设立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更改名称的意见,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建议下,决定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革命职工,在红卫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抡起铁lanε@①头,砸碎了嵌在墙上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劝业场”三个字,换上了“人民商场”的新名称。全场革命职工举行庆祝集会,热烈欢呼“人民商场”的诞生。他们说,“劝业场”是恶霸豪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扶助下开办的,解放前,它是远近闻名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老虎摊”,今天,我们把它改为“人民商场”,这是天大的喜事,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商场”办得好上加好。这时聚集在商场周围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具有四十五年历史的北洋纱厂革命职工二十三日晚集会,一致决议把在北洋军阀时代建立的北洋纱厂,改名为“四新”纱厂,以表达全厂革命职工破旧立新的革命决心。他们还把工厂原来的“金三鼎”棉纱商标,改为“工农”牌商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朗★★次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米源:《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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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八月廿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王力同志接见了“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一百多名战士作了谈话〗
    同志们
    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硏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
    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参加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同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文革小组芦志彬同志、中共河北省委文革小组茹洪声同志,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代表赵建敏、胡忠信、齐熙国等二十人,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代表六人。我们在晚九点卅分走进国务院某会议厅,周总理迎到门口
    和我们亲切握手,让我们坐下,关心地问我们的名
    字和家庭情况。总理十分关心我们天工红卫兵组织,提出了很多问题
    总理:你们谁是总部的?答:我们没有总部的
    总理:不!我是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
    赵建敏:前三个。(指被接见代表名单中的前三名)
    总理又逐个点名,并问:谁是总指挥呀?(赵建敏迟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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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颉伯:你们现在可以公开了总理:你们对我可不能保密呀
    赵建敏答:我和马桐臣。马桐臣没来。总理:你们(来京的)有多少人?答:共来五百多。
    总理: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呀?答:家里还有四千人。
    总理:啊!这么多人啊!你们学校一共多少人?答:有六千多。总理:学生有多少人?
    四千多人
    总理:你们这边有多少学生啊!答:我们这边有三千左右。总理又关心地问:怎么编制啊?赵建敏答:共分八个连理:这么大的连!
    赵建敏:我们以红卫兵为核心,还有红外围,就是红战友
    (总理此时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将天工红卫兵、红战友写在代表卡片上。)总理:“红战友”这个名字很好哇!我可以当你们的红战友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可以。总理:红卫兵有多少人?赵建敏:有一千四百人。
    总理:一千四百人八个连,每个连一百八十人吧?李颉伯:不到吧!
    总理:八八六十四,一百八,对!就是一百八十人一个连,你们这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啊!(又对赵建敏说)你这个官不小啊!(众大笑)你们不都是指挥官吧?比如吴××,你是什么?是连长、班长、还是战士?
    吴××:是战士。总理:在总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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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不,在连里,资料组。
    总理:你是来记录的,可得记全点。(对大家说)你们是全权代表吗赵建敏:是。
    总理:好!一言为定,说好了我们就好谈了。(这时,天津造反总部又来了
    六个同学,总理又一一问了他们姓名,当点到我院红卫兵天津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部联络员于登元时)
    总理:于登元你也和他们是一派吧?是左派啦!(于笑了笑,没回答)
    总理:噢,谦虚嘛!(总理知道他家在邢台地区时,关切地问地震情况,“你们那里损失多大?”于登元答:不大。
    总理:最近又发生两次。李颉伯:我们还不知道呢
    总理:让你们安心开会嘛,没告诉你们,河北省委人很少,不仅你们闹革命,还有工农群众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嘛,你们要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心胸要放在大世界上
    (此时由总部的一位同学谈话,引起总理的下面一段话)
    总理:我给你们一点知识,毛主席在青年时代一直是襟怀坦白,胸怀大志毛主席二五年第一首《泌园春》有多大的气概!这是主席精神,我还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要从正面观察人。(总理从衣袋里拿出主席语录,放在桌子上)劝告你们一件事,不要搞小动作,有事摆到桌面上。你们年青一代要胸怀大志,你们搞革命斗争,从小要立定大志,向主席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要学毛主席的好作风。
    实际就是毛主席的基本功,进入社会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査、阶级分析。青年时最好的调査就是把自己的家庭研究一下,最好的办法是自我研究。我不是常说嘛,思想、政治、家庭、社会、生活五个关,我们要破旧立新,对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对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阶级分析,这是社会调査的开始。青年人不能一下调查清楚,要逐步深化,到老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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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现在和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讲,你们是左派啦!谈谈问题,其他六位是见证人,你们不是他们学校的。
    李颉伯:他们是一个总部的。
    总理:天工有自己的独立性嘛!我今天头一次接见天津的同学,我首先推荐毛主席的基本功,从调查入手。刚才谈了第一件事。第二就是民主。现在你们说,得到的民主多不多?算过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首先问两个同学)
    噢!你们算得不清,我给你们说说吧。有多少自由,有多少民主,多少权利,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闹四大嘛,第一、大鸣、大放,你们对什么都要敢批驳,省委如何你们都敢提,谁的大字报你们都敢写,你们到北京还不贴我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权利啦!大鸣,即鸣放了,炮轰司令部,这不是大鸣啊!不管你们材料有多少就轰一下,当然有的可能是空炮,一下轰的没东西,还不是空炮啊,实际上就要有材料。
    大放,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你校基本是两派,将来还要分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思想动态也是经常变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北京看来就是这样,原来两派,后来又分,分得很多,这是个规律。这就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有六大权利,过去不感觉,现在你们得到了权利,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这就是言论。对河北省委提了不少,你们还没有说我已知道一些,还有出版,你们至少有油印材料,你们有铅印的吗?(答:有)这不是出版的自由吗?集会,你们大会、小会都有了;结社,你们不是组织红卫兵了吗?游行,你们都游到北京了,还有点示威性质的,闫达开是站在前面吗?(闫:是)你们要走路来,天津到北京是小长征,四天就到了,应该让你们长征,如果你们走来,我就摆队伍到大门口欢迎,还把你们都请进来。秘书追着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正开会,我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让达开带着游行很好嘛晚上李颉伯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上汽车了,我怪省委太体贴你们了
    李颉伯:我应该检查,我没领会总理的意图。闫达开:我当时也没坚持。
    总理还对大家说:你们还怕闫达开累着啊!你们说仝部来,我说你们来廿个人,原来我叫你们双方都来十至二十个人,自己决定,可是你们不同意,说这是承认双方。当然要承认双方,就算他们是保守派也要承认,就连资产阶级议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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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承认彼此。英国议会有保守党、工党、共产党,法国皇帝被推翻了,也还有保守党,无产阶级的为什么不可呢?总是有左、中、右的,政治态度上有区别,承认双方,不是轻视哪一方。刚才你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左派,这是你们还认识不清,政治发展是分派的。中央对学生组织是可以承认几派的,要是一下子就统起来,那才是迷信呢!不承认也会内部分派,思想动态永远无止境,如果都致了,人类也就消灭了,因为没有矛盾了。现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就是这样矛盾的嘛!对立统一的嘛!我打电话是通过李颉伯打的,没有什么阴谋,你们不要把什么都叫做阴谋,对敌人才是阴谋,对自己怎么说得上阴谋呢?到这里还是和你们二十个人谈,你们三百人来只能见面,或者我演说,谈话还是你们二十人。你们坐汽车了,他们坐火车来的,你们九点多到,他们两点到的,你们见到了没有。(众:没有)这不好,你们不见他们,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呀?这怎么政治斗争啊?不在一起怎么行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怎么能行呢?
    孙桂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总理:可以告诉你们。(总理回头叫秘书,问他们在哪里?)秘书:他们在化工学院。
    总理:他们住在化工学院,你们去拜访嘛,都是同学嘛!你们是同等兄弟嘛!要不耻下问(总理解释:成语要新鲜,要不叫人误解)。大队人马总不能谈,你们要走来,我就欢迎了,这个精神没有发扬下去。
    闫达开有胆病,现在又有些痛,他不叫我说,我得给你们说,他是好同志你们精神用的得当,我们坚决支持,他们前面来,你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面就来了,你们申述,他们也申诉。宪法有六大权利,毛主席常说:“我们规定的少了。”按毛主席的意思连罢工、罢课、罢税,请愿都写上现在虽然没写,你们已超过了,事先放了假,你们就不用罢了。前一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是在某些问题上,现在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主席支持登出来的,你们想大字报能登到报纸上吗?我都想不到,只有我们主席才能这样做,才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是举世无双的。列宁死后,斯大林保守,许多东西不敢在报纸上登。这张大字报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字报登出之后,我们就宣布放假,这是在北京常委请示主席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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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把什么都说成错的了,一件事做对了,可又有的做错了。放假是北京同志们提出的,但是又出现了限制大字报,不让在外面贴等框框,束缚了群众,不要说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无是处。照毛主席的意思,放手就要放到彻底,只有毛主席伟大,如果你们要知道时间这么长,你们就一定走来了。(众:对!)
    米文智:我们可以走回去
    总理:好!可惜工作离不开,不然我可以跟你们走一趟,我这可不是激将啊你们革命小将用不着我激将,你们应该激我的将。你们坐车花不花钱啊?
    众:不花。
    总理:不花,还不是国家的钱啊!你们有六权、四大,吃饭不要钱,这么多的民主权利,这么大的民主,要不要集中啊!你们看看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的民主,要高度集中,你们有最大限度民主,只有毛主席敢下这个决心,你们也承认集中才来到北京请愿,这是上下关系,毛主席给你们最大限度民主。现在我向你们要求,要一点集中,集中到中央来,闫达开同志的问题不管多么大,这是要中央处理,你们说是不是?(众:是)好!好!你们承认毛主席的党中央,就让党中央来处理。(总理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国家机关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你们会这样做的,由民主集中制发展到政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大的民主,对敌人是最强烈的专政
    毛主席进北京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对反革命,是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政是为保护人民的!你们也得到了专政的保护。
    专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武裝方面,武装是专政的工具,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说得清楚,没有军队就夺不了政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
    要依靠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必须尊重爱护,他们是保护你们的,你们同学们运动发展到“高昂”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有的就到机关里査材料了。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国防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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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机而入啊?要是推广这个经验,解放军可就忙了,要冲到这个地方,我们只好派解放军去保护了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这样就分散了国防力量。
    我们给解放军定了几条纪律,限制解放军要“五不”,讲话不动气,挨骂不还口,交涉不动手,打了不还手,受伤不开枪。不要对革命青年动气,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打伤了要说一句:“同志们,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凡是革命的青年们,听了都会感动的。解放军是徒手保护你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复杂的,你们不知道界限,不知道没关系,知道就不会那样了。对毛主席的解放军要尊重
    另一个专政的法律工具是公安、法院、监狱,这是对无产阶级敌人镇压用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维持人民秩序的。比如警察,人多就要让警察来维持,专政的权力交国家掌握,应该信任我们的国家,党来行使这个权力,你们不要干涉。北京政法学院揪工作组斗,追查工作组的档案,我们没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把材料藏到档案室,同学们就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给,同学们拿大棍子给撬开了门(档案没破坏),我们出头了,给同学们做了工作,中央决定让王××停职反省同学们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设在法院的联络站。法院是专政机关我们要保护,当然监狱更不能进了
    第三、专政的宣传机关,对人民宣传,对敌人打击,这是新中国的声音,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党所领导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这些由国家机关掌握,不能由一部分同学去占用,消息登不登由新华社决定。你们的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在大街上贴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外国记者抄去了,外电传出,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发表,发表就成为正式的了。有些地方还要保护它的尊严,有的在天安门两旁,人大会堂的柱子上也要贴标语,我们说服了,这两个地方没有了,中南海的红墙上现在也贴上了,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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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贴的范围己经超过了,但我们还要等一等,慢慢说服,等同志们觉悟了,再慢慢来。
    这三件事要抓紧。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今天既然到我这里来,首先要给他自由,信任中央嘛!专政只能对敌人,你们不用陪他了,你们同意的话,就撤走闫达开身边的同学
    你们同意吗?
    众:同意。
    总理:达开同志今天不让我提,颉伯同志还说没把握,你看怎么样,一讲大家同意了,同志们很懂得道理嘛!达开是个好同志,他很尊重你们,他有错误,他会检査的,这样你们就主动了,要不,保守派又要说你们限制他的自由了。今天我想谈的主要就是这些,前面说的是为烘托,是画龙,这一点是点睛。前边我说的也不是废话吧?对你们有帮助吗?
    众:帮助很大
    总理:青年人一时想错了,想过来就是了,我不责怪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改,完全允许的。五十年前我们也有好些笑话,你们比我进步得多,我们很高兴,要不是时间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几个小笑话,当然你们也不是扣留他
    闫达开:不是扣留,是解决问题。
    总理:当然你们的理由是怕别人抢走了,这点不行,回到天津也不能这样抢来抢去,我们电话通知他们,谁也不能再抢。前些日子我替李雪峰同志办了一件事情,雪峰在北大作检査,快完的时候从旁边插进来一支军队
    李颉伯:不是真正的军队,是学生,是红卫兵。
    总理: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査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雪峰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让他检査得通过中央,北京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光北大就七、八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检查一遍,那怎么能行呢?
    我已经答应他们(指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见他们,我说你们是左派,就是左派,我不会两面派,当着他们的面我也说他们是保守派,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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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左派。但是不能说你们每个人的一切思想都是左的,有的时候就过了,是带引号的“左”,那就是形“左”实右啦
    看起来天津的事,我也沾上手了,要找我,放不下了。
    李颉伯:(对总部的人讲)总理很忙,别的学校就别找了,错是我们犯的,这样我们心里就够痛的了。
    总理:来也好嘛,来了总会有帮助吧?众答:有很大帮助。
    总理:我只解决天津工学院的问题,别的学校别来了。以后有什么,一概在天津解决。
    现在我提三个方案
    第一是:你们全都来北京解决,我想你们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是:只限你们两派争论和省委的关系,在这谈出一个头绪,回天津解决。第三是:干脆所有的问题都回天津解决。今天是三十一日,你们要谈就耐心等,等一个星期,我把时间安排安排,我不让你们回答,你们回去考虑考虑,我建议他们(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你们再回答,明天我见他们,以后
    还见你们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指我们留闫达开解决问题)
    我要预告他们,不许他们抢,要抢的话,说就要说重点,我下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去解决,我就谈到这儿,你们也别说了,反正我还再见你们一次。另外闫达开,李颉伯同志去跟同学们见见面,看看同学。
    (闫、李表示同意)
    (这时胡忠信代表天津工学院红卫兵、红战友赠给总理一个“八·二五”帽徽和一个经历过“八·二五”革命风暴洗礼的天津工学院红卫兵袖章。当把袖章献给总理时,总理伸出左臂戴上了我们的红袖章。总理在接到我们的“八·二
    五”帽徽时,关心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胡忠信:这是我们翻身的日子总理:噢!这是你们解放的日子
    最后,总理、闫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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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五名代表和共产主义红卫兵五名代表,于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一日晩九点十分到夜一点多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总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并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座谈中在座的还有华北局负责同志,河北省的负责同志。
    晚九点钟,我们二十名代表来到会议厅门口,总理走出门外来迎接我们,我们看到了总理,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走起路来十分强健有力。总理虽然年近七十,但脸上没有丝毫皱纹,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为我们革命老前辈的身体健康感到幸福,总理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我们的代表一一向总理问好,并代表全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和共产主义红卫兵全体战士通过总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并祝林副主席、周总理身体健康!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一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毛主席给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说有事研究,这时才结束了同我们的谈话。周总理带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共产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并请总理将我们的另两付红袖章转送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我们给总理带好了袖章,总理说好,我跟你们合影,合影后总理不止一次、两次的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个个心中都下定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座谈开始,总理点名:“赵红旗!”赵站起来回答:到。总理高兴地说:“红旗”这个名字很好!你是后来改的吧?赵答:不是,从小就叫红旗。总理:你多大了?赵:二十二岁
    总理:噢!这也可能。总理又点名:王淑兰!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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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是北县的?噢!是农村的,你们那地震怎样!(总理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就详细的关切的问了地震区的情况)
    总理:你回家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呀?
    王:我回家一次,你放心吧!现在没事了,家里都挺好的,照顾的非常好社员干劲都很大
    代表插话:我们搞四清都在地震区,那里建设得很快总理:噢!你们在哪个地区代表:我们在隆尧地区。
    总理:我去隆尧时你们在那儿吗?
    代表:在!当时您在隆尧县委大楼下指挥战斗,我们有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您
    总理继续点名(这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同志)“刘学敏!你是宁普的?也是地震区,你们那儿的房子盖了吗?”
    刘: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没有回去看看吗?也没有去信问问吗刘:没回去,家里也没告诉我。
    总理:噢!家里人是怕你们惦记,你要关心嘛!往家里去信问问嘛
    (总理继续点名单,互相交谈着。念完了人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起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提出我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袁血卒和中央××领导人的关系问题。)
    代表:据天工红卫兵某些人说,天工红卫兵曾三次会见了中央××同志,交换了袁血卒的问题。
    总理:噢,这倒是个新闻!怪事!××近年一直休假,更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接见红卫兵呢?
    个工作人员插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接见过一次,在大会堂
    代表:一个天工红卫兵战友××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京回校后说:“我这个地主狗崽子也到中南海兜了一圈!”
    总理:这是吹牛!中南海大得很,在外边转也是转一圈。袁血卒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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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袁血卒是我们学院的党委付书记兼付院长,是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经省委批示了。
    总理问×××和×××:是吗?
    ××:(点头)批示了!省委同意批斗。代表:可我们批斗袁血卒有人说是大阴谋。
    总理:黑帮揪出来,你们就斗嘛!怎么斗黑帮还是大阴谋呢?哪儿那么多大阴谋。
    (此时总理马上派人用电话去调查关于袁血卒和××同志关系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代表问:袁血卒的大女儿在天津市一女中上学,据说她近来请假回家整理他爸爸的材料,就等××或总理的一句话了,只要有××同志或总理一句话她爸爸题就可以解决了。
    总理:这种人就是吹嘘!我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把我当成他的后台?这更证明他是好吹嘘的了。
    (电话,此时调查报告送来了)
    总理念调查报告:天工红卫兵代表共六个人,通过文革小组介绍,合乎手续
    九月二日××接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调查袁血卒的历史问题,××介绍他们去中央组织部,并告诉他们袁血卒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不然就不会派到天津去工作。他们向××也汇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给江青同志写了封信,并将他们的材料转给文革小组,以后又来了,没接见他们。另外,中央办公厅付主任×××接见过他们,但从没给他们(天工红卫兵)写过信,×××同志说:“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红卫兵写过信,只是接见过他们。”
    接着又谈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天工红卫兵的问题。
    总理:是革命的就要支持,你们要是不革命我就不和你们在这儿谈话了。我支持你们,他们我也支持,这不能说是折衷和稀泥,思想总是在变动,都是有先进与落后,代表提到左派和保守派的问题。
    总理:关于保守派问题,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党内也有中间的,偏右的,各个队伍中都有左、中、右,不过左派有的多,有的少,左派和先进派一开始都是少数,经过团结和争取可以变成多数,而多数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变成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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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一时一个变化,左,是有限度的,左的超过了限度就下来了。我和第二司令部谈过话,北京××学院马上开始整风,他们过于相信工作组了,我问他们什么叫整风?他们说:就是让过去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也参加整风,让他们给予批评,给提意见。这好啊!这很有涵养。他们给我写了信,我给他们发表了。当时还有××学院热烈支持响应,北京各派也还有分化,目前达到
    (我们和总理谈到大方向的问题。
    总理说:我对北京院校讲的话,我现在还认为原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八一八红卫兵也好,其他各种名字的红卫兵也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是以十六条为纲领,那个红卫兵也承认这几点,大方向能说不对?你们的领导是毛主席,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纲领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纲领“十六条”,大方向当然是对的。你们应该统一但又不能统一,这是个思想态度问题。左、中、右反映一定的阶级社会存在,先进开始总是少数,争取多数就要排除右倾错误思想,成为多数以后,又岀现新的错误思想,不断排除,不断进步。阶级消灭了,思想也有左、中、右,思想没有变化了,人还有什么意思?有了保守的,就得排除吗?在斗争实践,锻炼白已嘛!
    代表:可说我们大方向是错的,因为我们和省委进行了辫论,我们的大方向就错误。
    总理:你们是绝食的?
    代表:不!我们是反对绝食的。总理,你们是少数受压制的?
    代表:是的,这个问题,都知道。(汇报十月二十七日的情况。)
    总理说: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应该讲道理,要材料追査材料,中央要发一下紧急通知,解决这个问题,该交的交,该烧的烧,因工作组接受领导的路线不能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代表又讲到十·廿七事件×××用大汽车开路的问题
    李颉伯说:确有这事,Ⅹ××只得这么检査,再详细就不好说了……。(然后代表提起长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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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长征问题,进行徒步长征,陈伯达同志给讲了一些,大学生跑到人民日报社,并且和陈伯达同志吵,说陈伯达同志搞阴谋,大串联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嘛!北京学生南下的多了,走了还回来嘛,并且也不是叫你们都去,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接见时还谈了这回事,有人说:北京学生都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两条路线斗争,不是同学之间彼此斗,不是你那派斗我这派,也不是我这派斗你那派,不希望同学斗同学,保守派不是百分之百都保守,观点有错误,可以改正,不断地变,路线斗争不是一方走了,就不能进行,走了还要来嘛!路线斗争是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路线错误是领导不是学生,学生受影响受蒙蔽,应当解脱出来,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三种提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少数人就不能搞路线斗争了?三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争论,我和我的秘书在办公室里就进行讨论,人的思想斗争反映路线的斗争嘛!比如我吧,脑子里也有保守的东西,经过我想想之后,排除了保守的就先进了一步,昨天的稿子,今天改了几个字,这就是斗争,人的脑子要象石头那样僵化,那也无所谓人类了
    不要你打我我打你,这就是斗争,我今天就讲这些了,你们把全部的问题想想,关于你们同那一派红卫兵的争执和省委的问题是在北京解决还是在天津解决,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保证不武斗,我保证说服他们不要武斗,他们打你们,你们也不要还手,这不就停止了吗?省委的问题是另外的,他们要检査,争论我不参加,我参加了就不能办别的事了,我只能给你们扫清障碍,打人的事可以解决,以前你说他们打你们,他说你们打他们了,并且也找些借口,刚才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以和省委解决自己范围内的问题,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下去
    不要堵省委的门口,有子弹就炮轰,堵门口省市委不能办公,始终堵住不放,那省市委的工作怎么做?
    十月十八日晚上的会议决定发一个紧急通知,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把中央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了,以前党委和各中央局有些被动,有些地方连中央精神也来不及传达,社论一发表,红卫兵就起来了,就冲来了,这样也好嘛!使我们的干部受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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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材料我们省委强挤了两天时间念了一遍。
    总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了,所以用10-20天时间充分学习领会精神,你们好好整整队伍,不然会分化的,北京这边象××和××大学都化整为另了,×大学分化到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了。各种思想都在变化,这就要内部好好整顿,提髙思想水平,必须按十六条整顿,把思想水平提高了战斗力就加强了,当然我说的是思想战斗,一旦国家有事情,你们就成了后备队了,以民兵为标准了,目前还是个文化战斗队,这俩书记(指×××、Ⅹ××)不能留在这儿,我的意见不再对这个争论下去,要高举主席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会胜利。
    我不赞成留在这里,天津的问题在这里不好解决,我只帮助讲些大道理,不是保守不可变进步,左派也可能变成保守,政治态度是可以变化的,保守可以变进步,左派超过界限就可以变成保守,革命左派不是自封,也不是别人恩赐的。
    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相信省委挺身站出来检査,省委解决不了会派人去,但决不是我。
    现在把打人骂人取消,你们不打他们,我说服他们不打你们,你们大本营在天津,你们可以写材料给我,我可以看看,也可以转给中央文革小组,我一再讲,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不做总裁判,××、×××在北京总要和你们谈一次,派代表还是全体?(×Ⅹ×插话:派代表)我认为代表好,派代表可以坐下来谈问题,人多了一起哄怎么谈问题?象现在这样打不起来,人多了就不能保证了我还相信省委,你们可以再找找看,省委再解决不了,可以再来嘛!进一步解决要靠自己努力。
    总理问:你们知道我给他们(天工红卫兵)讲什么了吗?代表:我们不知道。
    总理:没有告诉你们吗?代表:没有。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些大道理,都是主席的大道理,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恢复×××的自由,他们很快答应了,不要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怕别人抢走了(指×××),听说你们今天也抢了,是吗?
    ××:没有抢,是我们去看他们的总理:听说你们还要扣留他们?
    ××:没有扣留,你打电话要我们一起接见,我们马上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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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又谈到长征问题)
    代表:根据我院的情况是否适合长征?
    总理:徒步串连到工农中间去嘛!做长征打算,整个大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有准备,有个安排,从现在看,春假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不了的,可能到暑假才能结束,从长征利益着想,还是把事情处理好,长征不是小事,凭一时激情不行,应该做好准备,应该好好安排,长征到社会上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昨天见你们(天工红卫兵)也谈了这个问题
    我正在开会,听说他们弄着××Ⅹ步行到北京,不管是他们弄着×××,还是×××带着他们,二百多里地嘛!来个小长征嘛!锻炼、锻炼!当我打电话诉×××不要派车去接他们时,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上车了,看来长征不是容易的事。
    代表们谈到搜身、封门的问题。
    总理: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广播器材共同使用,只能平等相处解决问题。
    总理:我反对这种作法
    最后出来时,家在地震灾区的同学对总理说: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灾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非常好,灾区人民无限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他老人家放心,总理的问候是对灾区人民的巨大鼓舞
    (此材料根据座谈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之处我们负责)
    天津天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小组整理11月13日
    (来源:《大字报选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在座的有:天津大学红卫兵代表六人、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二人、东风大学(师院)红卫兵总部代表二人、天津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四人。在座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李颉伯二同志、省市联络站站长杜长天同志、华北局卢志彬同志、省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儒洪升同志。廿二点五十分左右总理来到会场,代表们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後齐问:周总理好!周总理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代表都是哪个学校的。各校代表向周总理献袖章,周总理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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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大学红卫兵联合总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总理开玩笑地说:他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你们也让我参加红卫兵!代表们说:两个都参加!周总理笑着说:那人家该说我是折衷主义了!代表们都笑了。然後,总理点名熟悉人。〗总理问天大:你们住在那儿?答:华北局
    总理问:你们总部在北京有几个人?答:两个人。总理问:你们来京干什麽?答:学习
    总理说:中央同志讲话你们都看到吧?听说你们互相传说,连陈伯达同志讲话的草稿都传出去了,都传错了。代表说:我们没传。
    总理说:你们二十五个大城市的革命师生在京都参加了哪一派?都是一派吗?你们之间是什麽关系?答:只是互相学习,联络传阅一些材料。
    总理说:第一步只能是学习,联络第一步只能搞全国的
    然了,全国也
    可以成立,不过大家得承认。
    你们想谈什麽,我对你们亳无所知!(笑着说)上次接见第二司令部时,×××来了。我以为你们(是指某校红卫兵)是和第二司令部志同道合的。保守也不是固定的,是要分化的,主席接见都是说接见革命师生,不能说接见"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青年人的思潮是起伏的,分一时期又合,合一时期又分,有左中、右之分。左的先进一点,坚决一点,看问题远一点。左派要争取多数,把中间偏右的说服过来,多数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新的观点出现了,又要分化。青年学生总不能象我们伟大领袖那样能把人们思想集合起来。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才涌现出来的,经过几十年奋斗,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更改的,青年怎麽能够呢?从路线斗争,社会的斗、批、改来看,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延期到明年暑假,我们透露过几次了,现在确定下来了,要公布。经过一年的考验,更多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
    (接着代表提到总理上次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时所说保守派问题。)总理说:都是革命学生组织嘛!有左的,有中的,保守是中间偏右一点。毛主席接见的革命师生,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放假革命嘛?有的保守一些,後来改进了有坚定的,有动摇的,这种状态完仝可以理解。有闹的坚定,有闹的动摇,这种状态常发现的。看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两个,後来几个,几十个。清华也分化,革命师生大家志同道合,朝着一个方向,起伏不定,总是经过一个考验时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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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左的要说服大家,团结大多数向前进。先进的可能又有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观点。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经过几十年考验奋斗涌现出来的。在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中是不落的红太阳。青年人嘛,这个问题,这个人看得准一点。哪个问题,哪个人看得准一点。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把初期革命完成,半年是不够的。大学中学要延长到明年暑假,时间不能短,短了不能考验一个青年,时间长对一个青年有好处
    你们不同於我们当年闹革命,匆匆忙忙的,时代不同了,你们处在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根本变化了。你们太幸福了。现在有毛泽东思想,有利得多,放手让青年闹革命。我说老实话,没想到过,做梦也没梦见过我也没做过这样的梦。你们梦见过?(把大家问笑了)也许有人幻想过。但是,只是幻想,不是现实,现在成了现实,道路还不是你们走出来的。现在实现了,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主席批了一张大字报,威力就那么大!运动轰来了。第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不是主席写的,是主席批的,主席抓住了公布了,其作用多大!这还不是群众的创举
    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登报後,想不到大字报满天飞。原来想大字报有两个内外有别,国内外和校内外,不让贴在街上,外国人不能看,初期这些苗头就是怕。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利用工作组打击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发展到围攻群众,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都登报了,大字报都贴到大街上去了,还有什麽内外有别,外国都知道了嘛!这就是主席的伟大报纸一登就冲破了界限。要冲,就得有大字报,没有大字报怎麽冲破呢?这就是群众的智慧和领袖的英明决断相结合。
    以前四清,工作组需要一点,人不要多,主要依靠群众,放手反动群众。人多了搞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就不好了,冷冷清清也不好,廿三条给纠正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反动群众,特别是学生放了假,又不让他们搞,这是矛盾的。…北大陆平撤了职,党委解散了,六月初在北大开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主席说要少派,最好不派。但是全面开花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天津没有派,但党委和工作组差不多,总想包办代替。(李颉伯插话:天津只是师范学院派了。)主席早看出来了,要让群众自己去闯,既放手就让大家闯,运动初期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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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都是这样。目的是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整有错误的也好总得自下而上轰一下吧!
    不过,群众起来闹革命,出现这么多组织,没想到。原来只有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十六条确定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把这些写上了。群众不受这些限制这方面,中学比大学强。首先红卫兵是中学搞的,中学生比大学生闯劲就大。我参加过你们小弟弟、小妺妺两次座谈会,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照这样说,我们就成了保守派了。(笑!)就是他们革命,当然这么说是片面的,但红卫兵首先是清华附中闯出来的,而不是清华大学闯出来的嘛!更大的创造性是出现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称我们都没想出。
    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写了三篇大字报。《造反有理》,主席看了很称赞,给以支持。这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主席的英明果断。八月四日我到清华讲话,代表主席对红卫兵表示称赞,欣赏。那次以后,全国就轰起来了。到“八·一八毛主席肯定了,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下全国都有了。这是谁创造的呢?还是群众,主席一下子抓住了。新事物总是由群众产生,领袖的英明智慧把它抓住。
    天津没有北京组织多。红卫兵……分几派。革委会应该是革命师生的统一战线,一百天了,还没统一,聂元梓领导的革委会也有部分人不拥护。全国还没有个像样的革委会,原因是青年的思潮起伏大,有的组织校内的、全国的,有的组织到边疆,有的想成立国际红卫兵。国际红卫兵人家不承认不行。日本几个红卫兵镇压下去了。坦桑尼亚有几个朋友带着我们红卫兵赠给的袖章回非洲,在机场上人家检査,学习中国红卫兵精神,不让检査,报纸登了,说中国红卫兵闯进了非洲。坦桑尼亚会不会发展红卫兵,这要看它自己的条件。
    红卫兵在国内如雨後春笄,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红卫兵在学校发展,也向校外发展,还要向全国发展。时间拖长,放假到明年暑假是必要的,给你们个机会。
    开始时,北大的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串联,後来主席一批判这个错误路线学生们马上冲倒社会上去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们有些被动。後来主席接见大家,又坐车不花钱,後来派专车,後来吃饭不花钱,这就主动了。我向你们介绍这个经验,要紧跟毛主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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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思想有个时期保守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往前进嘛!就象运动员一样,有先进的有後进的。这不等同於法国保皇党,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保皇党。资产阶级政党,他们至死不能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是起伏的,本来是前进的,不能认为一个问题上保守就不能前进了。对於某个问题陷於保守,没关系,不要气馁,懊丧,我看犯点错误对你们有好处,错了就改,没关系。北医的整风空气很好极"左"的不相信,我看人家是有诚意的。第二司令部有几个单位说要整风,我问“闭门整风吗?”他们说:“不!是开门整风,先让左派批评我们,然後自我批评。”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们(指北医)的主席思想学得不错嘛!相当不错!左派就不犯错误?我不信,犯错误就改嘛!阶级兄弟嘛!宽人严己嘛!又不是敌我还能幸灾乐祸吗?敌我之间才能幸灾乐祸。同志们有缺点,有错误,要帮助他们,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也要欢迎别人批评。
    (总理说到这里,问了问各校的情况,天大红卫兵提出两方面红卫兵中五类多不多的问题。)总理说: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红卫兵的条件总不能比党员还高吧征兵条件是要求严的,要贫下中农、工人等,但表现好的还可以嘛!初期我们支持一下,解释为红五类为主体,还有四肢嘛!我们对新生事物是欢迎支持的。欢迎是第一。以后发展到适当的时候,再指点指点。新生事物开始时总是毛手毛脚的。红卫兵发展到现在还那样能行吗?小孩总是成长一段才教他走路,说话总不是一开始就教。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太阳刚出地平线时的红不是真红,是地平线的反射,升到东方才是真红,才能发出它真正的光辉。最近不是传着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吗?那是初稿还没定稿,有许多字都传错了。象主席那张大字报也传错了。你们还得跟着改。这样传对国家机密不利
    这半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放假到明年开学(九月份)还有十个月时间很长,自己要很好计划,如何搞学校,社会上的斗批改,如何和群众相结合,各单位领导要掌握运动的规律。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前进一点,有些落後一点,没多大距离嘛!原来前进的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落後,和运动员赛跑一样,那是运动赛跑,咱是政治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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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看表说:十二点我还有会。接着说
    今後你们的事情还很多,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外地来的见了主席还不走,占着地方,再来的没地方,送不上饭,天又这么冷,在外面坐着,怎麽能行呢?
    永定门车站又来了三十万人,我要去为三十万人服务。现在外地学生还有大批都见过主席也不回去,你们天津的是得天独厚,不应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离北京近,你们回去做做动员工作,让出地方来让外地的住,现在大学都串联去了,把大夫也都带去了。外地同学无法住,这不好。这次来的中学生多,乡村来的多,他们比较老实,不象城市的那样调皮,这也不是不变的,在城市呆些日子也会变,存在决定意识嘛!现在居民区三分之一住上了,(原稿如此)六十所高等院校最大睿量三十万,现在只接待二十二万,原因是有见主席後不走的。现在北京已有二百四十万,你们倡议倡议,带带头,让一让,在北京少留人,你们这儿留有多少人?(答:没有多少人了,大家都回去了。)好,那你们更有资格说话了。
    天津大学的问题有特殊性,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没有?反映情况没有(答:联系了,反映情况了)你们和第三司令部联系,这是一个办法,你们自己还要搞岀个样子来,做个榜样嘛!(大家递材料)总理笑着说:××的事我再声明,我不陷进去了,北京我已陷进去
    (有人把某校红卫兵印发的:“号外”——说总理说他们是左派——递给总理)总理很不满意地说:发“号外”,捧自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於你们学校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寄份综合材料(一两千字)给我,明天上午十二点交给我能行吗?(答:行!)
    你们先别走,留一天,後天再走,我派报社同志到你们那儿了解。派人到××到社会上调査。调査清楚了才能解决嘛!
    现在省委只能做团结工作,现在省委能召集两派到一起开会吗?(答:不能)不,有一派很好嘛?打了不还手,骂了不还口,象解放军一样嘛?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高举十六条。
    天津有一个问题,省委可以检査,听说你们做得很好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时南大、天大、东风大学都汇报了一些基本情况)总理说:你们真的受压制,可以写材料交给我看一看。最近一天先别走,可以派中央同志和记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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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你们的情况。我只有五个秘书,主席让建一个班子,很忙,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提到打人)打人是不对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这个文件规定的嘛!(这时有的代表问:关于长征问题。)总理说:最近就要发通知,十一月廿日停止来京,因为天气冷了,明年春暖再来,再搞免费乘车到北京,还有充足时间来。停止期间在省范围内搞徒步长征,先搞个试点。各个省可以在短距离内搞试点,中央搞长距离试点。中央搞全国试点,为大家设计路线、粮站等。我们打算在北京搞个徒步串联访问站。今冬作典型试验,明春可组织,我们可以帮助。有人要走长征路,但要做好准备。以前我们过草地、爬雪山是夏季,还披羊皮。现在自然变化不大,必须做好准备。以前长征有两个敌人:一个是阶级敌人个是自然敌人。现在只有一个自然敌人。长征时要宣传主席思想,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走马观花,你也得到群众中去,参加劳动,群众干什麽,你就干什麽,向社会作调査,作阶级分析。这是主席的基本功!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们要学习好。我今日到主席哪儿去了,和主席研究过,长征不能一天走得太多,开始十几天走得多一点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李颉伯同志插话说,有的计划一天走百里)。总理说:长征时还要搞分工,计划、社会调查、做工作,一天走五十里就不错了。
    (当我们提到黑材料问题时)总理讲:关于黑材料等问题,透露一下中央有新的决定精神,把那些档案都烧毁。(当我们讯问後)总理又讲: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五月开始整理学生的材料,档案都要销毁(这时Ⅹ××同志插话:总理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无论是对方搜去的或交去的,都要交出公开烧毁。)接着总理说:对,有这样一条,各方派代表一块销毁,过几天後就有通知发表。
    总理接着谈着,看表。时已零点三十五分了。)急忙说:好,我得去开会了,解决那三十万人的事情去了。说着走了。接着阎达开,李颉伯等同志又和代表谈了谈。李颉伯同志说:你们和另一方要坐下来,达成协议。我们的总方向是致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象打人武斗,砸东西,这让我们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我们的态度是这样,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我们不同意。有的人贪小便宜,总要吃大亏的,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也就是革命人办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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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达开同志说:你们给总理写报告时,也要检查自己的错误。
    (来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月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上)》。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者: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
    听了你们的发言,综合为以下五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个人建议,有些是传达上面的指示。
    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告诉同
    志们,有这三条批示。这三条批示是怎样来的呢?是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些地方不那么好,上海组织比较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因上海是国防前线,南京军区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三条建议。林副主席报告毛主席,同意这三条意见,答复南京军区,并发各大军区,告诉各省、市委,全国照办。这三条批示是
    (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单独成立红卫军和其它名义的组织,只应参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2)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且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批示这个文件,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呢?不是。上星期六京筹备处的红卫军要见总理,是我接见他们的。他们问,是不是不信任?不是的,正是信任,为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转业军人是参加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他自己的单位,都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要求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在本单位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单独成立组织就要脱离本单位的组织。另外,本单位的群众参加木单位的组织,再参加其它组织,时间、精力一定有困难。因此,就应主要去和木单位的群众一起去搞。荣复转业军人在社会各方面都要起骨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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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作用,不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本单位的主要力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呢?不会的。可以和群众一起搞,起骨干带头作用更大,精力也来得及。(念十条规定第二,八条)
    我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考虑这些是正确的,当然你们单独成立组织也是为革命。(有人递条子,要看文件)这是电报,电报密码是机密,不能张贴。我是亲眼看见了批示,因为他们没正式向你们传达,出了大字报。警备区说他们没贴大字报,是谁以警备区的名义搞的,要查清。如果是警备区贴的,这是严重的错误。周彪同志七日应当看到,他为什么不向你们讲,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怀疑是有道理的。
    大家谈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这是很好的,但这里要提一下,如果思想不通,毛主席说要打通思想,如果不通,怎么办?我建议,可以由你们负责同志代表和群众共同决定,是解散还是不解散,如果思想不通,可以同群众商量,自行解决。北京、中央军委只是宣传,但决不能强迫命令解散,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的,你们要作为解放军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说服,决不会压服,要解散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是外部,省市委、省军区都可以帮助你们做好工作,把内外工作做好。如果确实困难很多,不能强迫下命令你们商量好了,解散不必很着急。(李正君代表仝体交袖章)你们这种精神很好,但还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再肯定一句,第一是主席指示,确确实实。第二,听毛主席的话,要执行,群众不通还要商量,如果说要保留,军队决不干涉,不会说黑组织,要做好工作。
    、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省、市委也不会这样做,因建立组织时还没有这个批示,现在听毛主席的指示是好事,原来组织也不是错的,是为革命。所以没有理由批评你们,如果批评你们是错的。当然有些厂矿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可能打击你们。现在有十条规定,第二条和第八条,领导不执行,你们可以造他们的反嘛!他们想打击迫害你们,十条规定的第八条就有保证了,真正革命同志一定保证政治、经济、人生不受迫害,如果不执行,你们向省市委、军区反映,必要时派代表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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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警备区传达方法不适
    当,应先向民兵讲,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郑副司令员去了解,事实有出入,大字报他们没写,摩托车问题他们不知道,是某部队不受警备区领导,是偶然误会,应该谅解。群众斗、打,是不是他们挑起来的?若是他们挑起的,是严重错误;如果不是,是群众自发的,看警备区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袖手旁观,不理也不对,应该说服群众,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什么事实你们还可以讲,北京军区会调查,并严肃处理这个问题。警备区主要做民兵工作同时也要关心复员转业同志的工作,关心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当然,政治生活、物质生活,要靠本单位解决,解决不好,可以向人民武装部门反映,如果我讲的有出入,你们还可以揭发,由北京军区调査查处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受到打击,受到压制,明天还有同志去你们那里,你们可以谈。如果确实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过去的事情希望同志们看大问题,过去的问题,不一定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按紧急指示办事。如果过去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揭发批判。
    五、想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七十多岁了,不仅管中国的革命大事,还要管仝世界的革命大事。林副主席管全国、党中央,事情很多,不要要求接见,照顾他们的工作和身体健康。但可以向同志们建议:建议周总理接见你们,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建议你们派代表,最好象今天这样,不仅接见,还要开座谈会。今天的意见,我保证向周总理报告,接见时不可能都发言,有些重要的问题,周总理会答复你们的。建议你们留一部分代表大部分同志回去。周总理接见后,讲话回去要传达,不必都住在这里,你们住在这里条件差,病了也不好。你们着急,厂里的同志也很着急,可以留代表在这里总之,三条指示是传达,其它意见是我个人的。同志们都在人民军队里做过工作,希望站在战友的立场上,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主席语录》第八十九页“人民军队”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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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主席语录》第二三三页,第三段)
    有些同志立过功勋,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保持光荣传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坚决地执行十六条,模范地抓革命、促生产
    向你们来京的全体同志们问好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1967.01.18;中发[67]26号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来源:根据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年5月)
    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中共天津市警备区的报告副司令员并军区其他首长和全军文革
    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
    这是一个初级中学,一千三百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五六十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加,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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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的临时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分清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扶持新生事物,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争论了二十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二月十六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但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感召力,两天内就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起来了。可是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大杂烩”、“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组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组织任务服从政冶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期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三)狠抓大联合的活思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组织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我们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后,广大师生致认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革命、促教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统一红卫兵队伍。一句话,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同时并发动所有干部和师生的骨干做好每个人、每个队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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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组织大家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由下而上整顿和发展工作过程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五百二十名红卫兵中(占受训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郑三生赵瑞伦杨竹亭
    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三月七日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有
    手稿)注释(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
    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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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1967.03.08;中发[67]85号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红卫兵战友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崇拜的心情,万分激动地向你们报喜: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延安中学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并且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建立了革命学生、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大用“老三篇”、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出现了人人学毛选,人人做好事,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校园内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形势好的很,而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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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派解放军同志来我校进行军政训练,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支持!我们由衷地感谢解放军同志,由衷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的体会是
    (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我校在军训前,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战斗组与战斗组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互不信任,互不服气,不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有的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滥发“宣言”招兵卖马,结果成了大杂烩的“杂牌军”;有些组织的“头头”滋长了占山为王,称王称霸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有的组织和社会上的落后组织来往密切,并参与了些打、砸、抢活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敌我不分,阶级界限不清;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怪。针对这些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首先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深刻揭发、批判和控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增强了广大革命师生的阶级斗争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运动中受了血统论的影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其它战斗组错误地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视为主要批判对象,先后将“红卫兵”连部抄、砸十余次。在学习中,大家深刻地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道理。“造反兵团”的战士们说:“对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分为二,既要看到他们现在的缺点,又要看到他们在运动初期横扫四旧的功勋;既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又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教导,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认真检査了自己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而不能团结大多数革命师生一同闹革命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传
    队”和“先锋队”为争一张桌子,互相攻击,认为大方向全然不同,三个月不说话。学习中认识到,这样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双方开了团结会,表示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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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一心为集体,一心为革命的思想大大发扬。学生满玉珍在助民生产中,压断了社员一根扁担,他想到毛主席“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的教导,跑了二十多里路,从家里拿来了一根还给了社员,社员感动的说:“你们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好后代。”原来战斗组所占用的房屋,电话、桌椅、办公用品和“抄”来的东西纷纷上交。广大师生自己动手修理门窗桌椅,还把原来的大袖章改成胸章。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已成为广大革命师生自觉行动。
    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纷纷回到教学班,和同学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亮思想,斗私心,破私立公,一起开“讲用会”,一起劳动,放下架子给同学打水,热饭,打扫卫生,修理桌椅。老师们的模范行动,使广大同学深受感动,有的主动找教师检査自己的缺点,互相谈心。从而消除了隔阂,改善了关系,加深感情
    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广大革命师生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消除了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隔阂,增强了革命师生内部的团结,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及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仝校大联合好的很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有的战斗说:“我们的人马壮,粮草足,力量大,要联合就得以我们为中心。”有的说:“我们的人手虽然少,但论时间我们最长,论资格我们最老,论贡献我们最大,当然应以我们为核心,其它组织向我们靠拢。”还有的组织说:“我们的人数虽然少,成立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可以发展壮大。”没参加组织的说:“战斗组织不可靠,看看再说吧!”他们还说:“各个组织都是跨班、跨级、跨校,这样联合起来,将来怎样上课呢?”争论很激烈,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各霸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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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担任“当然领导”。就这样,争吵了二十多天也没有结果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组训五连(二年九班)学生于二月十六日贴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倡议立即轰动了全校,绝大多数战斗组织的战士表示,这个倡议好的很,我们坚决支持;原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学生说:“这下可好了,我们也有着落了”;教师们也高兴地说:“这样做,既利于革命,又利于教学,也符合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同时,也得到解放军同志的大力支持。
    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的感召力,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同学纷纷退出原来的组织,回班参加了大联合。建立了以班、以校为基础的班、排、连、营、团的战斗的大集体。两天内即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了起来
    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些阻力,有人说这是“折衷”、“调和”、“和稀泥大杂烩”、“不适时”、“破坏文化大革命”,甚至扬言要“赴京告状”。这些思想反映了部分同学对运动的新形势和以教学班为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意义认识不清,或是私心作怪,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第三期社论,广泛地发动群众,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辩论,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师生自下而上地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战斗在起,互相了解,谁革命,谁不革命,群众最清楚,更有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符合向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需要,这样的革命大联合怎么能说是“大杂烩”呢?那些先有“司令”,后招兵买马,跨年级、跨班次、跨学校凑合在一起的组织,才最容易成为“大杂烩”,最容易被坏人利用。至于“不适时”的论调,大家则认为:“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是当前运动的迫切需要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这样做,也是中学当前实现大联合的好形式,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好方法。
    (三)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做好大联合中的思想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战斗组织在破四旧,立四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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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狠斗私心,破私立公,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实现仝校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结合”;这样做有利于复课闹革命;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有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句话,有利于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的战斗任务。通过反复讨论、反复宣传,大家统一了思想,认准了大方向,克服了各种阻力,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起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唯恐回班闹革命遭受冷遇,经过整风学习,一致认为应该去掉私心杂念,回到广大革命同学当中去,一道闹革命。这是又有同学讲“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整风学习后,局势刚刚好转,就要‘分开’,太可惜。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的教导,提高了认识,大家说:“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是‘初级社’到‘高级社’”。并一致表示:要做一颗红色种子撒遍仝校,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回班闹革命的誓师会上表了决心,写了喜报,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回班参加了全校大联合。
    月二十八日,全校革命师生欢欣鼓舞,召开了全校大联合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热烈庆祝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大团结。
    (四)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临时的领导班子。
    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在基本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后,急需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班子这是巩固大联合,把运动引向深入,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重要条件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精神,采取自下而上的选举了由学生、教师、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正式文化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前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全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管理师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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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校文化革命运动更深入了。过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个战斗组只意见不易统一,甚至如大会主席团人数等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组织一次批斗会,往往协商七八天也定不下来。现在临时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反映,现在运动有人领导了,复课有人安排了,生活有人管了,工作有人抓了仝校出现了抓革命促教学的大好局面
    (五)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
    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负责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工作。三月一日统一了全校红卫兵组织,称为“延安中学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经过整顿、巩固和发展的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的百分之五十九),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每一个革命小将都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岀现在我校斗、批、改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上,这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这是一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队伍。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核心力量。这个队伍在复课闹革命中,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的模范,是抓革命促教学的先锋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是广大革命学生无限热爱的组织,是渴望参加的组织。广大革命学生在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时候,他们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剥削阶级出身的」云翔同学更是致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在日记上写下,“今后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誓言。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同学也纷纷表示:决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参加红卫兵组织,这时,有的红卫兵小将和同学结成了“一帮
    对红”的对子,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思想互
    助,互相谈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整顿、巩固和发展后的红卫兵组织,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学校抓革命促教学的一支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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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一面上课,一面闹革命,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一九
    六七年三月十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我们二年九班,是女生班,共五十一人。军训前参加战斗组织的只有八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了认识,逐步实现了教学班的联合。我们班是全校头一个实现全班大联合的
    我们深深体会到,以教学班实现联合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开始,我们提出班为单位联合的倡议时,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这时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的指示,又结合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本校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学认为以班为单位的联合,是当前斗争形式的需要,符合斗争的大方向。但也有的说:“这是‘大杂烩’、‘合稀泥’,是盲动主义,成立的快,解散的也慢不了”等等。有的公开贴大字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同意以教学班联合的人,也有些动摇了,甚至报名的也犹豫起来了。怎么办?这时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经过艰难曲折”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教导后,大家信心足了,一致
    表示,凡是符合大联合
    下缺两页原文,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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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思想。过去,战斗组,各自为政,各占一房、一桌争地盘,争东西,容易助长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现在,一个班团结一起,在文革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有利于复课闹革命。过去很多战斗组占很多教室设“总部”,无法复课,现在全班、全校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可以既能复课,又能革命
    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过程,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是破私立公的过程,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过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革命一步也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颉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原来是全校最大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与全校革命师生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革命大联合。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风头主义的结果
    月十六日,二年九班革命同学提出了以教学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倡议后,我们“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有些人,就大叫大嚷,说这是一颗大毒草,是保皇派的鬼把戏,纯粹是“和稀泥”,“大杂烩”,有的还说,我们组织最大,房子最多,努力最大,东西最全,选举时票数最多,夺权时权利也最大。总之是从“私”字出发,从小团体出发,与己有利即欢迎,与已不“利”则反对。
    我们在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用四天时间,以整风的方法,组织大家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老三篇”,在开门整风中,亮思想,斗私心,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认识到,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是束缚自己思想不能得到解放的枷锁,是当前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敌人。这些错误思想直接起着阻碍运动向前发展,客观上起着瓦解自己,帮助敌人的离心作用和消蚀作用。问题的根子找到了,危害认清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克服头脑中“私”字的自觉性,增强了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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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革命不分先后,组织分大小。不彻底打倒“私”字,打倒风头主义,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一句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件不做。
    通过开门整风,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克服了个人主义和大队沙文主义,树立了集体主义思想,跳出了“坐井观天”的小圈圈,认清了当前运动的大世面。
    我们全队认真学习了二年九班的倡议书,认为这个倡议好的很,是二年九班同学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是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战斗号角,是大方向。认识提高了,方向认准了,行动就自觉了,通过大家的充分酝酿讨论之后我们于二月二十三日召开了由全校各战斗组织派代表参加的回班闹革命的誓师大会,会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提出了要求,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回班闹革命、抓革命促教学的新的斗争中,做出新的贡献。当天我们全队人员兴高采烈地回班参加了大联合
    实现仝校大联合之后,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许玉仁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
    (来源:原载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包头:1968年1月)
    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1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根据
    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
    七年三月九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
    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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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
    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接见的有李雪峰同志、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副司令员。被接见的有肖政委、郑三生,革命的领导干部有解学恭、胡昭衡、赵曙光江枫五个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四十九人,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岗山等为特约代表。10:05分中央首长进入会场,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首先周总理向郑维山说:“郑维山同志,是你讲还是肖思明同志讲?”周总理接着说:十多天,我想弄清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有四川、内蒙要办,不是故意卡你们。有的比你们来得晚也接见了,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天津的问题算什么,我先声明一下。
    肖思明同志说:“天津驻军于1月23日按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作了一些工作,由于我们的同志学习不够,出现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1.在促进革命派大联合方面,虽然开了五个代表大会由于时间仓促,还有些革命组织没吸收进来,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少量几个保守组织也进来了。
    2.在几个代表会期间,我们跟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从全局看,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不民主,这样,应该选的代表,没吸收进来,如3月23日筹备小组的选举,结果使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职工代表会和中学代表会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总怕把观点强加于群众,违背
    十六条,没做细致的工作,想选的没选上
    3.对张淮三一手泡制的七个野战兵团,处理慢了一些,态度是明朗的,反复讨论了几次,请示了上级。这么庞大的组织处理要慎重,在上级没有批示时作他们基层工作,分化瓦解。这样作不能解决问题,又请示,发表了公告,态度明朗,采取了措施,发表了声明,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提这些组织,最近才点名虽然作了点工作,希望对军队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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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维山同志说: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几天了,十几天与同志接触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开会接见,我个人来讲应很好接触,表示抱歉。军队在天津作了许多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我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对天津大联合的帮助很少,北京的大联合是总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导的。按北京大联合经验指导天津大联合,如果天津出现缺点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2月6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去天津,听郑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我没有及时详细报告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直到野战兵团来京才报到中央军委。1号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亲自来抓,直到同志们这次来,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当面汇报给总理,才把这个问题处理下来,处理慢责任在我。天津驻军态度明朗。周总理接见我们对天津有很多指示,我们要尽快照办。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后,在今后大联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工作会搞得更好
    接着总理又把中央首长一一介绍给代表,以后有代表随使发言,发言时,有工矿企业的李勇,还有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成明,还有天工八
    二五的帅关仁发表了反面意见。(八·二五、劳二半等汇报情况从略)
    (反修锦纶厂汇报很长时间,总理打断他的话说:江青同志要讲话。)江青同志说:战友们,我对天津情况了解的不够,但对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害你的时候,你们二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车把你们接来的,值得我学习。我3月28日听了一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听了一些省分和个别专区的汇报以及群众组织的辩论,事物总是要有比较的,多方面比较一下,我对3月28日66军负责同志肖思明同志的汇报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作群众工作满腔热忱,爱护革命左派,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当时我的印象是66军作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团结进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满腔热忱、爱护就是不知怎么作好,有老好人的心情,这样好的军队,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几千、几万,甚至有惨案,这就不必细谈了。这么一比较,我觉得天津军队是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议吧,大联合外的左派组织也要想一想他们的苦衷。另一方面,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晩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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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米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大多数是好的,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我不认识他们(肖思明、郑三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替他们说话,我不是保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上,通过辩论来解决。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讲这些供同志们参考(掌声雷动)
    接着反修锦纶厂张村民又讲,总理打断他们的讲话,说:同志是不是可以集中一点谈,你们25个单位的材料,我们印发你们的材料,赠给我们一些。
    (当反修锦纶厂说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时)
    康生冋志说:我说几句,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
    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
    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时受蒙蔽的常有,列宁曾说过:上帝允许别人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比上帝强得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热烈掌声)
    有人说:八·一三炮打张春桥,八·一三代表说,我们是坚决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张春桥同志可以做鉴定嘛。张春桥同志当即说:“我做鉴定,我与八·的关系很好。”
    周总理的几段插话:“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有人提到红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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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代会有多少保守组织的时候,周总理说:“北京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后来还说对天工八·二五帅关仁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个姓张)说:“你们赶明天好好地谈谈吧,卫东和南大八·一八也好好地谈一谈吧,都各有各的长处,应在一起互相谈一谈。”戚本禹同志插话说:“南大八·一八是有功勋的。”其他首长都点了头。咱们的代表要发言驳反李雪峰派造的谣。周总理说:“这样好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接见你们,我们就不一次表示出态度了,你们在一起好好谈谈,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有别的紧要事情,后天再接见你们好吗?”(热烈鼓掌)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参加接见的还有李雪峰、郑维三等同志。被接见的有:天津驻军首长肖思明、郑
    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领导干部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赵曙光同志及天津五个代表会代表。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作为特约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周总理的讲话
    各位同志
    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个单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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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如果十分紧急必须来,要事先打个招呼,同意来再来。要来的话人也不要太多,两个人就行了,不要来了一大堆。你们晓得,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来一个人和十个人、一百人讲都是一样。现在不是大串联的时候,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大联合,“三结合”和夺权斗争,事情很忙,一个人能讲清楚,何必来那么多人?不要以为来得人多就见,人少了就不见。从来没有这个标准。你们回去传达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精简,要节约闹革命
    现在谈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天津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几个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总的趋势是一个大方向,但过程不完全相同,应该承认,有它本身的特点。不错,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北京轰起来了,上海、天津受到影响,全国也受到影响。同样,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受影响,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
    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凊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岀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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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下午万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査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哓塘死了跟着岀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话:你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
    ○“政法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
    布置,万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通到底的。就象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下。)就在你们鼻子底下嘛!你们要好好地调查。万张同刘仁集团有联系,同彭罗陆杨有联系。
    北京公安局军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军管。北京公安局欺骗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小将。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三同志亲自去的
    二零以后,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
    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你们想想,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个月了;如果从六月一日算也继续了八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天津的领导是瘫痪的。张淮三、赵武成,当然,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是他们一伙的。赵武成的问题,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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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颉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査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颉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査。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岀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大联合走向“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解放军、领导干部亮相站出来)在山西和贵州出现了。天津、北京也向这方面准备。在北京,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就是这样做的。天津,也是这样设想的。天津的发展过程,一月份仅仅是接洽而已。那时,形势还不明朗,万张反党集团还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势在扭转。这是公认的。以前是万张反党集团的黑手在活动,所以,接管公安局,群众放鞭炮,热烈欢呼,超过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通警都没有了。二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冇效。我知道晩了,否则告诉解学恭同志,天津也可以这么办。八·二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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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不合作起来就不开大学红代会,“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三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的,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了一个干代会。但八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中学比大学更乱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联去了,二月份才回来,三月份军训才开始。过去,中学受万张集团的压制比大学还厉害。北京对中学过问得少了一些,散了一个时期,也是
    月份才陆续回来。北京中学红代会,也
    不是很纯的,也有保守组织。正象伯达同志讲的,有曲折嘛!(伯达同志插话这也是允许的嘛!)春桥同志讲,要想那么纯是不可能的,中学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里面的野战兵团,是万张反党集团搞的,在工交、财贸系统很有势力。李雪峰、解学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手续慢了一些。郑维山同志请示了全军文革,耽搁了。×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并不是说有人支持。农村就不大一样了。农村经过四清,确实有一些下台干部想重新上台。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大队以下的不能夺权,下台干部不许反攻倒算。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请示主席,主席讲,一下子联合起来,哪能没有保守组织?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连我们党、我们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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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八·
    你们占绝大多数,你们就那么纯?我问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占
    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说:“这里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左中右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一切推动力量都是矛盾的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当然,我们应该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基础。同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保守一点的组织,哪个代表会也会有的。我们基本背定下来,但要做很大的改进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问题,我和伯达、郑维山负很大责任。(伯达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郑维山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没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们争。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岀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夹着尾巴作人”。这句话是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教育我们的。我们从延安来的人都知道。你们一解释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为藏起狐狸尾巴。(张春桥同志插话:“夹着尾巴作人”,是指不要翘尾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警惕性徘
    解放军,江青同志说了。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一番苫心,满腔热情;但对情况不够了解,警备区过去也不归他们管。支农、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么容易。南大卫东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事,参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风,吸收卫东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们认为两方面都应该吸收,不进来就等。你进来要别人退出去那也不行。革命的团结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讲了,你们都很拥护。解放军的确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么做好,有时上了当,有时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检讨了,很诚恳。一解释清楚你们就懂了。你们应该同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解学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们是愿意同你们合作的。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解释,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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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康老的话很重要,你们应该很快地做调査工作。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有把这个集团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解放军同志和几位同志几个月的工作主流抓对了,特别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木上应该肯定,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凡是有益的批评都应该接受
    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些,也不要紧。有些大字报、传单,说过头话,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干涉也不好,只好有机会讲一讲,我也不能贴大字报把它盖起来。过去在天安门贴某某的大字报,我也劝过,现在不劝了,反正外国记者也知道,你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准的。使他们摸不透也好,这是一种思潮的反映,也不要过分责备。不是李雪峰同志木人喜欢什么标语。北京贴雪峰冋志的标语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加了几张),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只要是好意的批评,就应该接受,就应该欢迎。人民内部矛盾嘛,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不好的。错误应该批评,不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吗?反过来,也不是说不倒就不能批。要养成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批评过一点,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也应该欢迎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请罪,天津确有此事。当时,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对方也有,是一股风。包围军事机关不外两种出发点:一,是有意见要求回答;二,是他们知道解放军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怎么样,闹一阵子再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命令以后,就不要包围了。解放军的任务很重,要同他们商量,不要有芥蒂。不要请罪。当时请罪成风。应该认真触及灵魂,改正错误,请什么罪。请罪差不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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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专用词了。解放军要劝大家不要请罪,也不要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支左错了,改了就行了;冲了军事机关,不冲就行了。如果是好的,还交了朋友,少数坏人抓住处理。一般地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意的。我们光荣伟大的解放军,负担这么重的任务,支左、支农、支工、支交,军管、军训,哪能一点不犯错误?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犯错误改了就不要计较了。解放军也可能认为,听话的、成分好的是左派,一下没有看准也是允许的,改了就行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北京有个八一学校有,天津也有。你们中学生要査清。对反动头子,要扭送公安机关和警备机关,扣留起来,惩办和教育相结合。都是同学嘛,要好好教育。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教育,对头子要给予惩
    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別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般不要轻易用。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当然,应当依靠群众,领导同群众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调查万张集团的影响。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一般地都是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席还填上了“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嘛!要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话说绝了并不好,结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还有。北京去的同学要帮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齐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对保守的,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办,促使他们把方向改正过来,两个都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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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不好吗?但要在斗争中考验,发展,不能强求、速成。有时需要等待,不能强制。除革命性以外,还要讲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这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讲一讲。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地讲了,你们回去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还是这些问题,以后就不需要再见
    (四)
    今后的处理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原来急躁了,有很多缺点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过来。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坚决批判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要立即行动。这是斗争的主要方向,在斗争中考验各个组织。要各白搞整风,作自我批评,讲联合,在斗争中大联合。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认识问题,要服从大的方针政策。协商能一致的,主流对了,具体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代表有缺点错误,要允许改;搞错了,也可以撤换。前天中学代表发言说,错了可以换,这种态度是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掌握大方向,认清主流,胜利前进
    可以散会了吗?(众答:可以!)散会!
    (总理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几句话。
    我们认为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不同的意见都讲了。任何一方面,对不同意见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加以认真思考。对群众律不许打击报复。
    大联合的主流,革命“三结合”的大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背定的人民解放军××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
    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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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没有曲折,没有缺点和错误。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里去,方向是正确的,但总不会是笔直前进的,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波折才能达到目的地。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三结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不能设想会没有缺点,甚至没有某些错误。有缺点或者错误,改了就行。有某些情况,局限于少数人谈判,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或者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有错误,这些都要改。
    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大家必须集中目标,拥护、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反对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刘邓这条反动路线在革命运动中所犯的各种罪恶。
    六、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反党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同北京这个批判高潮相呼应,把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问题结合起来
    七、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们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好大联合。
    九、要学习毛主席对待山头主义的方法。各个山头主要地是实行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只要是认真地、诚恳地实行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都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的
    三年整风中,才达到了党的团结。敢于作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风格是毛主席学生的朴素风格
    十、有错必改,肯自我批评,就是正确的大方向的一种表现。以下有几点建议请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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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革命的造反组织,被强迫解散的,自愿要恢复都可以恢复。同时,按自愿的原则应该实行大联合,扩大大联合,不要闹分散主义。
    第二、保守组织解散后,不要用换名义的办法重新恢复。口经恢复了的,也不要用打、砸、抢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争取分化瓦解他
    第三、对顽固地坚持错误观点的、不肯改的保守组织的头头,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进行政治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打击的是一小撮,避免扩大打击面
    第四、革命派对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表示衷心的欢迎,不要歧视他们。(热烈鼓掌)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准备讲话。我们刚从上海回来,因为讨论天津的问题,我们参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从天津的大联合、“三结合”中学到有用的东西。天的会,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两个城市不同,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回忆上海的情况,根据伯达同志讲的第一条,大方向、主流基本是应该肯定的,说一些意见
    天津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过程中。上海已经成立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上海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没有你们做得好。(总理插话:情况不同,你们是首创嘛)正如语录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象写文章,写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
    我们上海的大联合,是在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组织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大联合已经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开始,我们没想到夺权,没想成立革命委员会。看到当时铁路不通、码头堵塞,铁路局长跑了,也没有售票员、司机,怎么办?码头停船,平时二十四艘,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百二十艘,货卸不下来国人污辱我们祖国,把我国国旗倒挂着,工人气愤极了。可是赤卫队跑了,造反派怎么也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从别处调人了,大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自动到码头、车站、工厂做工人。实际情况逼着我们不能不顶上去,把大权夺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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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阶级革命派手里。
    我们的大联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我们的联合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话也没说,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进来了。农民造反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审査,原来是个四不请干部,就在大联合中还贪污了几千块钱,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直到二月底才发现这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说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还吹牛,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当时很迷惑了一些人。后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相片剪在一起。发现以后,我们通知生产队把他揪回去了。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经常同我接触,开会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发现是个“联动”分子,每次开会都带着匕首,总想找机会下手。他同我一起开会至少八、九次,好在没有下手。后来红卫兵发现了,把他也抓起来了。我们总想革命组织比较纯洁,但再想纯洁也不会怎么纯洁。我只给同志们举这两个例子。(伯达同志插话:听说“联动”跑到天津去了。应当充分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发现“联动”要抓起来。)这说明我们队伍还不是十分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还是高的。
    我们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但毕竞有一个过程,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大联合,既要有严格的标准,又不能象绣花那样细,总会有缺点错误,发现了问题,改就行了。我们也有没联合进来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多数人不赞成只好说服这些组织,暂时放一放。为这样的事纠纷也很多。有的组织,这一段有这样的表现,那一段有那样的表现,只好等一等。我们向他们说明,革命组织要接受群众的鉴定,真是革命的,总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还有这样的组织在外边。最近,这样的组织也有的同别的组织合并了
    大联合、“三结合”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完成时间会很长。有缺点错误改正了,就不会妨碍革命的前进。不要使支流的问题妨碍我们前进。再好的领导也会出现缺点或错误。要从大局出发,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我只说这一点。革命不是绣花,总会有缺点错误。这也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热烈鼓掌)
    天津市赴京代表集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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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1967年5月8日下午与天津市长胡昭衡的谈话摘要〗
    你们开始走的路是对的,现在你们走错了路。有的人开始走对了,现在走错了;有的原来走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原来走对的,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明明是走了一里,就说走了百里,就什么意见也都听不进去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自己走向反面。你们不但在天津,而且到了唐山,过错就更大了。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解放军不能说一点缺点都没有,有缺点可以提意见。为什么非要这样闹翻不可呢?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天津三、四百万人,就由你们这很少的部分人垄断?解放军并没有得罪你们嘛,工作有缺点可以弥补嘛。工作有缺点就不能弥补,毛泽东思想哪里去了?!没有吸收你们进红代会是个很大的缺点,中央说要补嘛。你们是不是正确,还要经过实际考验。实际考验证明,你们是非严重的错误,证明你们是不正确的。这些意见请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一时弄不清楚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这么长的时到了回头的时候了。一个人一辈子中有几天功夫方向是对的,就吃老本吃一辈子。把别的造反派否定了,也就否定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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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再三说过要读读《阿Q正传》。你们是不是赵太爷?别不许人家革命
    要防止你们上别人的当,上少数几个人的当。回过头来还是好同志,有意见可以提。这样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脱离了群众的想法,你们的行动是与群众的利益相反的
    你们的干劲要保护,看是什么干劲。干对的我们赞成,干错了的我们不赞成。你们要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正确的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没有你这一家,世界照常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照样进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鼓掌欢迎你们。有意见,你们可以提。现在连党中央的决定、耐心的谈话、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完全不理,都抛到脑后。你们究竟到何处去?你们要不要无产阶级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无产阶级权威。你们要不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你们这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代表无产阶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占领了你们的脑子。无政府主义不管变成什么形式,最后都是要失败的
    我们不是怕你们,是爱护你们。无产阶级怕什么!你们以为这么乱闹一通我们就害怕了?
    我们可以等待,但不能把大量时间只用在你们身上。你们按中央指示做,欢迎你们一块革命。我们等待这么久了,你们看不清我们的耐心,你们越走越远这样下去后果怎样?为什么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走错路是经常有的。走错了倒回来再走,这是合乎食物规律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前进的路。走错了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再走。
    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打倒无政府主义!
    (来源:根据1967.5.11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的《中学红卫兵》第八期翻印)
    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根据解学恭同志传达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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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肖思明同志六月二十八日到北京听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指示。六月三十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叫我们去,谈了几点指示,记得不那么完备,主要把要点和精神传达一下,如有错误我们负责,因为记忆和理解能力有限
    关于解放大量的干部问题
    天津驻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功勋。军代表在工厂里要帮助革命派,要解放大量的干部,包括厂长书记这些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极少数小撮,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城十几年了,领导干部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官僚主义,不到工厂,不到车间,不到班组,脱离了群众,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都要改,改了就算了。局长这些干部能站出来的,都要站出来,都要站出来工作,他们有经验管生产熟悉,懂得生产中间的协作关系。厂长书记要解放,这是一个大问题。信任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主席的路线,党中央的总方针。对干部要有一个谱,不要把工作关系也搞成黑帮关系。万晓塘、张淮三是两个坏人,但是在他们下边工作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要区分,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万张集团只是一小撮,几个人嘛,不要把不是万张集团的人,说成是万张集团的人。抓爪牙,抓爪牙的爪牙,这个口号过“左”不好。对干部,主要看他的现在和将来,过去犯了错误,改了就算了。我建议你们革命造反派,干部,都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团结——批评——团结》,这篇社论讲的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有缺点要
    做白我批评,不要学阿Q;第二、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学赵太爷。
    、关于南郊区的问题
    小站有反复,刘晋峰不能支持,小站的四清不能翻,事实完全正确,而且中央知道。总之刘晋峰不能复辟,要支持王凤春。有人说西佑营不是陈伯达的点,是周扬的点,不对。周扬根本不起作用,在那里吃饭就是了。就是一万人工作有问题,四清运动是群众运动,也不能否定。四清下台干部不能翻案,果断地说不能翻案。
    关于今后的工作问题
    天津的形势很好。天津的情况究竞还是比较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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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很辛苦,很谨慎,要支持军队,支持军队是大方向。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军队。
    几个代表会议,团结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还少了些,要积极加强工作,要充实、加强、巩固几个代表会。要通过批判刘、邓、万、张扩大大联合,加强大团结,只有扩大了,才能加强。要巩固五个代表会的团结,进去了就不要再打内战了
    比较纯洁的、朴素的、诚恳的,这样的人能站得住。埋头苦干的,没有声色的,比较能经得起考验。凡是好出风头的都站不住
    北京的各派都在搞大联合,进行大批判,搞联合发言,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天津就是要批判万张反党集团
    在工作的部署上,要解放大量干部,厂长、党委书记重视起来,分别的,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争取教育,还要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
    四、其他几个问题。
    1、群众组织抓人的问题。不管好人、坏人私自抓人总不对,不许群众组织私自抓人。抓的人要马上放出来。需要抓的也要经过国家法律。
    2、武斗问题。群众对吵架是厌烦的,武斗是脱离群众的。我六月五号的讲话是代表了群众情绪的。那些头头们回去以后,都比较老实了。
    把武斗打伤的人都照了象,印成传单,到处张贴,那是给外国人提供情报。喷气式不能再搞了,那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搞的。有一次北京开大会.我只讲了句话,我说:“喷气式是中央文革提倡的吗?”大家回答说:“不是”。第二天就贴满了一城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群众是很敏感的。
    凡是不合理的东西,一定站不住。喇叭车也是这样,也是脱离群众的。吵的人睡不着觉,不能休息,影响生产,影响工作
    3.保护文物问题。有些书进了造纸厂,要控制一下,不能毁掉,刻板书不能毁掉,那是劳动人民刻的,不能毁掉,你们要去检査一下。还有炼铜厂,也要控制一下,检査一下,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毁掉。有些东西可以出口,换外汇换得很多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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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胡昭衡同志的问题,按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指示:不要揪,让他继续工作。他现在仍然是七人小组成员,他的材料可以送中央,由中央做结论。5、关于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我对天工八·二五的讲话是诚恳的,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对他们釆取团结的方针。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批评也是为了团结。天工
    八·二五×Ⅹ×给我写了一封信,引了我三句话: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那是我在1942年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候写的。大方向正确,才有力量,才有将来。三句话不能分开。没有大方向,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将来。
    6.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领导小组
    七个人没有动嘛,实质没变,改改名义同全国一致起来好
    (来源:天津《革命职工报》1967年7月10日。)
    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你们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
    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劳动人民
    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个工厂。我上面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的群众的
    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借机教育人民。
    (来源:天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卫生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主编《革命造反报》1967年8月5日第八期)
    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一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张秀川、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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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见开始,伯达同志问:上次开会,哪些人到了?(有七名代表举手)介绍下。(接着伯达同志逐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各首长)中央指定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两方面,对天津的问题看看究竟怎么解决好?听得懂吗?(郑维山同志翻译)你们大部分是学生吗?(答:大部分是工人。)关于天津问题,已经闹得很久啦,乱够了吧?有人说不是要大乱特乱吗?天津有个劝业场,听说自行车都不能走。中央开过会,要解决天津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又大闹了一通,大乱特乱一阵,你们觉着乱够了没有?(众答:乱够啦!)已经乱过两次啦。今年春天大乱一次,现在又乱了一次,在仝国也算乱得相当可以的啦。谢副总理:天津算第三个大城市,乱数第一。)我看够啦。你们觉得不够,还可以再乱。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吧?(答: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六十六军的问题。)(谢副总理:可以发言了吧?)现在就发言吧
    天工八·二五代表起立发言。
    伯达同志问:你叫什么名字?(答:赵健敏。)是你写的给陈伯达的公开信(答:是。)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答:自己写的。)
    接着赵汇报了政治师范学校和六零九厂武斗的情况。当赵谈到六零九厂军代表支持该厂武斗时,谢副总理说:天津的问题,同志们到北京来过多少次,伯达同志也接见过多少次。现在发展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破坏工厂,破坏很大,不管愿不愿这样做,武斗仍然继续发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关心天津的事。这次伯达同志叫你们来,我希望同学们和工人同志们谈主要问题,具体事情就不要讲了。关键所在和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希望多讲一些。如何按着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天津情况,处理天津问题。当然,这一派对那一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阐述,但意见要集中一点。如说打架,十天八天也说不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打架天天有,都说不行,也不能一点不说。这是笔老帐。是继续下去,还是解决?
    伯达同志说,要解决一些问题,如解决武斗问题。还是要订一个停止武斗的方案。你说六十六军有错误,关键是支左的问题,也可以提。但乱了几个月啦,还是怎么治的问题。最后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对天津驻军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讲你是个头头,我的话可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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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赵念了一张传单,并问伯达同志,是否有一个关于保卫六零九厂的指
    伯达同志说:我说过不要去攻六零九厂,这是国家财产。(此时,郑维山同志念了陈伯达同志和郑维山同志对围攻六零九厂的指示)
    赵说,标题是他们加的。
    伯达同志说:不要讲究题目,要看内容,是从爱护你们出发的。我说了那么个意见,郑维山同志整理后,电话传给了你们。还是有效果的,你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我们欢迎你们撤退,我们就不再责备你们啦。
    接着,白金生发言,继续说明这个问题时。伯达同志问:你是那个组织的?(答: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工农学太杂,又是工又是农又是学。你是哪个职业?(答:三轮六社,蹬三轮。)
    当提到李雪峰问题时,伯达同志说:李雪峰口不在天津,还攻什么?还搞个“反李派”?
    当天工八·二五代表提到天津存在走资派复辟时,伯达同志问:阎达开是不是住在你们那里?(答:来过几次,是从保定借来批斗的。)住了多久?(答
    四、五天。)是四十五天还是四、五天?(答:四、五天。)李颉伯住过没有?(答:没有。)天津问题,上次在北京开会,不是所有问题仝部解决的。没有吸收到五代会的造反派,要继续吸收,是你们提出来他们不吸收,还是你们不参加?(一代表答:天工代会要表两个态:支持天津驻军,支持李雪峰。我们不支持,没叫我们参加工代会。)
    接着,大联筹的代表谈到有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又公开出来活动了,不仅不检査错误,还说要算帐。
    伯达同志说:没有作自我批评,还要算旧帐?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大家说下。天津工厂系统站出来的干部很少,如不是大问题,有些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让他站出来帮助工作。几个月来,天津工业系统指挥不灵,只靠军代表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代表和这些干部。犯些错误,欢迎作自我批评,得到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做工作。没有作自我批评,当然群众就怀疑了。一般错误,应该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群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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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的代表谈到支持武汉的游行,是向大联筹示威,他们大喊“六十六军就是好”“天津驻军就是好”时,伯达同志说:不错嘛!(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了,鼓掌他们就不高兴了。你们这个会秩序很好,不管什么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讲,不打断对方讲话,证明天津问题是可以搞好的。你们这一派讲得不少了,现在让五代会的同志讲讲吧?
    大联筹代表未理采伯达同志意见,继续发言。说到天津武斗背后有黑手时,伯达同志问:哪里来的黑手?(答:六十六军领导。)谢副总理说:不见得伯达同志:个人猜想。
    谢副总理:插一句话,天津是伯达同志管的,我是来学习的伯达同志:我也是来学习的。
    谢副总理:武汉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只有一个陈再道,一个赵永夫。他们不是一般错误,是一种叛乱行为,是针对毛主席、针对中央文革的。至于我们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套,不能天津也搞个陈再道,张家口也搞个陈再道,到处搞武老谭,陈再道。不要上纲上得太高了。上了没关系,上了要降下来。青年人上了纲,可以原谅你们。要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白领导的解放军。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说过天津部队是个好部队。(五代会代表鼓掌)不要鼓掌,鼓掌容易帮倒忄
    伯达同志:我讲两句,也可能帮倒忙。天津第一次大乱的时候,六十六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稳定天津局势的作用。当时天津公安局瘫痪了,整个天津瘫痪了。去年冬天我和王力同志去过天津一次,很乱,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后来听说更乱了。六十六军接管了公安局,就平静了嘛!群众放炮竹,表明了群众的态度。你们放了吗?(答:放了,现在不放了。)你们以后还要放的
    当大联筹代表谈到三五二七工厂扣河大井冈山同学及解释在武斗中破坏机器问题时,伯达同志说:你们发生两件大事,破坏了两个工厂(郑维山同志:还有一个铁路调度所。)我和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商量派人去公平地调査一下。我们不赞成破坏工厂,不赞成破坏!国家财产嘛!你们发言不少了,现在请五代会的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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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会代表林启予发言。谈到天津“走资派”没全打倒,李立三、阎达开等人还在活动。
    伯达同志说:大联筹,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别的事,你们发言暂时到这里。为什么找你们两派来,人数一样多,目的是要你们互相谅解,首先达成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不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并付诸实施,就不好谈了,就要僵持下去,乱下去了。根据你们今天的情况,可以搞一个停止武斗的协议。每一方派三至五个人,你们自己谈,自己达成协议。不仅仅是“停止武斗”四个字的问题,还要有具体措施。听说你们都装备起来了,刀、矛、火药都有了,这些在协议中自己去解决。你们自己谈,自己成达协议,不是我们强加于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有争论自己商量解决,不然就无从谈起了。同意的话,军队派人参加,必要时公安局也参加一个人,拟一个稿,交两方群众讨论、修改、补充。你们有很多有文化的人,讲话比我漂亮,你们一定能搞好。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主席很关心天津问题。天津与北京密切相连。你们知道天津的名怎么起的?天津就是上天的道路,到北京要通过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你们要把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达成协议,就要执行,要有具体部署。你们还有想干的样子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还要大搞武斗?搞过了嘛!是不是不要搞了。按着你们今天的这个态度,我看是可以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的。
    谢副总理:我同意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三方达成一个协议,一方是大联筹方是五代会,一方是夺权筹备小组。我们参加你们的签字仪式,总理也可能要参加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一年来,狠狠打击了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你们一定要把刘邓、把万张集团批深、批透、批臭,他们还未死,要进行大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方法之一是制造矛盾,挑起武斗。武斗,这是一股歪风北京正在煞这股歪风。这个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氵青同志“文攻武卫”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针对河南三·七公社的情况讲的。他们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卫要吃亏。你们不是这种情况,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天津的保守组织,过去同他们还未发展到今天这样。革命派之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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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比过去发展了,这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离开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处理军队和两派之间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看看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怎样解决。首先把武斗停下来。武斗搞下去,破坏生产。(伯达同志:老姓是不满意的)你们领导人不注意,发展下去,领导人就控制不了了。北京在煞武斗风。要使武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北京西单商场打坏了,正在搞展览,你们可以派代表参观一下。明天你们两方各派代表,搞协议,军队参加。你们要达成一个“停战”协定,并且不要破坏协定。破坏协定群众是不欢迎的,不要做群众不欢迎的事。
    伯达同志:大家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是很慎重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也要很好地慎重地执行。中央文革小组一不小心、不慎重,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说过要到天津去,还没去,就是怕到天津不能很好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讲话,你们不听,你们达成了协议,我就能去
    谢富治同志搞工代会、红代会,经验是比较好的。以前我比较心急,他比较耐心。急了不行。他搞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是比较好的。好象我给北京市卖膏药。用不着替他卖。北京市的膏药是很有名的,不是瞎说的,有很多好经验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乱七八糟都上纲是不能学的。北京学生到天津,不知有否好作用,如果有,去过了,也不要再呆了。北京派到天津去的学生都要回来。发现北京学生有两大派,他们就把各自的观点带下去了,搞成了两大派。北京有些学校形成两大派,他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嘛,不一定形成组织分裂。在一个组织内不同意见是可以讨论和商量的,为什么定要形成两派呢?北航、北师大都未搞成两大派,但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才怪呢!制造派别,搞组织分裂,就不一定对了。大家帮忙,不要上街打架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放下。我今天讲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你们可以打电话回去,说:中央不同意武斗,两派正在搞协议。你们赞成吗?(众答:赞成。)(有的代表提出对方扣着人。)双方扣的人,今天晚上要仝部放掉,无保留地全部放掉。能做到吗?(众答:能!)现在是一点钟。你们打电话回去,三点以前全部放掉。好,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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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时三十分至四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李天佑、郑维山、罗元发、黄振棠同志,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开始,伯达同志问:昨天回天津去的人回来没有?(答:回来了。)怎么样?(大联筹代表要求汇报)只准说实话,不准说假话,事实是最雄辩的。今天弄不清明天弄清,今年弄不清明年弄清,总会弄清楚的。我们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今天能解决的。我们是有耐心的。我们准备持久战。你们愿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大家不背说实话,想想看对谁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没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没有利?对革命师生有利没有利?对全市革命群众有利没有利?你们是要拖,你一定讲不真实,那么就一定拖。总之,是要靠自己水落石岀的,不要靠人家。希望你们说实话,按无产阶级的作风办事不要按资产阶级的作风办事。无产阶级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是造假情况、假材料,故意制造假象。无产阶级不这样干,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这样干。所以希望大家要说实话。你们说实话我欢迎,我听的。要说实话,首先说自己的缺点、毛病、错误,一句话,要敢于自我批评。这样做就欢迎,天津人民群众欢迎,中央欢迎。这一段话算个开幕词,现在你们讲吧
    大联筹代表汇报。当汇报到外地赴津师生与天津驻军郑三生同志辩论时,陈伯达同志提议:现在一方面在这里发言,同时双方各派五名代表去搞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是为了平息纠纷,不是重新挑起纠纷。用这样的态度工作可以吗?要诚心诚意搞协议,要用革命精神、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对方合作的精神搞协议。你们现在就可以各派出五名代表协商一下。(群众组织代表提出是否请军管会的同志也参加)军管会可以派个把人去听听,但主要是靠你们自己。(郑维山同志可以去参加,光带耳朵。)八
    卫东的两个同学来了没有?(答:来了。)
    为什么不让你们来?(答:因为观点不一致。)观点不同就不让人家参加?这不对。正因为观点不同才开这个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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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联筹代表汇报到塘沽港口武斗影响生产时,伯达同志说:塘沽问题也要搞个专门协定。这个地方要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安全。(大联筹提出要求把受伤代表送北京治疗)谢富治同志说:和国民党打仗受了伤送北京治疗我们欢迎,打内战受了伤送北京来我们不欢迎!这时,搞制止武斗协议的双方代表对协议题目签字方法等问题发生分歧,并进入会玚请示中央首长。伯达、戚本禹同志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调解和回答。戚本禹同志并强调指岀:制止武斗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了。采用任何一方提出的题目或签字方法,都不意味着中央承认谁反对谁,这里只是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接着五代会代表汇报对大联筹反映情况提出异意。相继双方交替发言,对有关事实发生争论。当谈到“反复辟联络站”这个组织名称时,伯达同志说:我随使讲个小意见。“反复辟”这个意义究竞怎么样”你们搞反复辟要考虑考虑。有反复辟,有大联筹。反复辟就是说天津有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这样?这值得很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子,反复辟就不要用了。大联筹还是可以用的。“反复辟”你们好象讲不岀多少道理来,值得三思,多想想,是不是有复辟。天津是搞过一次复辟的,那是二、三月间在小站镇……也不过几十天,四清下台干部要登台或准备登台。听说小站有一段搞得很乱,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同学到那里,向农民请罪,承认错误。我赞成他们这种态度。所以你们可以总结这一段经验。什么叫复辟,什么叫反复辟?要晓得这个事情嘛!当五代会代表谈到“反复辟”联络站与李立三派有联系时,伯达同志说:李立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众呼口号:打倒李立三!)
    当两派争执抓人、抢东西、死人、放火等问题时,戚本禹同志与双方代表个一个地问清事实真象,澄清事实,最后非常气愤地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干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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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同意不同意?(众同意)同意就鼓掌。(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今后,谁都不准购买杀人凶器,谁买扣谁的工资,弥补国家损失。(众: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戚本禹同志说:我再讲两点意见: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谢富治同志插话:关心国家财产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搞武斗停止生产是不对的。)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大联筹一代表表示马上打电话回去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两派代表鼓掌支持这个行动。)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岀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戚本禹同志讲完后,群众代表宣读了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全体一致鼓掌通过。伯达同志说:达成协议是个很大的成绩。要执行,谁破坏协议就有责任。定下来就要执行,谁破坏谁就犯罪。
    有的代表提出,过去武斗中,有些人抢了不少公物和私人财物,应当处理戚本禹同志说:要号召他们自动交回。现在不交没有关系,将来一定会一一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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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处理。不要看他们现在高兴,将来要哭的。群众一定会揭露他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不报,时辰不到,不要耽心!(众:笑、鼓掌。)
    最后伯达同志鼓励说:祝贺你们达成协议!但是要看行动,看实际,口头上的不算。(众:鼓掌。)
    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三时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在座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及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声同志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江枫同志。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进入会场时,群众组织代表起立鼓掌。陈伯达同志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掌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认为鼓掌我们就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同志: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给你们谈了那么多的话,几天的话,不知是否觉得我们是与你们开玩笑了?还是觉得我们好玩弄大联筹在那里呀?你们在干什么?天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联筹代表:首长生气可能是昨天五代会开会时,有冲击会的情况,但决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你们把人仝部放出来,昨天捉的。我们整天不睡觉闹来闹去,你们认为我们很舒服,我们可以受玩弄,其实,你们可能在受一批坏人玩弄,你们被坏人操纵了,提醒你们呀!我们想挽救你们。我前天就批评过,什么叫“反复辟”?你们答不出来你们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算了吧,什么“反复辟联络站”,我根本不相信。现在我问你们:难道中央对天津问题的决定,成了你们“反复辟”的根据吗?你们对准谁呢?反的是什么呢?我替你们耽心呀!你们要当心哪!(天工八·二五代表赵建敏:伯达同志我要求发言。)你已经发的不少了。你是大理论家,我倒要看你是哪一类的理论家。(赵健敏陈述昨天五代会的队伍游行时受干扰的原因我是搞过游行的,小时候就参加游行了,我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参加游行、演讲在家乡、在上海、在其他许多地方。
    谢富治同志问五代会:你们游行队伍有没有说刺激话刺激对方的?(答:没有。在北京是有的。)我替你们耽心。可能你们控制不住你们的队伍。你们这个队伍那么庞大、复杂,你们认为都是好人就可能上当了。上当的可能不能排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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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里谈判,有人就直接破坏谈判。我想:就是你们签字是诚心诚意的,是否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是在阶级中,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你们说那些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能轻易退岀政治舞台吗?他们不退,就要利用一部分人。我现在提醒你们注意。可能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如果不当心,可能要上大当的。我看你这个三轮车工人就不大象。(大联筹白金生:我确实是蹬三轮的,我的历史可以调查。)你多大岁数了?(答:三十三岁半。)哪一年蹬的三轮?(答:
    九六二年。)家中几口人?(六口人。我简单谈一下我的历史……)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条。伯达同志:我们不以貌取人。(白金生:首长昨天就说我不象三轮车工人,而有人就利用此大造谣言。)谢富治同志:那样是不好的。不要捞稻草。
    伯达同志: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会还开不开下去。休息几天,以后再开,诚心诚意地和你们的群众组织商量商量。同时你们也看了,不管哪一派,有没有人在让你们做坏事。我想可以停几天,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有点吃不消了。本来我对这个协议(指停止武斗协议)是很高兴的,其他地方的协议没有这么详细。从今天情况看来,可能还不能实现。恐怕大家脑子要冷静一下,我的脑子也冷静一下。这几天我受刺激不少,我觉得我还要看一看。你们回去一两天再来还是希望你们诚心诚意,不要捞稻草。你们两方都想捞稻草。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坏人?我没有査清不好说,但两方面的组织都有想捞稻草的味道。稻草有什么可捞的,一捞就断了嘛!你们觉得稻草那么牢固吗?你们到小站去看看,那边稻草很多,捞一根试试看牢固不?不要靠这个吃饭,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把我回答的问题扩大,不要这样搞,这搞不好。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谢富治同志: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先不要回去。回去几个人去传达制止武斗的协议,这里继续谈。家里那么多人,你们可能完全控制不了。也不要搞游行做样子。同志们要向前看。只要你们抓大方向才好。什么是大方向?就是大批判。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批判、大揭露。搞大联合是大方向,学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抓革命促生产是大方向,要文斗反对武斗是大方向,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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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三结合也是大方向。这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告诉我们要这样做的。革命造反派不应该让这样那样的问题干扰我们。你们要按毛主席的航线前进。大海航行靠舵手。要按我们伟大舵手的航线走,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把天津改造成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城市。搞大联合、“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制定的航线,要按此前进。你们是革命造反派,要不受任何干扰,不受“左”的干扰,也不受右的干扰,离开了革命的航道就要犯错误,过去的旧帐不要算了。除了过去杀人放火的、破坏工厂的,要追查一下,一般的就不要追查了。大联合的同志们也有好多好的意见。解放军如在支左方面(如对天工八·二五的问题)有什么缺点错误,应该公开承认检讨。当然错误还是认识问题,不是陈再道的性质。这以后慢慢讨论。但八·二五的同志也要注意,不要去想什么办法去压军队,迫使驻军犯错误,在天津大干一场。你要好好把你们那个队伍搞好,不如此,坏人就可能钻进去。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认真听取、采纳,但你们那个队伍要好好整顿。协议还是要广泛宣传、张贴。昨天打了一下,不要对此做文章,要看他们明天还打不打,后天还打不打。如果接连三天打就有问题了。协议可能还没到家。我们要看十九号、廿号、廿一号仅昨天打了一次要原谅。看十九、廿、廿一号哪方破坏协议。我们往天津派人去了,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继续讨论。还有个塘沽港、油田和抓革命促生产三个协议然后再搞五代会和市革命委员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解放军反映意见要公正。把材料都给我们送上来,要听两方面的意见。(大联筹:支左一次都不到我们那里去。)不去不对。你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十条已通过了八条,另两条有不合适的地方再协商哪!我看这个要求是好的。大联筹这封公开信不错。那条语录不要用了。不能乱用,改一下可以印一下。
    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被接见的成员:五代会、大联筹双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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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小组解学恭、肖思明、杨银声、江枫和北京军区、天津驻军工作人员。零时
    五十分,陈伯达等首长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鼓掌有什么用啊,我们听得不少了,年纪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们是刚从天津来的是不是?(众:是。伯达同志看到赵健敏后说)啊,老朋友又来啦。叫赵什么?(郑维山:赵健敏。)好厉害呀!向我进攻的理论家。告陈达的信谁写的呀?今天谈什么?停止武斗的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只管鼓掌不管执行怎么行呢!赵健敏,你贴大字报说陈伯达怎么歌颂你了?(赵:我没贴。)我是含蓄地批评你,不是歌颂你,是批评你。
    谈谈吧,停止武斗协议执行的怎么样?(白金生:我说点儿。)又是你,光听你的了,算了吧!换一个吧。(工矿总部赵凡:我谈谈。)你是哪个组织的?(赵凡:我是工矿企业的,赵凡和工代会林启予简单说了执行协议情况。)戚本禹:同志们,最近天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天津协议达成后,情况并未扭转,有些地方比过去还严重。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态,我们很着急,中央文革小组很担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斗争大方向问题,就是斗争矛头指向谁。这也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关于斗争大方向,最近中央首长有很多重要指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讲了很多话,同志们听到了吧?他们做了很多分析。江青同志接见安徽代表还有个重要讲话,一会还可以放录音。解决天津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全国的形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局在胸。了解了仝局,才能解决好局部问题,如果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理解不正确,就无法解决天津问题。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
    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光荣伟大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毛主席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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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部队从秋收起义到现在,四
    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即使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广大干部战士也不是跟他们走,而是跟毛主席走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军队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战
    四九年解放后,军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中有一段,彭德怀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企图推翻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一直受到抵制,并很快被中央识破了,庐山会议罢了他的官,由林副主席领导我们的军队,部队面貌很快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特別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做岀了伟大成绩。因此,毛主席发岀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如果象有些人所说的,到处是一小撮,那毛主席不是号召错了吗?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究竞是毛主席估计的正确,还是你们少数人估计的正确?为什么毛主席不号召我们学习西北局、中南局,而是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就因为我们解放军确实伟大。有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矛头指向解放煽动群众,企图打倒人民解放军,对军队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敌对的态度。这里有坏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进行捣乱,我们看得很清楚。军队在“三支”“两军”中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有很大成绩。当然,由于介入仓卒,没有经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地方,军队支左犯了些缺点错误。但这是认识问题,只要中央一指出,就马上改正,高姿态的改正,这就是军队伟大的地方。如山东、湖南就是这样。象赵永夫、陈再道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我们的整个军队是伟大的。他们有缺点错误,就高姿态检査,勇于负责,很快改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他们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不愧为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不愧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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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是有缺点的,有的缺点甚至很大。但这是新生事物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要帮助改,扶植他成长。有些人不是帮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乱。乱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什么乱都好,要看乱谁。一种是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现有人想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建立一点新权威、新秩序,他们就想搞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新的革命委员会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图搞乱新建立的权威,搞乱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你们好好想一想,工厂那么多,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工厂和工厂,也是两派,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正常的吗?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根木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一家人。钳工、车工,不管什么工,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为资本家,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些“走资派”、坏人在背后挑动的,就和过去地主挑动农民打农民一样。伯达同志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封建剥削阶级挑动农民斗农民的故事。家族两姓互相打,都是地主挑动的。凡有严重武斗的地方背后一定有坏人,有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野心家。不要看他讲得漂亮,很好听,什么高举伟大红旗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那都是骗人。实际上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复辟呀?这就是最大的复辟!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就是坏人挑动的
    在天津开始有个野战兵团,是张淮三操纵的。万晓塘死了以后,我去天津,看到几十万人游行,我问一个小学教师:这是干什么?他说是追悼什么书记的。我说,马克思讲,凡纪念死人,都是为了活人,那是利用万晓塘整人的,他们以追悼万晓塘为名,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万晓塘的阴魂不散。有的本来是一起造反的,现在也分成了两家,互相打。你们不要以为工人愿意打架,没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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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问过许多工人,他们都不愿意打。工人说是有些头头搞的,是坏人挑动的,或者是野心家干的。好工人是愿意靠四大搞革命的,武斗是坏人挑起的。
    中央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汇报》发表了社论:《无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制造派性,搞宗派,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斗群众,坏人混水摸鱼。这样,就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大方向。这样下去,就要背离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这一点同志们一定要认破。这是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切都无从谈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希望同志们一齐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的讲话,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大方向,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怎样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才能正确解决天津市的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少数头头认识有问题。他们对全国形势,对大方向,对解放军认识有错误。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看问
    (二)阶级敌人破坏。美、蒋、苏修和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个人野心家,混进来在背后煽风点火,进行破坏。同志们要提高警惕,眼睛里要敌人。这么大的运动,难道敌人能不捣乱破坏?如果看不到敌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要吸取教训,如果不警惕,摔倒就会爬不起来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有的人看起来很左,其实是假的,是装的,是特务,是敌人。同志们要很好想想这个问题。“五·一六”的口号不是喊得很好吗?也喊保卫毛主席。那是阴谋,是敌人。有些人很善于伪装,例如胡风集团,就是窥测方向,投其所好,进行阴谋活动。我们要善于识别,要警惕,别上当。
    (三)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清,这也帮了敌人的忙。如军队支左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又迟迟未检查,或改正得慢,被敌人利用了,使群众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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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威,各地普遍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这样?(五代会:是!)你们(大联筹)这边呢?(大联筹:是!)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列宁曾经很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腐蚀剂。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政府主义就很猖獗。天津现在就是这样,强盗、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在这方面,天津驻军有缺点错误,不敢镇压,看到流氓坏人不敢抓,手软得很。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天津一些女同志写给伯达同志的信,这里不好念。还有一封信真是触目惊心!七月三十日,杨柳青代销店粮食被抢,抢走四十九袋面;八月十日,一伙人到河北区抢粮、抢棉;八月一日,一伙匪徒到河北区商店,将商店老头看住,抢烟,然后又到大光明抢汽水、抢西瓜!八月二日,有些匪徒拿着匕首到保定道商店抢东西,有的凶手拿着刀,抢粮库;八月十九日,在河北区抢走大批东西;八月十七日,在河北区抢走起士林一个车间的糕点、饼干;八月十三日,河东区被抢走了糕点、手表、自行车;许多化工厂药品被抢;南开区大型砍刀两千把被抢;××厂七千把大刀被抢;八月九日,大联筹围攻政师后,把女学生绑走强奸;七月二十五日,工矿企业、天工八·二五围攻地毯公司,放火烧楼,把地司一女同志绑走轮奸……。谁是工矿总部的?(工矿程国富、赵凡起立答应。这些事你们知道不知道?(赵凡:不知道。)什么?不知道?马上撤职!你说瞎话!你们自己把一个不重要的人游街还说不知道?你是千什么的?(答:工人。)我建议你明天回去,不要在总部干什么工作,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跟群众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工矿程国富:那是少数人干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工矿有个孙志民、林造反吗?(程国富:这两个同志……)什么!还称同志?(程赶快改口说:不,不是同志,是坏人。)林造反在哪里?抓起来没有?(程:在我们那里,我们打算回去就抓。但他们二百多名坏蛋很凶,还有匕首。)你们害怕他们的匕首吗?我看你们有很多流氓。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吗?(程个。)就一个?不对!林造反是你们的吗?(程:是。)孙志民是你们的吗?(程:是。)…这不就好几个了吗?怎么说只有一个?所有强奸轮奸的都要抓起来,军管会要依法处理,要枪毙他几个人!(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允许的。江青、伯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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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些材料都很生气,批给郑维山同志按刑事犯处理。你们军管会再不抓人,再不杀人,要你们干什么?再这样手软会被人赶走的。
    (这时江青同志在谢富治同志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起立,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岀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杄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喊:“向同志们学习!”)
    戚木禹:中央文革对这些是严厉谴责的,是非常不满的,你们回去后,马上办这件事。各个组织都要把坏人抓起来,送军管会。军管会要成立个专门班子办这件事。先把社会秩序稳定了。
    无政府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不上班。不生产不上班,伸手拿工资,长期旷工,遛遛哒哒。天津有这种现象没有?(众:有。)特别是塘沽港,外国轮船货卸不下来,看着国家被罚款,就是不管,这算什么革命造反派?上海市就不是这样。他们在港口发生堵塞时,不分是那一派,都去干,很快扭转了局势,而天津港至今没扭转过来。中央不只一次发出号召:一切工人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工人要业余时间闹革命。而现在有些人以闹革命为名,以旷工为实
    伯达:实际上不是闹革命,把工厂停了产,关了门,在社会上遛遛哒哒,搞什么革命?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的传统不是这样,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工厂作过调查。伯达:我去过钢厂、三条石。三条石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搞起来了没有?三条石是天津工人阶级革命最早的,那里有一大堆卖身契,悲惨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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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天津工人阶级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要给天津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我在那里搞过厂史,那里有优良的传统。
    伯达:天津是老工业城市,在旧中国,除了上海就是天津了
    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号召,现在居然抛在一边,光拿工资,不上班。什么是造反派?我看很重要一条,就是看你这个总部脱产的有多少。脱产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我和伯达同志到天津做过调査。那还是困难时期,工人在那里认真劳动。那时也有坏人不上班。你们查查,看那个组织不上班的多。不上班的多,肯定不是革命造反派。不上班,不生产,成了“油子”。真正造反派的工人,是好好劳动的,优秀的工人是不旷工的,我没有听说过到处流浪不上班、不生产的革命造反派。到处遛遛逛逛,当流浪汉,不生产,拿工资,是可耻的剥削行为。不给国家生产,每天吃国家的粮食,拿国家的钱,是剥削工人农民积累的资金。有的人拿工资不上班,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丧失了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好的工人,好的造反派,一定要上班,要恢复生产,增加生产。军代表识别造反派,很重要的条就是看他是否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听他说得很漂亮,讲得漂亮的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听其言,观其行。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人就不是革命造反派。不生产,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没有见过。
    天津驻军支左、军管会是有缺点的,他们是会检讨的,已经检讨过一些了。但必须维护驻军的威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天津抓军内一小撮,我们是不赞成的。五代会有缺点也要检讨,要把没有参加五代会的造反派吸收进来。要补台,不要拆台。你们八·二五也要去补台,不要去拆台。你们说五代会不稳固,可以去当支柱嘛!这个方针,上次伯达、江青同志就讲了,你们就是不听,再不听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不包庇五代会的缺点错误。五代会有缺点错误要检査。你们(大联筹)的错误要比他们多一些,你们要检査。(大联筹红革会代表:保守组织野战兵团改头换面,就参加了五代会。)你怎么知道是改头换面?犯过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不要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现在还有多少拥护刘邓、万张的?如果把大多数工人看成是坏的,那他自己就是坏人;不要把受蒙蔽的人看得太重,都说成是坏人。伯达、谢富治同志他们是高明的,我是不高明的,我就受过蒙蔽。改了,你还不让人家革命?鲁迅讲过假洋鬼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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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准别人革命的人,自己就是假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群众的大多数永远是革命的。有些人说人家是“老保”。怎么老保?也有的说,因为反对过我。反对过你就是老保?我到一个工厂去,有个人说我联系的都是坏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那你也是坏人了?后来他说他说错了。不管是谁,不要把别人说得全是错误,把自己说得没有错误。你这个同志是工人吗?(红革会:学生。)学生?我就怀疑你这个学生。你就那么了解工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改?野战兵团有多少人?(答:十几万。)十几万人你都了解吗?都是保守的?都没有改?我不信。反对过你们的不一定都是保守的,可能你们有缺点错误。(答:头头没有改)你怎么知道没改?(答: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你们赶快退出工厂,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不管怎么说,要补台,不能拆台。要拥护军管会,维护他们的权威。我们建议你们两派开门整风,特别是大联筹要认真整风。你们(大联筹)有无专门打人的组织?(五代会:有!)要一律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都要解散。“飞虎队”的名称是国民党的名字,名字就不正。我不是形式主义,但一听“飞虎队”这个名称,我就反感。解放前,蒋经国在上海就搞过飞虎队。坏头头要自己抓,自己抓自己的。强奸犯、盗窃犯,你们要抓起来,抓了送公安局军管会。你们要整风,把坏头头清理岀来,端正斗争大方向。五代会也要整风,要检査,你们对群众的态度有毛病。(五代会:接受首长的批评。我们团结群众有缺点,要作自我批评。欢迎大联筹中的造反派和我们联合起来。)他们大联筹)对军管会、对部队、对群众的态度上有问题,要检査。要抓革命促生
    郑维山:下面请伯达同志作指示。
    伯达:刚才戚本禹同志讲的,请大家注意,要好好学习、研究,反省反省自己,检査一下自己。五代会、大联筹都要根据戚本禹同志讲的检査自己。是不是你们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以前说,响当当是货郎担子。现在又有人说是什么“名牌”,由货郎担,又变成了“名牌”。“名牌”就是商标。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商标了?原来是货郎担子,现在成了商标,很值得想一想。大家都自称是响当当、名牌。我们又不做买卖,我们中央文革跟你们谈话,不是做买卖,更不会拿原则跟你们做买卖。所以说,谁向中央施加压力的话,我们一律退回去。你们现在有些组织,有些派,自己背上了大石头,可能还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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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甚至是两块,包袱很沉重。这块大石头可能是一百斤、二百斤,可是自己还不嫌重,还把它作宝贝,作依靠。在大联筹这方面,希望你们想一想。上次接见保定的时候我说过,我说你们如有人认识天津“反复辟”的,就请转告他们,他们不是在反复辟,而是在搞复辟。反复辟的一些人听了这些话可能很不高兴,说什么陈伯达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可能有些人背了大石头,自己中了毒。因为自己中了毒,就不以为大石头是个大负担,而当成宝贝。现在我劝你们把大石头丢掉,这样子就可以轻装上阵,就有可能成为革命派。不然,自己被別人牵着鼻子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中包括赵健敏。赵健敏,现在大联筹不买你的帐,说你们签定了协议出卖了他们。天津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值得想一想啊!停止武斗的协议是你们自己搞的,我无非是改了几个字嘛,怎么能说是出卖呢?(赵健敏:我们不承认是出卖自己。)有的想搞武斗,不满意你们搞停止武斗协议。就有那些背后背大石头的人。赵健敏,你是衡水人吗?解放前很苦吧?(赵:是,解放前很苫,现在好多了。)现在你在北京签了字,签定了制止武斗的协议,大联筹有人要造你的反。不是革命群众、工人、革命造反派造你的反,群众不是这样看法。你们的协议是在群众的压力下,群众要求你们搞的,包括你们两派的群众要求停止武斗。你们的武斗、停产,是残暴的行为,包括系人、放火、抢劫、轮奸,许多罪恶群众是痛恨的
    谢富治:我们不愿意说出来,讲出来是不好听的。
    伯达:大联筹的特别要想一想。五代会有缺点,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也可能打了人。既然是五代会的,就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大联筹有个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组织了十几个所谓“扫氓队”,说什么要扫除流氓。“扫氓”是联动的口号,你们比联动走得更远。所谓“扫盲队”,实际上就是流氓队!要宣布为不合法的组织。我建议十几个扫盲队,全部解散!他们打砸抢,胡作非为,军管会、公安局有权处理他们,谁也不能干涉!(工矿代表:原来是三十五个复员军人组织的。后来自动解散了,现在出来的是假的,是五代会冒充的。)假的你们也有责任你们和劳改犯合在一起就是可悲的了。你是干什么的?(工矿代表:开汽车的。)现在为什么不开汽车了?是不是因为当官了?(答:我是勤务员。)勤务员也是很大的官嘛!勤务员就不开车了?现在我建议一条,所有的大卡车、公产汽车,可能还有一些小汽车,要全部交出来!(众:鼓掌。大联筹一代表:我有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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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向中央汇报。)我还没有讲完。(大联筹代表,我说的事很重要。)我讲的比你的更重要。我讲的是天津四百万人民关心的事情。我建议你们把抢来的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要全部交出来!由天津驻军、公安局军管会负责接收。军管会组织个专门班子,负责这件事。你们两派,派代表和军管会共同商量处理这件事,并作好检查。
    塘沽港那些妨碍生产、妨碍交通的关卡一律撤掉,不撤掉就是犯罪。还有天津市的仝部交通,和平路那些地方,不准堵塞。赞成不赞成?(众:赞成!)赞成就搞一个协议。如果有诚意,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这是国家的利益,整个天津人民的利益,一定要这样做。
    谢富治:我完全同意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最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今晚讲完了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可以放
    当前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非常重要的时刻。一年三个月了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全国是这样,天津也不例外。主流是好的,但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和支流,很值得严重注意。支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组织,有一些现场,有一些事情,背离开了大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走上了邪路。文化大革命当前的大方向是什么呢?首要任务是大批判,这是重要标志之一。天津除批判刘邓、彭罗陆杨外,就是批判万张集团。现在批判的怎么样?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航线。不能离开这个航线。但是当前有些组织,有些革命派就离开了这个航线。首先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在去年开始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现在我们有些组织把锋芒不是对准走资派,而是对准群众,这是背离了大方向。我们的大方向是搞大联合,而你们在那里搞分裂,分成两大派,每派内部也再分裂。分裂固然是客观规律,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大联合。联合有利于对敌,分裂有利于敌人。谁联合就是革命的,谁分裂就不是革命的。当然,与走资派、与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要分裂。革命派内部是提倡联合的,无原则的分裂是背离大方向的。第三,搞武斗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完全违背了大方向。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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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现在有很多人只相信半个,去掉了两个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的骨干,反对这个,就是反对三依靠。还有的不相信千部大多数,革命干部根本站不出来,站到这一派,那一派打倒,站到那派,这一派打倒,采取了实用主义。相信群众这一条,还是只相信你那一派,五代会不相信大联筹,大联筹不相信五代会。是否你那一派都依靠了,也要打个小问号。同志们,你们在北京,中央同志讲了很多话,不是马马虎虎说的。你们这样乱搞,就有利于敌人,有利于美、蒋、苏、日特、地富反坏右。群众是很反感的,脱离了群众。天津治安不好,北京也受到了影响。北京最近准备杀人。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杀他几个!(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大家鼓掌,髙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捣乱,暴露出来好。伯达、戚本禹同志分析的很好。我们要警惕,不要做那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天津的生产情况很不好,八月份比七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近三分之伯达:所有的工人都要在业余时间搞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
    谢富治:刚才伯达同志说到塘沽港的问题。我看了很多材料,一个是广州港,个是塘沽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很生气。不是说是革命派,连一点爱国主义也没有。
    伯达:大联筹要注意,听说你们把塘沽港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抓走了。抓多久了?今天早上就放出来,不放就是犯罪!
    谢富治:不管什么理由,塘沽港要疏通。外国轮船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设关卡,阻拦、搜查,干那些丢人败兴的事,丢了我们国家的丑。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我们要去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怕。你们随便抓人不行啊
    伯达:现在就马上打电话,把人放出来。你们把王克抓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大联筹:我们没有扣他,是要他解决问题。)没有价钱可讲,就是要放,马上打电话放人
    谢富治:我希望天津的同志们对戚本禹、陈伯达同志讲的话,要严肃对待迅速扭转天津局势,不能采取两面态度,这里谈,那里打,军队也不负责任,这不行。不要以为中央是好欺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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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在天津日报,大联筹要撤出来。以后可以吸收你们的代表参加工作嘛,强占是不行的。(大联筹吉新民要汇报报社情况)不要汇报了,天津日报不能强,要马上撤出来
    戚本禹:不管怎么样,先撤岀来再说嘛,老强占着还行?(大联筹:我们和郑三生会谈,他们答应改,但是他们不改,他们把谢副总理回北京的消息登在刊上,以地方压中央。
    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有没有报?送给我十份,我挑挑毛病,管保能挑出来敢不敢给我签字?我准能找出错来。(大联筹代表:我们的错和他们的错不一样!什么一样不一样,我谢富治回北京的消息登不登都可以,什么一样不一样!
    郑维山:现在三点了,下边还要听江青同志的录音报告,是否就讲到这里?(这时大联筹代表纷纷要求发言,提出很多具体问题,晚上没被子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河大八一八有刑讯室、水牢,杀死他们三十多人。)
    陈伯达:河大八一八来人了吗?(答:来了。)你们那里有水牢吗?(河大
    八一八代表:我们那里根本没水牢,也没有刑讯室,更谈不上杀死他们三十多人,这完仝是造谣。对这件事中央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有的话,我们情愿公开检查,该受什么处分就受什么处分。大联筹:情节严重的要枪毙!河大八一八代表:我们如果犯了枪毙的罪,就枪毙。)
    戚木禹:水牢、刑讯室我没见,我倒是看见你们放火烧房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査?(大联筹代表:这个问题请中央派人去调查。)放火的事你调查了没有?(答:没有。五代会汇报了大联筹挑起武斗的事实后,大联筹代表说:对这些事件我们没有调査。)你们放火烧政治师范学校,我可调査了。(大联筹:五代会干了许多错事,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我们没听到你们作自我检查,你们的大方向没错?(答:没错。)你这是什么态度?
    陈伯达:你们(指大联筹)先做点儿好事,得到群众谅解。如果五代会做了坏事,也会暴露出来的。在墉沽港,你们就要先做点儿好事给群众看看。你们开着好几百辆卡车到北京来,要砸三零一医院。你们对疏通塘沽港就不能办点儿好事吗?五代会做了什么坏事也要做白我批评嘛!(大联筹:我们开车到北京来是为了制止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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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笑)天津武斗那么厉害,你们都管不了,怎么还到北京来制止武
    大联筹:伯达同志,我提个口号,“将反复辟进行到底”,可不可以提?陈伯达:我看这个口号不对头
    大联筹代表:我认为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方向有问题,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戚本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这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估计。(大联筹:我是说天津市委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万张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揭出来的,还是以后揭出来的?(大联筹:我承认错误。但天津市委九个书记,只揪出了万、张,其他七个书记都未动。解学恭、阎达开到天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站出来的?解学恭站在李雪峰资产阶级立场上,和驻军的某些决策人支持保守组织,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认为李雪峰是资本主义复辟,某一个单位可能。
    陈伯达:我同意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大联筹应该做点儿好事,让群众看看你们在群众中有很坏的印象,听懂了吗?(大联筹代表抢着讲)不要多说了,只要求你们多做点儿好事。
    (大联筹一人站起来念语录: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又有一人站出来向陈伯达同志检査。陈伯达同志不听,退席。后天工八·二五赵健敏检査。)
    戚本禹:(当赵健敏检査完后,问:赵)你们说过李颉伯是好书记没有?(赵没有。)你们贴过大字标语没有?(赵:那是个别人干的,不代表总部。八·
    三杨长俊:你们有一次开大会,指挥部一个人讲话,代表总部说李颉伯是好书记,应该给李颉伯平反。赵:八·一三就抓住我们这一点,攻击了我们三个月。但他们在学校要树李曙森。)你们保过李颉伯吧?(赵:保过。)对李颉伯我了解你们保他有问题。就这一点说你们是保守组织行不行?(赵:我想中央不会这样说。)那么你们讲这个是保守组织,那个是保守组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你有个报告,文字是流利的,也很会讲,但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这个人很偏激。拿你的观点和中央精神对照一下,检查一下。(赵:我的报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不是可能,是错误的。(赵:我讲的那些话是从工农那里学来的,是别人向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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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的。)你不要把错误推给群众。到底是你的错误,还是工农群众的错误?你过去讲话脑子很清楚,现在怎么逻辑乱了?你说的话相互矛盾。你这不等于说从群众中学来的错误吗?你现在不是在改正错误。你给伯达同志写信,利用伯达同志的话攻击伯达同志,很狂妄!很错误!用他的话批评他,不客气地说是攻击他。你太狂妄了!我还不知道天津有这样一个“狂人”!今天你有了点儿自我批评但很不够。我怀疑你们是否想借自我批评转个弯子,继续干自己的。(大联筹红革会:敬爱的谢富治、戚本禹同志,
    )不要说“敬爱”什么敬爱的!(大联
    筹红革会:我代表一百三十万人汇报我们的工作。)不要煽动,你们有一百多万人吗?我做过调査,派了两个人到京津铁路,见人就问,大部分群众是不支持你们的,对大联筹的印象非常不好。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说一百多万人,你们统计过吗?希望你们听听群众的意见。(大联筹:这是五代会造的谣,你可看看我们的材料。)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了,看得很多,的确不象话,有很多火是你们放的。(大联筹吉新民:我回去后,准备让五代会把我杀死。)谁杀死你我负把他枪毙。希望你们不要杀别人。杀人都要处理,都要査清。我希望你们回去听听群众意见。我派人在车站听意见,群众对你们印象很坏。(大联筹:这都是五代会给造的。)你们那一百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宣传?(大联筹:我们这个组织有缺点,但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什么逆流?从什么时候杀出来的?(大联筹:是今年四月从反动逆流中杀出来的。)谁搞的逆流?(大联筹:李雪峰搞的。)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李雪峰在天津搞的是逆流。(赵健敏:五代会杀人放火,失道寡助。)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放火的!(赵:不错,但是五代会的也要追查。)(大联筹三配件厂董广发:我看这是大阴谋,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我还要提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念语录。)
    谢富治: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戚本禹:毛主席说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董毛主席没有那样说,我按毛主席说的没错。)刚才伯达、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同意不同意?(董:我是同意的。)同意你为什么还那么说?(董继续辫解)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反革命的提法,现在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个口号,到处抓小撮。(董:不要拿大帽子压人。如果认为我是坏人,那把我逮捕起来吧!)我说你还不行呢,怎么能逮捕呢?你不要逼着我们犯错误。(大联筹一代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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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所以混乱,都是天津某些决策人挑起的
    )什么“决策人”?这不象共
    党的提法,不是共产党的语言。你是否经常看《参考消息》,从外国学来的?再说一遍,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
    谢富治:你们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
    戚本禹:我看你思想很混乱,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你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坐下好好休息。(董:思想混乱的不是我,有人混乱了。)这里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这里耍流氓!你坐下。(董:我可以坐下,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你可以保留一万年。(大联筹:我们要建一个主席塑像快建成了,没有原料,支左不支持我们。)不要搞塑像了,毛主席很反对,对这个问题批评得很厉害。我们要按最高指示办事,如果没有建成就不要搞了。(大联筹:戚本禹同志,你同意不同意?)不要问我,要听主席的。问我,到处见到主席象我才愿意呢,但主席不同意,要按主席说的办。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都要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大联筹现在到底听谁的话?你们究竞听你们“决策者”的话,还是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希望你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们大联筹方面很好地改正错误,很可能搞得更好。如果象那个工厂的同志(指董广发)的态度,还是提揪军内一小撮,那是错误的。再三讲,不要提军内一小撮,因为军内和地方不一样,军队支左的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即使军内有走资派,也与地方的走资派有所不同。地方走资派有一整套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走资派抓一人与解放军抓三个人,性质也不一样。野战军过去是作保卫工作的。天津支左绝大部分支持是对的,局部的可能有错误,但这也是难免的。叫你们支持支持看看。你们什么时候介入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也支持过林造反吗?他是个流氓,为什么支持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也支持错过,过去我也受过蒙蔽,我向中央文革作过检査,改正了错误。可是你们至今还坚持揪军内一小撮,说天津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把自己都否定了。想搞得很彻底不可能,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妄想。想一次搞完,纯又纯,那有这样的事情。中央讲了这么多了现在你们还说天津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究竞是认识问题还是故意对抗?我怀疑你们。我们对你们做了很耐心的工作,就是希望你们把方向扭过来。说服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主席把船摆正了,你们非要扭过去,这不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下去,你们会走向反面。我们不说五代会没有毛病。五代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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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比你们好些。你们这里头就有一个人态度还比较好点,是不是真的我还要看行动。你们不是要看我们的行动吗?我们也要看你们的行动。看行动,首先看你是否能把坏人抓起来,把枪交了出来,中央很满意。希望你们考虑中央的意见,不要觉得自己比中央还高明,比毛主席还高明。整个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部署的
    谢富治:这话很重要,看你们究竟听谁的话?
    郑维山:伯达同志临走的时候说,大卡车、公共汽车、小轿车,三天之内交出来。你们要达成一个协议。下边听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
    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对天津石家庄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五时四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接见时在场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和河北省驻军部分领导同志。〗
    当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同志走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陈伯达同志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群众跟着呼喊: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接着陈伯达同志又说:今天就是个大联合的会议,祝同志们大联合成功
    陈伯达同志讲话:今天算是个大联合会议吧?怎么样,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众答:没有)还没有联合?很可惜呀!你们心安吗?就是我们着急,你们就不着急吗?!天津工人阶级三条石展览你们应该去看一看,你们看一看就晓得你们工人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冲突的理由。你们天津工人阶级现在分成了两大派,打来打去,实在是给敌人高兴,我们不高兴。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嘛,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木利害冲突,没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大派。听懂吗?(众答:听懂了)今天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社论,希望同志们读一读,里面引了毛主席很重要的一段话,对你们什么两大派、
    三大派都有很大教育意义。好好读一读,想一想,好不好?(众:好)今天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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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联合,不要再吵架好不好?(众:好)你们石家庄已经达成了协议,(指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可不可以再达成大联合的协议?(答:可以。)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我看,你们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对天津“大联筹”是大批特批,大批评,特批评。你们生我的气也罢,不生我的气也罢(众:不生),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是真理,你们生我的气没有关系;我的话不是真理,你们不生我的气就不对了。你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有一个地方写了一个标语,说陈伯达不得好死。我说这个标语写得很对,他们的代表说,这是反动标语,我说对,是反动标语,不过他说的对。那一个人是好死的,一个是病死,一个是被枪打死、炮弹炸死,或者自杀,都不是好死。凡是死都不是好死。经过我的分析他们哈哈大笑。所以我说这个标语是对的。我不怕别人轰我,你们天津“大联筹”说我受蒙蔽太深了,中毒太深了。不要紧,我把你们看成小孩子,或者被蒙蔽或者不被蒙蔽,总归有一天会清楚,水落石岀,纸包不住火。听不懂吧?我第次到天津,有人说,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说中国话,不过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就是了。我加入了你们天津籍,加入了你们河北籍。福建人总是说我是福建人,我说我不是福建人,他们说不对,是福建人。我说我是天津人,河北人,北京人。他们要跟我争这个东西。我实际上最大量的时间在北方工作的。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不象你们这样英雄好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今天砸这个,明天砸那个,又要抄这个家,又要抄那个家。老实说,我还没有干过这个事情。打砸抢,谢富治同志没有干过,郑维山同志没有干过我看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干过。(谢富治同志说:我们打蒋介石打的多了)那是打仗,我讲的是打架,不是打仗。谢富治同志、郑维山同志和在坐的几位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我倒是没有打过仗,连你们这个打砸抢都没有搞过,很惭愧。所以我不配做工作,你们不服气,连打砸抢都没有搞过,还做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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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讲一点和吧!就是搞协议嘛!天津的协议现在怎么样?你看,我首先关心天津,我主要是天津人,就是不会说天津话就是了。可是我在天津抓的人最多,不是我自己抓的,是江枫同志帮我抓的。一天晚上,我说抓,江枫同志就抓。一天晩上抓了好几个。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对)抓得很顺利,我称赞了他,我也害得他一晩上没有睡觉。你们搞打砸抢,江枫同志他倒是有抓人的木事,你们要注意。我现在怕到天津去,就是怕他抓我。虽然他再三希望我到天津走一走,我怕他抓我,我就没有去。
    我说这些话,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听懂听不懂?(众:听的懂)我的废话说得太多,我希望“大联筹”批判我。前几天我不是告诉保定的代表,要他们转告“大联筹”,“大联筹”说陈伯达中毒太深,受蒙蔽太深,现在你可以启发我,我准备和你们辫,大辫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大辩论一番,我输了就认输,釆取这种方法。这是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的。当然,你们要打我,我也不反对,但文化大革命不提倡这个。你们不要以为我怕死,没有什么,不得好死没有关系。请谢富治同志讲讲,他是我们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同志在看文件)他要看东西,“大联筹”的同志,出来辩论。(这时“大联筹”的一个代表站起来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七次)太少了。(我们不是说陈伯达同志中毒太深,而是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指示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不是,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你们特别关怀,对别人就不关怀。拿着大石头当成宝贝。(“大联筹”代表说:大石头已经丢掉了。)不要说的太快了,还没有完全丢掉。你们要不放下那一块大石头或者两块、三块大石头,你们就不能够领会毛主席思想。(“大联筹”代表说我们一定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尽快把石头卸掉。)要你们丢掉石头,这倒是真正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的,使你们身子可以直起来,眼睛可以向前看。听懂吗?(答:听懂了,“大联筹”一代表说:首长……)不是首长,是老百姓,是不得好死的老百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没有这样说过。)不要紧,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别人说的。(“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您上次的指示,做了一些好事。)你们做一点好事给群众看一看,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大联筹”代表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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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汇报一下,我们已经抓了我们自己的十一个坏头头,共抓了二十八个,公安局军管会只收了十一个。谢富总理说:这个决心大。并带头鼓掌。“大联筹”又汇报了他们现在搞大批判,在大街小巷搞批判专栏的问题。)你们抓了十一个,这可能是小石头,还不是大石头,大石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大联筹代表说:我们按照首长指示去做,还要抓。)不要到处乱抓一通,这不好。要调查研究。(“大联筹”代表说:行行行,我们一定照办。)和平路现在疏通了没有?(“大联筹”代表说:现在畅通无阻。)高兴!高兴!(伯达同志鼓掌,全场热烈鼓掌)塘沽港怎么样?塘沽港抓了一个支左联络站的王克同志,放了没有?(“大联筹”放了)好!这是革命行动。(伯达同志再次鼓掌,全场鼓掌。)
    这时“大联筹”代表要求解放军进驻塘沽港。陈伯达同志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郑维山同志说:军队已经下了命令,今天就到。我要问“职联总”,抢的枪是否都收了?(答:已全部收了)
    陈伯达同志说:要全部收回。天津市的各派,不管哪一个学校,或者不是学校的,如果到农村去制造派别,挑起武斗,在那里抢收庄稼,那是一个罪过、罪恶。绝对不能允许的。郊区农村的生产,还是要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由那个生产队收割。一定要割好,收好,存好,分好。不能抢,不能抢割庄稼如果你们哪一派有人搞抢割庄稼,动员农民互相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那是历史不能宽恕的。注意啊!“大联筹”要特别注意。还有八·一三那些学校,要特别注意。你们这个野心太大了,不但在天津乱搞,农村还要去捣乱。你们这个想去是什么想法?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要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就是不能允许你们出去鼓动。这个问题,昨天我专门给郑维山打了一个电话(郑维山同志说:昨天接见完了,四点多钟,伯达同志给我一个指示,他看到一个材料,我也看到了这个材料,有的学校学生,分到郊区,去挑起武斗。现在三秋到了,迎接三秋,伯达同志告诉我,要用武装保卫秋收。这时全场热烈鼓掌)一颗庄稼都不能丢,一颗庄稼都不能抢,谁敢犯这个罪过,谁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现在这么快活,能够吃饱饭、开会,甚至吵架、打架,还不是因为农民种了粮食。要是你们吃不饱饭,你们就没有力气了。不吃饭说话也没有气力,何况打架。想一想嘛!(“职联总”提岀要解放军进港)。部队现在已经进去了。我给你们说,今年农业生产是空前没有的好(大家热烈鼓掌)农民是希望丰产又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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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产又不丰收,这个错误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进去的人挑动起来的。现在大家不要去干这个,把腿停下来,把手停下来,把口停下来,农民还是按照那个生产队的庄稼由那个生产队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们不要去干涉,这对你们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我看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会懂得这个意思。赞成不赞成?(众:赞成。郑维山同志说:我希望张家口、天津、唐山、石家庄,你们马上打个电话,把伯达同志对你们的要求传达回去。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答:同意。)这里一方面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下乡。听懂吗?(众:听懂了)这两方面都要把住。(“大联筹”代表说:要把车辆交还)那件事马上就可以办到,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全部交完。(“大联筹”代表说: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我们有件事情很难过,你们调了几百辆汽车到北京来想砸个医院,名义上说要制止武斗,北京的事情要你们管?!(大联筹一人说:是参加制止武斗大会)我作为北京的公民,不感谢你们的活动。谢谢你们,不要再来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说他们最近开展拥军爱民周,准备收缴武斗凶器。国庆节快到了,准备做工作采取措施,不让群众随便到北京来。)好!欢迎(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全场热烈鼓掌。)今天,你讲的话很诚恳。(“大联筹”代表说:感谢首长,请首长再给我们批评、指示。)按照你们的协定,按照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去做就行了
    谢副总理说:你们协议上都写的很清楚。昨天塘沽新港“巴黎公社”和“职联总”签定的协议八条念给大家听听。(谢富总理念塘沽新港的八条协议)陈伯达同志说:这是我们谢富治同志亲自起草的。(当念到谁破坏协议搞武斗,军队有权抓人时,陈伯达同志鼓掌,全场鼓掌。)
    陈伯达同志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在抓人这个问题上,完全拥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的意见(谢副总理说:这是群众的意见),不过我过去和他有一点小小不同的意见,就是他抓人太少了。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我这个人是喜欢抓人的。你们不要看我同你们这样好地说话,我抓人也是不客气的,但我抓人也是谨慎的,不是乱抓。江枫同志可以证明嘛!我在你们天津抓人也是抓的不少,但很谨慎,是不是?江枫同志。(江枫同志答:是,抓得很准。)我是要抓就抓,毫不客气。但我不赞成乱抓。我还杀过人,我自己没有杀,是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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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杀的。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在晋西北,跑到一个乡村,看到一个恶霸,他还假冒我们的许多名义,长的个子很高,房子里边放着一个盆子,泡着八个鸡蛋(郑维山同志问泡八个鸡蛋是什么意思),每天吃八个鸡蛋。这个鸡蛋是我亲自看到的。所有这个乡村的人没有不害怕他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怕他。我说抓就把他抓了。抓他可不容易,他个子大,力气大,要很多人去抓,还要带枪。抓了以后,有人说明天就杀,我说为什么那么快,老百姓不晓得,他那个村子老百姓晓得,别的村子老百姓不晓得。后来一直关着,两手用铁链锁着,两脚也用铁链锁着。搞了两三个月的土改,这个地方的土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想到这个人要杀了。但是怎么杀?工作组杀人不好,群众自己乱杀也不好。所以开杀戒我是很谨慎的。后来让那个乡村老百姓把他的罪状列一个单子,看够不够杀的条件,叫老百姓讨论,他那个乡村讨论以后,再交给周围乡村讨论。四周乡村一听,老百姓说,这样的人还不杀?这样,我就有杀的根据了,但我们工作组里就有不同意见,说是不要杀了(后来证明这个人是不好的人),他和我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一定要杀,问题是怎样杀的问题。最后有一天准备要杀了,他这个家伙又跑来和我谈,他说不要杀吧,或者送到别处去杀,不要在我们这个村子杀。可是老百姓的心情就怕这个人跑掉,这个人力气很大,大力士,个子很大,棒得很。这个乡村最怕抓了他又不杀,或者在半路跑掉了。他们说,要是他跑了,全村老百姓都活不了,他一个人跑到村子乱杀一阵,受不了。所以我说非杀不可,罪状够杀的条件。但既然工作组有人反对我的意见,我就跟一个解放军同志在后边山坡上散步谈这个问题,怎么杀好?这个解放军同志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我们这里有行政公署的人,又有县长,又有区长,为什么不可以杀?我才恍然大悟。真糊涂,就是忘了这点。我就这样搞个三堂会审,就是行政公署代表、县长、区县结合群众代表组织审判大会,全体群众参加。这样就决定了,大家没有话说了,反对我的人也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开始反对,说你们杀不好,可是我慎重,用三堂会审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他就没有话说了。这样就决定第二天杀了。杀的时候,大家去看,我也看了,他那个手上的铁链快磨断了,差两天不杀就跑掉了,那才是罪过呀!
    给你们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杀人也要让群众知道,要群众作主,让群众懂得为什么要杀,我是主张你们天津杀几个的。(热烈鼓掌)在这一点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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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强硬派,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就算了。听说你们天津秩序很乱,水上公园糟蹋的一塌糊涂,流氓坏蛋,其中有反革命,有特务,为什么不杀几个,要杀!罪状公开到全市群众,让群众讨论该杀不该杀。群众要说杀就杀,群众说不要杀,就慢一点杀,看一看。你们赞成不赞成杀几个?(众:赞成)我看到你们天津一大批材料,很难过,看到那些坏蛋作坏事,睡不着觉。给你们说实在的,我主张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多种多样,有的是抓,有的监督劳动,有的要杀掉。多种多样,不仅是杀了就算了。我们的谢富治同志杀人、抓人兴趣少些,他是监督劳动的多(笑)(谢副总理说:不要说笑话了),也可能不对,啊!(笑)我们可以大辩论,我们经常辩论。公安机关的人,要慎重是对的。谢富治同志慎重的态度是对的,我是拥护他的,赞成他的慎重态度。但需要杀他还是主张杀的。前天北京杀了四个,北京做了个好样子。(谢富治同志说:杀的质量相当高)你们天津要杀的质量也不低,你(指郑维山)杀的太慢,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没有?要在群众中广泛讨论,把罪状公开,要家家户户讨论,目的是让后来的人不敢这样做了。不是为杀人而杀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教育大家,教育群众。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众:同意)我不是公安机关的人,讲了一套公安机关的事情(笑)。这时大联筹”代表说他们捉了二十八个坏人,陈伯达同志带头鼓掌,并说你们做了件好事,谢副总理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主席思想。你“五代会”抓了没有?“五代会”的同志汇报了通过整风,交换了意见。
    陈伯达同志说:有人告你们“五代会”,“五代会”也要注意,有坏人也要扭送。参加“五代会”的单位要注意,如果有违犯国家法律、胡作非为的,同样都要受到制裁的。(天津双方代表因为抓人问题发生争论),在这里不要辩论了你们回去由天津军队的同志、公安局的同志,还有筹备小组的同志进行调查。不管你哪一派,犯了罪,一样要制裁的,“大联筹”有坏人要制裁,“五代会”混进坏人也要按照法律制裁(热烈鼓掌)
    (“五代会”汇报了一下整风情况,并检査了一些缺点错误。“大联筹”代表说:“五代会”言行不一,他们不抓内部的坏人)
    (石家庄“鲁迅公园”汇报九·六事件情况,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会场气氛紧张。谢副总理一一向“鲁迅公社”、“联指”和军管会的同志査问了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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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会同志发言后,谢副总理很生气地说:你这个军管会偏,难怪人家反对你,人家不相信你,你不公平,我也不信任。事情很清楚吗,你“联指”)夺了枪,开了枪,打死了三个人。狂人是有毛病的,但这个事情你们是没有理的。你们(指鲁迅公社”)过去可能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他们恐怕是错的。军管会,没有讲公道话,要检查,抢枪以后,开枪的人要受处分,要军队执行(“鲁迅公社”和在场其他地区群众组织代表热烈鼓掌,“鲁迅公社”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二十六日签定协议,九月六日架起机关枪,(“鲁迅公社”说还抓了
    十六个人没有放)要坚决放。(热烈鼓掌)
    郑维山同志说:枪,不管哪一派,抢的枪要全部收回;六十三军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全部收回。(“鲁迅公社”代表说:要严惩凶手。)谢副总理说:你们狂人过去作了许多错事,但你们这件事情是有理的。
    郑维山同志说:马上打电话放人。我建议,今天这个会不开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下。第一,今天收枪,武斗问题按双方协议解决,双方捉的人,今天全部释放。
    陈伯达同志说:还有车辆要全部上交郑维山同志说:现在请谢副总理讲话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仝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你们来了将近二十天,达成了很多协议。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努力,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不管天津也好,张家口也好,石家庄也好,唐山也好,都有进步,我们要向前看这是代表们的努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天津签订了抓革命、促生产协定,我看天津进步最大。天津两派都有进步,你们这些小地方有进步,还没有天津进步快。天津一派自己抓自己的坏人,这是最伟大的,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陈伯达同志说:这是值得学习的,是做得对的,刚才的态度是诚恳的)“大联筹”过去有毛病缺点,现在坚决纠正错误,很值得各地学习。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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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遵守协议不够。石家庄,不管你们两派怎么样,你们是做得不够,签字以后,开机关枪,把人打死这件事要追査,起码石家庄军队制止武斗不力。打死三个人很可惜,是阶级弟兄。我听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都是阶级弟兄,在和平时期,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要检査,不追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这样事情,要追査。各地都有解放军,你们不听话,都要抓,解放军制止武斗要坚决。天津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条子,说天大八
    南大卫东有点骄傲,有点唯
    我独左,希望下次听到这两个革命派有点自我批评。总之,我们要向前看,有些进步,有些进步很大,有些进步不大。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很多话,我完全同意。
    下一步,签订的协议要坚决执行,谁违背协定,解放军有权处理,重则抓人轻则警告。我们还要向前看,下一步要搞政治协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抓大方向,抓大批判,抓大批判这是我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搞革命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大联合。各派都是一个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分几派!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就不能一块革命?联合对革命有利,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利,对大批判有利,对停止武斗有利,对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利,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只有对什么人没有利呢?只有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对地富反坏不利,对美帝、苏修特务、印度反动派不利。对革命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的事情。我们有联合的基础,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联合,可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所有革命人民,都欢迎我们联合。如果谁不这样,而要打内战,那些头头就会被广大群众抛弃,群众要造反。所以下一步最大的关键是联合,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联合,学生组织联合,其他组织联合,一直到一个市个省的联合。这件事情,天津要走在前头,天津已经落在北京的后头了。今年月份,总理说,天津可能走在北京的前头,但北京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已五个月了,而天津筹备小组还不巩固,“五代会”也不太巩固,这次希望你们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代表就作了新贡献。希望下一步由你们自己解决大联合问题,由驻军负责。石家庄由石家庄的军队负责,张家口由张家口的军队负责,唐山由唐山的军队负责,天津由筹备小组负责,不要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中央同志身上来,你们搞的差不多,就拿到这里来签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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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搞,我们不行,特别伯达同志最忙,你们先搞好,然后拿到这里来,好不好?(众:好)(“鲁迅公社”要求中央派人到石家庄去调査
    九·六武斗情况)你们“狂人”是有毛病的,甚至有很多毛病。但这件事情,他们毛病比你们多,军队也没有讲公道话,但要改正错误,我是信任军队的,但这件事情你没有很好调査,希望你们要追査,不要再这样干了。今天到会的有天津市、石家庄、张家口、有唐山,希望你们比赛,尽快达成协议,过国庆节。(伯达同志插话:谁走在前头谁就受群众欢迎)我看天津最有希望,但不要骄傲,要继续进步,继续做好事。别的地区的两派都要向天津学习。希望你们在下一个问题上要立功。(伯达同志插话:今天的社论请大家好好学习)还有江青同志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汇报的社论,其中反映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你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要我们大联合。你们联合不联合?(众:联合)
    郑维山:今天就休会。
    伯达、谢富治等同志走出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零时二十七分一二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被接见单位:天津赴京代表团,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保定赴京代表团。〗
    郑维山:没想到周总理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鼓掌)。先请谢副总理作指示。
    谢富治:谈不上指示,几天没见面了。这几天,天津市是好形势,天津市工人阶级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了。(众呼口号:向天津工人阶级学习!)下一步是搞大批判,斗批改,巩固大联合。天津这几天的好形势是毛主席伟大号召的巨大威力。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嘛。按照林副主席说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有些单位起了带头作用,如反修锦纶厂,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联合起来了,很好。
    天津市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事,是伯达同志亲自管的。武斗问题解决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达成“政治协议”。在座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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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组织问题。以五代会为基础,先把组织从点、面上联合起来,这种形式比较好。以“五代会”为基础,加强扩大。“五代会”是中央承认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米的。先把“大联筹”和从未参加“大联筹”和
    五代会”的组织,吸收进“五代会”。第二步,是筹备小组问题。不能把筹备小组放在一边,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是成熟的。
    周总理:天津大大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北京,现在就赶上了
    谢富治:大家要再努一把力,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按系统联合起来
    现在国庆节到了,欢迎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一边谈判,一边过节。欢迎你们到观礼台上去观礼。(众:鼓掌欢呼)过节是好的嘛,但是过节要献礼,把你们组织联合起来,是最大的献礼。
    “大联筹”的赵……来了吗?(赵健敏:来了)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天津工人这次体现了先锋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联合起来了。(众鼓掌呼口号)特别髙兴的是塘沽海港已联合起来了。(众:鼓掌欢呼)广大劳动人民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油田联合起来了。毛主席的最近指示是在外地视察时讲的我们传达的晩了一点。天津联合起来了,这一点不落后,要庆贺你们。(众:鼓掌欢呼)天津是工业城市,北京不是工业城市,上海发展的快,最先进的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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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天津。青岛、济南也是很好的。最近唐山怎么样?没有联合起来的,都是少数派在当中影响。一是走资派捣乱,二是坏人操纵,三是社会思潮影响。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学生应该把学校的斗批改搞好嘛。(众:呼口号)象我这样的人,快七十了,我还是要紧跟毛主席,学到死,改造到死,跟到死。你们年青,是早晨的太阳,是有希望的。你们多老了?一年多,有多少经验我们不能看你们犯错误。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我们看到你们犯错误,要提出批评,否则就是我们的罪过。天津这一派我不很高兴。有一个好消息,南开大学两派联合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比你们低一级嘛。卫东、八·一八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会巩固。
    工厂本身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我对天津学校的问题,刚才看了一点材料,还有一点逆流。哪有那么多走资派?要结合他们,让他们工作。不能打击一大片,要解放大量干部。首先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掀起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毛主席视察、高瞻远瞩。你们谈多长时间了?(众:一个多月了。)工人同志们懂得生产已过三个季度,第四个季度生产要抓了,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对国庆献礼。
    你们如果有勇气接受北京红代会的经验,用这样的方法,采取措施,限定时间,北京六十二所学校全部通过,一个月内回来,不回来开除学籍,不给分配
    四大民主嘛,但你违犯毛泽东思想就要强制。天津要经过多数人讨论,要真正多数人主张这样做才能发表
    去年这个时候,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今年这个时候,是大批判大联合,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你们不赶上来,就要落后了。工农队伍已经起来了,你们不能再来左右群众,左右全局。不听主席的,不听群众的,也不听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尽管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有这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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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最听党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光荣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现在正纠正。解放军坚决执行四不,在群众夺枪的时候不动手,还念语录。你们天津夺枪了没有?(众:没有)解放军是爱民的,你们应该拥军。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主要一条是要拥军。解放军经八、九个月的考验,是最听主席的话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句话,有错误就改了。我们现在是三相信、三依靠,这是中心的环节。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两次地震,六三年在石家庄,我是亲眼看见的,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所以,你们学生如果不快赶上来,就要落后了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大联筹”代表:天津已经联合,现在是如何巩固的问题,加强扩大“五代会”的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①补充筹备小组成员,参加天津支左部队三名,“五代会”代表十五名,“大联筹”代表十五名;
    ②产生系统基层的新的代表会,组成临时工作小组
    郑维山:不要讲了,双方协商。让总理多讲一些好不好?(众:好。)谢富治:你们“大联筹”提的条件高了一点,你们要解散筹备小组另搞一个不行。要按总理说的,加强扩大“五代会”,代表不要争。说句公道话,“五代会”要多一点,“大联筹”要少一点。不要争名额,你五个我十个,“五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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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争。天津的事情要协商,要把三结合搞好。天津四百万人口,你一个学校、四千人,当然管不好。赵健敏你就是管你们的天工,也不容易,不信你管几天试试看,管不好的。一下子把担子加给你们肯定是要把你们压垮的,北京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周总理刚才的指示去办,不要争名额,想压倒别人。你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协商。不能够表面上尊重“五代会”、筹备小组,实际上否定“五代会”、筹备小组,这是不对的
    “大联筹”代表:“五代会”外的造反派数量还是很大的。成立起组织来我们就回去工作,我们不是想当官。是把各代表会搞好,加强扩大“五代会
    谢富治:你这个意见好。
    郑维山:今天很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让总理多讲一些。(天大、五代会保定代表向中央表态)学生不要到工厂去,叫工人自己搞自己的。(“大联筹”代表:工矿企业百分之九十八的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了,向首长报喜!我工矿总部宣布撤销。)既没参加“五代会”,又没参加“大联筹”的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搞“政治协商”好不好?(众:好。鼓掌)
    周总理:我提议,你们联合起来很好,南大、天大,你们大专院校红代会,去天工找赵健敏去和他联合,带着倡议书去联合。(赵健敏:我们向大专院校提出了联合,我们再一次提出向他们联合。)你们大专院校几个常委?(众:七各常委。)天工分两派,给他们两个常委。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你们要作这样的联大专院校只要联合起来,常委名额多少,无所谓。(赵健敏:我们天工有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当然还叫红代会,这是主席亲自起的名
    郑维山:总理、谢副总理作了很多指示,天津和保定回去以后要搞好大联合。工业生产第三季度大幅度下降。学生不要带着观点下农村,各校把已下农村的都叫回来。要保证生产指挥部的正常工作。现在天津已发现抢秋的问题。(“大联筹”代表汇报郊区联合情况)
    周总理:贫下中农座谈,搞基层联合,由下而上,把外面的吸收进来。(师范学院代表汇报少数派被排挤在外,没吃没穿的情况)如果少数派被排挤在外面的,多数派不能拒绝别人,功劳大不能成为包袱。你们排除少数,就要抵消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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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劳,扣你们的分。排斥别人的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些单位的支左部队也没尽到责任。
    (陈伯达同志进场,群众起立鼓掌。总理退席)
    陈伯达:祝贺大联合!(众鼓掌)不算“三结合”吧?!是有抵制大联合吧?争论的很厉害吧?(保定两派争执,郑维山同志制止。)两派代表过国庆,不要在国庆节打架,国庆应该欢庆
    郑维山:达不成协议不给观礼票
    陈伯达:大家可以协商嘛。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协崗谈清楚。你们(指保定)会议的气氛不如天津。我们要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众呼:“毛主席万岁!”保定代表向首长报喜。)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史?你们都是各个组织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当上。
    郑维山:只要大家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掌握大方向,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保定迟了一些,但能够赶上。
    陈伯达:对天津的同志我很抱歉,以前我发了几次脾气,请原谅。天津的大联合是巩固的吧?已有好几次反复了。已经过去一年了,不会再反复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要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学习。(众:高呼口号)听说天津有一些人到郊区去抢粮食,这是错误的。农村的收割,还是按原来的生产队办事。自己种的,自己收,别人不能收,城市更不能去收。前天看到这个消息很不安,其他地方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扰乱三秋,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工人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人挑动破坏秋收,要坚决顶回去。抢秋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保定是否也有知识分子给工人出主意呀?你们知识分子要先当工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当先生。不要下去就当先生。我们北京的学生就糟在这里。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庆祝你们胜利。(众:热烈鼓掌)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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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同志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晚十一时至
    十一日凌晨四时二十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天津市“大联筹”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参加接见的还有罗元发、肖文玖、黄振棠同志,以及天津市筹备小组成员和河北省驻军部队领导同志。当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郑维山等同志走入会场时,仝场起立,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好,今天专门是“大联筹”的,可见你们相当伟大,“大联筹”,只有你们是大联合的,旁人不是大联合的。这是笑话罗
    你们在坐的好多人很好,听说你们天津搞了很好的协议,我们听了很高兴。不仅我们听了很高兴,全天津市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全河北省的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是不是高兴?(众答:高兴。)你们大联合不是很好吗?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一年多了,谢富治同志上次就将了你们的军,说原来估计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可能比北京快一点,结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早已成立了,已经成立五个多月了,天津还没有搞起来,落后了。本来军队接管公安局时,那是很好的形势,天津的市民,老百姓都欢迎嘛!欢迎解放军接管公安局嘛。放了多少爆竹啊!那个爆竹是代表天津市人民的希望。听懂吗?(众答:听懂。)所以,我对你们不了解,为什么闹了这么久,还不能合作起来。天津市的老百姓一定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搞革命的大联合,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革命大联合。天津人民很盼望这个大联合的实现。所以你们上次那个协议是代表天津人民希望的。
    不过听说最近好像又要垮了的样子,我们就觉得很耽心,究竟垮了好还是不垮好?(众答:不垮好。)你们赞成不垮?(众答:赞成。)你们当中有没有赞成垮了的?(众答:没有。)可能有个别的。如果有个别的人想破坏协议,你们不要上当。对不对?(众答:对。)不管他用什么名义,讲多漂亮的话,不要上他的当。或者讲很不漂亮的话,那就更不要上他的当。用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不要上当,用那些很不漂亮的话来破坏协议,那能上当吗?
    在座的是“大联筹”的,要加强、充实“五代会”。你们联合起来,就都是
    五代会”了,再不叫“大联筹”了。不要搞成两个组织,互相打来打去,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这是一件好事,天津人民很高兴的一件事,党中央高兴的一件事,怎么能够让人家破坏呢?不能!但我们今天准备听不同的意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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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协议还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讲,如果想推翻,可以站出来当面讲,不要在幕后讲,有问题公开谈出来。我的话不知对不对?(众答:对。)可以公开的讲。刚才我的话也是公开跟你们谈的。党中央很关心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走正确的路。今天接见是第几次了?是第九次了,恐怕全国也是最多的了。(戚木禹同志插话:不是全国最多的,广西从去年到现在了。)不过天津是很突出的罗!(郑维山同志插话:对天津,中央下的力量不小了。)恐怕加上以前的接见,就不止九次了,是十次了。是不是请谢富治同志讲话?(谢副总理:我不讲了,我同意你的话。)戚本禹同志讲话?(戚本禹同志:我不讲了,我同意的话。)(郑维山同志:是不是请大家讲一讲。)
    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健敏,赵健敏来了没有,你到前边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
    (赵健敏谈了对九月三十日政治协议的三点意见中的两点,就说到过去的问题。)
    我的意见,你要单刀直入,不要讲的这么长,究竞有些什么问题嘛!过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嘛!你不赞成筹备小组,怎么样搞的“大联筹”,这些经过我们都知道。你把问题提岀来嘛!现在的协议,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嘛!(赵健敏说我认为九月三十日协议有很大问题,其中大部分我是赞成的,但对拥军爱民、五代会、革命委员会三部分有意见,我们提了三点主张。)你提的三点主张是什么?(赵健敏把三点主张说了一遍,“大联筹”几个代表都起来说通过协议不民主,协议中有些地方写得不对。)我看现在的问题不在协议的文字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是有人企图垄断天津问题,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的老百姓。是这么一个问题。解决天津问题的原则,中央早已明确了的,就是加强、充实、扩大“五代会”。本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早就讲清楚了。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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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大联筹”的同志?(“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仝错误的。(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应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众答:对。特邀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发言,有的说协议的通过是民主的有的叙述协议通过时的情况。)
    陈伯达同志接着说:讨论这个协议我也没有参加,我说一点意见,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赵健敏、还有“大联筹”其他的一些人,反对这个协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
    个是关于五代会的扩大和加强问题。协议中有一句话,就是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句话,“大联筹”有些人不能接受。像赵健敏,因为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大联筹”就分散了,“大联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赞成刚才有一位同志(指胡忠信)写的一封信,我看他的意见是对的。他说,革命师生通通按照学校,按照班级联合起来,工人按照班组归口联合起来,就是按系统联合。工就那么一个工厂的工人实现联合,外边的工厂就不要干预它,学校也不要干预它工代会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工代会,他是工人自己选出的代表,各人工厂,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代表。“大联筹”是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是不是?(众答:是。)如果按协议,跨行业就不能跨了。而且我们硏究了很多材料,很多地方的情况,群众组织如果是跨行业的,就不恰当了,它就鱼龙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在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众答:有。)你们这个“大联筹”就是掺杂了许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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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人,有许多坏人也混进去了。赵健敏你说你们代表多少人?原来讲代表四
    十万,现在说代表一百万,越大越杂了,这样就更糟糕,混进去的人就越多了。如果按系统、按行业组织起来,这样坏人就不容易混进去,就不好混,我们就可以分别清楚,就比较容易分清楚。听懂这个意思吗?(众答:听懂。)所以学生还是要按他的学校,按他的班级联合起来。听懂我这话吗?(众答:听懂。)工人应当按照工厂联合起来,对不对?(众答:对。)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早就有这个指示罗。延安中学这是主席批的嘛。按系统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按“大联筹”这样的大联合,就联合不成,那真正是大杂烩你们想一想,看一看,我跟你们“大联筹”没有冤仇嘛!不是故意说你们的坏话嘛!你们不是按系统搞,什么人来都随便吸收,跨行业,不可避免地,不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要变成大杂烩的组织。这是我的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你们批评五代会是个大杂烩,你们自己恰恰是个大杂烩。中央要我们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发表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学生必须按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众答:同意。)工人就按工厂,按系统实现大联合,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这样,你们“大联筹”木身就有改组的必要。对这个组织怎么看法,就可以怀疑,这个组织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说是大杂烩,并不等于说你们这些同志不好,但你们“大联筹”组织里边混进了一些不好的人,并且被人操纵。有人操纵你们,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要上当。上次我不是说过嘛,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这些石头就迷路了,看不清前途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也不好走路,抱着那么一些石头干什么?你们抱着几块石头,连你们的代表同志都不知道。给你们说穿了,你们背后有人操纵。你们的代表可能很多同志不知道。(有人提出要伯达同志指出是谁)不要。总之是有野心家在那里操纵就是了。我是得到一些群众来信的,不是军队同志告诉我的,也不是公安机关告诉我的,我是看到一些群众来信。我告诉天津筹备小组的同志,他们还莫明其妙,他们还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现在我知道最少有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那样搞了,我们希望这三个人觉悟,不要在背后去搞这些玩艺。听懂吗?!(众答:听懂。)实际问题就是归口大联合,还是不归口大联合?就是按系统大联合,还是不按系统大联合?就是执行毛主席指示还是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刚才我和谢富治同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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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学一些同学谈话,他们说按班级联合就可以联合起来了,几派就可以变成派,毛泽东思想派。我看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不晓得对不对就是了。你们考虑考虑,我是跟你们商量的。(一代表说:如“大联筹”是大杂烩,五代会更是大杂烩。)他们那里可能混进一些不好的人。我对五代会也不了解,你们比较突出,我就比较了解你们的问题。五代会,我是不大去硏究他们的问题,我特别研究了你们的问题。我声明不替五代会打保票,我并不否认五代会可能有坏人,有没有还要调查清楚。
    刚才讲的按系统大联合,操之过急也是不行的。归口大联合,还要很好协商很好商量,不能过急,也不能高压。(有人提出对协议搞一些补充)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可以搞一些补充。但协议已经公布了,在天津群众面前翻来复去不好,可以再搞个补充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想和你们说一下。你们对拥军爱民有意见也是真的,拥军爱民是我们党的方针,是毛主席的方针。江青同志讲了几次嘛。天津的部队在“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不同的看法?你赵健敏发表的声明“大吼几声”,说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绩,在某些单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只要检讨错误,还是欢迎的。说的轻一点嘛,不要说的这么重。天津驻军的工作是作得很好的,不要象你们那样上纲上的那么高,天津驻军同志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他们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你们也是承认的。但天津驻军有些缺点我并不是不知道。对有些事情他们并不熟悉,比如军管工作,原来不大熟悉,因此,作风就生硬一点,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并不是替他们辩护,但我觉得这是很好改正的。只要“大联筹”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军队是好做工作的,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容易改正的,整个天津的工作都可以改进。如果你“大联筹”还是硬棒棒的,采取不能商量的态度,天津问题还要僵持下去,这是天津人民很反感的,天津人民很不喜欢你们这样做。
    我们开会开得太多了,我看你们再搞一个补充协议(鼓掌)。你们搞这个协议我没有参加,签字急了一些,可以慢一两天。但同志们还是好意,为了好好庆祝国庆,但太匆忙了,这是可以原谅的。有些东西可以补充一下,还可以商量搞个补充协议,搞几条就行了,不要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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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治同志讲话
    刚才伯达同志说的话我完全赞成。我说不要去搞那些枝节问题好不好?天津市从二月成立筹备小组到现在时间比较长了,现在所有革命派同志,包括“大联筹”的革命同志,应该到了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了。最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你们要学习几天。你们大家要有一个不搞枝节问题的态度,大家一致努力,把天津市的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主要是这两个。然后把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要为这件事情做岀贡献。这是方向,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的方向,也是我们当前的大局。不管你千条万条,要服从这个大局,就是按系统把工代会、农代会、学代会,主要是工代会、学代会充实加强起来,应该吸收进来的都吸收进来,不适合的人应加以调整。然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们伟大领袖讲了,今年年底,最迟到明年春节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天津早就提出来了,不要等到二十八个省市都成立了,最后再搞?那样光荣?不光荣。伯达同志批评你们“大联筹”的负责人,就是你们对大联合不积极。赵健敏同志要积极一点,对搞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态度。最近不是许多报纸报道争名额问题吗?不要争名额。其实争一点也可以嘛。不要“以我核心”。不管什么革命派,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在这里把工代会如何加强、充实,搞一个工代会协议,学代会也搞一个,然后把革命委员会名单排出来,就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主要的是先搞工代会、学代会,你“大联筹”无非要争几个名额。你们这个协议上面的拥军爱民没有错误,解放干部报纸社论上都写出来了。工代会那是个实质东西,革命委员会那是个实质东西。我希望“大联筹”的同志们,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抱积极的态度。其实你们已经作了很多好事,你们有很多的进步,捉了一些坏人,签订了一些协议,但你们要搞到底嘛!最后要搞个结果,结果就是把工代会、学代会搞起来,关键问题是工代会、红代会的充实加强,还有革命委员会,名单你们排
    但最好
    不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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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但都写到公告上也不好嘛!你们(指群众)也不要要求太高,天津解放军做的还是好的嘛!你们要求低点,他们要求严一点,这就好了。你们不要争论枝节问题。伯达同志刚才的指示,所谓补充协议,就是工代会的调整,学代会的调整,然后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你赵健敏同志无非就是学代会,你还要管人家工人?到革命委员会当个委员,你还要当什么主任吗?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就给你当。既要看过去,看现在,还要看将来是不是紧跟毛主席,是不是紧跟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司令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现在和将来很重要,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我们这些人吃老本就吃亏了。你“大联筹”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为革命的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为大批判和斗批改作出新的贡献。我还吹过牛皮,说现在己有七个革命委员会,天津可能是第八个,现在内蒙报了名单,他可能是第八个,你天津现在的苗头不是第八个、第九个,弄不好就是二
    十八、二十九个。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大联合应该带头。
    你们大学学生,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带头点火,作出了丰功伟绩,当了闯将,这个功劳不能抹煞。但不要吃这个老本,不要指挥旁人,要“斗私,批修”。不狠抓“斗私,批修”,还要去办,那就要把老本吃光,吃光了还要犯错误。现在你们应该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在革命“三结合”中立新功,在大批判中立新功,特别是在斗批改中立新功。你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要吃老本。我这个话可能有错误,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你们在北京好好和五代会商量。
    今天是你们来开会,对五代会我也要说几句,不能因为有了这个协议,就认为我五代会是正统,你来就进来,不然不要你。筹备小组,军管会要注意,各方面都要照顾嘛!就是刚才讲的,我这里联合,向你那里报到备案,还摆那个架子。我这个人就是专门搞联合的,不联合是不行的,应该搞联合。(有人说,五代会要以我为核心)以他们为核心也不对,以你们为核心也不对。(有人提出去五代会报喜,五代会不接受)那个不对。现在既要从下到上,也要从上到下,如果把
    五代会充实了,那下边也好搞了。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然后搞革命委员会,可不可以?(众答:可以)你们不要争,也可以争一点,但不要那么争。(许多同志说向他们报喜不要)看军队代表是什么态度,你军队代表不搞大联合,就要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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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联筹”就是要按照刚才伯达同志讲的几点,积极地搞联合,这就好办了。军管会就是专门搞大联合的,厂里军管会,市里军管会都要专门搞这个事情。你们也不要说人家五代会太杂了,他们也不要说你们太杂了。天津四百万人,要是那么纯,也不可能,只要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要十全十美(河北大学代表说联合对方不干)那不对,不能用正统卡人家。同时,也不要以你们成为正统。有些人怎么也不想联合,想把自己力量搞大了再搞联合,想等到能压倒人家才搞大联合。两派都有点名堂。你们“大联筹”有少数人,就是认为你们现在人数少,成立革命委员会对你们不利。总之,搞了一年,多数人对付少数人有一套办法,少数人对付多数人也有一套办法,都学了一些歪办法。(有人汇报干代会情况)干代会,我这个北京就没有这个干代会。(有人提出取消干代会)建立了为什么要撤销,不能因为北京没有干代会就撤销。这是你们天津的事情,我们不能干涉。你们都要有一个山头,我就什么会也不加入,我加入了革命委员
    (郊区农民汇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不要把矛盾带到农村去。我对你们天津那个反复辟就有怀疑,是反复辟还是搞复辟?你造谁的反吗?不要破坏农业生
    (小站的代表汇报,说那里有复辟,原来的四不清干部上台,整原来的四清积极分子)陈伯达同志对解学恭冋志说:小站这个事情你们抓一下嘛,你现在的
    五代会有缺点,没人管。那个不对,四清积极分子嘛,怎么都能打成反革命?又让四不清干部上台?你们帮助解决一下。这个事情你们要仔细一点,不能这样搞,把不同意见的人都打成牛鬼蛇神。(转向大家说)好了,我们委托解学恭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谢富治同志说:你们“大联筹”,这个女同志(指小站代表)今天还给你们讲了一点道理。
    陈伯达同志说:委托解学恭同志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反过来。对王洪忠同志(四清上台干部,这次与下台干部勾在一起了)要敲警钟。(有人谈到政法公社)政法公社是政法公社,你支持什么组织是什么组织,不要联系在一起谢富治同志:现在都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多作自我批评。这个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那个造反派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这个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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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在这个时间,那个造反派在别的时间犯错误,都要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当然,你们在这里讲一讲,也没有什么错误,见了面的时候,还要作自我批评。回去以后不能这样,要作自我批评。毛主席讲:“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有了这一本(指主席视察指示)最高指示,我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
    你们今天讲话是一边倒,你们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不用再多说了。请你们单方面来,这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来做的,向你们做工作。你们不要弄误会了,认为你们就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这样想就错了。我们是来给你们做工作,作政治思想工作。当然,当然,我们讲的话怎么说,也不如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现在就你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谈
    你们刚才最大的理由是申报备案他们不给备案。五代会、筹备小组是要考虑你们的意见。但从你们九个印(陈伯达同志指着纺织系统九个系统联合向五代会备案的材料)看出,在你们纺织系统就有九个组织:“天津纺织工业造反大联合总部”,“天津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纺织系统指挥部
    天津工业系统无
    阶级革命联合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战斗兵团红卫军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天津纺织系统革命联合造反总部”,“天津纺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天津纺织系统红色联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又搞了一个叫“天津市纺织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究竞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天津纺织系统是很大的罗,但现在有九个系统,你们“大联筹”就有九个系统,假如我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可以跟你们商量,但我要了解你们的真相。九个系统都是纺织系统造反总部,都是革命委员会,究竞怎么回事,闹不清楚。你那个系统怎么解决的?怎么联合的?只看那上面弄不清楚。所以,我说你们还是个大杂烩。你们告状没有告赢,可是抓住了你们的狐狸尾巴。只是那个小学教员(指小站的代表)告状还有点道理。你们告状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说,革命委员会要考虑你们的问题,和你们协商。纺织系统怎么办,你们今天才去备案,人家还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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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好心好意,希望五代会和你们搞大联合,真正革命的大联合。不是你们说的大杂烩,三凑会。(八大局一人要谈情况)不要说了,你这个八大局我是有怀疑的,是有保留的。(谢副总理插话:你们不要讲具体问题了,把工代会搞起来,把红代会搞起来,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这时有人说驻军的问题,谢副总理说:驻军有问题可以检讨,你们也不要要求太高嘛!这时特邀代表杨茂友揭发“大联筹”的问题,谢副总理插话说:不搞大联合,而想把大联合搞垮,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张伯伦政策。革命大联合是人心所向,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谁要违背这个潮流是不行的。当然,革命大联合不是目的,还要搞大批判,斗批改,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搞好斗批改,反过来斗批改,大批判,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联合。毛主席讲大联合的四种障碍,种是走资派,一种是少数坏人,第三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然后就是保守势力,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前三种。年青人不要上了人家的当。真正的走资派最反对大联合,一大联合他就完了。这时,杨茂友继续讲完“大联筹”的问题)“大联筹”对刚才讲话的杨茂友同志要负有保护的责任,你们不能伤害他。要有伤害,我要找你们的。现在,反对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单方面讲不行。不同意赵健敏的意见可以讲。(何光临站起来,揭发赵健敏的问题,当谈到因他积极搞九·三
    O协议,现在有些人要揪他时,谢副总理说:可不能随便揪谈判代表。)所有
    参加“大联筹”的人都应当想一想。(何继续发言谈到开秘密会议时,谢副总理说:我们北京,不准开秘密会,这是中央文革的命令,开秘密会是非法的。)这时陈伯达同志拿着“大联筹”的一个传单说:我也不了解,为什么签定这个协议就是对天津工人阶级的出卖,出卖了什么?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就是工贼?就是学贼?这不是很荒唐的一种招摇撞骗吗?为了私利,不择手段,什么帽子都可以给人家戴,这种人一定要垮台的,注定要垮台的。签订这个协议失掉什么原则?什么坚持原则,反对投降,投什么降呀?!投降谁呀?对这个协议,我说可以补充,但不能这样上纲。所以小站这位女同志(指刚才发言的小站代表)你要小心,要想一想,不要盲目跟着跑。虽然你在小站可能是对的,可是对天津整个问题你弄不清楚。你觉得他是反复辟,你就参加了。但他可能是以反复辟之名,行复辟之实。反复辟联络站,就可能是复辟联络站。他这个反复辟是假的,我以前就说过,今天又反复地想了,还是假的。实际上是在那里搞复辟的,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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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复辟,搞反革命复辟。但大量的群众是被蒙蔽的,不清楚的,包括在座的大量的代表是不清楚的,可以原谅的。为什么我要说这样一些话呢?因为我看了些东西,为什么对签定协议上纲上得这样高呢?说这是对造反派的贩卖,是投降,这完全是一种恶毒的挑拨,是使用了他所能够使用的一切词句,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赵健敏,你要反,反就是了,我就不怕你反,你已经反过一次了我今天不是报复,是说我想说的一些话。我在想,你这个人究竞是什么玩艺?我感到你所采取的词句,就不是革命者。你对待同志间所采取的手法,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我说的非常之猛烈。赵健敏,你如果还要革命的话,就要猛醒过来,不能再走这样的迷路了。赵健敏所用的语言不是同志的语言(“大联筹”一人站起来要辩解,说不要听何光临的话)我不是根据他的话来说的。我看到一些东西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不是采取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把不同的意见打成反革命。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革命,我看是相反。不能用这么一些语言对待同志,不能用这些语言对待协议,说什么叛卖、投降,怎么能这样说呢?对待同志就不能这样嘛!对待普通群众更不能这样。所以,赵健敏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他玩了一个很阴毒的手段,大家如果不看清楚啊,只看他的表面,只看他大叫一声,就以为他革命得很,其实是相反啊!要注意呀!同志们。(会场上发生斗吵。谢副总理插话说:我认为赵健敏从开始谈判到现在,总是对达成协议不感兴趣。革命大联合是大方向,为什么这样!?)不要被赵健敏虚假的革命词句所迷惑当然,我也不赞成五代会的一些小动作,如果五代会有这些小动作也不好,这样不能团结嘛!(有人说,因为我们签订协议,家里有人说我们修了,要来揪)签订这个协议一点都没有修,完全正确。(郑维山同志插话:刚才伯达同志是批评赵健敏,不是批评“大联筹”。会场上发生争吵,有人说赵健敏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我说赵健敏不是有一定的缺点错误,是很大严重错误,是很可怀疑的错误,不是什么一定的缺点错误,不要把他缩小了。(有人表示对赵的问题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慢慢来嘛!
    (有人说要和赵健敏一起战斗,陈伯达同志问:你向谁战斗?答:向走资派。陈伯达同志问:那个走资派?答: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同志说:你晓得有代表万张集团的人在你们背后操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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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有人提出何光临两面三刀,过去也有很多错误。)陈伯达同志说:好,实事求是,如果何光临同志过去真是那样,今天转变过来,有什么不好?何光临也要有自我批评才能服人。(有人说何把错误推给别人)不能那样,何光临不作自我批评不能过关罗!何光临如果两面手法,在群众面前要作自我批评,不作自我批评过不了关。你们应当把“大联筹”背后有些什么人挑动说一说。(何说出了×××。“大联筹”另一人说今天会议气氛不好。)
    陈伯达同志说:很好嘛。你们要保护何光临同志的安全,他要作自我批评(一人发言说到驻军要主动听取意见,郑维山同志说:这个意见很好,天津驻军应该这样办。接着十八中一人发言)要克服派性,你们中学生不要被大学生拉着鼻子走。
    我现在没有多少话好讲,刚才已经讲了一些话。有些话你们可以思考思考,看对不对。我有点建议,请大家看妥当不妥当。
    第一、就是现在这个协议,九·三O协议,大家已经签了名,定了下来,
    应当是有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鼓掌)
    第二、对九·三O协议中没有写到的地方,有些原则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
    可以搞个补充协议。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鼓掌)
    如果赞成的话,你们跟五代会代表在北京积极搞一个补充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充实五代会,最后建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要勉强,不要为争名额打架,能够成立就成立,应当成立了。谢富治同志经常说,天津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早于北京成立嘛,现在北京已经成立这么久了,天津还遥遥无影嘛。我替天津同志有点不好过,因为谢富治同志将了天津的军嘛!你们还不适当地作点努力吗?可以作一点努力的。好不好
    总而言之,要加强、扩大五代会。你们和五代会,大家互相交心,不要一见面就拍桌子打架,要商量、谈问题。五代会也不能以老子自居,要按照中央原来的决定去做,加强、扩大、充实。不要提以谁为核心嘛!有诚意就可以搞好,没有诚意怎么也不行。(谢副总理插话:你们就不要吵了,比如讲工代会,假如原来有二十个委员,或者十五个委员,有两三个不适当,那还有十来个人,那么再吸收十个八个的。你们协商去嘛。其实按我的意见,就是搞五代会,搞革命委员会,多少名额,有几个人不行,再补充多少人。)现在不管是谁,不能去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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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去揪,特别是对起来批评“大联筹”的同志,你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大联筹”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然的话,将来你们就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你们不知道们内部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有人讲出来还是好的嘛!不要去打倒。是不是就准备揪何光临?(众答:不揪,我们回去和何光临提出批评意见。谢副总理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郑维山同志问:你们传达了那个指示没有?答传达了。)要好好讨论一下。(有人说到造反派之间联合不起来)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指示。
    你们天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干部站出来的很少。因为两大派的斗争干部没有法子站岀来。现在就不要搞两大派斗争了,派性不要这么强。你们要帮助革命的干部站出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不能站出来就打。现在天津工业生产跟这个很有关系。厂长、党委书记都不能站出来,影响工业生产。(郑维山同志插话:干部问题我和同志们讲一下,天津和河北干部站出来的很少,所以我们最近准备和天津和河北的造反派研究这个问题。谢副总理插话:站到五代会这边的干部,“大联筹”不要去抓,站到“大联筹”这方面的干部,五代会也不要去抓。)
    有人汇报工厂停产问题)谢副总理说:按照北京的办法,从停产日起,停发工资,到那一天恢复生产,再发工资
    陈伯达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劳动不得食
    谢副总理:我刚才把最新最高指示给了你“大联筹”,你们要按照最高指示去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陈伯达同志:明天就谈,你们现在就是不听最高指示,那不行。一定要听最高指示。
    (有人提出成立大联合的备案小组)谢副总理说:这个可以考虑接见结束,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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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都是老话、好话,可以重复地讲。我准备说的都是好话。
    1.我们还是主张贯彻执行毛主席按系统搞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跨行业的组织,包括大联筹反复辟,这就可能得罪你们了,你们要打就打。
    2.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负责任。这就没有压力了嘛!
    3.遵照毛主席关于多作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的指示,继续协商,能快点成功是好的,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
    陈伯达同志批评了《政法公社》。他指出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这个学校里一小批学生组织《政法公社》要在全国夺权,他们到天津帮助万、张反党集团夺公安局的权,在小站帮助张凤琴夺王凤春的权。群众是最后的裁判者
    、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67.12.01;中发[67]361号很好,照办。
    毛泽东十二月一日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
    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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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胜利的喜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诞生了这是您的战无不胜的光辉思想的一曲新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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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丰功伟绩
    阳光普照,红旗招展,渤海之滨,锣鼓喧天。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您的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您开辟的革命航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您的恩情高过山岳,深过海洋。我们心头充满着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滔滔海河流不尽,曲曲颂歌唱不完。千声欢呼万声唱,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那掌握中国革命之舵的巨手,亲自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下,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天津,使这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获得了新生,使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这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天津的革命群众第一次放声高歌《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亲临天津,视察工厂、学校、农村,对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您的教导,您的关怀,您的高大庄严的形象,您的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铭刻在天津革命人民的心里,鼓舞着我们沿着您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飞跃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年,又莅临天津,和天津四百万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您给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光荣!激励着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心不变,风吹浪打志益坚。我们永远跟着您,在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勇往直前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一九六三年,在天津受到罕见的洪水威胁的时候,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动员令。您的伟大的战斗号召,表达了海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心愿,百倍地增长了我们驯服海河、根绝水患的信念,调动了千军万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英勇地向大自然开战!
    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些无比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潮汹涌,热血沸腾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您统帅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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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猛攻。就是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解放不久,便一头扎到天津,拚命地宣扬“剥削有功”,为资木家涂脂抹粉,充当资木主义复辟的吹鼓手。此后,他又屡屡到天津放毒。臭名远扬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就是首先在天津抛岀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敬爱的毛主席,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斗号令,怀着誓死保卫您,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决心,凝集起对一小撮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向他们发起了冲锋,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妄图扑灭您所点燃的革命熊熊烈火。他们围剿革命群众,武装镇压革命小将;他们耍阴谋,放暗箭,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操纵反动组织,实行反革命夺权,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伸岀黑手,挑动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抗拒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的雄文四恚悄奈按笏枷牍饣裕颐侵该?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带领我们闯过一个个急流险滩,战胜一道道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越战越强,把海河两岸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是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关怀着我们。在每个关键时刻,总是您的英明的决策,伟大的号召,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鼓舞着我们披荆斩棘,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沖锋陷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最最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我们面对着残酷的迫害,手捧您的革命宝书,日夜仰望北京城。您及时地派来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我们并肩作战,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乂集团发起总攻,经过剧烈的搏斗,终于摧垮了他们所盘踞的顽固堡垒,把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您所指引的航程!敬爱的毛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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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今天的胜利,没有我们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敬爱的毛主席,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出的最新指示,是把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工人阶级一马当先,条条战线万马奔腾,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空前大好。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日夜盼望的红色政权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十八个月来,您领导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胜利!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认识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新的战斗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光明灿烂。我们任重道远,永不骄傲自满。我们决心更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涤荡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把天津市建设成您的光辉思想的新天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红!我们一定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天津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让您的伟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把“拥军爱民”运动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向守卫在首都门户,为人民屡建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虚心学习,争当拥军的模范,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把新生的天津建设成磐石一样巩固,钢铁一样坚强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您的光辉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智慧的海洋。大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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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您的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N颐嵌崛a?的是毛泽东思想,掌权和用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将永远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把天津市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天津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把世界引向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一个学习您的伟大著作的运动正在国际上蓬勃展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球。我们以生活在世界革命的中而感到荣耀,为战斗在您的旗帜下而无比自豪。我们不但要做国内的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我们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弟兄,全力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让您的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照遍全世界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一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的又一大城市——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渤海湾边红烂漫,海河两岸尽朝晖。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变天津为复辟资本主义基地的黄粱美梦,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天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统治的彻底垮台。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热烈欢呼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谨向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和天津市四百万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天津市解放十八年来,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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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会议刚刚开过,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天津,一头钻进资本家的怀抱。他抛出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大肆宣扬“剥削有功”论,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鼓励资本家“多剥削”,“赚大钱”,极力煽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千方百计把王光英之类极端反动的资本家乔装打扮,作为他精心培植的所谓“红色资本家”的本,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他在天津抛出了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和他在天津的代理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爪牙,网罗牛鬼蛇神,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天津变成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桥头堡。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天津的代理人反复较量和英勇搏斗的结果。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驻天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扎扎实实地进行深入、细致、艰苫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满腔热情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新的长征的开始。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进行系列的艰巨工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要斗私,批修,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从灵魂深处来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前,处在穷途未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在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妄图从思想上腐蚀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队伍。一切无产阶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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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派,应该在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狠斗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不断扩大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是交通的重要枢纽。我们相信,天津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必将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社论)
    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天津市革委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在十月十四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中指出,“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之后,人民日报又陆续两次发表了“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最近,中央在批转吉林省军区“关于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大、中学校不放寒假,未提及小学。目前小学取暖比较困难,我市大多数小学要求放假,也有部分小学表示,开课不久刚刚走上轨道,以不放假为好。我们意见小学学生年龄小,天气严寒,应该放假。在放假期间,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促使小学教师的思想革命化,迎接教育革命的新高潮。当否,请批示。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1968.01.15;中发[68]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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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文元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青同志: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向同志们学习!今天请同志来,我们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天津是中央的直辖市,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本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可以,你们来也可以,由于我们还有别的工作,所以,麻烦同志们走一遭。
    我们想有这几个问题和同志们谈一谈,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话。(热烈鼓掌)
    陈伯达同志讲话
    同志们!今天走了一天很辛苦了,刚才江青同志说,请你们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天津一年多来,出现了一些怪事,拿江青同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那就值得大家考虑了,值得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了。在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过,说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有三个条件:个是要拥护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要拥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三、是要拥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现在,比如说文艺黑会,准备在天津召开,已经破产。这个黑会,就是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叛徒,一批坏人他们想借召开这样黑会的机会,来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反对我们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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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的柱石,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举世无双的、举世无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想千方百计地破坏她。
    现在,我们说一下文艺黑线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全国,在我们国家内部,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一个相当的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阳等等,比如他们所表演的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由方纪编排的,参加导演的。在天津出现这样的黑会、黑戏,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他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
    八五风暴”
    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众答:知道。)在唐山、邯郸等地都有代表他们反动思潮的这些流派。所以天津这个黑戏、黑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是一个侧面。在天津、在河北,还有组织上的联系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我大概是五七年冬天,同康老一块到天津,康老调査教育问题,我是调查工业问题,后来做了一些四清的工作,当然,在这里面接触了一些人。比如在天津,在一些工厂里,就受到许多老工人的教育,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现在举个例子,我问他们天津工人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他们给我说,在三条石。这样,我就到了三条石去看了,看了原来那个最原始的展览馆,有一些很原始的材料,我很受感动。有一个时期,周扬在天津,我跟他说,你可以去看看三条石,受些教育嘛!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周扬和在天津的一伙人,把三条石展览变了样子,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这回我看到了《天津日报》,看到天津一些小报揭发这件事,这就给我很大教育,他们就是这样颠倒历史,资产阶级的剥削史,他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还有,有些人,象方纪之流去年不知道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认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过话,我那时跟他们说了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不要伸于啊,不要上当啊,是跟他们这样说的吧,你们小报上反映的,我都看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呀,要登台呀,所以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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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是一回事。这里就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很多我们原来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听说他们在天津还隐藏着什么叛徒集团,他们和一些坏人、叛徒,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想登台,想插手,拚命要钻到里面去。这个要和大家说明白一点,我想是有好处的。
    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就因此被他们破坏呢?我看天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进行到底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一定会逐步巩固起来的。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完了
    姚文元同志讲话
    会议开始的时候,江青同志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怎么彻底揭开天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他剥掉方纪、孙振一伙人的画皮。同志们,江青同志刚才说的,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仝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所以我说,这次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把全国那么多人找来,是这样两个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会。象这样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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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的讲话,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把我们阶级阵线分清。把一小撮坏人彻底揭露岀来,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使广大群众得到教育,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更加健康。
    所以,我想顺便说一下方纪、孙振这两个人。方纪、孙振和我都有一点关系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呼口号)这篇作品,不是方纪一个人的,而是周扬、陆定一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陶的一个代表作。方纪这篇作品是在上海发表的,发表以后就受到读者的批判,广大工农兵起来批判。批判以后,当时他同上海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勾结起来,跟周扬这条黑线勾结起来,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一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同志们,这样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毒草,该不该揭露?该不该批判?(众答:该。呼口号)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到今天,他的反革命本质一分一厘一丝一毫没有转变。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广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居然他们也要夺权。他究竟夺谁的权?还不是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夺毛泽东思想的权。(呼口号)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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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我在这里就是说明这一点,所谓文艺黑会,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他们开黑会能代表工农兵吗?方纪、孙振如果能代表工农兵,那才是见鬼哪,他们只能代表叛徒、特务、坏人、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所以江青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尖锐的,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从这里揭开这个盖子。揭开天津的盖子。
    天津文艺界有右派,就有左派,有反革命派,就有革命派。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指引下,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希望同志们再看一看去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日江青同志的讲话,真正把清理阶级队伍解决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我的讲话完了。(热烈鼓掌)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呼口号)打倒周扬!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热烈鼓掌,呼口号)我同意伯达、文元两位同志的讲话。我补充一点,你们这个天津呀,可出奇哩!雪克我找了好几年,不知道叫什么家伙,原来叫孙振,钻出来了。就在天津,他这本书我看了三个版本。文元同志批判了,我不讲了,你们也批判了,深不深,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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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髙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杈,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请问,他们夺谁的权?(众答:夺无产阶级的权,呼口号)这是他的亲笔信啊!(江青同志拿起了信)嚣张极了!狂妄极了!今天请同志们来值得不值得?(众答:值得。)为什么他们会在天津、北京、上海许多地方这样嚣张?他们人数很少的,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黑后台,他们有活动经费,现在我们下令冻结,你们说应该不应该?(众答:应该。热烈鼓掌)
    出现这样一些怪事情,不简单、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的。在历史上看,天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也是产业工人很多的城市,各国租界比较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个万张集团,你们扫干净没有?能不能说把万张集团搞清楚了?(众答:没有。)在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个组织不坏,是混进了坏人,这个组织是立过功勋的。(呼口号)这个万张集团,你不搞清楚,反而整我们,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去年九月五日讲的第一条他们就是要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呼口号)对万张集团兴趣不大,搞我们,好,搞吧!请!不过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线索,在河北省这么两个县,有大叛徒集团。一个叫献县,孙振的家乡,他都回去安置了的,布置了的,不让搞调查,不让你查出东西来,现在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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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他这个叛徒的面貌。(呼口号)还有一个县叫深泽县,也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革命的同志们,小将们要把这个搞清楚,要不搞清楚它,他们就支持方纪这些人,搞我们。(呼口号)把矛头对着什么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我重复说,谁要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是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谁要是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就错了。当然,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逐步地使她健全起来,我不是说她没有缺点错误,但不允许坏人钻空子,来搞我们的军队,搞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也向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建议,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证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再一次郑重提出,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揭开。(鼓掌,呼口号)当然娄,不是公检法一个没有好的主席教导我们总要一分为二相信大多数,是有许多好同志,坏人只是一小撮。但是万张集团经营很久。建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学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改造公检法的办法,就是用复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一千多人?(谢富治同志插话:两千人)三千人也可以,只要需要。(热烈鼓掌,呼口号)这个公检法不把盖子尽快揭开,害苦人了,他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那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这个允许不允许?(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打倒他们
    同志们,回去要新深入广泛的宣传,要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那么这一小撮坏人,他们就掉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过街耗子,人人喊打。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想问一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有没有这个决心?(有人回答:有。)说的不太响亮啊,这两个盖子一定要揭开。不过你们现在可能还蒙在鼓里,这点可以原谅你们。要有决心揭啊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天津市的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这个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见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以及革命群众的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伟大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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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呼口号)刚才江青同志讲,天津在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几种怪事。一个黑会,一个黑戏。这就看出,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决定胜利全面胜利的时候,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所以今天找同志们谈话的时候,在天津的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企图动摇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是妄想。他们想动摇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想企图瓦解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白费心机的,白日做梦。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看到这个黑会出现在天津,出现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戏,我想就黑戏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个黑戏过去我完仝不晓得,天津市革命群众告诉我们,揭露了这个黑戏的前因后果。这个黑戏,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大加吹捧,大加赞扬,而且得到社会上、国际上的叛徒、特务大大赞扬。这个黑戏在天津,演了几十场,在北京演了几十场,《天津日报》大加赞扬,我们应该不应该注意。(众答:应该。)(江青同志插话:还造谣说:江青同志看了,报告了毛主席,说很好。造谣!)(总理插话:诬蔑!)这个问题该不该反映?(江青同志插话:还说要做我的样板田的第九个样板戏,见他的鬼去吧!)这件事不是偶然的,通过黑戏,可以从中得到深刻教训。列宁同志讲过,历史的辫证法总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换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同样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全世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光芒万丈,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逼得敌人伪装起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来反对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从天津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用“革命”的方法反对革命,把陈里宁这个对革命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伪装成“革命英雄”,编了剧本,演了戏,大加赞扬,这点我们应该得到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在六二年十中全会上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他们要采取这个方法为夺权作舆论工作。毛主席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黑戏就证明反革命分子利用戏剧文艺、理论作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舆论准备。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利用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但大字报没有阶级性,正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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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用话剧,资产阶级、汉奸也用话剧。同志们,他们这个黑戏是什么人演的?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呼口号)同志们,在阶级斗争中装疯卖傻是一种手段,鲁迅写《狂人日记》是革命者反对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样反革命也会利用的,反革命分子陈里宁和他们一伙人伪造《狂人日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编造了《狂人日记》到处散发,到处翻印陈里宁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恶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毛主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光看到他怎么样反对刘少奇,反对叛徒哲学的黑修养,就以为他是革命的,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全删掉了。(呼口号)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受蒙蔽,不要看到他反对黑修养,这就是革命,他反对的是整个共产党,他把毛主席著作批驳得一塌糊涂。如果不相信,同志们可以到监牢去看一看。(呼口号)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但是,不但有《狂人日记》,还有你们天津人民话剧院编的一个戏,《新时代的狂人》,这名字是王力起的,(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呼口号)看一看人民话剧院革命委员会六七年八月一日剧本前言说了些什么?(当念到国际上反修戕士支持时)这就是特务分子李敦白。(江青同志插话:李敦白是个外国特务,还照了像,这有照片,好几个外国特务支持这个戏,同志们说,简单不简单?)这个戏从剧本上看恶毒地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恶毒地攻击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戏,在天津上演了几十次。而且得到了《××日报》的大肆宣传,登告登了一个多月,这个剧本,作者是个叫尹淑坤的,在场吗?(众答:已经揪出)(江青同志:好。)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的,来了没有?(众答:没有。)揪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这个黑戏跟你们讲清楚,在天津文艺界里,有周扬黑戏,以及他们的走卒方纪、孙振等等,通过这个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这一点,同志们要特别警惕,要擦亮眼睛,当然,也要一分为二,天津人艺的群众还是好的,方才有的同志讲,“八·一四”把尹淑坤已经揪了出来。这很好。同样,外国朋友也是这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绝大多数是好的,支持我们。当然也有一小撮,象李敦白。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髙警惕,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象保护我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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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73页,共4822页
    样,保护你们新生的权力机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把黑戏、黑会的黑后台,方纪、孙振之流揪出来,取得彻底胜利。祝同志们成功!(热烈鼓掌,呼口号)
    补充一下,这个戏很明显,把反革命打扮成“革命英雄”,不仅在天津而且和北京×学校有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
    杨成武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指示,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示。它揭开了周扬黑线方纪、孙振、白桦、李超等一小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盖子。他们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刚才江青同志讲,有个冀中的县,叫献县。这个地方我是比较熟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解放军,那时是八路军,进都进不去的。孙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又是一个特务。还有一个深泽县,谁都知道的,那个地方有的是坏人、有特务,也有叛徒、地主,有的是。所以这两个据点一定要把它拔掉,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他们出面搞一个黑会,一个黑戏,他们依靠那些,来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企图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是有阴谋的,有计划的。他们在这同时拚命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我们听说,凡是人民解放军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就进行镇压、迫害,有没有这个事情?(众答:有。)我们一定彻底剥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画皮,斩断坏人伸出的黑手,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亲自领导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执行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五日指示的,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人民解放军,谁反对革命委员会,我们就和他作坚决的斗争。(热烈鼓掌,呼口号)我们解放军一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热烈鼓掌,呼口号)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仝面胜利!(热烈鼓掌)最后,祝同志们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热烈鼓掌,呼口号)
    周总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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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问同志们好!
    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文元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成武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说了,我综合讲几点,我们去年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今年要取得全面胜利。毛主席说:“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竽,越是尖锐,越是激烈”。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苏修美蒋日特间谍,还有一些社会渣滓,他不甘心失败,他们要在死亡的时候挣扎。当然,只不过小丑跳梁,我们还是沿着胜利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放松警惕。所以中央、中央文革邀请天津一千二百多位同志来北京开会,讲讲刚才的事情。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江青同志号召大家要提倡三红,要巩固我们的红色司令部,要巩固红色的军队,要巩固红色的政权,但阶级敌人同时出来捣乱,这就证明敌人不甘心死亡。过去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天津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就要搞他的,作垂死的挣扎,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工农兵文艺座谈会”进行反扑,证明伯达同志刚才说的,北京也有,石家庄也有,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找的都是渣滓,听说天津开不成,他们要到长沙去开,有个省文联支持,也是一批渣滓,正受批判。为了把盖子揭开,就是抓天津这个典型。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揭穿他这个阴谋。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高举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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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他们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就要揭穿。当然,有一部分是受骗的,但写这个剧本的人、导演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我们在舞台上同政治舞台一样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要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个戏诬蔑我们党,诬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人民解放军,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的形象,搞打砸抢嘛。把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毛主席倡导的这场亿万群众的革命运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运动,歪曲成打砸抢,用歪曲、丑化,把一个革命的形象丑化了,听说这个剧本还要搬到国际舞台上,诬蔑文化大革命。你们想一想,我们能忍受吗?(众答:不能。)所以我们要把编剧的人、导演的人,中国的外国的叛徒、特务、坏人揪出来批判,批倒批臭。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伟大的毛主席司令部一说,中央文革一说,就会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告诉大家,他们开黑会,反夺权,都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说清楚了,大家批判。广大群众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就会响应。这个戏是黑戏,是毒草(江青同志插话:是反动的,反革命。)必须彻底批判,包括事实经过,包括《××日报》鼓吹它,迷惑了我们广大群众,同志们听,现在还不愤慨吗?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要看主流,缺点错误是要改的。天津万张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两个人,是个集团,当然是个小集团,有叛徒,有特务,特别是在文艺战线,公检法专政的机关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检法,改造文艺界的领导,把坏人揪出来,有错误的检讨错误。公检法是实施专政的,以后必须依靠解放军改造。北京照这样办了,刚才江青同志提出天津也要照这样办,我们欢迎解放军和解放军干部,参加进来改造公检法,好不好?(众答:好。热烈鼓掌)这个会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上了一课,我们也知道不久。从“两黑”当中,知道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进行最后挣扎。在这儿开会的还有各大区的同志,他们也可以受到教育。你们讨论讨论。我们相信天津市革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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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你们根据我们大家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公检法,在广大群众中作好宣传动员,相信你们会获得新的成功。我们也从中受到教育,学习一课,谢谢你们。(热烈鼓掌,呼口号)好,讲到这里。(最后,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喊口号。)
    《陈里宁案材料》
    说明:在以思想言论定罪的制度下,精神病患者,因为其异于常人的思想言行,常有被定为犯罪的危险。上文中的陆洪恩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悲剧并不始于文革。陈里宁在文革前因持有怀疑、反对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言论,转辗于精神病医院和专政机关之间。文革的风云变幻使得他原来的“反动言论成了先知先觉的“革命言论”,他本人也从“反革命分子”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一时间被誉为“新时代的狂人”,他的日记被冠以《狂人日记》的标题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广为刊载,他的事迹被编成剧本在京、津等地演出。后来,由于有人揭发陈里宁也有涂改毛泽东及马列著作的行为,他被再次打成“反革命”。这里收集到的材料摘自1967年2月陈里宁被“平反”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部份材料
    编者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发表“陈里宁日记”的说明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由于怀疑和批判刘少奇,因而遭到刘邓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分子罗瑞卿之流的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情况
    共产党员陈里宁同志,现年32岁。他初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原职湘潭市人委资料员。1960年在参加××公路工程中,获“劳动模范”奖状;1962年获市委机关“优秀党员”奖状。
    自1957年起,他从刘少奇的著作及其言行中,逐步看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感到问题很大,自称这个问题“把我急疯了”、“使我的神经到了错乱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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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他把自己对刘少奇的批判在同志间议论,但遭到了“批判”,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刺激和摧残,并被当作精神病人,在1962年4月至1964年12月间,三次关入湖南精神病院。可是他对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直进行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每次出院之后,他仍继续“琢磨”着刘少奇的问题。1964年10月间,他“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一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但是,他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康生同志等首长的信却落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1965年1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刘少奇和他是什么关系?!)派人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秘密逮捕”入狱。当时,迫害他的“凶手”丧心病狂地威胁陈里宁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只挂个名了,真有权的是刘主席,你反对他是自取灭亡……。”入狱后,他被连续审讯了七个月之久。在狱中,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不准看书、看报和写信。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想出了唯的办法—装疯。1966年10月底,他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即现在的红卫医院),这是他第七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这个“精神病人”,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在病院中,对刘少奇的问题,一直做着十分正确的批判,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他经过了绝食斗争,才获得了看书看报的权利。但他从病院中送出的信件,却一直被扣压在“病历”中,成了他新的“罪证”和“病证”。直到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三日,主管陈案的人还两次对他扬言说等他病好了就送他去劳改,并不准他与红卫兵接触。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早就震撼了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派统治着的害人医院,他第四次进入安定医院的主管大夫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启发了这位共青团员的政治责任感。她看清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她否定了以前好些反动权威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信件发出去了
    1966年12月19日,红卫医院的革命造反派,联合了清华大学井岗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造了医院的反;接着于今年一月六日又造了与陈里宁有关的某上级单位的反,把有关材料直接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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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陈里宁等“病人”被解放了,造反行动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
    下面,我们把已搜集到的有关陈里宁的部份材料,分类按日期先后编篡起来(材料原文有作删节的,均用“……”表示,原文中的用词用字,均按原来面貌,未加修改,阅读时请加注意。)这些材料,是对刘邓路线的重要揭露和迎头痛击它把刘少奇剥得体无完肤,把王光美打得狗血喷头,也是对那些精神病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有力审判和“诊断”!
    编入的材料极不完全。希望同志们读后多给我们提出意见!
    清华大学红教工宣传组1967年1月11日
    第一部份: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陈里宁日记和别人对他的“揭发”
    日记
    1963年4月23日
    在人们把我推上吉普车(送去精神病院)时,我向××同志说了一遍,我是故意说的:我要给××Ⅹ(机关领导)一粒象征性的子弹,表明我将以毛泽东思想来打击敌人,作为一颗子弹一样。
    1963年6月21日(这一天,陈里宁第一次出院)我没什么病。我可以清楚地合逻辑地想起当初的情况……。1964年9月14日夜
    韶山,花明楼,两者寘有天地之别。毛主席爱的是山,气势磅礴;这个爱搞什么楼,真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1964年11月2日夜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好得很说成糟得很。他也大谈其政治、阶级斗争,等等。实质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末这种只不过象红薯一样,红皮白心。可怕的是:这种人党内混入很多,发号施令,不可一世。我看就糟了。还是要彻底清理一番,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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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干部想特殊,以为他就是救世主,他没有想到:他作一个报告,中间的数字句子,都是集体的创作,没有群众的劳动,他不可能作报告。我劝他谦虚
    有些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迷惑人的注意,接触到原则问题,就息事宁人,实质就是为反动派效劳。他们被阶级的有色眼镜迷住了眼睛,把真理当毒草,似乎只有某人说的就对,毛主席说的就不对。他们口头拥护毛主席,实质反对毛主席
    林彪作风很可取。革命千部,共产党员,见有益无害的事情就干,战备观念强,随时准备打仗,这就是无声的命令
    1964年11月5日
    不要把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当宝贝,他们有些人顽固得很,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是死要面子,名利都要……。
    有的人专干坏事,但是他到处吹嘘他就是党,代表毛主席,真是怪事
    别人对陈里宁的“揭发”材料
    第一篇:《陈里宁的反动言论之一二》
    、说刘主席是大流氓、政治骗子:“自已本来有爱人,离了婚,又找一个年轻的学生王光美做爱人,带着游马路,还要游到外国去。”“……照他(指刘少奇)的说法,好像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同志的被人民群众崇敬,都是他搞个人崇拜搞起来的。”“安源煤矿的大罢工,写成是他个人的劳动,实际上,工人们的死伤很大。”
    、说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政治报告》是错误百岀,并将该}
    书乱加批语:“我看了一下,这两本书至少有五十个错误:《论共产党员修养》第一句话……显然是荒谬的。……他教育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政治报告》(1956年)中,他宣布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了,……等等,这是否认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是与毛主席的学说唱对台戏。其实哪里消灭了。”还在该书上批着:“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此处猫屁不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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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苫日子都是刘主席带来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是自然灾
    害带来的困难,都是他搞的不好带来的
    四、说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是假的:“她作的报告都是假的,我听了几句,觉得冒(湖南话,没有)一点味道,讲了一天,结果是自已在农村里没有吃到饭。是她没有找中地方,象妖精一样,我在河东河西都走过,农民是很欢迎的,没有吃不到一餐饭,就要搞社会主义教育
    五、说×书记是婊子养的:10月4日上午在办公室他对我说:“……×书记这个婊子养的,到×××厂去工作,看见一个女学徒长得漂亮,就说她看问题水平高,将她调来市工作
    ××10。4
    第二篇:《陈里宁的言论非常反动》
    陈里宁在群众中对刘少奇主席、×书记(机关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他在10月2日说:“我就不拥护刘少奇,就是要反对他……他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有50余个问题,我要和他进行辫论。”又说:“我不怕,要就
    宪法上有规定,党章上也有规定,党员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直至
    中央有意见,有权利提,就要提。要杀,你们就杀,我只有一只笔
    他
    要杀我,我倒不怕……,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陈里宁经常说:“我姓陈,是东边挂锄头,他锄禾苗,我要锄毒草。”“你要不相信,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将来历史也会作结论的。”
    ××
    1964年10月4日
    第三篇:《检举陈里宁的反动言行》
    十月一日晚上十一点钟,交际处前坪的电影结束了,这时陈在桌旁看书见我进了房,忙说:“……刘少奇过去自己有妻室儿女,丢了不要,而不知从哪个学校里找了个30多岁的女学生,转山游马路,带了出国,唤做夫人,还拍成电影,真是当了婊子还要起牌坊。他是大骗子,大流氓,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人还选他当人民代表,我是坚决反对他。我姓陈,我东边挂锄头,到处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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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说到这里开始上床睡觉,我插嘴问道:“你刚说的这些向组织谈过吗?”他说:“我谈一点,他们就讽刺我,我懒得说。……今晚我又写信给中央,我不信鬼,说不得硬要说。”此刻,陈从床上爬起来,急忙翻阅《宪法》和《党章》,并说
    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怕什么!我拿了这本宪法和党章可以走遍全国
    我提出要他把《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给我看看,他不但答应供书,还将写好的信递给我看。我估计,他是先看书,后写信的,书上批语和信上写的全部系谩骂刘主席的一大堆话。我说:“你这情况应找组织上的同志谈谈。”他冒作声第二天清晨,我便把陈的反动透顶的言行向党支书×××作了口头汇报
    十月三日晚上,陈很生气地说:“我就是恨透那些人,造了我一些谣,说我想爱人,疯了,隐瞒家庭情况。×Ⅹ×假名送我去长沙治疗,结果他在宾馆住了
    十几天,他和市委书记×××把手枪扳起来要杀我……近来也好,有人跟随我,监视我,我写了信,别人告了密,被拿去了。我向党小组长谈谈个人思想,又说我是会后议论,这真叫我只有死路,冒得路走。”
    上述两晚陈的反动言行,我认为不能作为是疯子的表现,陈并不怎么疯,从他恶毒的谩骂刘少奇主席,要以笔去杀革命同志,看来是有极其反动的政治思想作指导的,是有意的在我国庆节的夜晚放肆发泄阶级仇恨
    材料检举人教育局干部Ⅹ×1964.10.4
    第二部份:用生命来保卫党!
    陈里宁信件
    下面的信,有的是陈里宁在湖南时所写,从时间上看,多是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写的。但他在1964年10月冒死所写的给首长的30多封信,大部份未搜集到。信的另一部份是他在红卫医院中写的,它们(除了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外)都被扣压在“病历”中,没有寄出
    1964年10月2日给《新湖南报》的两封信第一封
    中国有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代言人,一再修改他的唱本,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教:“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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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深深知道: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青少年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应当做党的孩子,入党入团那更不用说了。伟大的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天不怕,地不怕,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等豪言壮语。
    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就有英雄小八路,少年游击队。既然如此,为什么此人念念不忘孔子的说教呢,文章并不是没有修改的机会呀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封建说教:“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很苦的锻练过程
    这段话证明:此人连历史都不懂。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斗争史,孟子所指的那些担任‘大任’的人物,可惜都不是什么锻炼。他们锻练的是如何杀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的本事,那些锻练方法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如此等等。这种既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盲目说教的人,正是“伟大的”刘少奇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告诉我们的。“既然这样,我们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
    这
    段话用在这里,岂不是十分恰当的帽子吗第二封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应当象雷锋同志那样做但是奇怪的是: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流行国内外,甚嚣尘上。书上说的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岂不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陈立夫之流的“唯生论”等论调,同出一辙吗
    我们再看此书的结尾吧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精练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由此可见,他说半天是劝共产党党员当模范。我们知道:模范的称号,不是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也一再教导。退一万步说:模范党员和干部,并不是某人去封的,也不是白封的,共党员不应当在思想改造中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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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此人如此放肆呢?还不是廿多年前刘少奇主席英明的预见吗
    人,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
    这真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原则问题……。
    1964年10月6日给江麓机械厂党委信,揭发刘少奇霸占国家物资为其地主家庭修“花明楼”
    江麓机械厂党委
    我记得1960年时,贵厂支持农业成绩很大。但是其中有一部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有人唆使一些坏东西,另搞什么花明楼,架子大,气势汹汹,硬拿强要马达、水泵、钢材之类,……供地主阶级祖宗搞什么“光宗耀祖”之类的低级趣味。这是很值得追查的。
    1964年10月7日给湘潭市公安局的信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等同志们:
    毛主席是我们最热爱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最爱戴的无产阶级导师之一。我记得解放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位无产阶级导师的像片并排挂的,后来不知为什么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导师的象并排挂了。我很奇怪一九六二年正当赫鲁晓夫与帝国主义等反华大合唱的时候,有人在一本很“著名”的书内,又用笔砍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此人胆子真不小呀!为此事,我急疯了!
    中国共产党员陈剑鸣一九六四.十.七夜
    1964年10月9日给湘潭县委信,再次揭发刘少奇为其地主家庭修“猪楼”事(信封上有“特急”二字)
    中共湘潭县委
    我们知道,有人以皇帝的派头,大建什么猪楼,到湘潭全民所有制工厂横行无忌,侵占工人阶级创造的财产,实际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犯下了罪行
    俗语说:擒贼要擒王,打蛇要打七寸。这些看法如无不当,请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掌握敌人的罪证、证明人、找出真正的为首分子,不管他的官有多大,都不要怕。我相信六亿神州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群众的天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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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鬼都是不可怕的。不管它如何诡计多端,我们也采用“三打白骨精”的精神,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无声的命令,统一思想,将旧世界杀个落花流水,必获全胜
    1964年10月13日夜给林彪同志信林彪元帅同志
    我有一个事情向您反映一下,近期《解放战争回忆录》见《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这一文章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有人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挾天子以令诸侯”,主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驻北方,这样即可巩固北京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云云。我仔细想过此问题,认为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实质是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摧残有生力量,布置一次围剿,使伟大的工农红军集结一处,便于在半路拦击,暴露我游击队目标。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认为:全国都是工农革命人民的天下,游击队应当在这些地方扎下根子,与群众有如鱼水关系,不断壮大,迎接主力红军的到来,长期隐蔽,待机破敌
    我觉得琼崖纵队孤悬敌后23年,红旗不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徽、江苏游击队也坚持得很好。但是有些却复没了,如洪湖赤卫队,………有些被敌人破坏,如新四军等。这些事情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东风绝对地压倒西风,我建议中央军委和您是否能听取这个意见,派人专题调查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真相,则无阶级事业幸甚。
    我认真看过您的书,知道您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事业是忠诚的。我祝您身体健康。顺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同志陈剑鸣1964.10.13夜湘潭市人委
    1964年10月19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
    现在,领导正在追査我,说我是混进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我
    害怕得很,病又复发了
    1964年10月26日给他的女朋友的信小×同志
    我神经病又发作了,最近以来,我写了很多信件发到中央和各地。追査
    起来,我是犯错误的。我一定承认错误,但以后还会处处犯类似这样的错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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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的生命停止了跳动。我知道这样作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决定坚决地做下去,直至有人打击我为止,再和他说道理。
    1964年12月2日给妹妹的信×妹
    看到你的来信,我认为你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得更纯了。党和毛主席太阳般的光辉,赋与每个革命青年新的生命
    但是,我又被当作一个疯子,早几天送到湖南医学院和省精神病院看病,估计又要住两个月,……我厌倦医院那种生活,希望作一个健康的自由人,生活在太阳照耀下的大地上。
    1965年10月31日给母亲的信母亲
    月十五日我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看守所,审讯记录写了半尺高。这件事我感到惊奇和可怕。但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不会错的,希望母亲不要大惊小怪
    如果母亲找到组织连系,也不要过
    于激动,客观地说明情况就可以了。祝
    安好
    儿里宁上65.10.31
    1966年9月19日给妹妹的信×妹妹
    我相信在党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捣乱,只不过是
    “蚍蜉撼树谈何容易”罢了,它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哥哥里宁绝笔66.9.19
    1966年11月23日给母亲的信母亲
    此外,请母亲写信给中共湘潭市委政治部或湘潭市人委组织上,请求他
    们营救我出狱。万一我有不幸,也请母亲弟妹放宽心怀,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也是义不容辞的,希望母亲不要忧伤,好好保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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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母亲和弟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把心怀放开一些。我于十月二十九日到红卫医院,现在感到好多了。
    儿里宁上一九六六、十一、二三于北京红卫医院
    1966年12月1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现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当我得知这个消
    息时,我这个失去自由的人,情不白禁地高兴得跳起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但我对文化革命有关消息感到十分亲切!内心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在北京时间内,有关当局(不明身份)曾经对我审讯了七个月,我尽
    可能把一切想法和问题,向政府有关当局作了彻底交待。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我是反革命、阶级异已份子等等,扣了一些帽子,使我感到惊奇。在看守所,我看不到报纸,直至今年五月才如愿以偿。我一直坚持“党是不会冤枉人的
    ”(下略对刘少奇的揭露和批判)
    我对以上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如果我错了,又错在什么地方?我承认
    我水平很低没有社会经验,我怀疑了一个庞然大物—刘少奇。但是矛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有明显的矛盾,我有权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名义,理解这些矛盾。头可断,血可流,都在所不辞。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死不瞑
    敬爱的首长,由于我失去了自由,我一无所有,我连信纸都是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信封了,又没有钱买邮票
    最后,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内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于红卫医院四病区1966年12月1日
    1966年12月1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我回忆我所作所为,主要是对刘少奇有了怀疑,发现他的《八大政治报
    告》、《论共产党员修养》、《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的讲话》,有许多问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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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不了,一共有五十多个问题,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可能没有收到。我对刘少奇有怀疑的地方,例如:八大报告中一开头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变为自实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他说他过去搞毛主席个人崇拜,现在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这是谩骂毛主席。他还说掌握党的政策要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左一下右
    才能
    到目的地
    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我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怀疑刘少奇并不等于就是反党。最近从红卫兵传抄的材料中,我看到聂元梓等十一人写的大字报以及其他材料,说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是号人物。他们并没有犯法,而我却犯了法,使我十分惊奇·
    致以
    最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里宁于红卫医院1966.12.14
    第三部份:赤胆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陈里宁狱中言行(狱中看守人员所
    1965年2月9日
    犯人(指陈里宁,以下同)用小棍在草纸上刺下了动人的词句。他刺道:“妈党:儿1月17日到北京,2月9日永别了。您万岁!里宁”1965年2月11日
    犯人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救救我!”
    下午,犯人被提出受审讯之后,搜出犯人用手指甲在上面刻着字的肥皂,上刻着:“毛主席万岁!妈,永别了!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陈里宁196
    5.2.11
    1965年2月21日
    “不知你们怎么搞的,把我当成了反革命,当成了叛徒。我没犯错误,我是个红色革命干部……。”1965年2月22日
    犯人用草根在手纸上刺小洞,让小洞排成字名:“毛主席:永别了,我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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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万岁!”
    1965年2月23日
    犯人向看守人员要毛选,要雷锋日记,要报纸,说要进一步学习政治。还说:他们就是不给。”犯人被提出去审讯后,在床上搜出了他用草在脏手纸上刺的
    五张字:“妈,儿已被杀!勿悲伤,祝安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里宁!还有后来人!
    下午五时,犯人大哭:“妈,我没罪,人家犯法我倒霉。”“看守,什么时候枪毙我?死时我写个字条送妈妈。”
    1965年2月27日
    犯人在观察孔的玻璃上哈气,不让看守人员看见。并且高唱:《学习雷锋》、《洪湖水》、《红色娘子军》……等歌曲。1965年3月4日
    “同志,你太辛苦了。我给你唱《白毛女》的歌。”说后就歌唱1965年3月17日
    中午,用小草根在手纸上刺大字:“天涯何处觅真理?”下午被审讯回来,又大唱《娘子军歌》1965年3月18日
    “我都快死了,给我一本书看看吧!”并举起了拳头,呼“我要为真理作斗争!”1965年3月25日
    犯人被提审完回到住室后自言自语说: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走毛主席的路。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我跑也跑不了,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死也死个光荣呀!我要看看毛主席,看看天安门。说后就对着看守人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65年3月29日
    “我只骂了皇帝一句,你们就要把我杀掉了。”1965年4月5日
    犯人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出反革命的影子来!1965年4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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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吃饭不干活,这不是成了二流子吗?叫我劳动改造吧。”
    他还对看守人员说:我要交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检举一个大反革命,就是我死了也要检举清楚
    1965年4月15日
    今天仍然对看守人员说:我不是国民党反革命。国民党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子。共产党要杀国民党和反革命的脑袋,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害怕。
    1965年4月20日
    犯人问:“你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呀,把我养肥了杀肉吃吗?……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我抓错了。
    1965年4月×日
    犯人自言自语:可惜呀我没有长上翅膀呀,如果我有翅膀,早就飞跑了。接着又问看守人员:这里离北京市有多远呢?不知道有没有公共汽车?
    1965年5月1日
    犯人坐在床上说: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算了一算,是国际劳动节。犯人被审讯回来后,对看守人员说:那位穿呢子制服的审讯首长说我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私货。我没有披过马克思的外衣,我披的是破棉衣。法官还说我是贩卖私货,我检査了一天也没检查出来,我连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贩卖私货呀。
    我没有披马克思的外衣,县里的一个书记披过马克思的外衣。他报告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而把我给抓来,没有抓他,叫我当替死鬼。
    赫鲁晓夫披过马克思的外衣1965年5月10日
    上午犯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要去给农业社干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
    你们干吗不给我书看呢?
    1965年5月19日
    他反对毛主席为什么不杀他的脑袋呀?我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杀我的脑袋呀?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去讲理。”
    “难道我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我就反动吗?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我不信天主教和蒋介石的鸡巴教,我就反动吗?我思想搞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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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5月22日
    犯人在地下走着说个不停:“审讯我的首长说我的脑袋中毒太深,要我消消毒……那个老头子可厉害了,我斗不过他,咱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还是出不了他的手心。”
    1965年6月9日
    犯人自言自语:那个鸡巴毛把我关在这里,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杀我的脑袋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你就把我抓起来不放。抓我的人是坏家伙,我出去以后非要枪毙他不可!为什么随便把一个共产党党员抓起来?真他妈的不讲理
    1965年6月22日
    犯人用手纸叠了一只鸽子,并和它说话:“我骂了皇帝,骂皇帝是要杀头的呀
    反革命分子真厉害,想作皇帝。”
    附:看守所人员对“密捕”陈里宁以后的情况的报告二则(一)×××同志:
    逮捕陈的保密工作,想继续下去很困难,Ⅹ××意见是否可通知××,公开向其家属宣布陈已依法逮捕。
    ××1965。4。16
    二)…陈母找陈犯,她怀疑,着急,据她自己说,她急的有些疯疯癫癫。
    四月二日,陈母借了五块钱,到了××落脚,并去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妇女同志××Ⅹ拿了陈里宁调动工作通知的存根给她看,说是已被省人事局调走。”}
    四月五日,陈母去省人事局寻找,人事局的两个女同志答复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在,陈母的态度是:认为不该瞒着她,她说
    就是犯了什么事情,
    只要告诉我一下,也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办到那里,我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即或犯了错误,他也不是当权派,我想也没有蛮大的错误犯啊!……我的崽女都是政府养大的。…我若不是想得宽,看着几个细伢子遭孽(湖南话:可怜)就死了……”
    1965年4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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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你们才有精神病
    }陈里宁“病历”及他自己在病院中所写的“病情小结”湖南省精神病院大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二贝1963年12月×日病人对刘主席有十多点怀疑
    (一)刘主席所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违背了《矛盾论》和《实践论》。
    )与普列汉诺夫亲密一家、拥抱。(三)带爱人出国游马路游山玩水。
    (四)刘主席当权以来,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刘主席的主张象开汽车一样,左一右
    (五)疑刘主席的爱人是特务。
    (六)刘主席发表的反修文章观点不对,很勉强。(七)刘主席工作不深入基层。
    (八)刘主席访问越南后多了一个万岁“刘主席万岁”。病人还说要到省委去证明他不是疯子。
    因此又送来住院,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
    晰
    1964年11月7日
    九月下旬,忽然又大写文章,谩骂刘主席,说刘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书中有五十多处不正确的地方。说刘主席的观点是“人为财死,鸟为食
    受鉴定人陈里宁生活上一直表现尚正常,仪态整洁,表情自然,意识清楚,定向力、理解判断力、记忆力,相当好
    受鉴定人自己感到几年来变得特别喜欢思考问题,看了毛主席著作,就用毛主席思想来看别人的问题,所以发现刘主席的书有50多处错误谈到自己别名叫陈剑鸣时,说要使他变成毛主席手中的宝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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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
    (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医生×Ⅹ×(签字)1964.11
    二、北京红卫医院大夫及护士所写的陈里宁“病历”1965年8月16日
    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Ⅹ×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
    我
    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查体:一般情况佳。
    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
    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签字
    1965年8月18日
    说话滔滔不绝,语流快,未听有破裂性思维。被动接触良好,能回答护士提出的一切问题,能将自己家庭历史详细叙述
    大量地看报,而且是过期的报纸。
    你有什么病,说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想见毛主席。
    中班××
    1965年8月19日
    病人自述“我最恨尼赫鲁、肯尼迪、赫鲁晓夫,我恨死他们,要揍他们。”观察病人情态仍是活跃,说话时表情丰富,形像,动作神神彩彩,内容丰富语流快,常常引来许多人围着病人。常常把自己经历和家庭历史毫无保留地滔滔不绝告诉给病友和护士,常常向病友讲解天文、地理等知识,被动接触良好,对护理合作,大部份时间,专心地看报,甚至一口气能看三、四小时
    早班×××
    病人夜里睡眠好,早起料理生活好,在床上阅读毛选《为人民服务》,自述昨晩吃了药夜里睡得好,脑子什么问题都不想了,表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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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班×××
    1965年8月25日
    病人上午很兴奋,自己滔滔不绝地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看法:“刘少奇是地主出身,在家盖自己的房子是光宗耀祖,没有阶级观点,曾经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二十个问题,他们不解答,说我是右派,没关系,我坚持原则,向毛主席写信告他们。”说时感情很激动,比手划脚。
    早班×××
    1965年10月15日
    患者夜间睡得好,晨起主动地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劳动,能积极地参加集体活动。生活饮食均好,未见异常情况
    夜班××
    1965年10月29日
    病人仍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1965年12月24日
    患者积极参加病区娱乐活动,协助工作人员劳动打扫卫生等,有时独自看书看报,今日问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病基本上完全好了,我在医院一定安心养病,出去好工作。”病人主动接触好。
    早班××
    三、陈里宁在红卫医院亲手所写的“病历”二篇(另一篇未知何时何地所写,好像是“口供”记录)1965年11月11日
    “我在湘潭和北京发病的原因都差不多
    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
    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
    1.1950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息灭论
    2.1956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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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主席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Ⅹ××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
    可是刘主席1959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5.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
    962
    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许多
    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6.1960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陈里宁1965年11月10-11
    日写
    1965年11月19日“现在我感到自己的病情好转,对刘主席的看法问题
    我把刘主席的文章《论共产党员修养》、《八大报告》、《在军委扩大
    会
    议上的报告》等与毛泽东选集对照,这时我看问题不同了,把《论共产党员修养》烧掉了。1964年后,我更发展到写信给毛主席,说刘主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我认识到:我们党有毛主席领导,党的团结有如钢铁一般,
    54床陈里宁”
    196×年×月×日
    1963年11月,市人委把我抓到长沙湖南精神病院,正在等床位,
    我向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交了一大包信,信是我找到省委交给传达室,其中包括毛主席和张鼎丞检察长、谢觉哉院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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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64年9月向政治局、毛主席写信一包,寄去的。里面攻击刘主席及××书记、××书记等(地方的)领导。攻击刘主席已花甲,怎么又结婚,访问四国没有宣传马列主义
    1964年10月向湘潭市公安局王局长写信,建议查清为什么马恩列
    斯毛主席的象解放初放在一起,后来又分开挂。此信由市人委传达室转去
    四、1964年10月向湘潭县委写信,又提起五风为什么这么严重,要查清原因。
    五、1964年10月向宁乡县委写信,攻击刘主席是地主,为什么要修花明楼。是什么人到湘潭大厂子搞材料去用?
    六、1964年10月向康生等同志写信,攻击刘主席不好
    七、1964年10月向湖南省委社教团写信,诬蔑刘主席和××书记,××书记(地方的领导,与本项第二条同)搞私人关系。
    第五部份:砸烂刘邓反革命专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陈里宁和金大夫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1967年1月10日
    陈里宁发言:
    敬爱的同志们——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您们好
    我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的心好像是要跳出来!一月
    七日下午,中央首长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红卫兵并向我宣布“你自由啦!”我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我禁不住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毛主席和党救了我!是革命群众救了我!是亲爱的红卫兵战士们救了我!我内心里说不尽的感激!没有这些,我早就完了
    下面我把我近几年的遭遇,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事情是这样的,我叫陈里宁,在湘潭市人委办公室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在八大会议上手于遮天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说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
    我
    把这个论点与列宁、毛主席著作对照,认识到刘少奇的论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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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从来教导我们,改变了所有制,我国政治思想体制谁胜谁负的问题,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什么叫消灭阶级呢?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消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列宁文选两卷本第二卷)。为什么刘少奇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呢?这条阶级斗争的红线促使我对刘少奇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并成天推敲不已。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个人崇拜……”又说:“掌握党的政策,就是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飞机到莫斯科一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使我更怀疑了,我与其他同志陈中虎、陈泽声等作过争论并老是琢磨这个问题。到一九六二年,我又重新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发现修改本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勾掉了,并很少很少提毛主席的教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沿着这个线索,带着刘少奇的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我对刘少奇的幻想消灭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独自钻研推敲刘少奇著作,共发现五十多个论点值得怀疑,于是我在个人的笔记上记下了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我因公外出,有人爬窗进来,偷看了我床枕头上的这本笔记本。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李力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忍不住了就写了信给毛主席谈到了我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精神鼓舞下,从恐惧到无畏产生了一个飞跃,我忍不住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不怕死,利用时间,写了三十多封信扩大影响,并把我的切行李拿回家,准备不怕死大斗一场,我认为修正主义也只不过是纸老虎。接着住入精神病院。
    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有三个人把我从医院秘密逮捕到北京,非法审讯七个月之久,扣上了“现行反革命”、“民族败类”、“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黑邦”,不准写信,不准说话,挨打受骂,威胁,用墩布棒子打我,把臭袜子放入我口内,夏天光脚走水泥地,并准备把我用绳子吊到窗户栏杆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人呀!我也针锋相对地作了斗争,如想办法找住院红卫兵,与外界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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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外界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后,心中高兴极了,毛主席真是英明呀!我总是想法找红卫兵。幸亏第七次住院金大夫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与红卫兵联系上把给中央文革的信寄去了。我还想通过同乡周齐明弟弟探亲,把给中央文革的另一封信发出去,后来信被扣。有曲折有反复,但我想到毛主席教导,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毛主席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毛著中能找到鼓舞,支持,力量,克服私心杂念。认识到光有敢字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善字,从毛著中找到聪明和智慧。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掌握了万能武器。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体会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经过这场斗争,我接受了党对我的初步考验。我准备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去迎接新的考验。对我本人来说,今后更要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缺点和错误还是相当多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充满信心,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什么也不怕。现在看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过是纸老虎我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缺点和错误,背叛我的家庭。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是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我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永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入火海也甘心情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怕任何艰险,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坚决同刘邓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开这样的大会,由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来控诉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过去精神病人一旦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就是永世不得翻身,说话没人信,办事不可靠,政治上低人一等。而今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过去被认为“疯子”受政治迫害的人也和我们一块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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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坚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把资产阶级的精神病院砸个稀巴
    同志们,陈里宁同志第四次住我院由我来主管,在和陈里宁同志接触时,我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同志,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同志,他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陈里宁同志才只三十一岁,曾先后七次住湖南精神病院和我们医院。本次入院是十月二十九日。病历记录着现在职务是政治犯,由看守所送来,主诉是吃屎、喝尿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仔细翻阅了既往病历,发现陈里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对刘少奇之流产生怀疑,对刘少奇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分析研究,并做了严肃的、非常正确的批判,并于
    九六二年开始就有关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反动路线的黑线,对陈里宁进行了政治迫害,从精神病院中秘密逮捕到京,长期住看守所,进行多次审讯、逼供,遭到了生活上的虐待和政治上的迫害,不许看报纸,不许读毛选,过着与人世完全隔绝的监狱生活。后经陈里宁同志的绝食斗争,才给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看。了解了以上情况后,感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院的大夫不应无视政治,首先必须对每一个精神病人政治上负责任。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想,精神病本身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门科学,一个临床工作者头脑缺乏政治,就会犯错误,就会使革命同志受迫害,使坏人受保护,因此我决心接受主席教导:“周密仔细地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盲从”。尽管陈里宁同志每次住院都受到限制,不能写信,不能自由活动,而且病人多次提醒我:“金大夫对我这样,不怕受连累吗?因为我是政治犯人。”但我还是主动给病人寄出去几封信,使病人两年多来第一次和家中亲人取得了联系,和其他病人享有同样待遇,可看电影等等。以后,我又感到,应进一步仔细周密思考,我发现病人最后两次住我院时间只隔一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又犯病了?而且为什么病人入院后马上一切在看守所的精神症状全部消失了呢?更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每次入院的原因都是吃屎喝尿?一系列问题使我决定不能再做前几次诊断的奴隶了,中国的精神病工作者要做中国精神病学的主人,而不能做苏修、英美精神病学的奴隶。在苏联,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而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把怀疑刘少奇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关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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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院里,能容忍这一切吗?绝不能!精神病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由于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及中央文革首长的支持和关怀,终于给陈里宁同志彻底平反,陈里宁同志获得了自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类似这种事例还很多,应使我们每一个临床工作者深思了,要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政治,不能再埋头于业务和大病历的书写中了。陈里宁同志曾对我说过: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大夫只能管治病,但管不了政治。同志们,陈里宁同志对我们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这不仅仅是陈里
    位同志的批评,也是多少阶级兄弟对我们的严肃批评!过去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部份充当了刘、邓反动黑线的工具,陷害了革命同志,保护了坏人,但是毛主席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确应猛醒了,我们也要起来造反,清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在以前工作中大夫也诊断错、治错了病人;但是这一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责,责任应由他们来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冲垮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安定医院并不安定,里边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同来我院,建议我院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要求我们用清醒的政治头脑去审查与政治有关的病历,对被反动路线摧残、折歴的精神病的同志不单治好病,也要从政治上帮助他,从政治上关心他。
    同志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但是要真正搞好,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革命医生、护士、工人等同志,一块大揭发,彻底批判,将资产阶级反动东西彻底砸烂,肃清刘、邓路线恶劣影响。我们还要到全国精神病院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同志们,让我们一块造资产阶级的反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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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戚木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木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査,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査。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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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医大红旗高Ⅹ×:我们坚决同意谢副总理指示,现在他们“狂人日记”全国卖的很广,小学他们作教材学,连内蒙古、拉萨也有,在科技东方红翻印的“狂人日记”第一页上写着:江青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好。
    戚本禹同志:你们把谢副总理的话讲出去,就行了,说江青同志给毛主席看了没有这回事。这是谣言,谁给造出去的
    孙××: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在大会上公布的还有传单。戚本禹同志:没有这回事,谁造出去的。孙××:是科大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我问了江青同志没这回事。科大东方红是什么组织?
    孙××:科大东方红就是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方红。
    戚本禹同志:现在作正式声明,你们两派不要争论了,好不好。你们把谢副总理讲话公布出去,就行了。
    医大:双方立即停止对这问题的争论,可以停战,坚决照办。谢副总理:可以不可以停止争论了众答:可以。
    戚本禹同志:因为有派性就坚持,你们不要为难他们,主要是你们,他们也不一定是坏心,这个问题你们胜利不等于你们别的都正确,开始陈里宁批判刘少奇是对的。因为十三局光整理了批判刘少奇的材料,这个谢副总理严厉批评过听说有人当面不说有病,背后说有精神病谢副总理:金大夫你们,有什么意见?金××:坚决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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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我坚决拥护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当时有许多工作作的不够仔细,有缺点,但大方向正确,目前形势大好。
    戚本禹同志:他这样检讨,态度是好的。
    王××:(读一段井冈山小报上刊登的最高指示,汇报了清华大联合情况)谢副总理:要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四一四思潮必胜”应彻底批判,你们团派也有缺点,要认清是非,要大联合
    王××:目前阶级斗争很复杂。谢副总理:昨天还打架
    (王××汇报了清华××问题)
    戚本禹同志:李××要搞清楚,你们要建立一个专案组,协助公安机关搞。王××:两派冲击利害,容易被坏人利用医大:××还作报告
    戚本禹同志:以前大串联可以嘛!既往不咎,分清是非
    谢副总理:以前大串联是对的(医大:是对的)现在最高指示你们登的很多,有真的也有假的
    众:笑。
    戚木禹同志:(把小报接过去)意思对,但我没有听过。
    曹××:我们坚决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回去传达!中央作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坚决拥护!有关材料应上报,全市斗争形势复杂,应提高警惕。十六号全北京市贴出很多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听说有的大字报陈里宁名字打×刘少奇却没打…。金×Ⅹ:学部的大字报有。
    戚本禹同志:问付××来了没有?有没有?付××:我不了解。
    谢副总理: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搞分歧,争论了。
    医大:“狂人日记”各地都翻印,印的很多,要求让他们都收回来。戚本禹同志:让他们自己发表声明,给他们主动权。甄××:我们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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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我们不是首长,谢副总理是首长。
    孙××:戚本禹同志您在为陈里宁平反的时候,提到王福显,这人有病,现在住院……。
    戚本禹:这事我们不了解。医大:提到××专案组问题。
    戚本禹同志:不要搞了,以后单独找你们谈。今天的会就这样结束吧!(全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送首长)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记录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凌晨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有错误由整理者负责)请张贴,请转抄
    叁、研究资料
    《精神病?政治犯?》(陶德坚·)
    (陶德坚:原清华大学教员,文革中任群众组织领袖,后移居加拿大。本文摘自她的遗作《风雨人生》,原载“五柳村”网站。)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又回到教硏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岀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亳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仝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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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
    后来就被秘密逮捕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
    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应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寘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査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査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冈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冈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冈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有
    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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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米。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在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广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广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广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么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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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辨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局在什么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12时整到十三局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40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广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广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广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籥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大约晩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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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林贤光陪我去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
    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侯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岀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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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木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査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终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冈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木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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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岀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广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已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査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
    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大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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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陈里宁事件”始末》(王广宇)
    (王广宇: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得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査,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査,再后来被关进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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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査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査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洽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年1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扩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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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岀羨慕的眼光。仝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岀冇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鸭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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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淸醒时像妤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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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起鸭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木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木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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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的5、6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査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査,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6、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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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査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木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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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67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仝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査,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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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原载《往事》)
    2008年5月25日初稿2011年10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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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6)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六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批判江西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对新疆的同学说)等不及了,先解决江西的。你们放假闹革命,还早
    嘛,你们的问题,自己回去解决。只要你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你们做得对,就一定会解决。因为你们的矛头已指向江西省委,你们是十三个院校参加,问题要解决,要检査错误。各省、市委在北京开中央仝会,江西省委是要很好地进行检查,革命是长期的,江西省委回去是要检查的,当面对你们回答。对江西我没有多过问,有些是新的,有的我知道了,你们不要担心,留一、两个人就可以。全国大学有七、八十万人,中学有一千四百万人,设联络站有困难,你们留一、两个人通通消息,不够,大学留一个,中学留个,工人留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要宣布、传达。八月十八号接见,二十号就冲出去了。中学比你们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红卫兵,一下子就传到全国各地。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
    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千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当然开会允许他们把会开好,认识不一致就不好,帮助他们革命,要与人为善嘛!总不能一棍子打死嘛!你们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你们回去要有能耐,允许他们把会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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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来的,三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有理。十八日主席接见,十九日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红卫兵,毛主席抓住了,革命串联,毛主席也抓住了。炮打司令部也是中学生搞出来的。打有好几种,看你怎样打。总有点怀疑,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是黑帮,总是要暴露。打错了没关系,只是打了两门空炮。就是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但非要打成黑帮,就未免主观了。在问题没有了解以前,保了上级,保了工作组,错了要允许人家改。怀疑是对的,一般来说,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批判,可以怀疑,炮打是正确的而扣帽子(指给革命同学)是错误的,但是要辩论。放两门空炮也不要紧,老革命可以冲冲他们的暮气,但一冲他们就怕,就乱了阵脚
    有些南下归来的红卫兵说:以前那些老革命,不怕枪林弹雨,却怕学生,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你们江西同学回去,第一建议你们要调査研究,可以进行调査,如果错了就承认。老革命、共产党员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青年人可以加点语言上的夸张是允许的。但你们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这样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事情,也许能发现更多事实,这对你们是一个提高,将来你们面对面的辩论好,我们希望你们比我们更好。你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十月一日已经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自己可以提高,而且可以提高省委。
    串联会不会妨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会。但如果还坐火车,这样会停止生产。比如,你们江西出粮食,也要车运。一天要来十八万,十天一个国家就搬到北京来了。中央美术学院,长征式出去串联很好,火车到一定的时候要停止。你们和省委的一场辩论,总不会老搞,他们错了就要作检查。如果你们是真正革命,那么还要到社会上去,如到上饶。景德镇市委压制、打击学生,你们就去帮助,推动一下,就好象北京南下串联同学一样。你们会碰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军队。性质不同,你们要参加他们的斗争,要和他们联系。你们都是放假革命。至于工厂、城镇居民各种企业单位,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闹革命不能不搞科学试验。核试验,现在是导弹加弹头,两弹结合,有火箭。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他们不能停止生产,要一边革命,一边生产。他们串联的性质、范围、内容和学生不同,与学校不一样,我们还要研究一套办法,以后去搞。当然有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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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去搞了,我们不去干涉,有分工,不可能全国都去搞串联。我们设想,放假至少放到明年暑假,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得还不够,还要宣传,把毛泽东思想扎下根子。“老三篇”、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两论、十六条都要学习。解放军又在选编主席著作,打基本功。所以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徒步串联,能接触社会,主席的基本功就是社会调査研究、阶级分析。所以搞大串联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放假就是为了闹革命,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如此害怕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我们七亿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不怕他们,有了这精神原子弹,把你们的眼界提高了。不要老想着受到的压制,在北京停留一个月,你们是革命左派,不受压制怎么能成为革命左派泥?不然就是中间派或保守派了。你们要经得住锻炼,革命要千锤百炼,你们才锤了几下子。当然要允许老革命犯错误,就向你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们眼界要放宽些,要继续闹革命,不断前进。
    红卫兵从八月初发起,已三个月了。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红卫兵有些组织要起分化,受到打击还不怕,这就是左派。就青年来说,思想是分左、中、右的,在先进思想中,开始总是少数,中间状态是多数,坚持错误的也是少数。思想是分左、中、右,争取中间多数之后,孤立右派,革命还要继续深入,又要有一个少数。先进思想要争取中间,不断前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的元论,不是斯大林的多元论。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之分。如果一致。铁板一块,那人就消亡了
    青年人的思想经常不定,有时与行动不一致,思想起伏变化很大。比如红卫兵,北航要求工作组回来批判的是坚定的左派,支持工作组的是保守派,还不能说是右派,否则,必然又是学生斗学生,“保”字号应不说,说保皇派就闹得更凶。哈尔滨的“八·八”团犯了保守思想,保工作组和省委,保错了。现在闹得更凶,搞国防科委,这就是过“左”,再过“左”,就是形“左”实右。现在不能把同学们的思想统得过死。所以说保守派更睿易接受些。多数派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开门整风,北医有的红卫兵原来不承认错误,现在承认了,开门整风主动了,红卫兵开始是少数派,变成多数派,在同学中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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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形势。我们那时候只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左派,要团结中间派,分化保守派,打击右派。这里应指出,你们要前进,要不要变成中间派,就落后了。你们实行大民主是对的,是主席提倡的。但要有集中,专政的一面。你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右派还会捣乱。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谈谈。你们所得到的民主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作梦都没想到过,只有毛主席做到。也许你们青年人敏感,想到了。作梦想到了。但是这是现实,幻想变成现实。你们有四大自由,你们贴大字报的范围连我也贴了几张,有错误就可以贴。“炮打司令部”不是大鸣吗?不管是不是修正主义,先打几炮,“飞鸣镝”。大放,放手发动群众,六大权利,出版、集会(万人大会)、结社(红卫兵)、游行示威、言论,宪法的六大权利,外加两条吃饭,坐车不要钱。不仅如此,还放假闹革命。我们那时改良主义被关,你们还放假闹革命,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哪里有如此幸福
    毛主席为了锻炼你们,在这个最大限度民主的基础上,要有集中和专政。三个界限,专政的工具武装部队要保护,送大字报要贴在里面,不要贴在大街上影响不好。专政依靠武裝,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总参不革命,不是搞了罗瑞卿?不需要你们搞。解放军要保护你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八月廿五日被资本家老婆砍了几刀,解放军就赶来保护你们。我们提岀解放军不准动气,不吵嘴,被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专政的第二个工具是法院、监狱。送大字报可以,但不能闯。第三、宣传工具应掌握在党的机关里。因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的喉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你们的广播上搞。这三条是不能侵犯的。有人打到广播电台,那不行,我们要有统一的声音,要把革命的声音发出来。解放军打武仗,后面打文仗。在最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最高集中下的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政法学院打进法院,上了当。因为付院长是坏的,所以停职反省。
    要档案材料,可以谈判商量,有个通知嘛,问题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是形“左”实右。你们犯了错误,我不责备你们。我告诉你们,景德镇可以串联,而且还可以大串联。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军,设立机关应给一些经费,也应当给中间,保守派一点。真理不怕辩。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将来的红色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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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工资当然是错误,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的半工半读应该放假。新党委,红卫兵根本不听他的。要看具体问题
    工人和学生相结合,本来学生闹革命,不要到工农中去,但是如果是志同道,也不是绝对的。一般说,不合。(指工人和革命学生联合行动—一整理者注)南昌的情况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还是胆小,他不执行,叫他执行!(指叫领导执行军委指示——一整理者注。)
    (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中央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字报选第
    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出席会议的有陶铸、汪东兴、王遂印等,刘瑞森,白栋材两人陪同陶铸:我们初次认识了,现在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怎么开法,让同志们先讲。看了一些材料,大的情况知道了,但具体情况还不如汪东兴同志知道得多。汪东兴同志是江西的,情况很熟悉。汪东兴同志开会去了。我和刘瑞森、白栋材谈过
    四、五次了,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四点钟总理召开一个会,要讲要点,一个钟头可以吗?
    (代表们答:可以先汇报情况,后提要求,然后请陶铸作指示。汇报完了代表们提出八点要求。略)
    陶铸同志:请由刘瑞森、白栋材讲讲,中央决定了,还要他们去执行,开了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问题没有解决,你执行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炮打,还是先让他们(指刘、白)回答你们的八条(代表提出的八条要求)。
    白栋材: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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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对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陶铸:以前表示过吗?(代表们答:没有,一直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上)陶铸:到现在还没有表示!?
    臼栋材: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平反小组,应以革命造反派受害者为主体,吸收少量的有关人员参加,如果靠原来的党委负责人和筹委会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立即制止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不能殴打工人、学生。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第五条:立即恢复生
    陶铸:我现在先讲个人的意见作参考,你们没有带来录音吧?(代表答:没有!)…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各项没有排,反正是最严重的一个。(重复多次这句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全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公布出来,有刘邓思想当然就执行了。全国执行的程度有不同,江西省当然张永红自己可以贴,适合他们(省委)的口号,就决然支持,宣传他(张)的大字报,原来还打算印300万份,由于他们两个(刘、白)反对,结果印了40万份用于镇压革命。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作斗争”也印了48万份,(汪东兴插话:就是这封公开信)这个问题是由刘瑞森,白栋材反映的,他们的思想看来是比较通了。赵志坚人我不认识,他们不能怪赵志坚,底稿是省委起草,是要他来签名,强加名义,这种行为很恶劣,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刘俊秀是要求“大辩论”的,结果组织了次“大辩论”,而白栋材还是反对的,“九·七”调动工人保卫省委,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刘邓思想中,江西是严重的,特别是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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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号,江西省委是一直反对的。白栋材开始是同意的,由于省委没有通过,白栋材一直没有喊;刘瑞森觉悟比较早,所以喊了。但是省委批评了他,你们不知内幕,我今天不是保白栋材。(接着陶铸站起来生气地说)既然是革命的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呢?(并指着白说)说明你不坚决,这次我批评了,他喊了。杨尚奎同志回去了,主持两天的三级干部会,“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都没通过,省委还拒绝这一革命口号。你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轰?为什么不可以烧?烧了就是烧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就要轰,就是革命的也有缺点,错误,把缺点错误轰了,烧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没有什么不好。级干部会议你们冲进宾馆,你们当然可以进去,他们(省委)可以向你们讲清楚,中央有指示,学生不要参加三级干部会,省委应该采取解释的方法,对你们说明:我们在讨论中如何作检讨的问题。但省委没有这样做,而是出“紧急通知”挑动群众斗学生
    关于“八一战斗兵团”,肯定是省委有组织,有领导搞出来的,究竞是谁,可能是谢象,(陶铸拍了下桌子)要追査!为什么早不组织晚不组织,一组织起来就打学生,打到现在,省委要负责任。他们(八一战斗兵团)打革命学生,这当然不是革命组织,他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考虑,我们需要讲究策略,里面多数是好的,要革命的,里面有坏人,是否不是革命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是省委调工人保省委之后成立,工会主席是政委,赵志坚是司令员(总指挥)。这样一层一层的压制革命,省委要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事实看来省委是有责任的,有些完全是省委挑动的。如张永红的大字报、通告完仝是省委挑动的。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江西的问题是严重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们提出的改组江西省委,把官罢掉,这是一个办法,不能一下子解决的,工人赤卫队有十九万,干部抵触情绪还很大,现在是不是他们干,你们自己来选或者中央派人去。组织新的省委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江西省委是否到了改组的时候,不管他过去如何,还是看他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根据过去的情况是否还有点希望,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看一看。你们提出的改组,罢官是有理的,合理的,可以这样提,我可以反映给中央,这还要中央决定,你们提是有道理,省委改组罢官还要毛主席决定,林彪同志决定这是一个方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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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革命,马上改。马上站起来和你们闹革命,痛改前非,革命不容易,我个人趋向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革命,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如果他们还不革命,那就没办法,就改组,这次我向中央汇报,我对省委的批评很严肃,我认为江西省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不能说不是自觉的,江西省委要负责任,我希望江西省委站起来,彻底革命
    第二个问题
    1.他们两个回去,你们要帮助,一看二帮,一斗二批,彻底批判江西省委到现在为止,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回过来,还是欢迎的,回去省委马上开会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前一阶段杨尚奎不在,由刘俊秀代理书记作检讨,张永红的大字报,大辩论是他(刘俊秀)支持的。(白栋材插话不能说杨尚奎没有责任)后一阶段由杨尚奎作检讨,他参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去后应该支持革命派么,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要向全市作检讨,不是半导体,而是面对面,赶快把责任承担起来,支持革命派,彻底改正错误能扭转过来。方志纯,黄知真,白栋材各有各的账,要登门,面对面作检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2.必须马上解开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八一战斗兵团”这个组织没有必要!坐在省委干什么?还给肉吃,你是工人就参加工人的组织,你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的组织,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个东西呢?省委不承担责任还行!省委应该站出来,我看不要搞,你们搞你们自己负责任。凶手要査,如果是民政厅长搞的,我看要罢官,不是下面而是上面,你们要抓头头,抓幕后指挥,严肃处理,向全市人民宣布,撤职,才能平民愤。工人马上要恢复生
    方面闹革命,一方面促
    生产。学生可以到工厂去,省委如果支持你们,江西形势就可以改变,有利于发展革命队伍,有利于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有利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3.平反要彻底搞,省委要负责
    4.(对十二大队)你们要在南昌搞革命,我个人赞成,当然革命要依靠本地,你们留多少要商量,全国各地都要留第三司令部的。
    华东局到江西来检讨,华东局没有什么人,就是魏文伯和他的秘书,我今天是了解情况来谈话,不是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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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接见我可以反映,是否赞成,来还是都来(指两派观点)以你们为主,但我们不能象你们所提的那样河水不犯井水,总理是七亿人民的总理,你们可要做好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十万人啦,要研究策略,我们不是从个人意见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团结他们,也使他们受教育,讲话都是对你们有利,主要是支持你们的,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受教育,我放的都是大道理。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
    差不多了,你们要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我们一定向总理反映。你们要毛主席接见,不可能,明年四月来!公安厅和文工团的同志到北京来,你们一起来(接见),你们赞成不赞成?(大家回答:赞成)(大声地说)我赞成!
    代表提:现在打死人,公安厅不管,省委也不管。)打人应该管,如果真正发现他们打死人还不管,没人过问,这还了得?!公安厅,应该过问,省委也应该过问。打人要拘留,要改造。拿打人杀人的主犯开刀,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管什么人,什么岀身,多大的干部高干子弟也好,都应该管。要不,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搞不彻底。现在北京开始实行了,今天北京召开了十万人的声讨大会
    关于你们提出的在南昌设立联络站的问题,不但你们江西提出了,上海、新疆、广东、沈阳等地都提出了,一个不留(首都红卫兵)可能不行,这个涉及全国,要由中央统一安排。
    你们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头是吃透下面具体情况,才能搞好革命。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誓不罢休,中央决心很大,毛主席决心很大,中央文革小组决心很大,同志们的决心也很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搞彻底让修正主义的根子留在工厂,继续留在机关,继续留在学校是不行的。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你们造反的
    你们担心(指白栋材、刘瑞森二人说)他们耍花招逃掉,这次逃不掉,中央责成他们作检讨,还是在房子里怕得要死,来一个学生,也不敢出来。现在看来有些单位确实不认真检讨错误。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有什么可怕呢?凡是违背主席指示和十六条的都是错误的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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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来的电报,信件不少,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打人。打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志们回去要多看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书,要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厂工人应该欢迎学生来登门拜访。
    你们造反派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你们的人,那些人要教育、帮助,到运动后期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真正的坏人,修正主义分子,是少数,对这些人要把他打倒。中间派,保守派还是要革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是不是真革命,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能讲少数是革命的,多数是不革命的。你们江西革命派学生就是多数,工厂就是少数嘛!多数和少数应该按照江青同志在11月28号在全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去理解。就是要用阶级分析看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在谁的手里,应该是掌握十六条和党的政策。凡是违背十六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就是不革命的。十六条说了,有些意见是两种思潮的反映,林总提出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前天有ⅩⅩ×两派来找我,互相争论起来,多数派说少数派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派说多数派都是“保皇派”,我说双方这些说法都不对经过我说服,后来他们双方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越谈越近,会后大家都说这个会开得好。
    毛主席说,遇到问题首先一听听,看一看,想一想,这就是思索,我们不允许看了不思索,听了不去想。说错了就改,哪个人不会说错话呢?说错了就改嘛!要允许人家改,不要说人家都不革命,这就不对了。林彪同志说朝错夕改。你们南昌“八一”兵团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中央要求你们团结他们。孤立一小撮坏蛋,把那些中间派、动摇派争取过来。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是从江西老区根据地来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
    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你们。我们想念着江西,想念着富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的人民!(鼓掌,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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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我们离开你们这么久,虽然我们到过江西南昌、庐山,但是很少有这个机会和南昌的、景德镇的、乐平的,以及其它地方的,以及杭州的,和这些同志见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这个三十二年。如果讲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乂和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算起的话,就快四十年了,仅仅差一年。
    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经过一些挫折,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又取得新的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岗山高高举起第一根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
    (鼓掌,呼口号,众喊:总理请坐下。总理说:我喜欢站着讲,谢谢你们。)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就四十年。我们回忆这个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当中出生的我们都是江西劳动人民的血汗抚育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正好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的,就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正好用这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于江西的劳动人民,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学生,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们都应该想想应该怎样无愧于这些。“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岗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段的第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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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了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
    三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今天,你们把江西问题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就是江西省委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究竞是谁引起的?这条错误路线是深还是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多还是少,这当然要由你们决定。你们在江西,在南昌,了解情况,你们要检査他们的错误。他们自己要自我批评,然后由你们决定,得出恰当的结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分子提出“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欢呼口号)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材料不够就是空炮,材料够就是实炮,不管是什么实炮还是空炮,放了以后,考验他,看他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鼓掌欢呼)省委冋同志应该挺身而岀,要敢于承担错误。勇于承担错误的省委,彻底检査错误的省委,如果站在正确方面,不是黑帮也不会乱讲成黑帮嘛!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敢不敢于挺身而出,赞成革命,欢迎批评,站在群众当中交代政策、检査错误,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我们要用这样方法来严于责己。所以,这次我们江西省委(指向白栋材、刘瑞森)来到北京……。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犯过错误要检査错误,犯了错误,能不能改正,要真改,允许你改,要革命,允许你革命,这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大意)上面讲了,我们南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嘛!我没有把战争领导好嘛!不配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嘛!但是长期革命也学到了一点,觉悟过来了,主席还让我革命嘛!还团结我,教育我嘛!
    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我们任何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承担错误,为革命修正错误。既不能少说,也不能乱说,我看应该是实事求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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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实事求是的检讨。我想,不管哪一派,都是不应该指责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我完全清楚了,我大致清楚了,确实有些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在谁呢?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主要的根本在于省委。所以,这一点江西省委应该勇于负责,负起责任,不应当把这个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鼓掌,高呼口号)我想呀!省委应当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不仅革命左派同意这样做,就是当时受省委蒙蔽的,受省委欺骗影响的,暂时跟省委走的那些同志他们也会赶上来,应该教育他们嘛!因为当时他们受蒙蔽了,受欺骗了,以为这样是保护党嘛!所以保卫党,保卫省委,这是可以理解的。受省委欺骗的这部分群众,也是革命的群众,你们还应该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呀!你们不能责怪他们嘛所以大字报(攻击学生的),省委决定的《紧急通告》(省委三级干部会时发的),这是引起群众斗群众,这是错误的!第二点,希望转告杨尚奎同志、刘俊秀同志、方志纯同志、黄知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好好开一个省委的会议,检査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团结江西省的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革命工友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江西省劳动人民、江西省人民的子弟经过解放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都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哺育下的青年嘛!党对你们希望很大。正如毛主席说的,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希望,把主要的希望,放在革命青年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可靠的骨干。
    四十年后,三十年后是你们做事了!你们如何来保证祖国不变颜色呢?你们的立场、观点,你们的世界观,是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那么,我们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就减少了嘛!就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保证党不变颜色了嘛!所以你们要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工人是领导阶级,不管你是大厂、小厂,还是景德镇来的,你们都是负有生产重任的。拿我们南昌,还有军事工厂,这是我晓得的嘛!是负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我想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应该想想,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不能反对,你们能不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吗?不能!你们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现在的十条,工厂十条,农村十条办事吗?一定要按照这些办事。所以,你们领导方向、纲领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派,你们都不能脱离这些打交道,你们不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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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既然大方向、大前提想通了,相同了,就承认是革命的组织嘛!就不应该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应该把对方说成不是革命的。当然应该承认有激进的、有后进的、有左派的、有保守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一个事情上,认识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开始他站在革命立场上,是少数,通过斗争,会转变为多数,又碰到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少数,经过斗争,又转变为多数。所以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有共同领导,共同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方向、纲领都相同,就不应有两种行为。在联合行动中,只要大方向同了,那么观点差异是允许的。不仅你们,就是我们党中央,我们中央政治局和我们中央常委也有观点不同的,也必定有……作为人的思想,永远不会是铁板一块,一个人的头脑里也有几种思想,有斗争。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都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不要认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岗山以来,毛主席不断地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我跟随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得赶快赶上。不能说这个完全对,那个完全错,有了共同点,为什么不能联合?江西产生打人的事情,甚至打死人,这个责任要由省委负。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可派几个人,到那里把问题解决清楚。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真理要搞清楚,是非要搞清楚,不能违反大前提。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你们要无愧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要团结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委若是革命的,真金不怕火来烧,敢到火里烧一烧。希望你们帮助省委。刚才你们写的标语很紧张(指景德镇同志写的),你们在政协礼堂谈了。希望你们推动江西省委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真正亲切地谈话,真正撇开思想谈。不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生产也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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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西厅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批评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一次电报指示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
    五月二日十七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的指示是确实的,希望你们立即执行
    根据中央三月十六日关于报纸问题的几项规定,《江西日报》已实行军管,它不是哪一派革命群众的报纸,不能只反映哪一派的观点和意见。暂时可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等,以便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保证听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周恩来1967年5月7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二次电报指示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告江西省军区党委:
    关于《江西日报》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的电话和我五月七日的电报,军区党委均已向你们传达。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为了使江西全省人民能够及时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务望还留在报社的红卫兵同志立即撤出,以便《江西日报》启封出版。在目前,报纸可以出版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关于对《江西日报》前一时期的报道有不同意见,可以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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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1967年5月12日
    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及他自己的指示
    〖时间:1967年5月30凌晨2:10〗
    五月三十日凌晨二时十分周总理来电话,转告了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Ⅹ×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刘培善(签字)6.1同时总理指示
    1.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刘培善先作检査,军区那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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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错误,我们等待筹委会同志的回答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
    九日
    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泽东七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
    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北京来电
    时间:七月十一日凌晨
    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赴京控告团陈×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谢Ⅹ×
    内容:总理、伯达、张春桥等中央首长昨晩十一时四十五分至今天二点零八分接见了我方代表和联络总站代表共五十人,军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等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一)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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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电话中断)
    (三)总理传达主席指示: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四)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仝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五)总理激动地拍桌子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终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总理又说:“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的确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又说:“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还说:“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査,要比六月七日检査要深刻要坚决。”
    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7月11日
    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双方派出了同等数量的代表,就关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髙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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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得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原乡村;同时,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以利工农团结和农业生产。
    三、双方必须在签字后尽可能快地不超过十天内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封存在各自单位,准备交回原所有单位,由驻军及武装部门散发的所有武器弹药及自制的杀人凶器(包括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炸药等),必须立即就地封存,听候中央派员协同军区,分别情况处理。并积极协助当地驻军和公安部门把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缴回,立即停止自制各种凶器。不许转移、埋藏和破坏所有武器和各种凶器。撤除一切用于武斗的组织机构和进攻与防御设施以及哨卡,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参加武斗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包围其他单位的人员应首先撤走,立刻返回原单位。并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学习岗位的人员在十五天内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不包括正常上访人员),对于被迫外走人员在外期间,不许克扣工资,不许彼此歧视,切实保证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
    五、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必须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并在三天内负责安全送回原单位,在释放前和释放期间不得加以任何迫害和污辱。立即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六、双方保证:对双方负伤人员要认真予以治疗,不得因观点不同而进行任何刁难和歧视。对死亡人员要通知其家属或原单位妥善安葬,对死者家属予以适当抚恤。
    七、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十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j
    八、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査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以上八条双方必须保证在全省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并积极宣传动员所有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南昌地区工交系统无产
    阶级革命派反复辟联络站李永仁国营洪都机械厂井闵山兵团周锦红南昌铁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二·七”总指挥部郭人定南昌钢铁厂“五·一六”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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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梁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蔡方根南昌五中小撮”战斗团井岗山兵团胡敬辉南昌三中井岗山兵团张兰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魏厚庆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曾凡珩南昌地区政法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予尧宜春专区萍乡矿务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彭锡顺赣州专区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罗仁彤抚州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师生总指挥部张达连上饶江西上饶波阳“三七"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韩烽九江星子温泉工人疗养院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陈公明吉安井岗山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司令部刘清友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江西省红卫兵东方红司令部李佑民《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红卫兵江西总部(红江总)钟舜生南昌柴油机厂铁扫帚红色造反团汪明远国营洪都机械厂《红旗兵团》
    陈耀辉南昌市公安红旗公社张憬九江车站“二七”革命
    造反指挥部田根才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红旗》联合战斗团《长缨》《燎原》革命造反队甘炳元宜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郑卫庐山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曾智宏吉安专、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曾宪行铁路向圹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龚水波江西赣南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吴继元抚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高仰文上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联络站陈品贤江西波阳红五月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余浩章景德镇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秦和清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1)的批语
    照办。
    不宜称为坏人。(2)根据毛泽
    东手稿刊印。注释(1)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
    任何
    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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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
    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给新华社江西分社的一封信王广宇、王道明、徐学增、杨松友并记者站同志
    南昌记者站(新华社)的同志(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在六月二十九日晨,非常及时而准确地报导了江西保守派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这个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的问题起了作用。建议党委和记者站通报表扬。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学习南昌记者这种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
    革命敬礼!
    戚本禹
    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新华社江西分社和记者站南昌记者组的记者以及通讯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地向中央提供了南昌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六月二十九日晨,记者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总社注:《红旗》驻江西记者下同)等同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武斗现场采访,有的废寝忘食,认真研究、整理材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由于他们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所急,做革命派之所需,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报导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建议,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等五名同志通报表扬,以资鼓励
    希望刘光辉等五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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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把革命派的需要当成无声的命令,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学习他们的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总支委员会希望全体同志通过这一学习,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人人争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勤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来源: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报》第11期1967年8月12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时六分至四时七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代表: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五十人,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五十人,刘培善、吴瑞山、倪南山、徐鹏、李胜、陈昌奉、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首都红代会四人,济南部队首长杨栋梁同志。〗
    内容:江西大联筹代表汇报联络总站片面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师”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企图掀起新的更大反扑的事实总理:包围火车(指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一事)是我亲自处理的知道这件事,这是预谋的,上海铁路局不知道,军区也承认是联络总站搞的,派了温圳的张勇布置的,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被打,死伤——(大联筹代表:死五人,伤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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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煤校的事十三号,打列车十五号,这两事都是协议以后的事,(生气地对联络总站代表)你们联络站在地方力量大,你们既达成了协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县武装部和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有没有这回事?!听说你们还走三人,五个核心走了三个,不想谈了?(联络总站汇报团核心人物汪明远,甘炳文、钟舜生预感到失败之日已到,偷偷溜回南昌——笔者)
    总理:是不是有新的负责人推选了
    联络总站代表师院东方红李有民答:我们宣布退出联络总站,在京听候总理指示
    陈耀辉(联络总站代表):我们也宣布退出联络总站。(大联筹代表发言,揭露联络总站借此解散之机撕毁协议)
    总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裝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
    总理:(对联络总站)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
    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大声地)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代表:对
    总理:军区要下决心,把发的枪收回,但是否有效我怀疑,刘培善同志说四
    十二个县收回了
    刘培善:三十二个县
    倪南山插话:收了六十五个县。总理:你是谁?
    倪:倪南山
    刘:军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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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军分区、武装部呀?我就不相信。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裝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对造反派)你们要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就要有伟大气魄,与另一派联合。已往革命的要更革命,彻底革命,保守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走错了路的也要革命。他们能改变还是要欢迎。你们既然是造反派,希望人家跟着你们造反,这好嘛!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是绝对对立的敌我矛盾,何况我们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的事,认识上错了,站过来,改过来就行,联络总站回去三个人,不知为什么?协议是你们达成的,我们是对你们组织的客观表现加以评论,对中央评论不满,那是不对的如果回去气不过,越搞越凶,那就要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边缘了,走向绝路的是少数。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现在革命好嘛!(对造反派)革命不分先后,你们要欢迎他们革命。通过大批判批判刘、邓、陶,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那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谁?可以不点名。要点只能点一个方志纯,你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名字暂时不点,方志纯总是一个,单独点个太少,保留将来再点更好,点了再换不好。江西形势,几乎每个军分区都闹了,应该打出一条路来,把无政府状态变成有政府状态。你们赞成不赞成?
    大联筹:赞成!
    总理:我对联络总站还要讲几句,无论如何,你们要保证再不动员农民进城萍乡烧房子,打火车,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安源老工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总理愤怒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小撮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的滔天罪行
    总理:(气愤地)萍乡有没有人在这里?(联络总站萍乡一老保站起:有!
    总理:(翻名册)萍乡市武装部张锦才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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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答:在!)
    总理:(严厉地)你到前面来听!
    (老工人继续控诉。说到红卫兵小将被活活烧死时,泪涕俱下,全场无声。总理难过地低下了头,一连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有多少人?学生有多少人?)
    总理:(愤怒地对张锦才)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情,你听一听
    总理:(大声地)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就干这些事情,你听
    吴站起: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总理:处理?就是你们策划,放松这些问题,你们的检讨到现在扭扭捏捏还说客观的,思想影响的,军分区、武装部都一样,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没有一个不这样的。
    肖华: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总理:(对张锦才)你知道吗?王世清,他亲自策划的。(对吴瑞山)吴瑞山,要不是你们亲自策划指挥,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呀?
    总理:两面的情况晓得了,东面火车上的事也已经査清了,这件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抚州来人了吗?七十六师派去侦察,肖华同志,你把电报给他们。这两个案子查一查,军分区、武装部怎么动员农民进城破坏八条协议根子就找到了
    (南钢6·29事件牺牲的烈士家属向总理汇报其爱人牺牲经过,控诉刘培善林忠照、吴瑞山之流屠杀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总理十分关心地倾听。)
    总理:徐春青同志(首都红代会),你们和江西造反派不是很有感情吗?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由国家来抚恤主谋和凶手群众会揭发的,主谋要严办,调査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总理: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你们有组织么,你们没有发展到全省,在政治处于优势,因为你们造反是对的,但要谦虚谨慎,要防止骄傲。一大发展有两条许多原来偏保觉得势孤的钻进来了,另一是坏人也可能钻进来了,要注意,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要逐步地稳步地发展,因为你们在政治上占优势,发展慢一点,不要紧。你们要成为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则人家就会跑到你们前面去。刚才三个老同志和那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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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讲的,应该激动,不溦动没有阶级感情,但处理问题要冷静一点,这点要向年长的人们学习,要有政治上的高姿态。才能促进中央把江西的领导核心建立起米,你们说对不对?
    大联筹:对
    总理:(对老保)你们犯了错误,你们受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错误影响也有自己的错误思想。你们一部分是从造反派中来的,一部分是受蒙蔽的。你们到处笼统喊:打倒刘瑞森!也不分析具体情况,还拿这个口号作为发工资的标准,这象什么话?
    联络总站马上散掉不好,当然有杀出来的也不能阻止,但你们来会谈,代表部分群众,将来成立筹备小组,要宣传中央的主张,那就表现你们革命了。姚文元:以前干了坏事,现在做点好事,也好嘛
    (本文系根据江西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火线战报》
    驻京记者组1967.7.29
    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摘要周总理说
    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济南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去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队伍,谁要说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污蔑,谁说的,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为了使江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从首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去,要听最高统帅的话,要相信解放军。不仅北方调了,南方广州也调了,也是调了支左有成绩的部队。这说明重视你们江西问题。江西是前线的近后方。我说过你们是三个后方嘛。福建是对台湾,广东是既对港九,又对美帝,所以调部队做你们的支柱,是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有几件事,大家要注意:第一,不能再随便发枪,凡是会议期间发的枪,律收回,要追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向路线在上边,不要过分责任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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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军区自己承认在支左工作中某些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指出来了,军区就应该严格执行,不能乱发枪。
    双方群众组织打电话回去,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动员农民进城。〖补充〗
    周总理说:我给你们供给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姚文元同志插话:这就是他捞的政治资本,这点要揭露。
    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么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八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刘的话,
    十年代很多可批。
    (姚文元同志插话:反动历史要彻底搞清楚。)
    (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总理、姚文元接见江西四方代表谈话记录》)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
    〖时间:八月五日二十二时五十分至六日四时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大联筹代表汇报济南6013部队一股长到萍乡武装部接洽事情,被“萍总”老保毒打,当时武装部长在场不管,现在伤很重。)
    总理:萍乡武装部长是哪一位?人武部政委张锦才同志在吗?济南6013部队一个股长郑洪斌同志到人武部接洽事情,被“萍总”毒打了一顿,你在这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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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一下:你们那位部长在场,视而不见。这样的事情都出在你们萍乡,而且在武装部!我说了,你们就是策划放纵的嘛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6013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
    总理:抓了四个吧?(向杨副军长)根本济南部队不会写这样的反动标语。若有也是栽赃!武裝部长视而不见,这样的武装部长!(非常气愤地)还把部队的四个同志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都抓走了,还打伤了一个妇女…这也叫拥护解放军吗?
    (杨副军长去接电话。)
    总理:(对杨副军长)去了解一下萍乡问题,顺便问问南昌的事
    (南昌橡胶厂保守派汇报6·25南橡事件,诬蔑造反派搞武斗,老保乘机呼“打倒刘瑞森”。)
    总理:(对老保)你们不要这样叫!这样叫,我就不好谈了。“联络总站”把人家打死了一大批人,你们知道吗?怎么是刘瑞森呢?你们不知道大联筹被打死了很多人?(联总又抢着讲,总理很生气)我还有没有权力主持这个会场!既然谈南橡的,那就一边一个讲嘛!
    (南橡造反派汇报,被老保打断。)
    总理:(对老保)你们讲话他们不打断,为什么他们讲话你们要这样?上次也是如此,让你们讲了两,三个小时,你们在中央开会也这个态度,那在地方更不用说了。
    大联筹代表汇报总理第四次接见后江西全省动态,讲了进驻吉安的广州6182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等情况。接着大联筹赣州代表,烈士家属控诉李胜之流操纵保守派“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总理:李胜来了吗?(李胜:来了。总理站了起来)你几时来的?(李胜
    七月十四号来的。赣州造反派继续汇报。总理很激动,站起来踱来踱去。当谈到赣州军分区开了许多会,证明李胜之流是赣州6·29大屠杀的策划者时,总理姚文元走到李胜前面,严肃地详细地査问了李胜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李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十分狼狈。当李谈到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时,总理问得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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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要李交代证明人,并追问以后如何回部队,恢复组织关系以及工作情况。李回答得很含糊。总理査问了30多分钟。此时,李胜的上司刘培善站起来,呆呆望着李胜,神色慌乱。)
    大联筹赣州代表继续汇报,说到赣州老保在军分区策划操纵下残杀造反派的惨案时,老保哄动。
    总理:“联络总站”的同志要好好听一听,赣州的事件是最典型的,有阶级感情的话,应该听一听
    大联筹代表继续汇报赣州问题。谈到老保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总理:这是吓人的,不会的,现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要上山打游击?李胜你发给城里的枪有多少枝?
    (李胜:我不清楚。)姚文元:怎么不清楚?(李胜:是市武装部发的。
    大联筹代表:七月十三日还在发枪)
    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的,要不然,你们(指大联筹)的生命还保得住吗?(大联筹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保无动于衷)
    总理:现在活了,就要坚强地战斗下去!(大联筹代表汇报到伤亡数字时)总理:我们査过了,确实有223具尸体,两方面(指广州部队和大联筹)数样
    (联络总站许多人站起来:报告总理,要把南昌问题作个麻雀来解剖。总理:(生气地)开了这么多会难道不是在解剖麻雀吗?!你们还相不相信中央?你们就是无视中央
    姚文元:(大声)毛主席对江西问题这样关心,你们想了没有?!你们要相信中央文革的决心!
    总理:上次你们双方都鼓了掌,欢迎济南,广州去的部队,呼了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我们中央把你们(指“联总”)看成群众组织的代表,既然是群众的代表,应该听最高统帅的话。全国人民都依靠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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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军,解放军是全国人民的支柱,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这两军队(指济南部队和广州部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派去的。
    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我有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采取这个态度,对野战军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对新去的解放军的态度是个考验,给你们一次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大的考验。关键在于实际。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新去的部队,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最高统帅派的部队,另外,群众组织,到底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支持他们还是包围他们,甚至夺枪,抓人。要真正地学习解放军。你们晓得军队是支左的,对造反精神旺的,敢于对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当然要支持。军队不还口,二不动手,也不开枪,大家知道的。不要认为这是可欺,就欺负他们,包围他们,打人,捉人,夺他们的枪,那就犯严重错误。造反派夺军区的枪是受了迫害,我们已指示,交掉的算了,没有交的暂时封存不交。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人,捉人,那就犯严重错误,大错特错。(此时杨副军长向总理汇报,刚才接到萍乡来的电话,济南部队被打伤五十七名指战员,重伤七人。)
    总理:(对联总)你们听听!……人武部长看新去的解放军挨打不管,视而不见,反过来,“萍总”的人冲到部队捉了四个人,又打伤了几十个,这样的情况怎么许可呐?如果夺新去的解放军的枪,打新去解放军的人,那么可以判断你们(指联总)是反对解放军的。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大联筹代表:抚州还没有去。)也要去的,有军区的独立营在,以后还是要去解放军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去人,都要受考验,首先是对解放军的态度。如果把矛头指向新去的解放军,就是直接指向最高统帅,林副统帅,如果妨碍新去的解放军执行任务,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姚文元:(意味深长地,高声地)这一点总理讲得很清楚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总理:(对联总)你们还是早些打电话回去,萍乡、南昌、赣州、吉安、抚州等都打电话回去说一说,如果再这样,你们就会把自己摆到最不利的地位,那界限分明了,谁拥护解放军,谁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又没有动手还口动枪,人被打伤了。以前,方向不定,要看新的,这一步走得更远了。当然,不是怪你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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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指“联总”),特别是吉安、萍乡、丰城这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态嘛,这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是第一点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做代表的不能随便走,要告诉
    要走
    要经过了我们同意才行,临近解决,随便走不好。至于这几个事情,赣州的査得很清楚了,査到了二百二十三个尸首,当然还要调查。莲塘事件也是要调查嘛,要派调查团去,但不影响解决江西问题。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现在不说,下次再说。
    (本文系根据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记录稿整理)
    江西《火线战报》驻京记者1967.8.6
    、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时的讲话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及全体来京人员。周总理讲话于
    我念决定,然后解释一下
    江西省军区有几位同志,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讨,他作书面检讨,我们印出来交给你们。明天可以在你们住的地方开会,但必须指出,在人民大会堂,全中国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在这个全国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不要进行武斗,出去以后不要搞这些动作。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我们已经改组军区,已经取了措施,回去可以把整个江西,南昌的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你们开群众大会,这些同志去检讨,不要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大会,搞这些名堂,这样不利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大联合筹委会的同志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另方面“联络总站”的同志你们受了蒙蔽,广大群众受了害,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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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査检讨嘛!所以,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刚从湖南会议出来,会议的同志出门口就把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抓走了还搞武斗,这样不好,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应该树立高姿态,高风格,当然,你们受害,很激动,我们理解,所以今天让你们都到会场来,这也是开了一个例,千多人全体参加,还是第一次,四川都没有这样。(姚文元:希望你们作模范)听毛主席的话,要摆事实,讲道理,完全按十六条办事
    (2)(从略,当宣读到要揭露、制止保守组织中有攻击绑架支左部队时总理解释:)这几天,你们一些人清楚,除了南昌和赣州以外,在吉安出现的事情,在萍乡也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最近部队进驻抚州又有这种事情,刚才得到消息向塘也有这种事情,又出了一点事。所以,我们要号召所有的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亲自决定调动南北两方的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应当拥护,不能抢他们的枪,抢他们的服装,抢他们的仓库,抢他们的车辆。(总理继续宣读,读到:军区、军分区指战员要与驻江西的部队紧密合作时解释)这段我们是号召,江西省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在场的也有,不是各个军分区都有同志在?独立师也有人在,我们号召你们在这次野战部队进驻江西支持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要有好表现,看你们是不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因为今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派了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人被绑架28个人(姚文元:28人)我们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参谋长,姓什么?(有人回答:姓刘。)是参谋长。在这时候,正当联系说,把联络同志都绑架了,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抚州军分区有同志在这里吗?(下面一人答有,薛利职)回去负责下命令,28个同志今天立即一定要放出(姚文元,把汽车打烂了)你们拿出汽车送到温家训去。第二,传达中央、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要把独立营全部离开抚州。(营:好)你不管,如果他们违抗命令,那是他们违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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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个别人,比如说,刚才说的参谋长,完全对抗我军进驻,不负责任,这是少数,但是,这件事情要考验各个军分区,今天江西七个军分区都到了,你们要表明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愿意和野战军关系搞好,愿意改正错误,必须在这次有所表现,我刚才和福州军区政委说了,等一下你们回去要处理,抚州军区、人武部,独立师负责人会传达的。一定要搞好关系,是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经过改组军区跟他们程世清、杨栋梁二位传达,要能够负责,落实每个命令。(接着宣读)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査和改正了就好。(总理解释,这是把主席的话写在上面,因为给你们改正机会,如果再犯错误,你们就错上加错)(接着宣读)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总理解释:他们可能煽阴风,点鬼火,这是不好的,但是,只要军队还是相互紧密联系,遵照以前的政治工作规定,整好关系,我们相信,阴谋也会暴露岀来。)
    (3)(从略)这是筹备小组的同志,已经中央提议,回去你们协商,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还有干部出米亮相,这一些同志都参加筹备小组也是考验同志的机会,工作好,原来的可以再用他,工作不好,将来会考验出来
    (4)总理:江西的革命同志,你们的任务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们取得这样的结果,你们就应该负起责任
    (5)“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鼓掌)(周总理:这件事,从声明反映到,八条协议造反派遵守。7月12日当时的情况你们互相达成协议是很好的,许多你们付之实施了。但是,的确有些地方还在那里武斗,特别是保守组织,有些幕后指挥打击你们造反派,在萍乡,上饶,南昌,赣州,刚才说了吉安,在丰城,在沈阳,现在抚州,还有向塘,都有这样。因此,广大群众都不太理解,好象是你们达成的协议,说这些头头都右倾,都错了,这不对,大家达成的协议,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按:指造反派)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是支持。这是两派达成的协议,“联络总站”也负责,很好嘛。在这一点上,如果“联络总站”真正付诸实施,就不会在地方搞武斗。你们“联络总站”的很多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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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路线上,我们应该欢迎。应该说,你们到北京来了的代表也是代表这些群众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大家的心是好的,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推进了一步,暴露了些错误事情,一直到现在,抚州还在暴露,向塘还在暴露。还在暴露不要紧,暴露到将来,把这些坏人揪岀来,受滎蔽的改了就好,最近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你们的三句话,(指造反派)既呼的三句口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胜利归于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总理解释:这是所有群众组织,包括保守派组织,都应该这样做。造反派不能因为过去受压抑,胜利了,因此就不做,还是应该强调严于责己,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错误思想应该批判参加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到末尾,略)总理解释,特别是革命造反派要做表率,做模范,这样就更主动。将来受蒙蔽的,看错了的反戈一击,最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欢迎。(姚文元:要欢迎他们!)要热情欢迎他们,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组织的群众不要去压他们,压不垮的,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起变化的
    (6)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群众武装起来。目前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硏究实行。总理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证明,在过去犯错误的军区,特别是军分区、人武部,在某些地方曾因为发枪给保守派,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这个事实例子很多,现在当然在改正错误。另外,革命造反派在被压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夺了武器,夺来以后,很快达成“7·12”协议,武器可以封存起来,但不忙于交回,因为这一点造反派有了经验,南昌军分区、人武部,还有某一些保守派头头,在南昌城没有敢再来破坏革命事业,南昌城的秩序比较好,南昌城以外还在发生,今天向塘还有发生,这就是说,需要武装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这当然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首先应该在工厂进行当然不排除在学生中进行,当然武装要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一定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鼓掌)总理:另外,湖南有这种情形,枪很多,不是落在造反派组织手里,而在社会上没有组织的人手中,南昌革命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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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是遵守三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我现要问一句话,昨天请你们打电话回去,把在军区内设的拥军联络站撤出,撤了没有?(大联筹代表答:报告总理,我们已经打了电话,今天上午四点已经撤出,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志,我们正在做工作。
    今后,军分区、人武部(总理:这是指地方的,就是江西七个军分区,还有南昌市人武部,连塘、景德镇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总理:已经发的,如果不是这方面(指造反派)各个军分区、人武部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已经作了犯法的事,不是发到造反派,应该把它收回由军区收回。我刚才讲的包括人武部,先人武部,各派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总理:包括汽车在内。)(鼓掌)
    总理:这个决定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确定了,并且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准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这样子,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江西省军区党委检査报告,刘培善同志的检讨,还有江西省军区司令的,这个决定和你们“7·12”决议,一共是五个文件,明天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好好认真讨论一下。但是,你们个别代表可能有意见,首先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你们深学吧
    (大联筹代表:报告总理,我们大联筹宣读一个保证。)总理:你叫什么?(翻名册)大联筹代表:刘美贵。
    总理点头答应。大联筹代表宣读保证。(略)大联筹代表读完后,总理说:很好嘛!抄一份给我。(大联筹:好。
    总理:你们回去找个地方把今天发给你们的文件和中央决定,不管那一派首先大联合筹委会,刚才有了表示,你们应该很好地去讨论。表示决心,刚才表示很好。希望你们做模范,你们这个文件(指大联筹的保证)给我一份,现在我口经说了,解释了多次,两个“刘”都不要打倒,让他们改正错误嘛!刘瑞森同志支持你们早,另一派提出打倒我们劝说了;刘培善同志你们应该允许他改正嘛!他们也表示坚决改正,你们如果要提打倒,你们这样对立起来就不利,其他我都支持你们。你们晚上回去睡好觉,明天好好讨论,希望对决定好好贯彻。今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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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开了,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没有事情的早点回去,因为家里很多同志看着你们,有的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有的一个多月了。祝你们胜利!
    会后姚文元同志单独找大联筹负责同志刘美贵到大礼堂中厅作了如下指示你们保证很好,回去要高姿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要注意政策策略,
    要注意团结他们。
    2.你们胜利了。不要象湖北、四川、湖南那样,当中央支持他们了,打内战打得很厉害,这样对革命有阻力,你们要防止这一点,做好工作,团结一致。希望你们江西要做出一个好榜样。
    3.你们以后的任务还很重。八月十四日我们单独接见你们,研究参加筹备小组的问题。
    江西省大联筹赴京控告团赣州分团整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筹备、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材料转给你们。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九·五”命令的作法很好,可供你们参照执行。
    南昌等地的经验证明,要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突出政治,首先做好思想工作。军队和地方都要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和中央的“九·五”命令,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和仝体指战员,深刻地全面地领会中央命令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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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通过各派协商,落实执行命令的个体措施,做好武器、军事物资的清点、封存、上交等工作。在收交武器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和宣扬好的典型,使各派群众自觉地把遗漏的枪支、弹药交出来,严防个人私自藏匿。四类分子隐匿武器、弹药不交者,要采取专政措施。
    (三)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体指战员要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釆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遇到问题,要调査硏究,多请示报告
    (四)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把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列入“拥军爱民”公约,军民团结一致,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保证“四大”恢复生产。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这一通知可在内部传达)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视察江西的指示
    毛主席在江西视察时,一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江西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光、刘瑞森、郭光州、陈昌奉等同志,作了重要的指示
    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同志。程世清等同志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亲切和蔼,谈笑风生,边听汇报,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到
    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万支枪。
    主席问:“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多。)主席:“啊接着汇报抚州问题
    主席教导说:“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也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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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汇报到他们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主席亲自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主席问:“批了吗?”(答:总理批了。)
    主席教导:“啊。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思想、政策已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决定作用时
    主席教导:“五月底我们几句话给林彪同志,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河南、湖北。
    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主席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知道自己错了,在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请示要保王景义
    主席教导:“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主席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答:没有来。)主席说:“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行
    (答:他们想造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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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啊
    主席又说:“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是讲刘培善、吴瑞山罪责难逃,没有周子韬,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当汇报到31111基本瓦解时,
    主席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答:已经解散了。)主席:“啊,已经解散了
    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群众有些报复情况时,
    主席教导:“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指刘、郭、黄)造反派的领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是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罗,这不好。
    主席说:“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主席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答:已经收复了。
    主席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
    (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主席问:“这个人是那一派的?”(答:保守派的。)
    当汇报前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
    主席说:“啊,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
    主席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汇报李胜的问题时,
    主席说:“李胜变成了李败。”
    接着主席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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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主席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答:通了。)
    问:“公路、铁路都通了?”(答:通了
    主席问:“江西还有没有区?(答:大县有,小县没有了。)
    主席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象好一些。”
    (答:×××比较好。)
    主席说:“还有一个钟××吧?”(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主席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主席问刘、郭、黄:“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月了。)
    主席教导:“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吵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这时汇报到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拉走了。主席:“把汪明远又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主席又问:“白栋材、黄知真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我们汇报了白、黄情况
    主席说:“如果能改,能够争取几个人也好嘛(张春桥插话:原来省委把知真安在第一线。主席就:“我看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主席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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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说:“干部垮了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南昌串联。)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主席教导:“那有这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了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多少山头,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粵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那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在井岗山当兵,后来带了一个旅在陕北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只知道××团长,××师长,××军长,也叫不出名字。我还是倾向于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很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吗,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问:“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驻进抚州时,在路上遇到了夏绍林他们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到的都是头部、胸部、牺牲五人,五十七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电台和密码搞走了。主席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
    主席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接着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多少人?”(答:×××多个)主席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七十六师李文忠排支左爱民事迹时,
    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吗,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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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还有十七个人。)
    主席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吗?你们是省一级的,省一级要多站出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问刘、黄、郭是那里人时,郭回答是吉水人主席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是吉水人。”
    主席教导说:“我看过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主席教导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主席教导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龙潜(浙江)每天都斗,一斗就戴髙帽子、挂黑牌子、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吗。据说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来的,现在不好了。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就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调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主席接着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有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主席说,“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九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十月间省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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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教导:“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还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指教育面)。左派不教育变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这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人?”
    (答:红卫兵抓×Ⅹ×,×××,ⅩⅩ×,还有人到福建去抓×××,总理要我们打电话叫回来。)
    主席说:“你们的电话不一定要扌
    主席教导:“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你现在有理,但做得过火不好。
    这时汪东兴说:“现在十一点多钟了,谈了一个半小时。”主席说:“就这样吧。”
    (来源: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
    三版)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了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极为英明的最高指示
    陪同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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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伸出伟大、温暖的手亲切地和程世清等同志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穿一身普通的布的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这里我们报告同志们一个最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洞悉一切,高瞻远瞩,是世里最伟大的天才。对我们教育最大,感受最深。主席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话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白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在谈话中,主席曾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六·二九”事件,赣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满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最高最新的指示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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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米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千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到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
    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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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哪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俱,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
    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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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
    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苫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6011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省二千二百万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最高最新指示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转载于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5日,第93号第一版)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1967.11.17;中发[67]34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条工作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其中第三条说到必须解决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的问题,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望各地认真检査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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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1967.12.25;中发[67]40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附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江西省革筹小组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极“左”派,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江西的极“左”思潮,以南昌地区较为严重。六、七月份在南昌形成股近五千人的势力,称为“第三势力”。原来,省大联筹有的同志认为与“第势力”的内战不可避免。但是,事实上现在却是一派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大好形势。新的权力机构省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江西能够排除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筹小组能正确对待极“左”派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主要掌握了这样五个原则。
    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革筹小组成员深入群众,调査了极“左”派的情况。认为,极“左"派中绝大部分群众是老造反派,有的单位(如医学院)在“火烧省市委”时期有较大贡献。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以“反右倾”为名,一度把矛头指向省大联筹和省革筹小组。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是大叛徒黄霖(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少数坏头头马成新等,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可以教育的。省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操纵极“左”派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与极“左”派的组织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极“左”派群众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例如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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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岀幕后策划者和系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九月份正当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时,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冮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政策。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正当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时,程世清同志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以活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省革筹小组认为,省大联筹与极
    “左”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联筹。于是,便狠抓对省大联筹所属组织的政策教育。省大联筹所属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曾经准备摧垮极“左”派,提出了“引蛇岀洞,穷追猛打,踩住狼尾,搞臭搞垮”的斗争策略。并且一度用打砸抓对付极“左”派。如九月底“南航”事件中,南航井岗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十
    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后,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下达以后,省革筹小组同志便到师范学院、工学院和氵西大学等单位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学习、讨论。小将表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极“左”派的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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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革筹小组对极“左”派平等对待,热情帮助。早在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同志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附属工厂制造摩托车的任务,十月和十一月就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学校的转变,在社会上发生了良好的作用。由于革筹小组深入细致的做思想工作,许多有极“左”思潮的组织转变过来。如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査”。査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诡计,査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革筹小组遵循毛主席关于“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的最新指示,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三种人。十一月初,正当省大联筹与极“左”派矛盾激化的时候,为了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打击极“左”派的幕后策划者,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冧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革筹小组因势利导,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一个多月来,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如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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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
    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的、灵魂的,管革命化的。是各部门各单位的总管。政治统帅一切。我军历来是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思想革命化,解放军就不成为解放军,就成为压迫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
    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当然还有生产、施工等任务,但是主要的是打仗。对打仗历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艺高人胆大,一种是胆大人艺高。打仗主要是靠勇敢,靠不怕死。当然,技术、武器的好坏也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怕死。不然,其他工作虽好,但到了战场上就打不下来。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的大事情,是人民得到一切还是丧失一切的大事情,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切。军队靠政治挂帅,靠思想革命化,靠先进思想来领导。是要突岀政治。我们要坚定走突出政治的路,但军事并不是不要了,军事是在政治统帅下的。事实证明,政治工作作好了,训练也就搞好了,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纪律,军民关系也就搞好了,仗也打得好。事情是千头万绪,但必须抓住主要的,抓住主要的,切就迎刃而解,如果只抓住千头万绪,忘记了主要的,就糟了。带人就是要抓住人,人是活的武器,政治工作作的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好了。政治工作要摆在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更不能摆在其他位置上。
    人不能多,三个和尚没水吃
    向上请示,向下抓活思想。下边的活思想不断地变化,上边的任务也不断地提出,所以要不断地抓两头,否则工作是作不好的
    个是要抓毛著学习,一个是要抓群众的活思想。一个是要抓思想问题,个是要抓组织问题。学毛著一个是在背字上狠下功夫,一个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看主要的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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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出主意,一个用人,一个是抓群众思想革命化,一个是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那里的政治工作好,那里就会岀干部,就岀欧阳海、黄继光、雷锋、李文忠这样的人。
    江西当前形势很好,过去乱的很透,群众是好的,讲道理的。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所有的人,第一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有坏人在混水摸鱼,要揭露,揭露就好了
    对干部要边走边看,有些干部要在很长时间才能看出。先进思想不是工农白发产生的,先进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是批判地吸取的。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我们的军队、国家、党,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世界的面貌,并将继续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我军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什么?一个是要突出政治,一个是什么样。选拔的干部要有工农本质,要过好突出政治关,工作作风要迅速,准确,泼辣,还是在工人农民中找骨干,他们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生产,懂得生活,上海就是走工农路线的。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7.12.30;中发[68]1号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仼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仼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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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祝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将与江西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
    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一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的时候,从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我们谨向英雄的江西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在井冈山树起了革命的红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革命道路。从那时起,英雄的井冈山儿女,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在百战百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赤胆忠心干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之流,长期以来,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使江西这块红色老根据地改变颜色。忠于毛主席的江西革命人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冲破重重阻力,战胜狂风恶浪,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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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千条万条,贯彻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变成千百万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西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仝力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象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那样的支左爱民模范,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榜样。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千条任务,万条任务,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用结合,立竿见影,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狠抓“斗私,批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从思想上、政冶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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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坚信,英雄的井冈山儿女一定会遵循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让毛主席亲手树起的井冈山红旗高高飘扬,万代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社论)
    四、批林批陈批判程世清的错误
    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党的九届二中仝会以来,在仝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仝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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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冋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淸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査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査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仝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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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査,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査了自已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査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
    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髙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
    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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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
    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
    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査,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个清査小组,彻底清査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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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仝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査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白栋材李登云于徳馨黄知真陈昌奉熊
    振武张志勇邹文泗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1972]17号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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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査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审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八名重要案犯侧记《江西日报》记者末天星)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重要案犯涂烈、万里浪、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张羽、魏厚庆、曾凡珩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受到了江西人民的正义审判!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执行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从1982年12月13日开庭分别对这八个案犯连续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按照人民的意愿,对八个案狍一一进行审问,出示大量证词、供词和其他书证、物证,无情地揭开了这帮历史的丑类一次次策划篡夺江西党、政大权的内幕:
    1967年1月中旬,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夺权后,魏厚庆、曾凡珩等人在1月19日、20日两次秘密集会,密谋夺取江西省党、政领导权。魏厚庆在会上迫不及待地叫嚣“上海夺权有几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并由他充当反革命夺权班底的负责人。1月26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按照密谋,同时在省人委和省委两处举行夺权大会,公然宣布“接管省委、省政府领导权”,强行将几位省委书记抓到台阶上戴高帽子。2月8日,他们利用窃取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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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召开批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大会。这股夺权妖风很快刮遍全省各地,数以万计的干部遭到揪斗,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
    众所周知,当时省委、省政府被这伙反革命分子搅乱之后,省军区遵照中央指示主持着冮西的日常工作。涂烈、万里浪一伙就把省军区视为夺权障碍,猖狂策动反军乱军。法庭调查表明,万里浪、张羽是大闹军区的主犯。1967年5月,万里浪伙同张羽秉承江青反革命集团“揪军内一小撮”的旨意,打着“反逆流”的旗号,炮制了反军乱军的“五项要求”,直接策动在省军区门前“静坐”闹事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在万里浪、张羽的一手控制之下,“静坐”闹事持续两个多月,肆意冲砸军区机关,劫走绝密文件,抢夺枪支弹药,殴打值勤战士,绑架、劫持福州部队和省军区领导人。在他们的煽动下,全省有四十二处军事机关受到冲击,打伤部队干部、战士四百多人,抢走轻、重武器一千四百多件,各种子弹一万二千余发。
    “千条万条,归根到底自己掌权”,这是八名案犯的一致自供状。1973年底,他们又兴风作浪,再次大乱江西,疯狂叫嚷要把重新出来工作的省委领导干部“再一次打倒”。法庭对起诉书指控涂烈等人1973年12月25日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诬陷省委领导,以及涂烈与王洪文密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罪行进行庭审调査。被告涂烈坐在被告席上,当年不可一世的气概没有了,但他强作镇静以掩盖着内心的恐慌。当法庭工作人员根据审判长的要求,把涂烈写的亲笔信稿拿给他辨认时,他不知所措,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最后装模作样再看一下才供认“是我亲笔”。他在信中咒骂仝省广大干部、群众抵制“四人帮”的正当行为是“反攻倒算”,点名批判省委领导同志。1974年2月20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召见涂烈,密谈三个多小时,具体授意他夺取江西省委领导权的步骤,声称“斗争从你的信开始”。涂烈受宠若惊,十分卖力,一回到南昌就纠集同伙开始夺权活动。3月10日,涂烈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煽动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要一面揭、一面批”。在“四人帮”的支持下,涂烈、万里浪一伙篡夺了对“三全会”的领导权,肆意诬陷、迫害三位省委书记。他们还搞“会内会外结合”,指使同伙到各个地、市去“层层揪孔老二”,致使全省局势相当混乱。案犯万里浪在法庭上供认,1974年2月初,他伙同张羽等人窜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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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陷省委领导人“搞右倾复辟”。2月中旬,他又纠集蔡松林等人拼凑“省、地、市上访团”,三次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释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法庭调査还进一步证实,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涂烈、万里浪等人也在江西遥相呼应,篡权活动步步升级。1976年3月,涂烈纠集蔡方根等人在南昌市西湖路二十一号秘密集会,传达王洪文的加快夺权步伐的旨意,结成以涂烈为头子的“七人”反革命核心。他又通过蔡方根控制“二十一人”帮派骨干组织和“江卫文”材料班子,一方面建立“武斗小分队”,进行武斗,一方面搜集印发诬陷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大造反革命夺权舆论。反革命分子万里浪也步步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诬陷、诽谤省委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把他们一伙煽动停工停产、停水停电造成的恶果嫁祸于省委领导人,妄图一举全面篡夺江西省的党、政领导权。
    1983年元月26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依法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四、李九莲案件始末
    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李九莲给曾昭银的信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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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九六九年李九莲日记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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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魅于
    (注:此处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注:此后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
    者无从查考)
    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会上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讲话
    编者按:从此历史资料可以看到,革命志士、造反派李九莲同志在当时的人民群众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是“最好的革命接班人”、“反林彪的英雄“反潮流的坚强战士”,是“当代的法家”。李九莲同志不死!共产主义不死同志们
    (报告无关的开头部分省略)
    下面着重讲一讲关于处理“调委会”的问题、前段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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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关于处理李九莲案件问题的四点指示和地委的八条决定传达贯彻已经个月了。一个月来进展情况很好。广大干部群众对省委的指示、地委的决定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他们说,这些措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并且批评地委过去对这个问题态度不硬,处理不力。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现在这样做了,大家感到大快人心。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坚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地委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
    1、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它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阶级敌人利用李九莲案件大做文章,兴风作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致,正是他们不甘失败、垂死挣扎的表现。他们的许多反动言论和林彪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的恶毒语言同出一,这正好说明了必须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要千反革命勾当,总是要欺骗一些人,蒙蔽一些人;而我们队伍中某些路线觉悟不高的人,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有资产阶级派牡的人,过去受过党和群众批评审查而有怨气的人,最容易上敌人的当。许多同志从这里认真总结了教训,提高了觉悟。不明白真相的群众,经过教育绝大多数都已经觉悟过来,早已停止活动,表示和李九莲彻底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检举坏人
    2、暴露了一些重要敌情。省委指示中指出:“李九莲案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从现在揭发和暴露的问题看,证实了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李九莲案件问题上,在“调委会”问题上,确实是阶级敌人插了手的。这些敌人,有的是在幕后进行操纵,有的是在幕前公开活动。他们利用李九莲案件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干扰批林批孔,破坏大好形势。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正在检举揭发这些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査清之后,我们将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进行处理。通过揭露和打击这些阶级的敌人,必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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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和调委会的骨干。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地委的决定,我们对调委会少数骨干成员分散到本单位办了学习班,由本单位党组织、革命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团结、教育挽救。经过一个月来的工作,说明这样的做是完全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已经办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已经开始认识错误,并且揭发了不少问题。有部分由于转变较快,表现较好,已经结束了学习班,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现在参加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大多数认识到,省地委这样做,对他们确实是政治上的关心和挽救,是给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个机会;否则就要继续滑下去走向反面。因此,他们对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很感激,结束学习班的调委会骨干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后,广大群众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领导干部,多数认识有提高态度有转变,能坚决按省委、地委指示办事,大胆开展工作,并且主动向群众检査自己的错误。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通过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团结了更多的干部和群众。
    4、进一步稳定了局势,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调委会问题的处理,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增强了革命团结,促进了革命和生产。大家记得在调委会未解散前,由于阶级敌人利用调委会兴风作浪,干扰了批林批孔和工作、生产的正常开展,也搅乱(了)社会秩序。现在,通过贯彻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通过(对)调委会的处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革命的正气就上升,歪风邪气就下降,机关工作更正常,社会秩序更安定,工厂劳动纪律有了加强,广大职工积极性更高了。有些单位生产成倍增长。有些原来生产不正常、有时停工停产的单位,最近都能正常生产。
    赣州市的街道秩序也大有好转,不少人反映,现在晚上上街都更放心了。事实证明:省、地委对调委会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是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需要,是增强革命团结、稳定局势、发展大好形势的需要。阶级斗争越抓,局势越稳定;越抓,革命和生产形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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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调委会问题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各单位进展不平衡。有个别单位对省委的指示决定没有很好贯彻,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没有认真抓,这主要是这些单位的领导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不敢大胆抓有的领导干部过去支持过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主动讲清问题,认识和改正错误,而是消极对抗,或者吹冷风,或者捂盖子,有的还在背后搞名堂。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某些领导干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应该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否则,就要继续犯错误。还有的单位,把这场斗争看得很简单,认为上级指示传达了,讨论了,就行了,或把处理调委会问题,看成只是办几个骨干的学习班;不是发动广大干部职工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检举揭发坏人,使群众普遍受到教育。个别单位对调委会骨干学习班抓得不认真,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教育不够。还要看到,有的人还在秘密进行串连活动。有那么几个人(钟海源为首,后判12年终被处死_编者)还写小字报,印传单,甚至到剧场去散发,而且明知有外宾在,还要这样做。这是要严肃处理的。我们要惕有的人无中生有,造谣煽动,企图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调委会早就不得人心,越搞越臭,越搞越孤立;现在有的人还想搞名堂,能越走越远,决没有什么好下场
    、关于“调委会”的真相
    “调委会”闹了半年之久,长期不得解决,过去木地和外地同志们都议论“为什么在赣州出现这样的怪事:有些人不批林不批孔,却搞什么调委会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这里面究竞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讲讲这个问题。
    首先,关于调委会的性质。这个问题省委四点指示已经讲得很明确:“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现在揭发的情况说明,省委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调委会”决不是一般群众由于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认识不清而成立的“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它是由于阶级敌人煽动、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利用李九连案件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法组织。过去朱毅、方道球(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后判二十年—编者)等人,为李九莲和调委会大肆鼓吹,百般辨护,竭力掩盖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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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他们不仅说李九莲无罪,并且还说李九莲有功把她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市建严金禄语,后判八年一一编者),“反潮流的坚强战士”,“当代的法家”(地区外贸吴文浦语,后判七年一一编者),“发展中的马列主义”(林峰语——编者),“最好的革命接班人”(赣州一中工宣队队长孙成章语,后监禁三年一一编者),胡说李九莲不仅有“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有“摆脱私有影响”的“恋爱观”(人防办卜小松语-一编者),而且她的爱情生活还使他们感到“灼热深情”,真是荒唐得很,肉麻透顶!
    他们为什么要狂热地把一个反革命分子吹捧成为“英雄”呢?无非是要说明李九莲翻案有理,调委会名正言顺;无非是说我们党和政府,我们广大革命群众反对李九莲翻案、反对调委会的非法活动是什么“执行反动路线”,“破坏四大”,“镇压群众”,“压制反潮流”等。好家伙,帽子真大呀
    尽管朱毅(教师,后判二十年—编者)、方道球等人散布了种种谣言和诡辨,但他们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李九莲的反动性和调委会的非法性,因为这是铁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活动。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岀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査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扩,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气压机厂谢明语——编者)”。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连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接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套反动思想,她的许多话都与“571”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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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
    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仝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他们还说李九莲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是“同志”,就有“四大权力”。这些人恰恰忘了她是个现行反革命这个本质,党和政府对她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不改变她的性质。对这种人,党和政府宽大她是为了改造她,但决不允许她捣乱破坏;如果捣乱破坏就要从严处理:这是我们党的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我们决不能给她什么“四大权力”,只能对她专政
    还有些人说什么“运动期间不能抓人”(教师赵诗镜语,后判十年一一编者)这是什么理论?这是哪里的规定?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至于方道球同志说什么“抓了李九莲是杀鸡给猴子看,压制群众反潮流”,这是认敌为友!把李九莲的反革命活动与革命群众反潮流混为一谈。这种论调只能为敌人所欢迎,对反潮流的广大群众是个重大的侮辱。我们倒要问:为什么抓了反革命李九莲广大群众都叫好,而方道球同志却会感到受压呢?这是一种什么立场,什么感情?
    在广大群众对李九连案情越来越明确,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的理论被人们看穿了之后,方道球又玩弄一个手法,妄图迷惑人,他说“李九莲问题…和一般案件不同,有她的特殊性”,“决不是领导机关一个简单决定或者几个武断的通知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说什么李九莲问题涉及到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要大家从各个领域去研究。真是说得玄妙得很!一个已经根据确凿的罪证和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准确的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竟然要从各个领域甚至包括文学、艺术方面研究之后,再作结论,这是什么用意呢?这是别有用心的!说穿了就是叫人不要听省地委的决定,要再研究下去,直到研究出李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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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反革命而是“反林彪的英雄”,才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结论”!方道球同志真是煞费苫心,但是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其实这些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人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竞搞的是什么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
    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κ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査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査。”这是什么逻辑?反对李九莲翻案,抓了李九莲,就是右倾复辞,转移斗争大方向;岂不是让李九莲翻案,让牛鬼蛇神一齐出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反复辟正确的方向?这完全是反动逻辑!值得注意,如果说《众手掀翻独霸天》在是赤裸裸的打着白旗反红旗,那未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査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林业局邓清华语,后判七年——编者);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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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其中
    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劳改释放犯,有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久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四处出动,网络社会渣滓,设立接待站,与一小撮牛鬼蛇神串通。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有那么一个人,调委会的骨干都知道他问题严重,他劳过改,释放出来后又为非作歹,这次他积极参加调委会活动,惟恐天下不乱,到处插手,甚至鼓动一些人要把地委领导干掉。许多事实说明,混在调委会的坏人,是什么事可以干得出来的。他们用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不仅有文一套,还有武一套,有的就公开叫喊:“赣州发生武斗,就对我们有利!”事实上他们已经搞了武斗。他们有公开一套,还有秘密一套,组织里面,核心里还有核心,有一线、二线、三线。总而言之,这场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玚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调委会某些人利用大字报、广播、演讲、
    刊物等形式,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攻击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言论是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的。下面仅用部分材料来说一说
    、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
    是救世主”(粮油机械厂罗斌语,后判十五年一一编者),“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气压机厂管佑龙语,后判
    十五年——编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冶金十三队刘挺荣语,后判十五年—一编者)。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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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他们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思想十分反动。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管佑龙语-一编者)。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运输局邱彩云语,后判十年——编者),“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接插件厂肖国涵语,拘捕编者),这是赤裸裸地叫喊要把被我国人民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重新扶上台,它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说的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自来水厂廖根生语,后判五年—编者),同唱一个腔调!还有的别有用心的歪曲中央25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矿机厂朱修仁语,后判五年——编者)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赣南纸厂工人林锋,后判五年一一编者)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这是什么话?林彪污蔑我们“政局不稳”他们说我们大局不宁;国民党反共叫戡乱,他们也叫戡乱:这不是明显的跟林彪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吗?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査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这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话不是也一模一样吗?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岀了第一片嫩叶。”社会主义社会被他看成是一片“投枪”和“匕首”的“寒光”,这和他们骂我“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个意思!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朱毅等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恶毒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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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污蔑我国无产阶级政下的新中国,可见他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仇视啊
    4、攻击党的领导,辱骂党的干部。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邱彩云语—编者)等等,真是恶毒至极!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官们祭起了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26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髙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他大讲所谓“收与放”的问题,歪曲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讲“放”;根本不提“放”的内容,是“香花”还是“毒草”,根本不提毛主席提出的区别“昋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这和当年右派向党进攻鼓吹的那一套又有什么区别?方道球鼓吹的“放”,就是要我们让牛鬼蛇神出笼,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要让李
    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放毒。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语,后判七年一一编者),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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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卜小松语——编者),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知青丁承华语——编者)。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教师龚伟农语,后判二十年—编者)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精选厂李昧照语-一编者)真是丧心病狂!
    从上讲的仅是几个主要方面,当然还不止这些。仅就这些言论也足以看出调委会某些人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中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认识上的问题:他们从思想理论到行动,都是受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世界观所支配的。比如有的骨干分子,他交代他之所以要在调委会积极活动,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下遭遇“不幸”,特别对“三査”中父母亲、哥哥被揪斗,更加不满。他说:“因此使我对毛泽东思想发生反感,产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还说:“我的思想和李九莲一样”,“批林批孔开始后,自己认为时机口到,要大干一场:为李九莲翻案,为千千万万的李九莲翻案。”(赣州二中校长梁义贵语,后判十年—编者)还认为:“中央内部有问题,不稳定,以后还要大乱。”(教师丰修椿语,拘捕—编者)他就想在“乱世”中当“英雄”。可见这些人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是非常顽固的,他们的反动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四)调委会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们顽固对抗党中央、对抗省委
    严重干扰了我区批林批孔运动,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这里列举他们的几件主要活动:
    1、他们在赣州市街头,一次再次公开张贴和广播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进行反革命宣传,并且到处插手,扬言要“为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翻案”,“要翻个底朝天”。
    2、一再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拉队伍,搞串连,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团结,成立非法组织并拒不解散
    3、冲击兴国监狱,冲击地区公安机关,殴打公安干警。
    4、干扰党委正常工作,揪斗和绑架地委领导干部,还抓人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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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打砸抢,破坏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他们冲印刷厂,围攻不同观点的群众;抢劫和毁坏地区革命会交通车、吉普车、自行车,还抢走广播器材和其它物资。
    6、擅自离开工作和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
    更严重的是直到十月多次派人到南昌等地张贴为李九莲翻案的标语和大学报,十月中旬调委会几个骨干还去北京街头写大标语为李九莲翻案,破坏首都秩序。朱毅还用电话指使他们去冲京西宾馆,妄图给中央施加压力,这是公然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用朱毅自己的话说,调委会是“一赴兴国,两种小报,三请领导,四赴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调委会的这些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明:“调委会”完全是非法的!
    当我们了解了调委会的性质和他一系列非法活动之后,我们还必须弄清调委会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为,李九莲问题和调委会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敌人趁批林批孔之机跳出来捣乱破坏的表现。可是,朱毅、方道球等人认为,这不是敌人跳出来搞的,而是地委领导执行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方道球同志的逻辑是李九莲翻案有理,地委批李九莲是“捂盖子、压群众、执行反动路线”,调委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地委某些领导高压手段压出来的。这完仝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前面说过,方道球同志根本忘了敌我界限,认敌为友,把反革命李九莲的翻案活动与革命群众的反潮流混为谈,这样只能歪曲事情的真相,充当李九莲和调委会的辩护士。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如实地反映和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半年来的斗争过程,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我们广大群众干部都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林彪、程世清和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同时也揭发批判省委佘、白、黄同志所犯的“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严重错误;对地委所犯的错误,当时广大群众也通过大字报和定的会议进行揭发批判。我们认为,群众对我们的错误揭发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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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表示欢迎,今后还欢迎同志们批评监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革命群众反对错误潮流的时候,阶级敌人也会接过反潮流的革命口号,乘机捣乱。因此,对反潮流必须作阶级分析:革命群众的反潮流,完全是为了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帮助领导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敌人跳出来,不管他打的什么旗号,其目的是要破坏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辞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李九莲就是当时跳岀来,打着反潮流的旗号,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一个
    十分嚣张的人。李九莲窜回赣州市先是秘密活动,暗地串连;后来公开活动,大肆翻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无疑是对运动的干扰。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敌我界限是分明的,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对省地委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的同时,对李九莲这个反革命分子跳出来进行翻案活动,立即警惕起来,向公安杋关报告,并加以公开揭露。但李九莲进行反扑,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为保卫批林批孔运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决定由公安机关将反革命分子李九莲重新拘留。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及时的,也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
    朱毅、方道球同志说什么地委抓李九莲,反对调委会为李九莲翻案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转移斗争目标,这是有意把水搅乱!事实是,无论在拘留李九莲之前,还是拘留李九莲之后,我们地委都认真听取群众对我们所犯错误的揭发批判,尽管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还认识不足,改得不够,但根本不存在借李九莲问题去压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至于对李九莲,那不仅仅是压,而且是抓,因为她是进行捣乱的敌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就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只有把李九莲看成群众、同志、战友的人才会把这看作“压制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们各级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都应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都应该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我们在批林批孔中检查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就是为了端正思想,搞正路线,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群众,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新胜利。身为共产党员的方道球,而且据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革命领导干部”,不仅不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还竞然竭力为反革命分子李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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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调委会的非法活动大喊大叫,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按照方道球同志的观点,就是我们各级党组织不能领导批林批孔,不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要让李九莲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大鸣大放,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这是痴妄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方道球同志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这是故意歪曲!过去由于程世清路线的干扰,在“三查”、“一打三反”中发生过某些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必须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加以解决;但是,三查、打三反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基本的,许多案件包括李九莲这个反革命案就完仝没有搞错,这是必须肯定的。我们发现了一些错案,这几年在落实政策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也是必须背定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后还要继续落实政策,彻底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这个工作只能在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决不能像朱、方等提出的成立这个那个“调查委员会”来搞,这是原则问题必须指出,调委会是在中央12号文件下达后搞起来的,这是公然对抗中央指示的。以后他们又一再对抗省地委关于解散调委会的指示,而且妄想扩大事态,激化矛盾,但没有得逞。在形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也曾想变换策略,以退为进。比如在七、八月间,他们看到多次派人上访都碰壁而回,跟他们跑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惊慌地说:“公安部的一个电话吓跑了一大批”,“省委的几条指示惊走了一大群”(朱毅语——编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真是廖廖无几呀!怎么办呢?他们感到原来公开讲为李九莲翻案太露骨了,想换掉调委会这块招牌。他们召开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研究招牌问题,但争议不休。为这还开了少数人参加的核心会议,方道球亲临指导。方道球现在还说没有参加调委会的活动,这是欺骗。已经查明,方不仅参与了,而且是参与到调委会的核心进里面去了,是参与决策的人物。就在那次核心会上朱、方等人主张换换“招牌”,主张把“调委会”改为“反潮流战士之家”。这个意见通不过,又说改为“反潮流战士俱乐部”,当即就有人说:“这个名字怪里怪气,人家会叫‘裴多菲俱乐部’。”朱方一再讲改了“调委会”这个招牌,目的并不变,不叫“调委会”,却有利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换上“反潮流”之类的招牌,可以联络更多的人。可是,另一些人坚决不同意,说改名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弄得旗帜不鲜明,要干就还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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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会”的旗号干,翻案要翻到底!这是一策之争,并无根本分歧,虽然表面上闹了几天别扭,到后来,他们还是一直扛着“调委会”这面破旗照样地干,直到被我们解散。
    回顾这段过程,说明调委会的产生,决不是什么地委压出来的;它恰恰是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树欲静风不止”,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宽大处理了李九莲,李九莲还是要跳:对调委会,我们一再做工作,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觉悟了,但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拼命挣扎,耍了种种手段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跟他们干下去;现在解散了调委会,阶级敌人也决不会甘心,还会继续捣乱。这一切都说明: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调委会的问题,也只有狠抓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好调委会的问题
    现在,在解散调委会这个问题上,阶级敌人造谣破坏,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这是不奇怪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发动群众和加以揭露和批判。同时,在我们干部群众中,包括某些领干部,由于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也对处理调委会的问题还有怀疑和顾虑,这里有必要再把这个问题进清楚
    有些人怀疑强制解散调委会,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这种做法,说这样会不会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大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压制或镇压群众?这是一种糊涂观观念!首先要问调委会合法不合法?要不要解散?调委会幕前幕后的坏人要不要检举揭发、给予打击?一些调委会的骨干是不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不要教育、挽救?这应该是肯定的吧?!省委有指示,群众有要求,解散调委会,办骨干学习班,检举揭发坏人,这是贯彻安定、团结方针的需要。但你要解散,他不散」你要他认识错误,他还要活动;你要揭发坏人,他要掩护敌人:怎么办?是放仼不管,还是大胆地发动群众来管?应该说管是对的,不管是错的。我们现在发动各单位的同志分别把本单位在调委会的骨干找回去,给他办学习班,在一段时间内不让他外出乱跑,而让他集中精力学习文件,交代问题,检举坏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不这(样)不足以挽救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之一,是对于那些有这样那样严重错误的人采取办劳动学习班的办法,效果很好。我们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经验,对调委会的一些骨干办学习班,效果也是好的。有些调委会有骨干开始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当他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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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时候,他会感到我们是挽救他。有些骨干,开始对办学习班反感,还想外出活动,但厂里把他留住,让他集中学习和考虑问题,经过反复教育,现在态度转变,感谢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不是乱批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题。如果是说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后共判刑六十人,处死二人--编者),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问题弄清了就结束。多少问题,(多长时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从实际出发。需要办学习班的人一定要办。还有的人把领导找不明真相的群众谈谈话,也说是“扩大化”,其实省委指示就说了要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使他们觉悟过来,检举坏人。领导给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的真相,动员他检举揭发坏人,这有什么不对?相反不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动员他们揭发坏人,那才(是)不对的,当然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做,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做”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之久,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岀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它,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关于下一步的要求
    1、要继续抓好学习和大批判,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在学习中和大批判中,要联系处理调委会问题,对李九莲反动观点对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还有朱毅、方道球等人放的毒,必须进行批判、消毒。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只是朱毅、方道球等人所在单位的事,也不能认为是负责办调委会骨干学习班几个人的事,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大批判,普遍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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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要继续办好调委会骨干学习班:调委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对参加和支持调委会的人要作具体分析。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和骨千,要区别是坏人干坏事还是好人犯错误,还要看他的错误程度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经査明确实是阶级敌人(的),要坚决打击。对敌人也要分化瓦解,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凡是好人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应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学习班是为了教育挽救他们。只要他们认真检查错误,彻底交待问题,起来检举坏人,就应当欢迎和团结他们。有骨干成员的单位,领导要下决心把这个学习班办好。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省地委有关指示、决定,向他们讲形势、讲路线、讲李九莲案情。要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要针对性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群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协助党组织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大家伸出手来把犯错误的拉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阶级敌人。
    3、对在李九莲案件和调委会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干部要严于群众,领导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要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教育他们主动作出检査,以实际行动挽回影响,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过去错了,改了就好;仍坚持不改,要严肃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大多数干部立场是坚定的,是反对为李九莲翻案的。犯错误的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同志中,有的是属于认识模糊,过去支持过李九莲和调委会活动;但在省委几次指示下达后,早已不支持了。这些同志改了就好,要努力学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有的虽然支持调委会的时间较长,但属于一般性问题,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这些同志可以在党组织内作必要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比较深,错误严重,但现在表示要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些同志有必要在适当场合,在群众中检査自己的错误,应当欢迎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帮助,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挽回影响。广大群众应当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支持他们工作。个别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现在又坚持错误,拒不检査。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尽力教育、挽救,如果屡教不改,那就要给予必要的处分。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迅速觉悟,转变立场,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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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继续做好不明真相群众的工作。对已经觉悟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要热情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少数还没有完全觉悟的要耐心教育使其了解真相,提高觉悟,分清敌我,自觉起来检举坏人。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要从关心爱护这些同志出发,启发他们的觉悟,教育群众对他们不要另眼看待,更不要讽刺挖苫,要团结他们一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要发动群众对幕前幕后的阶级敌人对于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参与支持调委活动和对处理调委会问题进行造谣破坏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证据确凿的要进行批斗。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5、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处理调委会问题要和整个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通过处理调委会问题,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进一步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
    九七五年五月,李九莲:"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
    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李九莲第二次被判刑前),李九莲开始绝食,从兴国、赣州直到波阳珠湖,断断续续绝食73天。绝食之后,在一次例行的大检査中,干部在李九莲布鞋的面壳里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叁、本节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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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九莲年谱
    李九莲,女,1946年生,江西赣州人。文革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革命造反派”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1968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1969年4月3日,年轻的李九莲因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当时对刘少奇的政治面目有些误判),主要是因为怀疑野心家林彪的若干观点被友人告发而被捕。1972年7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1974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査硏究会”给予声援。4月再次被捕。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九莲断断续续绝食73天进行抗议。1976年底,李九莲在狱中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1977年12月14日被判处死刑。直到1980年1月新华社《内参》上报后才得以重新审查此案,1980年9月江西省委研究认为李九莲“属轻罪重判,错杀“,但此后为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奔走的“李调会”成员仍持续受到政治迫害。直到今日,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仍未完全平反。
    1946年9月9日
    李九莲出生于江西赣州市。祖籍江西丰城。父李忠华,老共产党员,赣州通用杋械厂工人(大革命时期赣州总工会秘书长陈赞贤麾下的工人赤卫队员)。母卢菊英,家庭妇女,略识字。她共生育过十一个孩子,九莲是第九个。这些孩子们死的死了,送人的找不回来,只剩下一男四女。上有兄姐下有两妹,李九莲排行居中。
    1947年李九莲因病休克被父母装入提篮扔岀去,听见哭声又提了回来。1948年因家境贫困李九莲被送人做童养媳1949年赣州解放,父亲把李九莲背回家。1953年9月李九莲入学赣州市文清路小学。1955年因体弱多病李九莲休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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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9月李九莲回到文清路小学继续读书。
    1960年9月李九莲进入赣州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初二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
    1963年9月李九莲入赣州市第三中学63(一)班就读高中,任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年8月
    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年10月1日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1966年10月底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1967年4月22日
    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的红卫兵
    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李九莲堂兄李全瑞代表江西冶金学院参与指挥。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1967年4月27日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1967年6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同日中央文革严令当即释放舒北斗,李九莲为此而欢欣鼓舞。
    1967年6月29日至7月14日
    李九莲姐妺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仝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168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年8至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在接见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原赣州军分区政委)变成了李败”。举城欢呼之际李九莲却陷入协査赣南医专陈耀庭“现行反革命”案的犹疑和痛思之中。
    1967年秋李九莲作为代表岀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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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2月18日赣州军分区发布《关于为舒北斗革命小将平反的声明》,军分区政委李胜停职检査。
    1967年12月,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八大成员之一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市冶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兼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政委。曾昭银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留念。
    1968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1968年夏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年秋看到纯洁的青年熊辉被以现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1968年秋“清队”(“三査”)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冋名者被“揪岀”,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年3月21日
    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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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
    由冶杋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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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5月1日徬晚,曾昭银约见朱毅骗造“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信是李九莲写的
    1970年1月29日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支左部队赵副师长一人认为处理太轻,怒而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林彪死党、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1日李九莲父亲李忠华在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中含冤饮恨郁郁而死。
    1971年1月5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
    鉴于林彪折戟沉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遮掩对李九莲作过的判决,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1973年5月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一一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年3月初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朱毅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冋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李九莲往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岀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一一《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一一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一一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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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4月13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年4月14日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14日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年4月16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土”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
    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年4月17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18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1974年4月19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李九莲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年4月20日傍晩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李案
    1974年4月20日晚十点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年4月22日
    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
    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25日晚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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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的4月25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1974年的4月25日下午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年4月26日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苫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1974年4月26日
    顶着巨大压力,“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庄严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1974年4月27日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1974年4月28日李调会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年4月29日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年4月30日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30日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李玉莲交岀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1974年4月30日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査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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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发表入情入理、动人心魄的讲演
    1974年5月9日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
    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岀深刻检査。
    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
    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年5月10日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年5月11日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年5月11日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年5月12日
    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年5月18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年6月1日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年6月2日
    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个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年6月1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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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6月7日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年6月10日夜
    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冾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6月11日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
    理
    1974年6月13日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年6月14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年6月17日夜万人空巷: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年6月29日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年6月30日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4日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1974年7月10日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年7月12日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1974年7月23日
    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1974年8月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年8月8日《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为李调会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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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8月20日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年8月21日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年9月15日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年9月30日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行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年10月中旬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利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新指示,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年10月22日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终于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
    四点决议”
    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年10月23日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年10月25日为应对即将而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年10月28日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97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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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朱毅贴出的《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査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年10月30日凌晨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査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査。
    1974年11月1日赣州李调会的《告仝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年11月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1974年11月
    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共产主义者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
    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年11月29日
    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撒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
    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称调委会“一赴兴国、两张小报、三请领导、四赴南昌、五次大会、
    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197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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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10月22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年5月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2日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三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1975年5月30日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年5月30日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年7月3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例行检査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年9月27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刘庭荣(后被判刑15年)、管佑龙(后被判刑15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7年)、林锋(后被判刑5年)、罗斌(后被判刑15年)、邱彩云(后被判刑10年)等16人被拘捕
    1975年12月20日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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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5月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1976年12月28日
    在年终评审鉴定会上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
    ,同文中亦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有
    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
    1977年初至1977年8月
    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査”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1977年12月8日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1977年12月11日
    李九莲因反对华叶等发动右派军事政变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政变集团判处死刑。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岀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
    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当晩,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1977年12月17日处决李九莲的布告贴在朱港十大队一中队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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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月1日朱毅在狱中写了《卜算子一一咏梅》,祭悼李九莲喋血双周。
    笑看三尺雪,矗立九寒中,百壑千山香一缕,醉了竹和松玉殒魂何在,一梦人天同,应是春山丽日下,天地女儿红
    1978年7月2日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8年4月30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1979年4月10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拿出对李九莲案件的复査意见: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1979年4月14日赣州地委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1980年5月8日江西省高级法院认定李九莲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1980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作出批复:“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1980年11月全国人大法治委员会主任彭真肯定李九莲,指出李九莲问题是林彪四人帮在江西造成的最大冤狱。
    1980年11月,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收到寄来的申诉李九莲冤案的信件、材料、即刻转给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和最高法院同时收到其它中央部门和领导转来的内容相同的信件、材料。
    1980年12月新华社戴煌前往江西调査李九莲案件
    1981年1月23日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在赣州地委扩大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反革命李九莲和非法的李调会案是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1981年1月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
    1981年1月25日戴煌关于李九莲案文章在《国内动态清样》第214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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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月25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读到戴煌文章,当即在文章旁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出如下批示:“彭冲、江华、(赵)苍壁: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接到胡耀邦指示,当即给江西省委负责人作批示“(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査明,妥善处理。”
    1981年3月24日赣州地委决定为李九莲平反,对因李案被冤狱株连者进行复查重处
    1981年3月26日赣州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刘玉瑞代表地委就李九莲案复查处理问题作报告
    1981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派员去李九莲家宣读对李九莲的复査改判书(并未作无罪宣判,留有严重政治错误尾巴),李九莲母亲向他们提出六项要求,他们回答: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1981年4月17日江西纪检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就对李九莲案复查改正事,向中纪委写报告并附省高院《复査报告》。《报告》反省错误,用词恳切
    1981年5月9日江西省高院审定作出对钟海源(81)刑二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被告人钟海源无罪
    1981年7月朱毅、方道球、曾传华、宋德恒、康为民等近六十人出狱,但无一被宣告无罪,均结论为犯有严重(帮派)政治错误,尚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刘挺荣、马军、罗斌竞被改判成刑事罪犯,(待)“刑满”释放。
    1981年8月8日李九莲母亲卢菊英要求原调委会人员帮助他们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愿望,为李九莲平反昭雪。
    1981年8月底朱毅赴京上访李九莲案平反中的严重遗留问题,得到戴煌鼎力支持。
    1981年9月5日中纪委办公厅三一四室正式受理朱毅上访,有关负责人朱立同志盛赞李九莲是“党的优秀女儿”,对钟海源被杀无比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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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9月11日下午两点,朱毅在北京中南海侧中纪委办公厅会议室向中纪委、中法委、人大法制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中宣部、全国妇联代表汇报李九莲冤案
    1981年9月12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为彻底处理好就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
    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
    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981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李九莲案时
    出了受株连者的数目:死两人、被判六十人、
    遭党政纪处分六百余人、株连逾千……·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给胡耀邦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2年7月鉴于李九莲案及受株连人员近一年来未得到中央有关方面庄重承诺“再复查”,朱毅再度赴京上访,仍无果。
    1983年8月17日下午坚拒“再复査”的赣州地委书记杜昭,指使地委保密委员会借口朱毅涉入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中央下发的(调整和落实政策)文件起诉,以“泄密罪”逮捕朱毅。
    1983年8月18日杜昭借口打击刑事犯罪,一举刑拘了李调会骨干和有牵连人员数十人。
    1983年9月2日,为了为赣州“打击刑事犯罪”造势助威,为了羞辱坚持为李九莲鸭不平者,曾传华、宋德恒、梁义贵等原李调会骨干十余人被权势五花大绑,和真正的刑事犯一道徒步游行示众
    1984年9月李调会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七人被“泄密罪”再次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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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春《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由于母亲杨沫曾收到朱毅狱中写的《还在流血的爱情》,以《中国法治报》记者身份前往江西赣州进一步采写李九莲案情,赣州公安拒绝了他査阅李九莲案卷的要求。寻找朱毅未果,由卜谷陪同数日后离开。
    1987年2月国家级刊物《中国作家》发表资深右派胡平(现叛逃美国)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一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祭》,李九莲被化名“黎莲”,时间被推到1970年,并称“黎莲”被枪杀前被“活体取肾”(而中国第例肾移植手术成功是在1973年)
    1987年4月由于杜昭退休,省委和高院干预,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被宣告无罪出狱。
    1988年秋唯明在《收获》1988年第4期上发表《寻觅回来的哀痛》,李
    九莲第一次以真名步入文坛。
    1989年6月20日,《当代》1989年第3期发表胡平根据采访朱毅而著的《中国的眸子》,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文革中两位伟大女性李九莲和钟海源由此震惊海内外。(《中国的眸子》在赣州发行受到有关部门干涉
    1997年10月17日老鬼报告李九莲、钟海源的文学作品《愿你的死能唤醒中华民族》整理成稿。
    1998年5月,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新华岀版社及中国文联岀版公司出版发行。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这是历史的推动者书写的李九莲血史,为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起了巨大的作用。
    2002年5月30日李九莲母亲卢菊英逝世。203年中曾昭银死。
    203年,赣州官方编撰《赣州地区大事记》中记“1974年4月26日人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赣州市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査委员会’,进行揪斗、批判、拉山头、打派仗等活动,历时数月被解散(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后遭错杀,1981年平反)”。
    2005年5月叛逃美国的民运分子胡平的《中国的眸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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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年1月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工人岀版社再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作者:戴煌
    第二部分首篇(第八章)即《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李九莲)昭雪》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査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晩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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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解放前,由于仝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苫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査”风。
    这场“三査”风,就是所谓的“査叛徒、査特务、査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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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阿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已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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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査,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査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岀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深远、高瞻远瞩;当人们扯髙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个叛逃者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岀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有失“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
    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岀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岀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査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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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査。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明代“海青天”海瑞在这儿当过知县。四百多年来,海瑞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一直在这一带广泛传颂着。因而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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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
    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白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
    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
    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
    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
    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
    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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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
    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
    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
    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老的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无异于给“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年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他们屈居少数,未能挽回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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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白暴白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査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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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辫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仝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三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仝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2月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査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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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说,粉碎“四人帮”后,陆续复査纠正了一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复査纠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其他冤假错案件。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数;多数虽已复查纠正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复查纠正,少数法院还没有动。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在这些需要改判纠正的案犯中,有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鸭不平而被判的;有因为不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在议论林彪
    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而被判为“恶毒攻击”判刑的。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众对某些干部不满、对党的某项政策不理解,或由于个人利益未得到满足,向上级写信,或在自己书写的日记、文章、诗词中,写了一些对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言辞的,当做反革命“恶攻”而被判刑的。…还有,由于逼供信,不调査,又不听申辩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错或基本搞错的,也有相当数量。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识不足,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倾”、“包庇坏人”、“否定军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有的办错或批错了案件,怕承担责任而不予纠正,甚至从中阻挠,妨碍落实党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认为: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坚决彻底平反。对那些既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同时也说了一些错话,甚至说了些带有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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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的话,都要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要揪住说了或写了几句错误言词不放,借口“非纯属”就不予平反纠正。如果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应该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众由于思想落后或因一时事不满,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对领袖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辞,与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宣传、煽动、破坏加以区别,不要轻易给人戴上“恶毒攻击”帽子。至于那些喊错口号、乱写乱画、无意损坏领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更不应定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无限上纲而定为“恶毒攻击”、“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破坏”的案件,着重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纠正。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査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然而从《请示报告》列举的阻挠和妨碍落实党的政策的种种表现中,却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査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査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系,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査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这一系列动作说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全国最高法院党组的那份《请示报告》和中央的那几句关于如何判断“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通知说,“文革”十年被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已复查了百分之八十,已平反的冤假错案已达十三万一千三百余件,还有广东省委、山西省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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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市委分别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错案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讨的报道,对赣州地委及地区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毫无推动的作用。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査,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査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査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査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
    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利和人身安仝,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对我的査访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査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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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我说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我说在赣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认为李九莲第一次被拘捕时,她自身并没有错。她那时才二十三岁,就能够猛然觉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误,《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们一些革命了几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她父辈的人却还执迷不悟,把她当做“反革命”,往死里整,最后终于酿成了她身首异处的悲剧,至今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这不论是对党、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次谈话,延续了数小时。夜间十一点,我下楼送他们登车而返时,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请他们第二天晩上继续交换意见。杜昭也满口应允,结果第天让我白候了一个夜晚,后来我要求地委派人带我去走访李九莲的家庭和有关场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绝。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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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妟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兔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査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査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査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査报告》等材料。省高级法院的《复査报告》态度相当诚恳,用词也很恳切。它在历数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岀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岀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在诙到复核李九莲死刑案件时,省法院检査说,他们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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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在检查没能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危害时,省法院的《复査报告》继续写道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査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这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这份《复査报告》在分析李九莲问题时所运用的逻辑,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观点是这样的和谐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着重总结了经验教训
    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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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小型座谈会。我认为刘复之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要私心重、缺乏正义感的人,能够真诚爽快地承认和纠正错误,是很难很难的。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在早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业、回到了赣州的杜昭的领导下,赣州地区果然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谩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这就像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风风雨雨,总会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一些新旧时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开的人,往往都很擅长于执新鼓槌,敲打他们烂熟的旧鼓点。而我们有许多人,在胜利的欣喜中却往往掉以轻心麻木不仁。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钟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大口气。同时据说,全国因“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得到了平反纠正
    封江西造反派的求助信作者: suozhan99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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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封江西造反派求助信,看了让人心酸流泪。信中原本都是真名实姓,为了不因敏感字而删除,真名实姓都打了‘★’号.他们的信多次寄出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据说他们的信根本就到不了书记的手中,都让‘信访办’给截了,当投诉者追问信访办时,他们答复说‘没有上传的责任’。
    今年的两会特别关注依法治国、民主、民生等问题。听说现在总书记和总理及地方首长都经常上网,听基层民众的呼声,我将这封信贴到网上,有望能通达天庭,也许能被我们的首长看到,并引起重视,从而能使问题得以解决.(江西像大大这样的情况少说也得有数百人。)
    造反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孽,再大也大不过溥义和沈醉。而溥义和沈醉在建国十周年时就特赦了,那些下层的地、富、反、坏份子也于80年代前相续赦免、摘帽,即使还‘代帽’的也是给生汘岀路的。而文革已过去32年了,而这些文革中造反派至今还背着那个沉重政治包袱,特别是江西坐过牢判了刑的造反派至今连个生活出路都不给,这在全国也少有。
    党中央82年就为解决他们的问题下达过九号文件,同年江西也下达了十号文件,可是有关部门就是给顶着不办.最近终于有所松动,原省革委付主任和常委都领到了生活费,可是有关部门说‘这是特例,不具普遍性.’。这就是说其它人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拉关系走门路’,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还要按文革中的职务‘论资排辈’。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现在官场的腐败和当权者的冷漠无情,也说明有关部门执法和执行政策的随意性,将民生和法制当儿戏。
    这些人员都到了耄耋之年,人也即将就木,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诉求应该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我以为这也是一项依法治国关注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否有必要在两会上议一议,能不能在新一届国家主席上任之际发布一个大赦令,将他们的头上的反革命帽子给摘了,并给予生活出路.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对促进人民安定团结,对重树党和政府的形象都是件大好事
    附:给*书记的一封信大火书记
    我叫次大*。原系南昌*★★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90年刑满释放。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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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70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代年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岀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1982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此致
    敬礼!
    原南昌大大大员工大2008/3/4
    2008年3月13日初稿2011年10月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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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7)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七节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竞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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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九六七年五月、七月
    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照办
    毛泽东五月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林彪、恩来
    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3)诸同志
    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毛泽东五月十四日二时(根据手稿刊印)三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毛泽东七月三十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全军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意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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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九日转发《关于甘肃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五月十四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等二十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仝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
    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
    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
    工
    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岀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以“工联
    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
    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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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兰州军区党委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
    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关锋、杨成武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
    康老讲,“二·五”夺权是革命行动,即使“三结合”的差,也应当支持。但是“二·五”夺权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对的也支持,你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组织夺权以后,一个平常的现象就是把“走资派”不斗了、放松了。你们那里不是也以为汪锋是死老虎了!红联夺权以后,没有进行斗,相反的矛头对内,打“内战”,这就是方向问题了。把矛头对准同自己一起战斗的兄弟了。红联开始是好的,“长征团”到北京来过,原来叫“打倒汪锋委员会”,他们先举起打倒汪锋的旗帜嘛!肖泽民也是比较早的打起反汪锋旗帜的,他也是“红联”,也举起反汪锋的旗帜的,夺权以后,矛头对准先提出打倒汪锋为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导致了红联的分裂,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另外,夺权以后,不执行接班人的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你们不是在不同意见中做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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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证明了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有对保守倾向和保守的,不做工作,而是用打、砸、抢、压的办法。革联的发展,是红联压的结果,不做工作,去年八月,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一方面支持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说:“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后的有些红卫兵恰恰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甚至走到反面,象联动就是这样。毛主席三月七日指示,天津延安中学这个批语是怎么说的呢?给解放军一个任务,要劝说的讲,使小将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任务相当困难。有的地方,欢送军训团,毛主席叫解放军劝说小将,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
    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
    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
    关锋讲,打倒个汪锋,叫王世泰上台,我们等你们觉悟,硬是这样做康生讲:吕正操是压铁路局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昌正操本身的问题,吕正操是彭真的桃园三结义,是反林总的,是实现王明路线的。你们看去年五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的报告没有?那次林总就讲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是彭真、吕正操、林枫,他们在东北就反林总,所以吕正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无奈铁路的文化大革命与他自己有关。刘澜涛和薄一波是保汪锋的,吕正操与刘澜涛、薄一波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当时的口号是“不要得理不让人”。这就是告诉铁路局揪了裴、马就不要继续斗争了。保汪锋,保汪锋也是保吕正操、刘澜涛、薄波,吕正操安排铁道部的副部长,贯彻他的路线,以后又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贯彻这个东西,所以铁路受吕正操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叫“火车头”,叫“文革筹委会”。上层干部受影响,去年一段听不到铁路局的活动,兰州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汪锋,还涉及到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省领导同志
    康老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踞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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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三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査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査,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一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
    康生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
    关锋讲:批判汪锋一小撮,肃清吕正操的恶劣影响。
    康生说:批判刘、邓、陶,实际上有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汪锋。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查材料,从历史上调查,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
    康生讲:没有看到他的档案,估计前面问题不少。
    关锋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搗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一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汪锋一小撮不是没有作用,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能一下子消除。三司这方面有“长征团”、“七·一”战斗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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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应该去说服他们,能够去争取多数群众,要进行团结工作。要充分的估计
    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扌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一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的人)。所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对三司要进行工作,主要是端正政策,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詹大南同志检查以后,对红联可能有压力。两级军区也好,三司也好,都不要歧视他们,应该是做工作,促进他们自己检讨。对革联你们是争取他们了,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呀!革联、红联都必然要分化,但你们注意不要去瓦解他们,他们实际上是要分化的。
    三司翘尾巴他们会感到受压制的,或者是受坏人煽动闹起来,也可能是革联、红联联合起来对付三司。革联的事例就更多了,胡继宗出来,革联那时候就不那么舒服,高健君在里边煽风点火嘛
    康生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的怎么样
    康生讲;翻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过。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是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从各方面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这样舆论,陕西的共产党员都拥护这个于有仁。不但江隆基,还有一批人啰,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这个汪锋算不算哪?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出去的。送到德国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还记得有个秦凤团。那个时间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送到日本,杨虎城也送到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加入了团,还是加入的党?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出去的,就不那么妙了。这是各方面都吊上了线了。军阀的军队、杂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德国有一个反帝大同盟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是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象是有什么矛盾,我去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一个什么会。他不是在法因是在德国,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知道他到哪了?解放以后,他去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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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他好象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把他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是不能否定的。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了,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撤掉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的副部长,这是彭真当时认为调的最好的一个副部长到北大去当校长去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
    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竞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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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建议党中央批准把这两个文件印发给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并把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在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口头传达,使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解决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并落实在行动上。在传达学习中,甘肃省军区要检查前段的支左工作,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整顿纪律,保持机关的正常工作和部队的绝对稳定。兰州军区要教育机关、部队要更好地同甘肃省军区干部、战士加强闭结;要主动检査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相信,两级军区的分歧,定能够消除,在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会更好的团结起来。对于个别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按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理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预计
    十名左右,其中包括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拟回去以后,经同群众协商,再确定上报。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组织以左派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筹建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甘肃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苫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对三大派,都要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对于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应进行正常的讨论、辩论。引导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指示,不搞打、砸、抢、抄、抓,不搞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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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锋一小撮,没有彻底挖深更没有彻底打倒。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拼命进行反扑,妄图重新上台。从历史看,西北是彭真、刘澜涛苫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彭、高、习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吕正操的黑手又伸向了甘肃,企图保汪锋,实际也是保自己。因此,甘肃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任务很艰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搞好木单位的斗、批、改,这是甘肃革命群众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号召各革命群众组织,为完成这个共同任务,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狠斗“私″字,勇敢上阵。在大批判中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必须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必须坚决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不得自行其是。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革命干部的积极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一致,为完成党中央、毛主席给予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而坚决奋斗
    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到会人员关锋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康老说
    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
    批语的关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作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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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冼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
    (关锋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康生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但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张、冼领导的兰州军区的领导下面,这一点过去省军区的同志存在着问题,具体地证明是四条就有规定,结果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次一定要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因为主席几次讲过兰州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青海问题上证明了的,甘肃问题也证明了的,所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一个文件就规定了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管会。这次批语还是批这个问题。第一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第二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好,是在支左上,省军区特别是詹大南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詹大南同志检讨了,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还是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好。
    第三段讲,坚决执行三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个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三个文件都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的,经过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的。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要坚决贯彻这三个文件,还要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下边还有一句,就是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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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兰州的形势是大好啰,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可不可以有个别人在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部抵制中央的指示,指出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看到,还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次的文件有人抵触了。这次无论省军区领导,无论是干部、战士,应该深深的以此为戒。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能怪下面。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应该注意,你们个别领导要是抵制中央指示,詹大南在检査中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大家说清楚,詹大南同志在中央承认错误,回去以后有抵触情绪,对下面有影响了,借以为戒。特别讲一下,付加庚同志,你初次来中央参加会议,你检查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段时间你表现是不好的。现在可能有些改变了,也许改变不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你的检讨。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当然,允许你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在口头上检讨了一下应付过关了,实际上并不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紧,认真地改正错误,这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改正错误要严肃对待。不然,对毛主席的拒抗不是小问题。同时,胡正平,胡正平同志不在了,不知他的态度怎么样。总之,中央希望把上一次引以为戒。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五月十二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一点。这是说的领导了,下边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呢?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詹大南同志自己要好好做工作,往往有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玩火可以烧掉自己,所以要去做工作。部队也是群众嘛!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这是一方面啰!是来自部队,他不是支持欢迎改正错误,而是抗拒改正错误,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还可能来自群众一方面,更多的是来自红联方面。詹大南同志的错误或多或少和他们有关系,詹大南不检讨,不改正错误,会使红联更主动一些。河南军区支持了八大总部检寸了错误,他们就去冲军区,冲省军区,不叫省军区承认错误,一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好混。山西,张日清也是在夺权以后犯错误,支持红联战,中央支持红联总,红联总就冲击省军区了,张日清的办公室。兰州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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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要做工作。这就是说,要估计要有个别人、个别的组织,抵制中央的指示有这种情况,你们领导机关要坚决反对。这是讲批示第三段,这是主要的,其他题纪要上都讲了。
    纪要和批示可以发到连队和人武干事,纪要林副主席批准了,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关锋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是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亳无问题。吕正操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个大坏蛋。要从政治上,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是三反份子。点薄一波的名,因为他在甘肃插了手,作了一笔政治交易。本来铁路反汪锋是好的,但是两次政治交易压了下去,蒙蔽了不少人。铁路局有些人受了蒙蔽,方向就转了。铁路局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罪责应该归于吕正操、薄一波。所以特别提到点他们的名,甘肃不批判他们,甘肃的问题不好解决。你们回去后,可见和铁路局、铁道学院接触一下,搞大批判这有助于大联合。
    关锋讲:吕正操不仅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对两次政治交易也作些说明,去年八月,兰大一派,铁路局一派,汪锋操纵着兰大李贵子一派,与铁路闹的挺紧张。先撤的是赵涛、苏华,以后撤裴,马。薄一波插手甘肃的问题,在
    八届十一中仝会上,薄一波找吕正操、找汪锋谈判。以后,吕正操也提出来“不要得理不饶人”。这就给铁路局定调子,反了裴、马就不要反汪锋了。因此,给铁路局施加压力,要求炮口只对内,不对外。在去年八月,铁道部副部长苏杰还到兰州调解铁路局和省委的矛盾。去年八月刘昌汉也曾奉刘澜涛之命到兰州铁路局施加压力。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吕正操把赵涛叫到铁道部施加压力,吕正操给赵涛讲:“你们不要搞过分了,省委书记已经搞下去两个了,不要再搞了”。意思是适可而止,再搞的话就不知足了,不能搞汪锋。吕正操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反上。你们反省委、反铁道部,省委、铁道部反谁呀?第二次政治交易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谈判好了,叫胡继宗,高健君布置任务,有这样一个电话稿嘛!(下面念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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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吕正操同志,刘澜涛同志,商淡了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也参加了。吕正操冋志说:“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部里已经给赵涛同志谈了话对他们有批评,赵涛同志能够接受。部里已向他们交待,今后铁路工人不要上街,如果贴了,由铁路局自己盖起来。不要出动宣传车,不要散发传单,有什么意见,通过组织传达。同时,不对红卫兵出借宣传车,也不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即使铁路工人反对,也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吕正操同志说: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部里昨晩已经派岀政治部副主任任克加同志,带领工作组即赴甘肃,沿着铁路线向铁路职工进行工作。吕正操还提出,省委应对兰州铁路局进行领导,有错误应当对他们指岀来。刘澜涛同志接着指示说,省委要与铁道部工作结合起来,教育机关工厂也不要贴铁路局的大字报,散发传单,出宣传车。任克加同志来了,省委应该热情地,诚恳地接待。胡继宗,高健君,
    年十月十日三时九分)。
    关锋讲: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査,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这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
    康生讲:“武汉事件”发生之后,听说部队游行,红联的人冲游行部队,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沖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报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
    康生讲: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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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49页,共4822页
    康生讲:必须给红联说,两次冲击部队游行必须承认错误,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反对反革命分子吗?为什么兰州不能联合大游行,问他们政治上负不负责任?詹大南犯错误,他们也要犯错误,甚至于越来越远了,冲击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部队。
    康生讲:武汉事件应取得经验教训。
    康生说: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认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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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关锋讲:对红三司要多做些工作,叫他们不要认为有了中央文件便有了上方宝剑了,就认为自己胜利了,骄傲了。一骄傲就犯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荦命派有义务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有功劳。要反复给他们讲接班人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意见不同的人,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啓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三司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叫三司要有责任感。要三司认识这一点,就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康生讲:兰州军区坚决支持和保护红三司,但要防止一条,防止文件下去以后,三司报复,那就要犯错误。左派和保守派往往对立很厉害的,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不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把头头和广大群众分开,你们要做三司的工作,一方面保护他们,一方面支持他们,不要走极端,这是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联,第一,应说“三·五”夺权前是革命造反派,第二,夺权以后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是左派,不能吃老本,这样是不能保持荣誉。对他们头头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要做艰苦的工作。红联这方面的工作比司还艰苫。要说服三司去帮助他们,不能刺激他们。对“火车头”的群众要做工作,不能去压服他们。同样,对革联也要做工作。
    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毛主席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一事的通知及附件
    1967.08.03;中发[67]231号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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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8.04;中发[67]230号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关于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兹将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传达范围:甘肃地区驻军及甘肃军区所属军分区、武装部传达到全体干
    部、战士、职工、家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他省军区和驻军,传达到军队全体人员。
    要原原本本传达,不作解释。只在第一、二个文件(即中央《关于甘肃题的几点意见》,毛主席、党中央对兰州军区党委会《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报告的批示)传达完后,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1)第
    个文件为什么五月份没有发?关锋同志说,“需要说明一下,
    前两个文件为什么没有正式发下去需要解释,责任不在大军区,是中央办公厅办事机构压下来的。为什么压?第一个文件是说的军事管制,第二个文件是说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粗,办公厅认为两个文件精神不一致,没有发。大家这次来了后查到了文件,‘七一’印发给大家,这次纪要也写上了两个文件。”
    (2)什么是中央碰头会?中央碰头会是代替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中央政治局有的人没有清理,所以开碰头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议。
    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八月十七日,在兰州军区礼堂根据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查
    注:文中“汪”即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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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斗汪联络站,召集我们广大干部,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这是一件大事,有伟大的意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相信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广大群众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下达以后,无阶级革命派,有许多人感动的流下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喊:“毛主席万岁双手捧着毛主席的指示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非常亲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站错了队的干部,大多数人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纷纷表示下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是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岀现了一个大好形势。但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阶级敌人,汪锋一小撮,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他们还要作最后地挣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受蒙蔽的群众有的人受毒很深,一时转不过来。阶级敌人也还在伺机而动。摆在红三司和一切革命派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是最有力的武器,必须认真地学,坚决地贯彻执行。为了要更好地学习三个文件,更深刻地领会文件的精神,我先把在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时候的有关指示,向同志们作一汇报
    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同志到北京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同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中央,企图让中央改变这个四条意见,这个文件。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我参加这个会。毛主席及党中央,中央文革,对甘肃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是了如指掌的。毛主席掌握情况是有很多渠道的。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的时候,也清楚的告诉大家,说你们来是受教育的。但是,甘肃军区的不少同志,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康生同志,关锋同志,杨代总长,在几次听汇报当中,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同志的错误,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到了七月一日,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同志,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同志,对大家进行了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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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帮助,大家受到了深刻地、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后同志们开小会,帮助詹大南同志进行检査,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这个纪要的稿子,报告康老和关锋同志,由他们提出了个修改的意见,作了指示。我们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经林副主席在七月二十九号呈主席批示,七月三十日毛主席批示说:“此件已阅,很好,照办。”到了八月一日,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又把我们找去,讲解主席的批示,一段一段地讲解中央的批示。现在我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对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向同志们汇报,要讲五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央三个文件批语的说明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康老对于第三个文件中,中央的批语作了说明。康老说,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批语的关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作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冼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这时关锋同志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康老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一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但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张、冼领导的兰州军区的领导下面,这一点过去省军区的同志存在着问题,具体地证明是四条就有规定,结果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次一定要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因为主席几次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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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青海问题上证明了的,甘肃问题也证明了的,所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一个文件就规定了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管会。这次批语还是批这个问题。第一在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第二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这并不是说,过去的切都不好,是在支左上,省军区特别是詹大南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詹大南同志检讨了,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还是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好。第三段讲,坚决执行三个文件。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个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一个是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个文件都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的,经过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的。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要坚决贯彻这三个文件,还要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下边还有一句,就是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切行为,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兰州的形势是大好啰,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可不可以有个别人在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部抵制中央的指示,指出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看到,还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次的文件有人抵触了。这次无论省军区领导,无论是干部、战士,应该深深的以此为戒。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能怪下面。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应该注意,你们个别领导要是抵制中央指示,詹大南在检査中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大家说清楚,詹大南同志在中央承认错误,回去以后有抵触情绪,对下面有影响了,借以为戒。特别讲一下,付加庚同志,你初次来中央参加会议,你检査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段时间你表现是不好的。现在可能有些改变了,也许改变不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你的检讨。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当然,允许你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在口头上检讨了一下应付过关了,实际上并不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紧,认真地改正错误,这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改正错误要严肃对待。不然,对毛主席的拒抗不是小问题。同时,胡正平,胡正平同志不在了,不知他的态度怎么样。总之,中央希望把上一次引以为戒。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五月十二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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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一点。这是说的领导了,下边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呢?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詹大南同志自己要好好做工作,往往有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玩火可以烧掉自己,所以要去做工作。部队也是群众嘛!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这是一方面啰!是来自部队,他不是支持欢迎改正错误,而是抗拒改正错误,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还可能来自群众一方面,更多的是来自红联方面。詹大南同志的错误或多或少和他们有关系,詹大南不检讨,不改正错误,会使红联更主动一些。河南军区支持了八大总部检讨了错误,他们就去冲军区,冲省军区,不叫省军区承认错误,一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好混。山西,张日清也是在夺权以后犯错误,支持红联战,中央支持红联总,红联总就冲击省军区了,张日清的办公室。兰州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这点要做工作。这就是说,要估计要有个别人、个别的组织,抵制中央的指示。有这种情况,你们领导机关要坚决反对。这是讲批示第三段,这是主要的,其他问题纪要上都讲了。纪要和批示可以发到连队和人武干事,纪要林副主席批准了,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二·五”夺权和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在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一日的接见中,又进行了说明。在六月二十八日谈青海问题的时候,讲“三·五”夺权的经验,甘肃“三·五”夺权的经验,引起青海的注意。康老是这样讲的,根据好多地方的经验,大联合以后还会出现分裂。青海联合起来了,还会不会分裂呢?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掌权以后不一样了,变化相当大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总理插话说,对!这是大方向问题。康老讲,这一点必须注意。总理讲,山西是这样,没有斗争当权派,必然打“内战”。广东也是这样,开个大会也开不起来,矛头不是对准陶铸、赵紫阳。康老讲,你们可要注意啊!不要丢了大方向,在斗争中巩固大联合。张春桥同志讲,干部“亮相”也是批判斗争中“亮”。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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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关锋同志讲,在三月又开除了一个“红战”。康生同志讲有些原来反对红联观点的组织,向毛主席请罪,要求参加红联,也不要,这是脱离群众嘛!红联的核心组织还是很好,比如“长征团”,“长征团”的前身是“打倒汪锋委员会”嘛!主要中学生。汪锋压制的那么厉害,他们还是敢游行,还是到省委控诉。后来几百人长征,到北京以后,中央文革支持了他们。回兰州后发展很快,同工人串连,搞工人运动。十月的时候,成立了“工联”,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八月的时间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火车头”开始还是革命的嘛!据了解十一中全会,薄一波插手甘肃,刘瀾涛、吕正操作交易,吕正操把赵涛叫到北京来,说是不要得罪了人,说是裴、马已经撤职了,不叫他们再反汪锋了,这样的揭露将近有两个月,就不上街了。十二月就成立了“火车头”,“火车头”一成立,不斗汪锋,也不斗铁路局里边的当权派。红联夺权开始还好,以后领导核心转到了“火车头”,红联里边起了变化。军队支持红联,是对的。问题是詹大南同志支持火车头”那一派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不斗汪锋,开除“七
    战斗队,开
    除“红战”,压制不同意见,把矛头对准军队,又结合了王世泰,犯了错误嘛不承认,二不改,结果这里边分裂了。到七月一号接见的时候,康老讲,“二·五”夺权是革命行动,即使“三结合”的差,也应当支持。但是“二·五”夺权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对的也支持,你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组织夺权以后,一个平常的现象就是把“走资派”不斗了、放松了。你们那里不是也以为汪锋是死老虎了!红联夺权以后,没有进行斗,相反的矛头对内,打“内战”,这就是方向问题了。把矛头对准同自己一起战斗的兄弟了红联开始是好的,“长征团”到北京来过,原来叫“打倒汪锋委员会”,他们先举起打倒汪锋的旗帜嘛!肖泽民也是比较早的打起反汪锋旗帜的,他也是“红联”,也举起反汪锋的旗帜的,夺权以后,矛头对准先提出打倒汪锋为人,辶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导致了红联的分裂,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另外,夺权以后,不执行接班人的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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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你们不是在不同意见中做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实践证明了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有对保守倾向和保守的,不做工作,而是用打、砸、抢、压的办法。革联的发展,是红联压的结果,不做工作,去年八月,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一方面支持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说:“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后的有些红卫兵恰恰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甚至走到反面,象联动就是这样。毛主席三月七日指示,天津延安中学这个批语是怎么说的呢?给解放军一个任务,要劝说的讲,使小将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任务相当困难。有的地方,欢送军训团,毛主席叫解放军劝说小将,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关锋同志讲,打倒个汪锋,叫王世泰上台,我们等你们觉悟,硬是这样做
    第三个问题,甘肃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任务是很重的
    七月十七日,在接见的时候,康老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踞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查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査,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一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康老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关于桃园三结义,吕正操和铁路局的问题,康老在七月一日接见中,还讲道,吕正操是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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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局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吕正操本身的问题,吕正操是彭真的桃园三结义,是反林总的,是实现王明路线的。你们看去年五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的报告没有?那次林总就讲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是彭真、吕正操、林枫,他们在东北就反林总,所以吕正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无奈铁路的文化大革命与他自己有关。刘澜涛和薄一波是保汪锋的,吕正操与刘澜涛、薄一波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当时的口号是“不要得理不让人”。这就是告诉铁路局揪了裴、马就不要继续斗争了。保汪锋,保汪锋也是保吕正操、刘澜涛、薄一波,吕正操安排铁道部的旵部长,贯彻他的路线,以后又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贯彻这个东西,所以铁路受正操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叫“火车头”,叫“文革筹委会”。上层干部受影响,去年一段听不到铁路局的活动,兰州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汪锋,还涉及到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七月十七号关锋同志讲,批判汪锋一小撮,肃清吕正操的恶劣影响。康老还说,批判刘、邓、陶,实际上有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汪锋。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査材料,从历史上调査,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康老讲,没有看到他的档案,估计前面问题不少。关锋同志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捣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关锋同志还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反分子毫无问题。吕正操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个大坏蛋。要从政治上,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是三反份子。点薄一波的名,因为他在甘肃插了手,作了一笔政治交易。本来铁路反汪锋是好的,但是两次政治交易压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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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蒙蔽了不少人。铁路局有些人受了蒙蔽,方向就转了。缺路局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罪责应该归于吕正操、薄一波。所以特别提到点他们的名,甘肃不批判他,甘肃的问题不好解决。你们回去后,可见和铁路局、铁道学院接触一下,搞大批判,这有助于大联合。关锋同志还讲,吕正操不仅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对两次政治交易也作些说明,去年八月,兰大一派,铁路局一派,汪锋操纵着兰大李贵子一派,与铁路闹的挺紧张。先撤的是赵涛、苏华,以后撤裴,马。薄一波插手甘肃的问题,在八届十一中仝会上,薄一波找吕正操、找汪锋谈判。以后,吕正操也提岀来“不要得理不饶人”。这就给铁路局定调子,反了裴、马就不要反汪锋了。因此,给铁路局施加压力,要求炮口只对内,不对外。在去年
    八月,铁道部副部长苏杰还到兰州调解铁路局和省委的矛盾。去年八月刘昌汉也曾奉刘澜涛之命到兰州铁路局施加压力。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吕正操把赵涛叫到铁道部施加压力,吕正操给赵涛讲:“你们不要搞过分了,省委书记已经搞下去两个了,不要再搞了”。意思是适可而止,再搞的话就不知足了,不能搞汪锋。正操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反上。你们反省委、反铁道部,省委、铁道部反谁呀?第二次政治交易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谈判好了,叫胡继宗,高健君布置任务,有这样个电话稿嘛!(下面念稿:九日上午,吕正操同志,刘澜涛同志,商淡了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也参加了。吕正操同志说:“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部里已经给赵涛同志谈了话,对他们有批评,赵涛同志能够接受。部里已向他们交待,今后铁路工人不要上街,如果贴了,由铁路局自己盖起来。不要出动宣传车,不要散发传单,有什么意见,通过组织传达。同时,不对红卫兵出借宣传车也不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即使铁路工人反对,也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吕正操同志说: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部里昨晚已经派出政治部副主任任克加同志,带领工作组即赴甘肃,沿着铁路线向铁路职工进行工作。吕正操还提出,省委应对兰州铁路局进行领导,有错误应当对他们指岀来。刘澜涛同志接着指示说,省委要与铁道部工作结合起来,教育机关、工厂也不要贴铁路局的大字报,散发传单,出宣传车。任克加同志来了,省委应该热情地,诚恳地接待。胡继宗,高健君,六
    六年十月十日三时九分)。
    第四个问题,要接受“武汉事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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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关锋同志讲,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査,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这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康老讲,“武汉事件”发生之后,听说部队游行,红联的人冲游行部队,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冲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撮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康老还讲,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三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康老还讲,必须给红联说,两次冲击部队游行必须承认错误,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反对反革命分子吗?为什么兰州不能联合大游行,问他们政治上负不负责任?詹大南犯错误,他们也要犯错误,甚至于越来越远了,冲击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部队。康老还讲,武汉事件应取得经验教训。康老说,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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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第五,群众工作问题
    七月十七日接见时,康老讲,说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汪锋一小撮不是没有作用,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能一下子消除。三司这方面有“长征团”、
    七·-”战斗队、“工联”,应该去说服他们,能够去争取多数群众,要进行团结工作。要充分的估计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打、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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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对三司要进行工作,主要是端正政策,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詹大南冋志检査以后,对红联可能有压力。两级军区也好,三司也好,都不要歧视他们,应该是做工作,促进他们自己检讨。对革联你们是争取他们了,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呀!革联、红联都必然要分化,但你们注意不要去瓦解他们,他们实际上是要分化的。三司翘尾巴他们会感到受压制的,或者是受坏人煽动闹起来,也可能是革联、红联联合起来对付三司。革联的事例就更多了,胡继宗出来,革联那时候就不那么舒服,髙健君在里边煽风点火嘛!
    八月一日关锋同志接见时讲,对红三司要多做些工作,叫他们不要认为有了中央文件便有了上方宝剑了,就认为自己胜利了,骄傲了。一骄傲就犯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义务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要认为自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有功劳。要反复给他们讲接班人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三司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叫三司要有责任感。要三司认识这一点,就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老还讲,兰州军区坚决支持和保护红三司,但要防止一条,防止文件下去以后,三司报复,那就要犯错误。左派和保守派往往对立很厉害的,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不是只有解放仝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把头头和广大群众分开,你们要做三司的工作,一方面保护他们,一方面支持他们,不要走极端,这是艰苫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联,第一,应说“三·五”夺权前是革命造反派,第二,夺权以后犯严重错误。过去是左派,不能吃老本,这样是不能保持荣誉。对他们头头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要做艰苦的工作。红联这方面的工作比三司还艰苦。要说服三司去帮助他们,不能刺激他们。对“火车头”的群众要做工作,不能去压服他们。同样,对革联也要做工作
    七月十七日接见中,康老曾经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的怎么样?康老讲,翻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过。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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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是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从各方面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这样舆论,陕西的共产党员都拥护这个于有仁。不但江隆基,还有一批人啰,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这个汪锋算不算哪?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出去的。送到德国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还记得有个秦凤团。那个时间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送到日本,杨虎城也送到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加入了团,还是加入的党?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出去的,就不那么妙了。这是各方面都吊上了线了。军阀的军队、杂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德国有一个反帝大同盟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是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象是有什么矛盾,我去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一个什么会。他不是在法国是在德国,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知道他到哪了?解放以后,他去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象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把他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是不能否定的。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了,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撤掉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的副部长,这是彭真当时认为调的最好的一个副部长到北大去当校长去。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就是方才讲的这些。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三个文件讲一讲个人意见。(略)
    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来源: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01.23;中发[68]11号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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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冼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认为,甘肃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推选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革命大批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兰州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中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一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国西北高原要地、反修斗争前哨之
    甘肃省的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
    雨中胜利诞生了。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派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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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斗争在甘肃地区的决定性胜利。这是西北高原上又一曲振奋人心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我们谨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甘肃省各族人民和驻甘肃的人民解放军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复较量和顽强搏斗的结果。尽管敌人是狡猾的,斗争是艰苦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靠着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打败了阶级敌人的种种反扑,粉碎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的阴谋,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不断在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战斗在甘肃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把对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倾注在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贯彻上,倾注在对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反复落实上。他们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他们踏遍甘肃高原万重山,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传播毛主席的声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私、批修,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紧紧跟上,坚决执行。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经常地如实地反映情况,多请示,多报告,绝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要以最大的热情,最强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扎扎实实地落到基层,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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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已到玉门关,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以破竹之势胜利向前发展。我们希望新生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成为带动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坚强指挥部。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要力争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真正做到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一九六八年的各项战斗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社
    论)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仝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六日电甘肃一千三百万人民热烈欢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新的伟大胜利。仝省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喜讯迅速传遍全省,城乡到处锣鼓喧天,片欢腾。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岷山、腊子口、哈达铺,在红军胜利会师的会宁,以及全省各地,广大人民纷纷集会,热烈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一次又次地纵情高唱《东方红》,千遍万遍地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晚上,兰州市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聚集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的广场上,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起狂欢,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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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刻,深深地体会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事情千头万绪,但是,最根本的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总结经验,检査工作,制订措施,特别要搞好领导机关和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带动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引导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高潮。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以及许多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在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都决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把本部门、本单位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甘肃各地许多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最大障碍,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大障碍。他们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长期对立的兰州大学三派组织,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校有六个系和两个附属工厂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仝省各条战线都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热潮,迎接和庆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兰州新华印刷厂革命职工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提前完成了一月份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光荣任务。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大贫下中农在热烈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表示,要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省代理人汪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抓好革命的同时,积极作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力争今年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复课闹革命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六日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广大指战员,最热烈地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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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支”“两军”和各项工作中,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创建新的功勋。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喜讯传到兰州地区各部队,从营区到“支”“两军”第一线,从机关到连队,处处锣鼓喧天,凯歌阵阵。指战员们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纷纷举行庆祝大会和游行,纵情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喜讯传到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部队,这些部队的指战员们同无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起举行座谈,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一年来“三支”“两军”工作。他们决心以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标准,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在热烈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许多部队掀起了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地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为了把毛主席最新指示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灵魂,八○八三部队派出了四十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冒着寒风,踏着冰雪,深入到甘南臧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向革命群众热情地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传播、普及毛泽东思想。在“支左”“支农”中作出了出色成绩的八一一○部队指战员,总结了支左、支农经验。他们积极热情地帮助广大贫下中农开办学习班,搞好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农村中仝面落实,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一切阵地。
    兰州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时候,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教导深刻地认识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要走的路子还更长、更曲折、更艰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指战员们坚决表示,一定要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坚决保卫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加强无阶级专政,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在祖国的西北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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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甘肃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冼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冼恒汉:甘肃省革委会主任。摘要〗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岀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1)把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別开来,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要把过去已经交待的同隐瞒反动历史区别开来。
    (2)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要区別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中又要区别交待过的同隐瞒隐臧的,主要是挖隐瞒的,已经交待的又要区分安份守己的同不安份守己的
    (3)对跟着坏头头干过一些坏事的这些人同坏头头要区别开来。
    (4)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同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
    (5)在旧人员中,旧的人员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旧职员、旧官员这是不少的,把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接受改造没有作过坏事的要区别开来。
    (6)把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阴谋分化瓦解解放军、破坏军民团结同由于派性作怪,冲击过军事机关,骂过解放军,向解放军提过一些错误意见的要区别开来。
    (7)把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要区别开来。
    (8)对揪二套班子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现在有些乱套,省上有二套班子。你那个单位就一定会有二套班子?这样套是不行的。
    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兰州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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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新华社兰州二十一日电兰州市一万八千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最近陆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知识青年离校前,在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在学习班里,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
    升学第
    和“下乡镀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是缩小城乡差別的重要途径。他们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时代青年的最大光荣。他们纷纷聚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表示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辈子革命,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学校担任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负责工作的毕业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在这批毕业生下乡的过程中,兰州市各中等学校还组织了许多有工人宣传队队员和革命师生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进行家庭访问,同毕业生的家长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且向学生家长进行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家长的阶级觉悟。许多家长表示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甘肃省许多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革委会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还举办了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专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政治、思想、生活等方面做好迎接和安置知识青年的准备工作。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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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通讯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大大大
    本报讯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从七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全县六百八十八户城镇居民中已有一百九十一户、九百九十五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住在城市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给国家增加负担,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不利于自己和子女的思想改造。今年四月底,县革委会和城关镇革委会成立后,一些城镇居民(包括一部分干部家属)纷纷向革委会提出,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知识青年王庆一向镇革委会提出下乡落户申请时说: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决心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革委会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积极协助居民委员会先后举办了一百一十五期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二千七百多人参加了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关于“勤俭建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伟大教导,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阴谋使城乡长期分离的罪恶行径。认识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坚决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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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农村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王秀兰老大娘,已经五十多岁了,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她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后,坚决表示要到农村去。她说:“贫下中农在乡里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一个原住在农村的干部家属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在农村和社员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感到很畅快,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也很深。自从跟随爱人进了城过起了清闲日子。开始心里很急,不习惯。后来慢慢变了,身子变懒了,思想变落后了,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淡薄了,开会学习都不愿参加。过去自己还不觉悟,现在才认识到这是走下坡路,是变修的开始。”她表示坚决要回农村去,重新拿起劳动工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为了尽快满足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革命要求,县革委会对居民上山下乡及时作了细致的安排,他们根据城镇居民报名上山下乡的数量,和各公社作了具体研究,确定了去每个公社的户数,再由各公社和生产队联系,作好住房等生活安排。搬家时,县革委会派出车辆,并由专人引送到落户的地点,直到安置妥当为止。由于安置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居民下乡后都很满意,下去不久就向革委会写信捎话,表示感谢。
    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许多社、队的贫下中农在城镇居民未到以前,就给腾好了住房,盘好了炕,安排了口粮和烧柴,有的公社、生产队听到城镇居民要来落户,还派车派人到十几里远的地方去迎接。贫下中农说,干部下放劳动,城镇居民下乡落户,这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办事,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欢迎干部、城镇居民到农村来。下乡城镇居民一进村,贫下中农社员就热情地帮助他们打扫、布置房子,担水送菜问长问短,给他们介绍本村的阶级斗争史和解放后的巨大变化。有的贫农社员还介绍了自己解放前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家史,使新来的城镇居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王秀兰老大娘下乡后,看到贫下中农对他们如此热情接待,深受感动,很快就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儿媳妇不懂生产技术活,社员们就手把手地给她教。在贫下中农的热情帮助下,下乡城镇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农业生产知识不断提高。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办学习班,一起搞革命大批判,一起斗私批修,一起下地劳动,思想感情起了很大变化。有一位下乡城镇居民深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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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地说:“过去住在城里,长期脱离劳动,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走路怕脚上沾泥,做活怕手上沾灰。现在和贫下中农干活在一块地里,住在一个村里,体会到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对阶级敌人最恨,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在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学习、劳动、搞革命都表现得很积极,深受社员的好评。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高玉兰,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评为标兵。知识青年王永淑,和家里人一起落户到土高公社红湾大队上芮生产队后,积极帮助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社员们很满意。现在已被队里聘请为学习辅导员。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五·七”道路育新人
    甘肃省兰州市“五·七”干校从一九六八年创办以来,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已经先后轮训了几千名在职干部。这些干部在“五·七”干校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兰州市给排水公司党委副书记傅月华来干校以前,思想上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想不通象他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受过党多年教育的干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错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过去说多了,做多了,因而下决心今后再不“多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他虽然发现本单位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却采取了回避态度。
    来到“五·七”干校以后,傅月华和其他学员到兰州市红古区平安公社河湾大队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査,老贫农鲁志新以革命为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
    九六二年,河湾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闹“分田到户”,拉走大队的牲畜抢种集体耕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竽的关键时刻,老贫农鲁志新挺身而出,气壮山河地宣布:“走公社化的路是毛主席定的,我们贫下中农说啥也不能再往回走!”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针对阶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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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捍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照老贫农的英雄行动,傅月华很惭愧。他认识到,自己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事的想法,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干革命,就是要象贫农鲁志新那样,不怕担风险,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是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干校后,他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干校学习期满,傅月华回到给排水公司。他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给排水公司的斗、批、改。现在群众都称赞他是“为革命拉车不怕爬大坡”的好带头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吉林柴油机厂广大职工在斗、批、改运动中,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工厂面貌日新月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厂齿轮车间的一件事。齿轮车间广大职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了一个“首件送检制”实行这项制度后,检验人员严格检査产品的“首件”(即每批产品的第一件)发现问题,就与工人一起,调整机床,校对量具,把废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可是,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新工人加工一批产品时,看错了千分尺,又没有及时找检验人员检查首件,结果出了一批废品。事情发生后,这个新工人和大多数检验人员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情很沉重。但是,也有个别检验人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他们说,制度规定“首件送检”,他没有送首件来检査,我们怎么知道产品废不废?这种思想,引起了检验科长刘殿福的深思。他感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说明“首件送检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送”字上。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在检验科的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很热烈。有的同志认为,“首件送检制”群众欢迎,领导同意,没啥好改的。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现在检验人员大都深入车间进行工作,因此保留这个“送”字,不符合检验科的实际情况;同时,要等工人送产品上门检验,这就保留了旧检验制度的残痕。我们要改掉这个“送”字,彻底转变工作作风,仝心全意为生产服务。刘殿福支持后一种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首件送检制”改为“首件检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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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检验科人员主动到生产第一线去,配合工人,加强质量检査,堵塞质量事故,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工人群众称赞说:“这个‘送’字改得好!北京来的好“摩雅”
    在澜沧江畔的密林深处,活跃着一支从北京来的医疗队他们怀着满腔热忱,进竹楼,登山寨,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并为许多社队培训了大批卫生员,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亲切地称他们是“北京来的好‘摩雅’
    天清晨,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屋里,三名医疗队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他们得知有的地方发生了疫情,于是背起医疗箱就出发了。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之中。虽然山高路滑,他们一口气赶了二十几里路,来到路南山区拉祜族社员聚居的曼迈寨子。
    这里正在流行着疟疾病。贫下中农听说来了医疗队,纷纷跑到村口迎接。医疗队员们一进寨子,就投入了紧张的诊治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问寒问暖,送医送药,一直忙到天黑,直到把寨子里得病的社员诊治完毕
    就这样,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各地的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半年的时间里,共治疗了二万五千多人次,做了各种手术两百多例,使二十七例双目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
    教育革命开新路
    去年“五一”节前夕,一批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厦门大学数学系新创办的“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过去的数学专业,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与生产实践很少沾边。人们形容它是“一张纸,一枝笔加一个脑袋”。新学员入学后,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数学系的三脱离现象。在学校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他们学习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先进经验,先后派出十几支教育革命实践队,到全省几十个厂矿企业,作广泛的社会调査,决心彻底改变旧数学系的面貌。
    系党总支委员、青年教师黄国柱、何宗炯带领的一支实践队,来到了厦门卷烟厂,一边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边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劳动过程中,他们见烟丝加料工序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决心改变这样笨重的劳动条件。在工厂党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同工人们一起反复研究,最后,确定采用射流技术配合光电转换来实现烟丝加料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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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流技术是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先进技术,它具有效率高、节省劳动力、实现自动控制等优点。当时,他们既缺乏材料、元件,又对射流技术懂得很少。黄国柱他们在工人阶级大闹技术革新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说干就干,边干边学。其中有一种紊流元件,要求在仅有一张邮票大小的有机玻璃上雕刻出好几条细小的槽道,又要保持槽道垂直。尽管困难不少,他们硬是用锉刀锯片一刀一刀地锉、锯成功。整个射流技术所需的其他元件,也都用土办法一件件地制作出来了。他们和工人们团结一心,终于用土材料、土设备攻下了现代化的自动控制与射流技术,实现了烟丝加料自动化
    在社会调査和参加实践的基础上,数学系的青年教师们进一步体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使数学理论应用于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领域的道路,编写岀了新的教材。在党的关怀和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厦门大学数学系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也就从此正式诞生了。(本栏均据新华社)
    (原载《解放军报》1973年1月24日)
    九七三年十月五日,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大寨走过的路子》(摘要)
    同志们:
    这次我到甘肃省,是学习的好机会。正是在甘肃省委贯彻党的十大精神
    的时候来的,正在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代表,更便于我学习。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跑的地方不多,但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在山西开花结果。
    同志们,今天下午先向各位代表谈谈大寨走过的路子。
    还是从根儿来吧,从互助组时期说起吧。大寨一九四五年秋季解放
    九四六年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那时候具体情况是这样:一个是土地赖,土地都在山坡上挂着;再一个,就是没有耕畜,耕畜被日本帝国主义吃了肉;再一个是劳力少,我们六十多户人家,共一百九十口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杀死我们四
    十二个青壮年;再一个就是农具也少,农具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烧光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刚开始组织互助组,分成了两派:有劳力跟有劳力的户组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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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叫好汉组;老的和小的组织的一个,叫老幼组。这个组有五个年老人,最年轻的六十岁,其余都是六十以上到七十多岁的。娃娃有七个,最大的只有一个,
    十四岁,其余都是十二岁、十岁,还有八九岁的。这个老幼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就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可是,老的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工,他有经验,对农业这一行熟悉。小的都是被日本鬼子杀死了父、兄,他们有民族恨、阶级仇,不要看人小,志气可不小。这些老汉娃娃们,还有个不服气,说:不要看你劳力好、土地好、耕畜好、工具好,你不要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土地又赖,耕畜又没有,工具又没有,就看听谁的话,跟谁走。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路子走不差。老的把这些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儿看待,娃娃把老的当成自己的大人对待,互相尊重爱护,团结得很好。这样,老幼互助组战胜了好汉互助组。这个好汉互助组,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结果,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了!这个老幼组就是大寨成长的基础。到底是路线决定一切,还是条件决定一切?不是很清楚了吗。我们不能用自然条件掩盖路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回忆。每一次革命大批判,我们都要回忆这些问题的。你不回忆这些事情,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有比较才有分析,才能认识清楚。这样回忆对比,看我们走过的道路,那些对了,那些错了,有利于开展革命大批判,有利于提髙路线觉悟,有利于教育群众,也教育我们自己
    这个互助组,到一九四九年就发展到了四十九户。一九五三年办、农业
    生产合作社,就以这个老幼互助组为基础,娃娃们成了骨干力量。县里批准我们办三十户的农业社,户多了怕办不好。那么,多下的十九户该怎么办呀?谁也不愿意出去搞单干!那只好说“假”话,明里是三十户,暗里是四十九户。人心齐确实办得不错,到秋天农业社亩产二百四,互助组亩产一百八,单干户亩产一百
    农业社丰收了。我们准备扩大社,开大会总结农业社的优越性,表彰先进使大家早日加入农业社。可是,有个反革命分子在会上跳起来说:“你们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产了三百多斤,我还觉得没有什么。”这一下在大会上泼了凉水。有的人也说:“是不是单千比农业社好呀?”不能让反革命这样嚣张,要想办法。我们就开支委会商量。恰好这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刚下来,还没有宣布。商量好了,就到大会上说:农业社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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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组丰收了,单干户也丰收了。今年国家给了我们四万二千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还不能超额完成吗?这一提,那个反革命分子,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一样,打开自己的嘴巴了,他说了实话:“我是有意破坏农业社。我不仅不想加入农业社,连互助组也不想搞。我的产量是假的,连我那秸秆过了秤,也没有三百斤。”这一下,我们贫下中农又掌握了主动权:亩产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就按你报的数字给你派征购,这个会上不能给你下产;要下产,大寨这六十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逼得这个坏家伙没有办法,第二天,确实登门上户,户户不漏,到处恳求救救他。他破坏农业社了,走到那一户也挨斗争、挨批判。反革命搞破坏,让反革命自己请罪,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整反革命,也教育了贫下中农。在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了。”事实摆在眼前,不是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啊!每发生一次阶级敌人捣乱破坏,我们都不放过去。工作再忙,不能忽视搞阶级斗争。这样,正气就逐渐上升了,邪气逐渐下降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了。
    农业社没有被地富反坏破坏了,反而旗帜更加鲜明,成绩更加突出了
    广大社员的决心更大了,巩固、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更多了。这时候,暗会计”也起了作用。“暗会计”是一个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我们社里的场在他的房前边,他藏在一边,每天晚上给我们记账,社员分了多少,入库多少他出来起作用了,给咱们公布数字了,他登门上户对那些没有入社的户说:社员的粮食比单干户多得多。他当了宣传员,动员大家都入社。我们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发动,工作还没做到,报名入社的户就这么多,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全大寨合作化了。
    这时,我们党支部就因地制宜来彻底改变大寨的贫困面貌和不好的条
    件。条件不好就改造条件嘛!你不改造,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大上会掉下来吗?它自己会跑出来吗?你要改造它嘛!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你还不能改造它!于是,我们制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要彻底改变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家都熟悉,这不是小面积,是一千多亩的面积。
    七沟是干河沟,河沟里一分地也没有;八道梁都分布在一面坡上,土地都在这坡上挂着;梁上也有点地,都是跑肥、跑土、跑水的“三跑田”。这里解放以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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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很低,一亩地都是几十斤,碰着好年景,一亩地产个百十来斤。我小时候记得大寨最多产过八万斤粮食,那就是大丰收年
    十年造地规划,贫下中农非常拥护;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坚决反对,他们
    叫嚷说这是“胡来”,说条件还能改变?要能改变,旧社会早就把它改变了。他有他的理由,说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过去人常说: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你们敢跟龙王爷搏斗!贫下中农起来说话了: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个纸老虎,斗斗怕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斗!这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要下最大决心,非治好不可!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害怕治理坡地、沟地、梁地,我们就非治理不可。这也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已经订了的规划,就必须实现。要是实现不,那不仅是经济损失,也是政治损失。从党内到党外要坚决执行这个规划。大干了十年,规划实现了,成绩显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落实了,愚公移山在那看得明显了。阶级敌人再钻空子、再破坏,没有它的市场了,没有它活动的余地
    阶级敌人何时破坏何时斗,丝毫不能放松
    开始治沟的时候,没有经验,也失败过。三战狼窝掌,就是失败了两次。
    就举这一条沟吧,这是最长的一条,三里长,来水面很大,沟又窄,治理费力气把大家发动起来,干部带头,治理了。可是第二年一场洪水,冲得光光的。这时候,地富反坏垗岀来反对;就连我们贫下中农中有些思想不健康的同志也不满意:这是干啥?一冬劳动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作为教训,可再不要干了再不要干了,还是要再干?我们再干就要找到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有的说,根基浅,石块小,冬季施工,工程质量不高。这倒也是个道理。第二次又开工,根基深了,石块大了,质量高了,治了以后,第二年又一场洪水,冲得光光的。这下,地富反坏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有动摇了的,党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提的对,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群众?”你把界限划清一点群众里头包括了谁?下去开了不同类的会,看究竞谁反对,那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上的情况来看,贫下中农中个别思想不健康的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这样,弄清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听群众的反映,接受意见。看问题、做事情,都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不要一概而论,都说成群众。那样,会掩护了敌人的造谣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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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活动,辨不清是非,混淆阶级阵线。这是又一次教训,这就又学会了怎样分析问题,用什么观点、什么思想来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样子,第三次又上马了找出了第一、二次失败的原因,第三次治理就有了经验。过去治理都是直坝,第次完全变成弓形坝了,能承受洪水压力。嗨,第三次成功了。如果你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就更不敢搞了,那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狼窝掌又经过去冬今春的建设,就是大搞搬山填沟造平原,增加了五十亩耕地,现在就这一条沟的粮食,足够大寨大队仝年吃。如果我们还种着大寨原来那山坡地,不用说髙产稳产就低产也不保险,遇到天旱,你不吃国家的供应粮吃什么呀?正由于这样大抓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整二十来年稳产高产啦。
    每年从收了秋到第二年播种,至少有五个月时间,能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这五个月劳力非常集中,没有其他事,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来打歼灭战,年年搞年年有成绩。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里“土”是首位,冬天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好季节。大部分地方至今过冬闲,在大寨早已不过冬闲了,从一九五
    三年办农业社,至今根本没有冬闲,把冬闲变成冬忙了。“只有冬天忙,秋天才多收粮。”这是大寨贫下中农的口号。过去给地主扛长工,冬天冰冻三尺不能给他多于活,他饭也不想给你吃,不用说你挣钱了。他就不要你了。过一个冬闲,冻饿死多少人呀!回忆了过去过冬闲的苦,提高认识了,把过冬闲变成现在的过冬忙,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力以赴搞五个月,你想那要干多少成绩!这样说着容易,做起来相当不容易。谁来带头干?大寨贫下中农说得好:“火车跑得快,仝靠车头带。”我们党支部成了火车头啦,又要工作,又要劳动,到底以哪个为主?还是参加劳动为主。不能借口工作,放松了体力劳动,但也不能因体力劳动放弃了工作,缺了那一个也不行。要想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要想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拥护,只有跟群众在一起参加劳动,同甘共苦,群众也爱护干部了,干部也看到了群众的疾苫,互相关心,互相促进,团结战斗,就无话不说了有什么工作还做不好呢?
    就说我们大队长贾承让,在旧社会上过三个月的学,一九五三年办社时,
    选他当了会计。开头,算也算不了,账也写不清,可是群众拥护他,说我们这个会计手脚清,不往口袋里装,不往家里拿,没有跑邪道。他不是借他这个干部的名东游西逛,他是实实在在参加劳动。他的业务,利用休息时间,晚上、中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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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作完了。他跟社员一样岀勤,样样会。我们给他补贴四十个工,他自己参加劳动所挣的劳动日分下的粮食、钱和各种物资,除家中五六口人吃穿用以外,还有剩氽的。所以,他就不靠这四十个补贴工。这样群众就拥护他了,都非常满意,就选他当了大队长。这就是要想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必须要干部参加劳动,这条在大寨来说是比较过硬的,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和群众一起干活,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指挥生产头脑清醒不转向,很少犯瞎指挥。这样,干部的威信也就有了,群众也信任了。另一个体会,就是干部不怕犯错误,但怕有了错误没人给提意见。大寨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我今天对你有意见,及时给提出来你改的快,工作顺利,成绩大,威信还能低了?有的人怕提意见降低了威信,或者你要给他提嘛,还得讲究什么场合呀,条件呀,提的过分了就麻烦。大寨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群众给提,不管何时提出来都接受,是错误马上改,改了效果就好,成绩就大,群众就满意,自己的威信就高。不是群众给干部提意见丧失了干部的威信,只怕干部不接受群众的意见,丧失自己的威信。你要去大寨看,就分不出那是干部那是社员,社员也是干部,干部就是社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査硏究。正由于这样,大寨干部比较稳定,相对的稳定。土改时的老同志,除个别因公牺牲外,都还在一起工作,没有一个掉了队,没有个垮下去,又层层培养了一大批新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所以大寨能有个长期的打算,五年、十年的规划,在完成任务的时候,群众上不来,干部就带头,既抓住眼前,更考虑到长远,就是因为干部稳定。干部如不能相对稳定,这些长远规划和长远打算就没有信心去完成。干部相对稳定,好处很多,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经验教训丰富,对实现长远计划的决心大。他想的尽是怎样搞好工作的办法,就没有什么个人考虑的问题啦。大寨贫下中农说:这个集体经济所有制好,使人们能够真正树立集体主义、思想革命化。思想不革命化,就尽想个人事情,那就复杂化了。大寨如果没有个思想革命化,现在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很多,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同志参观,对外、对内、对上、对下,那么多的事都靠干部来抓,那可糟啦,你不知抓啥,你啥也抓,啥也抓不成。老实说,大寨那一系列工作,基本上都让群众掌握起来了,你干部在不在一个样。在大寨除了地富反坏以外,没有一个社员吵工分高低,嫌苦嫌累。因为有了思想革命化,他考虑革命事业多了,考虑集体事业多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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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农业基木条件是很重要的。那么,大寨改造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潜
    力没有了呢?潜力有,再搞它几百年也不能没有。这是在近三年我们所看到的。过去治理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现在又重新治理了。为什么要重新治理呢?已经治理成了高产稳产田,再治不是把肥沃的土壤破坏了,不是这里有些地方说:要搞水平梯田,两三年不增产了?不是两年三年不增产,而是当年就要增产。这一点我们已经做过了。近三年来,大寨搬山造平原。什么叫搬山造平原?就是过去那个沟已经治了,中间一个一个土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两边的沟地,坡度很大。近三年来,就把土山挖成洞,放进炸药(大一点的能放它一两千公斤小一点的弄几百公斤)。一下爆炸后,用推土机推平。然后再从远处运来石块打起石坝。后底沟是一九五三年开始治理的第一条沟,它包括三条小沟,治了以后,扩大到二十亩耕地。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又重新治理,把三条沟连成一条沟,中间的土山都搬掉,耕地扩大到八十亩,增加了六十亩,当年就种了高粱每亩平均收了一千斤。这不就六万斤!当年都能产一千斤,你还能说三年不增产?问题不在平田整地破坏土壤,而是在于你没有考虑要当年增产,你从开始就考虑
    三年不增产,这事不干也不行,上头赶,底下追,闹点形式算了,当然是不会增的。如果把肥土层破坏了,你就必须增施农家肥料,或调整作物品种。
    大寨经过一个冬春的时间增加了六十亩好地,这是为集体经济创造财
    富,也是永久性的利益,这是一九七一年搞的。一九七二、七三年就更大胆了大头山也敢爆破它,狼窝掌、老坟沟也搞了。这三条沟,由三、二分一块,变成
    二十亩到三十亩一块了。那就是因地制宜进行了重新治理!说因地制宜,就是需要大玦就大块,需要小玦就小块,不是死搬硬套,硬拿人工搞大块。大寨三年增加了一百亩耕地,光这一项今年最少也拿它十二万至十三万斤粮食。怎么能说平田整地三年不增产呢?当然,用镢头刨下来土不象炸药爆破的。但是你创下来以后,多上肥料,把它熟化不行吗。你不熟化,刨下啥就是啥,当然不可能多长庄稼了
    这是三年增加一百亩地,这一项措施就增加了十多万斤粮食,再加其它
    措施,一九七三年大寨大队每一口人平均两千多斤粮食。如果没有这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改土工作,这一口人两千斤粮食是上不去的。连续抓了二十多年农田基本建设,二十多年来高产稳产,没有因灾吃过国家返销粮,也没有因灾少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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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余粮。比如说一九六三年,这是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不仅冲了土地,而且人们的住房百分之九十七都冲掉了,路也没有了,整个大寨都变了,阶级敌人高兴极了,地富反坏说什么:这下大寨今后再不会有人参观了,大寨红旗从此就倒了这一回国家什么都得给吧!如果国家不给大量的支援,大寨还得逃荒。这“逃荒字引起了大寨贫下中农的反感,这就回想到旧社会了。旧社会遭灾,不仅逃荒,还要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想让我再逃荒,这就说明阶级敌人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就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待灾害带来的损失,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灾害,给阶级敌人迎头打击。你说国家对大寨受了那么严重的灾害能不关心?粮也给,钱也给,物资也给,并且已经派人派车把粮、钱、物资送到大寨大队。在这种情况下,大寨的贫下中农让开车的、赶马车的同志吃了饭,让他们把国家给我们拨来的东西仍旧拉回去,支援比我们受灾更大、经济薄弱的大队。拉走了,地富反坏是怎么讲哩?“这大寨干部要不得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家送上门来了,他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他也对症下药哩给你点火,这火是容易点起来的,要是贫下中农没有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可是,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我们战胜灾害,不是靠物资支援,是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群众力量是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办法。很快来了一个扶苗、加肥、加工,夺得了粮食丰收,带来了“三不少”:口粮不少,卖粮不少,储备不少。有了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什么也不少了。这样不仅锻炼了群众,更重要的是考验了干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看你能不能想出办法来战胜困难。在当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先治坡呀,还是先治窝呀?“窝”就是房子,“坡”就是地。如果要先修房,不恢复土地,不抓田间管理,住上好房没有粮,问题就更大了;抓住粮食,修房问题、恢复土地问题就有了力量了。最后,按群众意见办事,先治“坡”,后治“窝”,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好房屋,白天恢复土地,夜间修房。结果呢,两年恢复了土地,四、五年恢复了房屋,不是因陋就简,窑洞是石头修的,房屋是砖瓦盖的。有人怀疑,大寨遭了那么严重的灾害,没有大量的钱财物资,怎么恢复这样快?就包括我们公社里的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也这样想。后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直接向我说:“别人怀疑你们的自力更生,我也怀疑。我们后庄多年想修一个办公室还没有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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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修了那么多的房,那么多的窑,没有国家给你钱,你吹牛啊!”到了一九六
    八年,后庄的人口增加了,他也不得不干了,结果,房屋也盖成了,他对自力更生也认识了,找我来赔情道歉,说从前错估了大寨了。他要没有那个实践,一辈子也认识不了。坚持自力更生,使大寨的干部更积累了经验,一般的困难,吓不住他,对青年人接妤革命事业的班,树立了一个榜样:遭了毁灭性的灾害,经过很苦努力,到秋天又给国家卖了二十四万斤余粮,每一户平均三千斤。一九七二年,仝县降雨平均一百零四毫米,整整旱了一年,一九七三年又旱了几个月,两年合起来旱了十八个月。一九七二年大寨亩产还在九百多斤,一个人平均粮食接近一千七百斤,一九七三年两千斤了。条件并不好啊,为什么能够那样?简单点说,大寨的活土层厚,大寨是海绵田。活土层厚、海绵田怎么来的?还是艰苦奋斗改造下的。毛主席对深翻土地有好多指示,落实了没有?回头看一下,想想。口头上到处都讲加厚土层,要深翻,到底深翻了没有?有些地方把拖拉机变成运输机,这还有什么深耕哩!这说明没有认识深翻的作用,没有尝到深翻的甜头。如果我们那里土层加不厚,去年旱两个月也不行。一九年只旱了四十天,我们那里许多人卖儿卖女,饿死了人。我亲身有体会,我的母亲、姐姐、弟弟都是那一年卖到了外地,留下我和我父亲,父亲扛了老长工,我扛了小长工,两个人养不活自己,最后我父亲被迫自杀了,就留了我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去年旱了年,一亩地产到九百多斤粮食,一口人平均还能拿到一千六七百斤?这有多种因素,活土层厚就是其中的一条。要说土层啊,我看定西地区有几百米厚,那不是肥土、活土,水不好渗透。活土层厚,蓄水量就多,就能适应我们当地的十年
    九旱。二是肥料多,秸秆肥料多,农家有机肥料多。如果土地不平整,土层本身就厚不了,你要说土层厚,那是骗人的。工具还是笨犁、木犁,牛耕,你就深不下去了。你要再想深耕,就得套耕,再不就是刨,再不就是机耕。要下决心,加强领导,没有改变不了的落后面貌,没有改变不了的生产条件。大寨加强了抗旱能力,大旱之年,四百来口人卖了四十万斤余粮。你说没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那样艰苫奋斗、苦干实干的群众和干部,那不就说了空话?
    再给大家谈一下昔阳学大寨的情况。昔阳学大寨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点的县,可是跟大寨相比,还差七年才能赶上大寨现在的水平。我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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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呢?大寨今年平均一口人产粮两千斤,全县今年平均大约能产一千二百斤,口人跟大寨相比,还差八百斤。按近几年每年亩产增加九十多斤来说,它还得七、
    八年才能赶上大寨。那么大寨这七、八年也不能等啊,还往前跑。全县在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是有奔头的,不是生产到了头。学大寨是一九六七年开始的,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以后,变化更大。先说粮食问题,这不是就生产论生产,不讲这个,问题说不明。一九六六年以前,每年都是六、七千万斤,七、八千万斤粮食。一九六六年还不错,全县总产量是八千万斤。四十万亩土地,恰恰一亩地二百斤。阶级敔人嚣张,到处造谣惑众来破坏。当时的领导是怎么想的?就是“要想粮食多增产,必须扩大播种面”,就是把经济作物所占的面积挤掉,一亩也不种了。我们那里有两个公社还能种点棉花,还有两个公社大量种线麻。这些棉花、线麻都去掉,全部种粮食。结果呢,不仅粮食没有上去,反而造成减产。这就是错误路线给我们所带来的结果。一九六七年以来,粮食是个什么情况呢?一九七一年粮食总产达到两亿四,比一九六六年的八千万翻了两番,亩产也是两番,按人口平均也是两番。一九七一年卖给国家的余粮数有多少
    八千万斤。一九七一年秋收以后,县委就讲丰收不忘国家,丰收不忘支援工业要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这个八千万一提出来,社会上就有了舆论了,说是吹牛,说是不要看卖的多,要看到“一多带来三少”。什么少?就是口粮少,种子少,饲料少。这是什么舆论呢?你不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马马虎虎过去,那就忽视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寨贫下中农当时就下了一个结论,说造这种舆论是和当前的批林整风背道而驰的。一九六六年以前,这是真的少。种子少,饲料少,口粮少,卖粮少,储备那就更少了。有那么多“少”,为什么没有人造舆论呢?偏偏在这个时候,粮食本来多了,一口人给国家卖了四百斤,还有八百斤粮食,怎么能说“三少”呢?我们就在批林整风中批驳了这种谬论。你不批它怎么办?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这是一件事。另一件就是昔阳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劈山改河,河滩变良田,也同样有舆论。这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七年搞试点,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接着大干。在仝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里同时开始,普遍开花。这一开花,舆论就来了说昔阳县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平调风。在这种舆论下,你是挺身干还是算,是上马还是下马?这是考验我们的一个试金石。这些造舆论的人是不懂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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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叫“共产风”的。我们调了劳力把河滩变成良田,三年来造了那么多良田,是给社会主义增加了永久性的财富,这是什么平调?大家说不怕,要顶得住,还要大干。全县又调了百分之四的劳动力,合起来是百分之十的劳动力,到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后来中央领导同志去了,在全县看了一下,说这不是“共产风”,这是一支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专业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搞专业队是不行的这是经验。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大搞农田基建的信心更坚定了。同志们,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很难办到的。刚才说的粮食翻了两番,这是一个小的成绩,可以说不值得讲。要说学大寨的成绩,是在全县范围内劈了那么多山,改了那么多河沟,增加了耕地五万亩。这就为一九八零年打下了基础。那时候粮食就不是两亿多,三亿多,恐怕能上四亿或者比四亿还要多,全县每人能有两千斤粮食。这就是大寨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花结果了。这里再举个例子。皋落大队是一个有两千多人口的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叫他学大寨,他说“村大人多心不齐,学习大寨不容易”。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呢,他的口号成了“村大人多力量大,学习大寨有办法
    九六六年以前,每年的粮食产量没有超过一百三十万,一九七
    年这个大队的总产量上升到四百八十万。他要卖二百六十万斤余粮,等于一九六
    六年两年的总产量。他运输困难,上县里要汽车:“你要不给我汽车,就得生年停止一年,往出运一年。”他又跟一九六六年前相比,那时吃供应粮有压力,县里给他的供应粮往回运七八十里地,劳力和畜力相当困难;现在是卖余粮的压力。给了他一辆汽车,我们当时想他要贷款。可是汽车一到,第二天交款,还说再给十辆我也不贷款,银行存着二十六万元现金。这是一个大队,整个全县就不讲了,队队如此。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旦被革命人民掌握,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遭到干扰和破坏,就是一九六六年前那个结果。这样,就使全县认识到大寨走的是什么道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走的是什么道路,学大寨不是光学大寨产量,不是就生产论生产,首先是要抓路线问题。去年是一个考验,全年下了一百零四毫米雨,有几个公社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饲草也没有。悲观情绪相当厉害,仝县办的水利工程下马了,把整个专业队撤销了,说要出去抓现钱。阶级敌人出来破坏了。这样,大寨贫下中农又说话了:“全县学大寨,遇到这样的灾害,就跟大寨贫下中农想不到一起。”这就引起全县各级领导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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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遇到灾害是想办法战胜;我们遇到灾害被吓住了。这就需要检査学大寨中的题了,就来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经过大反右倾,大鼓了革命干劲,水利上马了,专业队恢复了,粮食产量上去了,结果产了一亿五千万斤,每人平均七百多斤,我们宣布:那几个一颗粮食没收的公社,社员口粮要有保证。这样,我们抢先来占领阵地,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又打击了敌人。全县共卖给国家三千多万斤余粮,比征购任务二千五百万斤还超了百分之二十
    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清楚了。洪水公社一个党委书记,
    九六七年起,等了一年,算了一年,看了一年,三年没动成。等什么呢?等人家工程都开工了,看它能不能存在住,洪水能不能冲掉?呢?请了一些专“算”就是算账,家,给他算了时间、投工、开支,不敢干。后来看到人家越干越劲大,就想干脆干吧。他带领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干了两年,后来者居上,在河滩打起了一万一千米长的坝,造了三千亩地,大部分当年就有了收益。这样呢,物质变精神,教育了全社广大社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劲头大了,办法多了,经验也丰富了。所以要说干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我来甘肃在定西跑了三天,典型还是相当多的,就是怎么能够由点到面
    的问题了。昔阳是已经由点发展到面了。我们把全省典型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上下拧成一股劲,来改变甘肃的面貌,肯定用不了几年时间。昔阳才几年?就是那么三、四年,四、五年吧!搞农田水利,要统一制订规划,不能只靠专家,还要靠贫下中农和有经验的干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我看这里条件相当好。我前两天到过靖远县一个叫旱坪川的地方,土质好,又找到了地下水源,同时又能把黄河水引过去,而且又平,不用打那么几千米几万米的河坝,用推土机来回一平整,打起塄,就是园田化。那个党支部书记说,没有水利化以前,年种一季也不保险,有雨了六七十斤,没有雨了连种子也回不来。可是他今年,小麦收了五百斤,种上糜谷,他说能收二百斤,我看可能收三百斤,这样就是八百斤,你能说这不叫过“长江”?这样好的条件在我们甘肃省到处都有啊!定西过去那个县(会宁县),百分之八十的山地,几百米底下还是土。但就是土地不平,活土层浅,肥料少,不能高产。沙石峪是“千里万担一亩田”,就是跑千里路,担一万担土,搞一亩田,在石头上创高产。这里,你不费那么多工,到处是土。燃料问题可以解决,不仅是山上,就是那些沟沟岔岔,如果栽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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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都要长起来,这树枝做燃料总比那个麦秸秆硬吧!解决了燃料问题,完全可以挤出秸秆做肥料。大寨一口人只两亩地,两千斤粮食,又有钱花。你一口人
    七亩、七八亩地,广种薄收,卖粮不多,其它也没有发展起来,花钱很少。你口人种四亩粮食,一亩牧草,一亩林,一亩药材,这还没有钱花?现在你种那么多,反而产量少。也可能你种的亩数少了,肥集中了,精力集中了,就会来一个产量多。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这里到处都是土,还不能植树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岀秸秆增加有机肥料?我感到,条件好就好在这里。省委多次在这方面想办法,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但主要依靠基层去具体执行,要真正把省委的计划和设想变为现实,首先必须认真地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要继续深入地开展批林整风,很好地讨论和认识省委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省、地、县、社、队团结一致,上下拧成一股劲,加强领导,大干大变,彻底改变我们甘肃省的一些地区的落后面貌,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在政治上、物质上对甘肃人民的巨大关怀
    (原载《甘肃日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七四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华国锋同志等送了花圈冼恒汉同志主持追悼会宋平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电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胡继宗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在兰州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胡继宗同志的追悼会七月八日下午在兰州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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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中共中央委员皮定钧、年继荣、李瑞山、张达志、张恒云、冼恒汉、韩先楚、粟裕,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康健民、黄成连,以及湖南、陕西、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和河北省肃宁县党、政领导机关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各地区、州(市)党政、军领导机关,省属各部门和胡继宗同志生前友好
    参加追悼会的有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兰州部队、兰州空军、甘肃省军区以及甘肃省政协、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冼恒汉、张忠宋平、年继荣、徐国珍、王国瑞、朱培屏、龙炳初、蔺进生、胡定发、白明、茅林、邱裕民、谢金胜、李宗虎、陈建兰、高明芳、单秀、李书茂、伍生荣、王德润、杜绍山、孔俊彪、李樾、李虎、谭开云、杨焕民、刘镇、吕世英、马友里、孙殿甲、梁仁芥、李彬、冯有财、李永和、陈钧、廖政武、刘嬖夫、王加印、刘雪、李天冲、肖秉公、周昌举、马宜生;
    中共青海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冋志的生前友好薛宏福、徐启文、石峰;
    正在兰州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五届五次、省革委会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和工农兵群众、各界代表,以及为胡继宗同志治疗的医务人员等一千百多人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同志主持,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平同志致悼词。悼词中说:“胡继宗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青救会主任、县武装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委书记、第三届仝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仝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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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继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紧紧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继续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胡继宗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正大,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联系群众,朝气蓬勃,忘我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胡继宗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胡继宗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奷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千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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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岀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岀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岀版社,1993年)
    二、研究资料
    《甘肃文革大事记》
    1966年甘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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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8日,中国气象学会甘肃分会在张掖县召开河西干热风学术座谈会,
    提出了新的防治措施。
    24日,《甘肃日报》发表工人出身的科学技术专家蔡祖泉的文章《工
    人阶级完全能做科学文化的主人》。蔡祖泉是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成长为一个高真空、电光源方面的专家。
    是月,截止1966年1月底,全省有30个县(市)恢复或组建了科协机构,
    除甘南州外的11个地(州、市),都设立了专办或兼办科协工作的机构或干部
    2月18日,省水利厅机械制造厂硏制成功的“AT20-6水轮泵”。通过
    技术鉴定。[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测绘室人员参加由国家组织的珠
    峰登山科学考察队,进行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绘制珠峰地区五万分士一地形图。中国第一次测得珠穆朗玛峰高度为8848.98米。
    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先
    后到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酒泉钢铁公司和刘家峡水电站等处视察。 wengewang.org
    3月2日,甘肃师范大学、定西专区科委等单位完成“会宁、皋兰两县
    苫水改良调查″科硏课题,为我省苦水改良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5日,省科委召开河西干热风研究工作会议,修订了1966年河西干热
    风研究计划,并决定成立河西地区干热风研究领导小组,陆为公为组长。
    4月2日,全国先进刀具技术推广队到达兰州,为我省送宝传经3日,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议决定,在永靖县刘家峡建化肥厂。1967
    年2月,刘家峡化肥厂动工。自1970年6月30日建成投产至1971年5月期间,刘家峡化肥厂生产出氧气、氮气、合成氨、尿素等产品。其中尿素填补了我省化肥生产的空白。
    9日,兰州铁道学院黄秉淦教授设计研制的砂田犁,通过技术鉴定22日,据报道,兰州部队总医院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十分复杂的断臂再
    植手术,把一个10岁儿童已完仝扭断、碎裂、污染的右臂重新接上,其功能基本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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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抽调万名干部,蹲点创办"大寨"、"大庆"式单
    位
    25日,为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发展,积极推广科研成果的利用,省科
    委、计委,经委联合召开科研生产接力赛会议。
    5月
    15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开办我省第一期电子计算机训练班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
    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制定与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与迅猛开展。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口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辫论、大字报,随处可见。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2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整体搬迁石油钻机6月
    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马文
    化革命工作组。7月29日,又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全部撤出
    6月6日,能够整体搬迁的石油钻机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诞生问世。22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制造出全国第一台整体搬迁石油钻机。23日兰州市20万人游行,声援越南胡志明主席《告全国同胞书》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
    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江隆基含冤去世。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28日,玉门市农具生产合社研制成功半机械化蚕豆点播机7月
    12日,兰州第一毛纺厂试制出的GA01002纯毛麦尔登,GA03001、GA03002
    纯毛海条呢,GA41912毛粘粗纺哗叽和GA13601毛粘粗纺制服呢等5个产品通过
    技术质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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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省兰州客车装配厂研制成功的j660A型长途客车通过技术鉴定。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年产工万吨维尼纶的关键设备
    第六精馏塔材料为脱氧铜,规格为2800×8×170,000毫米,重48吨。
    月
    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仝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到11
    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甘肃省大中学校师生红卫兵约有15万人次奔向全国各地串联
    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
    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ˆ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3日《甘肃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首都红卫兵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
    日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火的消息。甘肃各地亦开始了横扫"四旧",许多文物古迹遭破坏,许多商店、街道、公社被改换名称,个别地方还出现"剪子队",拦路剪去妇女的烫发和辫子。
    月
    3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
    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10日针对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12日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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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月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在今、明两年内,印刷《毛泽东选集》60万
    部。并决定向全省大、中、小学学生赠送毛泽东著作
    在红卫兵冲击下,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参事室、省
    文史馆等停止活动
    9月21日至28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
    议,产生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会议纪要。
    《纪要》中说,我省旱象从去年秋季开始露头,到今年夏季持续200
    多天,波及47个县(市),受旱2600多万亩。在大旱的5、6、7三个月,先后组织430多万劳动大军,抢种、补苗、扭水点浇、点种,兴修农田水利。到9月初扩大有效灌溉面积56.7万亩,铺压砂田25万亩,修水平梯田78.8万亩,种高产作物910万亩,坑种15万亩,担水点种、点浇100万亩,复种、扩种459万亩,秋田面积比去年增加256.7万亩,达到2221万亩。基本达到了以秋补夏的目的
    《纪要》提出,今年秋冬和明春的农业生产建设工作,以“三秋”生产
    农田基木建设、积肥造肥运肥、备耕春耕四个歼灭战为中心,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要实现良种化,高产作物要求达到1000万亩以上。凡能够复种的社队,要变一年一熟为两熟,有些一年一熟的社队,只要条件许可还可以设法改为两年熟。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力培养大寨式的400、500、800、1000斤的万亩川和400、500斤的县、社、队。农田基本建设,以群众自办为主,国家帮助为辅,努力完成平整土地200万亩,水平梯田和洪水漫地160万亩,铺压砂田20万亩,扩大有效灌溉面积120万亩。
    9月27日,省科委主持召开全省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和地震仪器试制工
    作会议
    10月
    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4军
    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紧急指示转发仝党。从这以后,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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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
    揪到该院批斗。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
    28日西北地区第一座现代化平板玻璃厂—兰州平板玻璃厂建成,并投
    人生产。
    31日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
    立据点。
    是月,配合丁苯橡胶3号配方的需要,兰化公司有机厂试产阻聚剂福美
    钠和络合剂EDTA二钠获得成功
    11月
    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
    会议精神。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这次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
    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11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3000余人,组成200多个
    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1日全国第一个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完全利用冶炼废气制造优质硫
    酸的废气制酸厂在甘肃省建成。
    11月25日,甘肃冶金公司冾炼厂修炉工陈永林等在高温条件下,用“热
    挖补”的方法修复大型冶金炉炉底成功
    12月
    27日中共甘肃省委转发省委天水工作队《关于对芦坪大队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情况调査报告》。指出,这个调查说明"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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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尖锐的,斗争的反复性很大"。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九六六年
    全省棉花生产出现了2个亩产80斤以上的县:安西87斤、敦煌82斤,
    6个亩产百斤的公社、28个亩产百斤的大队,191个亩产百斤的生产队,出现了粮棉双丰收的单位:敦煌县棉花亩产83斤(实为82斤),粮食亩产402斤(实为368斤)。安西县东方红公社棉花亩产120斤、粮食亩产397斤。敦煌县红旗公社东方红大队,棉花亩产131斤,粮食亩产573斤,先锋公社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棉花亩产187斤,粮食亩产642斤。
    是年,兰州长风机器厂SL-1型末制导雷达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
    成为全国第一代投入批量生产的产品
    1967年甘肃大事记
    月
    1967年1月5月,天水电池厂试制成功的9种军用锌锰干电池,通过
    技术鉴定。[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6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査封
    《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8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
    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2(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7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
    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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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
    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3月18日开始,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顺称支两军"任务。派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2月
    5日兰州34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
    会的领导权。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杋构瘫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况此后,仝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6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鼓吹
    全面夺权"。
    3月
    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
    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写反共声明出狱定为"自首叛变″。从此甘肃同全国一样,到处掀起"揪叛徒"的风潮。[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22日根据中共中央3月11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
    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是月全国第一台用于开采石油的混沙车在兰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4月
    4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15万人集会游
    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18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22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
    志)、冼(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4月26日,定西县八一建材厂开展的轮窑烧青砖试验成功,通过技术
    鉴定。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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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转发《甘肃省农业厅关于1967
    年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意见》。意见中提岀,要积极推行山西大寨劳动管理上"标兵工分汨报公议"的经验,大批"工分挂帅"。
    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
    室负责人。
    8日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转发《甘肃省农业厅关于1967
    年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意见》。《意见》中说,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必须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各地做好
    (一)积极推行山西大寨劳动管理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经验,进步改善劳动管理。(二)处理好去年收益分配中的遗留问题,认真做好今年的收益分配工作。对去年分配中出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必须严肃处理,并严防今后再次发生。
    (三)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搞好财务管理。(四)加强生产队的计划管理12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
    《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确定甘肃的支左工作要在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
    15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
    楼,并静坐至23日。
    5月16日,泾川县农具厂研制成功的216米高扬程小型水锤泵,通过
    技术鉴定。
    17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4万多
    人参加。
    17日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30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
    绝食
    17日,兰州军区8709部队采用淡化器处理咸水成功
    20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用于采石油的主要配套设备混沙车,
    经试车表明,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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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
    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28日兰州军区发出第5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是月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广线建设归军区领导的指示,兰州军区
    成立三线建设办公室,由司令员张达志负责,在兰州开展工作
    29日全省绿肥现场会议在天水召开,会议认为,我省有发展绿肥的广
    阔条件,种植绿肥对肥地增产、提供饲料、解决燃料、保水固土等方面开辟了重要途径。号召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大种绿肥作物,为解决肥料不足,实现农业丰产做出贡献
    全省1962年绿肥作物面积(不包括紫花苜蓿)只有20多万亩,1967年
    达到126万亩。天水专区1966年绿肥作物面积达50.2万亩,占粮田面积的13.1
    6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打、
    砸、抢、抄、抓等歪风邪气的《六·六通令》。
    12日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有关负责人和胡继宗在北京举行"甘肃文革
    问题座谈会",座谈会7月22日结束
    7月
    8日,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委、农建十一师组成的河西盐
    碱土改良利用调査研究选点工作小组前往玉门、高台等县开展工作。
    22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组成了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
    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甘肃省各地各派纷纷建立武斗班子,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本月下旬,兰
    州地区"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召集各派组织商谈制止武斗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8月
    3日由毛泽东批示的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
    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关于甘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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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纪要》相继下发。这些文件肯定兰州军区的"支左"方向和"红三司"的"造反"行动和斗争方向,同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4日兰州至成都直达航空线正式开航。 wengewang org月
    1日兰州军区给甘肃"群众造反组织〃赠送毛泽东著作18万册。7日甘肃省军区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命令》
    )禁
    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的,由军分区和县、公社人民武装部立即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二)凡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专、县、军分区、人武部要立即査明原因,对策划的主谋者,严加追究;(三)军分区、人武部与当地驻军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16日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地坚决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搞好秋收、秋播、秋耕的通知》,掀起“三秋”生产新高潮。
    21日《甘肃日报》发表《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的
    社论
    25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革命大联合紧急动员
    大会,号召仝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9月28日,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金塔县召开现场会议,推该县节煤省柴新技术经验。
    是月甘肃省第一座公路隧道—定(西)天(水)公路鸡嘴山隧道竣工。10月
    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
    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8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开学,600余人参加
    14日甘肃省学校系统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一中革
    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各学校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许多学校废除了教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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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室,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接班、排、连、营建制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做法
    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矿、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
    20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枪支等武器,
    致死致伤多人。
    11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
    10日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会见兰州地区第一批成立的
    50个基层革委会成员,要求革委会成立后,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切工作的首位。
    20日甘肃工业大学1966届全体毕业生向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发出倡
    议:知识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本月底兰州市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已经全部开学,绝大多数学生到校上
    课,各类中等专业学校也相继开学。
    12月
    3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大办"毛泽东
    思想学习班″、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5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一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2日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15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
    示》精神,决定由驻甘肃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0日兰州地区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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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甘肃省完成首次承担的印制50万部《毛泽东选集》任务。24日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兰州召开甘肃省基层革命委员会工作经
    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革委会建设的经验
    25日兰州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
    29日兰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30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全省27个
    劳改单位也同时实行军管
    是年
    根据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中
    央派北京医疗队到甘肃河西地区开展卫生工作。截至1977年10月,共派来10批,4000多人次
    是年,兰化公司研究院用50天时间建起了"783″低分子液体橡胶中试装
    置,很快生产出产品,应用于火箭推进剂。
    1968年甘肃大事记1月
    2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兰州地区10万人誓师大会,"迎接
    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12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至9月23日,全省11个专区
    (州、市)和82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21日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吴金功任主任,王立有(解放军
    代表),王莘夫、杨平定(学生代表)任副主任。
    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由105名委员组成,常务
    委员24人。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包揽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是日,兰州25万军民集会,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24日,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回转式水泥窑在兰州建成。
    25日,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制成大型水泥回转窑,产品在窑身筒体椭
    园度和传动结构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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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
    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回转式水泥窑在兰州建成2月
    1日,兰州军区8120部队研制成功的乘除器,通过技术鉴定。
    15日河西盐碱地改良利用科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由甘肃省
    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农建十一师主持。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硏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西北水科所、中国农科院河西试验站、甘肃省水利厅、张掖地区农科所、甘肃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共33人。会议确定1968年在人民公社设高台信号大队和玉门市黄闸湾大队两个研究基点,在农建十一师设一、三
    七团三个研究基点,并提出了研究任务。
    20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动员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指示》。
    2月
    决定在全省范围掀起一个″大办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要抓
    好″天天读"和自学活动。"天天读要做到雷打不动,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开各种会议,会前学语录,会中用语录,要成为全省革命人民的制度,养成良好习惯″。这次会议还对抓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各单位的斗批改和整顿党组织等问题作出了安排。
    3月
    12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以工程师的
    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并大量偷拍棼区照片的间谍案,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宣布把彼德·迪卡特立即驱逐出境
    13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去
    农村进行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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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甘肃省革委会上报下发常委会议《纪要》,说"以裴孟飞为总头目
    的刘、邓第二套班子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出来同我们斗争了。这个斗争由来已久。斗争的实质是谁掌权的问题″。随后,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的运动。4月8日,省革委会召开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誓师大会,要求各单位"要集中目标,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同月,省科委在酒泉主持召开河西盐碱地改良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确定河西盐碱地改良工作任务、方法和规模
    4月
    11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兰州地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誓
    师大会。兰州地区第一批1200余人参加的"6.26"医疗队分赴农村、牧区。
    13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白彦博任主任。冯国政(解
    放军代表)、陈启荣任副主任。
    是月省级各民主党派参加学习班,民主人土被逐一审查。5月
    10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东方红一-12型”四轮拖拉机14日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发文,要求农村推广大寨”一心为公劳
    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经验。
    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
    经验》。甘肃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追査所谓"5.6反革命阴谋集团举办实为审査干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被关押审査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原中共甘肃省委19名常委中有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31日,徽县农机公司试制成功的“FFC-37型”粉碎机通过技术鉴定
    是月刘家峡水利水电枢纽大坝主体完成,开始下闸蓄水6月
    6日,兰州阀门厂研制成功的"H44T—Dg150旋启式止回阀”通过技术
    鉴定并投入量批生产
    7月
    10日,据报道,甘肃冶金公司实现重大技术革新2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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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据报道,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研制成功自动切管机,比手工切割提工效80倍。
    1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实
    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决定从原省级机关中抽调部分千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人农村,抓革命,促生产,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18日,省革委会批示同意省科委、省科协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孔传道
    任组长,侯保田、王根土任副组长。
    20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出第一套合格的钚部件,为12月2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20日,酒泉新生机械厂研制成功的“CDMD型”0.5吨、1吨系列电动
    葫芦,通过技术鉴定。
    月
    7日省革委会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召开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
    分配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毕业生家长要鼓励子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各地农村、工矿企业要做好接收和安置工作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第一次生产出品位90%的金属铱。至此,金川矿中
    所含8个贵金属元素-铂、粑、金、银、锇、铱、钌、铑均已提取成功。
    29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
    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兰州医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及一些科研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
    9月
    2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105名
    增加到125名;常委由24名增加到35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
    18日兰州市首批600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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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千部下放劳动"的号召。甘肃各地普遍建立
    五·七干校",全省先后有1.1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或农村劳动。
    19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工作
    的通知》,决定中学学制改为"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知识课主要学数学和物理合并的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学和农学合并的农业基础知识课,也可适当开设文艺课和军体课。
    是月甘肃省河西走廊第一代第一期万分之一地形图测绘工作完成。计
    2251幅,5.6万余平方公里。河西农业区万分之一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工程,是国家测绘总局根据国家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为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而安排的。采用现代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成图。
    11月
    7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勤、甘谷、庄
    浪三县。
    30日《甘肃日报》报道,由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和全国有关协作厂自
    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在某油田试钻成功。
    12月
    20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
    潮的决定》,强调学大寨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甘肃
    省会宁县从7月中句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甘肃同全国样,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甘肃还"动员"大批职工家属下到农村
    年
    著名教育家、甘肃师范大学体育教授袁敦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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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兰化公司设计院对引进的砂子炉裂解装置进行改造,并设计出我
    国第一台用于橡胶后处理的挤压机,这两项设备均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9年甘肃大事记月
    1日甘肃省革委会创办不定期内部刊物《甘肃通讯》。
    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把省属的兰州机床厂等工交、财贸、农林、卫生系
    统的203个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各地、州、市或县领导
    10日,兰州轴承厂试制成功两台生产轴承毛坯的专用铸造设备--250
    扩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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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甘肃省革委会在会宁县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会宁县动员知识青
    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要求在全省立即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12日,阿干镇煤矿试制成功专供矿井电机车电源用的自动控制直流发
    电机组。
    31日,化工部决定将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涂料专业迁往兰州。1969
    年11月20日,化工部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在兰州成立。1971年3月19日甘肃省燃化局决定,将西北凃料工业硏究所与甘肃油漆厂合并,改称甘肃油漆厂涂料工业研究所,1978年10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化工部发文将该所重新独立,改名为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
    2月
    1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从今年起,中、小学校一律实行春季招生。今
    春招收的新生,小学试行五年制,中学试行二·二分段制和四年一贯制。也试行中、小学七年一贯制和九年一贯制。
    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城乡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决定,废除班
    主任制,按年级组成班、排、连,每连设政治指导员。城市中小学采用"厂办校,两挂钩",由工、军宣传队领导,农村中小学由社、队办。各校都要建立学工学农基地,逐步做到自给或半自给,中学生每周劳动2--3天,小学生1--1.5天。
    4日,省革委会甘革发(1969)13号文通知,省科委改为“甘肃省科技管
    理站”并批准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
    10日,西电一公司(在兰)试制成细粉分离机
    同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对轴双面铣床,为成批生产拖拉机创造
    了条件。
    24日,兰州第一毛纺厂制成自动化裁毛毯机,使裁毛毯由手工操作变
    为自动化操作。同日,3512工厂试验成功羊皮低盐基度铬柔的新工艺
    同日,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试制成功阴阳离子交挽软水装置,解决了
    机车冷却问题。
    同日,长通电线厂试制出绕麻线用的自动化机械。用于生产提高工效
    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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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1万吨/年的不锈
    钢衬里尿素合成塔。
    是月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农建第1.2.4.5.6师及林建师。
    兵团部驻武威黄羊镇。彭思忠任司令员,林山任政治委员。1973年10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
    3月
    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高健君去世
    10日,兰州农具制配厂试制成功加工粮食的65型磨粉机同日,兰州市给排水公司自制成功大型双面进水叶轮。
    19日,甘肃冶金公司选冶厂设计、安装成功利用冶炼炉的余热代替动
    力废热锅炉,节约了大量煤炭
    同口,天水市电器安装合作社制造成新型的高压配电柜,技术性能符合
    标准。 wengewang.org
    24日甘肃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关于电影《红河激浪》》
    的调査报告。称《红河激浪》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1979年9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宣布撤销这个报告,为《红河激浪》平反。
    4月
    1日刘家峡水电站第一台22.5万千瓦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开始发电。
    1975年全部建成,总装机122.5万千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
    2日全省第一条220千伏刘家峡至兰州龚家湾的输变电工程正式投人运
    行。线路长45公里,变电站容量24万千伏安。
    12日,天水汽车修理厂制成200吨压力器柱万能液压机
    同日,兰州第二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煨湾机。使工效提高10倍多同日,兰州制桶厂制成油桶丝圈台模具。
    15日,酒泉农机厂试制成轻便灵活、工效较高的红旗一700型脱谷机。26日兰州铁路枢纽编组站改建工程完工
    27日,甘肃光学仪器厂,甘肃电影机槭厂试制成轻便式电影放影机和
    脚踏式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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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3日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在文县召开河东地区小型水利现场会
    议,总结交流各地特别是文县小型水利建设为经验。要求各地农村坚决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兴修多种小水利,与河争地,改变落后面貌
    18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召开河东地区小型水利现场会议,
    要求水利建设以小型、配套为主,兴修多种多样小型水利工程,并结合水土保持,治理山洪。
    6月
    21日,西固机械厂试制成功四开印刷机
    24日,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职工自制成功小型减温器。同日,兰州制药厂攻破难关,首次生产出注射剂。
    同日,兰州造纸厂把旧式锅炉改造成耗煤量低、热效率髙的煤粉悬浮燃
    烧炉,耗煤量降低1/3。
    同日,兰州制胶厂利用兰化橡胶厂的废油烧炉成功,每年可节煤6000
    多吨。
    28日,兰化公司化肥厂试验废煤渣回烧成功,每年可节约煤炭1万多
    吨
    7月
    3日中共中央《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规定》,将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决定额济纳旗划归酒泉专区,阿拉善右蔗划归武威专区。
    8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各部、室、局机构设
    置和干部编制的通知》。其中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现编制95人,比原编制619人(包括原来的机构:省农业厅、畜牧厅、农垦局、林业局、农科梡),减少
    9月
    4日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40吨电动轮自卸载重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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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2页,共4822页
    17日,据报道,省高中压阀门厂实现60多项革新项目,使该厂月月超
    额完成生产任务。
    19日,兰州电器设备修理厂试制成功30千伏安变压器,各项性能均达
    到国家标准
    20日,天水农机厂试制成290型简式柴油机.具有马力大,震动小
    结构紧凑等特点
    22日,兰州助剂溶剂厂完成引发剂“A”,“C”装置安装工作,9月
    24日试产,9月30日出成品,达到当时英国同类产品的标准。970年5月20日生产出第一批工业产品。
    28日,兰化公司化纤厂腈纶生产装置建成投产,凌晨纺出第一批丝。是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研制的卫星短波天线机构防冷焊镀层
    和温控滑动轴承,用于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后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0月
    11日全国第"台用国产最新的高强度低合金钢制造的发展化肥工业的
    重要设备一大型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
    11日,我国第一台用国产最新的高强度低合金钢制造的、发展化肥工
    业的重要设备一一大型尿素合成塔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
    15日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动工兴建。
    17日,兰州通用机器厂制成石油工业生产急需的超高压酸化压裂车,
    经过运转,性能良好。
    同日,兰州电气设备修理厂试制成180千伏安变压器,经验收质量符合
    国家标准。
    同日,西北电力建设局兰州修造厂试制成功跨度195米、起重20吨的
    桥式天车。
    同日,兰州综合电机厂设计制成30双闸流管电火花加工机床22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谍特鲁
    茨·封·汗林德(西德籍)有期徒刑10年。特鲁茨·封·汗林德于1965年10月来中国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分为掩护,窃取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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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3页,共4822页
    26日,兰州黄河通用机器厂试制成新型螺杆式压缩机
    31日,据报道,省农业科学院会川基点和会川良种繁殖场,用有性杂
    交的方法,培育出一批抗病高产的洋芋新品种
    是月,省革委会决定,撤销省农科院,成立省农牧局农业科技工作队革
    委会筹备小组。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根据五机部下达的科研计划,开始研制塑
    4炸药,于同年12月研制成功。[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
    是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雷台清理一座东汉晩期砖室墓,发现一套罕
    见的铜车马涌和一匹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展翅飞鸟的铜奔马。
    11月
    9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去。要求到1970年上半年,原有县以上城市卫生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的50%以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到1970年底全省农村达到普及,要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到1970年底每个大队要有2--3名"赤脚医生"。
    16日,兰州炼油厂科硏所研制成功轮船主机用润滑油,达到国内同类
    产品先进水平。
    同日,西北煤田地质局兰卅机修厂试制成功油压镦管机。12月
    5日,据报道,兰州炼油厂近3个多月中,取得科硏技术革新20多项。7日,我国新型的机车自动信号机在兰州试制成功。
    22日甘肃省革委会批转《关于文件档案清査、整理、保管的意见》
    提出清理档案要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教导,要″少而精","对打倒对象的讲话文稿,要抽出单独立卷,单独保管″。据兰州、平凉、天水、庆阳、定西、临夏等地州市的不完全统计,已销和判销的档案达70%
    是月全省战备疏散开始,动用了大批人力、财力。城镇居民和在校学生
    大批送往农村
    1970年甘肃大事记1月
    8日,兰州市金属加工厂试制成功卧式装水暖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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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4页,共4822页
    12日省金属材料公司干部袁自立、胡森成、刘显昭向中央文革写信,
    反映干部分配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派性问题,被省革委会以"攻击红色政权,攻击四个面向″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告状团″。袁自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刘显昭自杀,死后又定为"叛党行为,清除出党"。1977年11月2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给予彻底平反
    16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打农业翻身
    仗"的口号,要求地、县两级一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业上。
    2月
    8日,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进行的16项重要科学
    研究项目均获得重要成果。
    1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
    业都要作出支援农业的全面规划,组织好厂县、厂社挂钩,并确定兰州炼油厂等批大厂矿和28个县(市)挂钩。
    是月,兰化公司合成橡胶厂新建的年产2000吨ABs塑料装置投产。3月
    28日,兰州市东风皮革挽具厂制成刮皮机、切皮机、洗皮机等,分别
    提高工效16倍。
    同日,兰州市农具制配厂试制成功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同日,西峰农具厂试制成功14匹马力柴油机。同日,兰州长通电线厂试制成功新产品电磁线。
    是月,涂料工业研究所研制的食品罐头环氧酚醛內壁涂料,质量指标与
    日本进口的同类产品相同,超过了法国产品质量,在上海投产。1973年4月轻工部在镇江市召开的全国罐头内壁涂料座谈会上,肯定为国内食品罐头內壁的标准涂料
    国务院批示,将武威地区所辖永登县,定西地区所辖榆中县、皋兰县划
    归兰州市领导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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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5页,共4822页
    4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第一批2000多人,分别到酒泉、金塔等22个县开展工作。8月15日,又决定派第二批5000余人,分别进驻敦煌、民乐等22县。
    15日,兰化公司石油化工厂年产3.6万吨乙烯的砂子炉投产,生产出
    乙烯、丙烯,在我国首次实现了重质油裂解制烯烃的工业化生产
    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航天基地发射成功。此后,我
    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和多次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均在这里进行。
    26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试验成功抽油杆电正火新工艺。
    28日,国内第一套万吨级丙烯腈生产线在兰化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5月
    1日,兰州汽车修配厂在完成改装车生产任务的同时,试制成功"兰州
    牌5吨载重汽车,并已进入小批量生产
    5日,兰州灯泡厂试制成功耐用灯泡,已大批量生产。同日,兰州农机厂制成东方红12型拖拉机。
    5日,国营华丰机械厂自制电解机床试车成功,从此枪管加工釆用了电
    解新工艺,生产效率提高2倍
    8日国务院批准,将嘉峪关市划归酒泉地区革委会领导
    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冼恒汉、皮定均、胡继宗、徐国珍、张忠、王
    国瑞、朱培屏、李书茂、龙炳初、胡定发、姚树荫、白明、商进生等13人组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冼恒汉任组长,皮定均、胡继宗任副组长。
    是月皮定均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6月
    12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大辩论的通
    知》。要求全省农村开展一场关于人民公社的经营方针、产品销售、收益分配问题的群众性大辩论。
    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在西峰镇召开仝省农村广播网工作会议,提出
    1970年全省所有生产大队和80%的生产队要通广播,并建设放大站360处,发展人户喇叭20万只;1971年达到所有生产队通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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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6页,共4822页
    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
    告》,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且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28日,省革委会(1970)58号文通知,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科学技
    术管理局
    29日,甘肃氮肥厂革新煤气发火炉,试验成功用小颗粒煤生产合成氨
    和氮酸氢氨。
    30日,化工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国产塑料挤压机。7月
    5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润滑油炼制新工艺,每年可增产2万吨润滑
    油
    15日,张掖农机厂试制成功50耻盐浴炉、100砒盐浴炉和100砒井式
    回火炉。
    同日,广河县农机厂试制成功507型玉米脱粒机
    同日,兰州针织厂试制成功高温高压尼龙染色机,使生产效率提高3
    倍
    26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设计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钻机29日,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制成4000高压电机线圈。
    是月,兰州农药厂1967年起建厂,本月投产,氨基甲酸脂类除草(燕麦)
    剂生产能力为400吨/年
    8月
    4日,武威县建成一座容水量为1400万方的西营水库。5日,酒泉地区试制出920农药及杀螟杆菌;
    20日,兰州市东风综合制配厂制成高强度聚酯漆包线
    25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停办西北民族学院(1973年3月17日经国务院
    批准重新恢复),将甘肃教育学院合并于甘肃师范大学。
    26日,甘谷县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12砥水轮发电机组同口,会宁县农机修造厂试制成功丰收150型打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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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7页,共4822页
    同日,永登县工业局试制成功磨粉机
    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年产8万吨的氨合成塔。设计压力
    为32兆帕,设计温度为220℃,材料为18 Mnmonbr,规格为Φ100×100×14670毫米。
    月
    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陈(伯
    达)整风"运动
    6日,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炼出优质耐酸不锈钢,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同日,兰州铁路局兰西车轮厂自制成客车滚珠轴承用的四轴钻孔攻丝机
    床,提高工效近10倍。
    同日,兰州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成工频感应炼钢电炉,已投入使用同日,兰州第二毛纺织厂制成电动下料机,比人工操作提高工效10多
    倍
    同日,兰州电镀厂试制成功80瓦晶体管收扩两用机。
    同日,兰州棉纺织厂试制成功喷气式无梭织布机,不仅提髙了劳动生产
    率,而且降低了原材料消耗。
    同日,天水南河川渭河大桥建成,这座钢筋混泥土大桥仝长236米7日兰州地震大队成立
    28日,文县农业机械厂制成4.2马力的水轮机和68式打米机。同日,西北电力建设局第一工程公司兰州电器广试制出560千伏安电力
    变压器。
    10月
    1日西北地区第一座大型高炉—酒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出铁。3日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筹建的″兰州电视台"开始公开试播。1978
    年10月1日改名为”甘肃电视台
    11日,兰州第一汽车修理厂试制成功兰州牌210轻型越野汽车。同日,天水农业机械厂试制成功495型54匹马力柴油机。
    同日,甘肃省建设公司一大队加工厂试制岀滑动钢模,代替了作油罐钢
    筋混凝土罐壁的木板壳子,节约了大量木材,提高了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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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18页,共4822页
    27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新型添加剂一一无灰添加剂29日,据报道,今年来全省有250多个公社实现了良种化,1.2万多个
    生产队建立了种子田,推广良种面积2700多万亩。
    30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进一步开
    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来一个大动员,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要立即把一切能够动员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迅速投人到兴修水利、水平梯田、平整条田、铺压砂田、改造盐碱地等项农田基本建设中来各行各业都要为支援农业生产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虽然由于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努力,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11月
    1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全省
    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地区以上领导干部还应当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
    9日,省革委会(1970)136号文通知,张波任省革委会科技管理局革命
    领导小组组长。
    13日,定西农机厂制成500吨摩擦压力机。
    15日仝国劳动模范王进喜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王进喜,1923
    年生于甘肃玉门。1960年春,率1205钻井队从玉门油矿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被誉为"铁人"。
    是日国务院各部委将酒泉钢铁公司等54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
    甘肃省管理。
    20日,临夏市东风社制成全封闭式三项异步电动机同日,永昌机修厂制成4.5耻电动机。12月
    6日,西和县农机修造厂试制成功190型10匹马力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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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兰州铁路局兰西电务段试制成功我国新型的接近区段频率豚冲
    式机车自动信号。
    19日,据报道,兰州市电子工业初步发展,现巳建成两个初具规模的
    电子骨干工厂,并拥有50多个点的电子工业生产网.全市已能成批生产出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收扩两用机、扩大机、电视接收机等4种整机和数字频率计、变频器,半导体低频日参数测试仪、扫频信号发生器、电视专用视波器、扩散炉等6种电子仪器。
    31日,据报道,在粮食产量连续8年跨《纲要》的规定指标后。嘉峪
    关市农村坚持科学种田,战胜自然灾害又获新丰收,全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50斤,比上年增长6%
    是年,兰州炼油厂研制的T一108硫磷化聚异丁烯钡盐清净添加剂
    wengewang org
    是年,国家选派玉门炼油厂检验科检验员沙占荣赴朝鲜帮助从事技术工
    作
    是年,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219大队北秦岭硏究组完成“北秦岭西段铀
    成矿规律及远景预测”项目,同时提交温泉岩体地质调研报告,后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1年甘肃大事记1月
    5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第八次仝委(扩大)会议宣布,1970年全省粮
    食产量突破40亿公斤,创造了甘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13日,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上水工程第一次工程竣工。该工程为六级
    泵房,扬程714米,管线明渠15公里,全部工程完工后,可溉地3.5万多亩。
    19日,甘南农业机械厂设计,制造出万能组合机床,并投入生产是月,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与沈阳油漆厂、东北输油管线指挥部合作
    研制成功环氧煤沥青防腐凃料与玻璃布组成的保护涂层,成功地解决了大庆石油长输管道外壁的腐蚀问题。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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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17日闭幕,出席会议的
    代表1098人,代表着全省43万多名党员。会议通过了洗恒汉代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的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68名委员和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冼恒汉为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书记,作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整风的决定》。大会闭幕后,陆续增补宋平、张忠、年继荣、秦彦章、禹贵民、茅林为书记。
    27日,平凉县东方红印刷机械厂研制成功年产3000吨化肥的氮氢压缩
    28日全省计划会议认为,农业问题仍是甘肃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
    必须继续打好农业翻身仗,并提岀1970年要完成新修水平梯田100万亩,条田100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00万亩。保灌面积100万亩。
    月
    8日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在吊装变压器时摔坏了全国第一台高电压、大容
    量的变压器,并砸坏了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的部分盖板和机器,直接影响了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供电。
    22日,碌曲县应用新技术建成甘南州第一座煤矿。
    29日,兰州市东风第一被服厂制造岀第一批硅平面型高频晶体三极管。是月,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开发的偏硼酸钡酚醛防锈底漆,经国家计委
    燃化部、商业部鉴定,列为国家油漆的正式品种。
    4月
    5日敦煌、安西、玉门镇、酒泉、金塔等地遭受7-12级大风的袭击,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17日,省水电局“五、七”修造厂制成7500千伏安铝线圈、油浸、风
    冷、热轧矽钢片大型变压器
    20日,酒泉地区额济纳旗制药厂就地取材,生产岀第一批治疗地方病
    的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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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的"五七"干校座谈会确定,省"五七"干
    校轮训省级机关干部,各地的干部由所在地区干校轮训,争取三五年内使所有在职干部普遍轮训一次。
    23日,兰州市窑街水泥厂利用煤矸石作附加材料生产出高质水泥。是月,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换热、分离、氨组合“四
    合一”设备
    5月
    8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从省农宣队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选调1000
    人分配到全省农业公社工作。
    甘肃省革委会下达《关于选拔工农兵教师改造文教队伍的指示》,要求
    聘请工农兵专职教师644人,充任大学教师。
    8日,兰州水泵厂试制成功大型电灌用泵32Sh-9型双吸离心泵,其
    扬程高达180米,每秒提水1.86立米
    14日,兰化公司将生产能力扩大10倍的气喷嘴,用于阿尔巴尼亚费里
    氮肥厂,一次投料成功,使用周期可达两个多月,超过意大利油喷嘴一倍
    28日,省革委会主持召开全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开
    展中西医结合的经验
    6月
    16日刘家峡水电站经建设坪至青海红湾变电站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成送电。线路长206公里,输电能力25万千瓦,实现了甘青两省联网。
    21日,甘肃省电信器材三厂试制成功无毒电镀新工艺,改变了原来用
    剧毒品山奈电镀的工艺。
    7月
    8日,盐锅峡化工厂(原称永靖化工厂)水银电介制烧碱投产。填补丁甘
    肃省一项空白。产品除氯碱外,还有液氯、盐酸、敌百虫、敌敌畏、聚氯乙烯等
    10日,北方七省(区)胡麻科技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临泽县召开。
    是月仝国第二次人民防空会议确定,兰州、天水市为国家人防重点城市
    1978年10月,全国第三次人民防空会议又增补嘉峪关市为国家人防重点城市。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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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漳县手工业综合厂试制成功30-6型水轮泵。15日,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试制成功超高压阀门。
    同日,兰州市东风皮革厂研制出塑料工业急需的辅助原料增塑剂。27日,文县横丹公社农具厂研制成功小型水电或水轮泵作动方的多用
    脱离机。
    9月
    9日,灵台县农机厂制成窝壳转装式50型水轮机。12日,省电信局研制岀四芯音频塑料埋式遁信电缆。
    同日,兰州长途通讯站试制成功我省第一套7771型晶体管八路载波机。同日,兰州长通电线厂制成铝芯漆包线。。同日,兰州市第一机器合作
    工厂制成龙门刨床。
    同日,兰州东风铁器制配厂制成封伏压力机,使锅炉生产效率提高一倍
    多
    13日林彪反党集閉策划、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林彪乘飞机外逃
    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1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兰州军区、省革委会嘉峪关地区联合总
    指挥部与原嘉峪关市(县级)、三九公司合并,成立政企合一的嘉峪关市(地级)。
    24日,据报道,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山丹军号场,科学改良草原,提
    高了草原的载畜量,促进了军马发展。
    30日,兰州综合电机厂研制出大型电力提灌工程所需的2000砒同步电
    动机。
    10月
    10日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农业机
    械化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全省农业机械化规划。
    是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等高等学院陆续开学,一批"工农兵学员
    进人高等院校学习
    22日,甘谷毛纺厂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研究生产出羊毛脂。同日,甘肃绒线厂硏究成功用国产碱性染料染晴纶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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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生产指挥部关于1971年农村人民公社
    收益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提出,公积金一般社、队提取可分配总收入的3-5%,社员的收益分配,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对生活有困难的军属、烈属和残废军人给以适当优待。要注意解决“超支户”的问题。粮食分配,储备粮一般可提取可分配粮食总量的3-5%,不战不动,无荒不用。社员的口粮分配,一般采取基木口粮为主和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一)《六十条》规定的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按人
    7劳3或人8劳2分配为宜;
    (二)实行突出政治,人劳比例,以人分等的办法。按劳动工分分配部分
    要占2-3成。人的等级不要超过3级;
    (三)在社员思想觉悟高、集体生产搞得好、口粮标准高的极少数生产队
    大多数社员要求并经过评试和试算,可以实行政治挂帅、自报公议按实际需要进行分配的办法.粮食征购做到同一基本核算单位只购不销。《意见》中还对生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等人员的工分补贴问题作出了规定
    25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复天祝县,同意实行农牧并举,农、林、牧、副、
    渔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
    30日,据报道,我省黄河流域地区重视水土保持,到目前为止,控制
    水土流失面积11800多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10%。
    11月
    17日,兰州农业机槭厂硏制岀首批手扶拖拉机
    同日,兰州市白银区农机厂研制出大型水泵,经鉴定性能合格。同日,灵台县农机修造厂制成扬程为85米的深井泵。同日,长津电机厂试制成功重油化铁炉,其炼铁质量合格。
    30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甘肃省财政包干试行方案》,规定从1971年
    起,省对各地、州、市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归已(或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收支包干办法。
    是月甘肃省水电局兰州电器厂制成一台11万伏级3.15千伏安的大型
    电力变压器,用于景泰川一期电灌工程,填补了甘肃该项生产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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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4页,共4822页
    《红小兵》杂志创刊,这是解放以来甘肃创办的第一份儿童期刊。后改
    名《甘肃儿童》、《小白杨》及《故事作文月刊》。
    是月,甘肃省水电局兰州电器厂制成一台11万伏级3.15千伏安的电
    力变压器,用于景泰川一期电灌工程。口12月
    是月,甘肃省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在兰州电力修造厂制成。12月
    11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
    变斗争》材料;仝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12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抓好酒泉、敦煌、张掖、武威、民勤、永昌、
    临洮、靖远、会宁、康乐、临潭、成县、榆中、永登、皋兰、泾川、平凉、灵台庆阳、镇原、宁县、正宁、天水、礼县、徽县等25个重点县,作为商品粮基地
    甘肃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靖远黄河大桥通车。
    是年,兰化公司有机厂建成年产500吨防老剂$P生产装置。
    是年,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制成1000Pa超高压试压泵。是年,玉门油矿炼油厂建成处理能力为12万吨的催化裂化装置1972年甘肃大事记1月
    2日,据报道,全省农村建成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生产队有
    草药房的三级医疗卫生网。
    6日,灵台县在告王河上建成了一座160耻的双机组水力发电站。2月
    19日,我省第一台6000耻汽轮机在兰州电力修造厂制成。3月
    3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全省各公社设立科技站,配备2~3
    名农业科学技术干部,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
    30日,据报道,武威县引种成功黄连,三七、浙贝、元胡、木香、川
    芎、川牛滕等16种南方药材。
    同日,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胆道蛔虫症,取得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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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5页,共4822页
    同日,解放军第25医院治疗眼科‘不治之症
    视神经菱缩眼病,
    取得良好效果。
    4月
    4日,金塔县东方红农具社试制成功扬程14.5米的离心式水泵。6日,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应省革委会的邀请来我省传授推广“优选
    法
    27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生产指挥部《关于科学种田几个问题的报
    告》、《报告》说:“目前,全省、县、社、队三级建立起农业科学实验站(组)5.5万多个,参加的社员和专业技术人员15.3万多人。”
    《报告》提出
    )关于推广良种问题。去年全省粮食作物的良种面积近3000万亩。
    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7%,是年要求扩大到3500万亩.小麦要大力普及已肯定了的35个良种。加速“三杂”的推广,在去年9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发展到250万亩(其中:杂交玉米90万亩,杂交高粱10万亩,杂交马铃薯150万亩),力争1973年发展到700万亩,1974年达到1000万亩。在敦煌、靖远、徽县建立棉花良种基地,在华亭、清水建立大麻良种基地,在武威、天水、临夏建立甜菜良种基地,在岷县、宕昌建立当归良种基地。 wengewang.org
    (二)关于生产和推广“五四0六”菌肥问题。去年全省施用“五四0
    六”菌肥面积达42万亩。一般百斤“五四0六”菌肥相当于15斤化学肥料。今年计划仝省施用面积达1000多万亩。要求每个农业县建立一个菌种厂
    (三)关于加强农业科技队伍问题。全省原有农技站90个,现在只有52
    个,现在全省地、县共有农业技术人员工1045名,比1965年减少40%。全省1000多个农业公社都应设立科技站,配备2至5名农业技术干部,
    二年内
    配齐。干部来源:动员一部分改了行的归队,从地、县农技人员中抽调一批加强基层,选拔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劳动好、有事业心的知识青年,进行短期培训。农业技术力量薄弱的县(市)农技站、种子站,也要适当加强。撤销了的应该恢复起来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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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6页,共4822页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从农村中选拔3000名脱产干部(行政干部1800
    人、公社农业科学技术干部1200人)充实基层干部队伍。1800名行政干部,多数应放在公社或基层单位。1200名农业科学技术干部,集中分配在省上确定的重点县的400个人民公社,每社配备3人。
    6月
    4日,兰州市何家庄蔬菜商店人工培育蘑菇成功
    16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刘家
    峡水电站至陕西关中汤浴变电站)建成送电。
    10日至18日,全省农林科技座谈会在庆阳西峰镇召开,传达全国农村
    科技座谈会议精神。研究建立健仝仝省农林科技网、大力培养贫下中农技术骨干和加强科技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等问题
    会议统计,全省杂交玉米、杂交高梁、杂交马铃薯面积已达200多万亩,
    县、社、队已办起菌肥厂2.1万多个,生产“五四0六”等苗肥6亿多斤。
    会议要求,从现在起,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全省每个生产大队至少要
    培养5名左右农民技术员
    16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
    电,这条线路西起刘家峡水电站,经天水到达陕西关中汤浴变电站,全长534公里,输电能力42万千瓦。该线路于1968年开始勘察设计,1970年春正式施工。这条线路把水电比重大的甘肃电网和火电比重大的陕西电网连起来,成为陕甘、青三省电力系统电网的骨干,发挥了水、火电并网调峰节能效益。
    19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共甘肃省委向全省转发《关于兰州市一轻局、一毛厂、二毛厂私分国
    家产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7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通报了这一事件
    26日甘肃省革委会、省军区在张掖召开″三化″(广播载波化、警报信
    号快速化、天线小型化)建设现场会议
    7月
    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平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陕西宜川至甘肃兰州公路修建工程开工。1981年7月21日宜兰公路甘
    肃段全部峻工,全长457.8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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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7页,共4822页
    26日,省革委会(1970)82号文通知,邢成武、贺进民任甘肃省革命委
    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8月
    16日,省委组字(1972)16号批准成立省科委党的核心小组,张波任组
    长、邢成武、贺进民任副组长。。31日,由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组织和筹备,在兰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换热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科研、设计、制造、使用等91个单位的180多名代表
    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
    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人员
    25日中共甘肃省委25日至30日在兰州召开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根
    据会议精神,甘南、临夏等地对平叛和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有步骤地作了处理。对绝大多数因被骗上当或裹协参叛而被错判、铝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宣布平反纠正;对错没收财物的,酌情退赔或救济。1983年,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再次进行了复查
    是月,兰州炼油厂仪表厂试制成功三型气动单元组合仪表样机是月,天水红山试验机械厂改制成功轴向柱塞泵。9月
    7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6所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11月14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批撤出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高校各系一级不再成立革委会。
    7日,据报道,中国农科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近年来取得较大的科研
    成果11项,大多数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10日,由国家建委、中国科学院、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联合主办的“工
    业三废综合利用展览”在兰州展出。16日,据报道,我省地质科技工作者帮助会宁、定西、阿拉善右旗一些干旱地区找到人畜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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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8页,共4822页
    10日,燃化部决定,将兰化公司化机所设计、锦西化工机械厂试制的
    我国第一台乙烯冷冻透平压缩机安装在兰化石油化工厂进行物料试车,连续安全运转267小时
    10月
    10日临夏市北源地区社员群众在崔家坡建成的落差100米、长300米
    的高线缆车运输站正式通车。
    11月
    2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暂行规定》
    5日,据报道,兰州钢厂近年来完成较大的技术革新项目19项。28日甘肃省革委会批转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
    育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力争在"四五"期间,使甘肃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下降到10%。左右,农村下降到150%。以下。
    是月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合作,在武威城郊旱滩坡东汉墓中,
    发现医药简续92枚,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医学著作
    12月
    5日,据报道,兰州炼油厂近年来自动化研究所开展的55个科研項目,
    有10多项已实现了工业化生
    12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机构恢复工作。刘兰亭任甘肃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
    18日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州委《划定资本家成份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
    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可划可不划资本家成份的坚决不划;对划定为资本家成份的(不含反动资本家),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尚未划定资本家成份的城镇,暂不划定。
    是月,省革委会决定,省农业科技工作队改为省农科院(县级)
    是年,白银磷肥厂普钙车间副产品氟硅酸钠车间建成投产,同年质量达级品。
    1973年甘肃大事记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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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29页,共4822页
    5日,兰州军区在国营岷山机械厂召开新型自动步枪科研会议
    会上成立了以977厂为主、岷山机械厂和丰收机械厂参加的新型自动步
    枪联合研制组
    12日,兰州长新电表厂试制成功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好的三相电度
    表
    3月
    2日,中国农科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编写的《兽医手册》、《怎样养猪》
    《马骡结症和胃扩张的防治》、《针灸治疗马骡四肢病》4本科普书籍岀版
    24日,据报道,甘肃师范大学植物分类室对我省植物进行了一系列调
    査研究,发现了80多种可作猪饲料的野生植物,并编写出版了《野生植物猪饲料》一书。
    4月
    27日,据报道,我省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取得显著成绩。截止目前,共
    兴修水平梯田308万亩,条田261万亩,治河争地工8万亩,造林种草429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3万平方公里
    月
    10日,省革委(1973)35文通知,任命吴坚、刘思华为省科技管理局领
    导小组副组长。
    6月
    7日,由省农业局主办的“甘肃省农业展览”在兰州开展,展出了一批
    种子,农药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
    同日,兰州鱼场首次人工繁殖红鲤鱼成功,现已出塘放养。
    11日,据报道,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抄漠研究所承担的
    40多项科研项目,已有15项取得成果
    17日,据报道,天水地区开展小麦品种普查选种工作,为提高小麦单
    产创造了条件。
    26日,北京医疗队深入我省张掖、酒泉地区农村,帮助开展医疗卫生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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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30页,共4822页
    27日,据报道,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工机械研究所取得了3项科研成
    果,完成了17项阶段试验任务。18项设计和10项设备试制任务。
    7月
    10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粮油统一管理的规定》,规定省以
    下各级部门在国家收购的粮油以外,不得自行收购;粮油收购,要认真贯彻按质论价的政策,不得提级提价和压级压价;不论在征购期间或征购任务完成后,都要严棼粮棉油进人市场。
    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初
    期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国营404厂、504厂、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撤销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担任地方党委和革委会主要职务的暂缓撤离外,其余调回原部队。
    8月
    2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确定从国家千部、工人中选调
    4000名适合担任教师工作的人员,充实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
    14日至10月25日,兰化公司对国内自制的裂解气透平压缩机,丙烯
    制冷透平压缩机,乙烯制冷透平压缩机进行实物试车成功。
    21日,兰州电器厂制成大型变压器,经检验达到国家规定的性能标准。是月,化工部召集70多家油漆厂在兰州举行节代食用油会议9月
    4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兰州结束。会议
    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关于1973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使用管理的暂行规定》。
    21日,青臧高原气象科研交流会在兰州召开,有30个科研单位的100
    多名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到榆中、定西、会宁、靖远等地检査
    农业学大寨情况。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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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据报道,今年来。中国民用航空兰州管理局支农飞行2800多架
    次,为农作物、草原和森林的病虫害进行了大量的防治工作,防治效果达到90%以上。
    26日,据报道,陇西冶金设备制造厂一年多来,实现技术革新项目315
    项,其中较重大的有59项。
    27日,全国石油、化工分离及传质技术交流会在兰州召开,兰化公
    设计院向会议作了《萃取蒸馏和恒沸蒸馏的计算》、《复杂塔的逐板计算》、《深冷法分离烯烃的几个流程分析》3个专题的汇报
    是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气相色谱法预测变压器潜伏故障的研
    究成果向刘家峡水电站等全国电力系统推广应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1月
    1日,西部6个省(区)治抄造林技术协作会议在民勤县召开。
    30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庆
    阳地区及合水县文化馆共同组成的发掘队,在合水县板桥公社境内的马莲河畔发掘出一具剑齿象化石,身高约4米,门齿长3.03米,门齿直径32厘米,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完整、个体最大的剑齿象之
    是月,玉门炼油厂将电力化学脱盐改建为可控硅控制管道电脱盐。是年
    甘肃省自然灾害严重,全省受灾面积达263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63.60,其中旱灾1650万亩,洪灾126万亩,雹灾391万亩,冻灾192万亩虫灾59万亩,其它212万亩。减产三至五成的558万亩。六至七成的803万亩,
    八成以上的599万亩,绝收的323万亩,共减产5亿公斤。
    甘肃省地质局自1971年初开始,经历3年,编制完成1:500000肃
    省地质图和矿产图。共编人各类矿产地1659处,其中矿床一级产地277处。是为本省首次系统、正规的地质、矿产图件。
    在临洮县发现“三粒小麦”。1980年至1983年甘肃农业大学系统选育
    加代提纯,育成性状稳定的“三粒小麦”。鉴定认为“三粒小麦”属六倍体,粒性状为显性,可以遗传,受一对基因控制,其分离符合孟德尔定律
    1974年甘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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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7日,盐锅峡化工厂自制成功硅整流有载调压变压器,使产量提高30
    wengewang org
    11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兰州供电局联合试验成功能
    检测变压器内部故障的新方法一一气相色谱法。
    同日,兰州综合电机厂试制成功1600砒拖动水泵用电动机,经检验
    性能良好,质量合格
    13日,省委组字(1974)1号文决定,吴坚为省科技管理局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同日,省委组字(1974)1号文决定,吴坚为省科技管理局局长,贺进民、
    刘思华邢纯洁为副局长
    14日甘肃省革委会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26日结束。
    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甘肃省农业三年(1973年~1975年)大改变的问题,通过了全省((19年~1975农业发展要点(草案))、《甘肃省两三年改变农业面貌奋斗指标(草案)》
    18日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名义汇编的《林彪与
    孔孟之道》,此后,甘肃和仝国一样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评法批儒
    23日,兰州无线电厂试制成功可控硅自动掉制高压硅整流器。2月
    2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万多人
    参加
    是月,《真空技术》编辑室编辑的《英汉真空技术辞典》出版5月
    2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23起事件为"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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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1974年甘肃省田径运动会在兰州举行。这次比赛第一次设立了儿
    童项日,有83名12岁以下的小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是月,兰州炼油厂研制的我国第一代分子筛裂化催化剂
    13-Ⅹ
    型分子筛催化剂,在玉门炼油厂试运成功。
    6月
    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向中央统战部汇报有
    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要求的材料上作了批示。指出:"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是没有出路的
    26日中共甘肃省委举办第一期工农理论学习班。学员是从全省工矿企
    业和农村挑选出来的理论骨干
    是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工农
    兵学员"1800多人毕业。
    7月
    12日,据报道,今年来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研制出专用设备13台,实
    现技术革新50多项,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25日,兰州沙井驿砖瓦厂建成用大型双筒隧道窑焙烧的机械化制砖生线
    30日,据报道。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玉
    勹铁路分局工务段的工人一起在戈壁滩成功地试验和培植了防护林带,基本控制了风沙对铁路的危害。
    是月,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和燃料化学工业部,
    开始联合设计单系列常减压装置为500万吨/年的炼油厂单元装置设备。
    8月
    16日为加强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尽快改变中部干旱地区农业落后
    面貌,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河西地区农业工作小组和"中部地区农业工作小组河西小组由李培福任组长,中部小组由窦述任组长。
    19日,天水红山试验机械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50吨低频高温拉压自
    控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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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试制成功可识别冰雹云并
    预报冰雹的仪器一一防雹用晶体管闪电计数器。
    8月甘肃省辐射育种协作组组成。全省开展农作物辐射育种工作的有24
    个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48个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农作物良种繁殖场,110多个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科研组。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奧克托金中型试验生产线基木建成投料试制
    成功
    月
    5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代表省委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汇报
    甘肃农业问题时,提出了甘肃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即以建设河西走郎商品粮基地为重点,来加快甘肃农业的步伐,同时改变中部于旱地区的面貌,并注意东部地区的发展。
    10日,由510所发起“全国真空技术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召开。24日黄河上第一个发电的大型水电站一盐锅峡水电站发电
    25日,国营279厂全线联动试车,经157小时带料运转,拿出了第
    批合格的三碳酸铀铣铵产品。这是我国第一个碱法水冶厂一次试车圆满成功
    14日全省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提出"要发挥工农兵上、管、
    改的作用","要充分估计高等院校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的严重性"。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开始研究梯恩梯自动包装技术获得成功。10月
    5日,据报道,我省县以下农村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690个,病床11900
    多张,医务人员18500余人。
    是月,双金属催化重整新工艺首次在兰州炼油厂工业化试验成功。12月
    7日,据报道,武威铁路局自制120多台养路机槭,使维修线路的扒渣、
    捣固、回填、夯拍4道主要工序实现机械化
    24日新华社报道,甘肃省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30%,是历史最
    高水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的县,由去年的13个增加到20个。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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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了《纲要》的酒泉地区,今年又跨过“黄河”。去年受灾减产的庆阳、平凉、定西、天水地区,今年也夺得了丰收
    27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分析了农业战线酌形势,总
    结了1974年农村工作,讨论了1975年农村工作的任务。冼恒汉在会上讲话,要求明年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力争粮食总产达到120亿斤
    30日兰州至西安长途地下电缆设备正式开通使用。全长762沟公里,
    是1969年由军队和邮电部门共同设计和施工的仝国第一条长途对称电缆。
    30日,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开始黑索今连续真空过滤机的研制工作,
    于1981年9月研制成功,投入试生产,由兵器工业部组织鉴定
    是年
    是年,玉门炼油厂用8个月时间,将催化裂化袭宜改造成我国第一套年
    处理能力为18万吨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具有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是年,燃料化学工业在自动化研兜所召开會次仪表鉴定会,FGL--2
    型y射线料位计、wS-一工型气体微量水份仪,气相工业色谱仪、实验室色谱仪4种仪表通过鉴定。
    是年,我省第一项扬程最髙、流量最大的景泰川电力提灌芏程第一期工
    程竣工。它把10秒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12级泵站,提到472米的高处,灌溉景泰川的30万亩荒滩旱地。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办公室、省农林局调査报告;张掖地区黑河沿岸
    板桥、鸭暖、蓼泉、六坝、平川5个公社建立的十万亩耕作制度改革样板田,社社增产,亩亩增产,平均每亩净增粮食百斤以上,其中有两个大队,31个生产队,亩产超千斤
    始建于1969年10月的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竣工。这是甘肃省第
    项把10秒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12级泵站,提到460米的高处,灌溉30万亩荒滩旱地的电力灌溉工程
    继1973年中共甘肃省委恢复统战部以后,本年各地(州、市)统战部
    先后恢复。原来遣送外地的省管统战对象陆续调回兰州,并举办学习班,为恢复政协甘肃省委员会进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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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36页,共4822页
    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市西北王保城发掘了马家窑类型与马厂类型墓葬,
    其中马家窑类型墓葬为兰州首次发现。
    1975年甘肃大事记1月
    1日,据报道,甘肃油漆厂涂料工业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建立60多个科
    研基点,使科研、生产和销售紧密结合起来。2日,甘肃钢铁公司机修厂试制成
    功BBC120F凿岩机,经试验鉴定接近同类设备先进水平
    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批准李
    德生免除他担任的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中共甘肃省委在兰州召开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学习湖
    南株州实行厂县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制定了1975-1980年的六年规划。
    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作出了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再不设国家主席。会议选举朱德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后,周恩来因病住院,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国务院和军委日常工作
    16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成功的sP高温防潮绝缘漆,
    由兰州化物所、长风机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联合召开科研、试生产和应用工作交流会。1976年一机部列为定型产品,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是月王世泰、李芳远、茅林、秦彦章、禹贵民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
    任
    18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景泰召开腐植酸类肥料现场会议,要求各地
    放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做出规划,抓好典型,总结经验,及时推
    使这一新生事物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会议统计,全省农村社队投入这类肥料生产的劳动力达13.5万人,办
    起矿点168处,已开釆原料(风化煤和泥炭)19.52万吨,生产腐植酸肥料2.3万吨。据景泰县、临泽县试验,复种糜子施腐植酸铵的比不施的亩增产30%以上
    是月彭梦臣、王桂南任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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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37页,共4822页
    2月
    1日全省掀起以大搞积肥造肥为中心的备耕工作高潮,投入劳动力达
    260万人,占农村劳力总数的50%,积、造的各种肥料比去年同期增长32,6。
    2日,据报道,兰州炼油厂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坚持技术革新10年来
    完成技术革新300多项,产量增长5倍。
    5日,我国目前最大的水电站一一刘家峡水电站建成。这是一座以发电
    为主,兼有防洪、灌溉、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7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一一刘天关输
    电线建成,其电压为33万伏,输电能力为42万砒。 wengewang.org
    21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科技局《关于1974年开展科技情况
    的报告》。(按语)要求科技战线要把自己的工作切实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农业科学研究和实验活动在全省普遍开展起来。科技工作要做到贫下中农、干部、科技人员三结合,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全省农村现有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研队伍25万多人。
    《报告》说;张掖地区农科所选育的冬小麦良种张冬17号,19号,经
    大田示范,亩产均在千斤以上。庆阳地区农科所选育的玉米良种庆单工号,经大田试验,平均亩产1800斤。临泽县平川公社黄二大队推广带状种植450亩,平均亩产1048斤。其中六行小麦两行玉米的带田平均亩产达1636斤。张掖地区农科所种的30亩小带田,平均亩产1288斤,其中有两亩平均1813斤。
    仝省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在张掖召开,传达全国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经验
    交流会精神,16个单位介绍了科学种田经验,落实改革耕作制度任务,要求农业县争取在二、三年内基本建成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科网体系。
    25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为实现我省农业大变,抽调省
    直机关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到基层工作。每期一年,逐年轮换。还决定将全省分为河西、中部、陇东。陇南四个片,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各有关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分工负责抓好片上工作
    25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抽调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
    到基层工作。每期一年,逐年轮换,形成制度。会议还决定将全省分为河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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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38页,共4822页
    部、陇东、陇南四个片,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各有关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分工负责抓好片上的工作。
    3月
    2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转发商业部、农林部《关于广泛种植向日葵、
    蓖麻的通知》,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利用盐碱、风沙、干旱地和闲散土地种植,增加油料,增加集体收入。
    3日白庆祥任甘肃省农林局副局长
    18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平凉、天水、定西三所农学院.本年开
    始招生。1978年1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撤销三所农学院改办中等专业学校平凉农学院改为平凉林校,天水农学院改为清水农校,定西农学院改为定西农业机械化学校
    18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兰化公司设计院
    共同研制成功年产15万吨合成氨装置中的双层热套氟合成塔,设计压力32兆帕,
    设计温度200C,规格为φ1600×145×19,530毫米。3月18-23日,由甘肃省
    机槭局主持通过鉴定
    20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定年度、五年和十年农
    业规划。
    26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轻工业局媒关于酿酒工业利用酒糟生产
    5406菌种支援农业现场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1975年生产菌种500吨到550吨,1976年达到1000砘。要求在抓菌种生产的同时,积极向农民传授堆制苗肥的技术,使这一新生事物在我省迅速推开,为农业大上快变做岀贡献
    是月,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8321”混合炸药热风干燥新工艺试验成功
    异用于生产,继而在钝化泰安、钝化黑索今干燥工序中推广使用,并通过鉴定
    5月
    5日《甘肃日报》报道,自学习推广株州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
    年的经验以来,甘肃已有3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7日,兰州炼油厂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新型喷雾蜡脱油工艺装置,为我
    因石蜡生产闯出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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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39页,共4822页
    14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解决甘肃省武都和定西地区群众生
    活困难问题的报告》。《报告》要求农林部、商业部会同甘肃省委检査武都和定西地区上年度粮食征购和销售情况,认真执行粮食征购政策,使社员留够口粮:对灾区缺粮的群众,要发放救济粮、钱,以安定生活。
    14日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大学等高等院
    校1975年毕业的刘双兰等24名毕业生报名下乡当农民,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予以鼓励。
    15日,庆阳地区马头坡水泥制品厂试制成功10米圃型水泥电杆15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科技局《兰州市使用塑料棚生产蔬菜
    成效显著》的材料说:实践证明用塑料棚生产蔬菜是消除气候影响,克服早春蔬菜淡季,新鲜蔬菜提早上市,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证市场供应的有效途径。兰州市今年塑料棚内播种蔬菜1052亩,西瓜、白兰瓜4,54亩,共计1506亩,比上年增加13倍。
    23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在中共甘肃省委理论学习班结束
    时的讲话中提出,“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就上不去
    是月,西北油漆厂用电感加热方式生产醇酸树脂装置投入使用,在国内
    外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6月
    4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省革命委员会中部地区农业工作小组
    《中部地区直8个县的农业情况汇报》、《按语》说,只要抓住农业生产的主攻方向,以土为主,大搞梯田、条田,大抓深耕(一尺以上),再把肥料、良种赶上去,干旱地区稳产高产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14日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大学等院校1975
    年应届毕业生刘双兰等24人报名下乡当农民。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予以鼓励
    17日,清水县砖瓦厂试制成功陶瓷和沙器两项新产品。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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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40页,共4822页
    1日全省科学种田经验交流会,在景泰开始,12日在酒泉结束。与会
    180人,参观了建立四级农科网、落实实验基地、各种带状种植、“吨田”试验等24个科学种田典型,研究提出了因地制宜推广带状种植、一季高产、马铃薯种植和冬麦、髙粱、玉米移栽,尽量做到一季交两季以及加快土地平整、良种选育、肥料建设、渠系配套的任务。
    14日,据报道,临夏回族自治州建起公社农科站74个、大队农科队692
    个,参加科学种田的农民技术骨干达3.5万多人
    15日,据报道,我省工交战线今年前6个月实现技术革新项目4230多
    项,其中重大革新792项。
    28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研制成功管式反渗透苦咸
    水淡化装置
    26日,驻甘第八冶金建设公司和长沙矿山研究院共同硏制成功0.354立方米靠壁式液压抓岩机。
    同日,全省气象长期预报讨论会议在成县召开
    是月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编写的《农药与药械使用手
    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
    25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定西县青岚公社大坪生产队、皋兰县武
    川公社火烧沟生产队、通渭县常河公社杏树湾生产队、会宁县四方公社蔺湾生队、临洮县改河公社上于家生产队、永登县清水公社孙家井大队、永靖县平沟公社、华池县桥川公社8个农业学大寨典型材料。按语说,大坪是中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坪的道路就是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道路。耍象大坪那样,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从现在开始就大干大闹,迅速掀起学大寨,赶大坪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并把冬闲变成冬忙,下定决心,很快把中部地区的农业搞上去。
    9月
    2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意见,并发表社论《开
    展对〈水浒〉的评论》,指出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兴起了评《水洗》的斗争,批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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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兰州—拉萨航空线正式通航。这是由内地通往西藏的第二条航线,
    全程1636公里。
    15日《甘肃日报》报道,全省所有县(市、旗、区)都建起了广播站,
    0%以上的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90%以上的大队、生产队通上了小广播,农村广播喇叭人户率达72%
    28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结束。甘肃省214人参加12个项目的比
    赛、获10公里公路自行车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公路自行车70公里团体赛第名,有41人次打破了39项省记录。
    10月
    6日甘肃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2日,甘肃省第二建筑工程局研制成大型塔式吊车。
    16日,甘肃八盘峡水电站基本建成。这是我国在黄河流域自行设计,
    建造的又一座河床式电站,坝高33米,库容4900多万立方米。
    11月
    5日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动员全省人民为"在5
    年内把全省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和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是月《甘肃省地图集》出版。
    国营天水峨山机械厂部分建成投产,成为甘肃生产军用枪支的大型企
    业。此前,生产四0火箭弹的跃进、胜利、前进机械厂,分别在平凉、华亭建成投产。
    日,甘肃第一冾炼厂试制成功高效化肥硝酸稀土。
    同日,兰州机床修配厂试制成喷吸钻,工效比普通麻花钻提高10多倍。
    wengewang org
    29日,兰化公司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套裂解气透平压缩机,乙稀透平压
    缩机和丙稀透平压缩机
    30日,兰化公司有机化工厂开发新产品抗氧剂702、甲叉4426一S,
    络合剂EDTA四钠。
    是月,兰州炼油厂催化重整装置实现催化剂氯化再生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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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
    马岭油田投人开发。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在完成54口井的钻、试采和
    裂压的基础上,集中2000人的施工队伍,进行了地面八大系统工程的建设。年底,共建成产能101.3万吨,使陇东油区初具规模
    是年,甘谷油墨厂工程师葛长茂负责硏制成功的酞箐蓝BGS,打入美国
    市场,在《美国油墨制造家》1976年11月号月刊上报道。
    1976年甘肃大事记1月
    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5日兰州铁路局张恒云等组织200多人将中央帮助兰州铁路局工作的工
    作组长黎光围斗后,拉到铁路局招待所软禁。
    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
    岁,甘肃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8日,据报道,西和县长道公社试验种植烤烟获得丰收,平均亩产达330
    斤以上。
    17日,甘肃国防工办批准,在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建成硏制炸药科研
    所属工艺试验厂。
    21日,兰州中心血站试制出首批冻干人血浆,开始供应医院使用。2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
    兰州中心血站试制出首批冻干人血浆,开始供应医院使用。
    25日甘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千比回原籍(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探亲途
    中,在53次列车上自杀身亡,终年32岁。
    2月
    9日冼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
    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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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干部和积极分子。"15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冼恒汉的意见
    15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全省3.9952万所各类
    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乂路线″。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wengewang.org
    3月
    3日,据《甘肃日报》报道,张掖地区建筑公司科技人员与工人相结合,
    两年多先后研制出各种施工杋槭骋3台(件),从而提了工效和施工质量。
    4日,据报道,兰州市安宁区已建起区、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
    学试验推广站98个,在耕作制度改革,推广间作套种、培育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5日,据报道,正宁县已有76个大队建立起了农科站,在大力推广良
    种化的进程中促进了粮食增产。
    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
    邓小平的批判。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社论指邓小平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从此开始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
    17日,据《甘肃日报》报道,张掖地区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
    坚持与群众结合,几年内完成104项科研项目,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50余个,促进了增产增收
    18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试制成功新型深井钻机130—-3型钻机21日,甘肃农业大学的286名农学、草原、林果系毕业生分赴生产第线,有26名自愿报名去当农民,进行科学种田
    同日,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在兰州石油机槭研究所和抚顺石油三厂的
    配合下,研制成功大型套箍式加氢精制反应器,内径2.1米,工作压力21兆帕,重220吨,处理量40万吨/年,由甘肃省机械局主持通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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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一机部复函兰石所,国家计委同意兰石所在“五五”期间被列
    为大中型项目进行扩建。同意扩建钻采设备实验室和炼油乙烯设备实验室等。工程投资500万元。
    26日文县碧口水电站主体工程完工,第一台10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
    翌年6月第三台机组安装完毕,总容量为30万千瓦。该电站主要给川北和陕南送电
    是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上配合下
    创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是月,由五杋部在湘潭召开的专题科硏论证会上,甘肃国营岷山机械厂
    的厉树忠创造性地将金相硫卬和磷卬方法运用于枪管內壁,揭开了直纹之迷,此项成果被评为“创造性试验方式对课题的重大贡献”和“最佳成果”。
    4月
    日,兰州炼油厂机械厂制造成功ⅵ30001型烟气轮机,于1982年3
    月获石油化学工业部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5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操纵下,以高干子弟为暴动核心的北京"天
    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发生。兰州地区许多群众则前往华林山革命公墓等地敬献花圈、花篮,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
    2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改组以后的局党委大
    力推行文革路线
    5月
    16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6月
    5日,兰州通用机器厂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1600大气压压裂车诞生
    经过试验,各项主要参数均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
    11日,据报道,平凉地区农科所近几年来,科技人员下乡蹲点,建立
    科研基点11个,示范联系点47个,在开展科学实验中,培养出9个小麦优良品种,“平凉21号”亩产量达700斤
    18日,兰州炼油厂研制成功稀释冷冻脱腊炼油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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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玉门油矿白杨河油田管理自动化装置建成投产同日,全省农业机械化技术经验交流会在平凉召开。
    24日,据报道,渭源县农民育种家年得成,又培育出“渭薯工号”“渭
    薯2号”两个洋芋新品种,亩产达到6500斤。
    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仝省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把学习毛泽东
    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会后组织与会人员到定西县大坪生产队进行了参观学习
    是月,由省农科院主持的仝省杂交高粱育种研讨会在镇原县召开。是月,兰州助剂厂300吨/年蒽醺法过氧化装置投产。1977年10月在
    青海黎明化工研究院指导下,用重芳烃代替苯成功,在全国推广。1983年4月扩建成1000吨/年装置,采用黎明空气氧化工艺,均属国内首创。1983年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 wengewang.org
    7月
    1日北京一西安一兰州微波通信干线工程竣工,开办微波电话、电报、
    电视和报纸传真业务。
    兰州红古建设坪至金昌市宁远堡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线路
    全长254公里、构成了连城及永昌地区电网。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仝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
    世,终年90岁。全省人民处于巨大悲痛之中
    8日,天水地区邮电局试制成功30门准电子交换机。。同月,据报道
    会宁县鸡儿嘴大队因地制宜办沼气获得成功,为解决农村能源开创了新路。
    21日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座谈会披露:截至6月底,全省"七·"工人大学已经发460余所,在校学员达2.27万人,已毕业1.3万多人。
    8月
    15日,据报道,我省开展小麦花粉单倍体育种研究获得成功,培育出
    “甘花1号’优良品种。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河西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议。研究解
    决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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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和22日,甘川交界的松潘、平武发生两次7.2级地震。兰州地
    震大队文县强震台记录到主震强震记录。这是我国强震记录中震级最大震中距最近的强震记录。
    月
    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
    京逝世,终年83岁。全省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农村到城市,群众举行各种隆重的悼念活动。18日下午3时,兰州市东方红广场隆重举行3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28日至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兰州召开。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20日至29日,全省科学种田经验交流会在敦煌县召开。
    29日,省委作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的决定》,指出成立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省级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和大中型厂矿企业都要成立相卑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技管理机构,农村建本健全四级农科网,恢复甘肃省科协和各种专业学会
    10月
    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发动政变,逮捕革命派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
    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仝会追认。
    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事件通知全党各级组
    织
    11月
    9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兰州地区揭批江青集团万人大会。会议特意安排
    兰州铁路局的赵滔、张恒云发言,大会名为揭批"四人帮",实际上是捂盖子
    12月
    2日兰州市“引大入秦”工程开工。该工程是把大通河的水引到永登
    秦王川的大型跨流域自流引水灌溉工程,预计完工后可灌溉农田100万亩。
    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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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5亩面积的大型玻璃温室动工
    1978年7月建成,投资45万元。
    1976年全省总耕地面积5350.25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1235.36
    万亩,保证灌溉面积929.49万亩,条田855.48万亩,梯田667.96万亩,砂田125.32万亩
    全省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5304.3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48.2万
    亩,平均亩产216斤,总产量960991.15万斤,经济作物381.49万亩。其中棉花22.71万亩,总产量678.44万斤,油料263.06万亩,总产量16799.37万斤。
    仝省农业总产值中的纯农业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54315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1.55%。
    [中国文革研究网编辑。资料来源:《甘肃省农业大事记1949-1987》
    (甘肃省农业厅农业志编辑办公室,甘肃人民岀版社1992年版);《甘肃科技志:大事记》(甘肃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甘肃经济信息网等。
    甘肃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
    省委书记
    张德生(49.07-54.06)张仲良(54.06-61.01)(一)汪锋(61.01-66.11)(胡继宗(66.11-67.01)(代
    冼恒汉(70.05-71.02)(革委核心小组长)冼恒汉(71.02-77.06)(一)宋平(7.06-81.01)(一)冯纪新(81.01-82.03)(代冯纪新(82.03-83.03)(李子奇(83.03-90.11)顾金池(90.11-93.10)阎海旺(93.10-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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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英(98.04-01.01)宋照肃(01.01-03.08)苏荣(03.08-0607)
    陆浩(06.07
    省长
    王世泰(49.07-50.01)(省府主席)邓宝姗(50.01-54.12)(省府主席)邓宝姗(54.12-67.05)
    冼恒汉(67.05-68.01)(军管会主任)冼恒汉(68.01-77.01)(革委主任)宋平(77.01-79.12)(革委主任)冯纪新(79.12-81.01)李登瀛(81.01-83.04)陈光毅(83.04-86.05)贾志杰(86.05-93.01)阎海旺(93.01-93.09)张吾乐(93.09-94.04)(代)张吾乐(94.04-96.07)孙英(96.07-97.01)(代孙英(97.01-98.04)宋照肃(98.04-99.01)(代)宋照肃(99.01-01.01)陆浩(01.01-01.01)(代)陆浩(01.01-06.10.30徐守盛(06.10.30(代)人大主任
    王世泰(1979.12~1983.4)李登瀛(1983.5~1986.5)刘冰(1986.5~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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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飞青(1988.1~1993.1)卢克俭(1993.1~1998.1)卢克俭(1998.1宋照肃(2003.1~2003苏荣(2004.1~2006.07.29)政协主席
    邓宝珊(1950.10-1954.12)张仲良(1955.2-1961.8王世泰(1961.8-1964.9高健君(1964.9-文革)王世泰(1977.12-1979.12)杨植霖(1979.12-1983.4黄罗斌(1983.4-1984.3)王秉祥(1984.4-1988.1)葛士英(1988.1-1993.1)申效曾(1993.1-1998.1)杨振杰(1998.1-2003.1)仲兆隆(2003.1
    《风雨八十载——冼恒汉白述》(节选)
    冼恒汉(1911-1992)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
    工
    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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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
    员。“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査,后被撤销党内外切
    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官罢西山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
    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
    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
    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
    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
    的耳边回响。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
    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
    少,荒凉贫困
    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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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
    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
    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
    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
    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
    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
    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
    来,尽管我为顾仝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
    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
    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
    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
    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
    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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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
    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
    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
    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
    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
    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
    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
    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
    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
    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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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
    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
    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摘自1977年6
    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
    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
    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
    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岀的是在铁路问题上
    。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
    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
    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
    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
    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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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
    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
    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
    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
    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
    党
    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
    准备题
    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
    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
    的
    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
    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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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
    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
    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
    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
    汉
    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
    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
    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
    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
    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洗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
    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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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
    大
    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
    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
    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
    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
    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
    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
    清楚我
    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
    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
    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
    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
    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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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
    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
    水的。
    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
    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
    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
    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
    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
    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
    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
    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
    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
    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
    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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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
    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
    “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
    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
    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
    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
    工
    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
    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
    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
    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
    “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
    还
    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
    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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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
    央
    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
    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
    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
    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
    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
    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
    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
    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
    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
    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
    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
    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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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
    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
    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
    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
    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千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
    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
    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査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
    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
    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
    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
    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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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
    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
    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
    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
    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
    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
    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
    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
    程详细记录下来。
    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
    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
    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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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
    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
    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
    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
    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
    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
    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于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
    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
    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
    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
    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
    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攴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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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
    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
    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
    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
    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
    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
    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
    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
    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
    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
    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我
    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
    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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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
    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
    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
    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
    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晩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
    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
    路
    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
    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
    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
    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
    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
    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这
    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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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
    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
    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
    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
    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
    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
    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
    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
    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
    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
    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
    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
    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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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
    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
    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
    査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
    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
    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
    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
    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
    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
    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
    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
    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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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
    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
    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
    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
    ,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
    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
    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
    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
    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攴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
    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
    ,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
    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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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
    ,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
    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
    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
    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
    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
    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
    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
    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
    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
    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
    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
    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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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
    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
    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
    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
    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
    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
    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
    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
    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
    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
    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
    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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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
    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
    录)当时我就表态完仝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
    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
    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面
    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
    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
    检査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
    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
    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
    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
    所谓“冼家帮
    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
    几
    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査的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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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71页,共4822页
    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
    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
    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
    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
    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
    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
    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
    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
    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査,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
    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
    卫
    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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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
    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
    ‘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
    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仝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
    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
    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
    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
    )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
    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
    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
    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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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
    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
    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
    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
    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
    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
    同意了
    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
    会
    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
    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
    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
    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
    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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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
    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
    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
    许
    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
    个排,完仝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
    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
    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
    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
    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
    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
    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
    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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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
    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
    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
    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
    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
    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
    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
    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
    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
    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
    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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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
    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
    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
    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
    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
    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
    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
    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
    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
    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
    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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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
    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
    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
    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
    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
    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
    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
    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
    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
    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
    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仝体
    议时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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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
    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
    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
    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
    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
    里面去吗?
    第二章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早、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
    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
    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
    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
    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
    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
    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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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
    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
    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
    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
    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
    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
    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
    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
    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
    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
    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
    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
    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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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
    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
    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
    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
    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
    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
    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
    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
    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
    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
    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
    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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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
    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
    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
    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
    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
    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
    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
    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段
    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
    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
    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
    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
    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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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
    “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
    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
    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
    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
    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
    “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
    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
    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
    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
    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
    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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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岀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
    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ⅩⅩ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ⅩⅩ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
    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
    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Ⅹ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
    办
    主任,接着王Ⅹⅹ又接替髙维暠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
    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
    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
    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
    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
    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ⅩⅩ、张ⅩⅩ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
    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ⅩⅩ,接着是张ⅩⅩ、杨嘉瑞、康健民徐
    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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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ⅩⅩ、张ⅹⅩ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
    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
    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
    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部办公室主任
    )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
    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
    煕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
    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
    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
    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
    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冋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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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
    米,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
    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
    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仝颠倒
    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
    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
    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
    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ⅩⅩ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
    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0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
    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
    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
    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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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
    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
    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
    审査,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
    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
    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
    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
    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
    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
    ”。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
    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
    章
    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
    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Ⅹⅹ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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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
    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
    土
    ⅩⅩ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
    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ⅩⅩ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
    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
    把王Ⅹ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査,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
    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査,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
    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
    运
    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
    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ⅩX没有历史问
    题
    ,停职审査。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
    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
    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ⅩⅩ和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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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Ⅹ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
    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
    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
    王
    ⅩⅩ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
    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ⅩⅩ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
    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
    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
    ,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手
    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
    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
    进
    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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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
    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
    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
    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
    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
    王
    ⅩⅩ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
    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
    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
    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
    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
    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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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
    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个
    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
    还
    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
    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査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
    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査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
    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査,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
    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
    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
    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了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
    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
    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千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
    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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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
    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査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
    既
    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
    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
    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
    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
    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
    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
    ,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
    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
    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木加厉,造反派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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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
    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
    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
    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
    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
    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锅
    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
    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
    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
    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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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
    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
    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
    了家乡另谋岀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
    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
    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
    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
    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
    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首
    ”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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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
    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
    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
    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
    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白掏各白的饭票。那个
    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
    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
    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
    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
    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
    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
    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
    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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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
    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
    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
    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
    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
    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
    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
    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
    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
    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
    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
    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
    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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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
    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
    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
    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
    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派
    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
    都是哄抢档案、査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岀现了武
    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
    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
    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
    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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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
    震
    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
    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
    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
    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
    屈
    ,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
    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
    。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
    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
    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木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
    仝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
    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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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
    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
    “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
    ”。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
    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
    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
    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
    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
    作
    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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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
    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
    。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
    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
    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
    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
    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
    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
    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仝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
    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
    ,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
    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
    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
    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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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
    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
    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
    明确的定乂。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
    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
    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
    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
    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
    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
    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
    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
    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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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
    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
    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
    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
    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
    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
    组织。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
    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
    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
    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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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2页,共4822页
    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
    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
    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
    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
    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
    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
    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
    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
    ,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
    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
    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
    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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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3页,共4822页
    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
    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
    运
    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
    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
    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
    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
    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
    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
    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
    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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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04页,共4822页
    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
    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
    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
    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
    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
    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
    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木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
    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
    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
    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
    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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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
    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
    挂黑牌子”、“戴髙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
    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
    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
    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
    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
    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
    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
    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
    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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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
    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
    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
    而
    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
    是实际情况。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
    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
    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
    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
    (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
    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
    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
    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
    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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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
    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
    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
    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
    、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
    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
    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
    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
    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
    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
    工
    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
    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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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
    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
    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
    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
    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
    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千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
    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
    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
    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
    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
    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
    ,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
    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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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以
    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
    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
    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
    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
    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
    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
    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
    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
    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
    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
    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
    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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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
    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
    州时乘巫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
    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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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
    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
    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
    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
    。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
    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
    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
    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
    件十分艰苫。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
    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
    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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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
    里
    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
    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
    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
    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
    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
    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
    ”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
    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
    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
    经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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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査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
    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
    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
    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
    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
    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硏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
    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
    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带
    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
    女
    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
    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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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
    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
    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贝
    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
    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
    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
    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
    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
    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
    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
    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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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
    岀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
    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
    “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
    ,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
    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
    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
    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
    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
    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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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
    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
    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
    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
    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
    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
    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
    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
    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
    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
    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
    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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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
    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
    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
    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
    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
    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苫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
    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仝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
    肃白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
    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
    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
    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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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
    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千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
    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
    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
    是,把这个仝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
    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
    、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
    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
    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
    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
    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
    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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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
    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
    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千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
    还
    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
    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
    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竞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
    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
    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
    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
    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
    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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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
    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口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
    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
    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
    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
    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
    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
    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
    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
    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
    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
    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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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
    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
    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
    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仝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
    。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
    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
    七
    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
    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
    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
    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
    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
    ,我们还提岀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
    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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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
    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米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
    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
    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
    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
    。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
    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
    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
    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
    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
    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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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
    。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
    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
    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
    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
    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
    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
    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
    迹。还记得Ⅰ974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
    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
    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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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
    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
    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
    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
    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
    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
    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
    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
    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
    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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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
    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
    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
    说
    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
    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
    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
    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
    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
    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
    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
    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
    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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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
    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
    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岀),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
    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
    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
    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
    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
    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
    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
    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千干
    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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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
    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
    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
    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査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
    ,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
    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
    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
    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
    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
    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苫呀
    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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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
    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
    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
    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
    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光明日报》十
    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
    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苫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
    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
    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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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
    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
    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
    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
    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
    向茅林调査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
    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
    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
    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
    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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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
    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
    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政
    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
    我照孙殿甲同我诙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
    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
    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
    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仝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
    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
    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髙,“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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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
    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
    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
    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
    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以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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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
    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
    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
    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
    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
    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
    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
    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
    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
    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
    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
    ?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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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
    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
    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
    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
    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
    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
    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
    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
    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
    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
    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
    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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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
    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
    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
    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
    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
    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
    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
    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
    去。”结果派了XⅩ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
    央
    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
    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
    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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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
    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
    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
    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
    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
    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
    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
    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
    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
    、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
    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
    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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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
    ”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
    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
    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
    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
    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
    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
    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
    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
    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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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
    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祭
    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
    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
    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
    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
    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
    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诙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
    。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
    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
    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
    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
    “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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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
    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
    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
    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
    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
    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
    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
    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
    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
    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
    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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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
    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
    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
    是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
    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
    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
    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
    “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
    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
    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
    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
    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
    会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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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
    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
    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査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
    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
    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
    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
    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
    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
    王
    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
    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
    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
    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
    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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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査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
    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
    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
    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
    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
    “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
    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
    令
    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
    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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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
    混
    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
    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
    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
    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臼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
    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
    。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
    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
    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
    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
    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
    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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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
    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
    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
    复杂混乱。杨植冧、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
    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
    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
    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
    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岀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
    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
    副司令刘ⅹⅩ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
    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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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
    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ⅩⅩ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
    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
    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
    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
    恐的群众四处躲臧,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
    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
    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
    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
    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
    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白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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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
    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
    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
    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
    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
    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
    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
    工
    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
    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査、大搜捕,全市人
    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
    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仝付武装押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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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家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
    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査,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
    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
    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
    水
    夫隔离审査,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
    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
    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冋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硏究安排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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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
    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冋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
    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
    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
    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
    木
    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
    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
    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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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
    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
    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
    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
    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
    “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
    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
    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
    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
    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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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
    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
    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
    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
    理
    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
    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
    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
    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
    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
    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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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
    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
    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
    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
    讲
    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
    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
    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
    ,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
    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
    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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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
    队呢?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
    议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
    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
    理
    口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背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口作了调査并平了反,平反文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00156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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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
    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
    吧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
    个小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
    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査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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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53页,共4822页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
    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
    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
    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
    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
    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
    这
    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
    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父
    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
    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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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
    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
    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
    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査决定。就这样,在
    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
    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
    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
    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
    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
    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木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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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
    “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
    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
    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
    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
    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
    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査,并要组成“联合审査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
    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
    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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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
    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査的,这
    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
    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
    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
    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
    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
    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
    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
    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
    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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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査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
    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
    ”,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
    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
    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
    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
    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
    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
    央
    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
    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王
    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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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
    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
    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
    又
    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
    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
    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
    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
    ”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
    ,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
    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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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
    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
    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
    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
    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
    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
    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
    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
    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苫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髙原上
    。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
    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
    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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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
    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
    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
    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ⅩX、张XⅩ
    张Ⅹ、卜ⅩⅩ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
    ,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仝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
    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
    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
    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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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
    孰
    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
    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
    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
    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
    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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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
    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査,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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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査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
    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
    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査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
    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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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
    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岀过
    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
    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
    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
    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
    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
    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
    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冼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
    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
    査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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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
    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所谓1974年9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年8月中央
    召
    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
    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
    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X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
    有
    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
    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
    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21、47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
    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
    ,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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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西安找21、47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
    这
    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1军刘江亭、47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
    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47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
    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
    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
    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47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1975年8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X在各组大讲特
    讲
    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
    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
    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
    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
    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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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
    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
    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
    工
    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
    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
    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
    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
    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
    入生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
    汉
    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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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
    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
    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
    ”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
    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
    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
    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木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
    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
    工
    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
    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
    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槭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
    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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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
    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
    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
    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
    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
    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
    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
    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
    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岀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仝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冇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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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
    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
    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
    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
    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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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
    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
    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
    。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
    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
    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
    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
    件十分艰苫。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
    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
    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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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
    里
    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
    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
    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
    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査研究的基础上,提岀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
    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
    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
    ”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
    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
    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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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査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
    防
    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
    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
    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
    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
    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硏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
    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
    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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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
    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
    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
    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
    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
    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
    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
    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
    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
    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仝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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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
    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
    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
    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
    出煤,钢厂岀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
    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
    “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
    ,这就仝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
    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
    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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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
    坚持这一原贝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
    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
    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
    烤
    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
    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
    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
    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
    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
    工
    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
    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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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
    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
    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
    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
    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
    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
    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
    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
    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
    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
    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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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
    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
    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
    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
    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
    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
    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
    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
    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
    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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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
    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
    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
    县
    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
    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
    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木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
    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
    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
    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
    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
    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
    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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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
    里
    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竞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
    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
    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
    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杋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
    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
    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
    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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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
    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
    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
    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
    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
    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
    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
    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
    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
    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
    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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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
    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
    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
    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
    。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
    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
    七
    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
    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
    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
    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
    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
    我们还提岀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
    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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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
    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
    口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
    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
    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
    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
    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
    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
    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
    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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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
    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
    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
    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
    北蕴臧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苫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
    开
    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
    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
    丶。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
    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
    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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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
    迹。还记得1974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
    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
    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
    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
    ,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
    路
    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
    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
    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
    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
    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
    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
    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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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
    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
    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
    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釆取了先扣帽孑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
    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
    ,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
    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
    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
    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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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87页,共4822页
    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
    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
    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
    。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
    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
    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
    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
    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
    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
    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
    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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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88页,共4822页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
    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
    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
    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
    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
    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
    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
    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
    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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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89页,共4822页
    都知道,可以査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
    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
    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
    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
    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
    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
    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
    ,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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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
    止
    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冇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
    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
    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
    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光明日报》十
    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
    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
    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年8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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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
    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
    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
    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
    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査,也可以
    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社论,以及9月18日至2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
    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1981年3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
    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
    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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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
    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个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
    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
    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
    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
    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
    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
    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
    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
    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
    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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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岀:多数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岀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
    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
    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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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
    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
    议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
    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
    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
    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
    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
    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
    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
    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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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
    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
    负责,同我亳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
    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
    ?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
    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
    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
    ,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
    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仼”,有什么事实
    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
    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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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
    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
    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
    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
    “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
    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
    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白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
    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
    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
    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
    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
    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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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
    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
    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
    去。”结果派了ⅩⅩ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
    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
    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
    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
    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
    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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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背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
    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
    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
    。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
    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
    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
    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
    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
    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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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
    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
    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
    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
    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
    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
    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白己决定。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
    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
    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
    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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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
    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
    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1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
    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
    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
    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
    团结,要我岀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
    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
    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
    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
    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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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
    千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
    “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
    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
    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
    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
    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
    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
    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
    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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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
    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
    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
    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
    ,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
    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査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
    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
    是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
    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
    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
    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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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
    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
    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
    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
    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
    会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
    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
    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査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
    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
    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
    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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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
    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
    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
    王
    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
    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
    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
    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
    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
    任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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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
    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
    ?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
    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
    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
    “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
    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
    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
    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
    混
    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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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
    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
    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臼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
    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
    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
    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
    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
    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
    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
    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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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
    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
    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
    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使先后借故离开了
    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
    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
    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
    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
    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
    副司令刘ⅩⅩ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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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
    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
    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ⅩⅩ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
    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西
    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
    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
    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
    年青海“
    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
    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
    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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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
    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
    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凊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
    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
    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
    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
    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
    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
    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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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
    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岀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
    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
    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
    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
    、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2、赵永大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百
    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査,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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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
    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
    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
    水
    夫隔离审査,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土把赵永夫等三人拷
    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
    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
    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
    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
    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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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
    理
    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
    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
    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
    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
    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
    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
    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
    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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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
    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
    “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
    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苫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
    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
    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
    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
    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
    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
    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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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
    理
    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査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于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
    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
    武
    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
    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
    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
    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
    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
    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
    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为了确保大坝安仝,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
    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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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
    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
    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
    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
    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
    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
    队呢?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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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
    ,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
    理
    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背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査并平了反,平反文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00156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
    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
    吧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
    个小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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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
    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査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
    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
    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
    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
    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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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
    这
    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査,兰州军区无法完成
    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
    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
    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岀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
    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
    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
    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査决定。就这样,在
    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
    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査核实,但没有发现什
    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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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
    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
    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硏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木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
    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
    “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
    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
    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
    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
    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
    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査,并要组成“联合审査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査组”,因为不了解
    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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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
    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査的
    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
    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
    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
    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
    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
    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
    以上罪名又冇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
    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
    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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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査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
    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
    ”,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
    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
    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
    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
    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
    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
    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
    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
    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
    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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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
    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
    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
    头上,这岂不是木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
    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
    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
    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
    以此来挑晙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
    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
    很
    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
    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
    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
    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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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23页,共4822页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
    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
    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
    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
    吃馒头的,统统都亳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
    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苫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
    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
    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
    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苫地区,辛勤工作,作出
    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
    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ⅩX、张Ⅹ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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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X、卜ⅹⅩ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
    作
    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仝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
    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千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
    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
    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
    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
    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卷
    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
    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
    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
    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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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
    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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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左”的人员。据“清査”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査,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査岀仼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査,“靠边
    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
    没有査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
    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
    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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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
    换班使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
    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岀过
    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
    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
    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
    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
    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
    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
    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冼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
    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
    査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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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
    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所谓1974年9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年8月中央
    召
    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
    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
    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X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
    有
    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
    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
    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21、47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
    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
    ,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21、47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
    这
    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1军刘江亭、47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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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47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
    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
    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
    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47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1975年8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Ⅹ在各组大讲特讲
    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
    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
    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
    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
    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
    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
    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
    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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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矛盾由来◇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
    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
    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仼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白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
    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
    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
    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
    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么
    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
    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
    5
    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
    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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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
    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
    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
    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
    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
    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
    笔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
    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
    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
    ,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通
    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
    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
    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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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生活上的问题好
    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
    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为
    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岀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
    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
    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
    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
    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岀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
    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
    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査,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
    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
    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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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
    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査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
    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
    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韩
    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
    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
    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
    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
    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
    、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
    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
    理
    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
    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岀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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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
    臧民暴乱,还是在59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1962年解决中印边界武
    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
    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
    十
    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
    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麼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
    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
    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
    置
    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
    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
    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
    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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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
    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
    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
    矛
    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
    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
    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
    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书
    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
    四个第一”。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
    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书
    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
    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
    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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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攴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
    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千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
    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
    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
    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
    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
    保
    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
    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千部不信任、不重
    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
    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
    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
    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
    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
    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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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
    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在韩先楚等的
    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
    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
    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使出面处理。在
    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
    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
    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
    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査,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
    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
    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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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
    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
    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
    。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年7月30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
    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岀要召开常委
    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女
    还
    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
    8月4日起至11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
    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
    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
    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
    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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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
    而
    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
    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査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
    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
    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
    八
    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
    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
    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
    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
    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
    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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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
    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
    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
    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
    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
    (指冼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
    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关于我和韩先楚
    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
    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
    怎
    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
    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中央派来了肖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
    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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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
    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
    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
    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
    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
    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
    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
    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硏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
    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査“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
    ,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是比较尊重的,但
    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
    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并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
    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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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
    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
    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
    还
    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
    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
    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
    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
    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
    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
    统被定为所谓“冼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査,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
    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搀杂任何个人
    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冼家帮”并以此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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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回想起我
    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
    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于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
    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
    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
    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
    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因此
    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眀领袖忠
    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
    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岀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
    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
    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
    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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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
    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
    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
    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
    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
    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这些事情已经过去
    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
    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
    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到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
    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
    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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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死地的目的。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
    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
    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
    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
    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
    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也
    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
    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
    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成于1987年6月)
    第六章后记
    写完这部自述后,不觉又过了几年了。该说的话说了,心里觉得轻松不少。今
    年是1990年,我也是80岁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九十岁也
    是常见的事,看起来这句俗语要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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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开始解冻,恢复了党籍,可以学习一些文件,参加
    些会议,也经常被邀写一些战史、军史方面的回忆录,一些中央同志来访,年节
    来探望等。但又是几年等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迹象。曾经有过一次,军委和
    总政某首长检查工作,还专程看了我,听了我的申诉,并信誓旦旦,许愿回京后
    定立即着手复查我的问题。但一个月、二个月、半年……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
    时候,等来了因为党内又一次内部斗争,而我的问题也随之搁浅的消息
    有时心里愤然,思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劳,十年忧
    国忧民,一腔热血尽抛,到头来却被当做筹码成了某些政客间权欲斗争的牺牲品。有时心里又坦然,扪心自问:于党于国自己是尽心尽力了的。时间过的真快,转
    眼
    即是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有资格闭目静思总结人生了。
    纵观一生,自我评价还算是功大于过吧。期盼中的组织上重新审查我的所谓
    结论”,看起来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过,褒贬由人吧。八十年的风风雨
    ,自认为还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后代。平生无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缓解旱情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最想听的是:时事民情最怀念的人:贺龙元帅最想说的话:该说的都说了
    留给老伴的话:我一生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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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给儿女的话:守法。
    这几年又经历了许多:“6.4”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改革开放
    总的来说,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任
    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虽然近十年不太出门了,但从电视、收音机里看到、听
    从家人、朋友口中听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和老百姓富裕了,这一切使我由
    衷欣喜,我们革命那么多年,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国富民强的这一天。国家
    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
    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党内腐败、违纪等现象,相信滚滚向前的历史一定会涤荡
    些污泥浊水,我坚信,明天更灿烂!(写在1990年11月)
    《大寨精神在武威》甘武著
    目录
    1毛主席语录
    2新的一页
    3县委是关键
    4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5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6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7向生产深度进军8还要努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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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精神在武威》,甘武著,85页,农业岀版社岀版,1976年。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学大寨
    新的一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的武威县,近几年
    来,迈开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步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威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属
    大陆性气候,平均无霜期一百五十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一百五十毫米,年蒸发量达两千多毫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谷子、玉米、高梁和其他杂粮占近百分之三十。
    武威县(古称凉州)有五十四个人民公社四百三十八个生产大队,七十万人口,可耕面积一百五十一万亩,每年播种面积一百三十多万亩,是甘肃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这里土地平坦,水利资源比较丰富,素有“银武威”之称,民间流传着“凉州不凉米粮川”的佳话。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这里阴霾四布,鬼蜮横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逼得广大劳动人民走投无路,“米粮川”里尸骨遍地,哀鸿遍野。
    解放后,武威县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
    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走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的前进步伐,一直很缓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七零
    年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了。《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社论说:“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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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尖锐的问题,象春天的惊雷,震动了武威县的各级干部,象战斗的
    号角,鼓起了武威县人民跃进的斗志,使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征途上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新局面
    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和县革委会,带领全县人民以大寨和昔阳为榜样,
    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劲东风,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崭新景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滚滚洪流,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破
    坏和干扰,荡涤着孔孟之道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农业学大寨的战鼓响彻全县。人民群众想得宽了,看得远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境界高了。这是五年来武威县最大的变化,也是最可喜的收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武威是全省有名的“老大难”县,阶级斗争尖
    锐复杂,革命和生产都上不去,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到武威县来工作。群众形容说:“领导干部难久留,怕犯错误栽跟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广大干部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下定决心把武威建成大寨式的县。他们反常规,走出办公室,扎根到基层,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发动群众。他们和群众一起攻读马列的书,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木主义,批判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他们和群众一起打井抗旱,抡起铁镐平整大寨田,书写“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历史新篇章。
    今天,在武威县,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喜人情景。各级党委层层举办的理论学习班,一期接一期,公社、大队、生产队学习理论的三级辅导网,已初步形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理论骨干队伍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大大发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过去,有的干部嘴里喊的是大干,而实际上夹着铁锨乱转。如今,广大
    基层干部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五更棉衣身霜,中午单衣一身汗”的模范行动,实打实地带头大干社会主义。新老干部都能以大寨干部为榜样,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反修防修的大事来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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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心贴心地和群众一起劳动,在泥土中滚打,风雨中奔忙,换来了土地大变样,粮食大增产。
    全县人民从五年大干,五年大变的斗争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舒
    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艰苫奋斗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成了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从干部到群众,都能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以革命前辈在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啡,不畏艰苦,忘我劳动,大干苦干。永昌公社马珣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背着八十多斤重的钢丝绳,连夜跑了三十多里路,赶回打井工地,棉袄磨开了花,脊背上往外浸血,仍然坚持战斗。社员们感动得淌眼泪他却笑着说:“打井抗旱为革命,越苦越累心越甜。”和寨公社山高大队有两个女社员,她们说:“为了社会主义开凿幸福泉,再苫再累我们也要上战场!”
    她们积极克服小孩拖累等困难,参加了抗旱打井的战斗,饿了啃一块饼
    子,渴了喝几口开水,坚持不下火线。
    今天的武威,燃遍了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批判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社社队队设有大批判专栏。人们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和平公社韩寨大队有个女社员叫任翠兰,从前见了人还没说话脸就红了,对集体的事情不多管,对坏人坏事不敢斗,批林批孔运动的普及、深入使她从“男尊女卑”的桎梏屮解放岀来,她心里渐渐装上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变成了全队出名的“管得宽”,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敢管,对错误思想敢批评,对坏人坏事敢斗争。一次她下地去干活,看见本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提着篮子一面走路,一面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心里就犯了疑,立即追上去盘问,那个坏家伙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想溜走,被任翠兰一把抓住,从他的篮子里搜出了骗钱害人的罪证。不久,群众就把处处做到“三敢”的任翠兰选为妇女队长。过去心想一家一户的农民意识开始冲出了私有制观念的精神牢笼。解放前,武威县农村有句俗话:“浇水不认亲爹娘”,为了使自己家的地浇上水,那怕是自己的亲属也不能让水。那时候,因为争水,村与村、户与户常常打架斗殴。解放后,会制度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为浇水打架闹事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几年前遇到天旱缺水情况,仍然有争水抢水的矛盾发生。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七三、一九七四两年,正当全县缺水干旱的关键时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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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有了机井的社队,主动把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井水送到兄弟社队,浇灌受旱的禾苗,为保证全县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武威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说:“大寨的道路,就是几亿农民坚持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学了大寨,我们懂得了自己治山治水的战斗是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的,我们的一锄一锨都是为了完成铲除旧制度的痕迹,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就是武威县的干部和人民经过场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的新认识。有了这种高度觉悟,有了这种精神境界,还有什么人问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五年来,武威的干部和人民正是用这种新的思想,去改造自然的面貌,
    创造社会主义农业的宏伟业绩,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图。
    先说水吧,过去,虽然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因为人们的思想被“靠天
    吃饭”的绳索捆得紧紧的,地下水没有开发,干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春天愁地千下不了种,夏天急没雨浇不了苗,秋天怕没水泡不了地,终年盼雨水,等山水
    后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着手开发利用地下水,但是,“国家出钱,
    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黑货,又象一块无形的磨盘石,压抑着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专家治水”的毒害下,修一条干渠,得国家投资几百万元,得三、四年时间。因而渠道失修,河水乱流,不仅地下水请不出来,连地面水也管不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象熊熊烈火,燃遍了武威
    大地;党的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光大,什么“靠天吃饭”“专家治水”“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等修正主义黑货,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厉史的垃圾堆,人们学习大寨人改造山河的革命气魄,同干旱开展了斗争,靠自己的双手向地下要水。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干中学,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
    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百九十七眼,相当于前二十年打井总数的八倍。农用输电线路也由一九七零年前的一百五十公里,发展到七百
    八十多公里,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架起了电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社队的土地是“牛肋巴,猪耳挂”,一提
    平田整地,个别懦夫懒汉思想作怪的人,就摇着脑袋说:“土地一年大翻腾,庄稼十年不如人。”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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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来,武威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改天换地的战斗。
    截至一九七四年底的四年中,新建标准条田五十四万多亩,超过了前二十年条田总数的三倍
    喜看今日的武威面貌,日新月异,有些地方已经条田连片,“铁牛”奔
    驰,一眼眼机井星罗棋布,机声隆隆,一条条水渠清水长流,纵橫似网,一条条大道绿树成荫,平坦宽畅。做到了田、渠、林、路,纵横相间,又平又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五年来,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武威县的农、林
    牧、副各业兴旺。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零年相比,造林面积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生猪存栏数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农副业总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社队公共积累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个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全县拖拉机由一九七岺年的一百九十台,增加到二百八十九台,排灌机械由二百八十台,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八台。扩建和兴建了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架子车、磷肥、水泥等支农产品,由过去的十五种增加到二十六种,为高速度地发展农业做出了有力地支援
    农业生产基木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一九七二年
    仝县粮食平均亩产四百零三斤,比上一年猛增一百零四斤,一举上《纲要》。
    九七三年遇到严重的干旱侵袭,亩产仍然达到四百二十二斤。一九七四年,又战胜旱、风、霜、雹等自然灾害,粮食亩产达到四百五十七斤,总产五亿二千万斤创厉史最高记录。
    五年来,全县人民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向国家
    交售的粮食一年更比一年多。每到秋季,武威县农村的条条大道上,车水马龙,辆接一辆的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满载着金灿灿、红艳艳的“爱国粮”满载着广大社员群众的心意,争先恐后地奔向粮站。许多老贫农捋着胡子,无限喜悦,无比自豪地说:“我们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民,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九七二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七千八百五十六万斤。一九七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九千三百万斤。一九七四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亿五千万斤,比国家规定的五千二百万斤包购任务超额近两倍。四年内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全县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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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的实践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
    五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武威结出丰硕成果,批林批孔运动在武威县不断赢得胜利的五年,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厉史任务在武威县逐步落实,逐步取得成效的五年
    大寨春风吹遍武威,武威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武威人民将在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挥笔描绘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画图
    县委是关键
    九七零年秋天,武威县作为后进县,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
    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直接听了昔阳县学大寨的经验介绍,亲眼看了昔阳县人民发扬大寨精神,治山治水,大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动人情景,震动很大:昔阳县能在短期内建成大寨式的县,武威县为什么长期处于后进状态?是武威县的自然条件不如昔阳吗?不是,武威县的条件不比昔阳差,是武威的人民群众不愿意干吗?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武威县何时才能象昔阳那样建成大寨式的县?这些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武威县领导班子面前
    长城公社的启示
    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新步子,是从认识了根本在路线,领
    导是关键这一点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这句言简意明的话,人早就熟知了,但是,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理解了,做到了并不容易。他们在斗争实践中走过了段曲折的道路,才加深了理解,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
    九六八年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县革命委员
    会,刚一成立就着手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那年冬天到一九六九年春季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县革委会先后组织了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四千多人,去大寨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教育。不少社队干部回来后,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带领群众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并且涌现出了长城公社、四坝公社四坝大队第二生产队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由于县革委会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的指导思想不明确,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仍有部分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冷冷清清,没有上路,还有相当多的社队学大寨没抓住根本,光学表面,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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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回答《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问题时,武威县的领导班子,首先对照昔阳、大寨找差距,发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整风的方法揭露矛盾。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大家向县委提出了一百多条意见:有的说,武威县委在领导学大寨中是:雷声大,雨点小,嘴上说得凶,实际干得松。有的说:县的领导学大寨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县的领导是学大寨学在嘴上,行动不对号,面貌咋变了?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的这些意见说明: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尽管学大寨的会没少开,赶大寨的口号没少喊,但是,由于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学大寨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当时,大多数领导成员认为,群众的批评敲到了锣心上,揭到了要害处,
    也有个别领导成员,对群众的尖锐批评接受不了。
    为了端正领导成员的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地
    处腾格里大沙漠前沿的长城公社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长城公社不仅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也是出席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解放前,这里是个黄沙滚滚不见天,到处沙窝不见田”的穷地方,全公社一万六千多亩土地全部被沙海包围,亩产只有百十斤。解放后,依靠集体的力量,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长城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响应,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公社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木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狠抓阶级斗争,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投机倒把等瓦解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对于弃农经商、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及时批,反复批,不断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苫奋斗的革命精神,向沙漠开战,同风沙搏斗,在风沙豁口上植树造林,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在前十年植树造林的基础上,把分散的林片连接成了林带,营造了两条总长六十六里的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造林面积达到了三万九千多亩,锁住了“黄龙”,保护了庄田。同时每年组织大批劳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面貌大改变,使昔日沙丘横卧的碱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从一九六六年以来,粮食亩j连年上《纲要》,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县委仝体同志和长城公社的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参加植树造林劳动,听取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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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县委成员看“长城”,想全县,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全县自然条件
    较差的长城公社,所以能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原因是公社的领导班子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学习大寨经验,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长城公社能办到的,全县为什么没有办到?长城公社学大寨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在全县推开?不怪基层,不怨群众,责任完全在县委。
    长城公社的启示,使武威县委的领导成员,对昔阳县学大寨的一个重要
    经验“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个县的范围内,要把大寨经验迅速地、全面地推开,尽快地建成大寨式的县关键在县委。只要解决好县委领导班子本身的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好县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建设一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社会主义雄心壮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团结战斗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就能带领全县人民加快学大寨的步伐,在短期内改变全县落后面貌
    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
    人们说:“学大寨运动中的斗争,是随时可见,每步必有。”这话
    点不假,武威县学大寨赶昔阳刚一起步,就遇到了激烈的斗争。武威县在贯彻落实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时,提出了“狠抓路线促大干,重新安排山河川,奋战年上《纲要》,五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口号。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
    这时,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攻击短期内改变面貌是‘左
    倾’盲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领导班子内部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内部,也出现了一场斗争,影响了班子内部的团结,使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阻碍。面对这场斗争,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回顾历史,分析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厉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学大寨运动的全部过程,充满了这些斗争。要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首先抓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不解决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就无所谓团结胜利,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正在全县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可能夭折。于是,在省、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县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以“四大”为武器,揭开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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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班子内部路线斗争的盖子,分清了路线是非,在这场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好人,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和群众,赢得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嬴得了学大寨、赶昔阳的第一个战斗的胜利
    黄河后浪推前浪,斗争一场接一场,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新的斗
    争又会出现。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减了产,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激烈了起来,这种斗争又反映到了县委领导班子内部。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困难面前怎么办?县委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尖锐起来
    有的同志对粮食减产怨天尤人,认为粮食减产是干旱造成的。对武威县
    在几年内能不能大上快变,又产生了怀疑,说什么:有史以来,武威县的粮食产量,总是随着雨雪的多少而增减,这个“水涨船高,水低船落”的现象,一时难以改变。
    还有的同志面对困难唉声叹气,张口闭口“难啊,难”,说什么,昔阳
    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口,而武威县是六、七十万人口的大县,人多事杂,工作难搞,长期落后,面貌难变
    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看法。粮食减产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吗?同样的干旱,同样的灾害,为什么法放等公社增了产,而有些水利条件较好的社队却减了产?是“人多事杂,面貌难变”吗?为什么长期落后、情况复杂的金沙公社能在一年内面貌大变,粮食上《纲要》,而一些基础较好的社队却减产倒退呢?大量的事实说明,只要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一定会蓬勃兴起,取得成效。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武威县大劳力多,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人民群众热气高,干劲大,只要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县人民象大寨、昔阳那样努力奋斗,艰苦作战,短期内完全有可能大变,昔阳县能够办得到的,武威县也定能够办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实质就是县委领导班子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
    线斗争的反映。他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开门整风,进行思想交锋,使大家的认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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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统一: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县委,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伐。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和灾害,也不在于落后难变,关键在于一些同志头脑里的唯心史观作怪,只看到部分地区自然条件差的一面,看不到条件差是可以改变的;只看到长期落后,看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中焕发出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注意埋头抓生产,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常委深入基层,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检讨工作,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这样做了之后,不仅没有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反而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坚定了学大寨赶昔阳的信心
    从这时起,武威县委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学大寨绝不是
    那样和和平平的,要挺起腰杆斗,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几年来,武威县委采取各种措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县委和区、社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阶级斗争动向分析会,保持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每年的春种、夏收等一些重要生活动开始之前,全县各社、队普遍评审地、富、反、坏,并且把一些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交给广大群众进行批斗,开展对敌斗争,打击破坏活动;抓住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思潮,及时引导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
    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扫除思想障碍;每年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总结交
    流经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教育干部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认识风向辨明是
    非的本领也增长了。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深深感到,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会在不同的形势下,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工作顺利、学大寨取得定成绩的时候,注意克服和批判了盲目乐观、停滞不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又及时地同畏难松劲、悲观失望的思想作斗争。这样,使县委领导成员经常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裝头脑,坚持不断斗争,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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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四年,是武威县连续获得丰收的第三个年头,正在夺粮的关键时
    刻,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特别是受旱严重的黄羊区,河水比往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二,人畜饮水的淓池全部干涸,全区九万亩夏禾作物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县委及时作出了抓黄羊区,促全县,抗旱夺粮保丰收的决定,提出在黄羊区开展担水点种小秋作物。这时候,社会上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说:“天命如此,种在人,收在天么”“旱情这么严重,靠担水点种,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小撮阶级敌人也攻击说,担水点种是,“极左思潮”“劳民伤财”。还有个别同志,也对战胜千旱信心不足,认为“旱情重,没法抗,担水点种顶啥用?“是象大寨和昔阳那样,迎着困难前进,还是被困难吓倒,是前进,还是倒退呢?在这新的考验面前,县委领导清楚地意识到:不仅在顺利的时候学大寨,在困难和灾害严重的时候,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更要亳不动摇地学大寨,才算真学大寨。只能象昔阳人民那样,“天大旱,人大干”,战胜灾害夺丰收,决不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大破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大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向灾害展开了斗争。县委领导,以及正在县上开会的各区、社领导百多人,同城市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一起,拉着架子车,连夜到六十里外的黄羊地区送水抗旱。当时,武威城内热闹非凡,倒不是人们去看什么动人情景,而是都在议论武威县农业学大寨史上的一件新事物。人们说:“过去,我们听说过昔阳县担水抗旱的事,当时不过觉得是一种精神,今天武威也出现了这种事,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精神,而是精神产生的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一夜,在“兰新”公路上,一支抗旱队伍在一路小跑,汗洒在路上,脚上打起了血泡,但这汗水却冲刷了“天命观”,这血泡回击了靠自然恩赐过日子的懦夫思想。在县委带领下县级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出动了三千七百多人,汽车、拖拉机、架子车、自行车等运输工具一千八百多辆,拉水送水,掀起了抗旱热潮
    在黄羊区的谢河公社,有个只有九十多人的东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干旱
    夺走了他们的好庄稼,炎日晒得土地直冒青烟,有些老年人说:“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样的灾情,就只有逃荒要饭了。”一九二九年,旱情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死的人不计其数,死尸无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如今,时代不同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武威人民,视“天命”如粪土,不低头,不弯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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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子,都岀动了,担着桶,端着脸盆,拿着碗,一桶桶,一盆盆,一碗碗地把水送到地里,点种了八亩玉米。县委用这个队的事实来教育大家,他们把各级领导干部带到这个生产队,指着正在用珍惜的水与老天夺粮的老人和孩子们对大家说:“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行动吧,他们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医治我们头脑中的右倾顽症
    的确,人民群众的英雄行动,难道不是已经宣告了林彪、孔老二的“天
    命观”破产了吗?难道不是决定了历史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吗?
    这场斗争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也获得了物质上的丰收。在黄羊区抗旱
    斗争的推动下,全县有十八万人投入了抗旱斗争,使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二年,增产五千七百多万斤,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
    五年来,武威县委就是这样,斗争一次,增添一层智慧和力量,终于斗
    出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成绩。
    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
    革命化的作风,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保证,为
    了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武威县委把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坚持在干中指挥,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过去有人认为:武威县的大队多,一个大队住一天,也得四百多天。有
    的领导以此为借口,蹲在机关忙于日常事务,靠文件指导工作,靠电话了解情况下去之后也是转一转,看一看,象水上的葫芦沉不下去。贫下中农批评说:“只说干干干,不见领导面,武威农业要上去,县的领导得下来。
    群众的尖锐批评,给新的县委敲起了警钟,大干大变就要舍得花力气
    舍得流大汗,领导要当学大寨的火车头,同群众一起战斗,一起前进,不能站在边指手划脚,空喊口号,一定要把脚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从群众中汲取政冶营养,和全县人民一起改天换地。为了迅速改变武威面貌,县委经常只留一两个常委在家主持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吃住在社队,劳动在田间,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商量,抓路线教育,搞调査研究,取得指导三大革命斗争的主动权。谁都知道干旱是武威发展农业的主要威胁,而解决干旱的办法是什么?就得靠调査。新县委一成立,这个调査工作就开始了。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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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现在状况是啥?过去状况是啥?山区又是靠什么来解决水利化?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古老的河床谷道,深山的冰川雪堆,甚至连无人烟的老林灌丛之中,县委的一些同志都分别走到了,才得出了解决武威水利问题的正确答案。当全县掀起打井、修渠等水利建设高潮以后,县委又对哪个地区可以打井,哪个地区应该修渠,以及打什么样的井,装什么样的抽水机槭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地调查了解。在那些进行水利化建设的日日夜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县委的同志,头顶烈日,或披着风雨,在渠道上、在井台上调查和访问。他们通过察看武威的山水水,按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把全县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制定个全面治理武威面貌的初步规划:山区和沿山地区,大搞梯田和台田建设,蓄水保墒,防止水土流失,一季夺高产;山水地区大搞条田建设和渠系配套,提高河水利用率,扩大灌溉面积,实行间作套种;泉水地区主要是开发利用地下水,打机井,搞深翻,大力推广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武威县委在指导工作中,对涉及全县性的大问题上是这样做的,就是在
    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也是这样做的。举个例子说吧:一九七三年六月间的一段时间里,黄羊河上游来水量达到六个秒立米,县委算了一个帐,如果按这个水量,不仅可以浇完全灌区的第一轮苗水,还可以泡两万亩干地,扩大秋禾作物。当时县委考虑到黄羊区因为干旱少种了几万亩地,现在泡些干地抢种部分秋粮,还可以弥补夏禾的不足。但是又想到,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现在上游来水六立方,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呢?心里觉得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教导,没有立刻作出决定,而是派了工作组,先到山里去勘察来水区域内的积雪。勘察结果表明:来水区域内没有积雪。于是县委就放弃了泡干地扩种的计划,指示黄羊区集中精力灌好二轮苗水。以后水量果然逐渐减少,连灌苗水都显得十分紧张了。中共武威县委就是这样,不经过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进行周密的调査研究,掌握切实可靠的依据,绝不轻易决定重大问题。
    要把改变武威面貌的蓝图变为现实,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近几年来
    县委领导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大干苦干。一九
    七四年秋天,在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中,县委常委带领机关干部,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办公,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参加劳动,指挥生产。一次,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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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到韩佐公社去参加劳动,看到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夜里灯火一片,社员们天三出勤,你追我赶,大干苦干,心情无比激动。他亲自提笔写了一块“武威县大河区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牌子,挂在改土治水的现场,和群众一起大干,他不是拉架子车飞奔,就是挥动着铁锨上土。有一次,天还没有大亮,他拉着架子车同社员一块运土,帮助拉车的小张说:“你是这辆车子的司机,我就是你的助手,咱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跑。”听了小张的话,他更加信心百倍,浑身是劲。他俩一个拉,一个推,一直干到太阳红,在吃早饭的时候,小张才知道和自己一块干活的是县委书记。他看着满脸是汗,浑身是土的县委书记,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能和你在一起战斗。”县委书记高兴地说:“不,你应该想到,过去我们没有在一起劳动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今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我们将永远战斗在一起,向共产主义迈步
    “永远和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这句话,代表了武威县委全体成员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勇往直前的心愿,他们从书记到委员,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旧传统观念决裂,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反修防修的大事。一九七四年秋,县委提岀每个干部深翻亩地,县委常委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革命,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革命胜利后,进了城,坐了机关由于脱离了劳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淡薄了。文化大革命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进了“五七”干校,在学习和劳动中提高了路线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使他深深认识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危险。当他担任县委领导以后,经常告诫自己,要干着指挥,绝不能转着指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血管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医生曾警告他,病情又有新的发展,不能参加劳动。但是,他全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一有空就参加劳动。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去检査工作,当来到他蹲点的大队时,天已经黑了。他问队长:“明天干啥活?“队长看他已经很疲劳了,就说:“明天我们放假,你就好好休息吧。”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了床,到地里去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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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们上工时,他已平出了好大的一块。见到此情景,社员们说:“县委领导这么干,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县委利用开会、学习的机会,还经常组织一些集体劳动,他们在劳动中
    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赞扬。有一次,他们在南营公社穿城大队集体劳动,发现这个大队的改土造田进展不快,他们就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劳动,一起谈心,了解到这个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差,主要是干部缺乏大干快变的思想。他们就和干部座谈,提高他们的认识,使这个大队的干部振奋了革命精神,很快就在全公社掀起了一个与河争地的高潮。
    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
    示,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自己的头脑里构筑反修防修的长城,同时也用自己带头大干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广大基层干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
    从全县情况来说,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在基层,一个领导班子的好
    坏,又直接关系到那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能不能深入开展。双城公社中山大队是一个地势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好地方,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非常优越。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党支部的几个干部都能一心搞社会主义,他们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粮食亩产就达到了四百零
    八斤,实现了《纲要》规定的指标,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后来,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领导班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泛滥了起来,大搞自由种植,与种粮食争肥、争水、争劳力;社员大量外出“抓钱”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下来。一九七年春季,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带领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后,新的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木主义,坚持学大寨。当年粮食亩产就由上年的二百多斤上升到四百多斤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七二年过了“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七百
    十多斤。中山大队两上一下的经验教训,使武威县委认识到:革命化的领导班,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决定因素,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权利,只有掌握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才会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反之,如果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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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不可能落实,农业学大寨也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要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就必须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斗天、斗地、斗敌人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武威县委对全县基层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分
    析,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县的基层领导班子,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能联系群众,有比较强烈的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但还有一些处于后进状况的班子,很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这类班子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有极少薮班子中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阶级阵线不清,在他们那里好人受气,坏人得志。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专搞邪门歪道有的领导成员,木身就热衷于搞资本主义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搞自由种植,什么利大种什么,不管国家计划;搞重副轻农,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在生活上搞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在这些人掌权的地方,根本不学大寨,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年年完不成国家任务,少数人富裕,多数群众生活困难。二是主要领导成员不敢抓阶级斗争,他们的思想受孔老二“中庸之道”的毒害很深,说什么“石头大了绕着走”“腿长廓露水,话多惹是非”。在这些人当权的单位,正气上升不起来,坏人坏事没人过问,学大寨冷冷清清。三是少数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社队干部,产生了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的思想,觉得产量不高年年有增加,贡献不大比兄弟社队高,社员的肚子吃饱了,该歇口气了,不愿继续前进。认为学大寨,无非是把生产搞好,现在地里有看的,社员有吃的,给国家有交的,学大寨算学到了头。
    从上述分析中武威县委认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必须要狠
    抓基层,在社队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建设上下功夫。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搞好自身革命化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对基层干部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从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从分析基层干部的思
    想状况和发展变化中深深感到:过去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在路线斗争中左右摇摆,分不清路线是非,不能自觉抵制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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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学大寨,主要原因是头脑里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大寨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认识不清。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党支部那样坚持巧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坚强战斗堡垒,就必须认真抓好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加强他们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武威县委根据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书学习有一定困难的特点,通过举办基层干部理论学习班,分期分批上党校等办法,把基层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集中起来,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进行短期培训。四年来,参加学习的仅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革委会正副主任已达
    三千多人次,全县四百三十八个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集中学习次。在党校和学习班里,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学大寨运动中遇到的斗争,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多数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贯彻党的基木路线的觉悟不断提高,加强了学大寨的领导,推动了学大寨运动的步步深入。
    五年来,武威县委通过不断地抓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大大加强了基层
    干部的思想建设,使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主要表现是
    第一,过去有些基层干部其所以不能很好的带领群众学大寨,是因为对
    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学大寨停留在口头上,年年喊学大寨,大寨经验学不来。通过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和总结自己在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大寨是我国农业集体化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典型。学不学大寨,学大寨学什么?这不单纯是个生产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无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这个认识后许多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领导学大寨中就能认真地抓住方向路线问题,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面貌,能够因地制宜地改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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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基本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大上快上。南安公社羊儿大队是个千旱出了名的地方,有首民谣说
    “石头羊儿沟,鹰、雀、老鸦磕石头,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以
    往,这个大队的干部,胸无大志,认为羊儿大队的自然条件太差无法学大寨,常常以那首民谣作为挡箭牌,得过且过,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吃了十几年供应粮。后来,大队干部分别参加了几期理论学习班,对照大寨经验,联系自己的实际,加深了对基本路线的理解,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再也巫不住了,在一起认真地讨论,“自然条件差,能不能改变?羊儿大队还能继续落后下去吗?
    寸论的结果,统一了思想,一致认识到:越是条件差,越要学大寨,只
    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大寨精神,什么样的条件都能改变。他们下定决心学大寨,革命加拚命,誓叫羊儿换新天。一九七三年夏天,他们带领群众狠批唯条件论,狠批懦夫懒汉思想,大干五十天,打成了机井八眼,改变了干·旱面貌,当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一九七四年又跨过了“黄河”。民谣也换上了新的内容:“今日羊儿沟,清水潺潺日夜流,没说三年两头旱,年年都要大丰收。“
    第二,在学大寨初期,有的基层干部只把大寨作为一个生产典型来学
    只学表面,不抓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揭、不敢批,就生产抓生产,生老是上不去。高坝公社高坝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海元,过去怕惹是非,不敢抓阶级斗争。第七生产队干部之间不团结,互不服气,生产处于后进状态。冯海元曾多次到这个队,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学习班上,他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论述,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大寨是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同资本主义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因此,学大寨就要坚持斗争哲学,不坚持斗争哲学,学大寨就学不好。他回到队里以后,以党的基木路线为指针,再次到七队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原来是阶级敌人在暗中破坏捣乱。于是,他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增强了革命团结,使这个队的革命和生产岀现了新气象
    第三,从一九七零年以来,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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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倾向,只看到斗争后取得的胜利,看
    不到胜利后还有斗争,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认识不到现有的成绩,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因而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只守旧摊摊,不想新套套。长城公社前营大队是武威县学大寨学得比较好的一个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木路线,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就达到了七百多斤,大大改变了历史上那种“风沙撵人走
    斗”的穷白面貌。在这种形势下
    大队领导班子中的个别成员,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在风沙线上搞农业,亩能够达到七百多斤,已经是骑着骆驼上沙尖一一够高的了。因此,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了一九七零年亩产过“长江”的口号。但由于思想上的白满松劲,行动上的因循守旧,结果是连续过了三个年头,还在“长江”边上徘徊。一九七二年,大队党支部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了县的理论学习班后,回到队里组织开门整风,对照党的基木路线,认真总结三年过不了“长江”的教训,批判了半截子革命的思想,大家决心要象大寨的干部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开办政治夜校,建立图书室。阶级斗争日日抓,基本路线天天讲,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批,反复批,大大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科学种田,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过“长江”,一九七四年又突破了千斤大关,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继续革命,不断夺取高产的先进大队。
    加强基层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对基层领导班子普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
    时,还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社、队干部学习、工作,加强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柏树公社中畦大队,在旧社会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地方。这里的二千五百
    多亩耕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富农霸占,大部分贫下中农流离失所,出外扛长工,打短工,逃荒要饭。一些老幼拖累较大,不能背井离乡的穷苦人在路旁用土块泥巴垒个窝铺居住下来,挖野菜吃草根糊口度日,因此,人们把这里叫周家窝铺。解放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农业生产逐年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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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从全柏树公社看,仍然处于中间状态,对国家贡献不大。到这里蹲点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在深入调査研究后,发现大队领导班子的手脚被满足于现状的思想绳索捆住了,总认为当日的周家窝铺,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粮食上了《纲要》,社员吃饱了肚子,对国家也有了点贡献,再要大发展多贡献就不那么容易了。针对这些思想,这位县委副书记和大队干部在同一盏灯下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一个炕上彻夜谈心,帮助他们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光辉论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延文说:过去我们总觉着,只要把本大队搞好,社员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心中没有大目标。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观念。个基层党组织,只有首先把自己从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岀来,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冲破旧的思想牢笼,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在思想认识提髙的基础上,这个大队原有的干部焕发了继续革命的朝气,决心带领社员群众彻底改变中畦面貌,加快学大寨的步伐,为国家多作贡献;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朝气蓬勃、敢打敢冲的年轻干部,充实加强了大队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各生产队也都选拔配备了年轻队长,全队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他们自筹资金四万两千多元,经过两年的英勇奋战,打成机井八眼,平出条田千二百多亩,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七十斤,给国家贡献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
    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帮助领导班子进行革命化建设,使许多基层班子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能够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学大寨,而且增长了学大寨,学什么,怎么学的才干。
    清水公社王锐大队,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队,但是,长期落后,
    靠吃国家供应粮过日子。这条穷根到底在哪里?清源区委的负责同志带着两个干部到这个大队帮助工作,他们协助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到阶级斗争激烈,资木主义倾向严重的第一生产队去,搞了四十天的开门整风。同时,在社员群众中举办了四十天的路线教育学习班,具体剖析了第一生产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原来这个队的生产队长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敌人的糖弹面前吃了败仗。个投机倒把分子请他吃吃喝喝,还给他送了一顶帽子,他就让这个投机倒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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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领着二十五名强壮劳力出外搞副业单干,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群众批评说:“敌人送给你的不是一顶普通帽子,那是一顶印着‘新的走资派’字样的帽子,你戴上它就会把我们领上刘少奇走的路上去,这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啊资本主义的苫处我们尝够了;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我们走定了!”群众的批评,在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专阶级敌人的政,阶级敌人就要挖社会主义墙根,不批臭资本主义,就变不了穷白面貌。从此,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和干部,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大千一年,面貌大变,粮食亩产比上年猛增百分之七十六,摘掉了吃供应粮的帽子。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六百八十
    五斤,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通过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对社、队领
    导班子进行帮助培养,使大部分基层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有少数社、队情况复杂,问题较多,领导班子仍然处于后进状态,还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重点整顿。否则就会拉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影响农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县委下决心抓后进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促进后进队的转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武威县委先后从县级机关抽调二千多名干部,由县委常委和各部门领导干部带领,用了四个冬春的时间,对十一个后进公社、一百八十二个后进大队和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大队领导班子,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每期三至六个月。大体分为学习文件、开门整风和组织建设个阶段。在整顿前,首先进行调査研究,摸清社队领导班子的状况,做到情况明,底子清。然后认真培训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任务熟悉政策。同时,组织一定力量先行试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在整顿过程中,武威县委注意贯彻了坚持正面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
    原则,从深入进行党的基木路线教育着手,突出进行思想整顿。他们认为:这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主要是中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造成的。因此,要把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整顿和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根本任务来抓在教育过程中,采取一学、二揭、三査、四批、五总结的方法,组织干部群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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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接着大揭大摆本队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使干部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启发干部自觉检查阶级立场査不抓阶级斗争给革命和生产带来的危害;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共同对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最后,帮助基层干部,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学大寨的方向。和寨公社山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兆熙,过去对党的基木路线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大寨经验推不开。一九七一年全大队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八十五斤,不但对国家没有贡献,还吃了十万零九千斤回销粮。这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公社有的干部也主张撤换。在这里蹲点的县委书记深入调査研究,同干部群众起,对他进行历史的全面分析。大家认为徐兆熙同志出身好,根子正,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没做好,主要是路线觉悟不高。在县委领导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徐兆煕从思想上深刻地进行了检査,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仍任党支部书记。县委领导同志为了帮助他,先后六次同他促膝谈心,同他一起学习弓列和毛主席著作,讲路线、教办法,热情支持他工作使他很受感动。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大干苦干,一年之内,白筹资金九万八千多元,打成机井九眼。一年大干,一年大变,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猛增到三百七十四斤,亩产、总产都比一九七一年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上了《纲要》,一九七四年跨过了“黄河“。
    在组织整顿中,对于那些不能继续担任主要领导的干部,着重从思想上
    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组织上进行调整充实,使其提高战斗力。谢河公社新路大队的原任支部书记何东先,是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历次运动中,受过群众批判,因为路线觉悟不高,没有吸取正面经验,而是错误吸收了反面教训,工作中胆小怕事。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几个副书记、副主任也是“老好人”思想严重,他们斗阶级敌人、批资本主义不狠,干社会主义小打小闹,小手小脚。一九七三年冬,县、区、社三级党委派工作组,对这个大队班子进行了重点整顿。整顿中,一些群众主张把他们全部换下来。工作组对这个班子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何东先出身好,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作中有一定经验,只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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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路线觉悟,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副书记李伯奎在当生产队长时,敢斗敢闯,到了大队受了何东先的影响,才有些缩手缩脚了,通过教育,还是可以焕发出原有的那么一股干劲。因而不主张全部撤换。一方面组织他们批判“中庸之道”,进行开门整风;另一方面让何东先、李伯奎深入到各生产队检讨错误,处理以往积压的问题,他们在生产第一线受锻炼,受考验,同时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意他们继续当干部。何东先本人提出自己年纪大了,要让年轻人早挑担子,早接班,他自己当个助手和参谋。工作组根据群众意见、本人建议和实际情况,调整充实了大队班子,让李伯奎担任了支部书记,又新选了一名副书记,何东先被选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整顿和改选后的新班子,团结战斗,面貌一新,使全大队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九七四年秋冬,大干八十天,平整标准条田六百五十亩,相当于以往平整条田总和的百分之六十五。何东先在负责大队水利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九七五年春,这个公社缺水干旱,无法下种,他和大队其他干部,带领社员们担水点种玉米一百多亩,抢种粮食二百五十多亩,超额完成了播种计划,成为全公社完成播种任务最好的一个大队
    在组织整顿的过程中,除犯有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者外,对犯有
    般错误,又不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撤换和调整。在撤换和调整时,认真贯彻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他们不当干部,还要做一个好党员、好社员。红星公社华亭大队原任党支部书记梁守元,担任干部多年,工作中犯有一定的错误,工作长期落后。
    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组织整顿,群众意见较多,不撤换对改变这个队的落后面貌影响较大,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査了解,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最后在做通本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大队支部进行了重新改选,梁守元回队去当社员。此后,有个别社员对他进行讽刺打击,大队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后,专门召开社员大会,对全体社员进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同时鼓励梁守元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个好党员、好社员。经过一番工作后,广大社员提高了认识,梁守元也焕发了革命精神,积极帮助本生产队的干部做好工作,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处处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一九七四年冬,又被木队社员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去年在农业学大寨中,他和队里的其他干部团结战斗,使全队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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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整顿的社队,多数变化很大。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整顿的一百
    四十二个后进大队,到一九七三年有七十个大队上了《纲要》,十七个大队过了“黄河”,十一个公社中,一九七四年有六个上了《纲要》,两个过了“黄河”。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七零年,武威县的农业生产取得
    了较好的收成。大部分社队增了产,总结丰收经验的报告,雪片似的飞到县革委会,但是也有少数社队减了产。到第二年春天,一份份要回销粮的报告送到了县委。这些减产要粮的社队里边,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处在“田心地胆”的好地方他们为什么“端着金饭碗,伸手要饭吃”呢?武威县的负责同志迈开双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个严重的问题
    清源公社的刘广大队,土地肥如油,清泉地边流,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
    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全县出了名的后进大队。一九七零年,清源公社的粮食亩产四百三十六斤,刘广大队的亩产却只有三百七十多斤。别的大队打井抗早,锄草积肥,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刘广大队的农田里,干活的人稀稀拉拉,而且大部分是妇女和老汉,生产冷冷清清。这些现象,使县、区、社派到刘广大队解剖“麻雀”的工作组同志产生了许多想法,也提出了很多疑问。当他们广泛地接触了群众,深入进行了调査硏究,用党的基木路线一衡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分析,刘广大队长期落后的“毒根”才算挖到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但又惧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不敢公开跳出来捣乱,就拚命煽动资本主义妖风:“集体生产靠不住,要想富,还得走老路”,“吃粮靠国家,挣钱自己花。”这股妖风,刮得一些富裕农民迷失了方向,放下集体生产,想方设法捞把。第四生产队有个富裕中农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奔忙。春天,他从社员手里收购点菜籽儿,拿到山里去倒卖;夏天,在生产队果园里买下成百上千的果子拉到别处换糜子,糜子拉回家碾成米再转手倒卖;秋天,进山买来活羊,杀了卖肉。社员们说他被金钱迷了心窍,是专想个人发财的“脱产”社员。而他自己却说什么:“不跑黑市,我的钱不够花。”他为了个人花好吃好,成天价盘算着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对于集体生产的好坏,全不在意。有一次,队里接到第二天要刮大风的气象预报,为了使已经成熟的粮食不受损失,决定夜里突击割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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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但不支持反而说怪话。在这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全队有三分之的劳力出外搞单干副业。劳力外流这股风,把人心吹散了,在外的人变了心,在家的人不安心。第五生产队队长的妻子,看到出外搞副业的人买了自行车、红绒毯、条绒褂、绸子衫,也有些眼红了,成天价向男人叨叨:“看人家几个月挣成个啥样子了,你当个队长有啥出息。你就不会出去挣点钱。”日久天长,说得这位队长动了心,他甩掉了生产队长的担子,也出外搞起副业单干,在他的影响下,为个人捞一把的妖风,在全大队越刮越厉害。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人不干,不是地不长,资本主义倾向大泛滥,农业生产咋发展?”
    这一场活生生的两个阶级在思想上的争夺战,不仅使解剖“麻雀”的
    县、区、社工作组同志受到了启发,也使大队领导班子经受了一场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他们在社员会上沉痛地检讨说:“毛主席教导我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去战胜资本主义,引导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奔社会主义阳光道,而我们却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对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熟视无睹,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还将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多么危险啊
    刘广这只“麻雀”的病症端在了县委会上,下乡调查的其他常委也都
    有同样的感受,摆出了许多资本主义小车拥挤,堵塞社会主义大道畅通的现象有的地方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歪风邪气上升;有的地方不按国家计划办事,而搞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出售;有的地方不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大批人力、物力放出去“抓钱”。还有一些盘算着个人发家致富的富裕农民公开散布:“男人出外挣钱,女人在家种田”,“集体干活养精神,自留地里下功夫”。有些干部打着“为集体”的旗号,名为集体打算,实为自己捞油水。这一系列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县委领导坐在一起,认真看书学习,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受到了启示,提高了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国农村生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建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代表私有制的思想残余并没有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并没有彻底铲除,农村中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如列宁指出: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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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我们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如果让它自由泛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坚决打击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煽动资木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外,更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建立一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队伍,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县委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怎么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批判资本主
    义倾向呢?刘广大队为全县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为了刹住资本主义妖风,开始时,刘广大队把外出搞副业的人每月向队里提交的副业款,由四十五元提高到五十元,又由五十元提高到六十元、七十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社员外流的问题。可是,事与愿违,出外搞副业单干的劳力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从一百二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他们感到这个办法不行,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让所有出外搞副业的人在规定时间内一律回大队,可是,人虽回到了队里,思想并没有从资木主义的道上回来。五队撂挑子不当队长出外抓钱的那个社员,回到队里没过三天,就买了一口猪,杀了卖肉。群众说,以往出外搞副业单干,还靠劳力挣钱,现在是用钱挣钱,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了
    刘广大队党支部对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认真进行了分析,同时回顾
    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使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制止资本主义倾向,要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富裕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固有习惯改造过来,不是靠开一两次会,或者单纯采取行政措施所能解决的,还要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算帐对比,教育农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教育那个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而奔忙的富裕中农的过程中,大队
    党支部首先引导他回忆他所走过的路子。贫下中农帮助他算帐对比,解放后单干那几年,每年打的粮食每人平均才三百来斤,而近几年,每人每年要分的口粮就是四百多斤,并使他认识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危害,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农村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旧社会人剥削人的状况就会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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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终于使他提高了认识,表示要坚决走共冋富裕的道路,绝不走少数人发家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回头路。在教育五队撂挑子不干的那个队长时,引导大家摆事论理,分清是非。就拿第五生产队来说,春种后,男劳力纷纷出外,地里草没人锄、苗没人管。秋收分配时就回来了,有的人只要口粮,不交副业款,装着票票当欠款户,严重地影响了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其他八个生产队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唯有五队比计划产量减产三万八千多斤拉了全大队学大寨的后腿。这样,使那个撂挑子的队长很快认识了错误,在社员会上作了沉痛地检讨。在以后的生产中他带头苦干,又被群众选为副队长
    忆苦思甜,教育农民加深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
    真理的认识。第一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在劳力大批外流时,也积极地跑到外头搞副业单干。党支部为了教育他,在党员路线教育学习班上启发他忆苫思甜。老贫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你家四口人,无房无地,挤在人家的一间磨房里。为了糊口度日,你四岁的妺妹卖了十五块钱,后来,仍然没法生活,你的母亲也给人家顶了债,是我们全村子贫苦弟兄挡住了‘人贩子’,你母亲才没有被买走。.毛主席教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你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心想着出外抓钱是走的什么路?你可不能忘了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资木主义的回头路万万走不得啊!”这些话,句句似重锤,敲中了他的心头,他思前想后,深深感到自己走错了路,决心和资木主义一刀两断。以后,又有人叫他出外搞副业单干,他说:“为个人打算的副业单干,是资本主义的害人坑,就是个金洞子我也不去挖了。”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一心为公,不久就被群众选为一队的副队长。
    干部以身作则,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铁先得本身硬,当干
    部的要以身作则,按党的原则办事,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然还怎样去教育社
    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总想在干部
    身上打开缺口,让干部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开放“绿灯”,发放“通行证”。农村中一些资木主义歪风刹不住,往往是干部不过硬,或者是带了不好的头。刘广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在教育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批判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同时,十分注意防微杜渐,努力克服干部身上小生产的思想影响,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次,一个领着社员出外搞副业的负责人,回到队里,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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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元钱,硬往党支部副书记手里塞。这位副书记问:“哪来的钱?“那个人说:“你先花吧。”副书记说:“来路不正当的钱,我连一分也不能花."那个人说:“出外的社员都挣了几个,你们干部在家也很辛苦,这是工程上节余的钱,放心花吧."说着,把钱放下就走了。副书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糖弹面前,心明眼亮,立场坚定,立即把钱交给大队文书收了帐,并把这个问题摆在干部会上,让大家分析讨论。通过讨论,教育了千部,另一个在糖弹面前动摇不定的干部,也坚定了立场,表示要和这种打着为集体的旗号,而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作斗争
    四、在坚持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冋时,努力
    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创造克服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的物质条件,使广大社员群众真正认识到,集体经济是靠山。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刘广大队以大寨自力更生、苫干大干的精神,打成并配套大口机井十二眼,修建小水塘一个,保证了灌溉。同时建成标准条田一千二百亩,购置提灌和加工杋械二十台(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粮食亩产一九七二年上《纲要》,一九七三年过“黄河”
    九七四年上升到六百八十斤,总产达到二百一十六万斤,单产、总产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了两倍多,由一个“三靠”出了名的老穷队,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刘广大队的巨大变化,使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到
    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想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间断地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要把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在全县迅速推开,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小生产者和旧的传统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而起来自觉地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
    大贫下中农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要县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会逐步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固有特点,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继续前进。这几年来,武威县委坚持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使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迅速成长起来,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艰巨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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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县委从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总是同意
    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搞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除了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外,还必须象大寨那样,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引导农民同小生产的私有观念和一切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北安大队共有耕地三千一百多亩,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春天水汪汪,冬
    天白茫茫,就是不打粮”的盐碱地。多少年来,“盐碱地不打粮”的结论,象副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再相信这个“结论”,提出要走铺沙压碱夺高产的路子。阶级敌人又散布说:“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妄图焕散社员群众的革命斗志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斗阶级敌人,同时开展了是“听天由命,做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广大社员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树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明确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决心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把盐碱滩改造成髙产稳产田。盐碱最严重的第六生产队一马当先,打响了改造盐碱地的第一炮。他们铺沙压碱移土垫地,深翻改土,把亩产二百来斤的盐碱地建成了亩产过“黄河”的好条田。第六生产队的实践,使人们坚定了改造全大队三千一百多亩地的信心,他们一年接一年地向盐碱地开战,终于将百分之九十的盐碱地改成了春天绿汪汪,夏天金灿灿,冬天平展展的高产稳产田。
    有一个时期,北安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个别社员的私有心理
    拚命鼓吹“空怀岀门、满怀进门”等反动谬论,煽动青年人出外搞单干。这个苗头一出现,驻北安大队工作组和党支部,立即开展正面教育,在全队干部和社员中开展路线教育。社员们奋起批判“金钱万能”的剥削阶级生意经,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并且进行忆苦思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进行关于执行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教育。有个青年跑到外面不但没捞上一分钱,还把家里的一百多块存款花完了,他的父亲为了教育儿子,特意开了个家庭忆苫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咱家穷得房无半间,地无一寸,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吃的猪狗食,穿的破烂衣,受尽了折磨,如今,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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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房子,铺的大白毡,出门骑车子,仓里有余粮,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可不能忘本走资本主义的道啊一席话说得儿子口服心服。以后,这个青年人积极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还帮助别的社员安心在队里劳动。
    以往,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下,北安大队有的人认为“再能干的妇女也顶
    不上半个男子汉".因而,处处轻视妇女,大队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总是不让妇女参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社员们以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教导为武器,向“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猛烈开炮。他们以本大队妇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种田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大量事实,说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真理。进一步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提高了广大妇女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妇女们纷纷跳出家务圈子,顶烈日,冒严寒,争挑重担,抢干重活,成为改天换地,加快学大寨步伐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九七四年,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有五十多个女青年要报名参加,仍有个别守旧派信不过,在人背后嘀咕道:“平地是个大力气活,干不上半个月,终得退下阵来结果怎样呢?专业队的男社员千了八十天,她们也千了八十天,一个人也没更换,由于女社员的参加,平田整地专业队的总人数,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一倍,深翻的土地也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北安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编写和宣讲《厉代劳动
    人民反孔斗争史话》,戮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骗人鬼话,懂得了奴隶们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伟大真理,同时,结合总结北安大队文化大革命前后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使干部认识了群众的力量,也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生产斗争中,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冲破了几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不怕鬼,不信邪,困难面前不弯腰,灾害来了顶得住。一九
    七四年,在严重的旱、虫、涝灾一齐扑来的时候,群众并没有向老天低头,也没有被自然灾害所吓倒,而是开展了战天斗地战胜洪涝的斗争
    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刻,他们大搞打井抗旱,工地上红旗飘飘,热气腾腾
    拉绳的,抬砂的,下井的,制圈的,不分白天黑夜,顽强奋斗,新打机井五眼,保证了灌溉。盛夏,又发生了罕见的虫灾,灰叶蛾遍布田间,茁壮嫩绿的庄稼枝叶,有的被一条条虫子吃得只剩下光秆秆。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人捉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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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打消灭虫害的人民战争,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终于歼灭了害虫,保住了田禾的正常生长。初秋,全大队五百多亩已割倒的麦田,被洪水突然淹没了,麦捆子埋在泥水里,眼看着粮食受到损失怎么办?广大干部和群众挖沟排洪,抢捞麦捆,苫战了三天三夜,战胜了洪水,保住了村庄,捞出了全部麦捆,保证了粮食增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一十四斤,达到七百三十八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县委及时总结推广了北安大队的经验。北安大队狠抓学习理论和革命大
    批判,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很快传遍全县各地,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政治夜校、图书室、业余文艺宣传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同雨后春笋,遍地涌现,茁壮成长。
    新型的农民队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
    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深入,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在斗争中成长,武威县的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和平公社韩寨大队就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好典型。这
    个大队的自然条件较差。全队二千一百多亩土地,被三条满眼石头的烂河滩分隔成三千二百多块窝窝田。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不开,自然条件得不到改造,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亩产一直在二百斤上下打转转,每年都是“吃粮靠国家,资金靠贷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的党支部总结了以往的沉痛教训,认真学习大寨大队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坚持不懈地举办政治夜校,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调动了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广大社员群众,以高昂地战斗姿态修渠平地,努力改变生产基本条件,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九七零年,亩产上《纲要》,首次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结束了吃回销
    粮的历史。一九七二年跨“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七百零六斤,亩产和总都比一九六九年翻了一番,对国家的贡献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二点七倍。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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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功夫,一个贫穷落后的旧韩寨,变成了到处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韩寨,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韩寨大队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虽快,但是,大队党支部保持清醒头脑,坚
    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裝干部和社员,坚持破旧立新,不断前进
    韩寨大队党支部在教育农民继续革命,不断前进中,认真组织大家学习
    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帮助大家破除小生产者的旧习惯,旧观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教育党员克服“半截子革命”思想,时刻记住自己是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第四生产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产量一直居全大队第一名,是韩
    寨大队的先进队,曾多次出席过公社、区、县的先进单位代表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觉着“革命到头”了,该歇一口气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社员们也产生了“安营扎寨”的思想,认为集体富了个人家底也厚了,应当经营经营个人的“小家庭”了。一时间有的出外抓现钱有的盘算着打新庄子盖新房,而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思想上一松劲,生产就栽跟头。一九七三年的产量,由原先的排头掉到了排尾。党支部抓住这件事,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仝大队社员开展辫论:“多年的排头为啥变成了排尾?”“是革命到头了,还是刚刚开始?”在学习和辩论中,使社员们逐步超出小生产的狭隘眼界,继续革命的觉悟迅速提高,大家说:我们的心目中不能只有自己一家户的米箱面柜,而要时刻想着社会主义革命。那个生产队长也在社员会上说:“我在组织上入党已经好几年了,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还没有跳出小生产者的小圈子,在胜利面前不想再继续革命,这同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不相容的。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从此,大家一心奔社会主义,搞集体生产
    九七四年,粮食亩产由上一年的五百四十斤猛增到七百二十五斤,又由全大队的排尾一跃而成为排头
    韩寨大队党支部,由于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
    农民的头脑,狠抓人的思想建设,使“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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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被扫除一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天天发扬光大,干部和社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革命种田,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崇高思想大大发扬。这里有一个关于下中农社员韩福自觉克服私有观念,争做共产主义新人的故事。
    韩福是队里的积肥专业队员,前几年,他为了多挣工分,把河泥掺到大
    粪里边,一年下来,一个人挣了八百多个劳动日,社员们有些信不过,就注意观察他拾粪特多的“诀窍“。不久,“人造大粪”的“诀窍”就被发现了,几个俏皮的青年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老资产”。这个外号一流传,韩福见了人脸红脖子粗,怪不好意思,到家里,儿子老伴埋怨他私心太重,不该欺骗集体。到了队里,社员们劝他来一次自我革命,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扫地出门,让无产阶级的“公”字安家落户。大队党支部也帮助他忆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想解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好日子的甜,忆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本主义泛滥的苦,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集体生产大发展的甜,使他从心坎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经常吃苫苫菜,喝的清米汤,有时,三四天揭不开锅,解放了,有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了咱贫下中农的幸福,我家才有吃有穿,有余有剩,还有了崭崭新的白行车,我却忘了本,干了损公肥私的事,实在不应该,今后,大伙看我的行动吧。”
    从此,他不仅脚踏实地的为多打粮食积肥,还主动参加了大队业余文艺
    宣传队,登台说快板,批判资本主义,歌颂社会主义。一次,他在拾粪中拾到了个钱包,里面装着二十七元钱,还有一些票证,立即送到派出所,很快转到了失主手里。
    韩寨大队贫下中农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给国家多作贡献,舒舒服服
    不行,慢慢腾腾也办不到,只有“只争朝夕”干革命,只有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拚命精神大干苦干。几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拚命大干的代新人茁壮成长。提起这种新人的杰出代表,韩寨大队的社员和干部,永远忘不了共青团员、第三生产队青年突击队长赵寿山同志。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教育下,赵寿山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政治夜校和大队业余文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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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向大队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问他:”
    你入党为了什么?赵寿山一字一句地说:“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
    不怕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递上入党申请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按照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他曾两次拾到别人的钱包,都及时送交失主。一次,失主看看已经丢失的钱包里的一百多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原封未动地回到自己手中,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事后,他买了好酒好烟,要酬谢拾金不昧的赵寿山。赵寿山却说:“这是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做的,谢什么。”硬是婉言谢绝了。夜里突击干活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农业的大上快上,在打井战斗中,他领着青年突击队员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拚上命的大干。次他正在井下挖砂子,半个身子突然瘫痪不能动了,据检査是风湿性心脏病,可是他毫不在心,能动了就又回到井上参加战斗。他带病坚持劳动,一天也没耽误打井。一天,他正在井下汗流满面地往筐里铲砂子,鼻子里猛然淌起血来,嘴里也大口大口往外吐血。社员们把他吊出井口,用架子车送回家中。家里的人用车子拉着他看了一个时期的病,当病情稍稍好了一点,刚刚能走路时,说啥也不要家里人拉他看病了,他说:就感到难过,
    “我不能为抗旱夺粮出力,你们拉我不是更少一个劳力吗?”不久,就
    在他一个人挣扎着去看病的路上去世了。他去世的前三天,还挣扎着到饲养院为队里剥麻,为运肥的大车铲粪。
    赵寿山同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学
    习赵寿山的好人好事处处出现,比如,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队长头天晚上计划好第二天干的活,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土拉完了,粪送光了,活都干完了。队长不用打听就知道是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干的。一次浇冬水时,三十多个男女青年都要求去浇林场的地,因为林场的地是在卵石滩上担的客土新造的,渠道、土埂也是新打的,容易漏水跑水,很不好浇,大队党支部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浇水的那天正刮着西北风,天气很冷,水面上漂着一层冰渣子,青年们唱着“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心里热乎乎的,浇了一块又一块,突然,有一段渠沿被水淹塌了,青年们二话不说,纷纷跳进水中堵口子,等收拾好渠沿,大家的身上都冻起了鸡皮疙瘩,有的人身上还被冰渣子划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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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永远冲锋向前,这是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以来,韩寨大队贫下中农逐步培养起来的战斗风格。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是第二生产队的“四大娘”。四大娘的领头人叫邓秀英,是这个队的妇女队长她的年纪已经五十三岁,头发也花白了,可是她人老心红,斗志高昂,干起活来不示弱。平日里,男社员挑担她挑担,男社员翻地她翻地。一九七四年秋天,大队组织平田整地突击队时,邓秀英又串连了三个平均年龄四十八岁的老大娘,报名参加突击队。在场的几个青年人感到有些意外,说:“快算了吧,平了四五年地,没见过老大娘参加突击队,我们的手里稍微快一点,就把你们干的那一点代替了。”邓秀英说:“你们多干是你们的觉悟,我们参加是我们的志气,你们干劲再大,也代替不了我们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意。再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挖一锨少一锨,拉一车少一车又有人说
    “平田整地不比平常干活,起高垫低,挖土拉车,是一场硬仗,你们这
    把老骨头能顶得住吗?”邓秀英她们齐声说:“顶住顶不住咱试试看,豁岀中午不歇,也要赶上你们青年。”邓秀英特意叫儿子买了一把大茶壶,每天早五更提上一壶茶,背上几个馒头,拉着车子下地,干到中午,别人回家吃饭,她们四个拾些柴禾,把茶热一下,吃些馒头接着干。小伙子一天拉运土二十方,她们一点也不差。得到了仝队社员的热烈赞扬。工地宣传组特意为她们写了一首诗:“雄鸡叫,星满天,四个大娘走出庄,歌声笑语洒一路,‘咱要顶起半边天’;人老红干劲大,继续革命的好榜样,人人夸奖‘活愚公’,四大娘越干越欢畅。”这首诗说出了仝体突击队员的心里话,表达了社员们对四大娘的衷心赞扬。但是,也有个别思想守旧的人在背后风风兩雨地说:“邓秀英是个挣死鬼,儿子姑娘大堆,何必拚死拚活不失闲”。风声传到儿子的耳朵里,儿子也怕把母亲的身体累坏,劝母亲歇几天。邓秀英对儿子说:“孩子,毛主席领导咱贫下中农翻了身吃得饱,穿得暖,日子越过越香甜,咱可不能忘了台湾还没解放,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更不能只顾个人图清闲,享老福。要活到老,干到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说得儿子连连点头。邓秀英她们四个老大娘,和突击队的全体队员一起,整整大干了两个月,平出了高标准条田六百
    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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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寨大队,象邓秀英她们一样老当益壮的社员,还有许多。第三生
    队的贫农社员吴百申,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老伴没生过孩子,以前总觉得是块心病,后来,他在党支部帮助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渐渐懂得了人生的目的不是生个一男半女传宗接代,而是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他主动要求当了队里的饲养员,腾出壮劳力干别的,他的老伴也成了队里的养猪饲养员,老俩口日夜为队里的牲畜操心。有人问他们:“你们这么老了,不当五保户,图个啥里?”他们响亮地回答:“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图的是早一天进入共产主义。“
    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翻开武威县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前几年慢慢腾腾,近几年快步向前,这
    是什么原因?中共武威县委的同志们这样说: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靠天靠地靠国家,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现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越走路子越宽,越走步子越大。五年来,武威县委体会到
    抓主攻方向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用社会主义
    革命,去推动改造自然的革命。大寨的山变了,地变了,产量变了,这一切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是抓了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推动了生产,改造了山岭河川。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斗争中,学习了大寨精神,抓革命,推动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并按照实际情况,抓住主攻方向,制定了改土治水的规划
    干旱,是阻碍武威县农业发展步伐的一个大敌,多年来,人们吃尽了干
    旱苦头,盼着早日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县委把抓水做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主攻方向,发出了打井抗旱的号令。这个号令靠什么去实现,当然要靠大寨精神去大干。但是又是靠什么才能促进人们大干呢?武威县委从实践中认识到,纲举才能目张,大干要靠党的基木路线,学大寨决不仅是一场改造自然的生产仗更重要的是要打一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政治仗。
    九七二年,县委打井的号令一提出,有人就说:“前八年总共才打了
    四百三十眼井,今年一年要打一百五十眼,这不是蛮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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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也造谣说:“一眼井得几个月时间,花万把块钱,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那些资本主乂迷了心窍的人,也劝队干部“少找麻烦,把劲用到搞现成饭上”,有的生产队甚至退回了国家支援的打井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委为了用事实教育干部和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及
    时总结了金沙公社的经验。
    金沙公社地处西营河下游,大旱不断头,小旱年年有,连续吃了十几年
    回销粮。一九七零年,公社新党委成立后,提出打井抗旱,改变穷白面貌的设想可是,有的人被懒汉懦夫世界观束缚,认为金沙公社的干旱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说啥也难变,眼望祁连山,盼等河水来的旧思想仍然很严重。公社党委书记党延生同志说:“坐等自然恩赐,与上游争水,永远也改变不了面貌,文化大革命前,我当水利干部近十年,只知道领着社员向上游争水,结果丢失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丢掉了大上快变的时间,想起来叫人痛心。主动向大自然进攻,向地下要水,才是我们金沙人民唯一的出路他亲自深入中沟大队抓典型。这个大队的
    三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打井。动工不久,阶级敌人从阴沟里吹出了冷风:“要能在戈壁滩上打出水浇地,除非是驴的头上长出角来
    这股冷风吹得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失去了主心骨,刚刚打了十米,不见水,
    他就丧失了信心,领着社员退出,不打了。党延生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领着社员们在井台上学习《愚公移山开展辫论:“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散摊子?是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战胜困难,还是在困难面前当逃兵?是当愚公,还是当智叟大家越学心里越亮堂,越辩心里越眀确,他们说:“只要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別说十米、二十米,就是凿穿地球也要把水打出来!我们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决不能半途而废。”党支部带领社员们从腊月干到正月,连大年初一,也吃在井台,干在井台。打到二十五米深时就见了水,一队队长又主动跑到井台检査错误,批判见困难就退缩的思想,领着社员重新投入战斗,一眼三十四米深的机井终于打成了。党延生领着公社全体干部到这个机井上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下井,学习贫下中农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尔后又在全公社推广了中沟的经验迅速掀起了打井高潮,一年内打成机井十眼,土井六十多眼。不仅战胜了干旱威胁,也战胜了“金沙干旱难变”的错误论调。这一年全县受旱减产,他们却第次跨上了《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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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金沙公社取经的干部和社员,从金沙打井抗旱的斗争中,认清了社会
    主义革命运动在改造自然中的无比威力,决心抓路线、抓革命、改造山河。从这以后,全县上下,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广金沙公社学习大寨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的经验,狠抓阶级斗争,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各种错误思想,资本主义歪门邪道受到了猛烈地冲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木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县委打井抗旱的号令,变成了全县人民的大
    干行动。烈日炎炎的盛夏,仝县各地红旗招展,井架林立,工地上人声鼎沸,气壮山河;北风呼啸的严冬,人们燃起堆堆篝火,烤消三尺冻土,日夜轮番突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来岁的“红领巾”,人人为打井抗旱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贫下中农为了早日打成机井,为了在冬季预制高质量的钢筋混凝土井圈,主动腾出自己家里的花被子、大白毡,搭在打井工棚上遮风挡雪。许多社队的群众,为了早日改变穷白面貌,春节不休息,坚持战斗在井场。永昌公社张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们,在打井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井架上贴了这么一幅大红对联路线正确方向明,打井抗旱夺丰收”,横披是“为革命打井”。这幅对联,说出了全县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决心改变干旱面貌的坚强信念。南安公社前进大队第一生产队,也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地方,全队只有一百来口人,原认为队小人少家底薄,没有办法打杋井,他们学习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硬骨头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队小志气高,人少创大业,在绝大部分劳力出外修建水库的情况下,全队仅有六个男劳力向干旱宣战了。他们两人在井下面挖,两人在井口推绞盘,其余两人抬砂石,六颗红心志坚如钢,六双铁手苫干硬干,战胜重重困难,挖开了井,抽出了水,战胜了干旱。
    武威县人民就是靠大寨的革命精神,在短短的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
    百九十多眼,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前打井总数的八倍,井灌面积由五万多亩发展到
    三十五万亩。
    武威县委在大抓水利建设,改变干旱面貌的同时,也把农田基本建设当
    成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去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也在年年喊平田整地,其实是只在那里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小田并大田,直田改横田,甚至有的还搞“应付田”。这就是群众批评为“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凑凑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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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日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武威县学习大寨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啥大寨年年都在大干,年年都在大变,而武威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唐朝的渠道宋朝的田,磨磨蹭蹭不向前?”
    为什么大寨人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而武威县干了多少年,还是
    碗豆腐,豆腐一碗”,没有进展?査来查去,就是因为大寨人有雄心壮志,站的高,看的远,把农田基木建设当成了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而武威县只瞅见了鼻子底下一点点,没有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抓,缺乏雄心壮志,缺乏远大目标。这样一比一学,武威县委领导成员顿开茅塞,大搞开了农田基本建设,象大寨那样,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一九七三年,跳出了小打小闹的圈子,一年建成条田十九万亩,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广泛展开,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武威县又出现了一个比前三年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入秋以后,丰收的粮食刚刚到手,武威县的山野河川就沸腾起来了,到处摆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到处是改土修田的大军。全县五十四个公社,四百四十个大队,社社有规划,队队有工程。那些先进的社队继续在大干,后进的奋起直追也在大干;条件好的地方继续在大干,条件不好的创造条件也在大干。有的地方前几个月还是乱石遍地,后几个月就变得条田整齐,渠道纵横,完仝是另一个样子。有些社队一年搞的农田基本建设,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总数。不过一百多天时间,全县就修出条田二十四万多亩,等于解放二十四年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这样大干大闹农田基本建设的阵势,是以往任何一年也没有见过的。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使人们开始摆脱了小生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崭新的精神状态,以人定胜天的革命英雄气概,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来。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工程,现在很快拿下来了;过去只有少数人在家门口修修补补,现在声势浩大的改土治水队伍向上千亩、上万亩的土地宣战。
    古城公社中河大队,有条两千八百多米长,二十多米宽,四米多深的路
    槽,把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大的一亩多,小的转不过牛身子。据老年人说,早几辈子,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没变过。前几年,群众就批评说:“咱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可种的还是小农经济的地,该向前跨几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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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年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中河大队的干部都要到沟边站站,
    荒滩上看看,可是点点人数,算算土方,心就凉了,这么大的工程那年那月才能搞成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群众大批“天命论”等孔孟之道,又重新学习了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到: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坚决改变农业生产基木条件,还是只在旧有的土地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这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搞不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大问题。如果沿着千百年来的老路走下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大发展。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要革这两条大沟的命,首先要革自己头脑里右倾保守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命,要不然,手脚给捆得死死的,怎么大干得起来?一九七四年秋天,这个大队组织了支三百多人的治沟大军,集中力量打歼灭仗。思想端正了,群众的干劲估不透,每人每天完成的土方量,由四方增加到十方,又由十方增加到十四方。正是由于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只用了两个多月,就把二百四十多米长的一段路槽两边的悬崖陡坡削平,把土垫到路槽里,平出了九十五亩好条田,山洪按照人的意志改道了,面貌变了。广场公社横沟大队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齐桂香,身体有病几天没出门,等病好了到村头一瞧,原来的深沟乱崖不见了,跟前是一大片平展展的条田。她激动地说:“这样的大干,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一回呀,大变样的日子算是盼来了。”正如一个普通社员齐桂香盼望的那样,武威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年一个样地大变着。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新建条田五十六万多亩比一九七岺年前条田总数增加了三倍多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坚持党的群众
    路线,依靠群众去改天换地。过去武威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况,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领导,只看到了改造山河的困难,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巨大,没有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到生产建设上来。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束缚群众手脚的“群众落后论
    “天才论”批了个人仰马翻,臭不可闻,焕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
    积极性,以往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办到的事情,很快办成了。充分显示出了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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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蕴臧的巨大威力,教育各级干部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也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路线对了头,群众力量估不透。杂木二干渠的修建过程,就是武威县委
    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大办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例证。这个渠是杂木河灌区新改建的一条卵石浆砌的高标准干渠,全长十三公里,灌溉着三个公社的六万多亩土地。开始,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多年的老经验,搞了个三年建成的施工计划,可是群众听了坚决不答应,纷纷质问:“学大寨,赶昔阳,就要加快步伐大干快上,一条渠道就化三年时间,啥时候才能发挥效益?武威县的面貌那年那月才能改变?他们打破技术人员的设想,大胆而又响亮地提出:“秋开工,春完工,夏灌水。”
    在这里负责修建工程的一位县委领导同志,被群众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
    性所感动,他满怀信心地把群众的要求带到了县委,得到了县委的大力支持。县委指示工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要一头扎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髙质量,高速度的去完成这项工程。县委的指示给广大群众鼓了气,添了劲。一九
    七三年八月,修建杂木二干的战斗打响了
    但也有人摇着头说:“一年之内完工,完全不可能。”还有一些人嘴里
    不说,心里嘀咕,过去象这样的工程,哪一次不是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放线领工,雇请许多的技工施工,现在,不仅技术人员缺,就连有技术的工人也没几个,时间这么紧,要求这样高,能行吗?
    个公社的三千多名修渠民工,冲破一切阻力,背着铺盖口粮,浩浩荡
    荡奔赴工地,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摇头派和怀疑派提出的问题。他们夜以继日地大干苦干,工程进度不断加快。但是,任何工程的修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工程只完成了四公里半的时候,大地就封冻了,严寒的冬季就来临了。在这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冬季怎么灌浆呢?在这新的困难面前,各个社队的民工分头开“诸葛亮会”,提岀了打破常规,冬季完成开挖支渠,砌石面和渠系建筑物的仼务,开春灌浆,保证在夏灌前全线完工的施工计划,破除了冬季不能施工的老黄历。工地上红旗剽飄,热火朝天,民工们在没有完成的八公里长的干渠上,在十条支渠的工地上,摆开了战场,挥钢钎、舞镢头,战三九,斗严寒。有的风餐露宿在分水闸旁,有的在乱石河滩支起帐篷,垒起锅灶,就地吃住,就地施工。在大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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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钢钎撬不动,镢头刨不动的情况下,他们点燃一堆堆柴火,烤消一层挖一层,就这样,硬是凭着火热的红心,在零下二十多度严寒中大干了一冬,完成了全部土石方的开挖任务
    九七四年的春天,工程全面铺开后,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需要大
    量的浆砌技术工,而当时工地上每个公社只有两三个老技工,大多数民工都是第次参加修渠的青年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媳妇。这些人虽然热情髙,干劲大,但还缺少实践经验。
    修建卵石浆砌渠道这活看来很简单,其实要求很严格,石头大小要均匀
    砌上的石头要纵横成行,渠底的石头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渠壁要保持一定角度的斜面,这样才能减少水的冲刷,如果,砌的石头高低不平,在急流的冲刷下只要有一个石头当了“逃兵”,就会把周围的石头全带走,把整段的渠道破坏,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面对这个直接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的问题,民工们信心百倍地说:“什
    么技术都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可也有人说:“一级算,级看,三级技工灰盘上站,学一名技工少说也得二、三年,就是培养出来,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个工地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民工们把林彪、孔
    老二散布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等谬论抓住狠狠地批,把“技术人员放个线,施工干部转着看,民工出力干”的修正主义办水利路线抓住狠狠地斗。七斗
    八斗,斗出了一个新局面。
    大河公社西寨大队的女民兵王惠琴、李香兰等三个姑娘,跑到工程指挥
    部自动报名要求学习浆砌石技术,担任技工,抢时间完成干渠衬砌任务。他们请
    名技工师傅,三个年轻人从配灰、放线、砌石等活,一样一样地从头学起,不到半天的功夫,三个人就掌握了这几样活路的基本要领。她们回去后又发动了
    十六名女青年到工地上来,一边干,一边练,两三天的时间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开头的几天虽说慢一点,但她们干的活和男技工不差上下,并且一天一个样,日日在提髙。工地上出现女技术工的消息,随着春风吹遍了整个工地,吹散了人们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县委负责同志深深感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不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会使自己变成离开大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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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很快地干枯。他们积极地支持几个新涌现出来的女闯将,并在这段工地上及时召开了现场会,表扬这几个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号召大家学习她们勇挑革命重担敢闯敢干的精神。
    这次现场会后,许多民工都积极报名学技工,几天时间,工地上的技工
    由十多名发展到了四百多名。这一下,技工缺乏的难题,靠群众自己起来革命的精神解决了。昔日粗手大脚的庄稼汉,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了施工技术,变成了熟练的浆砌工。过去靠少数几个技工浆砌,一尺一寸往前挪,现在四百多土生土长的技工,全线铺开,分段作业,同时并进,工程进度发展很快,只用了
    十六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八公里长的干渠浆砌任务。原计划五月一日通水,在民工的英勇奋战下,四月二十五日就胜利地通水了。整个工程,从开工到建成通水只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当欢腾奔流的渠水流进盼水的麦田时,中共武威县委的领导们又一次来
    到了工地,这一场水利工程的战斗,又使他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的认识。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依靠群众,斗天天低头,斗水水按人们的意志流:
    不相信群众,不搞群众运动,就会一事无成。这些年来,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建设中,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就使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建成山谷水库两座,库容两千六百多万立方米,新修和改建干支斗渠五百五
    十多条,长达一千三百三十多公里。新建农用输电线路六百三十公里,使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通了电,改善有效灌溉面积达五十多万亩。这些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结出的硕果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必须要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
    更生,艰苫奋斗的路。提起自力更生,艰晝奋斗的事来,要首先讲一讲广泛被人们传颂的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武威县以大寨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的坚强意志
    老庄大队现在办公室的房子,还是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社时盖的。窗子
    上至今仍然糊着几块旧报纸,唯一的变化是侧面墙上增加了一块泥抹成的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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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上端端正正写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八个大字。办公室里为啥泥块黑板呢?
    以往,老庄大队没有小学,孩子们都到外队去上学。一九六九年五月,
    在普及小学教育时,大队党支部决定在本大队办所学校,就借了社员的两间房子作为大队的临时办公室,把大队办公室用的房子里的隔墙推倒,里面的侧墙上泥抹了黑板,办起了学校
    年后,大队准备打机井,购来的水泥等材料没处放,干部们瞅来瞅去,
    又看上了大队临时办公室,因为这里地势干燥,房子也比较坚固,保管材料最合适。大队办公室又往那里搬呢?有的干部说:“干脆盖几间办公室,也是我们当干部的一点成绩”。“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冯观有听了耐心解释说:盖的再阔气,也算不了什么成绩,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才算真正的成绩。”建议把大队办公室搬进二队曾经做过油坊的两间空房子里去。有人说“那个地方一没窗子,二没门,黑咕隆咚能办个啥公?”冯观有说:“怎么不行?我们有个地方学习、开会就行了,实际上最亮堂的办公室是在田地里。”大队干部亲自动手,给那两间房子按了个门,做起了牛肋巴窗子,又在里面盘了个土炕,大队办公室又算建起来了
    九七一年二月,大队党支部考虑到二队要办村学和政治夜校,又主动
    提出再次移办公室。当时,又有的人说:“一千多口人的一个大队,三间房子也盖不起吗?各队凑些材料,抽几个劳力,修上几间怕啥冯观有没有同意,他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眼前最要紧的是打井抗旱夺丰收。”于是,大队革委会的牌子又挂在了大口井旁的一间用树枝柴草搭成的,存放着打井用具的草棚子门口了。这一年是个大旱年,可是由于老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吃在井场,睡在井边,坚持打井抗旱,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七年还增长了百分之六,第一次跨上了《纲要》
    后来,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在机井旁盖了六间简易的
    草棚房子,按说大队占用两间当办公室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大队干部从生需要出发,作出了第四次搬迁的决定。当时,又有人议论说:“困死了的兔子也有个窝,咱们一个大队连个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县上来个领导,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象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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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观有还是没有冋同意,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领导来了要看的是我们
    学大寨的劲头,我们农业大上快变的面貌,绝不是看我们的办公室漂亮不漂亮。”井口新盖的六间草棚房子,两间存放着油料,两间做了面粉加工坊,两间做了醋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冯思功和老婆孩子商量后,一家人搬到了羊圈旁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下,腾出了两间正房当了大队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二年夏收后,大队修了一所学校,学生们搬进了新的教室,大队办公室才又在旧房里泥起了隔墙,搬回了原来的地方。几年来,老庄大队的办公室先后搬了五次,而把全大队的人力物力全集中在大办农业上,艰苦奋斗,大干苦干,把两千三百多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两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平整成了高标准条田,打了八眼大口机井。生产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生产直线上升,一九七四年亩产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两倍多,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万斤,相当于一九六八年全大队的粮食总
    老庄大队艰苦奋斗的事迹,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批林
    批孔运动洗礼的武威县人民,艰苦奋斗学大寨,加速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这一崭新精神面貌的写照
    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创业精神,在全县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全
    县人民的心目中生根开花。双城公社徐信大队第八生产队,认真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集体经济大发展,是个粮多钱多的富队,但是仍然不“勤俭办社”的传家宝,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队里用的一个算盘,还是五十年代刚办初级社时买的,框子坏了,用铁丝箍着用,杆杄磨断了,珠子坏了,自己削几个木头的代替,舍不得买新的。队里用的草筐、车笆子,社员自己动手编,就连给队里的牲口钉掌,也怕花钱多,派几个小伙子学来技术,泥起烘炉自己钉」真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他们就是这么一分一厘的节约,一分一厘的积累,为队里的机械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几年来,他们没有向国家贷款,全靠自己的资金,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柴油机、黁面粉碎杋等提灌和加工杋械十多台,做到了“三不欠”。清水公社王胜大队,原来等、靠、要思想严重,不愿打井,国家给了三千斤补助粮,五千元投资款,结果粮吃了,钱花了,一眼井也没打成。一遇干旱就派出“代表”,背上干粮,蹲在县水利局要河水,亩产只有二百来斤。近几年来,没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一斤粮的补助,凭着集体的力量,凭着群众的双手,打成机井十二眼,粮食产量步步高,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六百六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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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武威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干快
    变的先进单位,同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带头人。古城公社二坝大队上唐生产队的副队长唐子文,就是这许多先进人物中的一个
    上唐生产队地处祁连山下,一个个陡坝乱崖把全队的三百多亩耕地分割
    成斜七扭八的四百多块牛蹄窝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连吃了国家十几年回销粮。过去,有人曾断言:上唐是木板上砸钉子,没法变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吹进了上唐贫下中农的心坎里他们横下一条心,三两年内要让上唐变样,正值隆冬季节,他们向一块叫中段子的地块开战了。地冻得足足有三尺深,刨一镐头只留个白印印,挖一铁锨只掉点土渣渣,工程进度太慢,大伙围在一起开了个“诸葛亮会”,想出了象开小煤窑那样,先掏上几个洞子,把里面没冻的土挖出来,来年开春地解冻了再平高处的好主意。他们抱来麦草,在一人多深的高埂子下,燃起大火,烤消了冻土,挖开了两米多高、三米多宽的三个洞口,兵分三路,向里掘进。洞子越深,里面越黑,他们就在洞壁上铲下一个个土台子,点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红灯苗闪闪发亮,大家越干越欢,副队长唐子文一直战斗在洞子最深处,他那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指头伸不展了,虎口震裂了,鲜血染红了锨把,贫下中农心痛地说:“老唐,歇一会儿吧。
    他直起腰,果断地说:“咱上唐的穷面貌十几年没变,就是不知为啥种
    田,没有出大力干,想起来叫人痛心难过,现在,别说是出大力,流大汗,就是献出这把骨头,也要叫上唐大变快变!”一次,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积雪把大地盖的严严实实。第二天早上雪刚停,唐子文拿起扫帚,从村口通往中段子扫开了一条路,扛起铁锨上了地。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呼啦一声拥到了中段。大家说:“这才象个艰苦奋斗的样子。“
    唐子文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不时发作,疼痛难忍,他咬着牙,挺着腰
    板子。一天,就在他猛力地往下挖的时候,“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接连又是几口,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栽倒,身旁的社员们连忙把他扶住背回了家。第二日,天刚亮,唐子文挣扎着翻身起来,吃了点药,把一片膏药剪成
    三十个小块,贴住手上还在渗血的裂口,又扛着铁锨来到工地上,看到这种情景,不少社员感动地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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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唐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为了刨掉穷根,为了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都
    象唐子文一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拚上命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攻坚仗,三年时间把四百八十多块陡坡地翻了几个过,移动了多少土方,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已经算不清了。平出的五十一块平展展的条田,配上那笔直的水渠,蔽日的林带,织绵一般地放射着“艰苦奋斗”的耀眼光彩;那一年比一年高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的贡献,显示着大干快变的光辉成果
    几年来,武威县就是这样,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寨精神,迅速地
    改变着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县各社队仅用于打井和配套的自筹资金就占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七十;用大寨精神,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夺得了粮食三年上《纲要》的成果。
    向生产深度进军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
    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经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解决农业生产斗争中的新矛盾
    攻破秋禾低产关
    九七二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四百零三斤,第一次跨上了《纲
    要》。粮食上《纲要》以后,还能不能再前进呢?厉史上农业生产好一年坏一年的情景,会不会再现呢?在这些新的矛盾面前,武威县委对全县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为四百六十三斤,而秋禾作物亩产才只有二百九十九斤,成为农业生产上的“拉腿田”。能不能改变秋禾作物低产的状况,成了粮食亩产能不能大幅度增产的重要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威县委从总结生产经验入手,在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找答案
    高坝公社红崖大队第十生产队,一九七一年种了一百二十五亩秋禾。这年因为天气大旱,给作物生长带来了不利因素。在困难面前,他们不低头,不后退,天大旱,人大干,既重视夏粮作物,又重视秋田管理,精耕细作,增施肥料,为夺取粮食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年,仝队秋禾平均亩产达到五百零五斤,比夏禾亩产量还高出一百四十八斤。清源区六个公社,从领导到社员,层层重视秋禾作物的播种、管理,积极推广良种,狠抓秋禾作物的施肥、锄草等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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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一九七二年,全区二万多亩秋禾作物平均亩产四百二十九斤,一跃跨过了《纲要》。
    许多事实充分说明,秋禾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天生的低产作物。”它
    的低产,是因为人们只重视夏禾作物,对秋禾轻视而造成的。因此,一九七三年春天,在秋禾作物播种前,武威县委向全县发岀了“狠抓薄弱环节,努力攻破秋禾低产关”的口号。问题一提出,各种思潮又出来表演了
    有人说:“秋禾作物产量低,这是武威县农业生产上多年的老问题,个
    别的高产典型说明不了仝局。秋禾要高产,只有慢慢来。”持这种说法的人,他们的论点是:从历史上看“三秋不如一夏”。还有的人说:“过去,全县亩产才
    二百来斤,现在上了《纲要》,就很不错了,再能高到哪里去?”他们认为,粮食亩产每年增加三、四十斤是个规律,再多了不可能,持这种论调的人,总认为别人是在“冒进”。
    生产斗争的实践证明,粮食亩产可以大幅度增产,秋禾作物也可以高产
    而那些习惯于按常规走路的人,却口口声声在非难。为什么生产每向前跨进一步每新提岀一项增产措施时,就会遇到重重思想阻碍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武威县委的同志们,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认识论的斗争,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千百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一切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他们总是极力散布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天命观”等毒素这是思想领域里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根子。如果不从这个高度去观察、了解、分析生产斗争中的两种思想,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也就无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随着县委认识的加深,在全县范围内,结合生产斗争实际,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了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种田的活动,进一步挖掉了秋禾低产的思想根子。南安公社北安大队,过去在反动的“天命观”的毒害下,办什么事情阻力都很大。一些人只认为“谷子天生就是低产的”,所以,白水(不施肥)下种,另眼看待,谷子亩产只有二百来斤。提出攻破秋禾低产关时,有人竞然说什么“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重新认识谷子低产的问题,并进行了“是听天由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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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发动群众,对主观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在学习和批判中,群众说:“林彪和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是他们妄图搞复辟资木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套在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要让批林批孔的烈火,烧毁林彪一伙复辟、倒退的迷梦,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第七生产队在狠批“天命观”的同时,联系实际,批判了“谷子生来就低产”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信天,不信神,不信鬼,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大搞平田整地,铺沙压碱,改良土壤,仝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狠抓谷子增产的关键措施,夺得了谷子大丰收。一九七四年,全队谷子平均亩产达到
    八百三十五斤,一举跨过了“长江”。
    为了迅速改变全县秋禾作物的低产面貌,武威县委在重视解决思想认识
    的同时,也注意解决了促使秋禾作物增产的一些关键性措施。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先后召开了几次秋禾高产社、队座谈会,交流了情况,认真总结了各种类型地区的典型经验,专门研究了如何种好管好大秋作物,加速秋禾增产的具体办法。并根据秋禾高产社、队的成功经验,要求全县各社、队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现秋禾作物良种化,广开肥源,消灭白籽下种,改进过去对秋禾作物不施肥的落后习惯,从深翻改土倒茬、整地、种子、肥料、管理等方面实行了全面改革,迎来了秋禾作物大面积的丰收。一九七三年,全县三十万亩秋禾作物,亩产平均达到了
    三百七十九斤,比一九七二年每亩增长八十斤,一九七四年又提高到四百零三斤。秋禾亩产也一季上了《纲要》,并涌现出了一批秋禾作物一季过“黄河”跨“长江”的先进社队
    种植方法上的革命
    在突破秋禾低产关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创新与守旧的思想斗争;在实
    现耕作制度改革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一场维持现状还是继续前进的严重思想斗争,这场斗争至今还在进行。
    九七三年十月,武威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认真总结了农业学大寨
    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实现粮食上《纲要》的经验,在研究伟订一九七四年农业生产计划时,武威县委根据外地和本县一些高产社、队的典型经验,针对武威县无霜期短,复种作物不易成熟的特点,他们提岀改革耕作方法,大搞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三熟为内容的耕作制度革命,用新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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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方法,促进粮食生产的大上快上,争取为国家做出新贡献的要求。这个方案提出,就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一阵争论。
    有的人对一茬变两茬持反对意见,说什么“一地不能出二宝,出了二宝
    就不好。”
    有的人对带状种植持怀疑态度,他们说:“这样的种法,前人没有搞过,
    过去没有见过,现在这样搞,能行吗?
    大多数同志认为,上述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思想的出现,也是
    不足为怪的,这是旧习惯势力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守旧思想的表现。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还是按常规走路,守旧摊摊?这是农业生产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生产上的守旧,是政治上右倾的表现,要前进就要同守旧的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不革掉生产上因循守旧思想的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就不可能树立,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这一新生事物就不能成长
    事实胜于雄辩。武威县委在解决耕作制度改革中的思想阻力时,也和解
    决其他方面的思想问题一样,不是简单的说一阵,批一次就了事,总是要拿出大量的事实,用事实说话,用典型引路
    金羊公社海上大队,从一九七一年起,认真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积极改
    革耕作制度,推广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探索夺取粮食髙产的途径。第一年,他们推广间作套种和带状种植一百二十七亩,当时主要是玉米、洋芓“秋带状”,因为没有经验,遭到了晩霜的侵袭,大部分苗子被杀死了,在遭灾后经过发动群众补救,亩产只达到六百八十多斤,虽然高于秋禾亩产,但仍然低于一季小麦的产量。这种情况下,部分群众的思想有了动摇,阶级敌人也乘机岀来造谣破坏,一些干部产生了“怕”字。面临着挫折,这个大队党支部并没有退缩。他们一方面认真总结带状种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及时地在群众中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针对那种认为“人活百岁少,地产千斤难”和“带状种植没条件,间作套种太麻烦,复种作物不保险”等懦夫懒汉思想,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党团员、社员群众学习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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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使干部、社员认识到:只有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第一年没经验,产量不够但在认识高产规律方面却增加了知识,只要继续搞下去,就会创造出新成果。认识提高后,又接着试验。一九七二年,他们针对上年带状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改进了耕作方法,加强了作物生长期的田间管理。秋收后,间作套种的作物,在一九七一年的基础上,亩产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单产达到八百五十斤第三生产队播种的十亩带状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一百七十九斤,比单种的麦高出二百七十多斤。带状田大幅度增产的事实,进一步开阔了社员的眼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此后,间作、复种、带状种植在这个大队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四年,这个大队播种带状田四百五十亩,占了全大队粮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九十五斤,随着带状面积的扩大全大队所有粮食亩产都闯过了千斤大关,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三斤。在播种的带状田中,有十五亩单产达到了一千六百零三斤,为更进一步夺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上大队大搞耕作制度改革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武威县委的重
    视。武威县委认为:海上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不断探索夺取农业高产的途径,说明了这个党支部的路线觉悟高,他们的行动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具体体现。为了取得科学种田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经常派人去这个大队,帮助党支部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科学实验,共同总结科研经验,及时向仝县传播,对推动仝县耕作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抓好耕作制度改革这场革命,一九七三年粮食收打结束后,武威县
    委还召开了海上等三十二个粮食亩产跨“长江”超千斤的大队和生产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总结了他们改革耕作制度中的斗争和经验。会后,县委又把其中十
    二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两个组,分别到各公社去传经送宝。武威县委还用抓三分之的工作方法,根据全县不同类型的地区,选出一百五十个大队,作为全县改革耕作制度的试点,及时召开了这些大队的负责人和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改革耕作制度的问题,落实了任务,制定了措施
    抓与不抓大不一样。经过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又采取了扎扎实实
    地步骤,带来了耕作制度改革上的新飞跃。一九七三年,在全县大部分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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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还不理解带状种植是什么,只有少数社、队种了几百亩地的带状种植试验田,大部分人持着一种观望态度。但是,一九七四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干部到社员,社社队队,思想大解放,眼界大开阔,积极攴持新生事物,大搞耕作制度的革命,带状种植一下子就猛增到四万二千多亩。一九七三年,全县小麦田里套种黄豆还只有六千亩,一九七四年就上升到了十万多亩
    耕作制度的大改革,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大增产。中坝公社头沟大队
    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的事实,就是大力推广耕作制度改革而结出的个硕果。这个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一亩粮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学大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步子总是迈的不大。为了迅速改变不能大上快上的局面,这个大队党支部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干部、社员去海上大队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大家议论说:“一亩带状田收一千多斤粮,听了感动,看了更激动,海上大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为我们闯出了科学种田夺高产的一条新路。海上大队就在我们的邻近,人家带状田夺高产,我们为什么推不开,说来说去,不是我们大队条件差,而是我们的路线觉悟没有人家高,学大寨的劲头没有人家大,科学种田的措施没有人家扎实。”认识提高了,头沟大队的干部、社员一方面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一方面认真大搞耕作制度的改革,积极推广带状种植和间作套种,在一年之内,就使农业生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大队二千零七十七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三十六斤,比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三十五斤。
    近两年来,武威县的带状田发展很快,效果也越来越显著,一个大搞带
    状种植,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的群众运动,已在武威全县蓬勃兴起。一九七五年全县各种形式的带状田发展到十九万七千多亩。种植方法也由往年的大带田为主,发展为增产潜力更大,效果更为显著的小带田。有二尺五的小麦玉米等距带有小麦二尺五,玉米一尺五的宽窄带。种植作物除小麦玉米带外,还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带等等,一般长势很好。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为改革耕作制度夺取高产再高产广开了门路,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
    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几年来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使武威县委的领导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深深意识到:改革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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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搞带状种植,间作套种,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现在认识到的东西和正在作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这场革命是无止境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更高产的因素,因此,要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引下,抓革命,促生经常不断地学习唯物辩证法,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不断扫除唯心主义的毒素,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把改革耕作制度的斗争逐步引向深入,促使新生事物的不断成长,昂首挺胸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进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做出新的贡献
    还要努力作战
    四年来,武威县委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领导
    仝县人民坚持学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武威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绩。他们认为:变化还只是初步的,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几年对国家的贡献虽然逐年有所增加,离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相比,还很不适应。因此,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要努力作战,大步前进。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
    方针、任务,武威县委正在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这个规划拟定,武威县委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带领仝县人民学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不断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努力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引向更深入的发展。
    在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把广大农民群众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
    积极性,及时地引导到农业生产建设中来,进一步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充分挖掘地力,利用水利资源,改变生产条件,掌握生产的主动权。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把农业生产上耕作技术的革命进行到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自力更生,艰苫奋斗,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努力,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寨精神在武威》,甘武著,85页,农业出版社出版,1976年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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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年6月3日初稿2011年10月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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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8)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八节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本节资料
    、河南省军区某些负责人镇压河南革命造反派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闹天宫》独立纵队:《二十八个为什么一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正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千方百计破坏左派大联合?破坏这场极其重要的夺权斗争?这究竞为什么?!
    、为什么郑州
    开封、新乡、信阳等地有名的、斗争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新保皇派”和“反革命组织”?为什么一些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却以极“左”的面孔出现,从“左”面杀过来,到处招摇撞骗、大放其毒?这究竞为什么?!
    为什么正当我省革命造反派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向河南省委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极力排斥和恶意中伤被保守势力恨之入骨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最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他们和保皇派一个腔调?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这究竞为什么?
    四、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
    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保皇势力大抬头,空前活跃,跳得格外高?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则感到倍受压抑、处境困难?这究竞为什么?!五、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一屁股坐在保皇窝里,站在保守势力的立场上?为什么他们到处给郑州地区的保皇派撑腰打气?这究竟为什么?!六、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含沙射影,恶毒攻击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这株大毒草抛出后郑州地区刮起一股翻案风?它到底说出了谁的心里话?这究竞为什么?!七、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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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受到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抵制?为什么一小撮保皇派则急忙为之大加转抄、翻印、广播、拍手称快?这究竟为什么?!八为什么把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安排在国家金融重地河南省人民银行?为什么革命造反派找他们辩论时被诬蔑为“破坏”国家银行?是谁设下这样“巧妙”的陷井?是谁有意保护他们?这究竟为什么?
    九、为什么冒牌
    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于元月十五日来郑,而复制的介绍信上的日期却是元月二十五日?为什么他们元月十五日来郑时不持证明信,就能住金融重地省人民银行?为什么他们持着“首都三司”的介绍信(只见到复制品),带着“建立三司驻郑联络站的任务”,但不敢打“三司驻郑联络站的旗号,而打着“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招牌?为什么北京接连来电否认他们是“清华井冈山总部”派的“驻郑联络站”?这一小撮人不是冒牌货是什么?这究竞为什么?
    十、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到郑州,俨然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诬蔑郑州没有发现一个明显的左派组织?为什么臭名远扬的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和国棉六厂赤卫队等缉织却格外对他们亲近和支持?这伙人为什么臭味相投?这究竟为什么?!十一、为什么一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炮轰省市委火烧刘建勋”,而他们却在大街飞小巷、马路、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郑大革联”“打倒党言川”之类的大字标语?为什么这样的反动口号甚嚣尘上,充斥整个郑州城?郑大“革联”是反动组织吗?党言川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这一小撮混蛋为什么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郑大革联和党言川同学?这究竞为什么?
    十二、为什么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
    计划地向“革联”示威?为什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二月一日上午也明目张胆地来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这不是空前规模的群众斗学生,干部斗学生又是什么?试问这些老爷们,你们对省委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过几次?这不充分暴露了你们,保其主子、镇压革命学生的罪恶本质吗?这究竟为什么?!十三、为什么冒牌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抛出攻击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以后,河南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纪登奎亲自“登门拜访”?为什么这群冒牌货在纪的“拜访”后又抛出了一个《十个为什么》(即“几天来的形势发展说明了什么?”)这株大毒草?为什么《十个为什么》比《二十七个为什么》更凶狠、更毒辣、更赤裸裸地攻击和咒骂郑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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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造反派?纪登奎到底给了这群冒牌货什么黑指示?这究竞为什么?!
    十四、为什么一些人把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张耀东等隐藏起来,不交给全省革命造反派批、斗?到底是谁在保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底是谁在当前夺权的关键时刻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这究竟为什么?
    十五、为什么当前河南省,尤其是郑州和开封地区,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开始了一次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疯狂的大反扑?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遭到空前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压制?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得不到河南省军区的支持和保护?这究竟为什么?!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当前掀起了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疯狂反扑的黑风恶浪?为什么这股逆流相当强大?它的幕后策划者是谁?它的急先锋是谁?它的帮凶是谁?这究竞为什么?!十
    七、为什么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文敏生,长期住在河南省军区医院里?为什么当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炮打省委司令部时,省军区却把文敏生保护起来?为什么省军区能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这究竟为什么
    十八、为什么在毛主席发出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伟大号
    召后,河南省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偏要支持代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偏要支持河南地区的保守势力?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混蛋公开违背毛主席的命令?这究竟为什么?!十九、为什么郑州、开封、信阳等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直接参与了支持保皇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为什么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和保皇派穿一条连裆裤?为什么他们有着鱼水之情?这究竟为什么?
    十、为什么河南省军区
    在元月三十日上午调动大批军队,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皇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全副武装,擦着大炮究竞向谁示威?为什么在这次游行示威后,郑州地区笼罩着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这究竞为什么?
    二十一、为什么部队游行队伍走到
    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他们究竞把矛头指向谁?要专谁的政?这究竞为什么?
    二十二、为什么部
    队游行后,保皇派那样兴高彩烈?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却对此无限愤慨?为什么到省军区“报喜”的几乎都是保皇派?这究竞为什么?!二十三、为什么在省军区部队游行示威的前一天,公安部门的两个参谋突然于深夜到郑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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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等革命造反组织检査枪支?他们心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这究竟为什么?
    二十四、为什么省军区起劲地为冒牌“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辟谣”?为什么他们拿不出“辟谣”的根据来?为什么省军区极力保护清华的托派唐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究竞为什么?
    十五、为什么保皇派围攻郑大
    “革联”等造反派同学时,省军区的宣传车和军官赶到现场为保皇派摇旗吶喊,帮腔助威?为什么最近几天省军区故意找岔无理扣留和大批逮捕郑大的学生?河南省军区在两条路线的大撕杀大搏斗中站在了哪一边?这究竞为什么?!
    十六、为什么河南省军区那样敌视郑大“革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反对一个军区的负责人就被诬蔑为“反对解放军”?这和“反对河南省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一反动口号有多大区别?为什么河南省军区负责人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究竟为什么?!二十七、为什么不能说河南省军区半个“不”字呢?这究竟为什么?!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三反”分子吗?难道河南省军区就没有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固分子吗
    二十八、为什么二月二日郑州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
    行时省军区不予支持?为什么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他们不是准备“秋后算账”是什么?这究竞为什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河南省委和河南省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都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他们必然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猖狂的反扑。但是,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有同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有“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英雄气概。为了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我们早巳将生死置之度外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镇压学生革
    命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
    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州大学文
    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河南日报》196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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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就党言川之流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破坏赴京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二月十七日总理对“河南日报事件”及时作了四点指示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热烈拥护,并坚决执行了小央命令和总理指示。为全面地实现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尽快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方,于当夜和十八日上午,根据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精神,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派遣谈判代表的具体意见,并于十八日下午报告给召集人何政委。此後,我们一直在积极准备谈判。但挑起武斗的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对谈判亳无诚意,一再拖延。在军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多次催促下,直至二十二日中午才提出有关谈判的六条意见。其中提出参加谈判的负责人是党言川、申茂功。召集人於二十二日晩通知各方:由所报谈判负责人在二十日举行会议,商讨拟定选派代表名单
    二十三日上午,郑大联委等组织
    方竟不按通知规定,另派了两名所谓“全权代表”,代替党言川、申茂功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无理取闹,使上午的会议遭到破坏。下午後,联委等组织一方的负责人党言川等,拒绝出席会议。致使商谈又无法进行。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连续破坏会议的罪行,我们都当即提出了强烈抗议。更令人气愤的是: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极为卑鄙的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郑州竭力拖延,破坏谈判,面竞早在十九日就非法单方组成所谓“代表团”偷偷离郑,公然抗拒中央命令,无视总理指示,欺骗省军区和革命造反派。二月二十四日,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从北京给何政委来电,说什么“二七公社”的代表已相继到京,并诈称“代表名单已报小央审批”。
    我们对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肆无忌惮地对抗中央命令,
    公然无视周总理的指示,丝毫不尊重召集人的意见,千方百计地蓄意破坏谈判的严重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必须在郑同我们协商拟定谈判代表名单,由召集人上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再赴京谈判。我们强烈要求,以党言川为首的非法代表团必须立即解散,党言川等人必须立即回郑,不得再继续对抗中央命令和总理指示,必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间南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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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总指挥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载于《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丁望编,香港中报月刊岀版1969年。该书有编者按:“此件刊于河南红卫兵的传单(一九六七年,缺日期)
    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毛主席河南人民想念您一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目前,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在河南泛滥!河南告急
    毛
    主席啊!毛主席!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河南人民想念你!顽强奋斗的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想念你!河南五千万人民眼望着北京,盼望着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八个月的战斗中,郑大革联的战友们,河南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打、敢拼、敢革命、敢造反!他们向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为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怎能忘记啊!二月七日这一天,就在二·七罢工的圣地——郑州,红旗漫卷,锣鼓喧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大联合
    七公社诞生了!然而,革命正在蓬勃发
    展,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进一步形成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感觉到朝不保夕,马上就要彻底完蛋了,于是,便以
    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拼死同革命派进行斗争,一时,黑云滚滚,妖雾弥漫,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着河南,一场大厮杀又要开始了!风云突变!几天的时间内,郑州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均被保皇派砸了一遍!
    月五日晚,
    郑大革联门口,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从中跳出四个人,对郑大革联下达通牒明天我们要开大会,不许你们捣乱,如果破坏会场,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月六日上午,我们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党言川,他中等个子,蓬松的头发,戴着眼镜,摸着长头发对我们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保皇师的广播车疯狂地叫骂: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
    保皇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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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将在外大叫大嚷,并强行冲入搜査,情况万分紧急。在匆忙之间,党言川写了封简信,并把郑大革联的印信交给我们,托我们带出。说时迟,那时快,保皇师窝蜂地破门而入,就要绑架党言川。“把我们的情况带给中央!”党言川仅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就被架走了!别了!同志!别了,亲爱的战友暂时的分别并没有什么!地质东方红的战士坚决地支持你们!坚决与郑大革联并肩战斗!我们充满了必牲的信心,背起了书包,带着郑大革联战友们的委托,大步地向门口走去。要出门时,保皇小丑们瞪大了眼睛,疯狂地吼道:一律不许走!好一幅看门狗似的耀武扬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权利戒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保皇派毕竞是保皇派,在我们的凛然正气面前,他们不得已而退后一步,让我们登记一下。向老保登记是对地质东方红的污蔑!要写,你自己写去!于是,我们昂然地跨出了革联的大门。我们刚走出不久,保皇师们由于没有搜到革联的印信,便望眼欲穿地死命盯着我们的书包,他们派出大批的侦探,盯梢、跟踪,甚至要强行搜査!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在一大群保皇卫士们的“保护”之下,我们来到郑大门口,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仅留个门洞供钻来钻去,两侧还立着几十位打手。大门不让走,我们走旁门!这下可忙坏了保皇师,几十个人往返护送。可怜的保皇师,动手抢吧,又不敢,放我门走吧,心不甘!只得甘当我们的随从,在郑大周游了五个小时!
    为了不辜负战友们的委托,为了带出郑大革联的印信,我们决定:打开书包让校门栅栏外边的广大群众看一看.我们打开了书包,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皇小丑们不敢细看,只得允许我们出去。我们胜利了!我们雄赳赳地跨出了郑大的大
    这是一件小事,它比起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业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写出来,是给那些保皇小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们跳吧!骂吧!跟踪吧!盯梢吧!就在你们几百人的重围之中,我们四名地质东方红战士通过你们的层层搜査,终于带出了革联的印信,这不是对你们绝大的讽刺
    我们写出来,是让郑大革联的战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对自己战友的支持!
    顽强战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写出来,是让二·七公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看到,地质东方红的战士水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起
    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郑州,河南省无产阶级革
    命派的战友并没有屈服,他们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誓死捍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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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他们在浴血战斗!三月六日,郑大附中红旗等三·七公社的小将们,冲破了郑大的圈墙,沖入郑大,冲入党川被囚的楼房,向党言川告别!他们把心爱的语录牌和毛主席像送给党言川!是他们,在楼下给党言川扔馒头,让党言川“不吃保皇派的馍!”是他们,在房上写下了巨大的标语
    七公社必胜
    然而,战斗师却对这些红小将
    恨之入骨,对他们连推带打,使他们的鲜血洒在郑大的土地上!三月六日郑州,黑沉沉的夜!消息传来,党言川被打,凌晨四点,失踪!粮院革命造反派被砸!河医东方红被砸!
    多少人彻夜未眠!多少人对着最最敬爱的
    领袖毛主席的像片,热泪夺眶而出
    三月七口,各厂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均被管制,并强迫命令他们解散,加入保皇组织!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有的在睡梦中被抓去;有的,在车床边被抓走
    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种种借口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
    泽东。”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盼望啊,盼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忘
    不了,在郑大被围的那天,一个衣服被撕烂的同学,不顾战斗师的监视,拉着我们说:你们回到北京,千万别忘了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汇报
    我们忘不了
    我们临走前,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人保护着我们,送我们到车坫,帮我们甩开盯梢的小丑,直到深夜四点。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凌晨六点半钟还要赶回车间,为国家创造新的财富!我们忘不了,国棉一厂的一位老工人颤巍巍地捧起毛主席像,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日夜想念你啊
    我们忘不
    ,一位工人同志含着眼泪说:“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指保守组织),杀头我也不干
    革命才知主席亲!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
    向往啊,向往北京城!是怎样地渴望啊,渴望听见毛主席您老人家的声音!当我们提笔写到这里,心头压不住满腔的愤恨,现在,河南革命派的战友,我们共同浴血奋战的同志,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被逮捕,遭毒打,受迫害!而那些保来保去,一保到底的保皇干将却死灰复燃,成为当然的“左派”,甚嚣尘上,耀
    武扬威,毒打郑大革联的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何XX,这个在河南十
    余年的老混蛋,当初和吴芝圃一起打击迫害潘复生同志,今天又妄图搞垮刘建勋同志。正是这个败类,开动造谣机器,蒙蔽广大人民,残酷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复辟。其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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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仅派一时的猖狂,丝毫不表明他们的强大,却充分说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五千万河南人民!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中原大地高高飘扬
    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豫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7年4月12日)
    、中央解决河南问题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
    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硏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1)这个批语是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
    2)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4)赵文甫,当时
    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5)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
    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
    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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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67.5.29,21时一0时3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代表:二七公社22人,河造总10人,省委干部纪登奎等三人,(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等三人。列席:首都红代会4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1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1人。〗
    (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进入会场总理: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何:来了。
    总理:你给郑州打电话了没有?何:打了
    总理:那三位书记来了没有?何:还没有到。
    总理: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中央请他们来了,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了?何:(未答出。)
    七:这是何运洪捣的鬼!(高呼口号:打倒何运洪!砸烂河南独立王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总理:同志们,不要激动,到了中央摆事实讲道理么康老:摆事实讲道理最有力么,一个一个讲,不要吵么。总理:党言川同志来了吗?言川:(站起来)来了总理:纪登奎同志,来了吗纪:(站起来)来了。
    总理:三个书记明天也来,何运洪你负责。何:好
    总理:“造总”来了吗?造总:来了。总理:来了几个人?造总:十个。
    总理:北京这么大,你们怎么不告而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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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总:我们有意见,他们把我们逼走的
    二七:造谣,是个大阴谋!(双方争吵起来)
    总理:别吵,别吵么!今天我们开三个钟头的会,9点至12点,二七公社翻过来,一边一个讲。还有纪登奎么,军区么,党言川,你们谁先讲?(对造总)你们的代表什么时间来?
    造总:明天来。
    康老:不要激动,不要吵架,这是在中央开会,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好解决么
    总理:不要吵架,不要骂街,摆事实讲道理,二七公社先讲?郑大联委:我控诉何运洪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总理:你的名字?郑大联委:寇学济。
    总理:噢!噢!二七的,先讲吧!(寇讲了一段,很激动)总理:多摆些事实。
    王力:这是中央开会,向你们作调查的。康老:心情平静些。
    寇:(点名控诉何运洪,当寇检查把二七公社与军区的矛盾公开化时,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当讲到河南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月黑风中跳出来要抓“右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时,康老注视着寇点了点头;当讲到何运洪对纪登奎迫害时,谢副总理站起来用目光寻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起身向谢副总理点了点头;当讲到在河南竟有人说:“何运洪他老人家说……”时,总理、康生、王力等首长大笑。这时‘造总’起哄为何运洪辩护。)
    总理:(生气地)别吵!让别人讲完
    康老:(对造总)何运洪在场么,叫他们讲,你们干什么?
    (寇继续讲。当讲到不同观点调查表时,总理伸手接过这种调查表;讲到何运洪利用河南日报制造反革命舆论时,二七代表把几期河南曰报递给总理。刘生揭露何运洪在河南日报搞假夺权的阴谋和在报纸上犯下的罪行时,总理、伯达、康老看河南日报;讲到何运洪与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时,二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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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赵文甫二月黑风中给何运洪的三封黑信递给总理。接着河医东方红黄天亮控诉了(何)操纵公安公社制造五·二六惨案的罪行。)
    总理:我们从二月份起就着手一直解决河南问题,你们要摆些事实,“造总”哪位同学讲?节约点时间。(郑工造总孙孝先就5.22事件攻击二七公社,诬蔑
    七抢了他们的人。)
    总理:你们走了干啥?我们派武装警卫嘛。(郑大战斗师李志江就5.22事件继续攻击二七公社和首都红代会,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等首长陆续走出会场。当他谩骂“二七一小撮混蛋”时)
    总理:(生气地)你们不要骂人!
    李志江:我心情太激动了,骂人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是不对的。
    总理:这个地方不要骂人嘛!孙孝先:二七公社没有谈判的诚意
    康老:你们的人是不是回去了?是回去了,还是藏起来了?造总:真回去了。
    总理:(对造总)你们说完了?(造总又站起来一个要说话)总理:你讲两次了。(造总一个人还要说话)
    总理:(对造总)算啦!(对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你们谁讲?
    (二七公社十三所红色造反军的张保怀同志痛斥造总发言中对二七公社的诬蔑,申明五·二二事件与二七公社无关。向中央首长汇报说,二七代表都是陆续坐煤车来的。)
    总理:何运洪,叫你安排双方代表,你没安排吗?何:他们不要安排。
    二七:我们上了火车,他们还拿棍子打我们,把我们从火车上往下拉呢!(张保怀继续控诉对首都红代会战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査团所欠下的血债,并向总理要求让红代会和军事院校战友参加汇报。)
    总理:红代会的同志没有进来吗?我以为进来了。(派人到门外请红代会及外地战友参加会议)(造总一女代表又借5.22事件嚷起来。)
    总理:你还吵,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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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严厉地)你们抓这一件事,就说在北京没有人身安全,借口北京没有人身安全把代表弄走或者藏起来,这不对
    (造总那个女的还要吵)总理:不要吵
    康老:还是把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谈谈吧,把河南的关键问题提岀来,不要抓住这件事不放。(二七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谈大方向。)康老:何运洪,你负责他们来!中央老早就叫你们来,你们是不执行的,为什么河南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二月份就在解决河南问题了,有很多问题你们是不执行,(何运洪站起来想说话)你不要站起来,中央有材料,以后给你说!(何运洪呆板地坐下去)(郑大联委党言川同志控诉何运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何运洪在河南搞大逮捕时)
    总理:最多逮捕多少人?宣布非法组织多少?(二七公社代表回答以后,总理暂时离开会场)
    王力:郑州市宣布非法组织多少?!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后是不是撤消了言川:四月十六日军区付政委余嗣贵还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王力:这些重要材料,刚才你们都没有讲清楚。总理:(向党言川)你什么时候被捕的?言川:三月九日在商丘被捕的。
    (二七公社新华社河南分社“铜墙铁壁兵团”战士刘建生同志发言控诉何运洪对新华社记者的迫害,当讲到河南目前“非法”盛行,新华社记者进行采访,没有通过河南军区也是非法的时,总理、康老都笑了。首长们很注意地听刘建生发言。)
    总理:工学院还有谁?算了,不要讲了,让纪登奎同志讲一讲。
    纪:(站起来)抄造总的材料是不对的,我的确不知道,后来在北航韩爱晶同志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是后台。(总理、康老都笑了)我把这事说一下。我被关了四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被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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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一月中旬到五月。(康老没听清,总理对康老说了一遍,康老点了点头。)
    十六条以前,我执行了反动路线,压了郑大联委,十六条以后,我也有些错误,我愿意检讨,今天时间少了,我暂不讲这个。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
    打、砸、抢”,把造反
    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査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344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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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拿着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的传单说)这个十二条是谁搞的?
    总理:何运洪,你说何:有,我们没有看到。×:是郑工一同志搞的!
    造总:我们是从红代会那里搞来的
    陈新民(红代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战士):是我们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何运洪是篡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王力:(高兴地笑着)行了,这个情况清楚了,我们知道就行了。第一是从公安厅机要室得到的,第二下面有传达。(纪插话:安阳传到十七级干部。)军区至今没有否认,没有辟谣,是不是哩?
    何:(狼狈不堪,吱吱唔唔)我们不知道。
    康老:不要说了,已经印成了传单,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
    纪:(接上边话)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说:“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张保怀:敬爱的周总理、康生、伯达同志及参加会议的各位首长同志: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况,我代表二七公社特提出以下几条建议,报请总理考虑。
    总理:可以。
    张保怀:第一,何运洪幕后操纵破坏谈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何运洪负责。第二,何运洪在河南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郑州市仅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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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部分,河南除郑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同样处在何运洪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地方比郑州更严重,为了全面地反映河南的情况,请敬爱的周总理批准以下几个地区各派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谈判: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偃师八二五,焦作矿院八一八,平顶山选煤224战团、鹤壁、兰考造反派。康老:派不派由中央考虑决定,我问一个问题,反对派可不可以派呢
    二七:可以
    戚本禹:八·二四可以多派几名代表,八·二四派是很有名的。总理:可以来2-4人戚本禹:(点头)来四个吧。
    张保怀:第三,首都红代会与二七战友一直浴血奋战,应该派代表参加谈判。萧华:(对何运洪)你们怎么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总理:是不是军区打了军事院校的同学?
    何:没有打他们,没有围攻他们。(二七:(众)胡扯!造谣!002部队战土讲了开封5.12、5.14、5.25事件。)
    总理:首先命令军区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不要有什么歧视,一定要让二百五
    十个人回来(指开封被扣学员),红代会同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在河南受压制,作了很多工作,了解了很多情况,我们了解了,明天派有关同志单独和你们谈谈,另外不要再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派人去了,已经有一千多人,在北京汇报解决行了。
    张保怀:(接着提)我们要求中央责成何运洪立即制止郑州的武斗,停止对
    七公社的继续镇压,并要求派医疗队到河南。
    总理:何运洪,对武斗事件军区要负责,不要再发生武斗,压得很厉害么要出去劝阻,要打电话,每天要向军委汇报。
    康老:何运洪、一军(野战军,驻开封)有医院,(省)军区也有医院,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都是阶级兄弟么,对伤员要一视同仁,如果真的歧视的话,杨代总长在这里,军队是有军纪的,明天派医疗队去
    张保怀:五,为了更好地揭发批判何运洪在河南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受蒙蔽的代表回去,等觉悟过来再来参加谈判
    (总理、康老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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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这一条不是和刚才说的同意他们来矛盾吗?张保怀:这一条不要了。坚决收回,宣布作废。康老:就是么,收回就好。
    张保怀:六,我们要求敬爱的周总理批准革命干部耿其昌、王庭栋等同志参加会议。他们支持造反派,二月份以来受压制的。
    总理:何运洪,由你保证这两个同志来京。
    康老:张树芝(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为什么没有来?何:他有病正在休养
    总理:叫他来,为什么不来?在北京也可以休养嘛!还有余嗣贵付司令员。何:付政委。
    总理:叫他也来
    张保怀:何运洪在粮院讲话,表示要和老保八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还说八八团可以宣布我们粮院联委为非法组织。
    总理:他是挑拨的。
    张保怀:七、请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代二七战士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转达我们的决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我们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我们二七公社战士的共同口号是: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彻底砸烂河南独立王国;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二七代表高呼口号:“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砸烂河南独立王国!”)康生:你们拥护不拥护解放军?
    二七:拥护!(二七共同呼口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康老:(大笑)
    张保怀:何运洪派到粮食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付×××说:“要想为郑大联委翻案,就必须打倒解放军!不打倒解放军,不用想为郑大联委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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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很生气的)这不是挑拨军民关系吗?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二七:(众)靠何运洪保护他们。
    总理: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戚本禹插话:八·二四可以多来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査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王力:上你们军区楼上的也要把他们放出来造总:前天发了公报,让他们回去何:他们不下来
    (空军002部队代表籍保军很激动,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何运洪):何运洪,你当面欺骗中央首长……把796部队的战士往死里打。
    总理: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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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何:我们是这样做的
    二七代表:何运洪你胡扯
    总理:我们要调査,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造总:二七公社靠北京来电吃饭。
    总理:(对造总)这是什么话!嗯?怎么这么说,这不对。
    康老:有的说不打电话,回去还是打,各取所需,增加我们的麻烦
    七:保证执行中央指示。
    康老:刚才王力念的“十二条”,军区马上查明,要辟谣王力:也可能是军区说,下面记的
    关锋、戚木禹:中央文革没有搞什么“十二条
    伯达:我们知道“九条”、“十二条”肯定不是中央的王力:(微笑)不是中央文革的。杨成武:也不是中央军委的总理:好!散会,同志们再见。
    (0:30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的口号声中,挥手向代表告别,离开会场。第一次汇报到此结束。)
    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陈伯达谈河南问题
    〖六月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摘要。〗
    康生谈河南问题有关部分摘抄如下:对河南二七公社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河南的问题很多,当前分为三派:有二七公社、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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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公社。军区有错误。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解决。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康生同志在讲到阶
    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1)你们(指首都
    红代会)派到全国各地的联络站及其工作人员,作了不少工作,但也犯了不少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你们必须立即撤回北京,搞本单位斗、批、改。在外地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这是不对的
    (2)六月三日,你们开大会,声援河南
    (二七公社),不应该开。你们这样做是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3)中央
    叫河南双方来谈判,你们把河南造总的材料、粮票、钱抢走是极端错误的,是无政府主义。给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带来很大困难
    (4)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
    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陈伯达
    河南三分派,河南造总一派,二七公社一派,公安公社一派。你们
    不能把河南造总说成保皇派。要那样说,这是极其错误的。河南造总来京汇报你们把人家材料抢了,这是不对的。人家第二次送材料来,你们又抢了,这是错上加错。红代会到四川和河南包办了两省的运动。在河南和四川的红代会同志要全部撤回,一个不留。要相信河南五千万人民和中央会正确处理河南问题的。主席是很关心河南问题的。主席授权周总理、康生和我负责解决河南问题。
    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时间:下午四时,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陈达同志问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时总理指示,让你们同各派代表都谈谈,谈了没有?何运洪同志答:当时没有听见
    陈伯达同志又问王力同志:总理不
    是让他们同各派诙谈?王力同志说:是要他们同各派谈谈,河南来的同志要找各派都谈谈,问题还是要通过你们去解决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有成见,
    要找他们谈,反对你们的去谈谈也好嘛!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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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何运洪同志答:给他们说过了。康生同志说:去年南大、交大、郑大运动起来得快,南京、西安是派工作组进去镇压,河南开始就支持学生造反,主席称赞过。(总理插讲:现在翻过来了。)赵文甫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何运洪同志答:收到过封。)这封信很坏,是挑战性的,搞不好,你们和内蒙一样。
    总理说:你
    门谁谈谈。接着何运洪同志代表军区向总理和中央首长作检查,当检查到二月十七日中央指示要派代表来京谈判,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把郑大联委当作右派时,(总理插话说:毛主席当时说即使是右派也来,右派也不能压。)
    总理
    说:你们是不是谈谈省委问题
    何运洪同志说:由李善亭同志谈
    总理
    说:李善亭同志你谈
    接着由李善亭同志汇报省委的问题,当汇报文敏生反
    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余嗣贵同志插话说:刘建勋也说过读毛主席著作也要一分为二。)关锋同志插话说:看刘建勋同志说一分为是咋说的,如果说毛主席著作里有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一分为二,这就不错,如果他是说主席著作冇正确有错误,那就错了。康生同志插话说:这是个复杂问题,看刘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当谈到文、纪叫郑大联委假冲省三级干部会议时,
    关锋同志插话说:你们咋知道这样详细
    李善亭同志说:是张耀东等揭发的。关锋同志插话说:这个人怎么样?要把事情弄清楚
    杨成武同志插话说:河南问题很清楚,现在是怎么检讨的
    问题了,你们要和二七公社讲清楚,要检讨
    关锋同志插话说:刘建勋在北
    京三结合,郑州就岀现了坚决打倒刘建勋,打倒刘建勋的后台谢富总理的标语还有打倒江青同志和总理的标语,你们为什么不表态?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还有那个十二条,你们为什么不辟谣?康生同志插话说:是不是符合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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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对你们有利,你们不吭气。杨成武同志插话说:起码你们很欣赏。康生同志说:你们还有要和赵文甫结合的电报。
    李、余、何诸同志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报,我们可以再查一查
    康生
    同志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关锋同志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总理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下面接着李善亭同志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
    总理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关锋、王力同志插话说:你们还继续谈,可以谈你们的看法。李善亭同志汇报完省委的问题后,余嗣贵同志汇报二七公社的问题。总理说:郑州八大总部是怎么回事?余嗣贵等同志作了回答。总理说:对八大总部,你们要想法让他和二七公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当然现在距离很大了。河南不是军管,实际上军区说了他们还听,你们这次立场要站稳,谈判才能谈好,八大总部要求要派代表来,可以和他们双方协商,(王力同志插话说:二七公社不同意)可以和二七公社商量,一个总部来一个
    王力同志说:军区的问题就是几个
    字,方向、路线错了,打击了革命造反派。
    总理说:要把立场变过来。王力同志说:要听造反派(二七公社)的意见,要到群众里面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要靠什么百分比,搞繁琐哲学。康生同志说:你们这一段是什么路线,什么方向,要好好检査。
    王力同志说:
    你们说人家(二七公社)大方向不对,人家抵制你们,说明人家的路线对了,人家如果跟着你们,相反的路线错了,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就是搞错了,对干部也是这样(省委领导干部)。康生同志说:你们说人家(省委领导干部)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这一段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
    总理说:你们这一段没有按林副主席说的活学活用的办,你们把这个弯
    子转过来。(康生同志插话说:你们有个电报,体现了你们的思想,说给郑大联委平反是冒险主义。)只要你们承认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是会提高威信,不会降低威信。王力同志说:你们要到二七公社主动做工作,不然的话就不好办。陈伯达同志说:你们回去先议论一下,再听就听进去了,要议一议。总理说:钟生益不是支左办公室主任吗?你们也可以让钟来,和一军同志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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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给你们帮一帮。康生同志说:你们糊涂,你们没看主席是怎么批的,你们说人家(郑大联委)是右派,主席批的即使是右派也米
    王力同志说:关键是你们路线错了,要到二七公社那里去谈谈,他
    们说的不好听,这不要紧
    杨成武同志说:你们干干脆脆承认路线错误就算
    了嘛!山东省军区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批语有三条:一条是公开检讨比不公开检讨好,二条是承认路线错误比不承认路线错误好,三条是早检査比晩检査好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批示
    陈伯达同志说:不要怕丢面子,怕丢面子,反而
    面子丢得更多。杨成武同志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
    王力同志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理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一军同志没有谈,可以找全军文革,可以找肖华、杨成武、关锋同志谈谈。何运洪同志说:向总理请示一个问题,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又很紧张,看钟生溢还来不来?总理说:既然这样就不来了
    (记
    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六月十日,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时间:下午六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戚本禹参加接见。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首长岀席〗杨代总长说:总理指示,叫肖华、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听听你们上次谈了以后,还有些什么意见军还没有汇报,也谈一谈,总理就不参加了。你们不是讨论了几天?把你们讨论的情况谈一谈。何运洪向接见首长汇报讨论的情况。当谈到刘建勋在北京
    三结合后,河造总和八大总部喊打倒刘,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群众喊不好制止没有坚决提出不让他们喊。
    关锋同志插话说:听说八大总部过去名声不好。
    余嗣贵插话说,还不是那样
    当何运洪汇报结束时,何运洪说:我们想
    请能明确一下,如果我们支持错了,是八大总部支持错了,还是造总?我们好给家里说一说,通一通气,先作工作,这几天下面就造我们的反
    关锋同志接
    着说:这个问题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看我们领导同志怎么认识,能认识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好了,山东就是这样。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确实不确实。据说,造总在这里谈判,想在郑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总部以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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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不好,把希望寄托在造总,如果造总胜利了,他们也有希望。还说军区给他们发了枪。如果确实,这就是个问题。张树芝、余嗣贵说:民兵武器是按枪弹分开、分别保管的,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过枪。接着,张树芝、余嗣贵发了
    关锋同志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谈点意见,不一定对,我们说的不算
    数,这个问题是中央决定的,我讲的供同志们参考。军区的同志检査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
    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是不
    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戚本禹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主席称赞过他。)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来,供同志们考虑。杨代总长: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戚本禹同志说:错误背定你们是有错误,但是怎么认识,你们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谈谈,多听他们几次。这次,我们想让军区自己认识错误,同各派协商解决,作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好典型。我接触过二七公社,他们还是讲道理的
    何运洪
    说:我们是不是回去一趟,给家里通通气,给家里作作工作。
    肖、杨首长
    你们这里还没有搞通,中央还没有定,就回去,回去怎么说?还是先在这里搞通。杨代总长: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
    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
    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当张树芝谈到我们的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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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作时,戚本禹同志插话:关键在你们两位(指张、何)
    (记录稿,未经
    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
    我们天津赴豫医疗队,到河南省夏邑县支援流行病防治工作,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我们亲身看到了何运洪等河南省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欺上瞒下,搞独立王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农村文化大革命,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我们愤怒控诉河运洪之流扼系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和对我医疗队的迫害!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我们分别到达商邱市和夏邑县,只见满街贴着“打倒郑大联委”、“打倒八·
    四”、“打倒刘建勋”、“打倒党言川”,从专区到县,从公社到生产队,都是这样的标语。另外,贴得最多的还有公安局逮人“通告”。不但是当地的,而且鹤壁、焦作、新乡、砀山、天津的都有。他们用这样大的精力翻印公安局逮人“通告”,而不去翻印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就是企图用“坐牢”来恫吓群众、利用公安部门作为何运洪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
    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这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何运洪发动全省围剿。我们在夏邑县李集公社,向老乡询问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老乡只知道何运洪宣布这些革命组织是“反动的”,并不知道他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因为这是由何运洪自上而下灌输的,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县里印发了大量的唐伟之流的传单和何运洪的讲话,散发到生产队,作为文化大革命学习材料。县里的御用工具“大联合”,编印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五项标准》要农村学生、卫生员学习,却闭口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桑[土固]公社,我们要求卫生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队书记不答应,却要学习他们的所谓“标准”
    在欢迎医疗队座谈会上,夏邑县ⅹⅩ部长李ⅩⅩ说:“支持‘八
    二四’的大部分是学生、教师,他们百分之九十是不革命的”。四月六日,在医疗队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八二四’的九个头头逮了七个,文化大革命形势艮好!”李集公社ⅹⅩ部长苗ⅹⅹ一提开封师院“八二四”,他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就是知道造反!造反!”他们不谈中央指示,张口闭口都是何运洪怎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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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夏邑县自去年十二月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
    的。后来,自上而下地出现了一种谬论:“文化革命就是搞有文化的”!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教师、机关干部。一月份,开封师院“八二四”到该地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后,以夏邑高中、初中学生、小学教师、水力局工人为主,成立了“1.17的革命组织,以后吸收了贫下中农,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在夏邑县公安公社支持下,以公社、大队领导为主,成立了所谓“大联合”的御用工具。发展办法是生产队集体加入,而贫下中农有的还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欺骗群众吗?御用工具成立两天后,那些被群众罢了官的“四不清”干部又上台了!县里借“解放一大片”之名,行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实。
    五月八日,“大联合”召开广播会讲:“对待公社,小队干部的态度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反动透顶!他们在夜间用五十分钟从县到公社就夺了权,演出了“让权”的丑剧。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后,夏邑县公安公社便逮捕“1.17”骨干,开始了白色恐怖。他们的逻辑是:“八二四”是反革命组织,支持“八二四”的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周围的几个县,凡支持“八
    二四”的组织也都被打成“反革命”,无数革命造反派战士受到迫害。“八二
    四”被逮捕入狱的,公布了十四个人,还有被秘密逮捕的,大约五十多人。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革命小将在狱中学习毛主席语录,看押的人说:“你们学了没用,学完也是‘反革命’!”这个县里,不让学生搞串联。农中三十多名学生,因为到首都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回去后竞被打成“反革命”,进行了十八天批斗。这个县整群众,有所谓“消毒”:就是强迫“八二四”、“11.7”的人戴着孝帽扛着幡,站在高台上自己喊:“我是反革命”,有的人被捆着“消毒”,手都捆得发紫了。这种“消毒”甚至连十二岁的小学生也不放过,老乡们见了“消毒”的就哭,可是公安公社一小撮混蛋。却以“消毒”为乐,带着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到各村巡回,有的“消毒”达二十五次之多。一个姓李的开封师院“八二四”的学生,因为“消毒”,得了精神分裂症;当地防疫站一干部的爱人因为“消毒”也得了精神病,至今未愈。李县公社李县大队民兵排长,因为支持“八二四”,参加了“11.7”,被斗多次。但公社干部李ⅩⅩ还带着人去斗他父亲,斗他爱人,并喊:“不老实就往嘴里抹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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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邑县是重灾区,毛主席党中央对当地贫下中农非常关心,发了救济粮款。但是,凡“八二四”“1.17”的,他们都不发给,反对的可以多给;凡是“八
    四”“1.17”,的,还被扣发工资。一个民兵排长(贫农出身),因是“1.17”观点,就被扣了三百五十个工分,撤销了一切职务。全县去年开除了支持
    8.24”、“1.17”的二百多人,在我们撤出时,又有陆续被开除的。
    于这里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生产也就上不去,特别是“1.17”成员因为在政治上受迫害,又不给救灾物资,所以被迫外流。李集公社后司集大队菜园小队百八十人中,一夜就跑了八十人。这笔严重破坏生产的帐,要记在县社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要算在河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算在土皇帝何运洪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农民从一月份以来,就没见过报纸,听不到广播。县社那群混蛋,利用他们的权,扣压中央文件,迷惑群众、欺骗群众。由于他们封锁消息,这里有些农民对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半信牛疑,有的还称之为“刘主席”[原文“刘”字倒着印]。四月十六日公社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誓师会。会前,他们演出“十哭‘八二
    四’”之类很庸俗、很反动的文艺节目。会上是公社ⅩⅩ部部长、公社秘书起来发言,他们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都不喊。四月中旬,公社斗争开封师院“8.24”学生ⅩⅩⅩ,有一公社干部公开喊道:“中央还没有公开批判反动路线,还没打倒刘少奇,喊打倒刘少奇,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真是混帐透顶!充分暴露了他们死保刘邓路线的丑恶面目。对于这种反动统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等闲视之!我们一边搞卫生工作,一边向贫下中农揭露刘少奇的罪恶,搞调査研究,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四月十九日,我们公布了中央四月一日的五条指示(即中发117文件)触怒了专区、县、社的老爷们,公社组织人贴标语大骂:“谁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8.24’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并且召开了系列会议,公社团委书记崔ⅩⅩ在会上恶毒地骂医疗队是"冒牌驴”,是“反革命”。他们还布置特务活动:我们下村看病,有个叮哨:我们给卫生员讲课,受到监视,他们还威胁群众:“医疗队来了,就要报告我们,报告有偿!要是不报告,他们也不能把你们带到天津去!我还是掌权!”公社干部李ⅩⅩ又亲自召开群众会,在会上讲:“中央五条是伪造的,这是替郑大联委、二七公社、1.17翻案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联合”的骨干还到群众中去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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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五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传单!”这些情况我们向县、社ⅩX部反映,他
    们对这样恶毒攻击中央文件的严重事件却置之不理。四月廿九日,商邱专区书记冉Ⅹ、县ⅩⅩ部长李ⅩⅩ和姓陈的副部长,亲自坐车到我队采施加压力。他们威胁说:“你们贴的传单很不好,要是闹到ⅹⅹ部门就不好办啦!你们还年青嘛目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你们要站稳立场。”他们又给我们大讲“郑大联委”“8.24”所谓反革命活动,告诉我们以后宣传什么要和社ⅹⅩ部门联系,和他们一块贴。公社苗ⅩⅩ三次找我们谈话,说:“如果和我们观点一致,经费给个百八十元没问题!如果不改,今后一切都困难”。但是我们决不怕这些,我们对他们讲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于是,公社对我们监视更严了,偷听电话,扣信件、拆信,生活上也刁难我们,使出不给灯油、不给留饭,不给水等可笑可卑的小动作。他们还煽动小学生骂我们,连五岁的小孩都喊:“打倒冒牌驴!”但是,广大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在白色恐怖之下,贫下中农冒着危险帮助我们甩掉叮哨,掩护我们了解情况,他们说反对医疗队的是公社个别人,贫下中农是支持你们的,有个贫农老大娘说你们要是工作队就好了,我要和你们好好说说。”贫下中农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河南省的资产阶级专政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们到河南工作原订三个月的时间,但只工作了一个半月。五月十七日,河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河南卫生厅突然通知外地医疗队全部撤出。医疗队撤岀后,不几天他们就大打出手,许多阶级弟兄身受重伤,无医无药。我们认为把医疗队突然全部撤出是有阴谋的。医疗队撤出前夜,公社团委书记崔ⅩⅩ与“大联合”策划一夜,第天上午煽动群众贴大字报诬蔑我们替反革命翻案,强迫我们交出印发的传单。下午,他们又煽动六百多人,把我们宿舍围得水泄不通,踢门砸窗,高喊“打倒医疗队!”“打倒冒牌驴!”我们全体队员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被围攻整整十小时。这次围攻是公社蓄谋已久的,是ⅩⅩ部支持的,他们企图用围攻医疗队来威胁群众,达到他们压制革命的目的。在被围攻时,我们向ⅩⅩ部反映情况,
    个自称李副部长的说:“XX部不负责,当地群众负责。”这次围攻又一次暴露
    了何运洪黑手伸进农村,扼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而围攻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只不过是一次锻炼,一次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离郑州
    返津,恰遇Ⅹ区给郑大联委“平反”,老保们阻扰二七公社战士进入会场,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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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我们还亲眼见到西安交大几个同学被打昏,惨不忍睹。我们的许多阶级弟兄被暴徒们迫害,有的英勇牺牲。在这里,我们向死难的二七战士表示沉痛地哀悼。同时,我们以一个革命卫生工作者的身份,向何运洪提出强烈抗议,必须立扣制止武斗,并必须保证河南省造反派受伤战士的合理医疗!何运洪你要记住,革命战友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求中央同意我们医疗队打回河南去,为河南真正的造反派服务。毛主席说:“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英勇的二七战士们,奋勇战斗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胜利必将属于英勇的二七公社!打倒何运洪!解放全河南
    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地址:北航五楼309)1967年6月10日)
    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时间: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三十分至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出席代表:“河南二七”、“河造总”双方代表共37人和“开封八·二四等。省委:纪登奎、王庭栋、耿其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张树芝、何运洪、余嗣贵、李善亭等。8172部队(一军):徐文礼、李××人。列席:首都红代会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六人,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赴豫战斗队1人。〗
    六月十三日晚十点二十分,首长进入会场,代表们欢呼,学习主席语录
    七公社代表尚未进完,就被唐伟和河造总一伙拦在大会堂门外,另外还有纪登奎和红代会代表均被拦在门外。
    总理:今天还是来听听你们的,各地方代表都来了吗?上次郑州的讲了。康老:还有一件事,先给大家说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节目呢,今天的会准备开两个小时。
    总理:听听开封的
    造总:报告总理,我们上次没有讲,这次我们要求首先发言。
    七:讲了,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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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噢……噢……(对造总)你们都来了吗?上次他们(指上次造总参加会议的非正式代表)都替你们讲了……那你们就谈吧,谈短些。
    (造总王宝生站起来,欲发言)总理:你叫什么名字?那儿的?王:郑工造总,叫王宝生(总理、康老查对名单)
    王:我今天汇报三个问题。(王宝生讲了所谓“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为首的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事实”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唆使其御用工具镇压文化革命等个问题。他讲了十分钟左右时,张保怀(二七):报告周总理,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到齐,在外边,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谁不叫进来?
    二七:河造总不叫进来,造总:他们的代表够了。
    七:还有纪登奎几个代表,他们不让进总理:纪登奎上次就是代表嘛,怎么不让进来!
    康老:(对造总很生气地)你们为什么不守纪律?来中央要守纪律。在中央面前还能这样吗?上一次你们就没有守纪律。要有科学性,组织性,还有纪律性。你们这样做,越搞越没有道理!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在这儿说一下,(对双方代表)到了北京,你们都不守纪律,二七抢人家的东西——一这个我不知道
    七插话:不是我们抢的!
    王力同志笑着对总理说:不是二七是北航。
    (总理摆手示意让到外边叫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一位警卫员俯首向王力汇报
    王力: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
    总理: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纪登奎和二七代表入场已11点左右
    七: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他们不让进来。
    (总理、康老等首长很生气。王宝生继续发言,讲了几分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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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直到现在,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总理:谁不让进来?
    二七: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王力:(对总理)他们强调对等。
    总理:什么对等,红代会么,北京的红代会么!(河造总起哄)这个事回去再调查,不会是这样的。
    七:就是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警卫员: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总理:(生气)胡闹!把中央的大门
    康老:(摘掉眼镜,生气)胡闹!你们还没有中央?把中央的门,这叫闹革命吗?
    伯达同志气愤地站起来到门口去叫红代会同学。河造总的代表慌慌张张说“赶快出去个人看看,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立即派人去。
    王力:本来就没有道理,你们这个要求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代表么,谁多少,按中央决定办。
    总理:警卫员出去看看
    (门口,伯达同志出来,唐伟和河造总等在门口闹事的人静下来,伯达同志让点了红代会的名字,红代会代表进会场。唐伟等人失望地坐在门口。)
    (会场上,王宝生继续发言,首长们有的在看材料,有的在批阅文件,均未对发言做记录。当王讲到二七公社的宣言时,说他们如何揭开河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时)
    总理:抽象的太多啦,你讲具体的好不好!(王攻击解放军赴豫调査团时)军事院校代表:这是造谣!(王继续讲)
    总理:你讲快点吧,你一个人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啦
    王攻击郑大联委。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省委总部周洪运要站起来发言)
    总理:哎,哎,你们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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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很短,主要是刘建勋的,最近揭发的总理: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周:周洪运,干事康老:什么干事?周:宣传部干事。
    康老:宣传部,部长是谁呀?
    周:宋玉玺。(他继续讲。首长们又在看材料,批文件。中途造总一个代表又想插话)
    总理:(摇头示意不让讲)你们这样讲还有没有个完,两小时都被你们占了你们不说话了,二七还要讲,还有开封吗!(周洪运只管讲,当讲到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时)你们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件事,你们交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们说别的。
    周:对,对。(继续讲。讲到刘建勋在河南五年零三个月的三反言行时。)康老:你们不要在那儿念文章,有具体事可以讲点,材料我们这儿都有。周:都是新的。(总理笑了)
    康老:你们不是印一本一本给我们了嘛!
    总理:你们讲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不要再大做文章。你们有自由,你们可以写成书嘛!那些东西我早晓得了周:这是新的。
    (郑大红卫兵战斗师要求发言)
    总理:不行,听我们安排,你们已经占了一个小时零一刻了。战斗师:我们不是造总的呀!我们是战斗师的呀!我们要求发言!
    总理:(指周洪运)时间都叫他给占去了,两面都是攻击郑大联委的,他们还要回答嘛
    (周洪运继续讲。当提到赵文甫、文敏生时)
    总理:现实的你不说,文敏生、赵文甫都在这里嘛!你这些事情材料交出来
    (河造总方面的代表抢着发言)康老:听中央安排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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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说:快了,快了。周继续讲……)
    (总理、康生等首长看河造总转抄的郑大战斗师编造的“北京谈判消息”的传单,均笑了。)
    总理:我提一件事,(对河造总)你们搞了个北京谈判消息报导,你们知道不知道?郑大的谈判消息,这是哪个搞的?(非常生气地说)简直是造谣!莫名其妙!你们把我和康老分开,说康老见你们,我见他们,这简直是造谣!大家都在这儿嘛!
    康老:(非常生气)请你们考虑,中央叫你们来汇报河南情况!是不是谈判你们以为你们一个党,我们一个党,你们一个国家,我们一个国家,你们那个党那个国家和我们谈判了。
    (河造总抢着发言:“这不是我们的”……)如果你们河造总说不是你们的,我们要彻底批判,追査什么人搞的。反革命。(康老双手篡着拳头,激动地)我们是和你们谈判,两党两国,你们赞成不赞成?(河造总代表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少数人说,不赞成!)反对不反对?(造总答:反对。)反对就要有表示必须彻底批判。(河造总代表楞了一会站起来要赖掉: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总理:(拿着那张传单)你们说不是你们的,那你们给我们写的东西可以作证明,你们是跟我们谈判的。你们中医学院给我们写的东西,下边就是谈判代表团(指落款)。
    康老: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把住门,把我们包围住,跟我们谈判。王力:你们说谈判,我们派到河南的记者,你们有什么资格和他们谈判?还要唐伟来。
    总理:你们的意思就不是来汇报解决问题的,是来讨价还价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思想就是不纯!你们大概谈判不好就要回去,象内蒙那样给我们造成一种形势,强迫中央承认。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你做对了,我们支持;错了,中央什么时候也不会支持的,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六月十四日零点十分,谢副总理和戚本禹来到会场,谢副总理下车后,坐在大会堂门口的唐伟一伙又一哄而起,围上谢副总理,无理取闹,硬要进入会场。谢副总理说:“我不了解情况,我不管!”就和戚本禹同志进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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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堂,唐伟一伙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地坐了下来。在以后时间内唐伟一伙不断有人硬往门口冲,均被警卫坚决阻止。)
    二七代表吕以尧站起来要求发言)总理:你叫什么名字?吕:吕以尧。
    (吕以尧以五月廿九日第一次汇报后发生的国棉六厂“五卅”惨案等控诉何运洪等拒不执行周总理指示,继续制造流血事件,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当讲到六厂事件时,总理、伯达、康生、王力等十分注意听,并长时间作记录。
    总理:你们工人赤卫队有多少人?
    工人赤卫队代表:原来3000多人,后来被镇压到1000多人,现在在厂的有400余人。
    总理:全厂多少人?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5000多人
    (吕以尧继续讲六厂事件。当讲到六厂工人赤卫队大楼被烧,工人被打的惨况时,首长们显得心情十分沉重。总理看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当吕以尧讲到12岁的小孩眼睛被铁军用弹子打坏时,二七代表把那颗钢珠交给总理)
    总理:谁参加的?
    吕:有郑州铁军、河造总,最多的时候达十万人。围攻大楼时,他们用推土机、吊车、消防车等机械,最后他们把楼烧了
    总理:谁打的?是工人多还是农民多?吕:工人多。
    总理: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兄弟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吕又讲了一个事实经过)
    总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你别光讲现象不讲实质嘛吕:这是何运洪一手策划,是何运洪一手搞的总理:噢,是这样
    吕:总理指示何运洪他们徒手隔离,制止武斗,(总理点头)可是不执行总理指示,何运洪对抗总理指示。(吕又继续揭发了何运洪策划与挑起武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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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赤卫队代表:造谣!没有解放军,解放军根本没有指挥,是军区的×来制止武斗的,被他们抓起来了
    康老:(摆手示意,让赤卫队代表坐下)叫他(指吕)说完嘛!
    红代会代表:(拿出传单、汽车牌照、照片)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你们的车牌照,这就是你们的照片
    六厂工人赤卫队代表:我是现场受害者,我要控诉,我把六厂工人赤卫队受害的情况讲
    (略)
    (六厂赤卫队代表抢着发言,诬蔑说他们之所以围攻工人赤卫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打伤了他们400多人。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六厂赤卫队代表:有3000多人。
    总理:你们人多,3000多对1000多,怎么能打伤你们400多个男的?(六厂赤卫队又诬蔑说二七公社廿六号游行时都是拿着铁棍,戴着安全帽打他们)
    二七:造谣!我们根本没有拿铁棍,我们只拿语录木!
    总理:(对六厂赤卫队代表)叫你们谈六厂的,你怎么又回到26日去谈过去的事情,叫你们谈诙你们为什么包围他们嘛!都是阶级兄弟,怎么打起来了赤卫队代表:(张口结舌地)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8202部队师长彭辉是到现场制止武斗的,可是在离现场二里多远的地方就被他们逮住了,并且审问
    刘生:报告总理,我有个新问题,我是郑州支左办公室,六厂情况我最清楚。(刘是河南支左办公室唯一支持造反派的人,后被调走。现在北京。—一抄者注)王力:(丢开手里拿的材料)叫他说嘛!叫支左办公室的说(刘生站起来)
    总理:你姓啥,叫什么名字?刘生:我姓刘,叫生,生产的生。
    总理:(用铅笔在代表名字的下面写下了刘生的名字)你什么时候来的?刘生: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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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吗(指二七)?
    刘生:对!(刘生以其亲身体会揭发了何运洪支保不支左的事实及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他原来是绝对相信、坚持和宣传何运洪的意见和决定的,但通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命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报纸杂志的有关社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青海、四川等地的问题的决定,对照河南的情况,越来越觉得何运洪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乂通过周密而深入地调査,认为二七公社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他逐渐倾向支持二七公社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于五月被调开了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均被扣。他在发言中还强调指出,如果说何运洪在前段的错误还可以说是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在中央军委十条下达以后,依然坚决不改,便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了。首长都很认真地听取了刘生的汇报,总理、康老都频频点头,王力同志不时发笑。当刘生同志谈到何运洪与八大老保总部是如何难分难舍时,王力、戚本禹都笑了。特别最后,讲到何运洪的性质分析认识时,康老点了点头。)
    总理:你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下材料给我们刘生:是。
    (河造总的一个代表又站起来抢着发言。)(二七发言)吕:我还没有讲完!
    总理:好,你说吧,简短些。多长时间?吕:时间很短。
    总理:十分钟行不行?(吕:行。)好,你说吧。
    吕以尧:最近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逆流,这类传单很多,仅郑工造总廿八、九两日就出了26种
    (河造总起哄,说造谣,二七公社代表陆续将有关传单、照片递给王力。首长们在传阅。)
    郑工造总代表:我们一直认为谢副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官。
    总理、康老看着谢副总理笑。谢副总理摇着头、摆着手,笑着说:“还是谢富治,还是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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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正当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其目的要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念洛阳红师6月4日贴的大标语“打倒刘建勋,揪岀谢富治,炮轰中央文革,江青靠边站!”总理和首长听了以后很惊讶!吕又念了郑大战斗师和郑工造总的两张炮打谢富治副总理的传单。)
    总理:这些内容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有材料报给我们嘛!
    吕:(再次强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为进一步制造反革命暴乱造舆论,他们已经把枪发给老保了他们的家属已经转移了,他们准备中央一旦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以后,和我们干干不过我们,就拉到山里去。
    总理:一军的谁来了?
    (一军的两个代表站起来)陈红兵的问题,他们提出来要让放。(八·二四代表插话:我们还有许多工人没有放。)先解决陈红兵问题,你们(一军)说他写有反动标语(一军的代表:材料已经报上去了
    我们要叫记者联络站跟你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写了反动标语
    八·二四代表:开封赵静生是支左的主要负责人,但也没有来,而叫徐文礼来了,这里面有文章,我们要求让赵静生来
    (总理把赵静生的名字记了下来。总理:休会。
    造总代表:总理,我们说两句
    (总理没理,首长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河造总纠缠不休。)(二七公社代表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打倒何运洪!
    打倒河运洪是最大的拥军!砸烂河南独立王国!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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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汇报结束。)
    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时间:1967年6月14日晚9点40分至凌晨2点4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出席代表: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以及新乡、洛阳、焦作、鹤壁双方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纪的秘书、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军区:何运洪、张树芝、余刪贵、李善亭。〗
    开始“二七公社”高呼口号(略),对方也呼。
    总理:你们的口号喊清楚点,不要把自己的口号也加在里边,不然我们不举手。这是我们戚本禹这个青年人提的
    (大笑)
    康老:我讲一点,在中央开会时,用不着读语录,用不着呼口号。我再说遍(又重复一遍),另外,不管你们那一边,千万要遵守纪律,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慢点,讲清楚。
    总理:你们年纪和我差一大截,你们说那么快,我怎么跟得上。(哄然大笑)我们把各地都请来了,有开封的、有新乡的、有焦作的、鹤壁的,信阳的、洛阳的、偃师的,兰考的也来了。郑州的听得多了,这次听听外地的。
    郑大战斗师:我们郑大战斗师还没发言。总理:等一下(造总代表不由分说起来发言)
    康老:(发火)等一下嘛,我再三地讲你们要守纪律,听总理讲嘛总理:开封八·二四讲。
    八·二四:我,李福来
    总理:査名单(戚本禹插话说是李福来)
    总理:好!李福来讲,不要太长,最多20多分钟
    八·二四:何运洪和赵静生都是一个腔调,要不把八月的造反派打成御用工具就糟了(对方跳起来说造谣)
    (总理、康老阻止对方发言。)
    康老:你们这成习惯了,一触即发这是要犯错误的,我给你们介绍经验,触即跳必定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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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来继续讲)
    总理:什么时候定你们反动组织?谁定的?
    (李回答了时间,李谈到军队宣传车喊“贺龙万岁”。)戚本禹:谁喊的?
    八·二四:8172的宣传车戚:有这事吗?
    八·二四:不仅一次,16、17、18连续多次(李举出时间地点并举出一车号是午4-16-94)
    总理:你们把主席象砸烂了吗?
    八·二四:纯粹造谣。戚:你们搞了个四条吗?
    (李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拿出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说明是断章取义,政治陷
    戚:(满意地点了头,并接过笔记本仔细阅后面带微笑地转交给陈伯达同志。)(李谈二·八事件、
    事件
    八流血事件打死二人时,戚和总
    理在一块研究记录)
    康老:打死的叫什么名字?
    八·二四(黄泽生):杜聚明,化建公司木工,35岁。康生:哪里人?
    八·二四:开封市人。康老:女的?
    八·二四:孙爱英、开封青年农场女工,被赤卫队掐死的。总理:那女的当时送家里了?
    八·二四:是不是送家里的不清楚总理:等了几天?
    八·二四:八天总理:怎么死的?
    八·二四(黄泽生):掐死的总理、戚本禹:谁运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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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四(黄):八·二四同学。戚:谁开的枪?
    八·二四(李)
    驻军战士。
    戚:弹头?
    八·二四(李):出来了戚:没找到?
    八·二四:没有。当时队伍打乱了,有医生诊断,有伤口分寸戚:材料带来了?
    八·二四:带来了,下边可交首长总理:(仔细听李讲。)
    八·二四:八·二四被捕615人,占八·二四的34%康老:打死在二月十九号?
    八·二四:二月十八日晚上。戚:八·二四多少人?
    八·二四:1600多人。被捕600多人。(作记录)
    戚:被捕600多人。总理:劳动改造多少?
    八·二四:57人总理:放了没有?
    八·二四:放了。
    戚:宣传车是你们砸的吗?有这事吗
    八·二四:没有。戚:抢了枪了吗?
    八·二四:没有总理:六号门有枪吗?
    八·二四(黄泽生):公安公社逮捕六号门负责人秦俭时,群众气愤地把公安公社枪下了,当时交给电厂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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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四(李):从2月8日至3月中旬开封捕4千人。2月18日抓一千多人。
    总理:师院抓2000人?
    八·二四:600多人。
    总理:你讲快点,你讲的差不多了。你别把今晚的时间都讲了,要集中点,有材料把材料交上来。我们记者站的同志明天还以座谈的形式找各地谈,把材料交上来,不然每个地方都要听,时间不允许。四川就是这样。
    八·二四:好,快点。摧垮的保守组织复活,以开封师院为例
    康老:他们现在成造反派了(李讲到井冈山时),噢,你对井冈山有什么看法
    八·二四: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这时开封师院井冈山跳起来大叫:造谣。)总理:你是开封师院的?(井冈山:是)总理:井冈山的?(井冈山:是)
    总理:哈哈,对头啊!(井冈山起来发言)康老:你讲快些,人家还要讲嘛!(……)总理:兰考有人来吗?(有,总理,我要求发言)
    总理:你等一等,还让他讲。(井冈山又讲,当他否认自己是保皇派时)总理:你们杀出来是今年了吧?(井冈山:不是!)(八·二四欲反驳)总理:(对八·二四)你不要接人家的话,你把东西拿出来嘛(八·二四交给总理一份井冈山成立声明)
    总理:(对井冈山)你们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声明,(把声明举起来一股劲地摇)承认井冈山兵团前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井冈山:当时他们压我们很厉害,把我们压垮了。
    总理:压是一回事,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一回事,你讲一下井冈山:那……那时……(吞吞吐吐地)总理:你们自己的事嘛
    井冈山:那是几个人起草的,没通过
    总理:起草没关系,怎么能油印呢?这下边落款还是你们兵团的名字嘛!(井冈山吞吞吐吐,狼狈不堪,又讲八·二四的“罪状”,拿出许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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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43页,共4822页
    康老:你要扼要点,这里材料比你还多。(井冈山又讲了一会)总理:你等一下,我问一件事,北航×××来了吗?红代会:没有。总理:你们来几个?红代会:六个
    总理:都是哪个学校的?
    红代会:地质二人,农机二人,石油一人,北大一人。
    总理:通知另一方面,清华、北航、北工有人支持造总的,也让他们进来。(红代会答:支持是少数。)不管多数少数,有支持的让他们进来。
    红代会:是这样的,他们每个总部,比如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总部都是支持二七的
    支持造总的只是个别人,不能代表总部的观点,没有经过红代会的批准。总理:你们是红代会批准的
    红代会:我们是红代会特派河南战斗队,是红代会批准的
    总理:噢,你们是正式批准的,(造总递了条子要求让他们进来)这个事交给谢副总理。(总理将条子递给谢副总理,谢看后没吭声。)
    (井冈山又讲,总理和康老等首长在看材料)
    (井冈山讲到纪登奎、开封第一书记徐学龙收买八·二四,给了70万元)总理:(不满地问)谁给的钱?什么钱?有什么证据?你要快一点,离题太远了!(走出去了。)
    康老:听我讲,我们现在要听一下洛阳的情况,因为现在洛阳情况很严重。请洛阳拖拉机学校的常春波同志讲。
    (洛阳的常春波讲了,讲得很慢、很生,没有感情,主要讲洛阳的武斗的情况)(二七群众很生气;老保得逞,跳起来说什么不会造谣,我们讲。)康老:(仍然非常耐心地听他讲,仔细地询问)你讲的是军区还是军分区?常:是何运洪搞的……(对方嘲笑)
    (康老点了点头)(当常谈到洛阳武斗影响了生产)康老:(惊讶地问)拖拉机厂停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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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保门不承认是他们挑起武斗,乱吵吵)你们八一六是什么组织?包括不包括工人?工厂是什么组织?(常作了回答。)红代会:(尤红):拖拉机厂筹委会去围攻的。康老:现在还围着吗。(常答:攻破了!
    (公安厅红色公安几次要求发言,想在首长面前无情地揭露公安公社黑幕)康老:等一下,围攻哪里?(常答:机务段。)我没听清,噢,机务段公安厅的张××:发生在六六通令后。
    康老:(点头)张捷是什么人:(常答:洛阳市武装部长,参加围攻)(老保:造谣!)
    康老:(对老保)我说了,你认为他是造谣,那不是对你有利吗?逮捕了二百多人放了没有?有没有再捕人?
    张××:洛阳捕人了(老保:造谣。)
    (张××同志要求揭发公安厅内幕,老保急得跳了起来,攻击张××是投机倒把分子。这时红代会同志要求发言,场面较乱。)
    康老:慢慢地让他(指常)讲吗。你是红代会的,等一等,你有材料送上来好了
    常:有1000多人跑出来到八机部住着,还有的跑到其他地方。康老:有没有捕人?(常:没有。常:八一六大楼被围,上面有300多人。
    尤红:我要发言。(老保跳起来指着尤红:你尤红是专门挑起挑斗的!)康老:你哪一位?(老保:我洛阳的。)洛阳的正在讲吗!(老保:我们有材料补充。)你有材料交上来好了!(常继续讲)
    康老:火车停了?
    常:6月9日全部停运,工人不敢上班,被毒打被抓走
    康老:扼要点!(常:在洛阳出现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写出了许多反动标语。)(老保:我们没有,是你搞的,欺骗中央。)
    尤红:有!是你们干的!(老保反驳,要压制尤红发言,攻击首都红代会战友挑起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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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他们(尤红等)是中央请来的,发言不发言中央有权力,不能由你们决定(对老保)(后又对尤红)你是红代会农机学院的吗?人家点了名啦!你有权利反驳,你把材料整一下交上米,交给戚本禹同志,这关系到你们红代会的声誉。(说着和戚本禹、周总理同时大笑……)
    康老:(对老保)你讲!不要激动,造反有理,一激动就没有理啦戚:那是观点不同?(老保讲
    康老:我想现在请洛阳的同志说明一点,现在还有没有武斗?有武斗如何制止?这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洛阳是重工业城市,(在洛阳武斗)对国家不利(老保还要继续讲)谢:停下来
    戚:停下来
    (常又讲。老保:造谣!)
    康老:你们让人家讲嘛,何必左一个造谣右一个造谣。
    刘生:制止武斗我有办法,只要解放军站在公正的立场就能制止
    康老:对!军队应该徒手解围制止武斗。双方都要制止武斗。破坏了国家财产,损坏了身体,不好!(老保又讲)我谈一句,有个叫刘峰的是哪一位?(河造总的捣乱分子站了起来(康老发火了)你递了两个条子,说有要事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事怎么不写出来呢?这事并没有什么好保密的!请新乡的讲吧!新乡已发出呼吁了,你(老保)到过新乡吗?(没有,)你没有到过新乡,你讲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有材料你写出来吧。
    (新乡八一八李德森讲,最近八一八被围困、断粮断炊的情况,康老很关切地询问了情况。接着新乡李玉坤讲,当讲到他是参加了老红卫兵时)
    康老:你是老红卫兵,什么时候成立的?(李回答)噢,你老红卫兵是八月
    二十四日成立的,八一八红卫兵是9月1日成立的,相差一个星期就老了。在北京老红卫兵人家就从另外地方想……(说着笑了)
    伯达:(对李玉坤)时间很宝贵
    康老:新乡最近逮人没有?刚才那个同学讲八号捕人了……粮食站封锁了没有?老保李玉坤讲他们也被断粮的情况欺骗中央首长,李玉坤油头滑面地讲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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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你把材料交过来!
    伯达:你说的多了把主要问题都冲淡了。(新乡师院八一八要求辟谣。)康、陈:你们可以辟谣。(新乡八一八发言,李玉坤立即起来吵吵。)总理:焦作的谈吧!(焦作矿院八一八刘文学讲,焦作老保不讲道理的抢着发言,刘文学一看是个四不清干部,气愤地说:你没有资格发言)
    康老:这儿谁都可以谈。(老保讲了下去,当他骂耿其昌老混蛋时)康老:在这儿不要骂人,摆事实讲道理,在中央开会不要骂人!(面带怒色)你是不是抢了章子(指假夺权)的?你要讲扼要点,你从开始讲,讲一天也讲不完!焦作矿院八一八讲,讲了大方向,很有声色,时间到了
    戚:今天就停下来。
    总理:今天谈到这儿,以后谈,以后来谈。郑大战斗师不属于两派,可以写材料。下一次十大总部各总部来两个人
    康老:尤红把材料送上来。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94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康老:总是讲过去,这怎么行呢?
    总理:军管会,大军区管,武汉军区管,不得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军管会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散会。(双方吵,总理很生气。)(大家呼口号!)
    七战士高呼,毛主席万岁!第三次汇报结束。)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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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亳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
    摘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党内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伸向河南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等,多年来,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何、赵、杨又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血腥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血腥镇压仝国赴豫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把河南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河南“独立王国”的
    班底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陶铸的忠实爪牙。四年内,被陶连提三级。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地政策,就是他以“党性保证”提岀,陶铸同意后由他贯彻下去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仍然负隅顽抗,并对急于改正错误的刘建勋同志说:“何必那样紧张。”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并指使召开高干子弟会,控制群众组织。他还追随陶铸、王任重发下十七、八道黑指示,背着党中央,强令县以下中学停止运动;他还领取叛徒金明(中南局书记)的黑命令强制全省地直机关停止炮轰以他为首的黑司令部。何运洪:河南省委常委,原中南保卫部长,三反分子罗瑞卿的亲信。长期以来,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互相勾结,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今年二月份以来,与省委内文、赵、杨小撮再次勾结起来,刮起了二月复辟黑风,造成了三月的白色恐怖,挑起了四月的频繁武斗,制造了五月的血腥屠杀,并且一再对抗中央指示,竭力煽起反革命暴乱,妄图篡党、篡军、篡政,把河南搞成“独立王国”。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多年来,他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搞假材料,欺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为牛鬼蛇神大开绿灯;残酷实行阶级报复,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元月份以来,又与何运洪勾结起来,上揪革命领导干部,下扫革命小将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杨蔚屏:河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因陷害潘复生同志被陶铸、吴芝圃之流提升一级。一九六○年,他听到信阳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后,置之不理,却坐上轿车、带上剧团到鸡公山享乐。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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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中,他镇压学生运动,是刘、邓、陶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包庇他的实行阶级报复的儿子、杀人凶手杨继凯,并将其母(地主婆)接到省委,逃避监督改造。
    大搞“独立王国”刘、邓、陶的黑爪牙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相互勾结,狼狈为奷,对抗中央,在河南大搞“独立王国”,罪恶累累,必须彻底清算!现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初步揭露如下
    、破坏赴京汇
    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总理指示何运洪召集双方代表(以二七公社为方,“河造总”为另一方)赴京汇报。命令下达后,文、何、赵、杨立即疯狂镇压革命派,把我二七公社一方代表抓起来,并大肆造谣,颠倒黑白,把破坏汇报的罪责强加在我二七公社头上。现巳查明,周总理指示下达后四天,文、何、赵、杨集团的杨ⅩⅩ就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了!”话音刚落,他们的御用工具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四月廿六日,周总理第二次电令双方赴京汇报。文、何、赵、杨乂制造重重障碍,妄图再次践踏周总理指示。其一,继续监禁我方代表。经过两千余名二七战士和全国革命派战友英勇斗争,他们才被迫把我方代表释放出狱。其二,于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血洗了新乡师院八·一八,紧跟着制造了“五四”“五
    五”“五六”“五·二六”等一系列的大屠杀,妄图在赴京汇报前把革命派一口吞掉。其三,他们用飞机把自己的代表文、何、杨等送到北京;相反,千方百计阻挠我方代表赴京,封锁经济,封锁交通。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我方代表乘煤车来京,有的被他们发现后拉下车进行毒打。对于我方革命干部代表纪登奎、耿其昌等同志则严密看管起来。后来,纪、耿等由二七公社和外地战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岗哨才抢救出来;耿还被迫绕道太原、由山西革命委员会帮助来京王庭栋是周总理点名才要来的。这时,他们又耍花招,一半以上的代表返郑,拒不出席周总理于五月廿九日召开的会议,要挟中央把汇报地点改到郑州。总理召集一次汇报,他们竟抗拒了三四个月,而要总理三令五申。文、何、赵杨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服从谁的命令,又对抗谁的命令,难道不是很清楚了
    、对抗、封锁中央指示文、何、赵、杨只公布了中央军委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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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对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处理青海、内蒙、安徽、四川问题的决定等都拒不公布,拒不执行,甚至有人诬蔑为大毒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否!在文、何、赵、杨看来,中央这些命令和决定太不合他们的口味了,所以不能接受。文、何、赵、杨还对抗中央关于不得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指示。在他们操纵的《南日报》、《郑州晩报》头版上大登“打退郑大革联的翻案风”,特别是删掉人民日报四月二十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彭真旧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捅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那段重要报道
    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吗?否!单从
    文、何、赵、杨集团的通讯处长亲赴电讯局,指示公安公社成立六人监信小组扣压二七战士重要电报、电话和信件,封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之事,就不难看出文、何、赵、杨搞的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伪造中央文件
    三月六日,何运洪背着中央,擅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之后,拼命宣传他们的决定是“上呈下达”的,何运洪还亲自说过: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的行动“不是冒然的”“是有根据的”等等,力图制造“中央批准”的假象。当四月六日军委十条命令下来后,他一面封锁,一面又重申郑大联委非法,不仅如此,文、何、赵、杨竟假借中央之名,伪造了一个所谓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中央发现后,他们拒不辟谣,还层层向下传达,蒙蔽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狗胆包天,到如此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切的一切,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政治背景的
    早在
    九五九年,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在陷害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事件以后吴便将赵、杨各提了一级;吴、赵、畅一起提出和实行了“高指标,髙估产,高征购”的所谓“三高”政策,以对抗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九日亲自起草的《给生产队的一封信》;吴、赵、杨又拒不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一九五八年十月和一九五九年三月两次郑州会议的指示,毛主席曾批评吴是左倾盲动;吴、赵、杨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后,毛主席曾亲自给河南省委写信,指示要以小队为核算单位,他们仍然拒不执行,何等狂妄!在今天河南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回顾这段历史不是发人深省吗?!
    月黑风——反革命复辟正值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河南的“独立王国”面临崩溃时,以何运洪为中心,结成了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阵线。文、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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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三步曲开场了
    、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四日,文、何、赵、杨利用唐伟,抛出了臭名远扬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并手扶植了“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特别是其中的“红刺刀”等战斗队,以“知情人”的权威身份出面,充当反革命舆论工具。在全面否定刘建勋同志的同时,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经过半个多月全付宣传工具的煽动,河南反动的和保守的势力就都在“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口号下聚集到了文、何、赵、杨的周围。
    、上打革命干部,下打革命群众
    上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替保守组织翻案何运洪集团首先利用造反
    派之间的一些矛盾,抓一点,打一片,利用他的同党刘Xⅹ的女儿在郑工造总作
    内线,想把整个河南革命派一口吞掉。
    现巳査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
    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和何运洪亲自批准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而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之下个党支部书记、商店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也可以擅自决定解散革命组织。象这样,仅洛阳地区上报绐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就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个。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査,有名单可査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连十三岁的小学生也逃不脱毒手。与此同时,文、何、赵、杨又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狂喊“打倒刘建勋”,特别是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更加声嘶力竭地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诬蔑毛主席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受刘建勋的骗”,恶毒散布对伟大领袖的怀疑情绪。近来,又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贴上了街。他们对坚定地支持革命派的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恨之入骨,把他软棼了四个月,拳打脚踢。把周总理点名要到北京担任我方代表的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强令他披麻带孝。还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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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辉县县委书记胡占春等人
    与以上相反,文、何、赵、杨拼命扶植保守
    组织。首先,他们支持了三反分子罗瑞卿在河南安置下的爪牙所组织的公安公社,作为镇压革命的工具。然后,为周总理点过名的保守组织“郑大红卫兵斗师”翻案,使这个只剩十七人的典型保守组织又死灰复燃
    巳被揪出的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时又是一番景象,一个个从阴沟里伸出头来,拼命企图钻进“三结合”机构,实行反攻倒算。赵文甫和何运洪紧密配合,何说“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赵应道“你们做得对”;何对专程赴京揪刘建勋代表团的杨蔚屏秘书胡Ⅹ说:“你们揪不回刘建勋,我在谈判桌上也要绞死他!”赵立刻呼应“我就是回家种地也要打倒刘建勋!”他接连给何运洪等写了三封信,狂呼:“你们干得好”,“要干到底!”激动地大叫:“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了,我不能再沉默。”并跑到何运洪门口高嚷:“现在形势大好,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不但应邀参加斗争纪登奎大会,还动手打人,进行报复。郑大附中红旗等革命小将再要求揪斗他时,何运洪却把他保护起来。就这样,他一直逍遥法外。杨蔚屏也先后给何运洪三封信,打气献策。自然也被邀请参加斗纪登奎大会,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斗了我二十多次,我就是死到棺材里了也都记得这笔账!”早在去年七月就巳被揪出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三反分子、大叛徒郭晓棠居然也无耻地说我是黑邦打成的黑邦。”企图翻案。就是这样,河南革命的历史被文、何赵、杨颠倒了!洛阳竞出现了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开封竞有人喊:“贺龙万岁!”到处是“摧毁郑大革联反动思想体系”的巨幅标语,河南岀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反革命的“三凑合”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当文、何、赵、杨自恃时机成熟,就迫不及待地于三月六日搞出一个干部“亮相”会,还跟大叛徒齐文俭(付省长)等结合起来,搞了个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文、何、赵杨之流的亲自指挥下“分系统按部门”建立了十个“总部”,他们想篡夺革命成果,要摘挑子了。这还不是典型的反革命“三凑合”吗!?这一切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二月以来,河南的确岀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文、何、赵、杨的确是一批打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最阴险的敌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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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52页,共4822页
    大屠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中国,这种白色据点能长期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河南革命人民不容许,全国人民也不容许,毛主席和党中央更不容许。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的决定、《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中央指示陆续发表了,鼓舞和激劢着二七战士。二七战士满眶热泪日夜想念毛主席
    三月份以来
    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各地军事院校革命派,中央各部及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等仝国的革命派都相继发出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和声讨文、何、赵杨之流的檄文;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友,牢记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奔赴河南斗争的第一线。暂时被打下去的河南革命派又站起来了,二七战士又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革命派的大字报重新占领了阵地,没有广播器材用口喊,没有印刷工具用手写,黄河两岸又沸腾起来了。与此同时,周总理四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召集向中央汇报的命令巳下达
    文、何、赵、杨外惧全国革命派的声讨,内忧河南革命派的壮大,陷入了天罗地网。同时机校“八·二六”、郑工指点江山兵团等举起了义旗,何运洪的后院起火了!他们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就使出了最后一着——没有枪声的反革命大屠
    五.四、五.五、五·六、五·一七、五·二一、五·二六、五·二
    七、五·卅、五·卅一等一系列的反革命大屠杀,都是有组织有指挥的杀人放火!
    五·二六事件中当场捉住的何运洪的忠实爪牙彭Ⅹ就是铁证。何、文、赵、杨集切反革命策略之大成,他们调动大批人马,团团围困革命造反派,断水,断电断粮,动用汽车、起重机、消防车、推土机、炸药、雷管、六六六粉和化学药剂以及烟幕弹、燃烧弹……仅五月二十七日一天,就打死打伤我二七战士千余名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比青海“二·二三”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反革命屠杀环境下,全省大批工厂停工,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人被打走,京广、陇海两线货运受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了援越抗美和全国的生产运输
    现在,何运洪等巳把枪发给保守组织。同时,由于上下压力而一度被踢开的公安公社,再次被捧了起来,并急剧强化;他们还向四川产匪“取经”,并巳到山区和农村去大肆活动……种种迹象表明,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迫在眉睫,河南革命派的战友们,全国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切受文、何、赵、杨蒙蔽强制的群众,我们热情欢迎你们掉转矛头,造一小撮幕后操纵者的反,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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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53页,共4822页
    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打倒刘、邓、陶!打倒文、何、赵、杨
    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
    岁
    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时间:夜,地点:京西宾馆。河南省军区和驻开封的一军的领导同志出席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康老说:你们这两天考虑得怎样?八大总部的人来了没有?何运洪、余嗣贵答:八大总部的代表来了。康老说:这两天河南武斗情况怎么样?你们谈谈
    何运洪:武斗还有,没有完全停下来。现
    在由洛阳转到焦作了。焦作武装部长、政委都被抓走了,有的被打的很厉害。康老说:焦作不是军管了吗?余嗣贵答:是电厂军管了
    康老说:想听
    听你们对解决河南问题的意见。最近作了点群众工作没有?两派的工作做了没有
    何运洪答:前一段做过一次
    何运洪、余嗣贵、张树芝先后向中央
    首长汇报了军区领导同志所犯错误的认识,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提出了我们准备分两步走,先向军区党委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接着开党委扩大会,请分区各师的领导同志和军区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传送中央首长指示,组织学习讨论,然后,再向群众公开检讨。汇报后,提出了几个问题,请中央首长予以明确
    河造总的性质我们还不清楚,我们不好同他们讲
    对
    省委领导人还摸不到底,怕再搞错了,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
    八大总部
    是什么性质的,将来怎么样作工作?它们现在攻我们攻得厉害。
    四、河造总、二七公社都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中央按系统大联合的精神,以后怎么解决?五、我们怎么检査,是等中央决定了讲,还是我们先检讨?在部队内部,我们只是在党委常委里讲了,没有敢往下讲,怕讲错了。我们也想早检査、快检査,变被动为主动
    杨代总长说:你们准备怎么办,谈具体些
    两步怎么走
    何运洪说:准备先向军队内部讲,已让赵复兴来过,对他讲了
    中央首长指示精神,让他回去传达。杨代总长说:这个办法好,要来可靠的,不要来反对的。康老讲:可以来人,也可以打电话。杨代总长讲: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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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内蒙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济南军区党委统一,杨司令、袁政委一站出来检査错误,表明态度,原来抵触较大的炮兵、工程兵也都转过来
    内蒙则是内部出了问题,只要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主任通了,你们真正转过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对各师、分区要请他们来开会,不能让他们帮倒忙。康老讲:我看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等中央表了态,你们才表态?如果你们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那你们就又被动了。二月叫你们来,你们不来,被动了一次。这次再不先表态,不就又被动一次?等中央作了结论,你们再表态,群众会说中央已经表了态,你们不表态也不行了,这不就是被动?我提出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开了几次大会,河造总保你们,你们连一句话也不起来说,你们应该起来说,你们说:“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不就好了吗!?你们有错误,应该告诉河造总,人家忠心耿耿地保你们,你有错误为什么不告人家呢?要告人家。这些也请你们考虑。我们等你们觉悟,把主动给你们,我们才好讲话,我们才好保你们。我看何运洪,你的思想这个弯子还没有转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经验,四川杨超我们几次让他讲,还给他写了信让他讲,他不讲,中央想保他,但保不起来了
    戚本禹说:你们还
    是姿态不高。康老讲:你们应该主动检查,要不河造总会怨你们有错误不告诉他,二七公社认为是中央给他平反的,不是你们主动认错的。你们回去后,可召开群众大会检讨。河造总讲郑大联委是省委的御用工具,值得注意。主要讲刘、文、纪,这三个人要分析,文的问题大,刘、纪当然有错误。河造总你能说他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他们的错误,你们是有责任的。河造总,二七公社也没说他是反动组织、非法组织,相反,河造总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现在是公开向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平反的问题,不是想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应对二
    七说:我们错了,把你们搞错了。给河造总说:你们攴持解放军,支持我们是好的,但我们有错误,我们准备检讨
    二七不能说是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
    人好得多(戚木禹说,你们抓了几千人。)戚木禹说:康老讲的很清楚,这是方针。你们要争取主动,你们抓了人,把杀出来最早的造反派党言川抓了,还开斗争会,还让人家游街,中学生这些小孩带着牌子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
    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们说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运动搞了一年多,
    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抓起来了,却找不到一小撮啦,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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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要高姿态地检査错误。这些小将,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小孩子,他们很敏感,他们不简单。杨代总长说:小将们比我们强。戚本禹说:赵文甫的材料我看了,问题很严重
    何运洪:我们是把他当作已揪出米的。康老
    说:赵文甫给你们写信,很恶毒,你们没有反击,只是说被揪出。何运洪同志,你们的话不能说服人。戚本禹说:康老说的话,就是让你们主动检讨,康老保你们的。这是个方针。但能不能作到,就要看你们的了。主席说三依靠,其中之一就是依靠解放军,你们要自觉,这就要看你们的了。要不主动检査,就象四川、内蒙了。康老讲:一军对“八·二四”发展组织的四条还坚持,这就不好了。戚本禹说:康老已经提醒你们不要追了,你们还把四条当成宝贝,这就不对了。杨代总长说:一军还有个打死人的问题,错了就错了,不要掩盖,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是保你们的。你们对反动组织也缺乏分析。康老说:开了几次大会,二七觉得他胜利了,河造总觉得他胜利了,都是往自己身上想得
    多
    八大总部压军区,压造总,对军区、造总不满,但主要矛头是对二七公
    社。据联络员讲,来这里的方针,是对二七公社。受压制的平反后要压别人。戚本禹说:对二七公社要做工作,不要压造总,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康老说:省军区的同志,一军的同志,你们先想一想自己错在那里了,不要老是看人家不对,这就好考虑问题了。杨代总长说:总理、康老一直向你们讲的都是要你们很快转过来,把总理、康老讲的记下来检查就行了。军区、一军都有点怕字当头,错了就错了嘛!改了就好了嘛!检査一定要深刻地、髙姿态地、诚恳地去检査。深刻地、高姿态地、诚恳地去检讨认识错误,要本着以自己在这次运动中接受教育的态度去检査认识错误。康老说:你们不要觉得犯了错误灰溜溜的,相反,只要你们能主动检讨,就会提高威信。戚本禹说:济南军区检讨后,十万人给他报喜
    杨代总长说:你们没有转过来,就是只看人家的
    错误,不看自己的。主席讲,要对已严,对人宽,你们应当这样做。康老说你们要转过来,要做好下面的工作
    戚本禹说:关键在领导,在首长。杨
    代总长说:就是你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你们要搞通,你们要转过来,要很好地学习山东的经验。你们检讨,不要说成绩,检讨错误就行。你们的成绩让康老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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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时间:晚6时至11时30分〗康老:主席让抓河南问题,有些情况我们还不太熟悉,再了解一下,你们汇报一下,河南的情况,河南的领导班子,军队问题。纪、耿向康老汇报,康老笑着细心听,并不时插问。康老对文敏生、杨蔚屏(河南省委内走资木主乂道路的当权派,二七公社打倒对象)很注意,特別是杨蔚屏。说他进过髙级党校,当过党校党支部书记,和杨献珍关系很密切,杨献珍经常找他看戏。又谈到山东大学,西安交大彭康,南京大学匡亚明,郑州大学王培育等,康老说,彭康早就该打倒,王培育挑动群众斗群众。运动初期,全国有三个大学有问题(南大、兰大、郑大)。中央对河南的处理很满意(即刘建勋在河南时对郑大的处理),对六六年河南的情况也较满意。康老非常关心开封“八·二四”,问开封“八·二四”的情况较多
    1.康老谈到2.18事件占开枪的问题时说,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不是开了八枪吗?军队(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2.康老说:对方反映八
    四提了反动口号,我看提“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不是反动的,更不能从这抓人,打倒谢富治这口号是反动的,要以此抓人,以此抓人得抓多少?
    八·二四“四个入队条件”是否这样,反革命是不肯把白己说成是反革命的。康老说,一军说井冈山(原开封师院战斗师,反八·二四的)是最早反院党委的,是造反派。
    纪说根本不是这样。
    康老又谈:“曲乃生是八·二四的后台”,这是一军军长来讲的,纪又回答:八·二四从来没有和曲乃生有什么联系。他们是反曲乃生的康老又问到徐学龙,
    纪回答了八·二四对徐学龙的认识过程:八·二四初起时,徐学龙受省委批评,写了支持八·二四的大字报,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了,后来八·二四就把他当作第三类打,又当第四类打、打倒了。
    康老说,别人支持自己的革命行动就必然欢迎嘛!康老又问:八·二四为什么揪住赵静生不放?纪答:因为他是镇压八·二四的幕前指挥老说:二七公社组织纯不纯?纪答:现在发展全省了,我不敢保证。
    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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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又谈工人总部时,问工人总部和公安公社能否一样看待?纪答:不能一样看待。康老又问:公安公社是谁主持的,操纵的?纪答:是河南军区。康老的秘书说:都是何运洪搞的。康老:保守组织里有没有高干子弟?纪答:有。如郑工造总有一个。新乡红卫兵总部就有何运洪的女儿何泰廷在里边,与李玉坤(总部负责人,曾炮打中央文革)乱搞
    康老:李善亭作的坏事很
    多
    纪说:他是何运洪的参谋(李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康老又问:余
    嗣贵怎么样?纪说:是镇压二七的总指挥,出头露面的都是他。
    康老又问张树芝好象不太管事了吧?又点了几个名,纪都不熟悉。(张树芝余嗣贵为省军区司令、副司令)康老还问:军队内部有没有不同意见?纪答:我知道的消息不可靠,据说有军区几个军管和一个参谋。汇报共同用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康老讲:我们接到一些人民来信,反映你们二七的事,你们还打、砸、抢,河南报馆是你们搞了吧?纪答:是我们,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写我们是非法组织,是反革命,小将们急了,把他们砸了,我们保证今后不再搞了康老:二七过去是受压制的,现在又活跃起来了,现在有一个规律,当他受压制时,他的大方向是对的,当他解放了,他自己又重复别人犯的错误,给他们平了反,他们就用别人压自己的办法压别人。二七对这个问题不觉悟,犯的错误就会更大些。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有的革命组织,不当权的时候还好,一当权地位就不同了,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他就变了,各地的规律都是这样,发展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最近中央对两派发了六条,双方都要执行,望二七做工作,请他们办到。
    不
    要上街游行,上街容易引起冲突,写标语要有所克制。2.双方保证不搞打砸、抢、抄、冲。3.双方不要抓人,不要违犯十六条。4.保证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军事工业,尖端科学部门正常生产
    5.不要动员农民进城
    不要抢夺武器,军队要坚守岗位
    (来源;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河南联络站67.7.1)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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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昋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
    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仝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木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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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岀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査。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路线觉悟不髙。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岀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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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査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査,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髙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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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査,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时间:1967.6.28晚9:30分—10:30分,地点:西苑旅社,二号楼二楼会议室。〗
    戚:都来了吧!
    戚的秘书:都是二七公社的吧!戚:党言川来了吗?党:来了!
    戚:你给他们写了个什么东西?在监狱里面?(当党言川说到不要给军区干时)不要给军区千,不要公开干,这还是对的。河造总人数比你们多吗?
    二七:多
    戚:十大总部和河造总一样不一样?
    七:一样!
    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区别的。我今天来是来得罪你们的,不准备给你们讲什么好听的。准备让你们把我赶走(众笑)。我在清华的讲话你们抄出来了吗?
    七:抄了,抄了几句
    戚:我不想给你们说一句好话,好话你们自己已经都说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和“河造总”搞大联合,否则,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我今天讲的不做纪录,不要外传,对河造总这个组织,我们了解一下,大部分还是杀出来的,他们的错误是打刘建勋、保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怎么看?
    七:他们还镇压造反派,炮打谢富治……。
    戚:大部分还是好的,河造总整个不能说成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可以说是保守派”,你们那个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公、检、法我从来就是反对的。
    二七:他们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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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我今天说出来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个人意见。怎么办?距离这么大?没有调和的余地吧?
    二七:我说一个情况,十三所造总,粮院(郑州粮食学院)八·八团,豫农造司等
    戚:我不要具体的,我说大部分是造反杀出来的。有60%,总超过50%,你们要承认这一点,才好搞大联合
    二七:(解释……)
    戚:你们要承认,你们是有错误的,汇报了几次,没有一点姿态,我是不赞成的,我们都是不太赞成的,你们有没有错误呵?
    二七:有!对待军区,报纸问题……(陈新民讲)
    戚:你这个人好心帮倒忙,说话太尖锐了,我几次都不让你讲么!(对二七)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米,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第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概括起来三个缺点,你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我的认识,(又重复一遍)不是说你们方法都不对,也有对的,不过今天我不讲,只讲不好听的,三个缺点,其它还有缺点,这里千万要注意,如果不注意会向反面方向发展,会向对立面转化,你们不知从那里听到消息,说中央支持你们,你们有些组织就非常骄傲。将来要站不住脚的。我看现在就有点站不住脚,我今天来是不讲你们一句好话的,这是我的领导交待我的,要是讲了是我自己的都不算的,要你们和河造总联合,看起来,你们抵触情绪很大。何运洪有错误,你们反他我们支持你们,保刘建勋我们也支持你们,但是你们不注意,就要走向反面,要犯错误,最后被人家打倒,这是个预言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第一: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又不注意情况,大发展,当然是要浩浩荡荡的了,但你们不注意让坏人钻进来了,还有小团体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再搞点打砸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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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不垮台!?不垮台才怪呢!以我看,你们面临着垮台危险,你们有没有办法不垮台呀!(二七:有!)你们胜利了,中央会很高兴的。
    二七:我们学习毛著。
    戚:你们要很好学习毛著,到中央来会谈事情不多,不过你们学习抓的不紧,听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我派了联络员给你们指导,今天造总一个人,领我到这里来,你们也不欢迎,来了客人嘛!(二七:不认识)河造总也有缺点,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正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今天也没有通知嘛!你们在干什么?
    二七: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会,(另一人)我们去欢迎你。戚:我到他们那里去,在学毛选,到你们这里来,在乘凉。红旗杂志记者:二七也不错
    戚:你也站在二七立场上了,成了二七公社的通讯员了。你们还有别的缺点没有?方向恐怕还有点问题,你们对文敏生怎样?我又揭你们短了。
    二七:我们元月份就起来提出打倒文敏生!
    戚:你们对文敏生就那么正确?!恐怕是认识不够吧!你们认识的那么清楚吗?那么说你们就没有错误了。
    七:认识不够,十二月份以前我们搞刘建勋,没有注意文敏生,他耍两面派,没有彻底搞,元月份我们提出要打倒!
    戚:对的,是认识不够
    纪登奎:这个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把盖子揭开,表现出来的,我们还认识不够
    戚: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完全是二七立场,怪不得二七保你哩!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表现出来的认识不够,这可说不通,就是认识不够,相当时期的认识不够
    耿其昌:我到北京才认识到{笑}戚:对!这才是个老实人!
    纪:我有个心理,想他刚当了三个月的第一书记,就拆他的台
    戚:不!以前就是第一书记,刘建勋算什么,他听刘建勋的吗?他的后台硬,陶铸的人嘛!你们为什么不造反呢?你也认识不清吗?下不了决心,就没有揭开
    纪:就是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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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你这才是老实话,河造总对这个问题认识怎样?比你们早,比你们晚?
    二七:他们喊打倒文敏生是假的,打倒刘、纪是真的。戚:打倒刘建勋不对,打倒文敏生对了。
    二七:假的
    戚:我不管真的假的,那怕是乱搞也搞对了,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对了,他们不对,你们不对的,他们也不对,河造总他们是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刘邓司令部的人合到一起打倒了。
    七:他们的口号喊对了,实际不是真心打,没打倒
    戚:口号上只对三分之一,刘、纪是打不倒的,文是要打倒的,口号只对分之一,你们要承认他们对的一面,他们自己检査他们打倒没有打倒,你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你们学毛著开始整风好不好?
    七:好!好!我们不能集中,一集中他们就围攻。
    戚:问题不在于集中不集中,你们现在不就集中了吗?你们发表一个整风公告,不好好整风一定要失败的,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个“底”在那里?“底”就在自己,(用手指指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失败无疑,上海不是有个“反到底吗?反自己才能反到底,不反自己必定失败,我们去了郑州好多记者,他们回来都非常同情你们,他们生怕你们搞不好,但是,也不得不向我们汇报,有些事情也的确作得不好,小团体主义,组织不纯,打砸抢,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也不对,你们说是不是?
    七:我们已经给家里写了意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学习五篇文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对待受滎蔽的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保守组织》等,康老六点指示,总结前段斗争经验,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戚:你们这样作,好!这才有希望,首先要制止打砸抢,河造总他们有错误你们说怎么办呢?你们也消灭不了他,他也消灭不了你们,怎么办呢?能不能联合呢?有没有联合基础呢?如果一个保守组织,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能不能团结?
    七:能!只要他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
    戚: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动促进这种联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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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能!
    戚:河南问题恐怕要两派群众之间怎样解决的问题,何运洪好办,关键在群众,对军队你们有些组织,一部分组织,就是没有头脑,一见了军队就反,这是错误的,河南军队很多,你们都反,都搞成对立面了,军队里的战士也是群众嘛军队的大多数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有一部分是受何影响的,这个你们要负责,战士对你们看不惯,关键在群众嘛!表态以后要敲锣打鼓的欢迎他们,青海八·
    八风格很高,他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作的很好,主动和军队联欢,战士们都很感动,青海八·一八的特点是以工人为主,你们二七公社以谁为主?有多少工人?
    二七:现在站起来能干的至少有一两万人,
    戚:真正有希望的是工人同志们起来,学生有小资产阶级风味,工人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不隐晦,我是学生出身,我到工人中生活了一段,很有体会,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青海,在赵永夫开枪的时候,工人挺着胸膛抢上前去掩护学生,表现了英雄气概,髙尚风格,我们要向工人学习,学生不要指挥工人,……你这个人(指红代会大庆公社陈××)我就喜欢刺激你,你在这里起了一些作用我是知道的
    二七:我们跟河造总的大方向不一致,他们仍然死保何运洪,坚决打倒刘建勋
    戚:刚才我跟他们说了一下么!他们也不想保何运洪了,刘建勋也不打倒了今天晩上就挂电话回来,你们对何运洪也不要提打倒,可提炮轰,改成重炮猛轰万炮齐轰好不好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出去不要讲
    七:他们现在的《中州烈火》上还喊打倒刘建勋。
    戚:事情在变化,地球在转,变化这么快,你怎能知道呢?刘建勋问题他们接受了,他们有他们的错误,你们也有错误,你们要不承认,我就不承认你们是造反。
    七:我们承认。
    戚:河南问题主要是反对文敏生,文敏生的问题你们要自觉点,不要那么傻你们还不快点承认错误,重新提出口号,发出传单,把材料仝部公布不就行了吗?
    七:河造总是省委总部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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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河造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联合,就是对于保守组织的群众,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我们就要团结么!
    二七:让他们内部造反,必须改变他们的大方向。戚: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二七:算数
    戚:你们越是这样,人家越不内部造反,对个别头头你们可以提出撤换,但这要由人家内部来办,十大总部和河造总是有原则区别的。
    七:他们一起镇压了我们戚:你听我们的好不好
    二七:好!
    戚:铁路看一段是直的,但从郑州到北京整个看是曲曲弯弯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铁路上的?
    二七:有,他就是,还是个司机!戚:(笑着说)对不对?
    七:对
    戚:你们说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一致不一致?
    七:完全一致。
    戚:完全一致?世界上没有那么完全一致的东西陈(红代会石油大庆公社):基本上一致!戚:基本上一致吗?那么不一致的有没有?
    七:有!
    戚:你们现在应该坐下来仔细研究研究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制造一种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条件。你们怎么来研究这个东西,我今天来讲个人东西的,你们跟那么多工人对立,你们能站得住脚吗?
    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是一回事
    戚: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们交出来那么多材料我都看过,这不是我个人意见,一般来讲,我是不愿表态的。
    七:河造总中大部分是老保:比如说,粮院八八和联委怎么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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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具伓问题具体处理,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你们应该研究研究,怎么能使
    二七公社站得住,这里干部来了几位呀?
    二七:纪登奎,那是王庭栋,耿其昌
    戚:你们这五位同志不要作群众的尾巴,你们的造反精神比小将差远了,要向小将们学习,但理解党的政策还强些,要帮助小将,(对二七)你们赞成不赞成?(二七:赞成)今天就到这里,下面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十一点还有个会,下面也要见见十大总部,让他们到这里来,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十大总部我不见,只见九大总部(对秘书说)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开封一军的态度要比何运洪好,对一军的态度要更好些,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
    八·二四:他们现在还不老实,还欺骗中央
    戚:你们要看到他们是有进步的,你们八·二四的问题,错误厉害些,回来我再说。
    二七:各厂确实有老保加入河造总怎么办?
    戚:不要紧,一个一个都能解决,我没有叫你们现在就联合,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慢慢地联合嘛!
    二七:我们只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怕何运洪耍两面派,表面上改正了错误我们欢迎了他,他又掌了权,暗地里害我们。
    戚:我不叫欢迎何运洪,叫你欢迎军区
    七:军区里有没有何运洪派?
    戚: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公安总部的不要叫他,公、检、法抓人的我不见。(对秘书)二七的你们走吧!十大总部的你们欢迎吗?来了你们还要吵!
    刚开始上楼时,问:十大总部来了多少人?(二七:一两万人)来了那么多
    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整理一九六七年七月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八日晚8:20分-9:15分,地点:北京西苑旅
    戚问:你们都是“河造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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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陈××问:二七公社在外面写的你在清华讲话是你说的吗?戚:是我说的,你们看了有点不舒服吗?众答:没有。
    戚:你们递了很多材料,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抓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在内蒙问题上,主席说抓一个主要矛盾,其他就解决了,我们照办就解决得很好。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我的看法,你们都是造反派组织,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主席二月份叫来京谈判,他就不来,谁敢对抗中央呢?内蒙那样独立王国,还不敢咧!他敢!军区抓那么多人,你们看得过去吗?军区的大方向是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你们总指挥部是三大部分:工人、学生、干部,干部在你们这边多吧!千部在你们这边很吃香
    (河造总服务员做自我介绍,略)
    戚:河南问题中央是很清楚的,中央在河南、湖北有一条线是专跑河南的。远的不说,潘复生、吴芝圃以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潘、刘、纪是一条线,吴、赵、杨是一条黑线。赵文甫很坏,杨蔚屏也很坏。刘、纪是一条线。陶铸调刘建勋是为了使文敏生掌实权,这中央是比同志们清楚的。
    北京叫刘建勋亮相,光谢富治他敢吗?这是中央决定的,可是你们刚见报,你们就来电报,以后又反谢富治,二七公社大方向我支持,你们不是反二七公社吗?可是,很多干部调査后站到二七一边了。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不反刘建勋,他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众:他们挑起武斗打死人等等
    戚:他们打死人,有缺点错误,这是革命群众搞的吗?主要责任在军区,他们有一个错误路线。二月份军区就不来谈判。我建议你们和二七公社搞联合。众:他们有些组织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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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整风,你们也要整风,你们说他们,他们也是一方群众嘛!你们对军区错误不要支持,军区介入地方后,大方向是错误的。在三月份还坚持。你们也看看二七公社的材料,听听他们的意见,就是毒草也要看看,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们希望这样局面下去吗?河南朝那里去?
    王××答:跟毛主席走!
    戚:刘建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他到处检査错误,就很好嘛!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纪登奎也要支持的。
    朱××汇报了纪的情况。
    戚:这个我们回去考虑。你们盲目保军区。
    众:我们没有保军区,我们准备下次就汇报军区支左工作
    戚:不保他?我有很多记录,保的没法再保了,还说不保。有一篇文章是空司红尖兵写的,人家敢革敢保。众:我们要批判当权派。戚:批省委的谁答:刘、文、赵、纪。戚:刘建勋是主要的吗?
    朱道晏:(汇报文敏生情况和二七公社保文敏生的情况。)
    戚:我告诉你们个实际情况,困难时文敏生是掌权的,对刘建勋问题中央早表过态了,你们还揪。
    中央十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就是个好同志,当时中央和河南最大的分歧就是刘建勋问题。
    你们是否研究一下方针路线,今后怎么办,要分清是非搞大联合,你们研究下昨办!你们吃不了二七,二七也吃不了你们。
    对省委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都打倒,杨蔚屏怎么样呢?为啥河南当权派个没有打倒呢?
    日报社:都是二七公社保来保去,组织与组织干仗
    戚:你的观点我不赞成,一切都是二七公社,这样说法是不对的。众:我们说是他们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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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你们的服务员和二七公社的大部分服务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众:他们所做的一切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了。
    戚:我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陈伯达也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方向,我支持错了,陈伯达同志也支持错了?你们过去造反我支持,今天保军区错误路线我不支持
    陈金海:我就是要揭发军区支左工作中的问题。
    戚:你们是一保二揭发嘛!你们有个大缺点,光听人家说你们好的话,就你们是天下唯一的造反派。总理、康老都说你们保嘛!还有接待人员都在场,都对你们不满意。
    众:二七公社一直把矛头指向军区挑起武斗。
    戚: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二七公社挑起武斗,打人都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被抓的,他敢打人吗?
    众:确实都是他们挑起的。
    戚:我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都在河南,天天都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知道情况
    粮院八·八团一女哭诉
    戚:你的这样哭诉,在二七公社听了很多!支持刘建勋,反对军区我说是对的
    李惠芳说:二七公社在社会上笼络的都是牛鬼蛇神。
    戚:你说这话我不赞成,他们组织领导有错误是不好的,但不是主流。你们也考虑一下我的不全面的意见。你们的立场要根本改变,不改变就要复辟,抓人只能抓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不能抓群众。粮院一同学说:可能抓错一点。
    戚:一点?!百分之九十八都不对,你们和十大总部搞统一战线吗?厂一同志说:我们根本不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他们在下面镇压我们,他们和公安公社是一个总部
    (…遗漏96、97两页)老保反问:就有一万多人?戚:军区都承认了你们还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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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贸总部:(女)请首长派人调查。
    戚:(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是首长,我说的话都没有调查吗?中央已经派了好多人调查了。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我不是首长!
    财贸总部:首长!你不知道我们在河南的情况,根本抬不起头来戚:你们不是抬不起头来,是压倒一切
    十大总部:我要向首长汇报。
    戚:(生气地讲):我不听!你要讲,给我们联络员去讲。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希望你们认真检查错误,起来造反
    十大总部(插嘴说):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根本没有错误戚:我给二七公社提的缺点,他们还听进去了,你们根本听不进去。铁军代表:我是铁军的。
    戚:(生气地说)铁军不要讲了,你们的成绩我都知道。铁军(插嘴说):首长,听我给你汇报!
    戚:(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首长,我是个小组成员。不听你的汇报,(生气地站起来说)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贴我一百张大字报,可以炮轰我,我还是要坚持。你们贴“十大总部必胜!”我说“不胜!”
    十大总部:首长!那不是我们贴的戚:怎么不是你们贴的
    铁路老保站来说:我是铁路工人
    戚(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铁路工人,你是代表!铁路代表:二七公社是内保、外保戚:看保的是什么人!看谁保的对!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的人说:我们是起来造反最早的一个单位,给李先念写过报告。李先念亲自批了我们的报告!
    戚(发脾气了):李先念批准你们的报告,我不知道。你们先起来造反,可能;但是后来还可以变坏!(最后并用手指着说)你们就是老保,就是老保工交代表:(发脾气,质问戚本禹同志)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们是保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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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一拍沙发站起来,非常生气地说)我看,你们就是保守组织。你的这个态度就是保守组织。不讲了!我今天来,就是宣布联络员领导你们学习,认真检査错误。下一次听你们汇报
    十大总部:(女)我们欢迎,我们就是要向中央汇报的
    十大总部:(又站起来说)我们要汇报。
    戚:(很生气地说)我不听!我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向我们联络员汇报,群众大部分是好的,总部的头头,比如公安公社到底是什么人,我怀疑!
    市委代表:(站起来说)我们是最早起来造市委反的戚:我看不见得。
    (戚本禹同志起来,离开了会场)(十大总部代表们个个垂头丧气)
    1967年6月28日晚首都动态组
    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时间:1967.7.2晚9:40-7.3早1:40,地方:人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周总理、康老、肖华、戚木禹、叶群、刘建勋同志出席,总理等人坐在前排。汇报单位: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十大总部、河南军区并驻军师级以上部分干部,首都红代会及军事院校部分代表。省委干部、纪登奎、耿其、王庭栋。另有: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
    在开会前,由8250等部队首长到纪登奎位前,与纪热情握手。河南军区陈桂昌付司令员与纪亲切交谈。纪:我们早就盼望你来。两人都笑了。刘建勋同志去后,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等都去到刘建勋那里交谈。
    总理:我们刚才商量一下,先听八大总部讲讲。后来的么!(铁军要求发言)总理:有个铁军。那一个讲话?你们准备了没有?铁军
    总理:你们是哪一个单位的?铁军:十一中的。
    总理:你们铁军什么时候成立的?铁:6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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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铁:7000人。
    总理:这么多,都是郑州的吗?铁:都是中等学校的。
    总理:好,你讲吧,时间不要太长。一个同志发言,别的同志不要插话。不要喊口号,对吵,什么“造谣”、“阴谋”。便于弄清是非么!
    (全场笑)座谈么!(铁军讲到王黎之时)康老:王黎之是什么人?
    铁: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我们认为他是三反分子,要打倒他。(铁军讲到中学情况时)
    康老:你是几年级的学生?铁:高三的
    (当讲到铁军历史时)
    总理:简单一些
    铁
    我们听了戚本禹的讲话,给家里的群众作了传达。家里一致有这样
    的要求,有一些联络员扣压了我们的消息。听汇报的漫不经心。我们说,他们也不记。对我们封锁消息。蒙蔽中央。我们相信中央。但是那些蒙蔽中央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总理:(大笑)他们没有记录,就不要求他们记录。什么下场不下场!铁:(继续攻击二七)
    总理:你们对二七公社这样对立啊铁:我们是两条路线斗争。总理:什么路线斗争?
    铁: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还不是路线斗争?(气愤的)他们保王黎之(市委书记)
    总理:省里的呢?
    铁:开始我们主张打倒刘建勋康老:(对铁军)对军区怎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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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支左大方向基本上是好的,但有严重错误。……我们铁军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
    康老:你们既然是革命组织,军区不支持,军区大方向又是正确的,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讲一下这是什么道理?
    铁:(……吞吞吐吐,回答不上来,然后继续讲)总理:你们认为造总是什么组织?
    铁:我们基本上认为造总是个造反派组织总理:你们中学有造总组织没有?铁:有。
    总理:公安公社来人了没有?(无人吭声)。总理:公安公社的王子现是不是公安公社?王:我是公安公社的成员,我不代表公安公社。
    大笑,并用手指着王子现说)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戚本禹:(对总理小声说)那天我批评了公安公社总理:张治安是哪里的
    张:我是公安公社的,但代表省直总部。
    戚:(大笑)他是公安公社的人,但不代表公安公社!总理:(指王,张二人)那个代表公安公社?(没人吭气)
    戚本禹:(对总理)他不就是公安公社的人吗?张
    总理:你担任什么工作?
    张:省人事局工作,担任一处秘书总理:你们总部多少人?
    张:一万九千多人。公安公社是二百九十六人。省直总部包括党群、政法、农村水利、宣传、财贸、工交六个战线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呢?
    张:我们和八大总部不是一回事,我们占省直机关总人数的65%。康老::你们总部主要负责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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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杨全志。康老:他是什么人?张:他是工会主席康老:勤务组有多少人?张:十五个人康老:你是个吗?张:我是个。
    康老:丁石(省监委副书记)参加不参加?张:他是当权派,没有参加。康老:杨全志这个人怎么样?张:杨是省直总部的发起人戚:丁石是河造总的吧?
    张:河造总的(主要讲省直总部的历史)总理:什么时候成立的?张:二月二十四日成立
    七公社根木没有提过炮轰省市委……对刘建
    勋四月二十四日前提出口号“打倒刘建勋”是应该的,四月二十三日省委机关发出通知“坚决打倒刘建勋”,我们讨论了半个月…我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联络员今天给我们扣了打倒刘建勋就是方向错误,刘建勋的问题我们应该揭。
    康老:刘建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省直机关内有什么表现张:没有什么表现……我们没有见到他一次检査。康老:也没有支持造反派?写过什么东西没有?
    张:八月十九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郑大联委康老:这算不算表现?张:算(康老大笑)。
    张:(关于“坚决打倒刘建勋”问题)升级的不是我们,是河造总。河造总之所以这样干,是军区何运洪支持的,我们的录音(攻击刘建勋的)稿是经过军区修改的,录音是省委机关造总发下来的,我们放了十天。
    总理:他们不在你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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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他们是河造总的。来两个代表都在他们那边。总理:你们省直机关不大办事了。
    张:我们还办公,抓革命促生产,今年的公粮征购很好。(当他谈到当权派来京时)
    总理:来了多少人?
    答:四十多人?有名字的三十八个,还有几个没写上总理:占你们机关人数多少?答: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例如张柏园
    康老:张柏园来北京了?(张柏园是副省长)张:来了。
    康老:住在什么地方?张:不知道。
    康老:张柏园参加了什么组织?答:什么也没有
    康老:是他自己来的还是象你说那样,纪登奎、二七公社把他弄来的?张:是纪打电话,二七公社叫他来的。
    康老:在座的有没有知道张柏园住在什么地方?(无人回答)康老:我们找他调查材料找不到,是不是在京?造总:我们在西苑旅社门口见到他和二七公社的说话。康老:二七的谁?叫什么名子?造总:不知道?
    省直:军区镇压运动不支持工人总部,压一派打一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军区支左大方向基是正确的。
    康老:你刚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又说大方向是正确的?省总:我们对反动路线是有抵触的,文、纪公开攻击军区,纪在5.29日向总理汇报12条,在中央首长面前欺骗中央。
    康老:军区一点不晓得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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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77页,共4822页
    省总:我不知道。
    康老:同情军区的人搞的?还是反对军区的人搞的?关键在这里。
    省总:查明是一个有反动言论的人,劳教后到工厂,对军区不满支持二七公社的人搞的
    康老:怎么对军区不满,12条是支持军区的么?那么河南二七公社支持军
    区吗?
    (省直造总继续讲:开始说二七公社是群众组织,后来又说二七公社是御用工具时)
    康老:你不是刚才讲是群众组织吗?怎么又是御用工具呢?答:它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的作用是御用工具。康老: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是御用工具还是群众组织?(答:无理狡辩。康老:那我就明白了。
    郑大战斗师:我们战斗师要求发言总理:你是新来的吗
    战斗师:从5月1号接到总理指示后就来了,一直没有发言(欲发言)。康老:你等一等,听总理讲一讲。
    总理:你们等等,十大总部再找一个发言,让工人组织讲,三厂停工了吗?省工总代表:没有停,停了一个星期天。省工总:(电缆厂复员军人)…
    总理:七月一日游行是哪个方面的,是你们方面的还是二七、造总方面的?答:我们十大总部的。总理:停产一天吗?答:停了一天
    总理: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要把群众集中起来开大会,过节更应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停工,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和学生不一样,学生放假,你们工人不能这样,他们学生么!在学校读书都读呆了让他们到工人农民中、到社会上去锻炼。你们是工人么,你又是军人么,不应该这样么!不管哪方面,都不应该停产闹革命,这些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挤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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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78页,共4822页
    间学毛著,不是集中过多开会,一开会就要打架,不要动不动就把工人拉出来停打架,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
    省工总:(插话)我们没有停产,我们是倒班。总理:你这话是说服不了我的,纱厂三班倒么!省工总:我们停产后又补上了。总理:噢
    省工总:对革命小将看得多了一些,对军区的错误斗争不坚决。总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非法,他们(二七)是你们压的!(省工总想解释)总理:你们接近官方。
    (省工总拿出许多照片,污蔑二七公社写反动标语)总理:那是不是他们写的?省总:有照片为证。
    总理:照片现在有各种照片。我说可能是坏人这样写的,假如别人写的,造他们的谣,给他们脸上抹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省工总:(继续讲)……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都是右派势力,的确也有些造反组织。河南军区对工人阶级重视不够,一直不公开支持、不表态,对二七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对待不够
    总理:我想问一下铁路。河南铁路几处都中断了,你们三方面说好不好?
    七:不好(河造总、十大总部也说不好)
    总理:既然你们三方面都说不好,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使我们的铁路交通能够畅通。
    十大总部:我们不知道,与我们无关。河造总:这个事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搞的。总理:豫北纱厂归哪派管?你们这里有没有豫北的?
    十大总部:我们除了郑州以外,也不管其他地方,他们二七是全省的。总理:那不对,听我们念一下我们铁道部军管会的消息……(总理念……)豫北纱厂归哪一派管?
    造总: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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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总部:不知道。
    (此时二七沉默,全场暂静)
    二七:(鹤壁)豫北纱厂不是二七观点,是反二七的,他们听说要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要到北京告状、要卧轨、扒车,解放军再三劝说,他们不听
    (老保着急了,跳起来说:“总理,我要控诉二七公社一小撮混蛋制造反革命停车事件
    ”总理摆手制止)
    总理:我要知道的是当前的情况。(老保张口结舌)铁总不停车,工总扒车
    十大总部:我们只管郑州。
    总理:你们八大总部不管全省,河造总呢?河造总:我们只在郑州。
    总理:你们两方都是郑州地区,其他地方都不管了。那末为什么河南那么多地方告急?
    二七:河造总派人到豫北去,对我们二七派的说:“只要你们不打二七旗号我们就承认你们是造反派,就支持你们
    总理:一点不往外发展,我不相信,二七是全省的,那是观点相同么,你们观点不同,那你们为什么派人煽动啊?观点不同就要吵架不行就要打架,打架以后先到郑州,郑州解决不了,就要到北京告状
    (老保起哄,抵赖)
    原因说不完,你们调査一下就知道这么一回事了,你说你们反对停车,那位也反对停车,你是造总的,你说你更加反对,你们三方面都派人立即出发,铁道军管会帮助你们一起去调查。
    康老:不光是调査,现在的情况是停车了呀!不要光说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是车停了呀。运输不通,总理已讲了,五列,最快车一列,客车一列、货车三列主要是往北京方面来的,为什么停了,什么原因?是豫北纱厂三百人,要到北京来告状,从今天下午起多次劝说无效,石家庄也是往北京的列车停下了。为什么堵塞?是河南一千二百多工人扒车不讲道理,进行工作无效。第三种情况,洛和郑州车站军管会被扒车的人包围了,现在同志们面临着这种情况,车运关系到国计民生,整个国家的问题,面临着这种问题,这不仅是郑州的问题,河南的问题,更不是关系到哪一派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国的国家问题……总理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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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在内到那里去,说服那里的工人,不能堵塞铁路,有的地方正在卧轨,这是很不好的,保证通车,这是第一个任务,然后再调査情况,发现情况,看是哪方面的,这是第二个任务,如果光调査,车仍然停着,不如不去,你们要承担这个任务。
    总理:要三方面一道去,康老把任务交待清了,我还说第三个情况,过去
    七公社在北京多了一些,因为过去受压迫么,二七现在不要来了,因为中央对二
    七有一定估价了,要动员在京的二七的人回去,有这些代表就可以了,过去你们不知来了多少次,还有刘建勋在这里,一有问题就来了(二七说还有一二百人)那就好啊!(老保攻击)人家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你们还要重复一句。你们作领导还得学习几年么!河南是人多,但人多压力往中央,中央是要讲道理的。
    康老:你们想人多,跑到中央来几千人,压中央,一压就压垮了,那还象个样子吗?毛泽东思想是不怕压的
    总理:我们承认二七公社不会把你们压垮的,不会的。你们犯了错误。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想着过去,过去你们压人家了,现在还要压你们。群众组织么!我们都会报告你们走对的,大联合么,都站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么!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到石家庄那一千二百多人那后天就来了,河南太近了,不象四川。你们提出学四川,四川大乱,你们也大乱,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河南是中原要地,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希望各省都有份,同意不同意(答:同意)。第一要打电话,不要扒车,査查是哪个观点的,还是劝他们回去,吃的住的都很不方便,交通也停顿了,铁路关系到工厂,铁路不畅通工厂就窝工了,因为郑州四通八达,郑州这个关键不通,安阳不通,很不利了。
    现在请郑大后来的讲…战斗师
    总理:你们战斗师多少人?(回答400人),(二七说:原来有1000多)变化了,郑大总数多少人?革联多少人?我问你们和郑大革联在什么问题上有分吱?现在在什么地方?(战斗师说:革联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整总理材料)总理笑着摆手,说具体点,讲你们学校嘛!你们保了些人吗?党委的问题我晓得,工作组来了以后?(战斗师:我们最先反党委),你们两派我都知道,我想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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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受压迫,还是你们受压迫?(战斗师扯以前的)不说那些了,军区管制以后,你们那时算非法还是合法?
    战斗师:不合法。(革联同学拿出平反传单)
    总理:三月六号以后你们还不算合法?那么你们两方面都不合法,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恐怕过去太对立了,那时你们两个组织都存在
    康老:以后郑州大学没有捕人?郑大学生中被捕的人有没有?(战斗师答只捕三人)党言川不是也被捕了?郑大革联39人(革联:被捕39人)。
    总理(问战斗师):你们被捕了多少人?战斗师:没有。
    总理:你们两方有没有联合的基础?
    二七:有!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总理:去年在北京也是这个数,后来他们发展了,(指革联),你们减少了。戕斗师(象哭):我们几乎被压垮了。
    总理: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你们没有被压垮,第二没有被捕。现在你们选择共同基础联合(战斗师继续攻击革联),你们这样相攻击就没有联合的基础,不是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当怎样做?来两个月要好好学习5.16通知,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要好好学习。不是也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你说说前途好了,旧帐少说一点
    康老:你们三派有一个共同点,一讲就算旧账昨天如何如何,前天如何如何大前天如何如何,就没有听你讲明天如何如何。你们这些年青人,不象我们这些老头子,我还向前看呢
    (战斗师又摆旧帐)那你不要算旧帐了,还是得向前看,拿这个指导思想,在前进中间看经验教训,不断总结再前进。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你们的思想摆正,毛主席说过: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革命的大联合嘛!应千方百计地搞好大联合嘛!原则问题当然要弄清楚,看是否有共同点。刚才有四个铁路上的同志都反对停车,这就是共同点嘛,如果你们光算旧帐,等你们把帐算完了,车越停越
    战斗师:我们保证和革联同学……但是总理:说了半天,还是算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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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师一面讲,一面把所谓二七打人凶器交给总理),我们就从打人说起吧(战斗师又讲过去)还是过去的事情,你写材料交给联络员(战斗师要求单独汇报)什么单独汇报?!
    康老:你们有个抓叛徒组织?有多少人?总理:只限于河南?没有贴大字报公布吧?
    康老:你先给我一个材料,你们要把抓叛徒的指示好好看一看,好好把那个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关系几个组织,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一确定是叛徒就是政治生命的枪毙。千万不要在大街上公布。一个是人家不是叛徒,你一公布,把人家的政治生命枪毙了,不管是什么观点,二七观点的也好,造总观点的也好,不同于御用工具,牛鬼蛇神,要负法律责任。另一个真正叛徒,你先告诉了他这一条,怎么对付,那一条怎么作,你先告诉了他。好人你冤枉了,坏人把你们的秘密公布了,要好好分析一下,我找人和你们联系,先把那几条学
    戕斗师:革联、粮院联委、革委会东方红都与大叛徒有关系)
    总理:你说你不宣布,又宣布了,当面答应不印,回去为了派别的需要又印,你连这个都不懂了,不要捕风追影,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康老: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造反派由于不了解情况,吸收了一个历史不清的人,作结合对象,这是常有的,你们河造总不至于没有吧?问题是,不能因一个人就说这个组织是叛徒组织,那些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牵连整个组织,革命小将不晓得么!我们反复讲,那是他的个人问题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抓对立面的辫子。彭罗陆杨过去我们不是也不知道么,也还在中央工作过,我们的党内也有混入的叛徒,投机分子,特务。不然的话,你捉出一个来说你的组织如何如何,我捉出来一个说我的组织如何如何。揪出是好事,不要以此攻击,混入我党的也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革命组织中混入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要挺起腰杆子,革命是革命的,反革命是反革命的
    总理:革委会我们有材料,你们再给我们一些材料,这个不要讲了,哪个组织也不敢保证(战斗师继续讲)。你讲了半天,前途还是没有讲么!(战斗师不听)你还是谈这,你不是讲前途吗?(战斗师提出要让纪登奎、文敏生站起来时),不要采取这个办法,不要取斗的办法(生气地)你还是说过去的,我要中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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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言了!不是要讲前途吗?你听我讲,你们闯了中南海的门,我们见了你们,搞了一天多,头一次嘛,进来还是守纪律的,坐在草地上学习毛主席语录,我让他们进到屋子里来,他们不进来,我看外面太冷了,给他们水喝,劝到小礼堂去的么!我是没有说的,后来传出去了,两方都知道了,他们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你们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主席批评了安徽问题,说冲了没有什么,中南海、国防部都冲了,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请罪了。要说不是错误也不行,不是错误,大家都去冲了。四月六日发了十条以后,冲的事情多了,第一要见要负责人,第二我们下了命令,卫戍司令部不得开枪,最近两个月冲得多了,不但是见负责人了,只是要见负责人,军队也不会打的,四川打架是不对的,青海是反革命政变了,内蒙犯了严重错误。前几天,江西冲军区夺枪了,我们劝他们,后来还了,是好的。中央通令是有时间性的。犯了错误,不要抓住不放,不应该冲的就不要冲,随便冲不对,路口也堵了,领导机关不要看得太严重了,群众也不要来找事,每一件事都要一分为二,河南乱出一个好的局面,只要大家努力军区已经认识了,调来了几个野战军的同志,都来了,都有认识了。你们把六条学习了,三方面达成一个协议,不要写得太长,一、不要示威游行,二、不要互打互冲,再加一点,不要停工停产。现在许多厂在停产。还有一条,不要阻拦铁路公路运输,不要扒车卧轨,你们达成协议的文字打电报回去(老保喊让我们撤除工事)
    康老:不要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彼此不相信,就是撤除了,也是会筑起来的。因为农民进城带枪要打他们,他们不敢放下。
    总理:给军区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带武器进城,民兵的枪支弹药,统统都封存起来,要建立互相信任,不要压倒一方,你们那样要求多了,就写这三条,军区,军分区要象江西一样,下命令责成军区人武装部、县城下命令,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河南军区行吗?(何运洪:好)只要不武斗,那些东西都要撤除的问题还不在这,仅仅在于凶手,这个东西都会打人的(手指着烟灰缸),石头砖块都会打人的。这个要达成协议的(问康老),是不是还开下去?(各方都要求发言,战斗师还要求发言)你们发言一个钟头了,各讲十分钟吧,从十分钟就可以看出各派的倾向性了,各派的水平了。
    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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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时间超过了一分钟,遵守总理的指示嘛,河造总也只能超过一分钟(将二七发言稿要去)
    (十大总部发言时)
    总理:你们共同达成协议,搞一个联合发言。战斗师你们回去想一想(十大总部互相争着发言)
    康老:刚才你们有个条子,不能把八大总部看成一个总部,你们回去商量下,今天时间到了,军区还要讲,省委干部还要讲,明天还要再搞一次,战斗师明天发言。
    总理:我有两个比较紧的事,今天,有一部分冲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对立起来了,我们希望八·二四打电话回去,八·二四说:电话不通),我们给你们叫。
    康老:一定要按照周总理指示去讲,不要添枝加叶的(对八·二四)。总理:十大总部,实际是八大总部,听说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八大总部就冲军区了,他们的办法是轮换班搞。
    (十大总部否认)
    戚本禹:不管那个总部都要退出来
    康老:你们不能主观,说没有冲,我还听说不光冲了,还将一个刘副司令员搞走了。
    (老保不承认)(余嗣贵站起来说:有!一个是撤出来,第二要把刘副司令员放回来。(老保造谣说:二七公社抢赤卫队衣服)
    昨天有一点外事,缅甸刺伤我们的人,还要去接,有些兄弟党明天下午还来,明天时间怎么分配,以后再通知你们。
    总理:记者站,联络员回去把协议搞好,浙江的搞了一个很好嘛!拿给他们去看看
    (老保攻击我们说:二七公社煽动农民不交公粮)康老:你们刚才这个同志不是说公粮收的很好么?!
    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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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王二杰)、河造总(王庆明)、八大总部(郑州铁路造反总指挥部胡年运、蒋克敏)以及铁道部军管会杨杰、副主任王世范、业务协助小组娄铁成。
    对各代表作如下指示
    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能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把河南的革命群众组织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河南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任务。现在我派三方代表去,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闹革命
    王二杰、胡年运、蒋克敏、王庆明杨杰、王世范、娄铁成共同整理并签字
    九六七年七月三日于人民大会堂
    九六七年七月四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晚9.50—七月五日凌晨2.0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出席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康生、戚本禹、叶群、曹轶欧、刘建勋。出席代表:二七公社、河造总、八大总部、省委领导干部、河南军区、开封驻军负责同志。〗
    (9时50分康老、戚本禹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
    康老:开会吧?总理事情很多,晚来一会儿,为使会议进行好,提一些意见,由戚本禹同志谈一下
    戚:据反映最近由各方代表纷纷往回打电报电话,传达首长讲话,内容互相矛盾,并以此互相攻击。对首长讲话精神有歪曲,这是不恰当的,中央决定公布以前不要传达。
    七:二七公社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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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最近有的用电报、电话,写信往家里传,家里的同志也很想知道这些。代表也觉得很有责任,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边就有个矛盾,有个缺陷有些会不是一次就完的,要经过反复讨论,是听各方面意见,听取各方面意见,核实情况,因此开一次会,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面,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有时这个组织讲讲,那个组织讲,中央首长有时对这个问题问一下,对那个问题问一下,是调査情况,有时还没有弄清楚,拿到家里去,家里同志不了解这个会议,对某一个问题的结论,可以发生不同的理解,即使真实传达,也有不同理解,因为一个会议有个过程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另方面打电话、写信、打电报、不那么准确,所以有时这一派打对这一派有利的,各取所需。或者有的加以夸大,有的误解,家里得不到确实消息。这样,文革小组向同志们提一下,这个传达在中央有个结论性意见,定了再准确传达,能使代表真正完成任务,给家里消息。在会议过程中,希望不要打电报、电话,当然中央要求你往家里打电话的要打,如停车啦!武斗啦放人啦等等,应该打。一般的反映情况的不要乱打电话,不要把会议中的讲话歪曲,这个建议你们各方面看行不行?
    (河造总攻击李天资同志往郑州打电话歪曲戚本禹同志讲话,开封左司周树凡提出八·二四往回打电话,歪曲中央精神)
    康老:恐怕这个问题检查起来各方面都有,大家以后注意。这些天工作进行有成绩,你们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共同讨论一个协议书,是不是有这个事?(众答:有!)很好!中央文革小组听到很高兴,我们的会议前进了一步,很好,得到了一个文字的东西,我念念是不是这样的?(念协议)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这个名字我也很高兴。以前叫谈判,这又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派嘛,是向中央汇报情况,又是各方面赴京代表团。(康老继续念,当念到关于贯彻执行
    六二四”通知以及周总理的指示协议书,河南省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向中央首长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首长指示时,说):协议中有个地方叫中央首长,提议不用首长两字。此两字在军队方面用,在中央党的方面不常用这个字,是不是用这个,可用中央领导同志或同志,不是你是头,我是脚,你是手,苏联他们是用这个称呼,苏联有的还叫首长同志。你们是很尊敬我们的,但有个缺点,我们还是同志关系嘛,谢谢你们的尊敬,我们还是不愿作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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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继续念协议书,当念到协议上提到不超过半个月串连的串连学生回到本单位,说:)不超过半个月,是对外地还是对本地?如果在郑州,本单位也在郑州,那就用不了半个月,一个是到外地的串连,如果到北京,应该分开,说清楚
    当念到若某一方面偶然违犯了协议应协商解决时,康老高兴地说:)若某方偶然犯了错误,违犯了这个东西,应当协商解决,不应你违犯了我也违犯,为什么你能违犯我不能违犯。(念完)
    康老:现在大家没有签字?大家同意吧?(众答:坚决执行)这不是两个记者商量的吧?(众答:双方协议的)过去我们的记者,就犯过错误,协议定好后,双方都不执行,就是记者搞的,你们不要说是记者写的,我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你们说不是,这就好啦。你们签字是怎么个签法?(众答:现在就签)
    康老:铁路问题怎么样?(指郑州、洛阳保守派爬车,造成铁路停车)。河造总:十大总部作了回答。
    康老:这都很好啦?我现在关心一个事,郑州、洛阳是不是已经通车?河造总:还没有得到消息
    康老:应该问一下。这方面希望同志们努力搞一下。我不管外交,但我了解些兄弟党来参观我国文化大革命情况,阿尔巴尼亚等一来,总想到各地看看,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韶山毛主席旧居,广州革命遗迹,但车不通。满腔热情来看文化大革命,留下个印象是不愉快。这在国际共运中宣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英勇斗争,受到些损失。北京有一个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有越南的、非洲的,他们没有调查清楚,要到井冈山,结果不通,他们向本国说了。
    (铁道部一同志发言,谈了目前铁路中断的严重情况)
    康老:从这个情况看,我们很欣赏你们达成的协议。这样我们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另外我们的铁道部工作同志要搞秩序,须要进步做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去做,据我们所知,尤其八大总部的同志要注意,其他当然也要注意,在河南流行一种谣传错误法,意思是那一派不顾大局,不顾生,动员许多人到北京、中央、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施加压力,以为中央就向那些人屈服了。这种想法完仝错误。这里边据我们知道,有幕后指挥人,也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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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的人,公检法里边甚至有反革命,工人总部想不通还要走,这要栽筋斗,栽大筋斗,已经走到边缘。(10点40分,总理到会场)
    总理: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
    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
    康老: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如果幕后有指挥人,更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是再次爱护同志们,有的以为向中央施加压力中央就会改变态度。军区党委也有问
    总理:四川后边有人。
    康老:群众组织千万要注意,我们是诚心爱护。………这是幼稚的想法,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你们这样搞就解决问题了?(对河造总)你们受骗了,因此各面达成协议很好啦。总的方面看,我还有信心,总会向前发展,还要做工作。这里有洛阳拖拉机厂的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农机学院的同志?
    (八大总部发言攻击二七公社,表白此次停车事件与八大总部无关)总理:郑义爽你替哪个来的,对换了你是哪个名字(答话发言,后又一个要求发言)总理:你叫王景安?
    (王答后。谈了停车原因,胡说什么军区支持二七公社,广大指战员和人民不满,哭着要把亲人要回去)
    康老:军区自己报告的,跟你说的相反(笑)。
    总理:从洛阳开的车到郑州,十大总部支持要改变238次列车方向,当时“铁军”,都到军管会,叫往北开,说:如果238次不北开,别打算从郑州开出一列车
    (十大总部狡辩)
    总理:铁道部有人吗?给郑州打个电话。
    (十大总部又谈,二七印发戚木禹讲话与停车有关,并交传单。)
    戚本禹:(笑)我给你们讲的,二七怎么能听见?我看看。(接过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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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黄河水涨,铁路堵塞,如果黄河决口,全民动员,你们各派还闹不闹?河造总:不闹。
    总理:这是对每个组织的最大的考验(十大总部念了呼吁书)
    康老:要马上尽一切办法,保证铁路通行,抓革命,促生产!可以写么!我帮助你的!你上当的!你不要怕。
    总理:十大总部不听么!郑义爽同志,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吗?(郑辩解说三方代表只到石家庄!)
    十大总部财贸代表:二七公社组织不纯,(并威胁说:)要头有一个,说二
    七公社是造反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康老:二七公社也讲过,你们的组织有些不纯,你不能看一个,不看全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也不能因为那一个组织有问题,不看全体,要看全体。总理:(拿传单)你看,郑大战斗师,六三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郑大战斗师辩解)各个造各个的,你们革命小将不过30岁,要老实点,谦虚点,将来到我们这么大年纪,会作更大的成绩。大家都“造”,这最不好,这是彭、罗、陆、杨、刘、邓、安子文叛徒,他们的作风。(指传单)我什么时间说的?
    戚:关于我的讲话,你们也可以传达。财贸工人要求读。总理:你就叫常春年?康老:你有材料送上来,签字签到那里去了,去把(财贸代表发言,当他讲到二七公社不要贫下中农,不要红卫兵,不要党员时康生边笑边摆手)(当他讲到一个坏分子是二七的时)字签完
    康老:是那个单位的戚:查一查,你看。
    总理:粮院王海潮你去査査那个不纯情况,你是粮院的。(对河造总)人家自己开门整风,欢迎你们提意见
    (造总一人要讲,康老摆手不要讲,坐下)
    康老:你们刚刚订了协议,你们又违犯,你们相信不相信中央,我讲,你们又把会场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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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一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238车通车了,好事是能做出来的。
    康老:都是往后看,不往前看,国计民生,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么,你有材料给我们,可以解决嘛!
    (黄造司一女代表讲防讯问题)
    总理:你们一共多少人?(答)黄委会呢?(答)二七观点多少人?(答)黄委会真有意思,每一次换代表,黄河水利就你们两派观点(答)没有十大总部,你们可以在防汛问题上达成协议?
    二七代表:可以。
    (黄造司又讲防汛器材被抢)
    总理:谁再抢就抓起来,以前抢的送回来,以后再抢抓起来,你们关于黄河水利达成协议,联合通告,为劳动人民广大利益,你这个女同志,(指财贸总部代表)也是这样,人家愿意达成协议,你就不承认人家是革命,就你一个革命派?
    康老:不要你一个人革命,人家都不革命。河造总: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
    总理:你这话不对,态度不好,是骂人的话。蒋介石才是这样,人家骂你蒋介石,你愿意吗?本来我不是批评你十大总部的,你们这样的态度就要批评了,以后要好好说你一顿
    康老:人家达成协议,你在中间破坏。这是什么态度?这是革命的态度吗?总理:代表就你们两个。达成协议,明天一早钱正瑛去,军管问题我正在考虑,你们群众达成协议军管也好办。这牵涉到河北、山东、江苏、你们东方红有多少人?
    二七黄委东方红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人河造总:五百人,他们当面欺骗总理
    康老:他报多是他们的错误,你报少是你们的错误
    总理:人家(指二七)要达成协议就达么,就是要保证做到,考验考验你们么
    康老:你们签字我很高兴,这正象总理讲的,是个考验,在中央面前报告,签字,这是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将要考验每一个同志品质的问题,每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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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态度问题,这个事情不是儿戏。我相信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诺言,因为是革命群众,但又使我担心,从开会情况看,我有些担心,同志们需要注意的。作的时候,我们要坚决执行协议,要么不签字,签字就不能朝令夕改,这不是一个革命者作的。现在军区的同志们几次要求讲话,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检讨,何运洪来了没有?(联络员下去找何运洪)
    总理:如果三方面代表,把石家庄、安阳、郑州铁路搞通了,这是一个好事么,防汛达成协议,你们三方面都要打电话,任何东西,人力不能挪动,挪用、抢走一个石头一个人、一个麻袋都不行,都要用在防汛上。这是最大考验之谁也不能在这个上面讲价钱,今天讲的如果打防汛的人,非抓起来,非严格处理不行,这是千百万人民的生命问题
    何运洪:(十一点四十五分何站起来检讨。)总理:坐下。
    何运洪:这次来京,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经过中央首长的帮助,吸取了革命造的派的意见,才使我清醒过来,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现在我向中央首长,向革命造反派检查错误,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康老:二月十七日,主席第一个给河南军区下命令,几次命令他不来,他拒绝来
    总理: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何运洪: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非法组织,起了恶劣影响,引起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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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反应,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流毒”。让他们上街请罪,军区接待站不仅不制止,还压制,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二、三月抓一批人,是从郑州开始的,被抓的大部分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党言川也被关押,压制群众运动,破坏了“四大”的正常进行,此影响在全省造成恶果。造反派被打下去,保守势力抬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四月底传达了林总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省问题的决定,军委十条命令,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并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主观盲目自满,自以为正确坚持错误,把当时二七公社向我反抗当成是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翻案妖风,所以四月十六日又重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并且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还登了报。打击了郑大联委,我们越来越被动,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撤消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搞错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骄傲自满,不爱听不同意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辜负了革命造反派对我的信赖和期望现在我代表河南军区党委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向革命造反派公开检讨,向受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责仼要由我负,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诚恳听取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批评,我诚恳地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处分,今后我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公开检讨,彻底改正。坚决不移地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只是初步检查请中央首长,总理、康老批评。
    总理:(对何运洪)你身体不太好,早一点休息。他作了书面检讨说明了对错误的认识,现在由一军徐文礼讲一讲
    徐文礼:(先念主席语录)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中央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耐心教育,开封双方代表对我们的帮助教育使我们受到了最生动,最深刻地教育,对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正确处理坚决拥护。我沉痛地检讨,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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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岀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前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査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294人到现在还有15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首都红代会,军事院校汴同学,四、五月份发生了很多错误作法,我们负有很大的责任。这加深了军内外群众的对立,影响了革命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主要原因就是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学习不够,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军委十条命令和安徽问题的决定下来后,还没认识到错误。这次汇报,经领导同志耐心教育,热情帮助,才认识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认识的慢,改正的不快,归根结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我们的错误,如向群众开枪、错抓人,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而且没有调査清楚打死了,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不郑重,缺乏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学生,和群众在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我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既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力量,又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白己的命则革命革不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头脑中私字破得不够,公字立得不好,老爷架子,骄傲自满,主观片面,在看待“八·二四”问题上有框框,形成错误。为坚决彻底改正好:
    (1)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的伟大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封问题的决定,一定向山东军区学习,向广大群众检讨,给“八·二四”平反,向他们承认错误,向他们道歉。对开枪打死人的问题,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坚决支持开封市的一切革命造反派。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
    (2)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3)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4)部队和支左,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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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联同志要求发言,揭发徐文礼错误。)总理:你不是递材料吗?戚:你下次发言。
    总理:你们三方面有了一个协议签了字,我们印刷出来,昨天说八大总部和其他地区发言,让他们发言
    (河造总洛阳地区代表发言: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正确,坚决支持戴苏理革命干部站出来,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老实检查,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是顽固的保守派,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但只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愿意同他们组织中的群众结合)
    总理:你是代表几大地区的?八大总部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要讲吗?(四个工人总部代表发言;认为文敏生、赵文甫、纪登奎必须打倒,戴苏理是比较好的干部,关于刘建勋问题,中央已经表态,不再喊打倒。认为二七公社没有区别对待,对群众没有做思想工作,在革命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最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康老:是不是你要求军区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象过去那样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我听你这个话里似乎有这么一点意思。过去因为你们不了解军区,干了一些事情,这不是解放军的问题,也不是战士问题,也不是军区党委问题,也不是其他干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抬高声音)是何运洪,当时他那种作法很多同志是满意的
    总理:你们又提到二七公社,下次答复你。
    康老:你们十大总部注意这个问题,河造总,你们过去是受蒙蔽的,从二月
    十七号起啊,你们受蒙蔽。你代表的工人总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不明白这不是整个军区,更不是整个党委,更不是军区的所有干部,不是严重错误,而是他讲的,是方向路线错误。他现在要改正错误
    省工总:我们一定要与何运洪做坚决斗争,反对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红总李广连发言,发呼吁,言二七公社砸其锅,抢其粮)总理:你们家里来电话了?这几件事,请你们(指二七)査一查李广连:他们去年就冲砸了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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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笑)我有什么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被冲过
    你讲你现
    在的,你们过去的材料交上来。
    总理:省直机关谁代表?叫什么名字?丰长录:丰长录。
    总理:你代表不代表公安公社?丰长录:代表。
    总理:哪听听你的意见。(丰正讲时,总理打断话问)
    总理:我问你,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多少人?丰答:不知道。总理:那你怎么代表?
    康老:我肯定你们公安系统里有坏人,同志,我做过公安工作,我懂得。你们逮了多少人,要老实告诉我,掩盖不着的,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与丁石有关系的,丁石来了吗?
    戚木禹:我看公安公社可算是保守组织。康老:这个问题和丁石有关系的
    总理:(对丁石)你不知道你干的什么事情?
    丁石:(从角落里站起来,故作镇静地)哪个事情与我有关系?
    戚:(气愤地站起来,扇子摔在桌子上)干的坏事与你有关系的!你干的坏事么!你怎么不知道!
    康老: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我问你,过去你做过公安工作吗?丁石:做过十年,做付处长。康老:你以后做什么?丁石:付厅长
    康老:是么,我没有错
    总理:(对省总丰)你这个发言怎么不弄清楚哇?连一点自我批评都没有。康老:你们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成千上万革命小将坐牢,你们无动于衷,你们一点也不检讨,摸摸胡子就算了,一点也不检讨。
    总理:你对公安系统揭发些什么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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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一点也没揭发,我们不满意。都是空话,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的。你是代表么!怎么搞的,一点不揭发。
    总理:郑州打群架,你们八大总部都没有参加?你这个人不老实!对丁石问题,你们今天晚上可以揭发。我们专意把他找来,他是怎么在幕后指挥的,他是公安厅付厅长,你们是受蒙蔽的,战斗师还讲吗?你昨天讲了很多,简单些!郑大战斗师:(当讲到因他们冲中南海,总理三次单独接见他们时,他们说这是总理对战斗师的最大关怀时,总理对戚本禹笑了),(战斗师继续发言)(总理和康老、戚本禹在交谈,刘建勋一直在写东西,看文件,不知写了什么东西递给戚本禹,修改后交给总理看,总理看了点点头,又把文件交给康老)
    郑大战斗师:…刘建勋同志是在我们广大造反派的炮轰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
    (戚本禹、刘建勋都笑了)我们希望刘建勋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刘建勋点头笑了)
    郑大战斗师:(发言完。呼口号。
    总理:继续埋头苫干,与造反派联合。快点!快点!完了嘛!你们算八大总部?还是河造总的?
    郑大战斗师:都不是。
    戚木禹:(对总理说)独立师!
    总理:独立师!(大笑)我问你,你说埋头苦干、要联合,现在有一个埋头苫干的事情,就是铁路的问题,安阳、邯郸、石家庄这一线上,很多人都在步行北上。
    康老: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他还很高兴!
    总理:我要求你们再派三个组,(对战斗师说)我指定郑大战斗师派一个人(对郑大联委说)你们派二个人,十大总部派三个人,不要派公检法,我不信任公检法
    康老:我们不相信公检法。
    总理:郑大联委二个,他们一个(指战斗师),好好地大联合。他们犯了错误(指战斗师)你们也有错误(对革联)。我希望你们郑大,好好在大联合上作出成绩,郑大作出成绩。北京有刘、邓,中南有陶、王,可以批判陶、王么!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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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全国开始闹起来的四个闻名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郑大。北京大学联合也不好么!南京大学两派分裂,交大内部还不错,和社会上闹你们郑大要做出榜样
    (当谈到王培育翻案时)
    总理:你们打内战,被他们利用。搞大联合,郑州、洛阳工人很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铁道上再派一个小组,河造总三个,十大总部三个,郑大(联委)
    二个,战斗师一个。铁路已经全线军管了,都分了区,郑州是武汉大军区管,石家庄是北京大军区管。要硬扒车就把头头抓起来,这样子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再等待了。
    康老: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总理:去年大串连,造反派和红卫兵上北京是好意,是见毛主席和付帅,辈子忘不掉。货物积压,受点积压,我们原谅嘛,那是关系到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嘛!大学生都见过了,中学生原来不让来,又说三分之一,最后都来了,有
    十多岁的、小的八九岁。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待。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康老: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总理:今天就谈这些。你们先回去,关于何运洪、徐文礼检讨,你们讨论下,何运洪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欢迎,但不要乱传,犯了错误允许改正嘛!你们学好人民日报社论,好好读一读,那里有好些是主席常说的。(二七代表答:团结——批评——团结)
    戚本禹:不要传达,起反作用。
    康老:刚才何运洪、徐文礼作了检讨,检讨错误是欢迎的,这一点同志们有何看法,可以讨论。他们犯错误,但同志们,绝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赖和信任,毛主席讲过“三相信、三依靠”嘛!“三相信”……三依靠……绝不要动摇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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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军的信赖,更不能在群众中对解放军的信赖有所动摇,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文化大革命最坚强的支柱。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没有解放军你们怎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怎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得到一个消息,好的消息,河南出现了好的现象,拥军爱民,革命群众爱护军队、军队爱护革命群众,这是好的现象,这证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两位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在你们还没有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没有好好把何运洪、徐文礼检讨研究好不要往下面乱传。(戚插话:传不好起副作用)有人乱传说解放军犯了错误,一军犯了错误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第二,我讲了,何运洪自己也讲了,不是军区所有干部犯都犯了错误,有许多干部有正确观点,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笼统讲整个军区犯了错误,更不能讲解放军犯了错误。这个问题主要由何运洪负责,不能说都犯了错误,这一点要弄清楚。要爱扩我们的解放军。至于一军,他们比何运洪的错误还要轻,赵静生宣布八·二四是反动组织是错误的,徐文礼能初步检査是很好了。一军是全国第一军,野战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错误就改,一军有很多作法有缺点,但八·二四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不要乱传,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要相信解放军
    总理:那一个组织将军区的话断章取义,或仝文贴大字报,都不对。康老:说河南军区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也不对。
    戚:过去冲军区,军区有错误,可以谅解,现在军区改正错误。你们冲军区你们犯了过去二七公社,八·二四犯过的错误。
    总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再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现在铁路问题,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不要听到批评就垂头丧气,不要认为你们一受称赞就翘尾巴,这很不好
    戚:二七公社、八·二四要特别注意
    总理:你们的协议,我们印发给其它省份,刚才我来的晚,就是去解决广西问题。一个司机的脖子上打破了皮,一条腿打破了,裤子被撕拦,非要叫交出凶手不可,不然不开车,我接见了他们,我说,受伤了,衣服撕烂过去了吗?车停了凶手又找不到。在铁路上你受了伤,这我们政府有责任,我代表国务院给你们道歉,脖子上伤也好了,我说裤子破了从铁路工人补助金里给你搞新的!他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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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不要了。我要他们团结起来,保证了铁路的运输。我分别送给他们两册政策汇编,铁道上可以有两个组织吗?我们得出个经验,你们工作时间不要辩论,业余时间辩论不要打架,不要和外面联系,铁道本身不要与地方上串联,不然会出问题,要广西做出个样子,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讲三个问题
    是对河南军区的错误;是省市委群众组织的看法;
    三、是对军区的希望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说,成都问题是对群众态度问题。四月份,毛主席有个指示,就是对河南说的,毛主席说,冲军区是对军区的信任,因省委瘫痪了,他们就要依靠军区,冲击军区他们住够了就走了。郑州冲军区毛主席说,叫他们暴露一下,以后叫他们谈判嘛!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你压他,他就要闹事,把党言川压下去,对群众开斗争会,搞游街,中学生带牌上街请罪,这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二月不来谈判,不管你们有意无意都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想把人家压垮拖垮,造成已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不对的。你们把革命的当成保守的,把保守的当成革命的,这就错了,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你们说人家不学毛著,这样就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你们是否有这样两个问题
    (1)是把二七公社错误看重了,把河造总错误看轻了。一边听话,一边不听话,斗争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
    (2)是支持哪个是否与刘建勋态度区分,对郑大联委态度是否这样,这样系列的想下去,就错了
    刘建勋在北京三结合了,郑州就坚决打倒,还要揪出后台谢富治。郑州还出现了反对周总理、江青的标语,你们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表态?十二条你们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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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不辟谣?看来对你们有利的,你们就不吭气,起码这些很对你们的口味。刘建勋在京三结合了,你们还要打倒,这就与中央对抗,赵文甫写的信很恶毒,你们不报告也不反击,我们看到很惊讶,这样的省委还有没有一小撮,你们支左把左派都揪出了也不到一小撮,这就是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文敏生问题最大,刘、纪当然也有错误,刘建勋搞借地是错误的,调北京后表现不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表现不错,这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如写大字报,欢迎南下的学生,炮打司令部,到群众中十七个小时不休息等)。对纪的问题,毛主席与你们看法不一致。赵文甫问题很严重,写的信很坏是挑拨性的,搞不好你们会与内蒙古一样。你们说二七公社一成立大方向都是不对的,他们抵制你们,这说明他们对了,跟着你们的相反错了,对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来考虑。毛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坚定的左派只占15-20%,最多也不过是30%,从纯不纯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是他们是些年青人,这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岀,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就比较能看清楚了。你们对二七看是否从感情上转不过来,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二七公社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总比你们抓人好得多,这些小将跟小孩不一样,他们很敏感,比我们强,将来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搞大联合。
    造总不能说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错误与你们有关,二七没说他们不是革命的,相反河造总说他们是右派。
    八大总部对你们不满,但主要是对二七公社,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第三、对河南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主要的在于领导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学习山东三条经验只要承认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不会降低威信,相反会提髙威信。怕丢面子就会更丢面子,这次叫军区自己去承认错误与三派协商搞个典型,你们与各派去谈问题,还是你们自己去解决。要听造反派(二七)意见。不要搞百分比,到群众中要听群众意见,到二七公社方面要主动地做工作,不做就不好办。要去谈,他们说的话不好听也不要紧,错误肯定是有的。你们到二七公社去谈,要多去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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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否想等中央表态后再谈,那就被动了,二月份你们被动了一次,这一次再被动人家会说中央已表态,你们不表态不行了,这次把主动权交给你们,要吸取
    四川经验,听康老的话,毛主席说要三依靠,你们不主动就是四川、内蒙的问题,河南军区、一军就是怕字当头,检査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转不过来就是只看人家错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主席说:“要对已严,对人宽。”现在要公开给二
    七平反,不是河造总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开大会承认错误,济南、内蒙都有经验教训,济南杨副司令员、政委公开检査,问题就转过来了,只要你们公开检查,问题就好解决,要召开军分区会,按照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去开会就行了
    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间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各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做到:一、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不抓人、不扣人;四、
    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
    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坚决贯彻执行总理七月三日关于“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的指示,以促进河南问题的顺利解决,保证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上述指示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各方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特提出以下六条具体措施,共同遵照执行
    立即将“六·四”《通知》和总理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所属
    组织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坚决执行
    保证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在本
    地的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在外地的最迟不得超过半个月,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
    保证互不围攻,各方主动拆除武斗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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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凡群众组织之间如有互抓、互扣而未放的人员,三日内一律放回
    五、各方所占用的生产车辆、机具、设备、器材,一律送还原生产单位,用于生产;其它公私财物主动送回
    六、各群众组织的宣传广播车,三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各方应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遵守上述协议。当发生某些争议时,应互相协商解决
    上述协议由省军区、驻军、军分区和各方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代表(签字):河南“二七公社″张保怀党
    龙一兵规奇克开封师院“八·二四”李福来洛阳“八·一六”常春波焦作矿院“八·一八”刘文学平顶山“二七”联络指挥部赵冠雄河南“二七公社”新乡“八·一八”黄宗万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郎显庭河南“二
    七公社”鹤壁分社王元青河南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李玉祥河南偃师高中“八·二五”史宏西郑州大学红卫兵战斗师职承平傅宗耀河南“造总”刘建亭王计礼贺长有陈金海开封师院“井岗山”张本乐开封市工代会周树凡洛阳市十一战团童水盛新乡师院革命造反指挥部李玉坤鹤壁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委员会杨得恭平顶山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王乃斌河南偃师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侯道宏河南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杨恒德焦作矿院文化革命联合委员会曾恒初郑州铁军郭玉琨省革命工人造反总部李通郑州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王林刘开太郑州铁路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郑义双施松岭河南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张治安郑州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芦钦荣冯昌武郑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刘广善郑州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何立本
    九六七年七月九日,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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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九日晚,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政委何运洪和8172部队(野战军一军)徐文礼、赵静生向戚本禹同志汇报请示问题时,戚本禹同志做了如下讲
    当何运洪汇报河南日报问题时,
    戚木禹同志说:这要和两派商量,和河造总谈一谈,出红色电讯比较合理。在张、何汇报完后戚本禹同志说
    你们回去几个人先做部队的思想工作,这很好,给中央首长汇报是会同意的,你们可以回去。
    检讨很快同群众见面,中央一批时间就不会长了。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査,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作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象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十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一百万人的接待工作。希望你们学山东,做好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好靠你们,你们要承担责任,对部队对群众都要承担。要说服部队、说服八大总部的群众,转好这个弯子,如果搞不好,必然出现内蒙的情况。如果你们中的那个人在后边岀点坏主意,煽风点火那就更坏。内蒙王良太就是这样,原来做了多少工作都不行。他把部队弄来,总理、江青、叶群都做了工作,经过教育转过来才认识到他们受了蒙蔽,受蒙蔽只是暂时的,河南会不会有这个步骤,我们是有准备的。总理康老也讲过希望不要出现这个情况,河南地处中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希望你们作好工作。中央对河南问题很重视,主席对河南很关心,希望你们立新功、赎旧过。你们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做好群众的工作。如十大总部他这样搞说明他不顾大局,这就暴露了他,一边谈判,一边这样搞,与中央对抗。你们要教育部队,用部队去带动群众。河南来这么多人,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是不可能的,不会是没有组织的。我估计中央批了以后,就告一段落,如果部队工作做得不好,就赶不上,所以你们赶快做好部队工作
    河造总与二七公社,以谁为核心,文字上不一定写,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驻马店二七公社力量比较大,要以二七公社为核心。郑州怎么样提,你们考虑,你们在工作上,要依靠二七公社。河造总说他们(指二七)只有40%多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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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那就很了不起了,他们是首先造反的,你们那么大的压力,抓那么多人,连党言川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被你们抓了,就这样他们也没有垮,你们说二七公社不纯,河造总纯么?他们正是在你们支持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你们抓人他们就不管,你们把你们的电报从头到尾都翻一翻〖注:口头传达时是讲:军区把电报给河造总从头到尾都翻了〗,你们工作的落脚点应该是二七公社,那怕是40%的造反派,他们敢于抵制你们的错误,“疾风知劲草”嘛!河造总我说过大部分是造反派,这两个组织不能并提,这你们要考虑,要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就可避免混乱。你们要敢于依靠反对你们的人,不要有情绪
    关于刘建勋回河南的问题,给中央首长反映后再说。
    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戚本禹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三派的部分代表。出发前,铁军代表蛮不讲理,因为让他们去两人,就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及总理联络员吵闹,阻止开车,当即受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义正词严的责备和广大群众的斥责,可铁军代表耍无赖硬爬上车两人。十二时戚本禹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代表起立
    戚本禹:(手拿八大总部总名单,指二七代表)这那里是八大总部的?这不是二七的吗?二七的我都认识
    工作人员:刚才换了一下会议室,八大总部的到那个会议室去了,到那儿去
    戚本禹:你们怎么搞的,那就在这儿吧!让他们先等一会。工作人员:好……。
    戚本禹:你们一派来了五个人(拿起二七名单念)来了吧?
    二七:都来了
    戚木禹:十大总部……铁军也来了?铁军:来一个
    戚本禹:今天我来和你们三派商量一下,上次不是说总理指示你们三方达成协议吗?这很好,有个好的开端,今后对河南问题怎样解决,对河南各派怎样解决,你们三派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拟定一个方案?你们对二七公社怎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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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什么组织,而对河造总,十大总部又该怎么办?能不能三派在一起商量,你们考虑一下怎么办?而不要象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由中央作出决定,如果这样能做好的话,你们写好,中央批准,这样给各省创造一条经验,四川、青海、内蒙……等省中央是下决定了,这里当然有斗争了,甚至是很尖锐的,你们能不能达成统的那么几条,我们有那么个设想。二七公社那天作了个检查,这很好,总理和我们都很满意,检査了自己的缺点,这很好。第一个是方法有些不对,有的组织搞打、砸、抢。第二个是二七公社个别组织有不纯现象。第三个是什么?
    七:小团体主义。
    戚本禹:对,小团体主义,当然,二七公社是个造反组织罗!河造总那天也作了点检查,下来我们听首长议论,在打倒纪登奎问题上,我们还有些看法,我们不同意喊打倒,但是还有些进步了,河造总部分组织是杀出来的,二月以来在军区问题上犯了错误,执行了军区的一套反动路线,矛头不对。对于十大总部,我们是有分析的,公安公社是坏的,不好的,抓了好多人,工人总部,财贸总部和省委机关总部具有区别的。是不是你们共同商量一下,对刘建勋同志可以达成协议了吧!那些能够达成协议就先达成,不能达成的就放一下,要报给联终员同志,公安公社也能达成了吧!二七公社、河造总不都是反对的啦吗?当然这里说公安公社是坏的,不是说公检法都不好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达不成的你们向联络员反映,我们再商量,能不能在中央首长同志关心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在不行,中央将来再定。上次你们三方达成的六条协议中央对这个事件是肯定的,上次给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事情,这是良好的开端,当然有个别人也作了不少坏事,个别的要处理,打死人了嘛!
    也有的是两方对打误伤,但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是好的,要向前看了,不久军区何运洪要向全省作检查了。军区有成绩,有错误,主要错误是支左方面的错误,只要你们三方能否在军区检查以后把你们商量的意见拿出来,今天和你们研究一下,一些问题怎样对待,经过你们共同硏究,是否对河南的问题达成个协议,我看你们二七和河造总也说不服,你看怎么办,是打破脑袋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商量个办法。不然,坏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钻空子,想尽办法,挑拨煽动看你们打,你们不要上当啊!洛阳有个武装部长,这个人就很不好,这个人在后边挑动搞些事情,就象洛阳拖拉机厂停工总是不对的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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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说是停工好还是共同讨论一个意见好,你们各派一定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是作坚决不疲倦的斗争,而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的错误什么这一段保了,什么搞过打砸抢了,这些错误要解决,要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如果是敌人,那当然不能那样做,你们这次到这里来的,我们看大部分是要革命的,你们是把二七消灭,还要能把那个消灭,总理不是讲了么?河南各派都有份么?你们能不能开创一个先例,各省问题自己讨论解决,实验一下,不行失败了再想办法,比如:军区抓人问题,你们说对不对,经过讨论,不就认识了吗?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你们三派代表或全部坐在一起讨论嘛!会开不起来,不要紧嘛!轮流巫庄,你今天主持,明天他主持,主席对河南很关心,亲自写几个指示,河南地处中南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军事……都很重要,你们在那里搞三国演义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在毛泽东思想思想基础上,很好地解决,当然这不是不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改正么。
    你们自己在这儿讨论一下,我先给工人总部讲几个问题。现在军区转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好地条件,有些东西也就认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个结果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么,铁路中断,这就是个大道理,这关系到国际名声问题,很重要,谁搞谁倒霉。时间短了还好说,长了性质就要变,还有个造反派,中断铁路十八天,一点没有道理,结果越不想承认问题越大,越弄越被动,骑虎难下,天天压力很大,结果性质就会变,破坏了国家利益,破坏革命,就非走向反面不可,造反是有理的,但你这是没理,一点道理也没有,有些地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骗工厂不行了,现又到农村,去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这个我们也有准备,四川李井泉搞的产业军,不是讲农村包围城市吗?那是毛主席讲的,我们伟大领袖讲的农村包围城市包围蒋介石,国民党,而军分区,李井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坏人提出这个口号,这是反革命口号,他们包围谁呀,是反动的。对农民一天两天可以欺骗,时间长了,他们必然觉悟,那就不行了,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事情我们那一派都不能搞,不管二七,河造总,还是十大总部。
    铁路:(河)上次总理讲铁路军管,不介入地方,怎么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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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就是铁路的两派斗争时,不要再请外面的人,要自己解决,当然要参加河南的两条路线斗争,既不要别人,别人也不包办你们,铁路是个很严格的题,是不能随随便便的,你们看怎么办。铁军:我是铁军
    戚木禹:啊,你们这个铁军,是不是作些检査,起码在打砸抢上是很严重的。铁军:我们是有错误的,在军区……对二七……在四月二十七日前后有打砸抢
    戚本禹:就这一点吗?我看不是实事求是。
    铁:反正前后都有吧(众笑)。但二七是革命造反派,我们想不通戚本禹:你们有多少人?铁:一万多人。
    戚本禹:这一万多人你都保证没搞打砸抢,那么有,就由你一个负责铁:(不语)
    戚本禹:你不是代表么?铁:是
    戚本禹:对军区的错误是他们二七抵制的,还是你们铁军抵制的?铁:是二七
    戚本禹:既然是抵制的,为什么不是造反派呢?有些东西认识不理想,你们打回去的电话、电报我都看了,还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先说二七,你们搞的那个我的讲话,当然有些是确实的,有些是不正确的,结果人家给我们提了好些意见。再说河造总,你们说我们说的大联合以你们为核心,我什么时间说的
    河造总:造谣!从来我们没有说过我们为核心,而流传的是二七公社为核心。戚本禹:别说了,你们的传单我都有一大堆了,我看你们各派都有小团体主义,以派为重,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重。文化大革命,这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一个大斗争、大战役,这个战役不胜利,刘少奇上台,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得抓起来,不然是投降,剩下统统抓起来,什么四大,象青海一样,象赵永夫一样扫光,什么二七,什么……统统一样,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市内党内一小撮坏人,否则让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台,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都要坐牢,彭罗陆杨上台,还搞什么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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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抓、捕、杀。你们如果不能把河南搞好,客观上帮了刘邓的忙,如果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团体,那就会迷失方向,别看现在方向对。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不要支持错误路线,错了就改嘛!不就完了嘛!当然除了个别在两方打架中误伤外,打死了都是反革命、坏蛋,往死处打人,把人的眼睛挖岀来,你们想这样的是什么感情啊!这些都是坏人这些人难保你们的组织中没有,对在你们组织中的也不能包庇。十大总部和河造总,对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你们出的坏点子,一定要揭发出来,他们在灭亡以前要失去一切,就丧心病狂地挣扎,采取多种手段,他们喜欢你们群众互相斗,搞打砸抢,坐山观虎斗,破坏生产,真是不择手段,这是决战啊!他们要灭亡,你们觉悟以后要揭发,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子弟,为维护父母失去的天堂,但有些也是好的,比如向三东,就是和他父亲划清界限,要跟毛主席走。有的黑帮子女,对革命造反派有刻骨仇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们回头,我们就要欢迎,全国要都象你们这样子打内战,就要上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鬼点子很多,别看现在他挺可怜的,一遇时机他们就又出来的,比如虎子、长蛹苍蝇它们都会装死,等一会突然跑了,这是动物的本能。裝死,自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帮家伙能死吗?他利用群众之间的矛盾,你们联合起来共同整他,他们肯定要失败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不要以为他们死亡了,到时候他们就又突然跳出来了,那就没有什么四大民主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死亡了,可以打内战了,那就上当了,那就要犯历史的错误。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你们想想看,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刻骨仇恨,为什么不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呢?二七工人总部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工人都是不好的?我看大部分是革命的,老工人、党团员犯了点错误不奇怪,不要以为人家犯了点错误,改正了就可以联合。我走过一个工厂,树立部分老工人、产业工人、党团员,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党团员一边,但我知道这些人并不是坏人,站在保守派一边,这里有好多原因,过去受了黑修养的影响比如过去北京市委贯彻的一套就是黑修养,再者长期以来,对党有感情,长期以来,把党委书记和毛主席,和党并列联在一起,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打倒党委书记就是反党了等等。而革命造反派中又有一部分人是吊儿浪当,有的长期对领导不满,还有的有个人主义,造反派一起来,因此老工人,党团员都看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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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保了。他们还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家伙!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挑动,就更厉害了。这里说一句,你们决不能用这一点来攻击造反派,我去一个工厂,一个工人说我,你认识的那些人,没一个是好人。我说那么你也不是好人,事实证明大部分是好人嘛!你们说他保我可以理解,但坏,我不相信,有的老工人作用很大,他可以说服好多人,两派对立时就有这种观点,更严重的是打起架来,保守组织中的工人、党团员他们在困难时期很坚定,还能教育别人,表现很好,以自己过去阶级苦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而造反派中,我说我不揭你们的底了,但这里再说一次,绝对不能拿这一点攻击造反派。这些问题从历史上看,你们比我们体验得多,打了架你们冷静的坐下来想一想,过去有的青年表现不好,但在这次活动中,造了反,有了很大进步这就很好,你们不要光看人家过去的缺点嘛!有个工厂,一个调度有历史问题,有一个工人非常清楚,这个工人吊儿浪当,这个调度对这个工人非常打击,因而这工人小病大养,他一次也没有得到奖金,对调度很不满,因此这次运动一开始,他就造反,揭发出很多修正主义的东西,记得非常凊楚,一年一年的揭发,那个调度给特务情报,保密厂这样人当调度当然不合适,就要调动嘛!第一个他写了大字报,我看了大字报的质量还很高,揭发很具体,文化大革命人家造了反了,大家不服气,但是从此以后人家表现很好,大改样子,小病不休息,一个新的面貌,他成立新的组织,刚成立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同志进步很快,也取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所以说对造反派要分析,过去不好,还要看现在,不能因过去不太好,而不看现在,造反派也不要看人家错了一段,不看全面,要仝面评价考查每一个同志,不能武断片面。就拿斯大林的问题要三七开,有很大的原则错误,我们的主席还三七开,对同志是不是还采取这个办法?但对敌人没有什么开不开,就是一棍子打死,没有一个敌人还是好的,对敌人没有什么谅解,对变节分子没有什么评功摆好,敌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都是坏的,都要打倒,对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只要改就联合,改正就欢迎,不要去煽动对立,要开展自我批评做好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我们的愿望,希望你们讨论,大的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你们再研究,人最容易感情激动,激动就什么也干不好
    老保:二七公社抢公粮了!
    二七:我们的汽车送公粮,你们抢了,还反咬一口,真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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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这些具体问题不说了吧,据我们的了解,河南小报很多,但差别很大你说这些要调査。
    河造总:我们有证据。
    戚:河造总吗?!你们要注意,如果大联合搞不起来,要拿你们河造总是问我越(来越)发现你们的问题很多。
    铁总:戚本禹同志今天的讲话我很佩服,我以为你从不理解工人运动,今天的讲话还是很理解的,上次你说我们八大总部都是保守组织戚:我说你?!我看你就象保守的铁军:上次你就说我们是保守组织。铁路:说了。
    戚:大家都谦虚点吧,我不想在这里争论你们这事情,你们说我说了,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按这个传达吧!军区的错误路线你们就是保了嘛!改正了就不保,再造反嘛!(铁路支吾不语)只要我那样说,你们就那样传达,的确有一段保嘛!你们当时气焰很高,请你们开会都不愿来,我们认为你们当时那个思想是不好的。军区抓人,木来就不对,你们还指向毛主席,我是不能容忍的!我的脾气本来不是那样的。当时我很气愤,我还压了呢!就拿联动来说,主席说:小孩子,放了他们,对李洪山也没抓,让我们接见了他们,
    (铁军
    )你们
    不是土联动?(铁军:我们不是)毛主席对群众不是用抓的办法,你们把抓人强加于主席,世界上从古到今那有那样的领袖,河南军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向
    八·二四开枪,他们的检査,中央是不满意的,开了五枪,打死了人,还说不知道,(对二七)你们不要对军区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检查,军队是伟大的,主席让他们介入,开始认为只要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就是好的,既然错了,大部分是认识问题。
    (铁路辩解刚才说的上次接见的情况。)
    戚:你那个意见是拿主席来压我,同时把河南的问题加到主席身上。什么抓人是根据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是主席批的,难道是主席让你们抓人了?(指省委总部)你们怎么不说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对你们有意见,军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你们让工人出来讲,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党性那里去了?坐山观虎斗,错了也不圆圆场,坐到那里听到不符合党的原则,听之任之,这是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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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第十一种,对你们省委总部印象不好,有三种或是缺乏敏感,一种是兴灾乐祸他们还可以原谅,但你们不行!你们可不能这样认识,你们干部是整天研究学习党的政策,难道党错了吗?千万要相信党中央,抓人问题先不说,但打死人要处理,不管那一方不能包庇,铁军,打死人了没有?
    铁军:没有,刚才你说“你们是土联动”,上次你说“你们铁军成绩我早知道了”,这次又问我们打死人没有。我们铁军是一贯不主张动手的,不打砸抢的,我们大部分都是造反派。
    戚:我对你们的印象不太好,起码军区问题你们就保了嘛!打砸抢没有吗!?要老实,你现在不要和我争了,你们自己总结缺点错误,我想你们对你们铁军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你们说造反,既然造反你们对军区错误路线就没造反,上次会还说,大方向是正确的!(指军区)保了几个月。今天就到这里,以后再说。
    铁军:我们要求单独接见。
    戚:只要你们达成满足五千万河南人民的协议,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也接见你们
    中
    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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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领导同志出席〗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査,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岀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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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査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现在洛阳问题很严重,要来五千人闹,不回去。洛阳闹得很紧张,他不同意
    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他把交通中断。这个问题,军分区是否认识得很清楚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都认识清了
    开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军、军分区、市人武部是否都认识清了?如果认为错了,要给群众做工作。
    你们的检查报告虽然已经批了,先发给你们,你们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张树芝、何运洪同志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要前进,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要和群众见面,可以给一点时间。
    张树芝插话: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插话: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插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总理: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余嗣贵插话: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总理: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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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元月份,主席给你们五大任务,就是“三支”“两军”任务。你们离群众太远,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在支农上有点经验,因为部队也搞了农业,军训上也有点经验,不过是属于灌注的。河南在支左上的错误较多。这是
    三月份的
    情况。四月份,发了十条命令,主要是讲爱民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了,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这样就完整了。十条发表以后,群众有了根据,就又起来闹了。八条对你们有利,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表了十条,对群众有利,冲你们(有的地方还有夺枪的),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又闹起来了,所以以后又发表了“六六”通令。这次来把思想搞通,好好做工作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又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就痛痛快快承认错误,好好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你们要好好讨论,不要有反复你们看还有什么?
    张树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
    徐文礼同志汇报了释放八·二四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岀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总理: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何运洪: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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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就谈到这里,你们明天讨论一天,晚上把情况反映上来。
    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时间:1967年7月14日晚10点10分,地点:人大会堂南会议室。出席
    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各五名代表,郑大战斗师一名代表,中央文革办事组同志,军区动员处参谋。〗
    从西苑旅社上车时,河造总一代表强行上车,无理取闹,被文革办事组的同赶下车来……,戚本禹同志未来之前,只有刘建勋同志在会议室,我二七代表与刘建勋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代表向刘建勋同志汇报河造总放火烧了二七公社8·16大楼。三厂、五厂省工总赶我工人出厂,工人被打,被抓;陈副司令员从北京回去被铁军扣住等严重情况时,建勋同志甚为关切。问:“是否报给了中央,戚本禹同志知道吗?”……几十分钟后,戚本禹同志派人把刘建勋同志叫去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你们三方协议达成了吗?谈得怎么样?(看名单)张宝怀你谈一下吧。
    二七:两天来我们谈了两次。第一次会谈,铁军有意转移主题,谈郑州武斗;第二次河造总又是如此,而且,某些组织一再拖延时间,因此,正式协议没达成条
    河造总(辩解):不是那样,有几个方面达成了。二七冲我们批判文敏生的大会,今晚还调动几千人,围我省一技校红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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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刚才河造总提的问题,在今天协议会上已经提过了。会后我们挂长途电话进行了核实,两个事都纯属造谣,并无此事。挑起武斗,放火杀人并非别人,是河造总,省工总。我七中8·16大楼被河造总省一技校的红造联放火烧了,几
    十名红卫兵被迫跳楼,三厂、五厂的二七工人被打伤几十人
    戚:跳楼的红卫兵死了没有,伤了没有
    二七:伤了几十人,死的还正在调査,现在还不清楚戚:烧的七中“8·16”?
    七:是
    戚:是谁放的火?
    二七:是围楼的人,是河造总的。河造总:是他们自己放火烧的戚:楼上的人是谁?
    二七:二七公社七中“8·16”的。
    戚(对河造总):他们自己烧自己?我就不相信!河造总:是他们放的火
    戚:二七公社自己烧自己的人,这个事情(转对秘书)你快去査査,打长途电话,问我们的记者戚:你谈,是谁烧的楼
    七:今天上午11点火才熄灭,他们浇了汽油,还加上木材,当时卫戍司令部、军区都去了人,开去了两部救火车,他们不让救,把车推跑了。
    戚:谁推的?
    七:围楼的人
    戚:谁围的?
    二七: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河造总:是他们自己烧的。
    戚:他们的楼,他们自己烧,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自己烧。哪有这样的事你这样说谎话不行啊!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自己撕毁。
    铁军:我们五天之内两个战士被杀,一少年铁军黄××被二七骗去,……另个也是二七(铁军说二七杀了他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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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这个事情我们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査,一个是铁军互相打架时打死的,个是河造总打死的,与我二七无关。戚:(问铁军)你说都是二七打的?铁军:(吞吞吐吐)嗯,就是。
    戚:你要调査清楚,你不要说这个问题,我问你,你听没听说你们把陈副司令员绑架了?
    铁军:没听说。
    戚:怎么没听说,光听说那一方面的(指他们造谣说二七打了他们的人),就没听说这方面的。这么大的事,你就不知道?
    河造总:(又站起来说二七公社的坏话)
    戚:(对河造总)你说的是陈副司令员的事情吗?你知道陈副司令员被关了吗?
    河造总:不是,我们不知道。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造总
    (无言)
    戚:军区来人没有?杨松峰(军区的):来了。戚:你听说没有?杨:这个人确实是死了。戚:你说什么?!怎么死了?杨:(目瞪口呆的摇头)嗯
    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情,你说的是什么?杨:(恍然大悟)啊,我说是刚才铁军说的那个事情戚:我问你陈副司令员的事,你听说没有?杨:我来的时候还没听说,到这里才听说
    戚: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的司令员你就不关心,你自己的司令员被绑架了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的秘书?
    杨:我是参谋
    戚:谁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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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动员处的参谋
    戚:你是跟谁来的?跟何运洪吗?杨:嗯,是工作人员。戚:工作人员来几个?杨:来六个。
    戚:你回去跟何运洪讲一下,他要求让陈桂昌回郑州,我们同意,但他又不给他(指陈桂昌司令员)任何安全保证
    七:不但陈副司令员,所有支持二七的军区首长,都没有安全保障。公安厅高大同也被绑架走了。
    戚:陈桂昌是好同志,是军区中支左的好同志,陈桂昌你们说让回去,我们同意,回去了又不加保证,你们搞什么名堂?我很怀疑戚:(问铁军)你能代表铁军吗铁军:能,但这个事我不知道。
    戚:你怎么只关心一方面的,怎么不关心另一方面的铁军:如果是我们干的,保证马上放出,并作检查。戚:你们要保证陈副司令员的安全,要打电话回去。
    七:(送焦作电报)戚:这是陈桂昌的吗?
    七:不是,是焦作来的电报
    造总:(造谣说二七围了他们省一技校红造联)
    戚:(看二七代表送去的河造总的造谣传单)你们这里来的都是协商文件的
    十大总部:我们有的不是,来时是点名。戚:点名,谁点名?
    七:我们全是
    戚:你们中间有参加达协议的吗?
    十大总部、河造总回答:有
    七代表把军区副司令员刘大坤7月10日的讲话,河造总铅印的传单送
    给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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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军区动员河造总,7月10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开了一个几万农民大会,还大搞经济主义,刘大坤代表河南军区发言,坚决支持河造总。戚:军区的同志,有这个事呀?军区:有。
    戚:这是那个人的讲话?
    二七:刘大坤。戚:刘大坤是什么人?
    七:河南军区副司令员,跳得可高。
    戚:(从头到尾很快地看了一遍刘大坤讲话的传单)这个讲话是错误的。嗯嗯,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你回去和何运洪讲一下。(对军区)这个是对抗中央指示的,这和你们军区的检讨精神完全相反。你们一方面在北京检讨方面副司令员在家作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倾向性是很清楚的,我要求你们对这个东西要做出说明,你们认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另外,对怎么开的那个会,你们要写个说明。
    七:我上次接总理指示,7月4日到郑州解决铁路停车问题,接触到钟政委,董参谋长,他们都说: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是坚决支持河造总的,从来没说过支持二七
    戚:(抬手,手中拿刘大坤讲话传单)这个文件和讲话(指政委)有关,你(指秘书)念一下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和郑州农民开会有关,提到河南了。)秘书:(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戚:你念一遍,我给各个组织一份,下去抄一下。秘书:(念完文件)
    二七: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捍卫中央决定河造总:(发牢骚,仍想攻击二七公社)
    戚:(对河造总)你看,二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了嘛!你们呢?河造总:(慌忙地改为)我……我们也坚决……/
    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嘛。文件上点了河南的名,河南的这个事情。(他们纷纷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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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大家都要执行,农民还有生产任务嘛,让他们进城,还给他们工分,谁给呢?(给军区文件一份)文件要带回去。现在是不是集中起来协商问题?铁总:(十总之一)我讲一点,铁路停车戚:这应当由谁来负责,谁搞的铁总:我们认为
    戚:这个事情和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不光是洛阳的,这里面有问题,我正在调查
    铁总:这是安阳的报告,和我们调查基本相符。戚:这执行中央决定,不要拦车嘛
    造总:二七在信阳、南阳地区搞了个九条,六条,说是中央文件。戚:谁搞的?河造总:二七公社。
    戚:(那张传单)是不是根据传达搞的,是不是军区在中央的检讨搞的,南“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也符合中央意思,不过不能公开地乱传单。
    省工总:(立即起来要说)二七
    戚:你坐下,你是工人总部的,你说人家,看看你们的。那天我和你们谈了次,你们就发传单,你们说我承认你们是造反派。那天我批评你嘛,批评你们保军区的错误路线,没有谈及到你们组织问题。
    省工总:我们没有搞。
    戚:不是你们的?反正是那天来的嘛。你们这样做,正是硬逼着我们说你们是什么性质的嘛!叫我们对你们的组织表态嘛!你们想想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对你们工人总部是有希望的,你要说我们承认了你们是造反派,硬要逼着我们表态,你叫我们怎么办?对工人我还是不愿意说那样的话的。不太愿意说你们是老保希望你们改正错误的,对你们有希望但我们是有原则性的
    你们二七也不要把工人总部说成老保。工人嘛,只要起来造反,不分早晚,都可以嘛!我们要欢迎。十大总部是不一样的,公安总部是保守的,省直总部有问题很复杂。有坏人操纵的,对待工人嘛不要说人家保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就说人家老保。中央没有这样说嘛!你们这样很不利于团结。工人同志嘛大多数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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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受些黑修养的影响,有的也是一时弄不清楚,有的有私心杂念,犯些错误,但不要看太严重了。不要叫人家老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么可以斗争;但要讲究方式。只要人家不再支持军区的错误路线愿意起来革命,我们应该欢迎,不应该叫人家老保
    省工总:我们有个初步检查想表一下态戚:好嘛
    省工总:(对刘建勋、何运洪、公安总部、二七公社等问题作了一些检查戚:你和家里商量了没有?
    省工总:我们和家里说了,家里还作了修改。
    戚:建勋同志,你听了没有,有些问题当然是他们认识问题。但总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你们对二七公社还要再提高一些。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嘛,有个别组织不纯,总是难免的,恐怕你们那个组织也不纯吧,你们就那么纯?我就不相信。康老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总理也说了嘛,二七公社造反派。当时军区的错误路线谁在抵制?二七公社,还有八·二四嘛。但是现在肯定他们了,他们又骄傲了,内部又闹分裂闹风头。(这时服务员进来对戚说:叶群同志给你来电话)你们等一下,我们出去一下。
    (刘建勋和我代表谈话,一会戚本禹回来)戚:你们谈好了吗?
    省工总:最近我们有个希望,希望刘建勋同志去主持三结合。
    戚:(对建勋)过去他们反你,现在要求你回去,这很好嘛!(对省工总)建勋有些缺点和错误,但能主动地迅速检査和改正这很好嘛!中央是信任的,你们呢?
    省工总: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战斗师:坚决支持。
    戚:你们二七不要讲了,你们是很支持刘建勋的财贸:(谈协议)
    戚:省工总还表个态,你们呢?
    财贸:我们上次写了个东西,已经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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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联络员同志,把省工总和他们的那个东西印出来发给大家,二七公社都发表声明了嘛。
    财贸:我们最近总部服务组提了几条意见。
    戚:你们“二七”,我们刚才讲过了,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但是现在肯定了你们,你们对待其他组织会不会象“赵太爷”那样,不许人家起来革命?你们的那三个缺点还是存在的。(秘书将长途电话调查七中“8.16”情况交给戚戚看后)你(秘书)把这个给大家念一下。
    秘书念:我们的记者来电,事情是这样的,铁军×Ⅹ×在图书馆里看书。七中另一学生×××去偷书。×××不让×××偷,Ⅹ××就拿起火钳照×××背心刺去,×××受重伤,医疗无效死去。铁军造谣编说“二七”公社给打死的但这两个人都不是“二七”公社的。这样就以“二七”公社七中“8.16”打死人为借口,河造总省一技校红造联等包围了七中“二七”公社“8.16”战士,并放火烧楼。楼上主要是“二七”公社的战士。另外粮食干校也发生了武斗,放火烧大楼了,也说是“二七”公社烧的
    戚:这回清楚了吗?放火的人你不要认为找不着他,等两个月后以后,我们腾出手来,总可以找到他。那要处理的,那一派也不行。
    七:我们回去马上调查清楚。
    造总:(无奈,只好承认)我们回去立即查清
    戚:你们是不是尽快地搞个协议,不要搞的太繁琐了。你们“二七”不是搞了个声明,你们都可以搞一个嘛!十大总部今后不要叫十大总部八大总部,因为这里边有区别的嘛。公安公社很坏,省委总部有问题,我看有坏人操纵。是不是就几个大的问题,各摆一下观点,就其目的达成一个协议。个别问题回来再说。不要复杂,订上几条,比如军区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你们怎么看?另一条对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究竞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敏生,赵文甫,还是刘建勋?第三,对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
    七:关于省委当权派问题,经过两次协商,第一次协商时,除河造总刘介廷对杨蔚屏态度嗳昧外,所有其他代表的发言都坚决打倒赵、文、杨,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是有的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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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摆手)可以了,可以了,杨蔚屏达不成,可以写个文敏生,赵文甫等小撮嘛!这一“等”就进去了。另外,是二七公社,(对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过去你们抓人家的人,中央认为他是革命造反派,你们不同意,达成协议,是革命造反派(对其他代表)你们怎么看?同意就达成,不同意就算。
    河造总: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新乡李玉坤:我们同意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
    戚:二七公社有几个缺点,我们已经和他们讲了,为什么要肯定,如果不肯定,抵制军区的错误路线怎么体现,怎么叫方向路线错误呢?“二七”抵制了军区的错误路线,军区镇压了群众,他们抓了“二七”那么多人。新乡李××:耿其昌也抓了人。
    戚:耿的事慢慢来,能达成就达成,有几条写几条,不行回来再说,搞个补充协定,第三次补充协定都可以么。
    铁总:我们希望铁路总三派坐在一起,搞个协议。戚:那好嘛!你们“二七”的也有人吗
    七:有
    戚:你们铁路三方面有多少人?
    铁总:我们一万一千人,河造总三千人,“二七”一千人河造总:不对,我们九千多人。
    七:我们成立了铁路工人公社,可能有一万人。(吵)
    戚:(对“二七”)人家一说你们人少,你们就沉不住气了,说你们人多。你说你们的人多?我才不相信呢!人少才是实际,因为都反对你们嘛!谁敢参加真理不在于人多。马、恩他们开始只有两个人,后来发展了,就我们中国有六、
    七亿。除地、富、反、坏、右外。不在乎人多,看你们方向对不对。你方向不对,就不能代表真理,人多也是庞然大物
    铁总:我们三派分歧不大,从未武斗过。首长给我们提供大联合方便戚:你们三派协商吧!我支持好不好?军区准备作了检讨,写个声明,这个声明支持造反派了,但也没说哪个人是保守的。出来之后我看见了。二七公社你们过去是受压制的。他们发出之后,你们要欢迎。军区有两面派,我现在当着军区的面这样说,你们革命派要进行斗争。但方法要注意。两面派是暂时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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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部是要跟毛主席走的。如果有人,不管是军区的,还是省委的,还要搞些花样,你们要斗争。另外,不要以为结合你们,你们就认为当上官了,不要官官相护。如果有两面派就要不含糊地进行斗争,不能没有原则。两面派不怕刘建勋,也不怕中央文革,就怕群众造他的反,他一出来群众就揪他。也许没有,有待考查。相当复杂,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现大才刚刚开始,要有个准备。不要太紧,急事就不好办了。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还有事
    八·二四:是不是一军(野战军。开封驻军)的我们也搞一下
    戚:“八·二四”与井冈山,你们是不是关于一军的问题,也协议一下。你们是否除几个协议外,也能关于一军的问题达成个协议。洛阳的来了没有
    洛阳:我是“十一”战团的,观点和河造总差不多。洛阳也有三派。戚:现在搞罢工、拦车的就是你们吗?洛阳:不是。戚:那是哪一派?
    洛阳十大总部:也不是我们
    戚:洛阳“八·一六”来了没有?(没有)戚:怎么没有让他们来?(指办事组)
    办事组: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只让通知那一派,没让通知“八·一六戚:我写了个条总理批示,让三方面都来。总理不是在那上面批示了吗?要“八·一六”来同样的代表。你没看总理的批示吗?
    办事组:看见了。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没通知“八·一六”。
    戚:你按文字的东西,不要按电话嘛!要通知他们来。你看什么时候能来?办事组:明天通知他们来。
    戚:这里的代表,加上新来的,组成洛阳代表团。怎么组好,你们看。我们要见他们一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建勋同志还有什么问题?你再和他们扯扯
    七:(指中央文件)让我们带一份回去。戚:可以。以后交给联络员
    开封“八·二四”:我们开封也搞个协议戚:好吧!试试看,搞不出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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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对工人,我们要求你,再给我们读一次)你们,我不谈过了吗?刘建勋同志,你也可以和他们接触接触。你们要尽快地达成协议,中央好批。你们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要回去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前进了一步。现在中央就等着你们的协议
    二七:我们要求戚本禹同志单独接见“二七”代表戚:好!好
    铁总、财贸:我们也要求戚:让建勋同志接见你们嘛!
    刘:好么?今后见面还很多。叫我回河南,我同意。我参加了两次会议。我看双方过分对立了。观点可以不同,连人数都对不到一块。大家要冷静下来,要坚持真理,错了就改嘛!就到这里散会好不好?
    工总、财贸:再说几句吧!我们很愿意听。刘:以后我还要分别和你们谈话嘛!好不好?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同志座谈纪要——供河造总战友参考》
    为此,该文只供河造总内部传阅。、刘建勋问题
    我们问:同志,你认识唐伟吗?
    414同志答:认识!认识!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
    (按:唐伟对河南文化大革命“贡献”更大)问:蒯大富在河南问题上的作法对吗?
    答: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他在刘建勋问题上押了一个宝,为的是把唐伟打下去。同时把他的一批战友也打下去,以实现蒯大富个人和其小集团的集权。因此对蒯大富来说,河南问题无所谓正确不。搞赌博嘛!胜利了是一个“赌”字,输了也是一个“赌”字。没有甚麼无产阶级原则可言。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唐、蒯在河南的作法折衷一下可能对河南文化革命更有利
    (按:两条路线斗争怎麽能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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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恶毒攻击蒯大富,不知道唐伟在河南又押的甚麽宝?)问:你说唐伟和我们河造总搞刘建勋对吗?
    後来我们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要有主
    要矛盾的概念,一个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搞多重心,主要敌人是会跑掉的,革命就要失败。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不祗是一次。
    (按:无非说,目前不能打倒,以后再……)、河南革命大联合问题
    问:听说中央肯定了河造总是做为联合核心的造反派,同时也肯定了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此外传说战斗师铁军等也被肯定了,而对
    八大总部未有绝对否定。你认为此消息可靠吗?
    答:从“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近来社论及中央处理各省、各市、各院校问题的方法分析,我认为这个消息完全可能是可靠的。
    问:为什麽不绝对地否定八大总部呢?答:八大总部大部份不是甚麽保守派
    七公社用敌对的办法对待八大总
    部其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略)。第二造反派和他们的矛盾,特别是二七和八大总部的矛盾还会向敌我矛盾转化。武斗风会更猛。第三,
    相反,河造总这个较好的造反派有
    可能被二七极左思潮冲垮。文化大革命就会走弯路。
    问:那为甚麽不让二七当核心呢?答
    再说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
    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章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祗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後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
    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
    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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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三、对河造总策略的建议
    问;你是否谈谈河造总下一段应采用甚麽策略
    答:具体的说,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
    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恁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问:你的意思是否先团结八大总部後再联合二七呢?
    答:形势确实如此,实质上是河造总和二七展开路线斗争来解决争夺“核心”问题。河造总的成分和思潮是能代表八大总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庸俗地理解为山头之争是不对的。
    问:再具体谈谈如何对待八大总部好不好?
    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二七思潮的危害性
    问:我们和铁军战斗师摩擦相当大,再加上他们组织中也有保守的,联合不起来怎麽办?
    切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而不是为了追求队伍的纯粹而战。有
    些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路线觉悟低,可以帮助嘛!我觉得战斗师铁军好像是造反派组织,人家去八大总部,是你们关门的结果。
    问:联合时权分散了甚麼办?答
    铁军很多是革命小将。要注意引导,联动起先也是革命小将。
    战斗师、铁军等愿意搞拢我们就要共同掌权,对过去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査。要相信他们的觉悟。
    问:你的思想方法很有意思,我们理解了,你再谈谈对二七怎麽办?答:从二七的历史来看二七要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河造总要帮助二七改正错误,清洗组织,否则以后大联合就困难了。但是我们河造总同
    七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河造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或基本解决八大总部问题,真正使核心巩固,(原文不清……)这一点河造总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然根据二七的特点和它的地位与八大总部的差别,策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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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军区问题
    问:你认为军区如何?
    答:河南军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但有错误,原因是军区党委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不深之故,此外阶级斗争的策略性差
    五、内部问题
    请你对河造总提提意见吧
    答:河南问题很复杂,河造总能处於这样的地位表明河造总是一个先进的造反派,他的政治敏感力很强,他的政策观念也很强。很多地方很值得北京造反派学习的。
    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帮助工农兵掌握大方向,没有理论班子,没有笔杆子队伍是不行的。
    目前河南谣言很多,对中央不忠诚,转达中央指示为我所用,作风不正,坏象百出,二七特别严重,其他组织也有。我们要学习二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要注意斗争艺术,但不要学习他们的资产阶级手腕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座谈纪要就介绍到这里。(下略)
    转载于郑大革联1967.7.17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报》增刊第二号
    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时至四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同志:康生、戚本禹、刘建勋。速记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生同志: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今天由河南省军区党委向大家宣读检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査报告送给了中央。中央看了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批准了这个报告。中央对这个报告拟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经过中央同志,经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看过的,都同意。为了很快的使同志们晓得省军区党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已经中央批示,告诉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主要是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请河南省军区党委的同志把他们的检査报告原文向同志们宣读一下。然后,我把中央的批示逐字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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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告诉同志们,看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那个讲?张树芝同志讲。现在请张树芝同志把这个报告读一下。
    (张树芝同志宣读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略)
    康生同志:同志们都听清楚了,这个检査报告是由在北京汇报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和在郑州的军区党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交换意见,然后由河南省军区党委用电报发给中央的。这个检查报告是六月二十七日报来的,今天七月十七日,二十天了。为什么二十多天向同志们宣布呢?因为这个检查报告中央需要研究讨论讨论以后还需要批示。另方面,我们也要和军区在这里的同志、野战军的同志议论,请他们研究讨论,同时,也在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上听取各方面代表对这个报告的意见,当中也听取何运洪同志、徐文礼同志他们的个人检讨。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本身,通过军区以及野战军的同志讨论,以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一些同志的检讨。然后作岀这个批示,经过主席、林副主席同志,也就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批示。这样,经过我们二十天的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以后,作了批示,今天由河南军区的同志向同志们宣读。河南军区党委检查报告的全文准备发给同志们讨论研究。
    这个报告的第一段,有一句话说: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第二段说:自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方向就没有搞对。为什么?就是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既没有作全面系统的了解,也没有作阶级分析,就错误的把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他们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军区把矛头指向他们,没有在上边真正对准刘邓、陶,在中南真正对准王任重,在河南真正对准省委内坚决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没有分析到。所以,他们把大的矛头对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把次要的看成主要的,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这一点在同志们讲话中也有人讲过同志们不管有什么意见都不能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御用工具。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这是不好的。群众组织里边这个或那个战斗队可能不大好,保守、不纯,但是,把整个群众组织说成御用工具,是对广大群众的污蔑,不符合毛主席讲的信任依靠广大群众的指示。因此,军区不但打击了二七公社、郑大联委,而且利用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甚至发表告全省人民书。这种做法是极恶劣的。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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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那个人认为这个组织不好,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讲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不好,而他们用解放军,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告全省人民书,这是对群众组织,尤其是革命群众组织,采取的一个极错误的态度。现在河南五千一百多万人,向五千多万人宣布一个群众组织为非法,这种现象在全国可以说没有。这是这个检查报告的第二段。
    第三段讲二、三、四月间的问题。他们讲有许多机会改正错误,可是他们坚持错误,对抗中央指示。同志们应该看到这是大方向。同志们不是说要掌握大方向吗?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只有依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河南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就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一点我希望河造总的同志、十大总部的同志掌握这个问题。如果不掌握这个问题,就不容易看清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军区所以犯错误,不是在这个那个问题上,而是在总的问题上。二、三、四月间继续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最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有的同志并不了解。我常听到有的同志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军区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对的。”这种话没有分析,没有了解军区的大方向是什么东西。这种话不符合实际,符合实际的是,从二月十七日一直到这一次开会,这样顽固地、系统地、长期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错误。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住,这是最大的方向。因为无论从历史上看也好,无论从文化大革命看也好,都有个共同的规律: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取得成绩。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泽东思想一定犯错误,甚至犯最严重的错误。这个从党的历史上看是如此。从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也是如此。这是经过千百次考验证明了的。这是一个大方向问题。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中央对省军区是耐心教育、耐心等待的。这是对他们的极大爱护和极大的帮助。所以,军区党委的同志在检査报告的第三段首先讲到二月十七日的问题。就是说,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就立刻指示中央,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来解决河南问题。同志们,主席的这个指示不仅是对河南问题,而且是对仝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教育了河南省军区,而且也教育了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主席再三指示,要双方代表一定来京汇报,就是说不是来一方,不是这一方那一方,而是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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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们遵照主席的这个指示,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各省军区广大群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针。主席二月十七日指导解决河南问题的指示,给了我们启示,给了我们方针,我们按照主席的指示方针去解决各省、各军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文件上写了。我希望军区的同志也好,一军的同志也好,各个野战军的同志也好,都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也希望各群众组织的同志认识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最正确的路线要遵照这个指示去解决问题。
    毛主席的二月十七日的指示,本来是纠正河南军区错误的一个最高指示,这不仅给了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启示他们怎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怎样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以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指示。但是很可惜,这样重要的指示被省军区坚决拒绝了。我们对河南省军区和何运洪同志最大的不满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不仅不执行这个指示,而且做得相反,同主席思想相对抗,用主席的话米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席本来要双方代表来京,可是省军区不来,要来只是要一个方面来,中央当然不愿意,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说是有意识的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向中央说明他们这种办法是对的。这不仅是“实际上”,而且事实上就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毛主席对河南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为什么河南的人还不来?我们怎样回答?我们只有回答说他们不来,要来是同主席思想相反,一个方面来,那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办法。这一点他们自己检査是严重错误。问题的严重性就是从二月十七日到现在长达五个月之久没有纠正错误。今天我们很高兴,省军区党委对这些问题作了检讨。对这个检査我们很高兴,很欢迎。但是,向同志们谈清楚,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这是检査报告的第三段,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写的还不够尖锐。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首先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要严肃看待这对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教育意义。无数事实证明,上抗中央的时候,必然下压群众。因为毛主席是代表群众的,毛主席是同群众心连心的,上抗中央,必然下压群众。同志们可以看到刘、邓路线,他们上边反对主席思想,下边对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检讨的第三段是讲的不够尖锐的
    第四段,他们讲所谓“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改正,而且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造成连锁反应,有些单位实际上把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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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讲了错抓、多抓一些人的问题。这句话是不对的。在河南抓人是个大问题,严重问题。直到现在在省军区的错误政策指导下到底抓了革命群众组织多少人,抓了多少革命小将,军区自己还不很清楚。他们讲抓了五千多,实际上,这五千只是按手续抓的。有的讲抓了一万多,有的讲靠近二万人。总之是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各个群众组织都要体谅被压制扌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的心情,他们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人被抓了多少,心情激动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何运洪应该负完全责任。再一方面,河南通过公、检、法作了许多罪恶,公安公社那个组织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好好检查应该向群众检査自己的错误。同志们要注意,公安系统在运动中是保守的,当然也要一分为二,但是很多地方,很多组织,很大程度上保守,甚至于被执行错误路线的人所利用,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结果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具。何运洪同志过去是个作保卫工作的,文敏生也作过保卫工作,丁石也是作保卫工作的,应该是守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利用公安系统这样的组织去镇压群众。在河南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安组织,它自上而下有个系统,不管他们怎样说瞒不了我。它有个系统,抓了许多人,是错抓了。多抓这个说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本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反革命是另外问题,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不存在多抓少抓的问题。把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把革命小将、青年学生捕起来,甚至挂黑牌游街、请罪、登记,这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同志们,你们应正视这样的问题,应该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的界限,严肃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他必然打击革命群众组织,把成千成万的逮捕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的叫逮捕,有的叫拘留,有的叫扭送,甚至在陕西发现,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而叫“军管你”,这是对军管的诬蔑。昨天晚上,陕西有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讲,他们被关了几个月,最后问为什么逮捕,他们竞然说不是逮捕而是“军管你”。如果这样“军管”,不但你们危险,我也危险,把我也“军管”“军管”,那不危险了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五段讲四月份的问题。就是说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以后,又给了省军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实际上林副主席这个讲话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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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第一次大军区会议是二月份开的,那时候就讲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是青海赵永夫开枪。在这以前还开了一个大军区会议。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副主席多次指示,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后来又发了安徽的五点指示。安徽军区开始保李葆华,背后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并且夺了权,中央没有承认,造成解放军同一部分群众尖锐的对立,甚至把老红军逮捕、关监狱,后来以致造成死人中央鉴于这个问题作了五点指示。紧接着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这是又一次教育河南军区的同志。这不仅是对河南军区的教育,而且是对全军的教育。这本来应该引起河南军区的警惕,但是,军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但不认真,不贯彻执行,从根本上认识自己错误,而且在四月份又在群众大会上重申一次,说过去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是郑重的。并且把这个讲话登在报纸上,很明显这是对抗中央军委指示的。这个对抗不但是在下边,在会议上,而且登在报纸上。同志们想一想,怎么这样对待林副主席、对待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这五点指示不仅仅是对安徽的,不是一般的讲,省军区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但是他搞的相反。中央在那个指示中讲逮捕的人要释放,宣布解散的组织、宣布反动的组织要平反。可是河南省军区对过去宣布的非法组织又重申
    一次,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根据的,郑重的,并且登了报,这是执行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还是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而且长期不认识错误,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群众组织更加分裂,群众组织之间分歧更加多了,这个问题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要负主要责任,这不是群众方面的问题,在军区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群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都可以理解。不能把错误完全归到群众头上。这是一种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高采烈,很快伸出手来。赵文甫给军区写的黑信是挑拨离间,很恶毒。他鼓劢对抗中央的路线。可是军区何运洪讲没有理他,实际上自己看了很舒服。赵文甫说是有病了什么事都不管,可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病了,立即破门而出,伸出手来,说有病只不过是一句托词。
    军区的检查还有一段,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主要由军区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一点就是这样。我们并不认为军区所有同志,所有干部都对抗主席、中央、林副主席的指示,军区很多同志不满意何运洪的做法,就是因为他是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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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又是政委,敢怒而不敢言。他自己则独断专行,不经过集体商量讨论,自行其事,并且长期不觉悟,不改正
    军区的检査最后说到根源在什么地方?他们写了五点
    (1)路线觉悟不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保守思想严重,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造反精神看不惯,有反感。对革命造反派没有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河南有很多野战军,为什么他们包括×师、××师等立场是对的,当然一军也犯有错误。但是那主要是河南军区指挥的。军区和地方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运洪就是河南省委的常委,如果检査起来,吴芝圃犯错误你们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主席曾经特别告诫过省军区、军分区的同志,他说:你们同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有联系,有些家属就在地方工作,千万不要听他们保守思想的话不晓得你们对主席这个批示讨论没有讨论?对你们我没有调査。但是你们有些家属就在省委、省人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表现到底怎么样?我知道内蒙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儿子、女儿绝大多数是联动的。同志们清楚了吗?浙江司令员张秀荣的儿子是有人命案子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很多。比如北京军区杨勇的儿子就是联动的头子。据我了解,何运洪同志的女儿在豫北医专,站在保守派那边。这些事情要引起军区同志警惕。所以你们讲对保守势力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是这样。下边军分区、人武部就更严重了。同志们要警惕这
    (3)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怕革命。实际上这是最主要的,由于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就不会有正确路线,不会走群众路线,必然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就必然走到保守一方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4)党委领导不力没有介入前很不关心,参加了省委文革是有名无实,没有主动了解情况。军区党委同志一般可以这样讲,何运洪同志不是这样。我看到军区有个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文革小组,而且是副组长,他了解情况很多,并不少那个组织怎么样他都是知道的,只是他的思想观点立场错了。
    (5)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这样说也可以,实际上不是举得不高的问题,举得不高那还是举了嘛,我看根本没有举,问题就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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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査报告最后表示,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是好的。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特点,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犯了错误就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学习山东经验,做到三条。一是犯了错误改正彻底好还是不彻底好?彻底好。二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三是检讨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河南省军区的同志以山东军区为榜样,给“郑大联委”平反,给二七公社平反,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这个态度是好的。张树芝同志宣读了军区的检查报告,我又对同志们就军区党委的检査报告讲了这些话,这有助于说明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
    中央批示讲了这样几条: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査报告》的批示中发〖67〗216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左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査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有的同志会这样问,为什么中央批示这样短?为什么这样原则?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路线搞的。河南问题,根据毛主席的路线,主要还是相信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中央不能包办代替,要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具体执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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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线、原则。因为事情主要是你们作的。当然这是在主席思想、路线指导下做的
    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达成协议是好的。但是,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省军区的检査报告宣布了,他们决心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我们一方面要看方面要帮,特别是军区的同志,自己需要做很多工作。一个是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现在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呢?有的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最近河南武斗还是相当发展的。这里面有个矛盾,我们代表达成的协议,在实际方面,还有些没有执行。在河南武斗还相当严重,我们听说郑州纺织机械厂几方面武斗,伤了许多人,而且还可能有死的。实行协议并不那么容易。纸上写的变成实际需有各方面作工作,需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首先检査自己的错误,自我批评,进行教育群众,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对准群众。有了这次会议精神,我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当然不会一下都好起来。不要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应该向前看。特别是代表们,你们的群众要看你们的行动,他们向那里去和你们向那里领有关系。要真正注意掌握大方向,打破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
    康生同志:我们不完仝否定军区在支农、支工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军区要分析。但是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批准这个报告
    由于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军区的错误主要由何运洪同志负责。这个意思是说,决不是军区所有同志都不执行主席的路线。而主要由何运洪同志搞的,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
    这一次河南军区党委所作的检查比较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批准它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讨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并且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过去群众不满意,不是对整个解放军不满意,而是对执行错误路线的几个同志不满意,当他们改正错误以后,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的,是会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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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赵文甫(二七战士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
    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他过去犯有错误,但很快向中央作了检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中央决定以刘建勋同志为首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小组不是革命委员会,是作筹备工作的。所谓筹备,就是各方面的群众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实行大联合,组织“三结合”,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先成立这样的筹备小组,一边筹备革命委员会边领导仝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
    戚本禹同志:军区的检查,现在先不要往回打电话,因为没有文件,不知道怎样传达,同时军区检查还要发表,是不是由刘建勋同志给各方面协商以后再说。过去二七公社受压制,现在军区作了检讨,要欢迎和支持他们改正错误。要执行中央的指示。
    明天让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同志作检讨。他们有错误,但是犯的错误不样,犯错误的时间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康老讲要给群众作检讨。他们的检查已写好,这个时间安排一下
    康生同志:明天晚上
    张树芝:我代表河南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查报告的批示。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
    七公社:我们二七公社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检査报告的批示,坚决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康老、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坚决拥护和支持犯错误的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大力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把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七·五协议,和武斗歪风作坚决的斗争。
    坚决拥护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筹备小组工作
    坚决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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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总部:坚决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拥护和欢迎、支持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主持三结合。河造总:坚决拥护中央的批文……。郑大战斗师:坚决拥护中央批示……。各地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批示……。
    八·二四(陈红兵):我们八·二四派坚决拥护中央对河南军区检査报告的批示。另外,我说一下开封白色恐怖的情况。七月十四日:前哨广播站被砸,18人中三人被从楼上扔下。七月十五日:老保调动大批农民、工人血洗八·二四死一百多人。十大总部、铁军、四川产业军都参加了。(老保们起哄,大喊大叫造谣)。
    康生同志:那一天?
    八·二四(陈红兵):七月十五日。
    康生同志:好,叫一军调查一下。你坐下,我讲一讲
    我赞成同志们拥护中央指示。同志们这个态度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一条,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成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成为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必须实行言行一致。说话,做事,一定要言行一致。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革命者的一条重要标志。我欢迎同志们支持中央的批示,支持军区检讨。赞成你们欢迎和支持军区同志改正错误。同志们今天表示的这个态度,我是很赞成的,很满意,要求同志们言行一致,因为向中央作了保证,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我们是相信你们的,相信你们的真诚,同志们必须实行向中央保证的诺言。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
    希望同志们客观的冷静的去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然同志们在这里就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达成了几条协议,但是,武斗现象现在没有停止,你们要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同志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很客观的注意掌握大方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不管谁有错误都应该承认河南武斗现在没有停止,还是严重的,还有发展。承认这个东西,就必须想到如何实行中央的指示,如何消灭这种现象。这是主要的,不是两下吵嘴、骂架所能解决问题的。我骂你,你骂我,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更促进武斗,促进分歧,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要承认这个东西的严重性,正确对待,深思熟虑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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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消灭这种现象。听到人家说一个消息,不等人家说完,就马上说人家造谣,你又没有调査,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说消息的人也要经过调查,要实事求是。
    听到消息就说是造谣,不是毛主席的办法。没有调査研究就马上来一个造谣,那怎么能够解决问题?要听一听对方的意见,不对,不符合事实,你也可以讲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要调査研究!向团结方面走嘛!
    我总觉得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志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不多,很少,勇于内战,勇于骂架,对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指示,口头上、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不那么执行,不要象刚才那样子
    请河南各方面的同志注意,的确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有些联动分子也到了河南。不要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的。产业军不仅到了你们河南,而且到了北京,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李井泉等反动分子,他们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同志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人!要有敌人!不要把我们的同志当作敌人,脑子里不要只有内战,而让真正的敌人在背后笑我们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在背后笑我们。我们脑子里要有敌人,要有敌情观念,要提高警惕性。四川产业军是到你们河南去了,你们应该警惕。我觉得应该紧迫地共同联合起来,反对反动路线,不要被他们利用,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至于制止武斗各方面都有责任,不要单纯讲那一方面。同志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了,同志们的毛泽东思想总是要多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私字,小团体主义总是要少一点,要彻底革命,在头脑里彻底造它们的反。在这次汇报会议中,代表同志们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为什么达成了六条协议?现在又达成了三条协议?这是好的。你们认识了文敏生、赵文甫是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斗争。你们支持刘建勋同志去领导,你们认识了河南军区所犯的路线错误,还二次回去做工作,使铁路通了车,这些都是好的,并且是很宝贵的。因为这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已经达成的协议保证执行。现在要搞共同的东西,搞大联合。武斗现象要制止,一军,野战军已经派人回去传达中央指示,现在的武斗一军的同志要打电话回去。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里的干部通了,下边的干部不一定通,要有个做工作的过程。一军的同志打电话回去,调查情况,重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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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的指示,也不要完全听军队自己的干部的话。另外,各方面打电话回去,重申
    六条协议,重申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在各方面采取坚决制止的办法。这一点工人总部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的消息讲,这方面的工作你们还没有完全做好。要特别注意。据说四川产业军首先找到了你们,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铁军也要特别注意,联动的人也找到了你们。只有各方面去检查自己,不是各方面去责备对方,各方面检査各方面的,各方面教育各方面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这样一个危险:武斗越来越发展。你们通过的六条,有的相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东西。总的是向好的方面走,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你们大家赞成刘建勋同志回去,可是如果你们还是继续挑起意见,挑起分歧,不向团结方面努力,工作谁去做?所谓勇于内战就是大方向没有掌握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把敌人观念淡薄了。河南有许多军事生产,你们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需要备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备战,但是如果生产不上去怎样备战?所以要注意大家动手。
    关于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今天晚上同志们才刚刚系统的听到,对错误的严重性还要继续认识。在军区的问题上,今天晚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好现象。现在看,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今天晚上大家对军区的检讨,对中央的批示坚决拥护,是一致的。六条协议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也是好的,铁路通车也是好的。大家要多看到一致的方面,把这当作主流,当作主导思想,有分歧的时候,要把它具体解决,逐渐消除分歧,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这是一个大变化嘛!比如军区的检查,他们认为他们过去是对的,人家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是何运洪自己。你们过去认为大方向是对的,现在认为大方向错了,这就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看到这些,要看到积极因素,不要看消极因素。不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在旁边幸灾乐祸刚才张树芝同志谈到的赵文甫的两封信很值得同志们注意。如果你们不注意,今后还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他高兴,然后就伸手了,“破门而出”。同志们脑子里要想些问题,所以我建议
    (1)对宣布的这个东西同志们先不要打电话,等他们安排一下,发了文件再传达,不然容易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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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们已经达成了三条协议,希望继续找到共同一致的东西,积极找到大联合的因素,完成你们的协议。
    (3)希望同志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继续作工作,继续调査情况,提岀解决的办法,制止武斗
    (4)希望同志们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好好反复学习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三种人、三种态度,还有安徽决定中的五条都好好反复学习学习。作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如果不掌握毛泽东思想还能成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大家在这方面要多想一想,这是真正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继续发扬我们的积极因素,巩固积极因素,促进大联合方向走,也就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革命的大联合。把方向搞正确,把矛头对准。我们相信,经过研究,经过辩论,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实际斗争,是能够完成中央对军区检查报告的批示所希望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快四点了,回去大家好好把中央批示研究一下,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河造总工人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我们工人完全按照中央批示和康老讲的办事,但是有些组织挑起武斗,把我们去制止武斗的工人打伤了35个。
    康生同志:我基本赞成。我有一点建议,就是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好,第坚决拥护你,第二来个“但是”,一个“但是”转过去了。刚才这个同志前段讲的很好,我老是担心他说那个“但是”,可是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好了,不说那个“但是”了,散会。最后二七公社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打倒杨蔚屏!河造总、八大总部、各地区代表也都高呼口号。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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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四十五分—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等。〗
    康生同志:咱们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同志们看,现在北京热闹不热闹?全国都很热闹,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热闹。你们看,百万雄师这一套,对不对?(众答:不对!)你们这个态度很好,有点路线的觉悟。全国革命人民、全国革命组织、革命造反派,应该有所表示,当然,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你们估计下,在河南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二七方面:有!已经到河南了。)百万雄师已经到河南了,产业军也到河南了,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一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因此,全国革命人民坚决反对他们,北京的革命群众,还有部队,反对他们不是偶然的。这是件好事把他们的面貌一下暴露出来,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河南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当然,他们一意孤行,有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走上反动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众要禁止这种现象,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假借革命运动走上反动道路。现在,王任重的百万雄师,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向你们河南走,可见河南有点油水。不然,为什么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同情他们的,有支持他们的,和他们结合和他们有点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才去。是同他们搞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摆在群众组织面前,这两条路要自己选择选择,这不能和稀泥,这不能宗派主义、有小团体主义,这是国家大事,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题,希望革命的组织,千万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觉得,群众总是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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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一个时候不明真相,会受蒙蔽。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想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亳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弄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样的首长,他是什么结果。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众答:不能)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岀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军区某些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支持对抗中央指示的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不会有好结果。当然有些同志,比如何运洪同志,检讨承认错误,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上次讲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会两面三刀耍两面派手段同志们犯错误不要紧哪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要紧,犯错误坚决改正自觉检查就好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面打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这种话实在可耻。“从这件事件是可以得到教训的。当然百万雄师内,积极参加的还有“三字兵”,这一点你们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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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还有公检法,你们十大总部要注意,要警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有同情的基础。我们同意同志们刚才讲的,我一接触河南问题就看出武汉了,不解决武汉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大暴露,对解决河南问题有好处,同志们从这里可得到积极的教训,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教训,无非是再表演一次,因为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希望每个组织,都平心静气地向团结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团结方面走。求同存异嘛,不要向分裂方面走。有些组织说起来是统统拥护中央的决定,一个“但是”就转过去了。从总的方面讲,我们代表团的工作是逐渐逐渐向较好的方面发展,我希望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军区的检讨已经印好了,可以发给你们,希望军区把这个检讨发到军分区,如果你们军区真正拥护中央的革命路线,要准备有人冲军区,有人压你们,考虑制造困难,说明他们有办法不让你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大家向团结方面走,向前看,不去算旧帐。
    武汉军区的问题,希望你们作为一面镜子,引以为鉴,不要向这方面走,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现在看,事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河南也还是逐渐向好方面走的,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人,有阶级,有敌人。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把手还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对于何运洪的问题也可以讲到底,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我们相信你改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为在军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压制,代表何运洪路线还在兴风作浪。如果他们这样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犯了错误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他们真正改正错误,不是玩两面派,真正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的路线干。河南的问题会完了吗?不会,还会有一场严重斗争,这一场严重斗争对于你们革命群众组织是个严峻的考验。究竞站在那一边,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去选择,愿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了就好啦,对中央同志,对文革小组,对毛主席,采取那样的态度,是什么行为?是叛变行为。是愿意跟叛变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跟着叛变的人阴谋诡计总会暴露出来,两面手法会暴露出来,两面三刀总会被揭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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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希望代表了解这回事,也希望你们对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工作,你们不是说要革命吗?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路线,还叫什么革命?你们每次都喊毛主席万岁,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木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实际行动并不象喊口号那样容易,互相读语录那样容易。我告诉你们,北京和全国革命派都在游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真正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
    对你们,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河南特别重要,因为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过去军区是反对二七公社的,现在“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同样反对给二七平反,这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难道我们的同志愿意同他们那样的反动行为搞在一道吗?难道还同他们划不清界限吗?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的,现在形势大好,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艰苦的。我希望两方面、几方面达成协议,有些意见可以彼此协商,但是,是有共同点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百万雄师,你们能不能就反对百万雄师达成协议?(众答:能)十大总部同铁军你们能不能?(他们答能)这就有共同基础了,有这个共同基础,达成协议就不难,你们一方面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对“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部分独立师,应该发表文件表示态度,象北京的革命群众一样,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北京也有两派,但是他们遇到这个东西,大家就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大敌当前,就应该团结一致,这一点对于河南的革命群众特别重要,因为百万雄师到你们那里去了,就是给你们搞联合,联合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皆表示坚决同百万雄师、三字兵划清界限)你们不但打电话,还要发表文件。
    张保怀:我们二七公社发表声明戚本禹同志:你们没有问题。
    二七:(读声明的全文,当读到武汉局势极其严重时)
    康生同志:你们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事实上,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部分小丑。
    (当二七公社读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谢富治同志,感到万分沉痛时)康生同志:这句话不好,为什么要悲痛呢?受坏人的打,就光荣,受了好人的打,就打成朋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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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二七公社念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同志时)
    康生同志:不但迫害文革小组的同志,而且迫害他们带去的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冈山等四个人)
    (当二七念到杀退这股反革命逆流时)
    康生同志:向中央施加压力不一定是反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最后二七公社把“河南二七公社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最紧急声明”全文念
    元
    河南造总:(表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和百万雄师进行斗争)
    八大总部(反二七那一派的)(表示和百万雄师开展斗争)
    康生同志:同志们这种表示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何运洪今天还是要改正错误的问题,还要看,一看,二帮嘛!最好不定他的反革命性质,这一点是我们的建议,当然,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有你们自己的看法,出于义愤,也可以。但是何运洪今天还是检讨错误的问题,一看二帮嘛,不一定完全是那么一个性质,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的确我们还要一看二帮。
    (郑大战斗师表态)
    康生同志:(打着手势制止他)你们可以印发文件,一方面发给我们,一方面向家里讲,在家里散发,这个办法好。
    (战斗师继续抢着说:我们讲了以后,我们散发)
    康生同志:(又打手势制止)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对百万雄师,把他印出来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赞成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的同志说:刘建勋有错误。刘建勋同志的错误,已经检査了。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检讨过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们的代表会上作一次检查,现在请他来讲讲,同时,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问题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纪登奎同志、戴苏理同志,他们也要求作检査,有时间也请他们检査一下,现在请刘建勋同志讲
    刘建勋:(开始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有提林付主席)
    康生冋志: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辫子,我同你们说清楚,这是林付主席提议的,他有最大的谦虚,他首先禁止我们的干部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特别禁止我们中央讲这个话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文敏生五年连升三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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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这一点我査了一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发现有一股单干风,这时候刘建勋同志对河南的灾情估计得过于严重,犯有一些错误,主要是借地问题。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文敏生,但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主席批评以后,这两个同志有两种态度,那时候,我们知道很清楚,刘建勋同志很沉痛的检讨自己的错误,而应该受到批评的文敏生,根本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他仍然依靠陶铸,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并没有沉痛的进行检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同志的本质了。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提拔文当省长,陶铸要调文到黑龙江当第一书记时)康生同志:陶铸想叫文到黑龙江代替欧阳钦。
    当刘建勋诙到,文敏生决定对郑大联委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方针时)康生同志:明支持、暗瓦解给中央反映以后,有人提岀怎样评价文敏生,给他归纳了两句话,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李先念最了解文敏生,先念同志说:这个评价最恰当不过了。
    康生同志:现在请纪登奎同志讲话
    (纪登奎同志发言,当谈到何运洪的罪恶时)康生同志: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张树芝:没有来
    康生同志:怎么没有来?张树芝:有病了,是心绞痛。
    康生同志: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说?张答:给联络员讲了
    (当纪登奎同志讲到文敏生等人布置收集南下北京同学的材料时)康生同志:希望同志们注意一下,中南地区在陶铸、王仼重的指领下,有个特点,坚决反对北京南下的学生。无论是广西、广东、湖北,无论是湖南、河南,他们都要搜集所谓南下一小撮学生的材料,这是王任重的口号,这一点,当时河南刘建勋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欢迎南下的学生,赞成他们,这在中南地区可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有一件事我没有查清楚,河南军区的同志们和一些群众组织,对北京红代会支持青海八一八同志进行迫害,当时青海赵永夫镇压八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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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学生有牺牲有流血的。赵永夫被揭露后,北京的学生要求支持青海八一八,中央同意他们去,当他们坐车路过郑州时,遭到迫害,有没有这回事?
    二七:有!是铁路公安处搞的,属于公安公社。当纪登奎同志揭发杨蔚屏吹捧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康生同志:杨蔚屏在不在
    杨蔚屏:在(站起来,又低下头)。
    康生同志:你是杨献珍的学生,对杨献珍有没冇揭露?写没有写揭发杨献珍的文章?
    杨蔚屏:没有,没有写。
    康生同志:你看对不对?我知道杨献珍对你比较重视,这一点在党校的时候我知道,杨蔚屏是支部书记。
    杨蔚屏:学习的东西多一点,别的东西不知道。
    康生同志:不是知道不多,观点一致就看不到。省委书记对这样的事情不关心,不同他划清界限,对反党叛徒不揭发一点东西,并且表示不知道,这就不对。杨献珍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候你正在党校嘛戚本禹同志:河南大批卬杨献珍的著作,是谁搞的?要査一査。
    康生同志:杨献珍1957年还在党校,那时候杨献珍就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过去不认识杨蔚屏,我认识杨蔚屏是杨献珍给我介绍的。杨蔚屏知道杨献珍的问题不揭发,是不对的。路线上不要和稀泥,怎样能够这样对待杨献珍的问题呢?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1954,55,56,这在党内批判杨献珍,你一句话不讲是错误的
    杨蔚屏:我回去揭发。(戴苏理检讨略)
    (当戴讲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动摇不定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你不能坚定地支持谁反对谁,就是摇来摇去。
    (当戴检讨他政治上很动摇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说这一点我赞成你这句话,你是年轻力壮的同志,工作是有能力的,是了解你的同志对我讲的,不是河南的同志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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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你这个人不那么坚定,看风势,那里势大向那里歪,这一点自己应该注意,作为共产党员,要引以为鉴,如果坚持正确路线,就不怕孤立,不怕受打击这一点嘛你自己讲得对了。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是小组的同志给我讲的,你工作很有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一点我们革命的同志要帮助他,不仅看到他好的方面,而且应当看到他的缺点方面
    (当戴讲到他对河造总的评价时)
    康生同志: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还想依靠河造总?戴:那不能单依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说的不那么明确,必须要联合起来,和支持自己的团结起来,但也要帮助他们,改变缺点,这一点要特別注意。(戴讲下去)
    康生同志:例如说河造总沖了军区,大家不是反对打、砸、抢吗?反对打、砸、抢为什么还冲击军区?军区何运洪犯了错误,整个军区不是这样嘛,要改正错误,表示态度,不要采取这样的办法。
    (当戴谈到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他说过去做过揭发,今天不在这里讲的时候)
    康生同志:你可以讲讲嘛,我们没有听到你揭发。
    当戴讲到文敏生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刮胡子就发脾气时。戴狡辩,我谈过)
    康生同志:我还记得1950年我有病来到北京,听到刘少奇大讲国际关系,说和苏联的关系要搞好,搞不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说见了苏联人一定要刮胡子,大讲一套他的刮胡子的理论,现在又听到一个刮胡子的故事。
    七发言:刚才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对错误的向群众组织作了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从今天的检査来看,刘建勋、纪登奎的检査是认真的,诚恳的,深刻的,我们坚信刘建勋、纪登奎同志一定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河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芓校。戴苏理的检讨,尽管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但我们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略)
    中学红卫兵总部:刚才我们听了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的检査和对文敏生、赵文甫问题的揭发,表示热烈欢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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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点50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同志走进会场,我二七战士激动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革命的同志们万岁!向革命的同志们致敬!
    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你(中学红卫兵总部代表)表示反对百万雄师,这是好的,我们欢迎,现在你不是赞成我的话吗?我有个建议,你那个红卫兵为什么用黑字?
    中学红卫兵:因为开始是黑字
    康生同志:现在全国有个说法,叫黑字兵,这个说法代表一个观点,你们不定同那些人一样,你们属于不了解情况,黑字兵是山东的,实际上是武汉的三字兵也是黑字兵,你们换一下可以不可以?
    中学红卫兵总部:马上换。(并当场摘掉了黑字袖章)
    康生同志:你们可以讨论,我不是说你们和那些黑字兵完全一致,你们赞成就换,不赞成就不换。
    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大规模的爆发,很严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国第二砂轮厂也停产了
    康生同志:在郑州吗
    中学红卫兵总部:二砂造联很坏,把铁皮搞成盔甲。
    康生同志:你们关心制止武斗,不搞武器,这一点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两方面调查,如果二七有,不对,十大总部有,也不对,河造总有,也不对。你们关心这个东西,要几方面调査,我们得到的材料,不仅是一个方面的东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枪,所以,希望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学红卫兵:我们呼吁抓革命促生产,“百万雄师”为什么到河南去,有定原因
    康生同志:对。
    中学红卫兵:工厂停工,扒铁路,把贵重法码当弹弓子打,这都是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干的
    康生同志:你们学校是不是在铁路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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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红卫兵:在铁路西边
    康生同志:听说新乡斗的很厉害。
    中学红卫兵: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协议》书办事。康生同志:你们都签字了吗
    中学红卫兵:康老说不签字不行,我们签字,不执行,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期望
    康生同志: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家里搞武斗,你们代表中,有没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总、十大总部:没有。
    康生同志:有的说打,打打试试嘛!中学红卫兵:河南出过打倒谢富治的标语。
    康生同志:你们打倒谢富治,有一个谣传,是从打倒刘建勋同志发生的,他们说刘建勋为什么没有打倒呢?就是他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谢富治。所以谢富治要打倒。
    中学红卫兵:主要是何运洪有问题。因为打倒谢富治是155部队提出的康生同志:对!军区个别人,首先是何运洪,要打倒刘建勋是错误的,影响到群众,主要是何运洪的错误。
    铁军:我是铁军的,我要发言。
    康生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铁军到底和联动有没有关系?铁军:没有关系,是他们造谣的。康生同志: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代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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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岀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千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同志:军区张树芝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几天还有人冲击军区同志们不是反对打、砸、抢吗?不是达成的有协议嘛!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情况?才工人总部写了个条子给我,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的事情,冲军区是一个大事,问题是过去也有人冲过,那时候没有协议嘛?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了字,就应该注意。
    张树芝:(略)
    (当张树芝讲到有的地方开着吊车搞武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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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工人总部要特别注意,你们要负主要的责任,别人没有吊车嘛,把生产工具变成了破坏工具张树芝:吊车一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康生同志:新乡就开了吊车。
    二七:他们提出三天内仝部消灭二七派,用吊车围攻二七派,在家内的人家都被抄了
    康生同志:用吊车毁坏大楼是反革命行动,要査一查
    七:现在新乡的二七派逃荒的很多,新乡军分区搞全市停工、停产、停电。康生同志:新乡军分区要负很大的责任,立即打电话(对张树芝)告诉他们再这样搞要受到严厉惩处。
    戚本禹同志:军法处置。
    七:听说李国秀把炸药交给老保,新乡地委的老保已经散了,李国秀又给他们打气,让他们跳出来
    康生同志:他们看到百万雄师去了嘛。
    七:李国秀对地委老保说: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支持到底。四川产业军血洗开封以后,又流窜到新乡,行动口号是把腿打断
    康生同志:当前新乡、开封市的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
    二七:十大总部、铁军运到新乡几百人,挑运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同志们要注意,这几天恰恰都同“百万雄师”的行动一致是不是统一布置的?
    七:他们和十大总部有联系,还翻印他们的传单,说中央文革说“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同志:康老刚才说了,那些全部是造谣。
    康生同志:军区是谁讲的?全部是造谣,而且是相反的。
    七:河造总说中央派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武汉(这时伯达、康生、木禹姚文元等同志都笑了),8201和武汉陆海空军游行支持“百万雄师”
    康生同志:8201就是独立师
    七:“百万雄师”在郑州有一千多人和十大总部,河造总联系在一起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善于造谣,完全是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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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你们等人家把话讲完嘛!这是讲“百万雄师”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联合总部,明天开大会,规定农民四点钟进城
    戚本禹同志:(对河造总)有没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没有!是造谣,我下午三点钟才挂过电话,是造谣!戚本禹同志:现在就马上往家打电话河造总:有没有中央派人调查?
    康生同志:我们可以派联络员给你们一块打电话。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他们讲完,你们再讲嘛!
    二七:统一行动指挥部在省工会,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武斗行动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河南军区和河南省委内一小撮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结果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们刘大坤,还有钟什么东西(指钟生溢)实在作了反革命两面派。你们在这里搞的决议,他们在家里反对,说决议是假的,现在你们两方面都不要讲了(二七和河造总都要求发言)我提议由河造总起草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反对百万雄师,反对四川产业军,反对产业军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吗?你就起草嘛
    (河造总站起来解释并攻击二七公社。)财贸总部:河造总不起草,我们起草。康生同志:好!
    新乡李玉坤(老保)(当李玉坤谈到用吊车参加武斗时)
    康生冋志:不管怎样,用吊车吊房子,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样行动。(当李玉坤讲到和二七公社联合有些保守派的工作不好作时)这是困难的。(当李玉坤攻击二七公社夺枪时)不要说这个事了,你还是谈谈如何制止武斗吧!
    李玉坤:我一定下决心康生同志:下什么决心
    李玉坤:我可以马上回去,作大联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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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你坚决支持军分区,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军分区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李玉坤: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李给康老念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康生同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解放军,也相信干部,但我不相信对抗毛主席路线的人
    李玉坤:完不成任务不是革命派。
    康生同志:你的话很多,实际表现是最少,你解释的多,理由也很多,但实际却相反。
    张树芝:今天,新乡八一八的大楼和河医的大楼,新乡八一八楼里面还有放射性元素,河医的大楼实验室里还有细菌,非常危险,我们责成新乡军分区负责让围新乡八一八的人撤退,郑州由军区负责让他们撤退,现在撤退没撤退还不知道。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意见你们可以提,但是冲到我们办公楼我们不能办公,我们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冲过军区,并且上去就喊。
    康生同志:还要揪出刘建勋
    张树芝:刘建勋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们信得过的,他回河南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我们军区全体指战员是表过态的。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出现过这个情况。
    康生同志:你们的目的是给军区施加压力,使军区不承认错误。
    张树芝:我们由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康生同志:(对张树芝)你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你们承认错误,你们部队中间一部分人,群众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们施加压力,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昨天晚上十二点钟冲进军区,围攻陈桂昌副司令使他无法工作,完全没有保证
    康生同志:我们认为陈桂昌是对的,李善亭、钟生溢是错的。戚本禹同志:这个是真的,他亲自给我打电话,陈桂昌是好同志
    康生同志:我们坚决支持他。现在陈桂昌同志受压迫,受围攻,我们就看出动向了,张树芝同志要时刻注意,这个文件发出来,大问题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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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关于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査报告的批示发下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相信不相信群众?我们相信群众的,我们相信军区认真检査以后,广大群众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我们坚决相信,不管那一派,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我们不相信欢迎何运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果有的同志还要军区继续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支持。
    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同志:
    同志们,你们的会我们参加很少,这是第三次,所以知道的情况很少。我今天来主要是看一下。
    现在有一点很值得在座的代表注意,河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利用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恶和留下的空隙,进行活动。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百万雄师”,一百条纸老虎(康生同志:就是行尸走肉,我看“百万雄师”就是行尸走肉),都走到河南来了。(康生同志我还叫他是“白完行尸”,就是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尸走肉)。“百万雄师”是个狗屁!他起这个名字是吓人的,没有三天功夫,到现在还不到三天,政治上全部破产,臭名远扬,组织上土崩瓦解。你听到这个名字好象很凶,其实很松,纸老虎。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康生同志:实际上就是李井泉、王任重到了河南。“产业军”是李井泉的,“百万雄师”是王任重的,两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往河南去了)。北京的“联动”,东北的“荣复军”到了你们河南去了,到你们中州去了,利用过去河南军区何运洪所造成许多错误和所作的罪恶开辟战场,他们为什么窜到河南去了?为什么不到北京来?这些保字派组织或反动组织都窜到河南这个目标,就是想把河南作为战场,我的话大家听懂听不懂?(众:懂)懂,那我的中国话说得差不多,其实,我的祖先也是河南人,不晓得是那一代。这一点很值得大家警惕,不但看到河南的消息,并且有行动。所谓行尸走肉的“百万雄师”,就是在河南造谣,有的同志把四川“产业军”叫残匪,残是残无人道的残,匪是罪恶深重的匪。他到你们河南杀人去了,有这么一个材料说,一个残匪杀了七个人,群众逮他时,他说:“你打死我还赚六个”,要不要河南成为保字派的河南?(众:不要)说了不要行动上呢?我要看行动,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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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指十大总部,河造总)十大总部,河造总你们行动要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你们在这里信心很大,说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你]在这里订协议,刚才张树芝同志说了,没有实行,把协议斯毁了。江青同志刚才讲,什么人破坏协定?中国的蒋介石。这是值得深思的,走错了路,可以走回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河造总、十大总部)我讲话有点进步,你们也要有进步,不要口是心非,我们相信张树芝同志的话,坚决不作两面派。你们年纪青青的,在这里达成协议,回去另搞一套,和各省反动派勾结起来,你们成为窝藏的地方,为什么这些“产业军”、“百万雄师”、“荣复军”、“联动”都窜到河南呢?就是有人搞反革命两面派。给他们抬轿子,利用河南的保守派给他帮忙。现在他们在河南都有活动,刚才康生同志说,军区要有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有人向军区施加压力。军区公开承认错误后,有人向张树芝施加压力(戚本禹同志:那是一定的;康生同志:在座的人尽管否认,但一定会有,实际也是这样,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的干部也是乘武汉军区改正错误的机会,向军区施加压力,要它不要承认错误,这个问题武汉有,河南也发生了。)这是一种罪恶活动。这种活动一定要失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是毛主席缔造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支柱,是不可动摇的,它犯有错误完全可以改正,有人有一种反动企图,有这种反动企图的人必定又会重新犯错误,必定会失败,这一点军区要提高警惕。
    可南问题,在声明发表以后,它就树立了权威,有了威信,得到群众拥护,间南的局面是可以稳定下来的。谁要破坏这种可能稳定局势,必定要碰到头破血流,失败的不是革命战士,而是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康生同志:不管他有多少人,“百万雄师”不是号称一百万人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务员。)有一个问题,十大总部、河造总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们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走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还是跟那行尸走肉在一起?(康生同志:可以叫做“白完行尸”)你改得好。你们十大总部、河造总首先制造杀人武器,有没有这个事?(答:没有)“百万雄师”、“产业军”总是有人帮忙。(二七: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都有“百万雄师”、“产业军”,并且制造武器,郑工实习工厂因制造武器,车刀飞了打死一工人,纺织机械厂制造弹簧枪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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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总:二七公社造谣,他们最近开了政工会议……)你们哪,我讲一讲,你们不要忙于辟谣,先检査一下。(戚本禹同志:可以看一看谁在搞武斗?)你们听他讲完嘛!用国家的财产、物资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这是什么?该当何罪?国家财产、物资都不能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现在十大总部、河造总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是有这个事情。(河造总:是二七公社制造武器、挑起武斗)(戚本禹同志:他们是少数,不会这样做。)康生同志:(今天晚上正在军区围攻陈副司令员的是不是河造总、十大总部?)(戚本禹同志:陈桂昌给我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安全没有保证,张树芝同志你们要保障陈桂昌同志的安全。)(康生同志:我有一个材料念一下,根据军区反映,昨天晚上,河造总的一些成员,军区士兵和干部造了陈副司令员的反昨天河造总的一百多人,夜十二点围攻陈桂昌、赵复兴。刘大坤、钟生溢溜走,后来又把赵复兴放出,一致围攻陈副司令员。他们说:为什么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一句话拉掉,要是刘建勋搞鬼,就坚决打倒他。这个问题何运洪、张树芝他们回答,这是他们觉得为了促进各派大联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总都不写,开始还向中央作了报告,然后到总理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河南军区那个稿子的事,这个问题和刘建勋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如果河造总继续围攻陈副司令员,那我可不愿意你们。今天晚上十点钟已经有五百人冲进了军区,现在正在调人。他们造军区反的原因是军区内一部分人说:刘建勋同志到了军区,刘建勋不承认河造总是造反派,十大总部也说刘建勋歪曲中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开大会要揪刘建勋。今天造军区的反,是内外配合。他们准备明天开大会。据省委机关造总东风兵团翻印了武汉“白完行尸”十八号公布的一个材料。为什么“白完行尸”要到那里去?就是有人欢迎他们和翻印他们的材料嘛这个传单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产业军”的批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产业军”,这完全是造谣。这样的东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机关造总丁石、张冶安你们听着,我预先请你们注意。)
    关于破坏国家财产,制造系人武器问题,我特别讲一下。不能用国家财产物资制造小集团杀人武器。特别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方面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他们占有工厂,搞这些东西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工人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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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利用,特别是工人同志要注意,在座的有没有工人同志?(众:有)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厂,工人被利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文化革命,所以过去有些走错路的工人,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应当再被人利用。不然,将来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有挑动农民进城的问题。谁挑动农民进城?(康生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看看人家,首先要看到自己,看自己利用农民没有。)(河造总:我们保证没有。)(康生同志:不是保证不保证的问题,你执行何运洪的路线,一定动员农民给军区施加压力。)你们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农民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制造谣言)。在农村制造谣言,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没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岀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情况改变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这时候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是反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的)你们不要嫁祸于人。(康生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歪曲,发明这个口号的是李井泉、产业军,讲事实嘛!)(戚本禹同志:产业军最早喊出这个口号)(康生同志: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宗派主义?你们是反对李井泉,还是保护李井泉?)用诽谤、造谣、中伤,总是要失败的,你们以为得计吗?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背叛了毛主席。(康生同志:如果把这个事情嫁祸于二七公社,那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李井泉、产业军。)李井泉想要农民进城,保卫他们政权。他还不是失败了
    康生同志:我告诉同志们一个秘密,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城,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武部的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伯达同志:给农民记工分,记多少钱,给多少粮食,不然农民怎么会进城来呢!有些农民就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给粮食,不给工分,不给钱,农民就是不给他千,还有戚本禹同志说的,在农民中间造谣,总是说造反派怎么破坏国家财,要求农民进城支援,宜宾农民进城破坏生产才厉害哩!(戚本禹同志:这是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调动群众斗群众。)
    康生同志:浙江保守派动员农民进城,就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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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同志:农民进城主要搞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农民把对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喊打倒。他们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康生同志:动员农民进城,不是当权派不行,因为要给农民工分、钱、粮食,谁有这个力量?
    伯达同志:你们要特别注意人武部。
    康生同志:新乡、开封如果没有军分区共指挥,农民不会进新乡、开封伯达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的工作要认真
    张树芝:我们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不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准备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央批示传达一下,经过教育,那些不赞成中央指示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白缔造的,是最有纪律的,对他们是要执行纪律的。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现在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不成不错,我支持三级干部会议不开。开这样的会议,看什么人领导、什么路线领导,有的省军区也是这样。用第一个办法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他们反对中央批示,动员他们让农民进城。很多这样的经验,你们要注意,有的军分区,人武部常常以各种借口召开会议,什么好听起什么名字。比如有的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介绍经验会的名义开会,实际上是动员农民进城。有的以整顿过去支左工作为名,实际上动员部队反中央,动员他们同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要注意。现在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到底开好还是不开好,你们考虑。有没有人在三级干部会公开的或秘密搞何运洪以前那一套
    伯达同志:何运洪同志要做人武部的工作,不要让他们动员农民进城。康生同志:他们有很多理由总是借口下边不通来对抗中央,说什么“都能够拥护军区”,“很多人向我们讲思想不通”等等。过去你们河南军区何运洪就作过嘛!说“给二七公社平反,召集干部会议通不过,还要看看。”戚本禹同志:有电报
    伯达同志:一个是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帮助做人武部工作,能够一分为二就分为二。
    康生同志: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拥护,一个是打倒伯达同志:都是利用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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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现在就有人揪刘建勋,陈桂昌就揪走了嘛!
    伯达同志:人武部有好的,能够改正错误还应该欢迎;不想改正错误的要有适当措施。我把这个秘密全给你们说了,你们要采取这个办法对付我,会不会?(造总,十大总部:不会)你们在这里保证,回去也应当保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犯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对农民说来也是犯了罪。
    康生同志:农民明白了之后会找他们算帐的
    伯达同志:在座的代表同志们,如果你们对农民犯了罪,农民会找你们算帐的,农民受蒙蔽是一时的,我们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希望他们能过来。群众可以犯错误,但是他们会改正,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利用农民。那样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今天我主要是讲两点。一个是现在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大量流进河南,并且进行了活动。你们要注意,特别不要供给他们武器,不要拿国家的财产制造杀人武器。一个是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你们纵容各地保守派组织,动员农民进城,这是犯罪。你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要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我相信作大总部中大部分群众,特别是工人同志会提高觉悟的。要想利用他们的一小撮人最后一定会被戳穿的。所以,对“白完行尸”、对“产业军”、“荣复军
    联动”的态度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动员不动员农
    民进城来反对造反派,也是一个试金石。康生同志
    我有个建议,请同志们注意。河南总的形势是大好。为什么呢?因为军区表示了它的态度,向中央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而且中央对他们的检査也有了批示。所以,比过去的形势更好了。只要军区坚决改正错误,只要同志们和各个群众组织坚决实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执行中央对军区检讨的批示,执行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那么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更好,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当前河南是存在危险的,这也要估计到。
    、刚才大家讲“白完行尸”、“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了你们那里,而且产业军在那里杀人,据开封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杀了八·二四的同志。这些反动组织都到河南去,他们去干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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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河南现在武斗向前发展了,张树芝同志都承认,不管什么理由,什么解释,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武斗还有大发展的危险,也许就在这几天。
    三、请同志们注意,正当我们这一种好形势,军区同志改正错误,你们有部分组织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坚持过去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我们估计,不但是想压军区不改正错误,而且还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向中央施加压力。不管怎样保证,事实总会有的。(伯达同志:现在就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
    据说洛阳已经到了。希望施加压力者明白,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痴心妄想。来两千也好,二十万也好,我们再三同同志们讲话,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它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拥护何运洪路线的人,想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动我们一根毫毛,这种人一定碰得头破血流
    四、防止天灾。从天气预报看,黄河水汛有大大增长的危险,黄河水可不管那一派,不管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都不能分离。我们不是说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我们就是要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抓革命、促生
    因此,我有五条建议,都要从积极方面向前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要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方面走
    希望双方面达成协议,坚决向刚才表示的那样,坚决反对百万雄师,我
    想同志们可以达成协议(伯达同志:还有产业军、联动),坚决谴责百万雄师在武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和对他们的迫害。你们必须充分准备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谴责这种叛逆行为。
    、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应当坚决抵制这一点,同北京的革命群众一起与百万雄师、业军、荣复军、联动作坚决的斗争。今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坐火车到北京来,北京所有革命群众都上街游行抗议,并且不准火车进站,不准他们下车,而有些比较激烈的人准备武斗,我们想办法说服了。因为北京不同于武汉,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应当让他们下车,因为另外还有老百姓嘛!下车还要安置他们吃饭住宿。可以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嘛!不要搞武斗。这一点,二七公社要注意。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已经把反动面貌暴露了,还不容易斗争,而且这里许多人是被蒙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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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还是要更好地做工作,你到那里乒乓乒乓武斗一顿。当然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枪到北京来的,带着枪到北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是革命的,可以给他们辫论,不一定动手,应当采取这样的办法。现在,百万雄师、荣复军、产业军、联动都去了,“三字兵”也去了,很可能在你们那里会师。
    (伯达同志:他们在河南会一败涂地)所以要坚决反对这些反动组织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一个任何组织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利用他们的力量反对另外一派,不管那一派都坚持这一个协议
    要把已绎达成的六条协议重申一下。目前河南武斗发展,重申一下这个
    东西有好处,坚决实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坚决制止武斗,这一条是当前最重要的条。无论新乡,无论开封,无论洛阳、郑州都要注意
    四、保证黄河水汛安全,任何组织,都不得捣乱和破坏防汛工作。不准任何组织砸、抢防汛器材、物资。不是说关心五千万人民吗?这就是关心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坚持这个协议,有没有困难呢?是有困难的。但是,可以在各方努力下解决。因为这是关系到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问题
    五、坚决拥护解放军,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不承认错误。这是最后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最关键的一条。有了这条,就可以防止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才可能有真正的保证。这不是你们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保证的,刚才有个人说:他(李玉坤)可以保证制止新乡的武斗,这可不可能。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你没有抓住关键,关键在军分区,而军分区的关键在政委李国秀,据我们知道不止他一个人,所以,不要那样天真了因为有何运洪的路线问题,要从路线问题上考虑才能解决问题。拥护中央批示,拥护解放军,支持、欢迎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变错误路线而不是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路线,这一条可以达成协议。因为中央有批示。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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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査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不要算剥皮帐,达成文字的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就好做工作了。赞成就散会。达成协议,再开一次会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二七公社的代表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
    打倒陈再道
    打倒文!赵!杨!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其它各方代表也高呼口号。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声明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阶级阵线更加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英勇斗争,冲破重重困难,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貌更加暴露。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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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我军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省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伟大统帅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先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错误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压制了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摧垮二七公社组织、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等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特别是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所作的重要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毛主席、党中央二月要我们组织各方代表赴京汇报的指示,中央四月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指示,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自以为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二七公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二七公社,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这就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给我省的无产阶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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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错误应由省军区党委常委、主要是何运洪同志承担责任。
    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的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墨守成规,既不深入群众,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感到万分痛心。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辜负了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错误,坚决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坚定立场,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更加努力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发表如下声明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
    想,最忠实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并坚决执行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坚决支持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郑大联
    委和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勇敢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抗了省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过去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压制和打击河南二七公社,拘捕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行动,都是完仝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给河南二七公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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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向被抓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和革命
    造反派一起,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省委内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批深、批透、斗臭、斗倒。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积极帮助各方群众组织实现《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省军区、军分区、驻军应分别按驻地和各方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协议的执行特别是要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和“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坚决制止武斗。对武斗的肇事者,背后挑动者,对打死人或打伤人的凶手,坚决依法处理。对遭受围攻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坚决加以保护。
    五、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坚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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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五日一点三十分到二点四十分,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戚本禹、吴法宪、刘建勋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作了重要指示,整理如下。〗
    总理
    同志们,我们叫大家来商量问题,听说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我们想让你们领导同志到这里开,更好地了解中央的精神。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仝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付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康老
    我一接触河南的问题,就知道武汉的问题不解决,河南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河南是听武汉的,不听我们的。
    总理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
    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我提议武汉的问题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学习,河南是直接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河南的部队又这么多,有陆军、有空军、有工程兵、有炮兵,还有几所军事院校,系统很多省军区又有自己的系统,有两个独立师,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还有仓库,这次都把你们找来一道开会,支左半年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武汉的问题值得学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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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靠造谣是不会长的!我们解放军怎么能造谣呢?希特勒是靠造谣吃饭的,国民党是靠造谣吃饭的,要把歪风邪气造谣生事肃清,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绝不能这样做。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传给后代。你们把武汉的问题学下,把中央批示河南的问题学一下,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三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二十一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文化大革命就是考验人,首先考验党的领导,现在考验军队了,也考验群众组织。部队过去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胜利十几年了,打仗不多了,朝鲜战争有××万人打仗,加上福建、西藏也有××万人打过仗。部队最大的任务就是政冶思想革命,××万人民解放军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我就说这些,开个场,下面请康老讲一讲康老
    可南的问题解决得比较久了,有的同志回去现在又来了,有的同志刚来。总理讲了,你们在郑州开三级干部会,与其这样,不如把领导叫来北京开,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好,所以把大家请来。
    开这个会天数不少了,有两个多月了,所以开这么长,就是让同志们认识河南的问题,了解中央的方针,领会主席的思想,犯错误的同志也等待他们的觉悟等待他们的认识
    情况是这样,在北京开会是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在河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因为矛盾揭露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发展与北京的会议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会议上和河南运动的实践是不相符合的,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方面,六月十七日我们看到省军区党委给中央报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对错误有所认识,基本上是好的,因此我们很高兴啦,中央对这个决议有个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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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的一方面。但事实的结果怎样呢?虽然这个决议报给中央了,但在军区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刚才总理讲了,这个决议在郑州就找不到一个印刷厂印,这不是群众的问题,这反映了军区内部有的人不同意印,你们不同意印可以另外搞个决议嘛。
    从群众方面讲,军区党委对二七公社一次再次宣布它是非法组织。河南省军区发告全省五千万人民书,搞一个群众组织是不好的,没有一个省这样搞过,即使在武汉军区也没有搞,但是河南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竞发表了告仝省人民书,迟迟不平反,最近虽然平反了,但二七公社在各方还受到严重摧残。河造总过去是不赞成十大总部的,现在联合起来搞二七公社。总理插话: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这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利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我们一定支持你,这是正义的革命的行动,即使省军区不赞成,你们也要坚决干,这是革命的行动
    现在的武斗比开始时还严重,一直发展到象新乡那样情况。新乡军分区请你们注意一下,李国秀同志到底怎么样?李国秀同志说他们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考虑究竟怎么样?
    河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过去军区支持它,现在如果不注意,就会走到它的反面。
    应当看到河南目前的情况,武汉王任重的百万雄师,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到你们那里去了,并且在开封已经杀人,东北的荣复军,北京的联动(黑帮子弟),也到你们河南去了。为什么这些反动组织都到你们那里去,在中州会师?大概你们那里有油水,有人同情它,它们在河南找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二十一号我们向几个组织提出这个问题,武汉的问题有没有在河南重演的危险?
    谢富治插话:百万雄师到河南是个阴谋。
    康生:你们要制止类似武汉这样事件在你们河南的重演。可能重演,也可能不重演,我们要尽力消灭这个危险,制止这个危险。我希望同志注意,所以在
    十一号的会议上,我们向军区的同志、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表示赞成,后来达成了五条协议。这五条协议我记得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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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罪行;
    (2)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
    (3)制止河南武斗。有的是一种罪行,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财产,这是反革命的行动;
    (4)黄河水汛上涨,大家要齐心协力防汛,凡防汛材料物资,那一派都不准抢
    (5)按中央批示要拥护解放军,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
    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执行过去的方向路线错误。不要干扰他们去改正错误。同时,军区的同志不要以为人家讲几句好话就不承认错误,不要因为有些群众支持你,就兴高采烈,实际上这种支持是帮倒忙,我们看到十大总部、河造总有这种倾向。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査,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天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过去省军区有些什么错误,省军区的报告大致都讲了,当然还有些不够,天晩上我作了解释,我想把主要的讲一下。河南军区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长期地、顽固地对抗,二月十七日主席对河南有个批示,对我们中央文革教育很深。主席对各省的批示很多了,但对河南问题的批示是第一个,就是要你们组织各派代表来中央汇报,而河南军区拒绝主席、中央的指示,到今天已经五个多月,将近半年。你们为什么不来?就是想把二七公社拖垮,造成既成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压垮拖垮。当然河南问题的性质和武汉的问题不一样百万雄师是搞叛乱的。同志们要从武汉问题得到什么教训?
    武汉问题的关键
    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八二零一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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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作得怎么样。最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
    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
    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同志们要认识清楚,从武汉事件吸取教训。这个会议上,大家要好好把观点摆一下,把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讲的一套实际行动相反,言行不一致。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坚持错误,长期不改,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十时二十一分至三十一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杨成武、戚本禹、曹轶欧、吴法宪、刘建勋。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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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降军政委王新同志,中央决定调他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的工作。王新同志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发动叛乱的时候,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很有功劳。
    张树芝、陈桂昌同志来了没有?来了,请到这里来坐。
    同志们,解决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你们回到河南去,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时候中,由于各方面同志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会议开得很好。首先是由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其次也有客观上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发展对我们的会议有帮助。在主观上,你们各个群众组织还是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方向走的,如果包括今天提出签字的协议书在内,就达成了
    三个协议,这些协议都是你们自己写的。一个是七·五协议,制止武斗;一个
    七·二三协议,反对武汉百万雄师,反对陶铸、陈再道、王任重、钟汉华;一个是现在签字的关于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这个协议表示,大家赞成和拥护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检査报告的批示。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同志们作了很大努力。当然,也经过一些反复,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但是,总的是向前看的。所以我们讲今天你们在这个协议书上签了字就可以回去了。这个协议书我们看了,很好,现在交给你们签字去。(康老将协议书递给二七代表,首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最近召开的河南军队干部会议,还要开几天。
    同志们,你们的主观努力刚才已经讲了,还有客观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特别是武汉军区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形势,促使了我们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军区、部队干部战士的觉悟,这一点也帮助了我们解决河南问题。因为在河南问题上,我们开始一着手就感觉到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河南问题解决了,也可以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谢副总理那天在这里讲,在座的同志们都听到了,中央批评河南(省)军区特别是何运洪同志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中央的这个态度明确表示以后,反转来震动了武汉,也就是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感觉他们的问题严重,特别是“百万雄师”,他们感到严重了。因为他们过去是反对二七公社的。谢副总理亲自去调查,感觉中央解决河南问题触动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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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军区的问题,触动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来,武汉军区的盖子就揭开了。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的反革命面貌暴露以后,也就促进了同志们的了解和觉悟。在搞七·二三协议的时候,我问过同志们:你们河南方面有没有群众组织受蒙蔽?有没有一些群众组织支持百万雄师?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有的,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纷纷到河南去不是偶然的,他觉得到那里可以捞到稻草。这个问题现在看的很清楚了,独立师背叛的人也有所觉悟,这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这个问题。据武汉反映也好,我们知道的也好,你们河南十大总部有几个总部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了,希望你们做工作。你们在这里同大家一起反对百万雄师。但是,你们在家里有的还是支持百万雄师。河造总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确实你们有的组织支持百万雄师,你们河造总还派了专案调査团到武汉,六月十七日公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被百万雄师到处翻印。(河造总:我们经过多次调査,根本没有派什么专案调査团)你们没有调査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千万要严肃对待,自己千万不要光听自己人的解释,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然你们还会犯这个错误。当然,犯了这个错误也不要紧,还会改正嘛!(总理:是你们的专案调査团嘛!)没有,百万雄师不会到处翻印的,这个很清楚(河造总:我们发表了声明。)这个对的,是六月十七日发表的。(总理:是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到处翻印,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你们能保证百分之百不犯错误吗?能保证百分之百同百万雄师没有关系?这一点不要去掩盖,而应当相反,有了缺点错误要揭开它,因为这个东西到处张贴,六月十七日到现在个多月了,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在思想上不可能不接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清楚,希望同志们很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很严肃的对待武汉反革命叛乱事件。正是这样,不管你们那一派都应当从武汉问题上得到教训。毛主席告诉我们:武汉一小撮人的叛乱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现在武汉军区常委的一部分同志发表了个公告,这个公告在武汉都知道了,河南也传了去,我现在把这个公告和中央的批示告诉大家,(二七公社拿出河造总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说这是他们支持百万雄师传单)这个很多,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到处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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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军区党委的这个公告是前几天搞的,对问题说的还不是那样全面,但是基本方面说了,这个公告一共写了四条:(已发传单,略)中共中央对他们这个公告有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批语说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十分的来电并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并且是要认真的改正错误,还要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康: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一方面给他们一条出路,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同志们要看到,说他们做到三条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在革命行列,而是在反革命行列。对主席这个批示的精神要认真领会。只有不坚持错误,为广大群众所谅解,那个时候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现在不是革命行列的人。)第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的人员,思想还不通的人,这些部队的人员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第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应该帮助他觉悟,不应该报复,不然为什么算革命左派?第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这是中央的批语,这个批语以及公告已经发到部队群众里边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独立师很多战士检讨了错误,同百万雄师划清了界限,广大群众纷纷退出百万雄师。当然,还有一小撮头头在那里挣扎,这是没有好结果的。恐怕这里边也会有人觉悟起来的。这种情况促使了我们河南问题的解决。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解放军干部、战士一致声讨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叛乱行为。这一点,在七月二十三日,我向你们介绍情况以后,得到你们各派同志的赞成,一致反对这种叛乱行为,反对百万雄师,反对陈再道、钟汉华,并且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晓得,现在河南的问题还要同志们去努力解决。上次我讲过了,有些百万雄师从武汉派人到河南去,甚至退到河南去,四川产业军也到你们那里去了,荣复军、联动也到河南去。更重要的是河南的武斗还没有制止。象上次我讲过的新乡、开封、郑州洛阳、平顶山,这方面你们还要努力,你们今天又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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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这一点你们应当想一想,七月二十三日为什么达成了协议,而河南军区没有表示态度?本来,那天晚上一方面你们群众方面对武汉事件政治上表示态度,另方面,我想省军区也应该立刻表示态度。因为河南军区属于武汉大军区直接管可是那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天晚上何运洪不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当然,他说他有病,也许有病,但是最近我们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在会上讨论那样的问题,他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完全是错误的,打了陈再道他心里有点痛。(二七:他同陈再道勾结特别密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介绍百万雄师的人到河南活动,河南军区支左办公室给他们积极介绍很多地方,很多单位,一个介绍信上盖了十几个章子,这次我们在烟厂抓住百万雄师三百多人)郑州烟厂吗?(答:郑州烟厂,还搜出五十三枝枪,一百发子弹,还有省工人总部印发支持百万雄师的传单)(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军区的确和武汉军区有联系)(河造总:我们要求作检讨)你们交上来好了。(河造总:我们五分钟就说完了,检讨全文略)我们欢迎你们这种自我批评精神,同意你们的检査,我相信二七公社的同志也会欢迎他们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要求团结也是好的。二七公社的同志自己也检讨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大家要彼此互相努力,都作些自我批评
    总理:你们的检讨交联络员印一下。
    可造总:向二七公社学习,向二七公社致敬!(二七公社鼓掌)。省工总:我们要求作第二次检查。康老:靠你们做工作。
    河造总:我们揭发河南军区的问题:镇压二七公社、郑大联委,然后压河造总,支持十大总部,还造谣说刘建勋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的话抹掉了。
    康老:根本不是刘建勋同志的事,是何运洪开会时告诉我们要去掉的张树芝:你们不要相信这些造谣的话
    陈桂昌:不是军区说支持二七公社,而是中央支持二七公社。
    河造总:我们五十多人是刚从家里新来的,我们揭发何运洪的问题。河造总代表团是何运洪精心挑选的,条件是反对二七公社铁杆,打倒刘建勋铁杆,刚才念那分检讨很早就送来了,他们代表团不上来
    康老:你是那个学校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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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造总:我是省直联合总部的。康老:叫什么名字?
    河造总:叫于文华。代表团一直欺骗我们,给我们传达说,中央说河造总和
    七公社是造反派,没问题,他们对上对抗中央,对下欺骗群众省工总:(李通)我们现在再次作检查,略……。
    康老:李通同志,你们工人总部责任很大,你们代表的责任是回去作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我们希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履行在会上表态时所说的诺言。我们对你们这个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要知道,你们的工作是很艰苫的。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刘建勋同志亲自看到陈再道手里有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列了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下面还列了一些组织,他们总的是这样讲的,第一,十大总部是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第二,河造总是中间状态的组织;第三,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这是陈再道、也是何运洪反映的,是他们定的,你们想想好了,这个事情刘建勋同志说一说。
    刘建勋:四月二十三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他当时戴着眼镜看个很长的东西,就是刚才康老讲的那个左中右组织名单。他不想叫我看,我这么一拿就从他手里拿过来了。他那个名单上写的左派是十大总部,中间派是郑工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河造总,右派是二七公社。二七公社下边列了一百二十多个组织,包括郑大革联、开封八·二四,后来我问过军区许多同志,他们都说不知道,张树芝同志、陈桂昌同志也不知道,完全是何运洪少数人报告的。
    康老:这一件事情要引起十大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惕,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是军区里边何运洪、李善亭等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十大总部。这一点,十大总部的人,特别是省工人总部的人,要告诉他们提高警惕,这是第一。第二,你们十大总部、工人总部同百万雄师有关系,不是所有人,但是也不要否认有些人有联系,这一点也要使下边的人引起警惕。现在有些人已经警惕了政治上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坚决反对二七公社,你们过去也坚决反对二七公社,在思想上有共同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有联系。这一点我希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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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划清界线,坚决反对他们,在这方面你们要注意做工作。
    第三,我知道在郑州有些工人总部的人向农村撤退,这个方向不大妙,现在已经有些厂子停产了,这一点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责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要给他们开脱,不是他们的责任,希望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一散布到农村,就可能走错了路,同时,长期在外边,对生产不利,对自己的家庭也不利,很多家庭也劝他们回来。这一点二七公社要保证不报复。他们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李通同志代表省工人总部,你们的责任很重大。我们相信你完成这个工作。在你检讨以后,我特别提醒你注意。产业军、百万雄师在向你们方面伸手。这一点要特別注意。(李通:我们一定要遵循你的教导,认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你上次指示以后,我给总部打了电话,可是在省直机关造总普通一兵二十二日的造谣传单的影响下贴了支持百万雄师的大字标语,上了他们的当。晚行动一天。二十三日我们发了反对百万雄师的声明。)在这方面二七公社的同志不要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二
    七:坚决按照康老的指示办事。我们有些基层组织可能出现一些偏差,我们一天给家里打三次电话,要他们注意。)一些过激是有的。中央会议完了以后,二七公社可能犯错误,骄傲了,翘尾巴了,觉得自己完仝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二七: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现在有些坏人假借我们的名义办坏事,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定要把他査出来。)嗯,对。有的人说你们抢了公共汽车。(二七:有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被围,没有交通工具支援搞了几辆公共汽车,现在已经全部退回去了。)不仅二七公社,也有其他坏人假借十大总部工人的名义,河造总的名义办坏事,加在他们的身上。
    河造总:我们没有派专案调查团去武汉。
    康老:这一点你回去调查调査,不要下结论这样早。市工人总部那一位是代表?(市工总:是王林,他回去了)他的思想通了没有?我有点担心。他的思想没有通,对百万雄师他不表态,我注意到了,你们工总要注意,要做工作李通:我们有个请求,我们的代表沙发来回去做工作,被二七公社抓了。
    七:他参加武斗,在粮院被抓。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应当抓他,我们发现以后就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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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再复査一下,看放了没有?所有代表都不能随便抓。陈桂昌同志回去后,十大总部、河造总围攻他,他是军区副司令员,是左派,你们的人围攻他,搞了几天。
    陈桂昌:围了二个晚上。
    康老:今天还来了一个同焦裕禄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叫张钦礼。哪个是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张钦礼同志站起来)
    康生(亲切地)问:张钦礼同志,你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康老:又在什么地方?谁抓的?总理:是人武部还是军分区?
    张钦礼:兰考,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我的康生(气愤地):陈久安、李地山来了没有?站起来叫大家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
    (陈久安狼狈地站起来。李地山未来京。)
    张钦礼(责问陈久安):你不是说逮捕我是中央批准的吗?陈久安(吞吞吐吐的):是,是,是省军区批的康生(严厉地):何运洪站起来!(何运洪惊恐万状地站起来)康生(严厉地):是你们批过的吗?
    何运洪(吞吞吐吐地):是,是武汉军区陈再道批的。
    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控诉):你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陈久安:张赖兴、张孔照等同志死因不明,你必须交待清楚。
    (陈久安吞吞吐吐,哼哼唧唧,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二七公社代表愤怒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张钦礼:现在兰考监狱还有凤鸣同志没有放,陈久安,你说怎么办?陈久安:今晚我打电话就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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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根据张钦礼同志说的情况,陈久安在兰考搞的白色恐怖,这不是孤立的,各军分区要很好检査,文化革命中逮捕的人应该统统放出来
    (总理站起来重复了康生同志的话。)
    康老:你们开封要特别注意,抓了很多八·二四的学生
    二七:直到现在还关有三十多个二七战士。总理:在什么监狱?(二七:郑州法院街监狱)
    康老:魏家祯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卫戍区司令部的负责人。魏家祯:不知道。
    康老:你们要好好检査一下,马上打电话回去,确实有要放出来。刘建勋:属谁管?(魏家祯:属军区,人武部只十几个人)
    总理:康老已经说了,今天晚上请张树芝、陈桂昌同志负责召集会议,今天定査清楚,抓人没有放的,一定在明天十二点前放了,并且把名字报来!康老:徐文礼你要把开封检査
    打电话回去问一下,看八·二四还有没
    有人被押,有,要放了。
    总理:军区、军分区都要查
    你们传达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
    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晩上开始表现岀来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监狱有人的,不管公开还是秘密,二七也好,其他也好,群众也好,都要放了,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应该放出来,有错误可以教育,有的是被冤枉了。这是件事,要表现,通过群众组织,看是不是这样作了,包括野战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包括在内,都要表现,都要査一查。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不仅犯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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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群众犯错误,也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阿革命家,要从行动上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作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杋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髙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曾经犯了错误,不要去辩护,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这样,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践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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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
    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报
    中学红卫兵总部:现在郑州打伤人很多,没有医生医疗。总理:军区有几个医院?
    二七:现在医生参加保守组织的比较多,都不工作了,二七受伤的人很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但问题究竞在那里?
    总理:就是我刚才讲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散掉。军队检查一下,如果医生散我给军队同志商量一下。
    郑大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和军区、郑州卫戍区司令部策划建立一个河南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康老:对,有这回事。
    战斗师:联合起来反对二七公社
    康老: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目的是在中央会议没有开完以前,把二
    七公社打垮。另外压迫军区,不让他改正错误,这个联合司令部有十大总部参加,也有河造总一部分组织参加。
    河造总:我们没有组织参加。
    康老:丁石在不在?有人告诉我与你有关系丁石:与我没有关系。
    战斗师:省直机关造总在北京表现不好,公开对抗中央。戚本禹同志六月
    十八日接见三方代表以后,表现更坏。
    康老:有没有那个张治安?战斗师:有
    康老:那个人我一看就象个地主
    战斗师:张治安把几个总部召集在一起,研究对策,他说中央分别接见是设下的圈套。
    康老:这个人我注意到了,他在会上还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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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师:三月太康、密县公安部门拿着逮捕证到郑大逮捕郑大革联的学生,公安厅登记站、军区都不表示态度,推给我们郑大战斗师。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说我们同意就抓。
    康老:信阳炮校讲,红色造反团战士朱振华、李志军,还有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张义民、陈金辉、袁延年等五个人直到现在还在信阳市监狱里押着,这都是解放军,信阳军分区张波:有没有这个事情?
    张波:我们给武汉军区打了电话,他们没有答复总理:人在什么地方押着?张波:在信阳。
    总理:归你管嘛!要马上放,不要再问武汉军区了
    (张钦礼几次发言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打断,总理离座单独同张钦礼到外边会客室谈话。谈完话张回到会议室。)
    铁军:省直机关造总策划搞河南百万雄师不是一天了,他们的头头是总工会的杨全智。
    康老:李通同志你认识不认识?李通:认识,我对他有抵制
    张钦礼:我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七月二十八日释放,在监狱过了五个多月。在监狱中,陈久安、李地山对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迫害。
    康老:陈久安来了没有?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二七: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打倒王任重,打倒钟汉华,打倒何运洪,打倒李善亭,打倒陈久安,打倒李地山。)
    张钦礼:陈久安、李地山说逮捕林场一百人是经过谢副总理批准的。刘建勋:陈久安,到底是什么人批准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搞的,为什么不说实话?
    陈久安:他们说是经过批准的。康老:是不是造谣说经过中央批准的陈久安:我不在那里。是公安局搞的
    刘建勋:什么公安局搞的,公安局是受你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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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同志们,各军分区的问题很多,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以及洛阳八·一六等,有很多同志,有很多意见,对那里军分区的支左有很多意见,认为他们有很多错误。这些问题我已经在军队干部会议上都讲过了。比如象新乡军分区的李国秀,在支左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开封、洛阳军分区也存在很多问题,同志们有很多意见。我讲两点建议,第一,各分区、各县的问题,中央批准刘建勋同志回去,由刘建勋同志一个分区一个分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第军队干部正在开会,军分区的负责人都在,我建议各个分区由各地造反派留下个同志,作为代表,参加军队干部会议,开封、新乡、洛阳、兰考的问题,在会议上可以尽量的实事求是是讲出来,尽量揭发,帮助各个分区的同志们检讨错误。其他代表同志没有意见就可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有意见可以留下,这样可以使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大家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因此,开封、新乡、洛阳的问题今天就不讲了。
    现在我讲几个问题。
    有这样一个问题要戴苏理回答。有个报告说,戴苏理打电话到河南,告
    诉河造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慌,要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组织,但是在基层要否定它是造反派,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目前要稳住阵脚,要表面上贴出大字报和二七公社联合。你不是这样向河造总指示过?(戴苏理:我根本没有打过电话)你打过什么电话吧!?(戴苏理:我打过二、三次电话,但没有讲过这个话。)你声明没有可以调査。不过戴苏理你要注意,在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代表河造总,你怎么打电话?你以为河造总就是你的?(戴苏理:不是,我是帮助。)你就是两面摇,我在上次批评过你,我也提醒过你,你这个毛病要经常改正,不要玩两面手段。当然,我们是这样看,戴苏理同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不讲了,我说你可以讲讲嘛!你要采取老实态度。请注意这个问题。对待群众组织要积极帮助他们,如果你支持他们,就更要注意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错误,带他向好的方向走,必须是这样。
    、本来张树芝、徐文礼也要检査,因为时间关系,他们都写了检讨不讲了将来把检査印出来,交给大家看。八·二四讲到一军有许多错误,特別是赵静生,有很多错误,这个问题要在军队干部会议上好好加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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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有个批示,同志们已经看到了,新来没有看到的同志,可以发给他们看一看,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査,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现在河南军区党委发了检査报告,一军也有一个检讨报告,这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的确象总理讲的,群众还要监督,看他犯的错误是不是真正改正
    要帮助军区以及一军改正错误。上次我讲过了,他们认真改正错误,我们要相信他能够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广大群众一定会热烈拥护解放军的。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表解放军,我们相信群众能够支持和欢迎军区改正错误。这点我再三讲,同志们不要给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有这种苗头。有些人还要硬说他过去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样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尤其是在武汉地区,陈再道问题被揭出来以后,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何运洪等人长期的顽固的拒绝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现在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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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几个组织达成了三个协议,这很好了,但是这还要在实践中实践,从文字上达成协议,到实践贯彻执行,这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同志们要言行一致。二七公社平反了,中央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了。他们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正象在会议期间二七公社同志讲的,不要在中央会议以后就骄傲了,翘起尾巴了,刚才二七公社的同志也讲了,的确有些组织有些不纯,特別是要注意掌握政策,决不搞报复,还要做工作,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这一点你们代表要紧紧掌握。有的组织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不要讽刺歧视,要好好实行团结。当然中间也要经过一些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团结—一批评——团结”。这一点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要背包袱。要帮助“百万雄师”,帮助何运洪,帮助支持何运洪的人,这方面千万警惕,而党言川同志尤其需要注意。你这个人躁得很厉害。你有革命热情,但是不注意政策,要学习林副主席讲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你科学性很不够,要反复考虑问题,不要冲动。我今天还和刘建勋同志讲,要他好好冋你谈一谈。要善于掌握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很担心下一次再犯错误。二七公社可能要犯错误,因为各个地方常常是这样,中央支持一下,自己骄傲起来了,不讲政策,打击报复,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我看了你们各个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你们的思想方法有共同点,二七也好,河造总也好,十大总部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辩证法太少,不会反复考虑问题,我向你们介绍过浙江红暴会翁仙鹤同志。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仙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遭到打击还坚持大方向,得到平反更要掌握政策在这方面,二七公社要兢兢业业,才能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才能团结好
    还有一条要注意,就是当着他受压迫的时候,自己团结在一起,当着平反不受压迫的时候,就打“内战”。你们一定要注意。我现在告诉你们,武汉三新、
    三钢也发生了这个问题,因为百万雄师打下去了。我们找他们双方谈了,双方都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这方面你们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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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造总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得到了教训,并不因为犯错误就把整个工作都否定了,我们也不是这样。不过的确你们需要有自我批评,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团结。我讲这个问题请你们注意。你们是青年,是革命小将,决不能玩这样的手段,表面上承认二七公社,是为了巩固阵脚,巩固组织,把阵脚、组织巩固起来,又会发生变化,那就不好了。(河造总:我们决不能这样想,支持
    二七公社也等于支持我们。)你们今天晚上的检讨是好的,但我还要说一下,你们不但在这里检讨,在家里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也要检讨。今天河造总作自我批评,我很髙兴,在整个会议中,我感觉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常常解释问题多,自我批评不够。上次新乡有个李玉坤,他的自我批评太少,解释太多说的太多,做的太少,这是你严重的缺点,你自己要好好检讨。你不敢对白己的错误势如破竹,这是你的很大的错误,我希望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要拿行动来证明。总而言之,我觉得自我批评这是最重要的,这对你们有很大好处,是很大教
    十大总部李通同志的讲话我是赞成的,但是你们自我批评不够,你们是工人总部,在这方面应该作的更好一些。这一点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听到你讲的那个话里面还有话,你们对二七公社还有一些小嘀咕,这一点更要注意。革命群众组织有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尤其是革命组织。我入党以后长期在上海做工人工运工作,我懂得工人的品质,他们无产阶级本质是好的。从武汉事件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你们千万不要轻信许多谣言,首先从陈再道反革命叛乱中得到教训。他们有个口号说是中央文革只是要知识分子、要学生,不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次在京西宾馆批判他的时候,他自己还讲:“我是个老粗,我也不大认识字。”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他是劳动人民出身。“百万雄师”也是这样,说中央文革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四川产业军也是这样讲。他们想利用这个来离间工人阶级同我们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同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实际上真正不要工人,不要农民的不是党中央,不是毛主席不是中央文革,而恰恰是这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欺骗工人、农民,引导他们犯错误,煽动他们参加反革命暴乱。因此,我前天晚上问陈再道,陈再道假装他是不认识字的老粗,想说明他是劳动人民。我问大家陈再道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工人、农民的叛徒,不能代表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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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这一点希望河南省,市工人总部的同志,千万要注意,不要上这个当。不然,工人、农民就会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这是一个教训。
    反对文化革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党中央,诬蔑毛主席,诬蔑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解放军,他们甚至于很狂妄地问我们,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就回家种地去。同志们,千万不要受这样的挑拨,这样的欺骗。谁不要解放军呢?真正爱护、信任、依靠解放军的恰恰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象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牛怀龙、蔡炳臣才是真正不要解放军,他们把独立师的有些干部煽动起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是要破坏解放军的声誉,瓦解解放军的组织。同志们想一想,象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他们能不能代表解放军?(众答:不能)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这一点同志们要注意,要警惕。凡是煽动部队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才是真正破坏我们的解放军。这点是一个很大教训。刚才讲的何运洪、开封军区的陈久安实行的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是真正支持解放军,还是破坏解放军?是破坏解放军新乡李国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还枪毙一个工人,他能代表解放军吗?不能。按照他们的路线,是破坏解放军的威信
    有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要党了。同志们,要想一想,千万不要轻信这样的污蔑,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白领导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亲自领导的,怎么会不要党的领导呢?我们不要刘、邓黑党的领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想象以前那样要刘、邓黑党的领导。那个党不能领导。(二七高呼口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反对党内一小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恰恰是要复辟刘、邓路线,想让刘、邓的党来领导。同志们想一想,武汉军区的政委是王仼重,被打倒了,以后陈再道是第书记,实际是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三书记,实际是第二书记。我们要不要陈再道、钟汉华的党领导?(众答:不要!)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教训。
    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专门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实际上恰恰是主席、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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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老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财富,要保护他们,但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路线,笼笼统统地讲要不要老干部,那不行。刘少奇算不算老干部?邓小平算不算老干部?陈再道算不算老干部?钟汉华算不算老干部?(众答:是老反革命)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是老反革命。说那样话的人,就是要那些人在我们党内当权,这样恰恰是他们不要老干部,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老干部应该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如果象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相反的。这一点同志们应该注意,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武汉问题使我们取得了教训。从这些重大问题上看,取得了教训,就对我们解决河南的问题有好处,因为,河南还没有发生象武汉那样绑架王力同志、毒打谢富治同志,还没有发生那样的反革命叛乱,但是有些问题是相同的,陈再道、钟汉华他靠什么呢?第一,煽动独立师;第二,利用公检法;第三,利用分区武装部;第四,利用省直杋关保守组织。这样去煽动蒙蔽些群众、工人、干部的。同志们,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何运洪一直在军区煽动镇压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到底逮捕多少,何运洪说一千多人,实际上在一万人以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忠实的交待,何运洪就是利用这些东西。何运洪自己就是搞公安工作的,在彭德怀保卫部作特派员,文敏生也是作公安工作的,赵文甫是领导公安工作的,省委机关的丁石也是作公安工作的,他们利用公安总部在郑州大量捕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使用法西斯手段,刚才张钦礼讲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很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同样在河南支持某些犯错误的军分区、人武部,这一点应当说河南比湖北还厉害。湖北只是在武汉三镇搞的比较厉害,其他军分区才开始搞,河南的军分区存在严重问题,开封、新乡、洛阳、信阳都有问题,刚才张钦礼讲的是个例子,在这方面有些人犯的罪恶是很大的,上次我不是讲过吗?百万雄师用吊车推房子,河南新乡、洛阳、郑州、平顶山也都有嘛,这就是白色恐怖。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不好,犯错误的军分区也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不好,但是必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就是利用军分区、人武部作坏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在有些军分区的同志还不愿意真正检讨,不愿意把他们的错误彻底揭露出来,我希望他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错误,坚决改正,这是我们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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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一种品质。犯错误有时候是难免的,但是要认真改正,我相信多数同志能够作到这些。他们今天应该脱裤子,彻底检査自己的错误,解决河南的问题。武汉军区利用省、市委机关保守组织,河南怎么样呢?很清楚,何运洪就是和省直机关有些人勾结,供给他消息,供给他观点。所以赵文甫、杨蔚屏写信给何运洪,何很高兴。煽动军区,利用公、检、法,支持军分区、人武部,利用省直很多保守组织等,武汉军区的一套,何运洪都拿到河南来了,所不同的,是没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但是,如果前几天我和戚本禹同志到郑州去,到底会怎么样呢?我看也逃不脱。所以要从这些地方得一些有益的教训
    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有的同志提议,是不是给每个代表发一个毛主席像章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但是,你们明天走来不及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按人数配备交给刘建勋同志,由他发给大家。(刘建勋:好,由我发。)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如果代表在这里讲的很好,回去不执行,那就不发。
    河造总: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河造总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讲
    七:戚木禹同志根木没有这样讲过
    康老:你不要听人家说,你自己表现嘛。单独接见的问题,请同志原谅一下我们没有时间。事实上你们的问题我在会上都讲了,如果你们有特殊问题,可以把材料交给我们
    十大总部:二七公社要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不要抓我们的人
    康老: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我再三交待不能打击报复嘛,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批示中也讲了,当然,个别地方发生这样的问题,要彼此做工作,不要发生一件事情,就互相攻击起来了。你们要彼此相信,做工作有些要作相当艰苦的工作。有些问题不是开一个会议就能完全解决的,你们已经签了二次协议了,今天晚上又签一个,你们签好以后交给我们的联络员。二七公社和你们共同签字,如果是反动组织怎么会共同签订协议呢?白纸黑字都在嘛,如果是反动组织,叫我签字我是不签的。今天晚上,把抓的人统统放掉,彼此都放,当然,也可能明天你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他那个组织被抓一个,但是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破坏协议。现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事情还是你们根据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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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91页,共4822页
    的路线去执行。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嘛,如果你们相信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违背就不对嘛。
    铁军:我们保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造军区的反,打倒陈再道,永远忠于毛主席。
    二七公社、八·二四:中央批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对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将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坚决按照中央批示办事,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决不搞打击报复。
    康老:再见吧!同志们,将来我到河南去,不要把我抓起来
    二七公社代表高呼口号,河造总、十大总部也高呼口号。(略)
    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二七公社”的文章:《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八月五日是个光辉的日子,是个具有伟大纪念意义的日子,是铭刻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心上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去年的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
    主席,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一把利剑,刺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脏;是一把铁锤,砸烂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枷锁。这张大字报,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判书,是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总动令。毛主席的这张划时代的大字报,给我们指明了斗争大方向,给了我们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勇猛冲锋的无穷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
    年来,我们“二七”战士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在毛泽东思想的
    指引下,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主席的无阶级司令部,我们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揭发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河南的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戳穿了他们对革命派明支持、暗瓦解的阴谋诡计,打退了他们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一月革命”风暴后,我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起来,对我们“二七公社”进行了疯狂镇压。但是,我们没有被压垮,我们越战越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和关怀下,在全国革命派的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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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下,经过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
    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更加体
    会到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得是何等深刻,而对广大革命群众又是何等信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我们虽然取得了
    定成绩,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我们“二七”战士一定要永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彻底批倒批臭。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克服小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组成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河南省军区机关《秋收起义战团》全体战士:《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运洪老混蛋和他的狗头军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善亭,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系杭地、长期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坚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扶植省直造总等保守势力,操纵其御用工具公安公社,打击革命的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小将,双手沾满了我二七战友的鲜血,其滔天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先揭以下几个问题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破坏二月谈判十七号下午五点三十分,周总理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解决河南日报社问题的四点指示,命令何运洪“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谈判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赴京谈判。”这是毛主席为解决河南问题发出的最高指示,是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高指示是要无条件执行的,可是何运洪这个老混蛋是怎样对待最高指示的呢?
    十八日上午,也就是周总理下达指示的第二天,他就当着同志们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看何运洪这个家伙一开始就不打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狡猾的何运洪,怕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怕群众看岀他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于二月二十三日,还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协商赴京汇报名单。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赴京汇报诚意,而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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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二七公社压垮、拖垮,然后造成既成事实,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请看他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
    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
    解
    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
    完全解体。”看,在何运洪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眼里,那有党中央,那有毛主席,那有一点群众观点。由于郑大联委的代表在郑州没有安全保证,党言川同志提前到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两同学,作为郑大联养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这本来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可是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事后还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巳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身上。郑大联委为了消除何、李的借口,早日达成赴京汇报协议,让党言川同学从北京返郑。可是当党言川同学亲自到军区参加协商时,何、李老混蛋又耍了一个花招,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亳无道理地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条,要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一条,要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同学当然不会答应这些毫无道理的条件,于是三月三号第四次谈判时,何老混蛋便无理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
    难道何运洪、李善亭之流真的想继续同郑大联委商谈吗?根本不是
    个更大的政治阴谋早巳在两个大坏蛋肚子里孕育成熟了,这就是在三月四号的次大会上,(后来因故这次大会推至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既然是“非法组织”了,还有什么可谈呢?所以何运洪以后再不提赴京汇报的事了,彻底破坏了这次谈判。三月六号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什么“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巳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同志们,康老讲毛主席指示要河南省军区组织对立的双方组织到中央汇报,在解决全国各省问题上是第一个指示,也是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解决省军区问题的第一个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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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想通过解决河南问题找出一些经验,指导全国。可是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被何运洪、李善亭抗拒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们抗拒了中央指示,还把罪名加在郑大联委头上,真是混蛋透项!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历史事实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我们说,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破坏赴京汇报的,不是郑大联委
    七公社,而正是何运洪、李善亭两个大混蛋
    坚持错误,变本加厉。中央
    关于青海和安徽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特别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以后,一再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再三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业已违犯了中央指示的做法的,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这本来是何运洪、李善亭等人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可是何、李两个混蛋不但不执行中央这些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抗拒中央的指示,不但不给郑大联委平反,反而再次重申:“我们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郑重的,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郑大联委的案是翻不了的。”在军区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根本不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不去讨论军委十条命令,反而大学特学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根本不扌算执行中央的指示。李善亭说:“河南不是安徽,河南不是青海,青海有个赵永夫,我河南就没有赵永夫。”看,他们嚣张到何种程度,在他们眼里那有中央他们就是把河南搞咸了独立王国。在北京汇报期间,封锁中央苜长的指示
    六月三日,中央领导同志就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等,就对河南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何、李两个混蛋,根本不向家里传达。到六月十日,才趁派人回来继续收集二七公社的材料之机,口头传达到军区在家的常委,对其它领导干部继续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七号,中央首长巳经三次单独接见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军区在京的其它领导同志,反复讲明二
    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之后,才不得巳传达到排以上干部。但向部队传达时,何运洪又电括通知,不让传达原文,叫归纳几条,传达精神,生怕部队了解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中央首长几次接见,都明确指出责任主
    要由何运洪负责,要他认真作检査。何运洪一直封锁中央首长这个指示,只向下传达让军区常委检查。直到六月底陈桂昌同志去北京,杨代总长要陈好好做何的工作,动员何好好检査时,才知道了这个情况。,这时陈桂昌问他个人检查考虑的怎样?他还推托说不知道。真是无赖之极。在京的领导干部气愤不过,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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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追不得巳,他才把工作人员叫了去,商讨检査之事。商讨时,他一点不谈思想,一味地问大家:你们看怎么办哪?你们看怎么检査呀?后来才勉强叫一个处长代他写了一份检査,在中央首长接见时照本作了宣读,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可以说没有他自己一句话。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部队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后,在家一部分常委决定,七月一日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何运洪知道后,
    二十八日晚打来电话,说:“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之前,不能公开支持二七公社,以免造成部队思想混乱。”七月三日保守派冲击军区,向中央施加压力时,钟生溢又辟谣说:“我们没有硏究过支持二七公社,我们也没有说支持二七公社。”结果一直拖至七月二十五号部队才游行,公开支持二七公社,造成了郑州地区的段混乱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何运洪、李善亭在北京汇报期间一直和陈再道、钟汉华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其主子意旨办事。何运洪、陈再道狼狈为奸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何运洪、李善亭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而对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却视若经典,奉若神明,百依百顺,仰承鼻息。对省委内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当权派,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庇护文、赵、杨,疯狂地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告全省人民书”,是两株大毒草是破坏和镇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言书和动员令。这两株大毒草,恰恰就是陈再道、钟汉华亲自批准后才出笼的,井扬言要在武汉部队出版的“战斗报”上刊登(后未登)。奴才们看主子这样欣赏,加之这两篇毒草出笼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泛滥仝省,使二七公社受到残酷的镇压,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吹嘘:“别看二七那么嚣张,我两篇文章就把它搞垮了!”四月下旬,省军区召开四级干部会,钟汉华亲自出马来河南,对其奴才何运洪、李善亭作了一系列黑指示。在谈到省委干部问题时,钟说:“纪登奎这个人不能挂帅,杨蔚屏这个人很有能力”等等。这些黑话正中奴才们的心怀,以后何、李更加千方百叶地庇护杨蔚屏也更加坚决地要打倒纪登奎同志。毛主席过去曾说,杨蔚屏是个坏参谋。而何运洪却对“河造总”的负责人说:“现在能替我们说话的就只有杨蔚屏了”。李善亭也多次向军区干部、战士作报告说:“杨蔚屏问题不大,省委多数干部不同意打倒,将来可以站出来搞三结合”等等。对纪登奎同志百般丑化,一度曾送往卢氏县深山密林之中,用警犬看守,并多次交给保守组织进行斗争。他在一次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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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时,还颠倒黑白、别有用心地说:“纪登奎过去反过潘复生,杨蔚屏反对过刘建勋搞借地和‘三自一包’政策”。进一步打击纪登奎同志,抬高杨蔚屏的身价
    河南代表赴京汇报一开始,中央首长就指出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
    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何老混蛋却迟迟不让向下传达。现在查明,他是接受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他们要何老混蛋“在中央没有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不要往下传”。后来,在北京,何、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巳经大暴露省军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要坚决向何、李作斗争。这时候,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反革命家伙,为了保何老混蛋,指示省军区党委:“在困难的时候,党委成员要特别加强团结”。这些黑话的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党委的其他成员,死跟死保何运洪,不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和何运洪、李善亭作斗争。用心何其毒也!何运洪和文、赵、杨是一丘之貉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天革命后,三反分子赵文甫,杨蔚屏曾多次给何运洪写信,并多次进行密谈,他们肉麻地吹捧何在三月六日大会上的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的讲话为“伟大的文献”。在此以后,赵、扬行动自由,长期未被群众斗争过一次,甚至在省委部以上干部所谓揭发问题的会上,他们气焰嚣张,充当了围攻、斗争纪登奎同志的急先锋。有一次钟生溢受何老混蛋的指使,召集“省委造总”的头头研究干部问题的会议。当时大家在会上研究那个干部能站出来时,没有提到赵文甫。钟就迫不及待地问:“赵文甫怎么样?”大家回答:“赵已经罢官。”钟又露骨地说:“罢官也不一定对,你们还要研究研究,看能不能站出来。”从此,“省委造总”更加死心塌地地保赵文甫
    何运洪、李善亭疯狂地反对革命的领导干
    部刘建勋同志,这是大家很清楚的。部队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引诱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刘建勋同志,即是刘建勋同志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以后,也仍然是这样,甚至变本加厉。刘建勋同志参加北京的“三结,以及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对刘建勋同志的评价,何、李都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了的,但何老混蛋还让军区接待站对外答复问题时说:“刘建勋虽然参加了北京的‘三结合’,今后还喊不喊打倒仍由群众组织自己确定。”李善亭不亏为何运洪的狗头军师,他讲到这个问题时还作了“新的发挥”,他说:“刘建勋在北京只是个常委,这说明中央对他是有保留的。”弦外之音就是说只要群众坚持“揭发”刘建勋同志的所谓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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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他打倒。四月份以后,在郑州地区所出现的要打倒刘建勋同志的更大妖风,就是由何、李一手挑动起来的。何运洪、李善亭是血腥屠杀二七战士的刽子手大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何、李之流在河南镇压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先造舆论的。今年二月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就是实行资木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镇压革命群众的动员令。“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就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可见这个“严正声明”是镇压革命的舆论准备。果然不错,这株大毒草抛出的当天晩上,河南日报就实行了大逮捕。为了大造舆论,何、李一手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当把报社、电台拿到手后,李善亭亲自控制,凡属重要文章、社论都由他审阅(后来换成陈盛林)。这样一来,报纸、电台便成了何、李之流打击革命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工具。赤膊上阵,动用专政工具,利用公安公社,血腥镇压革命派。河南日报社的两次大逮捕,都是何运洪、李善亭亲自报挥的,连十五岁的小孩也未幸兔。二月二十号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在何、李的指使下,仝省都展开了大逮捕,有多少革命小将含冤坐狱呀!革命无罪,在何混蛋统治下,变成了革命有罪。据我们所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何、李都指使人整理了这些组织的黑材料,并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借机进行大逮捕。操纵保守势力,连续挑起武斗,企图借保守势力之刀,把革命造反派压下去。别的不讲,就说五
    四事件吧!十大总部要冲击我二七战友绝食现场,何、李之流早就知道。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给一些同志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岀,十大总部冲击绝食现玚是他们早巳预谋好的。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何、李是这样作的。看看这些人的狼子野心是何等的恶毒。在军内,何、李也拼命地镇压革命派,把一五三医院的真正造反派“红总”打成反动组织,把许多敢于起来造反的人打成反革命,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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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逮捕监禁。就是十条命令下达后,还不死心,还要抓,说:“还要抓他三四个”在军队内部,凡是有同情二七观点的,都视为政治动摇分子,停止其工作,限制其活动。从以上事实看,充分证明何运洪、李善亭是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千钧棒,把他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全国无产阶级革
    命派支豫战团、河南二七公社联合创办《直捣中原》1967年8月12日,第二十
    七期)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时四十分,地点:京西宾馆礼堂第一会议室。接见首长:康生、曹轶欧、吴法宪。被接见者:省军区、一军、军分区驻军各师、学校负责人。另外,还有省军区机关干部代表。一五三医院“红总“职工队”代表。〗
    吴法宪同志:康老在百忙中,今天来给我们指示。康老很关心河南问题,今天听了汇报后来给我们指矛
    康生同志:同志们,河南问题结束后,军队同志又留下开会。会议开了半个月了,会议开得很好。很多同志根据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检査了河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军分区、人武部也检查了关于支左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中央、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同志的讨论,将会使河南的“三支“两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成绩。同时,另一方面,在会议中间,犯错误的同志检査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错误,总的讲,应该欢迎那怕是微小的进步,虽然检查有深有浅,但这个开端是好的,我希望在实际中去改正错误。会议告一段落,该总结一下会议的工作和经验,将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席、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开辟下一阶段河南的文化大革命,使同志继续学习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精神实质,对贯彻中央指示将会有更大好处
    会议期间揭发了何运洪、李善亭和其他同志的错误,这些揭发无论对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后“三支”、“两军”,无论对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有很大益处。会议开得是好的,会议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干部的革命本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原因,犯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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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错误,但大多数同志了解了错误后,能够改正错误,这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的革命的本质。不管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象何运洪、李善亭的错误,一军某些同志的错误,甚至由于何运洪的错误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整个运动中会议中可以看到我们解放军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通过河南问题的讨论、解决,可以看出主席讲的三相信、三依靠。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们通过这次会议更加看清了这点。我相信当我们省军区和一军坚决改正错误后,必然受到广大群众对解放军更加爱戴和支持,广大群众必然欢迎解放军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相信依靠解放军这个真理。毛主席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支柱。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也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胜利。所以,相信、依靠解放军,是“三相信、三依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河南的问题,是长期地受到毛主席、中央的关怀。大家清楚地知道,二月十
    七日主席对河南就发了重要指示,也可以说在各军区,主席指示要召集解放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京开会,这是各地解决军队支左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解决解放军与造反派、保守派的问题,端正解放军某些同志的错误,这是首先的次。问题是何运洪不但没有执行主席的这一指示,相反是抗拒主席指示,这是对河南全体指战员最大最大的教训。因为历史证明,凡是执行主席指示的,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凡是抗拒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指示,不管什么干部,不管历史上多大贡献,必然会使事情搞坏,使革命遭到损失,必然会使自己陷到错误的、和主席路线相反的道路。
    林副主席曾总结过解放军四十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这一点我们河南部队指战员,要你们亲身参加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教训,就是必须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办事。但是河南省军区,以何运洪为首的一小撮人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不是坚决执行主席路线,而是抗拒主席路线,不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三支”“两军”,而是执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指示,反对主席革命路线,抗拒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如果说一时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犯了错误还是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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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的,但从二月十七、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五、六个月,长期不改正错误。这里同志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主席说,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改正错误那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长期不改正错误,就变了性质,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坚持错误,是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略,未记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介绍山东济南经验,因为他们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即有了错误是早改好还是晚改好?早改好;是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彻底改好不彻底改好?彻底改正好人们把它总结为“早
    底。”这就说犯了错误必须按主席教导办事,从这里
    边经过河南问题的斗争、批判、改正,这就教导我们怎样观察问题。林副主席讲过,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应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就常常看不到问题实质、主流、对与错、是与非。从河南问题,从何运洪、李善亭等人错误,也可以认识到,离开阶级斗争基本立场,那一定会把是非颠倒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对事物本质看不清。
    从河南也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在河南也好,在其他地区也好,有各种看法,主要的有两方面:究竞是大好呢还是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河南是一个,开封是一个,其他地区也有。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林副主席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大革命,思想的大革命,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对解放军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林副主席说:“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毛主席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估价完全赞成。林副主席这个估价也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估价从我接触到各省的问题,开始是内蒙,以后是青海、南京、安徽、山西、甘肃、河南,国外一些马列主义左派也接触不少,人们常常问,文化大革命收获是什么?问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我回答: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千百万工农兵劳动人民直接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最大最大最大收获。我们翻一翻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什么时候有过亿万人民直接掌握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用毛泽东思想直接教育群众,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所实行,这才能真正保证我们党、政府、军队不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保证我国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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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说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和我们损失比较的确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个真理广大群众懂得了。我们解决山西问题时,太原五中有个十七岁的女学生,叫郭×,受军区犯错误的干部所迫害,被关了一个多月,但他懂得两点,一是坚决拥护解放军,少数犯错误的人不能代表解放军;二是解放军介入大有好处,把解放军内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使解放军得到教育,问题得到解决,使解放军更加提高,更加前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同志们你们想想,每家都有子女,十七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吗?不是文化大革命,能有如此收获吗?他没有听我们的报告,这是从受迫害中得到了教育。这就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教导下,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因为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使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就保证了我国党、政、军领导不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篡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就拿省军区干部、战士、独立一师、二师、驻军中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广大指战员来说,你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不管程度如何,是大大提高了,况且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立过新的功劳。有的同志犯过这样那样错误,也从中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死几个人,出一些乱子,比起收获,还是微不足道的。林副主席所讲的真理通过河南文化大革命,过去现在将来都会证实这是马列主义真理,就会更进一步了解林副主席这一指示,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但这要有个条件,决不能拿刘邓路线观点来看,而一定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用无产阶级立场去看,这样是非才能看清楚。同志们,从你们亲身体会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历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阶级看“好得很”,另外一个阶级看“糟得很”,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说过的。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如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当前是大好形势。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泽东想的认为形势很糟。武斗很严重,甚至开了枪,有的地方很乱,河南也算乱的个省,而且是和武汉反革命暴乱联系着的,甚至于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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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发生了开封“七·三一”事件。我们怎样去看这种形势。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那个地方出现了这种乱的时候,就是矛盾彻底暴露的时候,矛盾的彻底暴露有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那个地方经过乱,那个地方形势就会更好。事实证明,从这两天人民日报报导看,青海形势不是很好吗?青海过去不是大乱阵吗?青海岀了解放军里最少最少见的败类赵永夫,很多人丢了性命,刘贤权被斗争并兔了职,这不是很乱吗?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青海形势很坏,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从这两天报导看,青海形势就好得很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都受到很大鼓舞,报上报导武汉受到很大鼓舞,青海这样,其它各地必然会跟着出现更好的形势,内蒙古据说形势也很好,滕海清来了,我也还没有见他。对武汉事件,林副主席有重要的分析,林副主席在分析形势中,对解放军有最重要的指示。这指示是从形势分析出发的。武汉事件本身是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这对全国全军教育是很大的。我扼要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八月九日林副主席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曾思玉、刘丰同志,在北京的几个大军区同志也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也参加了,吴法宪同志也参加了。林副主席首先从文化革命形势讲起。他说:武汉事件木身是一件坏事,但它可以变为好事对全国工农兵革命群众,对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武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意是那个地方乱得越彻底,就会出现大好形势,中国现在看武斗严重,问题暴露得越发清楚,仝国文化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林副主席是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讲的。林副主席说:不是一切坏事都可以变为好事,坏事变好事,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但是是在一定条件下坏事才变为好事,首先个决定的条件,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坏事才能变为好事。二是有毛主席缔造的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通过四十几年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思想长期培育下(康老:我插一句,也是在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这是支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有四十几年的斗争历史,和全国人民一道解放了仝中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它是有着伟大功绩,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有毛主席、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也就是武装了的工农,长期和人民血肉相联。有了这些条件,文化革命中一切看来是坏事的,都可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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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好事。林副主席说,有几件不好的事情,不要使它掩盖起来,而应当使它暴露出来,矛盾的暴露必然接近矛盾的解决。矛盾暴露看来有些乱,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乱可以变为治,这是辩证的关系,有很多实际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河南问题也看得清楚。坏事不能隐臧。乱是矛盾的暴露,矛盾的暴露接近于矛盾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通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副主席再三地讲,要掌握辩证法,不要悲观失望、惊惶失措,乱肯定会治。河南问题已经出现好形势。(康老:河南问题还会有曲折,如开封形势还很复杂,军×××团从郑州调往化肥厂,保守势力阻止进厂,一些农民被骗进城,还有很多问题。这些可以理解,不管如何,改变不了将要和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不要怕乱不要看到一时现象就朿手无策。林副主席接着对所谓乱做了具体分析,林副主席说,乱有四种:第一种,好人斗坏人。这是好事,是必然的;第二种,坏人斗坏人。这是在斗争中彼此暴露自己的面貌,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这种乱对我们的斗争有利;第三种,坏人斗好人。这种情况也有,河南的“保守组织镇压真正革命造反派二七公社,打击革命同志”、“百万雄师斗争三新、三钢”,这种形势出现,当然不是说“百万雄师”中所有人都是坏人,主要是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坏人斗争好人谢富总理和王力,王力同志脚被打坏,现在还挂有拐杖这很好,暴露了陈、钟的反革命面貌。广大群众立刻觉醒起来了,你们在北京看得很清楚,ⅹⅩ×万人开会示威游行,这就是陈、钟斗谢、王岀现了大好形势;第四种,好人斗好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容易解决的,如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比较好解决。最近武汉一些学生和清华井冈山学生,听说还有河南二七公社的人,到武汉,由于思想不对头,贴了武汉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但把道理讲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你们那样去反曾、刘不是帮了陈、钟的忙吗?林副主席讲:这四种乱的形式,前三种,对我们有利,后一种也容易解决。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大好,这是百年大计,万年大计看到一个时期的乱,同志们要沉着冷静地分析,经过乱才能达到治。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林副主席还讲,部队支左工作中有些地方有些同志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犯有错误中绝大多数人希望他们能迅速改正错误,不是希望一下垮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是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不让他垮,这是我们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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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要帮助他,教育他、挽救他,这一点要理解。(康老插话,这个政策河南来得早的同志从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何运洪的错误是采取这种方针,这点张树芝同志了解,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有时半夜想起来还要去给你们谈谈。)这个政策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从毛主席对武汉问题指示中可看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冋志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这是最后给他们的出路,从这个批示,可以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挽救,当然陈、钟能不能得到谅解看他们的了。同样,何运洪不要失掉时机,不要坚持不改,不要改而不彻底,不要同群众对抗,改得好还是同志,中央帮助你,还要看内因。河南得到什么教训?前一时期是坚决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后一个时期有的同志如何运洪、李善亭和一军个别同志,言行不一致,玩弄两面手法,这个教训很深刻。一个革命同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光荣的军队干部,决不能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决不能这样。从开始到现在,总感到有这个问题,这一点省军区要注意,一军同志也要注意,“7·31”事件发生与这个问题有关,就是一方面承认错误,但另一方面有时因为姿态不高,态度不明朗,改正得不彻底,在客观上有这个因素,开封这个因素更多一些。抗拒、坚持必垮、玩弄两面手法同样要垮,改错不彻底会越陷越深,最终也要垮台,这不是中央的希望,中央的精神是不想让犯错误的同志垮下去的,要教育帮助他们,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要垮台。林副主席特别讲到这个题,除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指示,紧紧掌握大方向:掌握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外,要不垮台还要做到三点:
    (1)紧紧地掌握着底下的情况,左派的情况,右派的情况。要及时地请示报告,多请示,多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河南的问题有很大的教训。何运洪犯错误,恰恰不是掌握运动的真实情况,他掌握的是反面情况,把左派当成右派,把保守派看成依靠力量,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完全站错了队,这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对左派抵触,厌恶,甚至仇恨。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立场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二是掌握情况问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现在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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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往往不是很真实,要真正掌握情况,这是重要的一条,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下。(何运洪偏听偏信,听李善亭的,另外,听军区机关一些同志的,听丁石的,听丁石秘书李伟的,听省委机关总部的,听赵文甫、杨蔚屏的,赵文甫、杨蔚屏都写信赞扬你。)林副主席说:“多请示,多报告”。河南军区不请示,不报告,甚至有指示不执行,抗拒。比如刘建勋问题,有错误,改正了嘛。在北京参加了
    三结合,报纸上登了。头脑清醒的人,看了以后,可以改过来,相反的是更加要坚决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何运洪还说河南问题要由河南五千万人民来解决,不是由中央决定。由五千万人民解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代表不代表五千万,你把自己封为五千万人民的代表就不妙了。五千万也离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林副主席说要紧紧掌握下边情况,要多请示报告,不要自以为是,有电话,电话不行有电报,电报不行有飞机
    (2)现在,左派、右派、保守派,阵线比较分明。林副主席说:解放军的同志不要以冲军区不冲军区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应该以路线为标准。要看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合乎不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有事与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办事。坚决支左,对保守派不是简单地镇压、打倒、取缔。应该是争取、教育、分化。如对十大总部要做争取工作,教育工作,对开封的化肥厂工人也要做耐心教育工作。我开始很注意省工人总部,他们的代表李通,是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是从青岛海军转业下来的,家庭背景不很好,有海外关系,我看不象工人,是一个工会干事,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市工人总部的服务员也不是工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开封化肥厂许多是转业军人、退伍军人,这些人走错了路,搞起武斗来更厉害些。对待保守组织要进行教育,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他们的坏头头。中央7月13日关于不准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的指示,很多地方没有向农民传达。林副主席说:对保守组织要进行政治工作,不是解散、取缔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说服教育,分化,做争取工作。比如陈永贵同志和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解决山西晋中平遥县的问题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平遥县(属晋中专区)人武部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四个县民兵六千人一下子拥进平遥县镇压造反派。陈永贵同志、六十九军军长、军分区副司令员一道去解决。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支持人武部。平遥县有六个城门。保守组织占了五个门,造反派只占一个门,人武部给民兵发了枪,还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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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陈永贵等同志到平遥后,教育他们,叫两方面派代表谈判,不要武斗。陈永贵同志一进去以后立即被保守组织包围了。保守派开了枪,打死造反派十一人。个徒手连进去保护陈永贵也被包围了。我们耽心陈永贵等同志生命有危险,研究办法,有的同志主张开枪镇压,中央不同意,叫一个团全副武装开到城的附近,在外面声援,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把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农民不要进城武斗”等指示,散发传单,陈永贵也内部作工作。农民纷纷觉悟了,把人武部的头头抓起来了,把枪缴了。这方面既要作保守派的工作,还要作造反派的工作听说:二七公社的基层组织有报复情绪。借抓“百万雄师”、“产业军”为名抓了不少的人,只要有四川口音、湖北口音的,带湖北粮票的就抓起来。这样不好,要教育他们(这是听说的,没有调査证实)。要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争取教育保守组织。
    (3)不要太急躁。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问题来了不要急,要调査研究。急了容易犯错误,慢了也有可能犯错误,但急比慢犯的错误多些,所以要冷静,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作风。要学习主席这个作风,可以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早改比晩改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彻底检査比不彻底检査好林副主席讲,解放军过去没有介入,一介入仓促上阵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问题是犯了错误就改。林付主席讲,为什么有些解放军犯错误?这有很多原因,过去解放军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三座大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干部在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政策上,有准备有经验。所以能解放仝中国,但是解放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面临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仍然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末解放军内部有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呢?广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革命各种政策不熟悉,新的阶段在理论上思想上没有或很少准备。过去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现在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过去旧的理论,旧的思想,旧的政策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私字当头,没有肃清。在此情况下,难免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犯错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犯错误的有两种人,一个愿意改;一个坚持错误不愿意改。过去我党有些干部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些干部遇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思想的大革命,这场革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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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革命,资产阶级思想会侵蚀我们,使我们左右分不清,是非分不清。犯了错误,要改,不想改正错误是很危险的,使自己回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因此,林副主席说,当前要抓紧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努力把毛主席思想搞好,搞不好会出现内蒙问题。过去各级政治部,在反对谭政方面有进步,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多政治机关思想落后于形势。你们河南省军区、军分区、一军看看你们的政治工作很多政治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站在保守组织方面。因此,要大大加强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如果解放军不搞好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抓政治工作,必须认识清楚,一切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十八年来,我们政府机关有很多班子是旧的。因此,有些人拿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影响到政权,要使政权不变颜色,就要搞好领导班子。旧班子犯错误的自己要下决心。希望垮得少,但自己坚持错误那就要垮下去。林副主席说:自己要垮那没有办法。地方垮了,军队要接。军队搞不好也会垮,所以我们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有的人旧思想很严重。中央还要帮助他转过来。总是使他不垮,不打倒总是好嘛,这样对大多数干部信任依靠,通过训练教育,少数犯错误的转过来,使国家政权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政权。我们的会议就是体现了主席、林付主席这个思想。明天有的同志要回去,有的同志还要留在这里斗、批、改。会议到第二个阶段,有些同志回去进行工作,有的同志继续教育训练。第三阶段,不但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要来的,不断地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干部更加提高,把犯错误的干部逐渐地转过来少犯错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四、中央决定后河南的新形势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8月20日刘建勋同志接见了“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基层组织服务员,作了重要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今摘要如下
    (一)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对待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问题。(二)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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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对于“文攻武卫”问题,这个口号是“二
    七公社”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把它肯定了。当时,何运洪勾结文敏生、赵文甫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武斗,围剿、镇压赤手空拳的革命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冶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当然,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我们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武卫”这个口号,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当敌人挑起武斗时,我们就要反击,要自卫。但我们决不首先打出去。决不把武斗扩大化。现在,我们要建立新的革命秩序。
    (四)防止“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问题。省直革联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这是大好的事情。这里,我也提醒同志们注意,一定要把领导权切实掌握在坚决的革命左派手中。反对离开阶级路线,片面强调“民主”多数”。现在,有的人就是想打着“民主”、“多数”的旗帜,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要求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妄图篡夺“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吃掉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夺了权之后,由于缺乏经验,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是难免的。只要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不能纠正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混水摸鱼,防止一小撮走资派钻进我们队伍。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胜利了,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防止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有的单位出现“打内战”的苗头,一定要认真开展整风,领导骨干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作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不要使“内战”扩大化。革命造反派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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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能把“内战”的火苗扑灭下去。经过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时间:五日夜到六日晨三时。周恩来、康生、吴法宪、戚本禹等参加接见
    九月七日下午,王辉同志在河南省体育馆“二七公社”基层服务员会议上传达
    、周总理及其他首长要求二七公社及河南驻军很好地学习八·二五号召
    九月一日中央首长讲话,九月四日主席亲自批发的命令,很好地执行,很好地贯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偏僻的地方,可以派飞机散发传单,使《8.25号召》、《九·五》命令家喻户晓。
    集中力量搞大方向,狠斗文敏生、赵文甫,把他们斗倒、斗臭。总理讲:你们的仓库是一级战备仓库,听说仓库被抢,问题是严重的。
    抢了枪的要交出来,二七公社的情况我们很清楚,军队要按中央指示办事,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五日晨总理来电话,让开封老保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因开封发生反革命暴乱,老保给一军及“八·二四”发了最后通牒,让退出东郊)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八·二四政治上的支持
    四、总理讲:听说你们那儿每天都有打死人的情况,这很不好,要立即制止,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处理。(首长问死伤情况时,回答有八人。总理说,不止吧,有30多人。)
    五、二七公社、驻郑解放军对不同观点及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讲政策,现在在北京告二七公社的人很多,希望你们能按政策办事。
    六、希望你们能很好地把“抓革命,抓生产”的任务搞起来,秋收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秋收搞得不好,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就有罪,工业要很好地抓上去
    七、军分区、县人武部不搞四大,要进行正面教育。
    八、现在有些人对仝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请你们与二七公社共同注意教育无政府主义的人,防止坏人混水摸鱼,现在有些行动破坏了社会治安,希望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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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枪和物资,告诉二七公社自动送回国库,协助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你们的权力要认真执行。
    十、军委吴法宪等首长指示:河南军区改组了,何运洪垮台了,二七公社胜利了,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二七公社要做送枪的模范。
    康生同志、戚木禹等同志指示:你们那里有乱打枪的现象,治安不好,人心惶惶,同志们要共同加以制止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内部参考)
    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宣传部1967.9.7开封八·二四宣传级翻印
    1967.9.23
    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十六时三十分到十八时三十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康老问:你们编几个大组?
    答:十一个组。还来了几个造反派康老:听说河南二七公社分两派?
    郑大×××答:郑州没有,下边有的专区乱一些。康老:听说夺枪的?
    郑大ⅩⅩ×答:主要是中学生夺的。他们看到大学发枪了,他们就抢起来了。河医×Ⅹ×说:抢枪的主要是从河造总过来的中学生。康老问:铁军现在怎么样?
    郑大×××、河医×××答:他们一部分跑了。康老:听说你们二七公社也出去啦?××答:主要是受北京影响。
    康老:你们可以发表个声明,说我们现在不要保姆,也不要保男了,这一条要马上告诉家里。革命造反派受压抑的时候,组织比较纯洁,比较注意政策,所以在受压抑的情况下也能坚持。特別是中央支持以后,组织解除了压迫,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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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地位变了,思想就容易骄傲了,政策就容易岀偏向。组织庞大了就容易不纯,对政策也不注意了,认为我什么都对,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就容易犯错误。
    二七公社在开会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但事物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情况变化了,就产生报复情绪,政策就不那么讲究了,态度就不谦虚了。对保守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争取分化、团结,而是利用优越的地位想把其它群众组织搞掉,这样自己本身就容易脱离群众,千万注意这一点
    (这时进来了几个造反派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康老说:刚才我讲的是在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就骄傲起来了,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了,对过去反对过自己受蒙蔽的群众想用优势压倒,不把头头和群众区別开,实际上是重复过去河造总、十大总部和何运洪的错误。最近我对河南情况不大了解,听说二七公社内部不是那么很一致,不很团结,特别是前段抢枪,甚至攻击警备区司令部、筹备小组,这样就容易走向反面。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二七公社是跨行业的组织,过去是二七观点的人都参加了,组织很不严密。组织扩大了容易不纯,原来听你们(指二七公社)说要整风嘛!内部不纯要好好争取、团结群众在大批判中搞大联合。河南搞了一年啦,到现在连个革委会还没成立,说明比北京、上海落后了,这是一方面要注意。
    还有一方面,听外省讲二七公社跑到外省去的不少,主观上是支持外省革命,实际起相反的作用。你们说北京的学生帮你们的倒忙,你们去不也是帮人家的倒忙吗?这个你们给家里说一下,叫赶快回来搞自己的斗批改。
    康老问:现在你们(指二七公社)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答:北京很少康老问:哪个地方多×答:黑龙江、长沙、广州
    康老说:是啊!南到广州,北到黑龙江。现在和过去不同啦,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学生是岀去煽风点火,推动了各地文化大革命。现在群众都起来了,你们对情况不了解,不需要包办代替嘛!对那个地方不会起积极作用,会使那里复杂化,去可能会给人家搞分裂,有的还不自觉地将矛头指向中央承认的革委会,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有错误,他们可以通过整风自己解决嘛!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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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错误的。打乱了中央的布署。听说三钢、三新还有河南的跑到了上海帮了倒忙,我希望二七公社把去的人叫回来,要向北京学。
    康老问:八·二四出去了没有?
    开封八·二四×××答:有到黑龙江去的;上海去了三个人,主要是了解下情况。
    康老说:上海所以比较稳定,是工人领导学生,不象北京学生领导工人,上海有这个传统,上海运动一开始工人就起来了。
    康老接着说:你们河南也有客观条件,有很多产业工人,但主观做的怎么样?过去二七公社在工厂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很不够,十大总部在工厂蒙蔽了很多群众,你们想想,一个工厂除了极少数坏人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不都是阶级兄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仇恨呢?他们都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而自己的阶级兄弟打内战动武器,这里关键问题是几个头头和幕后人。学校也是这样,广大群众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少数是宗派主义,有的是受坏人利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康老说:二七公社现在不是出去跑的问题,而是要把自己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整顿。另外要大量地作工人、工厂的工作,促进工人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河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康老问:洛阳工厂的情况怎么样?如拖拉机、重型机械厂。
    洛阳八一六×××答:现在是一半对一半,生产不好恢复,正在作恢复工作。康老说:这个要做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压,要有正确的政策,河南工厂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我相信河南新的领导一定能领导大家做好这个工作。
    康老问:开封化肥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八·二四”×××答:我们来八、九天了,来时还没有解决。刘建勋同志说要做政治工作,我们“八·二四”造反派和解放军组织了宣传队,要开展工作康老说:“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毛病是不少的,眼睛要看到这些。康老接着问:郑州铁路、砂轮厂、纱厂的情况怎么样?郑大Ⅹ××答:铁路没问题,几个国棉纱厂跑得多,没回来。
    康老说:别怨人家不回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叫人家知道回来安全、不挨打才会回来。要教育,不要报复,那有工人不关心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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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ⅩⅩ×说:我们学校没有报复,对战斗师的学生是热情的,工人可能有些报复情绪。
    河医东方红×××说:我们连头头都没有抓。
    康老说: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嘛!教育他们不要报复,天气冷了,叫他们都回来
    康老接着说:有个例子,合肥的情况比你们还厉害,用机枪打,两派势不两“九·五”命令下达后,解决得很好,炮轰派自己把头头抓了,炮轰派开了
    五万人的大会,好派放鞭炮欢迎,今天开二十万人大会,两队并排游行,解放军在前面。现在两派竞赛,交枪看准交得快,中央要向全国通报,要学这个样子。
    康老说: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些,主要是谈武装干部训练班的问题。
    吴法宪司令员说:康老的讲话很重要,你们(指二七公社)马上告诉给家里康老说:我是关心这个事,想叫二七公社做个好样子,做出模范来。我给二
    七公社谈过,不要象旧社会那样婆婆压媳妇,媳妇当了婆婆,又压媳妇。
    康老说: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开始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认识不要紧,这是正常的。主要是让大家对这次会有个正确认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决定的重要措施,这是巩固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措施,这不光是河南,各省市都要轮流来,我们计划一年之内把各省军区、分区、县市人武部领导干部都学习一次,以便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觉悟更加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路线觉悟,加强团结,更好地工作,这不光是河南的问题,但不能一下都来,要分期分批。
    康老说:武装干部训练,我们不能只从消极方面看,大家总觉着这个训练班有些倒霉,见不得人。将来填表要写某年某月某日……。应看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是林付主席讲的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川练班
    康老说:今天不多讲。各大组,小组要注意掌握这一点。另外还有一点,练班不是来整这些同志的,相反的这是爱护我们解放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关心我们的干部。当然罗!它的结果是有错误改正错误,是了解、学习、运用主席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训练班。我们部队不是有讲用会吗?我们这是大讲用会就是了,用毛主席思想,讲用会就是要亮思想,用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照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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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克服缺点,增强党性,提高路线觉悟。二七公社也好,“八·二四”也好,定要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河南要求把何运洪、李善亭揪回去斗,要求是合理的,但还不是时候,要给他时机检査,很快回去不行,看起来,听听你们的,实际是慢的
    康老接着说:准备开个全体会,今天先叫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有些同志支左中没有犯错误也来了,革命小将也来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你们自己也是个学习嘛!这里没家里热闹,不要觉得冷冷清清,现在就是这样,要坐下来,叫屁股和凳子结合一下。现在不是用脚和腿跑,是要用脑子。我准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一块和大家见面,使同志们很好了解一下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康老问:那位先讲?赵复兴同志汇报。(略)
    康老说,毛主席说:每省都要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小则二百左右,中则五百左右,大则千人左右,河南可能再来一些。
    赵复兴同志汇报到参加会议人员时,康老问:一军谁来了?(答:来了五个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参加人员有埋怨情绪时,康老问:埋怨什么?
    聂济峰、赵复兴同志答:埋怨何运洪、李善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大家很气愤,来到当天下午就造了他们的反
    康老说:造反要摆事实讲道理。并问:武斗了没有?(答:没有。)不要武斗,不管是对谁都不要武斗,对俘虏也还是优待嘛。革命小将参加要注意,武斗就要犯错误。你们看报没有?(指《假四清真复辟》)王光美六三年在桃园搞吴臣,低头、弯腰、燕子式。原来武斗“坐飞机”是王光美发明的!革命小将怎么能向王光美学呢?何运洪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他给我写了个信说河南造反派要揪他回河南,我说不要慌,他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一定好好检査如果你们在这里搞武斗,还不如叫他们回河南哩!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有的同志认为来学习的都是错误严重的时,康老说:我刚才没有讲吗?我们这个训练班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
    吴法宪司令员说:是啊!是文化大革命的训练班
    康老问:江青那个录音放了没有?(指九月五日讲话)(答: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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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算完蛋了,康老说:完不了!完不了蛋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的同志来时路过家乡感到格外亲切时,康老说:伤感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干部有换班思想时,康老说:调动一下地方是个正常现象。
    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说这回把人得罪完啦,回去无法工作时,康老说见不得人啦!你只要把错误改了,群众是讲道理的。
    当赵复兴同志汇报到有些人没有他的名,也到这里来了的时候,康老说:那好嘛!说实话,我不敢叫何运洪回去,就是怕把他打死了,(众答:活不成。)康老说:那不一定,掌握好政策嘛!不过总有那个危险。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要满腔热情地一看二帮嘛!批评也是帮助,帮不上是另舛回事,还是希望他好嘛!不能忘了还有个办法,你们领导小组、组长和他们个别谈话,要劝导,要以身作则,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那个意思是,不犯错误不是能千人,能干人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才是有才干的人
    汇报到同志们都不愿和何、李在一块住宿、吃饭,怕说在一块开黑会、划不清界限时,康老说: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吃饭也可以做工作嘛!部队干部怎么能和中学生一样,在一块做思想工作嘛!
    当汇报到军区领导干部情况时,康老问:吴永光从湖北调回来了吗?(答:回来啦。)当说到吴对错误认识不够时,康老说:他到武汉后起到了作用没有?汇报到周志坚不愿来学习时,康老问:有个消息说周志坚穿便衣参加武斗?(答:是周志坚穿便衣去了。)
    当汇报到一军的情况时,康老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再来一两个干部觉悟比较高的,从司、政,后来,帮一帮他们,工作忙不一定全在这里,空军四
    十三师也可以来人帮一帮
    开封“八·二四”×××说:刚才一军谈了,他们压力大,他们在开封镇压“八·二四”,罪恶也大,他们虽写了检查,一个深刻的也没有。康老说:还要有个时间,一军认识比较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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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说:他们党委决定,还有师的干部,不能把党委都搬到这里解决康老说:今天下午安排得太紧了,下午安排三场会,明天上午十一点继续开?康老最后说:这是文化大革命训练班,保护教育干部训练班,维护解放军声誉的训练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训练班,总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
    最后吴法宪司令员说:回去各组织把康老的指示传达一下,不要开大会,要开展思想互助。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翻印一九六七年六月二
    十一日政教系分会宣传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
    八
    〖时间:九时五十五分到十二时四十分,接见首长:康生、吴法宪。被接见者: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领导小组大组长及造反派代表。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当康老看到各大组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送的决心书时说:送决心书好,欢迎你们这个态度,要立新功很重要,大家入党很多年了,光吃老本不行,包括我在内。
    咱们是学习嘛!学习文件,讨论问题,要允许讲不同意见,也允许人家讲错两句话,讲错一、两句话是常事,尤其是学习嘛!每次讨论讲错一、两句话是很自然的。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讲得不对,可以允许他们改正,上午讲错了,下午改正就好嘛!也是可以的,学习时也要象解放军那样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岀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要活泼一些,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大家可以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随便讲吧!
    你们的学习计划,可以发给大家看一下,我看,基本上还好,方向还好,当然学习的文件还可以研究嘛
    当新乡××同志谈到江青同志谈话中关于对解放军的态度时,康老讲:这条江青同志讲了,讲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忠于毛主席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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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都这样认为,国家一日有事,一旦有敌人来了,就会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同敌人奋斗,还是很勇敢的,要相信解放军大多数。我们要教育青年们,青年们对老干部要一分为二,要热情帮助;当然,革命小将要揭发批判斗争是应该的,应该理解,但是革命小将要全面地看他们,他们的本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为什么毛主席叫你们来学习?就是相信大家能够改正错误,能够立新功,所以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也讲了这件事。
    当开封×××同志代表全体同志热烈希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康老点点头说:好
    当驻马店×××同志汇报到大家要求要来见康老时,康老说:上次讲了,先了解情况,将来开大会,先调査了解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后,总理、江青、伯达、我都去和大家见见面,这个要求是应该满足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郑大“联委”革命小将×××同志汇报时,康老向吴法宪同志说:“军委文件汇编”,给一个人发一本,如果少了,一个组发几本,轮着看看!(吴法宪同志答道:可以!一个人发一本吧!)
    革命小将讲到有的干部接近我们很拘束时,康老说:要多听造反派的意见,即是不对的,夸大的也要听,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们也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同志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造反派的同志髙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你们有错误,让他们揭发一下更好,检验一下我们对错误的态度,要主动地去见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改正错误不仅靠我们自己,也要靠群众帮助,把门关得紧紧的,新鲜空气就进不来,应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革命小将谈到我们对何运洪很气愤,来到这里看到了他,就想狠狠斗他。康老说:“这个也需要的,实际上是促进他的觉悟。”
    革命小将谈到要为毛主席多争取一个干部,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时,康老说:“对!这个对!”
    革命小将谈到河南军区几个当权派编到一个学习组有问题时,康老说:这个要研究,要分开,必要的时候他们再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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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小将讲到个别干部态度不好时,康老说:可见人呀!阶级斗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是反映社会上的一个阶级的思想。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的问题时,康老说:一军的同志,首先把你们自己的东西先清理先检査,不要都推给别人,现在首先检査自己,好一些,徐文礼有徐文礼的责任,希望一军的同志先责已,不要向军长、向别人身上推。毛主席教导我们责人要宽一点,责已要严一点。这是一般情况,当然敌我矛盾是不一样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干部之间的问题。不是说,他不来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意见可以考虑嘛!目前先检查自己,先责已
    革命小将谈到一军应来几个转得比较好的同志帮助他们时,康老说:这个需要,这个需要。
    最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个问题:要求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大家,我回去后把这个要求转达给他们,这一要求是可以实现的。(同志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个问题,提岀的时间问题,增加学员问题,我们要通盘来硏究,同时也要考虑河南的情况,要和刘建勋、纪登奎、张树芝同志商量,既照顾这里又照顾家里。
    第三个问题,同志们初步起草的计划,我们可以研究,我看,大的方向是对的,但具体问题、学习文件可以增加,补充一下,可以参考。
    第四个问题,学习的同志犯过错误,错误性质不同,不管大的、中等的、小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多读毛主席的著作,多读林副主席的著作,多研究中央的政策,改正错误也好,立新功也好,都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武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这个武器,工作才能得到效果,要多学习。另一方面,多检查自己,同志们有这个经验吗?开始认识错误都是从不大关键的问题开始,触及灵魂的问题,关键的东西,总是认识慢些,痛苦些,越发怕痛,越发关键,所以,越是关键的东西越要向它进攻。深检査,多学习,同时,多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造反派的意见,其它同志的意见,无论是造反派的,本机关的,“八·二四”的,“
    七公社”的,“八·一八”的,这些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多接近群众,多学习,深检査,多听意见,多接近群众,毛主席说,有事与群众商量。过一个时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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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提高,绝大多数同志能够检査过去错误,能够立新功。但是不排除个别人,思想顽固,我想是极少数。
    今天很好,各分区同志送了决心书,反映了情况,我们去研究一下,看一下,中央文革、中央的同志再接见全体同志。今天就讲这一些。
    最后当造反派同志检讨自己错误时,吴司令员对造反派说:你们讲得很好我们很感动,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态度很好,主要是我们解放军干部犯了错误
    (河南组整理)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开封师院八·二四宣传组
    翻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刘建勋在接见河南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的讲话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随便讲几句话。我回河南来两个多月了,忙忙碌碌没有看望同志们,今天来看看同志们。我代表筹备小组和军区党委向同志们问好!刚才同志们学习了一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想就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谈一点个人体会
    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这个最新指示,代表毛主席一贯的干部路线,字字闪金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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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是真理。这里边包括对干部的估计,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提高,又如何改正错误。这些都是毛主席对于干部的政策。刘、邓在干部路线上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从这个最新指示中,也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如何关心我们的干部队伍,如何关心广大干部,包括犯错误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毛主席对干部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斗私、批修”。象过去整风一样,在自己的脑子里展开“斗私、批修”。无论如何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不要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其次,我一年多没有和同志们见面了,我说一点我犯错误的体会。我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是我们的干部中完全不犯错误的人是很少的,做工作总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谓错误,无非是两种:一是在过去工作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也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从我个人说,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都有,而且在若干问题上还是犯了严重错误。虽然我改正得并不那么好,但是怎么改正错误我是有体会的
    我们做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不是打笔墨官司的形式,而是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运动开始我也不理解。认为只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打打笔墨官司而已。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是发动广大工农兵起来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一场大革命,经过这场大革命,在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领域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通过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揭发和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在各个方面的流毒。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定牵涉到各级领导干部,自己的缺点、错误也应该在群众运动中改正,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除去走资派以外,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小,这次在广大革命小将、革命千部、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自己改了,就没有了,自己的路线觉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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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过去脑子里的毒,把走资派的流毒肃清了,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生根了,这是很好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了,多数同志是很好的,和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站在起进行这场大革命,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犯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直到现在还有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很好,这就要经过“斗私、批修”,乘整风的机会,重新受教育
    根据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广大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也是热爱毛主席的。革命小将起来闹革命,炮轰司令部,那是毛主席批准的。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省体育场开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提出号召炮打司令部,首先炮打以我为首的省委司令部。同志们听说炮打有点害怕,不大习惯听,真打起来火力比较猛,这没有什么坏处,炮打就是批评,说炮打是形象的话,并不是真的开大炮来打你,不然一开炮不就打死了?批评司令部有什么不可以呀,如果你有错误,批评把错误改掉,岂不就更好了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红卫兵小将讲了句有名的话,他说:“我们炮轰你们司令部,炮轰你们,为了使你们变成左派你们还有点错误,脑子里毛泽东思想还不占绝对权威,还有些流毒,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炮轰把错误轰掉,你就成了好干部。”这话很好,革命小将炮轰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无非是轰你的错误,这有什么可怕呢!刚才同志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私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离开这两条根本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们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快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边,还有个别同志度和革命小将的关系闹得比较紧张。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如果现在还存在有这种现象,改了就好吗。据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也是怕字当头,对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革命小将一起来造反,我认为就乱了,赶紧派工作组进去,工作组进去干什么?就是为了束缚群众的手脚,说穿了就是为了使群众得按照我脑子里的框框来进行。如果离开了我的框框,就认为是乱了。就是这样很不理解,这就叫路线错误。不能说我没有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没有整群众的黑材料,就是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运动,这本身就是路线错误,就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重新教育下,脑子稍微开了点窍,才懂得乱并不可怕,为什么怕乱呢?乱的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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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的是资本主义,乱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乱,有什么了不得,就是要乱,乱了才有治,乱中有治,不破不立,破中就有立,不乱怎么破!当时也不是那么高明,稍微开了点窍就好一点,我就不大怕了,无非是炮轰嘛!炮轰司令部,我是司令官,人家一炮轰,就得分析,炮轰对的,就得接受,作自我批评,不仅不反对,还支持你炮轰。同志们要有这个勇气。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是怕炮轰,谁炮轰你,你就反对谁,思想抵触,这就不对,也就糟糕了。同志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想这两种经验、两种情况都有,炮轰对了就欢迎,而且支持你炮轰,这种同志不少,这算是懂了点毛主席革命路线了。炮轰我的错误,我就支持,我就检讨,而且向革命小将学习。炮轰的内容有若干不对,但是炮轰本身还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新秩序。炮轰以后建立一个新秩序有什么不好?炮轰就是批评,过去没有文化革命以前,平时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谁敢批评你。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文化革命,就是叫群众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干部掌握国家大事,群众起来批评好嘛。将来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还要和革命群众取得经常联系,不对的允许炮轰。…轰,就不敢继续犯错误了,就更好了。炮轰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同志,不怕炮轰,欢迎炮轰,炮轰的不对,行动上不反对,思想上不抵触,还支持革命派,这样的干部,就算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去掉了私字。就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了,这是很好的。在座的这样的同志不少,据我知道河南各级干部有这么一批是不错的,是敢字当头,而不是怕字当头,可是也确有一些同志敢字不大,怕字当头。曾一度和革命红卫兵小将、本机关的一般干部的关系闹的比较紧张。为什么闹得紧张呢?人家一炮轰,你就害怕,思想抵触,说话顶牛,就是怕字当头。就是说害怕人家批评。自己有私心杂念,人家炮轰你不满意,轰就顶牛,这样就和广大革命群众抵触,关系紧张,自己的错误也得不到改正。我看这样的同志有一些,直到现在和群众的关系还不融恰,就是对炮轰不大理解。凡是不大理解的同志,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要把私字换公字,就是“要斗私、批修”,经过斗争,改造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破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方向和革命群众的紧张关系就解除了,这有什么不好啊?这不是说的走资派,走资派是怕群众的,不敢见太阳,他躲起来,耍阴谋,压制群众。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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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就教导我们说: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国民党,凡压制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结果。从文化革命运动中也可以看岀来,谁镇压群众运动,谁没有好结果。何运洪不是镇压群众运动吗?我看不但革命群众不能压制,就是落后群众也不能压制,只能教育。压制群众的人,耍阴谋的人都要倒霉,都要垮台,绝没有好结果最近我听说有一个人怕群众怕得要死,没有地方跑了,就跑到监狱里去住。自动住监这有什么好处,住监狱里跟犯人在一起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躲避红卫兵小将,躲避炮轰,这样自然就和群众紧张了。不管你的错误大小,这样做就不对要到群众中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会把你的错误扩大,也不不会把你的错误缩小。只要我们破私立公,一定可以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很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脑子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在革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清理我们的思想,肃清党內最大走资派的流毒。如果说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路线觉悟不髙,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应当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理,现在是时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我们就应该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在一起,实行“三结合”整风的方法,座下来进行学习。如果过去是怕字当头,现在就不要怕了,要到群众中去。何运洪是个例子,他把群众说成是牛鬼蛇神,说“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在北京我问他,我说:“老何啊!你到群众中去过没有,你发现有几个牛鬼蛇神?”他说“没有去过。”我说,你没有去过,怎么知道学生中有那么多牛鬼蛇神,岂不是自己搞错了吗?何运洪开始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来介入以后,光到省委机关和赵文甫鼓鼓捣捣,没有到工人当中去,没有到学生中去,没有到机关一般干部中去。他听不到群众的声音,听到别人说牛鬼蛇神,他就当牛鬼蛇神来干。哪有那么多牛鬼蛇神?当时我在北京,听说二七公社开会就可以到十万人,十万人都是牛鬼蛇神,那还能待得住?何运洪害怕群众,没到群众里边去,没有深入群众对群众不了解,走到了群众的反面,到镇压群众,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由于他这样发号施令,使我们许多干部跟着他犯了错误,这是很不好的。
    对文化大革命,有的同志理解,有的同志不理解,直到现在还有不理解的。同志们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当中去,只有到群众当中,才能懂得群众的感情,才能懂得革命小将的感情,他们是一片热心,忠实于毛主席的。他们所谓炮轰,无非是炮轰你的错误,我们应该欢迎,不要怕,怕字当头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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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有揪这个,揪那个,现在我们不允许揪了,我们不提倡揪,乱揪不好。过去郑州有人到北京去揪我,揪了好几次,也没有什么可怕,就是保守派也没什么可怕揪住我,他讲的道理不对,我就给他讲,最后我还是回去了。同志们把这点搞清楚了,对清理自己的思想也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也好,都有好处,这是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对我们广大干部的希望
    广大群众起来,因为群众运动有急风暴雨的劲头,行动上有些粗糙,这是难免的。我们都是搞群众运动的,多少有点也不要那么害怕,对待革命小将无论如何要有正确的态度,今后各级革命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同革命群众的关系和过去要有很大不同,有事情不要积累起来,在工作中和革命群众随时都要有接触,多接触群众,多听炮轰。当然,我不赞成一件小事就满城贴大字报、标语炮轰。经常接触群众,群众随时可以批评,这没有什么坏处,造反也没什么坏处,只要有理,就好得很吗。群众敢于监督各级领导机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炮轰等于洗脸,脸要天天洗,不然积累一年洗一次多费事呵!我们的干部如果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联系,经常接受批评,经常在群众帮助下洗洗脸,自已也洗脸:就好了,隔很长时间就不得了。我也有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对我炮轰。同志们要很好学习,对文化大革命理解了,就没有什么可怕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要很好地体会。在一年多的斗争中,有很多同志始终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也有的干部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搞的比较紧张。这些同志也不要小看自己,革命小将是不小看你们的。他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我同革命小将交换意见的时候也讲过,我说,你们要重视干部的作用,如果搞好木单位的斗批、改,搞好革命大批判,没有干部参加,没有革命的三结合,那是搞不好的。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尽管号召炮打司令部你们来炮轰我,我知道你们的作用,把习惯势力轰垮了,把机关干部发动起来了你们切实起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干部的参与,让你们自己分清省委哪个是走资派,哪个是革命干部,是闹不清的。你们学生从来没有参加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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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务,你怎么知道?光你们轰,是轰不出来的。没有干部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搞不好的。我也讲,一个大学如何进行斗、批、改,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建立一套完全适合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制度,这有待去创造,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比较完美的、完善的教育制度,有待在斗、批、改中创造。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一些好的教育制度,象抗大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这个教育制度很好,抗战期间建立的些战争学校也是比较好的。进城以后,有些人就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大学的制度套在我们的头上了,我们创造的一些新东西搞掉了。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需要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学校的斗、批、改,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新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套。要搞好这样一个斗、批、改,我看只有学生是不行的。学生是一支力量,但离开广大干部参与斗、批、改不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干部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同革命小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赞成我的意见。所以,在座的同志们,不管犯过错误,还是没有犯过错误,都要认识这个问题。犯过错误,改正吗。毛主席说,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革命小将也是这个态度,只要改了就可以。同志们不要由于犯了点错误,过去是过多地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众,现在又对自己不相信了,这也不对。应该改正错误,站起来,和革命小将起斗、批、改,同志们过去有贡献,有的十几年,几十年都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不要躺在功劳上睡大觉,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斗、批、改,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建新劳。今后还会有很多贡献。就是革命红卫兵小将,也不能满足于过去年造反的功劳,也要立新功,建新劳。同志们万不可妄自菲薄,妄自菲薄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同志们要同革命小将迅速站在一起,也就是说要很快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参加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省走资派的大批判。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
    另外,讲一讲“斗私、批修”。毛主席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实际上是整风学习班“三结合”整风学习班。这样的“三结合”学习班有很大好处,可以互相学习。过去整风是千部在一起,现在是“三结合”,革命小将也参加,解放军参加,广大干部参加,这样就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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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整风运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首先是斗私,破私立公,把私字换成公字,这是最根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归根结底是一个私字。凡有私字,就容易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志们时刻要警惕这点,要把私字换成公字。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一个公字,就是“老三篇”所讲的,亳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叫做无产阶级世界观。旧社会有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格言。同志们尽管过去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大理解,有些同志不是敢字当头。现在起来把自己头脑里的私字去掉,也就是把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去掉,换上公字,纳入无产阶级思想轨道,这就好了。同时你们要进行批修。没有斗私,不改造自己的人生观是批不好修的,因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东西,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搞资本主义,就叫做修正主义。批修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才可以更好地、彻底地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脑子里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私字作怪,就妨碍批修,你的眼睛是不明亮的,有的东西就障碍着你,不能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这也就象正确评价自己一样。同志们十几年、几十年给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当然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怎么正确评价自己,只有斗掉私字,才能正确评价自己,使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生根,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流毒,特別是肃清中国最大走资派的流毒。抗日战争期间,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团结了广大人民,力量就大了,就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广大干部、广大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办学习班,今后争取每一年搞一次,使广大干部进步得更快,犯错误可能更少一些。不知道同志们赞成不赞成,如果赞成,我们就开办,不仅办干部学习班,还要办群众学习班,革命小将学习班。这次要大规模地办下去,这样才能比较细致地弄清是非,大家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
    希望同志们经过学习,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更加顺利,再大大前进一步,以至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递了一大把条子,归纳起来有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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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保守组织,或者犯了错误的组织、支持过何运洪的组织,最近又起来活动了怎么办?这没有什么不得了。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如果这些组织真正改正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的线上来,端正了大方向,他们出来活动是值得欢迎的。二七造反派应该欢迎他们。如果不是这样,方向并没端正,还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人都有自由,有言论自由吗,可以用四大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组织发表言论,是香花就欢迎,是毒草就批判,如果是一部分香花,就欢迎部分,一部分是毒草,就批判一部分。不能压,即便过去是保守组织,或者支持过何运洪,犯过严重错误的组织,只能用争论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压。何运洪压了造反派是错误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从满清到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压制学生运动,没有好结果。对落后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保守的群众,都不能压制,不要激动。要按照毛主席教导,按照十六条,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样使那些真正愿意改正错误的群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更孤立了。革命派和保守派是认识问题,少数人是立场不同,就是立场不同也可以变。现在“二七”占优势了,要恢复四大,保证四大。要触及灵魂,不要触皮肉。要允许人家讲话,正确的话可以讲,错误的话也可以讲。好话、坏话都要听。正确的就欢迎,错误的就批判。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真理不在人多少,人多不讲真理也不行。二七公社基层组织开始是少数,就在三个月以前你们还是少数。只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个别单位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但是联合不起来。这是违反毛主席教导的。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一个学校,绝大部分学生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或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剥削阶级子弟是很少的,就是剥削阶级子弟,也还是要看表现。我们不能唯成分论,不见得老子不革命,儿子也不革命。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无非就是毛主席讲那三个原因,有这种情况的各组织自己査,査岀原因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些走资派,他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常常拉一派打一派。要硏究破坏大联合的因素是什么,査出来自己处理。不要搞血统论。毛主席教导,要把非无产阶级思想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斗私,批修”,搞好革命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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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总部主办《井冈山》1967年11月1日第11期,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省军区党委接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刘建勋讲话的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六七年十月十
    八日。)
    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纪登奎在河南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记录稿)同志们:
    我按大家提出的问题,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以建勋、王新同志的结论为准
    河南的形势
    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有些地方前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我们河南的形势也是这样,证明毛主席的分析是英明、正确的。现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农村公社、生产队,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出门就可以看到大字报,到处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使得你不能不想问题。这就锻炼了群众,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未有的普及。我们河南部队的同志,现在团结一致支左,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加上军队团结一致支左,到年底我们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比现在更
    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毛主席视察河南以后,运动更高涨了,大批判搞起来了。郑州地区的工人联合起来了,中学联合起来了大学联合起来了,农民联合起来了,机关也联合起来了。现在正在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解放干部。用办训练班的办法,帮助干部改正错误,解决问题,促进结合。比较先进的单位已经转向本单位的斗批改。运动前进很快,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仝省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的结果,这是主流,是全局。当然运动也有点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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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地方可能出现一些反复,大联合没有搞起来,革命造反派分裂了。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做工作,不要急,不要怕,不要压,不要把支流看作主流,不要因为一些次要问题影响整个的部署。
    中央决定河南问题以后,造反派取得了胜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的时候,有极“左”或右的思潮干扰了我们。有些人对形势估计很悲观,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等。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到处“反复辟”,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在他们看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了,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错了。有的说:“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还要大乱”。笼统的这样讲是缺乏阶级分析的。大部分地区经过两条路线的决战,两个阶级的阵线清楚了,两个司令部清楚了,谁是走资派,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吗?还需要大乱吗?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这种估计是不对的。如果说有的地方大是大非还没分清,两个司令部的人不清楚,保守派与造反派的阵线不清楚,那样乱一下是好事。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清楚就是清楚,不淸楚就是不淸楚。
    极“左”思潮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群众。他们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派,发展山头,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极“左”思潮的风,在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宣传以后,刹了一下,但是思想问题并没有完仝解决。有些地方对这种思潮教育不够,对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宣传不够,这股风还在刮。要组织他们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还要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让群众知道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是不对的。极右的思潮也有,比如说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后,有人主张要无条件地联合起来。还有些人搞翻案风,不管过去处理的正确不正确,把多少年前处理的老案子翻出来,把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子翻出来,把民主革命补课来个“彻底翻案”,这样做是不对的。比如四清中央已有指示,我们要贯彻执行,要保护四清运动的成果。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肯定是不对的。因此,对极“左”极右思潮都要抵制,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斗争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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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看待问题,不然就要受极“左”或极右思潮的干扰,影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现在极“左”思潮是主要的,要组织大家反复听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和文件,反复学习。
    二、革命大联合问题
    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大踏步乘胜前进,不要被一些次要问题所干扰,迷失大方向。现在要注意抓住主要的,抓主流的方面,抵制极“左”或极右的干扰乘胜前进。
    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要实现这个要求,关键问题是搞好革命大联合。因为联合不起来,搞分裂,就阻碍斗批改,阻碍“三结合”;天天打内战,搞武斗,也阻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联合起来了,就有利于大批判,有利于革命“三结合”,有利于斗批改,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总的要求是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但在一定的时候要有所侧重。当然这三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郑州革命大联合搞起来以后,现在一方面批斗走资派,一方面抓“三结合”,解放干部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县打内战,总有二十多个县吧!并且还有一种“内战不可避免论”,说什么“内战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革命造反派已经分裂的要做联合工作,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没有分裂的,要防止他们分裂;刚刚开始闹,还没有分裂的,要加紧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关于大联合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行了。主席在湖南视察的时候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这么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这里毛主席讲的多么清楚啊,保守组织主要是头头不好,群众是受了蒙蔽,只要他们自己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就要和他们讲联合。两派闹分裂,联合不起来,原因是毛主席指出的三条:一个是走资派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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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坏人捣乱,一个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作怪,什么“以我为核心”等等。这个问题大家要讨论一下,把它搞清楚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搞革命的大联合。工作要一步一步做,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
    1.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大联合问题。革命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不准打一派,拉一派,符合毛泽东恁想就支持。要教育他们做自我批评,不要相互攻击。如果有坏人插手,我们就帮助分析原因,使他们认识从来都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教育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当。
    军队的同志除了给左派做工作以外,对已经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也要做工作。在革命派内部分两派的情况下,还按处理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的方法,来个“一边倒”,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就要犯错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的是认识问题,按处理革与保关系处理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有的是本身有错误,一派死保他,他就站在这一派一边,利用这一派为他的错误辫护。一种是盲目的,是认识问题;一种是思想不纯,想利用一派保自己的错误。应该是谁作的对就支持谁,谁作错就要教育。但是,万万不能压。前一段有一股极“左”的思潮,有个学校发表严正声明,炮轰建勋同志和我,炮轰警备司令部。我到他们那里,我说,你批我们支持庆祝风,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后那里开庆祝会都不再去参加了。说我们没有抓大批判,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今后要抓大批判。同志们批评对的我们都接受,都改正。至于对形势的分析,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呀等等我们就不能同意了,你们可以保留意见,允许你们慢慢转。过几天江青同志讲话的录音就来了,一听就感觉他们的认识不对了。那个思潮也就慢慢下去了。人家批评对的就认错,批评得不对的就给人家解释清楚。有一个地方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一派先开枪打死了人,是没有道理的。解放军给另一派做工作,说他们不对,不要去报复,我们负责解决。但是另一派不服气,他就上去把人家围起来,又打又抓,还说人家是“反革命”。这样搞就麻烦了,他比人家搞得还凶,本来有理的事情,你去压人家就没有理了。总之,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做政治工作,支左不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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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如何对待保守派群众的问题。主要一条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但是尽管你讲,还是有人在那里搞“小动作”。有些造反派的同志对受蒙蔽参加保守派的群众釆取“修理”的政策是不对的,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要进行耐心的教育,让他们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坏头头是很少的,那有那么多坏头头呢,每个单位都有坏头头吗,不会的即便有个別坏头头,也要按照主席的指示,靠下面群众自己起来造坏头头的反把它揪出来。
    对受蒙蔽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教育他们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只要他们造了他们头头的反,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造反派队伍
    河造总的问题我讲不清楚。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它的基层组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原来是保守派,还有一部分原来是造反派。比如郑工造总和中医八三一,但是二月以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北京向中央汇报河南问题的初期,中央认为河造总中间还有造反派,是挽救河造总的,但他们不听。当时二七公社不通,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派了一个小组帮助二七公社整风。整风完了以后思想通了,就派代表和河造总谈判联合。二七公社是党言川去的,还写了一封信,请河造总提意见,搞联合。我告诉党言川他们,对河造总要高姿态,要虚心接受他们的批评。但是,二七公社的代表去了以后,他们说没有时间,就挡回来了。第二次又派代表去,河造总提出以他为核心,说戴苏理是一贯正确的革命领导干部,何运洪打不倒,刘建勋回河南检讨,纪登奎靠边站。我没有什么关系,保何运洪的反动路线就不对了。河造总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武汉“百万雄师”,反对戚本禹、谢富治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抓住戚本禹同志批评二七公社的三条缺点,攻击二七公社,说二七公社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他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七公社代表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中央面前,也在保守派面前,公开检讨组织不纯、打、砸、抢和小团体主义等缺点错误,并且发了整风公告。这个时候,河造总应该作些自我批评。可是他们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攻击二七公社,继续搞反动的东西,并且越来越多,河造总和八大总部的代表完全站在一起,联合起来攻击二七公社,这就继续错下去了,一直错到汇报结束。中央首长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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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接见,即第八次接见的时候,河造总的首席代表刘建亭看看实在不行了,感觉有问题了,就在会上当面提出: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河造总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现在还可不可以这样讲?康老说,你不要听人家说,你自己表现嘛!这说明了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何运洪,还是河造总,坚持错误都没有好结果。向中央的汇报结束以后,河造总的组织散了,在一个时期也不活动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表现,中央也看不到他们的表现。在这个期间,我们给二七公社做过很多工作告诉二七公社要高姿态,要帮助河造总改正错误。我们一直给二七公社讲不要压他们。压了不利于他们改正错误。现在河造总起来了,起来是好事。起来我们就本着中央讲的精神,看一看他们的表现。他们现在贴出来了很多大标语:“支持戴苏理”,“纪登奎靠边站”,“打倒王庭栋”,“批判陈桂昌”,等等。还有“河造总越战越强”,“河造总是顶天立地的造反派”,“河造总好得很”,“河造总要起来抗暴”。他们在前一段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无条件的联合,不联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联合是有原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的大联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说无条件的联合是不对的,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造他们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能联合。他们就说我是派性。王庭栋同志讲:你们去年还是个造反派,但是今年二月以后你们分裂出去,跟着何运洪搞反动路线,方向路线错了,分裂的责任在你门]。现在你们提出联合我们很高兴,我们坚持联合的方针,反对分裂。现在你们愿意回来,我们欢迎。但是,联合有个原则,要承认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对河造总要实事求是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表现,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发表明,承认错误,并且把他们不象样子的头头揪出来,造头头的反,那么我们就应该联合他,团结他。如果他们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好得很,不讲原则就不行。但是,不准压他们。他们贴大字报,是允许的,要支持他们贴,支持他们把话说完,正确的欢迎,错误的就批评。至于“无条件地联合”,“各派一律联合”那就不行了。建勋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段话,讲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念一下。他说:“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不是应该欢迎呢?(二七公社的同志答:应该欢迎)应该欢迎,应该联合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为什么不联合呢?联合的方法,一个是解散组织,分别参加二七公社,这是你们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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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也是我赞成的。还有一种方法是不解散组织,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联合不联合,(有一个人答:联合)好,虽然只有你一个人答复,但答复的很好,很对,应该联合。他们把自己内部的反动路线肃清,把坏头头揪出来,和二七公社方向一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搞联合,我们不能拒绝,拒绝是错误的。”不准人家革命不对,但是必须承认错误,端正方向。比如说支持戴苏理,是支持他改正错误,还是支持他继续坚持错误,如果支持戴苏理改正错误,我们是欢迎的,支持戴苏理坚持错误我们就不欢迎。
    3.跨行业组织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好解决了,中央有个文件,我们要贯彻执行。中央规定:“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工作让他们回到本单位去。有很多跨行业组织,成分比较复杂,有些人脱离生产,搞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要在大联合中加以解决。
    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是学生领导一切,中学生
    领导一切,他们说了算薮。这种情况要改变。大联合中要做工人工作,按系统把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在郑州,我们整整奋斗了两个月,现在联合起来了。总之加强工人的工作,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发挥工人的主力军作用。有一个地方连第一线指挥部的指挥长也不要解放军当,要中学生当,那怎么会行呢,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学生要向工农兵学习。不然大联合搞起来也不巩固。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根据这个精神搞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搞一个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搞群众运动,使那些不愿意搞大联合的人坐卧不安。这样一搞,闹分裂的人就没有市场了。
    、专政问题
    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对罪恶很大的人让群众自己起来抓,这叫做群众专政。除了这个以外,现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特务也起来了,他们钻到革命派内部来做了许多坏事,这个情况怎么办,对拥有群众多的组织,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搞,不要急,否则我们一抓,群众还没有同坏人划清界限,容易同群众形成对立。还有一种,是反革命分子做了坏事,应该镇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也不敢抓,那也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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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去揪。一个不抓不行,但是不可抓人过多。要把公安局的造反派搞起来,发挥点作用,协助解放军专政。
    四、郑州地区的工作安排
    郑州地区革命大联合已经初步形成,总的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要大量地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种是集中训练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号服务员,“斗私,批修”,整风。一种是干部训练班,让干部学习文件,改造思想,接受审査,然后站岀来。现在训练班已经普遍地办起来了,我们下决心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把它办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郑州地区上一段主要是集中力量搞大联合。现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都联合起来了。大联合以后,正在组织广大群众,搞革命的大批判,批斗文何赵杨。在搞好革命大批判的同时,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解放干部,搞革命的“结合”。为了促进解放干部,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批准了几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人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你们还不大联合,群众就不满意了。这是一种推动,促进大联合,促进解放干部,争取受蒙蔽的群众。
    省里准备成立筹备小组,条件成熟的地、市、县也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现在我们的解放军都支左,有几个革命领导干部,群众不打内战,联合起来就行了,有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就有了权力机关,推动工作会更快点。所以,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成立。
    要继续搞好拥军爱民,军队和群众要团结好。
    枪,要继续收。收了以后再发。武装左派,要创造条件,经过批准再发。公安局要依靠造反派搞起来。公安局的造反派组织起来,作为解放军的助手,搞社会治安,对敌人专政
    农村,原来准备安排一下。现在不要让学生去农村,他们一下去就搞派别,把派性搞起来就按派分牛、分地破坏集体经济。中央已有通知,学生一律复课闹革命。这个精神要向农民宣传,农民知道这个精神就不听他的了。在农村要依靠贫下中农,要讲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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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地区要注意四不清干部翻案。有些走资派在那里策划四不清干部“造反”,有的学生就盲目支持他们,不是保护四清成果。这个问题要严重警惕定要坚决按照中央的规定办事,不准翻案,保护四淸成果,决不能形成翻案风
    下乡知识青年,应该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劝他们回到农村闹革命。回去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回去就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真正无理取闹,打砸、抢严重,拒不回乡,群众起来反对的,我们要处理。
    另外,据说现在下边有些人假借我和建勋同志的名义造谣,给你们为难,甚至冒充我的秘书要东西,等等。今天我在这里发表一个声明,通通没有那回事都不算数。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支左办公室联系,都和解放军打招呼的。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们和支左办公室联系一下就行了我的话讲完了,请同志们讨论。
    (来源:《井冈山》河南二七公社、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总部主办1967年11月1日)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时间:1967.11.25,23:30-26日2:4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首长有: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铁道部军管会主仼苏静及付主任扬兴陪同。〗几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不也有5.16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我们伟大领袖,不也把他破获了吗?河南就那么怕“河造总”?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就那么害怕,当然对5.16我们主张不要扩大,一个人要与整个组织分开,把坏人揪出来就算了。
    (机务段二七代表汇报:机务段原来还没有河造总时)
    总理说:原来并不是没有人了,只不过是不说话,是吗?是不说话的“河造总”,你们就是想把人家吞掉,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也吞不掉。过去他们不说话不好,说了话才好啊,说了我们才懂了。当然我不象刚才那个同志那样乐观,可也不象你那样悲观,你不是说他们只有五六十个人吗?五六十个人就把你们冲乱了?“河造总”有什么理由不同你们联合呢?他要想什么呢?你们有个恐惧,怕河造总同你们联合后,他们有些群众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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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插话:是这样,不但“河造总”,还是四大总部,他们成立的快,垮的也快,现在又要恢复,我们想不通。)
    总理说:你们这是派性,看来派性问题在铁路上没有解决呀
    总理休息一下,转对“河造总”代表讲,现在我对“河造总”同志讲一下,听听你们的意见。
    第一,你们承认跟何运洪走过一段路,你们承认错误吗?(答:承认)第二,郑州铁路“河造总”本身组织缩小,这是事实吧!(此时二七代表想插话,总理生气地阻止说,你们派性就是相当强了,我在跟他们说话,你还要提何运洪是罪魁祸首,铁路上还有跟何运洪走的吗?有这种人的话,你们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河造总答:对)我这不是搞群众,是搞与何运洪没有划清界线的干部
    第三,你们组织缩小了,原来9千退到现在2、3千,缩小就让他缩小,那就维持现在这个组织状态、地位吧。把脚跟站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斗私批修,开门整风,参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行不行?(答:行)不要再发展组织,这样你们就对了,否则人家就要讲你是老保翻天了,把社会搞得动来动去,他们也就不相信你们了。你们要把立场站稳,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要和跟何运洪的干部划清界线,队伍缩小一点,不要去争人的多少,而要看你们的立场稳不稳,这样人家就不会说你拉队伍啦。机务段有几十个人就几十个人吧(河造总插:二
    七做法人家不服)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他们有的做法不对,你们过去也有不对的,不要提那些了。矛头对准刘建勋的口号,就是错误的,你们就反对吗?这就表明铁路的河造总不同嘛!你们要在抓革命促业务上做出成绩来,你们总部不要再扩大了,要取得人家信任,你们这
    千人要确实承认错误与不悔改的领
    导干部划清界线,斗私批修
    (二七代表、河造代表表态)态度是好的,大家都表态了,你们要交换一下意见,我明天下半夜有空再同你们商量,关于干部问题,你们再想一想,有问题的干部,可以先调开来学习,干部问题要等到联合后再解决,我看河造总还是可以讲通的嘛!要用教育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可以听的啊东北各省、沈阳、吉林、锦州局也要同地方分开,否则中央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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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郑州铁路造反派及各地在京铁路系统代表的讲话
    群众组织一定要区别头头与群众,不能头头犯一点错误就加到群众身上。头头是选岀来的,确实是辛苫,他犯了错误,自我批评,群众是会谅解他的。但确实也有一些坏头头,把错误推向群众。现在一办训练班,非常快地实现了大联合主席的思想,主席的声音,老三篇也好,六篇也好,最新指示与群众一见面,很快地群众就接受了
    毛泽东思想被群众掌握了,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林付主席说:要吃透两头,上头吃透毛泽东思想,下面吃透群众。当然坏人是极个别的,如赵永夫、陈再道、何运洪这些人还允许他们改,在学习嘛!有错误一定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河造总”过去犯过一段错误,群众就全部都犯错误。“二七”现在有些骄傲那也是头头。就是过去“十大总部”和“百万雄师”,那也是头头,要与群众区别开来。有些坏人插手混水摸鱼,把坏人揪出来,但组织还是存在的。如北京就有“5.16兵团”,国民党特务,学生不知道,所以揪出几个头头就可以了,不备学生。而且他自己组织揪出来更好,他立了新功,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尤其是当权的时候,总会有坏人来利用你们的,要你们自己注意揪出来,就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不是你借我的东风,我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我是借你们的东风,去推动东北、西北、西南的联合。柳州局好一些,有了协议,但执行有问题,也推动华东的,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局也还没有完仝联合好。十八个局,把你们的东风四面八方去散。屠系工人运动是从吴佩孚开始的。现在是革命的风雨,从你们郑州开始毛主席的东风,在你们身上实现。所以把你们多留一天,十月的最后一天把各个协议都达成,十一条协议是不难的,名额可以照顾的,刚才有张条子,两个组织为名额是三比七还是四比六争论了七天,我说多数是伟大的,就应是四比六。真理不在人数,毛主席在初期是少数,但没有失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现在更加伟大
    今天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相信“二七”工人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今天就读了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道命令嘛,是解放两广时给林彪同志的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31日,也就是十八年前的上一个月,其中一段毛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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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三至五个月内,除完成剿匪任务外,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缅汉向桂阳路,这是极重要的
    完美无缺。”
    主席把铁路放在极重要的地位,郑州带头了,其他17个局也应如此,跟上来,大家齐头赶上。有一个好消息,西安铁路局搞起来了。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郑州铁路局代表时的讲话(十二月二日五点五十五分至八点三十分,根据记录整理
    参加接见的还有:刘建勋、王新、铁道部军管会苏主任、杨副主任。总理:生气地说:(没有按原通知人数去参加会)二·七来的多吧,谁打电话叫来这么多人?(没有人答)你们自己可以开免票嘛!你们就是特殊嘛!我等了你几个钟头了,我们没有你们那么自由,包括建勋、王新同志也没有你们那么自由,想到这里就到这里,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本来我是来庆贺你们达成协议的,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军管会:大家都想见见总理)见我有什么意思?我的照片不是经常见到吗?要为人民服务嘛!我见你们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对我采取这种示威的方法,我对你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满意的。你们的协议我看了,我不放心,我担心你们回去执行不了协议
    总理说:二·七公社高姿态,今天称赞你们。服务员不在多少,在于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于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协议要通过实践不要回去又闹起来了。我担心回去会不会出问题,在主席像前,不能说假话。
    双方代表:回去保证贯彻执行。
    总理:(总理对协议落款很不满意)叫郑州铁路三·七公社就够了嘛!为什么后边又加个郑铁分会?造总又加个分部?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包括多大范围?(二·七代表:我们原来叫河南二·七公社铁路分社,我们没有同新乡、洛阳开封、驻马店等地商量,他们也没有派代表来,我们不敢改名字,准备回去以后和他们商量也联合起来。河造总代表:我们原来就想搞全省的,因为二·七不同意,所以没有搞)。
    总理问二·七公社代表:你们能包括哪些地区?又问河造总到底有多少人?(河造总代表:加上其他地区还有一万人)听说河造总开了一个大会,把地方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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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进去了,学生、农民也来了!叫你们不介入地方,你们又这样搞这是不是想助长声势?!我要批评你们。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自己要认识错误。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不要小集团主义,要有全局的观点,要服从全局利益。我让你们联合召开庆祝大会,为什么你们(指河造总)提前召开了?
    总理
    七有光荣的传统,用二·七这个名称是好的,四十五年前,一九
    年二·七罢工,当时除了海员大罢工,就是铁路工人大罢工,也是青年学生起来,而后工人起来。工人起来了,党就诞生了,党领导工人运动是有光荣事迹的。过去对付北洋政府是联合的,现在与走资派斗争,进行反修、防修也要联合。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大联合。这次你们带了头。郑州是铁路大罢工的中心,铁路总工会开会那个地方你们还记得吧?(二·七代表:开会那个地方现在盖了二·七纪念堂)郑州有这样光荣的传统。
    铁路系统不要同地方混在一起,铁路是交通的命脉,现在一切的生产建设关键是铁路运输问题。这几天郑州的运输情况好转了,你们要巩固发展下去。
    七过去受压,中央支持你们,给你们平了反,你们是造反派嘛!何运洪
    受了批评,你们得到了发展。
    河造总你们是老造反派,二月你们上了何运洪的当,执行了何运洪的反动路线,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你们是阶级兄弟,不管人多人少要联合起来,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要执行协议,推动仝河南的大联合和推动全国铁路系统的大联合。你们和西安是兄弟,你们大联合领先了嘛!十八个铁路局向你们学习,最后要把二·七的旗帜,在铁路系统打起来。你们不要独霸,要共亨这个光荣的传统,不能发展你们的派性。两个组织存在暂时不倒旗
    (双方就联合的范围问题发了言,意见不一致。)
    总理:(生气地)你们两边都有私心杂念,你在这里吵架,你们讲话都是骗我,什么斗私批修?今天我本来可以不来,但是我不想失信,你们不讲老实话,我就不听了。搞了四天今天我感到很痛心,工人同志嘛,应该忠诚老实,为什么从旧会学来这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双方互相勾心斗角,不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上,你们总想多占一个名额,多发展一部分力量,好象多一万人就能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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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指名叫唐启山同志起来讲讲老实话),从你们北站达成协议,发展到五个基层组织已达成协议,在你们的推动下,西安局六个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我才有这个念头叫你们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今天你们又变成郑州地区的大联合,河造总想搞全省铁路职工大联合,也是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工人阶级吗!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不为铁路的整体利益着想,为北站生产着想,这叫斗私?你们有木事,现在就请你们六位来领导一百六十万铁路职工,现在就叫你们来当铁道部长,你们能当得了吗?现在不行,将来也许行。
    我看了你们的协议就是不放心。你们对我都是这样,回去了叫刘建勋、王新同志怎么办,难怪刘建勋、王新要找我和康老谈谈。今天证实了你们就是有问题,在协议中你们按了钉子,你们不说老实话,我怎么给主席汇报呢?!你们这样搞,协议签了字也没有用。例如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是军管会组织,二是大联委组织,三是自己办。军管会办可以,大联委办也可以。自己办还不是关起门来骂别人,只能发展派性,我们不提倡。
    总理:你们愿不愿讲老实话,愿不愿意搞大联合?
    (这时双方先后共有十几人发言,造了双方头头的反,强烈要求大联合,对他们在总理面前说假话,欺骗总理极为不满,要求头头靠边站,踢开服务组自己闹革命,髙呼“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等口号,后来头头们作了检讨,表示愿意修改协议,改变落款,搞全省大联合。当群众强烈要求当场立即签字时),
    我不同意你们这种轰的办法,你们如果愿意多留一天,经过协商讨论把协议修改好也可以,如果这里搞不成回去搞也可以,现在这个协议先带回去实行。我看了这个协议,不是用很高的热情写出来的,是动了脑子按了钉子的,我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吧!我对这个协议是不满意的。现在天已经亮了,我不能再给你们谈了。我觉得对不起毛主席我很痛心,我接见了你们四次,给了许多说服工作见个基层的大联合协议是好的,后来两个总部搞联合的时候,派性就发展了
    (有人提河造总在天安门贴大字报说总理讲河造总是左派)
    总理:谁贴的?(河造总不承认)你们不贴谁贴?难道是二·七公社贴的吗?!那个大字报歪曲了我的讲话,我是说河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现在你们(指河造总)又发展人,既然大联合了吗?还有什么发展头。你们再发展还不是吸收十大总部的人。你们争取了联合的地位,但我是帮助你们,批评你们。你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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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发展了。再发展有什么好处,已经几千人了,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你们在家里开大会还是为了壮大声势,这不对
    二·七对河造总发展组织提心吊胆,你们是河南最大的组织。现在骄傲了,你们想包办一切,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没有河造总的地方还有其它群众组织吗?也要帮助他们和他们搞联合。现在达成的协议,你们先带回去实行,是不是真正贯彻实行,群众是会严格要求你们的。
    本来中央的批示已经写好了,准备用,用四个名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全国,现在看到你们这个协议,批示要修改了,如果你们回去要打仗搞分裂就不批了。如果回去确实搞的好,中央再批发,通报全国表扬你们。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我还要通报全国批评你们。今天我在中央文革开会还称赞了你们,但在会上听了你们的发言,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只管郑州,不别的地方,郑州通车了,别的地方车不通了你怎么办?回去不要再发展组织,再发展组织就要闹磨擦。回去开会要双方共同开会来庆祝。军管会、省革筹小组可以去人参加,现在我不是对你们各打五十大板,还是看你们回去后的实际行动,已绎达成的七个协议都算数,回去要努力实行。今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尖锐,不这样讲,刘建勋、王新同志回去为难。当然我对毛主席大联合的方针是无限乐观的,对群众也是相信的,但具体到一些基层单位和某些问题上就不一定。总理:(当要散会时,大家要求,用郑州铁路二·七公社、郑州铁路河造总的名义,在协议书上重新签字时)名称问题不要勉强,只要你们真正执行协议,不再发展组织和地方割断联系,共同办好毛著学习班,认真进行斗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联合暂时不倒旗,按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事,我还是要庆贺你们的。我答应和你们照相,还是要照相的,但是只保留一点,中央的批示要晚一点,看看再批
    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来源:《井冈山》1967年12月10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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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谈谈大联合的问题,我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也要看到,我们在大联合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对“河造总”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必须经过协商很好加以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次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解决了铁路“二七公社”和铁路“河造总”的大联合问题。总理在百忙中四次接见了双方代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总理讲,“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你们过去受压,中央是支持的,中央给你们平了反,但是有些骄傲。如果不克服骄傲情绪,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总理讲
    造总”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你们要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回到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过去受何运洪的蒙蔽,要划清界线,不然别人不相信你们。“二七公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对待“河造总”的问题,是一个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的问题。
    怎样对待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呢?总理讲,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我们应当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应该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同时推动他们同其他革命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其他任何歧视、压制的政策都是错误的
    怎样联合?总理指示,大联合,要上联下也联,不要光联上不联下,也不要光联下不联上。总理又讲,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是个原则,我们能马上实现是理想的。一个原则、方向,要逐步实现,要灵活掌握这个原则。总理又讲联合就倒旗帜,不一定符合群众的愿望。有个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打旗了,水到渠成了,就可以只树一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总理再三讲,双方在大联合期间不要再发展组织了。那些左右摇摆的人是不好的,一个革命者起码要有坚定性,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谁还相信你。总理又讲,工人阶级嘛,你们为谁打天下,为谁拉队伍,要为整体利益着想,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稳定局势,在联合时,“河造总”不要再发展了,“二七公社”也不要再发展了。我相信,只要大家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以斗私批修为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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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经过充分协商,“二七公社”同“河造总”一定能够很快联合起来。
    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联合的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讲大联合,去掉了革命两个字,抽掉了阶级性,是不对的。中央对河南问题的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指示一经同群众见面,我省“公安公社”、“省委造总”等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他表明了这些组织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回到和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些保守组织和河造总不同,这些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现在有人又想把它拉起来,广大革命群众是不会欢迎的,我们也认为是不必要的,是不应当支持的。如果极少数人要重新打出这些保守组织的旗帜来,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要去压制和歧视他们,要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再去联合他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王新向河南省大联委传达中央首长七点指示精神(记录稿,未经木人审阅)
    传达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半
    中央首长听了我们汇报后,总的对河南工作、对军队“三支”、“两军”
    工作是满意的,实际上省革筹工作也是如此。特别提到军队工作,这是中央对部队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央首长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军队工作是好的。省军区县市人武部对何运洪犯方向路线错误,通过办学习班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省军区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了四大,几个月来,思想觉悟、两条路线觉悟有很大提高,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关于停止四大指示下达后,你们坚决贯彻了,机关四大很快停了下来。军队通过两条路线教育,就总体来说,是团结一致的,中央首长批评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总的说,中央首长对河南收枪、制止武斗、解决化肥厂问题比较满意,特别提到王洪智同志到开封化肥厂,亲临现场,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予了表扬,康生专门叫王洪智同志汇报了化肥厂情况,江青同志插话说:王洪智同志是杨子荣,可以写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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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央指出河南有两个好条件,河南军队总的是团结一致的,一致支左,
    二是河南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在全国是属一的,中央首长指出这与刘建勋站出来早有关系,毛主席多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纪登奎同志坐过多少次飞机,表现是好的,江青说纪登奎是有名的人。河南革命干部站出来的多,省,地县都有一些站出来的干部
    、中央特别强调大联合问题。实现大联合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二七、八·二四、河造总都是跨行业的(纪登奎:中央首长还说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也是跨行业组织),要适应政治任务的需要取消这些组织,不消失山头,就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很好地建立生产秩序,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伯达同志几次提到这是大杂烩。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它就会成为阻力。革委会成立后,要强调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伯达同志还提到: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不适应政治任务的要求,就保持不了革命性,跨行业组织在抵抗反动路线时有革命性,在新的形势任务下,要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保持不了革命性。中央首长多次提到,要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条大毒蛇,不摆脱派性就会毒蛇缠身。另外中央首长还强调反对两面派,玩弄两面派是白杀,自己毁灭自己。革命者什么时候都要老老实实,不能对党对人民阴阴阳阳。社会上出现极“左”和右的思潮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干扰。极“左”航是极右,极“左”形式上是左的,实质上是右的,极“左”发展下去必然和十大总部结合。有些学校造反派头头,表面上讲的很好,背后捣鬼,上边握手,下边踢脚。口头讲反对武斗,背后又煽动武斗。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要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的。玩两面派就是无产阶级政客。打倒的走资派都是老两面派,青年人是下决心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这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解决。在讲到这问题时,中央首长读了两条语录,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46页的一条,即“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另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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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有的人今天革命,明天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是可能的。老的两面派打倒了,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对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决不要迁就姑息他们的错误,中央首长特别强调二七公社,八·二四,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不能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要正确对待河造总,河造总同志也没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二七、八·二四。群众组织长期联合不起来,武停止不下来,有的是有坏人操纵。对坏人要揪,可以在报上点名。当我们汇报到北京有的学生还在河南时,中央首长要我们动员他们回去,确实坏的要送回北京处理。二七公社在外地的也要回来,(纪登奎同志:二七公社已经发了报,态度很强硬。)
    总的,中央首长强调要全国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抓的更紧,办的更广泛,把群众发动得更深入。特别提到革委会成立后,委员们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只要通过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能解决。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胜利。
    五、很好地教育群众。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不是各组织的联合会,也不是个联络站。不是对某个组织负责,而是对几千万人民负责,参加革委会不是代表某一派,而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果成了你那个派的代表,那就成了联合会。每个委员都要懂得这一点,革委会成立后,要狠学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同时提到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扶植她有缺点,要帮助她克服,使她不断地完善,决不能今天成立,明天就打倒。
    六、革委会成立后,首先要抓工人运动。现在河南那里还是学生指挥工人平顶山就是这样。平顶山武斗就是几个学生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定要突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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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运动,一定要摆脱学生的派性。学生当家就稳定不了,不能让学生当家。只有把工人运动很好地搞起来,才能稳定局势。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锋陷阵,但是现在发展了派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靠无产阶级。现在就整体说,学生落后了,当然不是指那几个人,对学生的缺点、错误,不能姑息迁就,不然他们会犯更大错误,实际上也是如此。(传达到此,王新同志严肃地说:刘建亭思想不对头,过去河造总不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背离了大方向,现在仍然在搞分裂,搞山头,不是搞大方向,现在河造总跟着他走,就要犯大错误,是刘建亭那一套正确还是丁素琴正确,我看是丁素琴正确,对刘建亭不能攴持,对丁素琴就是要支持。)(纪登奎插话:还有人布置搞停产,这是革命化?!还要升官?!)
    七、要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是抓煤炭,一是抓铁路,这是中央批评我们的两条。有的人企图用破坏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这是办不到的。大联委建议革命群众组织对危害人民事业的事情要抵制制止,对坏人要发动群众揪他,河南煤炭供应南方,供应国外,煤上不去,运输上不去,影响全国。中央首长要我们下很大决心,抓好煤炭,抓好铁路,关键是揪坏人,反派性。同时中央首长交待我们,一定要同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勇敢地捍卫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什么人,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和他拼。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保卫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提髙警惕。
    (来源:《造反有理报》1968年2月11日第四版)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河南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群众代表名录
    郜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省大联委副主任,“河造总”负责人申茂功28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党员杨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
    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岁,郑
    州铁路杋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仼,“二七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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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48页,共4822页
    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张过老,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省大联委委员,“河造总”负责人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文香兰,女,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党言川,24岁,郑州大学学生
    七公社”负责人,省
    大联委副主任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
    人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
    生
    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同志们
    河南五千万人民盼望已久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今天庄严宣告成立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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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让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一致,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我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结果。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的彻底垮台,宣告了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敏生、赵文甫之流,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结成死党,忠实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们大肆吹捧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极力贬低和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时而从极“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资木主义复辟活动。他们一贯耍阴谋,放暗箭,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的要命,恨得要死,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实地执行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二月,正当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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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的关键时刻,他们不甘灭亡,垂死挣扎,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勾结,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说明,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河南就要走回头路,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们揪岀来,打翻在地,清除了河南党内的大隐患,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大规模地开展了“拥军爱民”运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经过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大传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全省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切光荣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光荣归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杰出的领袖,最天才的统帅,最英明的舵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世界革命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步步指引;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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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去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问题作出了英明决定,从此,河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这是对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立即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了。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同志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头等重要、最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仝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形式。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了就用,立竿见影。
    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持续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王任重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赵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结合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派,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要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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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联合起来。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帮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革命。
    我们要结合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和壮大党的队伍,把河南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的伟大号召,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革命群众要更加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我们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击投机倒把。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维护革命的新秩序,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一定要保证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髙煤炭生产进度。要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要坚守生产岗位,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笮地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省革命委员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必须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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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监督,参加劳动,调査研究,
    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
    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建新劳。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把河南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中原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一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辽阔的中原大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凯歌。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热潮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个伟大胜利,这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丰硕成果。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河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五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面对着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照彻中原大地。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迅速传播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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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略部署。正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航向,鼓舞着他们顶黑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在干部问题上,长期以来,就实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懂得: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对真正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支持他们站岀来革命。河南省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和仝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因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敢不敢革命,对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敢不敢支持,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起,胜利在一起。他们为推动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目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整个河南省,各条战线都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我们希望河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特别要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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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相信,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必将搞得更好、更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举得更高、更高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激励中原人民奋勇前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二十五万军民在郑州集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全省军民决心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新华社郑州二十九日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祖国中原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喜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东方红,太阳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
    斗历程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多次来到河南,视察黄河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指引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斗争,亲临河南视察。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是对河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艰苫奋斗,排除万难,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月二十七日,具有
    七”光
    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红旗如海,锣鼓震天,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十五万人,满怀革命豪情和胜利喜悦,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体育场,隆重庆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当大会庄严宣告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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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沸腾,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
    其代理人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继承“二·七”光荣传统,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压制,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省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窃据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在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细致地做想政治工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国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在河南已成为现实。喜看今日中州,风展红旗如画。当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全省人民夺得了一九六七年农业前大丰收,正乘胜前进。工业战线捷报频传,一派热气腾腾。
    南省革命委
    员会主任刘建勋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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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有千条万条,最深刻、最根本的一条是: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就是胜利
    建勋同志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做到条条落实、仝面落实。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无政府主义,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刘建勋同志
    说,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要抓紧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苫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仝意地为人民服务,同仝省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为把河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命委员
    会副主任王新同志代表河南省军区和驻军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祝贺和支持新诞生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他说,一年多来,我们在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光荣任务中,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受到了最实际、最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加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积极、热情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团结,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
    河南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和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的代表,满怀
    革命豪情,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热烈祝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他们一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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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要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誓作破私立公的模范,誓作革命大批判的模范,誓作拥军的模范,誓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和革委会的全体委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仝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四、河南省的反右、清队、一打三反、清査五·一六
    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第一次常委会议,今天继续开会。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会议自始至终就是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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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我们要把这次会当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刚才王新同志讲的很全面、很重要,我没有多少话要讲了,再补充几句
    关于形势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仝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我省的形势完全是沿着毛主席的伟大预见向前发展的。
    正确地分析形势非常重要,如果把形势估计错了,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往往在对形势问题的认识上发生根本分歧。我们说:“好得很”,他们说:“糟得很”。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分析形势,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的本质,看运动的主流,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心,每个关键时刻都给了我们英明的指示,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明确的结论。去年七月份,中央对河南问题有个批示,对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年一月,中央在对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肯定了我们前一段的工作,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河南形势大好,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在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
    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忠不忠的问题
    林副统帅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忠不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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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于毛主席,就要紧跟。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就要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要坚决反对口头上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套的两面派。这种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阶级感情的,所以不能叫真正的革命派,只能叫个口头革命派。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改正,必定要垮台。
    背离毛主席,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抛弃。刘、邓、陶不是被打倒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是反革命两面派,几十年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阴套,阳一套。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必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阶级斗争多么复杂,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就是幸福。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形势发展了,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一定要跟上去,一些老的概念要很好地清理一下。比如说,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前一阶段,表现在“革”与“保”上。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是要革命的,但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使一部分群众受了蒙蔽,因此,就有站错队的问题,先革命后革命的问题,“革”与“保”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党内撮走资派被揪岀来了,群众觉悟了。现在“革”与“保”的概念过时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主要表现是公与私的斗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否则,就要落后,就会犯错误。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迅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这是两条大毒蛇,被它缠住身就不得了。它腐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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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斗志,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灭亡,正在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有那么一些人还很不自觉,对派性很有兴趣,很有感情,说派话,办派事,拉山头,争席位,对干部不做阶级分析,从派性出发,你保我打,我保你打。郑州有个人叫金城,坏透了,是彭真的死党,可是有人还死保他。派性严重的人就是这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对走资派、叛徒特务却很有感情。他们对人不讲阶级关系,不讲政治关系,讲什么老同乡、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拉拉拢拢,吃吃喝喝,嘁嘁喳喳,开秘密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庸俗腐朽的作风。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允许有派性,不能拉一派,打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对人对事都要讲阶级关系、政治关系,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去对待,要支左不支派。
    派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这是一根藤上的两个黑瓜,它破坏无产阶级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他们甚至肆意歪曲“造反有理”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口号,来为自己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辫护。对这两股反动思潮,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大惩大罚,群起而攻之,搞臭它,打倒它。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不打倒,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能落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能巩固和发展。
    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个真正的革命派,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闹派性的人,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的,用放大镜看对方的缺点,用缩小镜看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不一分为二,把自己看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违犯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合二而一。这样下去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广大群众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是迫切要求搞好革命大联合的。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是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就是要相信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三、关于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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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风问题,也是一个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活学活用,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广大革命人民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了就用,学用一致,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人的学风不正学而不用,说而不做,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这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不忠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的触及人们的灵魂,公字与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不斗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认真学习,联系实际,对照自己,斗私批修,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勇于自我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有的学生不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那里看什么《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这些在破“四旧”中早就破掉了的封建主乂的糟粕,竟然有人又把它拣了起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严重的是对这种现象没有很好地遭到抵制。复课闹革命究竞怎么搞法很值得硏究,我看学校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复课,首先是复毛泽东思想之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党、建党,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建党,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四、关于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问题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归根到底是一个忠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三忠于”的人的手里。
    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推动切,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一定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感情搞得深深的,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要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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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务千条万条,工作千头万绪,最最根本的,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只要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这个根本,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亿万革命群众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要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像解放军那样,坚持“四个第
    ,大兴“三八作风”,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农村人民公社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来源: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仝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研究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最精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是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持久的进攻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非常复杂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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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斗争,越是尖锐、复杂。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职下几个方面
    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也就是说,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作的英明的结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无产阶级命革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了。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批示,要翻两个历史阶段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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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中央对河南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声音一传到广大群众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了。本来那个地区没有那么多派别,一些没有革命历史的保守组织早巳垮台了。但是,在这股翻案风中,又改头换面重新拉起山头。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拉起队伍后,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坏干部。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有些干部到现在还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但不检讨,还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死保他,把他封为“革命领导干部”,硬要把他拉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却扭住不放,抓住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非要把他们搞臭搞垮不可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他所反的恰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总是从右的方面和板“左”的方面或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经常保持警惕就是了。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吗?对于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的这种进攻,我们必须坚决杀退,坚决打击。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这个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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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当然,在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的东西抬头,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来破坏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极“左”思潮的派别,在新的形势下,和原米的些保守组织结合起来了,和右倾翻案的妖风结合起来了,叫做“左”右合流,这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着反极“左”思潮的旗号,其实,极“左”思潮正是他们鼓吹的,他们支持的,是为他们的翻案活动服务的形“左”实右,他们是一致的。这里,我举个例子,驻马店有个从二七分裂出去的组织,叫什么“红旗”,打着二七的招牌,搞分裂主义,不管他是右倾分裂主义,还是“左”倾分裂主义,反正现在和当地的保守组织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共同支持的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们共同要打倒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解放军,对着革命委员会,对着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纪登奎同志:已査明背后有反革命分子操纵。)又比如省广播电台,有一个打着二七招牌的所谓“狂派”,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和去年二月逆流中搞反革命夺权的人物合流了,一起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支左部队。报社也是这样。“左”右合流,都是搞翻案。(纪登奎同志:极“左”就是极右。)河造总在上蔡的一个基层组织,叫“上造总”,印发反动传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以后,还把传单寄到省革命委员会来告状,说是“内部传阅
    七压了我
    ”。我说,压得对,就是要压。这种反动传单,在外面散发是反革命,在“内部传阅”也是反革命。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来郑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竟然在车站把县革筹小组长打了一顿。象这样的坏组织,河造总还不应该把它清理出去。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在这股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洛阳街头贴满了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大字报。郑州有些人好象“聪明”一点,有些单位写好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没有贴,还要看一看风声。河南医学院红卫公社就写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只是没有贴出去。洛阳“十一”自称,打倒谢副总理是杨成武支持的,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现在,他们失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洛阳
    十一”的一些坏头头,带着机关枪逃跑了。操纵这个组织的后台前台都是当权派。(纪登奎同志:是洛阳地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叫陈渊。他参加了好几次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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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第一次在电厂召开了策划炮打谢副总理的黑会。第二次开会成立了地下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确定了,他是第三位。第三次会议没有开成,就带着机关枪跑了。洛阳造反派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他跑不了的。反革命传单很多,各地都有发现。南阳就有什么“宛城诗人”、“小灵通”,反动得很甚至诬蔑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周总理,攻击中央文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南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注意,值得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注意。要抓这个东西。谁反对周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王新同志:河造总开了很多次会议,炮打谢副总理。)省直杋关有个坏家伙叫高绍堂,策划炮打谢副总理,河造总的同志自己把他揪出来了,这很好!(纪登奎同志:河造总在北京有个联络站,专门搞小道消息,搞反革命活动,搞炮打谢副总理的传单。其中有个人是十三所姓于的。十三所的造反派为什么不把这个姓于的揪出来。)他们搞谢副总理,相当普遍。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他们散布的所谓“北京消息”,都是从阴沟里出来的消息。(王辉同志: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恶毒得很。)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流毒很广。现在清楚了,王、关、戚的黑后台是杨成武嘛!并不是你们要打的人。抛出很多反动的传单,散布很多反革命的谣言,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这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商丘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非常反动,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时向中央汇报,是我和王新、纪登奎、王洪智同志
    四个人去的,这件事我们最清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批准的,这和王、关、戚有什么关系!(王辉同志: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是一个叛徒搞的。)我早就说过,这个剧团有坏人,肯定是这些人搞的奇怪的是夏邑没有人抵制这种反革命的东西。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不好混了,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到处挑拨离间,削尖脑袋往群众组织内部钻,煽阴风,点邪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定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驻马店那个叫什么“红旗”的组织里边,就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他们的黑高参。(王辉同志:已经抓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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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联系我省的实际情况,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反革命的翻案妖风杀下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誓死保玊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江青同志。
    这里,我要特别向同志们讲的一件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大家应当揭发批判。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小会,现在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耐心地帮助他、挽救他。(耿其昌同志: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一定有总后台,不然为什么这样统?这样一致?)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我不想讲了,只说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査,我不讲了,我的错误我作检讨。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勹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是和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群众组织造过反,犯了错误,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一个领导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还不是路线错误。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別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戴苏理究竞改了没有呢?是不是站过来了呢?(众答:没有。)(杜河堤同志:他是长期的、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动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李忠顺同志:他到现在还说,立场错了,队没有站错。)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王辉同志:他插手了八个地区,好多事情他都知道,全省来郑州大游行是从他那里来的。)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的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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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岀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他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正因为他有这种错误想法,所以他的工作做得是不好的,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而是以此作“本钱”,向我们讨价还价。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样,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二七公社的同志,对他是很不谅解的,非要开十万人的大会批判斗争他不可。但是,我们还是从耐心地帮助他出发,说服二七公社的同志没有这样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今天,二七公社的负责同志都在场嘛,我们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一方面还讲我们对戴苏理仍然寄予希望,说服广大革命群众,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挽救他,要他立新功。但是,从现在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戴苏理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希望。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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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座的同志没有谁都可以,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么高。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正确地对待自口,犯了错误,除非改正,别无岀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这样作,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还是为了帮助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站错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然,我们是外因,戴苏理自己认真进行思想斗争才是内因。我们一定做到仁至义尽,在座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诚恳热情的态度,耐心地帮助戴苏理同志。希望戴苏理同志改弦更张,不要自绝于人民
    (王新同志:批判戴苏理的斗争,在河南来说,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戴苏理确实利用他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到处欺骗群众,拉势力,仍然要把一部分群众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上次我们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都讲了,希望在我们河南不要出现大反复,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不要搞两面派。那时候我们是有所指的。建勋同志在讲话中也讲,不要反中央的两个批示。都是有所指的。但是,那次会议以后,戴苏理完全是背道而驰,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搞翻案活动。开始我们不很清楚,根据这一段揭发的大量事实看,他继续蒙蔽干部,蒙蔽群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翻案妖风。在思想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大拉势力。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又拉出势力来。他确实是在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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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翻案风。不彻底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不利于挽救他,不利于教育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有些人又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通过对戴苏理的揭发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受到锻炼,使受蒙蔽的同志进一步受到教育。所以决定开这样一个会议。这是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纪登奎同志: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召开的,意义确实重大。这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革命群众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部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带领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最后,让我们来呼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谭震林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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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仝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对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仝省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揭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同戴苏理的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了。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把去年从北京向中央汇报回来后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戴苏理不是攻击我们这一段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大好形势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吗?不是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只反右不反“左”,怕反“左”反到自己头上来吗?事实究竞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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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很快控制了全省的局面。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的鼓舞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举办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当时,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对于这股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是坚决抵制了的,是坚决批判了的,是顶住了这股歪风的。当时,建勋、王新同志还亲自到中央作过汇报,并且当面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要反对,二要不怕,不要急,群众起来议论,反对他们他们就收场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耐心地作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造反派内部整风,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枪大部分收回来了。(王辉同志插话:当时我和刘政委、纪登奎同志一起去参加二七公社服务员会议,一晚上就收回七千多支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而是草率从事,急急忙忙往前闯,那反而会犯错误,出点乱子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男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诺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仝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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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把意见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那时主要耽心引起老保翻天。总理、康老看了我们的报告,总理在接见铁路代表时指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懂得群众心理,倒旗应水到渠成。当时,毛主席对浙江红暴派作了关于“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建勋、王新同志从北京把中央这个指示带回来了。我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坚决照办,句句落实的。我们立即改正了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省革委的前夕,向中央汇报时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指示,这个方向是对的,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不要强调跨行业的组织了。这说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对基层单位的一些保守组织,我们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只要他们改正错误,调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戴苏理硬要我们同意搞无条件的联合,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主张坚决顶回去了。在这里,戴苏理只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忘记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他抓住我们在大联合问题上个别的、具体的政策上、方法上的缺点,抓住某一句不确切的话,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戴苏理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左’必出右”。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其实,革命造反派才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呢连两条路线斗争都不准提,谁要是一说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派性最大”前天戴苏理检讨时,还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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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得不深不透,对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不足,对右倾翻案风打击不力,对戴苏理的两面派面目看的还不清,一度反派性讲多了,两条路线斗争讲少了。老实说,我们是有保守思想,戴苏理却攻击我们极“左”,我们明明反右反得还很不够,戴苏理还攻击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如果听了他的话,依照他的意见去办,我们岂不是要滑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地步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总起来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中央对我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来自极“左”的和右的或者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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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戴苏理的眼里,却把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说什么“空空洞洞,没有內容”这不正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毛主席、党中央大唱反调吗?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关于批判戴苏理问题。
    关于戴苏理问题,建勋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头一天就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
    从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我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和大闹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这一点,戴苏理自己也承认了。这里,我不准备再讲更多的具体材料了,只讲一下我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我这个人,不仅有保守思想,而且有时还比较严重。我应当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我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戴苏理问题的认识上
    最近听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戴苏理就在背后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地委书记中搞“特务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主观上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批评过他有点怕群众。后来文敏生装病了,躺倒不干了,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还支持我领着干
    “二月黑风”一来,戴苏理突然变了。他同文、赵、杨合流了,支持何运洪的反动路线。从此,我们就决裂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同文、赵、杨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争取的
    到北京一见面,我就同他谈:“老戴,二七一定胜利,你们错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戴不但不过来,跟着他的一些人还写传单大骂我“眺得高”。(刘建勋同志插话:在北京我同他谈话,他说纪登奎态度很不好,一见面就说二七必胜。)康老同我和耿其昌谈话后,我把康老的话转告给他,二七要胜利了,要他站过来。戴说什么呢?他说:“站在那一边,也能执行毛主席路线。”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立场错了,但没有站错队”的谬论。(王新同志插话:你是站在刘邓陶一边的,怎么是没有站错队!)
    向中央汇报结東了,建勋同志把康老对戴苏理的三点意见转告给他,他还是不以为然。我碰了几次钉子,该死了心吧,但仍不死心,还想争取他,再拉他下。回到郑州,建勋同志又要我同他谈。我说:“老戴,你组织了一把‘内阁搞四百多人签名亮相,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都支持你,连公安公社都支持你,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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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能挽救你的命运吗?你为什么同文赵杨死抱在起呢?你攻击刘建勋同志排斥你的事,那是赵文甫、杨蔚屏挑拨的,你不可相信”。戴苏理当时表示自己错了,但没有决心站过来。(刘建勋同志插话:老戴,我什么时候排斥过你,你能举出一件事实吗?众呼:戴苏理交待!戴答:刘建勋同志没有排斥过我,就是去年三月听了赵文甫、杨蔚屏他们讲了以后,我才有这个想法。)他讲这个话是对的,就是在省委机关造总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赵文甫杨蔚屏煽动他起来反刘建勋。
    (刘建勋同志插话:那是陶铸提出要把你调到湖北,把湖北的一个同志调来河南,我当时不同意调换,后来我给他们说了,二月黑风中,你们把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说成我的“罪状”,说我排斥你,要把你调到湖北。是不是我排斥你?文敏生、赵文甫都没有死,可以问吗!文敏生天天背后骂你,我说你的好话,月黑风中你反过来造谣中伤,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党的生活你过多少年了,毫不知耻!)
    尽管如此,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支持他参加三结合。当时,革命造反派是坚决不同意的。(王新同志插话:八·
    四也不同意。刘建勋同志插话:你造谣,好象八·二四对你感兴趣。申洪玉同志说:纯是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并且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戴苏理,我和王辉同志去做了工作,劝阻了。(王辉同志插话:二七公社已经发了开会的通知,我们说服以后不开了。)后来,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派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也被我们劝阻了。
    有一次,二七公社的常委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结合戴苏理?”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第一要团结同志,第二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第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时,我确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顽固。在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前,我还向他表示过,我相信我们能够合作在向中央汇报时我表示,我能同戴苏理合作。
    我觉得我是以诚待人,好心对待戴苏理同志的。我没有在背后说过戴一句坏话。这点,王新同志可以作证。(王新同志插话:对戴苏理的认识,还受你的影响,你说他不再至于犯大错误,他胆小。)当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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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同志曾问我:“戴怎么样?会不会出坏主意?”我说:“可能还不至于吧只是胆小怕事而已。”
    戴苏理参加三结合后,我们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可是他呢?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辜负了造反派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们是一直希望戴苏理同志站过来,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但是,客观事物总是矛盾着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戴苏理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们的好心当作坏意,把我们对他的信任当成乞求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戴苏理不是说:“河南犯了慢性病,迟早要爆发吗?”意思是说,总有一天,非靠他来收拾局面不可。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他把黑手伸向仝省各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一手扶植保守势力,一手支持分裂派。来了个“左”右合流,对革命派实行“左”右夹攻。
    戴苏理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硬要把那些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造反派站在对立面的干部抬出来,塞进革命委员会。本来,有些干部不一定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只要不顽固坚持,不一定会被打倒的。可是,当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被戴苏理一支持,被保守派一保,就给保垮台了。戴苏理第一次组织了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刘建勋同志插话: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害人不浅。我在北京看到传单,有三条,其中一条说何运洪支左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组织什么“内阁”,被他害了一批干部。这一次,他又要另立一个司令部,又坑害了一批干部。戴苏理这样做,到头来害了白己,也害了别人
    戴苏理豁出“常委不当,也要大干”,他是横了一条心,充当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一心要为文、赵、杨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上,革命小将教育了我,戴苏理也教育了我,使我进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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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也为了挽救戴苏理本人,我们必须同戴苏理作坚决的斗争。纸里面是包不住火的。我们面对现实,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在这次会前,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曾开了两夜小会,对戴苏理诚恳地、耐心地进行了批评帮助。听了前天他的检讨,态度仍很不老实,大家非常气愤,要打倒戴苏理,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看,对待戴苏理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当前工作方面的意见。建勋同志、王新同志叫我对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我讲一些老话,讲五点
    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们发起
    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对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要统统揪岀来;要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运动发展也不够平衡。文赵之流,还很不老实,赵文甫最近就抛出一个假检讨,至今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翻案吗
    文化大革命搞了快两年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明明是受坏人挑动,两派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让敌人睡大觉。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对戴苏理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批倒批臭
    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不可能不反映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在彻底批判戴苏理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林副主席三月二十四日讲话,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精神,对同戴一起工作的人,认识戴的人,支持戴的人,以及戴支持过的人,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就一定要揪出来;如果只是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参加了三结合,工作还不错,跟着他说了错话,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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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事,只要承认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应当欢迎他,信任他。如果打了招呼,还跟他走,坚持错误,就不能信仼他,就要彻底批判他。昨天,李跃、魏世昌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见过一次戴苏理,找他谈过事,这是一个很大错误。”这个话不对,没有阶级分析。问题不在于你同戴苏理有没有来往,而在于你谈的什么事。如果你谈的是反对翻案风的事,那是对的;如果你谈的是刮翻案风的事,那才是很大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对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的代表,有的人如果受了右倾思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除个别坏人以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切不可任意拉到街上乱斗,更不可以随便清除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革委会成员的处理,必须向批准机关请示报告。
    通过这场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里最
    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站错队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的人,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恨不起来,而把矛头指向站错了队的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感情?!经过这次运动,一定要逐步团结两个95%,不然,就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能因为反右倾翻案风,就动摇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既定方针、政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
    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仍然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并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保留有一定席位。
    对现在工厂、学校还存在的一些十大总部的基层组织,也仍然要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承认错误,扭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原则下,在基层同他们联合起来。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能压,要作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实行摧垮的政策,是错误的
    通过这场斗争,要把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和加强“三代会”,尽快实现中央指示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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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帮助造反派总结经验。目前,应当注意的,是揪斗坏头头的面,万万不可扩大化。坏头头应当同群众分开。不要互相抓人。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目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要注意防止极左”思潮抬头。
    五、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关系,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发现有个别地方提出揪“小杨成武”,揪斗人武部干部的苗头。这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对军队个别人有意见,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通过适当方式,提出善意的批评。要相信军区、军分区、当地驻军党委是会正确处理的。要向一切挑拨军民关系,破坏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再讲一点农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必须坚定的依靠贫下中农,集中日标,打击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对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破坏集体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我讲这些是请同志们注意掌握政策。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我是“右倾”了。不不能一讲政策,就说是右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说的太多了,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也请戴苏理同志提出批评。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今天胜利结束了。
    上午,王新、纪登奎同志都讲了,讲得很好,我完仝同意。我再简单讲几句。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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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是一次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
    从会议期间大家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
    这次会议把戴苏理的问题一揭开,前一段我们不能顺利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三月初,我们常委的同志从煤矿回来以后,各个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都搞不动了,几乎停顿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警惕性不髙,没有想到戴苏理会搞这一手。我们对戴苏理也是逐渐认识的。
    关于戴苏理的问题,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把大概的情况讲了。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疯狂地进行翻案活动。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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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左”思潮的代表。其实,他所反对的极“左”思潮,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午纪登奎同志讲了,去年八、九月份,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曾经坚决抵制了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右倾的苗头就出来了,到十二月份就闹的很凶了,很严重了。当时,为了抵制这股右的思潮,王新、纪登奎、王辉、杜河堤等同志分别在军队的、地方的几个会议上讲了话,我也在有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主要服务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话,重点都是同右倾思潮作斗争的。我的讲话最后也顺便批评了某些地区还存在的极“左”思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阶级敌人来自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或者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我们都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但是,戴苏理却在背后嘀嘀咕咕,到处散布我们只反右不反“左”,这完全是诬蔑和攻击。实际上,他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木对立的两大派。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戴苏理攻击我们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戴苏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来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来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的
    为了更好地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提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展开了“斗私,批修”的斗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敢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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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的,无可非议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反。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但是,阶级敌人是无空不入的,我们这种革命的口号,也被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戴苏理接过去了,把它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而后快,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而后快。好象只有他们刮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自由,没有我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权力。就是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如果我们去消毒,就说我们是“派性”。这是一切阶级敌人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惯用的于法。他们扬言要“四大”,要“民主”,要“自由”。其实,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
    以上,就是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两把板斧。戳穿了,无非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已经在全省范围內开展起来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全会扩大会议,必然会使这场斗争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主动地、不停顿地进攻,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的,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把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里,我想特別着重说一下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批判运动。我们就是要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只有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才能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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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可以看岀,文敏生、赵文甫之流并没有斗倒斗臭,他们有气候和温度,就跳岀来进行反扑。最近,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交出了一个所谓“检讨”。一看便知,是假检讨,真反扑。这说明,前一阶段他们是躺下装死。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戴苏理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检讨,同志们都听了,是极不深刻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现在我们还是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彻底交代,承认错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矛盾掩盖起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必须把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活动,为刘、邓、陶翻案的罪恶活动,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翻案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开,加以批判,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对戴苏理有所帮助,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有这样一些干部,过去他们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只要他们深刻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可以挽救,可以不打倒的。但是,这些人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在戴苏理的指使下,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蒙蔽一部分人死保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当了那个地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这就可能要打倒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是走资派?还不该打倒?!这次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也害了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戴苏理的错误揭发出来,把他批倒批臭,就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对戴苏理所犯的错误,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对这次又站错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信仼他们的我在一次省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过争取边缘人物的问题。希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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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边缘的边缘人物迅速猛醒,不要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下去。我所指的就是受戴苏理影响的一些干部,包括戴苏理在内。现在,我对这些干部,再一次提出忠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现在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们。如果死不悔改,象戴苏理那样搞实力政策,拉山头,搞分裂,以为“人多力量大”,就可以保自己,就可以当核心,继续蒙蔽群众,搅乱阶级阵线,那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于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受了蒙蔽的群众,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当然,其中极个别的坏头头是要揪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搅乱阶级阵营,个组织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去揪。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总之,在这场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杀退右倾翻案妖风。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要因为有的群众贴过炮轰刘建勋、纪登奎的大字报而整他们。这个,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中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我们欢迎革命群众提出批评意见,炮轰也可以。不要因为炮轰我们而去整群众,更不能把贴这种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于有些人贴大字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地和他们作斗争。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关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纪登奎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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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无产阶级文北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通讯员《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
    编者按: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
    领导班子革命化,办事人员少,走上第一线,这是革命委员会紧密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对敌斗争,粉碎阶级敌人复辟资木主义的企图,克服官僚主义旧习气,促进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新的革命机构,同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旧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必然要从多方面干扰和冲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保守主义,击破剥削阶级旧势力的抵抗。
    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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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
    本报讯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精兵简政,改造工作作风,努力“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发挥了革命政权的威力。
    灵宝县革委会在今年一月三日成立以后,对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和机构设置曾进行了多次研究。由于受旧思想、旧框框的束缚,改来改去,机构搞得还是很大,设立了“八组两室”: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办事人员近百人。有些事情木来过一次手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组推那个组,这个干部推那个干部,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革命、生产受影响,群众有意见。贫下中农说:你们办事,过场太多,找了三番五次,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委会工作应该改进改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了这一光辉指示,联系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査了机构庞杂的危害性,大议了“精兵简政”的好处,总结出“五害五好”:(一)机构庞杂的害处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兵简政的好处是便于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二)机构庞杂的害处是人浮于事工作推推拖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组织机构精悍有力,有利于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三)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助长官气,增长私心;精兵简政的好处是能“官”能民,破私立公。(四)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精兵简政的好处是干部能够经常到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五)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变成官僚机构,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有利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必须走毛主席指出的“精兵简政”的道路
    新的组织机构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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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代表十二人)。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除参加革委会办公的以外,一部分留机关搞斗批改,一部分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组织机构精简以后,人少事多怎么办?他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有关群众路线的教导,突出地抓两点:一是千头万绪抓根本。工作再忙,任务再大,总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革委会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一组顶几组用,一人顶几人干。领导相信群众,工作大胆放手,一般问题,分别由各组有关办事人员研究处理,改变了过去事事请示领导,头头说了才算数的状况。二是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大量问题在基层单位解决,改变了以往那种“下边问题多,上边积压多,矛盾光上交,迟迟不解决”的旧作风。县革委会主要成员遵照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哪里情况复杂,就到哪里去;哪里工作艰苦,就到哪里去。有一个公社距县城较远,情况比较复杂,革委会建立以后,小撮阶级敌人大刮翻案妖风,煽动群众不服从革委会领导,阻碍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带着毛主席著作,到这个公社,协助公社革命委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把群众很好地发动起来,揭开了右倾翻案妖风的内幕,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有力地教育了群众。受蒙蔽群众纷纷反戈一击,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公社两派斗争很激烈,革命委员会长时间建立不起来。县革委会一个常委就带着毛主席最新指示,到那里和大家共同学习,斗私批修。双方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原则,分别检査了本组织的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迅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组织机构精简以后,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他们深入各组,深入基层,随时随地解决问题。走到那里,就在哪里办公。有时在树下,有时在渠边有时在机关,有时在街头,到处可以同来访的群众和请示问题的同志商谈,及时答复和解决他们的问题。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经常和办事人员共同研究。领导的意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办事人员可以批评。一次,外单位有个同志要开外出调查的介绍信,县革委会一位领导同志满口答应,叫办事组人员给写。可是经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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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不符合上级关于出差外调的指示,办事人员就拒绝给开,并当面向领导提出批评。这位领导同志认为批评得正确,便虚心接受。他高兴地说:“只要有同志]的监督,我们就会少犯错误。”
    最近,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带领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坚决把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统统揭露出来,彻底斗倒斗臭
    (原载《河南日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有删改)
    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工代会主任申茂功:《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仝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仝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会议公报精辟地总结了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所取得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宣布把长期埋臧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宣告了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并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这次会议大长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的威风
    回顾我们河南省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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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最正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唯一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两年来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內一小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岀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先后击溃了“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邪风,加速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实现辽阔中原一片红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工人阶级,我们
    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我们一千个一万个拥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决议,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伟大饯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认真完成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王新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从十一月八日开始,到今天十九天了。这两天,在学习重新发表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会议纪要,讨论了我省当前的形势。讨论中,在某些同题的看法上有原则性的分歧。昨晚建勋同志主持,开了一个碰头会,进行了讨论,感到问题很重要,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用毛主席的思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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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建勋老纪、老耿等同志让我先发个言。我把这两天讨论中涉及到的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建勋同志还要作总结。
    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什么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林副主席在国庆讲话中也指示我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杋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庄严地号召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极其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全会公报,都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仝面胜利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前进的灯塔。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落实全会公报的战斗号召,就是胜利!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再三地教育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革命实践中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了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胜利,违背毛泽东思想就吃亏,就失败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中全会,都是号召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怎样来搞好斗、批、改,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
    搞好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好斗、批、改,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搞好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我们一定要把搞好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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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就是摆在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革命群众组织面前的最中心的任务,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谁违背这个大方向,谁于扰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向歧途,就会犯大错误,就会掉队,就会跌跤子,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有的人说:你们光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
    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把完成斗、批、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割裂开来,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完成某一个时期的革命历史任务,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谈得上完成革命任务呢?我们说,讲斗、批、改,正是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抓路线斗争,才能有斗、批、改的胜利。(刘建勋同志:“两报一刊”社论讲的很明确,现在搞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耿起昌同志:社论指出:我们必须把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务必把它搞好,搞彻底。)(刘建勋同志:斗、批、改是大方向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表现出来。离开了这个,你讲的路线斗争是什么呢?简直莫明其妙!)肯定地讲,搞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不仅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就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武装群众,彻底批臭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怎么不讲两条路线斗争呢?我们就是要大搞两条路线斗争。(刘建勋同志:这种谬论流毒很广。指责人民解放军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革命委员会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他们忘记了路线斗争一定时期表现在一定问题上。斗、批改就是当前的路线斗争,脱离斗、批、改,就是脱离路线斗争,就一定要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不搞路线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死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怎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只要存在阶级斗争,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公报指出: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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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一刊”重要社论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革命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在全省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很激烈吗?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又说,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也是国标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你对工人宣传队是赞成、拥护,还是反对、抵触?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激烈的价级斗争,是很重要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建勋同志:省直机关集中了一万多人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一步还要搞整党。工人宣传队一开进去,就出现了一种谬论,说工人阶级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普遍的矛盾。为什么当工人阶级团广大革命干部,向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发动进攻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说那个话的人,支持过一段造反派,他比那些已经臭了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的发言权要高一些,他是利用“造反派”的名义说的。他这个话是反动的。实际上,不是工人宣传队与革命造反派的矛盾,而工人宣传队、革命造反派与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才是普遍的矛盾。)(耿起昌同志:说这个话的人,据说有严重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叛徒,工人宣传队开进去,就是要压他们。)他挑拨工人宣传队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关系,企图达到掩护坏人、包庇敌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的
    这个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个政权问题。他们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一切,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为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人材。阶级敌人并没有死,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在造谣言,放暗箭。(刘建勋同志:不但没有睡大觉,而且还组织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制造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他们就是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工人宣传队赶出学校。(刘建勋同志:有人造谣说压了“红色公安”,压了造反派,解放军把“公安公社”的头头启用了。我这里负责声明:这完全是造谣,全部是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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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头脑膨胀,利用种种借口,对抗工人宣传队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路线斗争。
    讲路线斗争,首先要讲领导权问题。这是起码的知识嘛。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使中国的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从抗日民族统战线,也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对工人宣传队持什么态度,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持什么态度,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怎么能说只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呢?(刘建勋同志:搞不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持什么态度,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公报首先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完整的路线。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可能搞好斗、批、改。怎么不讲路线斗争呢?那种说不讲路线斗争的人,实际上天天讲路线,就是只讲资产阶级路线,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刘建勋同志:争论的根本分歧点就在这里。一个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夭折。一个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一切,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争论非常激烈,非常尖锐,搞了许多裴多菲俱乐部,开了许多黑会,在那里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一举把革命委员会摧垮,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目的,罪恶目的!)
    还有人说,现在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
    这些人老是抓住路线斗争,好象只有他在执行正确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能分得开吗?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路线斗争吗?没有的!林副主席说,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引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你是反映什么阶级的要求,什么阶级的愿望,什么阶级的作法?路线斗争,就要讲阶级,不讲阶级就成了唯心主义。(纪登奎同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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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阶级,不懂剥削,就不懂革命,连起码的革命常识也不懂。)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无产阶级,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些人就是企图混淆是非
    讲路线,就要讲那个阶级领导,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是谁,就是说,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刘建勋同志:你屁股坐在那里矛头指向谁,这就是路线。)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嘛!敌我不分,连革命对象都不知道,是什么路线?(耿起昌同志:有个单位揪出个牛鬼蛇神,有人竞说,他在“二月黑风”中路线站对了,为什么你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清楚,他们讲的路线,是把坏人当成朋友。(刘建勋同志:派性必然掩护敔人。这些人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变成资产阶级的行帮团体,好象只要和自己是派,在一块战斗过,坏人都可以统统包庇起来。这算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行帮,是山头主义,是独立王国。凡是你那个王国里的公民,统统看成是好的。)(纪登奎同志:按他们的讲法,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讲路线,不讲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专谁的政,这是什么路线?这完全是有意的制造混乱,混淆阶级阵线,干扰清理阶级队伍。(刘建勋同志:是认敌为友的路线。)(纪登奎同志:工人宣传队进到一个学校,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他那里就写社论,说是否定了路线斗争。他最怕诉苦,怕触及他的灵魂,就是要包庇地、富、反、坏、右。不叫讲阶级,不叫讲剥削,还有什么革命。接着清理队伍,清出了坏人,又说这个人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岀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革命路线。把钻到造反派中的一些坏人清除岀去,是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家伙。把他们清除出去,难道还不是我们的胜利吗?讲路线,要分清敌我,不能混淆两类矛盾,不能认敌为友,认友为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
    讲路线,要根据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革命的对象是不同的。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对象,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讲路线,要分清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依靠谁革命。(刘建勋同志:上次开会,有的同志讲,有七个县少数中学生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按自己的意志左右革命委员会,一切都得服从他们,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当时说,这些世界观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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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如果让他们掌权,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句话触怒了那些搞独立王国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澄清这句话,说刘建勋讲错了,问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同志们,世界上的政权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蒋介石式的、尼赫鲁式的或者苏修式的,统统都是大资阶级专政。一种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式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小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你去告状当然有你的自由,但你是错误的!你要专政是什么问题呢?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表现,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我们那句话的,是头脑发胀,浑身浮肿的人。说他不能掌权,他就去告我和王政委的状了。)
    讲路线,就是讲领导权,讲革命的对象,分清敌我。不分清敌我,就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了招降纳叛的路线。清理阶级队伍本身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这样作。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坏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的路线
    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一系列指示,反映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反映了工人阶级、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打好这一仗。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完成斗、批、改任务中,突出的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批倒批臭,把他在各个领域中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肃清,包括在建党、建政、文教、文艺、新闻等方面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刘建勋同志:少数人在那里搞独立王国搞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妄图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搞垮,这就是他们的罪恶目的。)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这一仗打好,就在政治上、思想上打了大胜仗。把敌人揪岀来,彻底批臭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在各个领域的流毒,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群众武装起来,这就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取得仝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是当前突出的任务,中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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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一个人路线觉悟是不是高,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表现来看,要以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革命仼务、要求,来衡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还是假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路线、方针、任务、要求,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行动的准则。新党章给我们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林副主席在讲话中说,这两个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斗、批、改任务,就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要求的根本途径。民主革命时期,是不是真正革命的,就是看你在现实斗争中赞成不赞成搞土改?赞成不赞成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看你敢不敢搞武装斗争?搞土改你包庇地主,打仗你怕死,往后跑,这叫什么革命性?(刘建勋同志:怕死,搞议会斗争,是刘少奇的一套,企图投降蒋介石,搞个一官半职。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主张武装斗争,亲自实践,亲自缔造了人民解放军。这是鲜明的对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看你赞成不赞成合作化、人民公社。(刘建勋同志:赞成不赞成改造资木主义工商业。)所以,革命性,路线斗争觉悟,不能离开毛主席在现实条件下提出的各项革命任务和要求。文化革命也是一样,在现阶段,对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抱什么态度,搞不搞大批判?是不是狠批刘少奇,把他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是不是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拥护不拥护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不搞清理阶级队伍,有劲没有?对砸烂公检法赞成不赞成?对工人、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打破修正主乂教育路线,赞成不赞成这就看你路线觉悟怎么样?(刘建勋同志: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天天叫喊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现在要真正砸烂,他又反对,就是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中讲的,他们只不过是现代的叶公而已,叶公好龙,好的是假龙,是真龙,他又怕了,他总是动摇的,是口头革命派。)(李忠顺同志: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这种舆论,对公安军管会指责特别多,特别是对省公安军管会。刚才刘政委指出的那些人,他们造谣的目的,就是反对军管,反对砸烂刘、邓、彭、罗推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政法路线。为什么要军管?就是为的要砸烂这条反革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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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路线。现在有人说我们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说什么公安公社又用起来了。造这些谣言来攻击我们公安军管会。到底谁不讲路线斗争?军管就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彻底砸烂阳公检法,就不能在公检法夺取全面胜利。现在有人出来反对军管,反对砸烂旧公检法,实际上是他不讲路线斗争。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上了敌人的当,有些人则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刘建勋同志:有的人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的人是不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些善心的人是被独立王国迷住了心窍,凡是他那个独立王国的人都不让动,就是彭、罗陆、杨的人,他也不让动。)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提髙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和要求。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紧紧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脱离当时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要求。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是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可能是反动的。“二月逆流”的那些黑干将,在民主革命时期算是跟着走过来了,现在不跟,不就由革命的成为反对革命前进的了。你那个时期紧跟毛主席,在另一个时期不紧跟就要掉队。(刘建勋同志:有的人已经掉队,有的人正在掉队,正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传声筒。有两种人:一种人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种人不大自觉地跟着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叫裴多菲俱乐部。现在就是有许多裴多菲俱乐部。)
    讲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伟大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讲阶级斗争,就是要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搞斗、批、改,这就是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排除一切干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
    、认清当前形势,狠抓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目前我省形势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这是主流,这是本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衡中出现的问题。工作的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般规律。如果我们不这样看待我省形势,就要犯大错误,就会迷失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好形势,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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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的,是无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越是在胜利的太好形势下,我们越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公报中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在斗批,改阶段也是这样。决不能认为实现了一片红,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或者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了。斗、批、改阶段就是严肃的阶级斗争。革命更加深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只要情况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进行反扑。同志们都听到和看到近来阶级敌人到处在刮阴风,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把水搅混,破坏大好形势。大量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必然会从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方面,破坏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进行反夺权。所以,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注意。
    昨天同志们学习了“两报一刊”社论,根据社论精神,讨论了会议纪要。现在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问题,就是阶级敌人善于把我们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其所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要识破敌人的这个阴谋。(刘建勋同志:老一套的东西不行了,被群众识破了,接过革命的口号来攻击我们。)(纪登奎同志:你反右他利用反右,你反“左”他利用反“左”。)(刘建勋同志:说什么“八月黑风比二月黑风还黑”,“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光用这些口号不行了。就变一个口号。我们提什么口号,他就利用什么口号,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准备一哄而起,把红色政权轰掉。)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我告诉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部队,谁反对人民解放军,用红卫兵的语言,要砸烂你的狗头!)我们要提高警惕,揭穿敌人的阴谋,千万不要上敌人的这个当。不要因为阶级敌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我们就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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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经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实现了一片红,这是主流。你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难道会一下子忽然黑了吗?你那样看问题,实际上是否定大好形势。(刘建勋同意:事物的主流决定事物的质,支流无论多少条还是支流,不决定事物的质主流是大好形势,就是工人宣传队、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把工人宣传队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改革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改造机关,砸烂修正主义的建党、建政路线,彻底砸烂公检法,彻底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彻底搞好斗、批、改。难道我们这个大方向不是正确的吗?有些单位搞不起来是另外的问题。有些是坏人掌权,整好人,不整坏人。还有的是联合的不很好。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事物的质,是主流。其他都是支流。支流可以用调节的方法解决。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众:反革命行为!)(纪登奎同志:这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不见得”派在背后操纵捣鬼。)(刘建勋同志:这是“不见得”派在后面操纵的,前台的人主观上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客观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还白以为是,摇旗呐喊,作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有些地方开黑会,搞裴多菲俱乐部,是很有准备、很有计划、很有组织地搞起来的。我们刚刚发表一篇社论,他们就大喊大叫,说我们突然袭击。你准备了好多天,开了那么多黑会,你的反动行为那么有准备,不是突然袭击?我们稍稍表示了一下态度,就是突然袭击?这就是只许资产阶级造反,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一切反动派所惯用的伎俩。)(李忠顺同志:反复旧实际是复旧,根本不是真反复旧就是要在公检法恢复刘、邓、彭、罗那一套。有没有复旧?临颍有一点复旧,但他们不去反对,就是反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同志们看了那张大字报,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刘建勋同志是大、大、大毒草,是经过黑会讨论了的。有人认为是香花。你的鼻子不灵了,感冒了,伤风了,不辨香臭,把毒草当成香花,屁股坐在那里去了?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象苏联的“克里空”那样,以为自己作了三个月的工,就不得了,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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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意识就管一辈子,一辈子用不完。没有那回事!要永远紧跟毛主席。不这样,你就会落后,就会掉队,就会倒退,就会把毒草当成香花。)肯定会干扰斗争大方向,严重破坏整个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所以对这些反动的谬论要批判。(纪登奎同志:这个传单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公民,跑到安阳发表了一篇讲演,然后到一个煤矿去串连所产生出来的一支大毒草。)(刘建勋同志:大、大、大毒草。)是个黑纲领。(耿起昌同志:可见他们还有市场。)(纪登奎同志: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复旧,我们第一承认,第反对。我们天天反的,是要搞革命化的。但决不能接过革命的口号去反对“三红”,这是一个阴谋。)(刘建勋同志:有人指着鼻子问有没有复旧?我说有经过斗、批、改,就是要反掉它。工人宣传队,就是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复旧,就是要破它,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新和旧的斗争还是存在的,一万年还存在。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嘛!问题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敌人借反复旧为名,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妄图一个早上把政权夺在他的手里。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他们说,你压制造反派。我们说,不是,我们压的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对于上了当的人,经过教育,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反复旧。
    在我们前进中有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呢?有的。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难免混进坏人,在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不大好的。(刘建勋同志: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借着这个口号反对革命委员会,因此,放出的风特别有效。)个别地方班子调整不太好。(刘建勋同志:有些地方围攻革委会,就是因为革委会内部有人参加这个黑会,你那个裴多菲俱乐部,必须砸烂。在座的同志就有参加黑会的。)(耿起昌同志:我们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敌人,他搞革命委员会。)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是不敢承认。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绝大多数革命委员会是好的,有的领导班子不那么好,有的混进了坏人,有的镇压了群众,有的成员觉悟很低,私心很重,办了很多蠢事,我们这个会议其实也是承认这个问题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对那些搞打击报复镇压群众的,我们坚决反对,坚决批判,并严肃地处理。(纪登奎同志:个别地方原班人马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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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正在解决。)提出要大搞反复旧的,并举不出像样的理由和事实。让他尽量地讲,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个县,没有査出更多的县。(刘建勋同志:好象我从北京毛主席身边一回来,大方向就错了,又是反动路线。哪有那回事。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家里就有人在那里开黑会,有些人好象发疟疾一样,阵高烧就上来了。)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要在今后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她。阶级敌人歪曲这个口号,我们有些同志就跟着跑,不是补台而是拆台。(刘建勋同志:经过补台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不能一哄而起把她轰掉。)(纪登奎同志:经过吐故纳新,逐步去完善,不是象运动初期红卫兵小将砸烂几个四旧牌子,一个早上就可以用物质力量去摧毁。对于思想问题,旧思想旧作风,要发动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混进来的敌人要清岀去,对于革命委员会中品质不好、路线觉悟很低没有革命精神的,也要清,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促其改正,或适当调整,广大革命群众还要对他们进行监督。但重要的是,对革命委员会要采取补台的方针。对新鲜事物,必须热情支持。“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领导班子中更新和复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笼统提反复旧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新与旧的斗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红旗》四期社论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的“反对复旧”的,是完全正确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作文章说我们是保守主义,责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整党,不赶快吐故纳新。他们说:你们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些人别有用心,混淆是非。新,当然要纳。但他们反对我们的保守主义,是别有用心的,就是对清理阶级队伍没冇清岀眉目的单位,他们要大开门,大吸收.就是要把地富反坏右拉进来,要把他那个独立王国的公民都拉进来,这是破坏整党。吐故,年龄大的可能多一点,但不能年龄大,就作为故来吐掉,应该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否有革命精神。)新与旧的斗争,一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组织上复旧反复旧,思想、作风、习惯上的复旧反复旧。有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笼统的提反复旧,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引向打内战。从意识形态上讲,如果没有一点四旧才奇怪哩,除非是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只要阶级存在,旧的思想总是存在的,就要不断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全面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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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问题,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三红”。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刘建勋同志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这是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反“二月逆流”。就是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一哄而起,推翻革命委员会。他的目的昭然若揭,还是我说的那句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那些“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利用一些有野心的人搞的。他们在背后操纵,开黑会,言不及义,不知开了多少次,气焰十分嚣张。)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中指出:“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有复旧倾向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刘建勋同志:独立王国的地方不能整党,要先把独立王国搞掉,不然你发展的党员。也是“王国党员”,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员。是你那个王国的都是党员,你那个王国以外的都不是党员,这样能行吗?你反保守主义是一种阴谋。)(纪登奎同志:先反多中心,先反独立王国。)新与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对的,必须辩证的来认识。我们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更新的有的只是更新的程度不同,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是极个别的。在发展中来巩固、完善,只能补台,决不能拆台,决不能一哄而起,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攻击革命委员会。这种作法我们要坚决反对。
    如何更新,要以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否忠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不能从形式上,年龄上看。(刘建勋同志:有的地方把革命干部都说成是“老油子”,“老狐狸”。他们说,老油子还不该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革命干部才能进去的,你那样说就把“五·七”干校的名义败坏了。你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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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方向,不是斗争走资派,而是反对革命干部。他们中间某些人有缺点错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解决的。但不能把革命干部一律说成是老油子,进行斗争。难道年龄大一点都是老油子吗?这是什么口号?)有人说所有老干部都要彻底清査。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进来,做官的瘾这么大。你的世界观,是为自己做官,不是为人民服务,不讲无产阶级路线,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你就不能掌好权。(刘建勋同志:这些人厉害得很,他们到北京,造谣中央也镇压了造反派这就不仅是反对我们了,还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警惕这个问题。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企图达到破坏斗、批、改的目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在斗争中发展、巩固、完善。整个斗、批、改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怎么说我们不反复旧?!但是,我们反复旧,跟你们的方针不同,摆法不同,作法不同不能把广大群众引导到反对革命委员会,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另一方面,必须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多中心论”是严重干扰毛主席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严重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会议上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看待问题。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有的人认为,我们这次会议上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批判那些搞分裂的人,大方向错了(刘建勋同志;有人扬言会议大方向错了,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不管来自那个方面的干扰,右的也好,形“左”实右的也好,我们都要排除。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针,在两条路线的实际斗争中,排除“左”右干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为什么我们揭出了这样的事实,有人不敢承认这些事实、否认这些事实呢?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不是唯物主义者。明明是“多中心”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敢承认这种干扰,还说我们批判“多中心论”是方向错误,这就说明你是赞成这种干扰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非常同情毛主席所批评的那些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在那里搞武斗的人,这些人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也脱离了他那一派的多数群众。我们有些同志还在同情这些人,认为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同志,你落后了!那些人是干扰大方向的。是搞独立王国的,毛主席给他们谈了五个小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倾向。奇怪,毛主席批评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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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你拥护,你赞成,你为他们喝彩。这样,你把自己置于何等地位呢?你们是否有共同之点呢?你的大方向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也要象他们一样干扰大方向,搞独立王国?)这就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干扰,都要排除。为什么一排除这一方面的干扰,就说是错误的呢?为什么赞成这一方面的干扰呢,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忠不忠?到底拥护不拥护?到底亲不亲?我们批判“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批判“多中心论”,批判形“左”实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学生下放劳动,同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有人就扬言“造反派受压了”,“造反派受排挤了”,“这是对造反派没有感情”,“造反派没有掌权”种种理由,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权”字,斗争的焦点还是一个权字,他们要夺杈。这种人是极少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有极少数人,打着造反派的幌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的人可能是利令智昏,或被坏人利用。最近有人到处串连,大造舆论,大搞右倾分裂,拉势力,保自己当官。(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出去访问、串连,大造舆论,扬言“受压了”。你早不受压,晚不受压,我们深入搞斗、批、改你就受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镇压群众,你不感到受压。现在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已应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深挖一切阶级敌人。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你感到受压,去搞访问、串连,这是什么问题。)对于“受压”要进行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人的思想、言论、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都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要求,代表一个阶级的愿望,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为一个阶级服务,为阶级的舆论所唆使。(刘建勋同志:你听了话,不调査,不研究,就跟着摇旗呐喊,在全省范围内大造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这是什么问题?你是造反派,你的一根毫毛也不能动。这就是只许你到处散毒,不许人家说你放毒不对。这是资阶级的哲学,就是只许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那里有这样的阶级斗争?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都是只许我斗你,不许你斗我,哪有这样的道理?你刮西风,我们要刮强劲的东风。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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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听了这话又不舒服,这不是又压制我吗?你如果是西风,非压你不可。)到处串连是有的,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受压”。对于“造反派受压制”这个口号,要进行阶级分析。有的是只准自己放毒,不许别人消毒。(刘建勋同志:他们举的例子,是属于两派打架。对于支一派压一派的,我们是反对的,态度很明朗,怎么能说我们压制造反派呢?)有的是大派掌权,压制小派。(刘建勋同志我们是反对的。)(纪登奎同志:镇压革命群众最典型的是×××、Ⅹ××。)(刘建勋同志:××Ⅹ是搞“多中心论”的,你就是要搞垮革命委员会。对你的错误要进行严肃地批判。反过来,大派绝不能压制×××影响的一派群众。)(纪登奎同志:×Ⅹ×有一句最典型的语言,他说过去你炮轰我,把我置于死地。今天我要把你置于死地。这叫打击报复,镇压群众。)(刘建勋同志:我们不赞成,我们批判了他们。)(纪登奎同志:×××在临汝支持一派制造了灵头事件,把那一派贫下中农俘虏,打死、枪毙了贫下中农×××个人,还说要消灭的还没有消灭完。这和北洋军阀没有区别,和吴佩孚没有区别,和蒋介石没有区别。)革命委员会中混入极少数坏人,打着革委会的招牌,在那里搞阶级报复,要把他们清理出去。(刘建勋同志:反复旧,为什么不反这个,而专反革命委员会?)这些人在革委会中滥用职权,对群众实行打击报复,有的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镇压群众。我们坚决反对。对于“压了造反派”的种种说法,我们要作阶级分析,有的就是坏人混进了造反派里面。把坏人清理出去,不能说是造反派受压。同时,革命深入发展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彻底搞好教育革命大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等等。修正主乂的路线,都必须彻底摧毁。修正主义路线和“私”字紧密联系着。私字当头的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亲,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困难得多,接受修正主义路线就气味相投得多。他是要“读书作官”嘛!要当主任嘛!你不叫他作官,叫他去劳动,你要搞精简机构,你要彻底砸烂公、检、法,他就不髙兴了。所以,私字当头的人,不可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抵触的。(刘建勋同志:工厂里也有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是“公”字当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斗、批、改的过程,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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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对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狠狠地进行批判。
    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多中论”思潮和作法。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中心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是以我为中心,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是搞分裂主义。他们搞“多中心论”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有人问当前反多中心,究竞是反右,还是反“左”?“左”也反,右也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们这个会议,就是体现了这个精神。搞多中心的人,不是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作为行动的准则,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行动。搞多中心的人,表现有“左”的即形“左”实右的,也有右的。(刘建勋同志:更多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从当前形势来看,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表明,还是形“左”实右的问题。(刘建勋同志:他们口头上喊反复旧,这是“左”,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不是右吗?所以是形“左”实右。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你把政权都搞掉了,还谈得上有什么革命路线呢?)集中到一点,还是一个权字。当前要警惕形“左”实右,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干扰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
    此外,要批判右的思潮的干扰。要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这次会议上,反映出在个别地区、个别单位仍然存在着右倾翻案的思潮。有些人存在着“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在一定的条件下,“三气”就变成一股风,就是翻案风。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岀,要排除“左”的干扰,右的干扰,右的干扰是主要的。这是从两年来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足够的认识。有右的思潮的人,不少都变成了“不见得”派。(刘建勋同志:“不见得”派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罢我的“官”呢。)可见,“不见得”派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必须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文敏生、赵文甫等小撮阶级敌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是乱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所以,要批判他们。我们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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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对敌,我们千万要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借批判“二月逆流”,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大翻老帐,制造群众的分裂。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刘建勋同志:一个单位在一个晚上,分裂出九个战斗组织。)(纪登奎同志:他们在那里重新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是阶级敌人的大阴谋。我们要团结群众,共同对敌。(刘建勋同志:包括站错队的群众,也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打击他们。不对准阶级敌人,这是什么革命派呀?)通过批判“二月逆流”,增强军民关系,警惕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林副主席,指向中央文革,为刘、邓、陶翻案,为王明翻案。这和部队在支左中发生的某些错误是根本不同的。谁借此来挑拨军民关系,谁就是黑手,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时候都不能将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这是对当前形势看法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歪曲反复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一个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一个是批判右的思潮,批判“不见得”派,要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增强军民关系目标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全国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们要紧跟仝国形势,狠抓阶级斗争。克服右的思想,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左”的右的一切干扰,不管来自那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林副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掩盖的。革命委员会要名符其实地搞革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高举红旗,就要斗争,不斗争就高举不起来。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的本身就是要斗争要狠抓阶级斗争,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不排除“左”右干扰,就坚持不住就会动摇。我们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干革命就要斗争。马列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干革命就不要怕斗争。斗争是不可怕的,在当前形势下,可怕的是看不见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放松了革命警惕性,对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敢抵制,甚至跟着跑,那就要犯大的错误。(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光讲人缘,人缘好。谁也不得罪,这不是马列主义。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你想用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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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办法搞调和,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复旧的人并不反这个复旧,而是不作阶级分析地反什么“老油子”。)我们要跟上全国的形势。十二中全会以后,全国斗、批、改的革命大风暴肯定会出现新的高潮,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敢于革命。(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都要敢于革命。)
    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谁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就快。项城县就比较好。(纪登奎同志:有六十多个县属于这个类型,在那里毛主席的指示基本上能够畅行无阻;有三、四十个县属于一般;还有
    十个县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多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
    地方搞的差。说来说去就是没有抓阶级斗争,不敢斗争,不敢革命。(刘建勋同志: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不要迷信自己,总认为真理都在你手里广大群众都在你手里。这些人的想法和一切反动派的想法一样,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把广大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不符合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哪有违反了历史潮流,群众还会在你手里的事?暂时也可能蒙蔽一部分群众,群众一觉悟,你就是光棍一条。新乡市革委会有些人是不敢斗争的,有个一般干部去宣布革委会对那个厂做的事件的态度,他敢于斗争。到了那个地方,又推、又搡、又揍,结果还是宣布了,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条是复旧是有的,但当成中心来反,一哄而起来反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二是你们搞武卫队,不靠真理,靠武力统治,横行霸道,要立即解散武卫队;三是你这里是独立王国,不能整党,否则搞起来也是“派党”。有少数人不让他讲话,把麦克风夺,可是他还是讲,广大革命群众鼓掌欢迎,少数人在角落里吹口哨、搓地板、跺脚,这是什么行为!有些同志说压制了造反派,就是压制了这些吹口哨、搓地板、跺脚、打人的人。其实,吹口哨、搓地板的人,不过是前台的人物,背后有坏人在挑动。这个干部开始进厂时,遇到了刁难,不让他进去,说我们是保密工
    又说是四机部的厂子,进去得经过四机部批准,后来又说得经过省革委、省国防工办的批准。这些理由被驳回以后,又说得经过工厂革委会讨论才能进厂。后来只许进去五个人,被围攻达四小时之久。这是压制造反派吗?我说,是你这个所谓造反派压制革命派!你是什么造反派,有人说,你对“造反派”没有感情对,我对想一哄而起把革委会搞垮的人就是没有感情,对刚才说的那个同志,对大群众,为什么没感情?感情深厚得很。有些人可能在“二月逆流”中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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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肩战斗过,但也要一分为二嘛!如果说,过去立过功,现在一成不变,一根毫毛也不能动,那就不可理解了,不符合辩证法了。停止的观点,不是发展的观点。我们党内过去那么多有功绩的人,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就反对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了。如果说过去正确,现在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许动,一动就是压了造反派、这是只许你放火,不许我点灯。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
    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从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以后,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同志也好,野战军的同志也好,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三支”“两军”的力量更加加强了,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希望同志们在伟大的斗、批、改阶段,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来自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断提高自已的路线觉悟。
    从这次会议简报来看,最近一个时期军队有少数同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够好,受形“左”实右思潮的干扰,搞“多中心论”。(刘建勋同志:是极少数同志。)这次会议受到了批评。多数是在前一个时期顶右倾翻案最坚决的同志,是受表扬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跟不上。(刘建勋同志:有些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其实,是他们光吃老本,不立新功。)我们肯定你前段的功绩,如果有人以右的观点否定这些功绩,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段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够紧的同志,要认真改正错误。(刘建勋同志同志们不要背包袱,改了就好,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上次会议,我们批评的几个同志,这几个月绝大多数表现的很好。(刘建勋同志: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在三支两军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更好的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竽觉悟,排除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同时,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虚心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们是领导阶级,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同时要做工人宣传队坚强的后盾,对任何歪风邪气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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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缺点是难免的,希望革命派的同志本着关心、爱护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精神,提出批评,给予帮助。前一段好多分区、人武部开各种座谈征求意见。这很好,以后还要这样做。(刘建勋同志:而不能相反,制造流言蜚语,把解放军说成是要不得的,你那个话我不能讲,讲了是散毒,这样的人我们坚决反对。)(纪登奎同志:有的工厂不欢迎解放军进去,我看他那里就是有鬼。)(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好象一个人不可避免要犯错误一样,改了就是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一支非常革命化、战斗化的军队。对散布解放军的流言蜚语的人我们坚决反对,不管你是什么响当当、硬棒棒,我们坚决不支持,而且坚决和你作斗争。)我们要正确地对待群众,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爱护红卫兵小将,虚心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应当热情地帮助、教育,决不能支持一派群众压制另一派群众,否则,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杜河堤冋志。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大军区的指示,最近要派一批解放军到县以上工矿单位,和广大职工一起搞斗、批、改,参加三结合,希望大力协助。)(刘建勋同志:要热烈欢迎。)(众:热烈鼓掌。)我们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最近,我们将派一千八百多名军队干部进入工厂,参加三结合,和广大职工一起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工作,圆满完成。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革命化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本身的革命化。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骄傲自满情绪。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公字当头,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两条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私字当头,个人主义严重的,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能倾向和接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必然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所以说,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斗私。斗私,才能批修。斗私,才能更好地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私,才能搞好本身的革命化。这就是大破资产阶级的旧,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刘建勋同志:“反复旧”的同志,希望也反一下自己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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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脑子做官,满脑子资产阶级派性,满脑子独立王国,满脑子山头主义,你j个私字不反一点?你那个旧不反一点?你不是要革命吗?首先在自己头脑里暴发革命。你“反复旧”,实质是反对革命委员会,想取而代之。告诉你,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广大群众是不依你那一套的。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者,好象自己就是“上帝”,那是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时刻来腐蚀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用各种糖衣炮弹进行袭击最近,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极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刘建勋同志: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有过一段造反历史,后来被齐林、王国佐这两个走资派拉拢腐蚀,给钱花,给酒喝,拍肩膀。说他是响当当,他就头脑膨胀,多次制造停车事件,周总理讲话点名批评后,我们进行了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说他是老造反派。什么老造反派?制造停车事件,这是造反派?是中了糖衣炮弹。当然,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欢迎的。有人说,这是打击了造反派,打击了自己的战友。这是什么战友?有的人就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和谁亲,和谁疏,要用阶级观点去看待,不要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隐藏的坏人,也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战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大好形势下,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我们解放军的同志们,更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在完成伟大的斗、批、改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我今天讲的,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总之,要按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建勋讲话
    王新同志的讲话,我认为很好。建议把纪录稿印发给大家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登报。
    我们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革命的舆论,抵制资产阶级的舆论。只许你刮西风,不许我刮东风,那是蒋介石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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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熄灭无产阶级的斗争,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属想调和阶级斗争的,都是庸人,都是形而上学,也就是修正主义。
    王新同志的讲话,明确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只要我们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错误,尽管有多少条,无非是思想上、作风上以及组织上的一些问题。有的革命委员会中混进了不好的人,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如果离开了大方向,抓不住主要矛盾,屁股坐歪了,那就是错误的,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我们不回避缺点。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有复旧?我说:有,我们革命,就是要破资产阶级的旧,立无产阶级的新。新与旧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万年以后也还存在。如果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谁要想转移大方向,掩盖这个矛盾,突出另外一个矛盾,说什么“反复旧是中心”,“造反派受压”,“革命派不香,保守派不臭”,这统统是阴谋。我们的方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是十二中仝会规定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我们只有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才能排除各种干扰,革命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现在,有的地方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风,就是要转移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小撮阶级敌人在那里策划指挥搞起来的。他们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工人宣传队,指向解放军,也指向广大群众,在那里重新算老帐,制造分裂。这是阴谋。革命队伍一分裂,牛鬼蛇神就可以滑过去了。
    我们说,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是整党建党的基础。在整党建党中要吐故纳新有人说,你们都是老油子,你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说法,这是想为牛鬼蛇神制造滑过去的机会,是办不到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的人,好象真理在他手里一样,起来代表他们的阶级大声疾呼。嗷嗷叫,哇哇叫,疯狂至极!我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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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上长疮一样,不让脓出来,问题就解决不了。同志们不要怕,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地球能不转吗?二十四小时转一圈,一点也不差。不因为你出来嗷嗷叫,甚至抡起胳脖叫,地球就不转了。广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因为出几个反派人物,就阻碍历史的前进,历史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没有矛盾,社会就不能发展。敌人挑起这场斗争非常好。你不跳出来,我们找谁斗争?你跳出来,我们一斗争,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那种希望没有斗争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林副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仅仅以为可以用行政手段,经济的方法可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作法。在座的同志都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解放军,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要负担起这样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斗。外国人老是攻击我们中国共产党好斗,其实,不是我好斗,是你先斗我。林副主席说,事实上你不斗他,他就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要斗争,为了进攻也要斗争。我们现在防御够了,可以进攻了吧
    我们怎样进攻呢?就是要搞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直到斗倒、斗臭。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贼心不死,阴魂不散,接过革命的口号,疯狂进行反扑。有人问,为什么现在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仝会上的报告,就是毛主席最近指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要斗,要批判刘少奇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样,就有学问了。这样,才能提髙路线觉悟。要斗,就要清理阶级队伍,把牛鬼蛇神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家伙一网打尽。但是,总会有个别漏掉的,而且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还会生新的。再产生新的,再揪嘛!再斗嘛
    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两报一刊”的社论中讲,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路线斗争的继续。怎么能说我们不讲路线斗争呢?是你们不讲路线斗争,你们把钻到造反派当中的坏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都说成是好人。这是什么路线?究竞是谁不讲路线斗争?是你不讲还是我们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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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把王新同志的讲话很快地印发给大家,满足大家的要求,供大家讨论,很好地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记录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秘书组〗刘建勋讲话
    王政委给会议作了总结,讲得很好。我再简单讲几句。
    我们这次会议,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就是要坚决落实毛主席“提髙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战备为动力检查斗、批,改,推动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斗、批、改和战备联系起来,把本职工作和全局联系起来。共产党员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红色堡垒,我们不要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彻底埋葬帝、修、反。加强战备,不是临时的措施,而是长期的任务,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一定要革这个命。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世界革命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要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武装头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王政委讲话中,总结了我省一年多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总结过去,是为了提高认识,今后不重复那些错误。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对于两派革命群众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碗水端平。一些同志为什么老支一派,不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按“老皇历”办事,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经验固定起来。我劝同志们都要学一点理论,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再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政策,要有政策观念。农村整党搞得比较早,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大纲来衡量,还需要进一步整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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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到的问题,蹲点以后看到了,但头脑不要太热,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惩前毖后,治病教人”。需要划走资派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犯有资木主义倾向错误的人和走资派区别开来。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清道理,提高觉悟,改了就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多作教育工作。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办法。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过细地做工作,不要大轰大嗡,光开大会,喊口号,哄一哄不解决问题。可以先支部揭发,再吸收贫下中农参加揭发,有步骤地进行。总之,既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要把犯错误的好人扩大为敌人。
    机关革命化是个大问题,也提请同志们注意,要逐步加以整顿和改造。首先把现在没有工作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经过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将是一批积极的力量。现在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实行“三三制”。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有些工作人员原来是各派推荐的,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现在看来,这些人中有的派性很大,要加强教育
    这个会开的很好,对推动全省的工作,大有好处。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王新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同志们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元旦社论,进一步提高了对总形势和总任务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同时,发扬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增强了党性。同志们发言很好,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
    今天会议要结束了,我讲几点意见,不正确的地方,请刘政委纠正。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
    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就讲过:“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
    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精辟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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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这一点,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体会是很深刻的。不管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或是个人,凡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女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成绩背定是主流,错误只是支流;谁稍微跟得不紧,工作就受损失;谁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甚至造成犯罪。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也应当是这样。
    我们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有一个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过程。我们经过这段实践,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九届一中仝会上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感到更为亲切。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整个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来的。他不但给我们提出了总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每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整个革命历史的过程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从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从“九大”到现在,多数同志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是比较紧的,工作成绩就大,形势就好;有的同志在一个阶段跟得紧,在另一个阶段跟得不紧,甚至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结果就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说,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怎样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考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对待毛主席的指示,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种人脱离实际,不用毛主席指示指导自己的实践,整天忙忙碌碌,抓不住本质,这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紧跟,就是要雷厉风行。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发出以后,要拚命落实。这一点县里多数同志是做的好的,有的却不怎么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干部下放还是原封不动,你紧跟什么!(刘建勋同志:有些人是“入党做官”。抵制下放,你不敢动他一根亳毛。毛主席最高指示,为什么不执行,你在那里干什么,这就是不敢革命嘛!)斗争肯定是有的,问题是你究竟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呢,还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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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于某种压力?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
    我们对人、对事,都要用毛主席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衡量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不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这是唯一的标准。有的人光听小道消息,就是不听毛主席的。有些入学习,不去学真正的经验,而是学些歪经。(刘建勋同志:要看真理,不要只。看势力;要看方向,不要只看风向。)
    元旦社论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
    想推动斗、批、改,检査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新的年中,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确斗争的大方向,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要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下苦功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副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硏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联系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就是说,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我们定要抓住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雨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是排除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干扰的过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解决阶级矛盾、进行阶级斗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就是解决阶级矛盾、体现党的路线的政策。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也必然会遇到革命队伍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所以每当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每深入一步。总是出现一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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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遇到了错误思潮的干扰;后来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党的“九大”以后,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进入整党后,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又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刘建勋同志: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已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可看到,每当重要关头都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在这些重要关头,我们有些同志又往往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刘建勋同志: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足,不是新动向一露出来就能抓住的,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我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传达贯彻十二中仝会精神时,当时到底思潮有什么变化,开始也闹不太清楚,现在看来,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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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他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必然有不同的反映。不能光看前一段对毛主席的哉略部署跟得紧,但是有些人到了另一个阶段,他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就可能有很大变化,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刘建勋同志: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白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当然,多数是好的,少数人确实变坏了,或在向坏处发展。)
    从实践斗争中看,右的和级“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歪曲革命口号,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说搞政治建厂,他们也抓政治建厂,但却是在这个幌子下干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刘建勋同志: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另一方面,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谓形势,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形势作岀错误估计,把本来是大好的革命形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形势,他们歪曲为形势不好,“复旧”了。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所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任务、政策都是错误的。(刘建勋同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本来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作中的缺点是支流,但是,他们却抓住百分之一的问题,反对百分之九十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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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抓住支流,否定主流,抓住个别问题,全盘否定。这样,自己就走向错误的道路。
    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就要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回避矛盾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你不斗它,它就斗你。如果不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整党中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矛盾,资产阶级派性就泛滥,他们就混淆是非,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所以不能回避。政治上的坚定就是要对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对不正确的东西不起来斗争,就等于发现了敌人自己临阵脱逃,放弃阵地。这是考验一个人对革命是否负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整党中一定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揭露矛盾,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问题。同志们讨论中讲的很多,在领导班子本身,如果有“左”右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敢于革命,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这次有几个县的同志检查的很好,有的同志表示回去把盖子揭开,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对的,不然就不能率领广大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应当是忠于毛主席,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己能够进行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不要有问题掩盖起来,而应当自己能革自己的命,白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特别是军队支左的同志、人武部的同志更要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所以朝气蓬勃,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否则,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成为腐朽的萎靡不振的机会主义的党。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以上领导班子,首先要在自己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自觉地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有些单位落后了,落后在那里?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在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千扰做的差。所以就落后了,拖拉机厂就是这样。(刘建勋同志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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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上就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敢于和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干扰斗争,这个工作做得好,形势就好;不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敢于和不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斗争,你那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就要泛滥,阶级敌人就会破坏,形势肯定不会好
    、要正确对待群众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导,依靠工人阶级,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四大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起来揭露坏人,挖出隐臧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时有的同志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犯了错误。至于一部分群众一度站错了队,大都是受了蒙蔽,是认识问题。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新指示发出以后,有的干部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是支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而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斗、批、改。有的同志只当革命的动力,不当革命的对象,群众起来造他的反,他很反感,死拉派群众保自己,压制对方,这是很错误的。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的意见就检査改正,不对的也不能同群众闹对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群众分了派,必然有拥护你的,有反对你的。对反对你的群众不要有反感,而要找出原因,适当的解决,对支持你的群众,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不分是非,一概支持。对待群众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就过不去。有的同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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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根本区别。”我们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进行阶级分析,而是以我划线,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一部分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犯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是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的、静止的去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造反派,因为他们代表着革命的大方向,他们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造反派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数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少数头头就是一直在犯错误。如果不加分析地仍然什么都支持,实际是支持错误。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还美其名曰“关心群众”。实际上他是害了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的干部不坚持党的原则,带头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只要拥护自好坏人不分,好坏事不分,什么都支持,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是非,这就是结党营私。有一个单位,提出叫一个开除党籍的坏人当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明明白白知道是坏人,也要支持,我看这样的人就要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不要团结拥护自己的坏人,也不要排斥反对过自己的好人。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能耿耿于怀,象我们这样的人,反对一下有什么了不得!)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办事。在领导班子中安插坏人,招降纳叛,这是为资木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决不能允许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有少数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还认为这是群众观点,这是什么群众观点?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群众观点,是有阶级性的。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的倾向,不敢争,就是不敢革命的表现。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是“三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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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一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揪出来,斗倒、斗臭。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好好地学习、运用。
    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髙政策观念,要教育群众,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搞两条路线斗争,总是要通过具体政策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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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的各项政策,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各项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管整党也好,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也好,都要按照无阶级的政策办事。在整党中要突出党的教育,在我们党内斗争中,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政策界限,要分清整党和清队的政策界限,分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刘建勋同志:要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别开来。)在农村中,不要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小自由统统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不能把有一般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统统都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有的,这是极少数。
    总而言之,要有区别,有区别才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同时,要和风细雨,不要简单粗暴。(刘建勋同志:不能打人,不要“坐飞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在整党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使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条条落实
    四、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思想和作风革命化
    组织革命化,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精兵简政”。从全省来说,这项工作做得是好的,但有的地方并没有真正把干部放下去。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把干部放下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下放的干部,要加强管理教育,尤其对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各县革委会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去抓,这是党的一大批财富。对已经下放的干部,不要轻易调他们出去工作。(刘建勋同志:不要轻易启用,锻炼二、三年,表现好,群众欢迎的,我们可以调上来工作,把在职干部放下去锻炼,进行轮换。在精简下放工作中,发现有的地方“开后门”,通过熟人安插工作。广大干部下放锻炼,是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你却随随便便把人家调上来,这正好符合一部分同志“入党做官论”的思想,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前一个时期,不少办事机构中,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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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革命委员会内部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反映,就要直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那里存在这个问题不坚决纠正,将来就可能犯大错误。这样的政权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派性机构。(刘建勋同志: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官僚主义,不亲自动手,重大事情也托别人办,实际把自己架空了!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办事组指挥运动。指挥什么运动?无非是压一派。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政工组掌握人事大权,把自己一派的人安插得到处都是。除了他们有派性,自己负责以外,你作为领导干部在那里干什么呢?无非你是死官僚主义,或者你就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头。)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反对干劲不是,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个条件中,就有一条是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人,就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该斗争的不敢斗争,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不去做,该革命的不敢革命,还谈什么继续革命。所以,有没有革命干劲,是衡量一个人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的重要标志。你没有革命干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在那里?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规定了我们党的生活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朝气蓬勃就是要有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们有些同志,革命干劲不足,无所作为,认为“中游保险”,这不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拖拖拉拉,困难重重,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还有一些同志,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对自已不是分为二,而是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爱听奉承话。我们要很好的警惕这点。每个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向党伸手。有的人有私心,向党伸手要官做,争当书记、副书记还鼓动一部分群众给自己争官。(刘建勋同志:这种人没有好下场。)新老干部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已估计过高,夸大个人作用,以为你那个单位离开你航不行,头脑发胀,有这个错误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千万要警惕。要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放军要虚心向革命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学习,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谦虚谨慎,主动搞好革委会的团结,主动团结好新老干部。个别团结状况不好的县,要迅速加以改变。我们发现郑州有的工厂在建立新党委过程中斗争很激烈(刘建勋同志: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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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我们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仝党服从中央。要加强请示报告,有的单位,对重大问题,不向上级请示报告,这就是大错误
    在新的一年中,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要作出新的贡献,现在工作很多,任务很重,要安下心来,抓战备,搞好斗批改,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战场准备,就是要建立好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战备为动力,搞好斗批改,民兵工作也就搞好了。(刘建勋同志:不能孤立地去抓民兵工作,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被坏人篡了权,民兵工作就不会搞好,民兵工作一定要抓根本,不能离开当地的斗批改。)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搞花架子,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工作
    (潢川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翻印)
    九七0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负责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又听了先进队东赵亭大队的汇报,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不错。又听了后进单位关于
    四清翻案问题的汇报,这个问题确实突出
    、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广大群众和干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些单位的工作是出色的,昨天参观的东赵亭大队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大队孙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展是不平衡的,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中间的、差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许县与全国全省比,看来速度是慢了一些。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你们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从前进的方向看,是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不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你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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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毛主席指示落实的还是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今天上午揭露岀来的矛盾,说明对形势看法的不一致。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
    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是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杈,“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规定,保卫四清伟大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这些现象反映你们有些领导成员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不能代表革命群众利益,你们是心血来潮,胆大妄为。你们违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说你们胆小怕事,求稳怕乱。你们怕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受损失,怕毛主席指示落实,怕丢官。你们“勇敢”的很!你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中央不说招收工人,我们省革委一个也不敢招收,而你们敢。你们叫群众领导整党,我们不敢,你们胆大的很。我就想不通你们胆小在那里,你们是拿胆小作借口,掩盖胆大,你们胆很大怎么说胆小。再胆大大到什么程度!你们的胆不小,你们革委会胆不小了。你们这里违法乱纪的、腐化的、搞女人的可以入党做官。还好象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太不公平啦。所以说落后了,最根木,最关键的是有些老干部、军代表不能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抵制错误的思潮。你们给下层干部和党委制造了很多困难。真是象你们反复旧“文件”中说的“形势大好,问题不小发展下去,危险很大”。不过各有所指。我们一个老干部、军代表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抱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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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毛主席指示不能执行!千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可以执行?你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清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很好的提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对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从实践中看自己那些作对了,那些作错了。空话是没用的,实践是最无情的。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敢于革自己的命,领导班子达到“五统
    二、关于“一打三反”运动问题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三、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抓整党建党,抓领导班子,抓战斗堡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这是根木任务。这个基层就是基层党组织。抓领导班子,不要与抓整党脱离开,不要与抓阶级斗争脱离开。通过抓整党,抓阶级斗争,深入完成斗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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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好地搞,先作调査研究。你们的整党单位,不够整党条件,必须很好复査才行。有的支部不能算,要把整党和一切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抓整党建党,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带起来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要进行复査。当前主要是学习好党章,不要孤立的抓生要通过革命化来促生产,不要“言不及意”
    四、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査研究。不调査硏究下边情况不了解,上边精神吃不透,吊在空中是不会长的。要脚踏实地认真作好调査研究,大体上作到中有数。特别是军队同志更重要。不调查,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落实不了。你们通许条件很好,只要矛盾揭开,很快得到解决,立即就上去了,广大群众是好的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就站住脚了对人对事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干扰往往集中在对人的看法上。人与人是阶级关系,没有个人恩怨。你老康咱并不认识,没有什么恩怨,搞个人势力,宗派势力的,没有一个不垮台的。
    今天批评了你老康(康允周),如果你能改正,把通许搞好,我们是欢迎的。(Ⅹ××讲到我们虽然认识有分歧,但大家的心愿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我们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阶级事业,不能说不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愿是好的,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表态是空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那有群众。讲话办事都不能抽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新在河南通许县核心组会上的插话
    (当汇报县革委会曾作出“决议”反复旧时)插话:我是很注意反复旧的。当时见到一个文件,或者是一张小报,你们县一位姓康的搞反复旧,当时我叫他靠边站。不知是不是你?(指康允周)
    当汇报到粮食局非党员抓整党时)插话:你们的整党得重新审査。(汇报到马百顺入党时)插话:你们批准坏人入党,你们建立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的坏人不敢斗他?要揭露他,批臭他,支持坏人还搞什么革命。
    (当汇报到县革委五十四人中,群众代表有十三人时)插话:谁在这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省革委讲了多少遍了,在你们这里就行不通,你们这里是独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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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谁在这搞独立王国?要狠狠批判他。你在这搞糖衣炮弹,毁坏青年。你搞反复旧代表谁?谁在党内拉势力保自己的官,首先要打倒谁。
    (当康允周同志解释县革委反复旧问题时)插话:你讲那么多过程干什么?具体问题可能有出入,搞女人也会有很多情况。总的是你搞了反复旧,你不要搞那么多诡辩,对我们还搞这一套干啥?枝节上可能有这样那样出入,但是有个基本的思想,基本的立场。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多,但一看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的东西里边可能有拥护的,这里边有个倾向性的立场。一篇文章一万字
    七千是反对的,三千是赞成的,反对可能是前提,实际是赞成,你跟我们搞这套干什么?很简单,实践证明你这一段方向不对。那里还听你那么多具体的东西你和王甲军一样,他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批评反复旧的,他的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反复旧,屁股蹲在他那一边了,一切都错了。不从立场上转变就转变不过来,你灵魂深处私心太重了,有私心总想拉一派势力保你作官,搞私心的总是没有好下场。革命是靠毛泽东思想。张国焘比你势力大得多,最后还是垮了台,你掌了权,再加上你那一伙子,通许县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你建立的党是国民党还是共党?有些老干部开始并不是支持造反派的,中央表态后,好象他最革命,每个重大问题他都要支持错误思潮,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人比站错队的品德还坏。叫你掌权就是最大的复辟。历史是无情的。你想改造党,改变政权。反复旧全省你是拔尖的。
    当汇报到通许县不乱时)插话:乱,比你这不乱好。印度不乱就好?我们中国搞革命乱了几十年,就不好?主要看你是无产阶级乱了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乱了无产阶级?你们光兴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和平演变得更厉害。
    九七0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刘政委要我来讲一下,遗憾的是没有亲自听到同志们的发言,只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没有直接听讲用感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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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鼓舞下,经过全体代表同志们的努力,今天就要胜利结束了。让我们热烈地祝贺大会胜利成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两天,大家认真学习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全面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伟大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我们要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热潮。全会号召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全会给我们指出的总的奋斗方向、总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全会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五千多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的代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总结交流了党的“九大”以来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热烈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赞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典型讲用和全体代表的热烈讨论,充分反映了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水平、新成就;集中表达了全省军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努力攀登思想革命化髙峰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的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传经送宝,互相学习,为大会增加了新的光彩。这次大会,使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这次大会的先进经验传播出去,推广开来,必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必将对我省各项工作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木主义的罪恶阴谋,清算了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亿万革命人民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正如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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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学活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用。工厂班组、家庭院户学习班普遍兴起,这种组织形式很好,便于更好地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便于抓活思想。今后要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特別是工厂班组学习班的经验。城乡大多数单位,天天读、讲用会、批判会开始形成制度。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学习,立即行动。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自觉性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一年多来,全省军民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排除来自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干扰,在斗争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认真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加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同支援世界革命、消灭帝、修、反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发扬了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加强了战备。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批又一批社队粮棉上了“纲要”。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秋季收成也比去年要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很快,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取得很大成就。我省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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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狠抓根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现在,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我们的凊况,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讲几点意见。
    (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方向,就是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髙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不拥护,紧跟不紧跟,照办不照办,这是区分革命和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试金石。紧跟、照办,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态度,是革命的大节。在现实斗争中,每个人都经受着紧跟不紧跟的考验,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不跟毛主席,必然是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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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刘建勋同志插话: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对照、检査。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犯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至今还不是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同少数搞派性的人站在一起,支持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他们搞整党建党,也是搞派党,搞宗派主义的党,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种人是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应当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切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每个同志都要好好地想一想: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紧跟了没有,照办了没有。是自觉地紧跟、照办,还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就不一样,紧跟、照办的劲头就不一样,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也不一样。不论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凡是对毛主席的感情深,跟得紧,对毛泽东思想肯学肯用,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那里的形势就好,胜利就大。水泉大队岳师大队、井李大队、“五四”采煤队、郾城机械厂等单位为什么先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或者一个时期跟了,另一个时期跟得不紧,那里的工作就没有起色,面貌总是改变不大。有些人,口头喊紧跟、照办,实际上却不落实,不兑现。还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搞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工作要比别的地方落后一年,人家那里一年生产就翻了一番,他还在那里压制群众,搞派性。(刘建勋同志插话:大家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有些人却在那里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有些小单位是如此,有的大单位也是如此,不紧跟、照办,总是要落后就是了。所有先进单位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紧跟、照办的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群众,就能创造奇迹,推动历史前进。)这些人如果不改,肯定要垮台。历史的结论是无情的。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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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用一点,用,就是要革命,要落实,做到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
    (二)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念念不忘阶级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不仅要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这样,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方向分清敌我,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有些人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初期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存在”不理解,对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不理解,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个革法。有些人还是用民主革命的观点看题,因此就看不到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新党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复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上帝、修、反的存在,它们总是妄图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颠复,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国内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政治上伺机反扑,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篡夺领导权,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在农村和工厂,都有这样大量的事实,正如同志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用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打我们的核心力
    结果,有的单位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刘建勋同志插话: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拿武器和我们干不行了,地主直接掌握政权不可能了,他们新的反革命策略,就是搞“和平演变”,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他们施放糖衣炮弹的办法多得很,今天给你送点菜,明天给你拉车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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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拉拢,你哪里痒他就往那里挠。还有的干部认干亲,拜把子,包庇坏人坏事这样,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渐渐的就被演变过去了。虽然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代表资产阶级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狠抓战备落实,狠抓对敌斗争。要根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严格掌握对敌斗争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建勋同志插话:区分两类矛盾很重要。反革命分子同我们是敌我矛盾,要批判,要斗争;贫下中农之间、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动武。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矛盾也有两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这种走资派要批判要斗争;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同群众也有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对革命委员会有意见要提出批评,但不能采取对待走资派的办法。)
    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长期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动能量,腐蚀人们的灵魂,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必须牢牢掌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四旧”,以革命的精神力量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三)用毛泽东思想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是劳动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大问题。有了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领导班子,就能够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就能够代表无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够朝气蓬勃地率领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教导权掌握在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人手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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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害怕矛盾、不敢斗争的老好人手里,或者掌握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手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领导权如果被那些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掌握,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成个人的、宗派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
    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带头人首先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当前,有的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很差,不肯学,不肯用。带头人不带这个头,就没有资格当带头人。我们要善于辨别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不是党的领导。有些人把自己个人主义的领导,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错误路线的领导,说成是党的领导,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在那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对于这样的人,我就赞成群众起来抵制他的错误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不然的话,那里的政权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斗争中化。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社会上的坏人坏事,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不了,总是同领导班子内有人同情有人支持或有人参与分不开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在领导班子内开展积极的斗争。领导班子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对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混淆是非。有矛盾就要揭露,就要斗争,不能掩盖,不能回避。掩盖矛盾,回避矛盾,就是害怕斗争,不敢革命。矛盾是客观事物固有的东西。有矛盾,有斗争,才有事物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就是要观察、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乂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党的路线、政策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不敢揭露矛盾,不敢搞阶级斗争,党的路线和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各级领导班子,要经常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开门整风,揭露矛盾,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样,才能在革命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群众中化。各级领导成员要做到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不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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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一条教导,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官当老爷。各级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同广大群众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同参加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利益,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辉县革命委员会、沈丘莲池公社张文祥同志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单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有个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同志,那里本来收成不好,他却规定三条:留够自己的口粮;完成上交任务;不许逃荒。这不是要把群众置于死地吗?
    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权中之权。整党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并且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放在第一位。经过整党,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项标准,木着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把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三忠于”的人手里。
    (四)以“老三篇”化灵魂,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彻底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公”字。改造世界观,就要不断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公”字光辉,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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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大会上讲用的周牛套、王英洲、刘克让、朱德才、纠桂云等同志都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抢救阶级弟兄,抢救国家财产,出生入死,不怕牺牲有些同志病、伤致残以后,还能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进行戕斗,为革命做出新贡献。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牢记阶级苦、民族恨,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命根子。他们胸怀全世界,时刻想着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没解放。他们为革命不畏艰难,为人民乐于吃苦,把个人的生死病痛置之度外。“宁为公字战分秒,不为私字混到老”。他们把“老三篇”看作“公”字篇,作为座右铭经常学,反复学,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刻苫磨练,铸造灵魂。他们用一分为
    二的观点对待自己,成绩面前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表扬和不同意见。要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活到老,学到老,干一辈子革命,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永远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
    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
    事”。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辈子好事,青年同志要把个人一生的历史写得很红,年老的同志要保持革命晚节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论,仝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创造强大的物质财富。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系列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经常注意摆正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了。大家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用毛泽东想武装群众,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办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军队打仗,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是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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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搞生产也是一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刘建勋同志插话:同样的自然条件,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积极性不同,生产面貌也就大不相同。)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说起来清楚,做起来又糊涂了。特别是在生产忙、任务紧困难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转向。他们不懂得,两个阶级的斗争,人们头脑中公与私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生产忙、任务紧就消失了。相反,越是生忙、任务紧的时候,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怕苫,不怕死,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要针对干部和群众中的活思想,经常批判那种不问政治的危险倾向,做到在任何情况下突岀政治不转向,狠抓革命不动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深入开展经济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苫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要发动群众大揭经济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深入批判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余毒。“农业学大寨”,工业要执行“鞍钢宪法”,自力更生、艰苫奋斗,大搞群众运动。
    这次大会的许多先进集体,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贡献,都是由于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目前,我省开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满腔热情地攴持新生事物。要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执行党在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深入基层,抓好典型,一切经过试验,使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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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在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响应九届二中全会号召,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首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两个“决议”,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希望到会同志把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先进经验带回去,在全省开花结果。省革委希望到会的代表一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带领群众老老实实学、扎扎实实地用,不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狠抓经济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工农业生产新跃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农业主产要以革命的精神,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措施,打好小麦播种这一仗,为明年夏季丰收打下基础,实现省革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国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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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先讲些意见,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最后由刘政委总结第一季度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修整风,“一打三反”,搞政策落实等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级党委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加强,广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对我们全年工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力量肯定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省革命和生产,一定同全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刘政委下去看的情况,昨天部分县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还有生产指挥组检査的情况,都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形势是大好的。
    第二季度,对全年工作关系很大。同志们刚才一致谈到,要进一步抓落实认真摸摸下面的情况,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集中力量抓一抓基层,这些想法都很好。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落实“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省一月工作会议纪要。下面我讲一些具体重见
    、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最近多次教导我们要认真读书,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总结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我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实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资木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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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常强调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武装的敌人比较容易识破,如果是美帝、苏修来了,蒋介石来了,地富反坏右起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肯定会起来战斗,把他们打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会让他们夺去。而最危险的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帜,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的教训就是如此。苏联党的领导权所以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让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上面一变,下面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能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认真读书,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去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认真读书。目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的新高潮,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很高,我们领导同志如果不去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习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前进或者落后的根本环节,如果学习落后了,一切都要落后。我们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坚持经常学习的制度。中央要求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学习日,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安排,可以从实际出发。比如县里的同志,分散在下面的时候多,除了个人坚持天天读,同下面一起学习以外,每月回来一起学习三天、五天也可以。再就是要办好学习班。有的县办得效果很好,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分清那是对的,那是错的,才能提高辨別能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联系实际,才能学懂、学活。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才能理解得深。当前在学习中,要注意联系解决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还必须注意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中央强调中高级干部要学些马、恩、列的著作,我们县以下的同志,有条件的,也可以读一点马、恩、列的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比如,当前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绝对化的毛病,就应当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加以解决。这种绝对化反映在政策问题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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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总想搞个死的条条,做什么都想一刀切,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省里不能搞一刀切,县里也不能搞一刀切。再比如分配和积累问题,生」条件、基础有很大差别,就不能强求一律,只能是大体有个原则。其实,目前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北方农业会议文件中,原则精神都有了只要结合实际,很好的调査硏究,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去商量,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硏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开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搞成了死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千部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原则精神搞通了,根据总的原则去和群众商量出具体处理办法,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根据县里同志反映,办学习班学路线,学政策,效果很好。还应当学党的传统作风,这很有必要。能够使我们的干部,不要打人,不说假话。
    至于省积代会,可以从实际出发,把召开的时间适当推迟。
    我们常委学习时曾酝酿,打算在六、七月份,请你们和省委常委一起学习七天到十天,一起讨论中央规定当前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座谈学习的心得体会。刘政委说,请你们自己先学,到时候再通知。我们大家都要加把劲。我们全省形势如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如何,同在座同志是否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狠抓阶级斗争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当前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反动思想,反动理论,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要把批修为纲理解为只是批修整风会议。刘少奇一类的骗子,都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中,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论点,拿出来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活的路线教育。有了这个反面的教员和教材,可以鉴别和比较,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在我们思想上更好地扎根。公开批判时,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口径。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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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臧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査“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
    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
    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査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关于整党建党的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建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不能马虎,不能走过场,要保证质量。建立党委,仍然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质量第。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设我们的党。过去,有的单位搞派性整党,随便把不够先锋队条件的塞进领导班子,这类单位都要重新整顿。那种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关于地、县建立党委问题。县里条件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的,可以按原计划建立,一般的是否四月份暂缓一缓。我倾向同志们的意见,四月份多下去,调査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问题,不要再把县、社干部往上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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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里班子问题严重的。要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的问题,地区、分区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地区一级,四月份做些建立党委的准备工作。有的地区已整过好几次风了,条件基木是成熟的,要认真改正缺点、错误,五月份可以开党代会;有些地、市,还没有很好的开展整风,这一次群众都提了些意见,需要搞些斗私批修搞过整风的地方,开党代会前,把有关的人召集起来,核心组作个检讨。把代表名额这一套酝酿完之后,向省里写个报告,说明准备情况,具体的事向省政工组联系。党代会可以开短些,主要是检查工作和选举新党委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同志们都要把机关搞好。省、地、县有的机关部门,至今还有派性干扰,有的还可能是坏人当道,请你们认真加以解决。机关建设,是个很大的问题,同志们要警惕,从前一段揭发的情况看,凡是杋关里是派性头头掌权。一般说县的工作是搞不好的,需要彻底清理,要根据“三不脱离”的原则,该下去的,都要叫他们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有的县反映,他们机关里有的人,在三种场合讲三种不同的语言,分“官话”、“私话”、“密话”。说穿了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他们对党组织不讲心里话,只是同自己一伙子才讲;他们把照党的原则办事,叫做“官话”,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只说不办的。如此严重,不整顿不行。县、地、省到年终总结,机关都要搞大鸣大放,搞思想作风革命化。你不整顿好,有的人就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干扰。当然,我们也不要怕,超岀原则的事不要办,你只要按原则办事,就鸣放不倒。属于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就检讨,就改正。
    要注意抓好基层。县里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抓点,以点带面,用典型去指导一般。你多跑几个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加一比较就清楚了。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工作好的支书现身说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千万不要依靠机关写文件、表报那一套来指导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是活的领导。去春那一批整建党质量所以好,就是因为那个阶段地、县领导同志都下去了。同志们这一段下去,抓一抓基层,这对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了,就要实行,就要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交给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去贯彻执行,变成广大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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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党建党中,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定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衡量是非。这是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很激烈,不能低估,建立党的组织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東。依然有各种千扰。我们对“左”右干扰都要抵制,一定要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实行老、中、青结合。有的人,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诡辩论,抹杀问题原则性,不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而是拉势力。搞宗派,不惜歪曲事实。各单位建立党的领导班子,要注意这个问题,把好这个关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总的就是要按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当前,存在着抓生产“危险”论,有的同志吓得不敢讨论生问题。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同志们都会讲了,可是有些同志做起来就糊涂了,或者时而凊楚,时而糊凃,说明没有真懂。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对这一方面错误认识要进行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开讲用会时,让干部突出的讲如何抓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以政治统帅生产。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好的典型肯定是有的,同志们要注意抓住典型,突破这个问题。
    生产中有些关键性的环节,如基本建设、水利上一些大的工程,工业和农业的安排等,这些县以上要主动考虑计划。到大队一级,农业生产上主要搞好种植安排。农业季节性很强,毛主席教导“要不误农时”,这是个重要问题。大队安排得当,一年就有很大增产。今年春耕到了,避免象去年有的地方那样,到处拔庄稼。要贯彻以粮为纲,仝面发展的种植方针。在粮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种些经济作物,这同“重副轻农”或“弃农经商”有原则的区别。要因地制宜,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群众冇点种植权利。生产上千万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要搞瞎指挥。
    县、社办工业问题,计划会议上再具体研究解决
    五、关于克服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如何转为正规呢?就是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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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毛主席强调从实际岀发。就是要我们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规律性,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强调的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起,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们的正确思想,就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这是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前,在我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仝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
    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要深入抓点,搞调査研究,抓些典型经验。如果老泡在会议室里,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掉领导能力,还是先下去调査,有了情况、经验再回来开会,才会有好的效果。有了实际情况,批修整风也才能搞好。四月份计划会、公安会占了一批干部,主要领导同志再不下去,就有危险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在我们干部作风上,要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科学性就是科学分析客观形势,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同时充分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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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革命的朝气,要充分相信人民的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去办,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被群众所掌握,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能乱提口号,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六、几个具体政策性问题
    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大家提的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问题、商业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解决。时搞不清的问题,生产指挥组认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领导同志要亲白抓。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问题,以及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的组织处理问题,省政工组搞些典型调査,各县的同志也注意摸一下。文教、财贸战线队伍的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抓紧调査研究,提岀具体意见,常委讨论,属于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尽快定下来。有些要报告中央。
    组织处理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公安军管会研究处理意见。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组织处理要把好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两个关,材料要核实,要严格批准手续最后说一点,我们要根据中央三号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我们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怕这、怕那。不要当半截子革命派。当前,有种种的“危险”论,这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振作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立新功,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更要注意这点,不能有临时观点,不然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我们每个同志,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尽力干好,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是不是有立新功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党性强弱的考验。全省、全国形势片大好,全世界,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把革命干劲鼓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却只能是不断革命,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刘建勋同志讲话
    王政委刚才的讲话,我都赞成,请同志们认真研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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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商量,准备最后开个大会,也就是准备明天开,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原则上表个态度,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头常委再研究。我看了同志们提的意见,感到主要问题还是上次整风会提的那几条,只是具体事例增加了一些。上次整风会你们都参加了,耿起昌同志已经代表省革委核心组作了检讨,这次我再讲还是那些。正如同志们说的:“上次整风以后,老错误没来得及改,新错误没来得及犯。”请你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需要再作检讨,明天就开大会,(大家表示:不需再检讨了。)如果不需要再作检讨,就不开大会了。明天把王政委的讲话传达一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这样,回去以后就不要开会了,四、
    五月份都下去。你们安排工作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就散会
    请大家务必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会上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整理研究。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检讨。同志们提的,只要我们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
    我重申几点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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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整顿机关问题。要把机关整顿好,机关要精干。我们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对机关没有注意抓。后来,发现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搞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就及时告诉同志们,要查一査,对派性严重的人,要处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任意胡搞。看来有的地方没有落实。如果领导上依靠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非要上当不可,非把事情搞坏不可。前一段有的地方岀问题,同机关里搞派性的人在那里起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同志们不要轻看这件事。群众开始起来造反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陷入派性,想达到个人目的,捞点油水,拉小圈子,把派性带到政权机构里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这个问题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解决,不要再拖延,不然就要吃大亏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硏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北方农业会议纪要,对许多政策问题都明确了,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我前天到一个公社问干部,他们说只念了一遍,没有很好讨论。象这样,当然就落实不了。
    分配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去定。现在多数队的粮食分配是四、六分,人六、劳四。有的地方是三、七分,就是人七、劳三,这是较富的队。穷队假如也这样搞,就可能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要根据各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刀切。总之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关于农业种植计划,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只要合乎这个方针,不必管得太细。
    关于抓好学习问题。这是大事,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整党建党中搞好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大事,是根本性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抓。这些问题,王政委刚才已经系统的讲了,我不再重复,把王政委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回去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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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2500份)。
    五、河南省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
    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耿起昌张树芝东传钧杜河堤李中顺张耀东王辉戴
    苏理申茂功唐岐山文香兰孙冠生朱启祥刘玉年王文德赵玉轩韩怀智支万鉴杨贵张钦礼王秉章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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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増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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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
    四日晩,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未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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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伂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裝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岀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竞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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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査“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千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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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
    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
    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査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竽进行到底,肃清林贼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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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竽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査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査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査。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千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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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査“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査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髙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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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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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来源:中共开封地委办公室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翻印)
    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
    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
    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岀检査。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査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
    马振扶公社中学实行“法西斯专政”、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杀人“凶手”。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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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査有无类似情况”。
    1974年2月,江青的一次会议上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洽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査、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于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为受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平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这一事件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制的”。"这个文件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不少地方也抓了大大小小的‘马振扶’,制造了许多冤案,不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灾难”此后,各地类似冤案便陆续平反昭雪。
    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1974.02.01;豫发(1974)7号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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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
    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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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
    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晩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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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一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月7日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査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査”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封的记忆》2005年10月7日)
    七、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考抓的黑鬼却是张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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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一些人到兰考炮制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
    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就是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最最坚决地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爷们的反,造切牛鬼蛇神的反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师
    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兰考县总工会,裕禄一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战士的代表组成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的筹备委员会,来到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的地方—光荣的兰考。我们是来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是来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我们来兰考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来和兰考的广大工农兵、红卫兵一起重新举办《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的。从我们短短半个多月的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渗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査研究,向县里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报告》;组织了几十人的阶级调査队,渗入到老韩陵、新韩陵、高玚大队进行为是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地调査硏究;并在他的领导下,举办了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召开了几次三级干部会议,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大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所有这一切,打击了一切牛鬼蛇神,教育了广大干部,涨了贫下中农的威风,树立了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巩固了集体经济,依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出了一条改变兰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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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道路。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伟大共主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但是,今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穆青、冯健、周原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大通讯文,和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歪曲了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的理论恶毒的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
    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任他们自由泛滥。”既然他们放了毒,我们就要消毒,就要批判。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王八蛋们:
    这篇
    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四个字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你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好样的站出来,有种的站出来辩论我们料到,你们这些胆小鬼是没有那个胆量的
    、你们这些混蛋们,为
    什么把一个人人皆知的,地地道道的叛徒马福重,吹捧为“革命烈士”,挂上英雄”的招牌?这又是哪个混蛋介绍的情况?三、你们为什么不写出兰考解放十几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兰考描绘的荒凉凄惨,这是对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最大□□,恶毒地攻击了三面红旗,攻击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四、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
    行者,可是,我们从大通讯,只看到了被歪曲了的“焦裕禄”,在忙忙碌碌的进行个人奋斗,我们要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么不表现县委的集体领导?
    五
    大通讯为什么不征求兰考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不征求广大革命干部的意见,而且在有些问题和情节上,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进行造谣撞骗,企图捞取政治资本。这些家伙是资产阶级的头号大扒手
    我们向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
    和革命干部介绍一点情况:写大通讯的人根木没有下去深入了解,而是在个别人中兜圈子,他们在县委办公室吃着鸡蛋,在开封啃着烧鸡,闭门造车,写岀了这株大毒草。这些混蛋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穆青已经是被新华总社革命同志揪出来的、被斗争了的黑帮分子,周原是摘了帽子的大右派。这些家伙有什么资格来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呢?这些家伙怎么能写出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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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的文章呢?最后,我们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干部发出最紧急的呼吁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穆
    青、周原揪到兰考来,交代他们的罪恶。我们要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
    、同志们,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做资产阶级保皇党!真
    正革命的左派站出来,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滚开!革命者要勇敢地起来,澄清事实,揭露黑帮们的罪恶勾当,向反党黑帮猛烈开火
    兰考的工农兵、红卫兵
    革命的师生和革命的干部,我们要仝党全民一起动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新树立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办好《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使这个展览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最后,我们高呼
    无
    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北京《毛主
    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全体红卫兵和革命战士
    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于兰考
    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坚决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我们看了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红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八个单位和学校,红卫兵革命战士组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展览馆筹备委员会,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我们所有的红卫兵战士,万分地高兴,它正符合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的心愿,任何力量难以压抑我们的兴奋心情。但对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我们极为愤慨。北京展览会的同志们,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挥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调査硏究,正确地了解和掌握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榜样,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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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姿更高更高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他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思想上。但是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把兰考解放以来,以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取得辉煌伟大的成就,污蔑是:“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等。把马福重这个大叛徒,见敌人就举枪投降的怕死鬼,反而被他们这一伙黑帮恭恭敬敬地称之为革命先烈,这是多么令人气愤!!这些混蛋们企图搞资产阶级复辟,不要毛泽东主义挂帅。我们坚决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万万个不答应。我们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呼吁,要向那些黑帮开火。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主义,保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为此,我们红卫兵表示向全国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的同志们呼吁!呼吁!!紧急呼吁!!!协助和支援我们把那些贬低、污蔑、反对、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黑帮分子,全部、彻底、干净地揪出来,砸碎那些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脑袋。
    、现在我们高声疾呼,要把穆青、周源、宋玉口、秦
    飞等这些坏蛋,统统交给兰考三十八万人民,彻底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
    我们向全体革命同志们呼吁:清査那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为什么在写长篇通讯中不抓阶级斗争,连阶级斗争四个字也不敢提。坚决揪出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
    让我们革命的左派一起动手,澄清事实,把那些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四、根据全国各地红卫兵的要求,勒令县委对焦
    裕禄革命烈士的陵墓,重新进行修建,把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树的更高、更大,让我们永远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革命
    的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
    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
    二)造反派一月夺权,因此被军区逮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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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钦礼出狱并当上了县革委会的主任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兰考县十个领导干部:《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赵翔、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樊晢民、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新民、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等十人)
    兰考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蜕。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和砍倒这面红旗,是这埸斗伊的焦点。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倾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宇报就是“保皇派”。
    但是张钦礼同志并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七月二十日张钦礼同志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这一下打中了秦一飞的要害,他恼羞成怒,立即指示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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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宣布延长三天,又延长
    三天,置抗旱于不顾,造成了秋季红薯严重减产。
    以后,秦一飞、周化民召开各种会议,大整张钦礼同志的材料,疯狂地对张钦礼同志进行围攻
    兰考二中“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在学校受围攻时,到县委文革反映情况文革办公室不承认他们。而张钦礼同志却坚决支持他们建立组织,造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反
    九月十六日,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北焦展”最最紧急的呼吁发出以后,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一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纷纷要求进行辩论。九月二十五日,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张钦礼同志下乡工作,周化民就派人在后边专门搜集张钦礼的材料。去年十月间,张钦礼同志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监视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我县于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恢复开展文化革命,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印好了所谓揭发张钦礼的传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
    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十二月上句,周化民操纵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周化民又急急忙忙勾结兵痞、下台干部组织了所谓贫下中农“卫东林焦”、贫下中农“卫东焦”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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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XⅩX,Ⅹ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
    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他们还在兰考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凡是支持张钦礼反对周化民的革命组织的负贵人都抓起来。谁说张钦礼好,就抓谁。捕的人,兰考监狱盛不下,又把税务所一个院腾出来押人。兰考放不下,还往杞县监狱里送了八汽车。在开封、民权东明的监狱都押着兰考的人。送人,怕贫下中农拦截,就用绳子捆住,嘴里塞上棉套,用麻袋装着向外运。先后逮捕拘留了1200余人。
    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张钦礼同志逮捕入狱,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直不放出来。
    元?月份,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了出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了以周化民为首的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兰考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在兰考大地取得彻底胜利(《河南二七报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焦守凤:《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我是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我同他们一起绝食,一同战斗,他们是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风浪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组织。
    最近,在河南和全同各地,
    贴满了署有我的名字反对二七公社的传单。这全是河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兰考的爪牙,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进行的造谣污蔑和垂死挣扎。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反对、攻击二七公社的文章。自从河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敌人就利用我们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我爸爸在人民中的威信,欺骗、拉拢我们全家。他们对我妈妈和妹妹以“保护”为名,长期软禁。使她们听不到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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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妈妈和妹妹的名字,大写造谣传单,为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
    传单大部分都是出自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刘XX之手。
    文化革命一开始,
    我参加了保守组织。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识到站错了立场,就起来造了开封地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站到了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一边。河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对此恨得要命,他们想尽办法想把我重新拉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去
    五月十三日,我回兰考参加爸
    爸逝世三周年追悼会。刚到家,他们就派了很多人,以找我辩论为名,围攻谩驾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十四日,开封地委东方红兵团一小撮头头找我谈话,他们借口“保护”我,说外边很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让我外出,把我软禁达二十几天之久。在我一再要求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专门派两个人送我回开封。回去后仍然要我住集体宿舍,派人暗中监视我。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对我进行逼供,让我“揭发”二七公社的“罪行”。开封公安公社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为你的前途想想,跟着二七公社一伙人跑,你将来入党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ⅩⅩ军分区李ⅩX也说:“现在我们没错,就是真
    错了,你跟着我们错了,也没有什么。”一中联总一些人,还在兰考县委大街上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我站错了立场,支持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违背了我爸爸的教导,必须迅速回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违反国法,私自扣留、拆阅我的私人信件和外寄信件,封锁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和消息,还常常拿大本大本的诬蔑八二四、二七公社和刘建勋同志的所谓“罪行录”叫我看,逼我写检査,说
    八二四、二七公社是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让我承认五四惨案是二七公社挑起的,打死了十大总部多少人,绝食是错的,叫我污蔑绝食战友轮流吃饭,还说亲眼看到偷吃鸡蛋饼干等。总之,对我施行了高压政策,让我写“控诉材料”,我坚决不写。为了回击,我写了“我是怎样由不支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到支持他们”的文章。写好后他们竟让一个什么秘书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后,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量张贴、印发其实这些都歪曲了我的原意
    六月二十四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离开
    了白色恐怖的河南和兰考,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我下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首都革命造反派和二七公社、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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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革命战友学习,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真正革命造反派!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南二七报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张钦礼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的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儒!”我代表焦裕禄同志的一家,代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和革命造反派,向首都革命造反派表示感谢!兰考县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兰考县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兰考县人民要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旗帜。开封地委、兰考县委、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合起来,却压迫革命造反派。自去年七月开始,八、九
    十月这一段时间,他们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大量工作队到兰考县,把造反派压下去,围攻革命的领导干部。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于十
    十二月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到元月,形势很好,我们就研究夺权。
    月二十三日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
    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我们年多只花了七毛二分钱。写标语没有墨就到煤场去找煤面来刷标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这样干了一段。武装部反说我们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是“打、砸、抢”等
    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武
    装部与军区是一个态度。我们造反派开了会,商议了,都认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我们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这样就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不然被他们一网打尽就不好办了。我们统一了思想,宜早不宜迟,马上行动,按计划办。二十七日夜散开的,二十八日晚陈再道、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二十九日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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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全部逮捕了。我们又开会商议,派代表去向他们讲明情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育权,你们还没有停住脚就这样抓人是不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逮捕,其余不逮捕。毛主席说部队要支左,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派代表去交涉
    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
    疗
    赔礼道歉。他们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
    不理,怎么办?就干吧!我们一万多人把他们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他们的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我们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我们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他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他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我想,如果战士不知道,还没什么,司令部不知道,问题就严重了,一直干了两天两夜。我们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就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增了兵,就又捕人我们又斗争,他们又失败了。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人慢慢不如以前多了。我同革命派同志商量,我问他们“前途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前途很光明,但要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坚持就是胜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这是一条坚持的道路,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我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仝县大包围,我们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寓我们就跳到外面去,这样周旋了二十六天。他们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们造谣言,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说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
    二月二十日来了一次大逮捕,这次没有抗住,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我们几个没捕着。我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我在兰考二十年,好多人认识我,不敢去车站。后来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我们研究后,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他们吸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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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都被捕了,我们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我说话了,第二包围圈没能出去,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把我们包围了。我说不要开枪,于是被捕了,捆起来,出来还看到第三道包围圈,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为了我们几个人,出动这样大的队伍,如临大敌。他们胆小如鼠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把我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把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只看到都是人的脸。我们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二十七日进监狱,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政委象旧县官审案一样,摆了一张桌子,后而放了个椅子坐在那里,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他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我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他又要我低头,我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我交待,我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他要我交岀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我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他问我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我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他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我还是不交待,他就给我带刑具,给我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他说:“你交待!”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他又给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我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手朝后,这样不能吃饭。我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我还不交待,他们又用绳子把我身上缠紧,我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这是二月二十八日,月一日又开始审讯了。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我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去掉刑具;3.自由演讲。”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我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他们还是有办法,有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我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我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监狱里人很多,就象这个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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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一个挨一个。3月2日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在监狱门口,我见到了对面8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岁了,他们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杄保皇派。”刘师长带了手铐,说他们是报复,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我喊着向刘师长敬礼。他用铐着的双手给我鼓掌欢迎。看监房的人不愿意了,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人,他们就拧我胳膊,按我的头,屁股都坐到脸上了,全身骨头发响。我的腿被打伤了,不能走,就爬在栏杆上向下看。狱中人有三种表现:老革命都大骂,工人不吭气、学生和青年叫喊。我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亳的怯懦。”最后这一句,把他们弄恼了,上来两个拿刺刀的战土向我逼来。我往前凑了一下,他们往旁边让开了,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他们说:“不让你读语录。”我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他们说:“是。”我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他们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我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他们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唉!唉!地叹气
    4
    月25日用汽车拉着我们三个人去游乡,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4000余人的斗争会。他们喊口号,群众不举手,我对旁边的同志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敢让我们游街了。在狱中审了我53次,上刑27次。有的年轻人反抗得厉害,上刑更重,手铐、脚镣吊起来一夜不放下来。最厉害的是把人装在麻袋里,封上口,骨头都挤碎了,九个人装了麻袋,8个人昏死过去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这不是什么新发明,这是蒋介石4.12大屠杀时用的刑法。我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其他房子里都是上百人。同住的人姓白,作了工作以后,他说是派他来监视我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我讲话;2,不要让我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我们,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我们就不理他。有的问我们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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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50多天的工作,在16个解放军里,5个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我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
    七月一日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我站在牢房的里侧,为的是不被他们发现。一个班长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我们七一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7月2日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我们新华书店组织的代号。我们关在牢里,造反派他们晚上在牢房外面敲鼓,是信号,怕有人害了我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我从狱中抢出来,因怕造成伤亡,没有干
    7月
    26日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
    7月28日夜三时,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我马上拿了个铁盒,好作武器。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仝要你出去。”我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我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我拿鞋为的用鞋作武器同他们干。我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开,两个人把我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把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我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29日我到了北京。
    十日下午七时,总理联络员通知我:“下午十时二十分,周总理
    康生、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你。”我思想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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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没吃饭。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同志亲自解决河南问题,解决的很彻底,河南造反派翻身了,归结起来,就是这几句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救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筋断骨开,河南造反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全国,特别是首都造反派对我们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河南造反派的同志坚真不屈,坚持斗争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红旗造反团、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
    七风暴》1967年8月3日)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日前,全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广大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在轰轰烈烈的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规定的进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正确路线。能不能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能不能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将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南省兰考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在旧社会,贫农、下中农受剥削压迫最深,家家有血泪史,人人有苦难账。他们对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感受最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分得最清。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和推行的那一套“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深恶痛绝。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都有极明白的计算。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在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一支坚强可靠的力量。贫农、下中农在对阶级敌人的战斗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颗红心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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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证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的革命坚定性的时候,曾经教导我们:“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兰考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农、下中农是何等的坚定、明朗,何等英勇无畏!正是他们,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用自己对毛主席、对党的赤胆忠心,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了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就能够在广大农村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贫农、下中农不仅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最关心生产。他们是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革命就会轰轰烈烈,生产就会热气腾腾,农村就会一片兴旺。兰考县的形势大好,根本之点就在这里
    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依靠那些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农村,就要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只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一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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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
    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
    以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
    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书记王ⅩⅩ,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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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淓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九六二年十二月,毛
    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仝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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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Ⅹ×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
    礼是三反分子!”
    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
    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
    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
    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
    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臼天坚持生产,夜晩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和谁辩论。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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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
    焦裕
    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
    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
    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
    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
    劣
    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
    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
    意要带领兰考三十
    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九六七
    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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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敔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为。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吶喊,以壮声威。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
    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吆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岀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苫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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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
    这次
    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
    走资
    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苫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杄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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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
    五保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社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木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辫论”(斗争)了几十次。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岀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辫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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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都是小英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
    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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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本
    报记者)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钦礼:《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群众的小学生》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是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航程。我们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把伟大领袖这一最新指示,当做革命的法宝,战斗的武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一遍又一遍地硏究落实措施。大家致认为,革命委员会应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群众化,事事处处、时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一辈子俯首甘做群众的老黄牛
    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就如何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焦裕禄同志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实现领导核心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实现思想革命化,是一场严峻的斗私批修的伟大斗争。应该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往“公”字上想,劲往“公”字上使,命往“公”字上献。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形形色色的“私”字彻底消灭干净。要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常委会议订出了七条行动措施:一,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每星期一、三、五革委会领导成员要参加所在地方的群众集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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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每天早晨定为“天天读”的自学时间。二,实行常委值班制度。每天有三名常委值班处理日常事务,其他常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学校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同革命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进行调査研究。,认真听取革委会内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接受他们的监督,使革命委员会同革命群众建立骨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四,会议、文件、讲演,要力求精简,不搞烦琐哲学。五,不能吃老木,要立新功。革命干部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真正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岀现,踏踏实实地、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六,革委会内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着重自我批评。委员之间,要彼此互通情报,互相交流经验。七,常委会每十天开一次,全体委员会一月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
    会议桌上订出的制度,并不等于实际行动。我们根据毛主席“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伟大教导,分别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千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就体会得更深刻,更加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最英明、最伟大、最正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具有无穷的威力。到群众中以后,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到爪营公社张庄大队去,一位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说:“俺就是一头扑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生就生在这条线上,死就死在这条线上。”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道出了亿万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红心。
    只要“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感到革命群众的伟大,自己的渺小,会加强和促进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自觉性。到群众中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课堂,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县革命委员会常委、韩村大队贫协主任杨素兰深有体会地说:“和群众在一起,就眼明心亮,浑身是胆。一脱离群众就感到无依无靠。”
    毛主席教导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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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检查。”前不久,兰考连续下了几天雪雨,六、七级的寒冷北风昼夜不息。这时,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我们脑海中发光,焦裕禄同志顶风冒雪访贫问苦的光辉形象在激励着我们。当时,在家的常委立即研究了六项措施,一面通知各公社大队采取行动,一面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探望亲人。这一天,常委的同志访问了二十一个村子,访问了九十多户烈属、军属、五保户和贫下中农。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群众激动地说:“毛主席可真关心俺贫下中农,请你对毛主席说吧,俺贫下中农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走他老人家说的话,俺贫下中农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实现思想革命化,是革命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航道,是反修、防修,保证人民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牢固地树立勤勤恳恳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地见之于行动。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本单位的实际、社会的实际,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我们革命委员会把学习、宣传、贯彻、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头等大事。我们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立即运用一切宣传工具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根本。
    (新华社郑州二十一日电)
    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报道:《永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记兰考县革委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考县革命委员会—这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诞生的革命政权,以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以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大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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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思想革命化,发扬艰苫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精神,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心日中,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和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破私立公狠抓思想革命化
    考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他们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委会成立的当天,他们就讨论通过了《关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若干制度的规定》。第二天,仝体委员又一起到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宣誓。他们决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发扬艰苫奋斗的革命精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首先狠抓了领导班子本身的阶级斗争教育。他们认为,朝气蓬勃的革命委员会,只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无论开常委会,还是全体委员会,他们都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教导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裏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们经常敲起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警钟,经常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回顾有些干部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变的革命白觉性。他们深有体会地说:“监狱镣铐不可怕,筷子头能打倒人。是彻底革命,还是半截革命,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攒着劲变修的人很少,不知不觉变修的大有人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非常注意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筑起一道反修防变的钢铁长城。他们抓思想革命化,首先抓大节,但也从来不放过被人们忽视的所谓“小事”,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一次开常委会有个革命群众代表,穿着还没晒干的湿布衫来开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位同志前一天劳动,布衫上粘了些泥土,怕穿个“脏”布衫来开会别人笑话,就把洗过还没晒干的湿布衫穿来了。事情虽小,常委同志却对照毛主席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教导,把这件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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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是不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高度来认识。在大家帮助下,这位同志认识到,不是自己的布衫脏了,而是自己的思想粘上了脏东西。如果不警惕,这就可能成为变颜色的开始。这件事也使常委同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为了保持优良作风,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缺点和错误,就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去做。去年十一月,兰考二中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学校的“八·一八”革命小将,冒着风雨,步行七十多里来到县革委会,要求批拨一点开会用的经费。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同志,当时感到这是全县第一个中等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应当给予热情支持,就给他们批了些钱。但是当其他常委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后,他发现自口做错了,就马上在常委会上作了检讨,又向二中“八·一八”小将们检讨,还在其他会议上检讨。张钦礼同志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常说:“忠于毛主席,有了成绩不翘尾巴;有了错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彻底改,迅速改。”他这样说了,也这样作了。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把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带到县革命委员会里来。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阎协崇,是一位无限忠于毛主席,一贯艰苦奋斗的老贫农。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教育儿女们,吃粗粮省细粮,多吃菜少吃粮,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人民。即使在县革委会成立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他的老生儿子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他也没有动那百斤小麦。他说:“跟锄地一样,不能光锄自己脸前那一片,周围的草不锄掉,你那一片也干净不了。不解放全世界人民,不能算胜利,看不到全世界人民,权就掌不好。”这位老贫农,把掌好无产阶级政权同世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高度自觉地发扬艰苫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头上戴的那顶“火车头”棉帽,又小又破,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今年一月,当老伴给他几元钱,叫他买顶新帽子时,他却坚持不买。他说:“这顶帽子虽说不好,可意义大。看见它就想起了旧社会的苦,就想起了今天的甜日子。”后来他又添了几元钱,买了五套《毛泽东选集》,留下一套自己学习,那四套分别送给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阎协崇这种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和艰苫奋斗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他们都把阎协崇当成了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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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奋斗成风革命朝气蓬勃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认为:革命委员会能不能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的大问题。因此,县革委会一成立,他们就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苫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党内撮走资派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去年二月份,这个县党内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任意挥霍国家财产,预计年底将出现大量赤字。
    面对这一严重问题,兰考县革委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大搏斗。他们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所推行的“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流毒;另一方面,想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扩大财政收入。他们坚决按照毛主席“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的指示办事,坚持可以不用的钱坚决不用,应该花的钱尽量少花,一切从生产出发,一切从节约出发。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月逆流”中,曾经用大麻籽叶卷起来作笔,用锅底灰掺水当墨,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县革委会号召仝县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学习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力为国家节约一滴油,一粒米,一度电,一张纸革委会本身也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节约闹革命。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到年底不仅弥补了财政赤字,还结余资金达六十一万三千元。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们自己。去冬,兰考县革委会各办公室、住室都没有生火取暖。不冷吗?隆冬天气,怎能不冷?常委值班室茶缸里的水都结了冰。照以往的习惯,早就该生火了。但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冷不冷,而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生活得如何。有一天革委会办事组一位同志,给常委值班室生了个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发现后说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再生个火取暖,烤热了皮肉,可就烤冷了心!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不生火取暖。身教胜于言教。革委会的同志不生火取暖,带动了县直机关、公社也都不生火取暖了。这样,他们把原来批准给职工取暖用的五十吨煤,全部节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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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县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要去郑州开会,当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办事组的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他坚决拒绝,背起背包,跑着赶车去了。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贫下中农心目中,却关系到你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勤务员的大问题。正象兰考县的贫下中农说的那样:“过去县里的走资派出门下乡都坐小汽车,象个官老爷,和俺们不是一个心眼;现在革委会的人,下乡自带行李,都是地下跑,和俺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真和俺们的心贴得紧啊!”
    兰考县革委会的成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群众滚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人民的“老黄牛”。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是下放到秦寨大队的一个国家干部,群众称他是“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身粗布衣着,站在农民群众中,谁也不能不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贫下中农夸奖他说:“你看咱那老赵,说起来是县上的委员,可他没一点架子,和咱一块干活比原先还下劲,还吃苫!”赵新贞同志虽然患有慢性病,但是不管工作再劳累,睡的时间再晚,经常是天麻麻亮就起床,抓起扫帚,从街西头扫到街东头。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就出现在群众面前。每当大雪大风天气,下乡访贫问苦已成了他们的新习惯。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改造自己
    只有密切地联系群众,深刻地了解群众,才能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扬艰苫奋斗的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深刻地体会到:脱离了群众,就是离开了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跟群众贴得越紧,对毛主席就越亲,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自觉性就越髙。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千方百计地保持和加强同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鱼水相依的密切联系。革命委员会内实行分工负责,轮流值班,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革委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除常委有时轮流值班外,都不脱离原来的学习、生产和工作岗位。县革委会所在地,原是一座“文庙”,日本鬼子侵占期间,是日伪县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是伪专员公署。人们叫那里是“老衙门”。如今,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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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县革委会的所在地。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大院存在的老看法却还没有改变过来。一天,有两位农民,牵着几只羊,在革委会门前走来走去,问这是啥地方,叫不叫进去看看。这事正好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碰到了。他马上热情地说:“这是咱县革命委员会呀,叫看,来,我领你们进来看吧!”说着,就把这两位农民领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革委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了新的启示,又进步釆取措施:让农代会搬进革委会院内;在革委会院内设立了群众来访接待室这样,革委会更成了贫下中农常来常往的地方,革委会也开了一条及时听取群众意见的渠道。
    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善于接受群众批评,是兰考县革委会同志们破私立公、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有一位革命群众代表,被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后,一时产生了怕苦、怕脏的思想,参加集体劳动生产不如以前扎实了。村里的贫下中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主动找着她,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地主老财不把咱穷人当人看待,现在你当上了县里的委员,能代表咱贫下中农当家说话,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你可得好好领着咱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啊!”贫下中农的中肯帮助,句句打动了她的心她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忆了当上委员后的思想变化,不禁大吃一惊。她十分感慨地说:“地位再变,劳动人民的思想可万万不能变啊!”从此,她除参加必要的会议外,经常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革命群众的代表,当上委员后度沾染了讲阔气、闹排场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去掉这种坏思想苗头,不少人主动地同他促膝谈心,向他进行阶级教育。有位姓黄的老工人和他一起忆苫思甜,当他冋想到小时候冋母亲逃荒要饭的悲惨情景时,热泪横流,他激动地对那位老工人说:“请你们放心啦,我永远不会忘本。”他自觉地脱下了毛呢衣服和皮鞋,换上了普通的劳动服装,同群众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兰考县革委会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把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个不容侵犯的制度,作为反修防变,保持和发扬艰苫奋斗革命作风、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大问题。革委会成立后,常委同志们第一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在毛主席十五年前视察过的许贡庄。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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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贫下中农回忆起当时见到毛主席的动人情景,总是热泪盈眶,感激万分。毛主席亲自访问过的七十四岁的老贫农董宪德,对毛主席和他谈话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常委同志们告诉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时候,董宪德老大爷无比兴奋地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咱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最大福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深深地激励着在玚的常委们,使他们受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忠于毛主席的阶级教育
    革委会有不少委员主动带领所在地的干部、群众,以旺盛的革命热情,经常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革委会委员、仪封公社吕拐大队革委会主任陶云彬提出“放下洋车子,扛起粪箩头”的口号,带头背起粪筐,扛起铁锹,经常同社员一道战斗在田间。三月上句的一天,公社组织春耕生产大检查,他在人未到齐的一点空隙时间内,还要坚持在队里干活,分秒必争,一时一刻也不肯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同劳动人民滚在一起,在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劳动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原载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钦礼:《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已经发表两年了。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全国革命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中国赫鲁晓大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把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隐藏得很久,钻得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挖了出来,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县,在两年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顾两年来的战斗历程,完全证明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充分证明林副主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一论断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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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正确。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两年,我们千百遍地纵情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万岁!
    在兰考,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县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兰考县党内一小报走资派发动了猛烈进攻。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分清敌我,明辨是非。谁是党内走资派,谁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们和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在一起,始终把矛头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了兰考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一革命行动,使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兰考党内一小报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实行残酷的镇压。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被阶级敌人所压倒,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同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兰考农村十五周年的光辉的日子。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兰考县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
    通过两年来同兰考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贫下中农的并肩战斗,我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无穷威力。革命群众是我最好的老师。和群众在起就心明眼亮,浑身是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定要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同广大群众在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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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记者《革命先锋——记兰考县小宋公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就强调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是“革命先锋”。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的老贫农阎协崇,就是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革命先锋”的一个代表。
    十年来,阎协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革命先锋的作用。土改时,他挺身而出,担任农会组长,积极带动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把千年的封建制度狠狠踏翻在地。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一马当先,担任互助组长,和贫下中农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百折不挠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英勇奋斗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和团结广大贫下中农,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降临到兰考大地。
    三十八万兰考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投入了这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旧县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惊恐万状,急急忙忙操纵一些社会渣滓,蒙蔽一部分群众,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
    当时,阎协崇正在县里学习。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他反复思忖:张钦礼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沿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办的是贫下中农的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好干部为什么有人要把他打成“政治大扒手”呢?阎协崇想着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对!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捣鬼。阶级敌人是谁呢?阎协崇分析对比了旧县委内的几个当权派之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第一书记周ⅹⅹ身上。这个家伙死跟着中国赫鲁哓夫的指挥棒打转转,疯狂反对贫下中农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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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千方百计在兰考农村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阎协崇看穿了兰考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诡计,心里立刻明白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这是国家大事,一定要管!决不能让走资派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决定赶回公社发动贫下中农起来造走资派的反。
    回到村里,阎协崇马上召开了大队贫下中农大会,大讲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大揭县里走资派的恶毒阴谋。唐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阎协崇带领下,投入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其他公社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约而同地组织起来,结成了支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造反大军——“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阎协崇当选为副主任。他们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同走资派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所向无敌的气概,吓破了兰考一小撮走资派的胆。他们麇集在阴暗的角落里,硏究新的反革命策略,妄图用“糖衣炮弹”瓦解革命队伍,首先想把老贫农阎协崇拉下水去
    天,走资派的一个亲信假惺惺地来看阎协崇。他一边从兜里掏出十五元钱,边说:“老阎啊,回家去吧!你们懂个啥?啥叫革命!”阎协崇瞪圆了大眼把推开了他,粗重无情地斥责说:“滚你的蛋!想用钱收买俺哪?!不要说十
    五元,你就是开来一火车,俺也看不见,俺就看得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阎协崇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切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
    走资派的糖衣炮弹,在贫下中农面前失灵了;走资派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被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回来了。可是,这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又勾结旧地委和旧省委内的走资派,掀起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猖狂地反扑过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行白色恐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逮捕、大镇压。阎协崇也被绳捆索绑,关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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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阎协崇根本不把走资派的迫害放在眼里,他以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走资派的亲信们恶狠狠地审问他:“你为啥要当‘老保’?”阎协崇斩钉截铁地答道:“俺保的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的江山。过去保,今后保,一保到底,保一辈子!
    “你为啥开‘黑会’?”阎协崇连讽带刺地说:“俺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白天干活没空,总是天黑了才开会问了半天,一无所获。走资派灰溜溜地失败而去。
    阎协崇把被关的地方作为坚持斗争的阵地,时时鼓励一起被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他们逮捕咱们,没啥了不起。咱们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丢!”他总是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在北京,心里是想着咱兰考贫下中农的,他老人家是坚决支持咱们的。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咱们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最后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在阎协崇的鼓励和带动下,和他患难与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接连挫败了走资派的阴谋诡计
    小撮走资派看阎协崇的“破坏性”很大,就想用软办法劝他“投降”。他们装着关心的样子,派亲信给阎协崇送来了一条被子。“你上岁数了,给你条被。唉,人一老,头脑就昏了……”阎协崇没等他说完,立刻打断了来人的话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红太阳,照得俺心里亮堂堂。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才是昏!”那人没有死心,又说:“看在你是贫协代表的面上,写个检讨,请请罪,就放你回去。”阎协崇坚定地回答:“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罪!”走资派的亲信见来软的无效,突然变脸威胁说:“阎协崇!你想死想活?你再硬就上刑!”阎协崇卑视地笑了笑,毫不在乎地说:“你就是把刀架到俺脖子上,俺还是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一辈子不变心!”
    硬的,施尽了;软的,用绝了。走资派实在没法,只得把阎协崇“送回公社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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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阎协崇从县城被押回到公社。保守组织的坏头头以为受尽折磨的阎协崇屈服,得意洋洋地问道:“你在县里反省得咋样?学习得咋样?现在可想通了吧!阎协崇看着他发笑,意味深长地说:“在县里‘学习’得怪好,对两条路线斗争可看清了!”坏头头一听,以为他的观点“变”了,连说:“那好!那好!开个会,你给大家请个罪吧!”
    在所谓“请罪”的大会上,经过许多天折磨的阎协崇尽管浑身无力,但是想起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立即感到有无穷的力量。他坚信贫下中农会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信受蒙蔽的群众会觉悟过来。他首先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声地说:“我这次学习得可好了!看得更清楚了!他们逮捕的尽是咱贫下中农……”坏头头一听气急败坏地质问阎协崇:“你反省这些天啦,反省个啥!怎么还是死不甘心?阎协崇坚定地说:“不假,俺就是死不甘心!俺一家三代逃荒要饭,给地主种地扛活,旧社会害死了俺五口亲人。是毛主席领导俺闹革命,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现在中国赫鲁晓夫要让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俺就是死不甘心!”字字辛酸泪,句句血泪仇,一席话,说得到会的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痛哭流涕坏头头一见不妙,慌得连忙止住他的发言,要他“表表态,今后咋办?”阎协崇坚定地回答:“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他昂头高唱《东方红》,大步走出会场,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摆弄得狼狈不堪,从而把广大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在那十分艰苦的环境下,阎协崇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他经常和大女儿(大队“卫焦兵团”负责人)避开走资派和坏头头的监视,利用劳动、串亲、访邻的机会,和积极分子一起到处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贫下中农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一九六七年七月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于在兰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五个月之后建立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考县革命委员
    “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
    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走进红太阳照耀的新社会的阎协崇,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牢记毛主席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的伟大恩情,紧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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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时时刻刻把国家大事放在自己的心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带头去干;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挺身来管,任凭遇到天大的困难,毫不退缩。一九
    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煽起的单干风刮到了兰考。生产队的阶级敌人趁着阎协崇出之机,怂恿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按照所谓“上级指示”,把四
    十多亩集体耕地分了。阎协崇回来后,立刻坚决制止。他对同意分地的社员说“毛主席让走合作化道路,这分田到户是啥道路?这是回头路!咱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走!”有人反对说:“分地是‘上级指示’,谁敢不执行?”阎协崇气愤地说:“啥‘级指示’?!反正毛主席没让咱这么干,咱们就是不执行!他们硬要叫分地,俺就上北京去找毛主席!这是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的邪气压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唐寨一带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阎协崇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抵制下,可耻地破产了。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这位老贫农信仰毛主席越来越深,跟随毛主席越来越紧。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中;一步离了毛主席的书,就不中。”他废寝忘食,刻苫学习,身上经常带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见了识字的人就问。有时候一句话记不住,半夜里还坐起来默念,直到完全背会为止。他经常对贫下中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贫下中农;有了毛主席,咱们才有今天。读不读毛主席的书,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忠不忠,这是天大的事,半点也含糊不得。”
    “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
    阎协崇为革命苦战奋斗,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常说:“俺不是为个人吃喝,也不是为自己家里能过好日子,俺是为了国家不变颜色,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亳不利己,专利人;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解放全人类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虽然他自也不宽裕,但一听到邻近生产队有困难,就立即慷慨相助。朱梁庄大队的牲口没有饲料,他就送去自家的上千斤干草;为了支援五队买红薯秧,他卖掉自己的羊把钱送上前去;下雨天军属、五保户担水困难,他就挨门逐户把水挑好;哪家贫下中农生活困难,他就省吃俭用地接济他们。因此,群众都称他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式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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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反美斗争前线的越南阶级兄弟。当时,他的全家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连不满一周岁的小儿子阎保国,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羔”。由于走资派的控制、迫害,阎协崇家里少米无柴,小儿子病得十分厉害。有人劝他:“老阎呀,你五十多岁了,就那么个根儿,把家里存的那些麦子吃了吧!”
    提起这麦子,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九六五年春,阎协崇到郑州参加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观了“美帝侵越罪行展览”。他看了越南南方阶级兄弟惨遭杀戮的照片,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家里,他立刻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支援越南。从此,他们多吃粗,少吃细,多吃菜,少吃粮个麦季就省下二百多斤小麦,准备找机会寄到越南去。他在粮缸上贴了张红纸条,上写“支援越南储备粮”,并给全家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准动用这个缸里的粮
    现在小儿子病得厉害,怎么办?阎协崇怕老伴动摇,就试探着说:“小孩不行了,磨点麦养养吧。”那知道老伴一听,立刻火了,气冲冲地说:“你咋又变卦啦?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能只顾小孩。”他听后满意地笑了。他和全家人都认为:孩子有病是小事,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是大事,再困难,这些粮食不能动用动一个麦粒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正在英勇奋战的越南兄弟
    就这样,无论多么困难,他全家从未动过缸里的一粒麦籽。那二百多斤“支援越南储备粮”,直到现在还好好地存放在缸里
    现在,阎协崇是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的代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唐寨大队领导班子的负责人。兰考广大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呼他为“俺们的阎代表”。阎协崇作为群众的代表被选入革命委员会后,时时牢记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他遇事和群众商量,和群众打成片。他到县里开会或给外地参观学习的同志作报告,只要情况不急,就步行来往。他丝毫不改老贫农的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即使在县里开会时,他心里也挂念着公社和大队的生产。会一开完,他就立刻走回公社,领导生产,参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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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阎协崇又在向门合同志学习,决心象门合同志那样“一切想着毛主席,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当一辈子革命先锋。
    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
    兰考县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盐碱,引黄河的水改种稻田,在不少地区水稻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其中黄河岸边的三义寨公社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三义寨公社,今年一下子种了一万一千多亩,大部分亩产都在四、五百斤以上,最高亩产达到一千多斤。整个公社的秋粮总产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最高水平。多少年来吃统销粮,花救济款的老灾区,今年一季翻了身,秋季就卖给国家一百万斤余粮
    面对一片丰收景象,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心情激动。许多人一看见大片金黄色的稻谷,就禁不住跳起来,唱起来。许多人喜得夜里睡不着觉,跑到田里摸稻穗,闻稻香。康寨大队第七生产队有一位八十一岁的贫农老大爷蔡文海,一年多来一直躺在病床上。今年他听说稻子大丰收,激动地下了床,拄着拐棍,一步步地走向稻田。一里多路,休息了十多次。来到稻田里,他双手捋着稻穗,激动地流着泪水说:“我扛一辈子长工,吃一辈子草籽,喝一辈子苦水,现在,毛主席领导咱,盐碱窝里长出了稻子,好!好!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今后俺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
    面对这片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些种稻子的地方,原来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过去,三义寨公社是兰考县最穷的地方之一。解放前,这里流传着一首民歌
    春天白茫茫
    夏天水汪汪
    秋天不见收
    冬天去逃荒。
    解放后,三义寨有了很大改变。但自然灾害还没有彻底根除,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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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生产上。他们战天斗地,挖河修渠,把肥沃的黄河水引进地里,然后让河泥沉淀,积下一层一尺来深的淤泥,把盐碱地深深地压在底下。一片臼茫茫的盐碱地被改造成为肥沃的良田。
    义寨公社在夺取大面积水稻丰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九六六年,当三义寨公社广大社员开始引黄灌溉,试种水稻时,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的代理人,大骂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是“空想盲干”,胡说引黄灌溉会使土地更加碱化,人会更穷。”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击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积极性,妄图把群众引向邪路,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大学毛主席有关农业生产的光辉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大搞群众性的回忆对比。许多深受旧社会痛苫的老贫农,满怀阶级仇恨,以解放前缺粮求乞、卖儿卖女、无家可归、过着悲惨生活的事实,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和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越批,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恨;越批,对毛主席越亲;越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越坚定。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改种水稻的过程,也是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的过程。引黄工程一开始,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出来了。有人说:“盐碱地上种稻子呀!别说吃稻子,连稻草也捞不住,喝稻秧汤差不多。”一些老年人思想更是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公社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反复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活动,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和稻改当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通过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说:“毛主席给咱指出光明幸福的道路,现在不干,啥时干!”
    思想通了,决心下了,干劲也来了。为了取得指挥稻改的领导权,他们很快抽出公社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水利技术员,组成了一个稻改指挥部,在田间吃住,在田间办公。大家发誓说:稻子什么时候归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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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河修渠的工程全面动工了。每天,一队队的社员,抬着毛主席像,举着毛主席语录牌,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开赴田间,队与队,人与人,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赛,并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斗私批修活动,整个工地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南马庄大队,原来是一个穷得出名的地方。解放后,是历年来的照顾重点。如今,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严冬,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地冻一尺多厚。公社为了照顾社员身体健康,决定暂停挖河但南马庄的社员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每天照样高举红旗,迎着寒风,继续苦干。
    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了。一天晚上,河渠大队朱庄生产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后,几个青年妇女自动到地里劳动队干部喊:“别干啦!回来休息吧!”队干部的话,不但没有把她们喊回来,在家的社员听到了,也扛着工具跟着去了。
    实践最能教育人。今年水稻大丰收,使个别原来不相信盐碱地能够改造,准备弃农经商的干部和社员也都信服了。三义寨大队个别生产队干部,过去工作不努力,现在也积极带领社员开河挖渠,引黄灌溉。有个老年人,过去不相信水稻会丰收,这次,他看到水稻真的丰收了,就把生产队的老年人叫到地头说:“咱们的脑筋太老了,可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啦!今年水稻丰收,这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托了毛主席的福!”老人们都笑着说:“对!对!不靠天,不靠地,丰收全靠毛主席!”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义寨公社人民的思想境界更高了,革命胸怀更宽广了。贫下中农说:“丰收可不能忘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谁能引黄水灌碱地?那能有今天的大丰收?”南马庄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收割水稻时把长得最好、籽粒最饱的稻子,一穗一穗地选打下来,又一粒粒地拣出来,碾成大米,装在木箱里,写上“毛主席万岁”,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请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尝一尝他们在盐碱窝里收获的大米。这是南马庄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也是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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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下放干部的好榜样赵新贞》
    社员们经过一阵紧张的劳动后,围坐在地头,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个农民装扮的中年人,一手拿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手拿着劳动工具,坐在社员中间。大家要他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他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小学生,贫下中农是我的好老师,我要永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和贫下中农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年人,就是下放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在河南省兰考县树立的四面红旗队之一秦寨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兰考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群众都称他是下放干部的好榜样。
    思想上的大革命
    九六二年,赵新贞是孟角公社的副社长。当时,兰考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样,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货,刘少奇在兰考的代理人,就积极鼓吹,竭力推行。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这个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关头,想起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曾在这里领导他们地主,分土地,组织初级社,高级社,带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赵新贞。他想,如果老赵能回来和咱们一块战斗就好了,他最了解咱这里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咱贫下中农最有感情。他们经过商量,就指名要赵新贞回来,领导他们抓阶级斗争,战胜白然灾害。
    赵新贞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产生了一个思想问题:秦寨大队阶级斗争那样复杂,灾情那样严重,自己能够胜任吗?这时,他又回想起土改和合作化时同阶级敌人战斗的情景。当时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交给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又是多么英勇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他坚定了信心,对自己说:“只要有毛主席领导,有贫下中农撑腰,再凶恶的阶级敌人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
    革命的道路总不是风平浪静的。几年来,赵新贞在秦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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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秦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大队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想尽各种阴谋来陷害、打击他,妄图把赵新贞赶出秦寨大队。一个坏家伙造谣说:“赵新贞下放到秦寨大队是因为犯了错误。”广大贫下中农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赵新贞是我们要回来的好干部。赵新贞面临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正在这时,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调到了兰考,来到了秦寨大队。一次,焦裕禄同志问他:“老赵!改变秦寨面貌,你抓什么?”
    赵新贞说:“抓深翻压碱!“还抓什么?”“抓挖河排涝!”“还抓什么?”“抓积肥、治虫……”
    焦裕禄同志告诉他:“这几项都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抓阶级斗争,抓学习毛主席著作。”赵新贞根据焦裕禄同志的意见,在全大队立即开展了阶级教育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由于赵新贞抓住了这个根本,大大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使广大贫下中农认清了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化道路,是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刘少奇鼓吹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道路”,是贫下中农受苫、受难的道路。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白然灾害展开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斗争。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食桑叶”的办法,决心把白茫茫的盐碱地翻个个儿。
    当焦裕禄同志授予秦寨大队“秦寨的决心”这面红旗和宣布赵新贞为“五好”党支部书记时,阶级敌人又使出了更恶毒的一计。他们写无名控告信,陷害打击赵新贞同志。面对阶级敌人的进攻,赵新贞说:“我不怕敌人的陷害打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象总会弄清楚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越是疯狂地反对我们,越是说明我们和敌人划清了界线,分开了家。”他没有被阶级敌人的陷害打击所吓倒,反而劲头越来越大了
    “拣不出来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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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说赵新贞是一个“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穿的衣服和农民一个样,站在农民群众中间,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国家干部,都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赵新贞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参加集体劳动作为自己改造思想,反修防变的一项根本措施。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是和社员一样肩并肩地劳动,把自己的汗水和贫下中农的汗水流在一起。贫下中农说:“赵新贞虽然当了干部,他可没有忘掉过去的苦,没有改变劳动人民的本色。孬饭好饭都吃得下,脏活累活都干得了。他不讲吃,不讲穿,只讲跟毛主席干革命。”赵新贞就是这样和贫下中农心连心,把贫下中农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一遇到雨季或雪天,他就从这家到那家,从这村到那村,挨门挨户去看望贫下中农。贫农社员秦敬五得了重病,家里人急得不得了,赵新贞知道后,饭都没有顾得吃,急忙赶去看望,并亲自安排病人住院。在他的帮助下秦敬五经过医治,终于恢复了健康。秦敬五感动地说:“老赵为俺贫下中农把心都操碎了,他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
    赵新贞平时生活艰苦朴素。他的一件棉大衣,穿了十多年还舍不得丢掉。烂了就补,补了再穿。他爱人说:“人家当干部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看你穿这身破大衣象个啥!”赵新贞笑着说:“象个农民。冬季有了它,白天当衣,夜里当被雨天还能当个蓑衣,一当几用,走到那里滚到那里,行动方便,心里舒服。如果爱讲究,就会脱离群众,慢慢变修。
    他下放以后,不摆架子,和社员一样泥里水里滚。前年冬季挖河时,天气很冷,河底里的浅水结了薄冰。社员感动地说:“老赵呀,你歇歇吧!我们替你劳动。”赵新贞说:“不!你们能代替我劳动,可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啊!”多年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每天工作再累,睡得再晩,早晨鸡一叫就醒了。每天起床后,他都拿着扫帚,从办公室扫到院里,从院里扫到街上,然后再背着粪筐下地去。一次在郑州开了十多天会,会议一结束,他连夜赶回秦寨,还没等天明,拿着工具就下地劳动了暴风雨里炼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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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新贞就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刘少奇在兰考县的代理人对赵新贞的这种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便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贫农出身的赵新贞理直气壮地说:“我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没有罪!不是反革命!”
    赵新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一个反革命分子得意洋洋地说:“整天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不一定谁是咧!看看赵新贞不也当成反革命了吗!这次,反革命‘帽子’非给他戴上不可!叫他永远不能抬头!到死都不能抬头!”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一到秦寨大队来,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心眼里高兴,跟在后边说:“把赵新贞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他!”天,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按照这些坏家伙的要求,把赵新贞送回秦寨大队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听说赵新贞回来了,一齐涌向会场,准备同阶级敌人斗争。斗争会开始了,一个坏家伙上前斗争赵新贞。赵新贞一看,就说:“秦寨的贫下中农谁斗争我都可以,三岁的孩子提我的意见我都接受,就你斗争我不行!咱俩比比:你爷干啥,俺爷干啥;你爹干啥,俺爹干啥;你干啥,我干啥!我捂住半边嘴也说得过你!”那个家伙一听赵新贞揭他的老底了,出了一身汗,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坏人?”赵新贞说:“你是坏人,好人,你知道!我也知道!群众都知道!”那个家伙伙同另一个坏家伙,一下蹦到赵新贞面前,掐住脖子要捆他。这时,在场的贫下中农高喊:“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抓住打人凶手!抓住打人凶手!”结果,斗争赵新贞的人,成了被斗者,斗争会只得一哄而散。
    深夜,赵新贞趁着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在身边,就把大队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找来开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看到他,人人热泪盈眶。赵新贞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再给你们开一次会,布置几项工作
    第一,咱大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树立的一面红旗,你们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二,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压力多么大,都要顶得住第三,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四,干部要团结好,遇事要多和贫下中农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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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含着热泪说:“老赵!你放心,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把革命和生产搞好!”
    小撮阶级敌人听说赵新贞在秦寨又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就把他送回县里,对他进行新的迫害。赵新贞毫不屈服,他说:“什么迫害也压不倒我,我就是死了,也得给毛主席留下一颗忠
    九六七年七月,兰考卫焦造反派彻底胜利了,兰考的案子翻过来了,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赵新贞同志,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手捧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热血沸腾,心情激荡,泪水直流,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毛主席更亲的人!他见人就说,逢人就讲:“生我的是娘养我的是党,教我怎样做人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县支左部队坚决按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办事深入细致地做好已解放干部的教育工作》
    帮助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打消顾虑,勇挑重担;引导他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
    木报讯在河南省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某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和“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伟大教导,认真细致地做好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在不断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干部解放后,教育工作不能放松
    解放军同志在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帮助县革委会解放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干部,大多数同志认为,要继续做好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大胆地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有的同志存在着“干部解放了,任务完成了”的思想。这种活思想出现,党支部就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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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使大家认识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经常讲,反复讲不然,只讲一阵子,就会形成在形式上解放了干部,而在思想上没有彻底解放的现象。一定要把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工作做到底,这个“底”就是不把解放干部的工作停留在“解放”这一点上,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继续教育、锻炼和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解放军同志在提高认识以后,便积极热情地做干部工作。首先,解放军同志处处做岀样子,和解放出来的干部共同研究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解放军信任自己、关怀自己,从而打消顾虑,主动挑起重担子。解放军还引导千部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此同时,解放军同志帮助群众学习、掌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使群众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支持他们革命
    能不能正确对待已经解放岀来的干部,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不让解放出来的干部投入阶级斗争。解放军同志坚决和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坚决支持干部站出来工作,这是巩固发展革命政权,推动斗、批、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解放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遵照毛主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伟大教导,不让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干部政策的阴谋得逞。于是,他们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深入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穿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罪恶阴谋。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向焦裕禄学习,克服思想上的反复
    在兰考县革委会领导下,已解放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在群众的信任、支持帮助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举旗抓纲”,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有个别解放出来的干部思想上出现反复。这时,解放军同志就热情帮助他们从世界观上找问题,从两条路线斗争上找原因,并发动群众教育和帮助他们挖头脑中的脏东西,提高他们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解放军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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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干部解放了,但不等于从他们思想上完全肃清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因此帮助他们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接受考验,这是把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培养成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的重要途径。因此,解放军同志认真组织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不断地用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对照检查自己,用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对照检査自己。解放军同志还注意把群众的反映和组织上对他们的意见经常讲给他们听,帮助他们斗私批修,使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地提
    原县人委有个干部解放出来后,曾一度出现脱离群众的苗头,群众给他贴了些大字报。在这里支左的班长周玉成发现后,就立即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动人事迹,批判刘少奇“当官做老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引导他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毛主席对广大干部的关怀。这个干部很受感动。从那以后,他经常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人民胸怀朝阳征战黄河》喜看稻菽千重浪,兰考大地换新装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如今又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新篇章。人们登上黄河大堤了望,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到处是配套的引黄工程。一方方稻田,展现着丰收的喜人景象。千百年来的涝洼地、盐碱窝,现在已经改观了。英雄的兰考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续写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没有写完的壮丽诗篇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解放前,在反动派统治下,黄河根本得不到治理。据历史记载,黄河在兰考先后改道两次,大规模决口二十余处,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形成了高闵处飞沙走石,低洼地易涝盐碱。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困难重重。
    九四九年全国得到解放。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兰考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给兰考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战胜灾害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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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英雄的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千年为害的黄河展开大搏斗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却板着面孔,横加指责,到这个地方给群众泼冷水“你们这个穷地方,一千年也实现不了水利化!”
    在这时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他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怀着改变兰考面貌的坚定信念,一踏上兰考大地,就高举红旗狠抓纲,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经过三年奋战,基木上锁住了风沙,治理了内涝,改造了盐碱,兰考人民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革命政权
    考县革委会
    继续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他们狠批刘少奇及其在兰考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下旬,县革委会组织了一支由革命干部、解放军、贫下中农参加的“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怀揣革命宝书,踏遍了兰考大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兰考县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和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宏伟前程,鼓舞人们战天斗地的信心。
    在宣传调査的过程中,宣传队总结和传播了三义寨公社利用黄河淤灌,改种水稻的经验。这个公社位于黄河岸畔,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改造大自然,把坑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不毛之地,都进行淤灌,改为良田,种植水稻。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口夜战斗在工地田间,终于淤灌了八百多亩坑洼、盐碱地,经过平整改种了水稻,头一年有的就创造了亩产稻谷一千零八十斤的奇迹。接着,他们又把多年前被黄水冲袭的东坑、西坑,都利用黄河水淤平了,在三米深的胶泥地上,播下了一千六百亩水稻。去年三义寨栽种的一万多亩水稻,获得了大丰收,而且一次就交售给国家粮食八十
    八万多斤。
    宣传队历时两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总结和传播了象三义寨那样的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把改天换地的计划,放在了更科学、更可靠、更扎实的基础上,县革委会更加信心百倍地领导仝县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向黄河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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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向黄河开战的斗争开始了。在引黄灌溉的工地上,在改碱种稻的田野里,人们满怀豪情地说道:“胸怀朝阳战黄河,改天换地展新貌;人民自有回天力,誓让碱地稻花香
    焦裕禄同志生前表彰过的四面红旗队之一—一韩村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继续发扬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不怕天寒地冻,不畏重重困难,去冬今春开挖了四条引黄灌溉渠;在茅草不生的盐碱窝,改种了一百五十多亩水稻
    南马庄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开渠挖河。大家豪迈地说天冷,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是热的;地冻,用我们的热汗把它化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举办学习班,召开斗私批修会,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教导,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地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有的抱来柴禾,生火化冰;有的扛来木棒,撬冰抬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过的东坝头黄河大堤上,如今修建了一座电灌站。这是爪营公社东坝头、张庄、雷集、高寨四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结下的丰硕成果。
    这四个大队都在黄河大堤两岸,过去号称“沙丘之国”,是一个“风来黄沙起,白天也点灯”的穷地方。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这四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决定在黄河东坝头上修建一座电灌站,向沙荒要粮,向黄河讨债。但是,这个规划提出,有的人却说:“搞电灌是科学,靠那些大老粗、泥腿子,鸡毛上不了天。”鸡毛能不能上天?公社革委会针对这个问题发动和组织社员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教导:“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同时,联系思想实际和斗争实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狠批了“技术第”、“专家治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前人不敢想的奇迹。没有仪器,我们贫下中农心最红、眼最亮,看得最准;没有图纸,我们的蓝图就绘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上;没有技术,我们自
    口
    电灌站开工了,他们依靠“泥腿子技术员”,边学边干,群策群力,经过五
    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在黄河岸上建成了第一座电灌站,排灌效能达四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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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的兰考人民,就是这样怀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在去冬今春没向国家要一分钱、一粒粮,修建了三处电灌站
    三百多座涵闸,开挖较大河渠八条,长达二百六十多华里,做了五百二十多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淤灌土地五万多亩,改种水稻三万多亩,为兰考大地绘下了最美最新的画图。在五万多亩涝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面积上,种植的一方方水稻,一块块秋庄稼,长得格外好。涝碱地一去不复返了,黄河横行霸道的时代过去了!如今黄河水沿着兰考人民给它指定的道路,流向社会主义的广阔田野,老老实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服务。
    革命没有完,革命要继续。
    英雄的兰考人民并没有因为眼前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满足,他们经常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自己,决心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光辉旗帜,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以实际行动迎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二十周年
    (原载《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它成功地塑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李玉和的崇高形象,为我们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李玉和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有一颗红亮的心”,对革命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决心“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苫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革命的烈火炼得他“浑身是胆雄赳赳”,毛泽东思想使得他“雄心壮志冲云天”。在敌人的“宴会”上不管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表现了他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李玉和的宁死不屈是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无情鞭笞。在日寇的监牢刑场上,他威武不屈,“不怕这浑身的筋骨断”,“不怕把牢底来坐穿”,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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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的壮烈牺牲是对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有力批判。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涌现了千千万万个李玉和这样的英雄,我们才打垮了日寇,赶走了美帝,消灭了蒋匪,迎来了“全中国红旗插遍”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革命没有完,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深深懂得,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革命。过去,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红灯引路;今天,我们巩固无阶级专政,还要靠毛泽东思想的红灯领航。“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把李玉和的品德、智慧和胆量接过来,把革命红灯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千千万万个李铁梅迅速成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成为“脚跟站稳”、“心明眼亮”、“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打的金刚”,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抓紧革命大批判》
    老贫农阎协崇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要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破坏。
    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阶级敌人又怕又恨。有的赤膊上阵,捣乱破坏。有的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或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干部;或散布流言蜚语,蛊惑群众;或抬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妄图动摇广大干部走“五?
    七”道路的决心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要及时识破,迎头痛击。同时,我们要抓紧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批判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为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扫清道路
    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革命大批判,是我们当前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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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以后,成千成万的干部打起背包,扛上锄头,意气风发地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贫下中农称赞说:“千部参加劳动,路子越走越正。热汗洒在田野,红心紧贴群众
    我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委员、地区贫代会主任以后,许多地方要我作报告,讲经验,我指着肩上的粪筐说:“这东西里边有经验。”不少记者找我谈体会,写文章,我掂着锄把子说:“这玩意儿底下出文章。”粪筐里边有什么经验呢?有我们革命干部永不忘本、永不变质的经验;锄头底下岀啥文章呢?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不要说那些“坐在高楼里,脚板不挨地,看着表册子,咬着笔杆子”的干部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脱离劳动也会变。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天不劳动手不灵,两天不劳动眼不明。如果长期不参加劳动,就会变得耳聋眼花——听不到群众呼声,看不见新鲜事物,对国家大事、世界革命懵里懵懂。这样就会人变质,权丢失,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啊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些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能不出来捣乱吗?不!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我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不是从背后刮阴风,就是在面前吹“香”风,总想把我搞得晕头转向,迷三倒四,使我从群众中飘出来。我到县里开会,一不坐汽车,二不骑自行车,
    六十里路走半天,可以拾上一筐粪。阶级敌人在背后议论说:“阎协崇当了大官,可没有坐上大轿,不还是和咱们一样,走路靠脚板!”今年国庆节,我上北京观礼,临走的头一天,还在地里干活。一个坏家伙见了我,点头哈腰地说:“老阎啊!你劳苦功髙,年岁又大,别再象老黄牛一样干了。明天就上北京,锄把子该放一放
    我想,阶级敌人这么害怕我们干部参加劳动,到底是为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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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噢!明白了,原来阶级敌人害怕我们参加劳动,就是害怕我们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筑起防修反修的铜墙铁壁;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他们失去的“天堂”不得恢复。想到这里,我便把阶级敌人了一顿:“你们不叫我给人民当老黄牛,是想重新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你们我放下锄把子,就是叫我扔掉印把子。这个,你们一万年也办不到!”
    阶级敌人还扯破喉咙,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拦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听说下放干部要进村了,一些阶级敌人就在群众中散布:“好铁不打钉,好人不下放。”看到下放干部在农村扎下根来,他们又在下放干部中吹风:“劳动过了关还要去当官。”我们贫下中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教导心明眼亮,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鬼花招,他们是在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劳动惩罚论”、“劳动镀金论”的黑货。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必须迎头痛击。我们要大造革命舆论,大讲劳动光荣,大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风。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阶级敌人越反对干部下放劳动,我们就越支持干部下放劳动。‘泥腿子’干部,我们最欢迎!”下放干部也表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贫下中农支持我扎根。下放劳动的革命道路,我们走定了!”
    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干部,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用我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钢铁脚板,把阶级敌人的复辟迷梦踏成烂泥!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野心踩得粉碎!
    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砦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九七0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小马越走心越亮》
    次,知识青年马海根和阎协崇大爷到县城开会。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七级大风,黄沙四起,刮得睁不开眼。小马戴着手套,捂上口罩,头上还有一顶大皮帽,浑身上下弄得严严实实,还觉得冻得够呛,真想拦住过往的卡车,一下子坐到家里。阎协崇大爷呢?他一没戴手套,二没捂口罩,头上还是光光的,连块毛巾也没蒙,可他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好象一点也不冷似的。
    阎协崇大爷早就看透了小马的心事。走了一段路,他见小马有点赶不上,就拍了拍小马的肩膀说:“小马呀,风大天冷能锻炼咱的革命意志。象你这样,有点小风就弄得这么严实,在大风大浪前又怎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呢?”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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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崇大爷意味深长地继续说:“小马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是‘在屋里能说会道,一出门办事全部忘掉’呀!我们要学一条用一条,落实一条,这才是对毛主席忠诚呀
    席话,使小马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他从贫下中农对毛主席著作学用一致的精神中,看出了自己的差距。他脱下手套,取下口罩,跟着阎大爷大步流星地赶路。一路上,小马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看着眼前这位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他觉得越走劲越足,越走心越亮,越走道路越宽
    (河南兰考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
    (四)张钦礼又被王新撤职、关押,出狱后升任地委副书记
    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阳春三月,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登临城北黄河故堤,极目眺望,大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处处满枝花蕾的大果园,一片片紫花盛开的泡桐林,还有那一方方苗青花黄的小麦和油菜间作田,给今日兰考增添了无限春色。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兰考人民,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战十年,基本上征服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之后,又乘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打响了搞好今年春耕生产,夺取更大丰收,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战斗。
    今年春节一过,兰考县的干部和社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以新的建设成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考县委的领导成员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最前列。县委书记王向明联系兰考的巨大变化,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他说:过去的兰考是野免不拉屎的盐碱滩,飞沙不毛的荒岗岭。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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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以来,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全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坚持挖河除淓,翻淤压碱,植树防沙,不断地改变着兰考灾区的面貌。如今的兰考大地,碱滩变良田,荒岗树成荫。一千多条排灌沟河,渠堤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排灌系统。过去的风口和沙丘,已经被林带堵封起来。五十多万亩青沙地实行了农业和泡桐间作。二十多万亩盐碱地,经过深翻淤灌,植棉改碱,增强了抗灾能力,大面积涝、碱、沙灾害已经基本上解除。去年,全县八十一万亩秋粮作物夺得高产,总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二成多,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千万斤。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全县人民栽植的泡桐树已经成林,木材蓄积量达二十万立方米,全县胜利地实现了民用木材自给有余。林彪反党集团闭着眼睛说瞎话,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这完全是恶毒诬蔑,必须坚决回击
    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秦寨大队,社员们用木队深翻压碱逐步把全队四千多亩盐碱地建成稳产高产农田,夺得粮棉双上《纲要》的生动事实,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上智下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反动谬论。曾被焦裕禄誉为“五老将”之一的贫农社员秦友礼说:解放前,俺秦寨
    五百一十户人家,逃荒要饭的就有二百五十三户,卖儿卖女的一百七十二户,饿死一百八十多人,死绝三十五户。是我们命穷吗?不,那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解放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焦裕禄同志带领着俺队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翻淤压碱,经过十年奋战,俺队的盐碱地上长出了喜人的好庄稼去年,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九斤,皮棉亩产八十五斤,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多万斤。是俺的命好了吗?不,那是俺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结果。通过批判,俺算把林彪的黑心肠看透了。他要开倒车,俺要干革命:他要复辟资本主义,俺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批林批孔运动,成为兰考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巨大动力。它激励着人们决心打好备耕、春耕这一仗,夺取今年农业更大的丰收。
    我们来到兰考,正逢春播,社员们正在忙着把营养钵里培育的棉苗往棉田移栽。播得较早的玉米和高粱,已经出苗,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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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今年要进一步发展农田灌溉,需要电。今年二月下旬,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县委及时组织力量,展开了柴油发电机组联合发电并入大电网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终于成功地把电流源源输送到电网上。到四月十日,全县已用五十多部柴油发电机组联合组成了九个小电厂,每小时提供电力两千五百度,大大加快了农田水利化的前进步伐。抓肥料是保证农业大上快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兰考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广开肥源,狠抓农家肥。在赵垛楼大队,社员们回顾本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自力更生解除内淓,锁住风沙,实现一人一亩水浇地的战斗历程,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干劲。干部和社员团结战斗,大积农家肥,为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创造了好条件。
    在兰考,最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想都不敢想,或想了办不到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打机井,过去要十几个人干七八个昼夜,花一千多元才能打成一眼;现在花二三百元,几个人大千一天一夜就可打成一眼。河道岁修,过去每年都要个多月的时间;今年在整治四明河、宋营沟、五干渠等三十六条河道工地上,七万九千名治河大军,你追我赶,以每人每天完成八立方米土方工程的惊人速度
    十几天就完成了。在引黄人民跃进渠渠首闸工地上,四百多名治理黄河大军,正在抢时间,赶进度,日夜奋战,对大闸进行高标准整修。在紧靠黄河南岸的三义寨公社,五千多名社员振奋革命精神,打井修渠,为实现井河双灌而奋斗。黄河东坝头的爪营公社,五千名社员在完成东方红提灌站二十里干渠修筑任务的同时,出动马车、架子车,往返五十里,把工程所用的一千吨物料及时运到工地,加速了桥、闸、涵工程的配套,四万亩小麦和春地提前得到浇灌。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兰考县干部们的革命斗志也越来越昂扬。他们以焦裕禄为榜样,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在建设新兰考的战斗中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木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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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八位书记、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也分别深入到全县十个公社蹲点。他们住在老贫农家里,蹲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委常委赵新贞参加十大回来后,担任了堌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他尽管对农业生产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坚持调査研究,跑遍全社十七个大队,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解农业生产的新问题,走到那里,干在那里。为了使春红薯和春播大麦间作在全公社推广开,今年三月上旬他就到春红薯栽种面积较大的范场大队去搞试验,做出样板,然后在各队推厂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
    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杋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在县委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很多县、社干部,走出办公室,身背行李,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他们同群众一道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更大的革命干劲战天斗地,续写焦裕禄没有写完的战斗诗篇。
    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电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教导,引导新干部认真看书学习,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兰考县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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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为了使他们更快地胜任新的工作,兰考县委坚持引导新干部在斗争中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木路线和各项政策。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了解了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具体情况,然后协助大队党支部组织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联系本队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很快把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人力、物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今年全大队三千多亩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多年的缺粮队变成了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的先进队。孟宪芝通过斗争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兰考县委很注意引导新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深入实际,认真调査研究。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
    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身患重病,坚持带领干部群众跋涉千里,探索积水流向,察看飞沙起落,寻找治碱门路,组织仝县三十六万人民向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査,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査硏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兰考县委还注意引导新干部联系除三害的伟大成就,批判“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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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兰考县的新干部都来自基层,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秋收季节,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
    兰考县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的中心,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从明朝以来的四百年间,黄河在这里决口二十九次,大堤漫水八次,淹没了无数村庄和田园。现在横贯全县的三条黄河故道,就是当年黄河泛滥成灾的历史见证。黄河多次改道和泛滥,造成了这里地势高低起伏,沙丘密布,河系紊乱,给兰考人民带来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白然灾害
    九六二年冬天,正当兰考遭受严重灾害的时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来到兰考。他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带领兰考人民同“三害”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四年焦裕禄同志逝世后,兰考人民发出了“挥泪继承壮土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钢铁誓言,踏着焦裕禄的足迹,认真开展学大寨运动,继续写着烈土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描绘着更新更美的画图。喜看今日兰考大地,昔日盐碱窝稻谷金黄,多年的荒沙滩苹果飘香,滚滚黄水淤新地,滔滔洪水归河道。登上城北黄河故堤,极目远望,更是一派动人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泡桐林,一方方银花盛开的棉田,一垛垛刚刚收割的玉米棒子、高梁穗,堆得象小山头。兰考的秋色真是绚丽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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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在兰考访问,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然面貌的变化,而是兰考人民沸腾的战斗生活。
    红旗越举越高
    九六七年十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胜利地涤荡着修正主义污泥浊水的时刻,兰考县革委会成立了。新生的革委会作出决定,“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象当年焦裕禄同志那样,带领有干部、解放军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结合调査队,怀揣着毛主席著作,肩背行李和铁锨,跋涉两千多里,踏遍兰考大地,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总结群众中除“三害”的经验。他们一条河一条河地调查,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勘查,寻找积水的流向,察看飞沙的起落,研究治碱的门路,进一步作岀根除“三害”的规划,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蓝图。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鼓舞着四十五万兰考人民的斗志,新兰考的宏伟蓝图,使人民开阔了眼界,振奋了革命精神,一场气壮山河的除治“三害”的群众运动在兰考大地展开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兰考人民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自力更生学大寨,艰苫奋斗战“三害”,在短短的三年间,全县开挖大、中型排涝河道一百二
    十多条,大型灌溉渠道八条,打机井四千多眼,不仅基本上解除了“三害”威胁,而且建成了近三十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一九七○年,全县粮食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第一次向国家提供两千六百多万斤商品粮。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正当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进的时候,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岀来。他们诬蔑兰考县建设成就,恶毒攻击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压制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兰考人民,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击退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全县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髙潮。
    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同错误路线斗争,一马当先;同“三害”斗争,更是走在全县的最前面
    “把林彪反党集团耽搁的时间抢过来!”城关公社韩村大队年轻的女支部书记杨素兰带领全大队二百多名水利大军,奋战一冬春,兴建五米宽、七里长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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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盐碱地上新淤地三百多亩,使今年小麦总产量达到十一万多斤,平均每人给国家交售一百多斤,大队还储备了三万多斤。
    “定叫盐碱地变成米粮仓!”堌阳公社秦寨大队去年在基本上完成深翻压碱的基础上,打机井,挖渠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已是五
    十开外的人,但他一直朝气蓬勃地带领社员扫积雪,开挖冻土,新开了一条二米深,十米宽,十八里长的排灌渠,新打机井四十多眼。这一年,秦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多斤,棉花亩产八十五斤,做到了粮棉双上《纲要》,双贡献。
    在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年轻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军芝带领仝大队的男女青年利用工余时间,早晨顶星星,晚上趁月亮,割青草,沤绿肥,今年秋季,每个青年都为生产队积肥一万多斤。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今年,这个大队小麦获得大丰收,全大队向国家交售五万多斤小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在两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兰考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越举越高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在四个红旗大队的带动下,兰考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被誉为“兰考的大寨”的堌阳公社大付堂大队,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大队座落在黄河故道的劈心滩里,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大队之一。村北有一千
    八百多亩火沙岗地,上有八十多道岗,九十多条沟,无雨苗枯黄,有雨苗冲光粮食产量很低。文化大革命中,大付堂大队的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大寨大队和本县四个红旗大队为榜样,打响了向火沙岗进军的战斗。干部、社员发扬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小雨小雪不停工,天寒地冻照样干。年近六十的老支书陈玉忠,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工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人们称他是“平地迷”。在老支书的带领下,他们用一双手和一副铁肩膀削平了
    八十多道岗,填平了九十多条沟,开挖了八十多条排水渠,总长五十多里。在这个“十天不雨苗发黄,一场大雨苗冲光”的火沙岗上,建成了二千多亩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的高产稳产田。一九七二年,大付堂大队粮食、棉花平均亩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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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纲要》。全大队实现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结束了“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历史
    兰考县委及时总结大付堂等不同类型大队的经验,在全县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推广。同时,狠抓了后进队的革命转化工作,使全县出现了“四面红旗带十面,
    十面红旗促全县”,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局面。到去年,全县三十多个后进大队中,已有二十个大队跃入了先进行列。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多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了将近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三万斤,比
    九七二年增长了一点五倍。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夏季小麦获得了大丰收,秋作物长势大大超过去年。
    代新人茁壮成长
    在兰考访问期间,我们看到全县到处都呈现着鼓舞人心的景象。然而,最令人高兴的是,在改造兰考、建设兰考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群众称赞他们是“建设兰考的革命先锋
    南彰公社张庄大队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这里阶级斗争复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学大寨运动搞不起来,生产上不去,年年吃国家统销粮。今年一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小将张建军担任了大队党总支书记。他带领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基木路线,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张建军带领群众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去年秋季,一连下了十多天大雨,五天时间内,黄河连续出现了三次洪
    峰,滩区一万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的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担任了县黄河防汛抢险总指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杨捍东,在建设兰考的斗争中,同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带领青年抢险突击队,向被洪水包围的村子冲去,把小孩子和老弱病残者一个个背出来了。被淹的村庄没有一人伤
    象张建军、杨捍东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在兰考比比皆是。全县一百一十二名公社正、副书记中,新提拔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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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就占三分之一;七百八十名大队正、副支书中,三十岁左右的新干部就占百分之四十。喜看这样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被焦裕禄同志生前誉为五老将之一的王志兴乐呵呵地称赞说:“这成绩,那成绩,培养出这么多大有希望的新一代是最大的成绩
    (本报有删节)
    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兰考县委领导成员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电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使全县的大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县委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身不离劳动、不离群众的革命精神,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但是,这种优良传统却一度遭到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轻视劳动、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更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釆取了轮流下乡蹲点、制订劳动定额、检査评比、出榜公布等多种措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县委领导成员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把全县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地推向前进。
    去冬今春,兰考大旱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天。县委六名正、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除了两名在机关主持工作以外,都到生产队带领群众抗旱。在使用机械抽水浇庄稼时,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发现,电力不足成了抗旱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他看见有不少大队的柴油机却在那里停放着。于是他来到县农业机槭修造
    边劳动,一边和工人研究用柴油机做动力发电。他们把全县的柴油发电机集中起来,建立了二十三个小型发电站,每小时可发电三千多千瓦,比国家电厂供应兰考的电量还多。这样,就解决了全县机井用电力抽水抗旱的问题。张钦礼深有体会地说:干部参加劳动,就能较快较好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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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副书记齐兰英说: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她原以为经过去冬的宣传、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已经得到落实。但今年春天她到城关镇北大街大队和社员一起积肥、一起打埂时,却发现男劳动力干一天大多数记十分,女劳动力最高的仍然记七分。针对这种情况,晚上,齐兰英就联系工分问题,发动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男尊女卑”的孔孟思想,经过批林批孔,干部、社员提高了觉悟,迅速地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从此,这个大队的妇女争着下地劳动,妇女出勤率比去年提高了倍多。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洗刷自己头脑中的唯心精神,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
    今年小麦收割前,县委根据去年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的经验,提出全县的小麦不用镰割,一律用铲剜。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觉得:用铲剜虽然不掉粒,还能多收草,晚秋作物也好管理,但是全县四十多万亩小麦,都用铲剜,恐怕不能及时收割完。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到大傅堂大队去剜麦,结果群众起早贪黑,平均每人每天铲麦一亩多,他受到很大鼓舞,就把大傅堂大队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全县各大队的小麦都及时收打完毕。王启德说:“坐在机关,总是佔不透群众的力量。经常下去同群众一道干,才能够更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五)十月政变后张钦礼又被戴苏理逮捕入狱
    、研究资料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仼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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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全国记协为张钦礼同志鸣不平,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同志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张钦礼同志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全国记协秘书长一行数人,前往开封采访张钦礼同志为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敬意,赠送龙泉宝剑一把,举行了赠剑仪式。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见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又有许多媒体派人多次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
    已年近八旬的张钦礼同志,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生活费。近日患肺癟,兰考人民获知张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已近两千人。纷纷捐助医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拒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回避事实,均被张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人民期待着反映历史真实的《张钦礼传记》早日问世。
    初稿于2003、10、8日定稿于2004、5、5日
    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作者邵井延于2004年5月17日
    第一个送花圈的人
    (2004年5月17日)清晨5点多钟,我就已经找到了省人民医院太平间的地方。想找个地方存自行车时,两位熟悉的工人指着太平间对面的一家鲜花、食杂店的门口空地说:“就放这,他们就是兰考的。”老板
    位看上去十分忠
    厚的中年汉子一一对我说:“我是第一个给张书记送花圈的人”。“哦?”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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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我听钦礼同志的儿子说过。我忙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双手。钦礼的亲属曾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刚“走”,第一个送花圈的竞是他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的太平间对面鲜花店的老板,是兰考人。还说他们子女还不知道农村如何烧纸的风俗时,是他们不认识的,在郑州打工的许多兰考年青人天天守在太平间外,给他们的父亲烧纸,摆香炉,也送来花圈,上面写着:“兰考人民永远怀念您”。成群结队的兰考人民早就来这里向老书记告别了。钦礼同志在病重住院期间更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如果也用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是张钦礼同志在这所河南省最大的医院里突破了来看望病人的最高记录,有成千人来看望了他,而且很多是相互并不认识的,慕名而来。打破我思绪的是早坐在店门口的一位老人他对旁边人说:“我得回家换鞋,早上四点钟我起来,有只鞋穿错了,不得劲。”大家都鼓励他快去。而他胸前那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却吸引了我,这是一枚主席穿军装、有鲜艳红领章的头像像章。这是在郑州到处可以看到的人们所戴的毛主席像章的又一种现象,不是去年新制作发售的那几类,而更可能是“文革”的遗物
    长子就是养子当钦礼的子女们到门口下车时,早等候在那里的人
    们随他们拥进太平间的院子,至少可以看到有五、六部摄像机,照相机高举在人群的头上。当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给端着钦礼遗像的钦礼长子张战仃和两边的二儿子、女儿合影时,我突然想起并问旁边一个熟人,哪一位是钦礼的长子?(即他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就是”,加上我没有看到的“摔老盆”等风俗,我感受到了我和钦礼的又一个距离。
    共
    火葬场,将要进行的告别仪式在大门正对面的最大一间厅。据说,火
    葬场的工人知道是张钦礼同志时,提供了一切打破常规的方便,其他人的丧事活动也毫无怨言。厅外的大广场上,今天是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大会师”,许许多多几十年未见的“文革”老战友,狱中难友,互相知道都几十年未见过面的朋友们今天都在这里重逢、相逢了,又相互给自己熟悉的人介绍,进入大厅内,许多人仍忙于此。有一位朋友说,来这里的有一半都坐过牢。省直一位朋友准确道“除了兰考来的,除了女的,恐怕会有一半。”当浩浩荡荡的兰考迎“灵”队伍进厅时,前面哭泣声立即连成一大片,使所有在后面说话的人,不得不限制住自己。随着主持人在广播里宣布:“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伩式现在开始”,顿时全厅内鸦雀无声,而随即进行的“三鞠躬”就打开了“闸门”,那哭泣声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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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悲痛浪潮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在大厅后部看不到遗体的人群中,也有人跪下去了,哭伏在地
    为了缩短时间,除了钦礼长子的“答谢辞”外,没
    有生平介绍,没有悼词和其他的发言,但这个“答谢辞”一开始几句就掀起了我们胸中的万丈波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几十年来始终平静不了的那心中的一切,刹那间在大厅内多少人的心中汹涌翻滚!我看到多少淳朴的农民非得用磕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思,多少人在遗体前哭得站不起来。从告别遗体出来的老同志中,我又看到那些已经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
    八路”、“老市委书记”、“老市长”、文革中曾经风雨同舟的“老干部”。我们紧紧地握住了手,现在应该说是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包括主持人按惯例介绍的送花圈名单中的人物,按传统的地位观说,这些来送行的人中,仅担任过省、部级、市(地)级领导职务的,就有近百人之多,他们在更多的另些送行者中的多数人还有一顶通用的帽子,就是“造反派”,“三种人”。位新闻界的朋友向我介绍了新华社老记者××,1986年我在狱中读《中国作家》创刊,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时,就知道这位××,通过《內参》曾揭露过原河南省委的弥天大谎和河南实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阴暗面,而今天才知道,他后来遭报复,在狱中关了六年,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到张钦礼老家
    后又听说,当年随穆青、周原来采访的一个小通讯员也来了。也就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闻人”都来了,今天是确有新闻可做
    格格不入的两种气氛我们乘坐的车到兰考下了高速公路后,和前
    面已经先来到的几十部车都被安排在路边等候灵车等主要车队,我看了已到的这几十部车,大都是“红旗”车,听钦礼的子女们说过,他爸爸不喜欢进口车。路旁,沟外的树荫下,有一群群的农民,大都年纪不大。据他们说,是一早就来这等老书记的。有位妇女说:“听说‘老书记’五月七号在郑州‘走’后,他们就天天来这里等着‘老书记’回来,后来我们进城后听说,还有许多人今天早上
    四点钟就来城里等啦!”
    位农村妇女对我们说,今天没来这么多当
    兵的了,前两天开大会(指官方纪念焦裕禄去世40周年的大会)把附近5个县的武警都调过来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路上根本不准有人……进城后,我们还听说,开会那一天全城的商店都不让开门,连机关干部也不让上班,在家里呆着,“不就是来了个政治局委员嘛!硬是把焦裕禄和人民拉远了!”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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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几年前,在各地遇到的兰考人就直言告诉我:“张钦礼是比焦裕禄更好的干部。”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焦裕禄同志毕竞只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近年来,些小报刊都报道过穆青、周原等人的回忆中就有当年张钦礼把“焦裕禄”树立起来的故事,焦的女儿也亲口对我讲过,“没有张钦礼,就没有我爸爸,她对张钦礼同志说过:‘张叔,我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家
    而焦裕禄的那些事迹也是他们两位战友一起干的,焦裕禄身
    后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改变兰考面貌的,是张钦礼领着兰考人干的。今天,听说焦裕禄的女儿也穿一身孝服在张钦礼的孝车上。
    “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约12点40分,“灵车”到兰考后,整个“送灵”“接灵”的车队开始进城,前面随即传来锣鼓声,但是很快车队就走不动了,等一会儿我看到前边几十部车都下来人,跑步去前边看去了,我也下车跟过去,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白字的横幅拦在“灵车”前面,上面醒目的大字写着:“忠诚于党,情系人民,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其他还没有看到,车队已经启动了。我回到车上,打开车窗,路两旁不少人含着泪和车队的人们相互致意,哭的较痛的多是年纪大的人,也有许多年青人,他们显然是被这气氛感染了,也感染了我们。在进地道口时,一个中年汉子先“嘿嘿”二声,然后大喊起来:“张钦礼的冤魂回来了,张钦礼冤死了。”车上的人都含泪向他表示敬意
    车队又停住了,我立即下车,向前跑去
    直跑到队头,看到的是张钦礼的“孝子、孝孙”们乘坐的车,被大批群众包围哭声,喊声,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挤到“孝车”的后面,看到钦礼的小女儿爱英已经哭得泪流满面,喉咙已经完仝嘶哑了,只听清半句:“我们做子女的,一定不会忘记……”多少双手伸向她,拉住的都不想丢,也有许多人是伸向孝车上的其他人的,几位年青的姑娘也在往这边挤着,喊着:“爱英在哪?爱英在哪?”。一位看上去身体很不好的老人,拉住孝车的车后帮一直不松手,然后让车拉住他走,一位老太太干脆在车上人帮助下爬上了车
    车队
    不时停下,是不少群众硬要按风俗,在车前路上烧纸,磕头,车的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停,都会引起车周围直至路旁形成的人海一次次的“涌动”。我问旁边两个女孩:“你们也熟悉张钦礼吗?”“熟悉,从小大人都给我们讲。”她们快言快语回答。现在,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满眼看到的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妇女怀里抱着的孩子的目光,以及大批的青、壮年,在这个天地里,你不能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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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人不识君”呢?我还看到两个坐轮椅的老人,同行中也看到有的是在亲属举着“吊瓶”打点滴来的,人们似乎都不愿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人山人海中,哭声、呼声、喊声,甚至口号声此起彼伏,很多是要求去县委门口开大会,要为张书记申冤一类。当一位妇女又主动给我宣传:“张书记是冤死了……”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不冤,因为人民从来没有冤枉过他!”她立即接上
    对,对,兰考人民一直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学习张钦礼
    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是在孝车前出现
    的又一条20多米长的白色横幅,特别醒目,一路上两边都有很多人在念着,我问举横幅的其中二个农民:“这是张庄支部搞的,还是你们自己搞的?”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自己搞的”。自此,这条横幅就成了这支车队,已经看不到尽头加上跟随的群众队伍前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快到县委门口时,在这条
    “进行到底”的横幅后面,一些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只听见几句:“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打倒走资派”,“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孝车,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这支队伍
    从马路中的人群到两边路旁的群众,欢迎的掌声此起彼伏,路边的表达多种多样,比如,一块不大的煕板写着“钦礼同志,路好走!”,落款是:“张子田全家”群孩子各拿一个汽球,一个汽球上一个字,只看见有“怀念
    …等,在马
    路中间一部分群众举着简单的纸,上面写的是“兰考人民怀念您”,他们迎着孝车,久久不愿意离去。
    位中年人又对我说:“全是自发的啊,没任何人
    通知。”我问:“怎么来这么多的人?”我问了一下,“早超出了你们县城的人口,有很多是乡下来的吗?”他说:“是的,消息传得可快了,一传十,十传百
    位中年人说:“自毛主席去世后,还没见过这阵式!”一个
    女孩接着说:“他们都说,这叫十里长街接书记啊!”另一个女孩说:“毛主席也不如他。”我对他们说:“钦礼同志病危时,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去看他对他说:‘张伯伯,您为兰考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话没说完,就被钦礼同志打断,他支撑坐起,用手指着病床对面的毛主席画像,意思是说,是毛主席领导的。他在病重,病危期间,胸前一直戴着毛主席像章。路过郑州慕名来看望张钦礼的北京一位姓韩的大学老师紧握着张钦礼同志的手说:‘我一定当好毛主席的学生,把你们奋斗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此时不能说话的钦礼目不转睛地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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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注视着这位已经哭得泪流满面的青年老师……。”
    然后,我对低着头的
    那个女孩说:“你们话也有道理,毛主席要教育出来的就是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的附和着,“张书记就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好干部,”现在都啥干部,都是贪污犯
    位老汉说:“他们家亲属都不收
    礼。”我说:“在郑州从医院到灵堂,多少人去看他,但他们家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礼,钦礼对他们子女交待过:‘我也没有任何遗产,我走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以后你们怎么做人,毛主席著作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你们就照那样做人。’”县委大门内
    路过县委门口时,我有意走近几步,两个像是机关工作的年青
    人在议论什么事,从大楼里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人打着官腔问:“这是弄啥呢?”这大概是我今天所遇到的成千成万的人中第一个“不知道”这是啥事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外面咋不走啦?”另一个答道:“专门搁(停)这的”。大门外一些老百姓扭过头来劝他们:“你们也出来看看老书记吧!”在场的这几个人没任何表情
    县委外的大道上则是另一个世界。从兰考车站到
    县委门口,到县政府门口,到焦裕禄陵园前,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一声声“冲天雷”炸破白空,而置在路两旁的一条条“万头”鞭炮迎着车队到来震耳欲聋的响起,在一直不知疲倦的两辆锣鼓手和锁呐车后,又进来一支新的盘鼓队和另支军乐队,后者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辆专门采访车上站着的记者向人们展示的是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杂
    志内的一幅幅张钦礼的画页,也成为群众包围、欢呼的中心。在车队的最前方,又岀现一条引路的黑色横幅:“敬迎张钦礼魂归故里。”
    路上还看到许
    多小商贩把一箱箱饮料免费送到人群中,从箱中取走饮料的人们又立即挤进孝车前送给车上已太累太累的钦礼的亲人们,尤其是站在车前面的三个儿子,一直高举着钦礼的遗像,不停地向周围群众鞠躬作揖,嘴里还不停地表达着他们真挚的谢意
    在小北关十字路口处停着一大片出租车,几个司机在大喊:“去张
    书记家不收费啊!”我还注意到,就是在车队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路两边所有人所有的商店里,目光注视的远处还没有到来的车队,所有的言谈都是今天这件大事和老书记这个人,一些年青人对老人记述评论的细节都很注意,如此全社会的政治化,是几十年来所有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字中难见的现象,今天的这些现实一一除了“文革”和“八?九”一一也是仅见的。
    阵线分明
    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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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十字路口处,又一支盘鼓队迎上去还没来得及“截住”。孝车突然向右边路口拐过并急驶而去,整个车队也紧跟上。我上车后,他们告诉我,顺着原来的大路走,前面还有好几个大乡镇,甚至好多个著名的村口,都早摆好了祭品,各处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早就等在那里,那么到半夜也回不到钦礼的老家,若按风俗,天黑以前是要求回家的。再说,那些孝子孝孙们累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那么,那些等待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我问。他们说:“已经安排好了。
    车上后排座上是两位新上来的本地的妇女,其中一位对路边的桐木加工业务很熟悉,她说,她十几岁就干这一行,十几年前看厂不行就干起“收破烂”。旁边那位老×介绍说,她是收人家收上来的破烂,是“破烂王”,并说了一句笑话“当了三年‘破烂王’,给个县长都不干。”她笑了,对白己现在的业务是很满意的。但是,话题随着张钦礼转到毛泽东时代,她们则十分深情地怀念。“那时人多好啊,争着当模范,早上一起来,麦子割了一大片,谁都不知道是谁割的!当时也是其父领导的。同样的表情,在今天去火葬场路上的汽车里,我在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兰考女同志那里也看到过。那是她在谈到她的中学教育,每学期只交两毛钱时。老×说:“三年困难时期,张钦礼这个县长家也饿得很,我们家还给他们送粮票。”我接上说:“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人说老毛那时穷的啥样时,两位纺织女工站起来回击道
    时候刚建国,底子薄,都穷,毛主席也穷,他
    老人家七个月不吃肉,自己腿也浮肿。’其实,换一个时代,再穷,饿死人再多,各级贪官还照样挥霍,四十年代大灾荒时,美国《时代》记者就揭露过宋美龄和蒋家王朝的贪污腐败。前几年公布的毛家驹日记,不也记载着他们这些文人在年困难时期去内蒙等地时,地方干部不也用山珍海味招待过他们……。”
    车
    上这些兰考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张钦礼这些干部又是如何工作的许多事迹。他们说,跟着张钦礼的那些干部,文革中被资反路线镇压,坐在监狱中还在研究着改造兰考的规划,一出监狱还没有平反就跑到治沙、治碱第一线去了。但是多少好干部都被整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在清查“四人帮”中除韩村的女支书逃岀来外,其他三面红旗都被抓到监狱,其中一个死在监狱,钦礼的弟弟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狱中。1980年时我们就听说他的事迹,说他在全县判他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奋力挣脱出来,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对全县人民演讲,好一条汉子啊!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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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中,仅其中一次就正式逮捕了1207人……。
    几天前在纪念焦裕禄的官
    方活动中,官方媒体作为继承焦裕禄事业而专门采访的人正是当年清査“四人帮”镇压张钦礼这一大批好干部的刽子手,他本人还是1958年搞“浮夸风”的有名干将,造成成千上万人饿死,是民愤极大的。在河南,这个阵线更是十分清楚,当年没打成“右派”“左派”的,例如省委的“潘、杨、王”(其中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邓小平支持吴芝圃整的),地市一级耿其昌等,县委级的张钦礼等,“文革”中都是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造反派,河南文革中起来造反的学生写的第一个《紧急呼吁书》,就是揭露了“信阳事件”,造反派代表全省人民的意愿几下广州要揪斗吴芝圃一一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浮夸风”干将,和另一位著名干将曾其全一起,1979年在全面镇压造反派后得到了最高级别(华、叶、邓及全部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的隆重平反
    这就是中国的希
    望车队去往钦礼老家所选择的这条偏僻的路,路旁也不时有肃立的人群,完全被截住的只有一次,落款为双楼村委的黑色横幅上印着:“沉痛悼念老书记”。另一条落款是南彰大队的横幅写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待我们后面的车也走过,几个被扶住的老人仍在大哭。
    前面鞭炮,锣鼓声响起,终于到家
    几百名少年儿童每人手持一朵白花,肃立在村外路边,进村前路上的某一个路口或拐弯处都聚集着大批老百姓。大路上空的横幅除了“怀念”内容的还有“防风沙,治盐碱,造福人民;一生清正,廉洁为党,鞠躬尽瘁。”“寿越大旬,睦邻精神今犹在;含笑九泉,勤俭作风永世传。”
    我们几个人先进了村,
    找到了张钦礼的家,也确实是很旧的老屋,这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还兼地委书记和省里其他职务)的家。灵堂已摆好,两边对联是: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
    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横批:一代风范,虽死犹荣当夜回去的路上又经过焦裕禄塑像时,我想起进城的路上大家曾讨论群众集资买块地也建个张钦礼塑像(堪称双壁)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说这不是花钱就能办成的事,这是政治。也有人说:对,是政治,可是用孙中山的话讲,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那么只要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又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今天一天在兰考的感受,更使我们增强了这个信念。应该说,今天使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十万兰考人民从逮捕、判刑至今,张钦礼同志离开他们20多年了,而兰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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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不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么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认识情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这就是兰考人,也是生活在中原腹地的一部分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
    (来源:《河南文革资料汇编》)
    二00四年九月九日,《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作者韩德强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
    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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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
    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岀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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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岀油。兰考报不岀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昊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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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査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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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岀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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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査风口、治沙丘,査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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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査。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査了大半年,没有査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仝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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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48页,共4822页
    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汨,晩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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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査。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ˆ调査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査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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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白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仝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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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
    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扩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白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岀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ˆ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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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査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査。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
    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
    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冋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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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土方,基木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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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査,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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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査″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査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査"的目标,被免去仝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千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査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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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査"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岀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
    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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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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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根据现场釆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一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2004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二00六年七月,《杨捍东访谈录》作者老田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O六年七月再到兰
    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步修订完善。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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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千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査。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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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査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査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査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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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査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土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何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査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査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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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査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岀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査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木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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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査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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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査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眀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
    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岀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
    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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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別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哉,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弓。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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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査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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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
    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阿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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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岀,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哂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千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
    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
    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仼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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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査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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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
    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査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黄河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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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仝,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岀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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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
    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木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
    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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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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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査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那个调査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
    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
    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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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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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千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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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岀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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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哏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査,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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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髙,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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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岀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题还是那个调査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冇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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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二00七年八月七日,杨捍东等三十六人《关于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兰考发生的大型冤案的再申诉暨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吴官正书记、罗干书记、曾庆红副主席
    我们是河南省兰考县在1978年—1980年期间的清查运动
    中,无辜受到开除(不承认)党籍、开除公职、枉法判刑等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罚,蒙冤已30年的部分工人、农民、干部,今再次泣血上书,痛陈奇冤
    文革十年中我们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受到两次迫害公元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焦裕禄这一共产党人的又一光辉典型,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又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长篇通讯所报道的事实,主要是由与焦裕禄一道工作,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提供和介绍的,通讯的作者穆青、冯健、周原等人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张钦礼的发现和宣扬,焦裕禄这光辉典型就会永远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殊难预料,张钦礼竟因此成为十年文革中两次挨整,文革后清査运动中被判刑坐牢含冤而死的悲剧人物。又由于张钦礼的株连,兰考县演绎了上千人被捕巫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至今未能解决的政治悲剧和奇冤。十年文革中的简要情况是
    1966年7、
    8月间,兰考尚未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所把持的县文革领导小组,组织机关干部,揪斗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把张钦礼作为兰考的头号牛鬼蛇神进行连续批斗1966年9月16日,又唆使北京的少数串联学生和县委干部同时贴出声讨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并于当天印成特大号传单,向兰考城乡和全国散发。(原文缩印附后)这一对孪生姊妹篇,完全按照秦一飞、周化民在长篇通讯发表前后,责难通讯作者和张钦礼,耻笑焦裕禄算不上典型的调子,以左得离谱的面目,把长篇通讯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大毒草”,并捏造谎言,声称对焦裕禄事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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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实。他们的广泛散发,在全国引起震动和迷茫,是不少人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生了质疑。
    随着声讨长篇通讯的恶浪,县委机关干部成立了“揪穆青战斗
    队”和“抓扒手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在兰考揪斗张钦礼和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干部。他们把张钦礼介绍和宣扬焦裕禄事迹说成捞政治资本,给张钦礼挂上“政治骗子”、“扒手”的牌子长期游街、批斗
    1966年12月初,
    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抓扒手”、“揪穆青”战斗队的兰考干部组成“卫东林焦造反司令部”,与此同时,开封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炮口向下。以组织名义就长篇通讯问题支持9月16日的两张传单,批判张钦礼在长篇通讯中作假。占兰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作在焦裕禄身边的一部分干部认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是真实的,说报道不实,实质是抹煞焦裕禄事迹,推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他们以焦裕禄生前所树四面红旗大队的干群为核心,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用切身经历的事实与“卫东林焦”的干部展开了口头的、文字的大辫论
    周
    化民及其支持的“卫东林焦”不容许他们观点以外的杂音,“卫焦”农民群众组织刚成立一个多月,就被他们欺骗和借助支左部队进行武力镇压
    1967年1
    月29日,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兰考当天,就通过传单和有线广播宣布,张钦礼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当即由“卫东林焦”的成员带领和指认,抓捕张钦礼及“卫焦”组织负责人和被认为支持“卫焦”的各级党政干部。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张钦礼入狱后即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先后捆绑批斗了一百多玚。每次批斗,每人能提出其历史、经济、作风等问题主题是逼他承认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是说假话,不承认就紧绳、紧铐、拳打脚踢,直至昏死在地。狱中5个月,他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折断了三根手指。被关押的其他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所遭受的肉体摧残、人格侮辱,更是惨不忍睹,难以尽述。(当时部分照片附后)1967年7底,周恩来总理命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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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张钦礼送至北京,亲自接见,被同时关押的一千多人也得以陆续获释。至此,表面上是两派组织,实质上是党内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的不同认识所进行的第一次惨烈斗争暂告结束。1967年10月至1970年底,张钦礼任了三年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他没因受害坐牢,追究过任何人的责任,并坚持要求所有在67年受害坐牢的干部、群众,不计个人恩怨,高姿态对待加害过自己的人对于1968年4、5月间贯彻中央反三右一风精神时,个别心胸狭窄,乘机报复曾经直接捆打过自己的人的行为,给予了及时而严肃的批评处理,又于事后专门举办“拆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让两派群众组织中计较个人恩怨。、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各自作自我批评。健康的执政心态,促成了全县团结、安定大干经济的局面。三年中,针对危害兰考农业发展的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进行了殊死决战,全县干群冬春苫干,整修和新开了40多条引黄渠道,对所有的排涝喝道全部加大了排放标准,彻底改造沙碱地5万多亩,发展农桐间作17万亩。同时,字68年春起,自力更生兴办投产了5座国营大厂,结束了兰考工业空白的历史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权,把张钦礼调往信阳地区,随即派军宣队进入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禄的“卫东林焦”的派头头们,又乘机掀起派性恶浪,对1966年、1967年他们曾经关押捆打过的“卫焦”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
    他们首先免去
    了上至革委会,下至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班组中所有持过“卫焦”观点的人的职务。再次形成一派掌权的政治结构后,进而对免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又把数百名抵制他们派性报复的职工,干部拉到外县以办学习班为名,长期剥夺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继续更大规模逮捕时,赶上林彪叛逃之事公开,才暂时停手。
    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亲自过问兰考冤
    情,接见张钦礼,当面平反,文革中对维护焦裕禄这一典型的仁人志士的第二次大型迫害才在无奈中结束
    颠倒历史事实的派性清査,造成了更大政
    冶冤案1973年2月,张钦礼受省委派遣,回兰考担任了将近5年的县委第书记
    这五年的人事安排,张钦礼始终坚持八个字:以德报怨,五湖四海。
    张钦礼没有凭借再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抚慰,倒过两次受害的苦水;没有按照上级组织追查过秦一飞、周化民及他们所支持的派头头再一再二反对焦裕禄事迹发表的内幕和责任,在政治上留足了人情。在干部使用上,根据毛主席团结反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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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教诲,只凭工作表现、工作能力、不考虑文革中的观点和表现,一视同仁,一样信用,一样发展入党,一样供职于关键要害岗位,并提拔了20多名捆打过自己和其他干部的“卫东林焦”负责人到科局级领导职务上。在思想上,坚持教育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志放下包袱,心情舒畅。例如1974年4月,中央号召批林批孔时,有5个科局和公社的领导成员联名向张钦礼写信,检讨文革中加害张钦礼的错误。张钦礼把心拿到常委会上传阅,指出这些同志有包袱有错误认识。当场责成县委副书记杨捍东以县委名义回信,作为县委文件下发杨捍东在信中批评了五位同志把党的运动当成个人之间的你是我非,把文革中的不同认识看成“站对站错”的错误认识,热情洋溢地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劢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立党为公的人事政策,使兰考出现了文革中第
    二次长达五年的团结大干局面。在农业上,县委带领干部和农民群众又用引黄灌淤,稻改,再改造22万亩沙荒、盐碱为时代可耕的良田,开通了历史上没有开通的排淓河道,排涝能力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在此基础上,以每年500眼的进度大搞井泉建设,结合打井,平整土地35万亩,至76年底,共建成45万亩井河双保险,机电双酉套的稳产高产田,全县230多个大队,每队都拥有2台大型拖拉机,实现了耕作杋槭化。兰考这个吃粮靠返销的老缺粮县已能向国家提供3000万斤余粮,100万斤油料,80万斤皮棉的余粮县了。在工业建设上,张钦礼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时兴建5座大厂的基础上,再建5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队集体工厂所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潜水泵、深井泵、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的领先产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枪手货,供不应求。企业的发展促使财政好转,至76年,兰考已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我们是文革中随同张
    钦礼的受害者,也是与张钦礼一起白手起家,发展兰考经济的实干者,期间所流的汗、操的心、作的难,至今想起还禁不住浑身打颤,老泪不止。十年文革中,张钦礼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兰考组织一个反党的帮派体系,他本人是否够得上“四人帮”的成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分钟他是否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今没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却作为“四人帮”在兰考的骨干而锒铛入狱,判处重刑;张钦礼主持工作是的各级领导成员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一道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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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査,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臼,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査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岀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进入县委和科局等重要领导岗位的少数“卫东
    林焦”的大将们,天良丧尽,恩将仇报,利用手中的清查大权,对张钦礼和文革中被他们两次迫害过的同事和下级实施了置于死地的第三次迫害。他们高叫免职不是处分,却在“兔职理由”的表格中都填有让人不寒而栗的大小罪名,不给本人见面,不让别人知道,偷偷装入档案,让被免干部万劫不复。同在文革十年之中,张钦礼被第二次迫害,由他们执政时的71年、72年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不算是“双突”,张钦礼主持工作的八年中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都算“双突”,同是“张钦礼的双突”,文革初期曾是“卫东林焦”成员,党籍保留,职务不动,其余全部取消党员资格,重新审查干部资格
    开除党籍和
    取消党员资格,公然践踏党章。不开支部大会讨论不让本人知道,某个清査组成员一说就算。少数被处理的党员有个文字通知,多数被处理的党员连个口头通知也没有,按兰考的土话说,叫“面子”。干部籍,工人籍的开除也很随便。似乎各级清查组的成员,人人手中都有对清查对象生杀予夺,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说开除谁就开除谁。科局长开除科局长,开除职工,干部,一说就算,过后让县委补办手续,无不照准。被开除公职的干部,工人随处可见,难以统计出精确数字。
    1978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张钦礼后,省政法机
    关到兰考具体事实时,才发现兰考所整材料中所指控的犯罪是由是张钦礼办的好事,把性质搞颠倒了。但还是抢在刑法生效的前夕,把案子压给商丘地区中级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强行判处张钦礼13年徒刑
    紧随张钦礼被捕,被
    判,兰考的“清査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
    伴随着派性清查,经济上也实行
    了派性绞杀。凡被清査对象的干部、职工、农民,本人及亲属、子女,在调整工资、评定职称,当兵、招工、升学各方面无不受到限制和刁难,物质生活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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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们相比,势若霄壤,情逾冰炭,再现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悬殊世态。如果说,一派升天,一派坐监,是河南省清查后果的写照,以坏人升天好人坐监来概括兰考的清査,则更为确切。当“清査”的尘埃落定,再没第二个周恩来为张钦礼主持公道,取得最后胜利的周化民及其支持的派头头们还干什么呢?他们首先重操1966年“揪穆青”、“揪扒手”战斗队的旧业,冠冕堂皇地以兰考县委的名义,赴省、进京,多方活动,并下达县委红头文件,指责报道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报道不实,企图让中央权威部门和人物表态把长篇通讯作废;还数次当面逼迫穆青承认采写中听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谎言,声明重写。直至2005年,他们还借无耻文人任彦芳之笔,在北京的“百年潮”杂志上声称,1966年就发现长篇通讯的失真之处有20多条。试问,一篇通讯竞至少有20多处失真还是个文章吗?通讯所报道的任务还有多少可信之处?他们40年不改地推翻个活活为人民累死的英雄人物,能称得上好人吗?在他们把持和间接操控兰考大权的30年来,兰考的60多座大小工厂吃干卖净,荡然无存,引黄河道淤塞,设施破坏,再没有改造过巴掌大的一片土地,排涝河道堵塞,机井多已废弃,已改造过的土地三害重起,有旱涝保收成为“望天收田”,现在兰考已跨入向中央要饭吃的白贫县行列。三、中央所划“两案”禁区,是无根据的政治误区我们从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分之日起,就基于对党的信任,没间断地向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申诉,仅向党中央写的申诉信,个人的和联名的,加起来不止上千封。从千百人次的上访经历中,我们深感从北京到河南的各级党政机关中,不乏公正人士,他们在接访中,对我们这些显系违法、违纪处理的案件表示了很大同情,甚至抖着处理文件气愤地说:这些处理决定简直是笑语!但最后却又无奈地告知中央不开口,谁也不敢动。难道对于“清查”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是中央划了棼区,不让解决?由于身处底层,无缘找到文字根据,只能怀疑,不能认定。但是,为什么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有权力解决,也表示应该解决,却又拖了一年又年不付诸行动,又很令人费解。尤其是2006年5月河南三级法院大接访活动中,河南高法的接待官员曾对二百多名前往的“两案”人员批示,在1——-3个月内立案重审,给予实事求是的解决。但是同年8月,3个月过去了,却又推翻承诺,宣布对“两案”实行不受理,不解决,不解释的三不原则。不受理、不解决总应该有个原因,为什么不能给予解释?堂堂的高级法院在访民面前为什么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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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起堆来了?2007年3月20日,开封市政法委的领导同志,在听取了兰考、杞县的“两案”访民代表汇报后,也表示深切同情,并答复可以适当地解决一下生活问题。但到4月突然一反常态,见都不见了。拖至7月,我们第八次找他们讨说法,一个政法委副书记只好在电话中解释:上边没有明确态度,我们不好办,见了你们无言以对,只好躲避。并在无奈之下,让办公人员向我们出示了2001年7月1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申诉的通知》仔细琢磨中纪委2001年12号文件,才真正弄清,到21世纪初,中央还在给涉及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所谓“两案”划着禁区。纸是包不住火的。对照兰考和河南的实际情况,中纪委2001年的“通知”,首先颠倒了“清查”中的基本历史状况。其一、河南的清査,是不折不扣的派性清查,凡是文革初期属于“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一派的群众组织头头和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文革中有多大恶形恶状,都是清查“动力”;凡事“二七”、“八二四”一派的头头和成员,以及支持这一派或被认为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错误大小,都在清査之列,全部给予程度不同的随心所欲的处分,哪里是“通知”所说“对被清査的人员82%都未给予处分
    其二、对所有被审查人员,不是依法依纪,核
    准事实、准确定性,更不去严格区分两案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完全是派性报复,残酷迫害。开除和取消党籍,不开党员会,不让本人知道,偷偷除名;开除公职,不指出错误,不让本人申辫,同级可以开除同级,口头一说就算;逮捕判刑,肆意捏造罪名,故意指鹿为马,混淆罪与非罪,强扭人以罪。他们于1979年12月搞的公然践踏法律的“突击判刑”,曾遭到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的严厉批评。就连“突击判刑”的决策人赵文莆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许多判刑案件“材料有水分,定性没高准”。不知中纪委“通知”中所说“对涉案人员的处理,反复进行了讨论平衡,要求从宽、从缓,留有余地”,根据何在?其
    通
    知”又说:【中发】(1982)9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又进行了必要的复查(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事实是,河南根本就没有传达过中央(82)年9号文件,更别提贯彻。兰考有几个干部传阅了中央这个文件,就酿成80多人被隔离审查50多天,4人被判三年以上徒刑的剧。所谓“复査”、“纠偏”又从何说起?其四、“通知”说,“两案”审理结束以来,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能服法认错,改过自新,但也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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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拒不认识错误,不断鸣冤叫屈,企图翻案。这是官僚们的猜测,又是不负责任的指责。物不平则倾,人不平则鸣。绝大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并没等到“两案”审理结束,就基于对党的信任,向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申诉上访了。只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的官员还坦诚:“你们这些案件是依法判决的吗?都是他们做决定,让我们法院办手续。”审判不公,处理错误,依法上诉维权,怎么能叫拒不认错、企图翻案呢?
    “通知”基于上述的错误判断而
    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进而做出了继续对“两案”不搞复查的错误禁令,再次封杀了被称为“两案”人员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依法上访维权之路
    回顾
    文革的历史真貌,中央领导人能把清査中处理的河南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也称为“两案人员”,当成不共戴天的敌对示例,则更是令人痛惜和缺乏常识的政治误区。当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开展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怀着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使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的愿望参加这场运动的,可谓不忠不跟、不跟不忠,其心可嘉,其情可悯。任何属于中央峰层的领导人应该为我党有这样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不应当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视为愚氓而切齿痛恨
    后来
    中央先后宣布,出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连省部级的高官都事前难以知晓的事情,遑论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以,尽管因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分吱而形成了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不存在一派在造反起家、紧跟林彪、
    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和“两案人员”,另一派则是抵制文革的先知先觉,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政治精英。鉴于这种客观实际,在总结评价文革,论及人物得失时,理应站到党性和党的原则的高度,站到促进党的队伍、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坚强团结的高度。应当看到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心为人民服务并为之做岀积极贡献的人,毕竟是绝大多数,对这些人,不管文革初期参加或支持过哪一个派别,都应当加以爱护和不分亲疏的量才使用。除敌对分子外,因觉悟不高,品行不端,而在文革中犯下不同错误的人毕竟是少数,主要地还应以教育为主,即使应当处罚,也应考虑当时背景,从宽议处。可惜,清查期间,不知是何原因,中央没能遏制长达四五年的一派整另一派的势头,造成一派升天,派坐监的格局,酿成了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冤假错案,党的队伍、干部队伍、人民群众之间最为严重的分裂局面,中华民族肌体的最为严重的内伤。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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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大错既已酿成,理应尽快纠正,我们党也历来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规矩。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二十多年不纠,直至2001年的中央还让这种内伤继续下去。我们真不知道,中纪委对“两案”重划禁区,是为领导人的错误遮丑,还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直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官员,2007年5月开封政法委的官员,在解释为何对“两案”实行三不原则时,还有你们造反派站错队了的说法,负面效应多么触目惊心
    再说,“两案”
    人员也是中国的公民,还有为数甚多的中共党员,偏偏对他们这一层人的申诉划上棼区,列入另类,不让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去处理,岂不是公然践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条款,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党的纪律?
    四、切盼中央诚实面对历史,取消“两案”禁区痛定思痛,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埋怨哪些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青求人们不犯错误,没有失误。为此,我们谨向中央就解决我们30年的不公正陈述下列诉求和想法:
    ()希望中央常委同志诚实面对历史,以
    彻底的唯物主义气概,不承认任何冤案为合法,对于确是搞错了的,应当勇敢地说不,勇敢地为受屈者主持公道取消对所谓“两案”的禁区,一视同仁地依法、依纪对待清査中遭受错误处理人员的申诉和上访
    (二)我们不停地直接向
    中央申诉,是因为我们明白解决冤枉的症结在中央,更是相信中央仍然是广大忠诚的中共党员的最高领导机关。如果中央有谁宣布不叫中共中央了或声明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共同之处了,我们自认挨整活该,连儿孙都不会向你们喊句冤枉
    (三)我们只要求依法依纪重新审査对我们的错误处理,给个公道
    的结论,绝不计较和追究制造不公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引起大小“动力”们的不舒服,不安心。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一些参与多次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惜继续牺牲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和他人的政治生命、生存权利,出口“给他们平反了,不就等于我们错了”的浑话,向中央施压,就毕露无疑地说明他们是蛇蝎不如的小人。如果迁就这些人的病态的情绪,继续划“两案”禁区,将是何等残忍的现实!以不公求安定、和谐,岂非南辕北辙?
    四)纵观我们兰考这一底层人群,当年不论能力大小,奉献厚
    薄,基本上是尽心尽力,不谋私利的人,“清查”中尽管被吹毛求疵,过筛过罗,却没能指出那个人涉嫌一分钱的手脚不干净的问题。现在老了,几十年的困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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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对个人钱财多少看得更加淡薄。即使得到公正,还活着的人能领取一点养老金,也领不几年了,不过是别人盛宴后的一杯残羹,多少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攀比那些次次都长级,一次调几级的“清查功臣”。现在的兰考,每年至少伸手向中央财政要上亿元的吃饭钱,国家也不宽裕,不给也罢,能自给的还自给,不能自给靠儿女,没儿女靠亲戚朋友,没人会感到不平衡。如此,中央就不会因主持公道而带来经济上的困扰。披肝沥胆,笔楮难穷,深望中央明察。
    兰考县1978—1980年的清查中部分受害人员杨捍东朱广启和
    新民周付建程道敬刘崇汉王世忠陶云彬陶建国胡安民赵新侦黄中光张景迁孙玉珍孙聚群王传友郑子顺曲雅习王道臣曾照泉李志新张慕凡许清刚肖光绪曹少林王善庆许建仝张世堂张泽山王学思郭荣杨立志郑家坤蔡尚书张自修任福信敬上:2007年8月20日注:1、签名中已故去者(已标注下划线),由其家属或子女代签
    2、联
    系人杨捍东,住兰考县西关农场电话:0378-3300772
    《坎坷十年》作者:陈红兵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一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一书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的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昍窗连冋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的“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
    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凌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
    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卷第396-413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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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
    六七年底分配留校,六八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査、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监狱中度过。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学习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农村插队和当
    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
    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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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晩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着我指责说:“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七六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很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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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了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査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
    “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
    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喟喉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冲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
    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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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钱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晩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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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
    时的新干部,大都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七六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
    世
    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
    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不容易轻易撼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闵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进地狱
    1976年11月,
    在停职检査一段时间后,我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査。那天开封来了四五个人,开辆面包车,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到开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混不易辨別深浅,船头一位瘦筋筋但结实果断的老艄公,眼睛盯着水面,抖动着胡子的嘴里发出坚定的声音:“进一!”“进三!
    船尾的摇橹人倒
    是神色沉稳,两边船帮上,几个年轻人手执长篙,高声吆喝着,前后走动,不断同时把长篙插进水里,用力给船行输入动力。这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譬喻:方向、动力、团结!我记得当时曾哼了几首古诗,记录下心中的感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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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偷偷写成文字,只是辗转中遗失了。然而祖国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并没有说话的地方!船抵开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也很快从这一情节中读出其中隐藏的险恶:还没有审査,他们就已把我看成了敌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开封高压阀门厂一个弃用的仓库的小屋里,被厂保卫科的人看管了起来。此后又转移到空分厂氮气车间、空分厂澡堂楼上、空分厂技校操场小屋。十个工人轮流值班看管我一个人,房间里换上低压灯泡,烧开水电炉也是低压的,那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杀;气氛搞得很紧张。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自杀,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精神崩溃的感觉。隔离审査中我确实认真读当时的批判文章,希望能使我看到自身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很遗感,我并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
    隔离初期是
    查我和四人帮的牵连,但査来査去,除了我写给刘建勋的批评信之外,也没有查到其它实质性问题,拉我到全市各系统参加了十八场批判大会,也没有突破性进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审查组很少来问,对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场跑步,看守的工人继续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场铁外向我张望。我快步跑过去,铁门也并没有关,但妻子摆手不让我出去,说:“你继续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
    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
    大学揭批查有阻力,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转移到开封煙厂严加看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中途偶尔向后边一望,才发现那雪亮的车灯、颠簸的车身和车前侧飘飘的红绸带。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着里面可能坐着我们的战友、兰考著名县委书记张钦礼。到了省看守所正给我办手续的时候,又听见有人进来
    党言川到了没有?给我办手续的看守小声回答,已经关进号(监房)里了这我才知道,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
    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都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
    文化
    革命前,我对于监狱的了解是从小说里得到的,写的也都是国民党的监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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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说《红岩》里描写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一九六七年文革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进开封市看守所的时候看不是地下室就觉得比小说里写的要好多了,只是卫生条件太差,使我生了满身虱子,戴着手铐的手一抓就是一两个;这次被抓来省看守所,感觉清洁程度比开封市看守所好了许多。虽然我知道斗争又升了一级,但愤怒在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之后就已经转归于平静了——一在逮捕之前,我认为是党在审查自己,审查一个党员;看到逮捕证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根本不讲理了,已经不实事求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这是一次严酷的斗争,比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那次更为严酷;既来之则安之,問题反而变得简单。心里竞然漾着一种并不十分明白的乐观情绪,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没有什麽失落感。看守把我的裤带和鞋带抽去,给我编了一个号码—010,告诉我以后提审叫010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进一个监房,随着一阵咚-嘁里夸啦-咔嗒的熟练的关门声,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个在押人犯,代号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监狱,座落在郑州市纬四路十
    号。省直监狱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保留着那时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东西南北。解放后这里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和全省重大案犯,五九年以后国民党战犯分批放完,这里就逐渐冷清起来,只有延安时期中共保卫局长、解放后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任书记戴季英还关在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动,并没判刑,是吴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来的。我们进来不久,他就被释放。从此,省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薮过路号(临时羁押的外地犯人)和几个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当时郑州八科(郑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县看守所,人满为患,也以我们这班运动犯为
    我所在的监号,大约不到十平米,进门是一条横的、宽约一米的通
    道,通道一端放着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条通铺,连我一共六个人就挤在这三米多长的通铺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严格限制的“自由”
    几天之后,看守给我送来一份河南日报,证实了我的猜测,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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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
    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
    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决定中“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
    愤”和“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些话都是过去死刑判决书里才会出现的套话,其意已经十分明显。但罪状不实就没有震慑力。比如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颠倒黑白。张钦礼继承焦裕禄遗志,带领群众引黄灌淤,使二十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这怎么变成了罪过呢?后来他出狱后去世,十万兰考人民自发为他送葬,民心苍天可鉴。我们后来都没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说明河南省委这个决定给我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査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审、
    放茅(放风)、打发时光。提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二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阴谋活动,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开透明的时期,切都在明处;我们只是按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指示领会精神,揭发什么?不揭发就说你态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说是省委常委会议在等我的揭发材料,一个问题是刘建勋支持攻打开封化肥厂的武斗,另一个问题是纪登奎派专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众回开封武斗。攻打化肥厂的武斗就没有发生过,开封化肥厂“左司”武斗据点是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派人打入内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为此江青还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刘建勋从来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厂,我们也较早批判“向凡尔赛进军”、“武装保卫开封”的极左口号,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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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化肥厂的思潮,这些在开封人所共知。纪登奎派专列,他当时就没有那样的权利。解释后他们让我马上写成材料。当夜又提审一次,声色俱厉的对我说:“省委常委对你的材料很不满意!”让我再回忆揭发。不满意就不满意吧,那是事实!后来我也没再写,他们也没再问。
    有一天,我们监房里关进一个过路
    号,十七八岁,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狱中之歌》:“铁门呀铁锁呀铁锁链……”唱着唱着,他忽然侧过脸问我们:“你们都是因为啥事儿进来的?偷了?抢了?Ⅹ了?”我们回答都不是,他仰头一笑,连连摇头说:“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继续哼他的歌
    1979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希正等四名工
    人首先被判刑。他们的问题68年已经由军管会判过刑,刑满已释放,这次以帮派体系包庇为名,同样问题再抓加判两年。他们不服,上诉到最高法,结果裁定再判无效,立即释放。最高法依法办事被河南从反面理解为“教训”。他们为了规避最高法的二审权力,同时避开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赵文甫通知全省将我们的一审权限层递下降,比如我们本应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审;本应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一审,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当地和本省,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河南原省委书记
    吴芝圃五八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歪风,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赵文甫是吴芝圃的黑高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他们,赵文甫上台就大搞报复,根木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把数千人的案件突击判完。不公开审判,不出示证据不允许辩护,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运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决书只说依法却不说依据什么法哪个条款。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十万零六千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开创了建国以来的冤案之最。
    看
    守所里后来让送书,不知是不是《收获》杂志上,登载的两篇小说,给我思想影响很大。一篇是《罗曼亲王》,一篇是记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的小说。《罗曼亲王》说的是一位王室贵族支持农民起义失败后受审的故事。他的妹妹买通法官约定:只要在下次开庭审判时,罗曼亲王承认自己支持农民起义是受了坏人的蛊惑,就可以宣布无罪释放。妹妹将这一切转告给罗曼亲王。开庭这天,法官问道你身为亲王,支持农民暴动,是不是受了坏人的蛊惑?罗曼亲王高声回答:“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结果罗曼亲王被判流放。期满后靠妹妹接济生活,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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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经常把妹妹接济的钱散给周围的穷苫农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兵在树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一腿受伤的战士,他们让战士面向大树要枪毙他,但战士勇敢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国人。几次把他转过去,他又条腿跳着转过来,表现岀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这两篇小说极大鼓舞着我的信念和勇气。当我的《起诉书》发下来的时候,全号看过的难友都屏紧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因为起诉书把开封所有的武斗死伤的责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实情的人看了自然会为我的生命担忧。但我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晚照旧倒头便呼呼大睡,给狱友留下深刻印象。
    12月26
    日,我接到对我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书写了长长的四页,而且指控我“拒不认罪”。我怎么认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挥人民会场武斗,武斗引起与八二四无关,我们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围人员,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派周兵向黄泽生传达命令,向人民会场发动总攻”。但同是开封中法下达的、黄泽生的判决书中却根本未提我向他传达命令的事。这说明开封市中法本来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样判决。我当时签了反对意见,并写了上诉书。后来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长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监狱接见我,他说:“我们并不是非要判你们这些学生,关键是你态度不好,你要向**学习。”仅仅态度不好,不该判刑也要判吗?但那时向谁讲理呀
    判决书下达后,看守所安排
    次与家属见面。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想着她这些年因为我所承担的压力和苦痛忍不住热泪滂沱。我说:“这一次年数长,不是一年两年,不要再等我了,该走
    ”妻子反倒很镇定,她说:“快别说这些!原来传说你要杀头,或者判无期,现在判二十年,总算有盼头,我等你!你不要流泪,我都不流泪你流啥泪!”
    七十年代结束后,我被送到禹县河南省第三监狱——中国夏朝第一个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在四围大墙中度过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文章发于《今天》杂志第93期“七十年代专辑”
    208年1月11日初稿2011年10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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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9)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九节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张庆奎:我们是河北大学的(陶铸同志一一和我们握手)陶铸:你们来多少人?
    马曙光:四百多人(把材料交给陶铸同志)陶铸:你们住在哪里?马曙光等:外交学院
    陶铸:你们回去,回去继续搞革命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辫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辫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马曙光等:我们不怕
    陶铸:我们把你们的材料交给文革小组
    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地点:中南海办公厅。被接见单位: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华展革命造反小组和南开大学卫东、天津大学八一三、山西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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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向书记处和李雪峰要什么材料,可以提岀来,我们帮助你们商量。
    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你们采取行动以前应给我打个招呼。李雪峰的文件你们既然封了,就暂时封着。解学恭的文件你们已经拿去了,应该送回去,我派黄政委(北京卫戍司令部的)去,由他解学恭和你们的代表三方签字,先封起来,你们需要什么材料再商量。关于华北局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这本来没有什么秘密的,如果你们已经拿走了,可以分分类,可以公开的就公开,公开不好的就封起来。你们青年人要看大方向,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斗争,不要搞文牍主义。李雪峰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爱搞烦琐哲学,讲起话来没有完,你们不要钻进去
    二、李雪峰和彭真不一样,但他有他的问题。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李雪峰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李雪峰的检査,主席、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都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了,日期没改,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他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
    八千人大会(指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干部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这个会是老实人办的事,本来就不应该开。现在有些人认为揪出来的就是死老虎,不感兴趣,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主席思想。
    三、接待不能解决问题,接待就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在本单位闹革命。华北局接待工作,你们要提意见,在接待工作中要反对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次接待和过去接待红卫兵不同,接待红卫兵是有组织的,一次可以接待一、二百万,后来来了些小同学,我们采取军训的方法也解决了,一次接待三百万。现在不同,来的大都是工人,徒步来的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另外,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改,他们把矛盾上交,搞经济主义,要什么给什么,破坏生产。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受蒙蔽的。所以接待工作还要搞,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搞好,要有秩序,要和他们搞好关系,然后劝他们回去,自己解放自己。如果和他们采取对立态度,这就会便于坏人利用。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揪走,其他单位就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小时的工作。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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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大,来人多,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吗?你们(指南大卫东和天大八一三)要写呼吁书,弄个宣言号召:一个矛盾不要上交,一个不要武斗。你们是造反派,们要主动做工作。你们要制止武斗,要搞文斗。
    四、你们是华北局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住在机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说不定什么时候搞你一下,当然也没什么。最近化工部出了问题,(有人)冒充三司的名义撞进去,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秘密,后来一查这个组织,他们连他们人员的姓名、籍贯也搞不清楚,看来可能是个黑组织。你们(指华北局卫东战斗队)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五、(在登记每个人的政治面貌时)党员和群众,应该是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不应该是党员和群众,如果那样就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好象是把党员凌驾在群众之上。这个意见过去给安子文说过要改,就是改不过来,你们(指华北局机关卫东战斗队)是组织部的,你们以后应改过来。
    (看到南大卫东同学时)我在南开也挂了名,但只能说我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因为我只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得太激烈了,不然他接受不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査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在北京第司令部谈话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要开门整风。
    (南大“卫东”同学:“八·一八”说周荣鑫是卫东的后台。)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她还上过天安门,我当时不知道,不认得她,所以他们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是。你们应提高战斗水平,不要搞小动作,要堂堂正正,最近清华把王光美骗出去了,后来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知道
    卫东说:我们的广播社被八·一八砸了。总理: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天津大学“八
    ”说:比以前好了点,但还有。
    总理: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要主动作工作,挑动武斗,你们写呼吁,弄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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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卫东”问:关于接待问题
    总理: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査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他们(指八
    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的造反的,他(指太原中学
    生)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大乱子,化工就出了乱子,名义上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前天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许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指机关卫东)要想法保卫好华北局机关
    机关卫东:华北局来人很多,大部分是天津来的
    八
    最近天津来了近两万,听说要有人来,说也不听
    总理:非说服不行,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华北局书记处接待任务不明确。
    总理说: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个是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机关的干部不敢出来见群众。
    总理说: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斗了,其它单位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可以做十七、八个小时工作
    八
    :现在华北局人很多,吃饭很不方便。
    总理说:华北局接待你们要提意见,不要搞经济主义。
    机关卫东:同志们认为,李雪峰和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总理:(笑了笑)那不见得。卫东、八·
    李雪峰的检査很不彻底。
    总理说:李雪峰的检查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缴上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它问题,这个人不适在中央做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彭真半年来不紧张,养肥,最近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才紧张了一点,以前彭真根本没有把雪峰同志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四清工作会议)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木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而对新市委,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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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雪峰同志给他们文件,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査他要经过中央同意,关于你们拿了解学恭的材料,要送还,你们,我们派代表军区政委黄同志。
    总理说:(记下)并对他的秘书说,告诉北京军区。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你们不是就三个问题吗?一个文件,一个夺权,还有揪李雪峰。我不给你们出主意,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夺了权,你们谁准备当书记呀!你们有没有准备?把你们的意见谈一下。你们造反,中央是支持的,但你们要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大概是你们感到没有事做了吧。现在雪峰在搞天津问题。天津很乱,很紧张。天津市委的六个书记都被揪走了。叫雪峰把天津问题搞出一个头绪来,再回机关作检讨。不是不叫他回来参加你们的会。主要是时间问题。
    代表:从已揭发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却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代表:我们要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总理: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去了,李雪峰三个子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这两天,雪峰不能回来是主席派他出去的。伯达同志和我都很关心天津的问题,北京正在搞夺权,很紧张,首先抓北京。其次华东,包括上海,第三就是天津,华北,东北,然后再抓西北和西南。现在正在紧张时期。雪峰检讨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晩一点。他也没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是检讨干什么
    64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65年3月31日我到石家庄,4月2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雪峰。雪峰对我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个人问题。六号回来,我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我当时还认为彭真还有点觉悟。雪峰当时就认为彭真是有问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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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代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石家庄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就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问题于八月二十六日在京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及军事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八月二十六日零点三十分至四点二十五分首长在人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双方代表,二点十分周总理手举毛主席语录、精神焕发的与大家亲切会见,会见后陈伯达、谢富治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摘要如下。〗谢副总理:
    石家庄、张、宣、唐、秦地区经过双方协商和解放军努力,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的指示,顺利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三个协议都很好,我们热烈地祝贺。(全场热烈鼓掌)。希望造反派,解放军同志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武斗不符合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武斗只能使敌人钻空子,只能使走资派地富反坏高兴。你们都是领导人,不要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武斗发展下去,就无法控制,就要走向反面。我们在重庆说过这句话,证明是对的。我们在毛主席所在地、在党中央所在地,达成这个协议要严肃地执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过,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我们那里有观察员,看哪方执行得好如果武斗发展到严重地步,那就不可救药。不要把这个协议当成儿戏,真正的造反派要遵守诺言,在毛主席身边,首都签订的协议是庄严的。人民解放军要特别负起责任来。抓革命、促生产。张、石、唐地区都有煤,煤是工业的粮食,我们造反派最关心革命,也要对生产有最高的责任心。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谁破坏工厂,煤矿、医院就坚决和他们斗争。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破坏生产、只有走资派、地、富、反、坏、蒋介石、美国才高兴。咱们下一步搞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搞完这个,两派有什么看法,会不会达成一个政治协议,搞一个革命的筹备小组。两派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两派之间互相有什么看法,能不能搞一个大联合,三结合?对解放军可以批评解放军错了就检讨。两派哪一派正确、哪一派有错误、都要互相检査,自我批评100%的正确,100%的错误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三结合,大联合离不开解放军,但又离不开群众,张家口把××军调走,光剩793行吗?两派汇报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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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的讲两小时就不少了,我们每天都很忙么,河北省现在一个专区、一个专区解决、在会上不要告对方的状。
    陈伯达同志讲话
    这个协议是大家努力,两派协作,能达成协议,这是很大成功,是我们走向胜利的一步。有了协定,不等于实行,不等于就是实施了。要看大家的行动,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把字面上写的东西,在行动上表现出米,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不要计较个人东西
    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谢富治第四次接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等地两派代表
    〖时间:凌晨。郑维山在座。〗
    同志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家搞联合,搞团结,三个依靠,不管解放军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是骨干。最近中央发了拥军爱民的指示和社论,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近来有些人,个别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些动摇。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个别人不怀好意,大家不要失掉警惕性。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不是,主要靠毛泽东思想,要看言论行动,不是靠造谣,用人家的讲话,夸大、歪曲,这些都靠不住,只会起麻痹的作用,最后不会起好作用,谁讲的话多,谁的材料多,谁反映多,就听谁的?中央看事实,不可靠材料靠不住。这种作风不是毛主席的作风,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谦虚、谨慎。希望各地武斗要制止,不管是哪一派。
    九六七年九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等地代表讲话伯达
    革命靠自己。毛主席制定的16条,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所有外单位,不要干涉其他单位。外地互相干扰,就扰乱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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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上不能分成两派,只能有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派。搞两派毫无道理,毫无理由。我们对你们怀着最大的好意,对你们双方无成见,我们担心你背后有人捣鬼。一个工人阶级不可能设想非要停产武斗才舒服,一定是有人告诉你们怎么干,在你们幕后指挥,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指双方)可能隔着好几层,我说你们这几个地区都要注意,这是肺腑之言
    谢副总理:
    应该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批判。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生产上做出成绩,你打我,我不打你,应该是这样的造反派,对你们现在的造反派还要考验。现在有少数造反组织不纯的问题,有地、富、反、坏、右,甚至有杀父之仇的人。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起作用,特务、地、富、反、坏、右对我们有仇恨,唯恐天下不乱。煤矿停产,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才高兴,你们没有敌情观念。
    在生产中坚持生产一直表现好的,不管他是哪一派,都要表扬和奖励。你们大学生包办一切,大学生不懂生产的重要性,吃的是农民的饭,住的是工人盖的房,他什么都不满,处处包办人家的事。现在有相当的造反派,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生产的造反派不是好的造反派。不参加生产,把毛主席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抛到一边,只为一小撮的利益。
    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河北省保定邯郸地区代表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是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我们要学习,讲话很重要,很适合,不是普普通通的讲话,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以江青同志讲话的精神,总结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我们伟大的领袖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的大批判,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彻底搞臭,这是当前头等任务。第二是革命的大联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工人在一个工厂做工,是阶级兄弟,在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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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联合呢?联合就有力量大,贯彻就是有力量,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可以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联合就不利。联合起来对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不利。他们就怕我们联合
    工厂、学校都应该联合,特别是中学,在一个学校读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犯一些错误,可以改的,改了就什么事也没有嘛!所以希望你们下一步,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的大联合。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农民组织与人民解放军大联合,以人民解放军为骨干的大联合。
    保定成立革命筹备小组、工代会、红代会,联合起来,这件事联合起来符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不联合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大批判,关键是大联合,这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最关心的,你们要立新功。到北京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文件,最近特别要学习江青、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和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想一想是派性高于切,还是党性高于一切。
    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三点十七分至五点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今天是一个革命的大联合的会议,天津联合了没有?(答:没有。)可惜!你们心能安吗?就是我们着急,你们不着急?!天津上次那三条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们看一看就知道工人阶级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理由,你们天津工人阶级分两大派打来打去敌人高兴,我们不高兴。
    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什么理由分成两大派。”听懂吗?(答:听懂了)明天《人民日报》有篇社论,希望同志们好好读一读,里边引用了毛主席一段很重要的话,对你们两大派、三大派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你们好好读一读好不好呀!(答:好!)你们石家庄已经签订了协议,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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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讲的都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么!没有讲什么派别么
    天津附近天津的各派不管那派,也不管那个学校,如果到农村里边制造派别,制造武斗,抢收庄家,那是罪过,绝对不允许的。(严肃)郊区的农业生产,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那个生产队收购,一定要割好、收好、捆好分得好,不能抢公家庄稼,如果那一派有动员农民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历史是不能宽恕你们的,大联筹要特别注意
    告诉你们,今年收成是空前的好,农民希望丰产、丰收,丰产要不丰收可能由你们下去的人挑动起来的。现在大家不去干了,要把脚停下来,要把手停下来要把口停下来,农民要按生产队去收割,收割好,保存好,分配好,你们不要去干涉,这对你们是一个劝告,也是一个警告,我看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会懂这个意思的,赞成不赞成?(答:赞成)
    郑维山:我建议天津、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指示传达下去,同意不同意?(答:同意)
    谢富治:下一步搞政治协议,根据江青讲话抓大方向,抓大批判,要搞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派都是工厂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一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联合呢?联合起来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只有对一小撮走资派没有利,对英国、美国、苏修、印度反动派都不利,对革命都有利。我们有联合的基础,你们都是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而且所有的造反派及仝体人员都要联合,不能打内战。下一步最关键的关键是革命的大联合,搞筹备小组,到革命委员会。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凌晨。摘要〗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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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为首的,是毛主席司令部主要成员。
    你们鲁迅公社有几个问题,应提起高度注意,你们不改变态度,没有好结果,根本大方向得好好扭扭。一个组织纯洁性;二是对解放军的态度;三是斗争政策,方法是适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三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今天我只讲了你们,不是说解放军和另一派没问题。
    陈伯达同志:
    要按行政系统实行班系大联合。河北的问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不想管,让你们吵去,闹去,总会闹出个头绪,总有一天不想闹了吧,不过我想表示一下态度,刚才谢富治同志的意见我完全拥护,拥护他对你们的批评,特别是对鲁迅公社的批评,你们要知道,你们鲁迅公社的名字,还是我给你们改的。(呼口号)不要光喊口号,要真正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只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样喊就是真的,如果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光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心口不一致,是言行不一致。现在我再给鲁迅公社提一个建议,我不赞成你们再存在,这是我的意见,这个对不对让你们考虑嘛!你们(指鲁迅公社的对方和红楼派)不要这样吗,对不对让他们自己考虑吗!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按系统、按班级、按行业搞大联合,你们鲁迅公社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甚至谁也不认识负责人,跨行业的。我建议你们组织解散(谢:别的地方也要解散)。什么马路兵团、八五风暴等全要不得。要按毛主席指示,按系统、按班级、按行业大联合。我要批评你们这边的人,那边鼓掌,这边不鼓掌,这边鼓掌,那边不鼓掌,这完全是派性在作怪嘛!你们(对红旗)现在不是有个共同的目标吗?(搞红旗及××),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谢副总理:你们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其它军也是错误的,你们都不要在这里钻空子,两派都有这个企图,有的人就是钻空子,有的钻得厉害,有的差点,反正都不是顾全大局,都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听懂了吗?
    走资派就是乘机利用矛盾,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我希望你们大联合,不希望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就是利用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就是专门在背后活动。你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好好学习,特别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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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由主义》和平时要读的《老三篇》,大家多作自我批评,以后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大杂烩了。大杂烩是最危险的,要毒害你们的,要断送你们的前途的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精神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么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还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采取专政措施。事实上,他岀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414就把他藏起来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众就犯错误。不应该打,更不应该打死。讲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习再学习。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1968.01.29;中发[68]21号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河北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在河北的代理人林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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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河北省的形势大好,革命和生产取得了双丰收。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工业交通战线上也取得很大的胜利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片红—一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亿万军民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谨向河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全体指战员和河北省四千三百万革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怀,对每一个关键问题,都作了伟大的指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作了英明的决策。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河北省地处我们的首都北京的周围。长期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地向这里插手,伙同其在河北省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就是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下,炮制岀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斗争,把他们打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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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流水,一败涂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变成群众白觉的革命行动,形势就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好
    人民解放军驻河北省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把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最大的热情,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切实的措施,帮助革命群众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机关、学校、直到街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红花开遍河北全省。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北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做学习、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千百万工农群众,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起来,充分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事情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抓什么?抓思想,抓根本。根本就是要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就是要以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中心,斗私批修,言行一致。这是最大的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抓住这个根本,工作就有标准,战斗就有力量,前进就有方向,就能一通百通、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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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够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定能够成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率领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社论)
    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立了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共为八十人,其中军队支左干部四十一人,地方革命干部,包括生产指挥部原有干部,共三十九人。各组(部)的人数为:办事组十人,秘书组十五人,保卫组四人,政治部二十三人,生产指挥部将原有的一百二十人,减为二十八人此外,另有附属、服务人员三十多人,包括炊事员、电话员、机要交通员和汽车司机等
    从革委会成立近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新的革命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官僚主义习气、旧的习惯势力一直在从多方面压迫、干扰和沖击这个革命新机构。有的刚开始工作,还没有调查,没有到群众中去,什么情况不摸,就急于发号施令;有的想用自己个部门的名义,向仝省发号施令。没有准备,不调查研究,就要开这样那样的会,发这样那样的文件。个别人轻率处理重大问题的事也有露头。按老框框分工,机械、过细地分工,按自己头脑里主观想象地分工,因循老一套的办事章程,很容易陷到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包围圈里。因而总觉得人手不够,想增加编制,或者是增加临时机构和临时工作人员。如不采取坚决态度,就有复辟官僚机构的危险。事实上革委会刚成立,工作才开始,人员还没有完全摆布开,提出增人增机构的要求,完全不是客观实际的需要。这只能说明是一些人头脑里习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观念、旧作风在作怪。根本原因,是我们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很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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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按现在的编制毫不动摇地坚持实行、实验下去
    我们正在大抓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向大家传达了主席和中央同志对我们这个新机构的亲切关怀和谆谆告诫,对大家的教育很大。我们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有关指示,依靠群众,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同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旧的习惯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不断克服来自我们内部和外部的这些阴暗面。
    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集中力量狠抓根本,狠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每一个领导同志起,都要到群众中去,注意时时刻刻联系群众,决定在最近一个月内,让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人员到基层去,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作调査研究,进行“练兵”,然后总结经验,定出制度来,决不让少数人空忙、乱忙事务,或者不切实际,乱出点子。
    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别人,个别部门决定重大问题。充份发挥毛主席关于结合”思想的伟大作用,发挥革委会内人民解放军同志、原造反派战士和革命小将的作用,发挥革委会全会、常委会的集体作用。无论是从军队来的或者从地方上来的革命领导千部,都要注意和造反派、革命小将的联系,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至于全省工代会、农代会(拟仍叫贫下中农代表会)、红代会何时召开,打算分别研究定出办法后再开。严格控制会议、文件,不经革委会、常委会、核心小组的讨论决定,不能开会,不能下发指示性的文件。
    坚决堵死增加编制的路。拟规定今后增加一个人的编制,也必须经过革委会全会讨论通过。
    鉴于原省委和省人委机关有的单位,假借革委会的名义发号施令,我们重申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并规定革委会机构同旧政权机构,必须严格区分开,旧政权机构不能发号施令。它们集中搞斗批改,各种“业务班子”,拟分别审査划定范围及职责。拟彻底整顿《河北日报》,坚持只能在从思想到组织都要求革命化的基础上出报的原则,如办不到,宁可暂时不出,或者先出三日刊,绝不能让拿出大报的“业务”要求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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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査指示。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九六八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1968.03.09;中发[68139号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中央同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希望你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设置工作机构时,都能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
    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一丰南一带
    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
    八点一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震情。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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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中央号召灾区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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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
    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1976.08.18;中发[1976]13号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中央发了慰问电,派出了慰问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及时支援了大批抗震救灾物资。
    灾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各级领导站在斗争前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军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先人后己,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同自然灾害斗,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许多奇迹,取得了重大胜利。大批受难的阶级兄弟及时得到了抢救。伤员得到了妥善治疗。受灾群众的吃、穿、住得到了安排。铁路、公路全部修复通车。供电、通信线路迅速联通。灾区农村恢复了生产正在学大寨,夺丰收。唐山地区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开滦煤矿开始出煤,唐山电厂开始发电。天津、北京人民坚守岗位,抗震救灾,以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整个灾区到处是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这一切充分证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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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严峻考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组织起来,人定胜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要彻底战胜这次地震的严重灾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力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努力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革命团结,推动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习灾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用更大的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夺取全国农业的大丰收,生产更多的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肥、医药和轻工业产品,一定要搞好铁路运输,完成和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努力争取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努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各项工作。支援唐山、天津恢复生产的单位和承担生产运输抗震救灾物资的工厂企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仼务。担负治疗伤员任务的单位,要继续努力,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各级党委要检査一下今年以来的工作,按此通报精神,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对今后四个月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加强领导,促其实现。
    中央相信,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新胜利,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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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发出共印四九、九九七份。(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208年9月21日初稿2011年10月1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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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0)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十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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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伟大的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攴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加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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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份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据在湖北的反动堡垒——以王仼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茡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武汉市
    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
    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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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来,得到群众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
    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
    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
    负责人)、钟锡钢(钢九
    负责人)、潘洪
    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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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的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份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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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尕、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个胜利!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途径中又一个喜讯!我们向湖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湖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英雄的武汉和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一直是在毛主席亲切哺育、亲自统率下,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驾驭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伟大气魄,极大地鼓舞着湖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全国亿万军民的强大支持下,迎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彻底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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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亼王任重一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斗争是剧烈的,以王任重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曾经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小撮走资派的任何绝望的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紧要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英明的决策,果敢的措施,领导着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终于夺得了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功绩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及湖北各地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满腔热情地帮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作了深入的艰苦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无间的生动局面。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树立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革命好学风,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搞好思想革命化。在这里,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我们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认真实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广大革命人民服务,同种种脱离群众的旧的习惯势力彻底决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事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和斗批改,把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仝湖北、全中国东风浩荡,红旗如画。我们深信,在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长江两岸、中南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必将继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奔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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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富治、永胜、法宪东兴
    武汉军区被接见的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肖前、闵学胜,还有毕占云、张广才、孔庆德、姚喆、叶明、韩东山
    会议开始。总理要康老主持开会,康老对曾、刘说:你们先谈谈吧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了武汉地区军内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曾、刘首长汇报时,中央首长不时插话
    当汇报到李迎希问题时,总理问:“李迎希是什么时候到武汉来的?”永胜回答:“是从工程兵调去的。”
    总理问:“李迎希到北京来学习过没有?那几个人来学习过没有?(指跟李迎希跑腿的家伙——编者)你们应该把他调来学习,比摆在那里好
    当汇报到李的错误。汪东兴同志说:“他表演得还不够吗?”
    当汇报到王盛荣的问题时,黄永胜同志说:“他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吗?”总理答:“是二十八个半当中的!”
    黄永胜:这个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总理:对
    谈到武汉黑手问题时。康老说:杨光华这个人现在是干什么的?(杨系湖北省政协常委,已被钢工总逮捕。
    总理说:“王任重的党羽还没有死心。”谈到群众组织跨行业问题时,总理说:“跨行业的组织,中南五省都没有解块。”永胜同志说:“跨行业问题不仅武汉,广州也没解决
    谈到大批判搞不起来时,永胜又说:“与广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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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谈到揪岀杨、余、付后。有人说杨、余、付在武汉安了钉子,要抓武老杨时
    总理生气地说:“抓武老杨,抓谁啊!”曾司令员笑着指指刘政委,总理说:“我在那里嘛,谢副总理在那里嘛,汪东兴在那里嘛,毛主席在那里嘛!都在那里,我们是大多数嘛
    当谈到李迎希问题。康老说:“注意一点啰,警惕秘书帮倒忙啊!”永胜说“××军区也有秘书帮倒忙的。
    当张广才讲话时,康老问他:“李迎希问题你看怎样解决呢?张广才吱吱唔唔。
    永胜质问他:“你说这个录音是真的还是假的?(录音指去年二月六日在李迎希家一次密谋夺权的黑会录音—编者)录音上有这句话吧?‘我敢拿下来,拿得下来。我过去指挥过七个军,不过这话要出在你们的口,不能出在我的口’。”(黄永胜同志非常气愤。下面是首长发言
    黄永胜:我和吴副总长主持开了两个半天大会,后来曾思玉.刘丰同志又主持开了七次会。对武汉情况清楚了。武汉问题我看首先要解决军队本身问题,要稳定军队。要更好地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家一起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作搞好。我参加了两个半天会,我清楚。两个半天会李迎希不承认错误。不能因为出了
    七·二○事件,李迎希就没有错误了,各有各的账。不要因为陈再道。钟汉华犯了错误,李迎希的账就没有了,不能这样说,各有各的账。去年二月份,还没有发生七·二○事件嘛!两次会议李迎希态度很不老实,狡辩。许多事实摆在那里,就是不承认。他以胜利者自居,正确者自居,造反派自居。因为思想上有这个自大,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军队的权怎么能夺呢?怎么能夺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呢?夺权本身就是错误。上次会议主要是批判李迎希,没有批判你张广才,你也是有严重错误的,你自己年令已这样大了,自己要很好地接受教训,要很好地保持晩节,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你们夺权难道是正确的吗?他们回去以后(指孔、韩、姚、叶等),你们不是照顾大局,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还要搞平反?!与社会上搞在一起,影响军队稳定,军队不稳定,反映到社会上。我认为李迎希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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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反可平呢?夺权还有什么平头呢?夺权是错的,还有什么反可平呢?陈再道有错误,但不能夺权。我们参加了两个半天的会,我与吴法宪同志作了一些工作,要他们团结。批评了李迎希以后,他搞了四十几个问题。他写了一个东西,要我转,我不给他转,李不但不检査错误,还想捞一点东西,他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没有老干部样子,没有共产党员的风度,他不能回武汉去,要留在北京学习。如果回去他还要搞平反,要到社会上去,要捣你们的蛋。我看,李迎希这个人过去我不认识他,他去军委工程兵工作时,我才认识他。我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兵痞子。张广才,你六十九岁了,要保持晩节,你今天晚上,对李迎希的一段话说得是不好的,你自己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你这样搞法,没有党性,不照顾大局。我开了两个半天会,就有这么一点印象,这几个同志(指孔庆德、韩东山、叶明、姚喆等人,以下同一编者)态度是好的。他们会上都检讨了。我看叶明同志就检讨得很好吗!都上了纲吗!思想提高了嘛!不是降低了嘛!(总理插话:叶明、孔庆德在七·二○做了些事,还有功嘛,我们可以作证。)除没有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以外,都说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老是说人家压你,压你什么,反对你夺军权是对的,否则什么人都可以夺权啦!要平反,你要陈再道、钟汉华去平吧,有什么反可平,让人家出来工作嘛!这样搞不行嘛!其它几个同志要挺起腰杆来,大胆工作,不能让曾、刘唱独角戏。休息的同志要老老实实休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斗私批修,要保持晚节。要照周总理讲的学到老做到老,跟到老、改到老。你是老干部,老革命嘛!李迎希留下,不能回去。如果回去,不会老实,还要搞活动。
    吴法宪:情况我了解一些,去年二月份就知道李迎希、张广才的夺权,徐向前那时是全军文革小组长,把李迎希、张广才叫来,李迎希他们是坐飞机来的。下飞机后,李说这架飞机是我的,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简直是笑话!那有你的飞机呢?只能给你派飞机,调动飞机是空军的职责,那时谈话时,徐向王新亭、徐立清开会,李迎希态度很坏,徐向前当时态度很粗暴,是不对的,但处理李不能夺权是对的,尽管那个时候是对陈再道、钟汉华,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那时陈、钟还没有犯七·二○这样大的错误嘛。这时姚喆、叶明、孔庆德、韩东山、等与陈再道、钟汉华有区别的,不能看成与陈、钟一样。要他们出来平反是错误的,当时没有做结论嘛。没有什么反可平嘛,你好好休息嘛。你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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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夺权,二是揪住几个同志不放,是错误的,夺权确有此事嘛。另外,机关里有坏人,抓住了李、张,互相利用。冲击军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木来可以向他们做些工作,你们不去做工作,反而支持他们,破坏军队稳定,破坏文化大革命。军內外挂上勾是错误的,起了很坏的作用。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好好学习,不要搞私心杂念。武汉军区曾、刘都是新去的吧,那些副司令不出来工作是不行的。他们的错误与陈、钟是有区别的。他们在北京学习过。几个人的检讨是高姿态的,挨了许多的斗,没有怨言。七·二○以后很快转变过来了,支持曾、刘是好的,你们看不到。李迎希是主要的,其次是你张广才,毕占云也沾了边,毕也要注意,不要搞私心杂念。文化大革命搞私心杂念就要犯错误。主要是李迎希,对你们两个同志我就不多讲了。今天是中央碰头会,我就不多讲了。
    总理:现在还在活动的有哪一些人?还有跑腿的吧?(曾思玉同志回答:机关里有部分跑腿的)
    康生:杨光华是贺龙的人,在满洲当省委书记时,叛变了,跑到苏联。我参加第三国际审査过他。斯大林肃反时把他关了起来,赫鲁晓夫上台又把他释放了。他老婆是××人的女儿。回国后他找到贺龙,后来贺龙又通过安子文把他安到湖北。宋侃夫、刘惠农把他弄到武汉。
    (当曾、刘提出王、宋、刘要揪回武汉批斗时)
    总理:宋侃夫、刘惠农可以搞到武汉斗,要先解决军内问题。
    东兴:谢滋群这个人是不好的,是五大干将之一。吃喝玩乐都是这些家伙搞起来的。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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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康老:跨行业不解决呀,就不能真正联合起来(谈到揪武老杨和抢枪时)
    康老:不能因为军队出了杨、余、傅,就到处揪小杨成武,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对我们军队这样搞是错误的,对我们军队这样看,把我们军队看成什么样的军队呢?
    总理:把北方的套到南方了,把南方的套到北方。(即南方出了个陈再道,北方到处揪陈再道,北方揪出杨成武,南方揪武老杨、广老杨——编者)
    伯达:把这批坏家伙拿来斗,还是摆事实,讲道理,分批来斗,要深刻批判。先在这里批判,以后再到武汉批判。孟夫唐是怎么搞来的?是王任重弄到湖北去的,是典型的两面派。跨行业的问题要解决好,先开会,稳定内部。军队内部的观点和方法取得一致,才好办,不然要反映到社会上去。社会上搞分裂活动,往往是军队观点不一致反映到社会上。
    富治:要向中央文革学习,接见群众组织时都要到,都讲一样的话。江青同志很称赞这个嘛
    文元:清理阶级队伍从报告上来看,你们那里没有搞吧!(曾司令员:我们正在开会研究)
    总理: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岀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曾、刘说:武汉有人在“临时党委”的“临”字上做文章)伯达:要写个报告,成立个正式党委。
    总理:对于李迎希问题,还有意见没有?(众答:没有)军队问题同意军委办事组的意见。(总理对永胜讲)党委不要搞临时的,要搞正式的,你们在这里研究下,向中央写个报告,批示一下。
    康老:革委会成立以前,大家对阶级斗争还重视。革委会成立后,就不够重视。我们想开一个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会议。有些同志思想没有准备,革委会成立以后,认为没有事了,太平无事了。成立前有阶级斗争,成立后还有阶级斗争。李迎希就是代表嘛!也不要认为李迎希的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还会有张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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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迎希,要充分认识,思想要有充分准备。因此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要巩固、加强也是一个斗争。当前问题是处理部队问题,部队思想上不统一,会影响到社会,首先是部队思想统一的问题。据我看,李迎希这个问题,不仅是这一个人的问题,还有机关什么坏人的问题。武汉还不是那样尖锐,军队的问题是关键问题。部队来人是有好处的,(指上京谈判一编者),革委会成立后看来还是要来人的
    总理: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重要支柱。有些人口头讲革命……(未记下来—编者)跨行业是思想问题,实际上是小山头、小团体的。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杋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文元:对古田会议决议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宪:部队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但是要讲清楚,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总理:军队还是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康老:思想上有个问题,对待群众的问题。两派群众斗争,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这是歪曲毛泽东思想,歪曲三个根本区别。军队不能亲一派,疏一派,要特别注意。另一个问题,军队出了笑话,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军队问题,思想问题跨行业问题、小团体、宗派主义,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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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要强调调査硏究。
    伯达:经过讨论决定才能表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强调,抢枪,放枪都是不允许的
    总理:你们在这里硏究一下,再回去布置,以后再来这里办学习班解决问题军队、地方、群众组织都要来人。但军队、革委会、群众组织都要留人坚持工作。
    富治:当前军队统一是很重要的,要帮助、巩固革命委员会,但是不能反过来压群众。有坏人,要他们自己抓,作自我批评。
    康老:部队千万要注意,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春桥:对独立师当时很担心,怕调不动,后来还是调出去了。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曾思玉:是不是把李迎希问题搞个批示,我们回去好传达)总理:不要什么批示,就按今天讲的,你们回去传达好了。康生: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要把军队威信建立起来伯达:说话要把话说得响亮一点
    法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怎么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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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元:根据古田会议决定,军队不能搞小团体,你们要搞革命的团结。学习毛主席思想,反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总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在学校、家庭都有四旧思想。毛主席在命令中,第八条就讲了教育子女问题。现在有些干部对子女教育不严。对这些也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
    康老:要注意大专学校的教员队伍,武汉的教员队伍是很复杂的总理:好,今天就开到这里
    (根据首长传达,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湖北钢工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第9期)
    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高指示
    仝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因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刚才刘丰政委传达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极为重要指示,这不仅是对军队,而且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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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强大武器。这又一次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对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希望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口号),巩固和发展按单位、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始终指向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它们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理直气壮地讲,要响亮的讲,我讲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都是大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好过,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美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内外交困,战线拉得太长。人民的革命运动席卷了美洲,欧洲,美国黑人在美国心脏里搞起了武裝斗争。约翰逊在电视中宣布了停止自由买卖武器的办法。乞求上帝保佑不搞武装斗争。六月五日,民主党的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六日身死。美帝在越南进退两难,在法国谈判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在越南战场有十七万四千九百死亡,这是历史上比较高的数字。美国也开始出现利用大字报来打击美国统治集团。青年开展用暴力进行斗争。美帝到处伸手,到处搞侵略。到处碰壁。美国国内货价上涨,比六五年物价上涨了一倍。一个鸭蛋价格折合币一元多。美帝兵力不足,拆东墙补西墙,想从欧洲调兵到亚洲,又丢了欧洲,内部征兵困难,青年不想当炮灰。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现在的国际形势仍然如毛主席所讲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法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戴高乐用两面派手段欺骗群众但办不到,群众是要革命的。苏修内部四分五裂,指挥棒失灵,帝修垮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国内,二十四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着中央批的还有几个省我省除黄石市之外,十五个县之外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黄石市的同志来了看,能不能达成协议,时候不早了吧
    武汉市还在打内战,我这个主任有责任,在座的同志也有点责任农业生产很好。比起去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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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认不清形势,就要采取错误的作法,就要走到斜路上去。当然,也有些支流。特別是武汉地区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成立省革委会时,总理讲过,不要以为成立了革委会就太平无事了,出现反复,曲折这是很自然的,敌人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这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
    有些单位还没有联合起来,落后于辽宁省,辽宁省只有两个县没有成立革委会。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起来呢?人家后来居上,那里乱透了,乱透了就治,不能长期搞无政府主义嘛!乱更加暴露了敌人,过去没有找到原因,找不出来,只看到些现象,不敢作结论。这次黑司令李迎希出来了,就知道了。他的手很长啊刘政委讲了我们早就发觉了他,但没有精力搞,这次中央把他端出来了。他分裂军队,是黑司令吧!到会的同志就不警惕这一点嘛,老是搞对方,打内战,老是这样搞下去,就上了坏人的当。反复一次有好处,更暴露了坏人,对我们是一次教育
    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吗?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了,进入第三个年头啰,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老是只看表面现象。不能越搞越对立,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第二、讲李迎希的问题
    中央负责同志讲了这个问题,刘政委传达了。现在标语口号已经出来了,说中央首长来了(中央首长没有来),曾、刘回来了。写拥护曾、刘,不要写,我们很渺小,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武汉搞好就可以了,写口号起什么作用啊!行不行啊?要提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拥护周总理,拥护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我们要向中央负责同志学习,他们很谦虚。做事情不要自己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总理就很谦虚,电报中他不让提总理,他说“你提国务院就够了,国务院就包括了我嘛”。看到“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啊,我就头痛
    湖北、武汉的工作我们没做好,很惭愧,大家齐力搞好。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口号)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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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陈、钟去年月份未犯“7·20”的错误嘛!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
    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这里要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人拒绝教育和挽救,这是他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来找他谈,他谈曾、刘三支两军如何如何,很好听,象唱歌一样,但背后搞鬼。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两句话就搞垮了,原来觉得有鬼,后来知道是李迎希。打个比方吧,这次要他到北京去,八个人有姚喆、韩东山、孔庆德、李迎希、叶明、张广才等,在飞机上他写了个条子,上面写有“三反一粉碎”几个字给了叶明。到北京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翻案。警告别人,揪住不放。他到我房子里洋洋得意啊,象《白毛女》里的穆仁智一样。我给一个同志讲,老兄要注意啊,有人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下而讲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反党夺权。解放军的权是不能夺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权在毛主席手里,要夺军权就是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口号)这个人早航该打倒了,我们没时间处理他的问题,这个家伙利令智昏。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
    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陈、钟也去了,我原来不认识他,听说武汉在夺权,把他叫去,这时才认识了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没成功,群众反对。我昨天听了录音(指夺权大会的录音),吵得一场糊涂,群众反对嘛。他怎么说?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的口。这次去北京,我问许司令(指许世友同志),许说他可以指挥七个兵。这个人不会打仗,别吹牛皮,过去当师长没当好就撤了职。后来把他搞到机关。他指挥七个军,那是开玩笑啊!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他夺权也是象抽鸦片一样,上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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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同志们知道,军队要稳定,主席要我们搞三支两军,组织宣传队,这个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嘛。中央三令五申要稳定军队,稳定机关。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中央三令五申。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我听到闹事就生气,闹无产阶级的事嘛。地方不要干涉,我几次打过招呼了,我们有些同志不听话,最后可能推到你们的头上去哟,你们有责任,不得不负,我过去打过招呼,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反革命行动。我知道要出问题,看到了苗头。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搞错了的,搞了黑材料的一根火柴化为灰烬,不负责任,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你们是不是气愤啊?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把陈、钟打倒了,李以胜利者自君,以贯正确自居,以造反派自居,以革命干部自居,洋洋得意,那个小丑样子,就象穆仁智。总以为他正确,人家都错了,总是搞翻案。特别对回来这些人。旧账没有清,又欠新账。在北京看他那个神气不是作检査,而是想整别人的,那个神气不对头。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我们作了大量工作,群众组织也作了工作,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査,我们到机场欢迎他们嘛。我找李迎希谈,你们是老同志嘛,你们能不能谈谈心啊,作工作嘛,取得群众谅解嘛,他笑笑,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孔庆德一听就火了:要我承认你一贯正确,我当老百姓也不干。这就是原则性。牛皮不要自己吹,吹牛皮干什么呢?他就是这样吹,说自己一贯正确。我来了十个月也不能保证都正确,我今天讲的话就可能有走火的地方,那能一贯正确?对人家怎么能揪住不放,当时我们很着急呀。你们那个口号要叶明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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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工》武汉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红司(新华工)《新华工》编辑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第九十八期)
    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68》政字第119号
    中国共产党武汉军区委员会通知最高指示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关于军区党委的组成问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批准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傅传作、徐文礼、杨力勇、方铭、张纯青王新、张树芝、张竞、唐皎、钟文法、胡尚礼、金振中、吴忠泰等二十六名同志组成,并由曾思玉、刘丰、刘建勋、张体学、张玉华、姚喆、孔庆德、徐国夫、李化民、韩东山、叶明、闵学胜、肖前等十三名同志组成常委会,曾思玉第一书记,刘丰同志为第二书记、张玉华同志为副书记。
    特此通知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68年6月30日
    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1.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武汉军区新党委是对武汉、河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也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措施,也是对武汉部队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支持左派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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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军区党委要积极的维护他们的领导,要积极地支持他的领导,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拥军爱民活动,希望革命的三代会,能发布一个号召,掀起一个拥军爱民的热潮
    希望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大力维护军队的稳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是非常关心部队的稳定,要积极贯彻,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稳定军队的指示
    3.要相信曾、刘首长的领导,相信武汉军区的领导
    曾、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的将,我们信得过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是经过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考验的。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1968年7月15)
    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集中在武测的大操场聚会,用环行照相机照了合影留念(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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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杄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白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
    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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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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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
    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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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10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
    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伎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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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州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等,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67年12月30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用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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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釆取什麽样的道路。
    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仝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念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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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
    海有家“权威报纸”
    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
    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
    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结集,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辫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
    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
    “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
    “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有人说(张春桥)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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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哉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日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5月9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口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髙,权力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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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51页,共4822页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1968年5月16日
    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
    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
    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屮国共产党的基木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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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後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
    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极右势力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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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岀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盜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亳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
    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
    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木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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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白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
    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
    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拙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中派—考茨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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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
    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
    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岀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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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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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木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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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了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个人有动脉,静脉,
    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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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的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
    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基木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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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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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査,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査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有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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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白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仝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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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份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岀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绎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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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做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连、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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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査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份调动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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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1969.05.27;中发[69]28号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评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
    七·二○”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
    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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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路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1969.09.27;中发[69]67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
    ”布告
    “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仝省、武汉仝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
    七
    ”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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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査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査,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申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薮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九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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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
    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我们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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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白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
    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对劉漢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全省搞了六十幾萬。確實搞錯了,要給省委一點時間來糾正錯誤
    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這個事情搞錯了,向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曾思玉臨走前在洪山賓館召開軍隊師級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會常委以上干部會議,說:“湖北清査‘北、決、揚
    九
    六’搞了幾十萬,不該斗的斗了,不該批的批了,不該抓的抓了。我心裡也很難受。很對不起,這個事情搞錯了,冋被整的人賠禮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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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九七六年十月,谢保安挨整的经过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
    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査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
    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
    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査,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
    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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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
    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摘白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九七六年十月,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付廉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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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棼,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背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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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岀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杋关依法将夏、朱胡、张4人逮捕。
    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澄清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的性质,要求对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分清路线是非,正本清源,必将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极大的作用。经过长期调查,证明
    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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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其死党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同志。江青还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就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七·二○事件”,完全是有预谋的
    九六七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的一些坏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吴炎金、杨道远、李湘玉等人(现已査眀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打倒一切,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革命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悍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什么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于是在武汉掀起了一股“揪出军内武老潭”、“打倒陈再道”的黑风恶浪。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同混进有些群众组织里的少数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大型武斗。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武汉,他们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这些罪恶活动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纷纷上街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扌中央代表”的“七·二○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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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事件”,莫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我们在落实有关“七·二○事件”政策时,一定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木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能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把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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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七·二○事件”应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的决定和“七·二○事件”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把广大干部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共中央
    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竞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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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巫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辫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案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北、决、扬”一案,1974年3月省委决定交我院审理后,我们曾多次向省委汇报,一直未最后定案。去年5月省委常委再次讨论决定分别判处首犯鲁礼安、冯天艾无期徒刑,骨干分子蔡万宝、甘勇等有期徒刑。定于同年9月20日在武汉市召开公判大会,并向中央报送了备案报告。后来省委领导同志又指示,公判大会停开,此案暂不处理。最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对反革命罪的规定,我们对此案又进行了复査现报告如下
    立案与审查过程
    此案发生于1967年11月,当时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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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艾等为首,对抗毛主席指示,在社会上纠合成立“北斗星学会”,分裂群众,破坏联合,妄图搞乱武汉。在这种情况下,点名批判了他们。但是,他们改头换面,以鲁礼安为首成立了“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即决派),并出版《扬子江评论》,发表有反动内容的文章,故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査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指出:“‘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作的大杂烩”,《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并指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对“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对“《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査,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逮捕了王盛荣、鲁礼安等13人,组织专案审査。经过审査,于1973年释放了周岳森。1974年3月此案交我院后,经批准又释放了田国汉、干毅、张志扬、王盛荣。周凝淳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保外就医,现尚有7人未处理
    审理情况
    我院受理此案后,经过反复审理和核实,并多次研究,我们认为此案在事实上有重大的变化。
    1、幕后操纵问题不存在
    原认定“北、决、扬”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现査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干毅系华中工学院教师,原系国民党将领,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査,所列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上列三人均早已释放,故幕后操纵问题已不存在。
    2、反动纲领认定的根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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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再次审査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决派”宣言,属于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所谓“农运”,还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纲领。原认定其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也就是有“三反对三重建”内容的)决派”的宣言(草案),是鲁礼安起草的(现仅收集到打印件,没有原稿),未经“决
    派”开会通过,也未公开发表,故不能认定为该组织的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但是,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纠合一伙人,成立“北斗星学会”,“决派”,出版
    扬子江评论》,分裂群众,属于煽动极左思潮,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主要是
    (1)支持、煽动农民进城,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城乡社会秩序。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下来后,鲁礼安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要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已经成为当前湖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北京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上海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武汉将要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大肆进行活动,写什么《农民运动与知识分子道路》的文章,到农村去搞所谓农民运动的调査,炮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决派成立大会上宣读,宣扬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搞的所谓“巴河一司新农村”的经验,支持王仁舟带领受蒙蔽的农民来武汉寻衅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的大好形势,在湖北、武汉地区影响很坏。
    (2)煽动所谓“反考”斗争,影射诽谤攻击周总理。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不指名的形式把周总理说成是什么“机会主义的中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鲁礼安在《扬评》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
    考茨基》的反动文章,影射诽谤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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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从1967年至1968年7月,编印《扬子江》及《扬子江评论》12期,大部分文章是打派仗,也发表了一些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大肆鼓吹极左思潮,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对搞乱武汉起到了破坏作用
    、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鲁礼安、冯天艾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打着造反的旗号,干了一些坏事,犯有罪行,尽管他们的活动,偶尔也有过公开反对和批判张春桥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犯罪的主要事实,而在当时对他们进行拘留审査是正确的,必要的,对于安定湖北形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审査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喑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鉴于这些被捕前大都是青年学生或工人(临时工),入狱十多年来,经过教育,大部分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认识,故予以从宽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有所在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分别办理法律和释放手续。并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工作。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1979年10月19日
    (有删节)
    九七九年十月,中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經省委批復同意的《關于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
    报告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魯禮安、馮天艾等人免于起訴,先後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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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法院分别向被告人夏、朱、胡、张送达起诉书副本。除被告人胡厚民拒不接受外,其余三名被告人均已接受,并办理了法律手续。朱、张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夏不要律师;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
    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
    五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土”
    七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案,共进行法庭调查十九次,其中有关夏的四次,有关朱胡张的各五次
    在法庭调査中,被告人朱夏态度比较好,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朱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朱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夏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被告张立国在第一次受审前,律师同他谈话,要他遵守法庭秩序,张当即作了保证。但在出庭受审时,态度却反复无常,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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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回监后,张竟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
    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张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査后期,张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仝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为“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査他策划一九六七年
    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被告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
    被告张立国、朱鸿霞既自己辩护,也委托了律师辩护。
    张立国在替自己辩护时,只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不承认犯有颠覆政府罪,并对被指控的八条犯罪事实进行了辩解。律师在为张立国辩护时提岀第一,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案件发生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历史背景法庭应予以考虑。第二,起诉书指控张立国的犯罪事实中,有三条不能由张负主要责任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指使编造武汉军区陈再道的材料问题;二是一九七四年三月抢走武汉市委机要档案材料问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的“反复旧”问题。第,被告张立国归案后,认罪态度有反复,但在法庭调査后期基本上能老实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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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条,提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张立国在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内乱中我犯了罪,但我也是受害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恳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我的一贯表现,考虑我还年青,考虑我上有老下有小,给予我从轻判处
    胡厚民在辩护时仝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
    心你
    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
    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臧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辫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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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仝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岀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
    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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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韭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岀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胡厚民
    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四被告回到看守所后,对法院的判决反应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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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邦银说,我原来以为会判我十五年以上,但没有,这是政府对我的宽大,我很感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是指挥者,组织者、决策者,但判的比他们轻,这是千部教育的结果。犯罪要认罪,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会谅解。说良心话,我一九七六年拍板太多了,主要是私心,想当官,想当大官。判我的刑是罪有应得,我不上诉。今后重新改造,好好做人。
    朱鸿霞说:没有想到对张立国判这么重。夏是中央委员,做的坏事不多。胡厚民主要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我应该判最重,但不是最重的。我到劳改单位之后好好干,争取减刑,希望干部发挥我的长处。判我多少年我不在乎,但说我是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要上诉。刑是要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我想会有政策的,党不会嫌弃我们的,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具体政策。
    胡厚民回到监所之后只说了三句话:判我二十年,我六年前(即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隔离之时)就知道;把我和姚文元判一样重,从何说起呢?判我二十年是上面定的,有何上诉的必要?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示女”、“示子”。
    张立国说:法院对我的判决是宽大的,体现了党的政策。我已被关了六年,还有七年,我要好好学习专业,刑满后四十三岁,还可以为人民做二十年事。我感激政府的宽大。这是从内心讲的。张还说,从今天的判决看,态度是重要的夏邦银态度好,胡厚民态度坏,判的轻重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对胡判重了。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对夏、朱、胡、张宣判后,枣阳、黄冈、荆州、孝感、长阳、沙市市、十堰市、阳新、恩施、襄阳、黄梅、宜昌、应城、巴东的代表集聚堂,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法院对夏、朱、胡、张的严正判决。他们称这次审判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威风,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对夏、朱、胡、张宣判后,省委常委李俊主持召开大会,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人民法院对在湖北武汉地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进行宣判,是这伙反革命分子应得的下场,也是全省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整个审判活动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较好效果,省委对此是肯定的,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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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宁夫同志说:我们在胜利目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不能放松警惕。各级党委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有关审理“两案”的方针、政策,打击少数,团结多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同那些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的帮派残余势力作斗争,要警惕那些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钻进各级领导班子。一经察觉这“三种人”,就应迅速查明情况,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韩宁夫同志说:省委相信,通过这次对夏、朱、胡、张的审判,必将达到揭露、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促进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目的。全省人民要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去争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更大胜利,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报记者良夏原载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总第81期)
    研究资料
    寻找胡厚民——一兼談“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運钟逸专稿
    胡厚民是“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曾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委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但“文革”中他多次被关押,1982年被当局以谓“四人帮余党”罪名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传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然而,2006年,有人却说:他还活着,以修电视机为生。
    近几年来,在武汉部分市民中频频出现关于“文革”中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传言:谁在修电视机,谁在摆地摊卖皮鞋……听到传言的半信半疑,有人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想判定真伪;也有人得知其身份后,请他们吃饭,给钱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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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元月中旬,我偶遇“文革”中武汉最大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成员李某,他与该组织勤务组(当年群众组织领导层通用“勤务组”的名称,领导人的职务为“勤务员”,这得名于毛泽东有关语录)成员胡厚民有过交往。李某告诉我:“你知道吗?胡厚民还活着哩。有人说他在修电视机,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是以修电视机为名将他请来的。不久前我不仅和他见了面,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大为惊疑。人死复生修电视机?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个春秋,中国社会改观惊人,使任何个人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而造反派领袖既然从事了政治这一在中国属于高风险的行当比别人多经历若干风云沧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目睹过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短暂数年叱咤风云,再耳闻他们修电视杋、摆地摊的凄凉老境,总难免对他们人生中段数十个春秋的遭际浮想联翩,不胜唏嘘。
    算年龄,“文革”风云人物都过了花甲、古稀,不少已相继去世,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来日无多。他们除了当年受审查时写的“请罪”交代材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公开研究的回忆史料,并没有能加入到反思这场规模影响均“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行列中去,殊为可惜。当前,执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寻找“文革”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发掘他们所知晓的史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纾解民怨以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再次爆发,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吧。
    胡厚民是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文革”中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他在1982年被当局以所谓“四人帮余党”的罪名起诉,在所有受审者中态度最强硬,一时名噪江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期也是最重的。
    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个最出名的领袖,像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一本文中“文革”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中职务、“三结合”被安排的职务)、朱鸿霞(武汉重型杋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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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会常委)等均已去世,我们早先得知胡厚民也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其姐胡秀娟为他办了丧事,许多人去吊唁。此事早在武汉流传多年,如今人死复生怎不令人惊疑?
    李某将“胡厚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当知青的插队伙伴晏大姐,当年曾和胡秀娟交往颇深,后来断了音讯;还有一位朋友鲁先生当年见过胡,我们不由得都很想“验明正身”
    2006年元月25日下午,晏大姐如法炮制,打电话以“修电视机”的名义将胡厚民”请到家中。我和晏的女儿均到场,事前我们反复看了胡厚民30年前的照片,对他壮年时的相貌特征烂熟于心。“胡厚民”到晏大姐家后,我们又立即打电话给鲁先生,请他尽快赶来辨认。
    “胡厚民”来后检査电视机说是好的。晏大姐看到他装工具的塑料文件盒上插着名片,赫然印着“胡厚民”三个字,便说:您家(武汉方言,即“您”)这个名字我蛮熟悉,您家认不认识胡秀娟?“胡厚民”说:“她是我姐姐,原在汉正街做生意
    晏大姐说:“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很多,她现在住在哪里”“胡厚民”说:“她住在居仁门,有个抱养的姑娘。”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此人与三十年前照片中胡厚民的身材、相貌差距太大,就拿出一张胡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胡厚民”反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他就是胡秀娟的弟弟。“胡厚民”愣了一下说,这是胡厚雄,已经死了。他神色惊恐不安,说自己“学习”了十几年,不愿意说过去的往事,很心酸。还说他改过名,现在才改回来
    我问他多大年龄?“胡厚民”答:68岁。我又问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武船搞翻砂。“胡厚民”还说,我姐姐知道我的情况。晏大姐忙问胡秀娟的地址“胡厚民”说:“你到居仁门一问就找得到她。”
    鲁先生还未赶来,“胡厚民”起身欲走,我将朱鸿霞的照片递给他看,朱胡在“文革”中生死相依,两人再熟悉不过。但他看了一眼未作反应,就走出房门。晏大姐赶快抓了20元钱追上去要付他的上门费,他坚决不收。
    他走后,我认为此“胡”不像照片中的胡,也没有领袖气质,多半不是真胡厚民。晏大姐说,这个年头他冒充胡厚民对他冇什么好处?我觉得像。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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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原工作单位都对,家里的事情像胡秀娟抱养女儿也说得那么真切。是否受打击太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他的“突然袭击”,他接受不了?晏的女儿是位教师,也说有点像照片上的人
    鲁先生十分钟后才赶来。听了讲述,他说他百分之百不信,一个人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很容易了解到,不能据此判断为真。
    当天晚上,执着的晏大姐冒着严寒去了居仁门。当地人说,居仁门是个老地名,原为城墙,早已拆毁,这一带现只有崇仁路这个地名。晏大姐当即打电话问胡厚民”,回答说是崇仁路146号,晏大姐找去,没有此人。再打电话,“胡厚民”又说在集贤村3号。晏大姐再找去,仍找不到。她找当地居委会主任、书记及不少老人调査,均说无此人。此时已是晚上9点35分,再拨打“胡厚民”的电话已无人接。第二天,晏大姐用不同座机和手机多次打“胡厚民”的电话均未答话即被挂断。
    柳暗花明,找到胡的姐姐
    2月上旬一天,晏大姐来电话说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胡秀娟,约我到她家去见。我和鲁先生走进晏家,未经介绍,我一眼即认出了酷似照片中胡厚民的胡秀娟,虽然已七十多岁,她仍显得很精神
    我向胡秀娟问起那位修电视机的“胡厚民”,胡秀娟说,几年前就有人向她说起过,此人原来在汉阳一带活动,有一次替人修表未修好,被汉阳一些退休老工人识破,认为此人“败坏胡厚民的英名”,将其痛打了一顿。
    我问胡厚雄是谁,胡秀娟回应:“他是二弟。”我说:“上次那个假‘胡厚民’说照片上的人是胡厚雄,看来他对你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又问:“胡厚民如在世该有多大年纪?”她答:“69岁。”考虑到中国人报年龄往往虚报两岁的习惯,假“胡厚民”报的年龄倒也相仿。
    我纳闷此人冒充胡厚民动机何在?胡秀娟说,可能是想得到人们同情,多给点修理费吧。胡秀娟大度地说,此人也许在文革运动中被当作“胡厚民”审查过,当时全省到处抓男“胡厚民”、女“胡厚民”,抓了不少人,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生计……此时,我分明看见胡秀娟的眼睛已经潮湿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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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结束已经30年,揭批“四人帮”、清査“三种人”的运动进行了多少年,人们始料不及:当年“十恶不赦”的造反派领袖的名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居然有“市场价值胡厚民之死
    我问她胡厚民的死期和死因,胡秀娟说:“开亚运会那年(1990年)10月31日。监狱通知我说是这一天,死于脑溢血。我就怀疑:他整天在牢里吃萝卜白菜,以前从未听说有高血压,怎么会得脑溢血?就请了湖北印刷厂的医生杜娟和胡厚民的四个弟弟,买了一台照像机,买了新衣
    起到他劳改的襄
    樊去。我们拍了不少死者照片,请杜医生写了一个死亡鉴定报告。杜丽娟说,从尸斑看,是脑溢血死亡的典型症状。”胡秀娟还说,管教干部介绍,胡厚民发病之前,省劳改局去了一个人到监狱找胡厚明谈话,胡厚民突然说脑壳疼,眼睛突然发黑,送往医院抢救时,还开了颅。“死者头上有个洞,医生说在抢救时揭了‘盖
    1990年9月,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也就是说,他被囚禁14年,还有16个月就可恢复自由时去世了。顾建棠(长冮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回忆更为准确:2001年1月,我拿到省劳动厅份文件,文件里讲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出狱都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工资按逮捕前的级别套现在的标准。我问曾负责湖北“两案”工作的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为什么没有胡厚民呢?谢杰民回答说胡厚民死了。根据中共中央82年9号文件精神,判重了的可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胡厚民属于提前释放人员,省里下通知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领导找胡厚民谈话,把省里的精神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就释放他。农场办了桌酒席,农场领导、监狱工作人员和胡厚民一起吃饭,胡厚民在喝酒时倒下抢救无效死
    胡秀娟告诉我们,胡厚民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归元寺里,没有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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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年6月27日,我和胡秀娟、她的两位弟媳及胡厚民生前好友十余人来到汉阳归元禅寺对过不远的僻静小巷。这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典型江南民居门楣上挂着“平田南村54号”蓝底白字标牌,大门右边挂着“汉阳净业火葬骨灰坛寄放处”的木牌,厅堂正对大门依墙摆放着香案、神龛、方桌,东墙贴着两张署名归元禅寺、盖有公章的通告。胡厚民的骨灰盒存放在二楼拥挤的骨灰存放架上,骨灰盒上嵌着死者的5寸遗照,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胡厚民”三字,上面搭盖一小块红绸,显得寂寞而冷落。
    我们这群凭吊者在厅堂里摆上胡厚民的遗像和鲜花,点燃香烛,举行了个简单的悼念仪式。
    (2)
    武汉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上说:既然“文革”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得到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仍然背着各种罪名。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
    胡厚民法庭陈述的追记
    197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湖北省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专案审査,1977年11月28日宣布对其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7月才进行审判
    胡厚民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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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一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仝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一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査)。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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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胡厚民
    1982年7月24日上午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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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日报记者在《内参》中这样描述胡厚民:“他利用合法机会,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竞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竞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活动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杈指挥部”,企图架空省草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杈。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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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査,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査,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注1)。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一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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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竞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十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苫,拒绝功利、利口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領袖1937年6月15日(注2)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三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
    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注3)。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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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李承弘与胡同寝室,当时年仅23岁,后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喻尊启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当时厂里提出过“外学马学礼(湖北着名劳模),内学喻尊启”的口号。这个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着作学习小组”;另篇是揭批铸钢厂当时的上级武汉市冶金局党委(武船铸钢分厂1965-1969年度划归武汉市冶金局管辖,改名“武昌铸钢厂”)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革命行动”,未同意工人要求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去看大字报。“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密切,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沏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李承弘在湖北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首都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革”,10月初《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在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武汉市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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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常委)等人支持下,胡和李加入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
    【注释】1,笔者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朋友提供
    2,此系武汉市公
    安局《安葬许可证》上出生日期。其姐胡秀娟的记忆是1936年农历六月初二查万年历为公历1936年7月19日
    (4)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査询有关“文革”的档案,只能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査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只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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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
    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
    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秆C人。
    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墙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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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岀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
    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冲击中南海”。
    造反工人的崛起给中南海岀了难题。周恩来、陶铸等希望运动按照原来中央文件的部署进行,不要延及工交战线,但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得到毛泽东支持。武汉造反派工人一部分参加了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返汉,还有一部分参加了周恩来及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人两次分别接见后返汉。省、市委态度大变,给钱给物给汽车,还安排工人总部到阅马场红楼(原省政协办公楼,今辛亥革命纪念馆)办公。胡厚民则留在北京,主持驻京联络站。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七人勤务组中来自大型企业的只有朱鸿霞和武汉锅炉厂李洪荣,1967年元月,朱鸿霞主导调整工总勤务组,换掉几名来自中小企业的头头,新的九名常委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工总“四大金刚”(成员最多的四个单位)分别是武重、武锅武船和电信局,以及有十几万产业工人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和纺织系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武汉钢铁公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于1966年12月12日,张体学亲自授旗。“九一三”名称来自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九一三原是工总武钢分部,其头头李想玉、杨玉珍(女,武钢工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全是工总上京告状的人,后来从工总脱离,双方达成划分地盘协议:九一三只在青山区发展,工总不到青山区发展。青山区当时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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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外最大的企业是拥有三万多职工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该公司技术干部曹承义(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本要参加工总,因工总、九一三两家有上述协议未能如愿,索性另创造反组织“新一冶”。胡厚民后多次责怪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说他犯有两大错误:一是不该让九一三独立出去,二是组织上实行“血统论”(必须是红五类出身)和关门主义
    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东湖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选集》。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和学生组织二司属下数十万成员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张体学等人,酝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时任工造总司负责人吴焱金讲
    六”夺权时,武汉造反派各组织
    在湖北大学开会,我就与胡厚民发生了争执。胡厚民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仅仅是三个(大学)学生造反组织,与二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组织没法比,“三新”不是坚定的造反派,红三司是“康老三”(“康”指康有为,讥红三司是“改良派”),大联合要以工总、九
    二司为核心。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
    夺权还不会排斥我们,我为小组织出面讲话,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只要是革命造反组织,都应该参加夺权,都应该考虑它的代表。你们工总是最大的组织,不要一搞就是打、砸、抢。我的发言遭到工总、九一三代表的围攻,发言中说我是“托派”、“投机分子”,并表示只有他们几个组织才是最革命的。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但没有联合夺权。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很幼稚,跑到市政府抢了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的铜章子,我知道后认为他是瞎搞,我说章子有屁的用,叫他立即还回去。工总
    九
    司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件事估计得太严重了,于是196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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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已经被内部造反派夺了权的《长江日报》上,以多个造反组织联名的方式发表声明(俗称“二八声明”),把造反派的矛盾公开化了。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两派分裂经过的说法不同。他说当时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打算成立七个人的常委班子,但工造总司的人说,二司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外面传出工总、二司不可靠,二司的头头“修了”(即修正主义)这些舆论。工造在汉还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夺权办公室。他声称:“这一次分裂,真正是他们挑起来的
    杨道远还回忆:于是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布置了几个学校在他们夺权之前,提前下手把印章都拿走。要他们知道,你们人没人,枪没枪,夺权,夺个什么权?”二司连夜去人到省委、省人委把印章都取走。但造反派中的另一派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各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公告。”
    双方矛盾催生的那篇“二八声明”,是由二司笔杆子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七个组织开会的精神执笔的。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后来回忆“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上述“三新”学生组织和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当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策划了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声明”颇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文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
    “二八声明”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矛盾,赞成的一方称为“香花派”,反对的一方称为“毒草派”——这也就是后来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的滥觞。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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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
    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冋忆:3月17日晩,建乐街派岀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是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罗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后来他和我分别被转走。
    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胡厚民让开会的人去参观他坐过的湖北“天字第一号牢房”。李承弘说,佔计是在长江边的军山砖瓦厂,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旧地重游,监狱的军代表还让部队一个班出来列队欢迎。这个监狱很特别,是个长方形的建筑,有3个单间,每个牢房4-5个平方米,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1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房间顶上有个台球那么大的小孔,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沖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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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注4)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注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
    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
    九
    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4,《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5,《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
    (6)
    “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晩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注6)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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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注7)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活党”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死党”“活党”的说法,是批林批孔时毛泽东对刘、曾定性)。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出于“钢、新之争”,胡厚民想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张(“方”是方铭,武汉警备司令区司令员、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是张昭剑,15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7月任17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揪出薛、李、孙、姜!”(薛朴若、李长庚、孙德枢姜一,均为“新派”同意结合的老干部)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杨道远回忆:1967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他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杨道远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后来中央下达“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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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或封存,“我们坚决执行了,仓库的枪先行封存了,造册都是部队的人搞的都交给了军政训练办公室”。
    造反派抢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怂恿有关。王光照回忆:1968年5月中旬个深夜,张昭剑(时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突然轻车简从来访,对我说:“老王,现在形势有变,左派不武装不行。”还说新华工如何如何,搞了多少枪,要我们尽快行动起来。他还吐露省公安厅里有这么一批“货物”。后来,武锅去3303工厂(兵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槭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亳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脣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岀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只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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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力反思录》1010-100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7,据《王力反思录》1014页。
    “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但胡厚民对武汉的大联合,有自己一套想法
    “七二○”事件后,8月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主要负责人,竭力协调钢、新之争,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个夺权的革命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三新同志的错误”是“客观支持了”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新的同志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讲话纪要最后说:“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嘛”。
    对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有自己一套想法。据柳英发说,胡认为武汉大联合应该像上海那样,实现“三个一”:一个领导;一张报纸(当时武汉地区《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分别被新派和钢派控制)
    个组织。为此,胡厚民动员
    吴焱金的工造总司加入工总,但胡又瞧不起工造总司,认为他们都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只在总部常委中给他们几个席位,这下把吴焱金搞毛了。
    林子忠(武昌造船厂工人,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回忆,1967年9、10月份,胡厚民找我说,把武船的权交给你,你们新武船联司参加钢工总,不要再搞什么“新派”。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要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实际上婉拒了胡的要求。…胡厚民还动员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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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武汉大学学生、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三司革联参加钢二司。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他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个通知是毛主席同意的。胡厚民当时私下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中央10月17日通知是不大一致的。因钢派人数多,按行业、按系统实行大联合钢派就占优势,而按山头实现大联合则要让出不少席位。因此他大力鼓动要按中央10月17日通知精神实行大联合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査)。“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
    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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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
    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査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人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七二○”后,钢派搞“钢化江城”,新派搞“新武汉”,1968年春钢新两派还发生过一些武斗,两派积怨很深,胡厚民与新派工造总司的头头从无私下来往。吴焱金回忆:此时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他请朱鸿霞、夏邦银、郭
    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
    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我承认钢、新之争中的错误。“胡厚民出院后,邀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1969年3月17日,在厂门口贴岀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说:我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我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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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我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条罪名。
    吴焱金说:4月27日,我们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
    4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8)
    1969年春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中央领导与湖北武汉造反派会谈,共有四个通宵。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站起来回答了。周恩来说:“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5月份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接见湖北、武汉造反派,共有四个通宵。
    吴焱金回忆,第一次接见,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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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
    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康生说
    “你们现在都还年轾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胡厚民要他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吴焱金回忆:“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吴焱金回忆说
    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
    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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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5月19日上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各界人士的接见。
    第二天晚上,又把我们召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我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5月27日晚上,我们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
    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武汉的“文革”研究者老田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式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非常奇怪的是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中,除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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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9)
    中共后来承认:“五一六”和“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但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的总头子。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査“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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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
    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白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注8)。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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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
    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艮伤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l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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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闭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
    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于,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
    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注9)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
    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
    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
    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
    九
    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
    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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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
    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注释】
    8,鲁礼安《仰天长啸》432、43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9,《王力反思录》380页
    (10)
    造反派偶然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军区政委刘丰竟对之封锁,批示“暂不传达”。曾思玉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一些人要处以极刑”。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接见造反派代表,杨拍案追问副政委张玉华,张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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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査“五
    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竞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梄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岀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千)、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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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八,反击右倾翻案风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仼、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在胡厚民召集下,1976年3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要到省委去,促进省委转弯子。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勛是摇鹅毛扇的。”彭勛谦虚地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胫而走。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在胡主导下,湖北造反派1976年做了几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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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其中的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1976年5月2日郑军亲笔记录的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
    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六四”报告。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注10)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岀现新的。【注释】10,《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67页
    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中共中央4号文件,即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胡厚民据此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2、所谓“里应外合,几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和省广播大会”。夏邦银的起诉书指控,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3月19日冲进省委、省革委会机构,围攻、控诉省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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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棠说,实际情况是,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可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比如关于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不存在什么“里应外合”。关于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朱鸿霞1977年元月6日写的交代材料记述,主要是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
    五天后再回答。
    1976年4月8日的武胜路街头批邓大会,算是当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后来起诉多名造反派时也作为一条主要罪状。“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顾建棠回忆:“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回忆,赵辛初他们几位省委书记一个个沿着长长的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都明确表了态。会议由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胡厚民都讲了话。会议结束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此事主要策划者是胡厚民,他是从武汉电信局的监听系统得到省委开广播大会消息的。
    3,要求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实行真正的老中青结合。
    1976年2月,华国锋向全党传达了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元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提到:“对造反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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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胡厚民发展了他1974年提出的“放、平、补、提、纳”的观点,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要真正进入核心,掌握实权。这就是被当权者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据王志良揭发,在1976年10月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张立国揭发:“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狂妄地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夏、朱、胡也大叫:‘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
    夏
    邦银交代:“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我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具体意见
    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
    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勛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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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
    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
    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特別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Z
    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波澜岁月》179页至183页,自费印刷,2003年)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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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12)
    胡厚民在法庭陈述中不为个人申诉,而是为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五不怕”的实践者
    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传达了一段毛泽东“五不怕”名言:“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岀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査。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仝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全文请见连载2)。他在法庭陈述中说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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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他还“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査)。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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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
    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査,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
    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
    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妺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竞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只此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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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墙,哨兵在屋顶上站闵,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13)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竞然有几大本。这些诗作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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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岀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与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岀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白督、自勉、自恼、白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汨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
    猛批
    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
    死马竞当活人医,病株岂
    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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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名中外,何苫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辯,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內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剌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竞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岀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慢愁能量髙。安乐抑思晩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象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
    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一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慢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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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造反派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文革”已经远逝到可供人们仔细观察的恰当距离。胡厚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毛泽东“无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追随者、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的代表?众说纷纭胡厚民
    林子忠和李承弘与胡厚民同为武船技校毕业生、后来又同为武昌造船厂工人、多年同寝室并一起造反,林子忠后来成了新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武船厂革委会副主任,李承弘则为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工总组织部长、联络部长,他俩说:胡厚民的特点是爱动脑筋,善于学习。胡秀娟说,在1983年当局允许家属探监后,到1990年胡厚民死亡,不到八年里,他读过的书刊报纸有几大箱子。
    林子忠回忆,胡厚民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当官后作风清廉,家徒四壁1976年,他在省总工会任副主任,单位派车他不坐,每天搭电车上下班。在厂里工人中口碑很好,生活上没有什么缺点。
    笔者征询当年对胡厚民知情者:他在掌权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柳英发(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说,胡厚民对工总某些头头结婚讲排场是很厌恶的。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介绍,胡厚民认为要防止“走资派”利用小恩小惠收买革命造反派。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方斌当时找当权派要了一套两室厅的住房,胡厚民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方,说他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于软”。王光照说,我结婚后,仍然和父母兄弟八人住在35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工作的单位武汉锅炉厂两次给我分房,我都让给了1956年进厂、祖孙三代住14平方米住房的老工人。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武汉市委书记文祥和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担任正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厂,上门看到了我家拥挤的住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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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解决,但迟迟没有动静。我的夫人找了辆汽车,将简单的家具放进厂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开的空间住下。胡厚民批评我:“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不值得!”
    胡厚民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比较激进。在“文革”中,武汉的造反派逐步分裂成“钢派”与“新派”两大派,“钢派”(主要是工人组织“钢工总”“钢九”和学生组织“钢二司”)比较激进,对当权派的冲击比“新派”(主要是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和学生组织“新华工”“新湖大”等)剧烈。由于胡厚民的能量和在“钢派”中的地位,在挑起武汉造反派内部“钢、新之争”上,他要负很大责任。他很重视大企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厂职工较多的“新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印象不好。1967年“钢派”发表“二八声明”,引起造反派内部大分裂,以及“七二○事件”后的钢、新内讧,显示了胡厚民的偏颇和不成熟。不过从1969年“反复旧”到1974年“批林批孔”,再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胡厚民逐步成熟起来,反省“钢、新之争”主动抛开成见,团结新派
    林子忠认为胡厚民有能力,但不会用人,也不能容人,心胸不够豁达。钢工总中凡是反对自己的人他都不用。钢工总的组织体系都是他搞的,各个基层的头头他都能抓得住,凡事都听他的
    柳英发也说,胡厚民政治上很敏感,但看问题爱走极端,知人用人有问题。对于他非常相信的人,看不到其问题。他爱用钢二司的学生,与其中方保林、庞道铭、雷志茂等人关系非常密切,1969年“反复旧”文章都是雷志茂帮助写的1976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都是请庞道铭写的。而对“钢工总”常委中有些人则不信任
    李承弘回忆,胡厚民原对沈复礼(清华大学研究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印象不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九大召开时,沈复礼串联了许多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力推造反派夏邦银当选了中央委员。胡对沈复礼印象便好多了
    尽管胡厚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武汉造反派从“文革”一开始就不断受压,不断反抗,胡厚民是公认的代表人物。胡厚民去世时,一位本来与他对立的新派工人领袖写诗悼念他:尔才可封将相侯,屡遭打压不回头。果真修得来世在甘为吾友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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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承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新一冶头头,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说,胡厚民认为,在运动初期,要挑起一个事件来,让大家议论这件事,才能发动群众,没有一个爆发点是难以形成影响的。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工人、工造总司勤务员,后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说,“七二○事件”以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主要是胡厚民影响和推动的。造反派群众觉得跟毛主席干了一场革命之后,反而受到压制,不理解、不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待遇。这是历次起来抗争的群众基础。当局之所以死死抓住胡厚民,主要是认为他有政治野心,有号召力
    这些“文革”知情人在谈到胡厚民时,举出当时另一个造反派代表人物张立国作为对比。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汉中共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成员中的造反派联合起草了声明,曹承义、林子忠找张立国不下五次,要求他签名,以显示钢、新两派团结一致。他勉强同意了,但大字报在汉口最热闹地带的水塔下贴出后,张叫人晚上搬个梯子,偷偷将自己名字涂掉。张立国在1976年12月被隔离审査前,将日记本等辗转托人藏在一位并无来往的造反派中学生家中。后来为证明自己某些行为是受周恩来等人指使、同意的,张写亲笔信要省专案组找当时也被关押审査的这位中学生要。这位中学生被迫交出张和自己的日记本,牵连了不少人,中学生被判劳教三年。在1982年的审判中,张立国辩解说:“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最后陈述时又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法庭判决后,张立国说我觉得对夏判轻了,他是湖北武汉地区的拍板人物,我们当时是“跟着夏委员干革命的”,但胡厚民判重了(见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总第81期,1982年8月24日)。
    许多造反派头头和群众被迫揭发胡厚民,有的人被迫出庭作证。对普通群众出庭作证,胡厚民对家属说:“我原谅他们。”在判决后赋诗:“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柳英发说,但是对朱鸿霞、李想玉、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负责人、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等头头出庭揭发,胡厚民则毫不留情,以牙还牙。
    胡厚民对“文革”的认识是一贯的。柳英发说,“文革”中,胡厚民多次对人讲,造反派是“文革”生的伢(武汉方言,孩子的意思),“文革”完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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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也完了。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革”;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造反派毛泽东去世以后,胡厚民对朱鸿霞、柳英发等人讲,目前形势很危险,“文革”很可能会夭折,“文革”是不能否定的,我们就象“文革”的孩子,和文革”血肉相连
    但是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并没有组织联系。柳英发说,胡厚民常说武汉造反派是没娘的伢(意思是没有后台和黑手)。”顾建棠回忆:“四人帮”垮台以后,(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有一次也承认,“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受‘四人帮’的影响比我们深一些”。把武汉造反派都作为“四人帮的黑干将”逮捕法办,没有任何证据可言。吴焱金说,武汉造反派中只有董明会(武钢工人、“九
    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席)1974年参加中央学习班,与王洪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回武汉后传达过王洪文的讲话精神。然而董明会恰恰是反对夏、朱、胡的做法,被造反派称为“投降派”的。“文革”后当局为了将武汉造反派与“四人帮”硬扯到一起,把董明会也抓去坐了几年牢。
    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所罗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联系的罪证之是朱鸿霞、夏邦银与河南的唐歧山(铁路工人,河南二七公社头头,中共九届
    十届中央委员)有过几次接触,但这恰恰反证湖北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瓜葛。所谓给“四人帮”寄黑材料,正如夏邦银在法庭答辩和最后陈述中说“党章、宪法都规定,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1969年‘反复旧’运动中,周总理向朱鸿霞等人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和情况要向我们打招呼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新生力量,你们反映的情况,谈谈你们的意见,难道我们不看吗?’我认为我是中央委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书面汇报,反映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是合法的,说不上是‘诬陷’。材料也并非仅送‘四人帮’,而且呈送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等打击造反派经不起历史检验
    胡厚民虔信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49年以后,当局直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提得更高,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些造反派领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三结合”政权体制,实际上是为党内官僚阶层设置反对派,实行互相监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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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仍然在全世界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看到了执政党正在无可挽回地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如此,毛泽东的“三结合”,实在是天才的思想与实践。
    胡厚民的“文革”经历,是民众反官僚、反党内资产阶级、反政治迫害维护应有权益的奋斗历程。造反派尽管有过缺点、错误,但是,他们并无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理念和行动,他们的主观意志不是颠覆体制,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造当权派的反毕竞要有献身精神,要冒风险付出代价。他们也没有触犯当时的刑律,“文革”问题再严重也只是路线斗争的性质,定他们为“反革命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也是没有根据的。
    胡厚民的法庭陈述还论及司法公正。既然全盘否定“文革”,那么,不仅仅造反派“文革”中触犯刑律应该受到追究,“文革”中湖北省委抛出李达(中共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朱劭天(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三家村”,将李达等人迫害致死;武汉市委抛出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等黑帮;“破四旧”中老红卫兵打伤打死人;“百万雄师”在武斗中打伤、打死人(据顾建棠不完全统计,“七二○”前“百万雄师”在军队和人武部操纵下挑起大规模武斗17次,杀死工人学生137人、重伤100多人);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制造的冤案、逼死的人命,数量远远超过造反派群众对“百万雄师”的反击和报复,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为什么不予追究?在提倡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当局对1976年10月以后华国锋等“凡是派”为掩饰自己“文革”表现以撇清与“四人帮”牵连,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却很少平反纠正。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文革”的错误统统算在造反派群众身上,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倡的“四大”说成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用“文革”后通过的刑法处罚以前特定时期发生的事情,这种审判,怎么经得起历史检验,又怎么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
    中央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着称的陈云,包括被认为平反冤假错案立有大功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老红卫兵头面人物及保守派头头不属于“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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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后的待遇就和胡厚民是两重天,他们的暴行从来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两相比较,清查“三种人”有什么公正可
    胡厚民不为自己辩护,而敢于在法庭上为千千万万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广大群众代言,表现了他的领袖气质
    胡厚民在牢里对看望他的亲人说,“希望历史的摄影师还历史的真面目。”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遗言
    与曾思玉将军书(节选)
    鲁礼安
    就像你现在嗜好书法绘画一样,信口开河,说假话、不负责的话、没有
    根据的话,也曾经是你的一大嗜好—我绝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因为近40年前我,还有一大批人,正是因了你的假话、不负责任的话、没有根据的话,而遭受
    场巨大的灾难。你既然“思维敏捷”,连70年前的长征往事都“记忆犹新”,那么对于40年前你主政湖北时的往事,就更应该“记忆犹新”,无所遗漏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华中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亲自下令将他投入单人牢房,将他推进那长达11年另7个月的绝境之中的吗?你在沉湎于丹青之余,还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遍你当年是怎样制造那桩惊天冤案的吗?好吧,“芝麻,开门!”,让我们一道来唤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吧!
    事情是从“北斗星学会”开始的。1967年的秋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打算脱离派性斗争,坐下来研读马列,对文革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和思考。我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阐述了我们的上述意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在看到这篇宣言时,勃然大怒,竟指责说《宣言》及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由于你当时身任武汉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可谓“一言九鼎”的这番无厘头的话,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带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宣言哪一点反动了?而且是“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反动”。在汉语语系中,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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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可能出现“一个字”的反动呢?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字”也可以“反动”
    的话,我大概只能引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为例了。当时一位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査嗣庭的,因为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影射“雍正去头”,。竟至丢了脑袋。这个“维”和“止”,就正是“个字”而够称“反动”的典范。可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找不到这样的字眼呀!宣言中既没有出现“日”字来影射“曾”去了头,也没有出现“王”字来影射“玉”净过身。找来找去,就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句话里出现了个“心”字,有影射将“思”去头之嫌。可那是一句到处都在传唱的”红军歌曲“,我怎么会想到当中有一个字会犯了将军阁下的忌呢?如果你说并非如此,那么虽然过去40年了,我还是要请求你给我一个说法—我那篇不到千字的《宣言》,究竟哪个字,或哪句话,或哪段文字称得上“反动”或“反动透顶”呢?
    1979年我出狱之前中共湖北省委下发的“鄂文(1979)70号文件”说:“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那么究竞是该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湖北省委的“复査”结论呢?所以我请你一定要对你当年的说法有一个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当年对那篇宣言的定性,是极其轻率、极其不负责的,是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政治生命当儿戏。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虽然背上“反动透顶”的罪名厄运难逃,但也许还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更严重的罪名还在后头呢。1968年3月,你听信当时“新华工”头头张立国、郭保安的一面之词,说我在被学校“隔离反省”时,画了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动漫画”(一说是“反动标语”)。这个“反图”或“反标”据说涉及到一个字,那罪名就非常可怕了,放在那个年头一旦坐实的话是可以“立即执行,杀无赦”的。可问题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究竞画了一张什么,闹得从上到下的“老权贵”“新权贵”们全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我只相信一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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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我早已经不信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了,但对毛主席仍然是热爱和崇拜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画什么“反图”写什么“反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所以尽管风生水起,我一直泰然处之
    后来,也就是1968年5月,我在铁山遭到绑架。针对这个非法绑架,武汉方面的造反派群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形势十分险恶。当时中央早口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私设公堂。你作为武汉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理应按照中央精神下令铁山放人。但是你却只是阻拦群众对我进行营救,而任凭铁山将我非法关押了整整两个月。你究竟为什么竟然无视中央的申令,纵容群众组织的绑架行动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要假“铁山联防”这个武斗团体之手,用私刑拷打的手段敲开我的嘴,坐实那张所谓的“反图”“反标”,以将我定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但是我在铁山的矿井下识破了你们的用心,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坚持证据见面(而铁山和“新华工”生怕我会回忆岀事情的真相,只是严刑逼供,就是不让“证据”与我见面),使得你们的意图终于未能得逞。
    然而,在“反图”“反标”未能坐实的情况下,我还是被秘密解送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审讯中,“证据”总算与我见了面。通过仔细的辨认和艰苦的回忆,我终于澄清了所谓“反图”、“反标”的真相,以无可辫驳的理由,推翻了这个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可怕罪名。这一切,“专案人员”不会不向你汇报吧?
    但是,由于我已经身陷牢狱,被剥夺了一切的话语权,你居然不顾问题已经得到澄清这一事实,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在中央首长面前,继续散布作为逮捕我的“根据”的这一严重罪名。如果说在“证据”未有澄清之前,你指我犯有“恶毒攻击罪”还情有可原的话,在“证据”已经澄清之后,你仍然坚持我画了“反画”、写了“反标”,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不是在蓄意陷害我吗?1969年10月3日,当你和你的同伙“刘丰同志”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一号头头鲁礼安”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心虚理亏吗?你一个堂堂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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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今年第一期《中国焦点》杂志评论部的一篇文章“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改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中的一句话所说:“错误虽人人难免,但区分良莠、忠奸、贤恶的重要标志却在于其对待错误的态度。”
    你当年明明知道在定我“恶攻”的问题上是搞错了,却一意孤行,死死地抓住那个并不存在的“反图”、“反标”不放,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快40年了,我的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早已经被毁灭在那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永远也索不回了,我还是要问你一声:你究竞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也许你认为像我这样蝼蚁一样卑贱的学生娃娃,可以任你这样位高权重者随意拿捏践踏。那下面几位并不卑微,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指的是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他们都是被你指为“暗中操纵控制我的”北决扬的“黑后台”。干毅且不说了,这位被你指为“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在你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面前自然是毫无地位,可以任你肆意糟塌就是周岳森,不也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校长吗,随便加他个“老国民党特务”又有何难?反正都是由你说了算。那么王盛荣呢?若论起革命资格,他可是比你还老。你参加红军时,王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军委委员。长征路上,他和你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颗树下遮雨、一口锅里吃饭,是你的生死战友啊你怎么竞然在
    那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然骂他“是个小丑”,挖苦他“一条腿,到处乱窜”这倒也罢了,你还伙同刘丰,诬指他“暗中操纵、控制北决扬”,并以此罪名将你长征中同生共死的战友投进监狱。你这样做真的有什么根据吗?你心里非常明白,其实什么根据也没有。之所以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无非是因为要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又苦于找不到这些学生的“后台”,于是只好指鹿为马,拿资格虽老,但无权无势的老同志开刀。这就是你虔诚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斗争”吗?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说在“党内斗争”的祭台上,必须拿这些失势的老干部开刀的话,那么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后,你怎么还不满足,还要在清査“北决扬”“五一六”的幌子下,将数十万无辜群众打成“北决扬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家哭”、“几家哭”还不够,非得“路哭”、“满地哭”才能让你心满意足呢?由你一手制造的“北决扬”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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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你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家、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吗?
    你从江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戎马倥偬几十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难道党和军队培养你,就是要你大权在握时,肆无忌惮地大兴冤狱,将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打进痛苦的深渊吗?
    仅仅拿你和刘丰当年点名批捕的13名“北决扬骨干”和“后台”来说,就有4人在狱中被关疯(其中2人至今未能治愈),有3人(不包括王老)因身心受到摧残出狱后英年早逝。还有几位获释后一直贫病缠身,穷愁潦倒。至于这13人之外,成千上万遭受迫害的无辜群众所受的苦难,真个是“新鬼烦冤旧鬼哭”,更是让上天也要为之动颜。
    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批复》中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并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历史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面对历史的终审裁判,你作为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否感到过羞愧?
    今年九月,就在你舒适地坐在疗养院里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神采飞扬地大谈自己长征中的“传奇经历”“英雄事迹”时,王盛荣老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对于这位因你的诬告而有10年牢狱之灾的长征时期的老战友,你曾经有过丝毫的内疚吗?对于那几十万惨遭过你的迫害,有的至今还在痛苫冤屈中挣扎的无辜老百姓,你心生过哪怕稍徼一点点的不安和惶愧吗?如果还有,证明你良心未泯,我仍然敬重你;如果没有,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你:天国近了,你悔改吧!
    我知道将军你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会相信上帝的“天国”。
    但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是相信马克思的。你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死了去见马克思”,以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为无上的荣耀吗?
    只是,一个有负于人民、有负于战友而又从未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忏悔的人,即使头上罩了一圈“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光环,马克思会接受他的报到吗?他能够进入马克思的“天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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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既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又不能进入马克思的天国,这样一个未经救赎的罪恶灵魂,将在何处孤独地游荡?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后看“十年
    鲁礼安的文革史
    高伐林
    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11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着的序。他将这本50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鲁礼安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嚇,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一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着走岀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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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块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在第一章中,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答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说,是一回事,怎么说,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第笔杄了”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多维记者,过去的岁月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已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这间铺着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摘自《仰天长啸》)
    ◇两种“文革”,三个阶段
    鲁礼安在“文革”中是一个“造反派”。《仰天长嚇》的上卷12章,主要回忆两年“造反”的经历;下卷12章,主要记叙11年为“造反”所受的惩罚和对“造反”的反省。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造反派与三种人》一文中说过: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其实,“十年”并非一以贯之,也不是“浩劫”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回转起伏。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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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是非功罪,毛泽东鼓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在高层,是夺领导权,在底层,是夺生存权。
    有学者(例如姜弘)这么划分“文革”的阶段:
    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时期,他们崭露头角是在1966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主要“业绩”不是“破四旧”“抄家”,而是“炮打司令部”,造省市委的反;1968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査五一六”,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到1969年初中共“九大”前后,“造反派”群体退出社会舞台。
    “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当然,“造反派”也并非清白无瑕,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参与迫害,对打人甚至打死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仼。
    ◇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
    鲁礼安的故事正是“造反派”命运的缩影。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与自己的记事抒情浑然体,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但他就像一颗一纵即逝的彗星,光华眩目仅仅一年半
    鲁礼安岀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名,用了“平安夜”的“平”,给他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翻地覆的年代,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1965年,鲁礼安从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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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着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华工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第一次是跳上辫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运动大方向没把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
    天改造好世界观
    “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一张批判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则是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王任重当年有句对付不安分学生的话:“枪打出头鸟。”鲁礼安尝到了当“出头鸟”的滋味: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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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害得父母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袖章来抄家,这些半老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得其门而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是在他破指写下血书之后,才被开恩批准。
    ◇“敢死队”先锋到太岁头上动土
    鲁礼安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都是小试牛刀。他成为“造反派”翼的领军人物,或说一种思潮的代表,还是在1967年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之后。
    当时“造反派”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不可开交。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十来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造反派”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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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三七指示”,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鲁礼安质疑说:延安中学上报的材料称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可能吗?短短一天能消弭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他断定这是假的,是有人炮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矛头指向红太阳!他辫解说自己是指有人编造假材料“欺骟”毛主席—一那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明察秋亳!
    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到各地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又犯了大忌!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自己拉队伍。他与冯天艾一块拉起了大、中学生二十多人的“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是取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的乐趣之中。他们以一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如何“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情绪激昂,语言尖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多维记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大字报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部队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动手。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等三篇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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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不断对这些据点进行武力攻击,所幸当时的武斗还只是用冷兵器—长矛、棍棒。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竞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被捕的骨干陆续放了出来。“百万雄师”并不知道毛、周就在武汉,眼看政治风向要变,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批谢、王“下车伊始偏听偏信”为名,发起超大规模示威,逼迫中央改口。1967年7月2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8201部队战士,在三镇武装游行,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在多处暴打“造反派”,还冲击、包围军区抓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照像机,上街抓拍“百万雄师”成百上千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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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亐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工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他没去成。幸亏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因发表乱军讲话而垮台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着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着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落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后来他反省说:不少“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北京外语学院因政治言论“文革”前被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并不相信他这一套怪论,他懂得判断一个阶级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撰写《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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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鲁礼安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着上一些地方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有个朋友建议鲁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学习毛主席着作—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包括毛的早期着作,独立思考这玚革命的来龙去脉鲁礼安万分感谢北京一些学生组织编印上下两册《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给他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原来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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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有人会感到这些文字狂气十足?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时兴这种带狂气的文风。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木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北斗星学会”运交华盖
    北斗星学会”特意选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67年11月7日成
    立。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中学代课教师、后来成为着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都来了。诞生之日却似乎运交华盖,当场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不请自来,默不作声,一个劲地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査‘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武汉军区首长接到警备区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鲁礼安纳闷:“文革”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12月4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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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竞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岀:“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岀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苫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仝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
    他们
    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
    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1957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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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1871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亨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
    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
    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囗记都被抄査,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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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木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竞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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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17日深夜,武汉地区“文革”造反派的“一枝笔”鲁礼安,在前往黄石的途中在铁山被劫,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1年多的单监生涯。被劫是偶然的—一误闯了对立派系的哨卡;被囚却是必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放妖容易收妖难,桀骜难驯的鲁礼安这时赶上了毛泽东从“大乱”达到“大治”的转捩点,正好用来杀一儆百。
    鲁礼安被抓在武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数百个群众组织参加“营救鲁礼安”行动,数万人乘坐三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甚至还有人企图“劫法场”。但最后都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强行镇压下去。
    入狱
    鲁礼安对多维记者没有多谈自己在监禁中的遭遇,但是他的《仰天长嚇》中却记录了他亲身遭遇的暴行。仅举几段:
    四五个大汉凶神恶煞地围紧了我。我身手全被绑着,躲无可躲、防不胜防,能给打手们充练习拳头的“沙包”……那家伙霍地从屁股后摸出把雪亮的匕首,“老子今天非把你这小子一块一块零剐了,”他边说边揪住我的左耳,朝耳根上就是一下。我只感到耳根剧痛,鲜血汨汨地顺着脖子朝下流——这是他被劫时给他的下马威。
    我被押到地下约200米深处的矿井工棚,两个中学生一人抓起一根用钢丝绞成的鞭子,朝我狠狠地抽下来。一道鞭子一道血印,我痛得蜷缩在地下,一边用戴着铐子的手护头,一边大声惨叫……每天都免不了这样一顿毒打。我被打翻在地上,他们就用脚上的靴子踢我—这是在受审讯的日子。
    他被当兵的铐成“苏秦背剑”—将一条胳膊从肩上扭到背后,另一条胳膊从腰下扭到背后,然后用带铜扣的皮带朝头上猛抽,逼他承认“组织越狱”;他被看守班长用半自动步枪上的三棱刺刀朝胸口猛捅,痛得在地下打滚
    当局开始想给他定“恶攻罪”,但这条罪名实在莫须有;后又捏造出“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67号文件”“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说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偎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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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歪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
    动刊物,肆无忌惮的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査,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审讯人员说,因为他经人介绍曾去拜访过一次老红军王盛荣,所以王就算成他的幕后黑手;王盛荣又是中共党史上王明那一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跑到苏联,还炮制文章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文革”,所以当局就把鲁礼安与王明挂上了钩——令鲁礼安叹服:“真不愧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据三十年后官方《武汉大典》记载,当时“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为此受到清査的更是不计其数,据估计达数十万之众。
    被关在单人囚室中,他曾经狂暴抗争,激烈申辩,用头撞囚室的围墙,想拉断囚笼的铁槛,想用铁片切开血管,还用一根旧裤带上吊,裤带却崩断……他的同案犯中先后关疯了四个
    支撑他好好活下去的力量之一,是他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我无罪,他才有罪。鲁礼安争取到读书的权利,通读《辞源》,苫念英语,钻研《史记》还背着看守断断续续用极小字体,写下五六万字的纪实小说《狂飙曲——红卫兵之歌》。“本来想写成正剧,写着写着就不像了,写成了搞笑的荒诞剧”。就在“文革”结束之后两三年了,他还差点被判死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原定是要开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剧院。省里把判决情况上报中央备案,以为铁板钉钉,遂印刷判决通告。岂料中央管政法的一位负责人调阅案卷,认为当年对“北决扬”一案的处理有问题,遂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终于否定了1969年中央“九二七”指示,传达到湖北省委。而当时公判大会已一切就绪,正准备到监狱提鲁礼安一行人犯押往主会场
    ◇出狱
    大墙之外,天地翻覆,真理标准讨论的劲风终于吹开了思想专制的堡垒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北、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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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12月,省委批覆同意这个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了他一纸刑事判决书:“免予鲁礼安刑事处分。”
    他说:我既然能够咬着牙挺过来,我就是胜利者,身后的监狱之门,便是我的凯旋门
    走出了牢狱的监禁,走不岀社会的棼锢,连大批知青都难找工作呢,何况他这个已经33岁的“文革”造反派头头、释放犯!他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代课
    度还动了考研的念头,但他怎么过得了“政审”这一关?
    幸亏当时还有“顶职”这一政策。他父亲从阳逻船厂退休,鲁礼安顶替进了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调厂人事科搞职工教育,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工人们称他是“鲁老师”
    他的母校华中工学院给他补发了本科毕业文凭,他又完成了电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业,撰写了一批论文,创造了一套历史网络教学模型,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教材……他讲课很受欢迎,武汉市有所大学想调他,让他试讲过几堂汉语文学课,但是最终没有能调成,原因之一,还是“文革”问题留的尾巴。加上当时还遇到一些别的不公正的事儿,让鲁礼安心里凉了半截,索性停薪留职,返回武汉。满怀抱负的鲁礼安,被自己的沉重过去拖曳着,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没能施展。
    当鲁礼安是“文革”造反闯将名震江城之际,颇引动一些姑娘的芳心,他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余,也对心仪的女孩萌生过情愫。被关进黑牢,自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出狱之后“释放犯”的帽子又吓退了多少姑娘!据说有个女孩看上了他的才华,一到公安部门去打听,吓得花容失色: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鲁礼安是个“大反革命”,坐了十几年牢,差点给枪毙!
    然而,终究有能慧眼识珠而不信邪的姑娘。一个在供电局工作、比他年轻十来岁的重庆女知青,得知了他的传奇故事。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文
    革”中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她与他见面,终于结成良缘,生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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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鲁礼安认识了一位英籍犹太商人,应聘成了这位商人驻汉办事处雇员。当地工商部门说:鲁有“历史问题”,这位商人却不在乎,对鲁说:“ I know your story."执意要雇他。他感谢这位老板的知遇之恩,使尽心尽力地工作。后来他与妻子都调到这家公司在浙江的部门,一直干到多维记者见到他的三天之前,他辞职回家来
    有人曾经劝他自立门户,鲁礼安却不愿考虑,他觉得自己在老板手下千得还算舒畅,更重要的,他总想着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思那段刻骨铭的“文革”岁月。他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一本回忆录。正如江汉大学退休教授姜弘所说:“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鲁礼安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与他母亲一样。他为教会作词、谱曲、写文章,多维记者还读到了他写的一个儿童剧本《耶稣已经来过了!》
    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方方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
    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辯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
    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
    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
    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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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
    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
    时光。21岁到33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
    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
    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
    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
    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
    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着二十八年时
    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
    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
    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
    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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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
    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
    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
    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
    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暌暌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
    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
    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木的原因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
    仰天长啸〉序》
    历史是宗教写作是拯救
    ——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胡平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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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
    这
    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
    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
    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
    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
    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
    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
    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一代造反
    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了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
    品格。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于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
    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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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
    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
    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
    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
    粹
    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
    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
    演
    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
    。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
    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已和自己下棋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竞然髙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
    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
    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
    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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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
    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
    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
    ,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
    ,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
    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
    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仝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
    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
    个誓惨
    “我这辈子只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
    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
    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
    有人。我只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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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于我们
    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
    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
    出于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
    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
    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一尽管还
    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
    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
    》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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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
    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
    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
    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
    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一走向民主之
    路
    当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
    是性质不同,
    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
    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
    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
    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
    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
    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
    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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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木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硏读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文革,了解文革红卫兵一代,了解文革造反运动,了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
    大的价值
    口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读《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姜弘
    〔编者按:鲁礼安著《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书将由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鲁礼安在文革中的活动,请参看宋永毅等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载本刊zk9908a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读到第一本完整的个人回忆录,而且这样真实生动,把人带到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也许因为我是过来人,而且曾参与过有关活动,所以读时如同回到了当年切都重现眼前,感到真实而亲切。这种真实感来自作者的真诚,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岀来了。说幼稚也好,说愚昧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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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干脆说奴性也好,当年确实就是那样—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并不是一段统一完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矛盾和反复。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夺权斗争,但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上层是争夺领导权,即特权下层则是争取生存权,即人权。一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的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时间,是多年来受压的广大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并进而起来争取生存权的时期,也就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时期。这中间,毛泽东鼓动人们造反的目的与人们自身的诉求并不一致。1969年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査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
    说来可怜,造反派活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他们的头头和主要骨干都受到了厉惩处,且被后人说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制造者。这实在是冤枉,因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即一开始的“红色恐怖”中和后来的“清队”等有组织、有领导的镇压行动中。造反派当然也有暴行,但他们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恃无恐,在军队和各级政权的支持下大胆地“采取革命行动鲁礼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号称“敢死队”实际上他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所进行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那种理想主义倾向,他的辩才和勇气,吸引了许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里议论他,称赞他,因为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发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
    名记者赵F、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
    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旋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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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桦常常岀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仝国文艺界头一份
    连老作家姚雪垠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镇压,军区发布《三二一通告》,取缔工人造反组织,把学生从《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赶走。一时间,武汉三镇一片沉寂。对此,姚雪垠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连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并加了一个小序,油印成小册子,偷偷散发出去。小序称:“三
    以后,红旗大楼前人
    迹寥寥,大字报全被撕毁,纸屑飞扬,一片凄凉。他于无意间发现海关大楼旁有组小字报,直行书写,虽已残破,尚可辨认,竞是一组七言律诗,而且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因而不忍任其湮没,择可识者抄下云云。记得第一首里有一联是“武汉关前月色冷,钟声寂奏东方红”。中间有一首把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称为“新马日”,就是把军区镇压造反派比做1927年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于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倾向。
    像这样暗地里支持和帮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鲁礼安提到的造反派小报《五千里狂澜》,他称赞的报头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也是右派写的,此人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音乐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办过小报,还参加过“钢工总文艺分团”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头王振武和鲁礼安有交往,思想观点接近“北斗星学会”和“决派”。
    当年有一种说法,说右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知道这话是毛泽东还是康生说的,反正一样,他们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这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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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无非是讲民主、自由、人权,而这正是五
    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梦想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注意并赞赏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宣言》等,是发现他们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1957年“鸣放”中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实行民主和解放农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上就有这样的醒目大标题:“争民主,争人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鲁礼安他们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关心农民的现实处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彻底改变政权性质,实行直接民主;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变革的,就是压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当时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赞赏和佩服的。但同时又为他们担心,感到他们已闯入了禁区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禁而罹难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所最忌讳的,作为几亿农民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农民说话,更不允许给农民以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他要保持农民那种“一袋马玲薯”式的生存状态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过是把麻袋变大些罢了。他不许“走资派”在农村搞“三自一包”,是担心农民冲破麻袋在地上生根发展,变成社会公民,危及他的皇权。鲁礼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张不但触犯了皇帝,也为各级官员所不容。当时,姚雪垠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的思想很危险,会吃大亏的,要我千万不要介入他们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人既同情、赞赏鲁礼安,又为他的命运担心,如前所述,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
    白桦的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里有一首诗,就是表现这种心情的,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下面他描绘了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杀的场景,但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出现的却是1957年“大鸣大放”中的情景。和别的右派说到这一点,都有同感。我没有问过白桦,但确信他也会同我一样,心里想到的是1957年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笔下却只能这样写。1957年的我们和1967年的鲁礼安们,不是都像毛泽东所描绘的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谁又曾料到后来的“风云突变”呢?1971年林彪事件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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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毛泽东有怀疑、有不满,但还没有看清楚,是《571工程纪要》起到了启蒙作用,好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开始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
    十几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鲁礼安的时候,,我已年过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学讲座课的中途休息时间,他来听课,并向我提出圣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回来后,我向朋友们谈到他的情况,都不胜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谁又想得到,历史好像在兜圈子,几年以后,我们和他们,鲁礼安们,又同时在心里产生了“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1989年5月,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胡风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绝食的消息。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北京,听广播、看电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大家兴奋激动,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是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发生而民主社会里常见的正常社会现象——也许,中国社会从此将走上健康的民主发展的大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我和许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上签了字。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胡风分子,有像我这样参加过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过反的的中年人。面对电视画面上那滚滚的民主浪潮,燃烧的青春火焰,那热情激荡而又秩序井然的动人景象,自然都会在内心里产生感应,联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我不知道当时鲁礼安在哪里,处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感。因为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
    957年的“鸣放”、1967年
    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1957年的“鸣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当时提出的问题既深且广,远超过以后的两次。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揭示出中国社会各种痼疾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年后的89民运,所提出的基本诉求虽然并未超过当年的“鸣放”,但目标明确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问题,更富有实践意义,而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这两次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为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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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实真相,“扩大化”、“动乱”之说也早已无人理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于参加那场运动的鲁礼安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文革”中那场造反运动与前后两次民主运动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表面看来,“鸣放”与“造反”都是“响应号召”,都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但二者有重要区別:右派是有白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弃的牺牲品。1957年的那场斗争确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野的知识阶级与掌了权的阿Q之间、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造反传统之间的斗
    争。1967—-68年的造反运动则比较复杂,即是那次内讧中的一次反复,又是受压群众的一次自发抗争。
    说到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那是一场造神运动,愚民运动。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时所书写的那几句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听话,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壮语拼凑而成的《雷锋日记》,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来的宣传品。就这样,一本语录,一本日记如同两个轮子,人们就是踏着它们滑进那个疯狂年代的。
    鲁礼安们的不幸和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一走向民主之路。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这种相近、相通的东西一直延续到1989年。上面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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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右派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相近、相通之处未能相互传承,积累发展,并上溯到五四源头,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但是有关造反派的真假是非问题并未弄清楚,人们还没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牺牲)区分开来,鲁礼安的这本书有助于解决这一历史公案。书里有一个附录,注明了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那些曾经为武汉人所熟悉所关注的活跃人物,那些造反派头头,不是悲惨的死去,就是沦落到了底层。—前两年我曾在街头遇见当年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个“中学红联”的小刘,那个精明活泼的中学生,如今已是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为下岗后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了。当时,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心里戚戚然无言以对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八九点钟的太阳”,火样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毁灭了,反转来又要承担沉重的历史罪责,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鲁礼安的这本书既是不平之鸣,更是揭示历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至于反思、忏悔、评判,那是以后的事。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年过古稀,鲁礼安也已经年近花甲,我们都老了。人老了,去日无多而往昔的记忆甚多,回忆是老年人的特长和专利,所以常常向后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个养老经,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等。对此,我不敢非议,只想修改一下,是为“潇洒一点,清醒一点,老有所思,老有所为
    独立自主,无所顾忌,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像鲁礼安这样,如实
    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二00四年中秋之夜于武昌东湖口原载“新世纪”网站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柳英发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
    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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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晩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晩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米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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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岀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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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Ⅹ×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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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
    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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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
    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
    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亳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岀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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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
    “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木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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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
    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
    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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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仝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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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仼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査“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東)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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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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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初稿,锺逸整理
    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在基地设在武汉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当技术员。在“文革”中,他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这个庞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号头头,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锺逸整理,在中国大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周边有很多湖塘,还岀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我的祖父1920年因病去世时,祖母才23岁,她带着3岁的我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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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冶是冾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18个县团级的单位,有省厅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100名左右,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5名勤务员外,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头头)、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
    九
    红学员”、“红卫军”、一冶
    “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巫、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
    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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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仼重紧接着点名抛岀武汉大学李达、朱邵天、何定华
    三家村”黑帮,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武克仁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汇报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
    六—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姓翁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作为党委的红人、骨干分子,脱离生产岗位,被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上课,不过是保持高压态势,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在一冶业余学校将30余名教师集中学习、读报,再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发言,要求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做好记录,以便发现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査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说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内容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教过汉剧、楚剧名角的夏老师,每次学习时总让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来好整他,
    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白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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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怎么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档案材料时没有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
    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群众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木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判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我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他们的实质是把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点燃了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们这些本来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这不是两派武斗,这是屠杀暴行!“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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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7年“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晩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査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
    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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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髙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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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陈连生、马三元及一冶一公司的……(此处有一行乱码)路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仝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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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仝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竞有9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
    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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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仝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1967年6月初,随着武汉部队“六·四”公告的出台,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队领导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克服造反派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凊况,应对武汉军区领导人操纵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围剿,武汉造反派急需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指挥。由“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工总的夏邦银(后为九届中共中央委员)、沈复礼,“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是刚当上总团一号头头的李想玉,“工造总司”有吴炎金、龙梅生、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参加,“新华工”有张立国、张汉卿(教师)、吴家丕(教师)等人,“新华农”有小谢和谭志发,此外,以新派组织为主的革司、联司也有很多组织参加,如新武船联司的林子忠、胡必清,新武机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联司的傅廉、余明生,长办联司的郑兆鳌、严常,市安装公司的孙厚智、黄金善,新中原的陈茂祥,新汉纸联司的张智华,省直红司的王志良,公安联司的李正才,武汉财司的梅林生,武汉红工的丁喆生等。还有小教总部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学红联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等人参加活动。揪陈抗暴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张维荣,杨道远、我和吴焱金担任副总指挥,夏邦银1967年5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带了50多人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担任了副总指挥,一直到7.20事件前才离开新湖大
    从总指挥部成立开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开碰头会的传统,各组织头头或亲自或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参加碰头会。每天开会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多半是新湖大的头头。每次碰头会先是由主持人介绍由驻京联络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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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多介绍一些首都文革动向、中央首长讲话内容等。其次是各个组织头头轮流发言,交流各自单位及武汉市新近发生的情况
    六月上旬开始,百万雄师(武汉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已经开始对造反派的广播站和宣传站进行武力围剿行动,如攻打汉口的居仁门中学、武汉市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都是在开碰头例会时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总指挥部只能将收集的武汉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过驻京联络站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总指挥部虽然不可能组织人员去搞武斗,但当时是一个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集体,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做好防止百万雄师杀人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牺牲和重大损失,不要死守宣传站,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在碰头会上,大家也建议,多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杀人的情况向武汉军区首长反映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武汉造反派统一整理了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在坚持抗暴斗争中团结了钢、新两派组织,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钢、新两派头头仅在上层少数个别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丝毫不能替代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面前,钢、新两派绝大多数头头和广大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整齐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万人空巷的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党内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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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所有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
    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武汉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位于八大家的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的“新一冶”造反总部,是一座五层楼的招待所和单身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
    ”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
    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运输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还有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组织也各上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仝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长江大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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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队晩上7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200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前面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南快速驶过中山大道,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8至12辆。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我立即宣传车调头,叫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向西边逃跑的群众边跑边骂:“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武汉民众对“百万雄师”中的主体“红武兵”带有贬意的称呼)!”
    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5名群众被“百万雄师”(保守派群众组织)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车队绎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
    个叫连传
    庆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传庆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査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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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屋顶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使民众乐园的安全得到了加强。还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有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到武昌去。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六一一”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
    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敢死队”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薮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敢死队”的旗帜,但是,新一冶司令部并没有组织敢死队(七二○事件后,新一冶为纪念“六
    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大约200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尽快送钱和粮票来,还要司令部送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据新一冶负责宣传工作的肖银宝讲,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到家里,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援,从早到晩,广播里播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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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到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挤满了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统一由指挥部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裝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冾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査”时追査过这件事,这些贵重的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在“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持,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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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査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不认识的,我定要当面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师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
    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的江汉公园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
    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
    当时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到陈再道!”“打到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士们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倇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冋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军区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髙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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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到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同学①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在南洋大楼屋顶每天跟北边的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用绿旗在下垂直红旗在上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据点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到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自动离去。当时我们也从来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援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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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几个新一冶的人,有张重阳①、陈连生②、马元③及一冶一公司的工人余望生等人,见对方在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散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六七个人,而且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
    时隔一个多小时,我才听说,就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一段时间里,由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岀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⑤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这辆车后来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后来汽车在靠近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逼汽车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的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象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汨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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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竞死了多少人①,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竞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告诉我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竞有9处伤口。这一天,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在骑摩托车过长江大桥时,被百万雄师一伙暴徒打伤住院,半月后才出院。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系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
    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的所有十多个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裝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仝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
    7.20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凶手竞然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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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两清一批”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本文附件一、
    略)将我判刑,真是人间
    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①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一汽车造反派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6月24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门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28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5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1人,杀伤无数
    撤离、避难和
    留守“六一七”以后,特别是“六二四”大屠杀以后,民众乐园里的人员越来越少,南洋大楼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人也所剩无几,许多人陆续离开,我没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调人员补充。我当时每天到湖北大学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参加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会议。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民众乐园等处人员全部撤到新湖大、新华工、新武大(武汉大学)、红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红武测(原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去避难,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六二四”以后,我带南洋大楼一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到了新华工,由桂大庆接替我留守大楼,直到6月底,我们新一冶人员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楼。
    针对武汉市6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杀现象,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月26日给武汉军区打来电报,电报称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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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1967年7月上句,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数千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上午10时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我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新一冶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威力。
    1967年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徐彪、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①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②。
    到新华工避难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纪律非常好,我们100多人集体住宿,每天早上按方阵集合岀操,高唱革命歌曲,显示岀昂扬的精神面貌。一冶革命领导干部、红军老干部江勇副经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给我们送来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粮票,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始终坚持广播,7月初曾被百万雄师偷袭,杀死一名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东等人为防止百万雄师再次武装袭击,在新一冶总部的大楼上绑上几个氧气瓶,表示了与大楼共存亡的决心,使百万雄师不敢轻举妄动。参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组织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说明我们新一冶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造反派组织,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而当权派扶植的保守派组织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仝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未被中央公开点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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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在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周总理妙解未
    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吉普车来找我。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华农,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经过一段林阴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
    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接替陈再道上将的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接替钟汉华上将的新任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
    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还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周恩来总理在致祝酒词前和我及于
    湛东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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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总理伸岀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冶》报的记者。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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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以外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市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
    头头
    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杋槭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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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
    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O
    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杈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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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木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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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明会被隔离审査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米,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岀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2007年月12月21日初稿2011年10月1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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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十一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省军管会并报国务院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仝市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出现了新的高潮,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市埸活跃,物价稳定,革命、生产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地、富、反、坏、投机倒把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以达到其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盜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埸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埸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埸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日的“十二条规定”中所指示的:“必须向扰乱市埸的行为作斗争,坚决打击投杋倒把分子”。我们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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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纲,自十月中旬开始,紧密结合当前的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开展了一埸声势浩大的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主要是: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臭中国赫鲁晓夫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在市埸方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木主义的罪行,清除其流毒,促进了当前革命大批判,大联合的深入发展,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向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使投机倒把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于人民群众包围之中。一个多月来,查获非法贩卖物资和票证的有三干五百七十一宗,其中作没收处理的一千零三十二宗,收购处理的一千七百二十七宗,冻结的三百七十二宗,拍卖的四百三十七宗。所查获非法贩卖物资有黄金,银元、粮票、布票、象章,钢材,电线,钨矿,香烟及属于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等,还有雷管十一条,炸药九筒。同时,还取缔了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户,加强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改善了收购、供应关系,促进了农副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在市场的进攻,粉碎了他们的破坏阴谋,市埸面貌焕然一新,物价稳定,秩序良好,群众反映很好。
    但是,市埸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有关部门相互配合不紧密,有些措施,制度没完全跟上去、加以有的地方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透,有些隐藏的投机倒把集团还未很好破获。我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把社会主义市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通过开展这埸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我们有几点初步体会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用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取得这项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思想是仝党仝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威望最高,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最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万万句。同扰乱市埸行为作斗争,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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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八月二十日批示的“中央十二条规定”,大力宣传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埸管理的政策、法令。工作一开始,我们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全市设立了上千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机关、学校公共埸所,集市,街道、戏院等单位,都运用了各种宣传工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作到家喻户晓。实践证明,毛浑东思想的威力最大,只有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才能方向明,决心大,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效果显著。只有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深入人心,才能调动千百万入民大军,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中,打一埸人民战争。
    二、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紧密结合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进行,是搞好这项工作的重要关键。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只有紧密结合当前革命大批判来进行,作为大批判内容之一,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邓、陶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复僻资本主乂的罪行,才能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如有些农民过去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城里出售,不是违法行为;现在认识到是中了刘、邓、陶的毒,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表示以后坚决不干,并积极把农付产品交售给国家。有些群众过去认为不管什么市埸,只要有东西买就行了,现在也懂得购买“自由市场”的东西,是助长了资木主义势力的发展,从而在行动上加以抵制。还有不少革命群众,自动将投机倒把分子扭送公安机关和检举他们的罪行。甚至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也开始痛改前非,不仅自己不干,还检举了投机倒把罪犯。实践证明,搞好大批判,提高群众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通过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也进一步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的深入发展
    依靠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搞好这项工作的关
    键。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也必须依靠群众,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打一埸人民战争,才能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在市埸上的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的要求,做法,告诉各革命群众组织,同他们商量,征求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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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而这项工作又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他们主动配合搞宣传,发声明,有的组织队伍协助进行市埸检査。有的还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有的亲自扭送投机倒把罪犯,使投机倒把分子无处藏身,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认真贯撤执行“教育为主,惩处为辅”的方针。对于人民群众一般违法买卖,主要坚持说服教育,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对口语录),去教育和启发他们觉悟,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对其商品作适当处理外,不加追究。重点是打击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惯犯。这样,才能有利于教育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有力地打击一小撮投机倒把的坏分子。
    五,加强领导,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机构,组织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搞好这项工作的有力保证。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当前的情况下,仅依靠原来的业务部门去抓,显然不行。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市军管会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发布了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成立了有军代表、政法、工商部门、各区的领导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领导机构,并配备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参加这项工作,作为专业队伍的骨干,以加强专业队伍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实行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解放军与专业队伍相结合,教育与打击相解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与日常巡查相结合,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港口)设卡把关与市埸整顿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工作,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因此,要组织一个坚强的队伍搞好这项工作。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地位。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以毛主席最高最新的指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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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思想,克服部分干部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决心,是作好这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以上做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国务院批转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现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埸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报告中总结了几条经验,请参考。
    目前市埸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埸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埸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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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1968.01.29;中发[68]20号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各地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应参加农代会,不参加工代会。现将广东报告附后,望各地参照执行。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六集)》,北京:1968年5月)
    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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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陶铸在广东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给了帝、修、反又一个沉重打击。这对巩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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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对支援港澳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谨向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人民和驻广东省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是我国人民百余年来多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四十多年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广州举办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始终鼓舞着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予光辉的指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坚定地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部队,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狠抓了支左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轮训班,强调在工作之前,首先要学深学透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支左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坚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袭,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极大耐心做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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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自我批评。广东省驻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祖国南方,建立了新的巨大的功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地处边防前沿的广东省,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会不断地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东军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百倍加强敌情观念,警惕敌人煽动、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队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斩断黑手。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钢铁般的南海长城
    “战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葱葱。”目前,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省革命人民,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南大门上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社论)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听取了广州军区丁盛同志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抓好政治工作是抓好一切工作的根木环节。不从政治上去领导,就无法领导。抓住这一环,一切都好了。要强调政治挂帅,部队要有髙度的政治觉悟。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需要抓好政治。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一切工作都要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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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好连队工作。连队是冲锋陷阵的,连队工作一定要过硬。不突出政治,不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来也会向后跑。要继续强调抓好“四好”,按四好去安排连队工作。连队工作不过硬,就说明机关不过硬。领导要深入下层,机关要面向连队
    部队工作要有主次。主是政治,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有主也要有次,少个方面也不行,作风和军事也要搞好。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稀稀拉拉是不行的要拉出去就能打,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平时就要有这种好的战斗作风。安排工作的时候,首先要安排政治,军事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军事技术也要“天天练”。打仗要靠政治,靠勇敢,但技术也不能丢。枪要打得准,坦克要开得动,基本战术要熟练。训练要少而精。要从打大仗,打恶仗着想,从最困难的环境着想。打太平仗不行,不能过硬。
    在各项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对上多请示报告。凡重要事情,都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文革。要经常不懂就问,不要自作主张。对我这里也可以打电话总之,对上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请示报告。对下要搞好政治工作,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对同级要团结,要合作得好。
    对地方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搞好军民团结
    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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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于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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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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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冇暖气,我晩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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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苫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晛?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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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
    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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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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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査,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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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
    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扩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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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
    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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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髙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同志们:
    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和杂志最近都发表了不少批判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文章,批判水浒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领导下,一次极其深入、广泛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严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全国人民开始走向新的生活。同时也说明了用暴风骤雨的方式,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建设时期。但是阶级斗争并不因此而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式改变,斗争性质仍然是政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有时激烈,有时和缓。激烈时充满着曲折、尖锐和复杂,有时则呈波浪型,特別激烈表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部的路线斗争,这种围绕着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有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混进党内、军队内、政府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之所以能同革命力量相对抗,一次又一次顽抗正确路线的执行甚至于阻挠、抵制和破坏。是因为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它们或明或暗的受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直到目前它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显得更疯狂、更阴险。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假四清、二月提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最近“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马,斩尾不革头”都是同一货色,它们不断的变换手法,用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接过革命口号,拉起革命大旗,用合法的手段施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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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暗箭。一方面高喊闭结,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叛党叛国,投降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过去说有些干部“一打就倒,一轰就跑”现在慢慢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怂恿人来打,鼓吹人来轰,一打一轰,把一个个炮口最后轰上中央,轰上主席。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岀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这种步步向党篡夺权力的阴谋和右派反动谬论不能得逞后,便迫不及待利用“反修正主义思潮,反封建主义意识,反资本主义倾向,批倒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洁,在党讲纯洁”、“不问根源,不看罪行大小”,它们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一小撮阶级的镇压和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对犯有不同的程度缺点错误,而又不是坚持不改的教育。钦差大臣满天下,包青天到处是,三句话没说就拿起中央这个上方宝剑革人家的命,却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么名堂?真正修正主义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相反地损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人人自危,革命、生产抓不起来,这一小撮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当在社会主义每个关键的时刻,阶级敌人都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隙,有时抓住我们的困难,有时利用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或错误,在上拆台发难,在下挑拨煽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恢复旧制度,推翻新政权,要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很明显,它们正在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憎恶,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号,把地方上一些犯有严重错误,以致个别蜕化变质分子的问题,扩大为党内整个已受资产阶级分子腐蚀的问题,并提出“严重的问题不在被腐蚀的程度和贪污的个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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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而在于这是普遍性的存在。党的任务应该是毫不留情的清洗,事情的大和小上和下的关系,应该不时去重视。性质是一样,在于处理要坚决”的论调,混淆视听,藉此又拉又打,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对错误领导的善意批评和斗争,引向邪路上去反党和党中央。他们阴谋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挑动事端,制造分裂,破坏生产,利用“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制造混乱,孤立中央一些坚持正确原则路线的同志,实际这样做法,并不是打击一小撮,而是保护一小撮但是一切反动阶级都时常把自己估计的高,往往打错算盘。这样做不单无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声誉,相反更加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目前所出现的地区性事件,都有关联性,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要联系的看,不要孤立看而认为是局部而无关连的事。敌人不糊涂,我们的同志也绝不能糊涂。什么才是修正主义,用简单一句话,修正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释是太笼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在内复辟资本主义,屈服于资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以及目前还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准备投降社会帝国主义,并在国内站在地、富、反、坏分子一边复辟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的国家变色,使我们的党变成为法西斯党,这是一套反马列主义的投降路线和政变计划。针对着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毛主席发出“批判水浒传”号召,是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粉碎它们的投降路线和政变的阴谋,挖掉这一小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主席说:“水浒传这部书,妤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句话直接打中了混在中央和地方中大大小小的宋江式人物。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主席用宋江的叛徒面目比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投降,揭穿他们的投降本质。就希望同志们看清反革命投降派的面目,“往往就是那些高喊最力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今后的运动中必须:
    、把批判“水浒传”同学习形势认清苏修反动本质,揭穿新沙皇侵略阴谋强盜行径和其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联系起来,才能看清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与封建皇朝一样,才能更好领会主席的指示,在反修防修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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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学习方法去分析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不是希望大家都成为历史小说的评论家,而是大家通过历史上这本反面教材做为借鉴,透过现象看木质,通过过去看现在,不要为批判而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诱使我们陷入纯学术批判的圈套,放弃路线斗争,让他们混水摸鱼,蒙混过关。
    三、要理论联系实际,用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对照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抓住几个关键性东西,进行深入批判。宋江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出卖农民起义,在革命起义节节胜利时,暴露他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变节投降,卖官求荣,无耻屈膝甘当奴才,看周围,往上追,追这种人今天有没有。
    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性质要弄清,进一步看看十次路线斗争,是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性质又是什么?全国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风,这是什么风向?不就是打倒刘少奇,“大为地方主义喊冤,打倒林彪又为刘少奇一夥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说成是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事有没有呢?全国有,广东也有,广州也有
    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事刚才谈过了,的确如主席说的有人搞鬼,不要大团结,搞小集团,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封官许愿,招降纳叛,阴谋阳谋起来,他们架空“谁”,宋江的衣钵,共产党里头也有人接班,这不是很奇怪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头这样搞的大有人在,表现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他们对地、富、反、坏、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施仁慈,但对我们广大群众干部,对党内正直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的同志却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击造谣中伤,残酷斗争,无情围攻,何其毒也!这那里是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修正主义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
    我们要同这一切做斗争,对照
    批判、深挖,要打活老虎,别死抓死老虎,要稳、要准、要狠、阶级斗争就讲雷厉风行。
    四、要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各个领域去批判,要有妥善的安排,有统一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充分的发动群众,要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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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民战争,集中火力打歼灭战,步步深入,各个击破,防止一片散沙,独断专行,搞寡人哲学。相信这样一来,局面很快就会打开。
    广东省来说,情况还是好的,还是跟得上、抓得紧,“批林批孔”也有成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也很好,这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省人民紧跟党中央,按主席指示办事的表现。最后谈一些事,这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到南方几个省走了
    些地区确确实实领导上有些问题,工作搞不好,
    加上水灾,生产任务没有完成,农业收成不太理想,具体方面有困难,中央是理解的。主席很关心广东的情况,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不辜负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搞好运动,学好马列理论,武装思想,提高路线觉悟,化精神为物质力量,领导全省人民与部队把生产推向前,超额完成今年生产任务。这里接近香港、澳门,又是国防前线,情况比较复杂,还不能松懈,要做好备战工作。黄永胜在这里搞了自己的一套,增加同志们一些困难,我看大家努力总是行,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李一哲文章事件
    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木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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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仝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硏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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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
    政权即镇压
    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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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
    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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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冧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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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辫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
    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木身何罪
    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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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弓;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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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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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竞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盜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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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仝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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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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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蒡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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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
    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一九七
    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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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一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水水水*水冰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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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冧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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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亳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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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苫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一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
    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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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一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
    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
    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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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恝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硏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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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岀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一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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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冇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帽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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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亳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
    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凊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一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一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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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亳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
    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內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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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別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
    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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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背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一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未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一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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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內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
    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
    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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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竞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一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稿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一评某些权威的批判》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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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
    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
    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
    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亳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于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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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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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道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竞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李一哲的文章
    “反革命的大字报”—一不进行理论辩论—一压倒(甚至
    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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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
    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
    别有
    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
    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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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
    叫做指桑骂
    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6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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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一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
    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
    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眀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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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木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是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支持李一哲的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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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盜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仝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木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
    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
    层
    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
    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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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竞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竞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冇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年12月16日
    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一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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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也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擐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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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內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们,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九”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1968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內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仝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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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岀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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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亳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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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竞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竞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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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研究资料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一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叶曙明)(原载: whoo-威虎网ww. wahoo.net)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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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擊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1968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晩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木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12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一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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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2000至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
    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
    人数约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800至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他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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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ˆ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眀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18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Ⅹ×等人。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一这是1月16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10个战斗队共400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一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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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1967年军队是如何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一听)(原载: whoo-威虎网ww. wahoo.net)
    随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和省革联的衰落,以八一中学、七中、铁路中学、省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十三中、十六中、十七中和二十七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广州再度活跃起来。华师附中岀现了两张令人瞩目的大字报,一张题为《我们就是好汉》,另一张题为《满天怨恨满天仇》。两张大字报,都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并大放厥词:“我们红五类就是靠对联翻身的。对联就是好得很!好得很!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自来红,我们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崽子们,叫你们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大字报又呼吁:“革干、革军子弟,狗崽子骑在你们头上,你还沉默吗?抬起头干下去,干下去才有活路,砍头如同风吹帽,坐牢算得什么!”
    2月26至28日,主义兵四处出动,一口气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
    十四中井冈山、二十中井冈山、三十八中井冈山、五中东方红、华师附中红旗、雅八
    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总部。大街小巷,
    到处响彻了他们的怒叫声,令人心胆俱寒。在广州兵团门口,他们贴了一副大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滚蛋,老子反动儿好汉",横批是:"狗仔子翻天
    3月2日下午,华南实验学校、铁中、广雅、三中、七中、四十四中、五中
    十七中、六中、二十一中、十五中、十三中、四十中、二中、八中、红一中、外语学校、人民一中、华师附中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然后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他们对前来劝阻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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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军区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他们去。要现场劝解,要他们按十六条和军委
    八条办事。不能砸,要破私立公,搞大联合。万一去了,也只能是辩论,谁违犯纪律就制裁谁。
    在3月3日广州军区的值班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询问警备司令部("主义兵"砸中大红旗和珠影东方红的情况)
    答:"主义兵"在六中集中时(九百余人),警司已去人劝告。"主义兵"说不砸可以,要去示威游行。已去。未在六中集中的一伙去砸了。
    去珠影东方红一百多人,抄了家,未抄出什么东西(已转移),抓了三个人已放回。收(搜)出的两个铁锤,一条钢鞭已交。
    去中大红旗五百人左右,进院内一百多人,四百多人堵在外面,女学生手挽手,筑了几道人墙,未冲进去。已进去的,砸了中大红旗的牌子,并烧掉了。至中午已散。全部散后部队才撤回。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在在堪忧。就在会议举行的同时,警司毅然决然,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恢复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军管布告宣称:
    军事管制之后,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保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军事管制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公安厅、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机关
    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全体革命干、警和
    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坚守各自战斗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抗拒军事管制,消极怠工、擅离职守、自由行动、违抗命令以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者,则一律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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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军事管制开始之日起,外部群众组织派驻公安厅、公安局及其所属机构的代表应立即撤离。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和扰乱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外部群众,一律不要到公安部门进行串联。
    五、全市革命人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军管小组和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反映处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擅自抓走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市公安局宣布军管一小时后,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3月3日下午,几名小组成员不得不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
    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
    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3月3日至6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4日,警司在中山纪念堂、省人委礼堂、省科学馆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军队似乎有决心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
    3月2日、3日两天,警司主持召开有150个群众组织、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当时广州市的经济情况相当严峻,市库存粮食只有1.64亿斤,2月份要销售0.7亿至0.75亿斤,库存粮食至多可供应到3月底。1月至6月,粮食缺口达2.5亿斤,需要省粮食厅调拨。第一季度市粮食局向省粮食厅请调二亿斤,只批给一亿斤。而广州市居民手中的粮票,多达0.6亿斤,一旦发生抢购,后果不堪设想。煤也是一个大问题,日前市民用煤存量只有25万吨,月用量四万吨,只能供应到7月底。去年每个月进煤三万吨,现在每月只能进煤一万吨,煤的来源和运输都成问题。由于缺煤,广钢第一道工序、广东轧钢厂、红旗轧钢厂均已停止生
    省革联垮台以后,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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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130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243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除了因为它参与了一系列冲击军区的行动外,主要是依据去年12月3日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12月1日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而八一战斗兵团既犯了不准成立跨行业组织的天条,也犯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组织的天条,两罪并罚歼厥渠魁。
    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方式,与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相类似,按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分处的一份文件规定
    凡大队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联络员以上骨干,罪恶民愤较大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的各种分子,参加后又有破坏活动虽不是大队长以上骨干,但有严重罪恶的,都些都要依法惩办
    凡中队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联终员及独立单位骨干,虽非骨干,但有般罪恶行为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六条第四条里所列各种人。这些人要向当地公安所或本单位保卫科履行登记手续,并公开检讨,声明退出反动组织,接受群众批判。
    一般成员不履行登记手续,但要向所属单位或街道以大字报等形式,公开声明退出反动组织,即不予追究。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在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的翌日,军队也采取行动了。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个人,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八百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仝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7时30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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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杋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
    对受蒙蔽的
    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罪名不一而足。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臧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据千钧棒自称:"自3月16日警备司令部宣布’千钧棒’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五个’首恶分子’后,我们剩下的六个同志,在全国群众中成了唯一的劳改犯’,每天上午劳动一小时,其他时是写检査,交代’首恶分子与自己的罪行’。劳改的内容是:打扫院子、厕所,有的是团内派公差与团内的黑帮到外面扛木头。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解放军开进了省委大院。造反派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广医思想兵、继红军等组织,派出汽车上街报喜;华师一月风暴等组织,也派宣传车上街广播;中医三○一打电话给军区祝贺说:"解放军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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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由解放军接管广东。"广州三司表示:"通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听起来颇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3月初,广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分重点单位包括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
    省、市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市1月19日12市粮食局2月3日2市第一商业局2月3日2广州日报社2月28日12省公安厅3月2日11市公安局3月2日49市电信局3月3日15市航运局3月3日10黄埔港务局3月3日39
    3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师生,必须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各大专院校师生,立即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工作,按统一安排,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口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仝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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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中关于权力机构组成的一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为文革的最终目的改"-改革政权体制,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大专院校率先试行,可视作一场实战演习。如果行得通,很可能就会在全国铺开
    为了贯彻中央这一规定,3月7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
    至3月12日之前,全部撤离广州的有: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驻穗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北京工业大学驻穗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之声"、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赴穗点火队、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等33个组织。
    撤离后尚留部分人员的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穗联络站,留下八人办报纸;清华井冈山驻穗联络站,留下四人办报纸;哈军工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警司留下16人交代问题;武汉三司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这类组织共12个
    还没有撤离广州的,只剩下一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共三
    十多人
    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整风。截止至3月4日,广州一司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而尚未有动作的单位有暨大、华师、行政教育学院和美院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査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而中学则开展军训,准备开学。3月10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后来康生在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说:"军训有四大成绩。第一是把学生集合起来了。军训以前
    校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军训以后,学生回校达到95%。第二是组织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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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了毛主席著作。第三是左派发展了。第四是在有的学校促成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以,军训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困难仍然很大,经过近一年的动乱,许多创伤,不是马上能够愈合的。据军区中学联络员称,当前中学开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教员与学生关系紧张,被斗过的教师不愿在原学校工作,要求调动;武斗过教师的学生怕报复,不敢回校;二、组织涣散,领导班子难以形成,夺权组织管不了事,学生生活散漫,不接受管理,下厂学生,工厂不放;三、思想兵对主义兵矛盾很深,对主义兵势不两立,到处打击;四、公物损坏严重,桌椅缺损相当多
    整风运动一来,一些以前和军队关系比较紧张的组织,胙天还是轰轰烈烈,
    八面威风,今天的日子就黯淡下来了。3月5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
    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也从3月1日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据军区文教组反映,"各群众组织对东方红公社意见很多,主要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没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群众要求解散监督小组,彻底闹革命。"对中南林东方红参与了冲击电台、冲击工程兵司令部等活动,要求公开向群众检讨。3月6日,东方红派代表到电台检讨,暴动纵队也派人到工程兵司令部承认错误
    3月7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会上有12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律作废。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3月11日,广州一司发表公开表明,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表示认错,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
    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
    电台的
    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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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于3月10日发出"当务之急一开门整风"的号召。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他们兴高釆烈地把3月称作"东风浩荡的3月,成绩辉煌的3月"。
    由地总、红总发起的筹委会,从1月底就开始酝酿串连了,2月4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发出"实现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倡议书。2月13日发表大联合筹委会宣言,参加发起的单位有14个总部,所属成员约27万。广州使有两个大联合筹委会了。"这个问题,直到2月21日晚上,经部队同志耐心说服才统一了思想,一致通过吸收’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参加了’省联总筹委会
    省联总核心小组成员包括:王云亭(红旗工人)、吴开东(三司)、李广(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何登培(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保伟(红旗农民总司令部)、黄秀琨(地总)、冯春青(市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部)、赵树安(一司)、张礼敬(省政法革命委员会)。由地总的黄秀琨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办公地点在原省委大院内
    地总负责人之一的莫超海和黄秀琨曾向笔者详细讲述省联总的情况。莫超海说,广州"首先叫做大联合的就是这个(省联总),这是最早的大联合,但这个大联合非常短命,3月军管以后就没了。"黄秀琨也说:"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军管以后就自然消失了,名存实亡,各个山头的人都不回去上班,各走各的,搞自己的。它也没有说消失,也没有说存在。
    但2月份,在军区看来,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现在统一在一个组织之下了广州的大联合似乎露出了曙光。省军区政委陈德在2月18日,高兴地指示部队支左人员:"广州最近成立夺权指挥部,这是一个进步,给他们密切搞好关系,其中可能有个别的组织不好,暂时没什么关系,要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必要的帮助。"陈德所说的″夺权指挥部",就是指″省联总″。据广州市工交系统武装部的支左人员摸査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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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单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其中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等六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左派组织,约23万人,是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团结协作也比较好。有毛泽东思想机电工人广州造反联合总部等四个单位,大方向基本对头,但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都存在一些问题,可算是中间偏左的组织,人数不足一万。另有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广东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红旗工人赤卫队、秋收起义工人广州革命造反总部等四个单位,约三、四万人,对大是大非问题还摇摆不定,领导班子或基层组织也有问题,系中间偏右的组织,对大联合敷衍应付,实则在酝酿小联合,筹划出版广州工人小报,和大联合相对抗。
    这种对群众组织作左、中、右划分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可圈可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正式对左、中、右的划分标准,在法律上(或者政策上)作出界定。以往的标准,无非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是左派,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的就是右派,但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言人人殊。为什么说这个组织左,为什么说那个组织右,也从来没有作过清晰准确的依据解释,有时全凭联络员一句话,让人觉得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和随意性
    同样是市工交系统武装部,可能是另外一些支左人员,在2月初一份对工人组织左、中、右的调査报告,却得出完仝相反的结论:"从政治态度方面来看较好的有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广州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司令部,较差的有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最差的是八一战斗队。"此一时,彼一时,实在不知何所据而云。
    对于大专院校,军区也是照样划分左右派:"左派势力日益联合壮大,右派势力正在分化瓦解,这是近一个月来来大专院校派别斗争的总的发展趋势。广东实行军事管制,特别是坚决打击、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等反革命组织后,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向。据对若干较有影响的大组织的二万七千人的初步划类,左派占万四千,中间偏向左的占一万一千,右派占二千多。若按左中右派别占据优劣势的现状来排队,则其情况是:
    左派占优势的有华农、中医、广工、师院、体院、中大等单位。这些左派组织中有的组织和成员,在运动初期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扣上过"老保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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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占优势的有暨大,但正处于瓦解中
    左、右派势均力敌的有广医,但左派正趋于壮大中。
    中间派占据优势,左派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有华工、中山医、中南林、外语美术学院、教育学院等,其中有些中间偏左的组织经过整风之后,可以跻进左派行列,有的则要靠左派力量的生长壮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对比。
    因此,军区认为,现在还不具备马上实行大联合的条件,院校中的阻力还很大。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
    第一,阶级敌人挑拨,派系斗争激烈。左派力量还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团结争取广大中间层,彻底孤立右派,才能最后形成巩固的大联合。
    第二,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造反派与原"保″字号组织的矛盾很多,裂痕较大时尚难解决。造反派多为运动初期受压制,被整黑材料的同学,以后他们的组织发展壮大乃至掌权了,却又反过来采取砸、压等办法压制所谓"保"字号的组织和同学。而原"保"字号的一些组织多为党团员、学生干部,出身成份都很好,他们被砸后,纷纷长征串连,最近陆续返回院校。他们怨气大,对立情绪大。要彻底消除老大(造反派)和不服气(原"保″字号)的思想,须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别人,并就本学院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统一认识之后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真正联合起来。
    第三,采取什么形式联合分歧也很大,其中主要是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以现在已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为主联合,还是全部取消,重新建立红卫兵组织。这个问题,立场地位不同,看法也不同。需要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破私立公中加以逐步解决。
    军区没有公布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但基本上以省革联问题为线。在造反派中间,则把所谓"四大事件"冲击电台、市公安局"一.二五反夺权"、"二.八冲击军区"和省革联问题一作为标准,"当时社会上把四大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成区分革命与否的分界线"。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在联合之中,又酝酿着分裂。3月6日,广州一司忽然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这件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担心会触发各组织之间新的冲突。
    据广州一司公布的开除原因是:广医红旗在四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2月7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冲电台;二、因为广医红旗本身是省革联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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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局就是省革联在1月22日夺的权,而1月25日反夺权就与他们对立了。1月25日因反夺权问题,引起武斗,广医红旗等把一总部几千名民警打成反革命把反夺权定为反革命暴动。三、2月8日广医红旗自己带队伍与省革联其他组织冲军区。四、省革联的夺权没有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只有几个学生组织参加,把广大革命群众排挤在外,同时夺权后把矛头向广大革命群众,广医红旗参与了这些行动,仍不承认错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ˆ解放军联络员把他们所犯错误看得过于严重,故其看法影响了我们(广州一司)
    司召开下属各单位头头会议,有23个组织参加
    其中中南林学院东方红、中山医学院东方红要求开除最积极",会议结果,21个组织同意开除,两个组织反对(艺专东方红和市一卫校)。最后决定开除。这成了广州一司分裂的先兆。
    在军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内乱似乎出现了结束的迹象。3月25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祝贺,因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解放军对此表示支持。而那些曾经闹得最欢的组织,现在落马的落马,摔跤的摔跤,在解放军巨灵之掌打击下,化作野马尘埃。即使幸存的组织,对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介入文革,也感淡惶惶然不知所措。除了个别与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还在那儿欢呼雀跃,摇旗呐喊之外,其他组织普遍陷于迷茫之中。大家心中的疑惑表现在
    、搞不清″接管″(指军队接管一些单位-笔者注)的含义,如首都三司有的人问接管是什么意思?夺权怎么办?广州三司中学部李××认为"接管"就是包下来",因此感到自己今后”无事可干了!"
    、对军事接管后,广东省大联合、大夺权的发展趋势感到心中无底,普遍要求军队加强宣传,及时指导。三、少数人感到军队这也接管,那也接管,手得太长,形成了包办代替
    广州一司开除广医红旗,其实反映了这种迷茫情绪。他们纷纷向军区提出疑问,而军队也莫衷一是,以至不得不由广州军区统一拟定一份回答群众组织提问的标准答案,以供支左人员采用。这份标准答案在解答″军事管制之后夺权斗争还搞不搞"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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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搞,而且要搞得更好。由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参加,1、可以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可以更有力地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大长左派志气,大灭右派威风,大有利于左派队伍的巩固、发展,实现大联合。3、可以更好地在与革命左派一起战斗中,互相学习,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迅速发展和壮大左派力量。4、可以使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地站出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一起,开展夺权斗争;可以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使他们积极工作。
    对于军区来说,其实它自己连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弄不清,遑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弄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造反派来说,吃不到的葡萄,说它是酸的无所谓,但已经煮熟的鸭子,从碟子里飞走,就决不善罢甘休了。因此,他更关心的,不是军管后还夺不夺权,而是军管以前的夺权还算不算数?军队的回答是
    这要区别对待。
    、经过调査研究,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联合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应予承认,并热情地帮助他们掌好权、用好权
    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没有实行"三结
    合"的,应民主协商,依靠革命群众,按照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核心。
    中央规定不准夺权的单位(如外事部门),领导成员个别人问题严重的
    可以撤换,多数人有问题可以改组。
    四、右派夺了权或"假夺权"的单位,必须实行"三结合",重新把权夺过来对右派组织,经过一定手续,予以解散。
    由于弄不清军队以什么形式介入文革,介入到什么程度,大部分群众组织都采取观望的态度。1月底2月初那种风横雨骤的局面,似乎归于平静。
    3月15日,星期三。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当天下午3时,广州市隆重召开有部队、群众组织、干部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黄永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是遵照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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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指示,正式宣布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从今天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对全市实行军事管制和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表示最热烈地拥护!最坚决地贯彻执行!
    黄永胜在阐述军管理由时,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晩,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黄永胜宣布军管的任务是
    坚决贯彻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
    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的作用,积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早日实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胜利地实现夺权斗争,彻底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力突出无产
    阶级政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产的班子,狠抓工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措施,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
    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
    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正常进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刘兴元、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吴富善、吴瑞林、陈德、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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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小组、宣传小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文化革命小组、文教小组、统战小组。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计划小组、农林水小组、工交小组、财贸小组、卫生小组。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黄荣海、江贤玉、阳震、罗兴洲、张鸣夫、鱼鉴、高宋卿、汤林、徐良、江田。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
    省军管会部队千部总人数为1519人,军职以上八人,师职44人,团职253人,营职315人,连职以下899人。市军管会部队干部总人数132人,师职以上14人,团职27人,营职52人,连以下39人(不包括在省军管会内)。全广州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热烈祝贺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口号声,响彻仝城。拥护和支持省、市军管会成立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街头。各群众组织举行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到军事机关省、市军管会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仅当天晚上,就有21万人到省军管会报喜。刚好在广州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居然也兴致勃勃地跑出来接见报喜的群众,一尝接受群众欢呼的滋味。
    当天,省军管会布露全省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省实行统一领导。
    广东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和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方针政策,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广州市的三街六市,贴满了市军管会第1号布告。这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全文照录如下
    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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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自1967年3月15日起,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破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贯彻执行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1号布告的要求,必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广大的工
    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生
    的班子,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当前首先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多、快、好、省地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积极搞好财经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供应工作,保障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过去清理回乡而又窜回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坚决清理回农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生产、交通和扰乱市场者,依法惩办
    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决不允许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违者,必予制裁。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以及回乡生产的干部,都应当遵照中央指示,迅速离开广州市,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春耕生产。
    七、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坚决支持和维护军事管制。对那些抗拒与破坏军事管制者,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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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广州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此布
    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军管以后,解放军继续打击那些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组织。3月19日凌晨时,省公安厅和警司派人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三名负责人。清晨5时,警司在市公安局配合下,按计划行动,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九名负责人。
    据造反派的材料说,军区准备在3月22日大规模扫荡造反派组织,预计该战役将持续到3月25日,被军区列入了"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名单的,共计147个(未包括公安厅二办的名单)。
    公安厅二办也制定了一份打击名单,重点是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按照部署,要在4月15日交易会开幕前,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反动组织取缔完。口号是:"奋战一个月,摧毁一切反动组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公安厅二办从3月12日起至3月27日,对省直站下属102个群众组织(其中重点组织27个)展开了全面调查。同时结合调查的有暨大东方红、暨大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等,另抽调
    七八名干部负责调查中大红旗、八.三一等组织。调查任务:一、调查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二、处理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案件,如写"反动标语″等;三、追査秘密文件档案和物资;四、保卫生产。为了迅速达到取缔的目的,各单位的组织要进行排队,参加省革联的不能依靠,坚决依靠反省革联派。
    初步调查结论,把27个重点组织分了类,定为一类的(条件是"三冲一抢搞白色恐怖,干坏事多的)群众组织十个,1670人;定为二类的(参加"三冲抢",但问题一般)群众组织八个,1693人;定为三类的(有一般活动,但问题不大)群众组织九个,801人。所谓"三冲一抢",即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对一类组织的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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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原公安厅副厅长、二办领导小组组长杨步尧披露讨论取缔省联站的情况:3月20日或21日,二办领导小组开会(专政小组寇庆延、马芳、鲁少泉等人参加)研究"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的性质问题,初步认为"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属于反动性质。但又觉得定为反动组织太重,故初步货币于定为非法组织,准备进一步的调查,充实材料后,再研究定性定案,然后向省军区汇报请示,予以取缔
    省军区较为慎重,指示二办必须进一步调查和核实材料后,才研究定性、定案。最后省直站被划为"内定反动组织",不戴帽子,列其罪谴,宣布取缔。所属基层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进行取缔,或不定性质勒令解散的有17个。其中省政协分站、粵剧院在险峰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文化局东方红广州海关革命造反总部、粤剧院东方红、省话剧团东方红、省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分站、南海水产研究所1110兵团、省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革命造反大队、省政协东风战斗兵团等被划为反动组织;中南公路工程处修配厂联兵团被划为右派夺权单位,勒令解散。除此之外,还有六七个被列为重点组织,接近反动组织边缘"。人员方面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15名,其中准备拘留五名
    3月28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江贤玉在会上作了指示,他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他提岀目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干警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广大干警认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对敌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内外反革命复辟,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第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当前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办案,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不要在机关批案,要在那里抓人,就在那里批判斗争。"第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第四,"下次战役行动主要是解决打击敌人不力的问题。"初定4月2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30日下午2时,中大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2时30分宣读命令,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九名负责人
    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单位名称军管时间军管小组人数省委办公厅机要局3月15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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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县3月15日30从化县3月15日16文冲造船厂3月25日15省航运厅3月29日34中科院中南分院3月23日10广州海关3月26日13南方日报社3月30日7省水产厅3月30日17第二轻工业厅4月2日7
    从此,广州地区的文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迟泽厚访谈》(叶曙明)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17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髙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1967年5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13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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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于,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木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
    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XXX写了一篇
    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9月13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军队天天训练9月12日训练没事情,9月13日就不行了?9月13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9月13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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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
    百万人,才死了200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
    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剐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1967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2月8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1968年7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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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1968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8月23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人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亳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
    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7月26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
    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
    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1975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岀要走自已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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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叶:周恩来1967年4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迟:1972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1967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个话,总理讲,67年4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叶:这话是1972年讲的吗?
    迟:是1972年大概1月吧,因为2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事件以后,8月13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事件的反应。七·二○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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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问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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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76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
    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21日建立的。当然
    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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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
    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
    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岀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岀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
    叶注)自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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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木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1967年8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1967年6月6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
    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Ⅹ,X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仝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援了粮食部(?),一次支援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1967年10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10月15日开,推迟到11月15日。其他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辫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仝军覆没,我只损失10%,我就比你仝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10%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90%呢?为什么你6月就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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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我拖到7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査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髙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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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
    《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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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乱动之后,已经无从考证,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于何时何地。但至少在8月11日发生“中医学院事件”时,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没有公开亮出红卫兵的旗号,进行集体行动的。然而,这一事件,是各校学生出现分化的一个明显信号。随之而来的,将是急风骤雨般的大串连、大辩论省委对掌握运动的进程,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实,学生队伍的分化,早在工作队时期,已经彰彰甚明,但发展成大规模校际之间的公开冲突和对抗,则是白“中医学院事件”始。对这一事件的始末省委曾经有一份很详细的报告给中南局:
    8月11日中午,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喜讯传来,广州中医学院301名学生离开该校在校内游行的队伍,汇同其他一些院校队伍,游行到省委报喜和表决心。当晚中医学院的301名同学要求支援他们,由广东工学院发起,得到广州地区6所高校近七八千人(后来到一万人)的响应。事前未通知中医学院,就于12日凌晨2时集中到中医学院,开声援大会。一进院,他们就和中医学院不同意外出游行集会的多数同学发生争论。他们指中医学院多数同学是“保皇派”,喊出“打倒保皇派”口号,要解散中医学院的文化革命筹委会
    中医学院一部份学生指责这些人是“非法集会”,双方展开辩论,气氛颇为紧张。到早晨5时许,省委林李明、刘田夫、张云、王阑西匆匆赶到中医学院。由于听说情况紧张,林李明到校时情绪也很紧张,群众喊欢迎口号时未一齐喊,也没有举手,学生顿时出现不满的骚动
    又由于一时对情况不了解,林李明以询问的口吻问大会主持人开什么会,询可时间稍长,于是广工学生对全体同学广播说:“林李明态度很不好。”会场便哄了起来,立即有人喊“把林李明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广东工学院一学生还写了一张很大的标语:“把林李明揪岀来,斗倒斗垮斗臭!”挂在大楼上,甚至有人要林李明下命令解散中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这时,中医学院多数同学也马上广播:“保卫林李明同志!”并自动召集了几十名纠察队员,站在主席台后面。接着他们把“把林李明揪岀来”的标语撕下来,贴上“保卫林李明同志”的标语。斗争较紧张,会场一度混乱
    林李明等人再三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双方摆岀事实,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然后学习“十六条”,大会随即转入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一方认为,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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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阻挠革命师生游行,文筹会不是民主产生的,以及错误地提岀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和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连在一起,因而要求解散文筹会。另一方则认为,301名同学(包括外校学生)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人,不经调査研究,就对中医学院运动横加干涉。
    争了半天,最后林李明讲话,表示省委一定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表示,省委工作人员一定向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学习、再学习。希望大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辫论,并对自己初到时的不恰当的态度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接受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
    林李明在事隔一年多以后,对这一事件的追述是:“‘八
    中医学院
    事件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去年8月12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第三天的深夜,广州中医学院301名同学,因受该校压制,即到外面串连其他学校的革命师生几千人去到该校进行大串连大辩论,这是我省大串连大辩论的序幕
    林李明接着说:“我带着‘怕字当头’、调解纠纷的心情去处理这一事件当时表现态度不好,想劝阻外校革命师生回去,说了错话,引起革命小将的尖锐批判,使我冷静下来参加他们的大会,听了双方的辩论,更明白了谁是谁非,知道了‘三○一’和外校革命师生这一行动是革命的,我不但对情况有错误的了解,而且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估计过低。当场我就起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这一革命的行动,作了简单检讨,承认错误!”林李明讲这一番话时,广州地区的学生,已经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受到当时环境条件的压迫和限制。
    这一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第一个洪峰,已经冲垮了堤围,洪水越出了省委所安排的河道,四处滔滔泛滥
    分化的趋势,迅速蔓延到中学。学生们整天陷于互相辩论,互相攻击,互相斗争之中。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的份材料,反映了当时学校里的混乱情况
    些学校和单位仍有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广州市红女中曾斗争初三(3)班女同学,斗争时,剪掉她的头发,撕破了衣服,斗得她当场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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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张××由于被斗,怕打和怕送去劳改,曾串连张××企图自杀,后给她哥哥劝止。
    广州实验学校学生陈ⅹ×遭同学皮带抽和脚踢,头部和腿都被打破流血…粤剧学校有的人迫人事干部(党员)交档案锁匙,人事干部坚持不交,结果加以“反革命”罪名,又打又骂,游街戴高帽持续一晩,还罚她在高桌上站至天亮后昏倒在地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省委的电报和林李明的材料,自始至终,均未出现“红卫兵”这一名称,但到8月底,红卫兵这一名称,已经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文件、报导、材料之中了。也有一部份学生组织起“赤卫军”。他们一诞生,就以一种急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8月23日,《南方日报》报导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广州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总部设在中山医学院,成为各大学学生组织的联络枢纽。尽管省委一再强调,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不准工人参加大辩论,工厂不要组织红卫兵,但学生们一上街,社会就动荡起来,工人就无法置身事外了。最早动起来的工人是学校里的校工,包括司机、电工和实验工厂的师傅。他们组织起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并积极和产业工人联系
    8月25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作出了某些让步,其中一项,就是允许大字报上街,他说:“贴大字报可不可以贴在街上?我看,你们觉得有必要,可以贴。”其实这时大字报早已上街了。8月27日,陶铸再作一个让步,允许学生到党政机关看大字报,他以电话通知中南局:“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派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件。”“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8月29日,赵紫阳托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打电话转告陶铸:“广州运动已起来,轰轰烈烈,到处冒烟街上到处是大字报,辩论人山人海,有反面意见起来,省委亲自下去。”这到底是报喜呢,还是报忧呢?
    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在短短3个多月内,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100万红卫兵。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毛泽东每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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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红卫兵,广州街头就充斥着游行欢呼的红卫兵队伍。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听起来就像是红卫兵的机关报。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4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到场,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红卫兵们庄严宣誓:“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会上发言。陈郁、赵紫阳、焦林义等省市领导,也分别致词,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
    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广州日报》当天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但就在会场上,已经出现学生互相攻击的场面了。其中一些是从北京或其他地方来的外地红卫兵。省委文革办的材料,记载了当时会场内的情况
    9月3日,广州开红卫兵第一次大会,正当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台上会见红卫兵前后,北京一○一中学8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份红卫兵20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当时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引者注)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麦贤得离开后,他们又抢扩音器,迫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辫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台下的红卫兵,有人在叫喊,有人在跺脚,一片沸反盈天。9月4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即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油印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个大骗局》的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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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9月3日至9月17日期间,陶铸一再以电话指示,要说服红卫兵不要随便抄家和没收财产;不要挖回墓和朱执信墓;把工厂、农村稳住,大、中城市放手革命,没有什么可怕;外地学生搞串连只到大、中城市,不要到县城,县城中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干部处理要慎重,领导不要随便罢官;上层民主人士还要照顾等等。但省委在红卫兵心目中,还有多大的权威,他们说的话还有多少人肯听,实在不敢作乐观估计
    由于全国大串连开始,北方红卫兵汹涌南下,进入广州。他们把北方的各种小道消息带来了,把激烈的斗争方式也带来了。北方学生南下,成了加速广州学生分化的催化剂
    各大学都在进行大辩论,但这种辩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会加深学生之间的裂罅。
    华南农学院对如何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意见分歧。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原来的党委入手,有些人则要从批判筹委主席团入手,有些人提出要从批判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入手。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聚讼盈室,永无了期。
    暨南大学的情况是,学生对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茫然无知。甚至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说不清楚。“抓不到问题的本质,辩论不起来,批判得很不得力,有的变成一个组织整另一个组织,在学生间争论不休,批判不下去
    中山大学一位学生向省委反映:“自从清华大学学生到该校点火后,该校红卫兵总部(有900多人,还有相当部份学生拥护他们)和红卫兵兵团矛盾很大。近日来,红卫兵总部不断开会,决定暂不外出,并准备把学校搞乱之后,带领学生来造省委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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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医学院一部份学生与筹委的关系十分紧张,学生中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关系,也剑拔弩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它的外围组织‘东方红公社’已抢走了筹委会的公章,宣布解散筹委,封了学校的武装部、资料室、四年级筹委会办公室和部份同学的宿舍。有的同学半夜被拉起床,把人叫出去后就封门。目前,搜查、封门成风,造成同学间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紧张了
    省委希望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辩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但现在的情况是,愈辩论,学生间的矛盾就愈大,对立情绪就愈严重。处于少数派的学生往往成为攻击围剿的目标。省委在10月14日,专门就学生的少数派问题,发
    个通知
    在运动过程中,学校学生中出现多数派和少数派以至更多的不同意见的革命派别,他们对于工作队和筹委会,对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炮打司令部,对于贯彻阶级路线,对于扫“四旧”,对于文斗和武斗,以至对于革命串连和运动部署等一系列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而是正常的现象;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好事情
    省委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团结少数派学生的问题,各地党委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是否真正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的问题。应该看到,学生中的多数派是要革命的,少数派也是要革命的;绝不能把依靠左派仅仅理解为依靠多数派。
    这些措辞听起来是多么软弱无力,对于烈火狂风般的红卫兵运动,毫无约束力,就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泥潭,一下子就沉没无踪了。省委不敢对任何一派的学生表态,甚至不敢作出任何喜恶的表示。华工一派红卫兵在大会发言时,张云鼓了掌,马上被另一派学生批评为“一边倒”。华工“心向党红卫兵”埋怨,省委在“十六条”公布前是怕字当头,现在更怕。一些原来的核心小组成员,纷纷向省委哭诉:“以前为了搞好运动,整天整夜不睡觉,毫无怨言,怎知到现在却受到‘上逼下逼’的处境,落得这个下场。”
    学生分化的一个原因,是“血统论”大行其道。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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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5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已经成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重要条件了。个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张根生对主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月初由旧市委搞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
    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
    市委有问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有个叫“毛泽东主义白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这种家庭包括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即红五类)。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家庭出身“这一观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
    1966年8月以后,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3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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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
    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了。各方面也无法稳住。省委接待组一些关于广州市六中的情况反映,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该校一些红卫兵打人情况很严重。从8月下旬开始到昨天晩上(9月6日引者注)止,全校70多位教师,被打的约有40多人,被打得严重的有20多人。个别的被打到吐血,有的还要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昨晩有12位黑五类同学也被打了,两人被打伤,还不让护士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打人都用军用皮带、胶轮带、竹子
    广州市六中,对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月28日晚,以石榴岗海军高级首长之子吴××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晩上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六中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刺杀、毒打、鞭打牛鬼蛇神,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
    小学的情形也不遑多让。荔湾区立新小学(即原洞神坊小学)的教师,不堪其扰,向省委诉苫:“现在的学生根本不听老师的话,上课时,在桌上、凳上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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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吵闹,无法上课。老师随时都会被围困斗争或关起来,甚至被罚站晒太阳。学生叫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是狗崽子,成份不好的是龟老师。有些学生还要到老师家贴大字报,有的红小兵(一种模仿红卫兵的小学生组织——引者注)向牛鬼蛇呻要钱,将广播器搞坏,把图书拿走,甚至搞坏抽屉,拿走校章。把老师的会议室要去做红小兵总部,现在又要老师宿舍,学生还成立夜老虎队,晚上不睡觉,到外面跑,集体到学校睡觉
    省委文革办接待组称,综合来访来信的反映,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省委的注意
    戴高帽、游街甚至打亼的现象较为普遍(冇的是牛鬼蛇神,有的不是)
    学校有,机关单位和街坊居民也有。广州市有一中学,25%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捉去戴高帽、游街、辱骂和鞭打;有的还被搜家,没收东西和罚款,其中有一个教师被打致满背是伤痕;佛山市委书记张力耕和副书记方兰,据说因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错误,给学生先后两次捉去戴高帽游街,后被工人制止
    二、机关单位不断出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围攻群众的现象
    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搜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还被剃去须发,满脸涂墨,挂上“反动分子”、“三反分子”的纸牌,在校内游行批斗。各级当权派教授、地主、右派统统关在一起。机关也组织起红卫兵。虽然赵紫阳曾指示处以上千部,尽可能退居二线,但大风暴一来,无论一线、二线,任何明暗角落,均无可幸免。搜家、戴高帽游街之凤甚炽,许多局长、处长、科长和科员,都被叫上台戴过高帽。
    和全国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旋风,横扫广州。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黄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在8月19日的省委常委202次扩大会议上,赵紫阳提出,“陈家祠尽力说服学生不要砸掉,先锁起来不开放,展览会搬家。保护文物嘛。古物有价值的还是要保护。”
    但省委很快连自己也保护不了,遑论古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和部份群众一声呐喊,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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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和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8月28日,一阵杂沓急遽的脚步声,打破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的寂静,一伙红卫兵呼号着冲了进来,挥动铁锤,把自由神像砸毁了。
    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假军鞋);“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改称“北京路”的原永汉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美利权冰室的牌子被拆除,一乐也理发店改为“新风理发店”,并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
    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标新立异地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
    红卫兵把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
    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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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份,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
    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千}
    {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这是报纸}
    {一篇关于文艺晩会的文章标题)。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全国有十几个文艺团}
    体和近百名作曲家,加入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行列。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人们创作了近400首毛主席语录歌,还有一些语录谱成}
    戏曲唱腔。其中一些著名语录,被谱成不同的曲子,到处传唱,《工人阶级是领导}
    阶级》就有4个不同的版本。有一些语录歌,后来成了劳动号子,像《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成了水利工地、伐木工场和仓库、码头最常听见的歌曲。另外首语}
    录歌的歌名,则长得可以列入世界纪录大全,它的标题全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8月27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成立机关、中等教育及文化等4个办公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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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成立若干联络组,向各学校派出联络员。市人委决定,撤销市、区各行业小}
    {商小贩联合会。8月31日,广州市人委发出《关于处理破“四旧”财物和接管教}
    堂寺庙房屋的通知》。决定成立市处理破“四旧”财物小组,并要求区街也成立处}
    {理小组。9月7日,市人委又发出通知,规定破“四旧”没收的物资,一律上缴
    北京一○一中学的10名南下学生,在破“四旧”总行动日,向省委递交
    {份“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最后通牒}
    ”以君临天下的语气敕命:
    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
    明天}
    (5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
    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
    国有
    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
    、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
    {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
    {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份子投机
    六、40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岀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
    划地少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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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发出通牒,9月6日,市委批转市财委}
    《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3。5664万个
    {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
    {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在这股狂潮之中,各种无稽谣言,也不胫而走,漫天乱飞。虽然事隔多年之后
    反观,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病态谵妄,但在当时却为大破大立之风,注入了更加}
    狂热的动力。9月上旬,一个离奇古怪的消息,见诸街头传单
    {最好消息!!!}
    北京城改为“东方红”城!
    二、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
    三、毛泽东思想发展为毛泽东主义
    {四、中共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五、团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子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六、彭真“重在表现”那个报告是株大毒草。}
    七、现在有条件的红卫兵可以穿绿军装,可以自己做,可以穿着平时出街
    八、现在红卫兵代表可以随便什么时候经过省、市委同意,分批到“东方红
    城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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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凡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烈、革军子女都可以参加红卫兵,名额不}
    十、轮船禁止分舱,火车禁止分座,禁止使用保姆
    上海的中学生向省委反映,广州运动比上海搞得好的方面有4个家户
    户贴有毛主席语录
    小学生上街宣读毛主席语录
    自行车全部有语录
    牌
    {四、文斗掌握得好。但不如上海的是:一、辩论空气不浓;二、宣传站(台)没有
    {建立;三、商店的橱窗没有陈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
    北京、南京来的学生则批评,来到广州,听不到宣传“十六条”的声音看不}
    到一辆宣传车,买不到“十六条”的小册子,广播宣传也很少。他们质疑省委是否}
    真正贯彻“十六条”和对运动的态度。武汉的学生说,广州的街道和学校,普遍张}
    贴了毛主席语录,处处皆是,但是张贴毛主席像的还不够,尤其是学校张贴的更少}
    {经过破“四旧”运动的荡涤之后,广州市的茶楼和茶市,有些取消或缩短营业}
    时间,不接筵席;神香、蜡烛、冥镪等迷信品禁止岀售;中秋月饼也成了“四
    旧
    ,不再生产;9800多个个体小商贩停止经营;因取消银行利息,存款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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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时日下降78万元;香水、口红、扑克、像棋等均停止岀售。商店招牌、
    告被拆除,或改作政治宣传牌
    9月13日,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群众“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
    {有武器和反动证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他认为现}
    {在“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但中南局控制得了红兵
    吗?要搜査的已经搜了,宗教已经搞了,文物也已经动了,现在才制止,时间上迟}
    了一个月。
    进入9月中旬以后,破“四旧”的高潮,渐渐过去。城市表面看起来,热火朝
    天,人人载歌载舞,如登春台,但内里已经满目疮痍,一片劫后余烬的景象。红卫
    兵运动处于巅峰状态,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破“四旧”了,不满足于斗争“黑五类
    {、“黑七类”,不满足于取缔小商小贩,他们的重炮口,开始对准了党政权力机构}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被视为大串连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
    红
    卫兵的大串连已经开始了。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许多就是从外地到北京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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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生。根据省委的记录,第一批到广州串连的红卫兵,是8月18日抵达的北师}
    大学生,一共13人。也就是说,他们在8月18日之前就离开北京了。当火车在
    月台停下,当熙来攘往的旅客匆匆而过,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广州,刹那间,这片土
    地仿佛响起隆隆的回响。}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正式爆发了。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世界奇观。火车站挤满了}
    {南来北往的学生,每一辆火车,包括运载牲口的车皮,都被串连的红卫兵挤满
    客运列车挤得快要爆炸了,厕所也被人霸占了,行李架上也躺满人,过道上挤得只}
    能站着;车厢门根本无法关上,因为门外的梯子上,也坐着好几个人。在火车站上}
    不了车的人,就在沿线疯狂地爬火车,不顾生死地坐在车顶,奔赴“世界革命的中}
    {心”北京。
    由于学校推迟开学,没有了学习的负担,而且可以免费旅行,广州学生汹涌北}
    住上。许多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乘天下大乱之机纷}
    纷回城“革命”,混在串连学生中,赴京上访、请愿,要求把户口迁回城镇。所有
    杋关、团体、学校、企业,都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为串连学生提供食物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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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交通工具和宣传工具,没钱吃饭的可以要求补助或记账。大、中学校、党}
    校、党政杋关的办公室、招待所、礼堂、饭堂,全部腾出来,给学生们安营扎寨
    连省人委办公大楼,也挤满了红卫兵。”}
    {截至9月7日止,省委、省人委安排广州市的上京人数达1.865万人其}
    {中学生1.6935万人,教工2.1715万人。北京和外省到广东的学生人数
    ,先后共达1.2万多人,其中北京来了7000多人。省委在8月中旬成立接待}
    组,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到接待组,有的是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是要求解决生活问
    {题,有的是要《毛主席语录》,有的是要国庆节观礼票,有些是了解外出串连的手}
    续。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似乎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
    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陆续来了5批共65人,分成13小队,好像水银
    {泻地一样,分散到广州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8月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对专诚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
    {绍了3条经验
    毛主席已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
    可以
    {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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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
    {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
    {对于这批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中南局和省委都密切留意,因为在9月3日的广”
    州红卫兵第一次大会上,带头捣乱会场的,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向省委下“最后}
    通牒”的,也是北京一○一中学生。后来(12月13日)陶铸在北京的一次讲话}
    {中,也特别提到这间中学的学生在广州的活动。他说:“北京一○一中的革命学生}
    {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著名粵剧演员——引者注)。
    给她剃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木拿到造纸厂造纸}
    ,挂牌子,牛鬼蛇神红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作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
    她白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
    张根生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中山医学院批斗陈耀真、毛书文(二人均为}
    {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引者注),弄得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被批
    斗。这时省委还可以勉强维持局势,但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已陷于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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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
    职工代表上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内容与中央通知基本相同,只是补}
    {充规定,中等学校师生上京参观日期为9月24日至10月23日,并强调“各地}
    {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坚持原则,严格控制人数,对有些学校学生要求多去京的,决}
    {不能随便答应。各级领导都要负责进行说服工作,不要把矛盾都往上推,给工作造}
    成困难。”
    9月15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
    ,主要是针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而发的。通知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仝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
    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
    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
    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
    好经验应用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通知接着写道)在当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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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和各省、市大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
    陆续来到广州和省内各个中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交
    流革命经验,这是对广州和广东仝省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巨大鼓舞和有
    力支持,这对于推动我省和仝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起了还将继续起}
    着重大的作用。”}
    北方来的学生,果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
    广州。从此不复平静。他们向广州红卫兵介绍了什么样的革命经验呢?」
    北京大学附中陈××等7人,到广州市委要求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
    名单交出来,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份子几十人,广州打死}
    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3个红卫兵到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说:“北京斗争时是}
    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
    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
    10个、20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
    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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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十五中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在广州散发了份}
    〔《向省委猛烈开火》的传单。宣布要“炮轰省委,把盘踞在省委的一切大毒蛇统统}
    揪出来!坚决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烂!不反出个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省委,不反出一个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处处飘}
    {扬的新广东、新广州,死不瞑目!”这份传单不仅散发到省委办公大楼,而且张贴}
    于街道墙壁,还派人到茶楼饭馆宣读。}
    9月5日下午,由华南工学院一部份红卫兵发起和主持,1000多人在省委}
    礼堂开揭发和批判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红卫兵第一次到省委来“炮打司令部
    大会开到晚上10时许,二三十名北方红卫兵,突然从后台冲了上去,按着王阑西}
    的头,要他跪下。这时台下的华工红卫兵不断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
    “非主席团成员请离开主席台!”扰攘了半天,那些北方红卫兵才悻悻退下。大会
    {结束后,他们还不肯走,拦住华工红卫兵辩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学生叫喊着:}
    “大会是失败的!让王阑西坐在椅子上,和人聊天,记笔记,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东的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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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学生成了省委最头痛的一群人。
    国庆节后,两张由“首都红卫兵”印制的传单,在广州街头,广为散发,张}
    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部写的《广东省委机关运动向何处去!》,另一张是署名}
    〔“红卫兵爆破组”的《特急倡议》。两张传单内容,大致相同,指责省委存在3大
    问题
    十六条公布前,省委把运动引向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同时到处
    为自}
    口打保票;二、省委到处渲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派,}
    打击了左派;三、十六条公布后,省委迫于形势,写了几张表态的大字报,同时退}
    居二线,但通过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筹委会,继续控制运动,定出了许多条条
    框框,缚住群众手脚。”}
    传单说,省委定下的框框有5种
    在高潮出现就布置学习任务:
    斗争}
    黑帮分子要通过战线;三、斗争黑帮分子定时间、定人员;四、对一些黑帮的保皇}
    派、运动绊脚石说要放在运动后期来搞;五、筹委把群众的手脚缚住,今天不知明}
    天事,一切活动要他们布置。广东省委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严重,阶级斗争十}
    {分尖锐复杂。传单要求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关内大搞革命串连,互通情报。}
    最后,这个爆破组还强烈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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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28页,共4822页
    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都要在这次大革命中重新受到检验,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
    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对他进行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让我们像陶铸同志说的那样,用24寸的大炮,对准广东省委,轰!}
    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市炮轰中共广州市委大会。10月19日,华南工”}
    {学院红卫兵向省委下战书,直斥省委犯有严重错误,“你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前
    头,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
    {中南局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首先成为牺牲品的是宣传部长王匡。据《红卫报}
    〔》报导,6月以前,“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鸣放
    髙潮,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揭发出王匡大量的严重}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随后,中南局决定王匡停职反省。从
    6月中旬以来,中南局直属机关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门,曾多次召开会议,对王匡}
    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是,王匡一直不肯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态度极不老}
    实。”在10月18日的《红卫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王匡感到痛苦的我们
    感到幸福》。《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一直是王匡亲自抓的报纸。}

==========第11268页==========
    第4229页,共4822页
    在中南局召开批判王匡的大会之后,广东省委也于9月28日召开同样的批判
    大会。从造反派后来编印的揭发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省委对批判王匡,确有无可}
    {奈何的难言苦衷。}
    (9{月25日)广东黑省委开会汇报斗争王匡的准备情况。}
    赵紫阳说:“首先要按中南局的规格开,中南局开得很顺利,很文明,也很神}
    秘,不准学生进去,让王匡坐下。中南局开不出问题,若省委开出了问题,不好交}
    代,要作出样子来,省委常委参加会议出武斗是不好的。”
    (9~{月28日)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干部开大会斗争王匡。为了怕红卫兵小将知
    道,28日开会,到27日才发票,赵紫阳指示,票上不准印“斗争王匡大会”
    样
    10月16日,《红卫报》发表《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匡》的}
    {社论,声称:“王匡是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秉承他的后}
    {台老板周扬等的旨意,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社论把王匡的“后台老板
    说成是周扬,避免提到长期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用心可谓良苦。赵紫阳在}

==========第11269页==========
    第4230页,共4822页
    批判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言下之意,除了王}
    匡,广东没有更大的走资派了。
    如果赵紫阳希望藉着批判王匡,把省委和中南局分开对待的话,他的希望落空}
    了。在北方学生的奔走呼号之下,火终于烧到了省委大院。华南工学院红卫兵要求}
    斗争张云、林李明,华南师范学院红卫兵要求斗争区梦觉。喧嚷狂嚣之声,不绝于}
    耳
    {赵紫阳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11月4日,他代表省委检讨。他说,省委在运}
    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
    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朿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类}
    陈辞滥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干部过关的常用语言。但这次运动非同般。}
    (赵紫阳继续说)“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汹涌澎}
    湃,出现了许多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红卫兵、破“四
    旧
    立“四新”等革命行动,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对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衷心感}
    到高兴的。但是,由于省委对这些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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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不足,感到有点突然,对有些事情很不理解,因此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
    {,同革命同学一道,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被动应付,处于软弱}
    无力的状态。使得省委的领导,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但他坚持认为,省委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
    {学生,没有挑动革命群众斗学生。但检査并没有取得学生的谅解,红卫兵认为这是}
    假检査,想蒙混过关
    北方学生继续汹涌而来,本省各地准备外出串连的学生也云集广州,人数愈聚}
    愈多,而离开的渠道却十分有限,造成许多想走的学生走不了,不得不滞留广
    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一天天下降,他们御寒的衣物不足,钱也花光了,离家太久}
    ,归心似箭。10月下旬,在大串连的学生中,哄传着一份未经证实的陈伯达讲话}
    ,主要内容是:
    {长征去—陈伯达同志25日讲话摘抄}
    {劝你们(指北京师院等红色造反者—抄者),步行走,步行回来……破
    四旧}
    ,批判资产阶级是长期的事情,你们走半年回来还不晚。1、人走了,会有另种}
    {布置;2、可以走半年、三个月,也可以走一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长期的
    {事情,一定要到群众中了解,你们要步行,就是要准备大斗、大批、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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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听从中央文革号令的学生们,其应如响,纷纷要求步行串连。仅10月29日一天,就有38批学生(其中包括中大、暨大、华工、华农、华、广工等高}
    {等校),响应号召,准备步行出省串连,华师学生劲头十足,一下子批准两千多}
    步行串连。华工、华师和华农有一批学生甚至兴冲冲地告诉省委,他们打算直}
    {走到新疆家落户,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祖国边疆。对于不堪重负的铁路来说}
    ,这个好消息。
    {但也有学生反对。中大、中山医、华师的一部份学生,怒气冲冲地到省委反映}
    ,这次要求外出远征的,本身就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思想的影响,“想趁机溜}
    走”。这些人走了,要批判就没有对手,怎么批判得起来呢?广东交通学校的学生”}
    说,步行外出串连一年、半年,其实是逃避运动。他们更质疑陈伯达那个讲话的真}
    实性。
    {省委对学生要求步行,倒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可以减轻铁路压力,更可以减轻}
    他们的压力。有一句话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肯定会这么想的:学校的批判搞不起来}
    更好,少了学生斗学生。省委一心只想“尽快把停留在广州的学生送走”0月}
    28日,省委、省人委发出通知:“本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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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的社论,在各地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个徒步行军的新的革命大串连的
    {高潮已经开始出现。”
    {省委表示,只要是步行,来广州也可以。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这时广州市不仅
    对外交通非常紧张,市内交通也已经无法承受。粮食告急,医疗告急,住宿告
    全面告急。前景不可预测。
    11月15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中}
    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程步行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队伍。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的}
    长征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的播种机。你们的长征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这个头开得好!长征式的仝程步行串连,好得很!毛主席支持你们。他振}
    臂一呼,“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天}
    试行,明年春天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11月21日,广东省委、省人委再发一个通知,对徒步串连的经费问题作}
    了巨细无遗的规定
    二、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伙食费应该自备,各地服务站伙食收费标准,原
    按每人每天3角计算,对于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因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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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领有助学金者,可预发原享受的助学金。助学金额过少而自筹伙食费又有困难}
    的,或没有助学金,木人只能负担一部份伙食费者,经过学校筹委会研究同意,或
    同学民主评议,每人每天可补助1角到2角。对于少数既没有助学金,而生活又特}
    {别困难,本人确实完全无法自筹者,可按上述同样手续,每人每天补助3角各地}
    {一定要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补助,严防平均分配
    三、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除带足原定粮食标准外,一律由县或省的接待站按3”}
    6斤大米补足。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长征远方,要求发给3个月以上的伙食费}
    (指助学金)和粮票的,由院校文革委员会(筹委会)或红卫兵组织研究决定发给}
    补助费则经市、县有关部门批准发给。如果中途改变计划,多领部份应退回原发}
    {单位。
    {四、凡参加徒步串连的革命师生,在省内串连每人发给学习、宣传费1元;
    外省长江以南邻省串连的每人发2元;到长江以北各省串连的每人发3元。}
    五、医药费。在省内串连的每人每月发5角;到外省串连的每人每月发1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可按公费医疗标准发给。
    {但目前滞留在广州的外省学生,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愈来愈严峻成}
    〔为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一伙急疯了的哈尔滨学生,闯到省委接待组,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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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叫,他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回去。他们威胁说,11月1日或
    日一定要回去,如果10日下午6时前不解决回程车票,就采取行动,强行上车
    到时就不管什么影响不影响,什么纪律不纪律了。这是不祥之兆。11月9日省}
    {委发出通知:
    目前,外省和本省各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已达30万人由于}
    {铁路运载能力的限制,入多出少,停留在广州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吃、住、行都发}
    {生了很大的困难,急需加强对接待工作的领导,把做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省委决定,除了抽调赵卓云、欧初、郑少康、何文等
    全力以赴抓好接待革命学生的工作以外,省人委办公厅的文化大革命要暂时停止
    段时间,除挑选若干人留下来管日常的行政秘书工作外,其余的力量都应集中来搞}
    好接待工作(当然两方面的工作有时还要结合起来搞)。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11月14日,据省委办公厅的估计,“现在广外市外
    来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已经达40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20万人……本省各
    {市、县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也达20万人。目前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
    的还约有二三十万人。”这是令人悚然的数字。省委办公厅频频告急
    广州现已来的40万革命同学,木地、外来各约一半,每天增加3万至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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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只1万。人数急速增加,很快就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100万。广州市等}
    {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是最大的困难,火车每天只能走五六千人,最多一万人,}
    而且很不正常。北京积存200多万人,要输送出来,把火车控制起来,在毛泽东}
    {接见红卫兵的当天又停止贻d去,否则会冲击会议,所以很不正常。交通带来系}
    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20多天一个多
    {非常着急。天天冲火车站,使旅客无法乘车。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
    病——急性脑膜炎、副霍乱流行,11月13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2}
    人,北京也挤伤几十人
    {文革办公室、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极感困难,每天来访二三千人,大楼随时挤}
    着几百人、上千人,并且住着一二百人。“困难!困难!困难!”到处都听见人们}
    {在喊着这个词。省委办公厅提出了4点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说明情况,使大家明白交通的困难,同时说明生活安排,}
    {使之耐心等待。按秩序持票乘车,要不断召开代表会,出通报
    {二、做好生活安排,吃饭,住宿(衣被),学习(组织老红军介绍,一起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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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篇,回忆对比),医疗,交通,安排参观,看看电影。吃饭用具、粮食、菜蔬
    {喝开水,都立即采取措施。每个人都当服务员、炊食员(调5%工人)
    三、交通问题,铁路尽量多安排车辆,分票办法要急需改进,市内公共汽车,}
    汽车、船支(只)输送到汕头、湛江。}
    {四、提倡徒步行军,各县都已建立三四百个服务站,要加强领导,政治挂帅,}
    两条腿走路,靠腿走是主要的。}
    据省委接待组反映,由于交通紧张,许多南下串连学生和本省北上串连学生都}
    运送不出去,积压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有的竟达10多20天,所带钱粮已尽,御
    {寒衣服又缺乏,他们心情焦急,无心在广州串连和参观了。因此每天前来接待站要}
    {求解决车票的人数激增,有的到接待站来大吵大闹,说为什么广东省委不让他们出}
    {去(或回去)?有的哭着求情,要求写证明优先领车票。有的扬言要向广东省委提}
    出强烈抗议。}
    他们对分配车票的办法,非常不满。有些住地住了几百人,一天才分配到几张}
    {车票,像华南农学院住了两千多外地学生,但每天只有50多张车票,即使只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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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也要40多天才能全部走光;暨大全校学生只有2500人,但学校却开出3
    700多张外出串连证明;有些学生十几个人集体来,现在却要分散走。他们质问}
    为什么每天能把上万名学生运进广州,却只能运少量人出去?他们因为广州积压学}
    {生太多,希望省委向中央建议,广州暂停开放几天,以便把积压的学生运走
    根据接待组的记录,11月2日这天,有525批群众来访,人数达22
    14
    人。主要因为当前交通紧张,加上11月3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开北京}
    的火车,又停开了5天,造成省内的学生出不去,外省的学生也走不了,大部份来}
    访者都是要求解决车票和生活困难的。11月12日,在339批来访者,有
    20
    8批是要求解决车票的。13日有360批共1533名来访者,其中外省来的有}
    219批共733人,也几乎仝是要求解决车票的。一名南下学生写信给赵紫阳说}
    ,他们于10月28日到达广州,至今未得到火车票,不能外出串连,他气急败坏}
    {地恫吓,要组织暴动,与省委和接待站拼。}
    悲剧终于发生了。11月14日晚12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
    {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4名学生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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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基,摔到车底去了。其中一人重伤,左腿上骨粉碎,生命垂危。其他3人也不}
    同程度地受伤
    11月15日,悲剧再度重演。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
    不锯掉右腿。11月16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
    {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辗死。混乱还在持续,到晚上再有3人受伤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至12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总算大部份送}
    {走了。但也有不少人自愿留下,并建立起各色各样的联络站,在以后广州地区的文
    {革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役,凡是亲任其事的人,对那些不眠}
    不休的日日夜夜,毕生难忘。12月23日的《南方日报》报导,在过去几个月的}
    大串连高潮中,广州市共接待了160万从各地来广州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至1}
    2月1日止,广州市接待红卫兵开支1080万元,仍感不足,又向省人委要求借}
    款1000万元。}
    当大串连告一段落时,整个广州地区的形势,确实完仝不同了。省委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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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焦点。赵紫阳在12月对省委成员们说:“怕也怕不过去,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怕也不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用不着怕。极而言之,无非是罢}
    {官。”他们对前景已经不抱任何乐观了。雷霆即将降临他们头上。
    {作为洪峰的尾声,12月24日,省委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通知,听起来就像}
    {一个人在喧闹的场合大声说话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既响亮}
    又突出,而且刚好正说着一句蠢话。}
    {中共广东省委对1965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作出如下决定
    放假闹革命,工资照发。回母校往返旅费一律由实习单位报销。}
    二、进行革命大串联,串联的范围由自己选择。”}
    三、春暖以后自由组合去北京见毛主席
    {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与学生一样,政治待遇与学生相同。
    五、愿回母校参加斗、批、改的,由本单位办理手续。
    仅仅相隔17天,1967年1月10日,省委又匆匆发了一个劝大家不要外}
    出串连的通知
    鉴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力量不宜分散。因此,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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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群众以不外出为好,去年底今年初,省委和一部份省直单位的领导,为了照顾}
    部份革命群众的要求,曾批准一部份人上京,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省委突然改辕易辙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1967年1月4日,作为广东省委在中央最大的靠山——陶铸,在北京突然倒台了
    宋永毅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
    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
    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一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1974年11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1〗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2〗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广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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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3〗——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4〗亳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5〗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会历史条件,提岀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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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米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岀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6〗又如海外研究者针见血地揭示:“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7〗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8〗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酲。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远久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9〗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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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10〗的方向走去了。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1977年3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1973年9月13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11〗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1974年10月7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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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45页,共4822页
    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亳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2〗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13〗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14〗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注解
    〖1〗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4页。
    〖2〗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6月,第59页。
    〖3〗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4〗同注〖3〗〖5〗同注〖3〗。
    〖6〗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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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第8—9页。
    〖8〗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
    〖9〗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1978年,第55页
    〖10〗同注〖8〗〖11〗同注〖2〗。〖12〗同注〖8〗。
    〖13〗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
    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1976年,第241页。
    2008年3月24日初稿2011年10月1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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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十二节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本节资料
    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大、中、小学校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正在陆续开学,同时正积极进行教育革命。当前各校在教改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就我们遇到的几个实际问题报请中央
    、目前有些大、中、小学校在教改中要求到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等地,有的甚至要求到边疆、海防等地去学习教改经验,并要求到本省各地农村公社和工厂、企业、事业等部门作调査研究。这些活动多是以班、系为单位,要外出的人员也较多,同时要求解决外出交通和经费等一系列问题
    二、最近有部分大专和中专院校提出调整专业方案,急于要求我们批准。还有少数系要求缩短学制,这些系学制缩短后都应在六六年或六七年毕业,同时要求分配工作。
    对上述问题,我们的意见是
    、到外地学习教改经验和调査,目的虽然是为了搞好教育革命,但发展起来,外出人员势必日益增多,不仅不利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且将会给接待单位增加许多困难,甚至影响接待单位的教改和生产正常进行。我们意见教育革命首先应在本校、本地进行,交流经验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和材料的交换,个别单位因教改急需派出少数人员到本省有关方面调査,也要经校革命委员会统安排,事前应征得接待单位同意方可派出
    关于调整院校系专业和缩短学制问题,目前我省大、中、小学校多数尚
    未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有些问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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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群众反复讨论和实践才能决定,因此,目前各校提出的教改方案,不应过早批准,一般的待运动后期再进行审批更为稳妥。
    上述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1967.12.15;中发[67]383号
    吉林省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十二月九日报告收悉。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教育革命先在本校,本地进行的意见。目前,大、中、小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木单位的斗,批,改。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联。为了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
    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改革方案。报纸也应加强对教育革命好的典型经验的报导。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
    (发至县团级)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吉林省军区《关于吉林省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小学巳于十月份陆续复课闹革命。目前,由于北方处于严寒季节,坚持上课有一定困难,因而各县(市)普遍要求放寒假
    我们的意见是:全省小学从一九六八年一月中旬起,至二月末止,一律放寒假,三月初开学。小学教职员工仍应坚持上班闹革命,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特別是要立即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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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一个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要积极地组织和辅导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并努力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各项工作。
    上述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1968.01.15;中发[68]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5号
    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成就,中央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希望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保证落实。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中央希望吉林省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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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各地的革命大联合和吉林省的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时讲话
    〖地点:京西宾馆。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陪同接见时首长有:吴法宪、张秀川、陈锡联、宋任穷、李伯秋同志。根据记录由长春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共同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要成立了。你们能不能争取第十五名?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单位了,看你们是第十五,还是广州第十
    五。要竞赛了。可不要落后。你们的条件是比较成熟的
    吴法宪同志插话:吉林的干部条件比广州的好,解放得好一些)。代表回去了吗?
    (答:各地区的回去了,长春的没回去)
    长春的还没有回去。总理让你们把干部问题解决一下,所以你们不回去。现在一共还有多少人在这?
    (答:十八个。接着康老一一询问每个代表的情况。)
    今天请同志们谈谈,到底你们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你们有没有个打算?现在你们的形势很好。条件,基本上成熟。实现了联合解放军做了很多工作。你们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达成几个协议?
    (陈锡联同志插话:三个。)
    这就很好。中央的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同志。希望你们去掉派性,增强党性。对达成大联合协议。我们很高兴。这是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很好基础。你们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还是比较先进的。你们虽然占十五、十六位,但有新的创造。
    (吴法宪同志插话:还有河北)。
    河北也是不经过革筹小组,就是河北一个,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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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联同志插话:还有辽宁。)
    那你们东北都是直接成立革委会了。黑龙江也没有经过革筹小组。黑龙江是东北的新曙光,你们这也是新曙光嘛,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很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想和同志们谈一谈。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你们经过讨论有几个解放了。有几个干部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意见,怎么能够很快地在这问题上达成协议,使他不阻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据联络员同志讲,阮泊生郑季翘几派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还有对宋振庭、宋任远的意见不一致,其他的意见不很大。这四个同志,我想在干部问题上今晚和同志们交谈交谈,帮助同志们把思想解放一下,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阻碍革委会很快成立。首先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条。244页第三段:“必须善于识别干部”、“识别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善于识别干部,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专案小组的同志懂得这件事的复杂性。”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不光看干部在一个事上有这样的错误或那样的错误。要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大概我们革命造反派对干部识别最难的是不大容易了解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大都是根据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表现。当然也进行了调査研究,但调査研究中对过去的环境时代不大了解。不大容易弄清。但这是个重要问题,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还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主席的教导,应当说各革命组织对解放干部,取了很谨慎很严肃的态度。这是对的,但我想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清什么叫革命委员会?我们解放干部是让他参加革委会的,参加革委会的委员、常委、主任、付主任。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叫革委会,过去常常有偏差的理解。我觉得黑龙江各派达成的协议有一个说明很好,我在各省都介绍了。黑龙江在这里解决问题时,几派达成的协议共有十二条,第三条中对革委会看法中写道:”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这个意思是说革委会这个组织不是各派的联合会不是各派的联合组织。也不是各派的代表会。更不是各派的联络站,她不是群众组织,她是临时的权力机构,这和你们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她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新型的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是政权性质的机构。你们成立革委会也不是联络站。也不是群众组织。她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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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你们和黑龙江一样,也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结果。“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我们必须爱护她。支持她。巩固她并使之不断完善”新生事物她不会一下子很完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爱护她、支持她、巩固她。“绝不允许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她,颠复她”。革委会成立了,就不允许阶级敌人、走资派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动摇她。颠复她。“对于革命委员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提岀善意的批评和帮助。”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工作中难免有缺点有错误,必须按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善意的批评帮助她。“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结合的基础。革命委员会的各级负责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就谈到了第二个问题,一方面革委会是个政权组织,另方面参加革委会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委员或常委不是各派各组织的代表,比如说长春公社也好,红革会也好二总部也好。你们将来参加革命委员会。你们不是长春公社的代表,也不是红革会的代表,你们是吉林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他不仅仅代表长春公社去参加革委会,他不是仅仅代表红革会去参加革委会,他的言论、思想、行动应该从一千七百万人出发,从一千七百万人的利益出发。因为她是临时权力机构,参加革委会的不是代表小团体的利益要求他代表吉林省一千七百万人的利益。群众也是这样要求的。在座的将来会有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你们必须弄清代表什么人。要象黑龙江协议所说的,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群众不是长春公社只联系长春公社的,红革会只联系红革会的。不仅要联系长春的,全省的都要联系,你们作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要有这个想法。大而从七亿人民出发,小而从一千七百万人民出发。你们参加的是政权机构,不象群众的团体,这就要求不要有任何的派性,力戒作派性的代表,小团体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是一个一千七百万人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委,不是长春公社、红革会的委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讲什么是革命委员会。什么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你们将要登上东三省的政治舞台。必须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一点派性也不能有。邬孟庄同志。你是长春公社的代表。将来人家把你搞上去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我这是随便说罗。如果长春公社犯错误你怎么办?你就不能说,我是长春公社的。我就包庇一下吧,也不能说我不能叛变。朝里有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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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官嘛。这就错了。你们要大公无私。如果红革会做对了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坚决支持了。因为你即是长春公社的代表,又是红革会的代表。是一千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你们当了权,有私就不行了。要大公无私。封建社会还有这一条,那是假的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应该真正的大公无私,你们长春公社也好、地院也好、师大的也好、红革会的也好,你们不能要求参加革委会的代表来徇私。相反地要来监督他,他要有私,如果不公,我选的代表我就特别有责任监督他,当了委员就不是长春公社的干部,是成了毛主席的干部了,如果说派,那就是毛泽东派了。他的地位有了突变了,他从群众团体变成专政机关的人了,眼光必须照顾到全体了。要识大体,要公正。革委会的委员主要是掌握主席思想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支持。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不支持。部队支左不是有一条支左不支派嘛,革委会委员要支全体一千七百万人民,不去支那一派。包括我所在那派。原则和部队支左是一样的,是支革命不支派。因为他已经成为专政机关的干部了。就象我们部队的干部是一样的。要支左不支派,支革命不支派。包括我参加的那个组织。我在的那一派。他有错误。我反对过去反对过我的那一派,他对,我也要支持。应该釆取部队的态度。你们将来作革委会委员必须有这种态度,就是跟解放军学
    今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一个文件。不久你们就会看到了。题目是“关于军队必须尊重、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解放军同志就要尊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还用派性作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而军队是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支左不支派的,那军队怎么支持你,保卫你?这就不象样子。这是要向同志们交待的,现在同志们就要做思想准备的,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做一个新的革命的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各派解放干部中,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看来吉林省解放干部是有条件的。几派也协商了,有些干部可以解放出来。有的干部还有些意见。我今天和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阻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我们要认识对干部怎样看,比如说,长春公社要解放郑季翘。红革会、二总部要解放阮泊生。你们要解放的是什么人呢?首先,第一条,他是毛主席的干部,共党的干部。不是你们各派的代表。不要要求他们成为你们各派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这一条非常重要,你们解放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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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求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中央的政策,不是你们长春公社的代表,也不是你们红革会的代表。不然,如果你们犯错误。这个干部也一定会犯错误,这方面必须弄清楚。因此,不管你们解放那一个阮泊生也好。郑季翘也好,都不是你们的干部代表,是党的干部,毛主席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干部,是三结合的千部。你们不要把他当成资产阶级的议员。他是这一党的议员。他是那一党的议员。这就要犯原则错误。他是什么干部,你们要求他去干什么,要他到革命委员会去干什么的?他和你们一样,是要为一千七百万人民服务的。他有派性你们要监督他,批评他,如阮泊生有派性,首先你红革会要批评他,郑季翘有派性,首先你长春公社要批评他。你就说,是我保了你,你搞派性怎么行呢?我要对你负责。我要监督你。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必争多和少。你解放几个,我也要解放几个,要从革命利益岀发,能解放几个就解放几个,不能解放的不要免强。在这个意义上我讲,解放干部的思想。人选要从大局想,从原则想,不要把干部当成自己组织的。要看成党的干部,毛主席的干部。
    吴法宪同志插话:按照毛主席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同的任务。)
    因此,关于解放干部你们要看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这不是对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比如阮泊生问题,你们说有个党籍问题。光看这个问题不行。要看他的整个历史我不认识这个同志,不能光看一时一事。郑季翘我接触过几次,这个同志是不是没缺点,没错误呢?那不是。人只要做工作,总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要看他的大体。他大体对陆定一的中宣部,对周扬的批判。他有他的长处,同志们,你们知道罗,他是批判了周扬从苏联贩卖来的形象思维论的。他和陆定一阎王殿中宣部是有斗争的。看干部重要的问题要贯彻主席的干部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你们打倒的不少嘛!赵林是个老叛徒、富振声,这是我知道的,我在莫斯科,他去,我审查的,这个人不但和陆定一的关系很恶劣,我估计他个人历史上也有问题,他从东北到莫斯科这一段有问题,还有李砥平,是叛徒。粟又文省长,这个人是个“民主人士”,我接触过,问题很大。你们这方面两派成绩是很大的。总要相信毛主席这句话,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相信这点。还有宋振庭、宋任远。宋任远我不认识,据说他在统战工作上反对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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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冰的路线,也执行过也反对过。就说郑季翘,他就没有错误?那是大体上来看。宋振庭这个人我有接触,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这个人说过错话,写过杂谈式的文章,据说还有两木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罢了官,这不要去看,我们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好的一面。五八年我到长春,他专门向我汇报了长影的问题,他对长影的斗争是坚定的,当然这是吴德同志领导的。这不但是对长影的斗争,这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另外,他对陆定一宣传部和教育方面都作过斗争的,这个人你要抓他的错话错事随便都可以抓到的,但从大节上看,基本上还是反对阎王陆定一的。这个人大概是这样的。我打个比方,林付主席讲,一个人要做革命的分力量,又要做革命的对象,宋振庭这个人反右斗争时他会是一分力量,反“左”时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是了。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三反分子。所以凡是能够结合的,都要根据主席的思想来结合。今天报纸上有一篇评论:“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好干部问题。”主席讲:“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木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又指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因此我就想,从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讲,宋振庭肯定有错误,但也有好的一面。宋任远有没有错误呢?但他也有反对李维汉、徐冰的一面,希望同志们思想要解放,坚决执行主席解放干部的指示。
    同志们解放思想就冇几个问题。有的会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半了,千辛万苦,调查研究,最后成了空的,我不白干了吗?”你们代表回去,有的群众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签了字?你们修了,成了陈独秀了,我们辛辛苦苦调査了一年,被你们否定了”。这个要向调查的同志讲,他们有很大成绩。没有他们的调査,反复的调査,怎么会使中央把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弄清楚。不能否定他们的成绩,应当支持他们,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调查干部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我们经过调査,进一步了解了干部,这是好事,并不是一年没成果。你们还有专案组,有这个人的专案,有那个人的专案。搞专案的,我放肆一点,你们要听我点经验,这件事很苫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你不能参加,关在屋子里钻材料,个材料接一个材料,钻得头晕眼花,跑了很多地方,结果是个空的,你说恼火不恼火?有时派性斗起来,还要武斗,还要挨打,但同志们,这件事情是个大学习。脑子里要经常有辫证法,来不得半点的主观主义。自己的材料不但人家否定,我自己也要否定,不断的肯定否定,对一个干部好不好,我们要负他的政治生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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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这一点和戴个帽子、游街不同,你戴个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看样子很凶,只不过是肉体上受点挫折,但专案是定他政治生命是死还是活的问题,必须很慎重,必须有真凭实据,必须是经常辩证的,有时人家否定,我自己也要否定,这样脚跟才能站得稳。我的材料人家否定了,是帮助我,不是拆我的台。因为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反复,必须实事求是,是关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责任很大。有个地方一个组织叫“抓叛徒兵团”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原来没有,叫你一抓就成了叛徒了,这个事情怎么得了?是对干部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这种事情我用个形象来讲,好象刀上跳舞,走钢丝绳一样,一方面思想一麻痹,就右了;另方面,稍微一偏,就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就“左”了。这两方面要经常注意。因此做专案的同志必须掌握主席思想,掌握辩证法。第二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搞长了脑子就糊涂了,今天这里弄一个叛徒,明天那里弄一个叛徒,所有的黑材料都集中到你这里,哎呀,中国共产党叫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可是在我这里就是黑暗,慢慢地自己的立场就会动摇,搞出个刘少奇是叛徒,彭真是个叛徒,罗瑞卿是个特务,没有入党,陆定一是个叛徒,杨尚昆里通外国,安子文是个叛徒,一看两眼漆黑,还什么伟大,还什么光荣,还什么正确,所以说阶级观点不明确就会发生动摇,专案搞了半天,搞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是我白费了力气,我就没有成绩我自己思想老早就有两个准备,一个是,一个不是,调查材料时,人总是有点主观,如抓叛徒,就老往那方面想,总觉得这个象叛徒;如思想麻痹,就容易往另一方面想。必须实事求是。因此,专案必须与群众相结合,还要正面与反面相结合,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中央对六十一个叛徒的批示你们看到了吧?这件事中央很慎重的,对一个人要负政治责任的。由于环境的复杂性,有时弄错了难免,如延安审干冇的就弄错了,后来就平反了。全国解放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许多是对的,所以平反有时也有平反错的,这个问题要掌握政策
    青年团转党的问题,党的历史各个时期是不同的,不要拿你们现在这个标准去看整个历史上青年团转党,有时在历史上,在战争环境中,转党并没有履行什么固定的手续,他就参加党的工作了,参加党的会议了,就成了党员了。还有候补期问题,以前没有候补期,七大以后才有。开始时青年团转党也没有候补期,抗战以后把团取消了,才有候补期。这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还有自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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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叛变的问题、被俘的问题、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立场要坚定,给敌人供出东西就是叛变,但在这个原则下要具体分析,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审査时就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做专案工作的,第一,要掌握主席思想,辫证地看问题,千万不要主观主义。第二,阶级观点要明确,什么时候都不能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有丝毫的动摇。第三,要掌握政策,搞专案是很辛苦的,应当说你们成绩很大。在东北这方面成绩很大,黑龙江审査千部成绩很大,他们的报告中央转发了,辽宁在沈阳军区领导下,各派联合审査敌伪档案,成绩也很大。你们吉林这方面不够,因此,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要抓这件事,根据黑龙江的经验和辽宁的经验,抓下去,要继续深挖,你们不要在专案上对干部争论不休,相反地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应该特别注意,我觉得过去你们各派闹派性,搞武斗,敌情观念淡薄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什么,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有国民党,美帝国主义,还面临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最近我们知道朝修通过他的大使馆组织叛国活动,我相信你们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苏修在那个地方是很久的,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不要因为解放了干部好象专案就白费力气了,也使敌情观念淡薄了,也不要由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敌情观念就淡薄了,相反地要加强敌情观念。很多地方成立革委会以后,敌人马上就跟上去了,你们要注意,一定要把苏修特别、朝修特务、叛徒挖出来,学习黑龙江,学习辽宁。你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解了一些情况,学习了很多本事,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们就成了骨干了。敌人是狡猾的,上次我不是讲了吗?说辽宁东工把候志搞了去。我批评了一下,我批评他不是说抓候志不对,是说他不交给专政机关。这个苏修老特务,在苏联学习学很久,不但青年人弄不清她的问题,就是一些干部也弄不清她的问题,她多方面伪装,把自己伪装成反王明的,伪装成老干部。伪装老干部对党忠实,用这个假面具进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她伪装是一个受害者,她丈夫在苏联肃反时被搞掉,实际上是她岀卖的,反而说中国党不帮助她解决冋题。她还裝作检査错误来散布流毒。她已经活动二十多年了,像这样的人,你们弄不清她的问题,东工审问她,你越审问她就越放毒,所以要他们交专政机关,不是说他们抓的不对。在东北像她这样苏修训练的特务,并不是她一个,因此,你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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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松。蒙修也在搞叛国的活动,朝修在搞叛国的活动,苏修在派特务,你们对这些,对日本的残余,对国民党的残余,要提高警惕,你们搞专案的,经过锻炼,这对反修、反特、挖叛徒是有利的。解放了干部也不否定专案工作。还有高岗啊,公安系统的汪金祥啊,情况复杂了呢就谈这些问题,把思想解放
    把干部解放出来。最后提醒同志们注意,
    毛主席去年在给红卫兵的信中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去年毛主席批天津延安中学军训经验时,又写了这句话。我对江苏的同志讲过,你们为什么不解放干部?千部解放不了,革委会不能成立。你们自己也解放不了。所以最后特別提醒你们吉林的造反派,只有大胆地解放干部,才能解放自己,才能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个关键问题。因为你们这个问题卡住向中央的报告就不好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一大堆事情,写报告中央讨论,请主席、林付主席批准,还有一系列的工作,干部问题这样挡住,就耽误了时间。所以大家要解放思想,对一个干部看错了也不怕,文化大革命没搞完嘛。要去掉派性,不要你提一个,我提一个,那样纠缠就没办法解决。希望同志们去掉派性增强党性,解放自己的思想,同时解放干部,把主席的思想在自己的行动中贯彻。
    你们自己再讨论一下,有个问题向同志们讲一讲,不要相信自己的材料一定就对,也不要相信人家的材料一定是错的。调査干部必须有这样一个态度,不然就会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就不会辫证地、全面地看问题,一分为二是个复杂问题,这里我不想多讲。一分为二,一切事物中间都是存在的,毛主席特别讲过这个问题。光争这一个就说是反毛主席的,不能这样做,这个矛盾你们要仔细的研究,你们看一看“矛盾论”,在材料上不要绝对相信自己的材料是对的,自己提的,容易偏重自己这一面。还有个问题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不要完全相信口供,我们讲不能搞逼供信。他在一定的情况下讲的我们要分析,就是他自已讲的,我们要分析,在审査干部中,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的材料,不要完全相信口供,各派都要这样子,即使我们自己的材料,也要反复否定它,口供绝不能完全相信,有时相信要上当的。
    (红革会和长春公社代表汇报干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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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说:我看你们就是不愿意成立革命委员会,如果不愿意,就别争十五名,作最后一名,人家调査的材料,你们不相信,你们调査的材料又一定叫人家相信,这要到什么时候才完?
    阮泊生三八年总入党了吧,填表是真的吧,四八、五八、六八、三十年,
    十年你们不看,就咬住那一个时期,这是不对的,主席不是说对干部不只看一时事吗?可是三十年你们不管,这是有派性,说是没有,脑子里是有的,派性的危害可大了,像鸦片烟一样。
    我举个例子,把你们代表的历史都写出来,我来抓你们的小辫子,一个一个地抓小辫子,保证抓得住。好吧,你们自己好好讨论一下,根据主席的思想,把派性去掉,何必那样扭住不放呢?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3号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禺、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
    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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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岀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们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赴京代表时的讲话时间:1968年2月29日晚8时30分至9时2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的首长还有: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成武、法宪、东兴、叶群、秀川和陈锡联同志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读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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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问同志们好。今天由我读一读中央的批示,同志们,大家都收到了吧?(读批示全文)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同志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要说的在这里头都说了,没有更多的话,现在有几件事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你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回来由革命人民掌握,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掌权。既然是个权力机构,现在来说还是个临时权力机构,就是要把各种革命力量都团结在一起,来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委员会不管委员还是常委,都不能拿一个组织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你们吉林是四个组织啰,如果说在没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对这个人或那个人有意见,多几个少几个,争来争去,现在就不要争了,既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你们回到长春开大会宣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不能站在一派的利益上,一派的主张上,就都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应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合乎的就改嘛,我们的权力机构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各派的联合政府,各派各的代表。尽管你们现在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还没有成立,这些代表会还要回去商量,但是革命委员会一经成立,就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按照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意见不同是允许的,但不能争吵,要求大同存小异。
    第二件事,革委会的名单,中央文件上已经写了,要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在吉林省冇朝鲜族,但因朝鲜族自治州还没有三结合,干部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不能选出代表来,常委里面都给他们留下名额了,那里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补进去。吉林省是多民族地区,汉族是大多薮,还有朝鲜族,西部白城地区还有蒙古族。有苏修、朝修、蒙修在挑拨,但要相信广大的民族群众和干部,都是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总会奋斗在一起的,要有信心,一时没选出来是时机问题,不是没有,一定会有,相信还会有好的,革命委员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吸收民族干部,还希望你们帮助延边自治州建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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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件事,加强敌情观念。过去你们忙于各派斗争,搞武斗,敌情观念不强,今后要加强敌情观念。不仅要警惕明显的敌人,还要注意到我们队伍中的坏人这么大的组织,每个革命组织总会有漏洞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内奷有空就钻,挑起武斗,造成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医大基础楼解决
    (陈锡联同志说:解决了,已经联合了)
    现在想起来哑然失笑,我都问过多次了。为那么一件事对立几个月之久,我们解放军那样辛苦,一直夹在当中,这说明总有人挑拨。要自己把坏人揪出来有材料要交给对方组织,让人家自己揪,自己把自己那派坏人揪出来,这样子比较好,不损害革命组织本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识別好人坏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背后有坏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已把他揪岀来,这样不损害这个组织本身,这个组织就更好。
    第四件事,生产问题。批语和报告中都说了,吉林的生产基木搞的是好啰,农业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工业生产就差一些。在长春表现的特别是汽车厂,汽车厂在这里订计划的十八个同志不是来了嘛,还有革委会常委嘛。你们过去外因干扰内因。去年你们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互相串连是多一些,影响一些生产那就不要说了。今年就不应该了,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了,应该把生产搞好,夺了权,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更高了。专、县(市)都建立革命委员会,生产应进入高潮。汽车厂在全国很重要,不仅国内重要,还有战备、援外任务,我们希望汽车厂要带头,希望你们计划要订得高一些,因为你们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机械化程度最高、最先进的工厂。要求你们在生产上,第一季度过两个月了,第三个月要转入正常生产,第二季度要跃进,吉林省在工业战线上打响这一炮,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这样你们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来兑现,真正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今天把毛主席的要求转达给你们,庆祝你们胜利(热烈鼓掌)。
    伯达: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老: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总理的讲话,同时希望同志们把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央批示条条落实、句句落实,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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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热烈庆祝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又一胜利。今天这个会议13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大多数到会,35名常委差不多都到了。同志们,你们很光荣了,你们被群众推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和常委,而且经过了中央,经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批准,还把名字写在批示上,这是同志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中央、林副主席对同志们的极大的信任,希望每一个委员和常委不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不辜负党的委托。希望你们掌好权,用好权。怎么样才能掌好权用好权呢?首先正如批示上讲的,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把毛主席的思想,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好、跟好、用好。这是最主要的,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最重要的。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毛泽东思想,就要犯错误,走错路,就要发生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你们委员、常委们要紧跟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把学习班办好,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的。
    再一点,文件讲了,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批示上专门有段谈这个问题,对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省的野战军,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想一想,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军队,应该向大军区、省军区和驻吉林的野战军学习,但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帮助。要向解放军学习,要紧紧依靠他们,要以最大的信心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因为毛主席教导要“三相信”、“三依靠”,离开这一点就全走错路的,我们的工人、农民、学生要好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我们都要好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当然,解放军也要向群众学习。
    再一点,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委员们委同志们要特别注意,要到群众中去。委员、常委是人民推选出来的,不是派性代表,是革命人民的代表,他不是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要相信群众,经常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有一篇报导,北京西直门车站革命委员会委员作广大人民的代表,《人民日报》还作了评论,希望冋志们好好进行学习。到群众里面去,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特别要注意到过去不同意我的观点,反对过我的群众里去,向他们征求意见,向他们检讨,要按照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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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去做,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而且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过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不大来往,不大了解,现在大联合了,成立革委会了,要很好地团结,这样子把吉林的工作搞好,真正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办事,争取吉林文化大革命彻底、全面的胜利,把吉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庆祝同志们胜利。
    伯达: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成武:同志们,首先向同志们祝贺,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宣布的中央批示,完全拥护总理、康生同志的讲话。中央这个批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对吉林省广大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光荣,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解放军同志们,特别是驻吉林省部队的冋志们,要永远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响应林副统帅的伟大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坚决执行江青同志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去年的“九·五”指示。我最后预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更大的更新的伟大胜利。(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向小将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伯达:我们这个会就这样结束。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驻吉林省的人民解放军和吉林省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成果。吉林处在东北的中心地带,那里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一片的大好河山。我的话听得懂吧?我是到过吉林省的,不会说吉林话,那里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民族问题是比较多的,苏联修正主义还在那里活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不能粗心大意(江青:不能粗心大意!)中央批示所讲的,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各项工作,这几句话十分重要,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要保持髙度警惕,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反复岀现(江青:要保持髙度警惕,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反复出现,要有精神准备。)要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大联合,巩固结合,基础是办好各级各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各单位都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经常的,不是办一下子就完了,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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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大联合,巩固三结合,做好各项工作,搞好生产。最后句话,希望大家学好毛主席著作,继续前进!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后江青同志一一介绍到会的中央首长,康老又建议把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介绍一下,女常委也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说:吉林的特点是有女同志,你们不是大男子主义。
    (根据记录,由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共同整理,未经首长审阅)1968.3.18《合刊》
    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一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中,紧接着南海之滨欢呼革命委员会成立,从壮丽的长白山下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凯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当前,长白山麓、松辽平原,一片大好形势。吉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大力支持下,经过反复较量,粉碎了阶级敌人种种阴谋诡计,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吉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谨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解放军驻吉林部队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战斗在吉林省“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在狠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过程中,有力地抓了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最新指示的落实。他们通过帮助革命群众组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来全面地、历史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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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干部,使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区别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了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于发动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方面肃清其流毒,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吉林的代理人批臭、批透。大批判要坚持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决不能松懈。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大力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不是各派的联络站,而是革命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不但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要做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参加革委会的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不能只做一派的代表,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代表,做广大革命人民的代表
    吉林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吉林省的军民担负着重大的战斗任务。我们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要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閉结。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髙阶级警惕,坚决揭露和粉碎一小撮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果混进了坏人要自己加以揭发和清理。要认真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一定要把工农业生产抓好,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
    长白山下春风浩荡,松花江畔红旗如画。我们相信,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领导全省革命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吉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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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社论)
    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按: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硏究所一百六十
    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硏究所一百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208年5月22日初稿2011年10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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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十三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九六七年元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时间:晚十点二十五分至二号凌晨一点许,地点:中南海小礼堂。〗陶铸同志和谭震林同志同大家见面,会议正式开始后,文凤来同志带领大家起学习最高指示,接着他又代表全体同志讲了话,问首长新年好。陶铸同志亲切地站起来说:“同学们新年好!在中南海给你们拜年啦!”在谈到和我们一起来到北京的还有梁、杜、吴〖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三同志时,陶铸同立即又站起来说:“他们有没有来,见见面嘛!”
    葛忠龙同志代表仝校革命造反者愤怒控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的系列滔天罪行和江苏省委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事实。这时,到会代表个个义愤填胸,高呼:彭冲站起来!”“彭冲把头低下来”!彭冲乖乖地站起来低下了头。葛忠龙同志宣读了五项要求后,请求首长指示。
    陶铸同志:请谭震林同志先谈谈,他是老华东,情况比我熟悉。先解决这个
    五项要求好不好?五项要求你们同彭冲交换过意见没有?(葛答:基本上是知道的。)(对谭)你讲讲,你讲讲
    谭:我不了解情况,没有研究。(推托了一番)
    陶:你们都是南大的吧?上次是来的一部分,我这是第三次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见面了(指江苏)。也有一次接见保守派,不是单独见的。(葛把南大红旗战斗队的所谓陶铸同志接见他们,并支持他们的“北京来电”传单一份交给了陶铸同志看,并介绍他们不敢公布全文的情况。)那是不对的。同学们一定要我讲,我先讲一点好不好?(站起来讲话)其他的不用讲了,要讲的前二次都讲了,大道理你们比我们懂得多。你们主要是来谈问题。(对谭)我们没商量,我先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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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意见。
    (读五项要求:第一,强烈要求罢彭冲的官,撤彭冲的职,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省文革小组成员必须有革命造反派参加。)同学们可能有意见,你们叫“打倒彭冲”我没举手,你们注意了没有。其实“打倒”就是罢官的意思。(文插打倒不光是罢官,还要斗倒、斗臭。)彭冲就是不罢官,也在你们南大斗了三十多天了嘛!(插:我们没有斗,只是进行了批判。)斗批也差不多,罢官同打倒差不多。你们的提法有根据的,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这样提我们没举手,但不是不赞成你们。我们是中央的工作人员,是不能随便表示态度的。我们举手,等于中央赞成,但中央还不知道,毛主席也没批准。对省委,中央不是打倒的问题,是处理的问题,改组就是了,撤职啦反省啦,这个请同志们谅解,这样是不是保皇派呀?你们的要求我们有义务反映到中央。省委书记撤职要中央考虑,省委书记全国只有二百多人。你们的要求很强烈,我们一定反映给中央,要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同意。省文革小组长可能是不能担任了。(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我个人意见,我向中央报告。文革小组长可以先不干嘛,保留省委书记以观后效,做什么事情都要留有余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不要当文革组长了,再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再不行就撤职。你们同意的话就是大家的意见,不同意就是我们两人的意见。毛主席的方针总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团结的目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看看嘛!看样子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还有一部分同志不赞成,有两派意见,不同意都可以,我们都向中央反映。(插:以后再不改,就非罢官不可!)当然罗不能老错不改嘛,老是不改不行。(文插:改组省文革的问题。)你们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造反总部,到你们成为多数的时候再改嘛。省文革小组可以不行使职权,由省委来领导就可以了,彭冲不搞这个工作了。
    (读第二条:江渭清、彭冲等人必须深刻检査交代对南大工作队中革命造反派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同志以及省机关造反派的政治迫害。)有政治迫害为什么不交代,彻底检査,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读第三条:省委责成公安厅立即解散一贯违法乱纪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南京直属纠察队,警备纠察队,红一团、红二团等黑组织,对其中的首恶者及其后台,必须逮捕法办。)这个我看,造反派可以代省委去好好调査研究,北京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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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纠察队航是榜样。只要是人民,都可以享受宪法上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还有大串连都可以,不管是保字号也好,不管是革字号也好,只要不搞地下活动。但打人、法西斯行动是不允许的。西城区纠察队不是解散了吗?(插话:同西城区纠察队就是一样。)你们刚才讲的几个单位,可以调査,如果同西纠一样,就同西城区纠察队一样处理。(问彭冲)这样好不好(彭冲说:好。)为什么北京能解散,南京的为什么不能解散呢?暗杀、武斗等是对待敌人的,不允许,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允许思想不同。不能搞法西斯行动,侵犯民主,破坏人民的权利,是绝对不允许的。现行反革命可以进行处理,确确实实如同志们所讲的,如果同北京西纠一样,那也一样处理。(凡石同志揭发省委包庇那些组织,反映了多次也不处理。)
    (谭震林同志插话:西城区纠察队也是最近才处理的,以前中央没有下决心,地方也不好下决心。西城区纠察队开始还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受了坏人的操纵,变坏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受蒙蔽的,多数是好的,少数坏的领导人要法办。)
    (读第四条: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用罢工、破坏国家财产,挑动武斗等手段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省委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并且要严肃处理,对其中主谋者及后台要严加惩办。)这个还不好吗?这个是十六条,罢工、打人应该制止,不制止怎么行呢?
    (读第五条:江苏省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陶铸同志在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和省委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那个八条是我和汪东兴在场,省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当着你们的面,同意的就要履行,否则怎么行呢?我从三司和军区得到些材料,江苏省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比以前有所进步,(万金华同志立即列举事实,揭穿江苏省委的花招)这些我知道,江渭清确实在转变,但下面阻力很大。包厚昌、李士英确实支持你们,(万金华同志又举例控诉)徐州一万人提岀五个条件,省委征求中央意见,我们要他同革命造反派商量。省委在转,转得那么好不一定,当然有你们的帮助啦,这也是他们造成的恶果。他们转,保守派也很尴尬,不满意。只有坚决依靠坚定左派,来做保守派的工作,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你们南大有多少学生?造反派有多少?(文答:学生、教职工八千多,造反派五千多人。)总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吧?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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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对保守派,你们还要做工作。保守派硬要同我和汪东兴见见面。我们也要做点工作,好吧,就见一见吧。我说:你们确实比人家差,必须承认这一条,你们必须承认错误,要检讨改正错误,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当然左派也要团结你们对梁、杜、吴,你们过去保他们,现在他们转过来了,为什么要向你们作检査?现在不必去,以后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全校作个报告,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现在不是要他们作检査的问题,而是你们要改正错误的问题。我上一次是这样讲的,两派都是这样讲的,搞两面派还行吗?我们在中央做工作,难道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第一条,我说他们革命精神差,要开门整风;第二条,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革命的,还是应该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你们要团结他们。我们要有革命的气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我们要得到全世界嘛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团结全世界人民,夺取全世界的胜利。最近中央批了个黑龙江师院关于团结保守派的经验。(下略)这个经验是对的,我看你们可以采取这个政策。
    (谭震林同志插话:希望你们也创造一个新的经验,把南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起来,中央一批拿到全国去学习。)省委要坚决支持你们,毫不动摇地支持你们,你们要把他们团结过来。我就讲这几点,(对谭)你讲几点好不好?
    谭震林同志:同学们,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是第三次,第一次见面,首先是拜年罗,今天是元旦,一九六七年开始,一九六六年过去了。六六年是大变化的一年,六七年要有更大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到底,社论讲得很清楚,社论不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还总结了过去,希望你们把过去的一年的斗争总结一下,求得今年或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把南京以至江苏省百分之九十五革命师生,革命员工团结起来,做到这点要向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学习(陶铸同志更正:黑龙江师院),然后有所发展。运动是向前发展的。十六条没有红卫兵,没有大串连,十六条讲重点主要是大中城市。现在革命发展了,工厂企业都在搞,除了军队以外,全国都在搞,运动都在搞。运动在发展,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应该向前发展。前一阶段虽有很多创造性好的东西要总结,也可能有缺点,哪个人没有缺点,百分之百的好?最高指示讲要一分为二。要很好地总结过去一年,今年来个好开端,争取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群众靠你们,团结干部也靠你们。革命主要是群众,第二条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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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党,这是根本的两条。关于团结问题,最高指示里谈到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比如,先把彭冲的文革小组长的官去掉的做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嘛,当然还要批评,还有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彻底的,不是弄虚作假的,真心诚意地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相信江苏省委是会这么做的,也应该这么做的,如果你是革命者,应该有这个勇气,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呢?我事先没有跟同志们接触,只能抽象地说几句相信你们根据社论精神,总结经验胜利完成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陶铸同志要彭冲表态略)
    谭震林:一位同志问:“我们与彭冲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矛盾从现在来讲,还没有罢他的官,还没有经过中央的讨论,主席、林彪同志批准,现在的矛盾还没有转化,批准了才转化,现在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读毛主席语录217页第二段)跟彭冲的矛盾要得到解决嘛,不解决就不成了,错误不改正矛盾还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两人没有商量,也没有请示中央,五条事先也没有看,还要同你们商量。省文革现在看来可以不要了,(陶铸同志说:群众不是不要,而是要改组。)你们同意分两步走,文革小组的事要商量,明天要接见黑字号,(陶铸同志指着手臂比划着说:不是,不是,是黑字兵。)是保字号。(陶铸同志讲:还是讲“保字派”好。)怎么办,怎么讲,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们年纪大了,但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新兵,革命干劲不如你们,你们可以把我们考倒,可以打我们零分,(陶铸同志说:零分也不至于吧!)因此我们要先同你们商量,或者说先请教先生,然后再同他们谈。怎么说要做工作,按林副统帅的话就是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今天晩上来说彭冲还是人民内部的范畴,要转化的话,还要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文凤来:我们认为多年以来彭冲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我们主张打倒,把他斗倒斗臭,中央的处理那仅是处理的问题,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不能决定他的性质,矛盾的性质是客观存在的
    陶铸同志:刚才有许多同志写了很多条子,一个是关于彭冲的矛盾问题,你们把他当作敌我矛盾,同志们完仝可以这样提,充分揭露批判,我们赞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央还没有做结论,放手让你们揭,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全国到底有多少,也要平衡在百分之五以内,要有个标准,现在中央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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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做处理。你们认为是敌我矛盾,以后把事实搞得很充分,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今天同你们的看法稍有不同,双方意见可以有些保留,我们大家不强求致,我不强求你,你不强求我。刚才反映的意见,我们反映给中央,我们可以研究。省文革组长可以撤,省文革可以改组,你们认为陈光同志比较好,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至于彭冲的省委书记罢掉,我个人认为还是分两步走。你们还是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做,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然彭冲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们现在拿高标准来讲,是否够三反分子,那还要看。
    工作队三位副队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觉悟得比较早,江苏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可以揭呢?不能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叛徒恰恰是革命行动,他们觉悟了,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很好。
    (看了关于林副统帅说保字派保对了的传单后,手里拿着传单说)这纯粹是捏造造谣,(有的同志说要逮捕法办造谣分子)逮捕还是由公安部门去办,你们可以提供材料
    省委是支持你们的,有的同学讲不能这样讲,我认为开始是不是够呢?那当然肯定不够,根据我的材料,江苏省委下了决心,走出了一步,按着步子,是不是能走下去,还要看,总是有了行动了的,当然不够啦
    开会问题,明天晩上我们要找多数派就是保守派谈,先找革命派,后找他们谈,我们帮助你们做工作,省委支持你们,他们下不了台,我们做点工作,把两方面情况向中央汇报,把你们的五条报告中央,文革组长能否罢掉,由中央最后决定。兼听则聪,偏听则蔽,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听意见有什么坏处呢?同志们应该相信我们嘛,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相信我们有分析能力,然后再宣布中央的决定,让他们接受教育,安徽也是这样做的,还是要团结大多数的,多数派革命差一些我们要帮助他,中央找哪些人谈话完全有权力,为了开得更好,你们不必参加,你们应当相信我们,我们两方面的稿子写好了给你们看,这样光明磊落,也不会把一些词句改掉
    你们多留几天,把问题搞透,这样更好地帮助你们做工作,使你们的阻力少些。今天是初步地交换意见,是不是到此为止,留下十几个人再谈一谈。(葛忠龙同志问及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有的同志提出罢彭冲这个官陶铸同志说:那就不必要再搞了,兼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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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问到保字号的人把斗争矛头指向敢于造反的梁、杜、吴。)
    陶铸同志说:那当然不对,他们作了检査,还起来造反了,立了功嘛。
    一些同志揭发省委的压制和迫害。)江苏省委要公开检讨,道歉
    (同学问:他们三人是不是革命造反派)那当然是革命造反派了(同学问:彭冲汇报的假材料是不是能给我们批判?)
    陶铸同志:材料还不够吗?俯拾皆是,到处都有,我们请示中央,如果对你们有好处,个别的文件可以给你们,我看是可以的,但今天不能答复。
    (当谈到窦长春回南京批判时,陶铸同志说)
    对窦长春这个人批判是可以的,肯定是必要的,他在北京,不是见中央的你们跟中央打个招呼就好了。
    (当谈到黑字兵利用这点大肆攻击我们时)你们有缺点要批评,但决不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当同学们问到是否可以到《新华日报》社去看大字报,《新华日报》社的人说这是中央的指示,中央有没有这样的指示?)
    我们没有发这个指示,报社的大字报怎么不能看?我们中宣部不是也可以去看吗?我的大字报也少嘛。具体可以同省委商量。
    集体接见到此结束。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记录组整理)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
    为了接受在江苏饭店发生武斗的教训,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代表达成以下协议
    立即追查一月三日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
    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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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严惩。
    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
    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四、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仝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六、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七、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八、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九、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
    以上协议自达成之时起立即生效。
    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四点于南京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十点于北
    (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一月八日北京化院(红色宣传员)翻印一月十二日)
    九六七年元月六日,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九六七年元月六日晚上十点十六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了我们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27名代表,主要就元月三日南京惨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作了重要指示。总理亲切地询问了每一个同志的姓名和籍贯等情况以后,就立即详细地向我们了解了南京惨案的情况,在关键之处总理反复询问核实。现将谈话纪要整理如下。〗
    周总理: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几十条船。你们既然是左派,一说就通了,不能再停了。江渭清讲已经达成了九条,我说九条比
    八条(指12·5南京革命造反派与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达成的八项协议)更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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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你们。省委最先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我们就很高兴罗!
    同学:赤卫队在省委把桌子、椅子都劈了。
    总理:连省委的东西都给劈了怎么行呀!现在的问题首先是交通要恢复。如果九条对你们有利,轮渡一定要恢复,你们应该恢复。(总理看到九条的第二条时说)哦!对了,参加了工矿企业赤卫队的有直属干部。彭冲同志,这就不好了(严肃地),我们懂这个道理,党内基层干部有些思想保守的,没有想得通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偏爱保守派。这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重要影响你们造反派不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你们要帮助党,不要让老干部继续增加反感。除了少数坚持不改,甚至还在顽抗,那些自然是自觉的;还有那些不是有意顽抗的,是不自觉的,你们提口号不要一律骂到,要跟我们合作,你们这些勇敢的闯将,是帮助我们党中央作好工作,同我们一起克服这一时的困难,一时的波折。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分两类,成为一般逆流。当然要一分为二,否则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利了
    (当我们揭露省委一工作人员给南京黑字兵总部的一封黑信后)
    总理说:省委里有一部分干部很难接受省委对造反派的态度,他们和保守派的观点相同,所以和保守派联合起来造江苏省委的反。各造各的反,标准不一样嘛!不过这还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还是有这种人的
    (这时周总理又和江渭清通了一次电话回来)说:这个九条已经签了字,他们正在印,还没有公布,问国务院有什么意见。这是比较支持左派的一个协议会不会下面会出事情。这个协议不管将来执行如何,文字本身是支持造反派的。
    (总理讲完后,十二点三十五分我们休息,总理又去接见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到七日凌晨二点十分总理又与我们座谈。)总理指着九条协议说:这个总是好的,你们总得支持。你们不能采取旁观的态度,这对你们有利,不是对组织有利,而是对方向有利,也可能会有波折,要相信省委是想搞好的。江渭清刚刚问:你们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国务院同意了,是好东西,但有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我给江渭清讲:我正在接见造反派的学生,鼓励他们支持你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不要采取旁观的态度。下面就要看明天的反应。你们是不是电话打回去,说中央支持你们的行动,但你们要积极支持。我看原来的太复杂了,达成协议不要太复杂,不要那么细致,太复杂了反而束缚了手脚,太细致就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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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对另一派的工作,就把他们置于很不利的地位,你跟这方面达成了协议,跟方面怎么教育改造保守派呢?对保守派总得要做工作,第二条讲要追查赤卫队的幕前幕后,这一条使他们处于不利,首先就要起来闹,问题如江渭清所说:这次事情省委中有一部分人到江苏饭店,不是省委挑动的,是他们自己去的。问题是千多人的车子送到江苏饭店,这一点符合事实,赤卫队肯定是输理的。这一条既然肯定赤卫队理输了。希望你们交通不能断,无论如何支持这个。支持你们了,最后不要再扩大了。多数赤卫队员都回工厂了,如果贴出来赤卫队没有什么,就不要批评他们了,什么黑字军了,老黑等都不要叫了,都是阶级兄弟,省委已经支持你们,你们不要盛气凌人。你们的矛头要对准省委市委。刚才为什么要把你们留下来,不然的话我心里不安,你们对了不要以胜利者自居,这是主席思想胜不骄,败不馁。造反派伤得多,造反派的话我们都相信了,一定不要去刺激他不要叫什么投降,缴械,都是阶级兄弟。不是他们,而是挑动的人,把那些人要揪出来,要照顾大局,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嘛!”南京的影响很大,基层干部赤卫队很多。他们有保守情绪。文件有好处理,号召他们退出,首先是这一关。我要省委连夜开会进行解释,第一是接受,第二是退出,第三是不准再犯
    这三条是相当严肃的决定。要给他一个机会,不要太急,至少要看几天,不要干扰他,让他们去传达,不要一开会就说是黑会,这个会要一级一级传下去把这批干部问题解决,这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上十天要上月。南京来说工人同志中他们还是多数,总要把工人造反派扩展起来,要争取多数。我也问江渭清,他说:一、二条要费功夫,要允许他一个时间。第三条据他说浦口方面不是赤卫队,主要是渡口的堵塞,今天轮渡一开,就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说的剩下一万人大概就是这回事。我说是不是沪宁线上还有,他说,没有了。现在正是大做工作,外地来的还有少数。我说要连夜发出通知,现在要回去。第四,要他们认罪检讨对赤卫队来说,是不愿意的,我就这些意见,特别是头两条,检讨总是要给他两天时间。做好工作,你们和南京的总部商量,有不同意见就立即写条子告诉我,我们要紧跟毛主席走,要做到老,学到老,省委机关里可能是有些问题。我是解决九条问题,其余的材料还是看看,还要见你们。九条出来以后先看看,如果平息了,向健康发展了,那就好了。先把这第一关搞好,把南京革命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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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恢复,你们占了优势,那就好了。回家要调査,总会查出一些线索来的,武斗你们造反派无论如何不能要,你们要根据林彪同志的报告,不要搞武斗。
    当同学请总理对八条协议表态时,总理说:九条比八条更高嘛,更加支持你们造反派。
    当我们控诉了南京“
    ”流血惨案中动用武装人员时,周总理说:你们
    对战士更要好好对待,如果不好就有反感了,不是他们犯法,是上面交给他们的给你们缴了枪也没有抵抗,那里比较好了。这是对你们革命左派的最大信任,如果要对敌人,他们是死也不会做的,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缴枪是耻辱的事,他们没有反抗,把枪给了你们,是最大的信任你们。反过来,你们要尊敬他们。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是不是安慰他们,把他们送回去,另外写封信给军区,告诉他们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当然写封抗议书也是可以的了。
    当我们问总理:南京黑字老保打电话回家说你接见了他们,并且达成了几项协议。请问总理有没有这回事。总理说:那个谣一定要辟,跟保守派我根本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就是两条:一条是他们同意许家屯回去,是我同意过几天接见他们。根木没有达成什么协议,这根本不对
    周总理因为很忙,他还要接见好几批代表,于是在二点五十分结束了与我们的座谈。
    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二次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周总理
    你们从电话中还得到什么消息没有?你们得到的反映有工人赤卫队还在南京,刚才得到消息,三元巷500名赤卫队和1000多造反派有点冲突,新街口也有事,在街上捉他们游街,遇到挂黑袖章的就捉,肯定要发生摩擦。学校有个不同,可以到外地串联去,工人不同还是要回到工厂生产。这次工人运动来得猛本来想学生左派搞好了再搞,十一中全会后,学生左派也没搞好。
    十一中全会前,江苏省会搞了一个报告,搞了个摆擂台辩论,还说南大最好的方式是辩论。第一次是上新华日报的一次,第二次是辫论省委的一次。第三次是关于给匡亚明戴高帽子的辫论
    我看了电报,还有这样形式(指三场辩论)为了说服保守派,我还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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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江渭清、谭启龙到清华作介绍,江渭清还生动地摆了擂台。原来才知道工作组的报告还不确实。这是十一中全会以前,实际上是一样执行了刘邓路线,那时候他们还以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自负。这样反而把意见加深,辩论八次之多,继续支持保守派,压制左派,这样就把错误加深了。6、7两个月,8、10两个月,四个月了,工作队是错上加错,到中央工作会议,你看时间多长,是错上加错,江苏省委对错误的认识不那么眀朗(总理问谭副总理:你听到他的检査没有?)我没有听到,听别的同志告诉我,很不深刻,错的一定要改并且要采取具体步骤,进行实施,我委托许家屯同志回去作检査,省委写给那个总部的信是你们査出来的,江渭清的检査你们嫌不够,他们嫌高,希望许家屯同志回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支持左派,加强教育保守派,最后才能团结95%的人,省委要作工作,你们也要作工作。省委来电话说:坚决站在左派方面决不动摇(读来电)。实际上不信左派,还要宣传教育保守派,干部可以退出赤卫队,教育保守派认清形势,摆脱被动的形势,批判省市委的错误,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复?一是外地的未轰走,一是可能省市委没有采取措施。(读九条协议)如果立即追査幕前幕后的,查出省市委的人幕前幕后的一条处理,这样可以按第一条处理,第三条是要引起波动的,最好不要引起冲突,昨天六点我又跟铁道部的谈,说交通还未恢复,轮渡只能运客车,货车还不能运,这是最关紧要的事,南京是枢纽,上海的存煤只有两天了,当然北方的船可以运,不过冬天有的地方冻了。地方冻了,这是最紧急的事,影响到国内外,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主要还是谈九条,尽管对第四条,省市委说承认责任,没有说是指使人,原则的是第一条,我担心的是第三条,双方剑拔弩张。挑起两方武斗的人当然要低头认罪,要法办,对同志对阶级兄弟这样,群众不能同意的。不责备一个组织,而责备挑动的,阶级弟兄打架,是群众斗群众,由领导负责。有些形式你们很好回去做工作,今天晚上联络站开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交通问题我最担心问家里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开会的情况,南京现在的情况,对九点有什么意见
    九条我是同意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表;我要江渭清赶快到红色造反司令部去联系。省委支持造反派,这是个基本转变,这是最大的前提、大方向罗。追查出幕前幕后策划的人要惩办。要省市委号召外地来的赤卫队回去,江渭清要作检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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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赤卫队集聚起来,把省委的人弄成,这是不聪明的办法,聪明的办法是把事实真相暴露出来,这是聪明的。我认为省委的这个态度,大方向是转过来了下子转一百八十度很困难,这基本上是一百八十度了,应该欢迎这个转变,我打电话给许世友,要江渭清无论如何要回来,要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也扌电话给江渭清,要他无论如何要支持革命造反派
    (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
    1967.1.10
    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南京大学代表座谈纪要
    〖地点:中南海会议厅。首先南京大学等革命造反派介绍了南京惨案后,最近南京情况……,现在他们工人赤卫队到处抓人。昨天南大“八·二七”二位同学被抓,现在下落不明,夫子庙用硝镪水洒在造反派身上
    造反派工人说,
    九项协议不符合十六条,本身是与当权派达成的,不是群众组织之间达成的。九条协议矛头指向群众,不是指向当权派。协议给省委定了调子……我们造反派很愿意撤,但怕我们撤后赤卫队不撤,反而集中起来进攻造反派,那怎么办?我们要求快派人去解决。〗
    总理:中央没有人去做。同学:张春桥同志能去吗?总理:张春桥同志在上海。
    造反派代表:外地红卫兵大量集中去南京……我们把抓的人都放了,赤卫队不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感到我们都做得不对。当场有不少人撕毁了黑袖章
    同学:南大红旗战斗队,南京赤卫队等保字派在北京大肆攻击我们革命造反派,把我们“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与陶铸连在一起,称我们为“保陶派”。
    总理:你们保他什么!……对南京事件省委不一定有协议,可以表态,到底那个挑起的,你们回去查一查。
    同学:南京流传主席最近三点最新最高指示,昨天在西单辩论时,他们保守派说:总理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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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根本没有,他们造谣。
    (当同学去接电话后,向总理汇报了北京去南京的火车不开了,我们要回校的二十几位同学等在车站。)
    总理马上说:派飞机送你们,解放军报社二个记者与你们一起去。(总理叫人要飞机,九点起飞)总理对许家屯(省委书记)说:你们省委有一个地点公开办公,与造反派联系,接气,你们不要去搞(对造反派说)这样可以与我们保证联系,要求快。
    同学:造反派准备把江渭清带回北京,并希望中央能否有个书面的意见,让我们带回去。
    总理:你们过去与“八·二七”和红色造反派说清楚,让他们有机会考验他,彭冲因在南大问题太多,你们带他回去,其他人将功赎罪,希望干部在大风大浪中考验,总要给他们考验,现在初期,没有同志代替,中央不同意停职反省太多。叫他们作工作,又去批评他,你们回去与领导、造反派说通,否则领导不了解,回去与总部共同商量,把意见告诉我们。(对许家屯)省委要引咎自责,号召群众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要认罪,认过,这样中央指示才能对症下药,究竟现在说什么,还需要你们回去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九条太具体了,有困难,搞原则些比较好,你们这个建议很好。
    总理对许家屯说:谈话你听到了,省委要完全支持造反派,说服教育保守派
    省委要引咎自责,重点放在支持造反派,支持左派,教育保守派。使他
    们认识到受蒙蔽,这样使他们内部分化,不致顽固地对立,主要表现在对党和政府,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
    总理一夜没休息,为了照顾总理健康,我们让总理去休息,总理与我们又握手告别。
    (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连会驻京联络站华东工程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京联络站)
    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
    谈纪要
    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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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1949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一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对包厚昌、李士英什么态度?究竞是可以合作呢?还是带来见工人的呢?给不给中央权利呢?主席写这一段(指《红旗》三期社论的第三段)是有的放矢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批了三条意见:全国复员军人不能成立单独组织,全国有
    九百多万复员转业军人,99%都是好的,只有少数有问题的对我们不满意。我们应该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我找他们开过会,说不要搞全国性单独组织,可以设联络点,联络,登记、询问,但是座谈以后他们还是要成立全国单独性组织。安亭事件后,我回复了许家屯,十一月十三日我很早就回答了工人可以单独成立造反派组织,也可以综合的即工农兵学的组织。以前发表的两论抓革命捉生产,现在不适用了。原来想分期分批搞,革命洪流一冲击,现在不适用了。允许学生组织,为什么就不允许工人组织呢?现在真正实行宪法上组织自由了。这一点,许家屯他总是传达了。(当总理问到南京的复员转业军人的组织时,一工人回答:解散了。)解散了,应当称赞,还要说服人家。中央至今没批准过全国性的组织,临时工、合同工中央没批准过任何正式文件,但有人(劳动部)编造说全部转正,造成经济主义泛滥。61年、60年、62年下放的工人,干部如果都回原单位工作,单哈尔滨就要多支出六亿,全国就得多支出100亿以上。上海工人阶级觉悟高,首先反对经济主义,文汇报首先登出来的,主席一看到就把我们叫去了,当晩就广播了,蓬蓬勃勃的夺权斗争展开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学生必须与工农兵结合。一九六五年毕业生要求无条件,普遍回母校,陶铸就发了文件,说可以不转正,可以回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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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全要回去。应该在工厂,科技机关闹革命。而且本校也不欢迎这些人回去。这是不对的,使我们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中的不必要的麻烦。可能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冲还是要冲,闯还是要闯,林彪同志提倡,首先要革命性,还要科学性、组织性、社论第三段就是对干部的科学的分析。总理讲了东北地区重要性,三面是修正主义,苏、朝、蒙修。你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你们的老家不但包括哈尔滨,也包括长春、沈阳、大连。(我说,南京很紧张,这些地方文化革命搞得并不好。)东北也很紧张,是工农业生产基地,南方有上海就行,南京是你家(指尤念祖),他们(指南京造反派)是否要留你们?你到你们北京联络站去一下,他们会动员你们回去的。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时间:3.2夜至3.3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会议室。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
    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康生:南京有冲军区的没有?(代表:八一医院发生过)你们要和他们(指
    八一医院)斗争,要反对,到处贴他们的大字报。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部队,是林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夺好权、党好权、主要靠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不管什么理由,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军队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话,就会卷入他们的宗派斗争中去了。
    二、关于“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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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亮相”好象是说化了妆出来唱戏,下了妆后还是原样,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动,要真正出来革命才行。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关锋:亮相就是公开站出来揭发问题。
    王力:亮相必须有鲜明的旗帜,真正站出来和群众一道揭发他们是怎样搞阴谋的,怎样镇压群众的,并认真检査自己的错误,然后跟群众一起闹革命。“亮相”这个词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学的解释,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才能算数,才能看得出来(真假)。
    三、关于三结合
    康生:根据《红旗》四期社论,对老干部要全面的看,要从他们的整个历史,也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时期,对他们加以保护是一回事,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搞三结合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三结合是指革命的三结合,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合
    伯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可以作为三结合的核人物,这要从实际行动中考察。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差一点(指能力)也可以。那么多干部总会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帜是鲜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可以。有的是要争取团结他们,但不能作为”三结合”的核
    关锋:请他们挂帅,作领导核心,跟争取团结他们是两回事。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江苏省委干了些什么事,要充分揭发。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江渭清好?还是高啸平好(代表:没有多大区别……江渭清更坏。)你们要冷静考虑,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边。
    关锋:李世英、陈光,你们不起来揭发江渭清、彭冲在过去干的那些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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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搞三结合?!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事?反对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主席一边,反对刘、邓路线,和革命同志起将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组织打你们,不是为了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争作三结合的对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创造条件。李世英、包厚昌参加了生产委员会,你们不要以为有人支持,就有资本了,已经亮相了。参加生产委员会,并不等于在原则上(和错误路线)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五、关于宣传工作
    康生:你们要把宣传工作好好检査一下,从你们的报纸上看,你们的宣传工作不太好。……马路新闻不要相信。
    你们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天,好的东北要
    学,不好的东西不要带回去,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本来他们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众包围着的,你们把他们集中到了起,本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却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结果群众一看,呵,这么多!而且很快传到香港登了报,两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持黑牌
    ,你们要说服群众,不要这么搞。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嘛!这么干说明你们没理可说了。还有”砸烂ⅹⅩ×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木。我们的讲话,你们不要出大字报,不要登报纸。
    关锋:报纸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报纸,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的,不能成为”集体所有制”。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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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九四九年我们解放上海、南京时,工人还组织起来护厂,而现在都要砸?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以及报纸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学。我看你们学的不够,天天闹闹嚷嚷。你们主动检査自己好,人家报纸上有错误,你们报纸上有没有?人家有些缺点,我们有没有?人家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看自己有没有?你看人家夺权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不大好,可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组织内部纯不纯,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产党内还有彭、陆、罗、杨,我们不相信一个群众组织内就没有。敌人不但在外部反对我们,也会钻进我们的内部来反对我们。思想上的整风很重要,组织上的纯洁性也很重要。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破私立公,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反对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同时我们脑子里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有敌人,也必须反对它。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的
    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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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査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
    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接见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侧厅会议室。被接见的: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26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33人。2
    周总理、康生等同志走进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周总理、康老进来后,总理说:张建山样子有点象蒯大富,是苏北人样子。康老说:那里,都是苏北人的面孔嘛
    总理问双方代表:全来了吧?(答:都来了。)葛忠龙呢?葛忠龙回去了?(答:回去了。)丁日泗也回去了吧?(答:回去了)双方都回去人了。回去罚跪是他(指丁日泗)吗?(答:不是。是曹洪涛。)今天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康老已代表中央文革说了话,中央文革同志也在这里,伯达同志也代表中央文革说了话,我也多次接见,说过了。因情况复杂,所以耽搁的时间长了一点,今天商量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江苏一月份形势确实很好,正在开展,但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省委领导人里没有站出来检讨批判,一直未站出来,这是对夺权斗争很不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军队得到通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革命的“三结合”比较晚,在二十日之后,正式文件是二十三日发的。本来有个好处,参加工作组的解放军是支持左派的,同情你们,但不能介入,只能在外面同情最直接的问题是造反派本身,首先表现在学生,工人和其他方面。革命造反派中形成几个派别,主要是两个,本来是一道,八月份起来斗争的。从南大八·二七开始,然后影响到其他学校。南大斗争更早了,以反匡亚明开始,北京、西安、南京是全国最早的,三大:北大、南大、西交大,我们一提起米就想起这三个学校。文化革命发展半年多了,工人起来了。今年一月三日,有一次斗争发生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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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之前,十一月份,比上海还有个有利条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
    受上海影响,工人就起来了,受上海的影响嘛!上海有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派去帮助的,在上海取得了经验,我们从群众中取得经验,在工人中除了红卫兵外可以组织,宪法上有个自由嘛!只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方向下,成立组织是许可的。同意了上海,原则上就同意了全国。这时正好,南京工人起来了,我们同意了南京工人组织,工人组织也就起来了!跟着,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一样,犯了错误,比上海更严重,用赤卫队对抗
    ”就交锋了。跟上海一样,保守派也来请愿了,实际上后
    面有人指使。我们打过多少次电话,阻止住了。后来发生了江苏饭店流血冲突革命造反派取得胜利,这还是个好形势。
    南大八·二七起来了,工人运动发展啦,“一·三”是保守派挑起的,革命工人与学生站在一起,取得了胜利,这个形势向好的发展。但是,到月底造成了分裂的形势。严格说来,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我给文凤来,张建山讲,他们也承认了。最关键的是夺了权了,《新华日报》也在这派手里。准备在“一·三零”召开大会,三十万人。南京八·二七这一派写了个声明(指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单位二十九日的联合声明——整理者注),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态度很好。那是个关键,如果《新华日报》同意登了,就好了嘛,但夺权方面拒绝第二天南京八·二七去了五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可是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这样不仅不登声明,犯了严重错误。声明很好嘛!这个态度很好嘛!很合乎我们的要求。第二天还当场指责人家,这样越走越错,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错。夺了权,不是向好处发展。夺了权有严重错误,不是纠正错误,而是错上加错。关键是声明,是“一·三零”大会。确实,夺了权,在公安机关设起监狱,挂起牌子来了。你们行使了权,对方就受压制。你们提的口号是在压制人的,“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在《新华日报》上登了:“谁反对一·
    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直登到十八号,还在登,还有文章,长篇文章!这样向错处发展,错上加错!这是就几个大的方面说的
    “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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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三结合”暂时没搞起来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也是允许的。但这样变成一派的权力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必须考虑另外的办法,不能看这趋势发展了。这不仅我这样说,就是夺权的负责人,回去之后,回来,我找了张建山,葛忠龙。张建山一见我就说:认识到夺了权掌不了权要犯罪,不改正就成了犯罪。我很感动,这还是诚恳的。他说:各厅局都来问我这事,那事,我还是未毕业的大学生,怎么知道,不好回答。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这不仅是没有“三结合”,就是“三结合”晚些,总应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我们根据双方表示,觉得应在革命派联合之前,“三结合”条件成熟之前,搞个过渡,实质是军事管制,但不宣布,在边疆搞了也不宣布。我们现在抓生产也是请的军区。从二十八号到三月二号开了个农业生产会三天,也是省军区主持的,有省、地、县三级参加。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用什么组织什么形式,将来大军区、省军区一道宣布。怎么行使还要军区同志说,由军区同志宣布。现在由军区行使临时权力,这是中央肯定的,已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回去不要忙于在报纸上宣布,一般不宣布,贴告示,回去要把意见说清。
    只有这样,军管的临时机构才能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利于推动省委,人委各部委人站出来检讨,向群众表态。由群众作统一尺度,决定于群众。(转对在场的省委干部讲)你们问了康老,问底,康老说了,我们的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众。今天跟省委干部也说了,任何人都要在群众面前接受考验个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当然主要责任是江渭清负了,既要划清界线,又要把自己的责任说清楚,军事权力机构帮助。另一方面抓生产,搞好工作。主要是军事机关负责,但你们也要抓,立功赎罪,将功补过,要有行动,要实践。否则,口说无凭。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因为发展快,队伍一大,主要方面是革命的,是左派,但由于组织扩大,中间,偏右的也吸收进来啦。学生组织中有,工人组织中有,各机关组织中也有。各组织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整顿,大联合本身要有整顿,这也是要临时军管权力机构推动。南京主要三个学校,南大、南工,这两个比较大,还有其他的。你们可以搞军事政治训练嘛!要开门整风。工人组织也需要整风,军事机关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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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军事政治训练,实际上是整风。还是以政治学习为主,学习“毛著”时间要长,要比军事训练的时间多。也可以选一、二个工厂,利用生产业余时间训练,作典型,由军区安排。最近毛主席已经批了北京学校军训的经验。工厂怎样训练还是新问题,将来总结好经验,将来公布。这是帮助整顿组织的好办法。
    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大联合啦,省市某些干部又为群众通过了,真正能参加“三结合”,军队也有准备了,革命的“三结合”也就水到渠成了。刚才说了
    月的曲折,还不如把夺权时间拖长一点,也不是二次夺权的问题,而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夺权。这是一个总的方面
    具体来说,在军事管制中,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
    个班子还是两个
    由军区商量后再公布。生产方面,不仅要抓农业,还要抓工交,财贸。江苏有力量搞,江苏有大军区,而且有省军区,还有野战部队,条件很好,完全可以抽出力量到农村、工厂、学校去,还可以搞宣传。有紧急行动时,可以调动。东北有这种情况,工厂中几派斗争,经常离开工作岗位,争论不休,特别不按贵阳棉纺的按系统组织,开会各系统都有一部分人参加,就要有一部分人停工。这就要按报上登的贵阳经验推荐,很多地方都这样做了。凡是做了的,生产赶上去了江苏大中城市比较多,但野战部队也不少,不仅抓工业农业,还要抓财贸交通江苏不仅供应江苏,还有供应上海的任务。上海不仅要靠郊区十个县,还要靠江浙二省。工人要按照这样的系统来调整。尽管一个工厂有几派,譬如说属于红总,
    八·二七,可以协商,按照生产行政系统组织嘛!业余时间开会,生产时即使在个小组里,也不能互相争论。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大家是会守秩序的,工人同志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这对生产有利嘛!对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有利。不管哪个地方夺权都要以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为主。二月二十一日军委发了一个通知除第七条外,地方也适用。我们做了五点补充。夺权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除了必要时,才由外单位协助。从十一月到现在已四个月了,自己的力量已培养起来,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了,总要离开褓姆嘛!这是讲组织方面,生产方面。下面更具体一点:
    (1)首先是专政机构。除军队外,就是公安机关,就是要镇压反革命,还要管制违法乱纪分子,保护人民,保卫文化大革命。公安系统不能成为一派的。决定公安厅,公安局军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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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力量。北京已这样作了。这样才能照顾全局,就能真正地不算一派了。这样就能真正地实行中央的有关指示,真正的反革命案件,反革命分子就能得到审査,捕获,革命秩序可搞得更好。当然公安系统也可能有两派,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扣使观点不同,但还要服从全体,服从军事管制,服从命令,服从整体利益,还要坚守岗位,不能消极怠工,不允许搞小集体主义。
    (2)报纸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之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成了派系报纸。里面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当然,最好是协商,改组,现在看来不行,还是军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内部若有力量,能够很客观地报道,就出报。否则就停它一个时间,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力量就印上海的报道。戴国强在吗?为什么这样?那天你坐在哪儿,把我的讲话打电话传回去了,这就不对嘛!本来找你们,说好了是谈心!既然是造反派嘛要求大同存小异,叫你们协商研究,结果你们传出去了,这样很不好。康老和你们的讲话,也弄出去几个,根本不符合事实!
    康老:(生气地)这样做法很不好!这不是革命派的做法!是一种造谣,是骗人的扒手做法
    总理
    现在看来报纸还是军管好。报纸宁可停一下子,听毛主席、中央
    中央文革的声音,介绍其他地方的经验,很好的学习。广播台,有线广播台也如此,也釆用同样的方法。邮电局有没有接管?(代表作了回答)邮电局也在这个范围内,不然,这派电报发得很快,那一派慢,扣压另一派电报。怎么能压人家电报呢?只有反动的,反革命的电报才能扣压,就是中间派的也不能扣压,要视同仁。
    (3)工厂方面,特别是军事工厂,很长时间搞两派斗争,生产搞得不好。工厂怎样军管,正在考虑。用哪种形式还在考虑。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队保卫。不叫外面去串联,看情况。
    这样可以使你们目前南京马路上,表现出不恰当的种种错误标语,做法,对骂,打、砸、抢,譬如说群丑图,不应该有。不仅你们来之前有,你们来之后还翻印了这个东西。事情已经过了,会议是十六号,二十二号开的,曾邦元同志不赞成戴高帽子,过早下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就因这个,就闹分裂。到北京来了,为了证明你们做得对,还赶印了,补印了,还用那么漂亮的纸,用一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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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纸。(看着那张群丑图)把国家的财富,这么浪费!当然你们反对的是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何必表面丑化呢?我们要触其灵魂,批判思想,不是表面丑化。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还要追查一下,那里来的纸?
    康老:当权了就这样,国家非灭亡不可!
    总理:山西工人讲得好:打、砸、抢,打是打的阶级兄弟,我再加上一句革命学生;砸是砸的国家财产;抢是抢的人民财富
    康老:这个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赞成,你们这就叫大方向正确?
    这是污辱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西安提“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一个革命者看这些怎么能看得下去?!你们这样搞下去,我们国家象什么样子?
    总理:曾邦元一月十六号提出反对是有道理的。不同意见你们不听,这就是形“左”实右。
    康老:这说明你们心里状态不是革命,听不进不同意见。(指群丑图上)这还有毛主席的诗,这是污辱毛主席的诗!污辱毛主席!这哪里是自发的!自发的这么搞,我们国家自发成这个样子还行
    总理:当然你们说对方也搞了,也画了文凤来。不过是油印的,只是个别单位
    康老:超过了北京,纸还这样好(指群丑图),北京还没有掌权。总理:(对康老)北京掌权了,要超过他们了。康老:恐怕要出画册
    总理: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一派,对方也有,局部的。这是最典型,这是掌权了。回去好好整风,军训,政治学习为主,工厂也要这样。南京六月以来好的气象,这两个月搞的不好。我们不赞成打、砸、抢。就是抄家也要各革命组织商量,通过公安组织。
    康老:你们看到连讲都不讲。你杜方平参加他们组织,看到连讲也不讲。怎么不说话?你还像不像个解放军?
    (杜方平:在家没有看到。)
    康老:都带到北京来了,在南京不会看不到,在南京也看到。什么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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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搞这个(群丑图),一方面又“三结合”,这不是开玩笑,儿戏吗?总理:这不能促进人家的分化。我一直到今天才收到,今天才收到(那张图)。听说在北京也散了?贴了?
    (控告团答:在北航,火车站……都贴了。)康老: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是出我们的丑
    总理:还有,主席提倡的,回去整风。不管工厂、学校,以革命造反派本身为主。现在有的是一派,多数分为两派。整风主要检査自己。我们讲了大原则。回去不要抓住人家一点就攻。不管怎样,自己总有些缺点吧,检查自己,不但不会降低威信,反而会取得别人同情,你正确的话,人家就容易接受。别人缺点多也还总有些优点吧。局面都是闯出来的,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有革命性,没有革命性,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闯得最早。闯劲我们是提倡的。但是,光有闯劲不行。在这个时候,就要有科学性了。现在就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分清两类矛盾。当然,不要抹杀初期的成绩。整风很重要。整风时,要检査自己,把自己的缺点承担起来,这样就容易前进。首先检査自己,就容易团结,这样就能求大同存小异。所以我刚才强调张建山说的话,他懂得这个困难是好的。特别是同学们是知识分子,虽然不少来自农村,也有工人职员,但毕竟是知识分子,社会经验少,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农村阶级斗争。你们还小就进了学校,没有参加长期的劳动,三大斗争,差得很,一下子掌权还差得远。不搞三结合,不向解放军学习,是不行的。机关也如此。要排排队,当然也不要人人过关。主要是党委领导,执行了反动路线,有轻有重,有的沾了边的。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打倒一切。这就是《红旗》
    十三期与今年二期社论所讲的,还要继续发表,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工厂生产,机关业务搞起来,抓起来,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工人是能抓起来的,会搞得好的。三月份就会有起色,四月份就会上升。机关搞好了,第二季度就会变化。学校进行军训。这样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准备了条件。时期不会很长,你们要创造条件。学校主要是整风,这要你们共同努力,认真抓两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语录,也要学透,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也很好嘛!何况还要学“毛著”、“老三篇”、“古田会议决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央文件,《人民日报》文章,《红旗》社论,去年的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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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好好地学一下。
    还有一点,你们机关有两派,太庞大,要缩小,工人回工厂,学生回学校,少数人留下来联系工作,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不然旧的机关瘫痪了,又成立了新的机关,机关加机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成个官僚主义机构。你们掌权的派自己也说,忙得很,忙于事务,到处逼着签字,被群众追得跑来跑去,象旧省委一样。张建山回去了十天,他取得了经验了,文凤来也讲不知怎么搞法好要学习十六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夺一小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三结合”,也不是复辟。把所有的人员用起来,那是复辟,复旧,不能搞复辟。这点很重要。学校如此,机关如此,特別是省市机关。所以我们要通过军管,做好“三结合”,就讲这些。
    康老
    我拥护总理的讲话,希望大家冷静地考虑考虑。补充几点第
    ·二六”之后,南京革命群众团体大辫论,“一·二六”大方
    向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把这个问题搞得这么尖锐化。
    凡认为“一·二六”夺权是不对的,反对“
    六”夺权,就是反革命
    反革命当然就“镇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直到来北京,大家还辫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辩论方向正确不正确,首先第一条把敌我关系搞清楚。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按照《红旗》社论(总理插话:十二期),十六条,总结我们的方向对不对。我只举一个例子,夺权派把八·二七,曾邦元说成是反革命。到底八·二七,曾邦元是反革命,还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我想了我认为想一想,容易看得清。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我们的阶级敌人还有地、富、反、坏、右,彭、陆、罗、杨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现在革命对象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说南京红总面前的敌人就是八·二七吗?敌人就是曾邦元吗?这一点看来这一时期把真正的敌人放松了,把自己的朋友当着敌人去反对了。我讲这个问题不光红总这方面,不光夺权派这方面,八·二七这方面也应该查。控告团也有这个缺点,在一个时期忙于宗派斗争,放松了敌人。首先不要从宗派主义,小集团,小圈子出发,要真正分清敌人朋友。你们两派斗争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赤卫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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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活跃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你们的分歧,挑动你们。希望你们注意,判断方向正确不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夺权派夺权一个多月你们检查一下,一个月来你们自己的实践怎样?不要提口号去压人,人家不仅看一个口号,一个标语,一张传单,人家还要看实践。刚才总理讲了这情况,你们自己去看看,大方向对头不对头,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你们大反“右倾”,在造反派内部提出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革命造反派内部还没有联合,就去夺权,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要自己检查一下,对不对。不能掌了权就强迫人家承认大方向正确,否则就是反革命,这个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虚弱得很。
    所以你们看看敌我关系,看看实践,就容易把问题看清楚。刚才你们说了
    三月二号我们接见你们夺权这一派,你们就到南京去说了,我们肯定你们的大方向正确。我们没有肯定,现在也不可能背定!同志们!再重复一遍,没有肯定同志们很容易看清楚,不管什么,刚才总理讲,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什么军事管制?就是没有肯定你们一·二六夺权。当然解放军还和你们合作,不会排斥你们。搞“三结合”,革命的“三结合”,象中央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实行“三结合”,大联合,这是解放军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你们两派无论那一派,要正确对待解放军,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统帅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保证。解放军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声誉是很高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保证我们不被修正主义篡夺,不使我国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她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光辉的成绩,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当前对解放军是反对还是拥护,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同志们要好好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不能有任何反对解放军,侮辱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即使解放军某个部门,某个事情,某个问题,某个情节犯了个别错误,也要善意帮助,不能反对。我直爽地说:现在杜方平是站在文凤来这边的,就是这样,八·二七对解放军也一点不要动摇。梁、杜、吴这是很多人知道的,要同他们好好团结,这一点八·二七的同志要注意,特别要注意!要与他合作,更不要因为一个人就对解放军产生一些看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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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这是不应该的
    看来南京问题的解决,解放军的帮助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能促进你们的团结,革命化,特别是促进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三结合,大联合,也起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意义很大,这一点我想你们两派都会同意的。过渡时期怎么办?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这是决定南京工作的关键。顺便说,解放军在左派内部不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方面去做工作,不能受宗派主义影响。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模范,要以身作则,教育广大群众,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同志们回去后,要一起把南京砸机关,抓人,镇压的行动立即停止,不管那一派。我们军事接管,也必须首先解决这一条。这样发展下去,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严重影响。我们要坚决反对
    文凤来同志也许不知道,据曾邦元等同志反映,控告团一代表同志回去以后罚跪了五个小时,这不仅侮辱了八·二七,也侮辱了你们自己,也侮辱了我们!这是什么大方向?哪有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朋友,哪个是我们的敌人?
    另外,我们看到八·二七这方面的报纸(指南工《红色造反者》报),说“砸烂文氏黑店”,这也很不好,很错误的,把他们当作敌人,还有什么“好个屁首先自己是“屁派”,真糟糕。
    总理:他们说好个屁,就被说是“屁派”。
    (文凤来:他们先叫“好个屁”的,以后我们再叫“好得很”。曾邦元接着说:“屁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
    康老:宗派不分先后!你们传单上“文记”很多,这样不好,不仅人身攻击,对群众也不好。当然一分为二,这报纸也不能说不好,倒也有好处。(康老指《红色造反者》报)下面是“迎头痛击砸抢风”
    但是上面又说“砸烂文记夺权委员会”,下面又提“迎头痛击打、砸、抢风”,这不是“迎头痛击”是“迎屁股痛击”
    我那天问过,曾邦元说红总抓人,砸机关,那是不好的。也谈了你们八·
    七砸了三个地方,可能多一点。
    康老对北京赴宁学生说:现在没有“三司”了,不能以“三司”压人,去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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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撞骗。不回去了吧?(答:不打算回去。控告团代表插话:我们不欢迎他们回去。又插话:要他们回去检查。
    康老:留在北京检査也一样。特别工厂,保护工厂,保护机器,军事接管后,按工业十条。尤其使我担心,大家担心,南京梅山铁矿生产大大下降。(工人代表汇报铁矿生产问题。)你们宣传工作要重新整顿一下,不要再宣传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是大联合。你们提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仅是宣传,而且是方向问题。中央提倡大联合。
    有人提出什么“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那怎么能大团结?那怎么能大联合?这是大方向问题。你们还有广播电台,新华日报,传单标语到处宣传,这很不好!与中央唱反调。刚才总理讲了,对敌人有利的,就对我们有害。双方都要把互相攻击性的标语,大字报刷掉。我看双方回去联合起来,通通把街上这一类标语刷掉。那类宣传(群丑图)是反宣传,出你们的丑,也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丑。
    我看你们双方同志先不要开会,把这些标语刷掉,不管夺权的也好,反夺权的也好
    总理:(拿看守所照片)看守所是对待敌人的,对待违法乱纪分子,不能对待革命群众。
    康老:宣传,报纸,我上次谈过了。总理讲《新华日报》要军管,党报,不能成为派报。
    第四个问题,要学习。总理讲了,两派要好好学习,要开门整风。有一个条件:彻底地实行自我批评。不要去攻击人家,先攻自己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整风的目的,是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精神,《红旗》社论。检査自己,不会降低自己的威望,恰恰会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学习什么东西,你们自己去订。总理提出军训,恐怕很需要第五,要纯洁组织。不管哪一派,难免有混进来的不纯分子,敌人会想办法钻进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六,最后一条,省委、人委的同志,市级、厅、局长同志,要真正觉悟起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派的一边,用实际行动取得群众信任,把生产,业务好好地抓起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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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的犯错误,要允许改过,允许立功,要帮助他们站到革命这一边来,给他们补过的机会。但是这些干部同志应该诚诚恳恳,不要耍两面手法,蒙混过关,这不是蒙人家,而是蒙骗自己。大多数是好的,要接受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
    南京、江苏的工作,中央曾经关照过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毛主席也关照过,要他们不仅要把上海的工作搞好,而且要利用上海的经验帮助浙江,江苏把工作搞好。我们还要找军区几个负责同志来北京谈谈,你们要与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发生联系,吸收他们的经验,接受他们的帮助,把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彻底!
    已经讲了很久了,今天大家回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敌人,敌人没有睡觉,被斗的还不是死老虎,敌情观念千万不能忘记。要讲原则,我们很担心,宗派主义如鸦片烟上瘾,一下子很难改掉。双方要注意!
    总理:康老刚才讲了。大方向问题从敌我方面讲就清楚了,把朋友当敌人,大方向就错了。过去掌了权,“谁反对一·二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到了北京,吃到一点空气,知道犯了错误。南京也提出“谁反对反
    六夺权就是反革
    命”,也是不对的。
    康老: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是反革命,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敌人在边上看笑话。
    总理:我不能简单的说,说了以后,恐怕一方又压过去。现在军管是为了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今后你们南大八·二七要负更多责任。八·二七打电话回去头脑不要发热,你们别的不砸,恐怕“文记”要砸的吧?大家都不应砸!联合起来,你们要警惕。
    他们要改正错误,你们要防止错误。过去是夺权派要多负责任。今后你们要多负责任。
    抢的东西,能归还的就还给人家。我建议你们宣传车少搞一些,大家走路嘛南京城就那么大。宣传车,大卡车归还国家,回去促生产不好吗?双方要整风,两方对吵,两个大喇叭对着吵,再吵军队就要干涉了!我们还要请军区的同志来谈一谈
    (总理看了代表团递上去的条子)刚才说十一人接见的座谈情况,你们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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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戴国强说没有传,总是你们这派传出去的。同样,二日的接见情况你们也传出去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们领导同志要自觉,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与上海联系很重要,要实事求是向上海学习,要学习好的方面,才能得到帮助。这样,把上海,浙江,江苏都联系起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
    (曾邦元问:以前好几次接见,回去传达,是不是以今天为准。)
    总理:对!今天是带结论性的,还要你们去消化,去认识,这也是一个考验问题都谈了,就这样吧!
    (杜方平表态:错了就改,没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错,不知道有这么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们批评,要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欠了
    八·二七的债,有多少,还多少,我支持了夺权的一派。)
    总理:你刚开始支持还是好的,邢文举开始也支持的嘛,后来他们做错了,曾邦元二十九日不也是支持的嘛?当然后来又收回了。斗争是在发展的。康老:要说支持文凤来,我比你还早。
    在围攻文凤来的时候,梁、杜、吴的态度怎么样(邢文举答话。)
    总理:斗争很复杂,事态是不断发展的。康老:文凤来也要发展变化的,不要吃老本(控告团代表:军队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康老:左派之间不能支持一派。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一个左派,一个右派就是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控告团表态:我们不要债,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康老:过去你们没有梁,吴等同志的支持,军区的支持,你们现在的形势就不会这样。
    (杜方平: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支持以后,实际上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着急。)
    (文凤来发言。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原性,方向性错误,回去以后先要夺“私”字权。欢迎八·二七,东方红帮我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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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和解放军搞好关系,支持解放军。回去一定好好干,一定做团结的种子,绝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敌人江渭清是一致的,过去由于受压制,对压制过自己的同志有意见。后来学“毛著”少。)
    (张建山:中央首长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要夺“私”字的权。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这一派还在起作用。我们做了一些事,的确是违背了中央指示,反正群众要干就干了,有人说我们的后台是江渭清。)
    康老:随便提揪后台,谁是谁的后台,这个提法不好。人家说北京地质东方红的后台是林×,林×的后台是关×,关×的后台是我。另一派又说我是谭力夫的后台。实际上,我一个台也不是。
    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要看事实,不要随便猜测。
    (张建山:我自己有决心,解放军接管,我们双手欢迎,否则收拾不了。)(当谈到学校里宗派斗争影响到社会上时)总理:南大,南工的同学都抽回来整风。
    (曾邦元发言:首先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欺骗党中央,不阳奉阴违,这是革命者起码的品质。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斗争,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来因为受压制,是带宗派情绪的,我们也要从掌权派所犯的错误中吸收教训,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按中央指示去做。刚才杜方平讲欠债,我们说,不是欠债还债的问题,我们都有错误,对革命是损失。)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我们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错误,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总理:你们初期还做了些好事。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这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査。)(代表团一个工人提出合同工问题怎么解决。)
    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口取消合同和扣工资是不对的,中央有规定你们按规定办理嘛!
    康老:有的地方还有工作做,就可以延期,没有工作做就可以回去,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代表团姓张的工人:我们不了解情况,简单的支持一·二六,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回去不要吵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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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代表提出:赤卫队最近很活跃。)总理:回去以后你们调查,报告军区。(南体
    四代表提出新运会问题。)
    总理:那个问题我们解决,我们还要商量,你们回去等电话。康老:我关照你们一下,你们对王范怎么看?(南体
    四代表: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康老:还要调查?!他公开骂毛主席还要调查?(南体
    四代表回答:王范肯定是叛党分子,王范死了以后,又死了
    问题比较复杂。)
    康老:从北京看来,体院同志特別要努力整风,长期以来,荣高棠的影响很坏,另外又常常出国,沾染资产阶级习气。北京体院在社会上名誉不好,作风不好,一小撮坏家伙常常利用你们体院的学生去当打手。不知道你们南京有没有这种情况。王范是叛徒,荣高棠也是叛徒。所以你们这一方面要特别注意。我最了解王范,他变质啦。原来在上海当巡捕,同情革命,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坐了牢原来看还不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来到延安学习,还朴素。全国解放以后,我在上海看到他,他完全变了,成了饶漱石的走狗,所以这个人走到叛党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总理:你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了就对了(有人提到江渭清问题。)
    总理:牵涉到军队问题,可以与军区联系,与别的省有关的,可以通过中央来调査,一定要揭省委的盖子,不能因为江渭清不在就不揭,还有其他人嘛,应该继续做。重点放在各杋关内部,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也可以联合嘛,没有什么限制。机关干部总是有自己的业务,既要揭问题,又要搞业务,这更能考验
    才有人讲,南京在抢干部,如果干部把问题揭开来,好嘛,亮相嘛,应该是把立场转到造反派这一边,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方面。与军队有联系,更方便
    ”事件,不管“红总”和革命学生中有多少缺点,都不能否定,不
    能动摇,这个事件是革命的,是件大事。我们跟你们分别,合起来都讲过,不能因为有缺点,就冇别的看法。因为赤卫队要象上海那样来北京告状,我们阻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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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叫他们回去,他们回去跑到江苏饭店捣乱,工人起来自卫,学生后来增援,把他们打退了。这是革命的胜利。从那次以后,赤卫队瓦解了。总之,这是革命的行动,不要动摇。
    (有人提出有关长江大桥问题。
    总理:关于长江大桥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还看了图,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关于和张春桥同志联系的问题,中央直接通知他们,我们把今天会议记录和重要材料转过去。
    你们联合去也好,分别去也好,反正今后总是要联合起来。军事管制机构也要和上海联系。
    (控告团代表反映,旧省委压制革命造反派问题,当汇报到南京已经开了揭发江渭清大会。)
    康老:揭发会好嘛,不要搞武斗,坐飞机,要改变斗争方式。
    (控告团代表又汇报了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省委怕革命造反派,用小干部守大门。)
    康老:我建议你把小干部守大门这件事写出来(代表团提出要把江渭清带回去揭发批判。)
    总理:江渭清的问题,你们要继续揭发,并不因为他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整理)
    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
    本文为该书第一、五、九、十章节的摘选,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一)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九)横行霸道,仗势欺人
    (十)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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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旧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是一个假党员、政治扒手。他混入革命队伍以后,一贯施展资产阶级权术,招摇撞骗,窃居要职,干尽了坏事。
    许家屯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四清运动中,大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复辟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走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宣扬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生活,腐朽透项,糜烂不堪。
    许家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彻底揭发他的滔天罪行,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从一九三八年混入革命队伍以来,一贯进行政治投机,两面三刀,见风使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
    脱党之后,搞两面派
    许家屯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河南潢川青年军团调到五战区战地宣慰团,由俞铭璜、濮思成介绍入党的。入党后两个月,他被派到运河站前线服务。因当时战事混乱,宣慰团走散了,许家屯就失掉了党的关系
    许家屯脱党之后,为了找寻自己的岀路,从潢川回到了灌云,投靠他在潢川青年军团任职的胡灏。胡灏是个叛徒,又是地主、国民党区长,与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瑛有密切关系。经胡灏介绍,许家屯和王公屿也有联系。这样,他就投靠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两面派活动。一方面依靠胡灏,建立“民先”抗日组织,并同托派分子孟宪禹勾勾搭搭,建立假党。另一方面,又和我党取得联系当我党决定要建立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时,许家屯竭力反对党建立公开武装,提出要与国民党挂钩,成立灰色武装。 wengewang.org
    冒充党员,招摇撞骗
    九三九年七月,发生了“汤沟事变”,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团长被国民党暗杀,许家屯就指责当时成立三团是错误的,以示自己搞两面派的主张是正确的。后来,他去见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要求介绍回家乡一带活动,金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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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苏皖区党委管辖的如皋去搞武装斗争。许家屯见有机可乘,就不到如皋去而伪造金明的信件,冒充党员,跑到苏北特委去找惠浴宇。惠浴宇根据许家屯伪造的信件,就分配了他的工作。据金明讲,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有个惠浴宇,根本不可能给惠浴宇写信。
    此后,许家屯就把自己的丑恶历史吹嘘成为“英雄”的历史。一九三九年灌云地区的“民先”抗日组织,是党领导建立起来的,许家屯却胡说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以欺骗组织,窃取荣誉。当时,他投靠和通过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到了二、三百条枪,但他在自传中却大肆夸张,说拉起了二、三千条枪的抗日队伍。一次,他到鲁南去找党的关系,同来时无耻谎说他听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传达报告。一次,他南下同新四军接头,到了扬中,根本没有看到管文蔚,同去后却大吹见到了管文蔚。他就是靠这一套招摇撞骗的手段,混入党內没有多久,就当上了“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和“分区的副政委”。 wengewang.org
    保护地主阶级利益
    九三九年冬,许家屯这个冒牌的党员,捞到了一个泰兴县“县委书记”。他借口做地下工作,夏天穿绸衣,冬天穿皮衣,手指上三颗金戒指闪闪发光,讲阔气,摆排场,吃喝玩乐,官气十足,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倒活像一个地主少爷、土匪头子。
    九四零年新四军东进后,许家屯到解放区如西县当“县委书记”。当时该县名为解放区,其实还是地主的天下,县政府的班子,从县长到科长都是地主成份。在实行减租减息时,他们用成打的美国派克钢笔向许家屯送礼,许家屯就“礼尚往来”,蓄意包庇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中央的减租减息政策,阳奉阴违,采取假减租不减租的反动手法来欺骗农民。一九四一年五月,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大吹大擂,兜卖其如何通过地主路线进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到会的同志当场向他展开了斗争,他还死不认错。会后,党为了革命的利益,调动了他的工作。为此,他对党深怀不满,直到一九六五年还忿忿不平
    借机报复,陷害异己
    据揭发:抗战期间,许家屯在泰县任“县委书记”时,有一个区委书记叫杨鹤天,能说会写,资格此许家屯老。许家屯认为杨对他不尊重,经常顶他,触犯了他“个人英雄主乂”的尊严,就怀恨在心。当杨鹤天犯了男女关系错误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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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屯就借机报复,把杨鹤天枪毙了,事后才向上级报告。这个问题,许家屯必须老实交代。
    承受地主丈人的土地
    许家屯的老婆顾逸萍,是如皋县一个有三千亩地的大地主的女儿。这个地主分给顾逸萍、许家屯四百亩地。堂堂的“地委书记”许家屯,竞然指使顾逸萍盗卖人民土地一百五十亩,捞到十两黄金,供给自己挥霍。剩下的一部分黄金,顾逸萍又借给商人做生意,指望再捞油水。但是,金孑被商人骗走了,顾逸萍偷鸡不着蚀把米,一直怀恨在心。解放后,顾逸萍专门同家,仗势通过公安部门,把这个商人扣押四天,直到赔了钱后才把他释放。
    挪用公款,大搞投机
    当苏北地区广大人民,节衣缩食,支持解放战争的时候,许家屯竟丧心病狂地利用职权,挪用公家大量黄金,给他的地主亲戚到江南进行投机活动。许家屯还要他的老婆,通过地主、商人的关系,携带了大量黄金、伪币,逃到江南去“打埋伏”,住在镇江等城市里,继续过着地主的寄生生活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解放战争时期,许家屯又当上了三地委书记、分区副政委。一九四六年十月,蒋匪集中兵力对苏中一分区南线进犯,吓破了许家屯的胆。他不敢在敌后坚持原地斗争,表面上却提出“入虎穴,安如泰山;坐绣房,不是佳人”的口号实际上是为了退却逃跑,耍了一个花招.他带领的分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特务团从未和敌人打过仗,终日逃跑,疲于奔命。一次,遭敌人合击,部队被打散,司令部电台丢失,许本人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战士找到。许家屯叫干部躲起来革命,实际上是放弃斗争。其结果,葬送了解放区很多优秀的革命干部,损失了党的部分武装力量,丧失了大块解放区
    后来,蒋匪向靖江、泰兴、泰州、如皋四县进行重点进犯。当时,党曾提出敌后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要做到党政机关和武装力量,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党派许家屯带领分区的部分武裝在南线坚持斗争。他贪生怕死,又提出所谓“塘小鱼大,转不过身来”,不敢坚持原地斗争,慌慌张张把地委、专区、分区机关,从南线撤到北线。在逃跑时,由于惊慌失措,过封锁线渡通扬运河时,淹死、走散和牺牲了许多干部。南线部队和大批干部撤走以后,许家屯的狗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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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但是南线的许多优秀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这是许家屯逃跑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依靠吹捧,隐瞒历史
    解放以后,许家屯更是吹吹拍拍,飞黄腾达。他先是在福建当福州市“市委书记”,因犯了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和腐化的错误,工作不下去了,当时江渭清要他,就调到南京当“市委书记”。他到了南京,却恬不知耻地自我宣扬。在第次同市级机关中层以上干部“见面会”上,他就自吹自擂地说:“我二十多岁就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第二年就当了县委书记……”。平时,他玩弄权术,在这人面前是一套,那人面前又一套,两面三刀,讨好上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氵渭清看中了许家屯,可以作为自己的忠实助手,就提拔他当省委书记。许家屯当了省委书记,更加得意忘形,盛气凌人,蛮横专断。对上观言察色,对下目中无人,心里只有一个江渭清。江渭清对许家屯“忠心于自己”很为满意,因此,就对许家屯肆意包庇。
    许家屯是假党员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人揭发了。一九六三年,中央将揭发的材料转交省委处理。当时,省委决定要江渭清找许家屯谈这个问题,但是江一直拖到一九六四年还不找许家屯谈。后由省组织部副部长孙执中和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张克辛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调查。他们向省委作了调査报告,有许多材料证明,许家屯脱党后,没有恢复过党籍。但是,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书记处,不顾历史事实,纵续包庇许家屯。把调查的证明材料,全部交给许家屯本人看,让许家屯写假检查,并要许家屯“在检査中不要写有火气的话”,以免触犯揭发的人,混不过关。许家屯在自己历史问题的检査中,对恢复党籍这个关节问题,继续说假话。他称:“约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向氽耀海要求恢复党籍,余耀海口头上答应恢复了党籍。”但是,据余耀海的证明说:“我只见过许家屯一次面,从来没有答应恢复许家屯党籍这回事
    后来,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常委,竟然根据许家屯的假交代,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写了一个含糊其词、企图蒙混过关的欺骗报告。其中对许家屯的党籍问题,是这样做的结论: wengewang.org
    “许家屯同志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潢川入党,有俞铭璜同志证明;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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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有党的关系,有张彦、金明的证明;至于如何恢复组织关系的,尚未有明确证明。省委常委认为:因为这段时间不长,而且一直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没有发现其它政治问题,因此,同意这段时间按照恢复党籍处理。”
    这样一条前后矛盾,漏洞百岀,不打自招的结论,能够蒙混过关吗?既然提到:“如何恢复组织关系的,尚未有明确证明”,怎么又能够相信一九三九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有党的关系呢?因为,无法证明他恢复党籍的时间在先,南下到苏北工委的事情在后,不是党员那里来的党的关系证明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江渭清和旧省委常委有意包庇许家屯伪造信件、冒充党员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省委的结论中,避而不谈许家屯是不是假党员的问题,不谈脱党以后是不是恢复过党籍的问题,反而去替许家屯在二十七年前因脱党补行恢复党籍的手续。这是不打自招,说明许家屯过去从来就没有恢复过党籍。否则,既然已经肯定
    九三九年南下到苏北工委时就有党的关系,又何必要今天来办理一九三八年到一
    九三九年这段时间按照恢复党籍处理的手续呢?那么我们要问,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许家屯做了二十七年的假党员又如何处理?
    就是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脱党时间,许家屯能象省委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什么“对他没有发现其它政治问题”吗?当时,许家屯投靠国民党区长,又与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有联系,与托匪组织假党,反对建立八路军的公开武装,要与国民党挂钩,等等,这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是什么呢?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把冒牌党员、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许家屯清洗出去。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顽固执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
    蒙骗黑字红卫兵保省委
    许家屯是去年八月下旬,开始抓文化大革命的。他一插手就大肆进行蒙蔽黑字红卫兵的活动,千方百计组织他们起来保省委
    他通过做自己子女的工作,控制有关中学的黑字红卫兵。他经常开家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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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子女首先对他自己、对省委是不是黑帮的问题表态,然后对他们讲“江渭清跟毛主席一直跟得很紧”,要他们确立保父亲、保省委的信念。他经常对人说:“我家小孩子此较多,我差不多天天要同他们磨,一方面要他们讲讲学校的情况,方面向他们作些宣传。我向他们宣传,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看我是什么人?他们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有缺点错误。我是个好人,所以才谈得起来,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子女在他的欺骗和蒙蔽之下,积极进行保省委的活动,经常找高干子弟到家里开会。他的好几个女儿成了学校黑字红卫兵的头头,儿子是黑字红卫兵的纠察队员。
    他对抗大附中的黑字红卫兵控制得最紧,经常找他们的负责人到自己的家里,到文革办公室去汇报情况,谈问题,施加影响。他还亲自到抗大附中去做报告,参加黑字红卫兵的小整风。其目的是利用他们保省委
    许家屯为了要加强控制红卫兵中学总部,去年九月初他亲自去作“指示”,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讲了话,表扬他们有“五敢”精神,表示省委坚决支持他们,要和他们合作
    他对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从政治上欺骗他们,从物质上引诱他们。去年九月初,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总部,为了配合省委的行动,一度搬到琅琊路小学许家屯连夜去看他们,并说:“省委在主观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跟得不紧,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希望同学们监督我们,和我们合作。我们和你们之间不是领导关系,有事要平等协商。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尽量帮助。”大专院校黑字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受毒很深,回答说:“我们保省委不是盲目的,是经过分析的江苏省委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我们跟省委是跟定了,保省委是保定了。”许家屯听了这番话高兴极了,竭力从经济上去引诱,当场答应给他们批汽车、自行车、油印机和活动经费,并对承办人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定要快,我们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取得发言权
    许家屯除了大肆蒙骗大中学校黑字红卫兵以外,还亲自布置和组织南京市郊区社教工作队、公安干校的学员冒充红卫兵来保省委。当时,江渭清和许家屯都接见了他们。
    挑动学生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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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目标的能手。他有一套在学生中搞“平衡”的反动论点。他说:“只要有两派不同意见的学生争论起来,我们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并说:“我们的讲话,要那些闹得很凶的学生相信是不可能的,主要是说给那些不明真相,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听的,是为了争取大多数。”
    九月初,无钖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徒步来宁,要省委负责人接见,并要省委通知无钖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宁听他们的揭发。许家屯就大搞“平衡”勾当对革命同学讲:“你们要吴镇来宁可以,但是,要把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师生(指保守派)找来一起开会。”当吴镇和另一批师生来宁后,许家屯对姚远说:“还能把吴镇交岀去斗争?”他就立即接见吴镇和吴镇带来的一批师生,向他们交代对策,积极准备把“揭发”大会开成“辩论”大会。当时,无锡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识破了许家屯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没有上他的当。
    九月初,华东水利学院等校的革命同学,为扬州地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到省委门口来提出抗议。许家屯在幕后亲自指挥,组织了南师附中的黑字红卫兵赶到现场,控制讲台,冲散了华水等校的革命同学。许家屯为此十分高兴,专门到二十九号食堂接见了南师附中的黑字红卫兵,招待他们吃了夜餐。接着,又组织这部分黑字红卫兵,到三十三号门口去围攻人民大学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当时人民大学的革命同学为了顾仝大局,主动撤走,才避免了一场群众斗群众事件的发生。
    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他一面和革命造反派签订了八项协议,一面又恶意诬蔑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黑字红卫兵。他被黑字红卫兵带到北京后,对他们讲:“你们过去善于革命是好的,就是敢于革命不够,今后要发扬好的一面,克服差的一面;他们(指造反派)敢于革命是好的,就是善于革命不够,现在他们乱抓人乱抄家,如果不纠正,就要走向反面。”又说:“运动不断发展,今后还会有反复,原来激进的可能变为缓进的,原来保守的可能变成革命的,真正的左派,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形成
    他在北京时,还和南航黑字红卫兵达成一项协议,要戴为然去给黑字红卫兵作检査。当时,南航黑字红卫兵已被南航革命造反派宣布解散了。但他从北京同来之后,还要省文革打电话去安排戴为然向黑字红卫兵作检查,妄图再次挑起南航黑字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同时,许家屯还挖空心思,要省文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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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进行全面调査,想找出有些院校的黑字红卫兵组织,也是处于少数和受压制的地位,用来说明某些黑字红卫兵组织也是革命的,以进行诡辩,妄图挽回黑字红卫兵的命运,继续保省委
    大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许家屯自认为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表白地说:“自己衡量还不是这样的人物,自己心里多少有点数,自己主观上还是想跟主席革命的但自己也意识到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自己要革命,但没有想到象今天这样革法,这样触及灵魂深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完全不是以许家屯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始终是站在同革命师生对立的地位,仇恨革命师生对他的革命冲击,采取各种手法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九.九”事件,是许家屯镇压革命师生的大暴露。九月九日,南大八
    七、红色造反队和无钖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要省委负责人接见,澄清人民大会堂反动画像和雨花台陵园建设的问题。当时许家屯亲临指挥。除叫洪百川出来搪塞一番以外,还用高音喇叭捣乱革命师生的控诉,派岀大量黑字红卫兵去抢占讲台,企图找文凤来同志进行辩论,以搞臭文凤来同志。结果没有找到,许家屯还说“很可惜”。后来,革命师生被迫冲进了省委大院,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许家屯非常恼火,他一再指使组织更多的黑字红卫兵来保省委,对静坐绝食的革命师生施加压力。革命师生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派代表和许家屯谈判。许家屯完全象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一样,不顾革命师生的生命安危,采取“磨菇”战术,大耍“平衡”伎俩,和黑字红卫兵一起,不肯承试革命师生冲进省委院子是革命行动。谈判长达六个小时,已有十三个革命同学晕倒,他还推卸罪责,一意诡辩反驳,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爬墙头进来是革命行动。”结果谈判决裂,九.九事件就被他镇压下去了。事后,他还登上省委大门口被黑字红卫兵占领的讲台,公开污蔑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无理取闹”,并当场指名文凤来、浦湘海是“无理取闹”的带头人
    “王金事件”发生之后,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省、市委,许家屯就赤膊上阵,极尽压制的能事。九月二十八日,许家屯召集市级机关和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开会做报告,竭力为“王金事件”中的主要凶手官沪宁开脱罪责,还要南京市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做思想工作,把群众的怒火压下去。他说什么“象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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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宁他们打人这件事当然是错误的,不对的,但只是大运动中的暂时的问题,局部的问题,个别的问题。”“这些小鬼,从他们主观上来讲,并不是象有些人讲的那样要把好人打死,他把王金当成了坏人,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看了官沪宁的检査,十六岁的小鬼检讨写得不错。你不要看他犯了错误,打死了人,用主席语录用得比较恰当,最后还引了主席的诗,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也写不出来。”又说:“在这么大的运动里,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平常时候打死人的事情是不同的。”“这不是敌我矛盾,是象打仗一样发生了误伤。我们打仗也是这样,挂花、牺牲的是不是都是敌人打的呢?不是的。也有自己人的枪走火,误伤的。”“你怎么能把走火误伤的人当敌我矛盾对待呢?你能都抵命吗?这是不可能的。”他要大家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说什么“应该敢于严肃指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又要敢于指出这件事情同平常打死人不同。”同时,他又反而威胁大家说:“今天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如果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他们抓起来抵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会怎么样?这就打击了青年一代。我们要从整个运动,从全局,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
    污蔑革命左派,欺骗革命群众
    许家屯对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是非常恼火的。他认为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笼统提“炮打司令部”,感到受了委曲。因此,他狠狠地说:“如果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受炮轰活该,自己不是修正主义分子,炮打是打的空炮。”而且,还公开地威胁革命师生说:“最近南京有这么一些人,是先肯定我们江苏省委是黑帮,然后拼命的找材料。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他在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又说:“有的是先定黑帮,再找材料,你还能不让他闹吗?你让他闹嘛!是黑帮,应该打,不是黑帮,你让他闹好了,我们心中有数!”这不是充分暴露他“秋后算账”的狰狞嘴脸吗?他还随意把起来革命造反的师生戴上“右派”的帽子。九月中旬,许家屯在徐州地委招待所,公开对人说:“文凤来说过,他不把省委打倒,自己就要坐牢。看来,文凤来是个右派。”他经常发泄对革命师生的不满。在去年专员、县长会议上和南京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都说过:“过去我们这些人讲了话,人家总是鼓掌的。就是党内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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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没有这样程度!他(指革命造反派)要你答复,你感到没法答,不答了,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感情!你扇扇子,他就提抗议,你笑一笑,他也向你提抗议。”当各地专员、县长在会议上提出在生产建设工作中要钱要物时,许家屯就指桑骂槐地说:“去抢去偷,去爬墙头。”继续污蔑“九.九”事件中革命师生的草命行动。
    他把革命师生的讲话,污蔑为“歪曲事实,扩大事实,无中生有”,而对谭力夫的文章则竭力吹捧。他说:“我认为谭力夫这个讲话,是很正确的,阶级立场鲜眀,充满着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很有水平,讲得很好。”他要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他到了淮阴,也向地委负责人推荐。
    他还叫人编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宣传资料,去欺骗群众。去年十一月初,南大革命造反派把彭冲揪到了南大,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同志揭发了省委和彭冲的问题。许家屯匆匆忙忙签发了一个假的宣传口径。如
    关于法四二十二人的问题。明明是组织了围攻,却说成是“同学间贴大字报,互相批评是正常的。”又假惺惺地说:“这样做,对法四二十二人起了围攻作用。”把责任完全推给学生,妄图说成是群众中自发的现象。明明搞了黑材料照了相,竞抵赖为“队委会没有研究过,没有整理什么人的材料,未定什么性质,未戴什么帽子。”还说什么:“中共江苏省委不知道有法四二十二人的调查报告草案。这只是南大工作队的问题。”实际上是江渭清、彭冲动用公安厅,去调查文凤来和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许家屯明目张胆地包庇江渭清、彭冲,罪责难逃。关于匡亚明的问题。彭冲对匡亚明说过“你反击得太早了”,而许说成是彭冲问匡亚明“你是不是有组织反击的?”
    关于“九.九”事件。明明是省委调派了大批黑字红卫兵保驾,却说:“红卫兵维持秩序,这是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红卫兵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维持秩序,这是红卫兵自己的事情。省委不好通知哪个红卫兵干这样,干那样。”把省委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真是撒了弥天的大谎。
    转移和拍摄黑材料
    九月四日下午,许家屯怕革命师生冲击机关,亲白召开有关部委厅局负责人会议,布置转移材料,并要把省委大院子的大字报洗刷掉,还说:“学生冲进来要找你们,不暴露身分,拖你们找书记,不要找,不要讲书记的住地”。他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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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批评省文革办公室的同志,不认真处理和转移材料,怕把柄落到革命师生的手
    里wengewang org
    在十一月中旬,公安厅副厅长顾亭到省文革办公室来找许家屯,说有一份南大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保存在公安厅,南大革命师生要追问这份材料。他们怕暴露,就商量决定把这份材料通过高教组敚到南大的材料箱里,掩盖把法四二十
    二人的材料藏到公安厅的事实
    十一月中旬,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研究对一份法四二十二人的材料要拍照,以便伺机算账。因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提议不要拍照片,就决定“不拍”了。但是,事后许家屯又同意公安厅拍了照片。
    勾结陶铸死保江渭清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许家屯被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第一次带到北京。十二月
    五日晩上陶铸接见,欺骗革命师生,搞了八项协议。陶铸千方百计地保省委,保江渭清,保许家屯。当革命师生在会议上控诉江苏省委镇压学生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时,陶铸就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控诉,要控诉到南京去控诉。”他不顾江苏省委根本没有转的情况,却说“冮苏省转得太慢”,为江苏省委定调子。革命师生要许家屯当场答复八个问题。陶铸就暗示许家屯说:“你不是第书记,你要以省委书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解答问题,有什么说什么当许家屯讲了一堆废话之后,革命师生就轰他,结果八个问题,绝大部分是陶铸代替许家屯解答的。最后,确定的这八项协议,实质上是陶铸包庇江苏省委的罪证。它的主要斗争矛头,不是针对省委,而是针对基层,不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陶铸在这次接见中,虽然大保特保江苏省委,大保特保江渭清、许家屯。但是,许家屯由于第一次接触陶铸,没有摸透陶铸的用意,一同到北京饭店就哀叹地说:“多么被动”,“事先怎么一点不知道”,“这下子是决堤了。”又说“八项协议有什么办法呢?陶铸当场要表态,我只好釆取高姿态,真要命啊!”当时,许家屯特别对八项协议中要公开江渭清养病的地址,表现很紧张,怕回来不好向江渭清交代。他说什么“江渭清病中允许人去看,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因此,他就决定写个信给陶铸,“立此存照。”
    许家屯写给陶铸的信是这样的:“关于同学们要告诉他们江渭清同志生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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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的地址问题,由于你接见前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汇报,有些情况会上又未能说清楚。根据渭清同志的病情,如果同学们知道他的住址,万一控制不住,病情可能恶化,发生危险。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恳请你百忙中抽空听我当面汇报一下。盼示
    许家屯。”
    于是,在十二月六日深夜十二点半,陶铸派车子把许家屯接去了。许家屯同来吹了一下,大意是陶铸继续替江苏省委、江渭清定调子。陶铸说:“我们相信江苏省委,相信江渭清同志是拥护主席的。”“你这次到北京来,坏事变好事和学生打成一片,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把局面转过来。”陶铸还讲到:“我在讨论工业十条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农业五条,工业六条,两论抓革命促生产都是我提议的,现在看,堵的方面太多,放的精神不够。向你们交交心。”当许家屯讲到由于工作没有做好,给中央带来很多麻烦时,陶铸说:“你们省委在第线,不是你们,中南海怎么保得住呢?”他们这种促膝谈心,真是狼狈为奸,污蔑中央,污蔑革命群众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黑字红卫兵、赤卫队要上北京,许家屯和陶铸通过电话后,表面上到火车站去动员他们回来,实陈上他早已准备和黑字红卫兵、赤卫队同上北京。他到了北京,陶铸又接见了他。许家屯向陶铸吹了“江苏省委对八项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转的情况。”陶铸就对许家屯说:“江苏在转了,八条在江苏起了很大作用,如何转的,要写一个二千字的简报来。”根据陶铸的意见,许家屯打电话回来通知省委,用电报发了一个假转的报告。这是陶铸和许家屯合伙欺骗中央的罪证。许家屯同到南京之后,人家问他陶铸犯了什么错误,他还为陶铸遮瞒,说什么:“陶铸是和我犯的一样错误,就是他太敏感,说话太快。”
    许家屯两次上北京,陶铸竭力为他“镀金”。因此,他同来之后就一直吹嘘,特别自从体育馆宣布“八项协议执行意见”以后,许家屯得意忘形地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讲话获得掌声最多的一次。”又说:“现在,他们(指革命造反派)至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口头革命派了。”他还自认为是江苏省委书记处唯一可以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个人物。企图依靠这点可怜的“本钱”,继续玩弄两面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住以江渭清为首的黑司令部
    九)横行霸道,仗势欺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平时官架子十足,对下级干部,不论厅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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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15页,共4822页
    处长、秘书,做事稍不如意或看不顺眼,动辄批评训骂,暴跳如雷,泼口大骂听不进反面意见,对向他提意见的人实行打击报复,甚至政治陷害。打击报复
    九六二年,许家屯对手工业的调整,提出了一系列分散单干的措施。一九
    六四年,手工业局韩某某就手工业发展方向、道路问题,向许家屯提出了意见,许就对韩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召开全省手工业局长会议,韩某某到许家里汇报,许根本不听,说“明天到书记处汇报”。当时,姚某某估计许不怀好意,要韩注意。果然,第二天到书记处汇报,许就凶相毕露。当时李士英也在场,许家屯不等韩汇报完,就对李士英讲,“你不了解情况,我来谈”。他根本不谈正题,辟头就责问韩某某、姚某某:“你们去年还向省委提出方向道路问题的意见是不是?”弄得他们莫明其妙。随后批评了一通,说“手工业部门不是支农,而是吃农、害农”。强制手工业局把农具大幅度降价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这在当时很难办到。这不是什么指示工作,而是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
    仗势压人
    原手工业局长吴某某,对许家屯领导工作上有意见,并对在该局任人事处处长的许家屯的老婆进行过批评。许家屯就不择手段地对吴进行政治陷害,说刘少奇到南京的时候,吴某某发动手工业局党组集体打报告,告省委的状并将此谣言告诉包厚昌、田兰田。用“反省委”这项大帽子压吴某某,居心十分险恶。 wengewang.Org
    吴某某一次向省委汇报手工业局处局长干部情况时说“负责同志的爱人安排得太多,长期休养,光照顾,不工作,占了名额”,这下可触怒了许家屯老爷,因许太太长期休养不到手工业局去工作,怀疑吴某某说的就是许太太。于是第二天,许就大发老爷脾气,扬言要把太太顾逸萍精简回家,并把所订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杂志退掉,以示节约。如此吵吵嚷嚷,闹个不停。手工业局长见势不妙,怕“大祸临头”,只好派人送给许太太一百元,说服许太太不要把报纸退掉,这才免去一场是非
    纵容老婆,作威作福
    许家屯老婆在手工业管理局,经常吃饭不做事,就是做点事,也是狐假虎威,正副处长要听她的指挥,局长也不敢对她重言多语。许太太工作,大事做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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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不愿干,分配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分配组织指导工作不干,接待工作不干分配下乡搞社教运动,又扬言“我家老许不在家”,埋怨对她不照顾。一次她到广州参加“春季物资交流会”,到广州不几天,许家屯就打电话叫她同来。她任务没有完成,还要一个女同志陪向回来,公家却化去路费三百元。
    大闹天生港
    许家屯出差到地、市、县委,都要奉为太上皇,稍有疏忽,就要整你。一九
    五七年冬,他要从南通过江到常熟,因贪玩好吃,狼山的和尚请他吃饭,素菜荤做,吃了二十六只菜,从上午十一点钟一直吃到下午一点钟,离开船的时间只有
    十分钟,赶到码头,招待所的同志买票事先没有落实,船开走了。他就在天生港党委办公室大发雷霆,大骂“你们这些人,只怕管,不怕官”,要挟航运部门找木船让他过江,后来,只得重新放一只轮船送他过江。南通地委招待所副所长为此事受到撤职处分。
    (十-)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
    许家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带着满脑子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冒充党员混入了共产党以后,靠着资产阶级权术,爬到了“省委书记”的职位。他的肮脏的灵魂,腐朽的生活方式,非但没有得到改造,相反却变本加厉,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打牌成瘾,跳舞入迷
    许家屯有牌必打,逢舞必跳,在全省是出名的。即使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仝省人民艰苦地同白然灾害作斗争,而他仍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和跳舞场上,对劳动人民的疾苫,拋之九霄云外。许家屯打牌,星期天打,平时也打;在南京打,到外地也打。有时办公没有下班就要人替他打电话约牌友。每次打牌,都要警卫员、驾驶员、服务员、炊事员七、
    八个人服侍。有时,要驾驶员开专车到中山陵十一号或南京饭店拿饭菜供这些混蛋老爷们享受。
    什么工作要紧都没有他打牌要紧。每年台风季节,全省人民群众在暴风雨里抢险护堤,进行抗台斗争,抢救庄稼,维护国家财产。省级机关有些干部也日夜值班,与各地联系,掌握台情,调度物资,支持前线。许家屯是怎样“值班”的呢,他却带着一批人马,到南京饭店老楼四十号,约上几个牌友,日夜不息地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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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乒乓大打麻将。值班的同志,向四面八方打电话,十分忙碌,许老爷在麻将桌上“红中”、“白板”吆喝得也十分紧张忙碌。有事去请示他,要等他把一圈麻将打完,特别紧急的事,也要等到把手上的牌打完,他才答复问题。打牌饿了吃鸡蛋糕,打牌热了吃冰西瓜
    许家屯是“四大舞神”之一(余三人为彭冲、洪沛霖、姚远),人所共知。在南京,到高干招待所跳,到南京饭店跳,到歌舞团跳。出差,到无锡、苏州跳到徐州也跳。到北京开会,每到星期六就要搞舞票。有时已经睡觉,听说有舞会连忙从被窝里钻岀来,换衣服,穿皮鞋,擦发油,喷香水,化装一阵,赶去跳舞。有时为了赶舞会,甚至把秘书找到舞场里去交待工作。每次跳舞,都是跳到深夜跳得筋疲力尽,第二天上午就睡大觉。
    许家屯在舞场上,丑态毕露,把舞伴搂得紧紧的,捏人家臂膀,甚至靠在舞伴身上,嘻嘻哈哈,眉开眼笑,样子十分难看。他平时对待同志,老是板着面孔,象个活死人。下面干部向他汇报工作,总是爱理不理,似听非听。但是,对待舞伴,总是轻言漫语,低声低气,百般讨好,唯恐照顾不周。舞伴要看电影,看戏,只要开口,他都积极设法解决。舞伴的夜餐费,任意由每人两角的标准提髙到五角。对经常和他跳舞的舞伴,来往总是派小汽车接送,在南京是如此,到外地也是如此。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跳舞,因为一个舞伴长得漂亮,舞眺得好,他就用小汽车自己陪着送她回家。一九六一年庐山开会时,他经常跳舞到深夜,第天就有女的来约他出去游山玩水。有时,他因开会不能去,还要派车专门送她们去游览。更荒唐的是,有人托他的舞伴向省人委要抽水机、发电机,舞伴趁他舞正浓的时候提出来,他竟满口答应解决,置国家计划于不顾。 wengewang.org
    九五九年在北京开计划会议,忽有一个青年女人手持一盒点心,操福建口音,到许的房间来找他。似乎是老相识,但行动鬼祟。因许家屯出去看戏,她急忙转身就走了。许家屯看戏间来,知道此事,很后悔不该去看戏。隔了一个月他回到南京,这个女人却从合肥给他来信,说“在合肥温泉疗养,因条件不好,托他帮她设法进南京汤山疗养院疗养。”他就通过省工会把这位女人送进了汤山疗养院。在一九六零年元旦前夕,这个女的从汤山给他一信,说“很想念你,希望能在元旦进城和你跳一次舞”
    许家屯经常和歌舞团女演员跳舞,竞冇一个女演员给他写情书。这件事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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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知道了,她非但不和许斗争,反而害怕别人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对许不利她就把同许一齐工作的人找来反复追问,直到知道别人确实不了解,才放了心。
    许家屯丑恶的灵魂还不止此,他经常和舞伴、演员鬼混,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次,他向流氓分子宋词倾吐了肺腑之言。他说:“我和爱人关系不好,精神生活感到很苫闷,要离婚又怕影响不好,
    。又说:“我对某剧团的某
    某女演员十分爱慕!”示意宋词为他穿线搭桥。真是冒牌的“共产党员”,修字号的“省委书记”,腐朽透顶的灵魂!名曰蹲点,实为享乐
    许家屯经常到各地、市、县检查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认为他的工作作风深入但是,这位老爷下乡下厂的真实情况究竟是如何呢?一九六一年,许家屯到徐州贾汪煤矿“蹲点”,住在南关高干招待所,睡的特等房间,每天伙食费二元。要到煤矿去,先通电话,让矿上领导干部作好准备,然后坐小汽车到矿党委会议室听汇报,作指示。在矿上吃饭喝茶,用的碗筷、甚至副食品,都是从交际处带去的。在徐州说是在煤矿蹲点,实际上在招待所指挥。白天工作,晚上依然是看戏、打麻将,星期夭还逛云龙山,有时,还跳交谊舞。这次蹲点,还算是此较“艰苦”的一次。
    九六四年,许家屯管农业,六、七月间下乡一次,其二十几天的活动情况
    走路一一不坐火车,不巫公共汽车,坐美国翘屁股的小轿车。住地一一地、市、县委招待所最好的房间
    伙食一一标准每天两元以上,但只收一元或一元五角。除了饭菜,有时有水果、点
    随员一一有关厅局长、处长、秘书、警卫人员、护士。工作一一第一,坐在沙发上作指示;第二,下田看庄稼或水利工地现场,当然是车子不能到的地方不去,能到的地方,也只是走马观花;第三,叫厅局长打电话,下命令,或叫秘书、处长写材料,拟文件
    业余一一打麻将,下围棋,看戏。十个晚上有八个晚上是如此度过的。下棋、打牌不能输,一输就不肯下台,左一盘,右一盘,一丁就是深夜二、三点;但又不能赢,赢多了,不是说对手没有水平,就是兴奋起来又不肯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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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亲带眷,游山玩水
    九五五年五月,上海举办苏联工业展览会,许家屯、彭冲、徐步前去参观许还带了太太、小姐、秘书、警卫员等,共十余人,浩浩荡荡到了上海。他们白天看展览会,游百货公司,游大世界,照哈哈镜;夜晚进戏院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整夭车水马龙,花天酒地,玩了将近一个星期。这些坏蛋还不过瘾,决定再到苏州、无钖等地游山逛水。 wengewang.org
    到了苏州市,市和专区的头头亲自迎接。苏州市的市面也顿时繁荣起来。老爷们的汽车首尾相连,飞驰而过,群众争热闹。偶而汽车停下来,男女老少前拥后挤来看新的官僚贵族。
    他们住在高级招待所,每天起身很迟。早饭以后,就有苏州市的当权派前来陪同游玩,整天沉醉在狮孑林、拙政园……拾封建余孽的唾余牙慧,自命“消雅”,欣赏楼亭,品评草石,赞赏那块石头宝贵,那块石头符合“漏、透、瘦、绉”的条件。又争论《西厢记》中“隔墙花影动”之句,为什么隔了墙还能看到花影在动,充满了臭气。城里玩够了,再乘轿车逛寒山寺,登虎丘山,玩遍苏州所有的名胜古迹。他们象苍蝇一样,臭味相投,去拜访遗老遗少的私人家园,观赏他们收臧的古玩古画,井欣然在签名簿上签名留念。甚至还和那些吸血鬼称兄道弟,情如手足
    有一天,这些混蛋老爷们乘车到木渎,饱吃了一顿苏州风味的午餐以后,改乘吉普车登灵岩山,观赏太湖风光。就在这次登山中,苏州市委特派的保卫人员乘坐的一辆小吉普,为了赶上老爷们的专车,加速爬山,不幸翻车,驾驶员跌得血肉模糊,身受重伤,好几个警卫人员都受了伤,不仅如此,还撞倒了一个在公路旁边劳动的农民。由于这次车祸,老爷们担心“影响不好”,打消了再游无锡的念头,偷偷地溜回了南京。至于受伤人员和那位农民的死活,都不放在他们心里,统统留给苏州市委去处理善后了多占多用,损公肥私
    许家屯在两年之中,不花钱或少花钱占用公家五件棉衣,两套单军农。一九
    六五年搞社教,花十块钱买了一件军大衣,两套单军衣。社教回来,又到行政处拿了一件军大衣。去冬搞文化大革命,在公安厅拿了一件棉袄,又到文革办公室要了一件棉大衣,不久前上北京,海军又给他一件棉大衣。一个人要穿这么多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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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衣吗? wengewang.Org
    有人向许家屯拍马屁,拿公家的东西送给他,他还嫌少不怕多,嫌孬不怕好有送必收,来者不拒。照相机厂送给他照相机,自行车厂送给他机器自行车,照收不误。无线电厂送给他一架两用收音机,价值二百多元,后来工厂里要钱,他不给,结果公家出钱,由他使用。连天津市铝器厂送给江苏的一套铝制品样品(铝锅、铝勺子),也给他老婆留下用了。至于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省内县市和兄弟省市送来的水果、副食品,如洪门果园的梨、无锡水蜜桃、东山枇杷、连云港的对虾、镇冮的鲥鱼、淮阴的苹果、阳澄湖的蟹……等等,不花钱或只给少量的钱拿回家的,更是不计其数。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走后门买毛料做衣服,买出口的缝纫机,不给布票买布,不给粮票买山芋、花生则是经常的事。
    许家屯夫妇二人,每月工资三百四十元,按他家人口平均每人收入,超过般干部二倍以上,但是,每年还要公家救济。从一九五八年起,省委组织部每逢春节都要送给他二百元的救济款。经秘书和驾驶员替他拿同家的,到一九六三年为止,共达一千多元
    为了保命,浪费惊人
    许家屯一面通宵达旦的跳舞、打麻将,一面拼命打补针吃补药。丙种球蛋白鹿茸精、蜂乳、力勃隆等贵重药品,经常不断。每打一针进口的丙种球蛋白,需要四十元。仅据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两年统计,许家屯一人耗去药费达二千多元。
    许家屯的老婆顾逸萍,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十年不工作。要她上班浑身是病,打起牌来浑身是劲。她可以通宵打牌,疲劳了就打针吃药睡懒觉。十多年来,大吃贵重药品,浪费不计其数。用人参配制的膏滋,每瓶几十元,她高兴就吃,不高兴就倒掉。有十多支红参,长期放在家里不吃,结果蛀了丢掉。有
    十多斤贵重的中药喂了鸡。护士见顾逸萍有些中药不吃,为了爱护国家财富,就将没有煎熬的生药带回门诊部。她发觉了,就交待保姆,以后不吃的中药」可煮一煮倒掉,不要让护士带回去。一九六零年,她生肝病,听说苏联有一种什么药,疗效特好,就要商业厅金逊动用外汇,托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去买化去数百卢布。有一次,她又借口配制肝病的药,用公款十八元买了番瓜子果没有配药,被孩子当零食吃了。还有一次,她为了治子宫瘤,当许家屯在华东开会,赶到上海找“著名中医”诊看。医生开了一个“高级”药方,拿到药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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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下,要化一千元左右,有几味贵重药品还找不到。这个药方,带到南京交给省委门诊部去配,后因省委办公厅也不敢做主,才罢休。许家屯对这样一个严重题,却釆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许家一年到头不离护士,门诊部派到他家的护士,不仅要为他全家煎药打针,还要为他家打毛衣,扫地,泡茶。连家里熏蚊子、打滴滴涕,也要护士做。小孩子生病,要指定护士,随叫随到。
    官僚住宅,无比阔气
    许家屯住房也是要多要好,院子要大,好种瓜果蔬菜,甚至种粮食棉花。他调来南京共搬三次家。从兰园搬到莫干路十四号,后来见到北京路三十号房子好又搬去了。这幢房子原是国民党某次长的住宅,主房两层楼,大小房间十间,钢窗,打腊地板,冬天有暖气设备,光线充足,还有附属房屋楼房平房十余间。除去驾驶员住了两间小平房外,许家共有八口人,全部占用了主房和部分附属房屋。使用的地毯、沙发、弹簧床、衣镜、梳妆台、皮椅、办公桌等家具都是第一流的,外加上一辆翘屁股的小轿车。许老爷一家比之国民党的次长,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欺弱凌下,俨若地主
    许家屯到省委十年,先后换了八个保姆,四个炊事员,四个驾驶员。他的老婆象地主婆虐待家奴一样对待保姆。她选择保姆要没有丈夫的,没有小孩子的在南京没有亲友往来的。保姆做的是重活,吃的是剩粥剩饭。一个保姆除了负担他一家八口的繁重家务劳动外,还要为他家养鸡、养兔。最多时养鸡四十多只,养兔二十多只,为了盖鸡房兔笼,公家化去二百多元。保姆忍气吞声地为他家干活,稍不如意,地主婆顾逸萍就以保姆作风不好,手脚不干净,伦东西,好串子,家庭成份不好等等为借口,随时解雇。最令人气愤的是,有个比较年轻的保姆,有一次请假回苏北家乡看望丈夫,同来时,地主婆发觉她怀了孕,就要解雇这个保姆家庭生活非常困苦,一再恳求不要解雇,并设法打了胎,结果,还是被地主婆赶出了门。 wengewang.org
    炊事员受尽欺凌压迫的苦也是说不完的。杨瑞康同志,为人勤劳正直,除了烧饭,还兼家务劳动。但是地主婆诬蔑他偷粥、偷饭、偷香烟、偷粮食、偷山芋、偷油。炊事员吴荣生同志,一次买了一些香菇,因文化水平低,记账时把香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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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为香瓜,地主婆査帐后就泼口大骂,说:“你吃了香瓜还要记到我的帐上吗?”有的炊事员被调动是蒙了不白之怨的。如杨瑞康的调走,是被诬蔑为生活作风不好,赶出了许家大门。
    驾驶员白天黑夜、寒冬酷暑,任劳任怨为许家屯开车,一不如意就要调换。
    九五六年,驾驶员谢小俊,由于对公家的车子非常爱护,许最溺爱的一个孩子,经常在车上乱搞,谢小俊同志对地主婆提意见,她置之不理。谢就对小孩说:“你再乱搞车子我要揍你!”不料给地主婆听见了,就泼口大骂:“你驾驶员还能管我的孩子吗?真是翻天了!”立即通知办公厅行政处把谢小俊调走了。许家屯对驾驶员的学习、思想、生活,从不照顾,不许驾驶员离开车子,驾驶员连参加党小组会和学习的时间,也被剥夺了。
    警卫员跟着许家屯,根本不是做警卫工作,而是象奴仆一样,早上端洗脸水晩上端洗脚水,平时端荼水,稍不如意,就横加训斥。有时打电话稍微慢一点,就大骂警卫真是“草包”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由于他精通资产阶级的权术,招摇撞骗,吹吹拍拍,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长期冒充共产党员,窃取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是,假面具总是要被揭穿的,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震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许家屯终于落网了,许家屯的反革命嘴脸终于被彻底揭穿了。许家屯这个钻进党内的冒牌党员、政治扒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终于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我们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狠打落水狗,彻底揭发,彻底批判许家屯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影响。
    以上材料,是根据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揭发,综合编写成的。
    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地点:南京;杜平:江苏省军管会主任〗张春桥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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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掌声、口号声)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的关怀。(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早在二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们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够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个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望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也确实忙乱一些,一直等到三月底,我们说再不来不行了,我们下决心到南京来了,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呀!见到毛主席是没法交账的。果然不错,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见我们的头一句,就说你们没有到南京去呀?(掌声、口号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苏的关怀。(掌声、口号声)
    这一次,我们要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们不来吧!主席就把路线给我们划清楚了(掌声)就说你们这一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掌声)同志们,上次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么!(掌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完仝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掌声、口号声)
    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做同志们的小学生的。(掌声)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间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算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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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哪!真是斗得上劲啊!我们就是看了这么许多,谈了这么许多。从这中间受到很多教育,学习到很多东西。不时间总是太短了,同时我们的水平实在很低,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够,调査研究还很不够,还没有发言权,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跟我们谈话。如果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求单独谈,那我们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最后也想啦,还是像今天现在这样,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话吧!
    我们到这儿,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怎么样?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象,总的来看,是大好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黑《修养》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规模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原来所预计的,二、三、四、五几个月就可看出眉目,那么这个眉目,现在我们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已经建立了筹备小组,他们现在接受了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从报纸上看,好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少哪!实际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局势也都在改变。所以,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整个形势都很好。北方,往年总是春早,今年,华北地区、济南地区我们看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山东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兩水比较好。特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工业生产整个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吃饱了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务,所碰到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的顺利一些,往前走的远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这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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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发展得那么平衡。也可能现在发展得比较顺利的地方,过一个时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讲全国。
    那么江苏省的形势究竞怎么样?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你们答复罗!是应该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的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接触中间,和根据我们过去的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吗!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要我们对这里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这个意见很难提,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有些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关于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的任务、工作,这些,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想做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这么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同志有个分工,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掌声)因为刚才都是讲的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边的话有的不见得那么好听哪!(掌声)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我说的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还是耐着心听一下。(掌声)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儿为什么都是当兵的呢?你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因为是军管会么,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会可否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当时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上会不会打架呀?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啊,协商,没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开会那么你看,又是好事由军管会来主持开会,你们想鼓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呀!这种对立呀!相当深了,同志们啊就是都上一个主席台都有点困难了。按这样子搞啊,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呀!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是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百姓上不来。或者一上来么就吵架!就从这儿说吧,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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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就从这儿说起。
    请同志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到会的,也希望你们散会以后,跟他们一块,郑重其事地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竞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呢?这个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讲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夺权的阶段,全国还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来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几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究竞怎么样,你们掌握的怎么样?我们问过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算太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们街上的标语呀,大字报啊,真多呀!那倒不是冷冷清清,而是热热闹闹的。但是,这里边究竞那一方面多呢?批判刘邓的有多少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多。你们当然也可以批评我们啦,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说一句,你们那些最重要的贴标语、写大字报的地点,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们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几乎都去么,我们来到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大标语,因为这非常灵。到一个城市,你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地方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你们关心的什么?这一个派说那一个派某某人是罪魁祸首,某某人是罪责难逃啊!那个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贴来贴去。当然一个厂的事情么也是国家大事罗!但头等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呢?是批判刘少奇么,是批判刘邓,这是总后台么,如果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地摧毁啦,你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啦。如果你那个厂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刘邓上台,同志们啊,你那个厂的天下就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站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都是两派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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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听不到你们批判刘邓。这个我觉得我不冤枉你们。这是讲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这个批判究竞怎么样?我们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苏省的。据说都进行了一些,前天还为了抢彭冲打了一架。说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全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对刘邓对旧省委,你们的精力呀相当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们看那些标语我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我们知道的,你们那些标语上的那些人名啊,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文凤来呀,曾邦元呀,这几个人知道,其余的都是一个厂里边的什么某某人,那标语写那么大,比刘少奇的名字都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讲大批判。
    那么大联合啦,同志们,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找到一条,我到现在也没找到条,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倒是这一种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么反革命。这些你们大家都没办法来解释吧,这个地方两派都不能上台,这是最现实的啦!今天开个会,希望你们两派的负责人到台上来主持会,那么你不来主持会,如果说主持会还有个问题呀,谁来当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头的,那么要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你坐在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气度,还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呀!你们看看五一天安门上那个名单,毛主席是什么气度,什么样的人都让他上了天安门么。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为我们大家的领袖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们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权呀!同志们,夺了权掌权就是这样子掌法呀?我看危险呀同志们。现在武斗么还是不断,而且发展到绝食,不但发展到绝食,又看到个传单,要三绝,绝食、绝水、绝医,就是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那么如果不吃饭不喝水不是身体就不行了么,医生要来给看病即绝医,不准看病,这个传单我想念,许多单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对这个传单!(掌声)同志们你们看,我为什么要反对哪!我们毛主席率领我们红军,率领八路军、新四军,率领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绝食过哪!(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应该是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敌人,咱们就和他斗,拚死的斗。(众:对!)何况你们,我下面还要讲,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发展到不是对敌人!(众:对!)这样一些现象能够说我们江苏的首先是南京的斗争符合党中央所规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吗?能够说这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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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吗!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轨道上的前进的。(掌声、口号声)同志们,革命的大方向,这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来决定的,不是我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认为这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确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决定的。
    我们江苏地区和全国一样,江苏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就是说这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什么文凤来同曾邦元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们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吗?(众:不能!)这一个基本矛盾它就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本身就提出来究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谁,要联合谁。离开了这个社会的基木矛盾,就没办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够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够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看起来,你们这里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淡薄啦,模糊啦混乱啦,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刘邓,不是指向旧省委,而是两方面互相指向。两派交给我们那么多材料,这些材料里边,揭发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发刘少奇在江苏的罪恶的一本没有。大家都知道么,刘少奇在华东地区,首先是在江苏地区,影响是很深的呀!同志们,他在江苏工作了很久,在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深啊!可是我们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刘少奇你批你的,我的兴趣不在刘少奇,我是在文凤来,曾邦元。给我们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这派揭发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们,我在这里在我们同志之间我可以说,要是过去江渭清搞这么多材料,哎呀可宝贵啦!他搞不到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搞你们的黑材料搞不到这么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就揭发,我说他背后有什么人是后台,他说他后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
    究竟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两个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离开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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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贴到街上,究竟谁高兴啊!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的材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心里很痛心啊!怎么两个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们认为三月五号中央在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作的评价就是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口号声)当然,同志们,现在哪,我们当然也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特别是因为两派的组织都不是原来最初那个时候啦,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都有些发展,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个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问题,甚至于说某一个大组织他的某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个组织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原来你们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就是个坏蛋,因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坏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够这样形而上学的不作阶级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个组织,以至于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刚才说啦,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两派互相攻击的作法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两派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众:对)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我们同志们大概在各种会场里边,或是在日常的学习里边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的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很严肃的指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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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的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竞在哪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的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是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中央给你们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
    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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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过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时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那么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
    我希望同志们冷静地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的领导人都说了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苫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像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哪!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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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算那个账,今天在这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里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
    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深更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算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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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算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个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啦!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
    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了。就是说:不是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要组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几十个单位,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吗,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怎么有两个,他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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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因为还有争论吗,有的说你是老保组织,有的说你是什么大杂烩,那么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们就要求无任如何当时要参加。后来有两条,他们在这两条下同意了,一条我们就说,那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啊!我们参加这一个,你们再成立个,我们不参加,中央不批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这个是。第二吗,我们这个成立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吗!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庆祝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庆祝吗,所以,这样子没有再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联合。所以说,上海的形势为什么比较稳定,发展的比较顺利,不是波浪那么多,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是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点错误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形势就比较好。这是在一月十一号中央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里面明确地讲到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贺电,一月十号的贺电,那是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贺电讲了嘛,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行动里面遵守的原则。
    那么,江苏今天的形势,我们觉得问题也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巩固这个大联合,相反地你们的联合发生了破裂,你们不是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上作了耐心帮助以后,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讲话以后,在实行了军管以后,我们感觉到,你们没有能够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弯子转过来,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缺点和错误纠正了,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感觉到这个状况是不好的,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把中央的讲话再好好地学一学。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头脑里面敌人的观点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像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睡觉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想复辟的。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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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抱有任何的幻想,不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了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桃子吃起来也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江苏的、南京市的、无锡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它打倒,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凤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的点,这个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为了请同志们清醒起来,我们跟你们讲,有危险,搞的结果,你们两派,如果那一派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掌声)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斗,保守势力就要抬头,就要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利用这个形势,那么,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掌声)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掌声),而绝不会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选成今天这个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要想一致联合起来不容易。那双方就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有联合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的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一切办法,促进双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次都解决吗,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或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方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能联合,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目的,没有嘛!一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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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都找不出来,只能找出一个,可以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嘛!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联合的吧?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要求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竞是否适合时宜?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个江渭清搞来干什么呢?看你们打架啊!看你们在打架,他才高兴呢!开个斗争会,也不是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要抢他走。那个,江渭清髙兴啦。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联合有点眉目,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总理。还有嘛,比如说,在某些问题上,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可以完全采取联合行动嘛,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吗嘛。一个工厂里有两派,我们共同来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于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两个组织看来看去完全没有理由分裂,而应该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果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原来属于两派的,或者属于几个组织的,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得到他们上级组织的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如果大家都主张大联合,下面要求联合了,我这个上面组织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联合,而你们真的联合了,我应该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各种形式联合,包括你们基层自己的联合。(掌声、口号声)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你们才有希望开工代会,开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你看,大概是两个或三个工代会,两个或者三个红代会。那最后怎么办呢?两个三个革命委员会呀?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吗?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创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武斗,不要再打嘛!你们要想把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拳头打倒啊?那个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黑“修养”的影响是在人们的头脑里边,你把人头砸烂了,影响在另外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经过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脑筋,就要动脑筋。现在同学们啦,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手就是痒,你要真批判一下刘邓啊,就艰苦一点儿了,就要好好地看点儿东西,写一点象样的批判文章。
    刘少奇上个月还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够驳倒他的。南京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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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很高兴啊?你们服气啊?(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我们希望你们这里写几篇能够把他批倒的文章出来。你们南大是有名的大学嘛,为什么不应该写几篇好文章啊?那个比拳头困难噢,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要正确处理和干部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是有些干部,现在不敢站出来,说站出来,你们两派,要站在那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揪。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儿一看,你们这儿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你们如果不大联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当然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要把某一个干部拉在自己这一边儿来,说只准他在我这边,不准到那边去。你们也不要希望哪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撑腰,我就有力量了。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撑腰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掌声、口号声)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边,也要站出来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可能两种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要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要加深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那一边,造成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们的分裂,就宣布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义务,没有破坏或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掌声)
    中央明确地规定过,不能够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人想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明确地劝告这些人,这种办法保护不住你的,最后革命的小将们会识破你们的面目的。(掌声)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号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用那么三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里想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众:好!)如果你们想的结果,说张春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干,那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打你们的。这是关于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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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因为这一方面报纸上的社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觉得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掌声)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掌声)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掌声、口号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掌声)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出的错误也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像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掌声)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是也常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十六条是怎么写的呢?是说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为什么对老红卫兵就另外一个标准啦!我们应该是一个标准。(掌声)咱们都是兵,老红卫兵,小红卫兵,都是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他们现在也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的同志接触,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白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像我们解放军的样子。
    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开会啊?包括你们武斗吧!(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你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武斗啊?!国民党能给你们自由吗?可以打呀、闹呀,可带劲儿啦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就没有这样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就是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儿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热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街上去。(掌声)我不是不要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声)还有对军管会,既然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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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那样随便地冲了。因为那是军管了吗?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小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忍一下。忍住嘛,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嘛,我们当然不能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的,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和姚文元在这儿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如果听到你们批评,我们会高兴的,不会不高兴。
    同志们,你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呀,是蒋介石的老窝。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你们刚刚纪念过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年,这个地方就都是我们的啦!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不当心,利用我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无论如何要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你们中间对立多么严重,我们看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掌声、口号声)跟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掌声)我们希望整个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也希望你们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我们仝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联合起来。(掌声)这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掌声)我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狠狠批评。(掌声、口号声)
    姚文元同志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学习!(掌声)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南京和江苏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掌声)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带来了毛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掌声、口号
    我们的讲话有一点分工,刚刚春桥同志讲了两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拥军爱民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掌声),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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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路线。讲这么一个问题,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面取得的。毛主席这一条无阶级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地开火,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进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战斗的旗帜!(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仝国一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好的单位,好的组织,根本的一条,都是因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这是我们一条根本的经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拿毛主席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为我们区别是非,判断争论,指导方向的根本的标准,不是小团体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们要学得快,跟得紧,要执行得全面,要执行得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如果从去年五月十六号起,今天是五月
    十四号嘛!中央发出那个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五月十六号发出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再过两天就是一年啦。如果从去年六月一号毛主席批发和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来,那么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当然要从搞京剧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些了。我们是讲群众运动。这一年,我们经过了沖锋陷阵,这一年斗争是非丰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很多宝贵经验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我们希望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毛主席给我们的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给我们的关键性的宝贵的指示。拿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工作,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南京啊,也是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的地方嘛!一个北大,一个西安交大,一个南大,都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起来比较早的嘛!那么这样子哪,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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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我们搞好当前的工作,用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一条轨道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前进!因为这个里面啊,我们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主席在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我这里下面讲的还不完全,为了我们共同学习,我们回忆了一下。
    从去年毛主席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来,全国各个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些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这一个时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国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扩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毛主席亲自写的起了划进代的那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鼓掌),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的面目,揭露了他镇压群众的反革命路线,这样子使得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一红卫兵。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时,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就指出了: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争取团结的人们,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还是很早的时候。从这以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激烈地反复地斗争当中开展了起来,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哪,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这一阴谋,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整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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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同时,用各种办法来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想分别击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面前,也是毛主席给全国的无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亲自决定向全国播发,同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里面,就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写进去了,就是刚刚张春桥同志也念过的。指出了,你们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为当时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主席这个话。基本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主席肯定了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又亲白批发了黑龙江的基本经验,又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啊,就有了重大的发展,就是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提高自己队伍的觉悟。这一条路线,就指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个明确的方向,保证了这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国范围以内,对毛主席的这些重大的指示,执行得好,执行得坚决,运动的发展就比较快,就比较顺利。如果在这个当中,那一个方面忽视了,或者对主席这一些指示不是执行得很全面不是执行得很坚决,那么我们这个运动的发展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忆一下,临近到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哪,也出现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就是小团体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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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呀,个人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夺权斗争搞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假使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够实现毛主席上面讲的这一条路线,夺了权也是不巩固的,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联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还是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放在前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队伍的问题提出来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连续地批发了很多文件,譬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篇文章叫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到以后很赞扬,马上就在人民日报登了,而且在全国广播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队开门整风的经验。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边战斗边整风,边战斗边整风接着又批发了延安中学的搞军训的这一个经验总结等等。同志们,为什么前一个时期毛主席连续的支持了这样的一些群众当中的创造呢?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临近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整顿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场大决战搞好。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做了很多报告、指示。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有的同志,有的单位,有的组织接受的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较慢,甚至有少数人、个别人思想上有抵触那么现在看来,凡是这一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权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领会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领会他,夺权斗争就遭到了挫折,夺了权之后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后再回过头去再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领会就比较深刻了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就要把我们队伍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阶级觉悟要提高。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东西要去掉。我觉得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当前,江苏和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同志们很好地再来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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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报”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个时候,主席还抓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二军”的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各地都参加了,积极地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有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毛主席批发的军委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怎么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子一股苗头,有一些左派组织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制定了八条,特别讲了一下,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我们军队“三支、二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个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六号军委发布的十条,毛主席批准的十条,他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是讲爱民。在十条出来以后,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后来,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在纠正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否定解放军一切的错误。就是把解放军支左的成绩都否定了。这了完整地执行
    八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这就把八条和十条的精神完全地正确地、全面地统一起来了(掌声、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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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提出这个题是指拥军爱民的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是怕坏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知道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说革命造反派,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毛主席的伟大路线,伟大旗帜指引下,肩并肩的共同战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上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个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在斗争当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问题我说了一下。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执行这一条路线是不是很彻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拿毛主席这一条革命路线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看不见得。刚刚春桥同志讲的那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在处理两个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题上,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政策,做为我们争论的一个基本标准。不然你怎么解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透?怎么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虽然中央三月五号的指示、三月九号的电报说得非常眀确,还没有实现呢?怎么能够解释整风搞了一段又搞不下去了呢?
    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別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始终是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这一条路线,是在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就是同镇压群众,欺骗群众,用什么物质刺激来毒害群众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还有分裂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毛主席的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东西,我们要认识得比较深刻。历史告诉我们,胜利的历史和暂时一段挫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下来,把毛主席这条路线坚决贯彻,好好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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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们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离开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或者在某一些问题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运动遭到暂时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指示,曾经指出了,根据两个月实践的经验,从安徽的夺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革命干部。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毛主席这些指示已经发出好久了,还是一月革命时候嘛,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自觉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一些“私”字在作怪。
    不要紧,任何人有了缺点,改就是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多么重要,离不开这些指示的。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些指示,来去掉我头脑里的“私”字。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发现了就改,并且接受教训,防止再犯,我们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运动当中,不犯一些错误问题哪,不要不接受教训,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志们在这几天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好好地回忆一下,重温一下,拿这个东西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段的工作,至少是这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定可以使江苏和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掌声)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掌声)谁掌握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这一条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这是不必怀疑的。(掌声)
    这里,我想再简单的说几句,革命的大批判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搞好当前革命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对这个大批判的认识需要提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当前的一场群众性的、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因为多年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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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刘少奇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最近中央的会议上,很多负责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历史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的罪行。(口号)
    当前这个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养》,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上展开,它已经并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工作各个方面上,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当中,在斗争当中发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马列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力。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充满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种斗争,总是为我们各个革命阶段实现这个任务扫清道路。所以当前这一场大批判,绝对不仅仅是写几篇文章的问题,它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巨大的动力,成为推动我们斗批改,成为推动我们各个单位斗争的一个巨大动力,所以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革命,这是对于我们党内多年来,修正主义的个总清算。这个批判,大大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譬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标语,这是从北京传来的了,打倒刘少奇写成打倒刘少狗,但是你这样子写一写很容易的,把刘少奇这个字丑化一下啦,我们不提倡这样子。真正地要把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货色,丑恶的灵魂,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这就要花一点功夫,这就不象写一张标语那样简单,那样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个大批判的问题上,准备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吗?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还要继续地搞一些这样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声)
    这个大批判,还会接触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摧毁保守派的思想基础。(掌声)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组织的什么赤卫队,还有什么反动的血统论啊,总根子就是刘少奇!(掌声)所以把这一些东西摧毁,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人觉醒过来,会大大促进我们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声)这个大批判,会使我们更深刻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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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一个总的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资阶级的代理人。(口号)所以我们批判这个东西,批判他那一套,什么外交啦,统战啦,还有什么宣传啦,组织啦,一整套的东西,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你对照一下么!毛主席的思想是什么?毛主席的路线是什么?刘少奇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来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说到了,刘少奇在华东、在江苏是有他们影响的,包括他的历史上的影响,我们江苏的革命造反派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在江苏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他彻底肃清、消毒。(掌声)要把毛泽东思想插遍我们南京、江苏的每一个阵地。(掌声)这个大批判也一定会促使我们更彻底的揭开,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和幕后活动彻底揭出来。(掌声)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大量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要中国不变颜色,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下去,走到底,当前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搞这一场战斗呢?为什么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我们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的大批判呢?我觉得不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志们能不能做到?(众:能!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刚才张春桥同志已经念了三月十日中央电报当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检査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究竞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执行中央很明确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解决好,我看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有了保证,或者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解决,那是不行的。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谈过,我觉得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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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警惕!这个问题只要认识了就好解决,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江青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坏人利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
    第二个原因,觉得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的。毛主席从来就告诉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对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方法不对头,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甚至就要扩大。看了这几天的大字报,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够解决头脑子里的矛盾吗?还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给我的,有这一派把那一派画一个乌龟,那一派把这一派画一个“袁世凯”。同志们,这种斗争方式,我很坦率的讲,是比较低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这一种办法。我不希望看到这一些东西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是矛盾论里面讲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方法才解决,倒过来说呢?你不是用这样一些办法,你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另外一种办法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保卫祖国,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用打倒的办法去解决;我们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比如说,与赤卫队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争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极少数坏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怎么样呢?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刚刚在会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情绪,火一上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而是用武斗的办法,或者用其他一些办法,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头脑里有不同的认识,拳头怎么打得掉呢?或者把电话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这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扩大,甚至于原来不是对抗性,硬是把它扩大到对抗性的,即是真是原则分歧,用这个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同志们,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间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也有矛盾吗,大家到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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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吗,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不是还闹过一场吗,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一致,就是说,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在这一点上一致了,他们就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之后,有没有矛盾呢?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争论的,天下哪里有没有矛盾的,没有争论的事情呢?两个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何况两个派别呢,总是有点差别的吗,这个人抽烟,那个人不抽烟,不也有一点差别吗?假使我们忘记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不能在解决主要的矛盾问题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纠缠不休,或者认为,只有这些矛盾解决了,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认为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没有一点矛盾,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那得出的结论啊,就是永远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只能得出这样的论呗,不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吗?假使不是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原则分歧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辩论吗,就是辩论暂时不能解决,放放吗,我们在当前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解决桥或船问题,过河就是一伺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希望同志们在处理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时,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对待赤卫队的办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拚命去搞,挖空心思地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对待敌人的办法吗?只要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是能够促进对敌斗争的,是能够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这一点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想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很好执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一点我们谈的时候,双方面也都承认的,有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分散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这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当时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评自口,回去整风,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整风,不是整一次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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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人吗?!是边战斗边整风吗!小团体主义的最大坏处在什么地方?首先是在于,他使我们看不见大的斗争目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有一个根本的指示,就是刚刚大家念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小团体主义呀!就使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于不关心省里面的大事,市里面的大事,而只是关心我这一个团体的事情。你们这里的团体很大,不是小团体,而是大团体,但是这个大团体哪,也是很睿易犯小团体主义的。我们看到过一些街头的争论,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了,发生什么“五·八”事件,还不晓得五九事情,两派在这里争论,我们就去听了,我们觉得有这样子一种情况,双方谈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我这一方,
    八·二七这一方怎么样,你那一方,红总一方究竞怎么样,如何如何?而比较少的听到,究竟是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我们要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凡是这样子,我们都要支持,都要拥护,都要赞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就要批评。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纠纷,而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这个基层组织,就肯定我这个组织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一下。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听到两个组织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纠纷,先没有问一问是非,眼睛就红了,一红啊,就闹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这里也不回避吧,我十二点以后,到原来省委那里个地方,不晓得这两派是哪两派我就看到在那里闹,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分歧呢?问了一下,问那里的战士,也没有问到,但是有这种语言,“把文风来揪出来”,“把你们的后台曾邦元揪岀来”等等,我一听这种话我就想,大概总是与两派的基层组织有关系,我希望同志们眼界要扩大一点,遇到了争论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总的是非,不要只从自己的这个团体这一个立场出发,而要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出发
    刚刚张春桥同志讲过了,我们两个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是好的,但是,也难免有个别的坏的组织,因为现在组织发展得很大了吗?我现在想讲一讲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方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起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因为有这么一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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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否定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就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这一点就希望同志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小团体主义的情绪是很容易滋长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警惕。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采取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这是毛主席多年来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中央不是讲了吗?大家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嘛,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采取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因为我们采取了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我们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能够对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确,并不等于十全十美,假使哪一个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于讲这个组织不要进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看到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绩、主流、方向的时候,对待自己还要看到缺点、错误,要把这些缺点错误当着我们队伍内部的灰尘,脸上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对于别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过去我们在山东的时,提岀了两个主流,两个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对待人民解放军的“三支、军”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我们对部队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们什么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浪。两个主流,两个支流。现在,我想再增加一个,个主流,三个支流。就是指革命组织相互这间,看对方的时候,也要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看另外一个革命组织的时候,要看他大方向,看他什么是支流。缺点和错误如果是支流,那就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积极帮助他去解决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缺点和错误,忘掉了对方的主流。所以我想,这样子三个主流、
    三个支流,这样子提出来,是不是就能够帮助我们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正确一点,把我们的成绩发扬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缺点错误,去掉的更多一些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两个革命组织,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吗?这个也可以开个小的座谈会,遇到了分歧,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对对方那些意见要听,要认真地听,同时对另外一个组织提意见的同志,也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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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思想问题上,逐步地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掌声)这里什么是折衷主义?折裒主义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采取调和折衷态度,这叫作折衷主义。(掌声)折衷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折衷主义的,我也是从来反对折衷主义的。(掌声)但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同时反对两种倾向,这叫不叫折衷主义呢?这不叫折衷主义。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反对。这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不能叫折衷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毛主席前一个时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口一家的政府。(掌声)这个话当然毛主席是概括地来说的啦,是说的很深刻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来教育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那么怎么领会呢?机会主义走向反面成为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走向反面,修正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么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
    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的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拚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该:高呼:打倒陶铸)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们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不应该怪我们革命小将,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把这样那样的东西怪我们革命小将。同志们不是的,所有这些错误思潮包括千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其根源,其出处都是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对!掌声)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这种影响,就要肃清这种影响(掌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完全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革命的左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所以我们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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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思想,我们也要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过去在中国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只有在欧洲比较多,特鲁泡特金等等这些人,搞一套无政府主义,还写书。中国过去这种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抬不起头的,这个你要算,过去上海有个巴金,此人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个小说叫“灭亡”,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里面就是描写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才是英雄,群众都是群氓,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木来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思潮偶而出现一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反面教员就说明我们革命队伍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它的出现不过是教给我们必须这样做,增加一个反面教员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这一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刚分析了这些方面,三个原因吧,妨碍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妨碍我们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你们的成绩很大,工作很多,为什么今天着重讲一讲这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同志和战友,因为我们要共同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一讲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正面教员,作为我们思想上的无价之宝,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温习,希望我们能够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更坚决地更好地贯彻下去,把江苏的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再大踏步地前进。刚刚张春桥同志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可能性,今后的两种可能性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同志们。这里我说点,就是岀现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革命的大联合还联合不起来,或者出现了打、砸、抢发展,生产上下降,甚至于保守组织也起来了,来乘我们革命派闹分裂的时候。假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三个相信,我们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还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暂时的曲折,我们的运动,也一定会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的,(掌声)但是,我同大家样,还是希望大家根据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众:对!掌声)
    当然罗,希望同志们的眼界放大一点,从整个南京市,从整个江苏省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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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想一想,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要求来想想,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的更好,对不对呀?(众: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全国的的形势是好的,江苏的形势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有广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强大的呀,这里的革命造反派还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呀;(掌声)还有梁杜吴这样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掌声)所以你们要很珍惜这一些好的东西,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发扬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形成。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工人、农民、干部,都非常关心江苏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掌声)。我们一定同你们共同战斗(掌声)!今天的会议,虽然开得不大,还有那一边,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同志要求见面,我们想今天就不去,我们共同在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我们随时可以见面的(掌声)。只要我们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大路上的战友我们就能永远走在一起的(掌声)。如果在将来,你们在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下你们能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更盛大的会,那个时候我们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来到这儿,和你们更多的同志、和战友见面(掌声)。最后我们一起来呼几个口号: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边战斗,边整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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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杜平同志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
    刚才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给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我建议同志们很好的讨论,认真的执行。
    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来南京,是毛主席派来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江苏省和南京市实行军管以来,得到了南京市、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省、市军管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江苏省、南京市无阶级革命派战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掌声)同时,希望你们今后继续的帮助我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及时的批评!同志的批评是最大的阶级友爱,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评的过程中间正确的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是样的,是一派大好形势。(掌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在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掌声)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集中精力打击敌人;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在干部问题上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干部站岀来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清除武斗,才能消除无原则的“内战”,促进生产大发展;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掌声)我们是相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坚决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内战”的。(掌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用最实际的行动,热烈的响应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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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大联合的号召,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掌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为彻底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而奋斗!(掌声)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南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张春桥同志进来时,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首长与前排代表一一握手张春桥:来了很久了吧!本来今天还要参加另外的接见,因为你们来的时间长了,所以那个会我就请假不去了,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离开南京两个月了,不知你们的进展怎样了!有的省比江苏还要紧张,不过无锡,徐州武斗已经相当严重了。五月又去过南京,我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杭州也没有去,就来到北京了。今天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主要是怎么解决问题,你们那个谈谈吧,有些已经讲过的就不要再详细谈了,谁先讲?
    (葛忠龙首先汇报,谈到铁道兵问题时)
    张春桥问:铁路上有几个组织,镇反是哪个镇反的?(答:南京部队。)这么大的牌子?当时南京实行军管了没有?(答:宣布军管了。)铁道兵,铁联司有多少人?(有的代表作了回答。)
    (葛忠龙汇报到无锡主力军打岀来了,铁道兵把他们从无锡接到南京。)张春桥:有多少人?(葛:有两个火车约四千多人。)
    张春桥:没有上海多,上海有二万多人,革委会很头疼,对上海有些影响,他们背着大刀拿了铁棍,上海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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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
    (汪洵之接着汇报,当谈到五·一四指示以后,南京曾出现一段比较好的局面时)
    张春桥:顶多半个月吧!我有个经验,我的讲话只管半个月,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上海讲话也只管半个月啊!我现在离开上海已经一个月了,不知上海又怎样,看来最近又得回上海了
    (接着汪又汇报了五·一四指示以后,有人说张春桥讲话是大毒草,要和张春桥辩论,抵制,缩小张春桥同志讲话的影响。)
    张春桥: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在南京就收到不少反对的来信,回到上海又收到不少,有人反对我的讲话,这也难怪!我的讲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呀
    (接着又汇报了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情况,南京最近武斗情况,以及杜方平的问题。)
    张春桥:你们南京这个样子,对无锡也很难表态。上海就好办了,他们到上海,人家就问他,你们拿武器来上海,看看上海形势,适合不适合?就劝他们回去了
    (促联代表汇报以后,春桥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你们带来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材料带来不少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一件一件地解决这些问题。无锡、徐州打得很厉害,王效禹同志去制止武斗,也被包围了,住处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江西武斗也很严重,江苏要发展到江西这种局势也不难,到那时,局势连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比如说,甲方先动了拳头,乙方就拿起棍子,那么,以后甲方就不再是拿棍子的问题了。江西的情况复杂一点,区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公社人民武装部,甚至军分区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有的把枪发给农民了,这也很自然,是基干民兵嘛!结果开枪了,先是小口径步枪,接着是步枪、机关枪、六○炮也用上。我不是吓唬你们,枪开起来,双方就管不住了,中央下死命令,还是那么难现在双方都有人到北京来了,军区也有人来了,但局势就是控制不住,枪收了长时间还没有收上来。最近好些了,枪也不开了,但晚上还会朝天放的。这样大的革命,出现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牺牲了一些人,革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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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在中央已把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开会了,两派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是也说要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是反对武斗的,毛主席什么时候叫开枪的?南京的问题,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
    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
    四日通知呀
    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
    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
    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
    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送些材料给你们,江西、河南的协议书可以送给你们参考。浙江的双方也签字了。这几个省对立情绪都比你们强,他们能达成协议,你们就不能吗?你们双方是否能派出代表,由军管会出面主持,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这可以说是第一步吧!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就会拥护你们。现在群众中都有人厌战了,不愿意武斗,我们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应该应用四大武器嘛!现在有人提出以武斗制止武斗,这是错误的。还有人提出要用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历史条件不同了嘛。过去,是国民党统治,不可能解放城市,所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现在城市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们包围城市,实际上包围谁呢?农民进城一般是打的造反派,他们都上当了,有一些人用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去蒙蔽他们,例如,去捉特务呀!把农民带进城市里,说农民去那个院子里,其实院子里都是造反派,还有用记工分拉,还有的是一天给多少钱拉,等等,动员农民进城这是错误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要向农民做工作,但也不要伤害农民,他们是受蒙蔽的,一定有人挑动,许多地方农民进城,影响了秋收。当然啦,你们日夜忙着搞武斗也不怕了,反正丰收了有得吃,要是在六一、六二年困难时期,你们武斗大概也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城市里是不要武斗了,更不要调动农民,因为有的农民就是农民的战士吗!农民不进城,武斗好制止,就好办,一进城就难办了。希望你们在北京商量一下,能不能达成协议,把能达成协议的写进去。如果双方都有制止武斗的愿望的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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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签字也可以在上面签字。在南京地区先做个样子,然后处理其他地区的问题才有发言权!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你们没有理由不联合,我们是希望能创造联合条件的。那个讲话,我并不要求你们马上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
    六夺权问题已经过去了,不要再争
    论下去了可以作为历史教训吧!如果是追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还可以搞嘛!但是要划清界限。人家就是这样希望你们联合不起来。江渭清在北京搞三结合的问题,这笔帐不要再算在“红总”身上了,应该算在谭震林身上,算在江渭清身上,或者省委其他什么人身上。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划清敌我友,这个关系一直搞不正确,你们的水平就不算很高,毛泽东思想就不算学得很好。毛主席告诉我们,首先是划清敌我友的问题。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当然那时可能有人会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为你们两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对造反派就那么宽大吗?如果你们是坚定的造反派的话,怎么能不想这些敌人呢?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点是亳无疑义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打倒呢!省委就打倒了吗?没有呢!有些同志有这样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这些都是死老虎,他们还没有死呢!你们一边忙着打内战,你们忙得很哪!他们在那里吃得好好的,很多人都养胖了。我们要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当然这次革命象上海鲁迅兵团的小将讲的那样,不是罢官革命,而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没有基础才行。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不想这些事,我们的同志,要分析江苏的形势,看看江苏的文化大革命进展到哪一步了?省委的权还没有夺下来,我这里讲的夺权,不是形式上的夺权,而是在政治思想上,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树立起来,还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宣传深、宣传透。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军管嘛!江苏有个很好的条件,还有梁、吴等同志,有些同志对杜方平有意见,当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对其他同志也有意见。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说话嘛!我们还可以继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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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嘛!总之,你们还是有条件的,我估计你们要是不联合夺权的话,那一方也掌不了权,要不把保守派争取閉结过来的话,也掌不了杈。要取得多数人的拥扩,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听群众的呼声,他们就会自己起来的。比如他们建立反内战联络站,我看很值得你们考虑,他们不信任你们了嘛,那样子你们将来的处境就很困难。至于联络站,只要你们掌握大方向,就不是什么分裂了,有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嘛!在南京有句话讲还是不讲,我同姚文元同志商量了半天,后来还是含蓄一点,不那么直接了,这句话,我原来想讲,下面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赞成下面脱离总部。上海当时也是这样,当时上海工厂里都叫工人造反队但是总部常委下去,我支持这部分,他支持那部分,下边要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就赞成他们脱离总部,他们当时意见可大啦,但是后来这样做还是促进了大联合。无论南京也好,无锡也好,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当然我不反对学生跟工人相结合,但是知识分子不能左右工人运动,加上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并不那么好,很容易感情冲动,左右摇摆,当然我不赞成学生马上脱离工人运动,我是说要多尊重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作用。上海这一点就比较好,上海的学生,到上海的北京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写宣言都是把工人摆在前面,召集会议都是由工人主持,尊重工人,虽然工人也有缺点与错误,正因为这样,上海工总司的威信是比较高的,夺权以后,局势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整个城市决定因素是工人,北京也是这样。南京在这个方面是弱点,虽然南京工人运动比较早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能领导整个南京的革命运动。要依靠工人、学生干部共同努力,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工人阶级天然的最终得要联合,这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感到联合的必要,比如一个工厂一分裂,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煤矿一停止生产,发电厂就不行了,铁路一停止行驶,其它工厂就不行了,这是其他人所理解不到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也就在这里,工人不能老是跟着学生左右摇摆,我希望,学生与机关的同志应当尊重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有弱点,承认了这点有好处,才能有利于改造思想,不断进步,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你们还提了许多其它问题,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当前主要解决武斗的问题,如果不先把武斗制止下来,你们提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许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由中央解决,可以由当地军管会解决。很多问题中央都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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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也只能这样解决。
    你们对军管会还提了许多意见,我看是正确的。军管会该坚决支持的和该坚决反对的都不够大胆,有点怕,自己的缺点纠正的也比较慢,该平反的就早些平反,晚一天解决又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当然这主要是他们没有经验。中央,主席最近也讲了,解放军支左有缺点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军委十条以后,受压制的造反派起来了,但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后又有了六·六通令
    你们蹲在这里,心挂两头,在这里头脑比较冷静一点好商量,当然不一定有用了。我们要往前看,历史上的教训应该总结,但不是采取相互攻击的办法,你们谁也保证不了今后不犯错误,可能今天批评对方的缺点,过些时候你们自己又犯了,但不要怕,某些时候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要看大局,今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谈了,就武斗这件事先解决。
    (汪洵之:我们有的同志被抓进去还没有放出来,要求对方立即放出来。)张春桥:这些都写上,这可能都有,你抓他一个,他抓你一个,双方抓的人律都放回。(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提出高啸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让他们揪回本单位批斗。)
    张春桥:我觉得这些问题一定要我们中央表态,也没有什么必要,当然可以回去商量,这事不妨碍制止武斗,其它省还有比这更严重更尖锐的,他们都能达成协议。
    (葛忠龙:武斗主要是高嚇平策划的,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高啸平不回去,武斗就制止不了。)
    张春桥:那我不相信,现在两派后面都有干部出主意,武斗不会只是高啸平个人的问题,如果是高啸平一个人,弄走后能制止南京武斗的话,那我明天就可以把高啸平弄到北京来,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况很复杂,我就不相信高啸平会有那么大的能力
    (“公革会”的一个代表两次站起来要汇报“公安联总”的问题。)张春桥:今天不谈那么多问题,就武斗一件事能不能达成协议?(双方答:
    能。P派代表表示完全拥护首长指示,回去后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首长指
    示,要把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向南京的同志传达,立即制止武斗,还表示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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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好时间,地点按照首长指示和红总方面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最后又提出李士英的问题。要求康老接见解决李士英的问题。)
    张春桥:李士英的问题,我问过康老,康老讲对他那段情况不很了解,
    因为时间久还要回想一下,前一段时间他比较清楚,后一段他离开了。
    李士英是哪年被捕的呢?
    (P派代表答:是一九三二年五月。)
    张春桥:是不是那段时间康老已经离开上海了,我再问问康老。
    P派代表提出还有很多代表团,如“六·二七”常州事件代表团等,要求
    中央首长接见,并简单汇报了常州情况。)
    张春桥:武斗全部都要制止,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好谈,很多东西都是由武斗所引起的,再发展下去你们就控制不住了,湖南湘江风雷是很有名的,但也有缺点错误,以后大规模镇压就错了。
    (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再次要中央支持他们把高啸平揪回去批斗。
    张春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回本单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高啸平不是你们一个统战部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另一个群众组织的问题
    搞成两派组织的对立,这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有些光为一个人的争论就形成两大派。老实讲,你们那一个组织后面都有革命干部和非革命的干部,问题很复杂,不要想得太简单,请你们认真考虑。
    (P派代表谈到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
    张春桥:这件事中央都知道了,当时军管会处境也很困难,都不敢去,因为牵涉到两个群众组织的问题,后来杜平同志给林总挂了电话,林总亲自批准派军队去,因为是放火嘛!
    省革总统战部分部代表又提出高啸平问题。)
    张春桥:你们现在是两派,联合起来,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你们(指红总方面)把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要求提出来一定要我回答,也得让我回去研究吗?你们给我那么一大堆材料,很多都是我在南京看过的,只有很少才是以后加上去的。主席最近还问我,你看究竟什么时候江苏才能搞出个局面来?我是想在东南沿海几个省早些打开局面。五月十四号的时候,我说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如果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你们就干,果然不错干起来了。我对军管会也有意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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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问题都抓得不紧,大方向也没有好好的抓。把双方都找来开会嘛!那方不来就是他的事了。你们武斗的水平也差不多了,再提高就要动步枪,机关枪了,应该提高一些文斗的水平。我们觉得江苏差不多了,因为已经闹了半年了嘛!其他有的省闹一闹还可以,如果你们象上半年一样,再闹半年那也可以,那就迎接一九
    六八年去吧!到时候就由群众自己去干,群众还是要革命的呀!他们看到生产搞不好,老是搞武斗,自己要起来干的。不要脱离群众,今天你们是负有领导责任的。现在不早了,今天就讲这些。能否双方在这里达成这个协议,并且打电话回去,先把武斗停止下来,其他问题再谈
    全体代表起立,张春桥同志绕到后排和田普同志亲切握手,并和其他代表握手,代表鼓掌欢送首长离开
    (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P》赴京代表整理)
    江苏两派大规模武斗,中央解决江苏武斗问题
    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分歧简介》最近,南京“好派”窜到上海北京等地,到处活动,大肆造谣,妄图迷惑广大革命群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澄清事实,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南京两派斗争情况,特作简解如下
    、夺权问题上的斗争:
    在上海一月革命风
    暴的鼓舞下,江苏南京地区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联合起来夺权,但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下,发生了1.26“红总”单方面抢印,排斥了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派:“八.二七”“东方红”“华水革联”等广大革命派,并公开对抗周总理“夺权不要见报和广播”的指示,竟然在“新华日报”上
    以大量篇幅报导抢印消息,导致了江苏、南京造反派的大分裂。当时,P派对此
    提出尖锐的批评:(1)没有大联合的夺权不行;(2)没有经过群众审查的所谓“夺权委员会”不行。但是,“红总”方面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变本加厉压制、攻
    击P派,成批的“新华口报”社论、“观察员”文章、电台广播向P派压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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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派打成“反革命”、“新老保”.提出“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之类极端反动的口号。与中央唱反调。同时大肆进行打、砸、抢、抄、抓,“八.二
    七”有75%以上基层组织被抄、砸,妄图用武斗压垮P派。而且“红总”利用赴
    京汇报之机,在北京大搞假亮相,三凑合,欺骗中央。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书记陈光、李士英(叛徒)、包厚昌(叛徒)游园照相,并由陈、李、包等人拟定“革命委员会”机构和人员名单。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打不垮、压不服的,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把九个人的“夺权委员会”中的牛鬼蛇神一个个揪出来:“文化革命保卫会”主任易潜是历史反革命(已逮捕),夺权委员会“农民代表”赴京代表团成员耿兴是反攻倒算的阶级异己分子(已逮捕),“委员”相英杰是贪污腐化分子(已拘留),“付主任委员”杨华是腐化堕落分子。面对这种现实,难道我们不该造反吗?我们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坚决地造了1.26“夺权”的反!这个反造得好极了,1.26抢印大方向错定了
    月五日康老明确指出:“判
    断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检査
    个月来的实践
    怎样?……刚才总理讲了些情况,你们自己去看看大方向对头不对头,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你们大反右倾,在造反派内部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革命造反派内部没有联合就去夺权,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不能掌了权就强迫人家承认大方向正确,否则就是反革命,这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虚弱得很,所以你们看看敌我友关系,看看实践,就容易把问题看清楚。”“什么叫军事管制?就是没有背定你们的1.26夺权。”
    3.5以来两派主要原则分歧
    三.五中央指示对1.26夺权作了
    最明确的结论。“红总”方面本应吸取教训,承认错误,两派联合起来夺权,但“红总”方面对中央首长指示阳奉阴违,根本不承认错误,回来继续高叫:“1.26大方向正确”;大反“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沿着错误的道路越滑越远。
    在一系列问题上与P派存在着原则分歧
    、在对待省委黑书记陈光、李士
    英、包厚昌等黑当权派的看法
    三月五日以后,“红总”方面仍然顽固地与陈、李、包搞“三凑合”,纵容
    他们继续假亮相,搞反动的一边倒(即公开宣布:支持好派,打击P派,对抗中
    央肯定两派都是造反派,不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指示)直到五月十二日还吹
    捧他们为“革命干部”。而我们P派战士在1.26前前后后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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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李、包三人是黑当权派,一贯提出:“打倒江、陈、李、许、彭、包”的口号,并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种种阴谋,对他们进行了最周密的调査。我们的口号和行动始终是正确的!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两首长来宁,严肃指出这
    反动的“一边倒”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以后,我P派战士又公布了
    李士英和包厚昌是可耻的大叛徒的调查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好派”终于无可奈何地改变了腔调,喊起:“打倒李、陈、包”的口号来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们!
    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
    四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吹响
    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角,我P派战士闻风而动,
    立即提出了“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革命口号,同时以最大的热情召开大、中、小会议,个别谈心,对干部进行一看二帮和忆苦思甜的教育。在对黑“修养”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中,把大批干部解放岀来,参加革命行列。我们的做法体现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光辉,许多干部争先恐后起来表态,勇敢起来揭发批判,纷纷组织战斗组,大杀回马枪,反戈一击,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我们的做法在省级机关中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召下,他们终于冲破了精神朿缚,大胆地杀出来造反了。他们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江、陈、彭、李、许、包集团的资木主义复辟逆流,因此使江陈、李、彭、许、包之流吓得要死、怕得要命
    而“好派”头头从他们宗派
    主义出发,正迎合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需要,在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
    支持下,公然攻击P派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改良主义”,是“江苏的康有
    为”,并顽固地以“刺刀见红”以及片面歪曲“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等口号来推行以材料多少来区别干部好坏,打击真正造反的干部的反动路线。在具体做法上对大批干部仍然采用“勒令”“限令”在一旁监督写材料的压制强迫手段,并把与江、陈、李、彭、许、包作斗争的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尾随江、陈、李、彭、许、包的未经亮相的厅局长以上的干部捧为“革命干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大灭了革命造反派干部的志气,大长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威风。谁是谁非,不是很清楚了吗?3、资本主义复辟来自何方:
    我们
    从来认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主要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好派”却认为来自群众组织,来自“八.二七”,把“八.二七”打成“老保”,对抗中央肯定两派都是革命派的明确结论。4、对军管会和军区的态度
    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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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南京两派时宣布江苏实行军管,否定了“好派”1.26的分裂夺权。因此,“好派”对中央这个决定深感不满。最近在南京一手制造的特大武斗中,竟然占领了南京军管会,并缴去了守卫军管会的一营解放军的枪支,使军管会陷于瘫痪状态,以达到他们推翻中央决定的罪恶目的。张春桥同志在今年五月十四号对江苏两派的讲话中也谈到:“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支
    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P派战
    士坚决拥护中央为解决江苏问题做出的正确指示,并一贯以毛泽东思想来对待军管会,凡属正确的领导坚决执行,对错误的领导和个别负责人分裂运动的错误言行予以坚决的抵制。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州踢派、无锡主力军,长大6.26、常州主力军、徐州踢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对于南京军区的个别负责人在江苏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压制解放军军事学院、文艺团体、后勤部门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为,我们一贯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坚决造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南京“好派”在南京地区勾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搞反革命分裂活动,在今年二、三月份,配合无锡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和“九匪”镇压长大6.26的反革命逆流,把我P派南工东方红支持6.26的革
    命行动打成反革命。在苏州又与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在一起表示与苏州支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最近的流血
    斗争从以上的事实看南京的两派谁革谁保是很清楚的,南京“好派”在政治上一连串失败以后,最近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纵容和挑动下,蒙蔽了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大惨案。他们用六零炮
    机枪大肆屠杀我英勇的P派战士,进行反革命大逮捕,在南京实行空前的白色恐
    怖,妄图用武力来压垮我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
    怖下杀出来的,经过艰苫斗争考验的P派战士,是打不垮、杀不绝,压不服的
    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开始战斗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想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组织简介》P派主
    要组织
    ★江苏(原)工总: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成立,十一月十六日周总理亲
    自批准。江苏工总与旧省委“走资派”搏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江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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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中,工总战士彻底摧毁了旧省委保皇工具—一赤卫队。因此阶级
    敌人对工总恨之入骨,在三月黑风中,“工总”下属基层组织打成了“反革命”而被取缔,“工总”受到了暂时的打击。但是广大“工总”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始终掌握斗争大方向,终于在今年五月份重新杀上社会,代表着江苏的曙光和希望。江苏(原)工总是一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大军
    ★南大八.二七和南京
    八.二七:南大八.二七是全国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是横扫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闯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南京八.二七在去年年底成立有文教,卫生,工矿、农民等四十余万人。其中,中学分会包括了大部分中学的造反派,如五中“八.八”,反修战校等。中央三.五指示和五.一四指示中,都肯定了八.二七为革命造反组织,任何人想把八.二七打成“老保”都是痴心妄
    ★南工东方红和江苏东方红:有着小老虎般杀劲的南工东方红是冲垮旧省委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支劲旅,是粉碎形形色色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一支铁军。江苏东方红在今年一月份成立。有工厂、农民、文教等分社。★南工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南大红色造反兵团,炮工八.一等共同组成南京红三司
    ★华
    水革联:华水革联是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迎着被打成“新老保”、“反革命”的疾风恶浪中胜利前进.华水革联越战越强。★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和新总部:是两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省级机关于部队伍。他们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杀出来,为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为粉碎“走资派”的复辟阴谋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总部是在今年四月份从旧总部(好派)中杀岀来的,现在越战越强。另外,还有公安联总等革
    命造反组织,他们都属于P派。好派主要组织
    ★红总:下设工总、大
    专院校、农总、文总(文艺界)中等学校等司令部。起作用的是工总。红总的骨干是以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狂热而著称的极“左”派南大红色造反队。红总在
    二六抢印后矛头始终对准八.二七,大方向一错再错,已堕落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小工总(江苏新工总):一月二十八日“工总”分裂后的产物,领导权控制在一些军事工厂(如长江“红旗”、晨光“革联”等打手)手中,是江苏省革命大联合的绊脚石,被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成了戳杀江苏工人运动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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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刚成立时受旧省委操纵,后来杀出来造反,主要组织有南工井岗山、南师八.三、南医六
    、南航革反团及著名法西斯暴徒炮工革造,打手南体
    11.4。除炮工革造以武斗臭名远扬外,其它组织在社会上作用不大。★省级机关革总(旧总部):领导杈被旧省委的一些黑线神秘人物所操纵,为大叛徒李士英假亮相“三凑合”摇旗呐喊,是旧省委一小撮“走资派”江渭清之流的保皇防空洞。
    九六七年九月十某日,刘锦平在苏州两派谈判签字会议上的讲话〖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记录稿〗
    同志们:今天到硕放来,准备到无锡去看看,正好碰到苏州两派谈判,谈得不错,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广大苏州的人民一定拥护这件事。因为,第一次见面,没有调査,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同志们经过几天来达成协议,这是大好事现在存下的问题,是如何贯彻的问题。两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阶级政治,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各派主要负责同志,要学习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拥军爱惜”,大批判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决战的时刻,是毛主席为代表的司令部与刘少奇为代表的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更好地动员全国广大群众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司令部进行大批判,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它们彻底打倒!“拥军爱民”在当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制止武斗,贯彻毛主席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要通过宣传教育,弄清武斗危害,反对武斗的伟大意义。所有群众组织负责人,广大群众要认识到武斗发生带来了什么危害,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武斗算不算关心国家大事?武斗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启发群众,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武斗对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利,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武斗的结果学生没有心思搞批判,有些厂生产停产或半停产,有些大工厂停产损失很大,如武钢停了几个月,国家贷款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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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参加了对国家的损失就大啦,武斗对人民没有保证,苏州武斗以来伤亡近千人,我看大部分是阶级兄弟,坏人是在幕后指挥,武斗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我们考虑问题要把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派别利益高于一切。协议达成了,关键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政治,做好思想工作,消除群众的对立情绪,为双方达成的协议创造良好基础双方要从人民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措施把武斗停下来,这样才能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大”进行,大批判进行,就是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认真办好这件事,为人民立功,为国家立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功,武斗不是好事,是坏事,坚决反对!为解决这个问题调查组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与当地的群众组织,支左部队了解情况,解决这个问题。南京两派达成了协议,中国批示了,我把电话记录稿念给同志们听听
    南京军区,南京调査组,江苏军管会,红总,八·二七,促联三派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完全同意。支持你们三派代表在九月四日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书,高兴地听到你们三方在南京实施。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附件,发给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统统按照这个协议书和中央有关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条付诸实施,同时,要求各军管会、军管小组、军事代表协助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的贯彻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中共中央九月十日
    希望你们老老实实的不折不扣的贯彻下去,这样做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我们要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可能破坏,一小撮坏人可能破坏,要教育群众,戳穿阴谋,不要上坏人的当
    第二个问题讲讲“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要坚持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这是当前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包括解放军都要做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教育群众正确对待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任何时候不能动摇。有些同志有想法,武汉出了陈再道,到处揪陈再道,因此,到处岀现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最近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是毛主席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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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群众支持下,打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人民斗争史上,解放军立下不朽的功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担负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抽调了成百万的干部、战士,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缺点错误是有的,但是支流,不是主流,不能有缺点就怀疑解放军,这是不对的,要相信解放军他们是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那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支二军工作中,成万的干部、战士抽出来,他们有的被打、抓、揪,一直发展到夺解放军的枪,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执行林副主席的四不,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不支持他,爱护他?到底要爱谁呢?要教育广大群众,对解放军的支左缺点,可以向支左的领导干部提出诚恳的批评,帮助解放军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向这个军队提出正确的意见,解放军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刻准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因此要根据伟大领袖的号召、命令,学习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尊重解放军和解放军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内的坏家伙,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千方百计破坏这个关系,我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各群众组织要执行这个号召,制定拥军爱民公约,真正做到不打、抓解放军,不夺枪,严格执行命令,解放军进一步爱护群众和群众站在起,与广大的左派群众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三支二军中为人民立新功,军队强调爱民,群众组织强调拥军,对待解放军的态度,也是考验这个群众组织是否革命的问题。不这样,就会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军队搞乱了,不管怎样,客观上帮了敌人。军民团结密过长城,把部队搞乱,就是自焚长城。凡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如何不能干,广泛宣传教育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命令,这样才能巩固国防,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希望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岀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整风,双方检査前一阶段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的事,有那些经验教训,运用自我批评武器,自我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的革命群众。当前来看真正的革命群众,就要看他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真搞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解放自己,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灵最有效的武器,比炸弹、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任何一个组织没有毛泽东思想,武器最好是要失败的,这是千真万确,中国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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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一年来所以取得胜利,把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了,是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另外有一支保卫力量,人民解放军,因此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就要更好斗争,就要学习、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今天和同志们见面,就谈这一点意见。(米源:刘锦平,中央调査组组长。记录稿)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刘锦平在无锡两派谈判签字仪式上的讲话〖刘锦平,中央调查组组长。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调査组的同志祝贺无锡两派代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就立即制止武斗问题达成协议,并预祝协议贯彻执行胜利!同时,我希望双方代表,你们既然是代表就要代表得好,你们不仅代表两派全体战士,而且也代表全市六十五万人民;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两派战士的期望,不要辜负全市革命群众的期望,不要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下面,我讲几点讲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批评协议的贯彻执行问题
    协议是达成了,而且订得还不错。但是,这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的过程。要使协议能真正地贯彻执行,最重要的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政策教育好双方广大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希望同志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播到全体同志的头脑中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靠枪杄子所能解决的。枪杆子对付敌人是需要的,对待群众要靠毛泽东思想。靠拳打脚踢,用大刀长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斗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显微镜才能揭穿从右的方面、从极“左”的方面出现的破坏、干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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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委员会的破坏活动;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识破一切牛鬼蛇神和帝修反的破坏活动;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引导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会和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使这场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取得胜利!因此,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不管人多少,武器多少,这都不是决定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在革命的过程中,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并将取得最后胜利!
    周总理在九月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目前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夺权阶段。无锡市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还在军管的过渡时期。在当前的这一阶段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更多的群众。如果我们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小资产阶级派性就不能消除,无产阶级党性就不能发展。要真正贯彻协议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法向两派战士就制止武斗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各自组织中全体人员的活思想,要使所有的同志都懂得为什么要制止武斗,有什么意义,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武斗,动员所有同志忠诚老实,不折不扣地执行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要排除各方面的思想障碍。这些障碍来自领导阶层的少数人,来自一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报复情绪,值得引起同志们注意。也可能遇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再次挑起武斗,也可能自己队伍里的个别坏分子企图继续蒙蔽群众破坏协议。作为代表,作为双方中心组的成员,这是一个考验。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党性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双方代表要在思想上作好这样的准备:执行协议不可能没有障碍、一帆风顺,可能双方会出现一些个别的冲突和一时的冲突。遇到这些问题,双方领导也要掌握好,从大局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派性出发。
    以上讲的这些对我们领导来说是要十分注意的问题。贯彻协议要通过斗争最主要最主要的是看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能否下定决心做队伍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当然,也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经常检査督促,军管会要执行义务,监督小组要抓紧,要多出力。同志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领导要到北京去谈判,但是思想、组织工作要做得很严,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会使协议的执行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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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困难。执行协议的决定关键在于领导,根本在于是否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按中央命令、政策,按协议书办事
    对待军队的问题
    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的讲话讲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擐坏
    蛋利用武汉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垮,破坏无产阶级领导,破坏中央文革。这要引起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的警惕
    在无锡来讲,是对待二十七军的问题。镇江、苏州等地也是对待二十七军的问题。二十七军是什么部队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领导、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军是很好的军,很有战斗力的军,在过去民主革命、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中有很大功劳的军。其中许多干部都经过战争的考验,有些还是著名的战斗英雄。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在无锡来讲,就是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要爱护、帮助、支持这个部队。对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正确对待,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同志们在协议中双方都提出了不绑架、扣押、围攻、殴打和侮辱解放军。这个军的支左工作人员都是很好的,不要认为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就对部队不信任,就疏远。这样对军队、国家、人民利益是不利的。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进行广泛的“拥军爱民”的宣传教育,也要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再不要绑架、扣押、殴打和侮辱解放军,再不要抢夺解放军的枪枝了。军队方面要加强爱民教育,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人民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要不断立新功。对革命群众、造反派的一些缺点、错误也要耐心帮助,对革命群众、造反派向军队提出的意见也要耐心听,对他们的某些过火行动也要愿谅。希望同志们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搞得更好,防止坏人破坏,不要自毁长城。这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深远意义,要教育自己的同志懂得这一点
    学习和整风问题
    群众组织负责人更要学习好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政策。我们要用毛泽东想挂帅,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来挂帅。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就会脱出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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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轨道,就要犯错误。因此,学习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我建议双方负责人学习上海的经验。春桥同志讲:“上海的中心组、勤务组人员每天学习半天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提高了。”总理指示要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汇报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及《红旗》杂志今年第十四期的社论。同志们要认真对照,总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整风、学习很重要。我们相信,无锡两大派和革命群众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定会为无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立新功,完成毛主席交给同志门的光荣使命!
    (来源:刘锦平,中央调査组组长。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康老讲话
    同志们来自江苏,同志们身体好吗?(大家答:好!)今天晚上第一次和同志们见面,时间很晚了。张春桥同志,张政委明天要走,他对江苏情况比较了解,我对江苏情况是今年春天接见南京来的同志,才了解一点,其他如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扬州根木不晓得。现在和同志们一道学习。是不是都到齐了?(杜平同志答:常州没有到。)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来了,就是常州没有到。部队同志,梁辑卿同志来了没有?(梁辑卿同志站起来答:到了。)很好,很好我想今天晚上见一见面有些话以后再谈。我很了解同志们的心情,代表同志有好多问题要向中央反映,希望得到解决,这是同志们的责任,也是同志们的心情。同志们来到中央开会,基本上有两个任务:第一反映江苏各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有许多情况需要向中央反映,提出,汇报,解决。但是,还有一个任务,同志们来到毛主席身边,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句话,要很好地掌握革命大方向,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没有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同志们也了解,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就解决了。同志们在这里,环境比较平静,要好好考虑问题,把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好好学习。张春桥同志天明就走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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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请他把江苏的事情冋同志们讲一讲。现在请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首先,我想应该说一下,对江苏问题的解决,我也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以前是一般的义务,二月份后毛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关心一下江苏问题,因此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康老:徐州有没有米?)徐州主要是济南部队管,我和王效禹同志商量了一下,他去过了。所以,我应该首先说我有责任,当然事情也不只是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可能时机未到,矛盾还没有暴露够,你们都没有感到需要解决问题,打也没有打够,武斗没有斗够,(康老:骂架,还没有骂够。)打倒曾邦元,文凤来的标语没有刷够。在你们没有打够的时候,我们出来说话没有作用,这是实话。五月份,在南京我和姚文元同志研究,根据我们判断的情况,讲不讲话?既然来了,不讲话不行。讲了效果也不大。当时我说过,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请你们考虑,如果有些道理,就照办。不对,你们就打,算我是胡说八道。果然,效果不大。你们认为我说的是胡说八道,我的话只管十天,没有十天就千起来了所以,矛盾没有暴露彻底之前,问题难以解决。这不是我个人估计,主席也是这样看的。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想的?最激烈时,
    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我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打够了?(文凤来答:打够了。)(康老播话如果没有打够,你们回去再打。)开始,我们对武斗也是着急的,但着急没有用只好让它打。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反对武斗的。但你们要打,有什么办法?你们打够了,就会感到需要到这里来谈判了。证明主席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还要干,我们有这个耐心等待。(曾邦元:群众是不愿意等待的。)是啊!群众不会同意。五月份,我谈过,这样干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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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已经成立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有八个省市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基本方向定了。主席希望在年底前再解决十个省,其中毛主席提到江苏。主席希望江苏的问题能够在年底以前解决,当然到那个时候解决不了再说。主席提出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觉得你们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华东地区,还有福建也是希望今年解决。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这次我们到南昌看了,也是形势很好,他们那里发的枪和夺的枪有七万枝,大多数是发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收回五万多枝。现在就剩下个江苏,一个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氵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都有很大好处。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而且对于战备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忘掉敌人。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是总的方向,应该牢牢掌握住。在目前江苏发展也很快,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大批判开始了有些搞大联合了,铁路局就实行了大联合。听说南京大学进展很迟缓,如果南京大学进展迟缓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使人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问题难办多毛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造成对立的两派。研究了上海为什么没有成为两大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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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沪宁线两端,一月形势南京和上海是一样好的。“一·三”事件那时候你们是并肩战斗的呀!那时候是一派,如果说有两大派,另一派是赤卫队。上海赤卫队问题的解决靠江苏革命派的帮助,因为一些人逼得跑了,到苏州、无锡、常州,最后到南京。上海、南京造反派是联合作战的,大家战斗在一起,胜利在起。那时形势多么好呀!上海没有接着来一个分裂,但是南京分裂了。这一些原因,我希望同志们好好的想一想。毛主席说,为什么上海形势比较好呢!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无非是你(指我)不去搞武斗,警备区也不去挑动武斗嘛!又说,北京为什么没有武斗,就是谢富治同志,……没有去挑动。上海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军队三方面关系处理比较好,所以局势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分裂。内部矛盾是很多的,几次要大分裂,我们都处理得很好,问题解决得好。因此,毛主席说工人为什么要分裂,一个工厂分为两大派,而且你死我活。第一个原因就是有走资派操纵,挑拨。调査一下几个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超出主席这个估计,都有人挑动。如果不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这些人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或者坏蛋、特务,利用你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利用一些不正确思想来搞阴谋活动。第三造反派的私心杂念,特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什么以我为核心呀!争席位呀!受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就是想搞以我为核心,到处发展势力,把别人打垮。道理说不过,就动武:;拳头不行,就开枪。上海有一个大学,造反派是比较有名的,但他们就是联合不起来。彼此私下都承认是造反派,但是写标语就说对方老保,目的就是要争以我为核心。主席所以说,以后不要提以我为核心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我去劝说他们联合起来,不要去争这个核心,争核心没有什么必要。你执行的路线正确,群众就会选举你。主席说:“人家要我为核心,我还不要呢!”遵义会议,主席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没宣布以他为核心。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年斗争中,形成了以主席为核心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至于江苏、南京、无锡怎么样?我们没有很好调査研究。请同志们考虑,究竟是什么情况?安徽就是刘秀山那么几个坏人,两派那么武斗,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证明毛主席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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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黑手一斩断,群众很快就联合起来了。究竟什么问题障碍着江苏问题的解决?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你们情况熟悉。这是谈的原因。
    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多少年来,从井冈山,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毛主席讲嘛,有些同志看古田会议决议,不知道那里面批评的是谁,没有点名,问题解决了以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最近,主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坐火车,一个列车上就有三派,毛主席就找三派谈话派在主席面前辩论了两个小时。主席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是自我批评。主席说:不要讲人家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了。等到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又跑到我们的这个车厢来了,还是谈这个,说对方是老保,说有原则分歧,其实没有多少原则分歧。联合以后总还有原则分歧的,是否有原则分歧就要分裂?特别搞组织分裂呢?毛主席语录一百三十五页那一段,特别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这两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先实行这一条指示行不行?(群众答:行。)不见得!这一段语录是四三年写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开会从来没有念这一段。念这段就打不起来了,我希望在每次开会中,都念一念这一段,虽不能完全执行至少知道主席有这一条语录对自己有个约束。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是不是不分是非?是非总是有的,那就看大是大非,还是小是小非。如果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观点,老是不改变,那就很难联合了。特别是要去掉私心。这次我们在毛主席谈了以后,一直同三派做工作,火车离北京还有三小时了,我说怎么样?还不能联合?又说主席跟你们讲了二小时还不能联合,那你们回去怎么交帐?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才达成了联合协议,到主席那里去报喜。主席说祝贺你们,送你们
    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样来的。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还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造反派领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去掉,就不能大联合,三结合,联合了也是不会巩固的。有些人对三结合不感兴趣,因为他已是当权的了,不愿意解放干部,那样又要领导我们了。也不与军队结合,那样他不能独断专行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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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心重,派性大于党性,党性抛在一边,不看大局,不照顾阶级的根本利益,尹么这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联合呀?当然总有一天要联合的。批修,就是搞大批判。这四个字是互相联系的。要把修正主义那一套,刘邓陶那一套,彻底批倒批臭这四个字不仅是解决大联合以后的问题,在江苏能不能首先用这四个字解决大联合。联合是为了革命,为了批修。要批修就要斗私,要斗私就要批修。
    和这个问题联系着的,我希望江苏的工人阶级在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发挥他的更大作用。江苏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大的,也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最懂得也是最容易接受毛主席思想的,他们私心比较少,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的。我们总感到江苏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发挥不够,还有学生掌握局势的现象。当然,不排斥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工人闹革命有困难的。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不要老是想当老师,应先当学生嘛!上海,江苏的学生对工人运动起了启蒙作用,先锋作用,推动作用,这是不可抹煞的。去年十一月底前,陶铸压制了工人运动,那时候工人很难起来,学生帮助了工人,冲破了束缚。但当工人起来了,学生最好是当参谋,不要代替。当然,我讲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工人内部也有坏人,有的工厂是走资派操纵,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无锡“六·二六”是不是都回去了?(有人答:没有;有人答:回去一部分。)常州主力军回去了没有?(有人答:回去了。)全部回去啦?苏州那个地区相反,踢派在城里。那些地方要首先执行制止武斗协议,没有协议,要订个协议首先要把武器收回来。常州是武装回去的,当时我在上海一听,就说糟糕,这个形式回去怎么行,非打不可。应先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把枪放下再回去。在城里那一派要负更多责任,应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把他们请回去。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我们表示过这样一个意见,我已向主席汇报了,也告诉了杜平同志,……就是先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不要武装打回去。主席同意了这个意见。只有达成协议,只有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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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现在枪在你们手里没有什么好处。南昌、武汉造反派说:最初都非常想枪,第二步夺枪,人家有枪去打你,就只好夺枪。现在就怕枪了。因为局势缓和了,枪没有办法放,生产带枪怕丢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下边。最后就交还了现在你们不交枪,武裝左派就无法实现。现在有的枪流落到坏人手里。有的把枪卖了,有的把枪换东西了,谁知道你们把枪换给了什么人。你们把枪交回来了彻底清理一次,再把队伍里的坏人清理了,编成班排,进行军训,然后再发枪我们过去也是带枪的,而且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也交了,现在我身上就没有枪。所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把枪交回来,一是为了制止武斗,一是为武装左派准备条件。
    我今天只能说一般的意见,我们估计,也是主席的估计,觉得江苏的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在年底前解决。早一点好。一定要拖到年底吗?那也不定,我看拖得也够长了,差不多了。解决问题,大家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边,多想一想自己的缺点错误,多想一想对方的长处,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实现大联合。对军队的意见可以提,也希望军队的同志在这一期间,应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有了错误,改了就好了,这是主席的方针。大家看到今天的报纸,毛主席昨天晚上接见军队干部就是这么样嘛!那里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情绪很低,主席,中央首长看望了他们,中央首长谈了话。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改了就可以了。军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过去打仗有战功,今后打仗还要靠他们。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仝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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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査。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査,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査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就说这些,天亮以后,我还要回到上海,国庆节以后可能回来,回来再见面,要是不回来,以后再到南京去见你们
    康老讲话
    同志们,我觉得张政委讲话对解决江苏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根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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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提出解决江苏问题纲领性的建议。同志们照办不照办?同志们考虑。我觉得这个讲话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是解决江苏问题的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希望同志们好好的研究思索,好好地考虑一下。到这里来开会,首先要把思想整理一下,使我们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指示,合乎毛主席的路线。各代表同志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做一个代表,每一个代表如何能使得我们这会议开得好,每一个代表团以及成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其次,我们这次会议怎么样进行?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有十二个省市,事情很多,同时又面临着国庆,许多外宾,许多兄弟党的代表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节中央的时间是很紧张的。拿我来说,我一方面不大了解江苏情况,刚才我讲了需要向同志们学习,要靠派到江苏的调査组和军管会的帮助,各个革命组织的帮助。我了解江苏问题是四十年以前的情况。我是在江苏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当时的地委有徐海蚌,南通、如皋地委,镇江、常州地委,松浦地委,无锡地委。无锡是我是比较了解的,那也是以前的情况。南通地区有个红十四军。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己经换了人间了。另外我自己还管五个省(安徽、江苏、宁夏、辽宁……),因此,这个会议怎么才能开得好,希望各方面的同志考虑。首先靠同志们发挥积极性。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同志们来到这里以后,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讲话,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
    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同志们录音放了没有?(大家答:放了。)放了几次?(大家答:放了四次。)这不够,应该每隔一天放一次。我建议每个同志每天少则二小时,多则四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讲话,中央的文件等,端正自口的思想,清理脑子,不必天天往外跑。到外地去串连,你对北京的情况又不了解,三串两串串到“五·一六”里就糟糕了。(众笑。)每天学习二到四个小时行不行?(大家答:行。)两派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
    第二、你们有没有带打伤打死人的材料,照片,传单啦?就是说你这一派把我这一派打死打伤了多少人,用很好的纸印成传单,在马路上贴,这样,谁高兴?美帝国主义,苏修特务高兴,不知不觉地出我们的丑。美帝国主义拿一百块美金来买一张。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到马路上去贴。现在过国庆,你搞那些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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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不可以在街上贴大字报,贴标语,但是要慎重些,不要写刺激对方的,对革命大团结不利的,有些口号也不一定准确。北京现在已经变了,希望你们同北京配合一下,不要搞那一套东西,但不是说有好的意见不能张贴。这一条不晓得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答:赞成。)
    第三、你们各派来北京有没有带武器带枪的?如果带了武器,带了枪,赶快交给北京卫戍区。在中央开会不能带武器,开会带枪是很危险的。(张春桥同志插话: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各个代表团要严格检查一次。(张春桥同志插话:不然到天安门有问题了。)那就没有资格了们带没有带?(大家答:没有带。)我倒很愿意听到没有,但下面还要加一句话彻底检查一下。要辩证一点,不然话说出来就被动了。同志们,你们告诉我,北京到南京去的学生有没有还没回来的?(有的答:还有,大多数回来了。)他们有没有带枪回来的?(有的答:不大清楚。)要做好工作,有的人带枪回来还说是胜利品,那是什么胜利品啊?缴美国的,还是缴国民党的?还不是咱自己的,把夺的解放军的枪当胜利品,是什么胜利品?希望同志们帮忙査一査,各代表团要向各代表讲清这个问题,彻底査一查,好不好?(大家答:好。)检查以后,说话就过硬了,“确实没有”。
    第四、大家来开会千万不要再搞打、砸、抢、抄、抓。你们在家已绎打得差不多了嘛!刚才张政委讲了,如果你们没有打够回南京去打嘛!北京不愿意接受你们这种(张春桥同志说:国庆献礼。)(吴法宪同志插话:据说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多人还冲到了总参。)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几个人冲总参谋部,这是违背中央的指示的,违犯中央的命令的,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尤其是国庆节前夕,搞这种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是代表,要代表正确方面,不要代表错误方面,你们要做一个模范。你们能不能不搞打、砸、抢、抄、抓?(大家答能。)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怎么说的劲头不大?应该响亮一点嘛我不是说你们家里都这样做到,家里全都做到还有困难,但在北京不要搞这些东西
    第五、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有意见尽管讲,但是不要骂架,因为那样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开会,一个人没有讲完,就说人家是完全造谣。我说,你何必那样急哩,人家造谣不是对你有好处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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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大民主,开民主会,不是开吵架会嘛!当然,这不是说有意见不可以辩论,你要让人家把话讲完嘛!摆事实讲道理嘛
    第六、最后我希望这个会议作出一个模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前看不是说在原则问题上不分是非,而是不要在小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样使我们这个会议逐渐走向分清是非,走向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会议,不是吵架的会议,分裂的会议,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会议。希望你们保证这个会开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会议,而不是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会议。
    我们在这里讲这几点,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相信,在革命的大联合高潮中,大家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我们有这个信心,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江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上午还要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那里去会谈哩!(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在九月廿九日晩20时40分接见了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在上海谈判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张春桥同志开始谈到铁路系统联合的重要性时,曾沇痛地说:“我说岀来同志们会感到很痛心,毛主席原计划坐火车从南京走,结果无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们不痛心吗?”联指破坏铁路真是罪该万死
    张春桥同志讲南京的大联合
    我们很高兴,南京问题解决了,当然还有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内部矛盾总是有的,没有矛盾生命也就停止了,问题是内部矛盾按照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主席讲没有理由一定要搞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今天存在今后还存在,甚至代表名额,席位现在有的组织争得厉害,争名称、名次、名额、这是“三名”主义,三名主义总是有点不好,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是作默默无声的,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看那个同志毛泽东思想水平高,分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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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不管他哪个派,选他来当头头。当头头只能说明他的责任重大,没有其他好处。有些人私心杂念很重,想弄个长当,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不应该为个人为小集团去争名额、争名称、争地位、应该为整个无产阶级去争地位、争利益、不是争山头,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希望你们搞好联合,所以希望你们顺利地联合以后的问题,当然联合后还可能有反复,不过我们希望反复不要太大,要掌权就要代表整个阶级来掌权,小团体放前面的人是不对的。要把很多人团结起来,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认错了已经改了就要团结他,这不是调和主义,是讲原的,只要他对吕正操、武竟天和你们铁路局最大“走资派”。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名次地位。谁当第一把手,不要到这方面去争,因为群众是会判断的,有的人一定要干,我看也可以上台以后一定也搞不好的,这是要垮台的,有的人可能勉强争了第一把手,我看做不好无非是他垮台,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了,我希望你们包括杭州的同志要很好正确处理,局势稳定了也还会出现分裂,如果没有这样准备分裂了就难办,刚刚联合起来的单位应该搞好大批判,从斗争中巩固。敌人会挑拨,利用我们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局的运动,反反复复,总是后面一定有黑手,肯定有坏人,我不相信工人阶级内部那么喜欢打内战,蚌埠的问题正在谈,我们希望你们联合,早一点联合好。蚌埠斗得很凶,当然你们那里有很多方面矛盾,但比起刘邓陶的矛盾,比起“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次要的是第二位,还是以大局为重。那么过去的事情要不要谈?过去的事情是非总有的,有时在这个问题我是你非,有时在那个问题他是我非,是不是不讲是非了呢?过去的事情我是他非,但是这笔帐都应该算在“走资派”身上,“走资派”弄分裂,我们工人是要联合,那么工人阶级内部问题谈不谈,可以谈,谈的主要方法是自我批评,不是一般的自我批评,我有缺点我向你们检讨要采取不批评对方的方法,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不是现在就有的,看语录135页就有,毛主席在1948年就讲了,现在读语录开始都不读这一条,但是现在联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读一读(读语录),这是谈拥军爱民的这一条就是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一条是不好办的,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最好的办法。主席这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都讲了这一点。有一段路我们坐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的,他说他是造反派,他说他是保守派,主席找他们三派代表在车厢内听他们辩论两个钟头,都讲别人缺点错误,主席插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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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缺点你不讲,你讲自己的问题嘛,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这样一来就吵不起来了,结果三派都检査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这三派在车上就大联合了,当然也不那么简单,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们也做了工作,但是联合了,蚌埠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来解决,已经联合的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当然也可能混进坏人但整个阶级来说,解放前受压迫,解放以后都当了国家的主人,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我们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是一个阶级有问题可以互相帮助,我讲的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在上海谈好,就在上海谈,我们欢迎你们留在上海过国庆,如果回去谈也可以,因为你们那里还有群众,听听群众的意见,也可能群众走在你们前头你们就要听群众的,群众在你们后头你们就要领导群众,我昨天回来,我回来前问江苏红总,八·二七,我们问他们打够了吗?不够我们还耐心等待,曾邦元讲中央有耐心群众没有耐心了,不要打了,我讲曾邦元的这句话是对的。要相信群众,再这样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的,因为群众是要求联合的,不会把个人利益小山头利益放在前面的,你们如果有条件就在这里谈,回去谈也可以,上海有些工厂头头在谈,群众锣鼓喜报却准备好了,包围起来了,谈不好就请你们出来到广场上谈,还是回去谈,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当然不会赶你们走的,欢迎你们和我们一块欢度国庆,你们的贡献不是对你们本身,而且是对全国,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很快的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姚文元同志谈斗私、批修:
    响应毛主席革命大联合的号召,逐步实现了大联合,希望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地方巩固大联合,进一步实现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我们向毛主席汇报铁路联合时,毛主席提岀来革命大联合以后搞什么,毛主席讲“斗私、批修”(张春桥插话:这句话是对工人阶级讲的,首先是对铁路工人讲的,也是铁路工人光荣)。我们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想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能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批修就是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你们铁路的坏蛋反革命分子吕正操以及武竟天以及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斗私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斗资产阶级的东西,毛主席讲斗私就是要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的大联合有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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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字斗掉,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批修、斗私是我们的大方向,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就破坏这个大方向,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来识别明的暗的阶级敌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我希望大家学习“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希望我们在大方向上团结起来,敌我矛盾要狠狠斗,狠狠批,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希望大家要把毛主席“斗私、批修”四个字很好执行。
    (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江苏常州主力军《挺进报》1967.10.29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江苏红总方面代表讲话
    林彪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无产阶级革
    命派,新老革命干部,红卫兵小将都要认真学习,这是关系到每个同志能否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自己,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关系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问题。我们要好好学习,学出成绩来,学出效果来,在破私立公上来个飞跃,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革命群众组织批修的能力,这是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对每一个同志都很重要,要把这个放在最中心最中心的位置,总结前一阶段经验,接受教训,反复学习,反复斗私,反复批修,使大家的政治、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使自己的队伍能够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江苏问题的解决,毛主席提岀了要求和希望,希望在本年底以前解决。现在算算时间不长了,能不能解决?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关怀下,相信中央一定会对江苏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
    )中央的方针政策,首先要通过江苏、南京尤其是两派同志不折不扣地、
    老老实实地正确贯彻执行。否则即使作岀了正确决定,仍然不能解决。同志们定要抓住这个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就会方向正确,不会犯错误,就会把队伍引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向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前进,才能推进江苏首先是南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桥同志的9·28讲话,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同志已经肯定了,说这是纲领性讲话,不仅在北京的全体代表要贯彻执行,在南京的同志也要认真贯彻执行,要正确理解讲话的中心和精神实质,任何一方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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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抓有利的一段,甚至根本不讲不利的一段,否则就是实用主义。不管社会上发生多大的干扰,你们都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你们下决心搞好斗私批修这样广大群众就会跟着走
    (二)一定要拿出充分时间,不仅今年学习,明年还要学习。主席已下定决心,斗私批修不搞出成绩,主席是不会下命令“收兵”的,机关、学校、工厂要安排一定时间,机关、学校多些,工厂少些,机关、学校每天至少到学半天
    (三)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无什么必要,少开数万人的游行大会,多余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学习,要狠狠斗私批修,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建立江苏的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军管不是长期的。林彪同志将毛主席斗私批修四个字作了精辟的分析,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纲。
    二、继续贯彻毛主席8·25拥军爱民的号召、九·五命令以及南京三派在
    九·四、九·卅达成的两个协议,进一步改善造反派和军管会的关系,增强军民团结,坚决制止武斗。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大的武斗,小的也不要发生,使得毛主席、党中央再也听不到南京地区武斗的消息,要作大量工作。双方都要作大量工作,要将注意力集中到“斗私,批修”上,要继续宣传不要武斗,要搞臭武斗要宣传江青讲话,八·二七把张建山同志打伤是不对的,我已经批评了他们,希望你们不要写成大字报,不要在群众中宣传,否则会激动群情,容易打起来定要压制这方面舆论,从南京人民利益出发,千万不要从本单位、本部门出发,要看到全局问题,要按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办事,要将群众组织当作阶级兄弟来看待,按照毛主席指示,上交一切武器、弹药,包括长矛大刀。将来条件成熟,主席一定会发给你们的。现在条件不成熟,拿着枪好处不多,身上带着枪,看来安全,实际不安全,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必要掌握武器、弹药为什么呢?①有毛主席的领导;②有解放军保卫“四大”;③现在形势大好,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还有小摩擦,有一小撮走资派、坏人挑动,但这是很少的现象,要教育你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执行主席命令。常州开始双方都不肯交枪,提出要封存,我讲封存还要派人看,谈了四、五天,答应交枪了,但下面造反,几天的工作,三句话就破坏了,双方都没有交。于是我们讲谁破坏了谁负责,又谈了天,终于在晩上十点钟才交出枪。有的为了不肯交枪,甚至制造谣言,还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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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几个坏人在活动,当然也有真的。
    江苏问题已到解决的时候了,无锡、苏州、常州都打了,苏州打得更厉害,打坏了二百多间房子,尸体没人收,死伤一千多人,常州一仗就死了二、三百人调査组到现场看了,有的掉了泪,死的都是小将、工人同志,使人看了难过。双方都不要搞制造武斗的舆论,现在是大造毛主席思想舆论,大造斗私批修舆论,天天想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站都要搞这方面的舆论,不要搞互相谩骂、抗议、攻击的舆论,要把群众引导到斗私批修方面来,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加强这方面宣传,出了事情要冷静处理从大局出发,要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使武斗没市场,搞好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实行三结合。
    希望大家很好地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的号
    召
    四、干部问题:旧省、市委班子要审査清楚,现在革命千部站不起来,什么原因?干部要:(1)自己教育自己;(2)要和走资派作斗争,在揭开旧省、市委盖子中站出来。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站在那一边都行,如站在保守派一边就不行。站出来以后还要看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按中央政策办事。有的站出来还动摇,甚至还会犯错误,但也有很坚定的。总之,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办事,是三反分子,坚决打倒,如不是就要让他站出来。要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问题是江苏的一个大问题
    五、如何联合八·二七问题,希望红总方面认真下点功夫做些工作。你们人多,组织大,也是掌权派,这对实现革命大联合有很大关系,要具体研究,处理好同八·二七方面的关系,要做大量工作。要真正地热情地欢迎他们,不要挖苦讽刺,要根据中央政策处理好和八·二七的关系,风格应该高一些。现在这派,你们不承认不行,要消灭这派,现在必须承认这个派,主席讲过,承认这个山头的目的在于消灭这个山头
    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南京八·二七方面的代表讲话
    北京谈判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现在不清楚。谈判中间有些同志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那么高,主要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很好斗“私”。我们希望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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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谈判的同志和在家的同志,尽一切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做工作,创造条件,为解决江苏问题贡献力量,为江苏的人民立大功。我们如果不狠狠抓紧根本问题,那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干扰,就不能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去完成光荣的任务。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最大最大的原则问题,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关系到江苏四千一百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要以这个问题为纲,抓好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不要被今天骂人打人的具体细节问题纠缠住,影响我们的大方向
    我们要组织好斗私批修的学习,通过学习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阶级派性,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只要我们在这个最根本问题上能抓得紧,学得好,形势就会愈来愈好,对江苏问题的解决就会越来越有利,就能够为人民立新功。如果把这个问题丟了,那就危险了。因此,学习不是一个两个星期问题,而要化相当长的时间来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去办。无论如何不要听别人小道来的消息,旁敲侧击来的、搞小动作得到的消息要坚决抵制。如果不抵制,就要犯错误。只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正确,一句顶一万句。只有毛主席的思想最符合人民的利益,最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形势一片大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去看形势,要看仝面,特别要看主流,不要以个别或局部的现象而忽略了大的方向。现在的形势比前两个月大大前进了一步。大好形势里当然还有问题,武斗是停下来了,个别摩擦还有,还要继续做工作。大联合的形势出现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通过斗私批修,可以更好地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正确的分析形势,认识形势,作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否则会自己给自己提出错误的作法,甚至错误的方针。七、八月份有些人对形势的估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把形势看错了,因此提岀了错误的口号。要教育群众从思想入手,思想领先,才能处理好具体问题,才能知道处理问题时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有些问题互相不认账,主要缺乏白我批评精神,矛盾越来越深。本来问题不大,因为处理不好,思想认识不够端正,群众也跟上来了,出了一鼻子气,把问题复杂化,造成了一种不好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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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估计形势,找岀正确的方针办法,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无论如何要贯彻中央八·二五号召、九·五命令和二个协议,再也不准搞武斗了。要继续加强正面宣传,把武斗搞臭。某些单位、某些个人对武斗没有搞臭,特别是青年人,打了再说。他们方面有,你们方面也有,他们有缺点,你们也有缺点。要进行教育,要好好的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好好启发同志们坐下米文斗。只有文斗才能解决斗私批修的问题,要讲道理,发生了事情,负责人要出来严于责己,做好思想工作。坚决遵照命令,交枪,坚决停止互相攻击的广播、吵架。现在群众不敢讲话,将来老百姓都要向你们要人,不向你们要人才怪呢!结果阶级敌人、走资派高兴得要死。要用阶级观点教育自己的队伍,教育青年。长矛、大刀要毁掉它,万一发生事情处理要正确,不要煽动,要努力克服阻力。即使打死了人,也不能发回击命令。
    杜方平同志去北京谈判是中央决定的,如果杜方平同志是坏蛋,还会要他去谈判吗?你们喊“打倒杜方平”,你们这样做法对大局有利有害?把杜方平超过了与江渭清走资派的矛盾,这样搞好不好?
    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刘锦平接见江苏工总勤务组时的讲话
    、工人阶级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应当承认学生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和促进作用,这个历史功勋是不可抹杀的,但学生与工人阶级不样,要领导这场运动,把他们作为领导力量是不行的,有困难的。你们是产业工人,要发挥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已经进行一年多了还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工人阶级应起到很好的作用。怎么发挥领导作用呢?领导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看首先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工人阶级要成为团结的模范,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运动中,工人阶级应当走在学生的前面,走在整个社会的前面。当然,还要有工农联盟,但首先要搞好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逐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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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分裂的局面,这是毛主席对工人队伍的最大信任。工人阶级要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共产主义风格。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好好革命
    坚决制止武斗,抓好“斗私,批修”的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群
    众,要很好地收拢思想,下最大的决心,制止武斗。你们在基层多数是掌权的就要下最大的决心,制止武斗,再不要打仗了,坚决做到消灭一切武斗,要把大刀、长矛和枪支、弹药仝部上交,工人阶级要老老实实,百分之百的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不要对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央的指示打折扣。武斗可能有坏人在挑动。
    斗争是会有反复的,运动中有大波浪和小波浪,有大反复和小反复。但是个个波浪总是向前推进的,向胜利发展的。
    在工人阶级内部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能盲目执行,不要站在小资阶级派性的立场上,把非毛泽东思想当作正确的,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讲“好啊好啊!”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明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照办,那就不好了谁用毛泽东思想,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就听谁的,谁不掌握就不能听,这样对革命才有利。
    八·二七要打倒杜方平的口号是错误的。杜方平是不是有错误呢?有了错误能改正就算了,要允许左派犯错误嘛!不能犯了错误不分性质就打倒,那是错误的。干部也是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一个大革命,谁都没有经验,出些问题是难免的。有问题要教育,要引导。总理、江青等同志他年来作了多少讲话啊,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多少引导啊。学生年轻有冲劲,但也有可能犯错误,要诱导,要反复的教育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接见南京促联方面代表讲话
    现在是大好形势,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江苏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文化大革命必定会按毛主席战略部署进行下去,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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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领导下,必然会取得胜利,帝修反也好,走资派也好,地富反坏右也好,用极“左”极右动摇毛主席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都是不可能的。必然在群众面前失败,这是无疑的,是肯定的。胜利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要胜利,个要捣乱,必然在一个长时间内有反复斗争。同志们对胜利要有信心,不要光看到表面现象,这里有几支枪,那里有几个弹,这里抓了几个人,那里死了几个人,这些是不是问题呢?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现在你们三派代表在京谈判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领导下。一定会作出正确决定,会取得圆满结果的。但是中央决定能不能在江苏贯彻,关键决定于江苏驻军、各级军管会、军代表、各级革命群众组织,中央的决定必定要人去执行。执行得好,有可能按毛主席的期望解决问题;执行得不好,就不一定在年底内得到解决。我们要求年底内得到解决,年底解决不了,稍微拖长一些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具体工作
    抓斗私批修学习。任何群众组织不抓斗私批修,就会脱离主席路线,背
    离大方向,就要犯错误,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用实用主义对待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一定要犯错误。希望促联同志要认识到斗私批修的伟大意义。
    群众组织负责人要带头学好,头头学不好,群众也学不好。群众组织的
    负责同志要在本组织开展斗私批修的学习运动。
    三、加强组织工作,把队伍组织起来。有组织有领导,有时间安排,现在斗私批修不是光凭大会、游行解决的,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坐下来多做自我批评,敢于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和我字作斗争,和坏人坏事作斗争。通过斗私批修,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去掉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东西。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反对。现在有些组织干部支持我这派,就把他捧得老高,捧上了天,比毛主席还高,简直不象话!不按它主席指示、中央指示办事,而按各派自己的利益办事,会搞坏的。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嘴上讲不行,要见之于行动
    怎样促联,值得硏究,大有文章可做,促联不好,搞成分裂。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不要争席位,三派组织都不应当在其他组织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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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挖墙根,不要搞山头。促联同志要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在对方发展组织,不要争席位,有的人要参加促联,要他们在内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促进革命大联合,要起到真正促联的作用。
    不要吸收对方组织的人到你们方面,我们要有勇气观察两大派是否贯彻主席思想,要教育群众,帮助他们搞好团结。
    南京坏人较多,是蒋介石老窝。别的地方是1%,南京可能2%,没有具体统计。你们要把队伍组织好、宣传好。前一阶段你们做得好,他们靠刀枪,你们没有一支,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抓坏人要靠群众,群众觉悟了,情况弄清了,就会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
    杜方平同志是老造反派,这是肯定的,有缺点犯了错误。前天我对人讲:“打倒杜方平”是错误的。人民公敌还能到北京去谈判?你们要根据自己的调査研究,提自己的看法。
    要搞好生产。八·二七方面有些人被打了一下就跑了,有的人借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也跑了,你们要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损失很大,停产五个月。南京是开放城市,国际友人多,不仅看长江大桥,还要看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生产不仅关系到我国,还关系到援越抗美问题,支援世界问题,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宣传。
    刘锦平同志讲话以后,促联同志问了几个问题,下面是刘锦平同志的回答问:归口大联合单位,群众不愿参加好派,也不愿参加屁派,群众要参加促联怎么办?
    刘:在本单位搞嘛,不要参加,具体你们考虑,可以参加活动,不要参加组织
    问:大联合归口单位,八月份杀出来,现在归口还是联合?刘:最好是归队。
    社会上有人想搞垮促联怎么办?刘:谁也不能搞垮谁,谁也搞不垮谁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在省军管会委员会上的讲话
    中央调査组来了两个月了,在各地驻军、军管会、群众革命组织支持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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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工作。但我们任务完成得不够好,有很多缺点。关于军内的问题
    1.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抓得不紧,干部、战士不够理解。明明是错了,但总感到还是对的,正面的教育少。社会上两条路线斗争反映到部队内部,这是必然的。但是在接受的时候各有各的观点、立场,自己支持的那部分就容易接受。现在部队看造反派的大方向看得少,看缺点看得多
    2.为什么转得很慢?有的表面上转了,实际上没有转,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有的部队上下都看错了,改得很快。有的是领导上改了,下面跟不上,或者是少数人转过来,多数人转不过来。有的是从上到下都转得很慢,表面通,实际不通。有的不是三支两军的干部,他们没有做社会调查,下不了决心,摇摆不定。造反派对军队的意见主要是取缔了一些革命组织,没给他们平反,平反后又没有认真帮助群众组织抓大方向,中央的东西贯彻得不力,军管会内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3.在某些地区支左部队多了。统一认识不够建议
    ①加强军管会支左干部本身的思想工作,这是突出的问题。否则群众组织问题就不好解决。现在要集中时间学习最新指示,开办训练班,加强两条路线的教育
    ②对群众组织要抓大方向,抓方针政策性问题。这个问题抓好了,其他问题就好了。要抓群众头头的学习,搞训练班,派有经验有水平的人去抓,主要是斗私批修。今后要把工人作为重点抓,现在工人运动还受学生的控制,受学生左右。
    ③大联合的政策要研究。南京三派不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要争势力,争席位,争权,争是争不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有人这次带派性到中央去谈判。要相信中央会对江苏问题作岀正确的处理。中央的东西再正确也要落实,一个是军管会,一个是群众组织,否则就会出问题。现在是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帮助群众组织少犯错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支左支谁,争取谁、团结谁,这是很大的问题,弄不好屁股就坐错了。要用阶级分析,要教育干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髙自己。要防止新的大规模武斗的发生。总的看来,不大可能掌握不了,也有可能。要抓一些单位,突破一点,带动全面。要开展一个斗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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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的群众运动
    军管会在关键时刻要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坚持原则及时改正错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步调一致,不能背后做小动作
    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感到会开得怎么样?这一个半月大家有些什么进步?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倒退了?你们是如何估计的?你们想家中打还是不打?有的人说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我看就决定于在座的同志。如果大家觉得没打够,就回家去打够了再说。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们看过江苏周围的形势嘛,上海比较好,浙江也不错,当然也有些问题江西打得很厉害,现在形势很好,安徽现在也不错,可以回去了。江苏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究竞如何办?你们考虑考虑。
    (当方敏同志讲到何朴等问题时)
    春桥同志说:赵俊,你有没有这么回事?你可以向中央査问嘛!何朴问题是容易判断的,怎能相信他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派调査组还能不通过你们?你可以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嘛!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与中央文革毫无关系么,他到上海就碰回来了么!就让他这样招摇撞骗!
    (当丁立平讲到有人乱通消息,说“三代会”已贴出大字报,说康老、春桥同志说的,镇江只有一派是造反派时)
    春桥同志说:我至今连镇江有几个组织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不要仝信,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搞派性。那天我与安徽的讲话,他们四条就出去了,我说还是我来辟谣,还是你们自己声明作废?他们就刹住了。他派性发作了,没有办法。
    (当丁立平讲到赵俊曾指挥造反派抢枪时)
    春桥同志说:上海没枪抢的,枪从哪来?一是浙江,一是江苏。(当吴克明讲到江苏,徐州有人反王效禹时)
    春桥同志说:徐州反王效禹同志,南京反刘锦平同志。刘到南京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要反他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错误性质时)
    春桥同志说:三月五日指示时,康老已批评过你,可你并没有改!我看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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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讲话的记录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有派性时)
    春桥同志说:你的派性够厉害的了,不是有没有。1.26夺权错误非常明显。如果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还要军管?军管就是否定了你们么!五月份我在南京讲过了,不要再争论了,要算账的话,算到谭震林、江渭清身上去。当然,两方面都有问题。“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我们是搞联络还是搞分裂?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贯这个方针的?为什么大方向始终受干扰?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当任亦山讲到现在会议对两派分裂的原因有争论和对支左应如何支未解决时
    春桥同志说:这些问题中央已讲过了,没有解决辩论嘛!这样的问题,当然会牵涉到南京军区不能回避,如孤立地去看问题就解决不了。(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时间:下午五时。张春桥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27军王付军长,对无锡市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极其重要指示。军区杜平政委在座。〗
    张政委首先说:关于27军问题,我准备谈几点意见,不要当指示,只是谈谈个人想法。(杜平政委说:就是作指示嘛!你是我们的政委。)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你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
    主
    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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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27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
    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晩九时,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总理和康老、春桥同志等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很久未见你们了
    康老:同志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同志们好吗?(众答:好!)这一次到北京来很幸福,见到毛主席了。你们见到几次?(众答:两次。)好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毛主席,你们两个月就见了两次,你们高兴不高兴?(众:高兴!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见到了毛主席,但有个问题呀
    总理:没联合起来。
    康老:是呀!怎样执行主席的最新指示?不然,再见到主席,主席问你们两次见了我,对我的指示怎么样?怎么联合呀?你们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晚上主要是听冋志们谈谈怎样学习主席最新指示,怎样实现的。现在大好形势,江苏也不例外。你们是怎么准备的?什么时候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你们代表团能不能达成大联合的协议?你们怎么打算的?还有自我批评,还有干部问题。来了两个,今后打算怎么办?还是回去学习,将来再来呢?还是在这里联合?今天晚上不是来听你们打“内战”,你骂我,我骂你,你攻我,我攻你
    总理:那听得不少了,听够罗
    康老:要向前看,怎么执行主席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今后怎么打算,怎么搞法?不要辜负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今天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张政委,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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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总理、春桥同志:听你们的
    康老:集中到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个问题上。你们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国庆,天安门也去了,还听了林副主席的报告。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搞外事工作,江苏的事没有怎么过问。江苏,特别是南京文化大革命发动比较早南京大学搞匡亚明问题那是几号?(有人答:六月二日。)是去年六月二日。那个时候,四个学校比较早,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河南郑州大学。现在北京早解决了,郑州也解决了,就乘下陕西、江苏。你们开始的很早,但问题解决得比较迟。
    春桥同志:南京的工人运动比较早,常州、苏州工人运动也比较早。康老:河南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河南工人要成立工代会,江苏南京要急前直追,也可能后来居上。本来去年十二月份形势很好,是有希望的,后来你们打内战,一直打到现在。
    总理:南京工人运动比北京早。
    春桥同志:工人组织成立比上海早两天,迟批准一天
    总理:许家屯打电话的嘛!葛忠龙来了吗?在不在?(葛起立答:来了。)曾邦元来了吗?(曾起立答:在。)
    康老:文凤来呢?(文起立答:来了。)是老朋友了,见的最早了
    总理:张建山怎么没有来?(文答:没有来,他被打伤了,住在医院里。江苏东方红代表:他现在在家里作报告哩。)什么时候受的伤?(有人答:十月三、
    四日)现在怎么样?(有人答:刚出院。)那是内战罗!确确实实的内战。
    康老:那就多了,一个礼拜也讲不完。现在主要研究怎么搞法。当然我知道你们有一些问题要反映,要解决。军区有些同志来了,在门口说要见首长。我们是什么首长啊?见见罢。当然,大家要说的话很多嘛,可是今天要抓住最主要问题,如何搞好大联合?同志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现在有些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已在考虑建党问题,整党问题,恢复党的生活问题,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人家在干这些事,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你们要急起直追。
    总理:南大还没有复课?(曾邦元答:有些系,有些班级复课了。)是联合复课的吗?(曾答:还没有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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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现在请你们开始谈
    新工总南电红总钱鸿森首先发言。
    康老:你是那一组织的?(钱答:属于工总的
    总理:你是哪个工总的?(钱答:我是江苏工总。)你们江苏工总有什么差别?陈克兴呐?(钱答:他是老工总的。)新老工总都是一个工人阶级嘛。
    康老: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嘛!
    总理:应该带头!(钱鸿森和朱士吾表示一定联合起来。)康老:我等着你们联合起来向毛主席报喜。
    总理:两广的工人运动发动的比较晩,现在联合比较好。广州工人联合起来开了十几万人大会。广西工人也联合了,你们江苏是落后了。(文凤来插话:我们是落后了。)你们不要干涉他们,包括你在内,你不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搞,你又不是工人。(文答:我们没有干预。)你不点头,他们能联合吗?(文答:我们过去有错误。)
    康老:文凤来,这样就好了,我过去支持过你,现在还保护你。
    钱鸿森继续汇报,说到北京来还没有联合,感到惭愧时,康老问:你们一天学习几个钟头?(钱答:整个上半天学习,四个小时以上。)天天读吗?(钱答是的。)是呀,要天天学,我们也是天天学,刚学完来的。
    钱鸿森谈到陈永康和八·二七农民代表达成农民大联合协议时,总理问:是全省贫下中农?还是南京的?(好派有人答:全省的。八·二七姜光照答:是南京郊区的。)
    康老:是农村包围城市噢!(众笑。)
    钱鸿森谈到“打倒许世友”的大会没有开,周总理表扬了时,总理问,表扬你们什么?表扬你们打倒许世友?(钱答:不是,是表扬我们大会不开了。)
    钱鸿森谈到促联时,总理问:南大促联头头是谁?(曾邦元答:头头不在南大,他们头头是工人,就在这里——指身旁促联代表。)总理问促联代表:你叫什么名字:(答:叫乐义茂。)哪个单位的?(答:建筑公司的。)你是工人?(答过去是工人,现在是职员。)
    钱鸿森谈到两大派分裂原因时,总理说:一·三事件打垮赤卫队,你们没有分裂嘛!陈克兴同志是老工总的吧?来了没有?(有人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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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南电“烈火”朱士吾表示要和新工总联合时,总理问:你也是老工总的吧?(朱答:是,现在是八·二七的。当初赤卫队要砸烂我们的狗头,我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你们是一个工厂的?(朱答:都是南京电子管厂的。)你们就可以联合嘛!(朱答:我们和钱鸿森同志原来感情很好,我们工人阶级在大联合中应该先走一步,我们两家倒旗联合起来。总理鼓掌,全场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向工人阶级学习!)你们的生产怎么样?(钱答:生产基本上正常了,但还有困难。有人插话:基本没生产。)这个责任在谁?你们南京电子管厂,是个很重要的电子管厂,军管了没有呀?(有人答:军管了,现在瘫痪了,没有用。)
    钱鸿森谈到对八月形势估计错误时,总理说:不只是你们南京,北京有影响嘛!(有人说:北京去了两千多人。)
    接着,文凤来检査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时,康老说:对了,南京的同志第一个上天安门的是你,是去年八月十八日。
    总理问:从三·五到现在,你们批判走资派的东西有多少?(文答:也写了些,对刘邓的东西主要是转抄的,对江渭清的批判也不够,对刘少奇在盐阜地区的罪行做了些调查。)那是调查组,批判了没有?
    康老:你们对匡亚明批判的怎么样?(文答:没有很好批判。)这个人很坏不简单,写过好多书,你们要批判。如果你们批判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们点。你们一搞匡亚明的时候,我就说可以登报。他还给我一封信,说小将说话不算数,说学术权威还没有讲话哩!这个人的问题很多,他还自首过。无论思想上组织上,你们批判他很有油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镇压你们,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总理问文凤来:军管会大楼是不是你们占了?(文答:没有。)联络员说有嘛,还有揪许站也是你们的吧?(文答:已经撤了。曾邦元问:红四联住在里面没有?对中央首长老实一些。文答:只占了几天。葛忠龙:我们是被八·二七打出来的,去军管会解决问题的。有人答:是徐州支派占的。)徐州来了没有?(有人答:没有。)
    曾邦元汇报,谈到九·四协议后,武器没很好收交时,总理问:南京武器收交情况怎么样?(张政委:收交情况不好。杜平答:收得很少。促联代表:只上交了百分之十五左右。好派代表姜继敏:有的不但不收,军管会还在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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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好派:你们封存了吗?(好派有人答:封存了。)是不是封存了?(好派有人答:我们査一査。曾邦元插话:在总理面前应该讲老实话。姜继敏说:十月
    七日,我们港务局的船到上海经大桥时,大桥开了三枪。)
    总理问:南大八·二七回南大没有?(曾答:多数回去了。)在大桥的人是不是都回去了?(曾答:有的回去后又被打出来了。好派郭公举插话:梁辑卿叫他们不要回去,有三点黑指示。)你们比梁辑卿还清楚?一边说梁辑卿,一边说杜方平,是吧?
    康老:那是什么时候?(葛忠龙答: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是谈谈主席的指示,今后怎么办?(曾邦元说:如果说梁辑卿这三点指示是给我们负责人讲的话,我可以说完全是造谣。)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嘛,你们就一点缺点也没有吗?要多做自我批评嘛
    总理:刚才他们讲了,讲了。
    康老:要讲怨气,大家都有,要多做自我批评,多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联合的可能?
    当曾邦元谈到复课闹革命,倡议南大的曾邦元、文凤来、张建山、袁服武都回校时,总理说:对了,这个意见很好!你们都回去复课闹革命。文凤来、葛忠龙你们同意不同意?(葛答:我同意。文答:我坚决同意。)你们一同回去。曾邦元同志,在南大你们是多数派嘛,你们要欢迎他们回去,回去不要打罗。(对文凤来)你们不要带枪回去。回去以后批判匡亚明,批判江渭清、彭冲,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江苏要搞的人多呢,应搞出一点成效来。工人让他们自己搞,电子管厂的工人要带头联合起来,你们同意不同意?(众:同意。)
    康老:我告诉你们一个情况,你们南京和西安一样,工人起来很早,但是解决问题很迟。为什么分裂到现在呢?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干扰工人。你们两派都有这个问题。上次我跟西安讲了,工人首先要做模范带头执行主席的路线,响应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木利害冲突嘛!总理讲了,电子管厂可起个带头作用嘛!你们就先在这里达成协议。代表和群众结合起来,这是个经验,上海革命派为什么联合得早,就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
    曾邦元谈到杜方平等人要彻底检讨交代时,总理说:他们要检讨交代,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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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南大自己可以先复课闹革命,他们保卫你们,不要挑动武斗,现在你们不是需要他们保护,而是他们不插手就好。你们回去斗匡亚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嘛。
    康老:他们不要插手,高啸平也不要插手。(八·二七代表:高啸平已回统戕部了。红总代表:回去几天又跑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曾邦元讲的群众自己先联合起来
    曾邦元谈到双方都要摆脱外界的影响,首先要摆脱阶级敌人的干扰时,总理说:是呀!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首先对准敌人,集中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集中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坏人,要把自己的队伍清理一下。要去斗江渭清、彭冲、匡亚明,南大首先做个榜样!我看问题就会解决。
    当促联代表冯祥源汇报谈到放松了敌人时,总理说:是呀!走资派养得胖胖的,没有人斗,是你们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嘛!
    冯祥源谈到促联为了大联合,随时准备解散自己组织时,总理说:先联合,不一定马上把所有旗帜倒下来,那是最后的理想,名字不一定马上取消,可以待下一步。如果大家都觉悟到了,取消更好。现在有许多地方,先基层联合,自下而上,一个车
    个工厂,一个系统联合起来,成立工代会。以毛主席的伟大
    指示为方向,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大联合。现在先达成几条协议,作为联合的基础,纲领。各省的协议你们可以参考嘛,最近广西十条很好。看谁执行协议最好,谁执行得好,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要真正执行了,不管是偏保的还是激进的,都是好的,就上来了嘛!只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或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原来革命精神旺的,现在不执行协议,那就落后了嘛以毛主席指示为纲,先达成一个协议就好,有个共同纲领,不然没法考验。左派不是自封的,要在斗争中考验,造反派组织要时时刻刻接受考验。
    冯祥源谈到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决心为促进两大派大联合而努力时,总理说:你们是促联嘛!说他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我们三·五指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分高低嘛!他们两派打内战,你们分出来了,搞了一个三角鼎立,分成第三派。(好派代表:促联大量发展组织。)你们是否派性发作?他们两派有私字,你刚才不是说白己也有私字吗!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斗私批修嘛!只要把私字去掉,这并不难嘛!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要注意方法。你们不要认为你们去号召他们联合,他们就听你的了,不那么简单吧!人家批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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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就要接受。你们再不联合,那就困难了。南大能不能先做出样子来啊!
    江苏东方红代表李凤呜汇报,谈到对好派方面的发言表示欢迎时,总理说:这很好嘛!(李说,但是我有一点怀疑。)你表示欢迎,我们很高兴,你这一个怀疑就不对了,不能怀疑。事实是两派都打了架,都有死伤嘛,应该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身上,坏人身上,不仅南京有死伤,无锡、苏州、常州等地都有,已够多的了。为什么淮阴没有打?(有人答:十二军在那里支左好一些。有人说:最近也打了。)为什么现在还打呢?恨要恨在敌人身上,恨在特务身上,不要互相埋怨,要往前看。(李说:好派方面对达成的很多协议没有很好执行。)你们是不是都执行了?(李答:我们比较好一些。)不要比了,我们不评功摆好,你们也没有很好执行嘛!(李答:对,但是……)不要:“但是”了,一个“但是”,个“怀疑”,就难联合了。你们要看着南京。它是首府嘛!大桥那一枪,哪一个打的?(李答:我们査一查。姜继敏插话:是八·二七打的。)不要你说了,刚才你说,我不是听到了吗?我一说,你就火上加油。(李说:八·二七有人被刺杀。)这次大革命要有一点牺牲,有一点代价。
    康老:是有坏人,不要提得那么高,有时是一个组织搞的,不要把一派组织说坏了,遇到这种事要冷静。一方面打死人要负法律责仼,另一方面不要拿这个来扩大分歧,打击另一派,还是从大联合着想。执行协议,不能一签了字,一切都好了,执行是有个过程的,有曲折,你说他不执行,他说你不执行。思想上要有个准备,协议是联合的开始,不能认为一签了字一切全好了!你们九月四日协议是这样,各地都是这样,再努力就好了嘛!
    总理:互相打起来都有死伤,打起来没有好拳,骂起来没有好言。是走资派挑动的,恨要恨走资派,要恨阶级敌人。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看清,主观上还以为是革命的,群众有些误伤,这样被打死了当然是可惜的。这场大革命,一点代价不付不可能。这次代价最小。江苏武斗是比较多的地方,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三年解放战争付出了多大代价!抗美援朝战争将近三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也要三个年头,我们能一点流血都没有?阶级斗争嘛!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嘛,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反映嘛,免不了失手错打了人,有误伤。这种事要分成两类:一是打群架,打起来总会互有死伤。两派都打了,都不要怪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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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类是专门打人,用武器杀人,凶手,当然要抓起来交专政机关处理。(曾邦元说:搞暗杀的也要抓起来。)暗杀更是那个了,当然不行。(有人插话:有的被活埋了。)活埋,一定有坏人在背后岀坏主意,安徽就有,是阶级敌人插手。象你、我,会去活埋人吗?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內部团结了,就找到岀路了。现在,常州还在打,很紧张,铁路又不通了,沪宁铁路经常停车,上海、金华那边都通了就是常州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要向你们呼吁!今天请煤炭工业部,铁道部的同志也来了,今天晚上谈不到常州问题了,联络员明天给你们安排一下现在淮南煤矿的煤运不去,你们那个关口过不去,影响上海冬季生产,影响整个
    五年计划。毛主席号召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你们要认真执行嘛!(周锡禄插话:那些群众是受蒙蔽的,群众无罪,帐要算到江渭清,陈光李士英一小擐走资派身上。)对罗!这样讲就对罗!
    康老:落实一下,刚才总理讲了,希望你们南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新工总,老工总,促联的工人(曾邦元插话:工人组织还有八·二七,东方红的),都在北京达成一个协议。你们是代表嘛!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众答:能。)你们促联代表同志同他们两派代表硏究一下。(促联代表:坚决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去做。)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是一个结果,要实现这个结果就要很好落实。
    今晚听了南京的汇报,现在时间已十二点半了,我们还有事情,今晚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作了自我批评,开始活学活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中的最新指示。能不能大联合,先靠自我批评,大家都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己,各人在工作中有缺点嘛!钱鸿森冋志发言中说自我批评以后心情就舒畅了。听了你们斗私批修,努力实现大联合,我们觉得心情也舒畅。根据今天的会议情况,我们这个会议还要开下去,明天不可能了,广西要开会,大概在礼拜一或礼拜二开,继续听同志们的意见。
    我还告诉同志们一件事,供同志们参考。最近。我们接到云南的一个电报报告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斗私批修,打掉派性,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以便促进大联合。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有八条。这八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很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第一,以势压人。就是以自己的力量压制别人。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工
    个学校,人
    多的那一派要注意。我在青岛听到机车制造厂有人自我批评说“我们有大国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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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就是说的以势压人。第二,唯我独左。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他都是老保,以我为核心。这不是主席批评了吗,是最愚蠢的!第三,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反正从派性出发,(总理插话:这恐怕对你们有点写照吧!)第四,自己不作自我批评。讲是讲了,是叫人家作自我批评。第五,从派性出发,对干部也好,对群众也好,谁支持我,我就结合谁。是派性,不是毛主席路线。同我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不大一致的不想结合。第六,报复主义。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第七,学习毛主席著作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第八,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这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检讨这八条以后,原是按派系组织学习班,以后联合起来组织学习。这是云南一个地方(下关)的经验。主席看了很好,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派性,阻力检讨出来了,希望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时参考
    此外,今天晩上其他地区不能再谈了,各地区,无锡也好,常州也好,希望准备一下,下次讲时扼要地讲,根据主席指示讲。总理讲向前看嘛,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搞大联合。困难是有的,但一定可以克服,都是革命同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势不两立的利害冲突嘛!
    总理:刚才军区来的二十一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你们有些人好象见过面的,护校七位同志来了没有?(答:到了。)这本来是张政委讲的,我代他讲了。
    还有两件事要查一査:第一,刚才查了,军管会的房子确实占了,有好派的人,还有洪泽踢派的,怎么洪泽踢派又是好派的?(好派代表:不是我们的。)你们査一查嘛!第二,刚才讲的大桥开枪,也要査一査。一切事情都要认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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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到底,不马虎,不要认为自己方面犯的错误就不认真査,别人犯的错误才认真査。要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一切事情要认真。越是自己犯的错误,越要抓到底。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当扬州代表要求扬州首先达成一个协议时,总理说:由联络员帮你们搞。当常州代表要求首先就铁路问题达成协议时,总理说:你们两派硏究,由联络员推动。常州铁路不要与地方合在一起,明天铁道部与你们一起研究
    康老: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在热烈掌声,口号声中,总理,康老等首长退场
    (江苏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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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周恩来、康老、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接见了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
    康老
    特别是最近六条,就是十一月十四日哪个指示的六条,要很好的研究学习一下。另外方面,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自我检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帮助人家检讨,让人家作检讨。自己多看自己的毛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理解的。不是林付主席八月九日讲过了嘛!大家没有经验嘛!你们那个决定说要学习我对安徽军区机关造反派的讲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记的,我在你们江苏会上,也讲了许司令的好话嘛!我看了严光的检讨,我保了他了,我看他的检讨没有你们好。军队犯错误,领导同志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南京工人为席位问题达不成协议,什么九九五、五五一堵住啦?协议就达不成了。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我看可以,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放在一边,达不成协议,这是不对的嘛!代表应该推动群众联合,群众是要联合的,不联合,头头就要脱离群众。联合达不成协议,制止武斗达成协议嘛!一个个地来嘛!可以协商解决嘛,就是人头数达成了,还有一个人的问题
    三三一,这只是抽象的数目。你提
    出的三个人当中我已赞成两个人呐,这一派说那两个人很好,那一派说这两个人不好,宁夏就是这样。一方面死保,一方面死打,你打我保,你保我打。这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固定数目也是不行的,各个地方具体情况不一样,要灵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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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这一方面多一点,总的几条是不行的,三三一有些地方恰恰是那一个的地方人多呢,所以单订那几个数目还不能具体解决,大家应该很好地学习一下。
    二十一位同志也好,住京西宾馆的同志也好,包括总理、姚文元同志、杨成武同志,我们也好,也是天天读的,每天读两个半小时。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八点,都坚持学。(总理插话:是雷打不动。)为什么约你们八点钟才到这里来,就是我们要学习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你说大家没有事情,大家都很忙的。来京的同志也好,上访的同志也好,我们是天天读两个半小时的毛主席著作,你们应当超过我们才好,你们年青嘛!天天读是林付主席、解放军提倡的,我们就是跟你们学的嘛。
    姚文元:
    毛主席已经三次接见到北京来的军队同志,伟大领袖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应该体会到主席的这种心情。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康生
    主席在九月廿六日接见了学习班的同志,那时主席视察回来,就是在这个楼的底下,接见湖北、河南几个省的。主席是晚上来的,很晚来的啊。周总理在讲话,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主席那么关心我们部队同志。这是第一次接见。第二次在人大会堂接见一万多人,前天又接见了一万多人。主席那么关心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主席、林付主席在天安门接见,都统统地去了,犯了错误的,和没有犯错误的,都统统地去了。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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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当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说:同志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十一月十八日到现在快一个月了月来,你们在集中学习,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取得初步成绩,加上有军队的同志在这里开会,还加上穿插其他的事情。军队的问题,连队内部讨论解决,地方不要介入,只在军队内部讨论,不向你们宣传。这样,有利于军队内部解决问题有利于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江苏有几个组织已达成了几个协议,有的签了字,有的还有待于落实,有的还没有签字,但总是件好事。十一月十八日接见后,首先是南大达成了四项协议,只是在组织上,人数上还有一些争论。这些都是小事。不管几个组织,不管一个组织几个人,也应参加大联合。当然,不管多少组织,大致都是两派,大多数是因为夺权分裂成为两派的。总的两个名称,一边是支派,一边是踢派,或者一边
    是好派,一边是P派。长江下游都是如此,安徽如此,江苏如此,浙江也是如此。
    最厉害的是苏皖两省,安徽也受江苏的影响。因此,希望江苏的问题在这里尽早地解决好,带个头嘛!从去年十二月中央就注意了,整整一年了,乱了一年了嘛!闹到相当程度了,最近又出现了武斗。你们是不是都读了李文忠的报道?曾邦元同志你读了没有?(答:读了。)李文忠妻子王邦敏的那篇文章,我想只要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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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版的同志还有什么私字可谈呀?你们想一想,李文忠、李从全、陈佃奎三个人是多么光荣的支左爱民模范啊!李文忠是山东人,李从全是安徽人,陈佃奎也是山东人。(康老:这个部队原是华东×××军的,现在在江西。)不但他们三个人,前两人的妻子都写了文章,真正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的哥哥和弟弟都跟上去了,改了名字,李文忠的弟弟改名叫李文红,李从全的哥哥改名叫李从卫,陈佃奎的弟弟改名叫陈佃兵,一个是二弟,一个是哥哥,个老四,三个都到那个排里去了,接上枪。这样忘我牺牲,全家都是如此。我本想读一遍给你们听听,现在时间不够。我不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读了。如果读了,我向你们致敬,因为我今天才读的。连队同志读了?(答:读了。)你们司令员,政治委员们读了没有?这是眼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模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指李文忠)提出几句话是怎么说的?(众答: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啊!我们大家都要照这四句话办。他们是模范,我们都要学习嘛
    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就因一个组织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希望你们两派头子很好地商量,我期待你们。曾邦元来了没有?(曾:来了。)文凤来呢?(文:来
    )你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信上的态度是好的,希望你们好好达成协议,首先南大达成协议。南大,南京受你们影响,甚至全省受你们影响。(文风来: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去办。)南大是带头的嘛!上次康老讲了,去年开头是四个大学,为什么还这么落后呀,不应该嘛!要继续起带头作用嘛!现在形势不同罗,你们头子都要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进行斗批改,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南大的斗批改,搞出成绩来。你们受过害,你们很清楚,应批判得更有力,你们应回校搞斗批改。你们都回学校,都从工厂回来,让工人自己达成协议;从农村回来让贫下中农达成协议;从外县、市回来,让外县、市自己达成协议。都要起这样的推动作用嘛!这一点,我希望十一月十八日首先响应的南大带好头
    没有几天,快一个月了,到年底只剩半个月了!江苏问题总要争取在年内解决才好嘛!还要过一个年啊!葛忠龙来了吗?(葛:来了。)你就是去年年底来的嘛,去年在这里过了一个年,你还要在这里过年吗?(葛:不能了。)张建山来了吗?(张:来了。)哦,来了。你们同学两派原来都是受压制的,受彭冲,匡亚明压制,一起杀出来的,共同战斗的,现在不能联合在一起,不可设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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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扬州两派达成协议,有决心实现,我们祝贺你们。(康老:听说家里人说你们修了,不要怕!)你们在毛主席身边,是按毛主席最新指示办事,怎么会修呀!相反,你们前进了。
    第三、南通达成了一个大联合协议,家里不放心,又派了代表团来,后来也同意了,回去做工作。等会你们说一下。
    第四、无锡双方搞了一个重申十四条,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如果确实落实的话,那就是一大胜利。无锡是闹得很厉害的地方
    常州也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我们印了几份。我们也议了下,有的可能不容易执行,比如日期定得很紧,如说两天,四天内怎么办啊时间太短了不能执行;有些是不应该写在协议书上的。我们联络组的同志可以向你们建议修改一下。常州能够达成协议,也是一大胜利。常州是江苏的一个关键,铁路经常不畅通,影响沪宁铁路运输。
    除了上面五个、第六个正在推动的是南京工人阶级三派的联合。
    康老:上一次,我没有弄清楚,南京的工人到底是几派?(答:三派。)总理:就三派,好派、屁派、促联。(曾邦元:上次康老讲,新、老工总,促联工人联合起来。南京还有八·二七、东方红工人,有人就认为不要联合这些组织中的工人。)
    康老:我们讲话还要都点出名字来啊!还是要按主席最新指示,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嘛!组织的名字可多了,广东的名字一列十几个。
    总理:就是讲三派联合嘛!组织可以有很多名称,广东就有十几个组织,名字多呢!广东都联合起来了嘛!现在还是广东工人联合有成效。他们有海员罢工的光荣历史,先是海员工人联合,后来铁路联合了。工人有革命传统嘛!应当领先嘛
    康老:就是按照主席指示的办,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总理: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两派嘛!都是造反的,有先进一点的,有缓进一点的,但也会有变化嘛!有的在这一个问题这一点上做得对,有的在那个问题那一点上做得对,现在就要看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执行主席最新指示,执行协议来考验。实现革命大联合并不难嘛!开步走,搞几条条,全面的也好,不全面的也好,达成个初步协议,就有个标准嘛!南大、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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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无锡、扬州,已有了五个协议,还有一个南京工人阶级大联合协议,用什么名义不是主要的,各派工人阶级大联合协议或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协议,名字嘛!没有什么嘛!今天见你们一次,来推动你们。首先希望南京作出榜样,来带动全省。南京是江苏省会,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是大军区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又是开头闹起来的,希望南大四条协议落实,南京各派工人阶级组织达成协议,带动全省。南边是无锡、常州、苏州,北面是南通、扬州。南京带头,达成协议,就可以影响徐州嘛!徐州也是受你们的影响,一个是支派,一个是踢派,对立得很严重,现在武斗还很厉害。徐州的问题与江苏有密切的关系。我开头就说这几句。南京上一次说过啦,现请其他地方先谈。常州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畅通协议,是个好题目,那就请常州的同志们说一说吧。话不要长。
    康老:希望同志们讲话,紧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怎么样达成协议,特别是今后怎么样紧跟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有些进步罗!可见同志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最高指示有进步罗!是全国大好形势鼓舞的结果罗!是同志们学习努力的结果罗!向好的方面走,是好的罗!但是,进步还不是很快的,主要是派性还没有完仝克服。现在希望摆共性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对怎么样促进大联合多想
    先常州两派代表汇报,接着扬州两派代表汇报。当扬州有的同志谈到军管会人员都跑了时)康老问:是不是你们打了他们呀?(有人答:不是。有人答有人冲了军管会。)是呀,总有原因嘛!要不他们怎么会跑的。
    有的同志汇报开庆祝签订协议大会发生武斗时,康老说:各地区有个经验,达成协议以后,各派自己内部先把思想统一好,先把思想搞通,不要急于先开大会,一开大会就容易打架,好多地方就是这样,心情一激动就开会,一开会就扌架
    当扬州一工人同志汇报时,江青同志问:扬州有多少人口?(答:二十多万。)有多少产业工人?(答:六万多。有人答:不超过三万。)你们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左右形势?工人阶级应该带头嘛!现在看起来你们还是学生在那里左右形势
    周总理问了扬州有哪“九大总部”后说:九个总部不相称嘛!工人总部只有个,机关总部就有两个(市、地机关两个总部),你们应该工人起主要作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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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对协议的态度怎么样?(有人答:思想工作还做得不够细,有的执行不够好。)你们收武器了吗?(答:还有一部分。)
    总理对一位代表同志说:你们在工厂是多数,应该有责任欢迎少数回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要高姿态。高姿态,这是主席讲的嘛!工人自己要站出来,不要学生干扰嘛
    康老问:你们有枪没有噢?(答:有.)你们有枪,人家怎么敢回去呀?你们刚才讲要交枪是好的,人家不交枪,你们先交嘛!大家都交。
    总理对扬州鲁大的一工人同志说:要按系统归口搞联合,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学校的工人同志总得按系统服从复课闹革命嘛!你是学校系统的嘛!你到北京几个大学访问访问,北京大学就有一千多工人嘛,他们是服从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嘛!不然那样搞就乱了,你们那个组织问题回去研究一下。
    总理说:扬州的协议是达成了,你们说关键问题是军管会没有管,好罗,我问一问,军管会如回去领导运动,监督协议执行,你们支持不支持?(有人答支持,只要他们改正错误。)
    总理对一个同志说:你要么责备对方,要么责备军队。军队同志犯了错误,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自己批评嘛,你们总不应该把军管制度冲掉!(有人说军管会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冲掉了嘛!你们的问题主要是要执行协议,首先是工人要联合,学生不能支配一切。扬州学生尽管不那么多,但是影响很大。刚才江青同志提醒这个问题,工人多,学生不多,还是学生控制工人。学生要复课闹革命!
    当双方有几个学生还争论时,总理讲:不要讲了,你们还是对立的很厉害,就是你们这几个学生对立的很厉害。
    百无锡有的同志谈到对方抓人未放时,总理指示王挺同志说:王挺同志请你直接打个电话回去,双方抓的人要一律放,不管那一派通通要放,限在今天二十
    四小时内双方放人,都要坚决放。你说这是中央的命令!康老:一方面打电话,一方面你们各派自己检查。
    总理:伯达同志给我一个条子,叫我代他讲一讲,他的话,你们听不大懂他发现各省许多群众组织系统有一个问题,跨行业的组织是个大杂烩,一定要按照系统成立组织,如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总是要按系统按口子成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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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跨行业,跨行业谁也管不着谁,都用这个名字,谁对谁也负不了责任。要改变,还是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按系统按行业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生成立红代会,学校少的可以大中小学一起成立红代会。总之要按系统,按行业,不要跨行业。你们南京八·二七,工人也有,学生也有,学生还是回到南大去,工人同工人联合。这是第一。第二,伯达同志还讲,他说,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谁要被这条毒蛇缠住,就要被它咬死。派性发作,私心杂念重重,派性是条大毒蛇。
    李文忠同志充满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无比热爱,他是这样,全家也是这样。读了这个报道,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抛弃呢?李文忠全家,他们这样子前赴后继。刚才说,一个老
    个哥哥,一个老四都参军了,这样的人民解放军
    还不应该学习嘛!我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我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个别领导同志有错误,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经验嘛,错了,他会改的嘛!有错误改了就好嘛,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应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
    在江苏,我看拥军爱民成为关键问题。各革命群众组织,P派也好,好派也
    好,不管哪一派,都要拥军,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军队同样要爱民,支左不支派。私心杂念要去掉,毒蛇就不会缠身了,你们现在一讲就是对方不对,军队不对,完全是个派性嘛!你说我,我说你。江苏是个工业发达的省份,不仅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都有工业,不是一般工业,是重工业,大工业,有不少产业工人嘛!工人要带头嘛!工人应该起来领导嘛!象上海工人阶级那样,上海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夺权,形势就大好了,推动了全国。我们北京也向上海学习嘛!不要受学校影响,工人同志应该懂得这个。
    康老:你们(指受压制的)受了一些压抑,讲话有些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你坐牢九十天,讲起话来有些偏激是可以理解的。特别对方也应该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不管哪一派,两派都有受了压制,受了打击,或者是逮捕,凡是有这种情况,自己应该从另方面想想,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不是直线的,搞革命总会遇到挫折、打击,甚至坐牢,冤枉,甚至于流血,这是革命中常有的。共产党员要有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气概,坐牢也可以锻炼自己嘛!况且对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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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是坏人,应该说大多数是阶级弟兄犯错误,是一时犯错误。军队的错误也是时的错误。或者自己有错误引起的。自己一定要解脱这个东西,不要因一时的错误就想不开。要从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去想,还要向群众解释,做好别人的工作。这样就容易解决了,就不会有报复主义,就不会有怨气,可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群众组织使用电台时,总理说:私设无线电台,搞无线电报话机,广播机,控制长途台,搞电话窃听,都是犯法的。我们警告了不听,也不取消,那就是反革命了。以后再发生我们就要依法逮捕。现在警告你们,各个组织都打电话回去査一下,还要如实向联络组报告,过去搞了那些,要检讨。今天是十二月
    十五号先宣布,今后再査出来,就要以反革命论处。邮电不管那一派控制都不能偷听,铁路要军管,邮电系统也要军管,不管你那一派,都要和社会上脱离组织联系
    康老:我同同志们讲,这一个问题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已有命令公布,各地方都要彻底检査,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是犯法的。特别是电台罗!有的电台,还有人编密码,就更严重了。再发生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使用雷达那就更严重了。
    总理:联络员把两个命令拿来,在大旅社宣读一下,不仅江苏,还有其他省。现在各派自己检查自己。
    康老:现在我们讲了,你们不要再抓住别人的辫子去发展派性。
    总理最后说: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十一月十八日的号召,南大很快达成协议,提出退出工厂,但实际上这个协议没有实行。南大八·二七还到各县去串连嘛!上次说了,不要到工厂串连,也不要到各县串连,现在要停下来。一个学校不能包办。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连是对的,那是起了带头作用,破旧立新嘛!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我们是忘不了的,在文化革命历史上要大书特书一笔。但是到了今年,情况不同了,夺走资派的权,应该以工人为首了,上海就带了头嘛!如果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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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18页,共4822页
    不稳定,就会摇摆,最容易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派性发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江苏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的很清楚。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希望南京大学做个表率,协议要执行嘛!你们是受过压制的,你们回去,你们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和你们都个别的谈过嘛,如果把手伸得很长,又要管工厂,又要管各县,就象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师大等五大院校要管全国,手伸得很长,结果白己管不了自己,还得收回来
    康老:想管全国,仝省,连自己都没管好
    总理继续说:北大两派,清华两派,北航不止两派,现在三派了。我劝你们南大在八·二七的光荣旗帜下联合起来,这就是对江苏的贡献了。南京的两派现在是三派,要真正把自己联合起来,推动全省。
    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十月十七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是要斗私批修。你们在北京听得很多了嘛!报纸上也介绍很多嘛!我想到今晩上是江苏开会,就读了报纸上关于李文忠这一版报道,我革命四十六年,读了还是很受感动,要向他们学习,难道你们就不感动啦!(康老:那真正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李文忠同志和他的一家,确实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你们搞文化大革命,不向他们学习,向谁学习呀?!要首先责备自己,自己总有错误嘛!我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那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员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有人答:服从军管会正确领导!)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总理问曾邦元同志:让你当省长行不行?(曾答:不行,要向工人阶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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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19页,共4822页
    康老:南大两派的同志们,你们要想在全国发生一点影响,在全省起一点作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紧跟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把你们南大自己搞好。这是唯一的一条。如果你们想管全省,结果越搞越坏,威信越来越低。
    当有的同志谈到要与外县基层组织脱钩问题时,周总理说:铁路交通系统要脱钩。但你们笼统的提脱钩也不行,还是要工人阶级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康老:要脱钩,先要挂钩。各个单位,各个系统首先要把钩挂起来。本单位的两个钩子不挂起来,那两个钩就要向外钩嘛!不解决这个问题,不搞好大联合就脱钩,这个钩是脱不掉的
    总理:铁路系统,交通系统要脱,各地工人要联合起来,多数的要欢迎少数的,象解放军欢迎新战士一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都是阶级兄弟嘛!有缺点各自作自我批评嘛!简单的说脱钩,不那么容易,要达成几条协议。订协议要双方都能做到,不是用对自己有利的去压另一派。铁路系统的人到铁道部,交通系统的到交通部去谈,我同意,可暂时住西苑。脱钩要积极脱,要有几条协议保证,谈好再离开代表团
    康老:我看,首先是你们工厂,学校两派要挂钩的问题。
    总理:首先必须树立军管的威信,首先是服从军管。他们有错误,你们要相信他们会作自我批评,要相信他们在最高统帅和最高副统帅身边,会通过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
    当还有许多代表要发言时,总理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中央首长离场时,全场起立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向李文忠学习!向总理学习!总理说:不要向我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有一个要求要你们兑现
    (江苏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整理)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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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讲话有关江苏部分记录。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以及李天佑、温玉成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周总理:从今年一月起到现在,抓铁路整整一年多了,装车效率很低,我现在觉得很沉重,对不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怎么安心啊!武斗要这样搞下去啊,订了计划不起一点作用。这中间没有坏人吗?这里检讨书写来了,你们后面有没有坏人哪!常州工农学的同志来了吗?(答:来了。)总理一一问了常州工农学,主力军代表的名字,听了以后说:江苏十四号在这里开了会,都说了铁路不与外界挂钩,地方不跟铁路搞在一块嘛,还达成了协议,怎么还是搞在一块哪!周总理问戚墅堰的同志,××回去了,为什么回去,是打架呀!(答:不是是回去做工作。)为什么回去做工作越打越大啦!总理又问了主力军的一个同志,我问你:是来中央达成协议,还是来耍花招,耍外交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造反派训练成这个样子,说假话,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你们自己说一说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备战,要办点事情,都要靠铁路畅通,工农业建设,城乡人民的生活,都要靠铁路畅通,援外也要靠铁路畅通嘛!你们就这样子搞下去啊!你们这样搞,谁高兴?你们这样搞,到底算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没有?你们在那里认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吗?常州工农学犯了错误,不管犯多大的错误,写了检讨,作了检查了,至少对中央还是说了老实话,对中央还是一个好的态度。你们连一点都不承认吗?
    接着总理读了工农学写的检讨报告。当念到没有命令就开枪时,说:是谁给你们下命令的权利?当念到没有重视加强部队建设时说:他们自己把他们编成队伍,是什么时候中央授权把造反派编成队伍的呀!总理念完以后说:刚才念了工农学的检讨,是他们四位同志写的,他们至少承认他们打了埋伏,开了枪,承认错误。总理问:你们这个队伍有多少?(工农学的代表回答:十一万人。)谁给你们的权利组织十一万人的队伍呀!你们队伍有多少枪?(答:有六百多条。)你们主要是学生还是工人?(答:是工人。)常州的工人比较多嘛!戚墅堰的工人也算在里面吗?(戚机厂有一位同志回答:我们工总没有和铁路外面联系。)我不愿意在毛主席身边听到说不老实的话,说不老实的话,一无好处的。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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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不对,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总理问工农学的代表你们回去的人是不是回去打仗的?(答:回去做工作的。)做工作武器没有封存吧?(答:打在前,是二十日打的,回去在后。)我问你们,达成协议是准备实施还是欺骗中央的?既然不能保证实行,对中央就是欺骗嘛!(答:我们要求派部队去监督。)派军队去武装缴枪行不行?(答:行。)查出的枪都能上交吗?(答:能交。)戚机厂双方都同意吗?(双方答:同意。)好!你们铁道军管会马上写一条,让他们签字,派军队去收枪。常州是两派也是一样,也写一条,签字。凡是你们住的地方,我们派部队去检查,双方缴枪。(双方代表回答:可以。)民兵的武装也封存起来。(双方代表回答:可以。)
    总理对主力军方面说:他们把战士的手指砍了去抢枪,我听了很难过。现在你们在镇江也把战士捆起来啦,如果我们派部队去你们交不交枪?(答:我们要求马上派部队去,我们坚决支持交枪。)你们在这里签字,你们家里能不能算数?(答:能算数。)这个问题很难向主席交待。你们那样做对不对啊?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违背主席的指示。铁路抓了一年啦,抓成这个样子,我们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力军你们说没有抢枪,镇江“三代会”是不是和你们的观点致?(答:是。)你们抢了五捆枪要运,被二十七军护路部队发现了,扣下米了。但是,当即遭到“三代会”和主力军的围攻、殴打、打伤了十一名战士,并抓走了九名战士,抢走了三捆枪,这是矛头对准解放军嘛!我们听了不觉难过呀!我们具有二·七光荣传统的铁路工人,居然能够这样做,你们还说枪不交出来就要向部队开枪,你们听了作何感想?(代表答:我们感到难过。)你们真难过,还是假难过?(代表答:我们不知下面哪个组织做的。)
    总理说:射击十四次列车,左边有枪眼,右边也有枪眼。主力军也射击了吗(主力军答:那是他们的据点,我们的人肯定进不去。)我怀疑,现在要调查。你怎么能肯定你们没有埋伏啊!这时候总理当即请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总理对包乘组的同志说:你们受了惊险,这对你们也是一个锻炼嘛。文化大革命总免不了要付出点代价,不然怎么能发现坏人呐。总理接着问你们工农学没有坏人吗?(代表答:有。)你们自己赶快揪出来嘛。你们号称这么多万人,人这么多,难免混进了坏人。带头的,指挥开枪的,就是坏人嘛。你们首先要把带头的人,指挥开枪的人揪出来。你们工农学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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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伏就不对嘛!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把车上的旅客都打伤吗?你说主力军运枪,应该叫停车,停车再检査,应该向军管会报告嘛。(这时候有代表说:军管会只有少数几个人。)你们这样闹人家怎么办公?你们打电话给镇江军管会查一查问就可以査出来嘛。
    总理问:海航五师有人来吗?(马健同志回答:有。)你们和工农学接近些吧?(这时主力军一个代表答:马健同志现在转过来支持我们啦,他们就揪他。)单支持你们也不对,支左不支派。什么叫左,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是造反派嘛,造反派不能自封为左派,不能自封为核心,你要以你为核心,怎么能办到。总理对工农学方面说:你们当时不找军管会,擅自行动,完全是错误的。你们不仅写这个检讨,还要把决定这次打埋伏的坏人揪出来,你们来的四位同志回去开个会,很好地检査一下,把事情弄清楚,把为首的肇事人检举出来,指挥伏击的査出来,今天是二十八号啦,到元旦三天以内查出来,一定要把坏人检举出来,你们要打电报回去。
    总理说:部队要开进去,中央早就决定了。派那一个部队去,我们和军委,南京军区商量,明天宣布。不管那个部队去,你们都要坚决拥护,这是军委派去军管的。你们铁路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起来,上交。常州两派组织统统把武器封存,上交。贫下中农的民兵武器,统统封存起来。
    总理问:二十七军的同志来了没有?(王挺同志回答:来了。)喔!王挺同志,常州有什么部队啊!(这时候马健同志回答:省军区有×个连,六十军有个营。)枪收不起来吗?(马健同志回答:做了一些工作,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收。)两边都不交?还是一边不交?(王挺同志说:两派收不起来,而且镇江不断往那里送枪。)总理问赵俊:你们镇江抢枪怎么办?就在你们镇江。你们省军区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赵俊回答:我们没有办法。)二十七军部队挨打啦,你们不管啦?(赵俊答:我们管不了。)枪是从你们人武部拿的,是送的嘛!(赵俊答送的要查一查。)为什么捆几捆?(赵俊答:是三代会抢的。)所谓抢,实际上就是送的,要好好地检査这个问题。为什么二十七军的战士挨打,就是因为护枪嘛。(赵俊答:我们最近也有战士挨打。)你们对主力军支持,主力军在常州是少数,但是你们采取的那个办法就不对嘛!弄成这个样子
    总理说:二十七军如果说过去支左工作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你们挺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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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来干嘛!包括常州由你们负责。总理问常州的四个组织的代表,你们同意不同意?(四个组织的代表都答:同意。)好嘛,你们都同意啦,等会签个字,由你王挺同志负责。你们二十七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挺起腰杄子来干,错了就改嘛。你们过去犯了错误,现在也检讨了,你们二十七军这次立新功。(王挺答:坚决照总理指示办。这时候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接着说:归根到底,还是依靠解放军,才能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快步伐前进,这就是我们迎接一九六八年的起点。常州的问题不是最难解决吗?我们就是要解决,就依靠二十七军。二十七军过去犯了错误,他们有检讨,检讨的很好,我看了很满意,一点不拖泥带水,不吞吞吐吐现在没有公布,必要时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你们要相信部队,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你们要在三天以内解决,我就不相信不能解决,上海那么好,就不能影响常州,江苏,江苏的人民对你们太不满啦。
    总理说:镇江的问题,赵俊同志一定要打电话査清楚,解决二十七军战土被打的问题,如果三代会不听,就把他们找到北京来。他们里应外合整人家嘛,不象一个群众组织。要他们把枪还给二十七军,好好承认错误,被打的十一名战士在医院,要到医院去慰问,抓走的要赶快释放,承认错误。枪是从那里来的,让
    十七军的护路部队调査清楚。
    总理说:现在上海压了很多车不能通,铁路主要问题在东北。沪宁线上常州通了,全线就通了。浦口也打得很厉害。上海铁路局来了吗?(上海铁路局代表答:来了。)你们自己也在闹,上海也要军管。李天佑,你们两位副总长派部队去。现在全国铁路就是上海没实行军管,你们上海应该为全国作出很好的榜样嘛请你们包乘组的同志谈谈看法。(这时候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汇报了上海铁路局的情况。)总理问他们:你看用军管帮助你们大联合好不好?(包乘组的同志答:好。)你们包乘组有几派?(答:一派。)这样很好嘛。军管主要是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我们每天都学两小时,编“毛选”。要真正的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才能解决,这样才能推动革命的大联合,派性就受到打击。我希望你们把这个精神带回去。(十四次列车包乘组的同志答: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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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问:南京的情况怎么样?浦口发生问题是什么原因?(答:受外界干扰很大。)当有代表谈到劳动纪律松弛时,总理说:铁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都不能发挥出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怎么说?长江大桥派六十军去军管你们同意不同意?(大桥代表答:同意。
    总理问:港务局来人了吗?(答:来了。)你们三派都要和社会上脱钩。(脱钩了。)怎么你是武汉钢工总的?你不但是跨行业,还跨地区了吗!当有代表谈到港务局最近武斗是走资派挑动时,总理说:你们三派那一派有坏人,你们自己抓,按主席的指示办。你们那一派都要警惕坏人钻进来。再是队伍大了,就发展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有派性坏人就插手利用嘛!不管那一派都有坏人,沈阳也是这样,你们沈阳三大派坏头头有没有,我都知道,还要指出来嘛?
    当有人谈到港务局被打死两个人时,总理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是免不了的,三年解放战争流了多少血,流血是为文化大革命嘛!要付一点代价嘛!实际上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流点血,要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的身上。有的是坏人挑拨,要把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去,不要指向群众。我问你们,派部队到港务局实行军管行不行?(代表答:坚决拥护。)统一由六十军把港务局的南,北两面都管起来。(这时候方敏同志回答:已经管了。)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枪同不同意封存上交啦?(代表答:同意,部队可以武装收交。)
    总理说:铁路、长江大桥、港务局统统归六十军管起来,好好地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武器封存起来上交。(这时候有个代表说:枪交了人家打我们怎么办?)解放军战士来保卫你们,用生命来保卫你们,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嘛!我们的战士为你们流血牺牲,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打伤了多少,你们知道吗?江青同志的录音你们听到了吗?再给你们放几次,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时候周总理走到会场的一边,问南大的文凤来、曾邦元等人来了没有?(南大的代表都站起来答:来了。)总理说,你们的协议准备执行吗?有效吗?这时候总理给大家介绍说:你们看,这是八·二七的,响当当的。南大搞了两派苏的问题,根子就在他们这里。我们搞了一年多了,都很熟悉了嘛,你们就不能联合起来?我们经常说,思想要经常改造嘛,你们不需要改造啊?你们有什么势不两立的,现在你们搞的那样紧张,匡亚明是舒服了,江渭清在北京,彭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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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舒服啦!你们的派性应该少一点嘛!要照顾大局。你们个人写信来,都表示的很好,可是没有这样做嘛!(这时候袁服武说:如果中央同意,我们明天就回去,脱离代表团。)总理说:那一天回去都可以,中央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们回去增加麻烦,中央能够放心嘛,你们对南京推动一下嘛!在南京的三派工人达成了原则协议,你们看到他们达成协议不是就心安理得了嘛!(这时候南大两派代表要求中央批准他们的协议。)总理说:中央是可以批的。批了不灵怎么办?主席一批,不到一个礼拜垮了,我怎么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我们能够欺骗主席、林副主席吗?我是带着眼泪期待你们的,我不希望你们小将犯错误。张建山、曾邦元你们能不能合作?(曾邦元回答:当然可以。)总理说:你们应该伸出手去。(这时候曾邦元同张建山握手。)总理说:好。(仝场热烈鼓掌。)江苏受你们的影响,搞了一年多了,江苏不能放一点光辉啊!我也是江苏的一分子嘛!你们有军训团没有?(答:没有。张建山说:现在达成了协议,我们都要回南大,军团进去,正是好机会。)好嘛!达成协议后,派个军训团去,找六十军去帮助你们军训。(曾邦元说:欢迎六十军去帮助我们军训。)六十军派人帮助你们军训好不好?(南大的代表共同答:好。)总理问方敏同志:行不行?(方敏答:好,我们向他们学习。这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总理说:毛主席说,六十军在南京的支左工作不错嘛,你们应该成为南京的支柱。(方敏答:我们很不够。)总理对南大的同志说:你们订的协议,你们作了好事,我们可以送给主席看
    (下面,周总理谈安徽和东北的铁路问题,略。)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1967.12.31;中发[67]411号中央批示
    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希望南京大学各派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立即回到本校去,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要认真学习和确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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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校的斗、批、改。
    要以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来推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的讲话〖地点:北京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总理、康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
    总理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总理说:镇江的同志来了,三代会的同志来了,这么难请啊!
    总理在一一地问了镇江市两派代表的简历和情况后,因有要事离开会场。接着康老问了两派组织情况和江苏省军区,镇江军分区,市人武部和八十一师到会同志的简历和情况。
    康老说:今天和同志先认识一下。同志们来了几天了,先学习了吗?李作鹏同志说:先学习三天,今天是第四天了。
    康老说:先谈一下情况罗!杜平同志你们看会议怎么开法?(杜平同志答请康老作指示。)我们下面还有事情,还要接见福建的同志。你们学了哪些文件?(梁辑卿同志作了回答。)
    康老问:陈茂辉,你们那里武斗还有没有?打够了没有?(两代表简单地介绍了最近的情况。)
    康老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共同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罗,所以找同志们到中央来谈一谈问题。应当说同志们来了,我们很高兴,但是同志们来以前也发生些曲折,这在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中是很少见的,没有这个情况。当然,同志们可以说有很多原因,但是中央的决定,中央的命令,还是希望你们很坚决很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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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执行。过去的事情可以有一个标准,主要的还是向前看。今天晚上由于时间不多,主要是见一见面。
    我想首先向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无论省军区的同志也好,军分区的同志也好,人武部的同志也好,以及三代会和联委的同志也好,你们来北京干什么?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同志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也常常同同志们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情况证明了的,各地同志到北京来就是没有仔细考虑来干什么?我们接触过这么一些人,他们来北京干什么呢?说是来北京谈判的。来北京谈判这个话对不对?不对的。我们是不是两个党,两个国家?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过,也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谈判过。现在我们不是这种关系嘛,不是来谈判的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同志们来干什么呢?来告状的吗?你们有的同志是不是来告状的?但是我们知道,地方上的群众组织这一派那一派,在没有来以前整理大批材料,具体的讲是准备来打官司的。打官司有输有赢,谁也不愿意输,所以就整很多材料。自己总认为自己很有理由,对方是输理的罗!准备来告状,打官司,是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也不是。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请同志们想一想,北京是什么地方?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司令部所在地。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是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的,是来学习林副主席对部队对地方的指示的。我们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晓得你们学了林副主席“八·九”讲话没有?(有人答:学过了。)还要学习中央的精神。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就是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首先要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几个区的最高指示。在军队方面同地方方面有元旦社论,最近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打倒派性那篇社论(指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总之,中央的指示是很多的,要很好学习!
    你们来到这里的任务,首先,第一个任务是政治挂帅,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什么问题都很难谈通,派性也很难克服。只有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反掉派性,增强党性。因此,你们来到毛主席司令部,不要辜负这个希望,就是首先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你们的思想也好,要解决问题也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离开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方向!你们不是讲这派大方向是正确的,那派大方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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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确的,现在就要真正的来看一看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大方向有个标准,就是要看他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符合不符合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因此,你们来了以后,我们提议先学习三天,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使同志们不至于抓住小问题,把大问题丢了。学了三天够不够?那很不够。因此,同志们每天除了开会,汇报外,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这一点,我们跟你们介绍一点经验,你们要跟我们学,这就是解放军的经验——一天天读。我们中央常委天天读,还包括星期天,我们每天都是这样
    吴法宪同志说:刚才就学了三个钟头。
    康老接着说:你们每天除了开会汇报外,要有天天读,一定要规定这个制度。各省的情况,有的半天读,有的读三个钟头,有的读两个钟头。而且这都要象林副主席讲的,要带着问题读,不是教条式的读。要为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去读,为斗倒你们脑子里的派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去读,为解决镇江的大联合,三结合去读。所以不仅要天天读,而且要带着问题读。再一条读了就要用。就是要根据林副主席所讲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立竿见影;就是要看你解决问题,是不是很好的运用了主席的著作。活学活用,这是一条。再一条,学习主席的著作,最新指示,就必须遵循主席所讲的,要能够臼觉地进行自我批评。刚才,你们两派的同志同我所接触的其他各省的情况一样,首先是戳别人一下。但我要说明你们比较文明一点,也可能好戏在后头。总是对方不对,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好用毛主席著作,最新指示,首先自我批评,讲自己有什么缺点,讲自己有什么毛病。所以这是来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同志们来这里干什么呢?在家里环境都比较紧张罗?有的时候两派还要武斗罗!来这里以后就比较安静,把头脑冷静
    参照人民日报的社论,
    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开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也是双方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双方促进大联合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希望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指示作武器,用极大的努力,克服派性。同志们从文汇报的社论可以看到什么叫派性,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种性质叫作反动的性质,就是说他不是革命的性质,他是反革命的性质。所以,要以中央,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的论作武器,拿着这个武器检査自己,反对派性,就是要打倒这个派性。不打倒派性,就不能增强党性。要打倒派性,就必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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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因此,同志们来到北京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不要怕丢面子,要无所畏惧,彻底肃清头脑里的私字,彻底打倒派性。有派性,一切问题都看反了,就没有真理。我讲过了嘛,有了派性,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派性,就没有敌情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阶级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整体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党的观念;有了派性,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因此,一切问题,如铁路问题运输问题,交通问题,联合问题,等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凶恶的敌人。它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的。它不是朋友是敌人;不是小的敌人,是最凶恶的敌人。它不是在面前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是藏在你们脑子里面的。因此,同志们来的第二个任务,就必须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你们开会的过程,就是自我批评的过程,自我斗争的过程
    在上面这两个前提下,然后你们才是反映情况。没有前两点,从派性出发,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问题是可以搞凊楚的嘛!是可以讲道理的嘛!你们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嘛!我们文化大革命不是有四大民主吗?有什么话都可以讲的嘛!但是希望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反映情况有一条原则很重要,就是到底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向后看,那就要算旧帐。旧帐有两种,一种是原则问题,离开正确的原则,离开中央的政策,离开毛泽东思想,那当然要算的。我们的联合是党的政策,要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涉及到这类问题是非当然要分清罗!但是有的是枝节的,不是主流的,如果把我们的会议完全纠缠在这个方面,就不好了。我们相信同志们要反映的问题很多,摆一个月也许摆不完,所以,我们摆问题也好,反映情况也好,还是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们想法还是向前看,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大发展了,发展到一个大好形势,发展到今年要争取全面的胜利这样一个阶段,发展到全国出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潮流,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要老是跟不上形势罗!主席在指示上说形势大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罗!比如,今天晚上,我皮包里有甘肃的材料,甘肃马上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甚至他们连到北京来汇报都不需要了,另外一个是河南筹委会小组昨天说要来汇报,因为我们时间倒不过来,天天开会,没有机会谈,前天他们就要来汇报,准备春节前成立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不仅是这样,你们听到说了嘛,我们伟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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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毛主席现在准备要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了,各地都在整顿建立党的组织了,是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候了。反转来讲,你们江苏省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比较早的,首先是南京,匡亚明就是在前年六月揪出来的嘛!你们那里很早,但是现在你们江苏什么时候才成立革命委员会呀?你们勤务组的同志(指两派勤务组)什么时候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代表答: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私批修,争取早日搞好大联合,保证早些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呀!那都是好话罗!究竞什么时候成立,你们联委也想过吗?(有的代表答:我们争取在春节前联合起来。)联合起来,那革命委员会还不行嘛!上海要搞一周年纪念了啊!因此,同志们要赶快的赶上去,以前的问题应该向前看,再不要以前的派性,不前进者是进步很慢,那就落后于形势了。这是第三问题。反映情况,反映问题,我们采取很大的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不要紧,要从原则出发,从向前看出发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不论部队的,地方的也好,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大联合。假如整个过程是斗私批修的过程,自我批评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一个促进大联合的过程。你们是代表罗,希望你们能够在北京对江苏特别是对镇江革命大联合有所促进,并得出具体结果来,象各省一样,最好能够统一思想,达成一个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要停止武斗,要收枪,要保障交通运输通畅。希望你们两派凡是能够统一的逐步的达成协议。你们两派过去有没有协议?(有的代表说:过去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上月底我们四次邀请对方,对方一直没有表示态度。)同志们,你们这个态度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法就是派性的方法,我出个通知你们不同意,责任就在你,这是不行的,这是派性的方法。而应先商量好你们头头先协商好,然后再去做群众的工作。你们先写几条,要人家表示赞成不赞成,那是容易的,但是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先通过协商的方法,不要采取那个方法。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就一个一个地来解决,譬如停止武斗,你们赞成不赞成?(双方代表答:赞成。)中央有这个决定,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反对?收枪你们赞成不赞成?(双方代表答:赞成。)都赞成,但是不交个革命者应该言行一致。(有的代表说:我们从来没有抢枪。)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什么从来都没有啊
    最后就是要先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要实现大联合,就要先解决当前存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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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问题,所以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来的人比较多罗,一句话,大家要把这次来当做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我们建议不是一派,而是联合起来进行学习,你们赞成不赞成联合起来办?(答:赞成。)
    我就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好象是老生常谈,大家都听过多少次了,但是,事情常常在很平凡的道理上忽略了。我也相信同志们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特别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江苏的驻军在江苏各地的部队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支柱。毛主席讲过了嘛,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嘛,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三者看起来,军队所起的作用很显著的,各地方的情况说明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地方军队思想一致遵循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地方革命大联合,群众革命团体的大联,就真正的得到成绩。哪个地方的军队内部不一致,派性反映到军队里去了,哪个地方就比较难以很快地联合起来。从你们江苏的问题,无论是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也好,你们回忆一下,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军队三支两军工作有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过去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想准备不够,情况不熟悉,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同广大指战员见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领导干部正确掌握了,就是他在一个问题上或一个时期里犯了错误,他会坚决改正错误的,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所以,我们的军队应该说是举世无双的。他们在工作中难免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个特点。所以,我希望你们省军区、镇江军分区的同志和人武部的同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彻底检査一下那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军队也沾上了派性,如果说有错误,坚决把它改正过来。我们很坦率地向同志们讲,江苏要实现大联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你们省军区,关键问题在这里,这一点希望你们很重视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中央请你们来这里呢!所以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活学活用,用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指示,彻底检査一下。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核心力量,统一了思想,支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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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显出来了。如果军队不统一,地方就很难统一。部队的同志也好,地方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好,经过学习,经过中央帮助,经过认真地斗私批修以后,会得到成果的,会完成你们的任务的,也不会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和期望的,也不会辜负广大群众对你们的要求和期望的。大家一致努力,把镇江,江苏问题来解决,促进大联合,使江苏省和镇江市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我们是有这个信心的,但这要靠你们努力了
    我就讲这些,先给你们交代一下,祝你们成功罗!(当康老等中央首长离开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欢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火线上,回想去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生死搏斗。在“一月革命,”风暴兴起的日子里,从杭州湾,到苏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直到蚌埠、徐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并肩,心连心,日日夜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整个长江两岸,歌声震天,红旗如画,到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战友们,同志们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壮丽的战斗的日子,我们大家是多么高兴呵
    但是,一年来,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一月革命”的风暴胜利前
    进的时候,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内部一度出现了分裂现象,江苏、浙江、安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发生了“内战”。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到现在也还没有停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
    毛主席的教导,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不久以前,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
    派,同各地的战友们协同作战,揪出了一小撮专门干罪恶勾当的坏人。尽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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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迟了,这些坏人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示众,是一件大好事,它将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
    下面,我们举出一个小集团作例子,请大家看一看这是些什么货色。他
    们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是很有点“名气”的,曾经欺骗了一些人。但是一查,却原来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
    九四○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岀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岀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
    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向旧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进攻的时候,李顺之写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就肉麻地吹捧旧“上海市委是正确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严重考验的”,旧“上海市委与上海工人阶级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上海革命群众批判、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地说什么“这些负责同志政治上‘威风’固然‘扫地’,即肉体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是十分清楚的。
    在上海是这样,对江苏也是这样。镇江地委内有一个姓高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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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揪了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就派人到上海同李顺之、戚拯等人联系,要这批牛鬼蛇神为他“翻案”。李、戚等犯高兴极了,表示一定要为高某卖命。他们还运用黑话、代号,通过信件、电话和派出联络人员,往来频繁,交换情报,密谋策划。他们还写信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要张××同江苏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省委书记处成员陈×、包××取得联系,要陈、包“站出来领导”。张××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还到上海住了四十多天,李顺之、戚拯、胡汉等多次在密室中分析形势,研究反革命策略。当戚拯向张汇报了苏南地区情况以后,曾“请示”张,计划在秋收后把武进、江阴、丹阳、镇江等农村的群众组织“统一起来”,要张××回南京后报告“陈书记”,由“陈书记”加强“领导”。张××向戚拯查问了有关常州各个群众组织的情况,问戚拯:“手中有没有力量?”戚答:“有一部分,就是武器少。”张××当即决定“如果有力量,索性把‘××
    个革命群众组织)干掉它;没有力量,不要
    零零碎碎地搞。”戚犯就照张的“指示”办了,想方设法搞武器,在常州和沪宁线制造事端,使几个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武斗。他们几个人还狂妄地做出计划,要先控制沪宁沿线的城市和乡村,占领苏南,进而控制上海和浙江他们在苏南一些县市“串连”了许多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鼓励他们“站出来造反”,为自己翻案,“千万不要等待”。请看,他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得多么紧呵!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中有哪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味?说他们是一小撮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不是更切合实际吗?((1)(2))那末,他们为什么要打着“造反”的旗号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旧上海市委终于被无阶级革命派推翻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也终于完蛋了。原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李顺之、戚拯一伙亡命之徒,感到这样做不行了,太露骨了。于是,内心怀着一股反革命的“怒火”,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也打起“造反”的旗号来,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来了。他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搞孙悟空的“挖心战”来了
    李、戚之流不只是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知道,上海
    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大家公认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在上海造无产阶级的反,就不能不造“工总司”的反。李顺之、戚拯之流是懂得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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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造“工总司”的反,也不大容易。他们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发现了“工总司”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私心很重,就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派性,要他们另拉山头,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但是,上海的工人同志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上海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一小撮坏人的阴谋破产了。
    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这一伙政治骗子,在苏南釆用的手法,更加卑鄙可耻。他们竞敢冒充和
    盜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和“顾问”等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就是靠这套,在沪宁线上的常州、无锡、镇江、冮阴等地,骗取了一部分群众的信任,有的当上这个组织的“参谋”,有的担任那个组织的“顾问”,有的充任“总指挥”,有的甚至同时操纵了两派革命组织。在常州,他们曾经冒充“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支持”某个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不久,又“支持”同这个组织对立的另外一些组织去夺旧常州市委的权。他们就是用这一套手法,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极力煽动某些人的派性,制造大分裂,挑动大武斗,阴谋用这个革命组织去攻打另一个革命组织,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好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计划。沪宁线上和苏南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同这伙反革命分子是密切相关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常州发生严重武斗,戚拯就守在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的铁路专线电话机旁三天三夜,进行“遥控指挥”,并且多次召集同伙在上海开会拟定“作战”方案。一九六七年九月,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时,戚拯又通宵达日地守在镇江火车站的专线电话机旁,对着地图进行指挥。戚拯一面和守候在上海某单位的李顺之、胡汉等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同来自常州的他的同伙召开紧急会议,想方设法搞到武器,派出“增援部队”,并且在镇江成立后勤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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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拨离间,加深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挑动两派继续武斗。
    这伙坏蛋,挑动武斗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他们唯恐两派打不起来,唯
    恐群众不上他们的当,竞自煽动“先放第一枪”,煽动不要“单纯的军事防御”。李顺之在给常州一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信中说:“这样的武斗,用不着怕犯先放第一枪’的错误。”“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应当进攻,可以进攻了。”这伙坏蛋就是这样煽动群众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开枪!
    他们还唯恐群众组织不听他们的指挥,就利用各种关系去建立自己能够
    直接使用的武装。李顺之在××就直接控制一个有数十支枪的“武卫连”。他还起草了一个反革命活动计划,提出要“武装一批农村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配备机枪一挺,步枪一二十支。……另外再抽调若干连机动活动。”
    切反动势力,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
    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为绝对劣势。李顺之、戚拯这批狐群狗党,当他们在苏南某些城乡和上海一些革命力量薄弱地区招摇撞骗,一吋蒙蔽了一些亼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啊!他们在给江苏省××厅副厅长、叛徒张××的一封信中,情不自棼地道岀了他们反革命的喜悦:“京(指南京)沪沿线可以说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他们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现出了牛鬼蛇神的原形,被革命群众清査出来了。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李顺之、戚拯这么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全部罪行,上
    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就是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发人猛醒吗?毛主席早就指岀:“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现在应当是擦亮眼睛的时候了。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有些地方两个革
    命群众组织不能联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出现武斗,发生流血冲突?当有人煽动我们伸出拳头打自己阶级弟兄的时候,应该多想一下,究竞为什么要打?这是谁的主意?他是个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象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只有一小撮。看不到有坏人,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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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认为坏人多得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决不能因为这类坏人的黑手曾经插进某些群众组织,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组织统统列入坏组织。
    要知道,李顺之、戚拯之类的坏人,是一伙反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今
    天可以支持这个组织,明天又可以反对这个组织。他们所以支持或反对这个组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一旦他们实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计划,他们是会对所有的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会上他们的当呢?原因可以找到好多条,但是,应当坦率地说,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毒蛇,就是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
    把利用革命造反派中某些人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的影响当作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特别是当着阶级敌人末日来临,一切镇压、欺骗手段失灵以后,他们象抓住稻草一样,拚命地利用我们革命队伍里面某些人的私心,恶毒地灌输派性。你要搞实力,拉队伍,树山头嘛,他就竭力为你发展人马,扩展山头,骗得你的信任。李顺之、戚拯之流,就是化装成“老造反”的毒蛇,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住了某些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讲他们是怎样利用某些人的派性的。因为我们写这篇
    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举出这个小集团所干的罪恶勾当,向我们的某些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的战友们敲敲警钟。我们衷心地希望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仔细地回顾下战斗的历史,为什么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忽然对立起来了呢?难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千条万条理由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闹分裂吗?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分裂了呢?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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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1968.01.26;中发[68]18号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贝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李作鹏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祝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总理:你们还对立吗?
    (有人答:我们联合了;有人答:现在已合成一个代表团了。)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今天开会,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都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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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看你们了。毛主席很关心南京和江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也听到在十月份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从上海谈起,一直到北京。姚文元同志就是亲自听到主席最新指示的,……江苏离上海那么近,张春桥同志和娂文元同志去过南京一次,作了推动,今天总算有了良好的开端。
    康老:南京到上海只有五,六个小时的行程,就相差一年。姚文元:一个是大联合夺权,一个没有大联合夺权
    总理:一派夺权未夺好,就差在这里。现在江苏主要地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连镇江七个地区已达成协议,有的是大联合协议,有的是停止武斗协议,数目是相当可观,连交通方面的加在一起,共达成三十七个协议。这是大家认真研究的结果,所以有了良好的开端。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庆贺你们!(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冇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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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们要多说几句。野战部队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个新的任务。抗美援朝结束以后,部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己搞生产,群众工作比较生疏。介入“三支”“两军”以后,特别是在支援农业方面,广大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农村熟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显著,江苏也不例外。我手头一张生产表也证明了这一点,去年农业生产,在江苏也是丰产,征购方面虽然没有超额,但也接近完成,到月半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五,现在也可能完成了。这首先表现在劳动人民自己的努力。在座的有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的代表,他们是清楚的。这也说明学生虽然搞了一些宣传活动,但不同于其他地区搞农民进城,干扰生产比较少。所以整个江苏粮食,棉花生产都比较好,这要归功于解放军。去年支农化肥方面比较少些,春节以后就农忙,搞积肥,这方面要依靠解放军去发动,去动员。将来还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到农场去劳动。支工方面,部队主观愿望也是想支好的,但是常常因为两派斗争有些影响,比起上海来,江苏成绩就低了。现在两派已达成大联合协议(镇冮是制止武斗协议),要打掉派性,增强党性,首先就要表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工人阶级应在抓革命促生产上站在前头。江苏也是工业地区,南京有重要工业嘛!南大两派代表表示回校复课闹革命,搞大批判,斗批改,你们带了头,中央批了你们的协议,中央支持了你们,你们也应该这样做,这样使军队在支工方面就会做出更显著的成绩来,不然就妨碍支工工作。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如无锡吧,二十七军过去有错误,和地方派对立,现在也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表现很好。今天不仅王挺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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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而且把尤太忠军长也请来了,他在无锡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嘛!你们欢迎不欢迎?
    无锡代表同志答:欢迎。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是呀,你们小将们,前年我们林副主席就说了,红卫兵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要向解放军学习嘛!解放军是称得起你们学习的。他们确实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实行了“四不”,做到了“四不”,就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就感动了,群众的团结就促进了联合。他们就是从群众中来的嘛!只是比你们年纪大一点,我们解放军是从劳动人民中来的,也要向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群众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学习革命小将的革命朝气。这样互相学就更团结了,标准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加强团结。不但无锡的二十七军,南京的六十军工作开展的也很好,对推动南京的大联合有成绩,六十军在支左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们在滁州也有很大推动。所以我们也把六十军的朱军长请到会了。(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朱军长带领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这两个军对江苏“三支”“两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十二军在安徽担负“三支”“两军”工作,所以在江苏这两个军很重要,中央正在划分他们“三支”“两军”地区和任务。同时,江苏省军区正在开会,学习,检查工作,回去还要继续学习,检查,因为省军区跟地方关系更密切,分区,人武部也有一部分同志在这里学习。有一部分在这里学习,有一部分要回去学习,都到北京来学习,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还要和群众在一起学习,江苏革命派,军队,干部,联合在一起学习,办学习班,光在北京办学习班还不够,在南京、镇江,在各个地区都要办学习班。学习中,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多讲自己的缺点,少讲别人的缺点,求大同存小异。这样,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和团结。学习好了,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同样要参加支左”任务。有这样的例子,河南、湖北两个省,凡是到北京来学习的,回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精神,原则性更强了,群众也欢迎。如在原来的地方不合适的也可以调换,江西就是这样。经过训练,互相调换,群众也欢迎。临川(就是抚州)发生了武斗……,军分区,独立营训练好以后,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群众列队欢迎,部队也受到鼓舞。这个情形在河南,湖北也有。我们相信江苏也是会搞得很好的,因为解放军勇于学习,按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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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主席的教导,是会有进步的。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江苏的北边连云港就是这样,现在连云港我们委托山东管。凡是犯错误的都在军内检讨解决。冇的同志错误很深如从去年以来就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我们屡教,他就是不改,我们要点他一下名点谁的名?就是杜方平。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康老下面还要讲的。他的派性很强影响了地方,影响了武斗。所以我们对个别同志有严重错误的要点名,这是经过我们中央文革讨论的,应该点一下名
    总理宣读了中央批示的第二段后说:这一段刚才也都说了,我希望军区也好,省军区,分区,人武部也好,两个野战部队,独立团,营也好,都要按照中央的批示,支左不支派。今天报纸上有篇社论(指《解放军报》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没有来得及学习吧,还要继续学习。今天的形势,比去年不同。那个时候,走资派组织一些保护自己的官办组织,赤卫队,黑字兵那一些组织,到了军队“三支”“两军”以后,都纷纷垮了嘛!拿南京来说,“
    事件一打,都打垮了嘛!曾邦元同志不是亲自参加这个战斗的吗?都打垮了嘛那些跟走资派走的是少数,多数的是受蒙蔽的,军队一介入,就垮了。以后分裂为两派,一般来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不同,但,有的受压制多一点,有的革命造反精神旺一点,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差一点,有的造反早一点,有的造反晚点,但是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去年军队支左以后,很长时期还说革与保是不恰当的。当然个别地方也有,那是武汉“百万雄师”,陈再道组织起来保他的,号称百万,其实不到一百万,我们去看过,没有那么多。以后一犯错误,不就瓦解了嘛!广大群众在基层,在工厂,在学校,不就反戈一击有功了嘛!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欢迎,还要和他们联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夺走资派的权,工人阶级带了头,姚文元同志有这个经验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仝国,高举了夺走资派的权的大旗。上海工人阶级夺权,有过准备阶段,
    十一月份起被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组织的赤卫队压制,他们自己造反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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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多天,就有一百万工人。南京本来也有这个形势,南京日期也差不多的,都是在十一月份左右,而且南京工人成立组织在先,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我要提一下许家屯同志,他提出来,我们同意了,他给你们传达了。本来上海夺了权,全国都在学习,南京应该学习。都在一月份这个时候,什么“一·二六”呀
    七”呀!还有什么“
    九”呀!要是象上海那样,就成功了。我们
    总结了经验,除了上海以外,第一次夺权几乎都没有成功的,一派夺权,排斥另派,你就不能成功。什么大方向对,我讲了南昌起义的事,不要再说了吧。大多数在外边,你夺权就不成功嘛!你现在还来纪念“
    六”,就没有必要罗。
    因为你纪念“一·二六”就把军管否定了嘛!军管是中央批准的。夺走资派的权,这一点上没有错,但不成熟嘛!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所以还要军管阶段。军管就是要促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革命派联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促进革命的
    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夺权成功,在南京夺权没有成功,一派夺权,另一派反对,夺权的是好派,当然没有参加夺权的要说好个屁罗!这是我们江苏的土话。有的说的文雅一点,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这在江、浙、皖三省都是这样,到现在安徽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有很好解决,要从反面取得教训。军队要做如这方面工作,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应提倡革命的大联合。过去没有做好这方面工作,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没有在去年四、五月份以后分清形势,去年四、五月份以后,很明显,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对立了,我们就提出了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当时上海《文汇报》写了社论,有许多地方没有认识有的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不但革命小将没有认识,工人认识的也不多,我们军队也没有认识,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这不是党性,而是发展派性。那时两派已不是革与保的斗争,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本来应该教育群众,向前看,大联合。毛主席说应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嘛!有的却不是这样,长期摆脱不了派性影响,不仅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也影响群众。有的攴持一派后来又反过来,支持另一派,压这一派,这就引起夺枪,搞武斗。走资派利用派性,还有特务内奸挑拨离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派性斗争发展了,形成武装斗争。这是部队没有超脱,特别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错误更多一些。
    你们到这里四个多月了,通过学习,推动了大联合,消除派性。派性有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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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江苏的派性根子,从群众组织来说,是南大。南大造反早,是一面造反红旗,斗匡亚明嘛!全国四个大学,康老已讲过,就是北大、南大、郑州大学、西安交大。南大夺权以后,把自己的战友分成两派,斗了很久。去年十二月底,中央呼吁你们总算联合起来了。中央专门对这个协议写了个批示,鼓励了你们。南大的联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脱钩,不干涉工人运动。南京的产业工人不少嘛!数目相当大,总是比大学生多嘛!工人要站到前头来。尽管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但在夺权时主力军是工人、贫下中农。学生要与工农结合,权才能夺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青年是先锋嘛!但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要同工农结合的,要向工农群众学习,逐步掌握毛泽东思想。错误是难免的,知错就要改。现在我再要求点,南大既然联合了,就要带头,不要干涉工人运动。南京三方面的工人“大联筹”小组在五台山召开大会,落实大联合,这个很好嘛!军队也去了。“大联筹”讲了话,讲话时,就冲杀出来一股什么“捍联”,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中央不承认嘛!这里没有代表嘛!现在大联合了,据说是九月份以后才搞起来的嘛!那个时候毛主席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毛主席发出这个号召以后,还要拉队伍,树山头。解放战争的时候,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平山头。你在解放战争以后,还要再拉山头,就不对了,时代不同了,现在抵制山头嘛!毛主席拿这样精辟的语言来提醒我们,这样子再出来个山头就不能统一,不对头嘛!而且会议开得很好,你冲杀岀来,还跳到主席台上去,这不是捍卫大联合,是破坏联合的
    康老:是破联。
    总理:是呀,不是“捍联”,是破联了。这里总有人在后面捣鬼,我今天不想点名了,总是有人嘛!南京一年的运动,我虽然记不清楚,但几件大事还记得的。你们小将们既然搞了“大联筹”,就要支持“大联筹”,爱扩“大联筹这样,军队就站在支左不支派的立场,凡是不赞成大联合的,解放军就不支持,对破联就更不支持,这要肯定。南京应该向上海工人学习嘛!上海工人是先驱,是老大哥。军队要把内部的派性消除,要支左不支派,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你们达成的办议的就支持。符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符合的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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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不管他是那个组织都不支持。革命群众不可能没有错误,今天可能有这样的错误,明天可能有那样的错误。人数多的组织容易犯错误,人数少的就比较谨慎人数多的组织高姿态,人数少的就不争了。南大“八·二七”采取的态度就比较好嘛!所以就联合了嘛!总之,要力求少犯错误,解放军要帮助你们。现在复课闹革命,搞大批判。你们不是要求把江渭清要回去批判吗?你们总要先把大联合搞好嘛!联合起来再批判,不然你拖过来,他拖过去,拖来拖去不好办。搞文斗,不要搞武斗,把他的错误批透。这样,我们才同意把他送回去。这个批判,一定要把联合搞好了才行。还要大批判,批判刘,邓,陶。你们南大不是还有匡亚明吗?就要好好地批斗嘛!要批还要改嘛!南京这么多大专院校,怎么改法,要靠你们自己嘛!我们不能代替你们,就是靠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去改嘛!
    康老: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南大的教育改革搞得很好的,革命的气氛很浓
    总理:你们自己讨论,你们提出创造性的意见来
    康老:文化大革命以来怎么样?过去你们学校地质系好象很有成绩,发现地质结构的理论,这是教育改革的成果了
    总理:五七年改革了一些,成绩是有的,以后,没有继续下去,受了刘、邓黑线的干扰。南大做出成绩来,对全国有好处
    总理:读完第二段最后一部分时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队首先要学好,也要结合群众一起来进行,把毛主席最新指示很好的落实。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首先要学习。解放一批干部,也要通过学习。一个省总要有几个革命干部解放出来嘛!在学习班批判也首先要联合好,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不是以派性为标准,否则就统一不起来,你反对,他去保,就搞不下去,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江苏点名的不少了,江渭清已经点了,《文汇报》的文章又点了陈×,包××,你们是知道了,对象有得批判的嘛!一边批判,一边要解放一批干部。全省每个地区总要有一些干部参加三结合嘛!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干部,有革命群众,才能成立三结合的政权嘛!那里面是没有派性的,求大同存小异,大同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大同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同就是你们达成的协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就不要去计较了。比如镇江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协议,因为联委会抓了三代会两个人,联委会已经答应放,只是电话打不通,他们在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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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省军区要去做工作,省军区也是两派嘛!有接近联委会的嘛!把人送到三代会嘛!这是我出的主意。(有人插话:抓的是解放军,不是群众。)解放军更好办
    联委会答应放,解放军愿意去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嘛!为了这个事就迟迟不签字,如果达成了协议,他还不放人,联委会就输理了嘛!那就输了一分嘛还有不成熟的,就等一等嘛
    还有苏州、南通这两个地区不肯签字,就是对苏革会,南通革筹会承认不承认,争论很久了。苏革会已经行施权力很久了,但面不够广,应该充实,扩大调整,使没有参加的参加进去。已经在革委会的,应该欢迎没有参加的人进来应高姿态允许给他们适当的数目。我听说有的愿意同等数目,这很好嘛!另起个名字没有必要。已经达成大联合协议,不必要推倒重来嘛!南通革筹会,对方反对,现在达成了协议,要扩大,还争论承认不承认,现在还是革筹会,答应同等数目,就解决了嘛!这在大原则上可以达成协议的,因为大家都说了嘛!问题要向前看。其他都达成协议了,就是一个名称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这个问题都要向前看,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只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很好去说服,去做工作,如果一时不通,就好好学习,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不要去一个承认,一个反对,数量增加了,就起了质的变化,就应满意了。就是要向前看嘛!所以,需要军队去说服教育,呼吁你们回到本地区去,都应加强学习,这样有利于江苏革命大联合。现在南京总的实现了大联合,签字了,有一方面还说姿态不高,不够满足,我看就已经了不起。如果把十条都实现了,就大大前进一步罗!要在实践中去考验。签了字,说了就要言行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革命小将不要搞小动作,成为两面派。在运动中有少数坏人钻进来,搞两面派,把革命小将带坏了。如明知是事实,因为是对方说的就说是造谣,这不是面对事实。还有当面说得好,回去不愿做,如主席说的,嘴上说文斗,桌下踢一脚,言行不一致,就不好罗!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学风而是刘少奇的黑“修养”。表面上很老实,实际上是背后搞假的。一年半以来对刘,邓,陶揭出了不少东西,有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去掉这种坏作风。有的偷听电话,中央的讲话不是仝面的传达,打电话,贴大字报,总是对自己有利的抓住几句话,搞几条,这就不好,不老实,不是毛主席提倡的作风嘛!要老老实实。我们内部的事,不能对敌人去讲,对我们自己的战友,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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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错误应该说出来嘛!我自己在南昌起义中的错误对冋志们讲了嘛!不要面对阶级弟兄,把阶级弟兄当敌人,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战友嘛!常州戚墅堰就是这样,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一定是背后有坏人挑动。姚文元同志很耽心,煤都运不去,上海是工业城市,很需要煤的嘛!当然,现在常州好了些,希望你们回去要好好的团结。总有坏人钻空子,挑动,如南大“八·二
    七”原来很相信高啸平,后来要他回统战部去检讨,他就不高兴了,过去把你们分成两派,现在又在你们内部制造分裂
    康老:现在他反对曾邦元罗
    总理:现在你们撇开他,他又挑拨罗!这种人他有个人企图,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要点出来。这两个人都叫“平”,一个是高啸平,一个是杜方平。
    康老:有的人自己叫“平”,实际上不公平。
    总理:有的人叫“平”,还是公平的。你们都要提高警惕。“八·二七”跟他划清界线,就要学“八·二七”,自己揪出来。开始不认识一个人是常有的事,辨别不清一个人,也是常有的事。通常情况下,辨别一个好人和坏人是容易的,在特殊情况下,识别一个人就不那么容易罗!有的表面上是拥护毛主席的,其实他们在背后搞鬼。如刘少奇、彭真,我们长期共事,他的许多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年轻受蒙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长期搞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査出来了嘛!另外一部分人,他是受蒙蔽。革命队伍里头有几个坏人,不要大惊小怪,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教导我们,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要革命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浪潮中,一切问题就睿易暴露出来,个别坏人一时可以蒙蔽我们,长期是不可能的。暴露了要本组织和他划清界线。另一派知道,发现材料,也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搞。就是按照毛主席说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对方发现坏人,对方是高兴的,也会感谢你们的。这是友好的,而不是攻击对方,贴大字报,这样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纸张。现在提倡节约闹革命嘛!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的话,不节约是个缺点。有的时候,开大会下帖子都是用套金的。所以节约闹革命这一条很重要。
    我们点了两个人的名,回去不要互相指责。你要指责,他要自卫,武斗就发生起来,搞这些东西不利于团结和联合。各方批评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江苏的革命大联合,有利于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看江苏在你们的努力下,一定有一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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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可以站岀来,现在军队有,革命群众有,就是要推荐一批地方干部,关键要解放几个负责干部,你们自己要共同商量,要靠你们的努力。现在无锡、南通、常州、扬州、苏州、镇江都有人米,有两个分区没有人来,一个是淮阴,一个是盐城,希望你们去转达,给他们一点好的印象,推动推动,但是不要去指挥人家,只能作帮助工作,真正的事要靠他们自己去做
    康老:淮阴有反革命组织,什么“中国劳动党”,什么“新共产党
    总理:江苏暗藏的反革命不会少,是国民党的首都嘛!留下的人不少,买办阶级影响很大,是资木主义发展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暗藏的反动组织活动,还有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还有党内个人野心家,这一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要眼明心亮,要提高警惕,部队内也有坏人。站出来的干部也要勇于揭发,明知道有人是叛徒,就应揭发嘛!这样就能坚决地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根孑挖掉。最近上海揭发的反革命集团,根子就在苏南嘛!这是报纸上登了的嘛!南京《新华日报》就要办这样的报纸。否则会把群众引到错误道路上去。
    姚文元:《新华日报》现在能不能岀啊?搞了两个报纸
    总理:那就是派报了,不能帮助群众。你们是先大联合的单位,同军管会起来帮助解决。军管会如何组织,我们要研究。南京要出个象样的报纸,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结合本地的情况,要有群众的言论。
    江苏究竟是中游,还是下游,看你们自己的努力。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已经有十二个省、市了,河南已经开会了,报纸上过两天就要发表。江苏十二个以前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河北、吉林、湖北、浙江、广东,这几个加上去,就是
    十七个省、市了。
    康老:新疆也快了,形势很好,你们江苏不能落在新疆的后面,第十八个了。姚文元:春风已到玉门关了,江南反而落后了总理:姚文元同志也是半个江苏人康老:春风也吹到你们紫金山嘛!
    总理:春风吹到紫金山好不好?(众答:好!)我就讲这些,请康老讲一讲康老: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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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些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话。这方面,毛主席语录告诉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许世友同志也应该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说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不仅是对许世友同志,对地方上的干部,对军队的干部,也要用这个方法罗!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大家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的来看。对许世友的造谣,是坏人别有用心的。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刚才周总理讲了,南京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很大成绩。我接触过十二军,他们在安徽支左很好,是支左不支派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我接触到六十军,六十军在滁州,六十军的政委在安徽支左工作一向很好的。
    十七军我们最近接触尤太忠同志,尤太忠同志在无锡的工作,也是很好的。虽然一个时期没有接触过,但对二十七军过去我是熟悉的,就是华东的九纵嘛!华东的九纵我过去是知道的,在山东打仗是很勇敢的,解放济南嘛!这样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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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犯了错误,懂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转过来的。如批示中说的,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是支农、支工方面也是做得很好。军区所属的三个军,十二军、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支左工作中,都做得很好。证明了我们伂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同志们要经常的想一想呀,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依靠谁呢?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三依靠:就是依靠你们群众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第二是依靠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解放军,你们能够进行这样史无前例的轰轰烈列的文化大革命吗?这一点要有坚定的信念!毛主席和党中央都依靠人民解放军,难道你们江苏各群众组织不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吗?第三是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一点,总理讲了,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就要解放一批干部嘛!文凤来同你们想过没有想过呀?你们能不能成立革委会或革筹小组?(文答:没有干部。)在省委书记里面有没有能够站出来的啊?排一排看。(文答:没有)我在这里不是指名,“瞎点”一下,不是暗示你们的,张仲良怎么样?许家屯怎么样?你们自己要议一下哟,革命筹备小组搞不搞得成?曾邦元同志,你们考虑怎么样?
    江青:省委委员也可以嘛!
    姚文元:省委委员,常委里面怎么样?(曾邦元、文凤来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总理:不要争了,联合审査嘛姚文元:去掉派性就好审查了。
    总理:对。(有的同志说,现在南京抓干部很多。)你们要说服他们不要抓康老:联合审查嘛!另一方面,要给人家机会,你站出来就挨打,谁敢站出来?(有的同志说:抓的人三方面讨论要放,联合起来审查,电话还没有打回去。)江青:今天晩上就打电话回去,三八作风嘛!不要拖拖拉拉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康老:要相信毛主席说的,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提出这一个不好,那一个不好,照这样说法,毛主席说的话就要倒过来了,绝大多数干部是不好的和比较不好的罗!(众笑。)现在你们懂得毛主席的话罗!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不解放干部,你们自己也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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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你们有派性,被坏人利用了。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了敌人嘛!《新安徽日报》是这样讲的。你们连个报纸都解放不出来!
    姚文元:你们那个电讯版不象话,我要批评一下,报道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可的消息都报不出,一共两版,连字都搞错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在你们那里听不到,这怎么行呀!应该办成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新华日报》。(有的同志说:就是杜方平搞的鬼。)杜方平以后不能再管《新华日报》了
    总理:杜方平也不能再搞军管会了!他犯了错误,一直不检讨,要中央点了名再检讨,好呀!现在点了名了,你应该检讨了!
    康老:干部解放不了,你们也解放不了。刚才总理点了两个人的名,你们P
    派有高啸平,去年春天来了,开始我也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哩,因为他报过公安部个案子,
    所以开始我对他有一点好感。同时,他说陈光不好,不久和陈光
    对面时,他又把这个话收回去了,我看出他不是好的,讲话靠不大住。他不但反对这一派,支持那一派,而且又反对张春桥同志,这是“八·二七”,“大联合总部”自己揭发的。他在大桥时说:华东局还没有垮,几个省没有一个书记站出来,有张春桥在,谁敢站出来?
    姚文元:完全是两面派。
    康老:最近上海揭发一个反革命案件,这个反革命分子从香港到上海,带着炸药和打倒张春桥的反动标语来的。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人很值得你们警惕。
    姚文元:他还写过《吴越春秋》,就是《海瑞罢官》那样的大毒草,是吧?(有人说:高啸平找不到了。总理:应该找回来。
    康老:“八·二七”这方面有责任把他找回来江青:“八·二七”自己搞
    康老;省级机关“八·二七”的一个同志是好的,周锡禄同志写信给我,他把高啸平的十大罪状揭露岀来。(有人说:我们“八·二七”战士有责任把自己内部的坏人揪出来。)
    总理: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这个态度是对的。
    康老:关于杜方平,在这里四个多月了,自己不检讨。现在我问一下杜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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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林杰有什么关系?(杜方平站起来答话)林杰是你的部下这个我知道。我们要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有什么关系?(杜又答话)
    江青:邢文举来了没有?(答:来了。)不管那个报社的,邢文举你对高啸平搞了几个月,我们上了你的当,你不是冷静地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且非常主观的,我们不包庇我们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记者,反正你的话不诚实,你留下来,你犯了什么性质错误,你自己检讨。
    总理:江青同志要求很严格,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岀去的人做错了事,要很好检讨。
    (杜方平又谈了一些情况)
    江青:你在这里不要算流水帐了,谈实质性的问题,你在这里是算流水帐,不谈实质性的问题,时间很宝贵不要拖我们的时间。你在这里多久了呀!还不很好检讨,这些事够你检讨的了。你有些什么关系,写一个检讨给我们,也向群众检讨
    (当杜方平说到四月份写过信给康老时。)
    康老:不是给我写的信,而是给林杰写的信。你是叫朱念州怎么样找林杰的?你不要装糊涂了,我这里有信,你叫林杰去找朱念州发生关系,插手江苏文化大革命,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另外,还有关于何朴的问题,何朴是科技大学的,冒充中央文革调查组,你同他勾勾搭搭干什么?何朴唯一的目的是去打倒许世友,你就是打倒许世友的黑后台!你是解放军,你却组织人把矛头对准我们解放军,你是什么解放军?!(杜方平起来辩解)
    江青:你不要解释了总理:你回去检讨吧!
    康老:好派要看清杜方平的假面目,他在北京与林杰勾结,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军区,反对许世友同志,搞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两派不能大联合,同杜方平有关。希望红总方面眼睛要擦亮,警惕性提髙起来。去掉了派性,眼睛就发亮了有了派性就看不见坏人,如果不去掉派性,就没有阶级观点,就没有革命的观点。总理讲了南京不能大联合,后头有黑手,南京有,北京也有。这一点省军区有些同志要特别警惕,何朴就利用了你们。我想在中央的批示下,迅速实现大联合,迅速实现三结合,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面落实,把南京和江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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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现在几个地方联合了,南京三大派联合了。因此,现在应该看到,春风已经吹到紫金山了。希望春风沿着长江吹遍江苏各地吧
    总理:我们要感谢康老的希望。(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康老:还有一个问题,总理说了,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青年人要警惕这个事情。最近我们编毛主席著作,看到这么一个文件,一九五○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当时对华北革大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批示,这种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清査反革命分子是很有用的。我们自己言行不一致,会被敌人利用。刚才我们总理讲,点名了,不要这一方面攻那一方面,那一方面攻这方面。我们点了杜方平,你们“八·二七”如果去攻击“红总”,那么,那方攻击你们方面还有高啸平呐,这样就攻打起来噢!北大出了陆平,南大出了匡亚明,南京大学是不是要到北京大学揪小陆平肃清流毒啊!北京大学是不是要到南京大学揪小匡亚明肃清流毒啊!群众和坏人要严格分开,你们两派都有坏人嘛!我们党还出了一个刘少奇呐,中国共产党光荣、正确、伟大就动摇了吗?还出了彭、陆、罗、杨呐,我们中国共产党还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党。你们江苏还出了江渭清,不能说你们每个江苏的人都是个小江渭清!那怎么行啊?所以总理今天交待这个事情很重要。你们今天晚上赶快打电话,把抓的人都放出来。江青:中国这么大,还怕跑掉了?跑掉了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跑掉两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总理:高啸平也总会找出来的嘛!
    (当有人要杜方平对他的假党员表态时。)总理:材料都在这里了。
    江青:都看到了。今天先谈他关于大联合方面的派性,有些问题,你们回去再搞。
    (当杜方平又起来辩解时。)
    总理:你坐下来,反正你明天还不走嘛,你要好好地想一想康老:信以后再给你看(总理请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总理、康老都讲过了我没有了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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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好,总理、康老讲的很多,我对南京了解一点,但是很长时间没去了解,很对不起同志们。现在情况有些缓和了,同志们在北京
    四个多月,走的时候我们欢送,再来,我们也欢迎。
    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总理、康老讲了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各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都不要到对方去揪坏人,要不就影响团结,最好是自己揪自己组织里头的坏人。你们大联合了,没有空子钻了,他们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南京这个城市我向来没有好感,蒋介石统治多年,渣滓很多,那是个渣滓城。解放初期,我到农村调査,路过南京,柯庆施同志当时在那里做工作,现在我们悼念柯庆施同志!那时柯庆施同志说: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工业,都是些渣滓。经过十几年了,南京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我觉得可爱了,要爱护自己的成就。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一个不是生产的城市,改造成一个工业城市。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仅仅经过十几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那要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最不讲究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最强调党性,不容易摇摆,忽左忽右。南京有多少产业工人啊?(有人答:三十多万。)很了不起了,完全可以左右形势了。上海一百多万嘛!当然,这不否认青年人的先锋作用,闯将作用。但工人阶级不动摇,联合的好,团结的好,你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就会很快地实现。今天,我就感到很大不同这样,你们就会心明眼亮,顾大局了。江苏是一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省份,而且有革命传统,工业也很发达,有上海这样一个中央的直辖市可以做你们的榜样闹得这样久,每一个人应该想一想,这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这一点我想提醒同志们。当然,同志们有很多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研究。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Ⅹ,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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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是三大派真正的联合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没有理由不联合嘛!就是后头有人在那里挑唆嘛!台前幕后的,这只有自己组织更清楚。要相信另外一个组织里的革命同志是自己的战友,不要把自己组织抱成一团,那就是派性了。今天好多同志都讲了,只要你们真正的实现大联合,对好多地区有影响嘛!江苏海岸线很长,是相当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不要只记自己的功,要记别人的功。如许世友同志的功,我是记了的。他这个揭发很重要,有材料寄来。这个事你们不知道,光想到他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是不对的。我跟许世友同志没有私交,但是这是普遍的原则,对别人要多讲长处,对自己要多讲缺点,这是毛主席号召的“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革命群众要很好的想一想,没有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而且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有没有这样大的民主啊?(众答:没有!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队如果没有看到这样好的群众,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呀?!总理,康老才说了你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也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本事,就从群众那里来,听一点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我们没有一点本事,说错了话,你们可以批判,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但要讲理,不要动起拳头来了。不要上面讲道理,下面踢一脚。我们也总结经验,你们也要总结一点经验。这样,军民团结,上下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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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革命大联合,坏人臧不住。如果尽搞派性,坏人就钻你们的空子。如果你们不搞大联合,坏人就钻你们的空子。江苏这样一个大的省份,在我们国家占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老是纠缠不清。这一次,听说有三十七个协议。我希望你们不要学蒋介石,达成协议第二天就撕毁了。要学毛主席,要学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刚才,这个女同志说,电话没有打回去,应该今天晚上打回去,不要拖拖拉拉。
    当然我了解情况很少,过去过问了一下,后来又很少管了,不如总理、康老姚文元同志了解的多,我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希望你们那里春风多一点,早些。结果你们那里刮西北风。
    姚文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后来居上
    江青:你们在北京四个月了,总算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搞三结合很有希望,这是很好的。已经开步走了,我们祝贺你们,并向同志们学习!你们想把问题搞清楚,生怕我们国家出坏人,变颜色,这是很可贵的。也要向军队学习,军队是很耐心的,应该回去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浮在面上。这是我个人对同志们的希望,同志们觉得不对,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我都不怕
    (工人代表表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心。)
    总理:江苏,南京的工人阶级应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迅速联合起来,带头推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达成的三十七个协议,中央不一一的批了,中央对南大的批示,同样适用于你们。这些协议,中央、中央文革表示同意,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在实践中来证明你们是紧跟毛主席走的,把江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主席对江苏问题很关怀,前天在接见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前,我向主席报告江苏,南京等各派达成大联合协议的情况,主席听了很高兴,说:江苏又前进了。这说明主席对江苏多么关心啊!(众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协议签订了,希望你们真正的执行协议,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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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
    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
    取消,打倒派性
    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文元等中央首长离开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送,一次又一次高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贺电
    江苏省军管会转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热烈祝贺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是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
    目前,南京和江苏省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仝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加强军民团结,高度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相信,在南京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后,南京地区的工人阶级将进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早日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希望南京地区的工人阶级在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起带头作用,继续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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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功。
    国务院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许世友在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间:上午,地点:华东饭店。参加会议首长:周冠五、吴大胜、杨新亚王军长。参加者: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共15人。〗吴大胜:许司令员要大家来座谈一下,有什么谈什么许世友:大家随便谈。
    (由工人大联委、南大、省级机关、江苏东方红先后作了汇报,都以自我批评为主。)
    许世友:今天大家谈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用脑考虑问题。不像过去没有敢把大家放在一起,大家都虚心了。自从上次和大家见面后,我就没有管过事。杜方平、高小平是坏蛋,是黑手就应该斗,一切责任要向黑手,是他们在搞鬼的。同志们对以后想了很多,怎么办?这些意见都很好,成立革委会要很好学习上海,特别是报纸,《文汇报》跟中央跟得很紧,我只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只发了30万份,《文汇报》发了60万份还不够。江苏南京的问题要搞好,关键在头头,你们说要搞好就搞好了,你们说要搞坏就搞坏了。抓黑手、抓坏人一定要自己搞自己的,自己清理自己的组织,否则就要乱。上海的经验你们要很好的学习,我们虽然比上海推迟了一年,但也有好处,经验教训要多一些。红总方面受了杜方平的骗,八·二七就没有受高啸平的骗吗?现在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军管会要硬一些,对一些坏人、杀人的、破坏的、强奸妇女的,该抓则抓,该捉则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复,因为你们的联合就是敌人的完蛋,敌人是不甘心的,干部问题应该联系调査,这样好,干部解放要联合解放,坏人也要联合审查,现在干部要照顾到整体,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应该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山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否则你们的山头下子也搞不好,红军也有山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一定要照顾到大局
    对南京的问题我一直不管,生病去了,今天我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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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很好,你们派性少了就好了,群众是要跟毛主席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群众就会把你们抛掉,你们不能掉在群众后面,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曾邦元同志反映现在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什么骄傲,现在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抛掉,有派性,组织上联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联合。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一定要打倒,它是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一切他自己说了算
    上海把坏人拉岀来,挂牌子,戴髙帽子进行斗。这些人你不打击他,他就打击你。你们这些头头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有人暗杀你们的。军管会要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在组织上要抓好干部,对杜方平、高啉平的斗争,还是联合起来斗,这样比单独起来搞好,斗坏人不能联合还能联合起来组织政府吗?杜方平是前线指挥官,他与林杰有关系,杜方平后面还有杜方平。你们八·二七没有上高啸平的当吗?我看是上过当的。你们在北京四个月,我去过一个月,是住在主席那里,你们见不着。你们关心我的身体,老是自然发展规律。我今天讲的可能是主观主义,过去打,现在不打就算了吗?你们犯了一点错误,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吗?我们犯的错误比你们多
    吴大胜:同志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军管会革委会要好好研究,许司令员给我们提了不少意见,工作作得不好,今后改,过去我也犯了不少错误,今后一定在同志们的监督下,来搞好工作,今天我向同志们提一个问题,对不对同志们商量。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对办学习班、革命大联合的很少,对杜、高、陈、包、张揭发也很少,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坏人可以揭发呢?新的气氛看到不突出,这个问题同志们要重视,要宣扬一些积极因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联合)。对坏人坏事要强调自己揭发自己,要自己纯洁自己的队伍。对坏人应该揭发,特别是一些黑手,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对主席指示要不折不扣,你们对不符合主席和中央指示的做法,你们去抓过没有,现在有的组织好象没有什么劲道,有不同意见可以组织辫论,但不要带派性,讲团结讲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
    王治平夫妇都是坏蛋,老婆是特务。(根据传达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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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三月,许家屯《向毛主席请罪》最高指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千部。今
    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那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白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
    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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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
    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
    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芑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
    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
    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
    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暴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奷,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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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岀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师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况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
    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
    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
    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亳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
    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
    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冧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竞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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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敌军团加
    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袱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
    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
    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査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
    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
    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我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团五里槐打日木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当团三营指导员。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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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壁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
    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
    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査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
    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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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我却据为已有,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并夸大事实,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
    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装,制造分裂。后来,我还借口汤沟事件,向张产报告,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仍然夸大枪支数字,并把对孙明旭,于耀海等人的意见,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骗取荣誉。在个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又不顾大局,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关于汤构被俘问题。三九年夏,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代表八路军三团
    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回到沭阳县的汤构镇。当天上午,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下午,我到汤构小学去看陈飞,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顾逸萍才告诉我,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孙若溪,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听到外面枪响,接着有人来报告,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便关上大门,相持一、小时,门被冲开,就这样,我和在学校里的人,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已夜间十二时左右,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
    个斗蓬,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周发乾来学校,把俘虏排在操场上,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把孙若溪认出来,带岀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又关回教室。上午,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有一穿便衣的人,查问姓名,带走一些人。当时,也询问了我,我回答姓许,他问我那里人,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这人又来了,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只得跟他岀去。走到汤沟镇外,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我住在那里一夜,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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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
    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愚、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她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岀来的。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
    飞后,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岀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关于枪决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
    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
    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
    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
    妺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妺妺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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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那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苫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岀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时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使带他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莲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他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警抵偿的。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
    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
    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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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检査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
    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
    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卖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
    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累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
    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仼组织投降的大汉奷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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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
    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
    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
    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完仝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木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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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木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莫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
    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鞍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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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
    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口放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
    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白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
    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木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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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
    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
    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
    大搞形“左”实右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
    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苫,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冶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青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岀,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和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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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最后让我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向毛主席请罪(下)
    农村社教运动中,刘少奇亲来江苏,攻击、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
    条,第一期社教运动,执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运动路线。我和江(江渭清)陈(陈光)一道,紧紧跟随。为了照顾江、陈王朝的修正主义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刘少奇,我不去邗江蹲点,而改去涟水,做了泡制刘少奇黑样板高沟事件的主凶,打击一大片的刽子手。当时,我对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后十条是前十条的发展,对两者做了对比之后,我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使我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所谓差别。我胡说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说明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整了,而后十条抓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核心。这是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已经过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核心,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刘少奇的两面政权,两面党的胡说。我当时唯恐犯右倾错误,戴右倾帽子,怕发现不了所谓问题,也就是说,找不到农村已经变成一团漆黑的材料。在这样反动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沟公社分团推广对所谓犯四不清干部的反动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组织上搞垮,在经济上搞光同样,我在李集,在整个涟水社教运动中,在对农村形势估计方面,在对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性质方面,在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方面,在夺权方面,在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在对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创造地推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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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沟的黑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发言基础,我和他一样,发言唯恐“左”得不够,不合刘少奇的反动口味,在大会上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后,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纠偏”,根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场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旧省委的常委会上,我发言时透露了我的这个思想,立即遭到刘少奇派来江苏蹲点,督战的些中央部长的非议,我感到自己可能说错了,闯了祸。江渭清做总结时,明确肯定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这期社教运动“成绩是基本的”,不是“纠偏”,胡说二十三条是双十条的继续和发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强,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么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问题,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调,从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继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不可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能抓无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抓农业期间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同样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
    我不管文教工作,却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个人爱好为名,插
    于文化界,频频放毒,传播、散发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毒素、传播、散发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贩来的黑话黑货。整风反右伟大斗争前,我对全省戏剧界鼓吹抹杀阶级内容的所谓放,攻击、污蔑戏改是否定什么遗产,是虚无主义,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出笼,鼓励他们向党进攻。六二年,我指使新华日报还要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提出什么学习旧大公报骂大帮忙的反动策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纸上所谓“出出气”等等。篡改党报的大方向,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的反党阵地,供给资产阶级以反党工具,这是我在对形势一团漆黑的估计下,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罪行。三年困难期间我支持了不少坏戏,反动戏剧;特别严重的,是我组织,支持了歌剧“河伯娶妇”大毒草的改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反动思想的支配,加上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使我在审稿时,产生反动的共鸣,不可能发觉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给以很大的支持,罪责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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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封、资、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艺术出笼鸣锣开道的。在帮助制造反理论上,我同样起了封、资、修在党内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称大,以青年导师自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
    名利观腐蚀青年一代,鼓吹什么志气,理想,鼓吹什么成名成家,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什么劳动锻炼得好,可以当省、地、县、公社千部等等;鼓吹什么红不易,专亦难,用折衷主义手法,传播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等等;都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对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已专勹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是物质挂帅,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宣扬劳动做官论。我还在实际上积极为此树立典型,我积极地宣传过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掺进修正主义的毒素,加以夸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间接建议下,旧省委提拔了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公社、县、地委担任领导职务,杨培刈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前次在大会上的控诉,就是对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诉。在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制造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干部路线,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的
    在江、陈王朝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上
    我的罪行同样是极为严重的。整风反右伟大斗争中,我忠实地推行了江渭清保护所谓高级干部的,不让他们放毒的包庇方针。他包庇陈立平的黑指示,我是传达者和执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划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谋,也是我的愿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为汪海粟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和我感情较好,包庇右派文人叶志诚,不划右派,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怜惜他是所谓文人才子,便不问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黄云祥、莫珊等,也还是因为他们多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是老熟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还包庇了顾复生等。江、陈之流包庇了大批坏人,大搞招降纳叛,还自吹执行政策是什么稳,我是衷心拥护的,而且,在不少这样反动的决定中,我是投了粟的,是有共谋罪责的。我和江、陈之流从一个共同的反动立场出发,维护这个所谓稳,稳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捂住了江、陈王朝的阶级斗争盖子,保了江、陈,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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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们的党羽,自然,也保护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护,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组织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增砖添瓦的
    特别严重的,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
    滔天罪行,这也是我犯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总根子之一。我长期眨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思想、方法,而且胡说:不可能每一桩事都在毛主席著作上找到解释。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英明指示的。我还不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胡说什么学习中央文件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光学毛主席著作,不学党的方针政策,会变成考古学家。这些胡言乱语,是攻击、污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已经过时,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反动思想,反映在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认识上,我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认为这样提是什么不留余地,把马列主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胡说什么学毛主席著作,不抓阶级斗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等等,都是无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伟大教导的。我的这些反动谬论,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农村社教运动中,解放军同志运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
    想,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这个经验,英明指出,社教运动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可是,我跟着江、陈一道,反对、抵制、攻击老
    三篇不能解决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胡说只能做好人好事,这不仅是贬低伟大光辉的老三篇,主要还是反对社教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我这个时期,还放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要防止什么“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简单化”等等,都是一样的反动动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众热爱毛主席,创造了在放电影前请示,唱语录歌等革命新风尚,我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出发,还加以反对、污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交待,检査的这些主要罪行,说明我十多年来在江苏的实践,是刘
    少奇在江苏黑店里的一个忠实黑伙计,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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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十多年来,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个旧社会的维护者,新社会建设的阻力。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这十多年来伟大的两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的角色。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我的主观意志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我应该鼓足勇气,正视自己这个严酷的历史,正视这个惨痛的历史;正确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继续站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一边,继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严重的较量,直到旧省委的垮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值得庆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开始。
    运动开始,我以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
    分管的业务,对运动漠不关心。四月,彭、罗、陆、扬反党集团揭发出来以后,震动很大,想不到这些人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谓接受教训,夹起尾巴来做人,转移目标,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指示,幻想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明哲保身。伟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确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为就是指的彭真,罗瑞卿等,中央的问题解决了。旧省委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物。旧书记们虽有些问题,但还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本质,认识到江、陈王朝的本质,颠倒是非,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江、陈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动的基调。运动一开始,就把江、陈之流和自己排除在运动的革命对象之外,就和运动、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看到革命小将对江、陈王朝的冲击时,立即从反动的既得利益出发,考虑到整风、反右斗争的经验,认为有坏人,至少有坏人在背后操纵,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以为只要旧省委内部团结,就可以“顶”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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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在运动后期抓右派了
    十一中全会,我开全国工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向我吹嘘他如何反对刘少奇的谎话,我信以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对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嘘什么“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骗说法,我更相信他的领导是所谓正确的,对他坚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铸、谭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划的,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暂时不炮打旧省委”,说什么为了“集中力量,抓生产,抓运动”,实际是以生产压革命,集中力量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大阴谋。我因为怕群众,怕民主,怕运动触犯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表示拥护。心里还夸耀:江渭清有胆识在大风大浪中掌舵稳。完全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渭清宣布陈光要调安徽做李葆华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考虑到以后我在旧省委的位置可能会更加重要起来。为了争取江渭清进一步的信用,能随着他的升迁而升迁,就更加卖力积极起来。八月以后,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陈王朝和他们一道,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一连串的滔天罪行,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期间的反动动力
    “九九”事件,革命小将冲进旧省委大院,我以为这是对所谓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没落、反动之泪。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见,无人陪同,我主动保驾,主动出面和小将搞所谓“谈判”。谈判中,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的革命行动,无视他们为革命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耍外交辞令,搞两面手法,公开污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无理取闹”,公开点名打击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反派步行数百里来南京向旧省委请愿,我无动于衷,采用利用一派,制造一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手法,保护旧省委,保护旧无锡两委一小撮。后来,我还总结经验,颠倒是非,把反动的说成是所谓“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江、陈王朝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八比○事件,大都有我参与和共同策划的,我还在九月下旬去苏北抓生产之机,向有些地、市、传播了这些反动经验,流毒很广,罪行是严重的。
    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对江、陈王朝的冲击,保护自己在内的一小撮,我向
    江渭清献策,要大抓红卫兵组织。说什么“这是壮大左派,依靠左派”,实际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组织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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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党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顾虑很大,要求陶铸修改,陶不同意,说:不要失信于同学。后来他又要我取信于造反派,我领会他的反动意图,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顾虑。陶铸第一次和我谈话,就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向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会上做了检查了说:今后谁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说:八项协议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此转过去。说:再不转,就危险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听得很感亲切,以为陶铸关心下级,是体谅旧省委处境的,还是保江、陈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铸的一套做去,旧省委还是有岀路的。我就将黑八条摘要成五条,用电话传给江渭清、陈光。这五条,就是所谓屁股要转到造反派一边去;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所谓平反;所谓那里有武斗,领导人随时亲临现场劝所谓坚决处理黑材料。这一套,根本没有涉及江、陈王朝的利益,三条都是以假支持骗取造反派信任,为的达到搞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实质是妄图在骗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复活当时已濒垮台的江、陈王朝的反动统治,继续捂住旧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江、陈等一小撮的。我当时反动立场照旧,本能地接受了陶铸这个假转变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于法,骗取了造反派的信仼,自奉为所谓“左派”,妄图充当江、陈王朝侍卫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东路体育场宣布了黑八条以后,当街上出现了称我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头革命派的横幅大标语时,我忘形地说:他们至少已经承认我是口头革命派了,以骗取的这一点点可耻的资本自得。黑八条在我积极推行下,只处理黑材一项,全省就开除了几万党、团员,打击了一大片,我的罪责是严重的
    陶铸第二次接见我时,对江、陈之流的假转变极为满意,认为:江渭清
    决心转了,江苏省委真的转了。我认为不仅是对江、陈的表扬,也是对我的表扬以得到陶铸的赏赐为荣。当他要我写一个二、三千字的假转变黑经验的黑报告时我感到不能胜任,立即转告江、陈,他们立即泡制了一个“快转、猛转、彻底转”的假报告,呈报毛主席,党中央。这是陶、江、陈勾结起来,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妄图骗取信任的又一大阴谋,我参与活动,也有严重罪责。也就是这次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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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陶铸和我一齐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为了讨好,说:中央首长为我们操心,内心实在不安。陶铸立即说:我们有中南海保护,你们为学生拖来拖去,为你们做这点事还是应该的。陶铸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话,我不但没有一点愤慨,还感到一股反动暖流在内心激荡,以为陶铸确如江渭清所说,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结,可以依赖的。这完全证实,我和陶铸是站在个反动立场上,也是一丘之貉。
    三事件后,总理让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齐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
    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是,我对江、陈王朝一仍旧观,坚持反动立场,幻想旧省委能集体转过去。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质,依然推行陶铸假转变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条所骗得的一点点可能的反动资本,继续搞假支持,妄图在骗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谓公开办公,为江、陈王朝搞维持会,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江、陈王朝的垮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我在党內二、三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盖子。
    事实说明,我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和王明,刘少奇,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陈光等一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抗,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继续,从我自己的实际出发,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怀有阴谋的目的还是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保护自已,保护江、陈王朝一小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不断从北京传回黑指示。我和陈光一道,件
    件落实,事事照办。如江渭清先打回电话说:关于工作队问题问了陶铸、王任重,他们说派工作队不一定犯方向、路线错误。隔了几天又打回电话说:已经检査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要向下面打个招呼。几小时后,又来电话说:会议上还会有反复,暂时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复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统一反动口径。南京革命造反派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江渭清陈光要我代表他们的王朝,以所谓“高姿态”去出席大会,宣读江渭清从北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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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的所谓“贺电”,胡说旧省委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抵制、破坏大会的影响,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此等等,江渭清牵线于北京,陈光和我,一内,左右跳动,南北配合,对抗中央。
    级干部大会,江、陈蓄意继续反对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拒不接
    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挽救。在他们的策划下,成为向各地、市、县和直属单位传授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黑经验的黑会。会议越开,大多与会者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情绪越是增长。会议结束时,江、陈都忽然病起来了,要我去做会议总结。这个会,我根本没有参加,情况、问题根本不了解。可是,我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出发,以江、陈王朝正在困难时期,他们重视我,我应当为他们分忧,知恩图报,就根据他们的预谋讲了话,肯定了会议的所谓“成绩”“收获”,也就肯定了他们继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阴谋,遗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干部,使他们较长时期陷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难于自拔
    梁辑唧、吴大胜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内心不满,认为这是内外不分,不
    遵守党的纪律,污蔑梁、吴同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是我完仝颠倒了是非。在处理“法四二十二人”材料时,我又动用专政工具,对材料摄影留底,准备对吴大胜同志秋后算帐,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在中央关于材料问题决定下达之后搞的鬼,应该罪加一等。
    总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让
    无产阶级革命派知道这是总理对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执行总理要亲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协商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众,怕扩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怕引起革命群众对自己、对江、陈王朝更大的冲击。相反,我坚决推行江渭清的所谓“凡是革命组织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阴谋,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成立,继续推行依靠一派,镇压一派的阴谋。在我第二次被带去北京期间,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根本不变,我却动员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旧省委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反,还蒙蔽他们说:你们能像造反派一样,冲劲大一点我就高兴了。这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三事件的祸根是我种下的,我的罪责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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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渭清对抗革命造反派,发了旧病,我代表他做了一个假检査。大会上,
    数万革命群众要我交岀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顾数万革命群众愤怒的要求,顽抗不交,宁愿随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后来,陶铸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答应交岀江的养病地址,以骗取造反派的信仼,搞更大的阴谋。我一再找谭震林向陶铸提出要求改变这个协定,为的是怕江、陈说我无能,怕和彭冲同志样,彭在晨光机器厂支持造反派后,被江渭清斥责为“叛变”。
    黑八条,即八项协议,是陶铸应江、陈的求助,搞的一出对造反派假支
    持,对江、陈王朝真保护,假转变的反革命丑剧。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阴谋。我开始因耍心眼,搞反动的多中心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参加革命后,长期是革别人的命,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系统的自我革命,长期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根本没有想过,要革好命,还须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风学习,不但高估了自口,而且错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手工学徒出身,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自己是代表党的,成了党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岀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指导工作和斗争,要按着自己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别人,改造世界,改造党,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这里
    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还有社会主义关没有过去。相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过,以为自己早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了。因此,还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要革自己的命,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的。自己盲目认为,自口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小节。因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誉地位,物质享受不断随着水涨船高,得到满足,而且和别人比较,并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说不上什么警惕。自己就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没有参加革命以前的情况,做做比较。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这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事实是,多年来对物质享受和资产阶级法权,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后出入小汽车,住的小洋房,学会了跳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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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搞特殊化,自以为都是生活小节,放之任之,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上早已蜕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义的发展。可是,还盲目自满,自封可能回头,不可能觉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耻的反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过去的半辈子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这样,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的。
    我父亲是钱庄和小市镇警察局雇佣的文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小
    我就受到剥削阶级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青少年时期,因读了一些旧书,旧小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造纸工徒,又做了年多的小职员,在旧社会是一个正沿着世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由于父亲的失业,母亲把姊姊卖掉了,家中经常盖锅断炊,我还到亲戚家做过几年帮工式的杂活,混一口饭吃。经过亲戚的帮忙,才找到一个学徒的职业。由于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亲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职员,但总是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在旧社会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旧社会存在不满的情绪。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实际是无知的。抗战爆发,怀着国破家亡,找国家民族出路,也是找个人出路,实际是以找个人出路为主的动机,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由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工作、斗争需要,党给了我以独立工作的机会,当上了所谓领导,党对自己的哺育,培养,使用,愈来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不知谦虚,谨慎,骄傲自满,随着地位的增长而增长,把自己估计得高上了天,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我以为己所谓无产阶级化了。在江、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旧省委内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处,十多年来根木不开展原则思想斗争;还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反动丑恶的国民党作风,结果,自己不是向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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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改造得差不多了,旧质未变,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我的这种以私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所作所为,不代表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什么?这种世界观附在我这样具体条件的人身上,不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是其它什么东西吗?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首先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正确认识自己。
    资产阶级世界观里,是说不上有真正的群众观点的。毛主席教导说:对
    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显的。我入党是做官的,视群众为阿斗,对同志如下人。脑子里只有自己,“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本来就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切。口头上也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际是使用群众,利用群众恩赐思想,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所以犯地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亲上层,疏基层,亲地主,资产阶级,疏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对同志,对人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所谓爱抚一番,怒则横暴斥责,国民党作风,军阀残余,有过之无不及。我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和群众是对立的,平时就怕群众,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资阶级尊严,怕失去乌纱帽,失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反动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镇压,还依靠平时受蒙蔽的部分群众,继续蒙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以保护自己,保护江、陈一小撮。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的揪斗,是完全应该的,是革命行动。可是我在一个时期内,认识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抵触情绪很大,是极为错误的,是反动立场,思想,感情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本能反映。我的群众观念,是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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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有很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边,贯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不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在解放战争上,指使党员以群众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这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极大的坏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这是我当时为敌人暂时表面优势所吓倒根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员的革命力量,妄图以此达到所谓保存有生力量,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我又不断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下,政治上摇摆,投机的必然结果。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反,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木主义的宗派关系。在苏中,在福建,以陈不显,叶飞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为靠山。自己错误地认为:党内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后已经解决了,只要紧跟领导,紧跟第一书记,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谓组织错误,影响自己修正主义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苏后,便处处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宠信。五九年庐山会议,明知中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知柯老点了刘顺元的名,也看到刘顺元确有问题,但在误认江渭清决心整刘顺元时便首先开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刘顺元时又收场下台,反对庐山会议决议,抗拒柯老批示。社教运动中,在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自己虽没有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已认为是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纠偏”。可是,在江渭清说不是纠偏以后,以为江渭清又得到什么新精神,便又顺风转舵,跟着他齐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军在方巷创造了社教运动中学习毛著的经验,我去看了以后,认为是好经验,立即要人去学习。可是,在向江、陈汇报以后,见他们反对,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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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想以折中的办法,来调和这个所谓屁漏。就采用了所谓在社教中主要学习二
    十三条,结合学习毛著的办法,立即到苏州去做黑报告,抵制,反对方巷经验,幻想这样做,既能得到江、陈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创造方巷经验的解放军,两面讨好。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不顾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教导,不顾党的路线,原则,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投机。因此,在苏中得到陈丕显、叶飞的信用到江苏后,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的不满他们背后搞鬼,当面指责。五九年,六四年,还借题发挥,两次重点整过我,便又感到他们在党内根深树大,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对他们的奉承逢迎。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刘顺元的三反言论,自己早就有些发觉,正面侧面都向江渭清反映过。江、刘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当然的。自己也曾考虑向中央揭发,可是,既怕揭发信转回被发觉,又怕中央追查起来,引起酣然大波,破坏日省委一团和气的修正主义局面,破坏江渭清对自己的信用,还怕危及自身。就这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资产阶级态度,不了了之。这是自觉地包庇刘顺元,包庇江渭清,包庇旧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严重罪恶。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摇摆投机的态度,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必然要投向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伙,成了他们的黑伙计,马前卒,黑帮凶。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只能忠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摇摆性和投杋性,终究不可能摆冋或投向无产阶级,而只能摆向或投向资产阶级。我堕落的要害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反革命思
    想,接受是顺行的,一拍即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难于接受,还加抵制,反对。我长期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奠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信念,没有奠定毛泽东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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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指导方针的信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过,一曝十寒,满足于一知半解,实际并不理解,还有很多歪曲。学了也多是联系别人,不联系自己,是为了装潢自己,做为所谓教育,改造别人工具的。脑子里听不进,留不住毛泽东思想,自然充塞满资产阶级思想,即刘少奇思想。三年困难时期,在滚滚鸟云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一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攻击,污蔑。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存在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极为反动想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活着的列宁。毛主席的指导,就是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这是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蔑,最严重的攻击。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大最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农村社教运动期间,我又和刘少奇,谭震林,江、陈之流一道,反对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社教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正确经验。并进而和他们一起,攻击林副主席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无比正确的学习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间,我存在过认为林副主席只是军队的领袖,还不是全党的领袖的极为反动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髙最髙,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的副统帅。我反对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又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该万死的。为什么我二、三十年来,不断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太少太少,而刘少奇的反动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观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不断犯下许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饶恕的。给党和革命事业
    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害了许多干部,党员,是应该打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对我不咎已往,热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帮助我,挽救我,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得愈彻底,冲击得愈利害,对我的帮助愈大。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的演变来看,再看看日省委,江、陈王朝,看看全党全国,看看全世界,千真万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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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冲击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是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滔天的罪恶,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我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挽救,我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对我的教导,关怀和挽救。我决心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彻底决裂,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决裂;决心和自己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打倒过去的许家屯,彻底否定过去,彻底改造世界观,从零开始,从新做人。决心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边来。决心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照毛主席的批示办事,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和革命干部的再教育,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决心以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老三篇为终身的座右铭,不做官当老爷,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革命一辈子。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辈子。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检查,交待,仍是很不够的。我衷心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
    继续对我揭发,批判,帮助。由于我的错误,罪行很多,极为严重,我请求给我以严厉处分。
    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和驻江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报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的胜利喜讯!
    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各地一样,空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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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时地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准江苏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先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苏的每一个角落。一月革命风暴以后,中央召集两派代表去北京汇报学习,在三月
    五日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纲领性指示。大大推动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去年九月,中央决定江苏几个主要城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到北京汇报学习。在京期间,全体代表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中央、中央文革同志四次接见中,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江苏部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二月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决定各专、市、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大加快了各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近几个月来,江苏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抓两条路线斗争,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大好局面。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遵照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兴起。仅在部队主办的学习班学习的近二百万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经和群众见面,有如春风化雨,迅速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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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一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伟大斗争正在广泛深入进行。与此同时,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也发展得更加广泛、深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内所散布的流毒,正在进一步肃清。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基础比较牢固仝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仝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取得了显著成效。伸进革命队伍里的黑手被揪出来以后,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滚滚洪流,迅猛发展。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南京工人,首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为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榜样。国务院、中央文革为此发来的贺电,使全省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日前,全省除徐州专区,徐州连云港市外,七个专区、五个省辖市,全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盐城、六合、扬州专区,无锡、苏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六十个县(市)中,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五十六个,占百分之九十三,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一个,占百分之
    十五。预计三月底,专区和省辖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绝大部分县(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可成立起来。仝省二十九所大专院校,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有二
    十三所,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九所。南京市九个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卫生、财贸、手工等系统,省、市直属机关,也都按系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七十二个大型工厂,已有五十六个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十
    九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领导干部大批解放。由于各地两派群众组织较长时间的对立。有的领导干部站不出来,有的又站到一边去了。干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学习班里,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起“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全省各地都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有的已经成为革命三结合中的核心。全省地委和部厅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已有一百一十名站了出来,全省县(市)已有百分之三十的主要领导干部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各地学习班学习。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令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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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去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今年三麦长势尚好,可望丰收。工业生正在积极恢复、发展,交通运输及市场供应正趋向正常。
    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热烈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了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军队内部一度认识上的不一致,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又及时给予指示,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民团结。
    根据江苏省当前的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地领导全省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关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意见是
    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六十五名委员组成(不包括徐州地区),其中十
    名作为机动。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的分配是:
    1、革命群众代表九十五名,占57.5%。工人代表三十七名,占百分之二十点五。贫下中农代表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一。红卫兵代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
    十七。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
    2、军队代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八点二。3、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18.2%。、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三十九名组成。
    其中:工人代表八名,贫下中农代表二名,红卫兵代表四名,机关干部代表
    二名,军队干部12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名单附后,暂缺11名)
    、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七名;由许世友同志任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同志任副主任(另三名待补。)
    四、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工作组。遵照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的原则,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暂定二百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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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査批示
    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名单(二十八名,暂缺十一名)
    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男、汉、党员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男、汉、党员杨广生:六十军、政委、男、汉、党员王珽:二十七军、副军长、男、汉、党员钟发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男、汉、党员
    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男、汉、党员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男、汉、党员方敏:六十军政治部、主任、男、汉、党员
    彭冲:省委书记处、书记、男、五十三、汉、市贫、学生、党员、福建漳州黄以干:省农林厅、厅长、男、五十二、汉、贫农、贫农、党员、江苏沭阳朱辉:省监委、书记、男、五十七、汉、贫农、工人、党员、江西上饶周泽:省委、副秘书长、男、四十五、汉、手工业、学生、党员、江苏太兴迟明堂:省贫协、副主任、男、四十五、汉、贫农、店员、党员、山东姜启彤: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男、五十三、汉、破落地主、自由职业、党员、江苏宝应
    李芸华: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男、五十三、汉、富农、职员、党员、河北安平
    陈烈: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男、五十、中农、农民、党员、山东黄县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男、二十七、汉、贫农、学生、党员、江苏太兴南大八·二七
    文风来:南京大学、教员、男、三十九、汉、贫农、学生、党员、辽宁海城、南大红四联
    顾阿桃:太仓洪泾、社员、女、五十四、汉、贫农、农民、党员、江苏太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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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莲凤:海安角斜、民兵政教、女、二十二、汉、贫农、农民、党员、江苏海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章瑞英:无锡国棉四厂、工会主席、女、三十四、汉、工人、工人、党员江苏无锡、劳动模范
    吕志光:五一一厂、工人、男、三十三、汉、市贫、工人、浙江新昌、促联朱开地:晨光厂、工人、男、二十九、汉、贫农、学生、团员、江西兴国新工总
    唐省智:南京化肥厂、宣传干事、男、三十七、汉、贫农、学生、党员、江苏淮阴、新工总
    陈克兴:长江机械厂、实习教员、男、二十五、汉、贫农、学生、团员、江苏武进、老工总
    薛德元:南京跃进钢铁厂、工人、男、三十二、汉、市贫、工人、团员、江苏高邮、南京八·二七
    周锡禄:省人事局、科员、男、三十、汉、贫农、革命军人、党员、江苏南京、省大联总
    徐松林:共青团江苏省委、干事、男、三十六、汉、市贫、工人、党员、浙江吴兴、省革总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3.20;中发[68]49号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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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地点: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以及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向中央首长学习!向中央首长致敬!
    伯达同志:现在请姚文元同志宣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成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众: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宣读中央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每念完一段,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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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同志:现在请许世友同志讲话许世友同志
    刚才姚文元同志读了主席,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伯达同志: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
    首先问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讲了一两次了,没有新鲜的话要讲了。我讲的不对,同志们批评,讲的罗唆,你们就轰我一炮,叫我不要讲了。我想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财政混乱状态。这就从上两个月英镑,美元贬值开始,黄金岀现了两种价格。美元一贬值,就要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物价上涨,工厂倒闭,人民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内究竞是什么样的形势呢?我们国内货币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是稳定的,这在全世界还找不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众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讲这么两句一对比,就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不同。帝国主义出现了二、三十年来没有的混乱。敌人混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大好(众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那么国际形势如此,国内形势也大好。江,浙是祖国富饶的省份,目前形势也大好。这在同志们今天的热烈情绪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不打不相识,到现在在一起成立革委会,不是形势大好吗?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敌人是不是就睡大觉呢?就不活动呢?不能这么说。也还是有曲折的有某些反复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贯串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就是“左”倾,或叫极左,形左实右和右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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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我们就是和他们不断进行斗争,不断前进的。在大好形势下,我提醒同志们,在目前来自敌人的干扰,右倾保守,分裂主义是主导,而不是形左实右,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表现。去年下半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形左实右以后,也可以说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的爪牙以后,右倾分裂主义苗头就开始了,到今年右倾分裂主义便大肆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相当可观,表现在为“二月逆流”翻案。同志们知道什么“二月逆流”吗?(众:知道!)从前年冬到去年二月,蹦出来个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众:打倒谭震林!〕他跳岀来把锋芒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搞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和形左实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他们跳岀来想翻案,我们藐视他们,要他们跳岀来,不跳出来不好,你们说要不要让他们翻案?(众:不让!)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叛徒。特别要点他的名,是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他在江、浙有一定市场的,我提醒同志们要警惕!去年春天他就在这里干不正当的勾当,利用他在新四军的关系活动,今天有重新告诉同志们的必要。另外,过去中央文革这个班子,就是刘,邓留下来的班子,个别坏人隐藏下来,干了些坏事,现在把他们揪出来了,不能再干扰了,他们利用这个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功勋,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军队要不要把他们打倒!(众打倒刘、邓、陶!打倒谭震林!)(江青同志领呼: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忭!打倒贺龙!打倒“二月逆流”干将之一谭震林!)同志们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动摇新生革命委员会。你们现在正在成立革委会,一个新生事物,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不要上坏人的当去动摇她。这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口号)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过程中,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我只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伯达同志:现在请总理讲话。总理
    同志们,今天姚文元同志宣读的中央批示,很快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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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我们向大家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口号)今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整装待发,急着回去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件大喜事。
    刚才江青同志说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从形势看问题。形势大好,世界一片大好,尤其是中国形势大好。敌人一片混乱,帝国主义金融,财政危机,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四十年来未闹过这样大的金融风潮。现代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二月黑会,报上也评论了,也是支离破碎,矛盾重重。帝、修、反在一起,美帝苏修的指挥棒不灵了,口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革命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口号)兄弟的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支持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前后方配合得很好,仗打得很好,美帝、苏修日子更难过。现在中央批准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是第十八个,在中央等着批的还有四、
    五个省,照这样,三、四月份二十九个省市基本上可以全部成立。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十九年前解放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上海一月夺权,到现在江、浙两省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敌人是恐慌的。我们就是要敌人恐慌,美帝、苏修要捣乱,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如果他们冒险,就会彻底灭亡!(江青同志领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谁要挑衅,就会碰得头破血
    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革委会,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要在江苏省革委会的领导下,首先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刘、邓、陶、彭、贺、彭、陆、罗、杨、谭震林以及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大批特批,批倒!批臭!(口号)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起来,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大批判,对广大的群众教育就更深刻了,就更好地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从这个关键问题着手,不要忘记当前形势。
    第二,从去年冬天到今春斗争有反复。去年的“二月逆流”,他们想恢复旧秩序,经过半年斗争,批臭了,后来极左思潮,“五·一六”形左实右闹了几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声号召,就击退了,钻进几个坏人,中央文革自己挂起来的,感谢中央文革劳苦功高的同志。极左批了,右的又来了,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总有一小撮兴风作浪。可以肯定,只要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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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号召,马上他们就垮台。目前在北京街上可以看岀这一小擐人在活动,搞右倾分裂主义,不会不影响到江、浙、上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反动的就要打倒。只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能推进江苏各地、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对敌斗争。江,浙,安徽处东南前线,曾是蒋贼财阀统治地区,南京曾是国民党的巢穴。要有敌情观点,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间谍,都要提髙警惕,他们要干扰,他们闹不起大事,但可以干扰我们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敌斗争眼睛就亮,对敌斗争就会节节胜利。南京大军区,不仅管江苏,而且要管上海,浙江安徽。江苏是东南重镇,很重要。所以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好好地进行斗争。
    第三,批准的常委名单,没有批满,三十九位名额,只有二十八位,还空十位。主任就是大家热烈欢迎的许世友同志,副主任七名,有可能多一些,有的省九名,十几名。副主任,还有十一位常委没补,军队、地方名额都未选齐,尤其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还没有选为副主任的。提议副主任改为若干名,另几名待补,究竞选几名由常委讨论,逐步充实,不要仓促定下来。淅江采取这个办法,江苏也可采取这个办法。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大联合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支左不支派,所谓支左不支派,是不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而要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四,拥军爱民问题。这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九·五”江青同志对安徽讲话,以后又接见红卫兵讲了。根据毛主席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要巩固加强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要在拥军爱民中表现出成绩。过去这方面有反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种反复不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有好处,反复,取得经验教训。靠什么解决?林副主席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标准。拥军爱民要双方作,人民解放军最听话,犯了错误,一声令下,马上就改,改了就好。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军队。这
    江苏驻军,六十军,二十七军,一个去江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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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江北,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军种,兵种。犯了一点错误,改了,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最后,江苏已成立了革委会,上海要与浙江,江苏配合起来。生产要有煤,运输要畅通。农业生产去年增产,今年江苏麦情好,在座的几位女同志,都从公社来的,她们清楚。农业好,工业只要革委会抓,一抓就灵,江,浙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能上去,把安徽带上去,在全国起作用
    两个学习班参加了今天的盛会,很快也要回去。我们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更多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
    伯达同志: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众: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康老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解放军指战员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对江苏讲话不少了,没有多话可讲了。我们跟江苏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人民解放军,学习了很多东西,向同志们学习不是随便讲的。现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正式成立了,这是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无阶级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国内战争的继续。这是毛主席亲自告诉我们的。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点,同志们从批语上可以看出来。刘、邓、陶、彭、陆、罗、杨、彭德怀、贺龙、谭震林等等,还有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他们是什么人,自己吹是老革命,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揭发,他们都是老反革命,老叛徒,老特务。在浙江省代表团我讲过刘少奇四次被捕,二五年在湖南被捕自首,二七年在武汉投降汪精卫,二九年在沈阳投降日本,三六年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刘少奇老婆王光美,是美国、日本国民党打进我党的死特务。邓小平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投降国民党;彭真是叛徒、特务;罗瑞卿是特务,假党员;陆定一是叛徒、特务;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间谍;谭震林是叛徒。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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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反动派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所以说是国民党,共产党国内战争的继续。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与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这场对国内外敌人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过反复,现在在全国,江苏,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代表国民党的刘邓路线,彻底失败。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江青:打倒邓小平!)
    邓小平是逃兵,希望你们继续揭露。在这个伟大胜利中,正如江青同志讲的,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但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在仝面胜利的时候,越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进攻,破坏胜利果实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说过,他们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阶级司令部,动摇解放军,动摇我们红色新政权。从斗争中我们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能长期隐藏在党内呢?就是他们耍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必须眼明心亮,善于识破他们的面目,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就能识破一切坏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反对两面派,两面手法,刘邓耍两面手法,小将坚决反对他们的特务两面手法,反对搞阴谋活动
    江青同志讲,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极左思潮也要防止。实际上,形左实右,北京有,南京也有。现在有一小撮替“二月逆流”翻案,替“二月逆流”的头子谭震林翻案。要坚决打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任何活动。江青同志再三讲了,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毛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搞山头,搞宗派,要搞仝中国的大山头,要做革命派。革委会成立了,委员们千万不要带山头主义思想参加革委会,要当四千七百万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不是各派联合会。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山头,只要真正实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人就要相信,依靠。要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机构,有缺点要帮助改正,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不要认为这个人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倒。这是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不是各派联合会要好好地爱护,帮助
    周总理讲要拥军爱民,中央批示中也讲了,我几次对江苏讲话中讲过,我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为一些老同志讲好话,不管一小撮反许世友同志,我和许世友同志一起工作过,许世友同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林副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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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人,今天证明我这个话没有错!同志们,错了没有?(众:没有。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我不是说许世友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他是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品质,他有缺点错误就敢公开承认,就改,这点要向他学习。中央批示中说,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觉得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革委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保证的,他不会搞阴谋,不搞两面手法。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军爱民
    最后,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取得很大成绩。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今后要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全面胜利,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祝同志们取得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万寿无疆
    伯达同志:我讲几句,同意许世友同志刚才的讲话,同意江青、总理、康生同志的讲话。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件大喜事,不但对东南各省将起很好的作用,而且在仝国范围内将起很好的影响。希望江苏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央首长步出会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一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从祖国的东南又传来了新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切关怀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英雄的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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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人民,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广大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江苏省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在江苏省复辟资本主义黄粱美梦的破灭,给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省的历史又揭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必然要不断利用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进行破坏。冮苏省革命委员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大力加强军民团结,保持高度警惕,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
    在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是向阶级敌人进攻最锐利的武器,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新生的江苏革命委员会,必须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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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错误倾向,认真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不管来自什么山头的革命同志,都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要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机关,发挥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在革命的风暴中又前进了!我们预祝江苏人民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更大的胜利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社论)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会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毛主席系列的最新指示,学习中央对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学习《革命委员会好》这一纲领性文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裝我们的头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真分析江苏省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讨论和确定今后的斗争任务。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关于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
    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
    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全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伟大导师毛主席,无限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武装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高度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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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与此相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越来越不好过,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最近在美国发生空前规模的黑人抗暴斗争,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同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苏修的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灵了。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己经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预计“五一”节前后,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个重要标
    我们江苏省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仅由部队主办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有六万八千一百多期,参加学习的有三百一十八万多人次。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洪流正在迅猛发展。全省十二个地委、市,有十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六个县成立了革委会。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正在进一步开展,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
    的伟大方针指引下,去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经济作物除油料有些减产外,其它都有大幅度增产。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主动地发起猛烈的进攻,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第二、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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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最精辟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內容,又一次给了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大革命。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就是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省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统帅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和反复的较量,打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揪出了江苏最大的走资派江渭清、陈光之流,揪岀了反革命两面派杜方平、高啸平,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性胜利。新生的红色政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江苏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
    江苏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巢穴,也是中国赫鲁晓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据点,阶级斗争历来是相当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敌人绝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只是随着形势不同,反革命策略也发生变化,手段更加狡猾了。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髙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些现象,说明阶级敌人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这并不要怕,它们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反革命行为不愤恨、不追查、不回击,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不批斗,对混进自己组织的坏人不坚决清除,对黑手不痛恨、不揭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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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继续打内战、闹分裂。收交枪支的协议,已达成四个多月了,据说有的单位还没有全部上交,这在客观上起了掩护敌人的作用,对当前斗争十分有害。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个问题,过去也讲过多少次了。有的同志过去反过军区和我,担心我报复。我再讲一次,这件事一笔勾销,把帐记在黑手身上,这次在北京我还向主席汇报了。我说上过坏人、黑手的当,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对青年人来讲,是难免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了,积极揭发、批判坏人,和他们划分界限,我就对他放心,信任他,保他。如果有的人不划清界限,还在背后搞小动作,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这种人就不能信任
    革命大批判,始终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最有力的武器。不搞革命大批判,就是忘记了敌人,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的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们彻底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流毒。革命的大批判,要和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大搞“人民战争”,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把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在阶级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是我们整党的伟大纲领,必须贯彻执行。在整党过程中,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发动群众大批大破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学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搞好思想上的整顿,并把混进党内的坏人清除出去,纯洁党的队伍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仼,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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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粉碎阶级敌人破坏军民关系的阴谋。
    江苏省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份,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加强劳动纪律,提髙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阶级敌人想用停产的办法,给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一定要做抓革命的模范,促生产的闯将,坚决击破敌人的阴谋,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第三、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建设问题
    我们要同阶级敌人打大仗、打硬仗,就要有一个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指挥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木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是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纲领,我们一定要坚决照办。我们一定要在阶级斗争中,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司令部,使新生的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要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辈子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战斗号令,要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坚决贯彻,认真落实。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到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用,行动往“忠”字上落实。成为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要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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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一定要扎根于群众之中。每个成员,随着地位的变化,要特別做到永远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永不忘本。要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真正成为群众的带头人、贴心人。
    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要注意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积板的思想斗争,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和昂扬的战斗精神
    有的同志要我讲一讲这次去北京的情况。我们十四号到北京,十五号下午毛主席找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开会,要我也去参加了。我告诉同志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是仝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对“派性”进行了最科学的分析。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二十日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的一段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大家应当认真地学习,我就不多讲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革命委员会肩负着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赋予我们的重任,肩负着全省四千七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把全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共同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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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尤太忠在镇江的讲话
    〖尤太忠:驻江苏无锡第二十七军军长;梁政委: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同志们!今天跟大家来见见面,有梁政委,有军区谢副司令。特别是梁政委,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六、七个月,有很多的问题要跟同志们谈一谈。谢副司令在北京学习了两三个月,也有很多问题要跟同志们讲。我在无锡工作,对镇江很多情况不太了解。前天下午来的,同志们接触不够。昨天在大街上看看大字报,到各处跑了一跑。有一些问题可能讲得不对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请同志们批评。
    第一,首先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仝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现在全国已经有二十二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很好。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视察三大区时的指示中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好。全国二十二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剩下的正在北京学习,谈判。现在还有四川、广西、云南、辽宁,新疆……等,一共还有七个吧,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总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指示说:在“五一”前后,基本上全国一片红。所以形势是很好的。
    那么江苏的形势呢?也和仝国一样,形势发展得也很快,而且发展得也很好。江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层,特别是专区、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大概苏北还有十个市、县,一个淮阴专区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南二十五个地专、县和市,就是一个镇江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形势发展很快,同志们看看国内形势,再看看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也是很好的。看国际形势主要看中国。中国形势好,国际形势就好。因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因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世界革命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希望,都寄托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上,寄托在中国身上。所以中国形势好,世界形势也就好。尤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一六”对美国黑人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无不欢欣鼓舞,是对他们最大最大的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都寄托在毛主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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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有一百四十多个县城都发动起来了。美帝国主义的日子很不好过,不仅发生军事危机,级济也是危机的。
    苏联等现代修正主义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在布达佩斯开个黑会,没有开起来,这个会想联合起来反华,但是没有开起来。特别是经济危机,每年要拿二百吨黄金到外国买小麦,每年要进口小麦一千多万吨。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中国形势很好,世界形势也是很好。我们国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地向前发展。
    镇江市也是和仝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文化大革命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坏家伙统统挖出来了。他们在各个地区的代理人也统统挖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坏人挖出来了,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你们镇江也是样。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了广大革命群众。把这些坏人挖出来是毛泽东思想为伟大胜利。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人民利益的。你们在毛主席身边签订协议,就要紧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要紧跟,而且要跟快点,而且要步步跟。同志们刚才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要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嘛!共同对敌嘛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决执行你们自己在毛主席身边签订的协议。你代会,我虽然没有来,你们签订协议就双方委员对等进行,调整、充实、扩大,是不是这样签订的?(众答:是!呼口号:坚决执行2·23协议!)
    同志们呀!我们喊的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那不是两句口号问题。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你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是真紧跟毛主席伟大哉略部署,还是假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这个问题要弄弄清楚,否则那革命怎么搞?每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你都搞不清楚,那怎么行?你们在北京是二月吧?是二月签订协议的,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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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了!不是批评同志们,要说批评就是批评吧!我敢讲敢负责,我不怕死,当解放军就是不怕死,怕死不当解放军。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希望你们镇江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緊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大联合、三结合迅速搞起来,不要闹派性。人民解放军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派性。解放军就是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帮助教育,最后抵制,我到一些地方讲话,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无产阶级派性,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就是先锋队的党性。(口号: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斩断黑手!)
    这一条,同志们!很希望你们赶快一点,你们镇江市是江苏省的组成部分之你们基层也好,从下到上,赶快联合起来,实现三结合,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希望同志们快一点。这是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简单说这一些
    第三个问题,坚决打击阶级敌人,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口号: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赵、陈、刘、方!)
    对阶级敌人,要主动向他进攻,把我们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暗藏在我们阶级队伍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统统干掉。要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你们镇江市是有点油水的,是国民党的老巢,国民党的省政府就驻在这儿,没有坏人留下来?我不相信。你们镇江没有国民党特务?没有日本特务?没有叛徒?没有自首分子?我不相信。我这次到苏州等那些地方去了解,叛徒、特务在造反派里都有。他们把档案都烧掉了,无锡烧了一百三千多件,苏州烧了一万多件。我对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你要向敌人进攻,为什么不进攻啊?我说把那些王八蛋逮捕起来、游街示众,狠狠地斗他几家伙,该劳改的就劳改、该杀头的就杀头。这种情况,镇江也有!当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要主动向敌人进攻,要打硬仗,打恶仗,打进攻仗。今天在座的也可能有个别的人是坏家伙,如果不相信话,你们今后看看。同阶级敌人,要坚决斗争。你们读语录15页里讲的,拿枪的敌人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定要主动进攻。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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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就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不要有资产阶级派性,要有无产阶级派性,要有无产阶级党性。派性就是掩扩了敌人,敌人利用了派性,它寿命就延长。所以怎么能把斗争大方向转移了?要始终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
    你们前几天打起来了,四月二十三号起,轮船也不开了,街上打起来了。我听到以后,就向南京军区报告,向省革命委员会报告,向中央文革报告。你们也向中央报告了,材料整理得好好的向中央文革报告了,我一点也不害怕,搞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口号:向27军学习!向27军致敬!)
    所以,你自己打内战,谁高兴?阶级敌人高兴!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任务就更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高警惕,要防止你们队伍里一小撮坏人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挑动,你们不主动进攻,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轮船也不开,运到农村搞生产的物资运不出去,一天有几千人运不走,昨天下午想到码头去找几个人谈谈,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开船?你违反交通规定,总理指示你不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你不执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你为什么不紧跟毛主席?为什么违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而互相打内战?不行!再有内战,坚决不行!要把敌人揪出来,当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是好人,坏人要统统揪出来!
    军队不是揪岀坏人来了吗?江苏军区揪出赵俊、陈茂辉、刘超、方晓嘛!(热烈鼓掌:喊:打倒赵、陈、刘、方!)他们是江苏军区的几个坏人嘛!
    同志们,以梁政委为首的党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在北京开会,他
    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那些坏人都向梁政委进攻,还斗了他。(口号)梁政委在北京领导江苏省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把这些坏人揪出来了,赵、陈、刘、方,他是反许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是反革命两面派。这个问题,梁政委在后面还要详细讲
    我们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当然,同志们要掌握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少数我们无论如何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你们要把各自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把他们揭深、揭透,斗倒,斗臭,使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更加巩固。
    第四个问题,同志们对待军队的态度问题。
    我也是个解放军,这次镇江搞武斗,把解放军打伤了四百九十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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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很不高兴,怎么到现在还打解放军?解放军支左工作有些缺点和错识,要按中央指示办事,送大字报,小字报嘛!被打了住医院的二十七个人,打成残废的两个人,打成重伤的七个人。就是这一场武斗,打伤解放军四百九十三个人我们解放军吃饭,把解放军的饭倒掉,买菜、买米,把米从车上拉下倒掉!还骂黄老保,黄老保的。(口号:谁骂黄老保决没有好下场!)对不对?同志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少数人的蒙蔽。(口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我们国家能够搞大民主,能够搞
    四大,最根本的保证是,第一,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第二条,有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四十多年斗争经验的解放军,有这两条根本保证,所以我们国家能够搞四大。所以有些人受了蒙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把大路挡起来,不准解放军走大路,只好走小路;还不准解放军吃,还说解放军是黄老保,所以,这个问题,同志们要注意,再不能够把矛头对着解放军了。解放军怎么是黄老保!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我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江青同志,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为什么不好?我看好得很!(热烈鼓掌!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所以,这个问题,请同志们要警惕一下,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矛头要
    对准阶级敌人,千万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我们的军队在支左方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革命群众向我们提意见,我们欢迎,按照中央首长指示,真正做到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帮助,最后抵制。现在,镇江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和热爱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坚决拥护江苏省军区领导,和梁政委的领导,八十师在镇江,要服从省军区的领导,服从以梁政委为首的江苏省军区党委的领导。
    最后一件事情,我有这个建议,你们能不能把头头集中几十个,找个地方去办学习班。听说有的同志讲不想去,不到北京去就不去,只有到北京才去呢。要好好学习,斗私批修。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所以大家要去学习。有很多事你们考虑一下。(口号)头头都去学习他几个礼拜,来个斗私批修,紧跟毛主席伟大哉略部署。有些人说其他地方都不去,到北京才去。我想如果省革委会办学习班要请我去,我马上就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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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话,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完了!(热烈鼓掌!口号)
    (1968年5月6日)
    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公诉人: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
    被告人:陆渭文,男,四十六岁,常熟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铸造厂工人,住本市南长街一百二十五号。现在押。
    被告人:袁达洪,男,四十二岁,无锡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第十
    中学教师,住本市塘泾新村十二号204室。现在押。
    辩护人:无锡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孟邻。律师工作者李雪芳。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因反革命一案,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
    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岀庭支持公诉,经本院依法不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Ⅹ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
    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XX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
    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査获。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上列二被告,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导和社会秩
    序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严肃国法,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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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5页,共4822页
    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
    之日起计算。判决前鞯押的日期,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止
    ,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
    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鞯押的日期,
    日折抵一日,即自一九八四年一月九
    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
    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汪承苍人民陪审员陈锡彬人民陪审员陆华清
    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法院印章书记员赵宛聪本件与原木核对无异
    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锡市中院驳回通知书》1992]刑二申字第49号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査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市中院印章
    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省高院驳回通知书》[1997]苏刑监字第223号陆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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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6页,共4822页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
    字第26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木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
    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1980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晉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査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高院印章
    00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
    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
    新村15号202室,邮编是214026,电话号码是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26号
    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
    于1992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年8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
    回”[附件」
    于1997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98年12月“予以
    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
    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
    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
    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x的死”这两句与木人无关。所
    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澘逃苏联,台湾,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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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7页,共4822页
    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
    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
    同行人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
    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
    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82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
    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
    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
    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
    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
    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1992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
    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1998年11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
    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
    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
    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1,1,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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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8页,共4822页
    2,2,2,2,在省高院的复査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
    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
    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20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
    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
    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木案再次复査,纠正
    这一冤案。
    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
    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
    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
    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
    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
    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
    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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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19页,共4822页
    九六九年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这几天,满城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大幅标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
    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寘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
    有人认为,把大批城市人口疏散下乡,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简捷途径。我并不反对把城市的闲散人口疏散下乡;但如果把大批知识青年疏散下乡,试想想是什么情景呢?农业人口增多了,工业人口相应地减少了,农业装备也就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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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了,农业就只好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形成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的畸形发展,工农业的矛盾就更突出了,城乡差别能从本质上消灭么?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的差别。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有一百万俄国农民,被德军俘去送到德国的工厂做苫工,结果却为苏联培养了一百万产业大军,在苏联的工业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大批的、数以百万计的、成熟的产业军,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现在又到了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了,还有很多机关单位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说,从战略出发,城市应该疏散人口,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些青年跟随工厂一起迁移呢?如果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把他们送到农村中去,请想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只相当于四美元,世界上那里去找这么廉价的工人呢?何况,他们的劳动还能产生价值?各宣传机构,是否也能考虑一下宣传的内容呢?记得过去报纸上还对已分配到工厂的学生坚决要求下乡进行表扬,这种宣传方向就更不对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这里的负责同志写过汇报,希望能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但下面的意见不一定能及时反映上去;即使反映了,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几天在锣鼓喧天的报喜声中,我不能不给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们写这封信,要求大家一起,本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又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管他是扫大街的,挖煤的,还是挑大粪的。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同样的目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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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当前,负担大批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可能有困难。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想革命的家长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暂时再继续负担一段时间子女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谅解的。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个人说话不一定有效,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效力就大了。毛主席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
    陆兰秀
    1969年11月22日
    附
    这封公开信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各革命家长、各革命师长、各级领导同志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就请这样做,这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不对,而你们原来的做法是对的,我就收回这封信,保留我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各人可以独立思考,但真理只有一个,将来总有一天,不同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可以共同研究其他一系列问题,并把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求得解决。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迟一点早一点关系不大,只是早解决困难少一点,迟解决困难多一点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们印发了一些毛主席的讲话摘录,证明毛主席很早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的民主制和国家机器的性质等思想,都没有贯彻下来。我想,这一则因为都是新问题,干部水平有限,吃不透毛主席的意图,执行起来总是有距离;二则人民没能真正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些讲话都已流传于全国,毛主席允许人们独立思考,人们也没有养成这种民主习惯。所以长期以来,凡事总待毛主席决定。这样下去,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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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才能学习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呢!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诸多的几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例如: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等等。这么好的礼物,人们在世界上那个国家见过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者
    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在社会上居于什么地位,是被统治者,还是世界的主人。毛主席给了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给了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叫人民自己起来做世界的主人,而把国家机器看成加工厂。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队伍里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把上方宝剑送给了人民,而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应该不辜负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赶快接过来并使用起来。如果毛主席给了,人民不接不用,或者不敢使用,象叶公好龙一样,天天喊民主,真的民主来了,又害怕起来,有困难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叫毛主席怎么办?他就只好耐心等待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甚至加强反面教育,迫使人民觉悟到民主的重要性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七亿人民尽舜尧,是毛主席的最高理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我提出我的想法。这封信是写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也是写给仝国人民的。因为哪家没有家长,哪家没有子女呢?要求仝国人民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在真理面前不要退缩。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当他看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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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开始运用民主的武器行动起来时,他一定高兴。人民开始觉醒了,地平线上就出现曙光了。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成家出版社出版。摘自《新世纪》网站
    二、研究资料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董国强)
    引子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放
    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着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所谓“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1)
    6
    月1日以前,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位同志的第张大字报的消息后,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2日下午贴出大字报。他们一·致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同时对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匡亚明以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苏省委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事件,立
    即派人进行检査,发动南京大学党组织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彻底揭发了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现在,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匡亚明的反革命罪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
    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
    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于1979年2月19日作出了〈关于
    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该文件指出(2
    1966年6月13日
    《新华日报》和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我校党委第一书记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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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匡亚明同志,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诬称6月2日发生在溧阳分校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资产积极保皇派”、“黑帮”。这纯属诬蔑、歪曲。为此,校党委决定:对因“六
    事件受迫害的康贻宽、徐福基、秦向阳、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
    部和群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甚么人们的理解和评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1966年初夏的历史现场
    溧阳分校的大字报当年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位于宁杭公路边,距离
    南京市大约九十公里,原来是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占地面积约为1,320亩。“六二事件”发生的时候,溧阳分校正处于筹建阶段,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是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师生。溧阳分校的创办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早在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3)。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睿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
    大学如
    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4)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月17日作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此外还拟定了建设溧阳分校的八点具体方案〔5)。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
    1966年2月底,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
    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花了三天时间徒步行军抵达溧阳果园。起初因为没有校舍,师生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初步安顿下来以后,学校领导计划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设一批“乾打垒”(6)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然后再陆续建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进行半工半读教改实践。一些亲历者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此后三个月的劳动、生活和学习情况
    位当年的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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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回忆说(7
    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
    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
    劳动的时间太长,就
    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羨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
    除了劳动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满意。一位当年的历史
    系学生回忆说(8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
    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萧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9)由此可见,许多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匡亚明个人的,倒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学生们并不敢将自己的不满堂而皇之地表露出来,他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六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
    溧阳分校的广大师生是在6月2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10)。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由于当年那些大字报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大字报的原始风貌。不过通过新华社电讯的简要介绍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些大字报的大致内容还是清楚的:第一是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亚明为一位工人来信所写的“按语”;第三是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大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字报内容,第条属于政治表态性质,无须深究;第二条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还要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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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第三条则完全不顾溧阳分校筹建的背景和初衷,明显带有“诛心”之论的味道。匡亚明对“六二事件”的过激反应显然与此有重要关联。三、匡亚明的“反击
    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匡亚明的时候,常常会以一种赞誉的口吻提到他的多
    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四十多年前,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气质有时是会发生激烈冲突的。“六二事件爆发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苫恼恐怕是局外人难以理解和想像的
    作为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择要说来: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切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匡亚明无疑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匡亚明又不得不随时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搞一些与上述教育思想无关甚至冲突的举措。前文所述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就是他身上“党性”战胜“个性”的具体表现。
    〈五
    六通知〉发布前后,匡亚明的困惑和苦恼有增无已。在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的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甚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竞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个人政治嗅觉迟钝,匡亚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可能从毛泽东那些含义晦涩的言谈话语中窥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有所动作同时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烦,他在5月11日的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按照般的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
    家村”是中央已经定性的“三反份
    子”,把他们作为批判对象应该没有甚么疑问;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张的一个积极呼应;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则是积极贯彻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以后,匡
    还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从溧阳分校各年级抽调了十几个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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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判组”,准备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苏省委出来的几个本省“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陈嘉、陈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叔平,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人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匡亚明主
    观上对上级的号召是亦步亦趋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按语”。那还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达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匡亚明对这封来信显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又不便对之公开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这封来信的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11)。这个“编者按”的确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如出一辙。不过这个事件只能说明匡亚明由于消息闭塞,未能及时掌握中央髙层内部斗争的最新动向,而不能看作是对伟大领袖的质疑和挑战。因此在匡亚明自己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在无产阶级“党性”还是在个人“良知”方面都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大字报中那些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诛心”之论无疑激怒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谓“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
    此外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的一次与南京大学和前南大党
    委书记陈毅人有关的谈话。毛泽东在1965年11月视察各地工作时曾经说过12):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此时
    此刻回想起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不能不促使匡亚明将“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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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党性和忠诚的严峻考验。如果他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陈毅人的覆辙。因此他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位亲历者为我们生动
    地描绘了匡亚明获悉“六二事件”后赶往溧阳分校时的杀气(13
    非常
    突然地,我在大字报的现场看到了匡校长。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于,我就过去了。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说我见过,我们系就
    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十八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
    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
    了大祸了。
    天匡亚明就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把学
    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6月3日上午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斗有关学生和教师。6月3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六二事件”以及处理经过,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六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据统计,在6月2日至5日四天的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多达七十人,包括学生六十
    四人、教师四人、工人二人。其中党员九人、团员二十二人。四个团总支书记除人不在家外,三个仝被斗了(14)。关于匡亚明组织“反击”的具体情形,一位亲历者回忆说(15)
    时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是跟着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几个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首先批判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所谓批斗会的模式,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木没有分辫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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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
    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
    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
    另一个亲历
    者回忆说(16
    学校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之后,我那个
    党员老乡纠集了我们班八个出身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甚么〉。这是当年“反右”运动时《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八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12点,紧急集合
    刚刚被任命为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的Q老师(原党支部书记藉故离开分校),就
    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他还叫写了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然后,他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同学都不敢睡觉,坐在宿舍里学习和写检査。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虫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这时就贴反击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就牺牲我们了。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我们即使想睡觉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我们的学习材料,一方面还要写检讨。以上对“右派学生、教师的处理办法是否岀于匡亚明的直接授意,现在已经无从査考。不过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亚明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亲历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亚明和分校负责人对“反击”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成分,“反击”的方式方法又过于残酷,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观者的感情天平发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倾斜。四、江苏省委的介入当造反学生与匡亚明形成对峙的时候,江苏省委的介入无疑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介入多少显得有些来迟。究其原因,如果说匡亚明未能及时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六二事件”发生以后,江苏省委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不过他们也派了人去溧阳分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据一位当年在溧阳分校政治处工作的教师回忆(17
    在5月25日前后,省委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
    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就鬼鬼祟祟地到处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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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但是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
    这位老师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
    然北大揪出了陆平,那么南大当然可以对等地揪出匡亚明。但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行政六级干部,其资历和声望又岂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陆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支持,江苏省委宣布打倒匡亚明,他匡亚明会买账吗?关于此前匡亚明与江苏省委的关系,我们在南大师生中听过许多与以下描述大同小异的说法(18
    匡的个性比较强,干革命的
    资历也比较老,行政级別比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对于省委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他就带本英文的《资本论》去看。不过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决定,江苏省委负责人会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当时在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岀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于是江苏省委于6月6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6月8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在此背景下,溧阳分校的斗争形势迅速出现逆转。
    位亲历者回忆说(19)
    到了6月5
    6日的样子,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他向我们传达了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福基,下达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是好人犯错误,学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问题“风吹”。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感到没有事了,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6月
    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哪来的?他们说是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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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他们来干甚么?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
    们受委屈了。我说:你们胡说八道甚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索
    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
    20)
    我们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都感觉对不起党
    实际上江苏省委已经在调査这个事情了。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本来的斗争对象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传部领导率领的调查组进入学校,而我们呢还不知道。
    6月8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
    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我们集合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在会上向仝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完这个话以后,我们
    都激动得哭了。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心里面激动啊!而批斗过我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但是,那几个被批判的、被拳打脚踢的老师还不敢动
    然
    而省委的介入也诱发了一些新问题。一位亲历者告诉我们(21
    省委调
    查组在大会上宣布支持我们,下面是欢声雷动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
    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甚么?”当时大家认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不要再纠缠了。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分校实际上陷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面继续劳动建校,那个时候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岀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觉得这个夏天怎么过呀!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
    革命。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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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
    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10日和12日又发表谈话。听到传
    达以后,江渭清从华东局回到南京,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22)。等到溧阳分校师生返校的时候,这边早已做好了准备,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学生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许多其他在宁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大,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一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回忆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23):我们乘巫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大沸腾了!理科的学生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我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我们以一种
    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所以那个心情啊就特别激动当时那个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们都激动的哭了。
    12日下午,南京大
    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24)
    此后事态的发展,在江渭
    清的回忆录中有简略的描述(25):《新华日报》从6月13日起,除错误地公开报导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外,还错误地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同志的点名批判。当时,曾有二十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所谓“大辩论”
    位教
    师回忆了后来学生斗争匡亚明的情况(26
    当时在南大大操场批斗了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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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明,我印象当中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6月15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27)。7月4日,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大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28)。至此,南大学生的“倒匡”运动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五、“倒匡”事件的历史反思南京大学的“倒匡”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入
    事件的学生、教师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六二事件”爆发前都与匡亚明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客观地讲,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学生而言,最初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无非是艰苦的建校劳动和闭塞的乡村文化生活,他们的最基本诉求无非就是尽早离开农村回到城市。这至多表明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理想主义和棼欲主义的道德说教实际上收效甚微。就匡亚明而言,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无非是希望培养岀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与此前许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没有多少值得指责的地方。那么,这样一些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错误的想法,为甚么在当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样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为甚么最后会走到暴力对抗的边缘?是甚么因素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激化,最终给大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反学生和匡亚明都是极“左”观念的受害者。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并不讳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讲人情,斗争哲学”之类的信条。另一位当年参与镇压学生的党员教师则十分强调“反右运动”对学校当局和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右派份子向党进攻”。联系到当年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上述言说的真实性。它们的确折射岀那个时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矛盾双方的那些过火言行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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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言行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现。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极“左”观念难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释吗?在“倒匡”学生与匡亚明的思想深处,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的东西?造反学生在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以及后来在自在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缺损?匡亚明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确”的化身,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这是否意味着在他身上“民主”观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苏省委对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仼但是当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而是见风使舵,大玩“丢车保帅”的把戏,其“党性”和“人格”难道没有令人质疑的地方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参与演出“六二事件”的有
    关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匡亚明虽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依靠高压手段制服了造反学生,但是江苏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个人遭到批斗和长期监禁;江苏省委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也只能自保于一时,8月以后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迅速将旧省委吞没,省委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大的学生造反派尽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夺权”运动中风光时,但是到1968年3月江苏省实现“大联合”之后他们立刻遭到唾弃,在“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斗、监禁,许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由此可见,当基本的政治伦理丧失以后,政治就变成了一场危险的赌博游戏。如果一个社会容忍了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那么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丧失,就只是时间问题。在南大校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文革”爆发时,全校有教职工2,784人,学生5,91人,共8,695人。“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533人,面上审查的100人,计633人,占全校总人数的7·3%(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审查的80多人)。当时有教授70人,副教授35人,计105人。除一人因病住医院于1968年病逝未受冲击外,104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和冲击,绝大多数被抄家、挂牌、关“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仝校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32人。审查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27人。“文革”结束后,南大共清理、销毁各种检举揭发材料重量达3,219斤(29)。就全国的情况而言,南京大学的“文革”还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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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惨烈的……注释:1、10、14、24《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2〈关于“六.二”事件的平反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590-591。3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82。4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1965年12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93。5〈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96-97。6“乾打垒”是一种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简陋房屋。7、15、2
    0、23笔者与J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0日。8、13、16、
    18、19、21笔者与C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9、17
    26笔者与G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3月9日。11王德滋主编:《南
    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376。12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1965年11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22、25江渭清:《七十年征程—一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515;516-17。27〈省委南京大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南大党委联合通知(第一号)〉,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5。28〈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237。29〈南京大学落实政策工作总结〉,载《南大百年实录》,下卷,页602一603。口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四期2006年9月30日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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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査“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
    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査部署,打了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
    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査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
    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
    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査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査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
    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
    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970年4月清査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査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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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调査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査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
    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
    的
    突破口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査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白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岀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
    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边审査,197年10月隔离审査,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査。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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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査研究组的调査报告,在査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査关押“5·16”的营地江苏清査“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
    “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
    “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64
    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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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省科技局在清査“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硏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千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査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査关押“5·16”的营地。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
    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
    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査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査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査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査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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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
    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南京市被认定为
    16”大本营,将
    清査“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査“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査思想后査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竞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査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其它市级机关清査“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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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査“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竞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
    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江苏其它地市清査“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
    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査“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
    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2007年第
    期
    二00三年四月三日,孙维申:《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人性的权要人物拖进了“处处牢房遍地鲜血”的恐怖的大黑洞
    但是,
    这段历史被有些人有这是三十年前的一场恶梦,整个城市都被某些为了权势而泯灭了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歪曲了。掩盖或歪曲历史,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都是不负责任的。为了今天改革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笔者遵循一位伟大思想家关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名言,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记述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祈望读者和学者诸公能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总结出有益于社会的经验教训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你听到“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个词儿,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你会想到那些冒着雨雪风霜或烈曰曝烤,忙忙碌碌的考古工作者。不由得对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产生无限敬意。也许你又会想起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挥汘的农民,那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更显珍贵。如果你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变态心理支配下,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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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整个城市的歇斯底里政治大迫害行动口号后,不会毛骨悚然吗?我听到一些过来人说,“何必再回想那些早已过去的事情。历史是根据需要写的,那些陈年往事也许方志上就用寥寥几个字就含糊过去。也许一个字都不会提到
    是
    吗?历史就是那么随便由人搓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恶梦,晨曦、鸟鸣外加一阵和煦的清风就能把它驱散得无影无踪
    人类难道能靠忘却或臆造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吗?人类难道靠着对昨天稀里糊涂的记忆,来求得有把握的,明朗清晰的明天吗?政治健忘症是人类进步的大敌。遗忘不可能克制历史留下来的病毒。你若不经意把它淡忘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旧病毒经过一番变昇更新再出来横行于世,恶梦又会变成现实。历史是不能随心所欲东涂西抹的啊!尤其是那些社会瘟疫的病案更需认真记取。在我们讨论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回忆一下这段三十年前曾经在无锡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会加深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以史为鉴,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愿先辈们的血不会白流
    在十年文革期间,无锡市所经历的各种反复动荡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从一九七0年初到一九七三年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所
    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狠狠反击极左思
    潮、狠狠反击右倾翻案风、狠狠反击资本主义复辟”。而整个运动的重中之重就是“彻底清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和罪行”。这次运动前后进行了近四年。而其中近三年多是从事“重点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超大型政治运
    打三反”是从七0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査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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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九七0年秋末冬初,运动就转入更为深势浩大的重点阶段即“清査五
    六”(在无锡叫做“挖地三尺”或“深挖五一六”)。这个“深挖五一六”历时三年,被“触动”者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査办公室)统计为将近五万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估计,包括“隔离审查”“脱产审查”“半脱产审査”“业余学习班”以及各种形式“触动”者,超过十万人。“非正常”死于“学习班”中人数,按七四年官方(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査办公室)统计为
    六十七人。按民间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为八十一人。这还没有包括在“学习班”里因酷刑致伤致病后返家不久病情恶化而死者。用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原无锡市公安局长、已故的陈文章老人的话说“这哪里是什么群众专政,是专群众的政,是不折不扣的无法无天的法西斯!”。用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师生的话说是“处处牢房遍地血泪!”。用已故的原市委书记,也是运动受害者韦永义老人的话说,“什么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这是当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和日本帝国主义搞清乡扫荡用的口气啊!”。按原总字三0八部队一军官说“这是草菅人命、横行不法最典型的历史教材。”。用广大市民的话说,这是“昏说乱话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的
    三年
    虽然事情已过去三十年。笔者也从青年变成老年。但是往事是难以忘怀的虽然手边资料已荡然无存。但是笔者和许多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地位经历过这场“浩劫中的浩劫”。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和无锡市轻工业学院教师,已故的沈静园教授等“深挖”死难者家属一同搞过自发调査。迄今印像深刻。现在凭记忆写出如下史实,供读者和学者阅读参考。
    )春天里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在世纪之交人们也许把这个全市都沉沦在恶梦中的三年,深深埋在记忆深处了。但是往事时不时会冒出来。也许是由於阴雨天引起陈伤复发,也许是在中秋或春节全家团聚时难要想到屈死在“群众专政学习班”中的亲人,也许
    其实这场“一打三反、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早在一九六八年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显出端倪了。
    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并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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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
    )分驻全市各处要
    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全社会大混乱、大恐怖运动。
    这场“清队”历时半年。一开始就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的篇长长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为信号同时在全市城乡全面铺开。迄今五十岁以上的无锡人,一提到那场“红色台风”往往心有余悸
    开始是把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仝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仝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昑声不绝于耳。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到了高潮时每天都有人死于“十级红色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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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査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仼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暌暌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笔者作为蓬帆厂被派去该厂参加斗批大会的代表之一。只见现场是一个挂在门上的细草绳圈,其高度仅到我的颈下,一个成年人根本不可用以自杀,且隔着薄薄透隙的板壁就是日夜不断有起码有三个以上人值班的“群专”办公室。我们被告知“群专队员们正在吃早饭,早饭前曾有队员送进早餐给丁国荣。再过了不到半小时,另群专队员推门进去,丁已畏罪自杀。”在当时的高压政治态势下,非但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有关丁国荣系“自杀身亡”的司法鉴定,而且被威胁道“要严防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为丁国荣搞翻案
    。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
    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除了种种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全面政治大迫害外。挂牌当街示众也成了无锡市的一大景观。笔者曾见到在众多被示众者中有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抒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时值春末夏初,正午骄阳当空,老人已被这样成天“枷号示众”多日。过往群众只能投以怜惜的目光,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见到一位过路的板车工人,乘看守者不备,给他送上一玻璃瓶凉茶……。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可是两个痴爱兰花的人碰在一道,除了互赠兰花切磋兰艺外哪有什么“阴谋活动”可交待?结果沈渊如先生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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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千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坻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其实绝大多数人对那次所谓“小船会议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无所知。眼见被罗织罪名迫害者越来越多。有上千名干部工人农民被迫逃亡他乡。笔者本人那次未及逃脱,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更大规模、更残酷地进行政治迫害
    这场“十二级红色台风”,直到“九大”前后,渐渐转弱,被“三忠於,四无限”的新浪潮取代。全市人民稍稍松了一口气
    谁知这个令人惶惶不安的春天,还只是“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面
    打三反”更胜“红色台风
    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的“漏网右派”,惴惴不安地对笔者说,“这回可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斗争啊!那回还有什么右派边缘,这回可是没边没际了
    在“九大”高昂的凯歌声声的气氛下,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似乎平静下来了。市革会当局还处理了几处“严重违反政策”的单位。各单位的,用以管理被揪出来的“各种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的“老牛队”(按即牛鬼蛇神的俗称),绝大多数在“严格政策界线”“团结大多数”的中央政策下,纷纷解散在“红色台风”中逃到外地、特别是集中在徐州和鲁南的人,也由省、市革命委员会,用“热烈欢迎战友回家共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红横幅和锣鼓掌声接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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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不过这些“战友”并没能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而是被送到位于太湖边的疗养院去“学习”。这是一种似乎比较温柔的拘留审査。多数“战友”还会享受到放假回家过个星期天,和家人亲友团聚的优待。再后来大多数“战友”因为“油水”不大,就陆续“毕业”回家了。剩下的或转为拘留,或转为“隔离审杳
    这时却又冒出了新一波的运动,由于中苏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全国展开了战备高潮。几乎同时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边汗流浃背到处在挖防空洞,边又敲锣打鼓“欢送”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们。和全国许多地区有所不同的是,无锡这些挂着大红花,噙着眼泪被逼到苏北农村去“战天斗地修理地球”的人,除了按当时中央精神所规定的干部、学生(即所谓“知识青年”)外,还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甚至有年过七旬的老人。许多今天还是被审査的“走资派”、“暗藏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黑干将”,在一个晚上都变成了胸佩大红花的“革命同志”,被“光荣”地赶到苏北大地。这是一场在派性、权力欲和“超指标完成任务”争功邀赏
    支配下的人口大清洗
    这场“几万大军下苏北”的悲剧还没谢幕,一九七0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其中前一年是一打三反,后三年多是深挖五一六)。来势汹涌的“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击无政府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简称。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査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ⅹ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竞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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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九七0年春天开始的“一打三反”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当时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精神概括来说就是“虽然已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利用各种反动思潮,时刻企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夺回他门失去的天堂。所以要狠批反动的社会思潮(即所谓形左实右的极左思潮),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份子,粉碎右倾复辟翻案风。”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戡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於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薮。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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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査办公室统计)公布为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土。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这个时期,笔者在街头曾见到一位当技术员的远房哥哥,他大学毕业时恰逢“反右”运动。不揞世事的他,虽然毫无可供批判的“右派言论”,而且上下左右也没有得罪任何人,还是弄了个“右派边缘”,分配工作没有着落。好在居民委员会的老阿姨发了恻隐之心,把他派到个小厂当了“临时工技术员”。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文革中一派也不参加,只管当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逍遥派”。他四顾无人,凑到我耳边说:“……我们厂开牛头刨床的张大块头,还是厂革会委员,生产办公室副组长……昨天半夜里死在学习班里……这场一打三反远远比反右斗争结棍!是放大又放大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还有个右派边缘,这次可是无边无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场“无边无际”的“一打三反”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到原参加“革派联总”特别是其中拥有十多万人的“红总”即“主力军”的成员头上。不久,“一打三反”就引入了“重点”,这就是在无锡文革十年中占了分之一时间的“深挖五一六”。
    (三)云遮雾罩的《中央(七0)二十号文件》
    关于当年那个《二十号文件》,据说发送级别很高,往下都是逐级用口述笔记方法层层传达。那时“中央文件”这个概念很模糊。中共中央的《中发》文件国务院的《国发》文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以及中央军委颁发的文件等等,甚至连中央各部、委、办,但凡沾有“中央”字号的机构所下发的文件,一般人都称之为“中央文件”。笔者近年求教过一些当事人,包括当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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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办”等运动枢纽部门工作的军官,他们也记不清楚;因为他们当时谁也没有看到正式文本。现在也弄不清这是《中发》《国发》还是什么《x发》
    只知
    道那个《二十号文件》,以及附带的关於文革开展以来江苏省的“敌情分析”,逐级用口述笔记方式传达完成后,立即按指示把这些“手抄本”统统付之一炬。
    十年后,跨进了二十一世纪,这个轰轰烈烈运转了三年多的《中央(七0)二
    十号文件》,对绝大多数当事人说来,还是云遮雾罩的一部天书
    到七0年秋天,面上的“一打三反”似乎停顿了。可是社会上的紧张空气丝亳没有松驰下来。人们纷纷传说有更大的抓反革命运动就要来了。那可不是什么“潜伏特务组织”、“地下军”之类的小玩意儿,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阴谋份子”。听说在北京已经把那个当年挺身而出、痛斥《血统论》的遇罗克枪毙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中央要査清一个什么“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由功勋卓著的杨成武将军“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人们似乎还记得前两年在什么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在那些抄来抄去的《动态》栏中曾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取缔“联动”、“特动”、“五一六兵团”等首都的“保字号”红卫兵的简短消息。据说那是由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女搞的秘密组织。怎么现在又要大查特查这个“五一六”了?
    就在七0年秋冬之际,“狠批形左实右”,“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的舆论又热起来了。在干部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半官方”消息,
    听说有一个中央《二十号文件》已经到省里了,马上就要大规模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了!”
    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有解放军……秘密得很,人数多得吓死人……”
    听说这个五一六非常秘密。参加的人都规定了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都是单线联系
    听说我们无锡的五一六就多得吓杀人!各单位都有一批五一六……听说参加
    五一六的人要填一张表格……”
    听说还有不填表格的五一六。还有被别人发展进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的什么
    五一六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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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当时和多数市民一样疑惑不解,既然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怎么各单位都有“一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啊!而且竞然还有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发展进去的反革命组织……笔者回想起数月前在街头碰见那位“老运动员”族兄的话,
    这回可是无边无际了
    萧杀的寒风,惶惶不安的社会心态,这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只听到说某某人进去了,还有某某人和某某人……”浦相海前天也进去了!”。
    浦相海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学生,轻院“六二六兵团”主要负责人、无锡市革命委会副主任。三个月前,在无锡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他还代表市委和市革会作了一个照本宣科式的关於“一打三反”运动宽严政策的报告。而在无锡全面清剿所谓“五一六份子”的信号弹,恰恰就是从浦相海等人“落网”打响的。刹那无锡全市铺天盖地刷上又一波新的标语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更有甚者是杀气十足的标语这样写着“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政策攻心”,从车间、办公室、走道、食堂甚至厕所里都张贴了标语。走进食堂买饭,在写着“红烧肉一角五分、萝卜肉丸汤一角分、青菜五分……”等价码的菜单的上方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标语,早点交代问题,吃饭也香,睡觉也安心啊!”。
    当你走到厕所小便的时侯,一抬头,只见小便池上方赫然一行大字在逼问你,喂!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
    无论是谁从早到晚都生活在“政策攻心”的海洋中,除了少数“依靠对象”人人都变得谨言慎语、忐忑不安
    在这一片“深挖”声中,各单位都宣布正式成立“清査(深挖)办公室”或深挖领导小组”。这些机构下面还有专案小分队。小分队队员都是从“依靠对象”中精选岀来的“斗争意识最强、立场最坚定、政治上最可靠”的人。许多臭名昭著的打手都成了小分队里的骨干队员。因为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不管三七
    十一把人往死里打,是“斗争意识最强”的典范。另外,许多在文革初期“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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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专门搞材料、整理材料的人,也是各小分队的理想骨干成员,因为他们“立场坚定、经验丰富”。这文武两类人,是“挖地三尺一个不漏“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班底。
    运动要全面铺开,总得先亮出“上方宝剑”。各级都正式传达起“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中央文件不正式传达只讲“文件精神”,这是自文革以来没有的怪事!这就令人感到十分惶惑不安。而且传达时会场纪律之严肃更令人心惊这个层层“记录传达”的“中央文件精神”,令人惊讶万分的是,不知怎么搞的,连以往的“毛主席批示照办”或“毛主席批示已圈阅”等中央文件必不可少的前置词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中发”“国发”“中军发”或发文单位的简称。还有惯常的“发至某某级传达至某某级”等发文级别也含糊不清。不过“文件精神”确实证实了前些日子的“小道消息”。就笔者和一些过来人的记忆,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精神”大体如下,
    五一六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行将崩溃时,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组成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集团的后台是杨成武(原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副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的,由社会科学院的某某人等指挥的……”
    五一六的反革命能量很大,他们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种种极左或形左实右的口号煽动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煽动武斗,反军乱军阴谋纂夺政权,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不但学校有,机关,企业、部队和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有。非但在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有三性,即反动性、隐秘性、顽固性。此外还有欺谝性群众性……”
    五一六有极大的欺谝性,所以参加的人很多……为了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彻底肃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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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省里还下达了不知什么人对江苏省的所谓敌情分析,“……江苏是国民党的老巢,残渣余蘖很多,他们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勾结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权派,要把他们重新扶上台来复辟资本主义。江苏省是全国清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重点……”
    同时无锡市各家大小单位的“当家人”在大小单位的动员会上,都信誓旦旦地宣称道
    我们江苏是全国的重点,我们无锡是江苏的重点,我们xx局(或xx区)又是本市的重点。而我们单位则又是xx局(或xx区)的重点。是重点中的重点大鱼小虾多得很呐。就等我们一网一网打出来
    有人说我们单位没有五一六。你们看吧,到了运动后如果我们单位抓不出五
    六,我就在地上爬几个来回给你看!”以示其不成功使成仁的“铁血精神”。与此同时,为了“联系无锡实际,引导运动深入开展”,有关当局抛出了个《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个“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七反革命大游行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
    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在
    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剌激”的口号,无非是摘自报刊文件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二月底,这二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到同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2)《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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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同年五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3)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笔者按: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
    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等组织获得正式平反,声势大振。“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红代会)、“机关兵团”红教兵”、“红艺兵”、“卫生兵团”、以及由公安局系统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战土”等,联合组建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革派联总)。在此同时,原来的“十三个系统大联合”,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改组更名为“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査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军管会当局未采取有效行动平息骚乱。骚乱越演越烈。“九二”方面遂抢先备战,选择全市要害地区的工厂校舍大楼为据点,在无锡机床厂等单位内暗中制造大批长矛等冷兵器。六月初“九二”忽然集中各单位骨干成员到据点内,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组成战斗队列编制,并发给事先早己大量制造好的长矛等冷兵器。在“九二”大集中的过程中,顺势横扫了数十家工厂企业,抢走“主力军”的旗帜、印章,打伤了许多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工人,甚至“九二”方面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多有被“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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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派联总”方面仓促应对,也集中人员,以随手取得的铁管、木棍,和从红星刀剪厂仓库中抢得的数百把出口甘蔗刀和咖啡刀(俗称“古巴刀”)武装起来。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在清査“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被说成了是在
    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火烧装甲汽车案
    笔者按: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
    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
    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六)七月三日大撤退
    笔者按:无锡武斗开始后,由于“革派联总”方面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军管会当局又明显倾向“九二”一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被动,避免更大的流血,“革派联总”於七月三日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革派联总”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欲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次为避免更大流血而主动撤出的行动,当时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岀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七)洛社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两派纷纷抢枪
    进行“文攻武卫”。“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纂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岀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八)夏季阴谋
    笔者按:此事是在“深挖五一六”中期追加的一个荒诞的神话。一九七一年
    九一三”事件后,无锡当局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逼供诱供手段制造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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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如下,……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虽然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但因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此“大案”搞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九)五月暴动
    笔者按:前文已讲过,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曾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十)流亡政府
    笔者按:六八年初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踢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从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靠着用这些罗织出来的“十大要案”,以及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该“要案”即指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岀,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凡此种种“五
    六罪行”多得不胜枚举。其中多有像“夏季阴谋”那样天方夜谈式的离奇神话总之,当时主持无锡市以及下属各级单位“深挖互五一六”的人们,凭他们的如科幻作家或侦探间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杯弓蛇影的“对敌斗争敏锐性”以及各式各样的逼供、诱供刑讯手段,炮制出了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五一六案件”。特别是当时省里还有话传下来说,“(深挖五一六)网口要大,网眼要密,下网要沉,一网打尽,雷厉风行!”这又进一步促使这些人在“深挖五一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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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深挖五一六”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面积下网了。一种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推向了极端化的情绪,一种追求权力的无限满足感的心态,派性,和“案件越大越好,五一六抓得越多越好”的变态性成就感和趁机泄私忿心理,加上“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种种诱惑混合在一起,形成无锡市“深挖五一六”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锡市当局向各级专案机构和数万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的小分队员公开喊出了血腥味十足的动员令,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深挖、深挖、再深挖,彻底扫清五一六!”
    解放思想,深挖细找,认真排査,决不让一个五一六份子逃过去!”对五一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还用各种“专案工作会议”、“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名目来传授刑讯逼供的“好经验”。当有人提出“审查对像实在顽固,我们应该掌握什么原则?”
    市革会一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
    而主持大局的权要人物的说法就更“通俗易懂”且更具“理论性”了。他说,必要时触及皮肉,是为了更好地触及灵魂嘛。”
    当然在大棒的外面还是要包上一薄层温情脉脉的胡萝卜皮。他们在用刑之前总是对被审査者念上一段“大悲经”,诸如,
    你在泥坑里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们怀着火热的阶级感情来帮助你
    我们来替你加加温,让你能战胜错误的思想。”
    加温”、“帮助”成了专案小分队搞刑讯逼供的专用术语。
    至于“学习班”的“校址”放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拘一格了。诸如,旧仓库、废弃的厂房、报废的炼焦窑都能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校址”,满是积水的防空洞成了不折不扣的水牢,甚至停止使用的旧厕所都用来关押“重犯”(指隔离审査者)。有时“全日制”班(所谓半隔离者,比隔离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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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自由些,可在小范围内走动走动),也享受这种待遇。至于那些“班组帮助”、“车间帮助”以及“集体帮助”,则就在大食堂、办公室、车间里“加温”。总之一句话,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因为要挖的人实在太多了!
    用来关押隔离审査的囚室可谓周到严密,门上终日一把大锁,只有提审(术语叫“启发帮助”或“加温促进”)时、或一日三餐时才开启一次。窗上加了铁栏栅再钉上木板,再在板上裱糊上几层纸。这可能是防止蚊蝇蚂蚁之类钻进来通风报信搞“黑串联”吧。
    在这样昏沉沉又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一个人守着个没有盖子的粪桶,甚至于三九严冬、寒冷刺骨的日子,也就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就算卧榻。笔者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其他的审查对象,“学习”时间短的几个月或年把,时间长的达三年多。“学习”期的长短是根据“态度好坏”或“罪行大小”来“机动灵活”处置的。据有被“升级”到公安局拘留所的人,平反放回后对笔者说:“比起学习班来,拘留所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学习班”里长达数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以上,这还算不得什么。那花样百出的“加温”、“帮助”,才真正显示出“深挖”运动的取供方法的残忍性和随意性的本质。为此,有关当局还用工业生产统计的形式来及时掌握“深挖”进度和“产量”。笔者在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解脱隔离时。曾在一堆没有烧尽的字纸堆里看到一张八开大的统计表,至今还有印象。现凭记忆复制如下,
    清査五一六运动进度日报表年月日突破案件数
    突破组织人数业余学习班审查人数半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住单位学习班审查人数隔离审查人数:
    发现重要线索及重点排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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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人数
    拟报批升级审査人数其他情况:
    这就是当时有关当局给各级“深挖”执行者们发下来,要求逐日逐级上报
    五一六”产量的一张“生产日报表”。不知当年在奥斯维辛或是在达豪的集中营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工业文明”成果。统计学居然被用到“挖地三尺”上米了,可见其“一个不漏”决心之大和雷厉风行之气魄了!据事后原“深挖”专案工作人员说,在运动最高潮时还有特定大要案的《日报表》、《周报表》。其内容主要都是按图索骥,在各单位照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这个框子去统计“触动”、“学习班帮助”、“审査”等人数,以及“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空前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秘密团体似乎是可以用大工业方式成批生产出来的。
    另外在专案组和专案小分队内部,居然也用起他们一再批判的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个“五一六反动纪律”,来约束控制他们自己人。如发现有人泄露内部情况,哪怕是泄露如何对被审査者施刑,或者泄露被审查者在虐待下受伤、患病等情况,也要受到轻则呵斥、重则立案审査的处理。当然这种“不锈钢加锰钢的纪律”(某工业局“深挖办”主任语),并不能完全泯灭良知;有些有道德、有勇气、而又有独立人格的小分队员和专案办人员,在他们不得不参与深挖“五一六”时,仍然会尽可能地从肉体上保护这些被审査对象。这些有良知的人们,以后笔者会讲到的。
    这场声势浩大而且必须斩获“五一六”众多的“深挖”运动,既然是打着彻底肃清一个有名有姓的组织的旗号来开展的,总得要抓出有模有样的、有组织的“五一六”来才行。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五一六”们,还必须有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隐蔽罪行,才象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模样。要凭空在各单位都弄出这些“组织
    阴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运动刚开始,的确“阻力”很大,谁肯
    平白无辜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反革命”呢?虽然各种“政策教育”唾沫飞溅,小分队员个个吼得口干舌燥,也收效甚微。有些单位主持“深挖”的领导干部,因“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遭训斥甚至被“夺去顶戴花翎”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明(还是当时市革会主任王晏同一部队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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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被撤职。对此,无锡有关当局也大伤脑筋。于是又召开各级专案工作会议,布置新的战术,即“重点突破,撕开裂口,扩大战果”,“加大力度,突破重点与面上展开相结合,査组织与査阴谋相结合,査动向与追线索相结合,政策教育与无情打击双管齐下……”。这些满口政治军事术语其实很容易解读,那就是一句话“狠很来点硬的!”。当时有人问“加大力度要掌握什么原则?”。一位市委副书记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据说这位市委副书记因和一把手王晏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被暗中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如若“深挖”再延长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他本人也会领教这个“以不打死为原则”是个啥滋味了。)。这次各级专案工作会议迅速得到认真贯彻。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深挖”运动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运动中不幸死难者大多数就是在此时含恨身亡的。这时候的“加温帮助”方法也更见水平了。就事后笔者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了解到的就有二十五种花样的“加温帮助”方法。现凭记忆简述如下,
    (1)触及灵魂法A
    数人或十数人将审查对象围在当中,命其不停旋转身体,由小分队员轮流凑近其耳旁高声吼叫,并辅以铁丝鞭或竹稍拨打“纠正姿势”
    (2)触及灵魂法B
    此法是上法的“改进型”,因上法全用人工“土法上马”,往往令小分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喉管充血声音嘶哑。故加以改进“土洋结合”,用一个或数个高音啦叭悬於被审査者头上方近处,不停地播放“样坂戏”或革命歌曲中高吭的唱段。以上两法虽基本上没有触及皮肉筋骨,但其“轰炸灵魂”之杀伤力颇大,有人为之休克甚至神经失常,也有人听力严重受损,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者很多。
    (3)烟熏法此法多用在盛暑时节,将被审査者手足捆绑置于门窗紧闭之室内,用湿柴草、蚊烟条加干辣椒甚至六六六药粉点燃薰烤之。
    (4)“电疗”法此法比较罕见,即将被审査者捆在椅上,用调压器联通电源和人体,忽高忽低变化电压。此法对人伤害板大
    (5)老虎凳
    此法为传统古典式刑法。虽无专用刑具,但各种长椅凳或钳工台均可供“就地取材”。此法对人伤害极大,尤其是双足。有人被伤害终生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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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拉松立正
    这是最普遍的“加温帮助”方法,笔者就领教过几次。即让受刑者面壁直立但不准用手触及墙壁。少则半天多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姿势稍有不“规范”,即遭拳脚“纠正态度”。如因长时站立疲劳昏沉,即被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击,“让你清醒清醒头脑!”。笔者本人就因马拉松立正而小腿肿胀和大腿一般粗细,而脚面肿胀得溢岀布鞋园口近寸。在马拉松立正期间不许稍事休息。
    (7)三点一直线
    此法大约是马拉松立正的改进型。即让被审查者背墙立正,后脑、臀部
    脚后跟必须紧贴墙壁,在膝关节后弯塞进木块或砖块。如姿式稍有松懈砖块或木块掉下来,即遭痛殴并重新再来。
    (8)跑步段练
    此法多施于女性,令其脚穿半髙跟硬底皮鞋,在浇了水的广漆地板或磨
    光水泥地坪上原地跑步。地滑鞋底又硬,时时摔倒,倒地即令爬起再跑。一般都被“段练”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骨折者多有之
    (9)挂黑线
    令受审査者高举手臂系于电灯开关拉线上。时间一长手臂疲劳不支,稍
    一松懈引动拉线电灯熄灭,即被狂斥为“你到现在还挂在黑线上顽固不化!”。
    一顿痛打后再重新来过。此法显系轻工系统某厂所独创,故不多见
    (10)清醒认识
    九严寒滴水成冰、冷风刺骨时,令被审查者身穿单衣站立于室外,少则数小时多则连日夤夜。谓“帮你清醒一下认识!”。无锡汽车厂厂长,已下放苏北农村的市革会委员杨菊森(共产党员),被“深挖”回无锡。该厂专案小分队就用此法对他“加温帮助”。
    (11)站得高看得远
    叠起两三张方凳令受审査者长时间站立于上。稍一失去平衡,即连人带凳摔在地上,免不了受伤。谓之“让你站得高看得远,认清自已的前途。”
    (12)抓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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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精神战法之一。即在夜睡正酣时,突然把受审査者拉起来,谓“你刚才说梦话已讲岀某某事,干脆认真交待这个问题吧。”此法实在拙劣,笔者也曾领教过,虽然曾一时普遍采用。但因效果实在太差,很快就被废止不用了
    (13)伪造串供法
    此法实为诱供法之一,笔者也曾领教过。在七二年春节后某夜,笔者正被囚于隔离室中,突然隔离室的窗户被猛击出一碗口大洞,扔进一纸团,我展开一看,是另一“同案犯”“统一口径”的内容。字迹七歪八扭,显系伪造。此法虽有些单位用过,但此法非独无效且都令专案小分队自已下不了台。后也废止不用(14)踩杠子
    此法亦为“国粹”古典刑法。即将人双手用一长木棍捆成十字状,令其跪下在小腿后侧近膝弯处横放一粗长方木。先两旁各站一人,同时用手下压受刑者双手上的木棍。如若没达到要求则两边再各加一人如法实施。受刑者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几经昏厥,冷水浇头醒来后重复施刑。有一女青年因之“畏罪自杀”。
    (15)阿莫尼亚醒脑法将受刑者揪住头发脸部凑近尿桶,将火红之炭火淬於尿液上强令受刑者嗅闻。如郊区农民邵ⅹx被恶臭薰得狂吐不止至喷血
    (16)鞭鞑法
    此为最常规之“加温帮助”法。唯其“教具”五花八门。有钢丝鞭,此物一抽一道血痕。后改进为橡皮包裹之钢丝,此物虽令受刑者表皮不太难看但内伤更甚。另有用杋械传送带、金属链条或皮带等“就便器材”者,亦冇用湿水之棕绳电线者。
    (17)拷打法
    此法亦为普遍采用者。笔者就不止一次被施此法。所用刑具多种多样,诸如木棍、竹杠、椅腿、钢管、铁元等等。亦有在钢管铁元外包一层橡胶或数层布料以免受刑者表皮伤痕太触目,显得“太不讲政策了。”其实躯体所受内伤更甚。
    (18)滚水泼面此法不多见,受刑者满面燎泡混身烫伤发炎经久,甚至终生留下疤痕。
    (19)清醒头脑此法十分普遍。即揪住受刑者头发连续撞击墙壁卓面,少则十数次多则上百次。谓之“帮助你清醒一下头脑。”
    (20)巴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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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法更为普及且简便易行。据悉亦用来“考验”小分队员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笔者多次领教此法。有一次受“教育”后,头肿如斗,脸部淤血肿胀全呈清紫色伴以多处发炎麻木无丝亳感觉,久久不得痊愈。
    (21)饥饿疗法
    此法几乎每个受审查者长期领教。每日仅给一两粥二两饭,副食几乎断绝。更有连续两三天断绝饮食者。小分队员谓之“饥饿疗法,用来治你的思想毛病”。
    (22)电化教育
    七十年代无锡只有少量钢丝录音机,当局悉数征用。将已被“突破”者的所谓“坦白交待》录下,然后在各“学习班”内播放,并辅以各种“加温”手段强迫被审査者按录音内容写供状或揭发别人。此法在“夏季阴谋案”等案中用得最充分。
    (23)车轮鏖战(简称“车轮大战”)
    此法最“文明”。即由被审查者坐在小木凳上,由两三人一组之小分队员轮流在耳边大声“教育”。每隔几小时换一组小分队员,昼夜持续不得稍缓。每当被审査者昏沉欲睡时,或是捶桌子、或是揪头发、或是踢翻其坐的木凳使之重重跌倒在地。此法用得极其广泛,笔者曾多次经历,长者达百多小时。原“拱北楼”餐馆职工、“星火战斗队”负责人、“红总”发起人曹桂宝先生(笔名卜岩),有一次曾被此法连续“鏖战”十三昼夜!此法对人的伤害绝不比那些血淋淋的肉刑稍轻分毫。
    由于当时所记录资料散失,且又时过三十年,原记录之二十五种“突破”用刑法中有几种已无法回忆起来了。其实,当时小分队用来“突破”之法又何止二
    十五种啊!
    另外还有一种更恶毒的“突破”法,那就是把一些全市重点审查对象中已被“突破”者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录下,而后到各学习班播放,迫令被审査对象按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和口径来交待。这样一来,互相佐证咬得死死的,假案就成了铁案
    无锡市有关当局,一方面抓紧再抓紧各级专案班子的“内部纪律
    方面
    又有意无意地把各式各样“突破”、“加温帮助”的残酷方法透岀风来,甚至顾不得“严格掌握政策”这块遮羞布了。有的单位甚至在大会上公然吓唬群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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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政策要看是对什么人?对那些死不承认,死不交待的顽固份子,首先是要讲斗争,讲打击。你要抗拒,我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怕撬不开你的嘴…”。以此造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即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高压态势”。个别单位为了达到这个“高压态势”,疯狂到公然行凶的地步,某厂年仅二十四岁的工人孙金生,就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的。
    多年后一位专案小分队员很沉痛地告诉笔者说,
    (七一年)五月底六月初,因为面上突破进度缓慢,市里抓得紧,上面
    传下精神说,讲政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不能为了讲政策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对敌斗争是第一位的,决不能心慈手软……要雷厉风行打开新局面……小分队人人都要批右倾思想,个个都要表决心。所以学习班内外都打得更凶了……”
    这个以“高压态势”来“打开新局面”果然让有关当局喜出望外。“五一六份子”以几何级数暴增。学校、科研院所和某些机关单位中的“五一六”往往是高达全员人数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东门外的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工,甚至连门卫和烧开水的老校工百分之一百都成了“五
    这个“面上突破”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文艺单位尤显突出。如无锡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项国良正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担仼男一号角色洪常青,当他在台上完成了这个英雄形像来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卸装,甚至观众席上掌声还没断,就被专案小分队用种种精神折磨的手段进行“加温帮助”。人们说他是“台上是革命英雄,台下是反革命”的“阴阳人”。
    工厂企业的“五一六”百分比虽然较之上述“上层建筑”稍低,但总人数却位居第一。农村的“五一六”也十分可观。因“教室”奇缺,有些集体牛拦猪舍也被充作“学习班”用。
    另外,部队也决非世外桃源。驻无锡的各个兵种、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一批“五
    六”。其中尤以军事科研单位(如总字三0八部队,海军一0一舰艇实验基地)等为甚。关于部队的“深挖”详情,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加上消息严密封锁,地方上很少有人知道。只是在专案组或小分队员在得意忘形之际和恫吓人之时透出点风来。总之在无锡地界上,有关当局是决心要“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来个兜底翻。许多“运动骨τ”也趁机发泄派性,打击报复。江苏省荣军休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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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场中负伤的残废军人,有的战功屡屡,有的还有相当高的级别,也无法幸免。
    运动刚开始的近一年光景,在“抓言论”上,是本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条为标准的。有的人就因为谈论间不小心议及林彪的禿头,就被作为“五一六”揪了出来。在学习班内,也把“疯狂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和行动”列为重点进行刑讯逼供。因此,当“九”事件突然爆发时,无锡当局一时手足无措。他们一面对被“隔离审査”的人亚密封锁消息,一面匆忙“调整”案由方向,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凊”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以至弄出了“夏季阴谋”那样荒唐的大案。“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为了要继续深挖“五一六”,有关当局首先是要稳住这些人。他们用诸如“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
    为此他们还编造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来解释这场“深挖运动”中在林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例如“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可是人们私底下不免要议论,“林彪远在北京,要你在无锡花了吃奶的力气去迷惑吗?”“口口声声说是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指示执行的,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什么人部署要这样做的?有什么文件指示说明这是中央精神吗?”莫说是许许多多市民了,就是一些当初对运动意义深信不疑的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也开始动摇了。据一位某局“深挖”办公室材料组负责人后来对我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参加办案的工作人员思想上引起了很大
    动荡。运动没法开展下去了。有人向上头要毛主席关于运动的相关指示。有人问我们无锡这种搞法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还有人问运动要不要搞下去,怎么搞……后来上头拚命强调内部纪律,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为此,有一些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的专案工作人员还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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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王晏等权要不知为什么原因就是拿不出理直气壮的“合法依据”。虽然靠着手握的生杀大权及所谓“纪律”,用“结合揭发林彪罪行”这一移花接木的把戏渡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得以让庞大的“深挖”机器继续运转。但其底气大为虚弱,而且为他们日后埋下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法纪废弃的年头里,往往只要能抓住毛泽东主席的一句或是中央某个人一句话或是一个批示,就能用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可是王晏等权要为什么连这点都那么难办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难以启齿的隐情?笔者和绝大多数过来人(包括一般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迄今没能见底。在当时“深挖”稍微迟滞了那么个把两个月,又按王晏等人重新定的调子,继续“向纵深发展”。虽然底气不足,而且手忙脚乱,又要重新“挂后台,挂背景”,弄得更加不三不四。这些权要们硬着头皮还要往下搞。因为运动一旦停顿下来,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来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末,“深挖”已面临新的问题。一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挖掘一上来是“目标清楚方向明确”,也就是用所谓的“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为主线,带动“其他各式各样大小案件”,并在挖“案件”的同时大挖“组织”。可是随你怎么“突破”,用尽了刑讯逼供之能事,搞了长时间的所谓“政策攻心”,而且公开宣布了什么“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旁证,哪怕你死不承认照样定你的案!”之类的“定案法则”,就这样用暴力加恐怖搞了两年,却定不了个案。其中尤以面最广量最大的“五一六组织问题”,更是令当局倍感头痛。因为原来当局不知依据什么规定宣布过,凡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有填写表格者,有口头发展者,有被别人发展进去自己还不知道者。”。可是就凭这么无边无际的定案条件,还是定不了一个“案”!多年后一位参加过市“专案办”工作的军官告诉我,
    “…那时候上头要求抓紧定案,为这事王政委(王晏)急得很!搞了两年还定不了一个案那还怎么交待?说是有两个以上旁证就能定案,可是弄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光说五一六的表格弄来几万份交代材料,没有两张一模一样。有的说是油印的,有的说是铅印的,还有红黑双色套印的呢!有的是大八开张,比入党志愿书还详细,有十六开,有三十二开,最小的只有一张发票那么大。表格的名称更是各不一样。有的叫《中国五一六兵团登记表》,有的叫《革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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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登记表》,还有叫《某某厂五一六战斗队登记表》,还有更干脆的叫《五
    六秘密地下战士登记表》,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再怎么深挖细找也弄不到张标准的五一六表格,更不用说是表格的原件了
    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已“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笈笈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査对像: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杈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査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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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面大事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仝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
    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白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民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査对像塞上几个馒头烧饼;冇的被派搞定案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査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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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誊岀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査对像以各种名目放岀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査”;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査,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岀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
    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勇敢地贴岀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竞镇压了谁?”。这下子不谛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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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和非
    叶剑英元帅怒斥道,“……搞清査(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
    无锡有个支左的干部,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
    不进的乌龟壳壳,你搞这个壳壳是用来对付谁的?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岀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査对像,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岀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蠢事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査。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们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査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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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査(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査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
    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纠葛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也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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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
    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別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
    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xx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
    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ⅹⅹ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
    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
    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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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於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ⅹ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
    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
    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xx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消遥派”。只因不肯违规
    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
    农民蒋xx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査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玑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钤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
    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辫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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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
    另
    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査(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査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ⅹxⅹ同志进行审査,现己核査清楚ⅹxⅹ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
    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査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査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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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
    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竞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ⅹ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晩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査,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
    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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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ⅹ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ⅹ书记的痛处,他悖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ⅹ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不过有一些揭发权要人物们奢靡生活和损公肥私丑行的大字报倒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例如
    九七二年初正值“深挖”进一步引向高潮时,农历小年夜下午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权要们在声嘶力竭要全市进一步“深挖”再“深挖”决不动摇云云之后,号召全体与会干部说,祝同志们过一个简朴又快乐的,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一散,权要们跳上小轿车直奔太湖饭店去过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的“革命化春节”。又如,他们每次去太湖饭店等涉外宾馆“革命化”时,往往总要开上几瓶名酒“提提精神”,尤其爱喝特供外宾华侨的“茅台”。为此,竞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把茅台瓶中之酒倒出来享用,再用别的酒注入空瓶去应付外宾华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宾头上刮点点,内宾肚子里补点点”。这种“鼓上蚤时迁”的把戏偶而被一老华侨撞见,影响十分恶劣。他们却不以为然照样时不时去涉外宾馆“革命化”。三十年后为举国上下痛诟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歪风,他们早已“超前化”身体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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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当时无锡无线电五厂开发出了一种“小六管”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灵巧玩意儿,如今在地摊上多得数不清。可在七十年代初就
    像现在的什么GPS卫星定位仪一样稀罕!权要们居然以“试用”之名成箱成箱私
    分了。
    又如,当时无锡纺织业开发出了多种棉毛化纤混纺面料。在那个每人一年凭票供应几尺布的年头里,这东西穿在身上,那感觉更胜如今的什么国际名牌服装权要们居然也以所谓“出厂优惠价”甚至干脆一文不付,就成捆成捆地“试
    牙
    此外,机关干部们还揭发出了少数权要们严重违反规定擅用高挡药品的行为。如当时严格控制使用的进口“白蛋白”针剂,权要们动不动就当成“滋补品”使用。须知在外汇奇缺的年代,这种进口药的价值超过现在的什么“美国伟哥”“印度神油”等等“壮阳神药”的几十倍!
    再如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奇缺的年头里,一般人结婚都以“三转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一台木壳闹钟)及“三十二条腿
    堂家俱的
    木腿总数)为最高标准。权要们却能以各种名义时不时弄到十几立方米的上等木料,四时八节鲜鱼活虾肥蟹不断,自己吃还不算,还用来巴结上司或分赠亲友收买亲信
    这些丑行被曝光,也使市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道貌岸然权倾一时的大人物,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挖地三尺”血腥手段,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地侵吞国家财物
    但是“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圾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就在这时终于经过层层传达,人们听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叶剑英元帅愤怒斥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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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清査(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还讲什
    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干部(应是指王晏),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意为独立王国)!你搞这个壳壳是对付谁的?
    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虽然只点了王晏,但是也给那些起劲地用“不能
    风吹”、“大方向正确”以拖延时日保住“挖地三尺”这块通灵宝玉的人当头棒。特别是搞了那么多年,关押刑讯了那么多人,死难病残那么多人,株连者就学、求职、参军,提干升职受到影响乃至社会生活中严重被歧视者不可胜数。民愤实在太大了!如今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又完全剥夺了其“有文件、有批示,大方向正确”的所谓“合法性”。特别是无锡当时曾宣称搞出了那么多“五
    六”,可是实际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也没有(据悉江苏仝省搞了百来万人,最后也是一个“五一六”都没有)。这和当时刚刚颁发的,虽然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宪法》也严重抵触。他们深知再拖延下去,眼看就要陷入没顶之灾,手下的打手杀手们更是难逃法网,必需搞个“金蝉脱壳”法术逃脱难关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风吹来。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査人的和被审査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査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X同志在清査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査。今査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査期间,该同志於ⅹ年ⅹ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谁要是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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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作为“五
    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
    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胡涂的放岀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电视中又看见了多年消声匿迹的杨成武将军,这位令日本名将、国民党名将、美国“二战名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都异常头痛的人,虽然雄风犹在,毕竞“将军老矣”。想必是这么多年来,将军和我们这些被人莫明其妙硬编排到他“麾下”的人一样受尽煎熬!这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大概都被阵风吹个云消雾散了吧。在“批林批孔”中不能解开的种种迷团,如《二十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和文件具体内容。如“有批示”既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批,那又是谁批了什么话?江苏省尤其是无锡市这场历经数年惨绝人寰的“挖地三尺”又是根据谁的“敌情分柝”搞起来的?难道仅仅是王晏等一伙“五品郡守”时兴起的发明创造?人们曾希望在公审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得以弄清楚。可是历史的脚步又是那样匆匆忙忙…
    近年来见到一些个当年从学习班中幸存下来的“同案犯”时,他们一面抚摸着阴天下雨时疼痛难忍的旧伤,一面不堪回首道,
    场恶梦……啥人喜欢再想那些恶梦?想也没有用。三十年早都过了法
    律的追诉期。你就是每天二十四个钟头不停地转动脑子,死了的人还不是白死的!又不能让他们又活回来……”
    天到晩沉在恶梦里不得解脱,生命的价值何在?人死了还能复生吗朋友啊,这世上并非只给人们准备下鲜花、阳光和明媚的春天。其实春天也不一定都是明媚和熙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一打三反”、“挖地三尺”不都是在春天大行其道的吗?至于那些学习班内外的冤魂,谁来为他们申张正义?我希望大家重温一遍马克辛·高尔基在《母亲》中的一句话
    那些无辜的死者,只有真理才能让他们复活……”
    这场浩劫中的浩劫,恶梦中的恶梦将给后来的男男女女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吗?难道仅仅是“浮生如梦”的无奈感叹?我想,起码在人文学的角度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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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可供开采的富矿。涉及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尤其是变态心理学)诸多学科领域。人们只有进一步分清兽性和人性、野蛮和文明、浮燥和真实,我们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不至於让旧日的恶梦披上华的新装之后再作祟人间。
    九九三年初,我母亲带着对我哥哥时时萦系心怀的痛苦离开人世,我在她入葬的时侯,附葬了我哥哥二十多年前遗下的一件破毛线背心和一张像片。让他们都得到安息
    在安葬完母亲下山的时侯,我忽然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他曾协助沈静园教授和我搞过许多调查。望着满山在寒风中发抖的枯草,他谙然问我:那些事情,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吗
    是啊,悠悠往事何其多,不是都化作一缕轻烟散入了九宵外
    刹那间,我忽然想到了捷克伟大的革命家、爱国者尤利斯.伏契克在其绝笔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最后一句话,那也是他行将被纳粹匪徒处决前,满怀深情留给全世界的告别词
    人啊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2003年4月6日初稿
    此稿为征求意见稿,阅后务请将宝贵意见和您所知道的一些被笔者疏漏的情况赐告。诚乞诲正,不胜感谢!
    孙维申地址无锡市塘南新村97号201室邮政编码214026电话5041089
    王协昌:《深挖“5.16”:来自苏北滨海县的报告》(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査“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査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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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査”
    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
    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査,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査“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20年代的
    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査“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仝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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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
    预备
    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天夜里,滨海剧场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棉织厂有位女工想等齐人后一同进场看电影,欲靠在树下停放的自行车上“借借力”,是谁知自行车的书架上竟然放着二具尸体,吓得她失声尖叫,引起一片恐慌,原来自行车刚从一百华里外的公社运去二具死去的“5.16”去火葬场,途经剧场门口,运尸者停了车,自己混进剧场去看电影了
    00四年十月十日,作者: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
    目录
    前言
    第一章风起云涌
    “逼上梁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轮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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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血与火的回忆
    取缔“红总
    二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红总”平反
    四、“大武斗”1、“6.20”事件2、西门桥“6.23”事件3、“6.27”火烧装甲车事件4、“7.3”大撤退前后5、“8.9”抢枪6、武装进驻无锡县
    7、在无锡县发生的几次武装冲突8、武装小分队撤回镇江
    、“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第三章流亡和狱中
    造反派的无奈
    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3、在山东的日子里4、在浙江的日子里、十年牢狱之灾在牢笼中
    2、清查“5.16”运动3、狱中后事
    尾声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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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刖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党中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重新提出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对文革的争论,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这又涉及到,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一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
    近年来对文革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阴暗
    面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的反映。这种“争论”,也是人们想“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去寻找改变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道路。在当前对文革评价的争论中,有些人采用了“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击论战的对方;然而,“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决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统一认识的目的。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应该首先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去总结这段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回忆录的形式来真实地书写江苏无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
    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为实际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时也可以让无数当时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众知悉“庐山真面目”,知道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
    作者的自我介绍:本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工人
    现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仼“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是“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是无锡文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组成员;本人不仅是无锡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总指挥,而且是19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总头头。本人在无锡文革中的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为对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已经为时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将无锡文革历史中许多从未公开的内情与活动的真实情况,献给锡城的百姓。为了表达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人称岀现,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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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风起云涌
    无锡”,因为是“无锡锡山山无锡”而取名。地处于宁沪线的中段,从建国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由于交通运输方便,又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商埠,工商业发达,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誉,非但经济繁荣,而且因为还座落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驰中外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们踏步无锡“梅园”,可真是湖滨青山千枝梅,春寒未尽独吐艳。报春有意争春早,傲骨风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节,人们去游览无锡五里湖畔的“蠡园”又见另有一番风
    情
    (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风拂面,桃李竞相争艳。不知胸中何是愁?欢歌笑语一片游鱼穿梭戏水,兰天飘落飞燕。楼台亭阁把酒处,逍遥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换的季节里,踏在太湖边沿的“鼋头渚”更有一番景色。当你抬头望山上是:“满山枫叶红。”回首看近处湖水是:“山湖映青天。”远眺太湖是:“飒风起银浪。”
    回过头见坐落在中独山畔的工人疗养院是“红瓦斜阳艳。
    文革前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着六十五万乡亲父老。正因为无锡这块
    土地,在苏南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苏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整个苏南地区在文革中出现的“善”与“恶”,对与错。就从这里开始,他是苏南地区文革的“龙头”城市
    “逼上梁山”
    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从根木上篡改了了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之后,毛主
    席就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当时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誉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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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诗人的情怀作“七律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同期还有“满江红”等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从诗文
    中可见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激愤,分析了当时共产国际出现的恶劣形势,又
    十分自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一次再次地提醒人们在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在公开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变修的“懒、谗、钻、贪、变”的规律。可见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国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可见毛主席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内容,已经不是在政治,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的主要危险。是防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而当时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刘少奇主席,他同样也是在搞“阶级斗争”,但他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等已经失去阶级属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为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四清运动”中,就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党中央主席,位是国家主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奠定了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基础
    九六五年冬季,锡城社会上一片祥和之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男女老少,闲来无事嘴里轻轻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妤……”等当时最为的流行革命歌曲,为自己生活在安实,祥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而自毫,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欢欣鼓舞。此时按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四清”工作队,静悄悄地来到了“无锡铸造厂”开展“四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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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铸造一厂是当初由众多的小翻砂工场在56年“对私改造”中公私
    合营起来的铸造专业工厂,经过了大跃进年代,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工人的国营企业,“四清”工作队进厂以后,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向厂党委提意见揭厂党委的盖子,帮助厂内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有恒在铸工车间蹲点,选中了做炉工的陆渭文,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做陆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岀来揭露厂党委内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知识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陆渭文这一个人也确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一些,如果头脑不简单又怎么敢去向党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见呢?再说了党委一班人中间有些人与陆的关系还算是相处得不差的。
    陆渭文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旧社会因父亲过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
    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政府将白花花的“救济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后,他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无锡市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夜校)学习,白天搞社会活动,晚上读书。在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团,并担任过街道团支部书记的职务,58年进铸件厂工作后,在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这时20多岁的陆渭文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值班长等职务,也算是在厂内一度的“红人”,并且陆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坚持业余学习,补习完了高中课程,又进了“无锡市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年,所以陆渭文此时在工厂内除了是普通劳动者之外,还挂了“无锡日报”“电台”通讯员之名,平时帮其他工人群众写写“忆苦思甜”,通讯报道等小文章,正因为陆渭文在厂内的实际活动情况,是工厂内的“活跃分子”,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厂内的情况也广。这时“四清”工作队找到了他,也算是
    找对了人,陆欣然地答应起来提意见了,就调进厂的保卫科科长XXX与Ⅹ车间机
    床女车工在半人高麦穗将成熟的麦田里“绊跟斗”(意欲强奸),厂工会主席的
    妻子放高利贷,逼得本厂职工XXX走投无路几乎去卧轨自杀。原来这位职工到了
    付工资的日子一个人呆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闷声不响,作为好管“闲事”的陆渭文就关心地问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领了工资还不够还人家的债。”“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债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呢?原来这位工友在困难时期,开始因为肚皮吃不饱,向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笔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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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买了高价粮,结果二、三年下来,利上滚利,到现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对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善良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笔“糊涂帐”了,想想日子过不去,还是死了的好。当陆渭文知道了这一内幕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果断地对这位工友说“这个帐不还!我作主,你仔细算一算当初借了他多少钱,分期分批还他本钱,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厂内发生这样的事情,陆渭文看在眼里,气在里,今天“四清”运动来了,当然要揭这个老底,揭露这些人间不平事,事隔个把星期,厂党委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算是洗过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复原职,继续开始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上
    海《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邓拓、吴含、缪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话”黑文,铸件一厂也开始搞“文革”了,全厂首先倒霉的批判对象,就是那个好管闲事,向党委提过意见的陆渭文,他们先抓住陆曾为同厂职工写的“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的标题上用错过一个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经作过更正的这一点上开始,大批陆渭文的“黑文”“黑诗”“黑话”,陆渭文就是无锡铸造一厂内的“三家村
    个一千多人的工厂
    内,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贴了六十多个对陆的大批判专栏,陆渭文面对那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以泰山压顶之势,泅涌而来。陆渭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时间独自点燃了一支香烟,闷坐在炉台边,胸中的怒火要崩发。这时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陆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万别硬顶,要沉住气
    陆
    渭文这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已经是内定的“黑帮”人物了。与此同时,工厂内那些净“红五类”的青年职工,已经和社会上的“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老红卫兵)联结在一起采取了对厂内的以前的资本家实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画席卷一空,对“四类分子”挂牌在厂门口示众的革命行动。可幸的是他们口诛笔伐陆渭文,但因为他们知道陆是“无产者”,所以他们没有抄他的家,因为陆没有历史的污渍,所以也免遭了挂牌的劫难。这是在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无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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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渭文的耿直、倔强,又善于同情弱体人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高压下
    的暂时沉默。迟早是要爆发的,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会拼得个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是一群有知识,讲道理,怀着一颗对党,对
    毛主席,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一腔真诚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经步行串联上延安的红卫兵队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岖道路走得那么艰难,走得那么筋疲力尽,最后又被那些知识精英们拿着他们手中的画笔,迎合了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意愿,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几笔,使一张张青轻俊逸的脸上几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终究经过历史真实的冲洗,使人们慢慢地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革中“红卫兵”有两大类,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
    进行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执行了“破四旧立四新”大肆抄家,对“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一切阶级敌人挥舞了往死里打的无产阶级铁拳的任务之后,又继续了他誓死保卫各级党委的神圣职责。直至他们的最后胜利。在文革中深受红卫兵之害的人们,用血泪控诉红卫兵的错误及罪行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红卫兵中丑恶及光明的两个区别。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
    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
    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
    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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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
    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仝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
    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
    仝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岀现了万炮齐轰校
    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
    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
    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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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大幅标语的口气,来势汹汹,确有57年反“右派“时的那种气派。工作组勒令王同学交代反党罪行,这位小将在白纸上写上了豪情满怀的词句
    昨天,我还是搏击长空的雄鹰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鸟雀,明天,我将是展翅万里的鲲鹏。
    1966年8月,这是中国政坛上很不寻常的岁月。
    8月1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同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
    大字报》,仝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谈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进异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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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并
    发表了“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的讲话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中
    央决定仝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
    领性文件,《十六条》毛主席的亲自号召,讲话,鼓动了红卫兵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些都成了革命小将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争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
    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
    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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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
    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仝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低,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
    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这个中学的造反“红卫兵”,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重压下,杀出重围
    在与“老红卫生”的对立中诞生了。
    无锡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无锡市轻工学院坐落在惠山相连的青
    山弯,66年5月开始,由校院党委书记陈德钧,从北京回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有关中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陈书记的传达中,所谓文革只准批“三家村”“四家店”,处此之外,宣布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一条列“不准”的规定,陈书记在传达中的条条框框,引起了许多师生的质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同时毛主席又称他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代表党中央喉舌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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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报”发出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号召。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他们也经历了无锡市一中一样的激烈斗争,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争论斗争,直至6月26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仝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辫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要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6.26造反兵团”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联络总部。从此,他们以红卫兵的战斗集体出现在无锡文革历史舞台上。那些原先在各级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对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挂牌为“斗争大方向”老“红卫兵”们,或者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或者成为道遥派,或者成为一些人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这支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红卫兵中,
    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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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枚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中,由刘少奇的路线,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将们经受了批斗压制的无情打击,再由毛主席将这一大批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从受压制,打成“反革命”的绝境中解救出米,“爱”与“恨”的阶级感情不言而喻的产生了
    这些红卫兵们,自然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心跟着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无锡市委领导班子是由以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
    常委组成(市委常委原来是13名,文革开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吴体仁退出了常委会议)。除韦永义外,还有江坚(市长)、吴镇(市委副书记)、田洪(副市长)、张再生(副市长)、马健(副市长)、孙富中、克宁、徐静渔、杨增宗毅、任贵发等人。
    市委书记韦永义中等身材,解放初期当过地方军区司令,是个有少将军
    衔的九级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开始死保他;后来,因为他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一点(他在历史上曾经按共产党的指派打入过国民党内部),企图将他定为“叛徒”
    市长江坚,身材矮小,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
    交工作,为无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平时工作时习惯对下级训斥,态度不好,所以“人缘不好”,文革中被人称为“江坚老贼”。
    副书记吴镇,是一位知识分子岀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讲话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本当是内定省委领导的接班人,来无锡任职是下基层锻炼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原准备让他出面支持市内工作,但因为他按当时共产党中央精神办事,没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态“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违背了无锡支左部队主要领导的意图,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离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地席卷无锡。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
    批市委干部来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论,在一定时间内他们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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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回事。作为党政干部,有他们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切运动、生产建设,都有中央发出的文件,逐级向下传达,先党内后党外,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许多都是直接由媒体传达的。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下达的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对象指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后来,共产党中央又公开说“文革”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这叫他们感到难以适从。这是客观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指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这样的主观客观条件下,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组走上一条压制群众运动,将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资反路线”道路,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续则暗派“联络
    员”进驻工矿企业“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与“造反派”相抗衡。这是文革初期无锡市委的主要表现。
    在文革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才从迷茫中逐渐地清醒过来。无锡市委先委派吴镇进轻工业学院,委派田洪进市中等学校,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做一定的安抚工作;以后又派马健作为市政府与“红总”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既符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又能避免各种矛盾激化、维持无锡市的社会秩序的办法。无锡市委的这一批当权派在混乱复杂的环境里,为党的事业和恢复政府的职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无锡市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的处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谅解。因此,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锡市委的12个常委,与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相处过程中,除了受到过按政策进行的“批判”、“审查”以外没有受到过象现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出现的那种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
    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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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大慰问。6年9月3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
    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压倒一切的气魄,显示了“工人阶级”保卫党委的巨大威慑。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红卫兵小将就变得“势单力薄”,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四,工人造反
    无锡市委首先动用了“工人阶级”,围攻红总兵。同时也等于无锡市委
    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无锡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无锡市中心“三阳”街头,有一处以无锡特色的“拱北楼”面店。这个
    面店正好是大字报的“闹市区”,对大字报的争论,进入人们的眼帘。客观的现实必然地进入人们的大脑进行“思维”,然而再产生大脑对客观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这是很正常的所谓从“感性”向“理性”的发展。在这个面店里有一个二
    十出头的青年职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宝,初中文化,文革前在这种服务行业里的初中生已经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党报”(无锡日报)的通讯员,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识不得几箩筐的老职工眼里,小曹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时间里,职工们拉了个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烟,闲聊起来,老职工开口:“唉,小曹,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小曹根据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明朗地表示:“学生当然是无罪的。”这一鲜明观点,小曹他非但在口头上表明了他对“9.2”事件,“9.3”慰问的看法,还竞然将他的观点,以他“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轰隆隆地热闹起来,许多人要找这个“卜岩”辫论,从这时起,就在“拱北楼”的店门外面在老红卫兵破“四旧”中从许多人家中搬来的不少“寿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备用棺材)因为不是“破四旧”中的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而可以入库所以堆集在“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了。堆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辫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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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来讲话的。)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这种大辩论的热潮也吸引了身在铸造一厂的陆渭文,每天晩上中班下班
    后的午夜11点前后,还踏了自行车去辩论台前听听造反的观点
    “辩论”至9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
    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星火”之名,当然意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这支“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他们完成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任务之后,于10月26日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有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群众在台下发问:“我们没有地方设立我们造反队的办公室,怎么办?”这位年轻的“卜岩”也正是“大胆妄为”,果断地回答:“抢”。“我们没有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怎么办?”“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称他为“卜司令”,而在不同观点的群众嘴里就称他为“抢司令”当然这个“抢”字人们十分理解当时的特殊含义,只能是指去抢为文革服务的办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抢他人的钱财。无锡广大群众由这帮从北京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口中得到了启示,壮大了胆,从此在无锡的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赶走了市委派出的“联络员”,纷纷揭竿而起,所谓“抢”只是壮了“造反”的胆气,实际上全市所有造反队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单位当权派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似雨后春笄般地冒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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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
    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
    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竞发展到十万之众。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亦工亦农”“造反兵团”“红色公安战士”“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红艺兵”等等,一时间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拉开了无
    锡工人运动的序幕,是由学生“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划时代转折。“司令”是“有功之人”?还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为此而次跌进监狱,他的行为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国民党手里,恐怕早就成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个午夜,在无锡市铸造一厂的铸工车间工人下班时,
    全厂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暗洞洞大炉工段的陆渭文等人骑着自行车在向厂门口踏去,突然发现在厂区的阴暗处开岀了二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关闭着车灯,偷偷地溜岀厂门,陆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着自行车加速追赶,二个轮子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不一会吉普车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当夜是保卫科偷偷将全厂职工的档案材料运岀厂去,目的是防止起来造反的“牛鬼蛇神”抢档案,这时在当权派眼里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心里怕啊,在大约过了
    个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时候,还时这个造反头头
    陆渭文将这批档案“完璧归赵”地送回厂里,这时接到归来档案的保卫科科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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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地说了,如果这批材料真的遗失了,特别是厂內十多份重要档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当陆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辆吉普车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恐怖感”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红总”反映了自己厂内见到的事。“红总”的人就建议,你们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陆渭文当时就决定与同厂的锻工顾
    XX俩人立即“赴京告状”,从无锡买了二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正好赶了红卫兵
    串联的列车。车厢里人头挤挤,塞满了身穿草绿色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套,肩上横挂着绿色小包的青年学生,车厢的座位上,地上过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车厢的进出口已无法通行,只能在火车的窗口爬进爬出。在北上的红卫兵列车上充进了二位年轻的工人“老大哥”,列车开开停停,几乎经过了二天多时间,才抵达了首都一北京城,陆,顾二人抵京后,找到了无锡“星火队”驻京联络站,第一次结识了卜岩.以后再上国务院接待站,由国务院接待将陆顾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饭,土豆粉丝炒肉片的大锅饭,陆顾二人在向国务院反映了一些无锡的情况后,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园,看到一些校园内的大字报,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见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陆渭文领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含义。在北京这个免费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陆开了眼界,于是就返回无锡,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仝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这个“敢死队”不吉利的名称,在文革中后期一名头头鲍惠兴在被对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体抛进太湖,一名队员任永泉在清队时被迫害自杀身亡。成立了造反队并与“红总”挂上了勾,随着造反形势的发展陆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五,“12.4”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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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年12月4日,这是无锡文革历史上,在工人内部“革”与“保”的
    第一次直接没有流血的冲突。无锡"红总"等造反组织,在中央至地方没有明确可以组织“造反队”的形势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许,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承认。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一度按党委步骤办事的群众,才敢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有组织的集体与造反派对抗,他们先后以转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了“五军”,以工人为主体组织了“工联”。以66年12月1日,"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长篇小说<清清太湖水>如是说],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树起“造反”大旗,也是他们在文革中应享有的权利,12月4日下午,他们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
    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
    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并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已不再有大辩论的场合与条件,难以以谈判达到和解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
    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工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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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树阴下熬过了冬季寒夜的霜冻,大院内到处是大,小便之类的污物,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最后“工联”群众以失败而告终。
    紧接在无锡文革历史上,岀现了第二轮的挂牌游街风,从北京悄悄地吹
    进无锡城,不过这次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对象匚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
    而是挂着“铁杄老保ⅩX”“叛徒走资派ⅩX”的字样成串地在街头上游走遭到
    群众批斗
    67年1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
    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结果为此事上海一个“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论”使上海“赤卫队”和无锡的“工联”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阶级的”工联”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
    派群众组织?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认真总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工联”成立的一开始,作为市委书记的韦永义就已经表态,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红总司令卜岩在与
    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韦永义书记当面对郑挺说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开始,无锡的造反派就认识到无锡市委只是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检讨得好,又在行为上与刘,邓资反路线划清界限,广大造反派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
    现在有人说,许多人都喜欢,赞赏的美国,美国也在包容和欢迎中国共党领导下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容纳”6.4”自由主义精英们,但决不会容纳文革中坚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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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国平这样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国”反共产主义斗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六,“741”轮船会议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的左
    臂上套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由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瘫痪了,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权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无处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无人管理,一切发生的事都到“红总”去求解决,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趋势,这怎么得了?而“红总”及其下属组织也只能应付,而无实际解决能力。有责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恢复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吹到无锡,无锡“红总”等群众组织,根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无锡市委内“走资派”不明确的这一实际情况,决定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夺权方式,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红总”“野战车”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与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进行一次会晤,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探讨无锡未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参加与韦永义会
    晤的群众组织没有到齐,到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红总”负责人江汛缺席,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
    待人员到齐,已近上午10点,当时韦永义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
    和红领章,身边还带着一名市委办公室的秘书,正式参加会议的共五人,为了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741”轮船从大洋桥登船走运河向西行驶,船边行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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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大扇口”行将进入太湖,会议由周雷支持,徐志纯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分析和看法,提岀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话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诚意,其实对于一个无锡党政的老干部出于他们对党的工作的责任性,他何尚不想尽快地结束当前的混乱,早在11月份韦永义已经和“红总”头头卜岩吐露过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心愿,这时群众组织提出建议,可以说正合韦永义的心愿,所以双方很快达到共识,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问题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
    ,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
    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由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
    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
    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741轮船会议”的(第二天1月20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
    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月22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
    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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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并确定1月23日上午八点,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1月24日25日两天,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1月25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
    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全市人民欢欣鼓舞,1月25日下午,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通告,前往27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4、5人,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支左”部队的首长简单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一个造反派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此“流产”
    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
    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无锡造反派与原市委领导达成的协议,用成立“无锡
    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办法处理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无锡的文革中可能不会出现以后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际上,无锡驻军介入地方文革前,无锡市的社会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但都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中没有死过一个人。
    自从无锡驻军介入无锡地方文革以后,无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失衡
    了。由于部队的各级领导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数不少。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混乱的思想经“支左”带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有些原来可以用辩论、用示威游行等比较文明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变成用刺刀和枪杆子来表达意见了。从此,灾难降临到了无锡造反派和无锡人民的头上。
    就如李宪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受地方与军队干部之间同类利益关
    系的制约影响,实际出现了军队几乎全面“支右”的情形。从中央到地方,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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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为主角对群众批判冲击当权派作出强烈反弹的“二月逆流”,不仅颠覆逆转了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
    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己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基本势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正面意义和“资反路线”危害的原市委领导班子,达成了不搞“一锅端”、不搞“改朝换代”的协议草案,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进驻市委大院实行民主监督,构成了一种后来被军方指责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夺权”模式。面对“资反路线”制造“停产、停电、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政治反扑,全市广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资反路线”蒙蔽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反戈一击,纷纷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
    气受到迫害打击的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使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真
    是无法深切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那种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
    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仝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这是江苏无锡地区当时”文革”形势的最客观描述,也是一条十分值得
    总结的文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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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血与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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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解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全市人民来说心中都十分喜悦,“喜悦”的岀发点首先在文革前解放军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次在造反派方面认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他们期待着解放军能按毛主席的指示,支持自己,在部队的支持下尽快地使社会生活进入正常化,而“工联”的群众心中同样是万分高兴,他们知道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救星到了
    在苏南地区能够有资格参加“支左”的部队有哪些呢?毛主席曾说过
    “枪杄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枪多权大。苏南地区最有力量的是属南京军区管辖的6410部队,军部在无锡,79师在苏州,80师在无锡,81师驻镇江地区。其次省军区在镇江属空四军的15师在硕放机场,硕放空军的驻地在无锡与苏」之间,空军在文革的后期也加入了“支左”,凭军事实力,在苏南地区支左的当然是非6410部队莫属。
    在67年1月下句,先由驻军代表进入“红总”,在铁道兵团所在地和
    “红总”的中心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红总”了解了目前“红总”中心组成员的名单,及这些中心组成员的个人情况
    在部队参加“支左”后的日子里,“红总”总部不断听到原“工联”的
    群众前往军部设立的接待处去“控诉”造反派对他们的种种迫害,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去“控诉”造反派的成员中还有许多是原驻锡部队的随军家属大概在他们去反映的情况中,可能漏掉了文革初期,自身死保各级党委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去揪斗“牛鬼蛇神”这段历史中,曾一度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们去反映情况,自然会激起部队的“阶级感情”,同时作为军人,从首长到战士,他们也是人,也有思想,他们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在未参加“支左”之前,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早有了他们的观点,最主要的部队上面有军区领导,军区上面还有老将们的观点影响。
    取缔“红总”
    66年2月8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
    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XX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
    缔。逮捕“坏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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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
    缔。逮捕“坏头头”。
    这一文革动态首先由敏感的学生组织“长大6.26”兵团察觉,他们召
    开了“中心组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必须对“支左”部队目前的行为作出反响,于是他们派出他们的联络员冷老师,向“红总”通报了他们学生方面决定在2月16日这一天举行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从这时候起,无锡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了。其实,驻锡部
    队一些领导人采用的这种手段,对无锡其他的一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采用了只是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认为,部队镇压无锡工人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如果屈服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无锡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坚持原则,坚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参加了“2.16”大游行。1967年2月16日,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髙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在这次“2.16”学生上街游行中,原先以“9.2”事件中出了名的“抗
    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这种屈服于压力,见风使舵,实在是识时务的聪明人,因为这种识时务的俊杰,使他今后能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因为他的聪明日后投靠更大的后台,最后被定为“三种人”而被赶下了历史舞台。“2.16”的学生游行,他们不断地高呼“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
    2月17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
    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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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2.16”“2.17”二天的游行被定为“反革命游
    行
    学生与工人的二天游行之后,“支左”部队也作出了反响,部队出动了
    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2月28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
    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红总”这个造反派的“龙头”被砸烂了,原“工联”的人员,弹冠相庆,各单会把主力军人员低头,受斗争批判。红总除三个主要头头被抓之后,其余工作人员数十人被公安局集中审查。无锡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取缔造反组织,在北京岀现了众位老将与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事件。
    中央斗争的反复,反映到地方上,造反派是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批
    斗的受批斗,一时间数十万之众的造反派“万马齐喑。”早春三月,太湖之宾寒气袭人,而此时的人心更冷,造反派由地面转入地下,原“工联”人物由地下进入面上,一个天翻地覆。
    附四十年前文革,<红总>中心组成员老照片四张
    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经过1967年2月到3月的逮捕、审査和批斗,除了上面所说的以邹海
    根为代表的“红卫兵”外,无锡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解散了。无锡的文化大革命就象被春寒打蔫了的秧苗,没有一点儿生气。
    1967年4月,正好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这是个百草回春、大地返青的
    季节。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把毛主席在北京怒斥“二月逆流”的春风带到了无锡城;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刊上,也出现了为造反派说话的文章。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撑腰,被踩在脚底下的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査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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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面所说的舆论情况外,据当时27军宣传处处长在2000年写的忆录”中说: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第一个介绍的是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全国第一个向造反派开枪的人)。他介绍取缔青海“8.18造反派的经验他正在介绍时,林彪突然来到会场。他宣布青海军区取缔“8.18”造反派是“反革命事件”,下令逮捕赵永夫,解散军级干部会议,立即在全国展开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斗争。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月下旬,骄阳当空,火红的石榴花在阳光下照射下显得格外的鲜艳。阵阵春风开始化解“二月逆流”在造反派心中留下的寒冰。受压的造反派要翻身,要求解放,可是,驻锡部队仍旧不肯承认介入无锡地方文革时镇压造反派的错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造反派与部队发生矛盾时,不能采取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怎么办?怎么样才能既保住驻锡部队的面子,又能督促驻锡部队纠正所犯的错误。无锡的造反派都在想办法。当时无锡市二中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即“7.5造反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可以从要求“红无锡报”(当时的无锡日报的名称)承认批判“6.26”是犯方向路线为突破口。这样做,表面上是针对“红无锡报”而不是针对驻锡部队而如果“红无锡报”能真正承认了错误的话,也就等于驻锡部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时候,驻锡部队就会自己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了。当时市二中的红卫兵认为,驻锡部队只要能认识错误,就会改正错误。但是,如何能促使“红无锡报”承认错误呢?你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无锡报”不理睬你怎么办呢?我们既不能采用不合法的手段,又要迫使“红无锡报”回应我们的要求。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中心组商量了多次,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时
    7.5造反团”的负责人匡建中在翻阅学校图书馆书籍时,看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仔细阅读了宪法。当他看到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结社等自由的条款时,一个大胆的设想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召开了“7.5造反团”的中心组会议,在会上他提出:“红无锡报在2月、3月间发表了大批的攻击轻院“6.26”兵团的文章,这是攻击红卫兵小将的明显错误。我们可以抓住“红无锡报”的这个明显的错误,贴出声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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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如果三天后“红无锡报”仍拒不承认错误,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就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写在标语牌,抬着这个标语牌去“红无锡报”社门口静坐示威。“红无锡报”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的静坐队伍就一天不撤。由于这个办法中没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又能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设想得到了“7.5造反团”中心组全体人员的赞成,并讨论好了分批去静坐的名单、争取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支持的联络工作等
    1967年4月23日,“7.5造反团”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
    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1967年4月26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第一批自愿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当二中“7.5造反团”数百名红卫兵在“红无锡报”门口静静地坐下来之后,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政策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斗争开始了。当天下午,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市一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来支援了。紧接着,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一批“6.26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4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暸,在27军干部内部对红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岀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7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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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冋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想法。经过2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1967年4月30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如果说1966年9月卜岩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轰动了
    全市,支持了受压的学生,为文革中无锡“工人运动”的提前爆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1967年4月在“红无锡报”门口的静坐,是以无锡市二中“七、
    五”造反团为首的红卫兵在无锡文革中又一轰动全市的英勇之举。这次行动的胜利,不仅为轻院“6.26”兵团向“红无锡报”讨还了公道,而且实际上是为“红总”这个无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平反铺平了道路。这是学生支持工人,使无锡文革进入第二高潮的重要转折
    ,“红总平反”
    “红无锡报”事件的中学生斗争的主题是为轻院“6.26”兵团讨还公
    道,实质上是在“资反路线”围剿造反派的包围中发出了“反围剿”的冲锋号,杀开一条血路,为“主力军”的平反铺平了道路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总”平反已是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聪明的支左部队主角王晏,想出了新花招,在5月份,他先找原“红总”
    中心组成员殷松勤等人去27军军部,找他们谈话,他的谈话要点是企求让殷松勤等人站出来,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用原“工联”的群众作为核心班底,重新建立造反组织,“我们部队支持,一切费用等由部队解决。”殷松勤是由建筑系统推荐到“红总”的代表,35、6岁年龄中共党员,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像参军一样怀着一颗保卫国家的赤子之心,投入了文革运动,出于对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理解,有自己的信念,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为自己的私利而变节。当他听完王晏讲话的含义之后,他当即回绝了王晏的“好意”,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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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接受用造反派的牌子去扶植一个保守派的“造反派”队伍。王晏的第一次收买造反派失败了。于是王晏他们就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充当了他的代理人,于是在工人中挂起周锡林的牌子,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召集了原“工联”的人马,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一个由部队一手扶植的新的保守派诞生了。
    5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
    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主力军的战友们为他庆幸,到他门上去看望他,殷切地希望他带好主力军这支队伍,但金坤泉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红总”的一大批老人员再三劝说,金始终保持不想再干了的态度,人们出于无奈,但又必须“保住”这块共产党员及老造反的“金字招牌”,只能让他挂着牌子随意他在家休息。“红总”的主要头头被三个月的“官司”吓退了,主力军队伍不能跨,于是数十万主力军的领导及指挥责任,落到了军方背后称之谓“黑秀才”的陆渭文身上。在红总平反前,第
    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6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
    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跟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
    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由这个当时29岁的年轻工人陆渭文站在宽阔的主席台中央支持了这次会议,他操着带有浓重的常熟土音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头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台下十万主力军同时振臂高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毛主席诗词,作为大会主席的开场白。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
    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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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这段曲折的历史,教育了人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一致的,命运也是相同的,从此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电讯兵团,(电讯系统)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20万左右
    从另外一方,在支左部队扶植下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
    联会”(简称“九、二”)从此无锡地区的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式确立,“六派”与“九派”,两大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工人阶级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階争斗由此开始
    “红总”平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揭旧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盖
    子,于是在轻院内召集了由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红色公安战士”,市机关兵团等单位联合,对旧市委的斗批。这个“联合”名称一致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红总方面殷松勤推让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在才干上并不十分相称的年轻工人陆渭文任“总指挥”,真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由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这个“革派联总”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大家坐在长桌上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第四天晩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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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并无摧残老干部的恶意,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四,“大武斗”
    在“红总”平反前,曾发生过“火烧”小延事件,这是“六派”学生向
    “九派”学生发起的进攻,“红总”平反后,“6.17”事件是“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但这些另另星星的冲突,不属于正规的大武
    这时有一个武斗的巨大恶魔的暗影悄悄地笼罩着无锡的上空。这个恶魔
    真似的三国演义中杨修的吊丧中曰:“君在梦中,丞相不在梦中。”“六派”方面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接着来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
    66年6月中旬,据王晏《回忆录》第25页记戴的一段文字:“‘九
    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文攻武卫’(当时还没有这个口号,只能说武斗指挥部)
    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的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按,原九派观点的无锡搪瓷厂团总支书记刘祝林,批林批孔时,公开在
    无锡当时的三阳门前贴大字报揭露,曾担任”9.2”武斗高级参谋的董万华,在次布置武斗的会议上表示,打人[武斗]就他膝盖骨,让他终身无反抗能力.这就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对待无锡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导思想,所以无锡的两大派武斗,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谁是真正挑动两大派武斗的罪魁祸首,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这天,(准确时间应是67年的6月20日)下午1点,‘九、二’派出
    基干团六百多人,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因为建筑兵团没有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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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一个小时就把整个建筑公司全部捣毁了,打伤七八十人,烧毁了旗子,牌子和切办公用具
    大武斗1、“6.20”事件
    作为“九、二”后台的王晏文字记述,真是这个称为无锡大武斗的开端
    “6.20”事件。
    6月19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挤挤,这
    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名,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故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近几天来,市内不断发生武斗,事态日益严重,目前是军管时期,军队有责任出面制止武斗的权力,故当晚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6月20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
    管会,办公所在地一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不见一兵一卒,军管会在当时是无锡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何不见人影呢?回想历史,在国内战争时期,由美国大使出面调停国共二党的矛盾,当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就绪,美国大使就宣布“调停无效”走之天天,可以让国民党放开手脚向解放区大肆进攻。当时军管会不宣而走,也是附合这个道理。当陆渭文带领的游行队伍真在找不到管事的主人,处于为难的当口,忽有人来报告,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
    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一部分队伍自由散去,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陆渭文带领了这支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赶到轻院时并无拳脚相见的武斗,只是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从这晚起,陆渭文作为“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暂时脱去了斗批旧常委的职能,挑起了“六派”方面指挥应付武斗的艰难担子。
    从这天起全市数千名工人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守在自己的据点里,第
    天又有无数从农村赶来的“六派”农民进入轻院。“6.20”当天夜里,就有许多年轻人自动来指挥部报到,自动组成了在无锡武斗中的“五虎”队,其中有无锡市二位拳教师的徒子徒孙。一名叫许寿康,他的徒子徒孙,有王明华,苏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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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铁功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小猛虎”队,由叫名徐才宝的拳教师下面的徒子徒孙,有吴阿二,王波,王销,陈凡等二、三十名人员组成“游击兵团”,负责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另外还建有“小老虎”,“夜老虎”,“老虎警卫团”人称“五虎队”、“6.20”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六派”与“九”派之间各自建立了据点,这些据点的地理位置,处在“犬牙交错”之间,“六派”的大本营在轻院内处在青山弯向左,惠山方向延伸,市一中由主力军一兵团和一中的学生“红革会”驻守,再向前,由主力军“四兵团占领”绿阳点心店,四层大楼,西门桥畔“机电大楼”由主力军锡柴“东方红”驻守,六兵团驻大洋桥一带,七兵团一部驻守在湖光议器厂,市内现商业大厦[原称东方红商厦],由“6.26”兵团等学生负责宣传广播等等。
    而“九派”的大本营设立在与轻院相对的“抗大机校”,轻院右面相隔、三百米的“742厂”和荣院由“九派”驻守骨干队伍,在主力军四兵团对面是“九、二”的“二、八公社”(无线电厂)两军相对似同仇人,分外眼红,主力军四兵团与“九、二”的二、八公社相距最近,由于“九派”预作准备6月21日起,已全部冷兵器武装手执钢管做成的长矛,主力军方面不敢出面接触,只能是坚守防御,从工厂内弄来的罗帽,作弹子,用弹弓射向“九、二”,“九、群众当时还无钢盔,只能临时用面盆或者铝锅顶在头上作防御工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革派联总”立即召开全体总指挥部成员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总”主力军的一些兵团头头、“626”兵团头头、红代会(筹)负责人等数十人。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保守派”用武力向造反派的反扑;同时又认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保守派”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争取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不能靠压服,要靠说服。因此,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文攻武守”。“文攻”,就是要加强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武守”,就是要守住目前还在我们手中各基层单位和总部所在地,守住我们原有的宣传阵地。不要用武力去进攻对方,若对方用武力来攻打我们,为了自保,只好自卫。这些基本想法,贯穿了“六派”在整个武斗的全过程。后来,总指挥部又下令,对于在武斗中抓到的俘虏,一律不准欧打,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谁欧打俘虏,一律要严肃处理。正是这决定,确保了在整个武斗期间,主力军方面没有打死过一个从“九.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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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来的俘虏。而“九.二”方面认为,主力军队伍中牛鬼蛇神多,对于牛鬼蛇神就要打,以不打死为限。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在武斗期间有几十个被抓的主力军被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6月21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
    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
    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
    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6月22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
    尖厂抢岀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X,文革后期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从这时起“九派”是长矛,“六派”是大刀,“大刀”“长矛”势均力敌。
    大武斗2、西门桥“6.23”事件
    “6.23”事件。6月23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
    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究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这时正好由“锡印九、
    九”的学生组织,100多人的队伍,自由行动经过“二、八”公社门口,见到“红小鬼”们受欺,即上前帮助,“九、一九”的学生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嫩皮嫩骨,在“九、二”武斗人员面前简直是一盆豆腐,不堪一击,被打得头破血流,败阵下来逃回指挥部报讯,“九、一九”队伍被打散,由三兵团一部群众前来支援,被"九.二"用长矛刺死俩名纺织厂工人.又正好“小猛虎”队二、三十人从市区返回指挥部途径“二、八”公社,见状立即接替了学生,“小猛虎”正好昨夜在“九、一九”手中接过了一批古巴刀,古巴刀敌住长矛,双方对阵。轻院指挥部见到跑回来受伤的学生,又接到从市内的灯光讯号在手工业商场楼顶上用红黄白三色灯光向指挥部报告市内发生了武斗,指挥部根据这一情况先后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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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团下属的“房管兵团”,五兵团一部约500人左右的队伍赶奔前去增援(增援队伍大部分没有兵器)双方以四路纵队的队形,僵持在从西门桥下到“五爱广场”的路面上,当时的局面“九、二”进出的大门已被封住。“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正面是手执古巴刀的主力军,周围是围观的“六派群众”右前方是“绿阳点心店”的主力军据点,后方是“机电大楼”主力军“锡柴东方红兵团”,据点内在摇旗呐喊助威,围观中的“六派”群众还不时地向“九、二”发出砖头瓦片的“暗器”,正在“九二”处于劣势的时候,又有主力军六兵团数十人问讯后从“锡师”岀发向西门桥奔去,这批运输工人,有的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短裤,有人甚至光着脚板,个个是五大六粗的壮汉,阵奔袭从西门桥上向“九、二”的背后杀将过来,“九、二”队伍腹背受敌慌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败兵向西门桥二侧散去,向右“棉花巷”,向左“棚下街”,谁知在旧城没有改造的“棚下街”下去是一级级的石级,人轧人,互相挤压,不少人跌翻在大地上,无情的古巴刀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向下砍去
    个又一个的“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9条不能动弹的死尸
    直到黎明前主力军队伍整队返回轻院。这次事件,如果发生在反对外围
    侵略者身上,那些打了胜仗的战士凯旋归来,一定要庆功表扬,但这不是对敌斗争,主力军内部“军心”亦发生了微微的震动,有一部分主力军群众偷偷地离开了他们集中地,有的从此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去了,他们是怕死吗?能有一点,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不忍心见到这种无为的流血与牺牲,作为“指挥部”当然知道这种倾向,但作为群众组织,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群众的态度只能是顺其自然,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绝不用“纪律”去强留任何一个人
    大武斗3,“6.27”火烧铁甲车事件。
    6月27日下午,因为轻院与“九派”的荣院和742厂相距只有三百米
    左右,实在是近在咫尺之间,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儿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4.5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即着又从
    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站在轻院化学楼顶的总指挥陆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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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见状,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即单身下楼,意在阻止自己的队伍继续向荣院方向开进。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小杨生得清秀可爱,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三兵团主力军)留在战乱中的轻院内,今天他身上打扮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卫生员,身上上身口袋中装满了红药水,纱布,消毒棉之类的急救物品,他什么时候留在车子里,为什么要进入车子的目的谁都不清楚,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
    方的俘虏。这个14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
    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在5点多钟时,身为总指挥的陆渭文只身前往荣院方向走去,准备唤回
    自己方的队伍,这时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是用五吨卡车改装而成,整卡车用10cm/m厚的钢板封闭起来,在驾驶室前方留着两个大饼大的园孔,园孔中间用5厘园的铁条一根根地焊好,似现代人家的防盗门上的条子,车下面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轮胎。后面一辆是用公交车改装,在每个玻璃窗口封上
    2.3cm/m厚度的铁板。二辆铁甲车在前面S形地开路,S形地前进目的是撞人,
    二辆车后面紧跟着四、五十名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九、二”武士好似现代战争中在坦克掩护下的冲锋队伍,当第一辆“铁甲车”向轻院方向冲来,离陆渭文接近约十米距离时,陆已经无法退回轻院,只能随身一转,向身边的轻院学生宿舍内躲去,并一直奔向学生宿舍的楼顶,这时“九、二”武士已经把学生宿舍包围。大约再过去了一、二十分钟,轻院门口已浓烟滚滚,包围学生宿舍的“九
    二”也随之撤走,这时陆渭文立即赶回轻院门口,但见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缴抢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现在要救为时已晩,只有一名驾驶员被火烧伤后,被主力军从车内拖了出来,现在正在抢救,这次“6.27”事件待到第二天早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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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有人挖空心思地制造这秘密的杀
    人武器就不会有这种恶果;如果不是以害人之心,就不会兴冲冲地放下手中的晚饭碗钻进这辆自缚手脚的“铁甲车”;如果车内的死者肯放下架子,举手投降走出车厢,也不至于使自身“灰飞烟灭”;如果他们的冲锋队不将“六派”的总指挥包围在学生宿舍,形成火烧铁甲车的现场“群龙无首”的状态,后果就不一定如此严重。这一事件的后果有谁来承担呢?在《血火痴情》的作者笔下,对遇难者临死前写下了许多心理描述,这是小说中的逻辑推理,这些逻辑思维忽略了点,就是这些死难的灵魂深处,中了“血统论”的毒太深,他们无法理解主力军大部分群众的善良心情。他们认为主力军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于是他们放弃了生的渴望,而选择了死的道路,四十年过去以后对于那些挑动武斗,设计制造这种杀人武器的人,不知他们的内心是否内疚,是否有所反思,及忏悔,当然对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反思的思维能力。
    “6.27”事件发生之后,对两派群众组织内部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震
    动。就“六派”方面来说,头头们已感到武斗的形势日趋严峻,在不断地升级这里要引出“六派”方面的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原轻院的副院长一何泄,何泄四十多岁年龄,是原Ⅹ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地方后,在轻院任副院长之职,文革中学生造反,何泄表态站在“6.26”兵团一边,因此“6.26”的学生称他为“革命干部”,受到“6.26”学生的尊重,“6.26”对何的尊重,也是整个“六派”群众心目中尊重的“革命干部”。他在整个武斗中一直在轻院,当“6.23”“6.27”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他的年龄,经历,他当然比起年轻的学生和主力军群众更清楚以后的后果会怎样,“六派”原来所占据的地方大多是学校,物资、资金和设备匮乏,难以支撑这愈来愈严酷的局面。“九派”可以利用所占据的工厂的设备制造长矛、装甲车这样的武器,而“六派”手中除了那批“古巴刀”外无法寻求更好更多的武器;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伤员的治疗也是这些学校难以承受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就有了找一家大型工厂作为后方基地的想法。6月28日前后,红代会(筹)的负责人、二中“七.五”的匡建中带了一批人去处于东北角的大型工厂国棉二厂作了侦察,发现国棉二厂已经停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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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一应俱全。他随即向总指挥部作了汇报,建议派一队主力军占领国棉二厂,把国棉二厂作为“革派联总”的后勤基地。这时候,“革派联总”指挥部对大局起指挥作用的实际上是三个人:陆渭文、浦湘海、何泄。当时何泄,可能考虑今后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于是他在寻找“退路”,他表面不动声色,却秘密地找“6.26”兵团中心组成员商量,准备他将“6.26”兵团的学生拉出无锡,让主力军单独留在无锡顶住局面。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被纯真的学生接受。于是在6月28日,指挥部根据何泄的建议,将指挥部从轻院转移到在周山浜的国棉二厂内。“指挥部”的转移,客观上反映了,1,何泄的内心打算,2,动摇了军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斗形势的格局,原来“六派”与“九派”之间所设立的据点是各占“半壁江山”,而从“六派”指挥部转移之后,在无锡市区,“九派”控制了“东南西”三面,“六派”的实际控制区缩在北面一角。当时的“六派”防区,由六兵团驻守“中国饭店”“航运大楼”,实际上是守住大洋桥。火车站是铁道兵团,坚守岗位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兵团。铁路后面是周山浜国棉二
    七兵团等驻“湖光仪器厂”,一兵团,十二中学生守市一中,四兵团守绿阳点心店,仍未变动。而每个据点,仅有数十人,并没有武斗能力。六兵团是一个有实力的兵团,头头叫李文庆,他26岁,部队复员军人,但在武斗中李文庆基本上是“佣兵自保”,对武斗形势采取观望态度,
    7月2日晩,“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
    起攻击,只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并无伤
    大武斗4、“7.3”大撤退前后
    7月3日傍晚,忙碌一天的陆渭文在“指挥部”的屋角里沙发上偷偷地
    闭上已经十分倦劳的双眼,养足精神。这时有一个属六兵团的小青年,急匆匆地奔来,将陆推醒,神秘地告诉陆“我们六兵团全体马上出发去上海‘休整’”陆急忙翻身起来问:“是谁决定的?”“我们头头通过何泄同意。”小青年说完就匆匆而去。陆得到这个消息不能再休息了,于是找来浦湘海,王明华等兵团负责人,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陆渭文,先将六兵团私自撤出的消息告诉了大家,然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六兵团撤走上海,等于将我们目前防地的大门主动打开,火车站就暴露在‘九、二’面前,如果‘九、二’控制了火车站,我们指挥部就好比将可能是‘瓮中之鳖’,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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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向大家提出建议,立即将主力军队伍撤出无锡,当大家接受了陆的建议后会议上进行了第二个主题争论。“撤向何方?”有人说我们也去上海,根据陆渭文心中把握的“有理,有利”的“尺寸”,提出应该撤往南京,“理由二点,一、南京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军管会告状。二、南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虽然他们内部之间有对立的观点,但这两派都是支持无锡主力军的。”陆的撤离方案被大家所接受,当时作出决定:在10点钟将撤离无锡的决定传达到兵团一级,在11点钟传达到群众,为了队伍的安全,不准提前走漏消息并由陆派岀周炳荣一人前往火车站,通知“铁道兵团”,在今晚11点前为主力军撤离队伍准备一趟列车,铁道兵团头头,陈志文(文革后期入狱出狱后病故)高汉卿(在深挖“5.16”中受迫害致死)龚太泉,三人,他们是车站调度室的文职人员,有能力有权调动列车,等到10点半左右,由周炳荣回报“铁道兵团”已将一列有20多节车皮开往北方运煤的货车,停靠在“木专线”上候命岀发,一切准备就绪,在午夜11点半左右,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在国棉二将睡梦中的主力军唤醒,只通知转移,并无诉说撤退,于是在国棉二厂内二、
    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主力军作出撤离决定后,指挥部即去通知“革命干部”何泄,但来人回报,在1小时之前,何泄带着一名“6.26“的亲信,化了装,已不别而行,扬长而去了。)当整个队伍撤离国棉二厂时,指挥部的警卫人员向陆渭文请示:“12位常委怎么办?”“全部带走。”“还有几名‘九、二’俘虏怎么办?”“就地释放。”(包括“6.27”事件中的铁甲车驾驶员在内)此时7月的午夜天气闷热,在主力军队伍登上列车后,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列车在雷雨中启动,徐徐向北面方向开去。
    7月4日上午,9至10点钟,在宁静的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批身穿汗衫
    短裤,拖着拖鞋,有些人手里还提着古巴刀这样不伦不类的人群,引起了南京市民们的惊奇,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议论纷纷,这支无锡主力军队伍都往南京省军管会方向集中。江苏出现了这样的大事,省军管会不会无动于衷,当天中午就有省军管会三位首长,接见了无锡来的陆渭文、浦湘海等三、四人,这三位军首长,一位是梁辑卿,一位是杜方平,一位是吴大胜,当时总称为“梁、杜、吴”在这次接见中由善于严词的浦湘海向省军管会首长汇报了无锡发生的武斗,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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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省领导能给予支持,这三位首长耐心地听着汇报,最后表示,你们既然来到了南京,先把你们的人安排住下来,你们的问题由我们同无锡市军管会来商议解决热情的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亦主动前来联系,拉无锡主力军这支队伍到他们单位去具体地落实吃、住等问题“革派联总”指挥部,“红总”这个首脑机构,被南京军事校院的“屁派”拉进了他们一处非军事区的大院内居住起来,主要队伍也集中在这里,其他学生等队伍,也被“好
    屁”二派群众拉进他们的单位。近
    千名学生被安排在中山路307号省委招待所内居住。
    在“7.3”撤退中,虽然是“秩序井然”地离开无锡,但还有一部离开
    指挥部较远的据点,市一中,“湖光仪器厂”,等地,因为没有通讯设备,便成了撤离的遗忘之地,当这些据点里的群众发现“突然寂静”的异常之后,立即探听出指挥部已撤离的信讯,在7月4日凌晨之前使各自为政地带上自己的队伍赶上了去上海的路,同时在7月4日清早起,许多原在家中的“六派”群众,得讯后纷纷以上海为近的缘故逃往上海,这样便形成了无锡主力军在上海“华师大”,等地的集中地,以后建立了“上海分指挥部”。再说由李文庆带领的六兵团,十多辆公交车的队伍走常熟往上海方向而去,结果受到了常熟反对派群众的阻击,再转江阴,又遇困难,转辗路途,以7月4日上午也比较艰难地进入上海
    7.3”撤退在民间及某些官方的记载中由无锡市委内当权派的策划而引成,这不过是一种误传。甚至是对市委内吴镇、田洪等人的栽赃陷害
    “7.3”撤退以后的无锡当然是“九、二”一统天下了,从7月4日上
    午起“九、二”各基层单位纷纷出动队伍抓捕留在无锡的“六派”群众,正如王德骥先生最近岀版的文革小说“清清太湖水”中描述的那样“铁滚皮鞭顿时雨点般打在被抓人的头上,腰上。倒似乎象当年红军撤离之后,地主还乡团进村向农会群众报复那样,抓、打、杀的疯狂。无锡铸造一厂主力军头头之一鲍惠兴(电工)从“红总”平反后,特别在武斗期间,由于身体欠佳,故而基本上已退出了“是非”圈子,班不上,一直在家中打打扑克,消遣时光,谁知在主力军撤走之后,你要想安稳,可人家还是把你当作“敌人”,被本厂“九、二”抓去一顿敲打,半死不活,再把他捆绑在电线杄上,身上绕满了绳子,直至他的胫部,鲍惠兴有气无力的瘫下去,结果被胫部的绳子勒死身亡,“九、二”群众将鲍的尸体抛入太湖,(文革后期,二名杀害鲍的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6年)这期间,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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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浮尸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不管算是“红色恐怖”也好,还是“白色恐怖”也罢,无锡在恐怖的笼罩中,人性被兽性所代替,恐怖的消息不断从无锡逃往南京的人口中传来。前往上海的六兵团数百人,也由水路奔向南京。市机关兵团数百人员也由上海经水路来到南京,在宁负责对12名常委的生活管理,并在宁期间组织过两次小型斗批会。武斗能把“六派”的群众赶出无锡,着实在是个好经验无锡的魔爪在向周围城市伸去。常州没有几天时间武斗也把常州主力军赶出常州,苏州武斗把“踢派”打到城市的边沿,“踢派”群众不断地向外发出阵阵的呼救。
    无锡主力军在南京军事学院得到了暂时的安置。陆渭文主持带好这支队
    伍,上管“国家大事”下管“肥皂草纸”,浦湘海每天奔走在外,与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等保持着外交联系,无锡“红总”的头头金坤泉带着他的老婆在这支队伍中避难,7月10日左右,“小猛虎”队全体接受了南京“好派”的要求去Ⅹ地占领一个“据点”,这处正好是百货公司,任务结束后,有整卡车的生活用品运回军院,傍晚,由“小猛虎”队队长苏金坤叫人把自己的身体用绳索捆缚起来,效仿古代人向指挥部“负荆请罪”,陆、浦二人通知全体“小猛虎”队集中,“立正、稍息”,口令传出,小猛虎队队员立得整整齐齐,接受“训话”,指挥部表扬了他们自觉遵守纪律的榜样,并“迫使”队员们交出了实际需要的球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并将这些抢来之物,仍用卡车运回原地。在乱糟糟的造反队伍中许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7月中旬,由“革派联总”新任副总指挥匡建中带队,500多名无锡红
    卫兵到长江以北的大厂镇为“好派”驻防。为制造声势,这500多人举着红旗和铁棍,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再分乘几艘江轮,直驶大厂镇。由于声势造得大,这批人在大厂镇期间,没有人敢来进攻。(后来,无锡主力军从南京撤到了镇江。8月下旬,这支500多人的红卫兵队伍被船接回镇江;这是后话。)
    7月23日,在官方的报道中传出了江青的就武汉“7.20”事件,造反
    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南京的无锡主力军一下子沸腾起来,许多人骂“指挥部”头头“右倾”,“你们看,中央首长都讲话了,你们带头撤离无锡就是错误的决定。”“文攻武卫”给受压的群众,原本满肚委屈的复仇心理火上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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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瓢油,同时“文攻武卫”也被挑动武斗者接过口号,披上了武斗的合法外衣,更嚣张了,整个文革的形势,变得更复杂,更激烈。
    无锡主力军中群情激昂,要“杀回无锡”。但苦无办法。由省军管会出
    面与无锡27军的交涉无效。摘王晏回忆录43页:“7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支
    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A主任(政治部主任吴戈华)
    三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27军‘支左’的问题。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
    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B楼,上了二楼会议室,
    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等大家坐好后,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27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
    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A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
    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27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晩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
    的?”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
    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
    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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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27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A主任
    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
    听说A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
    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岀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
    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
    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A主任提出“转
    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仝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
    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
    王铤,徐学忠,A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
    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2讨论要不要“转屁股”。3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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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
    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A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
    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
    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A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
    ”。(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
    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
    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千,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
    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
    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A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
    报告。”
    27军在无锡“支左”中的态度如此的坚决地支一派,打一派,通过这
    段军方的内部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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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斗5,“8.9”抢枪
    8月9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来到指挥部找上了陆
    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252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玚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李德康热情地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开口讲,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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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木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陆渭文,浦湘海也提岀了相关的问题,“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军院的人又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这里有一个武装连负责保卫工作的,他们的位置在那个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等等情况做了较详细地介绍。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商议结束各白返回,做各自的准备工作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
    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
    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而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18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的队伍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这时252部队的李德康他们提出了改变原设想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252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南京主力军抢枪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无锡王晏他们的耳朵里,王晏要向
    九、二”送枪,当然比主力军抢枪更方便,(王晏回忆录54页):“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27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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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0师的一个步兵排。”这天上午7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
    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
    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邹海根说:“没有。”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
    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
    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
    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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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
    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亳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8.9抢枪”,由不同的军方“后台”把现代化的武器明抢暗送地送到了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手中,“武斗”在向更尖锐、更激烈的阶段上升。
    8月10日以后主力军方面由浦湘海带队又从镇江出发去扬州打开了
    个抗日时期留下的弹药库与军院抢来的枪配套起来,完整地装配了主力军队伍。
    8月10日以后,陆渭文最后地到达镇江金山寺,便有252部队通知陆
    渭文、浦湘海二人去受江苏省军区赵司令的接见,赵司令大约五十多岁年龄、头发微带花白,同时受接见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宾主坐定,主人热情接待,中华牌香烟招待几位客人。首长说话保住一定的分寸,除了表示关心的话题之外,连明确的“坚决支持”都没有表明,一切尽在不言中,招待几位客人在省军区午餐。这次接见之后,便有252部队帮助无锡、常州主力军在金山寺等地进行军事训练。还在7月份流向上海的无锡主力军传来了上海当局对暂留在上海“华东师大”和“同济大学”二处的无锡群众仃发伙食费,目的是赶无锡人离开上海,发生了这一情况南京指挥部不能不管,将数千人的群众集体转移到南京集中,在条件上不允许。于是陆渭文主动地与主力军头头金坤泉商量:“老金,上海出现了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不管,我的意见是否请你带几个人一起去上海解决这件事你看好否?”金坤泉很坦率地回答:“去上海坐火车要经过无锡,我害怕的,我不去。”陆渭文无可奈何只能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周国彦俩人,从南京乘火车经过无锡抵达上海“华东师大”,在和许多群众见过面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陆渭文发现在沪的人员中有轻院王国栋老师在内,于是在上海帮助他们建立以王老师为首的六、七人为上海分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全权处理上海主力军的一切事宜,陆渭文这次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无锡主力军的吃饭问题,于是就东奔西走的找关系,当然第一个首先想到“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想寻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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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头头王洪文。与他商量,祈求他的帮助,陆渭文找到了上海国棉Ⅹ厂王洪文的“老家”,王洪文没有找到,却见到了几个曾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小兄弟”。陆渭文向他们表明了这次找王洪文的来意,这帮“小兄弟”对陆说:“侬不要去找伊(上海话他的意思),这个小赤佬现在找不到伊了,找到伊也不能解决问题,伊现在到东到西身边有个军代表陪同,一切问题都要军代表表态,伊才敢作主。”陆渭文听了这番对王洪文的近况介绍后,心中就想用无锡人的土语说法“这个表浆呒不(无锡土话,不够交情之意)交易的”以后陆对王洪文产生了一种轻蔑的看法。以后在王洪文奉命到无锡来“作报告”,并没有见到主力军的热情态度,只能受到“九.二”群众的欢迎,在陆渭文等人的眼里“王洪文算什么造反派?它只不过是张春桥的傀儡代理人而已”
    同期上海出现了“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工总
    司”出动十万人马封锁了上海郊区进入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的农民,对“上柴联司”进行了一个个车间,一座座大楼的强攻,使“上海柴联司”的造反派在孤不敌众的情况下伤残无数的后果。使陆渭文拍案而起,心里骂张春桥披着左派衣,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实际上是啥人不听张春桥的话,他就镇压啥人陆的这种思想直到68年陆逃到徐州的所谓“流亡政府”时,由陆亲自起草的“告仝市人民书”的传单中暴露了对张春桥的看法,以后被无锡当局抓住“辫”定了陆渭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这是后话
    陆渭文这次上海之行是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上海分指挥部成员的努
    力,才解决了留在上海主力军的吃饭问题。8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27军79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岀武裝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到文革后期,苏州踢派兵团级以上头头大部分进入监狱,支派主要头头
    因为是“四人帮”的人,华xx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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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旬的文革形势,似乎在向有利于主力军的方向发展,过去纯属
    “民办”的造反组织,现在有省军区,硕方空15师的支持,使原主力军头头金坤泉的头脑发热起来了,从原木避难者的身份转换为当然的“红总”头头,跳出来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了“主力军杀回无锡的誓师大会”,并且为了自己今后能踏进仕途与原市委常委的关系也显得十分亲热,在不经过“红总”中心组的讨论,与不通过“革派联总”的情况下,力图单独宣布,原市委副书记吴镇为“红总”的“顾问”,副市长田洪,张再生为ⅹx部长的职务。金坤泉的这一企求,有自己的目的,但可悲的是在运动后期,使吴、田、张三位老干部被打成“黑手”吃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更为可悲的是到无锡市实行大联合、三结合的关键时刻又是这个金坤泉坚定地站在27军方面,不承认“吴、田、张”是革命干部,排斥在三结合的范围之外。历朝历代总是有忠奸二派,国难当头总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金坤泉的行为,他不触犯法律,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处分,他是无锡文革中唯一的“既得利益者”,最后以“副局级”待遇退休养老。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需要澄清的事实,在无锡文革中,“吴、田、张”三
    位干部,从未参与过对主力军做任何“参谋”决策。在以前的某些无锡文革是上记到“吴、田、张”三人在主力军的某些事件中,参与他们的意见,这是误传甚至是故意的陷害。
    8月中旬,由镇江252部队李德康在252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
    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
    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
    情况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带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
    (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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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
    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X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
    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
    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XX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
    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正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
    的XX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
    心中有数。
    大武斗6、武装进驻无锡县
    “逐步向无锡本地靠拢”的基本思想已定。在陆渭文的思路里在设计如
    何使主力军接近无锡的方案。陆渭文首先找到了五兵团头头蒋群商议。蒋群是无锡农药厂职工,原坦克兵复员军人,二十四岁,陆向蒋群表明了准备让他们作为先头部队进入无锡县洛社地区。无锡县洛社镇是无锡县内的工业镇,镇上有洛社造纸厂,厂内有一名叫大彭的科室人员和一名姓杜的技术人员,是这个厂的
    六派”头头,这二位头头来镇江指挥部联系,希望主力军首先进驻洛社镇,同时洛社地区包括石塘湾,玉祁镇等附近地区都属于“六派”的势力范围,如果主力军进驻这一地区,等于进入了过去的“抗日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一情况,所以陆渭文所下的第一枚“棋子”,就选中洛社地区。蒋群当他明白了陆渭文意思之后,当即表态“过去使用大刀长矛,我没有本事,现在用枪动炮了,我不是外行,你可以决定由我们前去就是。”但蒋提出,因为他与电讯兵团头头周文宝的关系比较亲近,请陆渭文考虑同时安排俩人一起去。陆渭文同意了蒋群的要求。但进驻洛社,从镇江出发,到无锡县必须经过常州,常州当时是在“常州联指”的控制之下,想要安全抵达无锡县,必须想法避过常州这一关。
    因为这是军事行动,必须注意保密,陆渭文先将五兵团一部约八、九十
    人先从金山寺主力军的大本营内调到镇江师范,指挥部所在地,造成这支部队“不知去向”的假象,然后再由无锡铁道兵团头头龚太泉去上海铁路局借二节车厢,事先“埋伏”在镇江车站。在8月22日半夜,由南京开往上海的92次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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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镇江车站,将这支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小分队偷偷地进入车厢,然后由龚太泉亲自将这二节车厢挂在92次列车尾部,92次列车在寂静的夜色中“轧、轧”作声地行使,在黎明初现出东方的鱼肚白时光,列车停靠常州车站,下车的旅客秩序井然地离开列车,列车继续向上海方向驶去,当列车到达洛社时,调度室来了临时停车一分钟的指令,在这一分钟时间内二节车厢内的主力军武装小分队已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第一次偷渡常州的计划成功了。这一行动很快引起了无锡当局“九、二”派的高度警惕
    在镇江的陆渭文又在布置第二次大队伍进驻无锡县的计划,第一次的特
    点是人数少,而且是在“敌于无备”的状况下进行的。第二次武装人员多,而在“敌”有备的情况下,不能再用老方法实施。
    8月31日,由陆渭文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兵团,七兵团,“6.20”部
    队,及二个“老虎队”,全员有5.6百人,向镇江三代会商借了二艘大型木船,经长江水路,走江阴进无锡洛社镇,临登船时发现船小人多,不能容纳所有队伍,于是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将一兵团全数3百人暂留镇江码头,由陆渭文带七兵团等3百人队伍按计划先行,木船向江阴方向进发,江水滔滔,木船在破浪前行等到满天繁星稀落,东方将晓时刻,陆渭文根据手中的地图,指挥木船在离江阴市不到5公里处停船上岸避开了江阴反对派的阻击,领队伍从江阴郊区的缝隙中步行向洛社方向走去,木船返回镇江,准备载后续队伍前来,从江阴到无锡步行天,露宿在荒郊,直至第二天9月2日到达玉祁镇,受到玉祁“六派”群众的热情招待,下午到达洛社镇,队伍住进洛社师范学校。
    当夜由周炳荣带了七兵团一百多人进驻张村东北塘地区,陆对所带队伍
    进行了“布防”,由五兵团“飞虎警卫团”驻守二面临水,一面通往市区的唯的一座水泥长桥—皋桥,背靠铁路,看守了洛社的“东大门”,由“6.20”王明华及机床“4.15”一部驻守石塘湾,由“小老虎”队一个排驻守在通往钱桥的小道,守住洛社的“西大门”,陆渭文带一个警卫班及电讯兵团三、四十人坐镇洛社师范,洛社造纸厂,作为主力军搞宣传工作的文职人员留守,是表面上的“指挥部”,作为一个没有当过兵,没有军事知识的年轻“总指挥”认为这样的布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格局。9月3日过去了,不见后续部队到来,9月4日从洛社的火车上来来了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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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了“指挥部”的最近决定。从8月31日陆渭文带头离开镇江后不久,由硕放空15师政委吴世俊赶到镇江,阻止了在镇江码头等船出发的一兵团所有人员,继续向无锡县开进,这一决定引起了原野战军头头周雷的不满,周对空鸣枪,为此“指挥部”对周雷作出了处理,空军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徐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査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陆渭文接到这个严肃的口头通知之后,理所当然地绝对服从,对无锡市内作出不越雷池一步的打算,留守在洛社待命,但由于这个决定亦使已经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队伍变成了“孤军深入”的被动局面。但“九、二”方面由于有后台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理睬什么中央决定不准任何军事行动。这样无锡主力军方面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出现了“9.6”事件。
    大武斗
    7,在无锡县内发生的几次冲突
    9月6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
    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活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9月9日深夜,一支“九
    武裝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
    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
    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9月13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
    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到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13人,“九、二“出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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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班一死两伤俘13人全军覆没。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9月14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9月13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事件发生,于是9月14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仝数撤往洛社地区.在9.13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偾,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但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这时在刚刚撤离战场的主力军,面对这一情况,也顾不得尊重解放军这一传统观念了,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3百多人迅速撤离,主力军一走“九
    增援武装马上赶到,“九
    出在主力军居住过的房东身上,将一家的住房拆掉,把他家饲养的肥猪杀掉。
    “9、15”事件:洛社“9.15”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武斗事件而是一次政
    治事件。是在“中央文革调查组”进入无锡着手解决无锡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九、二”发动大批武装进攻洛社围歼主力军的事件。根据王晏《回忆录》记载
    “九、二”早有准备了,他们的力量,主力军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组织
    也很周密,半夜十二点,他们的水上部队就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早上六点钟,他们东面一路来五节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西面一路来15辆卡车沿312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七点钟打响,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王晏的“回忆录”内容有相当的夸张之词,但他不敢说出制造这次血案的真正指挥者,支持者是谁?指挥制造血案的是原27军转业团长徐×“九、二”参谋团)支持者笔者缺少真凭实据,但不难想象可以得出的结论。把责任推在“九、二”头头周锡林,邹海根身上,这是推卸罪责的手法,凭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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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邹海根二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能力,指挥这场战争式武斗,在9.15事件中主力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作为年轻的“总指挥”也犯有错误,9月14日,在发生东北塘事件之后,洛社也得到了“九、二”将要大举进攻洛社的“情报”。9月14日当晚洛社主力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九、”大举进攻洛社,我们怎样应付。会议由陆渭文主持,除自己主力军方面的人之外,还邀请了洛社当地“六派”头头大彭等人参加
    强敌压境,怎么办?三种意见
    1,暂避锋芒,将主力军暂时撤离洛社。
    2,以洛社头头的意见,主力军不能撤离,撤离算什么意思。
    3,最后会议决定主力军坚守原地,但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于是陆渭文
    安排增加哨位,由单人放哨改为双岗,等等,但因为陆渭文在军事上缺乏“知已、知彼”,对“敌”没有估计到如此强大的武力,对已没有看到自己队伍的素质,
    二点估计错误致使吃了大亏。
    9月14日夜,洛社地区显得分外宁静,半个月来,从皋桥到洛社的沿
    线,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全然消失。陆渭文和他的参谋周梅泉(原太湖游击队队员)俩伏在洛社师范茡校的室内,整夜守在电话机房,洛社师范的指挥部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指挥东北塘主力军在深夜撤退的行动.这支队伍的行动是这样:向洛社靠拢的一切情况。
    徐志纯电话告诉陆渭文,撤下来的”主力军”已经到达离石塘湾东面约
    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庄,因队洛社地区的情况不明,拟在原地休息,待天明后再行动,陆同意徐的意见,不料从此和总部失去联系,直到7点钟左右听到石塘湾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又同从石塘湾那边走来的农民说,洛社已经打起来了,徐志纯打电话给陆渭文,无人接听,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和七兵团的头头们商量,决定先派3名主力军前去侦探,待弄明情况后再行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回来说,”九.二”进攻洛社,石塘湾没有发生什么事.八点钟左右主力军全体及东北塘群众300人向石塘湾挺进,在部队将到石塘湾,整个石塘湾已经战火冲天,这时一名陆渭文的通讯员找到徐说,”我是老陆派我在此接应你们的,总部将要移到玉祈,陆命令七兵团向玉祈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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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清晨6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
    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
    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
    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XXX,XXX中弹倒地,
    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
    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
    混出造纸厂,其余薮人被抓。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10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50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但见洛社桥顶已有一名头戴钢帽的“九、二”机枪手架设好机枪,凭陆渭文在文革前民兵训练中的八环、九环的射击能力,只要将手中的苏式步枪瞄准,手指一扣有十分把握将这名“九、二”机枪手击倒,但陆渭文下不了这个手,所谓枪声一响,爷娘白养,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
    抢占
    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
    九、二”隔河枪战,杋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6.20”部队由王明华指挥,机枪扫射阻击来犯的“九、二”,一名由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机枪手,站起身来端着机枪扫射,结果腹部中弹,可幸的这名机枪手因人高腹大,射来的子弹竟从他的腹部脂肪层上穿过,并无进入腹内,他再次射击,一颗子弹又中了他的面部,这颗子弹又像长了眼睛一样,并无进入他的头颅却从他的牙齿缝内钻过,打掉了二颗牙齿,他真是命大,没有死在罪恶的子弹中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
    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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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岀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岀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戕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石塘湾“6.20”部队接到通知后,因为自己没有吃到亏,十分恋战,机床厂技校“4.15”学生丁小波(是市内举重一级运动员)园混混的身体,手端机枪,不断连续地向冲锋而来的“九、二”发射,突然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小波的后脑,丁小波应声倒在地上,当担架抬着他撤离时,在昏迷中的小波躺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表示了他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结朿,无悔无恨的心情,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60
    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祈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10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
    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2.3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11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9月1日起到9月15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20多位主力军中年轻的生命
    在玉祁的集中地,一边是主力军的伤员和遗尸,一边是13名活生生的
    九、二”“俘虏”,主力军中的许多人真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着“俘虏”拳打脚踢,“九、二”人员拼命抱头躲闪,陆渭文知道,如果听其自然13人的生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群情激昂,难于止住,于是命令自己身边的警卫班将13人隔离起来,一起带回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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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军在“9.15”中虽败而不溃,在当夜请当地农民作“响导”要绕过
    “敌占区”,戚墅堰机车厂,和情况不明的常州市,向镇江方向退去
    农历8月中旬,一轮明月当空,在田间的小道上一队5.6百人的队伍字长蛇地在缓缓行动,直到人们习惯的中秋节,这支撤退的主力军队伍已抵达“奔牛”车站,每人二个大饼算作“月饼”充饥,陆渭文此时此境写下了“卜算子”词一首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六七中秋走‘奔牛’,佳节亲人不聚首,枪林
    弹雨,数百战友,峥嵘岁月写春秋
    这个中秋之夜,二个大饼之后遇上了镇江金坤泉带队的六兵团船队,将
    这支败军之旅接回了镇江。
    大武斗8,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9月下句,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
    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九派”方面派岀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仝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已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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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9月26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68年1月28日返回无锡。
    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67年9月30日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
    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在镇江的主力军于67年10月15日,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仝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二地在的主力军群众回锡后,仍在“九、二”的武力包围之中,虽回到了无锡,但仍不能回家,凡自私回家的人仍经常被“九、二”打伤后送回一中和老轻院住地。
    “11.1”事件,11月1日下午陆渭文正好离开无锡“九、二”无故包
    围老轻院,人山人海将老轻院住地围个水泄不通,“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探头探脑,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臧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次事件老轻院被围36小时之久
    “11.26”事件,无锡市国棉三厂的位置就在老轻院的背后,主力军三
    兵团头头李兴宝找陆渭文来商量,“我们主力军一直被围困在轻院内总不是个办法,我们兵团人员商议,是否可以组织些力量,护送国棉三厂的职工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陆渭文想想三兵团头头们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现行政策,再说自己的队伍目前基本上“手无寸铁”又不准备回去挑动武斗。于是表示赞同李兴宝等人的想法。就在11月26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
    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
    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主力军在镇江返回无锡时,全部交出武装(除有二、三人私葳几支短枪外)而“九、二”方面从“11.26”实践中暴露的情况看,他们根木没有交枪,这里不能不说明当时27军对“九、二”的庇护。进国棉三厂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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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岀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在北京的无锡军管
    会代表交涉。开始无锡军管会代表只是说做工作,实际上无锡仍旧不动。后来,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全体绝食抗议,惊动了接待这次谈判的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严令之下,被抓的主力军才获释放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
    随着之间的推移,在直68年1月28日,在京的“六派”“九派”代表
    经过了周总理的接见后,返回无锡,无锡的两大派组织被定为“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下,无锡文革进入了“大联合”,“三结合”阶段。
    革命的“三结合”是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两大派
    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红总”中心组会议上,讨论革命干部代表时,以陆渭文为首的一帮人,坚持支持吴镇,田洪他们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这个权力机构,陆在会议上表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委员会他们把无锡市的权交给我,我懂什么?如果没有革命干部的加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的态度是:我今后在街头上走路,只要背后的老百姓说一声陆渭文这个人是不错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愿自己坐在小车内,被群众指指点点骂山门。而这时的“红总”首席代表金坤泉,忘记了当初在镇江时极力吹捧吴镇,田洪,要请他们担任“红总”顾问等职务的亲近态度,而为了私利倒向军方赞同孙富中,巧建两人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机构,将吴,田等打成黑手,受尽折磨。
    “群众代表”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从表面上看有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推
    选,实际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军方代表手中,在“九、二”方面他们是自己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精干力量进入权力机构,在主力军方面,他们在物色有利于他们一统天下的合适人选。“红总”的主要头头中,一个是挂牌头头金坤泉,一个是实力派头头陆渭文,军方王晏力主选择绵羊式的金坤泉,而害怕主力军中的死硬派陆渭文,怕担心陆是一个牵不住的猴子。直到以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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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晏他受到上级的指责,后悔没有将陆渭文锁住。“红总”方面推派的工人代表,除金坤泉,李文庆之外,其他推选的代表大部都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劳模”等等的老好人,就此无锡市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班子军队代表是
    九
    观点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是“九
    观点的干部,“九二”代
    表是相对的精干班子,尽管无锡市革命委员于68年3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但狼走千里改不了吃人,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派革会”的诞生,没有给无锡人民带来安居乐业,他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利,更合法的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挂起“群众专政的牌子”,“专政群众”,激起陆渭文、匡建中等一批人的反抗,逼出了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来。
    第三章流亡政府与狱中
    1,造反派的无奈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
    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
    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
    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仼,“付指挥”由”九.”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
    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査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
    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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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
    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谓“小船会
    议
    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
    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日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
    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
    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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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
    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2,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白己的打算,再去
    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
    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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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302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1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朿,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
    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
    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
    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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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3,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陆渭文只身由匡建中用自行车送到硕放以后,等到天明,去上海和自己
    的妻子张毓珍,无锡印染厂的陈东兴三人,坐上北去的列车,踏上了素称“南蛮北侉”交叉之地一徐州城。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徐州“革委会”主任由名铁路工人叫杨振祥(以后被判刑)的担仼,副主任中有一位徐州淮海大学的女学生叫周明霞等。陆渭文到徐州,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去找谁联系呢?于是首先找到了徐州“工总司”这个群众组织,由他们的头头顾炳华(文革后期因反邓小平判刑18年)等人接待了这三位江南的来客,他们听完了陆的介绍之后,将信将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收到了无锡市革会寄给他们捉拿陆渭文的通缉令”,他们相信了,于是他们将陆等人暂时安排在徐州市一中的校园内陆渭文逃往徐州的消息在无锡市革会的宣传下,在无锡地区传流开来。没有几天,无锡的群众接二连三地逃往徐州,由丈夫被抓后打死的孤儿寡妇,由屁股被打烂的工人,又从“工纠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逃出来的,随后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匡建中,周志鹏等人亦来徐州
    无锡是“样板”,这股“十二级红色台风”刮向苏南各地,常州“揪李
    戚死党”(李戚反革命集团亦是冤案)见过李顺之,戚承的人是“李戚死党”与“李、戚”素不相识的群众是“李戚”“小爬虫”,“李戚”的“毛毛虫”,常州主力军被逼得无路可走,也来到徐州,苏州踢派,整个苏州地区农村都有人逃往徐州,镇江“三代会”的头头也逃到徐州,逃往徐州的人越聚越多,直至8月份,苏南地区逃往徐州的总人数已有500多人,这里众多的流亡人员,是不是因为陆渭文的号召而来的呢?并否,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生存””反复辟”而走到一起来了。
    这500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借徐州这块可以使他们生存之地,写材料,
    揭露各自本地所发生的种种罪恶,向中央告状,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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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诉苏南地区的暴政,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支逃难队伍的存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江苏省革会的错误政策相抗衡的一支政治力量。使无锡当局既恼怒,又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在无锡又宣布:陆、匡他们在徐州组织“流亡政府”他们的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这个“流亡政府”的存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苏南地区各级革委会推行错误路线时起到了“牵制”作用。
    有关当局在内部发出一条命令,在江苏各地各级革委会如果抓住陆渭
    文,可以不问口供“就地枪决”。无锡尤太忠,在某些公开大会上也宣称“只要陆渭文能够回来,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还是留着”。他们以”就地枪决”和”市革会副主任的位子”这两手来打压,坚持真理,正义的文革捍卫者陆渭文,及这支反抗各地革委会压迫的造反派队伍中潜逃者。
    在徐州的人群中,又一位从无锡市供电局逃出来的青年职工华文良,在
    徐州的交往中相识了“徐州淮海大学”无锡籍的女大学生,小尤,年轻活跃的女学生,对无锡主力军的遭遇,十分同情,通过小尤的关系,与徐革会的副主任周明霞有了间接联系,于是无锡主力军的外逃人员住进了宽大的淮海大学,华文良与小尤之间“他乡遇故知”,你来我往,日久生情,爆发了爱情的火花,在文革结束后华与尤“喜结良缘”,这是在“文革”悲剧中的喜剧。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
    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这首打油诗体现了徐革会其实也在动荡之中,也说明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一刀切的不成熟弊病.这是一条值得总结的又一文革教训。
    4,在山东的日子里
    68年8月下旬,徐州市传出了:徐州“淮海八
    (支派)要从南
    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消息,没有几天“淮海八三一”的群众,进入徐市,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徐州踢派眼见自己也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没有力量再帮助这帮来自苏南各地的逃亡人员,苏南来的数百人员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选择,陆渭文在徐州“淮大”召集了头头会议,决定在徐州的数名有关人员,立即离开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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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何处去?举棋不定。山东济南,在济南军区王效禹的治理下,社会已
    经稳定,要想在济南立足的可能性极小,于是会议决定,派丁可南等十多人,由丁可南带头前往武汉试探性求助。由陆渭文,匡建中等人率队前往山东济南,将数有人员分散,作为普通旅客身份,乘上往济南的列车,约定在济南“大明湖集中,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这天傍晚,在济南风景优美的“大明湖”畔,坐下了数百名“不速之
    客”,这使济南的安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好奇心的山东人纷纷前来,观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男女老少,衣衫不整的人群。第二天上午,由陆渭文、匡建忠蒋文明(江阴)徐光耀(常州,死于深挖“5.16”)芦向阳(苏州,他妻子×老师死于“5.16”)几人前往山东省革会,代表苏南“四市十八县”的受压群众,向山东省革会提出收留的请求,受到了山东省革会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有关方面派出了医疗队前来对苏南人群进行体检,同时在山东济南也传出了苏南地区“已经资木主义复辟”的流言。据悉王效禹为这帮人特地向中央文革写过“紧急报告”请示,中央文革如何答复,虽然内容不详,但从以后的行动中看来,中央文革对此并不表示支持。所以山东省革会最后以“收容”的名义,将这数百人的队伍“收容”在济南,每人每天二个白面馒头,二只山芋粉窝窝头,二碗玉米糊碗白菜汤,不管怎样,山东省革委总算将这批“难民”收留下来,使他们能够度过了68年严寒的冬天。
    千佛山会议”,时间进入10月份,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
    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山东对苏南人员的热情,改为“收容”,说明了王效禹的为难及策略对待,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11月份,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
    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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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陆渭文带着妻子,母亲和六岁的小女儿离开了济南,先到达山东枣庄煤
    矿,在山东枣庄煤矿先期到达的有常州主力军数十人,及无锡主力军方面十多人与当地枣庄煤矿踢派方面的头头,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在煤矿食堂,住在附近的驴马旅店,济南的队伍在逐步收缩,由于无锡的外逃人员内部的团结,及“领导班子”的坚强尽管在一系列不顺利的事件出现之后,整个队伍并无受到影响陆渭文仍然在指挥全局,济南的“摊子”,由匡建中等人在支撑,陆渭文在枣庄逗留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时间,便带了白己的家属和当时的秘书朱砚龙等十多个无锡人进入了地处江苏和山东的交界之地,微山湖畔。
    在津浦线上微山湖边有一个小站,“韩庄车站”,韩庄车站全部人员,
    包括他们的铁路家属都是“踢派人员”,他们对这些苏南来的“难民”寄予十分的同情,他们在韩庄养路工区内让出了家属宿舍,由陆渭文等人居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在当年“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无锡的一部分人在这里安下营寨,由于铁路职工的支持,陆渭文等人弄了个铁路路徽”挂在胸前,在徐州,韩庄、枣庄三点之间的走动,既安仝,又可免费乘车。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陆渭文又即兴写下了几句:“早饮微山水,午燃枣庄煤,夜宿千佛山,议事徐革会”
    “微山湖”会议,陆渭文,匡建中等人分别了一段时间,需要大家在
    起砰砰头,讨论一下,以后所要做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在冰天雪地的微山湖畔,陆渭文等20多人过渡了68年的旧岁,迎来了
    69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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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年3月,党的“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陆渭文,匡建中等人认真
    地学习,研究了“九大”公报,在欣喜的心情下,但没有看到有关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作如何处理的任何讯息。
    “九大”的胜利闭幕,象征了无产阶级已全面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象征
    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之后,以后的一切都应该是在政府领导
    下的稳定,不可能允许众多的群众继续留在外地,对于这一点大家心中都十分明
    69年4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
    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朿”但无锡市革会与陆、匡之间,双方的“敌意”并无消除,无锡市革会已将陆渭文、匡建中定为“陆、匡反革命集团”,陆、匡对无锡当局的认识不可能会“放下屠
    无锡当局在接回无锡在济南的主力军时,考虑到因为陆渭文等人在韩庄
    车站,恐怕会发生劫车事件,故而他们将济南人员由走青岛,由海轮“接回”无锡,将数有人员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匡建忠为了逃避回锡,带着干粮躲进了济南住地的天花板上面,待队伍全部走后,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韩庄与陆渭文等相聚。
    4、在浙江的日子
    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在韩庄相聚后,召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商
    量今后怎么办。大家认为,“九大”结束后,应尽快靠近无锡,这样一方面便于听取无锡“六派”群众的呼声,以继续在新形势下为无锡“六派”群众的解放做点事;另一方面,由于离无锡近了,就有可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返回无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陆渭文和匡建中带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于1969年4月份离开了山东韩庄车站,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湖州呢?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浙江由南京军区下辖的20军“支左”;20军政委南萍,与南京军区在“支左”观点上不同,是支持浙江的老造反派的。因此,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估计可以在湖州地区依靠当地的造反派站住脚跟。这时,到湖州地区的“六派”外逃人员仅有二、三十人了。但在“九大”结束后,无锡尚有那么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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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躲避殴打的名义留在外地,这对无锡市革会来说也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急于想拔去的这个“钉子”。虽然湖州与无锡是仅相隔数百里地的“近邻”,但江苏省却不能直接采取措施。于是无锡市革会只能报告省革会,请省革会出面解决
    6月下句,湖州市当局突然包围了无锡
    十人的住地,并说明无锡
    将派人来接你们回去。湖州当局采取的行动,被当地造反派得悉后,立即设法营救。连夜派汽车将二、三十人分批送出湖州。当无锡二卡车全副武装“工纠队”到达时,非但人去楼空,而且被当地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你们说来接他们回去,怎么是仝副武装来的。”于是大打出手,将二卡车无锡“工人纠察队”打得人巧翻,只能空手灰溜溜地回锡。后来,在20军的干预下,在1969年7月7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淅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淅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据说,驻浙江的解放军的这次行动,是由江苏省革会中的军方与浙江省革会中的军方的一次谈判的结果。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江苏军方把浙江躲在江苏的浙江“红暴会”头头送回浙江,浙江军方把躲在浙江的无锡“六派”头头送回江苏。至于是否有这样的谈判和“政治交易”,无锡的“六派”无法考证;但最后发生的结果是如此
    自从陆渭文和匡建中被浙江的解放军送回江苏后,在浙江剩下的无锡
    六派”人员,大部分先后自行回无锡。有一部分“六派”人员因为原来受殴打太厉害了,仍不敢回无锡。其中戴国荣,张永康等十多人继续向浙江舟山地区谋求出路。他们在当地利用自己各自的技能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办工业、搞生产,面为当地发展生产出力,一面也为躲避可能的报复,隐居他乡求得生存。直至70年全国性地开展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时,才被全数送回无锡。到这时,前后为时二年左右无锡“六派”人员被迫流亡历史才彻底结束。
    5,十年牢狱之灾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先是被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1970年9
    月,“工人纠察队”撤消了。在“工人纠察队”撤消前夕,有关当局讨论了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处理办法。把他们放了吧,不甘心,好不容易把他们抓回来,怎么能轻易放了呢!放了他们的话,万一他们又要来揭市革会的疮疤怎么办?(因为有关当局心里清楚自己有许多做法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不放他们吧,把他们关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前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在“工人纠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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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就是因为査来査去査不出什么够判他们刑的“罪行”,才关在以“群众专政”名义建立起来的“工人纠察队”里,这样上面问起来也好说“他们还在受审査,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当敌我矛盾处理”等等。现在“工人纠察队”要撤消了(据说这是当时中央的决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各地滥用群众专政的名义抓人、关人),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模棱两可的处理办法再也不能采用了。怎么办?当时,无锡有关当局下了决心,在1970年9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促成无锡有关当局下这个决心的是从1970年春天起在无锡秘密开展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无锡有关当局认为,虽然在刑事问题上没有可以关押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事实依据,但是,可以把他们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挂上钩。如果查出他们是“5.16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无锡有关当局就立功了;即使査不出来,先以这个名义关他们一下,以后用一句“运动中偏差是难免的”就可搪塞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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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七0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
    寒地冻,人心更冷。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
    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思晴空霹雳的声“狱-警一-传,似一狼一嚎
    ”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
    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一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响地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
    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
    静心地在倾听,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33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査。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18只大监房,16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一“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泅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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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內,“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巫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仼何物件,甚至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棼,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
    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
    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內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逞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岀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劲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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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
    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
    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
    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
    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
    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
    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別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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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
    立’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
    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
    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06
    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20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岀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岀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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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
    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一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
    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
    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陆、匡等人囚禁于铁窗之内,而无锡社会上又怎么样呢?笔者捧上一份由无锡市原“工艺品美术公司”孙维申先生写于2003年4月3日的《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3,狱中后事
    陆渭文在狱中,在提审员徐世忠等人面前最后果断地否定了自己不是5。16”反革命之后,徐世忠无可奈何,徐世忠咬着牙说一声:“好,如果今后査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直接参与,甚至是“组织者”占了“八大罪状”。
    写交代材料的材料纸写完一本又一本,不过对陆渭文来说写交代材料也
    是一件“好事”,首先可以背靠着墙,在自己的膝盖上写材料,总比空身坐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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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中间,人要舒服一点再说自己在文革中并无亏心之事,写就写,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日。本身的心态十分平衡,心中唱响着文革中曾一度流行的一首词句:“革命无罪罪何来。听毛主席话参加了‘文革’有什么罪?”“造反有理理应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造反”并没有错,“含笑甘当反革命”,今天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有什么了不起。“昂首走上断头台”,如果真要将我五花大绑推出去,我就准备着昂首阔步地走。
    陆渭文巫在冰凉的地板上,不停地写,累了停一停手中的笔,呼一口气,
    擦擦手,轻声地吟一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声音警动了铁网上面值班的“天兵”,扛着枪的值勤向下怒目训斥“反动!”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毛主席诗词。不过用的场合不同,词义有了不同的含义而已。
    “铁门呵—铁窗-铁锁链,锁在我牢中想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呵,
    我却在牢中受折磨……”“囚歌”轻轻地时断时续地牢房中回荡。这不知道是位囚徒在狱中的杰作。向世界在倾吐受苫受难的悲苫。
    在“013”隔壁的大监房内,同时也关押着一名“政治犯”。他与陆是
    同一单位的一名青年工人,并且在“文革”前与陆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那是在196年的事,铸造一厂的翻砂工潘学眀,因为受了精神刺激,突然精神失常,变了神经病,厂方将潘学明交给了陆渭文,由这个年仅20多岁的青年单身护送潘去南京五台山标精神病医院治疗。一路上陆既要防止病人武力伤人,又要服侍病人上车,走路,生活起居。潘在南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有所康复,潘学明康复后回厂上班,与陆在感情上比较接近,但同厂的工友都知道,潘的病虽然已好,但毕竟还是语无伦次的“十三点”。“文革”开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潘学明是个“神经病”,谁也没有让他参加什么组织。谁知文革后期,“革委会”建立之后,他竟闯下了弥天大祸,因为有厂革会的人向他借钱,他开始骂人骂到了厂革会的头上,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吗?马上实行“群众专政”,送进“工纠队”,“你是疯子吗?”把大粪塞进潘的嘴里,“看你疯还是不疯。”潘经过了一段群众专政,作为一名“政治犯”被送进了大牢。此时真好关在陆伟文临近的大监房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潘学明受迫害之死,陆与潘始终未能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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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年7月14日,炎炎的夏天,“革命”的政权将潘五花大绑,押上刑
    车,绑赴刑场,所谓“假枪毙”。烈日当空,火辣辣地照射得“犯人”光头上发烫,使他汗流浃背,身边有同厂的“群众专政”的勇士,故意在潘的脚面上砸了记,潘出于生理的本能出声呼叫,于是“革命”的勇士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将一团破布塞进了潘的嘴里,不够,往深处塞、塞、一直塞到潘的咽喉深处,潘的脸色开始由白变青,发紫,直到倒在车上一命呜呼。潘的老母亲得到了份“中暑身亡”的死亡报告,厂里出了几百元钱的送葬费,就算了结。这可能就是无锡市一打三反中的政绩之一。那年代人命就是这样的不值钱。人已死了,当官的很忙,白天他们要耗去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内查外调”寻找更多的“隐藏”的“反革命”。晚上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抱着妻子,搂着孩子,亨受那“天伦之乐”,在中国反正人多,多死几个小百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去做那些可能吃力不讨好的追查伤害人命的真凶。
    “文革”的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滚滚,时间推移,陆渭文自比
    “立关和尚”,剃了光头,闷坐在半阴半暗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六年多时间过去了。“5。16”反革命集团全国性的冤案,得到了纠正。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但终算得于真相大白。千千万万的“5。16”分子得到了“解放”,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16”平反了,但是,他们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怎么办?社会上要
    求释放陆、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是摆在掌权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陆、匡无罪,他们自己就彻底的错了,更主要的社会上成千上万被“平了反”的“16”分子,他们准备在陆、匡释放时“夹道欢迎”,这样的群众情绪,陆、匡出狱,岂不是“革委会”又要摇摇晃晃了,为了表示他们一贯正确,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能是硬着头皮顶,于是市里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陆、匡为“反革命”把群众中准备迎接陆、匡出狱的热潮再次压了下去。直至75年匡建中在江苏省领导的干预下才于释放恢复“职务”。
    76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岀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在看守所的院内,放着一高一低二张方凳,看守所的干部坐在高凳上问
    “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陆坐在低凳上不亢不卑地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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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陆心里明白我不承认犯有错误,势必要革命委员会承认把我关错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下去事情必然继续僵下去,但自己不愿意屈膝求饶,就只能这样回答。
    看守所干部是受人之托找陆谈话的,简短的“问”与“答”,已经决裂,
    没有更多的废话可讲,于是陆只能继续回到小监房内坐下去。
    “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新的“政治犯”进来了,监狱中人丁兴旺,
    已睿纳不下这个关押六年多放又不能,关又不好的“老反革命”了。陆渭文被排挤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陆渭文开始了与大自然的接触抬头能望见蓝天白云,俯首看去碧波涟漪,但虚弱的身体几乎不知道讲话舌头是如何转动的。
    北堵农场当时是“强劳农场”里面一半是社会上犯有一些打架之类的
    小错误的年轻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强制劳动中耕田种地;另一部分人是被“砸烂”了的“公检法”人员。陆来到农场里与猪为伴。见到了过去公安局的副局长,科长等等。大家见面,发自内心有点好笑。昔日文革初期,“造反”群众在正统公检法眼里,视作“牛、鬼、蛇、神”。世态的变化,真是“此生何料?昔日的正统人物,今天也与“牛、鬼、蛇、神”为伍,而且他们吃的苦,遭的难偏偏又不是“牛、鬼、蛇、神”赐给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的“敌意”在共同的处境中淡漠,带来的是谅解和同情,但是旧的封建的等级观念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于是这种“理解”和“同情”也是有限的。
    初冬,地处无锡县与江阴交界的农场里,农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堤边
    上的林木开始枯黄,大地在沉沉地睡去。陆渭文一人在北风呼啸的傍晩,用冻木的双手在堤边的空地上栽冬菜,突然从空气中飘传而来隐约的声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一沉痛哀悼……”传来了毛泽东主席撒手西去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震动,打倒了“王、张、江、姚”“四人帮”
    历史往往会闹出“笑话”,其实也不过是“职业官”的权属变化而已。
    在革委会的统治下,有些人为林立果“选美”效力,高呼“永远健康”,对曾度大权在握的军区政委张春桥捧场,吹喇叭,抬轿子之流。当陆、匡等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时,陆、匡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打倒了,曾反对过张春桥的陆渭文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在政治舞台上,登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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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演员”行行色色,各自做岀了本能的精彩表现。正派的“小生”使人敬佩,最能使人发笑的可能是“跳梁小丑”,“白鼻头的奸臣”,在帝王面前三呼“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背地里却干着“谋王篡位”的勾当。“化妆师”的技能更大,非但可以使自己为了扮演各种角色的需要乔装改扮,更有本领为他人改装,根据他的需要,抓起手中的彩笔,在你脸上画上几笔,把你变成“天使”由抓起一把黑灰,往他脸上一抹,把它叫做“恶鬼”。经过年长月久,风吹雨淋,这些“演员”脸上的油彩与黑灰,也慢慢地退去,渐渐地露岀了本来面目,到了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才看清楚,发出一声惊叹,“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陆渭文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失去自由,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才算“无罪释
    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历时九年另九个月,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从人的生命来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陆渭文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在“跌、打、滚、爬”中度过。现在还在地上不停的爬着。一爬、一拖地慢慢地寻找在“文革”中贫病交迫而离世的母亲,被打成“5。16”反革命而跳河自杀的妻子,还有那些同样身遭飞来横祸的朋友们。在陆渭文爬过之处-太湖之滨块狭小而泥泞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痕迹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七绝一首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尾声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曾被“砸烂”的公检法人员大部都已复员职,权力
    回到了他们手中。1969年,27军调防归属北京军区,军部设在石家庄市,由于27军很多干部家属是无锡、苏州、镇江等苏南人,子女也有在苏南各地城市工作成家的,一些27军的离休干部很想回到无锡来,因为27军留在无锡市革会掌权的王晏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时非但大整“主力军”、“红代会”的群众,而且原市委的老干部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砸烂了“公检法”,凡吃过这些苦的人,真是寒天吃凉水,点滴在心头。27军在无锡十分孤立,别的队伍来无锡建造干休所,热烈欢迎,27军来无锡建干休所,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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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军无法,只好通过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出面,与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
    员打招呼,聂司令出面做工作,好不容易才在属于锡山市的前桥镇无锡火葬场的旁边让出了一块地皮,建造了27军的干休所。抬头就见冒烟的火葬场的大烟囱,随时随地可以闻到烧死人的枯焦味,天天可以“享受”到军乐队吹吹打打的哀乐
    无锡市里有关领导还是不肯放过27军的某些人,在各个方面力所能及
    地“管、卡、压”,公安局招收新民警,27军干部子女就是坚决不收,已经进了公安局大门的,必然天天夹紧尾巴做人,否则,毫不留情地清除出门。卡住27军离休干部的子女户口,是十分厉害的一招,这些离休干部,不管你有三、
    五个子女,在无锡只准迁进一个。户籍警多次接到指令,“要严格把住27军干休所随带子女的户口关”。这是文革中27车内的某些人多行不义的报应
    1984年在无锡市石门下看守所中关押着一名来自四川的×××,他的
    亲妹妹是文革传说中王妟的“情妇”,这位老工人的女儿长期居住在无锡他的姑妈家,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由婚配也是正常事,谁知这位老工人的女儿与男友同居半年后,被男友抛弃,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女方的莫大耻辱,在一般民,也必然会引起是非、风波。于是这个老工人接到无锡妹妹的情况通报后,立即从四川赶回无锡,与他的外甥两人赶到男方的家中,将男方家中的一套家具打坏。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民事纠纷”,无锡市公检法方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男方抛弃女方是“道德问题”,但动手打坏男方的家具,则是“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利”,这样完仝合法有据地判处这个为女儿之事的老工人,有期徒刑二年,缓期执行,老工人的外甥则在看守所拘留半年。问题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原27军在无锡掌权的王晏非常气愤,但出气却出在与王晏最亲热的人身上。这位老工人吃了哑巴亏,“赔了夫人又折兵”。
    结束语
    笔者-—当时“陆、匡反革命集团”的陆渭文在文革中关押审査了九年
    另九个月后,时隔三年,为在家中与朋友议论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等问题后,被以“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主要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苏北五河图农场服刑,正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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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里芦塘十里田,粮棉芦草两无边,田间少见农人过,遍地囚衣下夕烟。
    至今在全党,全国“反腐败”的浪潮中,仍然不能纠正我“污蔑共产党
    腐败了“的罪名,不能要回本应有的老有所养的经济基础
    原“陆、匡反革命集团”的匡建中,文革中被关押了六年左右时间,释
    放后,被剥夺了报考大学的权利,现在私营企业帮助搞企业管理
    本文最后衷心感谢王协昌,徐志纯,卜岩,匡建中,浦湘海,李伏阳等
    文革幸存者,为本文文革初期提供了真实材料
    还应该感谢,原市革委政委王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的、原来社会上无
    法知晓的当初“支左”中他们的立场观点、无锡武斗的起因等内部资料。真是难得啊,难得!
    特写上几句:故园三年前,拜读王晏书,剔去诬陷词,喜知军中言。明
    朗支一派,文革害忠贤,军人参谋团,武斗祸根现,近日并作文,功罪留人间。
    陆渭文2006年10月10日完整稿
    00一年,钟沛璋:《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
    狱中遗文》
    个民族不应忘却自己的光荣,也不应忘却自己的羞耻。前者能给人以鼓舞后者能激人奋进。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都知道“9.18”是国耻。这种耻辱感,终于汇成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
    但是有人却认为,“反右”、“文化大革命”、“6.4”等,都是“敏感问题”,都应该赶快忘却,在一切传媒中消失。认为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只能是歌功颂德。在这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全民得了健忘症才能国泰民安
    1940年加入中共的陆兰秀是又一个张志新式的烈士。因反对“文革”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7月4日被处以极刑。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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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身参加过新中国建设,勤奋博学,通晓四国外语,一贯勤恳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竞被判为“反革命”,枪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场上。对这样的羞耻,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没有因为考虑“主旋律”而予以忘却。也没有象当年主管宣传的邓力群对待另一位烈士王申酉的报导那样:“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王申酉文集》序:十年生死祭”,载本刊zk0210
    编者)197
    8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就为这位杰出的女共产党员—陆兰秀初步平反昭雪。1982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捧读没有被遗忘的陆兰秀狱中遗文,仍能强烈的感到陆兰秀燃烧着的革命热情,感到陆兰秀明澈的思想照耀我们今天仍在探索前进的道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和遗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遗产
    陆兰秀树立了我们今天、我们后代都应该学习的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戴上“叛徒”、“工贼”的帽子,要被打倒时,陆兰秀站出来说:“不!”她坚决反对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当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时,陆兰秀说:“不!”她尖锐批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査方法,要求恢复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当现代迷信盛行,把毛泽东晩年极左的理论奉为神明时,头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残酷迫害的陆兰秀,仍然针锋相对地指出:“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她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世界已整个颠倒着”,她相信颠倒的历史总有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她多次致书毛泽东,要求他纠正错误,解放全国人民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她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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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陆兰秀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東文化大革命,′她说:“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仝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她多次致书全国人民,要求大家自己解放自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她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陆兰秀的“劳改”日记和狱中遗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从被扭曲,到觉醒,到奋起抗争的历程;记录了用她通读马恩仝集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和掌握的历史知识,全面地批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陆兰秀用自己的鲜血向我们指明了探索真理的道路。
    当多少人或是摇着“红宝书”热衷于群众自己斗自己的派仗,或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罪,晩汇报”,苦苦检讨自己的时候,陆兰秀清醒地呼喊,要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还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岀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样的现代迷信。陆兰秀面对专横的造反派,就明确表示,对毛主席的话要具体分析,谁掌握真理,就应该听谁的。
    经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讨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198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才被彻底否定。在这以前的十一年,陆兰秀在她遗书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苫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仝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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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人来,陆兰秀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她为什么能够先知先觉,而且如此勇敢、坚强呢?首先是因为她无私无畏。她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说:“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由于无私无畏,陆兰秀就一往无前地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她在遗文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际上,屈原终其一生,什么也没有求索到,因为他所索的东西,当时中国不存在!死者以矣,生者如何!我恐怕也将终我一生而求索下去吧!”
    陆兰秀这样无私无畏,是因为她坚持真理。她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她不把它当作迷信或教条。而是用革命理论的科学思想来指引自已的路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就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陆兰秀狱中遗文》得以出版,我希望大家都来认真读读,认真硏究。我也希望那些把“文革”看成是“敏感问题”而不敢碰的人们,也都来读读这份“文革”遗产。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让大家都象陆兰秀那样觉醒起来,懂得思想,懂得追求,共同去创造美好未来好呢,还是让大家“健忘”,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好呢?
    十一世纪的世界,仝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载负十几亿人民的这条中国大船,将何去何从?愿所有掌握着航向权力的水手们,勇敢地担起历史的重任,正确把握好航向!
    (原载《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00一年,丁东:《丁群和《陆兰秀狱中遗文》》
    今年夏天,广电部表彰该系统的老人,前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先生来京,我们终于得以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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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群先生文革前是省报记者,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任苏州市委秘书长。张志新式的思想烈士陆兰秀,就是在他一手推动下得以昭雪的。以后,他又写成《陆兰秀传》一书出版,并由李锐先生作序。
    在“五一六”文革爆发的国耻日来临之际,美国成家出版社岀版了《陆兰秀狱中遗文》
    陆兰秀生前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她4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党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她从事过理论工作,较为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这都促使她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了怀疑。最初,她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曾经寄希望于毛泽东、林彪,想通过上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但她的努力,马上招来残酷的迫害。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迫害不但没有吓退她思考的勇气,反而促使她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酷环境里,她明确地提岀,文革是历史倒退,是毁灭性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冒死呼吁立即结束文革。对于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茶地进行着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也提岀了尖锐的批评她说:“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根寻源,她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问题出在毛泽东身上出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她在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并且,她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出来结束这玚灾难。可以说,陆兰秀是文革中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可惜历史只给了她两年多一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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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从1968年表达独立的见解,到1970年7月4日,便被残酷地枪系
    我因为研究民间思想,很想与丁群先生相识。接下来是李锐先生告诉我丁群先生的地址,于是我和他建立了通信联系。不久,得赠他写的新著《刘顺元传》,读后颇受教益。刘顺元是当过中纪委副书记的老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大连主持工作时,曾抵制苏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被斯大林所忌恨。以至于数年不能公开担任领导职务。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刘少奇才提议重新启用他担任江苏省第把手。我想,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应当加以传播,于是让当时参与《百年潮》编辑工作的妻子向他约稿,专门介绍刘顺元这段往事
    同时,丁群先生又整理出《陆兰秀狱中遗文》一书,并让我一起寻求出版机
    我通读书稿,感到十分沉重。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独立思考而坐牢杀头的不止一个人。像遇罗克、张志新式的思想先驱,曾经出现过一批。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国内报刊曾经报导过其中一些人的事迹。以后,他们留下的言论也曾得到或多或少的整理出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这样的思想先驱者留下的文字和言论得到全面的整理出版。陆兰秀留下的这些文字和言论,绝大部份产生于牛棚和囚室。这是最没有思想自由和表达权利和环境。但她仍然顽强地表达,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些血写的文字,我们方面为陆兰秀的精神而感动,一方面为思想专制的血腥而震撼。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思想权利,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文化大革命期间,颁布了“公安六条”这样以表达思想致人死罪的政策,并开动国家机器实施,使中国公民的思想自由受到空前的践踏。陆兰秀就是殉难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陆兰秀说,普罗米修斯把上帝带来的火偷给人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而终不悔;我非普罗米修斯,说出这些可能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受到人们的惩罚也是终不后悔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兰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仅仅是一个开始,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免受到环境的局限。长达十年的文革,她仅仅经历了三年多,就被野蛮地杀害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文革的全部过程和全部恶果,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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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及更加系统地挖掘文革的背景和原因。苏州不处于全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以得到的信息有限;陆兰秀早早就被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机会和志同道合者讨论交流。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思想者,虽然处境也很艰难,但或者有交流切磋的机会,或者有较多的信息来源,因而产生了更见条理和深度思想。如果在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里,人们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缜密,但考虑到陆兰秀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思考和表达,后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苛求。她的每一点先知的思想闪光,都应当得到后人的珍视。
    愿丁群先生编的这本好书,及早和公众见面。愿我们的出版环境,变得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播
    (《陆兰秀狱中遗文》,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208年6月15日,陆渭文:《古稀之年的哀叹》
    股新一轮反对毛主
    席的浊浪在中华大地滚动,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瞒骗人民,他们的“理论”企图影响现政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彻底地背离、拔掉毛旗,这必须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前段时间老朋友相聚,见到一位知识分子朋友的包内一份材料,“材料”的标题(大意)是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笔者想接过“材料”看看什么具体内容,结果因为朋友知道我是“拥毛派”,故而将材料收了回去。过去曾是知己好友,但今天在对待毛主席的看法与评价问题上,则发生大是大非的原则分歧,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那么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直到前几天,听说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座谈会”,在这个出席“座谈会”的某些学者的发言中竟然较详细地发表了他们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内容。
    1.要清算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了三千四百万人的‘罪
    2.要清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古文化的‘罪行’”。
    听说他们同时也承认在“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贪官,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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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在这帮要清算毛泽东“罪行”的反毛势力中,极为少数是本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反动分子,借目前的形势散布反毛舆论,以达到从反毛开始,进而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在中国企图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这股反毛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被不断加工资,“汽车、洋房”小恩小惠收买,出卖了良心。也有人被非毛派的谣言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糊涂人。对于那些极为反动的反动势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完仝是说服教育,而是要组织革命的力量将他们批倒批臭,将他们爆光,彻底地打倒。对于被眼前利益所收买的人群及糊涂盲从之辈,我们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觉醒。
    这里有一个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简单标准,一个人一生做尽好事,偶然犯有错误或者做了件坏事,但他终究是属于“好人”。如果一个人一生做尽坏事,偶然做一、二件好事,历史的评价他还是属于“坏人
    对毛主席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毛主席至今仍然健在,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量他没有这个胆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让他生十个胆也不敢炸我使馆,撞我战机,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干涉我国内政。在国内共产党的干部中也不可能有如此贪污腐败的嚣张气焰,更不会有“黄、赌、毒、黑”等沉渣泛起。
    对于“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问题。
    反毛派人士似乎装出了“为民请命”嘴脸,掩盖了他们恶毒攻击的罪恶面貌,首先饿死了三千多人的数据在哪里?在那个“困难时期”,笔者是“过来之人”,受过饿,以“瓜菜代”来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生过“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有没有饿死人?可能有,但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吗这是个未知数。如果当时全国人口依六亿计算,就等于在20人中就饿死了1人如果作10亿人口算,饿死的也是30多人中饿死1人,有这么严重吗?简直是屁话。再说造成这一“困难阶段”有其自然因素(天灾),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朝代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灾害,可称为“荒年”。人为因素有苏联修正主意的逼债(外部因素)有国内地方官吏要“政绩”,刮“浮夸风”地方虚报粮食产量……促使中央对全国经济形势作出误判,从现在解密的资料上看,最先发现问题的真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之“罪”从何而来?再说当困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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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出现后,作为党的主席,中央领导同样与全国人民一起,节衣节食,共渡难关。毛主席同现代某些高干相比,现代高干中的一部份人,他们及其家属,或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而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却“两袖清风相比之下,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领袖却要遭到“清算”,这帮人的良心真是被狗吃掉了。
    2.关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二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在中华历史上不可跳跃的历史阶段,现代人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不同阶级的人必然对此会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盘否定了“文革”的正面意义,认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场“革命”。在以后的舆论上又把参与这场“文革”运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描写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彻底否定“文革”,是某些人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后半生,是为他们自己改变党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如何评价“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有《水浒》这本巨著,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水泊梁山”“替天行道”,一百零八将被称为“梁山好汉”,杀人如麻的李逵,为劫“生辰纲”报信的赤发鬼刘唐,参与劫“生辰纲”“智多星”吴用,阮士三雄等等。后世的人称他们为“好汉”,而无丝亳指责。隋唐演义中吃白食,贩私盐,做过三十六天“混世魔王”的程咬金,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站在当时地主阶级及仕大夫阶层,则把这批梁山好汉视作占山为王的强徒,欲消灭而后快。在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与水泊梁山的好汉们相比毕竟在素质上,行为上要更体现了更好的现代文明。所以对“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的看法是不同阶级所持的不同看法而已,太正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刘之争,决非个人恩怨之争,而是路线、道路之争。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个不同的纲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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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发出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次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
    在文革初期,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由各级党委和以后的工作组领导的文革,就是斗“地、富、反、坏、右”,他们从掌握的档案袋中翻出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供年轻的红五类学生起来批斗,把现成的“地、富、反、坏、右”(以后再加上个“资”)拿岀来挂牌,游街,抄家,“破四旧”,等等暴力行动。文化初期的红五类学生“老红卫兵”,批斗老师,逼死知识分子的惨案,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与毛主席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何牵连?
    这是刘少奇为了保护“走资派”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冤有头,债有主”,“报仇”找错了人。硬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罪恶,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歪曲。
    当众多的革命学生与群众从党报的公开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识破“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阴谋之后,对领导他们进行“文革”的各级党委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提出了质疑。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将大批革命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与内定右派矛盾开始激化,广大革命学生与群众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又是为自身的命运抗争,真正的造反红卫兵与造反派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各级造反组织。在“文革”的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这样地“逼上梁山”的,资反路线逼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段历史是文革中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第一次镇压。
    从网上材料看,仝国闻名的造反派聂元梓的经历,因为文革前,对上级党委提过意见,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人物。笔者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帮厂党委“洗澡”,提了意见“揭了盖子”,下来文革开始,在厂党委领导下,将笔者打成工厂内的“三家村”“四家店”,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全厂的批制对象,等到《十六条》颁布,明确了“文革”的方向,胸内的怒火喷发,起来造反,最后被历史推上了无锡文革造反派中的“头头”地位。
    有人说文革中的极左思朝,表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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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要达到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干部众的95%,群众中的95%)毛主席的主张总不能说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吧,那么参加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又是怎样的呢?
    当年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一腔真诚地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派,在今天也无需违言,当年的造反派对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信任,但还是不能十分深刻地理解。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反面教育才对当年毛主席的预言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什么叫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同时当年造反,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譬如学生、工人对本单位情况是清楚的,但对上层的情况是“无知”的。因此当时只认为“矛头向上”,大方向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点“造反”从基层开始,一直造到市里,当造反直接接触到无锡市委的那帮干部时,直觉告诉了造反派要讲实事求是,于是开始了转变,对无锡市委的看法。万万没有想到无锡市的许多老干部的“苦头”恰恰吃在当初死保他们的“保守派”手上。时间到了67年1月份,无锡工人中的保守组织“工联”和上海的“赤卫队”群众由于对文革的不理解,心中有怨气而一起联合“赴高告状”,结果被上海,无锡,南京等地造反派阻拦,中央一个表态,就仝部土崩瓦解,这样就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夺权。而邻近的无锡造反派非常清醒,认为无锡旧市委内谁是“走资派”无明显特征。所以不存在“夺权”的事实,出于对社会秩序,全市工业生产秩序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原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坐下来共同讨论(741轮船会议)如何管理好无锡人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经过讨论当权派与红卫兵造反派达成了共识。造反派支持已瘫痪状态的无锡市委和市人委(政府)出面支持无锡市的一切正常工作;市委,市人委同意红卫兵造反派联合派出代表对市委,市人委实行工作上的“监管”。就是说市委,市人委仍然掌握工作的“执行派”,而群众组织对市委,市人委工作中有“监管权”。这一协议达成后,刚开始执行,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刚刚上班。中央发出了部队加入地方“三支二军”的命令,造反派当即派出代表向驻锡部队首长作了汇报,无锡造反派的打算。谁知驻锡部队首长当即否定了造反派的这一良好愿望,认为是“不彻底”的革命,不予支持。要象上海那样“夺权”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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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段历史被说成是“和平让权,联合办公”,而且是属于“5.16”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一,受到批判,今天可以说,如果当时“支左”部队根据无锡文革实际情况加以引导,而不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犯有错误,在江苏的苏南地区不会发生“武斗”,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动乱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67年7、8、9几个月中,发生了全国性二派群众组织的大武斗,死伤无数。武斗是怎样发生的?在某些人的笔下,认为二派群众组织为了“争权夺利”而打派仗,这种认识是没有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事实是因为“支左”部队的偏见与错误才是武斗的根源。在67年二月开始全国性的动用“枪杄子”将许多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而取缔、逮捕造反派的负责人,这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第二次镇压,这段历史称之谓“二月逆流”。但这次对造反派的镇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和抵制之后,“反文革派”当即变换了手法,在地方上扶植一批能代表他们利益、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形成二大派,并利用他们组织起来的群众之手,对造反派实行非“枪杆子”自己出面的暴力镇压,造反派为了自身安全而奋起抵抗,于是“武斗”就发生了。武斗”是“反文革派”对“文革派”“打击、打击、再打击,镇压、镇压、再镇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也是文革中造反派受到第三次镇压。其实对于当时武斗”的起因,毛主席看得十分透彻,所以当时报刊文章有“走资派挑动武斗”的提法,才有67年7月份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攻武卫”四个字拆开来解释“文攻”就是要坚持“文斗”,“武卫”就是要造反派也要以武力保护好自己,所以有毛主席默认各地的“抢抢”事件。以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又被“反文革派”接了过去,(所谓“反文革派”在上层是主观故意的,在下层是客观存在和无意的)以后的形势则武斗更为激烈。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冤、假、错”案,是的。
    全国最大的“冤、假、错”案恐怕莫过于“深挖5.16反革命集团”,在深挖”阶段,江苏全省受审查的有64万人,无锡市内在“深挖”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70多人(不包括被打伤后回家死亡的人数),文革中“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等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更有甚者在湖南,广西等少数地区出现过对“四类分子”造反派的大屠杀。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罪行,但必须搞清楚谁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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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罪行”是归咎于毛泽东么?事实回答是否定的。这事实上是“反文革派”在掌握了地方权力之后,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接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似“反右”运动那样以极左的手段大搞扩大化,对造反派与无辜人民进行第四次血腥镇压。毛主席在文革中曾严肃地指责: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江苏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之后,毛主席在接见许世友时,要许世友“高抬贵手……”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是谁?革委会成立之前是军管会掌权,革委会建立之后,又是以部队为主的保守派掌权,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由谁来承担
    文革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就没有“冤、假、错”案了么?没有根据的事不说单就83、84年“严打”这一段历史,在网上某些网友对此已经提出了质疑但他们都是“严打”的旁观者,很难说清当时的真相,笔者在“严打”中既是亲历者,又是幸存者。在江苏无锡83年9月4日,84年1月9日(以后还有但不是亲历,无法记忆)全市进行了二次大逮捕,口号是“镇压反革命”,当时的气势确似50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机枪架在卡车头上,整卡车地抓人抓进看守所,人多为患,牢房不够,加设临时简易牢房。逮捕的对象大部份是
    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反革命”吗?牛头不对马嘴。在这些被捕的人群中大部份在平时有这样与那样的小错误或有一点轻度犯罪行为,简单地说是属于“刑事”。当时对死刑案件的审批权下放到了省一级。一场“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在中国大地上大开杀戒,三天两头的“公判大会”,三个五个,十个
    八个地枪毙。这些“死囚犯”当真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于平民愤么?笔者有幸与几个“死刑犯”关押在一起。
    略举几例
    有一家兄弟俩(不知名)兄长20岁左右,弟弟刚刚满18岁,兄长因与几个小兄弟一起喝酒,期间到外面去抢了几个鸡蛋作酒菜,因此这兄弟俩就是“流氓团伙”,一起逮捕,刚满18岁的弟弟有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被定为“强奸罪”哥哥以“流氓罪”判无期徒刑或死缓,后据说在服刑期间因不服从改造而死于狱中,弟弟因“强奸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一家二个孩子,难道就不能留下一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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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ⅹⅩ男30岁,家住无锡吴桥附近,“文革”前不知犯什么错误被“劳教”三年,文革期间因不宜释放而留场,文革后回家,投靠姐姐,为生活私下教人跳“迪斯科”舞,同时与一个女性“非法同居”,因此而以“教唆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行前王ⅩⅩ写好“申诉书”塞在牢房的墙角里
    无锡南郊顾ⅩⅩ青年人谈恋爱发生过二性关系,定为“流氓罪”判有期徒刑
    三年
    无锡南郊邵氏兄弟俩把沉在河内多年的一条无主水泥船打捞起来卖了数百元钱,兄弟俩定为“盗窃罪”,一个三年,一个六年徒刑
    当时只要三、五人以上的小青年打群架,就可认定“流氓团伙”为首者不死也得判处重刑
    凡是男女俩性关系,则需女方口头说一声“我是不愿意的”,(不管是出于畏惧“严打”声势,还是羞于自己的名声)男方均为“强奸罪”判处死刑。
    笔者怎么会列入“严打”对象呢?情况非常简单。
    1982年受朋友之托,跟了另一个朋友去了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商谈办厂之事,因自己曾是造反派,故被怀疑有政治,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经无锡市公安局“收审”站一年半的“审查”,结论是不触犯《刑法》。正在准备解除审查之际,“严打”开始了。于84年1月9日大逮捕进了看守所,三个月后以四句言论,一个企图的“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句什么言论?
    第一句,因为赞同了82年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发表的关于党风问题的文章指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这一观点,就是“诬蔑共产党腐败了
    第二句,在全国批制了“二个凡是”之后,江苏“新华日报”发表了批制“封建主义”的文章,我的朋友(“同案犯”)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套就是“封建主义专政”,因此我的罪名是“诬蔑共产党是封建主义专政”第三句,当时社会上传统华国锋的下台是一次“政变”,此话既不是本人所讲甚至听都没有听到。(庭审时证实)
    第四句,是在朋友家看电视时,本人根据《毛选》上对“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因此罪名为“妄图用三民主义取代当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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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与朋友去晋江县时途经厦门市,处于好奇,登上“鼓浪屿”,想看看“金勹]岛”,这就成了“探听沿海情况”。
    最后一点指控“被告”曾与ⅹⅩⅩ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笔者当即质问
    公诉人”,请出示有关“证据”,“证词”,本人与XXX何时,何地如何“密
    谋”的,“公诉人”“厚颜无耻”地回答“证据”我们是有的,出示不出示是我们的问题(当时庭审记录在案)。二、三人在茶余饭后的家中闲谈,既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又无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凭这几句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判于“反革命”罪,这算不算是件冤案,在历朝历代封建衙门,只有“屈打成招”,而没有不要证据而判处刑罚的,这就是邓小平“要抓一批,要杀批”“严打”下发生的一切。因为笔者是“政治犯”所以无所畏惧,依法申诉2多年无效,就敢呐喊。而那些“严打”中无罪定罪,轻罪重判的“刑事犯”,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冤沉海底了。
    笔者现已过“古稀之年”,本来可以按工龄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得到政府的“恩赐”每月领取“老年生活补贴”人民币150元。
    以上这一小节似乎是个人的“私事”,但主要是对谁说文革后没有“极左”,没有“冤、假、错”案的历史揭示说文革破坏了中国古老文化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在党委领导下的那些纯红五类的红卫兵,出于年轻幼稚,及自身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无法无天的破“四旧”,确实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对某些珍贵文物的破坏,这是应该反思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但什么叫“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优秀的古老文化,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地优良传统,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创造发明,有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有诸子百家时期的哲学思想,又孙子“十三篇”的军事思想,但这众多的“古老文化”中既有“精华”之处,也有“糟柏”的存在,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现代某些人所崇拜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受到现代思想的批判,不应该破坏么?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的信条不应该批判,破坏么?“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周礼”有“刑不上大夫,礼不对庶人”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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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当官的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罪可以轻判,对“庶民”可以草菅人命。对于这种“周礼”,国人可以让它发扬光大么?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家的改革思想,对儒家的传统思想的大批判,大冲击,大破坏,否则怎么叫“文化大革命”呢?
    “文革”就是要废除权贵者所持有特权的封建意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毛主席发出的要“斗私批修”这简单的四个字,包括了深刻的含义。就是要求全党,仝国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决裂,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潮,文化大革命要对古老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柏”地继承。
    反毛派的逻辑矛盾。
    反毛人士一方面拼命地要清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负面现状表示不满,他们也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反对社会上“黄、赌、毒、黑”物价飞涨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毛主席发动文
    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今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病,难道不对么?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思维说明了什么?不是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就是一堆不明是非的糊涂虫
    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必须抛弃个人恩怨的束缚,否则必然地产生不公正的结论,自觉地步入歧途害人又害己
    拥护毛泽东,树立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这句话又错了。拥护毛主席,承认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出于公心。拥护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笔者个人观点“改革”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个原则。反对的是“改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掉,“开放”反对的是敞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不希望“改革”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向资本主义靠拢,“开放”不希望出现“丧权辱国”。
    “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民共享,这是句假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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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不说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苫楚,先从笔者就自身经历说起。文革前本人三级工,月工资收入42.5元,妻子三级工,月工资守约43.5元,夫妻俩合计收入86元,全家人口夫妻两人一双子女,一个老母共5人,孩子多病,每月要上医院86元,5人生活,看病,孩子上学,全家生活平平而过,生活上节俭一点,每年还可以添只手表,买辆自行车,无后顾之忧。“改革”开放后如果工薪阶层夫妻俩工作的工资收入算2500元,凭这点收入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试试看,还谈不上上学,看病,住房等意外支出,现在通常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是一人工作,养活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工作养活一个人(独生子女),更何况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无固定收入者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何等艰难。
    笔者在解放前(1947年)记得街头艺人卖唱小曲,其中有几段(醒世曲)对富人:“进岀坐汽车,上下坐电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百样全欢喜……”对穷人:“百物飞涨,难度光阴,穷人出泪淚
    对于目前经济上的物价飞涨的现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退休工人加工资,干部发“补贴”,收紧人民币发行量,提高银行利率等等宏观调控,这些措施能控制物价飞涨的势头么?笔者并非有意与政府唱反调,泼冷水,笔者不是经济学家,拿不出好办法,但经验告诉我,政府目前的措施时不会收效的,在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解放前,物价飞涨,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采取行政手段“限价”,向不法资本家开刀,“限价”成功了么?没有,因为是国民党的半殖民,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命脉不控制在自己手中,政府的行政手段与资本的较量必然是一败涂地
    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是无法避免的要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还必须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反毛派的上层铁杆分子真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不是笔者小看他们什么精英,学者,如果真有“国难当头”,外国武装入侵中国,这批人保证轻则带了老婆孩子逃命,重则在敌人的枪口下跪地髙喊“饶命”,汪精卫,陈公博等汉奷不也是政治,文化精英么。真正能够保卫国家的一定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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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80辈爱国青年,世界是你们的,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陆渭文
    2008年6月15日初稿2011年9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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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五章(1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第十四节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本节资料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王力同志:
    你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你们讲得很好。同志们反映了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不要变颜色,大家不要受
    二遍苦,不能让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也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自己掌握起来。
    工人阶级是最关心生产的,大家离开生产岗位是被迫的,大家迫切希望解决问题,很快回去搞好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口号,我们相信靠工人自己是能够妥善安排好革命和生产的。
    我们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一定很好地研究。党中央正在研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彻底。
    大家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大家最关心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大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这次行动作出估价、表示支持。同志们,三千
    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一万个不行!大家会上反映的都是革命的情况、革命的要求,对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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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但革命要靠自己。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们有好几千人,为什么不能回去干!坚决向与毛主席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斗争到底。你们要精神变物质,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
    文化革命的命运你们自己掌握起来。工作队在背后操纵搞起来的文革委员会,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即工人自己创造的原则)进行全面选举,选举前要充分反复酝酿讨论,真正选出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来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罢掉。你们文革委员名单中只有一个生产工人。我们建议你们要以生产工人为主体,重新建立工人自己的文革委员会来领导文化革命
    生产问题,如果原来领导生产的机构还可以领导就领导,如果不能领导就以老工人为主,你们自己组成生产领导班子。革命和生产都应由我们工人自己来讨论安排。革命、生产都要靠工人阶级
    同志们说得对,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搞好生产为谁?说得很好。
    同志们对《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有意见,我个人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有缺点,唐平铸同志对我说准备再写一篇支持你们搞革命。有人拿这篇东西来压你们,你们不要怕。这篇东西中有正确的东西,你们要拿起来当武器。
    毛主席和你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你们。革命、生产都靠你们。工人阶级是最拥扩毛主席路线的,对一切反对毛主席路线的都要批判斗争。
    你们一个厂的力量就这么大,杭州市还可以联合起来,你们要团结绝大多数工人。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权成立自己的团体。也可组织联合组织,最好叫联合会、协会等适合工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般的最好不脱产。你们不要搞官僚主义机构。过去搞的那些官僚主义机构,今天要作为革命对象。
    罢官问题,(指大家要求罢工作队长徐钊的官)她的文革职务,你们不赞成就算罢啦,至于其它职务,是否今天定要在这里罢?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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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里罢掉不合干部处理手续,对你们的斗争也不利,为什么不能由你们自己回去把她斗倒、斗垮呢!(姚文元插话:革命要有反面教员)你们回去自己去斗,我们支持你们,斗出个结果来。你们把她的事情都摆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她斗倒、斗垮,罢掉个人,换一个人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要把错误路线批臭。但应叫她随叫随到。签了字还不来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还要求刘钅(副省长)检讨,是合理的要求,刘钊应去检讨。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同志们这样多的人到北京来,这件事对生产是不利的,这个责任应由省委市委负,不能责备群众。
    你们对华东局有意见也可以提。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提。
    同志们能否认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去了?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要在生产上也做出个样子来。
    同志们要求见毛主席的心愿,我们一定负责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想见大家。毛主席的心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的。
    我们提议,同志们早些回去,你们商量一下,回去更好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同志
    我们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姊妹。你们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不是首长,是你们的同志、勤务员、战友,是和你们一道来闹革命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大家批评有些人这样怕群众,这样压制群众,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把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转达给毛主席。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学校里搞,现在我们工人阶级起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前进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毛主席思想世世代代地传下去,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大家不受二遍苫。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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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讲“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不仅要关心一个厂、一个市,还要关心整个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徐钊这个人坏透了,她所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这个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全国斗争的一部分。你们去街上看大字报,工业部门就有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
    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定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下去,还要把各种修正主义的东西搞掉,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真正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你们要罢徐钊的官,我个人是支持的。但这个时期的经验证明,革命需要反面教员,把她留着进行批斗,由你们回去斗争。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
    过去搞土改就有过两种搞法:一种是领导把地主抓起来;一种是群众起来把地主斗倒。后一个办法才是真正巩固的。你们要靠自己斗争
    总的形势很好。“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方针。有人把这个口号说成抓生产压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工人阶级应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精神化为物质。
    是否可以考虑,大家回去自己对革命,生产做出妥善安排,做出个榜样来,把革命搞彻底,又把生产搞好。我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大家回去再继续去斗争。有些人对你们来北京是仇恨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们就没有问题了,要靠你们自己去进行斗争。
    大家回去后有问题写信到中央文革小组来,我们一定负责处理。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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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全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于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指出:“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义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毫的动摇!”但是,浙江省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窝藏黑材料,隐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包庇杀人凶手。它还纵容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践踏十六条,挑动解放军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火烧吗?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炮轰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揪出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打倒吗?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揪出!一个个打倒。
    对于浙江军区的一系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曾多次向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反映,一月十七日凌晨,周总理与革命造反派的代表通了电话,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们无限的关怀给革命造反派带来巨大的鼓舞。为了使革命同志能详尽了解这一革命行动的情况,现将总理与我们的通话公布于下。〗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时正接电话地点:军区
    周总理:你是不是军区的代表?军区代表:是。
    总理:你们不是有几位代表吗?军区代表:有十个
    总理:请他们推选一个代表出来我跟他通电话。(清华大学代表接电话)总理:你是哪一位、哪个学校的?
    清代:我是清华大学的,参加三司联络站工作的总理:那浙江本区的人呢?
    清代:好,浙江同学跟你谈话。(浙大刘英接电话)刘:周总理,我就是浙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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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是哪一位同学?刘:我是刘英。
    总理:你是浙江大学的?刘:是
    总理,你们现在在浙江军区多少人刘:现在大约有二百个。
    总理:你们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容易谈好。我们中央很关心你们的事,怕你们事件耽搁久了不好。我们想叫你们派几个代表,也想叫省委的同志和军区的同志到北京来谈。你看好不好?你们想派几个代表?
    刘:派十个。
    总理:造反的有没有北京同学在内啊?刘:有的。
    总理:你们同意的话,我们把浙江军区负责人张秀龙就是你们说犯有严重错误的,龙潜就是政委,还有何以祥叫到北京来。何以祥你知不知道?
    刘:我们要求是政委江华、龙潜、张秀龙总理:我问你,何以祥要不要他去呀?刘:我们认为不需要他去。
    总理:按照你们的意思,就是江华、龙潜、张秀龙。是吗?龙潜、张秀龙是没问题的罗!龙潜被弄到衢州去了,许多同学把他包围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
    刘:不知道。
    总理:这样好不好?张秀龙是肯定会来的罗!因为他人是在杭州。肯定在杭州,可以同你们一道来的。龙潜听说在衢州,我们打电话去问他。如果在衢州我们在衢州派几个学生代表把龙潜带来。第三个江华同志一直在上海养病,如果他病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找来,如果他病很重的话,可以把李丰平找来
    刘:不!李丰平不在。江华是一定可以去的。
    总理:那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没到北京来,也没到杭州去。我们可打电话问。同学,我们和空军商量,杭州有飞机的话,明天就是十七日上午九时坐飞机起身行不行?刘:好。周总理,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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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你讲啊!
    刘:十三日那天我们浙江省杭州市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要阮副司令一起到北京去。
    总理:什么司令?
    刘:这是紧急事情。有个副司令员叫阮贤榜,它是新从新疆调来的。现在他住在医院里,心脏病很严重,生命有危险。这几天我们根据很多现象判断,军区附属医院耍了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想害死阮副司令员。
    总理:我不清楚浙江军区的情况。
    刘:张秀龙事件发生后,他来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大会上他表示了态度是比较好的。后来在医院里他讲的话态度也是比较好的。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可是他在医院里受到很坏的待遇。一个副司令员病床非常简陋,非常寒冷。这个病房不是一个高级首长的病房,是在门诊部旁边的一个病房。他是犯有严重心脏病的,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还有二只狗,这二只狗还是后来搬进去的。他开始入院时,病情还不是那么坏,据说打了一针后就打坏了,病就越来越严重,起不来了。曾经发生休克,休克以后给他输氧,输氧输到半中间,氧气发生故障。
    总理:哦!
    刘:然后发现他有痰,将痰从喉咙里吸出来,利用电动吸痰,后来电源切断
    总理:啊哟!
    刘:经过抢救,活过来了,还是用血。二次都发生严重错误。我们同学看到护士医师都在那儿很忙碌,出了不少差错,找这样东西没有,找那样东西没有反正很乱。我们觉得这儿是有阴谋的。阴谋有二个方面。第一方面生病起因,由于他参加群众会议以后身体疲劳,起先病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会是革命造反派开的,开好后他就离开了,到医院里去了。我们可以说阮副司令员如果死了,那他们可以给革命造反派加一个罪名,就是阮副司令员是给我们逼死的。
    总理:噢,我懂了。
    刘:第二方面,我们根据阮副司令员的谈话来看,他对浙冮军区其他一小撮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和张秀龙、龙潜观点不太一致的。他在医院里曾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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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毛主席路线很远了,我有罪。我要到革命师生中去,毛主席的红卫兵万岁我很想到革命师生中去。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他很感动,我们听来是发自肺腑的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护土拦住,不让他继续给我们讲下去。我们觉得他们有个企图要把阮副司令员拖垮,拖死,企图灭口。我们觉得有这么个问题
    总理:噢!
    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紧急,阮副司令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们有七个同学采取了绝食行动来抗议他们的罪行,(总理:哦!)抗议这种政治上的陷害,抗议他们执迷不悟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有43小时左右了。我们现在有个同学汽车接到这儿来了,她身体已很虚弱了,让她跟你讲几句话好吗?就是参加绝食中七个(后来有八个)中的一个。
    总理:她现在吃了一点东西没有?刘:她现在还没有吃。
    总理:现在吃点东西,反正我们用飞机把阮副司令接到北京来嘛刘:现在让她谈几句话好吗总理:好!好!好!
    (赵大岭按电话
    赵:喂!
    总理:哪一个?赵:你是周总理吗?总理:是。赵:我是赵大岭。
    总理:我说你赶快吃点东西吧!你饿着我心里难过。
    赵:我给你讲,我们到医院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对副司令员采用这种态度是不人道的。(总理: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要见院长,需要了解情况。
    总理:对!对!
    赵:他们骗人说院长不在,有的说院长在开会,有的说院长不知道到哪儿去
    总理:他住什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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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他住117。总理:噢!117医院赵:军事医院。
    总理:117,我晓得了。
    赵:我们要见院长,他不见我们。我们问他们院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是军事秘密,不告诉我们
    总理:你们见到阮副司令没有?赵:见到了
    总理:待遇不好,是吗?赵:嗯
    总理:这样子,他现在能不能坐飞机?你们看看
    赵:我也不知道,起先他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学生,我是中学学生,不懂医术。所以他让我进去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们来医生了,他不让我们进去看
    总理:哦
    赵:我们原来没有医生的时候,他让我们看病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许多差错,他们有的药开错了。可后来我们请来了医生,我们说让我们医生研究病历,他说他不相信。我说那你让我们去看病历,他也不让去他们说相信我不相信他们。我说那我担保,他说那不行。这样我们昨天跟他辩论了一夜,他还是不答应。
    总理:嗯,不答应。
    赵:我们说我们坚决要见阮副司令,我们看他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有六十多个人围牢病房门口。
    总理:哦!
    赵:我们一走进病房,他们马上就起来,原来不是病房,就是门诊部。我们觉得他们的现象可怪,我们要汇报中央军委。我们就要照相,他们就大喊大吵使劲嚷。他们知道阮副司令需要安静,不能嚷,他们还存心嚷。我们提岀强烈抗议。我们说你们要辩论到下面辩,不要进行政治迫害
    总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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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他见我们照相,就追我们,把我们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让我们出去,要查我们。后来我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查我们,他们不让我们出去,当时房间里很乱我们提出抗议,我们非要出去不可,他们不让出去,我们就要跳楼。从楼上跳下去,跑出去。后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他才肯让我们出去。我们照相的时候,他本来嘛,都是使劲喊,在下面屋子里他们先动手打人的,我们没还手,他们打人了。后来我们要照相了,他们就遮,他们有的拿语录都拿倒了
    总理:哦!
    赵:我们都乐,我们觉得他们太虚伪了,中国人民子弟兵嘛,怎么搞的?我们都觉得丢脸。后来我们就提出抗议,因为我们十四日就说我们要见院长,他直不理我们,我们到十五日以后,我们就开始强硬手段,我们进行绝食。我们不吃饭,也不喝水,我们已绝食四十三个小时了。可是他还不出来接见,他们昨天宣读了中央军委指示,都是涂改过的,本来的题目是关于对于群众挑动……什么反正是“中共中央关于炮打解放军”,他把“解放”两个字划掉、换了“队变成“军队”了,在阮副司令进院的时候,他们没有高音喇叭,因为医院是不适于安的,但是马上就安上了,(总理:哦!)从早上五点一刻开始广播,一直广播到下午。我们提出抗议,他们不接受,我们就自己上去把喇叭拆下来了,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就是不对,是政治迫害,所以我们就不走,他们就哄我们走,他们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我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房间,他们说这个房间要看病,叫我们出去,他宣读内容以后,他们的人就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扣押我们的证件,要我们登记。我们提出了抗议。原来理我们,现在不理我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只要我们走到那个房间,离那个房间将近十多米他们就拦住了,
    六十多个人拦住。
    总理:还是六十多个人?
    赵:是他们六十多个人,有一会儿,我们走过去,他们就高喊,你看,他们打人啦!“你轻点嚷”,我说“你要嚷就下去讲”。他们打人的人开始还冲锋陷阵,挡在最前面,死劲堵住门不让我们岀去。后来我们说你们职工打人啦!他们就慢慢地从后面偷偷溜掉,我们要求进医院病房,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去,他们骗人,所以我们说应该把他带到北京去,你派一名有名的军医来,给他看看
    总理:同学,你们绝食有多少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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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我们有八个人绝食
    总理:好,这样子,我今天天亮以后派一个小分队去,医生、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接到北京来,你们看好不好?
    赵:我看好!因为我们来医生他不相信哪!他说是骗人,他说我们的医生都是牛鬼蛇神,不可信的
    总理:噢,这样子,我派护士、医生去,跟你们一道见面。你们这八位同学现在在医院,还是在军区?
    赵:在医院里
    总理:你们还在医院里,好,但是我请你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不,我们一定要见院长,我们不见院长一定不吃东西,院长见了我们再吃东西。
    总理:你们要见院长是不是?我给副司令打电话,叫院长一定要见你们。但是你们见到院长吃点东西好不好?
    赵:我们见到院长马上就吃。
    总理:那好,那好!这样子,你们吃了东西不要走,你们还是留在医院里赵:好,我们留在医院里。
    总理:明天天亮以后,我们派了飞机送医生、护士去了以后,你们见了北京军委派的军医、护士以后,你们跟他们一道去看阮副司令。
    赵:周伯伯,这样好不好,你派了医生来一定到一一七医院找我们,让我们及时同我们的吴同志一起去好不好?(总理:好,对!)因为我们派的医生都是造反派的(总理:对!对!)是可信的。他们说普通医生医术不高不可信。我们找的是主任以上的,他们说主任以上的都是当权派了,是牛鬼蛇神,更不可信了。
    总理:这样子,你叫什么名字?赵:我叫赵大岭
    总理:你是哪个学校的?赵:我是北京女五中的
    总理:你们8个同学还是在医院,告诉他们七个同学,我现在给浙江军区副司令打电话,叫他通知院长一定要见你们。见完了以后你们去吃点东西。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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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在医院里休息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军委里的医生护士到了以后,跟你们谈话,然后检査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他身体还可以,就乘飞机来,你们同学派几个陪他来,好好?(赵:好!)由专门医生给他检查。明天天亮以后,派架军用飞机,带一名军医和二个护士到杭州,然后去找医院,跟你们接头,跟院长一起去看阮副司令员。如果他能够坐飞机就坐飞机上北京,你们派几个同学陪道来好不好?(赵:好!)就这样子!
    赵:我们《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不肯见,他们说我们没有请你们来。他们可变啦!他们骂人、也打人,根本不象人民解放军。我们说,他们如果再骂人、再打人的话,我们打算把他领章拉下来。
    总理:这样子,我叫院长一定要接见你们,让解放军报的记者也跑进去看看。现在你们吃一点东西,慢慢地、认真地休息!
    赵:你等一下,让工人讲讲话。总理:那好
    总理:喂,你是哪一位?
    工人:我是工人,我是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姓徐,叫徐红总理:你是那个工厂的?
    工人:杭州针织厂。我们杭州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总理:很好嘛总理:你们都是造反派吗?
    工人:我们都是造反派!我是代表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我受工人的委托去看阮副司令,可是他们不给我们进去看,因为我们不懂医术,就派了几个医生跟我们去看,委托他们看了以后向我们杭州工人讲阮副司令的病情。他们也拒绝了,不让我们看。他们讲是病情紧急的时候,不能看。我们讲我们一起进去看。
    总理:你们做得对啊工人:谢谢周总理!
    司红卫兵杭州联络站代表林刚:总理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军区,就是后来我们跟秘书讲了一个情况以后,秘书说他们走了很多,可是最后啊,还剩下三个工人二个机要员,另外还有二个省委的同志也参加了接电话。我们封闭了军区。从冲进军区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周总理:我们知道了一点)我们的同学被打了,有的打伤了,一个昏过去了,鼻子出了很多血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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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伤了一点。昨天(十五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同学对一个解放军同志进行辩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解放军同志有二十几个人不知道那一个人,一个坏蛋,挑动了他打了我们一个同学,鼻子打伤了,流了很多血,耳朵也打坏了,人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们把他扶进去,扶到房间里,睡了很久很久,然后把他送医院了,我们觉得很痛心呢!解放军同志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殴打我们革命的同学,他沾污了解放军的名字,总理啊!浙江军区就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我们的枪杆子怎么能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们调动部队镇压我们学生,挑动解放军同志镇压我们学生,他们利用解放军同志,解放军战士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还说自己呢就是毛主席就是党的化身,有的解放军战士受蒙蔽很深,他们说我们保卫张司令员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为了张司令去冲啊!我们觉得枪杆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才采取了这样造反的行动啊!把军区封了,把权夺回来,我们要把权交给毛主席,交给林副主席交给中央军委。要中央军委派出得力的干部,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来接管军区。(周总理:对!对!对!)我们认为浙江军区是资产阶级反动堡垒,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再这样下去啊要把我们部队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他们根本不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总理;你们这样引起是因为怎样原因啊?我们看了几个消息我们很着急,直接跟你们通电话,所以决定今天白天把你们接到北京来谈,我们意见,在北京中央和军委直接给你们来解决,一会儿就来。
    代表:他们的人现在依然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刚才浙江军区有个人想溜出去,是一个副参谋长,我们认为浙江军区很多行动是有鬼的,我们到军区来,盯了我们的梢,说我们是特务。我们跟你总理直接通电话时他们也要捣鬼
    周总理:哦!那是不应该的。我们谈的是差不多了。
    代表:最后,我们要戴副司令负责(总理:对!对!)还有我们的同学安全生活要军区负责。我们这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被子都没有。我们这里很多同学、很多同志连被子都没有坐在那里过夜,杭州冬天夜里还是比较冷的,屋子里很冷,不象北京有暖气或者有火炉,是比较冷的。
    总理:你们现在在军区大约有多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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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有二百来人
    总理:这个事情我叫戴司令办
    代表: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他们军区广播内对我们威胁:你们不能守围我们,要对大楼负责。是这样威胁我们的。我们是要保护大楼的,我们要对大楼负责。一定要把浙江军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不把这个反造到底,我们是决不离开大楼的。总理:你是不是戴××同志?戴:是啊!
    总理:我告诉你,我是周总理,中央、军委、国务院现在给你几件事,我诉你。第一件事对于学生,在军区里,大礼堂,大楼里的学生不要威胁他们,要保护他们。告诉解放军战士要对他们很好。没有盖的要每个人给他们军毯盖,并且给他们搞东西吃。(戴:好!)要等待北京解决了以后。
    戴:听到了
    总理:第二件事,你要打电话给一一七医院,告诉医院院长,要给阮副司令很好的待遇,同时要给八位绝食的同学让他们去看一看阮副司令员。同时要医院院长接待他们八位同学,见了面以后要接待他们,就可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后就可以看看阮副司令员
    戴:坚决执行。
    总理:你对第二件事情要照办。(戴:好!)第三件事,我们要派一只军用飞机到杭州接张秀龙司令员和他们十位代表,明天白天赶到北京来。我问你,龙潜政委现在是在衢州吗?(戴答:是在衢州。)那我另外打电话到衢州去好了。你叫张秀龙司令员跟李丰平一道来,本来应该叫何以祥也来的,他们说不要他来,如果他自己鳯意来也可以来,懂吗?这是一架飞机,另外再一架飞机,我们派出军医和护士到杭州以后你们负责把他送对117医院,他们负责检査一下子阮副司令员的身体,如果身体可以,能够坐飞机来就把他接到北京来住。如果身体不行由医生、护士和同学陪他经过上海坐火车来。不管飞机来还是火车来,都要绝食的那几位同学派几个代表来。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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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査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戴:好!好
    (接着浙炮李龙华同学反映117医院情况,三司赵大岭同学问总理是否可以照相,总理说可以的,你同院长说)
    浙江杭州工人造反总部代表要求周总理代向毛主席问候、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问起浙江省委没有人,只有一个王起副省长,总理就跟王起通话。总理问他李丰平在哪里?王起说被化工学院的同学叫到北京去了,现在在南京。一个同学问:总理,军区十五号半夜里广播了一个中央指示,指示的名字叫做“不准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指示。
    总理:我跟你讲,中央确实有这个文件,现在你们那个情况跟这个情况不同,不适用啊!我告诉你,这个文件确实有的,是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指示的,我们把你们的情况弄清楚了,我们报告了你们的情况不适用的
    同学:对对对!那是对地方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的,现在他们把它扣到革命派头上来了。最后高呼
    毛主席万岁
    (来源:《红色风暴》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编印,第四期1967年1月18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浙江省农村中轰轰烈烈展开。广大的贫下中农纷纷起来投入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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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形势好得很!
    这一场大革命的胜利必将在我国农村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促进广大农民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
    这一场大革命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木主义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大搏斗,是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当前,农村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已陷入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但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和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刮起了一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黑风,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利用一部分落后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破坏农村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
    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大搞经济主义的阴谋诡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在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特点。
    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造反”、“串连”之名,蒙蔽一部分群众离开农业生产岗位,他们故意制造纠纷,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挑起武斗;他们叫喊“造超产征购的反”,或者无理要求国家以高价来收购超产粮,煽动群众拒绝国家对超产粮的征购,破坏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损害国家利益,发展农村的自由市场;他们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大量私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他们甚至以种种借口向国家大量贷款,并到银行、信用社强行取款。最近,在年终分配到来时,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吃光分净”的资本主义口号,少留甚至完全不留公共积累和生产资金,妄图挖空集体经济,并把农业生产搞垮,以达到他们扼杀正在浙江省广大农村迅猛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把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失败
    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让阶级敌人的这个恶毒阴谋得逞
    年终决算、分配即将开始,当前农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个关键时刻。为了彻底粉碎农村中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玩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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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阴谋诡计,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保证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我们特发出以下通告。
    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坚守农业生产岗位,争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坚决遵循毛主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的三者关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并要力争提前超额完成,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市场供应作出贡献。
    三、年终决算和分配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按照六十条中有关分配的政策办事,不准“吃光分净”,必须按适当的比例留下公共积累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和物资。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留下后不得擅自私分或挪作它用。
    四、为了维护集体经济,防止坏人利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生产大队、生产队自合作化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全部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储备粮一律暂时冻结,不得加入年终分配。(社员个人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不冻结)
    五、农村中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社会上破“四旧”中所获得的财物,除按党的政策应归还原主的以外,其它一切均应上交银行及公安等有关部门,归国家所有,而不得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或任何个人私自占有。各级党政机关、公安等有关部门必须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对这些财物迅速予以处理。任何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均不得将这类财物隐瞒私分,也不得用于集体生产和基本建设。对于借破“四旧”为名,抢掠民财,贪污盗窃,强占集体房屋,破坏国家财产和欺压群众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处。
    六、各级财务会计人员,保管人员,银行、信用社干部必须坚守岗位,坚持原则。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木通告规定的财务开支,不论是哪一级领导批准的律拒付。一九六七年的农业贷款在年终分配之前暂时冻结,待年终分配后,经过调查研究,再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发放。
    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对各级党政组织的财务审批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对于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错误决定,必须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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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兔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
    八、省、地(市)、县各级干部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绝对不准任何人耍阴谋、放暗箭,用经济主义来腐蚀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准借口“串连”、“造反”,躺倒不干破坏文化大革命和集体生
    九、农村中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分子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惩
    十、农村的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武装部门和民兵组织,必须切实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支持革命左派,严棼武斗。凡违反以上各条以及犯有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不法行为的,都要严肃査处。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有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陷害和镇压的要依法严惩。
    责令省、地(市)、县各级党政机关自接到本通告之日起,立即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具体措施,保证本通告的贯彻执行。并派出革命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原原本本地宣读本通告及有关的政策规定,做到家喻户晓。贯彻执行本通告的有关情况,各地要及时向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汇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浙江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指
    挥部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杭州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杭州联络站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杭州重工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杭州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红卫兵战斗队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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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总站浙江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兵团浙江省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浙江省新文艺战斗兵团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金华大中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金华地区“11·3”革命造反团一月二十日(原载于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并责令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到会。〗
    周总理一到会场,就亲切地与被接见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还个个问情况。现将接见时周总理的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当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和红雷丝织厂代表向总理汇报他俩都是转业军人,都参加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时
    总理说:“你们四个工人代表中,有两个就是转业军人。都参加本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转业军人就不需要单独成立什么组织嘛!”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先向总理汇报杭州市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有关临时工,合同工的问题
    总理对谭副总理说:他们的话说明了一条真理,这个问题六月一日以前有,
    六月一日以后也有,过去的临时工,都是农民来做的,亦工亦农不是很好吗?都变成了正式工,行吗?你们脑子里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变成正式工,国家的财政开支合理吗?到底是产业工人,他们懂得这件事,我们没有他们懂。不要以为他们哭哭啼啼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生活很困难,就作个别问题处理,个别问题个別解决。刘,邓反动路线一定要批判。什么问题都是刘,邓反动路线,这样不科学,我非常赞成你们夺权,国家大事大家来处理,我们化了几十年才取得一些经验,你们比我们幸福,有毛主席领导,不用那么多时间,有句封建的话:“当家才知柴米贵”,这句话是封建的,但反映了一部分的真理。
    当代表们谈到工人与学生联合的问题时,
    总理说:每个工厂夺权后的组织里,可吸收一个大学生参加,但不要当权,主要是取得知识,可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参加管理,如做秘书工作,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取得知识,不要把革命看得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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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一小撮人大搞经济主义,给步行串连学生发六大件等情况时,
    总理说:我准备向中央提个建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语文与政治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教师不行,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中学教师有没有,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不能都打倒,打倒了没有事好做了
    省级机关造反派总部代表向总理汇报了省委内部阶级斗争与省机关革命造反派情况,时,
    总理说:你们机关造反派那么多,发展那么快,恐怕还没经过大的斗争的考验,你们的组织要好好的整顿。
    总理向浙江日报代表说:你们报纸改变后,有没有学生参加工作?
    代表回答说:有二十多个学生参加,原来编辑有十几个,每星期炮轰一次,不断地改
    总理说:不断改革,错了就改嘛!阿Q正传的作者在浙江。阿Q可以革命,
    你们普通人有点错误,当然可以革命
    当总理听了代表们汇报了最近有关军区的事件后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岀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査,査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査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査办
    关于两个孩子的问题,应交到杭州市公安局去,公安部也派一个代表去。有原告,有造反派代表,按中央规定原则,严肃处理。打人的可能不止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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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在谈到如何处理军区事件时,
    总理谆谆教导代表说:你们搞政治斗争,应抓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抓一句两句错误的话,我们党内有一批人是从东方大学回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不少牺牲了,但他们的作风不好,尽抓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有一些从中山大学回来的更坏大家讲话,他不发言,都记下来,到党小组会上整你,搞特务活动,弄得大家天到晩过那惶恐生活。主席从遵义会议后,就抓党内整风,抓了十年,才把党内思想统一了,"七大″主席作了报告,三年多时间,取得了全国胜利。
    听完代表的汇报,总理最后向大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想同你们再谈谈夺权问题:
    下面纷纷夺权,本来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是夺权引起了连锁反映,成了一个普遍的呼声。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同意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从省到下面,夺权如何夺,主要还是十六条上写的,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我们归纳为两句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取业务上的监督权。也就是领导人要由群众管。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
    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反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红旗〉十五期社论已经写了。工人要联合,学生要联
    不联合怎么夺权,要把真正造反派联合起来,中心问题是你们要抓大问题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旗帜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夺权是夺当权派的权,但对当权派要分析
    反分子,反党集团,是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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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是前三种,还有后两种4、有严重错误,但改得比较快。5、问题不严重,改得也比较好
    解放后干部是由上而下地委派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与缺点。讲群众路线,我们比苏联好得多,但干部自上而下地委派,就不是彻底的群众路线
    六二年主席在十中仝会上阐明阶级斗争学说,六三年又出来了十条,搞四清但这样公开贴大字报还是第一次。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后,一声春雷,接着大串联,大民主就来了。原来设想以文化各部门,党政领导机关为重点,后来看不行,十二月底把城市十条发表了,后农村十条也发表了,把运动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不是起来了吗?最高领导一提倡,高潮就起来了。我们有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人民,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伟大领袖,组织了伟大的军队,诞生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五个伟大集中表现于毛泽东思想。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史无前例的民主,所以要高度集中这个高度的集中即集中在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这次运动对你们特别容易接受,因为你们没有包袱,没有框框,那些领导干部的包袱,框框就特别多,这些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如果我们一味的捧你们,你们进来也要犯错误,你们做得对就支持你们,你们做错了,就提醒你们。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保守派瓦解了,中间派形不成组织,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要争取团结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长期的工作。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特殊的单位,如领导烂掉,本单位造反派还未形成组织,那可以暂时由外面造反派去帮助,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不能包办代替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连生产,业务的权都夺过来,有的单位先夺革命领导权,慢慢再夺业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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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处理方法,贵州提了几条,抓一批,罢一批,调一批,用一批,提一批。北京几个部门有几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允许他们工作,第二撤职留用,第三停职留用(以观后效),第四监督工作
    这样,就让革命青年学会搞政治斗争,不陷入事物主义
    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于一月二十九日到首都,受到周总理的两次接见,在一月三十一日又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接见了我们,接见中王力同志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王力同志在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见到总理吗?(答:总理接见过两次了。)什么时候回去?越快越好,大革命要快,越快越好。王力同志举起手中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红旗》杂志的社论说:这篇文章是主席亲自修正的,是指导当前运动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好好学习。
    王力同志询问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核心是那些人?主要领导人是谁?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总部设在哪里?现在革命群众团体同你们的关系好不好?(代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力同志说:要真正联合,主要真正联合,主要是工厂、学校、机关,首先是重要工厂、重要的学校、重要的机关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才行。北京没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生组织,和工厂中的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的革命组织,造反派就很难维持局面,杭州也要有大的学校,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大工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这样就能站得住了
    当杭州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汇报了杭州丝联厂两个革命组织闹纠纷自觉革命造反团接管了厂里的一切权力,事先没有同红色造反团商量,后来红色造反兵团又造了自觉兵团的反。
    王力同志说:接管前应当同他们商量,他们有那么多群众,他们砸了自觉兵团当然不对,接管不同红色造反兵团商量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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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表谈到红色兵团翁森鹤,到处说自己同中央文革小组挂过钩,卖老资格时
    王力同志说:谈不上什么挂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来了嘛,我们要接待,要做思想工作,要帮助解决问题,谈不上什么挂钩,你们来了同样要接待。他有问题可以揭露,他下面还有不少群众,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处理,你们找他们谈谈,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与自我批评。
    代表们汇报到杭州红色劳动者总部,拿了中央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要合同工临时工统统转正时,
    王力同志说:总工会、劳动部那个文件是非法的,临时工都统统接受进来扩大了工人队伍,又要重犯五八年的错误,要有几条办法。
    上海也是这样,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精简回乡的工人,回去了一百多万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成立了这个总部,这些组织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组织,要取缔。他们在那里做工就参加那里的革命组织,不要单独搞什么组织
    工会、劳动部发那个文件,是故意捣乱,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造反派要讲原则,讲道理,他们要斗你就让斗吧,斗得光荣,仝红总(指“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部”)的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组织也已经瓦解了。造反派要讲原则,要坚持原则。临时工、合同工问题要搞几条,请你们先写几条给我们参考,一条是反对这个制度,一条是在运动中不能打击他们,一条是按原则办事,该回去的还是回去。再一条是不能单独建立组织。请你们根据下面碰到的问题,写四、五条,最多六条,再不要多了
    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整理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
    部驻京联络站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京联络站翻印
    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1967.02.23;中发[67]64号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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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冮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浙江《革命造反报》第3、4期,1967年3月7日)
    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一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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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国千百万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正在健康地、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郭嘉宏烈士,就是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代表。
    当祖国一声召唤,需要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的时候,他抛开了所谓“个人前途”“家庭牵挂”,成了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当党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兴妖作怪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坚决斗争,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闯将;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竟被镇江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成了“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甚至被非法关押、残酷斗争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他牺牲前夕还拒不给他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何其毒也!
    郭嘉宏同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毫不动摇,英勇斗争。他坚定地宣告:“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我们撑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烈士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郭嘉宏同志的斗争事迹,正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烈的控诉,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热情的赞歌
    郭嘉宏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何而来?
    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的头脑,是他坚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断破私立公的结果
    无私才能无畏。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勇气,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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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无私,才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能不断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腐蚀,不断地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污垢;香风刮不倒,糖弹打不中,不希罕金钱财物,不贪图名誉地位。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的事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苫朴素的革命本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林彪同志也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破私立公的大革命,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扫除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社会思潮,都纷纷出来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显得更为重要。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学习郭嘉宏同志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搞臭无政府主义,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搞臭个人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更高昂的斗志,更整齐的步伐,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战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社论)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四月以来,浙江发生的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这是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各种卑鄙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所造成的。浙江“省联总"“红暴派"代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中央四次接见两派代表,总理、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首长,对目前浙江岀现的武斗流血事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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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关心,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和浙江省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对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露和批判,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一致表示,双方代表六月三十日对《
    四》
    通知已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为了保证《六·二四》通知能在浙江实现,经双方再次协商,达成以下十二条协议,共同遵守执
    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六·二四》通知,立即将该通知传达到所属基层
    组织,严格遵守,逐条执行。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抓人、不打人、不抄家,不私设公堂,不变相
    体罚,不逼、供、信。已抓的人,必须立即释放。立即拆除武斗工事。用于武斗的土枪、土炮、雷管、炸药、梭镖、匕首、木棍、铁器、砖头、石灰以及六六六粉和三酸等化学用品,应分别封存或交还原仓库。对于调査属实的专业打手组织,应立即解散,以保证四大和人身安全。医疗部门对各方伤员要一视同仁,不得因观点不同而拒绝治疗,保证救死扶伤工作正常进行
    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守生产、工作岗位、
    保证生产,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双方派到各县的人员应立即撤回原地。对无故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立即动员返回原生产、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屡教不改的,应作旷工处理。
    四、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不准拦路、拦车(包括火车)拦船。不得动用国家粮食、现金,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今后如再发生唆使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在人民公社生产队内,对持有不同观点的社员,不准克扣口粮,工分,肥料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五、坚决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畅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许破坏交通工具,不得调动车辆、船只参加武斗。
    六、消除武斗因素。各群众组织的广播宣传车,应立即取消,用于互相攻击而设置的高音喇叭,一律拆除。特别是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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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必须坚持节约闹革命,不准破坏国家和集体财产。各方占用的车辆、机具、设备、器材等,一律送还原单位,用于生产;其他公私财物,主动归还本人和原单位。
    八、不夺枪,不开枪,不冲击军事、专政机关。各单位现有枪支、弹药,由当地军事机关收回或封存起来。不准重新发放枪支、弹药。今后如再发生冲击军事、专政杋关,盗窃国家机密,抢劫枪支、弹药、国家档案的事件,对其首要分子,应依法惩办。
    九、保证通讯、读报自由,不阻挠报刊发行,不拦截邮车、扣压拆查邮件扣押投递人员。不阻挠新闻记者采访、摄影活动。
    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许盜用、捏造中央指示,不许造谣惑众。一切由于造谣惑众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应由肇事者负责,情节严重的,应予法办
    十一、上述协议,由省军管会和双方派出对等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共同监督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执,应平等协商解决
    十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双方应立即电话通知所属组织,广泛宣传,遵照执行,违者应按《六·六》通令处理
    省联总赴京代表(签字):张永生孙宏兴贺贤春骆风生韩贯虹
    红暴派赴京代表(签字):翁森鹤周信忠方剑文王明远张金木省军管会(签字):龙潜阮贤榜陈励耘南萍曹思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口于北京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浙江现在冇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
    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局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
    最高统帅、付统帅早就规定了部队搞正面教育,独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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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
    浙江是前线,部队更不能这样,独立二师是公安部队改编的,他们的领导人自己不好,有错误,激起了部队的反感,可以允许他们民主讨论,用三大民主,不用四大的方法,要说服独立二师
    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木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当然有的支持,有的还会不支持。要劝二十多县的造反派回去闹革命。你们支持他们,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主要从政治上满足。
    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
    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
    对浙江省军区所属各部队,由造反派说服他们。不要搞四大,部队搞正面教育,发扬三大民主。
    现在红暴会怎么样?(陈励耘北京回来后,已在分化了。)那就是说,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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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注释1〕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期上登载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
    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劢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
    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
    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2)林彪,在中共八届十
    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3)“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七·○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作了平反。参见木册第381页注2)
    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8年1月18日,19时~22时30分,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方面代表。〗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淅江的红卫军也不同。要听这句话与百万雄师比,百万雄师多臭啊,主席这一批示就是在关心你们呀,可是你们东串联西跑的,还到处造谣言,简直不象话了,什么杨成武传达主席指示,批评空五军、二十军,要帮你们树旗,那有这么回事,造谣造到中央,中央是集体领导的,还什么王力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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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与浙江有什么相干的,我说同志,你们干革命怎么能这样子呀,你们挑拨离间,破坏中央名誉,过去你们与军区合造谣说翁森鹤死了,你看翁森鹤不是在吗?还说他老婆也死了,哪有这回事。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者革命的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们为什么不在浙江开会要跑到上海去开?还说上海工总司叫什么潘国平支持你们,我们也要批评他们的,这样子不对,我今天一起来就给你们一闷棍。就是要批评你们,不批评不行了,尾巴翘得老高。我们天天批评派性,可是你们头脑里就是派性,你们要说此实在的话,我们要帮助你们解题,我们中央忙得没法子呀!你们进来我还在看文件啦,你们住哪里,都住在京西宾馆吗?那更好,有两位政委在一起商量的,你们到会后,我和代总长就找了你们的政委,一起商量问题,根本是在一起的么,怎么又去造谣说我们批评他们七、八次了,那有这事。今天姚文元同志请假没有来,他去参加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了,现在我帮助你,我就早决定你们来了后先找你们谈谈,联总方面不谈不急事,已经管事了么,有了“12·2”指示你们又去把乱七八糟的队伍拉起来了,要明白,并不是叫你们去把队伍拉岀来,连红卫军这样的一些保守组织都去拉,还不是拉了杂牌队伍了吗?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了
    你长期脱离了生产,作了小头头已经有些变了,不了解群众的情况,象你这样尾巴翘到那里去了。你想拉队伍,想拉多大的,拉到那里去了呀,想到歧途去呀,文汇报十大罪状看过没有,你们桌上都有,你是工人是小头头,就闹,想队伍拉大,你那一搞,反而搞坏了(杨代总长插话:社论很尖锐,要好好学习。)你有话就说吗,(方剑文说不出来),怎么当面不说,当面不说,背后去说,这那象一个工人阶级,上海工总司潘国平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支持你们呀?他怎么给你讲的呀,(方剑文说:讲了怎么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斗私批修,给我们讲话就表示支持我们呀?)(腾铸说:杭州有谣言,说姚文元打电话有三点指示:一、不要去串联,
    不要去拉队伍,三、不要重犯过去错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翁森鹤讲有这个意思。但不是你这个说法的
    、三电话是张春桥同志打的
    不会错。)这意思可能有。可能不那么正确,因为电话不是我亲自打的,这意思是对的,因为你拉山头,我们不同意,不赞成,这样要搞分裂了,我们反对这样搞,外县的情况怎样,你们怎么弄在一起了,(方剑文说:外县我们金华、温州都有联系,军管会把我们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什么匪的,什么匪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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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事,没有什么根据吗?是谁给你说的那一套不实在的谣言,我刚才听说你被打了,很同情地听你讲话,从七点开始听你讲了一个半小时,我亲自作对象,很耐心,很冷静地听你讲话,可是你就是那么不老实的说实话,你这个人真没法了,你不讲道理,真没办法讲。想听你讲老实的话,好给他们解决问题,你总是那么不老实,同志干革命呀,不能瞎搞一气呀!就是尽量由你算,两个专区也没有一千六百万人,(方剑文说:我刚讲的全部人口数)就算全部人口数也没那么多,难道都是你们的人吗?(杨代总长说:还有独立思考,还有农民,那能都算你们的人)你看刚说出口又变样了,刚才说一千六百万人被打成反革命,现在说全部人口数,一点也不老实,(方剑文说:这是军管会自己出的通告中写着的)你这种讲话一点不符合逻辑。你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军管会自己在脸上抹黑了,把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还出通告,还光荣吗?军管会那能这样作,你把文化大革命形势说成这个样子,这一说影响多不好,外国人听了都成实话了,还不是浙江有50%以上的人成反革命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搞的,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这样不是把军管会说成一塌糊涂了,又把矛头对准军管会了,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別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全国有七亿人口,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没七亿人口都参加,你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难道你的威力比主席还大吗?同志:你在中央面前讲话,不能那样不老实,你老用一顶大帽子,想把人家压住,如果你不这么说那又闹成严重对立了。不是又冲突了吗?你的立场就是站错了,想把军管会压垮,刚才我同情你,因为你被打了,但你要老实点说话好解决问题,可你又是这个样子,同志我说你吗?太不谦虚了,你把矛头对准空五军、二十军就是立场站错了,从这里看你的立场是错的,同志怎么能这样的错法吗?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首先我找你谈,你们这样子满肚子委曲情绪,带着气那就不对了,你们口口声声不是为了个人,谈的问题都是离不开个人,你们说,你们到底有如何打算,要求如何你们说,主席的指示是最高的用主席的指示亲自给你们说了,该平了反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要敲锣打鼓给你们送上天安门去吗?这个最高指示,目的也不仅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红暴,问题因为其他的省市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都应该要这么解决的,不是讲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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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组织,也不是讲连保守组织也要这样搞法,你们尽听谣言,当心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们受压制钻空子搞分裂,继续大乱,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看,你刚才一算一讲就是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你这一宣传,政治影响多坏,你有否关心一下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呢,你说诸暨12月11日下火车就开枪打伤三百多人,打死了七人,那会有这样的事呀,铁路我们都有解放军押车,那有这样的事。我先问你,我可负责调查一下,我要调查有这回事,我负责办,杨代总长在这里我们负责办。如果没有这回事你怎么说,你能答应吗?(方谨慎地说没有这回事,中央处分)这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立场认识问题呀,你们说的一千六百万人打成反革命的事,也不是处分的问题呀,是一个认识问题呀,你这是在中央面前说话呀,同志,你不要是听什么人讲了,你身边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你这话在我们面前讲,我可以给你调査,(叫联络员负责査)要是说到另外群众那里那又不是煽动起来挑起武斗,那势必会冲突更大,(杨代总长:你们要弄清楚目前是一个什么形势,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应不折不扣听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全面落实,条条落实最新指示)我先问你几件事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是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査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上海什么潘国平有没有支持你们?你们在外地到处设联络站,南京、北京,当然在处理温州的问题政策有点过激是有的,上海各地、县都有吗?(方:不承认)没有就好,有的话统统撤回去
    你们在上海开会都有其他地县参加的吗?(方说:金华、宁波、诸暨、温州、嘉兴、兰溪,等一百人参加。)召集各地县的开啥呀!现在还有人住在上海吗?(方:都回去了)回去了就好的,我再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说:浙江成立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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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采取一顶二拖的办法,有否讲呀!(方:没有这么讲过)没有吗?没有就好了。(方:现在两大派还没有大联合,成立不妥当吧!我们红暴总是一派的吗?)现在基层都联合,你再要去出来恢复什么的就可以不必要了(方:那是被吃掉的)联合也是不断完善的,如果有的确实被压下去的,可采取补的办法,在革委会中充实他们中选拔些人充实领导班子就行了吗!过去的有错误的检讨一下,同心同德搞好生产,不然的话生产搞不好,二派不要严重对立了,矛盾也颠倒转化了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了,原来基层组织中的红暴,现在还没有联合好的,我们就承认你们,同意你们联合吗!已没有组织那就不要恢复了,再恢复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岂非变了,联合分裂了吗?杭州的问题好办,确实有吃掉的受压服少数派,可适当的选挑一些人送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可以,不要再去搞反复了。过去有“联总”对你们压一下,这是很可能的,但你们反过来再反一下就不行了。现在你们既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更不能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要冷静一下。(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材料没有拿来。)材料不要那么多,我一听就清楚的,省联总压你们会犯一些错误,因为他们处掌权地位了,肯定有压别人的现象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以前犯了错误,现在毛主席给你们讲话,一定要来下子反案那不行了,搞错事总是有的,比如我们在过去红卫军时候,抓人抓错绑架打错人,这些事情,也是发生的,只要讲清楚了,是好人就是误会吗!我过去同你们说过,干革命嘛,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代价,革命总是要代价的吗!省联总也来了吗,我没有去找他们谈,张金木、车广无可以不回去,下一次也一起叫他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再谈一次,你们要注意,不要被坏人利用,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就是大批判,斗、批、改,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要专门考虑争地位,争名次多少,以后省联总来了以后也是要批评他们的,他们也有很多错误,对他们我也谈很多错误,对你们谈你们的错误,我就是这样做工作。
    (结東时总理同翁森鹤握手时嘱咐不要把今天的谈话告诉省联总的人,否又要不团结。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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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陈励耘、南萍、石英、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
    总理、文元同志一一询问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有关浙江省和木单位大批判,大联合,解放干部等情况。
    总理:(在询问美院教学改革情况之后)美院要搞个彻底的教改方案。美院学生要到工农兵中去,劳动一两年,到部队去搞一搞
    在谈到塑造主席形象时
    总理说:雕塑,画,如何体现主席形象,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一种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贴金的主席象,这是非常不好,用贴金的办法,这是封建主义的办法,把主席形象歪曲了。主席历来主张朴素,应该体验主席庄严,朴素,伟大。这是美术界的责任。(文元:有的毛主席像章也根本不好,花样越来越多不朴素,应该很庄严,朴素。)北京美术学院在江丰,华君武等人搞了后,风气不好,那时他们排斥徐悲鸿。真正有点硬功夫,而且有正义感的是徐悲鸿。徐悲鸿死的那天,正在听我在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我叫他不要听了,但他很热情地要听完。主席对他有一定的估价,但许多人压他,这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有正义感。他很想画主席像,想接近主席。有次画后,不成熟,我看了后劝他暂时不要拿出来,他就不拿出。美术到底如何搞基本功,接近工农兵,怎样把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任务实现。在问省联总的同志联系本单位的情况时,
    总理说:以后革委会建立,革委会中的成员不能脱离本单位。你们一方面参加革委会,一方面不能脱离本单位生产,工作。
    (在听说刘福元在省联总工作很少回厂时,
    总理说:你不大回厂,不大好罗,一个星期回去一次,一个月只有四天就少了些
    (在问刘福元是否知道方剑文在重型机器厂待过。刘回答不知道,厂里没有告诉时,
    总理说:你当时不知道,你们那个组织不报告,这个就不好了。那组织纪律性到那里去了,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的。你是厂里负责人之一,是代表厂里参加省联总的负责人,把方剑文弄到厂里,就不告诉你,方剑文总是红暴的头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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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总有点派性。这样做不对,这就是中央讲的私自抓人、扣人。有关这件事,中央去年一共发了四个文件,按六·六通知不行,按九·五命令更不许可,按公安
    六条更不行。去年一年你们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这样做就不好了,这样大事不管,关了一百天不请示,军管会也不知道,如果打,审问,就是私设公堂,不符合中央规定。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去年从北京回去,你们应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你们与军区内结合起来批判龙潜,这一点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讲了三个保卫第一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革命委员会。解放军有错误要在内部解决,搞到社会上就不好,可能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影响这是北京先搞的,宣传上有错误
    (当省联总汇报北师大还有两个同学在浙江造谣要揪王、关黑手时,总理说:你们打电话回去查一下,北京还有什么人在浙江,如果还有,很快报告我们,我们通令他们回来,他们这时候再去串联,就是帮倒忙了
    (当省联总汇报到有的学生到公安厅串联时,
    总理说:公、检、法的组织不允许与外面联系,只许在内部搞揭发,不能到社会上去串联。因为它是专政机关,一手拿枪,一手搞群众运动就要搞乱了。
    (当了解到省军区干部来北京学习,没通知红暴参加时,总理说:那是个缺点,我们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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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人民大会堂(指北京)有个工作人员,全家是工总司,就是个哥哥在温联总,大家都批评他,但他说他们要我投降我就不服气,我是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不过被他们(指走资派)欺骗走错路了。要把黑手,走资派,坏头头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因为他是走资派操纵利用的。温联总有点百万雄师的样子,你们是多数派,在仝省也是多数。占优势了。现在已开了工代会,红代会建立革委会更是多数。正是这样,更要高姿态。(姚文元同志插话政策特别重要)每一步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要做模范。要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一些小事,光注意一些小节。例如杭州机械厂把方剑文弄去,你(刘福元同志)不知道,你跟方剑文道个歉。红暴的错误是要批评,这种批评由我们去批评,你们不要批评。你们多说自己的缺点这样批评我们就更有利了。你们虽然只来了一个人,但是代表多数,他们来的多并不代表多数。要采取高姿态,讲政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元日社论要好好学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红暴问题不解决,我们不好批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否则革命委员会成立,他不参加要到处闹,革委会基础就不巩固。许多省的革委会也是这样,一直闹到现在,象山西、山东部分地区,黑龙江闹得更厉害。你们在这里多花一点功夫有好处的。宁可在这里多花几点功夫,帮助教育,第一帮助,第二批评,第三联合。你们采取高姿态,我们就更有力量做工作,他们说错话,我们就批评。你们立场站对了,还要政策抓得好立场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如果政策不当,就不能保证,要注意这一点
    要采取高姿态,在工代会、红代会代表中给红暴留点席位。红代会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够了,组织上采取高姿态。当然,他们要在全省搞对等,平起平坐是不对的。人数对等不行。但你们要有精神准备,要设想他们参加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人数比你们原来设想的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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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学习班(指军区、人武部干部学习班)没有叫红暴来,红代会,工代会开得太快一点,这是你们缺理的。如果不在革委会成立以前谈好会带来干扰。极“左”思想必然要和右的结合,将来总有一天要暴露的。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队伍不断扩大,在革委会成立前做好这个思想工作,红暴中凡是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都团结起来,剩下极少数人还胡闹,那背后就有黑手了。将来会看见的。这些人的工作做好,省革委会就可以成立,你们现在对黑手就没有找出。温州就不同了,但也要把坏人和群众分开来,要把坏人王芳抓出来,把操纵他们的走资派抓出来,就可以分化他们,就可以解除群众的对立情绪。
    你们把工作做好了,将来他们再出来闹,就是他们缺理。你们除了多作自我批评,不讲他们的缺点外,就是红代会,工代会多增加一些名额,革委会名额多增加一些,从思想上,组织上都做到仁至义尽,具体搞要一些时间,我提议把几个人都找来作点工作,把周信忠,韩贯虹,刘英,石云等找来,找他十几个人,你们这边也来一些人做工作。用学习的办法,来教育他们,草草批准,回去成立大会必定开不好。原则上在北京把他们说服了,总还有一部人要闹的,大部分人说服了,少数人闹就不怕了。宁可在这里多作工作,一起学习,不经过这个步骤,革委会成立也不巩固
    红暴已参加大联合了,就不算红暴了,如翁森鹤。不应再拉队伍,恢复组织。没有联合的要和他们联合
    (当省联总代表提出全省有些组织是保守组织时
    总理说:如果参加保守组织的是群众,不联合你还没有办法,他总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么!总不能保守一辈子,不能老叫人家黑老保。
    由于你们两派长期对立,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你们输理的地方,你们不说清楚,他们就抓住不放。
    你是多数,不否认,但对少数的工作不做好,你们的政策不对,他还要发展,而且连你已经联合起来的,他还会再拉过去,你们不要相信你们那个联合就那么巩固。你们一定要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掌握好政策。不要太相信那个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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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叫红暴再来几个人,就等于补这个课。当然你们也可以找个可以做红暴工作的人来,当面把问题说清楚。红暴多来几个比只和这两个人谈问题好,不至于回去把舆论造乱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中央接见后,只宣传对他有利的,不讲对他不利的。多来几个人,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还贴那样的大字报,一下子就会被戳穿
    姚文元:(在谈到总理,杨代总长接见红暴后,杭州贴岀许多传单与总理谈的精神不符时)任何一个组织,还是要靠毛泽东思想,靠路线、靠政策对头,靠小动作欺骗是不行的。人数多少也是相对的。
    总理:对!人数多,如果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对,多数也会变少数。到这里来谈,对红暴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可以说这是革委会成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思想准备阶段
    杨代总长:你们要高姿态,你们高姿态,工作就主动。所谓高姿态就是要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要去争一个席位。浙江形势不错,很好么!
    姚文元:现在有个有利条件,主席的最新指示越来越为更多的群众所掌握。什么人歪曲主席指示,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都在学习么!一个革命组织占多数时,一定要注意政策,在关键时刻,政策掌握得好,就发展得顺利,不注意政策不行。许多教训告诉我们,越是胜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会发生曲折。
    总理:你们这方面也可以多来几个。革命干部把赖可可同志找来。在这里多用几天只有好处。不然匆匆忙忙批准,将来还会有问题。(九点钟,周总理有事情先走了。)
    姚文元:对红暴,他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红暴自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不然就会在关键时刻重犯错误。
    (当省联总谈到去年四月一日浙大红暴会挑起武斗,军管会就表态指出他们是造反派犯错误时)
    那个时候认识能有主席批示后这么高吗?不可能么
    (当省联总自我检查说对红暴有对立,思想工作跟不上时)
    不管那一派,心中都要有一个公字,无产阶级的公字。丢掉资产阶级私字,去掉的这个私字中,就包括派性这个东西。革委会成立起来后,几个代会,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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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听毛主席的话,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某一个派别服务,不管是大派小派。这是一个根本观点,不管那个组织,那个人,那个革命于部,不把这个根木观点解决好,不把派性搞掉,就要犯这样那样错误,这个问题教训已经很多。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搞掉
    各地到北京来第一条就是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然后再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问题,群众组织问题,就在这里先定下来。好好斗私批修。然后再成立要好一些
    (当谈到红暴提出要地县来人时)地县不要来,总理刚才没有说要地县来。
    你们不要把接见记录马上打电话回去,这样没有好处。这种事出的太多了这里一接见,马上打电话回去。大字报就出来了,结果增加了中央解决问题的困难
    (当谈到有人拼命拉省暴的时候)
    我看重新拉省暴不一定会拉起来,形势发展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落实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三结合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要在席位上考虑太多。
    (当联总汇报省,市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时)
    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不要怕保守组织。不要因为保守组织就干扰,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刚才讲了,任何一个组织,他要拉起来,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他的方针,政策,路线对头。
    文化大革命不光揪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要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一方面要把敌人,走资派、叛徒、特务打倒,一方面要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觉悟。元旦社论,提岀要整党,整顿共青团,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一面要打倒走资派,一面要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当然一部分可能很自觉,一部分可能不自觉。文化大革命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胜利,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就越提到我们自己面前。如参加革委会,就不仅代表自己的组织,还要代表全体革命群众。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元日社论提出五项任务,好多工作还没有做,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工作。早一点来谈一谈,学习一下,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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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口头传达,不要抄成大字报上街,不要张贴
    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淅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参加接见的军管会首长有南萍政委、石英副参谋长、董明儒副政委,孟祥海副主任等。
    总理:你们来了十多天了。(南萍:共九天,春节放假一天。)啊!你们放假,我们是没有放假
    南萍:有的同志没有来过北京,去玩了
    总理:学生都来过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来过北京。(接着总理点红暴名单)总理:于明和,你工作多久?海暴有多少人?你参过军?(于明和:作了回答,当谈到高压时)什么高压,十二条协议还在这里,你们在协议上签字的,你们都应对历史负责。你是解放军么,要起模范作用。老家是山东,山东革委会成立了。红根,你是附中的,你们有多少人,红暴多少?红根:我是抗大附中的,红暴还有20人。
    总理:20多人也不要紧么,人不在多少么!你是负责的吧?红根:我是代表中学来的。
    总理:胡忠亭,你们学校里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两派联合了没有?胡:学校共有二千五百多人,去年北京会议时,红委会有一千三百多人,造反总部只有一千人左右,现在红委会有四百多人,至今还没联合
    总理:人不在多少么,你们学校另一个组织是否属于省联总?(胡:是的。)总理:周信忠,你们浙大多少人,现在红暴多少人?你们有没有办学习班(周信忠一一作了回答,当答到大联合的名额时),你们受了些压,主席对红暴讲了几句话。你们就叫12·2公社,这个名字一起就将了对方的军了。你们就拿这个压人家,为什么不按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浙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是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浙江大学要带个头么!不管省联总的,红暴的,就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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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吗?你们两派的勤务组都在这里吗?名单不一定在这里协商,协商一个名额。
    总理:王明远,你是大军过江时到浙江的,你在民政厅作副处长,民政厅有多少人?过去是红暴派的?(王明远:是的,民政厅有45人)
    总理:人这么少?啊,精简了,这是霍士廉在浙江搞的。准备搞个点。陕西到你们那里调査过霍士廉吗?你们怎么说的?(王明远:调查过。)霍士廉在浙江工作十六年,实际上工作是他做得比较多。整个浙江工作比较稳,乱子出得少在这一点上是有功的,当然还要靠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军保护。(又问王明远)你是老红暴吗?没有人说你是叛徒吗?主席思想就是大联合,旗帜不倒是暂时的,旗子只有一面。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派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姚文元同志:这个旗子最光荣。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最光荣
    总理:开始总有点分歧,总有这个偏向的,你们大联合是自己搞的,所以分歧是对省联总还是军管会?(王明远:主要是对红暴政策有不同看法)你们要斗私批修,主要是打内战,本单位的斗批改就放松了,这个要纠正过来。(当问到民政厅老造反派是谁时,王明远说是×Ⅹ×)应当把他提上来。接着总理对省军管会南萍说:象民政厅这么少的单位军管会要保护。
    总理问张来根:你是老红暴吗?生产队有多少人?红暴有多少人?你们生产队在什么地方?你们是农暴五个公社之一吗?你们大联合了吗?张来根说:还没有大联合,办个毛泽东思想训练班
    姚文元问:贫代会成立了没有?(南萍:杭州市成立了)问张来根你们有没有参加。(张答:没有)
    总理问南萍:杭州市贫代会代表是否是各大队贫下中农选出来的?(南萍:没有张答:没有)
    总理:你参加没有?参加几次会?(张答:没有参加,只成立革委会时参加次)总理问刘英,你现在不是勤务组的,你回家去了吧?(刘作了回答)总理你是辽宁的,那个县,你父亲在浙江工作吗?你考上大学靠毛主席(刘:是毛主席给我们幸福)
    总理:你的看法如何?(刘作了回答:当答到不管人多少,只要是一个旗帜就要联合的)对。十二条不是有监督小组吗?(没有)那时候我找不到你们(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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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话来长了,把七月以后的情况谈了谈到省暴问题时)你们过去省暴没有吗?(刘:省临时指挥部的)(张金木:这是简称)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省联总全称叫什么?(张: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总理(点点头):上次你们把我的话歪曲了,现在证明林刚是不好的,是不是他们挑动你们,是林刚还是龙潜挑动你们(刘:这个是我们自己搞的)中央不是打电话给你们(刘英:我们不知道)对江华那时我有点希望,不是肯定。(在刘谈到曹时)
    总理:曹不是当时说了这个人不好。林刚与你们是否有直接关系呀?以后全国七、八、九极“左”思潮你们有没有影响(车讲红色风暴上揪许世友的事情)总理:这报纸上有没有?(车:回去带来)总理:你们有没有参加(答:没有)(石耘:关于拥军大会问题,搞这也是一种派性。)你们可以说服他们的。(方提到宣传队)总理:我们可以做工作,你们这次开会(2·6)不自己开,还要九人(点了几个名,红革命等)。
    姚文元:这个大会不对呀!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呀,开了一个总结会,报纸也没登,这个总比你们大吧?杨:这次军队加入一周年,也没有开庆祝会。
    周:本来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吧!开头就派性出来了,容易造成对立,这不是越来越对立吗?把钢二司,新华工……他们都请来闹派性吗?北京现在比你们落后,你们赶上去了,很好,你们看南大不是联合起来了吗?姚:中央给他们一个担子。
    总理继续讲:把人家请来,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样做。不节约闹革命。这是派性的活动(刘:是的,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派性还没有完全克服)对!不要不服气,以为压了一下,把气冲出来,那就是犯更大错误。青年人受点压,有好处的!锻炼么!我是出身在封建家庭,也要压制。借债还讲排场,这种生活太虚伪了,开始是无政府主义的,后来就慢慢认识了共产主义,青年人受点压制有好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大压是不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青年人总是会有波动的;现在是毛泽东思想时代,敌人来了就有反抗,那是同仇敌了同学之间的压不过只是打架,总比打仗损失少,受点压,受了伤,流了血,甚至死了人,要把仇恨集中到走资派身上,坏人,敌人身上,内部就团结了,错误两方面都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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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只有一方面,对方也有错误,听说你们在算错误的时间,这没有意思,算这个干什么,石英同志很好,承认那时犯了严重错误。错误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计算李立三路线只有三个月,但危害性很大,三个月就坏了大事,后来王明搞了调和路线,犯错误一分时间长短,瞿秋白的盲动时间也不太长,毛主席说是白色恐怖把我们压回农村,当然主要也是靠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时间不要去算,看错误大小,红暴不要去算细帐,你们受了锻炼是好事,主席在12月份看了一个材料,作了批示,给我们看了,要我们研究,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向全国发了指示,我们考虑,全国也有同样性质的组织,拿你们作例子,现在有些完仝靠打砸抢的组,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中国红旗军,也说自己是老造反派,也想拉起来,主席不是讲了吗?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么!(总理读批示……)主要要我们中央一些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研究的,方剑文,腾铸同志来,我们就是从帮助,批评出发,红暴你们把我们的话歪曲了,在杭州扩大了,批评得少了,对你们有利的话你们说,不利的话不说,以后发到军管会方面的同志传达了,就不是那样了,你们不要负责任吗
    方剑文向总理做了说明,并且把朱××同志的公开传达的十二条送给总理看,你们说给你们平反了,那有这样的事。
    方剑文又将军管会印发的讲话给总理看,总理看了好长时间,然后送给姚文元看姚文元对南萍讲,这个时候,大家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总理问,这个文件是谁印的?(众说:是军管会印的。)
    总理又仔细地看了十二条近十分钟。
    总理:你们搞了这么多呀?(方:军管传达是总理同意的)我没有看过,我当时说军管去传达是可以的,那晓得搞得这么复杂,联总的还有个吗?(南萍政委:有的,联总的联总传达,红暴的红暴传达。)
    总理:你们得到联总的吗?(答:没有)反正都会得到的。(董副政委:我们先把纪录交给总理联络员各一份,交给沈秘书一份,打电话请示,第二天他说总理同意传达)内部的座谈就是内部的,贴出来就不大好,学习学习,是可以的我把你们的意见都听了,他们(指方腾)记得比我多,这里夸张了,性质变了,这是量变到质变,军管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以后去两方面联系起来,各自作自我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姚:要看大方向,这一点是应该肯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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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应该肯定两个改组,因为在改组前,空五军,二十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当时省联总与你们都是冲军区的,当时两派都是在一起的。那时张,龙不承认错误,杜平要去。部队起哄。你们受到更大的压,后来了个红暴,红暴是支持龙潜,保江华,当然你们检査了就好,你们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是好的。北京会议以后,你们受压,省联总姿态不高,有错误的,那时军管会首先还保护你们,你们几个头头,方剑文,翁森鹤不是都到军队里去了吗?但七、八、九月两个说明后,军管会当时注意力放在到处闹事的问题上,这时解决××,××,××等地区,当时注意力都集中到那里,那些地方,不是你们的,是保守派,他们是保江,龙,保当地的走资派,你们知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绎过杭州,主席经过一次就解决了×问题,我们那时还不放心,每天打电话,9月底经过浙江,原来是浙江军区为主的么,不负责任,到七月份,到北京开会,那时候你们红暴就保江,这个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回去后又解决××,××问题,比较忙,××,××是保省委内走资派,也有保地方上走资派的,象温州保王芳,你们也在省联总和保守派中,一个从右,一个从“左”干扰斗争大方向,在××省联总没有把地方联总搞在一块,因此他们支持了造反派,你们从左的左在一块,省联总把你们当成保守势力,也是有客观原因。(又看记录)看来军管会不要把我们的话搞得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批评你们,要是告诉了他们,我批评他们的,要是告诉了你们,这不是挑拨了吗?
    当时八、九月份到处闹,他们这样看法也有客观原因,他们写成这样的声明关于浙大……)过份一点,我会同他们说的,不要去算旧帐,你们先把白己搞好,政治上就主动了。我劝你们不要算旧帐,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请罪不要,主席一向反对青年人这样搞,只要改了就好,除非当了坏头头,和走资派坏人起
    现在有些坏人集中一些集团,在徐州破坏铁路,桥梁,那是反革命集团,这是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姚:要有敌情观念)多做自我批评,调查自己组织内部是否有坏人,是否有坏人在挑动,浙江是沿海地区,蒋介石的老家,陈诚,陈(果夫,立夫)军统头子在江山,都出在淅江,多了,一大堆,说不尽的了那有在家乡没有影响的吗?浙江也有窜进来的(杨代总长:蒋介石不就出在浙江)还有空降的,地、富、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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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讲:要辨别真假,刚才你们说有人利用红暴名义发了传单(杨代总长讲了天台汽球爆炸,撒下传单一事)
    总理:现在第一点:你们过去错误要深刻检査,第二:对你们不要拉队伍,过去联合了,好么,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把权夺过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而分派性夺权,如果派性的话,那还不是刘少奇夺权了吗?不是刘,邓,陶夺权了吗?因为派性是资产阶级的,刘、邓、陶人下去了,思想还在
    我们已报告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凡是破坏铁路,桥梁都作为反革命,昨晩就出了一件事,解放军不开炮也有限度,阶级敌人叫小将去抢枪,反正解放军不会打你们小将的,这是大煽动,这种人就是坏人。九·五命令就是要执行了,致至下了五个月了。
    江青同志九·五讲话说你们放一放,说得很亲切。所以对你们不要拉队伍现在红暴的,就仍是红暴,已经脱离红暴的,就不要拉岀来了,比方说翁森鹤已经成为杭丝联工人代表就很好么,红暴也是临时的么。
    总理:这样就要分裂了,不管你们多少人,只要是造反派,第一,承认错误,第二,不拉队伍不要脱产,不管你们人少到如何,不管你们在那一个基层,每个地区,省也好,都要劝联总与你们联合,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是他们不对,我就要说服他们,如果以到红代会去了,那就不要退出来了,如果没有进去,就要大联合。那么基本精神就是这样讲过。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
    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总理用一个多小时,详细询问浙大大联合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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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总理看了五十多个单位的关于浙大大联合的声明,说:“你们上纲上得太高与中央批示就不一致了,现在被动了。首先你们学校大联合,你们高姿态,人薮多么,作出榜样,就在这里达成协议,共同办学习班。你们应当批判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在教育界的流毒。陈伟达不是你们的校长吗?对陈伟达,陈冰多搞一些大批判。叛徒陆定一管文教,要把矛头,痛恨对准他们。你们姿态要更高点,抓大批判。要向南大学习,学习南大,超过南大。你们要和南大比,为什么不能超过南大,南大已超过北大,你们没有南大对立,应该超过南大。
    “关于浙大大联合的班子,我劝他们(红暴)是五比六,我劝你们六比六看谁姿态高。”
    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
    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总理讲:“省联总搞二,三百人搞工作,住旅馆,那不真成了官僚机构了?官僚主义助长派性。三代会也搞得太多了。我们已变成小班子了。才能为你们服务。一年能见到你们好几次。我劝你们赶快把那些机构撤销掉,工代会十个人,红代会十个人,农代会八个人就行了。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五十个就足够了,还是霍土廉搞得比较少。民政厅四十五个人。在全国还是树立榜样。搞小的领导班子办好事
    王子达讲: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三部二室。
    总理讲:“你这个部就糟糕了,我只有一个值班室,而你反而还有个办公室,你们几个组,不要搞部。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搞个专政的。内蒙古搞得好,他们叫群众专政。再搞一个生产指挥,这样你就可以经常到群众中去了。红暴派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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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指挥部,我对他们说搞十个人,你们省联总大一点,二十个人,连三代会五十个人就够了。”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
    3)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5)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去年二月,怪他们。他们后来要请罪,我说:“请什么罪,改了就行啦!现在已经改了嘛!”
    农大代表汇报说:“我有一个活思想,农大同浙大不同。农大红委会是两次站错队的。”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党内有许多老将,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劳吧!靠吃老本不行,要立新功。陈再道革命了四十年,结果还出了大乱子,跌倒了,重新站起来。人家革命四十年,你们才二十个月,不立新功。人是在变化的,老造反派会变保守派,落后派他人数小,你人数多,就要与他联合,平等待他。当然不一定要对等数目。”
    农民代表汇报了大队一些情况。
    总理讲:“那里有红暴派,你承认他,联合起来办学习班,开贫代会。”主席说过:“贫下中农是一家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理讲:“八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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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回去后,如果按这个协议办事,要好得多。他们犯了大错误,灰溜溜了。你们压了一下,他阵营就站不住了。翁森鹤觉悟高的,站出来了,(退出了红暴)这样,他们压力更大了,特别是工厂,斗方剑文,斗得比较厉害,有的跑到上海去了,不是春节前,在上海开了会嘛!当然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是有点逼成的,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没有想通。”
    “不要认为他们人数少,应该重视不同意见,这是主席的思想。不同意见在起,能补充不足,有好处。如果他错了,也可以考虑他为什么错,如果你错他对了,你就把他的吸收过来。
    有的同志讲:杭州如果搞红暴临时指挥部,会不会把已成立的革委会搞垮我看,还是用补充名额的办法好。
    总理讲:“他是一派嘛!怎么能不承认?主席批评了,你不承认怎么行!没有红暴,还有黑暴,不要想那么一大同,有个对立面有好处,可以使你头脑冷静些。浙江红暴比是比较好的,比较听话的,如果是别的省,那可不容易,就要起来了。
    “要大学特学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行。第一条学习,学习是保证,多作自我批评,第二条,不拉队伍,不搞分裂,第三条,支持解放军第四条,有革委会,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加强,扩大。工厂里有,也不要推翻,增加几个人就是了(安排红暴),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总理讲:“应该顺其自然,按照主席自然辩证法。承认他,再搞几条,不使他乱来,允许他参加红代会,工代会。”
    以前,你们好象很(此处原来有一个空格),那是与论压力,你不能允许他存在,否则不是反对主席最新批示了?他是一派吗?共产党那么大,民建那么小,还是承认他。承认他,又不会动摇共产党的伟大。你们趁他犯重错误,借大联合的口号,把他们吞进去,现在还得吐出来,我劝你们高姿态
    省联总刘福元汇报讲:九月高潮已经实现按系统大联合了,红暴派已失灵
    (总理发火了)总理讲:“你,那个时候是带压的,我今天不批评你,现在他不失灵了,主席这个批示一下来,不是失灵,而是灵得很!当然他要拉出来,你就不提自己的错误。我尽量地说服他们。他们都同意了嘛!你们犯了错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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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受惩罚。你承认他。他就会支持你。说穿了,你是一个一个把人家吞下去,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大团体主义!吃下去,还得吞出来。他们(红暴)承认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采取高姿态,你们应该还要高,你就能用事实说服他,不要拉省暴。”
    “主席九月十六日在杭州,跟南萍讲了:要帮助,批评,联合,你们那时气焰很高,没有拿出来。一直到十二月,主席的批示下来,主席说得很清楚,要帮助,批评,联合。最好在这里达成协议。我们帮助你们推动。
    有一个同志对总理讲,红暴原来没有组织机构的。
    总理说:“这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本身问题是他存在,大联合一定要联合分裂不对,他拉出十多人,还得和他联合,他不来,那他错了。特别是工人阶级应该带头。浙江省有那些客观的东西存在。如果有坏人,暴露了更好。你们里边有没有坏人?淅江嘛!是蒋介石的家乡,很多反动军官都出在浙江,你们不要对接受你们意见的就支持,不要分裂他们(红暴),要照顾他们。如果与你们说的都一样,就不起作用嘛!是一分为二嘛!浙江不会那么平静,打倒派性。打倒分裂,不要促退,不要拉队伍。工代会,红代会,革委会的原则,都在这里定。各单位也是,浙江带头,回去不执行,那是他的错,要以执行不执行协议,作为无阶级革命派的标准
    (电话记录稿,仅供参考,口头传达)1968年2月8日
    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搞协议把我找来了,你们总是想单独接见,我总要联合接见总理秘书孙秋玉,递给总理一张红暴驻沪记者站的传单,姚文元同志说这张传单是怎么回事,你们解释解释看?总理:啥传单。)
    总理:搞这个东西干什么?那一天?二月五日的,你们这里不是写了浙江红暴派临时指挥部,这倒给我们抓住了,没有一个“省”字,就一言为定吧!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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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扩大影响,你们管不了那么多,还是老老实实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好学,我们也如此。
    (姚文元:你们要斗私批修)
    你们离开毛主席,毛主席司令部,离开军队,什么都不行,这样非出大乱子不可,你们觉得了不起,我们可不能象广东赵紫阳那样,随便让位。革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出智慧,毛主席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你们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你们协议我看了,大体不错
    先请南萍同志讲几句,我再讲。
    南萍:主要向总理汇报一下,过去一段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这次在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也是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方协议由于一个字没有定下来。
    然后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岀,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南萍同志已经讲了过去情况,要向前看,协议中的好处是解决当前问题,又向前看。
    带头的是浙江大学二月五日签了字,成立大联委,送到我处,感到是一件大喜事。江苏,南大带头了,推动了江苏好多地方联合,甚至闹得最凶的镇江二派也联合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联合了,造成大联合气氛,江苏军管会,南京军区,考虑不经过革筹小组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浙江地、县联合得早一些,现在浙江带头了,要把回家的同学找回来,春节口过,今天是正月十七日了,再不回来就不象话了,要号召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搞斗批改,现在大学落后于工人运动,北京把21所大学头头都找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北大二大派,清华二大派……都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二十个月了。还要讲教育,青年人总是这样派性特别强,如果你们还要闹,也把你们请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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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北京达成协议,要求你们贯彻执行。家里一些小头头可能象去年那样,说你们“修”了,这是个反动口号“你们屈服了”。这就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身边达成协议怎么可以说“修”了呢?去年你们
    十二条协议没有贯彻好,南萍同志已经讲了。新的协议达成了,就要贯彻好。你们有的同志在家里做逍遥派,发一个声明就说你们“修”了,除了认识错误,就是有坏人在挑拨,如果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怎么可以说在北京达成协议是“修”了呢?今年是1968年,不能这样说,你们既然作为代表,不管代表多少你们是有代表性的,要挺起腰杆来,达成协议,群众是会支持你们的,不满意总是少数。
    姚文元:去年达成协议,群众也是欢迎的。
    总理:有的大头头来了,二头头在家不满意。二头头来了,大头头在幕后指挥,这完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风,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北京这个地方,过去出皇帝,北洋军阀,那是今天说了,明天不算,翻云覆雨,那是五十年前。现在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为什么出现这一套,是因为你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以前宣传部陆定一这是坏人,尽搞资产阶级教育,他有一个反动透顶的怪道理,先学封建主义,后学资本主义,再学社会主义,这是反动的荒谬的,他如果在中央讲,主席一定会批判的,他是到下面去放毒。把封、资、修装满头脑,社会主义就装不进去,林彪同志讲:“头脑里不是无产阶级阵地,就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小学,中学到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你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里想的是一回事,北京就有这样情况,我们中央文革,政治局常委每星期一次碰头会,然后报告主席,林副主席,我和姚文元同志讲话都是商量过的,可是跟学生讲话,他们就看脸色,那一个声音大,那一个声音小然后找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学了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学到大学,文史方面很多旧的,上课又不发讲义,写在黑板上叫大家抄,死背讲义,束缚头脑,就是政治课,受杨献珍那一套,他是唯心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实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主义的,合为一的,作为马列主义教育,就是散布修正主义流毒。主席论教育革命要好好读读,对照对照,以前有许多不符合主席教育思想,要彻底批。靠谁,真正斗批改要靠你们,浙大的同学最了解浙大,你们学校走资派陈伟达,还有陈冰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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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在文教战线影响很大,要很好批判。斗批改要落入到改上面。浙江省革委会你们要参加,但你们主要的要把浙大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教学方式这样,不一定一个样子。浙大,南大,北大可以创造,试点,主席厉来主张典型试验,那个好,推行那个,你们的主要任务在学校,当然你们的革命精神反映到革委会,又把革委会的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浙大带个头是好的,你们要起推动作用
    工人阶级,浙江虽然不象江苏多,但是还有点底子吧!杭州工人阶级有多少?(答18万)是产业工人?连财贸系统……(答27万)杭州人口一百多万,连家属算起来,是多数,是领导杭州,浙江的主力。不光杭州,金华县地,地方也有工业,工人阶级要带头,浙江省,市工代会都开过,拿这个做依靠,加以扩大充实。红暴中工人有代表性的参加进来,进去后就代表工人阶级,联总红暴旗子要逐步倒的,工人是主力,还有和广大贫下中农结成联盟,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要很好开起来。浙江农业是很发展的,工人,贫下中农这是二个基础。学生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先锋,但要跟工农结合,大学毕业生到那里去?到工厂,农村去劳动,到农村中去锻炼。然后,按所学的到生产单位去,就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的:“把青年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青年,不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无法实现。现在机关大得很,口经够大了……浙江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100多人就够了,你们省联总有二百多了(姚文元:主席说革委会只要二十多人到一百人)只要二十人就行了。你们打个电话回去做个模范给红暴看。你们要带头,张永生同志,别的事可以不打电话,这个事要打电话回去,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姚文元:主席是很强调的)联总要精简,有几个可以固定,有的可轮流,一个礼拜,二个礼拜一下,做联络的也可以今天这个厂,明天那个厂。这样不脱离生产,顶多出一些交通费。你们在那里办公?(张永生:工人文化宫)。有多少房子?(张:20多间)你们让出几间给红暴,一起办公。他们就不会到处搞房子,要节约闹革命,这是主席的提议,定要照办。你们协议中有这一条,现在红暴天天到军管会去闹,要经费,怎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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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们过去怎么好,或者犯了多少错误。主要还是要现在,是否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符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就是右派,这是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省联总既然按照主席的主张,二十个人,房子分出八间给红暴,联总十二间。在一起办公,就联起来了,难道还打架。你们本来是战斗在一起的,以前冲军区是一起的,这我可作见证,千真万确的,难道现在可以绝对,吵了一顿架,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石云说,那一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支持这句因为开始保江华,后来又被军区龙潜利用,后来我看浙大协议上签字没有石云是不是石云讲了几句公道话不要她签字了。(石云答:不是的)去年十二条协议签定后,没有说取消红暴,省联总想把红暴吃掉,给你们上纲上线去,这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张永生答:我们政策上有错误)你是吃不掉的,说明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要改。不要争论过去谁错误大。当然错误还是红暴大,所以把他们找来,帮助,批判,联合他们。也不要做观潮派。钱塘江潮每月有一次,难道还要等到八月秋潮吗?去年八月错过了,难道还要等今年八月吗?你们做促进派不行,做观潮派也不行!要把自己推到潮头上去。鲁迅写过“弄潮儿”。鲁迅当时承认自己是观潮派,认识还是进化论者,还没有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后来他作了促进派。你们为了一个字争论十几个小时,还达不成协议,为什么拖,还要壮大队伍,队伍是毛主席的,人数多,政策不对,不行,人数少的更同样。你看北京来了一批人(指浙江地县的暴派),方剑文也责成叫他们回去。(方剑文我没有做好工作,现在是下面脱勾)你们在上海开会把他们(地县)弄起来了,他们在上海开会到了多少县,(邵素珍:第一次20多个县,昨天来了五,六个县)这个会你参加了?(指方剑文)最近一次多少县,(方剑文:这次多是我开的,有38个县)什么时候开的?(方剑文:一月六日至一月八日)上海工总司有位同志叫什么名字(方剑文:叫潘国平)他讲大联合问题,不去也不好,去了倒象大联合,你们那些人,就是主张把红暴拉大来,现在看不见的对你们有利。譬如最近来北京的,舟山是四大总部的,岱山联指,金华革造总,绍兴绍联总与温联总差不多,嵊县大联委,宁波宁联总……·都该脱钩(姚文元:中央早有通知)看来杂得很,地方挂起钩来有什么好处,不要他们支持你们,你们就承认他们。地方上有军管会,革筹小组可解决。(方剑文:来的人政治面目不清,舟山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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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沈的,政治面目很不好)我已经通知把他们安排下来,组织他们学习。当然要分为二,有的通过教育。会认清楚的,还是劝他们回去,由地方上军管会解决挂红暴旗子,省联总名字很香,温联总就不香了,你们红暴不要忙于招降纳叛,这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既然来了,组织他们学习,让他们听听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不能作为代表,学几天回去,为什么造成这个,就是你们在上海的联络站,现在联络站撤销他们有埋怨情绪,他们会怪你们,我给你们说。双方都把联络站撤了。各回单位,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元旦社论是怎样说的,你们按照毛主席声音办事,不要怕人家说你们“修”了,只要我们站得正,打破了头也要坚持。打破头有什么关系,为有牺牲多壮志么!文化革命,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上都要革命。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要革一革,林副主席说,“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否则就不是一个彻底革命者。”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别的省还没有这样具体,何必争一二个字呢,你看(拿起红暴自己的传单示意)传单上写的明明是浙江红暴临时指挥部,这总不是我造成的,你们不要搞全省的
    (接着红暴和省联总各自阐明要不要加“省”字的理由。方剑文说:总理联络员郭长安同志说不要省字是总理指示)
    总理:是的,浙江的红暴,怎么能说明杭州市的。(方剑文:在杭州,省军管会不同意和不承认我们是省的)不是么!到底中央的话算数还是军管会的个别人的话算数。我就同意主席的批示,帮助,批评你们,我是有根据的,去年十条协议也是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我觉得没有一个“省”字更爽快。
    总理接下去谈协议(逐条)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这条要说明,你们贴标语,要保李丰平这是谁出的主意?这不对,李丰平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你们保江华,现在江华站不岀来。你们说他们保曹祥仁,也站不出来。李丰平本来希望他回去,把他的历史研究一下很复杂,最后要中央决定,干部问题,把走资派揪出来,不能说那一派的功劳,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功。曹祥仁开始没有辨别出来,保一下后来放弃了。你们保江华是不对的,那时是保他的身体,那时候省联总把江华送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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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保江华,林刚挑动你们吧?现在你们又贴大字报,要保李丰平,不对,这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小将,工人阶级有这种作风是很恶劣的,听了很难过第五条协议,你们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岀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两个组织总要取消的。难道永远分二派,高兴去做民主党派吗?周建人是“民进”,又是党员,今天同你们讲,可以结合的。他是不要“民进”最好是党交给他的位子。都要搞派性,让你们到资产阶级派中去,不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当民主党派?!
    “省”字关系不大,当时我说不要用“省”字,还不是浙江的,最后派的名字都要取消的。暂时不倒旗,不是永远不倒旗。承认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还搞什么山头。如浙大的高革委会,就要统一到革委会下面。你们再要闹,就调到北京来学习。不要以为你们头头了不起,中央一句话好了,现在刘少奇都揪出来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过去北京有联动,“五·一六”不过是跳梁小丑,你们当头头不过二十个月?不要背功劳包袱。有的几十年的老革命,还不是一败涂地。坚持不改,屡教不改,还是搞垮。(北京有个朱成昭,谁愿做朱成昭?)谁要对抗中央指示没有好结果,我也向你们学习,从你们的错误中学习。看你们派性怎么闹的,为了一个字争了二三天。你们承认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革委会成立了不能拉出来,原来不是红暴指挥部的组织不许拉队伍,不树红暴旗帜,下面分六类;已成立革委会的,要维护权威,不准拉。如果你们再闹把所有的头头都调到北京来学习,福建闹得最凶的革造会头头,中央叫他来,他也只得来了,陈再道要他来,他也来了,你们只有二十个月,陈再道已经40年了,一旦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跌倒了。主席在批示中对陈再道还加了“同志”二个字,主席讲“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有内,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取得群众谅解,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他现在还在学习,住在京西宾馆,因为年纪大了,给他一定的物质照顾,否则就不能活了。湖北的张体学,已站出来,跟王任重跟得很紧,一旦认识错误,痛哭流涕。群众谅解,现在是湖北革委会副主任。你们二十多个月,这么骄傲!一调就可以调来学习,你们回去一条条宣传协议按协议办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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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委会不能推翻,要推翻是错误的,凡有红暴没有保留一定名额的,应充实,这条也对,象麻纺厂就充实么;不要脱产,不要搞官僚机构,否则打倒一个官僚机构,树立一个小官僚机构,国务院办公机构原八九百人,现在是个值班室只有
    五个人,加上联络员四、五十人,今后各省革委会搞起来,人还要少,浙麻革委会多少人?(来成德:30个人)不脱产几个?(来成德答:4个)不脱产的太少了。(姚文元:主席提倡党支书也不要脱产)革委会30个人,脱产5个,你们3个,他们2个,这就气魄大(对来成德讲)大家都经费,纸张,那时革命初期搞的,现在不行。再那样搞,就象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中讲的是败家子了
    原二派革命大联合比较好的,应进一步巩固,浙江大学搞起来了,你们要搞革委会,你(指周信忠)有许多派性,还有藤铸、刘英……石云他们开始闹得最厉害,你们是后起的,你们做了头头了,而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现在却又凶起来了,毛主席一批示,尾巴又翘起来了
    浙大要带头,回去成立革委会(朱和瑞:要求中央给协议作个批示)可以么已经联合,不完整的,要促其完善的。已经联合,又拉出队伍,要劝他们不要另立山头,这很好么。原红暴组织已解散了,不要再树旗帜,何必还要树?杭丝联有点麻烦
    (翁:已经解决好了)联合不好的,再充入么。尚未实现大联合要实现大联合,这六点是对基层讲的
    总理:(谈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红暴派参加进去,这是个代表机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三代会名额在这里商量好,请军管会批准就行了。
    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为“省”字有争论,杭州市,还是杭州地区有争论,到的杭州那几个县有红暴?(方剑文:临安、建德……)限于杭州,再写上几个县,就这样定下来,有个“省”字有什么可怕,如再拉,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限于杭州,写明几个地方,这样加个“省”字可以减少他们回去解释的困难,这也好么!底下一条也是好的(谈第
    八条,铁路,公、检、法……·略)这都有了。(张永生:汽车,航运是否属于这个范围)长江航运公司已作了规定,钱江也是跨码头的,与地方搞在一起不好交通运输部门,包括方剑文同志的这个运输段,你那种组织要独立,不要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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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钩,当然有代表性人物要参加省革委会,你们革委会成立,不需要红暴派参加,当然三代会要参加(姚文元:你永远代表那个红暴派,你就是永远代表省联总,这不符合辩证法吧?)不然你参加民主党派去。
    姚文元:我还有事,要早走了,先讲几句。协议很好,希望在这里达成,总理给大家讲了很多话,无非希望大家更快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希望浙大搞彻底,浙大有没有陈企霞(答:杭州大学的)是丁玲集团的头子,是叛徒,要彻底搞一下,不要把这些人包起来,上次我说过一个意见,树什么旗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今天两派都有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仝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浙江省革委会排到最后,天也不会塌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照样在转动。你们为一个字,争三天三夜,这是无产阶级风格吗?资产阶级派性是一条大毒蛇,又是个陷坑,陷进去就是坐井观天,希望你们斗私批修,把派性去掉。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打倒派性,增强党性也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有没有人想做中国共产党员(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认为能够称得上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要努力奋斗,要斗私,批修。革命到底,北京有少数人,党中央正在挽救他们,如不接受这个挽救,就是走向反面。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一定是省联总,红暴派最光荣,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光荣?事物不是静止的,是发展的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
    另外,还是要拥军爱民,三相信,三依靠,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是大方向
    要节约闹革命,不要争房子,前年主席讲过,用金钱收买造反派的,是走资派的手段,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精兵简政。有些可以用口讲,不定用报纸,有的组织有那么多喇叭车,不讲毛泽东思想,有什么用?
    最后讲一个作风问题,就是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说的和做的一样,理论联系实际作风,你们参加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不培养好作风,对革命是不利的在青年时代,尤其要培养言行一致的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表里一致,象刘邓陶就是反革命二面派,刘少奇看一篇“态度问题”文章,就是叫人耍二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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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思想要用革命行动来检验,要斗私,批修,搞小动作要及早去掉它。无阶级搞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靠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取得胜利。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整顿,我们看得很多,是教训,提醒同志们。希望你们协议能达成,能签字,更重要的是实现,然后二派一起在这里就干部问题达成协议。(姚文元同志有事先走了)
    总理:刚才姚文元同志讲的很重要,青年人一定要注意作风。
    (谈协议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不但不要拉队伍,还要清理队伍,你队伍大有什么用!只能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按主席指明的方向前进,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都取得胜利。
    各省市革委会,现在已搞了一半了,你们浙江不赶不行。前二十名赶不上了,广东已批准,十五名,吉林十六名,辽宁、江苏回去准备,还有浙江、新疆,搞得好,还有前二十名可能。湖南干部已经站出来,可以三结合,但出现一个反动的“应光明”(?)现在正在批判。还有个宁夏在准备了,搞不好,浙江搞到二
    十名以后,你们一定要推迟也没有办法
    要做促进派,队伍要纯洁,不靠人数多,靠领导骨干强,不要搞私心杂念点私心杂念没有不唯物的,因为受了家庭,学校的影响,但是要不断革命,封建社会还有大义灭亲人,何况现在社会主义社会。过去打、砸、抢的,很坏的把他们招降纳叛来有什么好处?每个组织都要整顿队伍问题,人不在多,看谁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何必要人多,人多只是打架有好处。军队过去是“四不”因为将刚起来,保护先锋队现在形势不同了
    “九·五”命令,“三·六”命令后,不管那一派,对解放军,对工厂,对铁路破坏那就不是革命派,而是反革命,运动初期解放军保护你们,现在解放军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全面胜利
    底下一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对了,被扣工资问题,只要确实被赶岀去,有困难不能回来应该解决,但要派协商解决,上级帮助解决。
    现在还有个问题,学生不回校,还要拿助学金,毕业生拿工资,在家里,要规定一个限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难道培养一批逍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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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节约闹革命,三代会应有点文革经费,省联总、红暴派有点经费,应按节约原则。过去省联总开支大了,红暴不要拿省联总做样子,军管会要卡紧,省联总不等回去前就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减到20人,那就算彻底革命了,省联总要做模范,要节约,红暴派更节约就更好,三代会也要节约。省工代会有多少脱产干部(郭志松答:三十多人)用不了那么多,红代会呢?(李回答:二十多包括个报纸)等红暴名额商量好,办一个统一的报纸,纸张要节约(张永生:后米打算工人报,红卫兵报并刊《红色风暴》是大报,到农村不大便当。)
    分部都不设立,这是很好的
    下面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由军管会与你们协商当然还要经过中央批准,革命干部第一批结合少一点,好一点。李丰平历史问题复杂,就不能提出来,其他可共同调査,这就好办了,我这是讲省级的,厅局级可以大胆解放。
    总理:揪出坏人,不尽是走资派,革命队伍里还有坏人,浙江这个省我已讲过了,蒋介石的党政军要员都是浙江出去的,他们还可以从海上钻进来,揪坏人在浙江要注意的面要宽些,在学校,在工厂、机关,铁路交通运输各部都要注意,大联合后各派清理自己的坏人。每一派先把自己搞起来。
    最后一条,你们在协议说,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把附件搞出来,然后军管会把干部提出来,名额问题,干部问题,你们讨论好回去。
    我是想把这个协议和浙大的协议加在一起。中央加个批示,可以先回去几个人传达,你们可以在这里商量三结合问题。(张永生:反映北京有些学校到西范和红暴联系)
    总理:到西范大旅社,把出入搞严一点
    五、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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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3月14日晚上9:00~2012:55,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同志接见浙江军代表南萍、白崇善等同志。中央对浙江情况非常了解,非常关怀,对代表团在京汇报学习思想的提高表示满意,在汇报时,中央首长作了许多指示。
    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副主任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
    张永生、华银风,工人一名暂缺,最后还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义批。
    在谈到副主任时,中央说周建人在浙江有影响,赖可可中央非常了解法宪同志说赖可可1929年入党后参加长征,一贯忠诚老实,艰苦朴素,康老说在山东时向明问题上有错误,态度很好,这我清楚。
    当总理、江青同志说到革委会中没有女同志不行时,军管会介绍了华银凤情况。她是东阳良种场长,饲养员,38岁,党员,丈夫在抽水站工作,华同志思想作风、家庭出身都好,1954年以后四次到北京参加劳模、先进工作者会议有几次参加主席团,三次同主席合影,一直表现很好,主席写信给她,寄照片给她,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个,中央认为不错
    现在革委会委员产生74名,打算150名,中央认为,不要一下子搞全,要求严一些好,可能有一些优秀的好充实
    2、南萍同志说打算在省革委建立后,大大推动地县大联合三结合,力争在月底杭州和全省五个专区一片红(舟山、宁波、绍兴、加兴、金华)江青同志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眼不跟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问题。
    3、军管会汇报到去年上半年宁波、台州等地曾经成立过革命委员会,这怎么办?中央说:一、缺乏群众基础,
    上级没有批准。在经过两个改组以后,
    这两个专区都成立了军管会。这些革委会已不存在,不要恢复。
    4、江青同志批评了浙江过去演鬼戏,演四郎探母等坏戏。讲到陶铸到浙江奉化去蒋介石的家,还批评浙江有人为蒋介石修祖墓。中央认为要把蒋介石的墓统统砸烂,种上粮食,灭敌人的威风
    5、许世友同志在南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号召南大学浙大、赶浙大、超浙大。
    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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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彻底粉碎了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拔除了中国赫鲁晓夫按在浙江的一个重要据点。毛主席视察浙江的喜讯极大的激励了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斗志。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大加快了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步伐。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肃清其流毒;深入进行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各条战线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杭州市和十六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二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六名,占百分之四十三。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五百五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一九六四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一九六六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內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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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来,驻新部队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
    、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去年三月军管以后,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疯狂反扑,一度使运动出现了曲折。经过反复斗争,特别是去年七月北京汇报,中央对浙江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为扭转仝省局势打下了基础。接着,按照中央决定,对省军管会实行了改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受蒙蔽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发展壮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浙江取得了统治地位。
    加强沿海战备,稳定浙江局势。省军管会改组后,我们迅速调整了作战
    部队的部署;进一步加深了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召开沿海守备部队干部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建立杭州警备区,保证杭州局势稳定。及时封存和收交流散的武器弹药,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所有这些,使全省出现了一个稳定局面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的巨大鼓舞和推动下,不断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批示和中央“
    二通知”的下达,进一步促使我们按照“帮
    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大大推动了革命大联合今年一月初,又展开了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群众运动。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地提髙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
    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加强驻浙三军的团结。去年八月份,二十军、空五军党委分别作出了互相学习的决定,在两军中掀起了群众性的互相学的热潮。这一活动,很快普及到省军区和驻浙各部队。各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军队内部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团结,使驻浙部队在“支”“两军”工作中思想更加一致,步伐更加整齐。军队的团结又进一步带动了军民团结,拥军爱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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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建立了各级生产领导班子,保证生产指挥不断线。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和工矿企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革命的工农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髙,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们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学得不深,吃得不透;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还不紧。在处理红暴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做的不够,在一段时间内掌握政策有偏差。
    今年一月上旬,省军管会、革命领导干部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赴京汇报。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汇报期间,中央首长对“省联总”和“红暴派”实行革命大联合问题做了重要指示,经过反复协商,“省联总”和“红暴派”达成了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我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坚决贯彻中央批示,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千部二
    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命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千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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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滕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沈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军队代表
    南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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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口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
    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三月十八日夜间至次日凌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等同志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稿系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等中央首长健步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达:现在开会,先请姚文元同志念批示。
    姚文元同志念批示,念到毛主席批示:照办时仝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姚文元同志每念完一段,全场都高呼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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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各个阵地……”时,江青同志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姚文元同志念完后,大家高呼口号
    白达:现在请总理讲话。(众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今天表示的气氛是到北京三次中最好的一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了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现这样空前团结的气氛,我们深为感动,觉得很高兴。预祝同志们回去后开一个伟大的、浩浩荡荡的成立和庆祝大会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都来祝贺,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杜平同志都来参加你们会议。(众高呼向许世友、杜平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首先在杭州向军管会主任谈了话,后来发表了这个谈话,实际上对你们是个开端。去年一月风暴,上海工人阶级带头杀了出来,夺了党内走资派的权,夺了刘邓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权,树立了榜样,当时我们认为一定有影响的。但是运动总是有过程,总是有曲折的。浙江、江苏靠近上海,现在批准你们浙江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姚文元同志,读这篇批示一定很高兴,浙江会推动福建、江苏、安徽,估计三月份形成高潮。现在北京讨论成立革委会的有六七个省,你们第一个批准是好事,你们应珍惜这个光荣,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好,总要有目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还不止这些,这是点得比较多的一次。刘、邓、陶、彭、罗、陆杨在浙江都有他们的代理人,你们以后的反修斗争中,把他们挖掘岀来,通过群众的发动,把他们挖掘岀来。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修正主义之的,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思想上联合起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联合起来。支左不支派,就是指这个,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不支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高举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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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你们回去后的任务。(众乎口号)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
    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当然在这一阶段学习,你们有很大的提高,你们希望在中央把一切问题都解决,这个不能的。比如常委你们红暴就给了三位,副主任有一名工人代表,二派有争论,等你们回去后在学习中,交换意见,水到渠成,就能解决问题的。革委会的委员,杭州地区50名,给红暴安排了10名,你们回去后经过学习,就会解决的,除杭州地区外,44名由其他专区推荐,你们希望一切都在中央解决是不可能的,你们回去后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现在只有一派,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到革委会去后,就不是哪一派了。
    现在参加革委会的常委要担负起责任来,特别十二条是中央批示上所说的,作为你们战斗的纲领,共同来遵守。今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像你们刚才说的,要有个忠字,要忠于毛泽东思想,要破私字,用这样来考验你们。因此在解决外地的问题都应由外地自己解决,不论那派都不能搞联络站,红暴在上海原来有联络站,现在撤了,地县也这样,省联总也不要去干涉。地县的那派自己解决,其他专署你们都不要去搞,省联总也不要去搞,实际上地县的联总是与相反的,如温联总、省联总。其他专署的问题,你们不要干涉,都要脱钩。现在要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革委会中委员没有全部定,不要紧,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干部不要急于下都全,中央会议上,对干部我们也进行讨论。你们回去联合审查,由革委会组织人员审査,不是站在派性立场上,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审査,这样更加踏实。那群众代表也同样,今后各地到上来的更妥当,逐步充实是个好办法,用这样来试点,解决干部也逐步搞。(高呼口号:向中央首长学习,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江青同志插话: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建议我们和同志们都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奋勇前进。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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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那里地方观点很强,最近有几多,残留在那里,要搞你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主要靠革委会,公检法要军管,要改造,根据北京经验,公检法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转业军人来加强。一些窜至大陆上的特务,暗藏起来的,当然是个别的,大家如不擦亮眼睛,就要上当。刚才讲到打倒彭真,他们有的爪牙在浙江伸长手,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浙江都有代理人。江青同志在杭州养病,就受到迫害,这说明有黑手,你们不要上当。我们查出来由中央处理,你们得到材料要报告中央,你们不要上当,不要听到几句口号,就认为是响当当的哪派,许多地方都发生这些事,浙江不是特殊的,将更严重一些。但严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们坚定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就一定能搞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他们在主席、林副主席住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偷听电话,搞特务手段,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北京是选拔优秀的解放军、退伍军人去作工作。过去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反革命专无产阶级的政。你们那里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女人演男人的越剧这个戏就出来,你们那儿我就看不惯,还提不得意见,造了我的好多谣言,要彻底砸烂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简直比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凶,这一点周建人有揭发,其他同志也有揭发,南萍同志也有。公检法要彻底砸烂。你们那里不是有一个陈企霞,他是哪里的?(答:杭大的,已揪出来了。)不但是他,还有不少。(大家呼口号)]
    要彻底砸烂,所以你们回去后要有敌情观念,你们要有这个决心,不能让美蒋特务做任何坏事,擦亮眼睛就会査岀来的。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领导浙江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要保卫三千一百万劳动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决不能让美蒋来窜犯大陆。(大家呼口号)(江青同志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杜平同志呼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要有雄心壮志,要把黑线一个个揪出来,不允许他们捣鬼,需要两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勇敢前进。首先要拥军,过去军区犯了错误,现在军管会个别同志也犯了错误,错了就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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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的,有优良革命传统。现在海陆空三军都支持你们,不要为一二件事就对立起来,这样黑线黑手就会钻空子。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帮助、批评联合。不仅杭州,其他地、县也要这样。但你们自己不要去发展队伍,让人家自已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会搞的,要抓革命促生产。浙江去年这样大的旱灾还增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是紧跟毛主席的,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些话不多说,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大家呼口号)
    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大家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们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众呼口号)首先让我们祝贺淅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鼓掌,呼口号)我想没有很多话讲。刚才总理讲了很多,我同意。我想讲一下形势。
    目前全国形势大好,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委会。浙江地处国防前线,东海海防,浙江今天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我只讲革命形势,不讲工农业生产。目前形势,当然要和生产上一对比,很必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二年,我们生产货币是很稳定的。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里,日子很不好过,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些东西,国际上金融很混乱,这是以往所没有的。黄金要抢购,出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代金圆币那样。小将们没有体会,咱们老将就有体会。周建人同志很知道,货币一变,生产一定要大变。苏修日子就不好过,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出我们的形势大好,对不对?(众答对!)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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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浙江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知道了一点。我听了一次汇报。浙江跨行业的组织多一些。省联总、红暴会都有,当然现在是实现革命大联合,也就是总理讲的,归口大联合。大联合是手段,其目的是共同对敌。不搞好大联合,坏人就有藏身之处,搞好了革命大联合,坏人就没有空子可钻,这个问题,总理又讲得很多。我不再重复了。逐步实现归口大联合,这样是有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如果搞得不好,就不能实现。刚才有的小将喊打倒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得了的,群众思想工作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过群众思想工作也好做,讲道理,讲清楚了是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在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要善于识别两面派。坏人钴入革命队伍中来,总要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他不容易钻入。当然对这样的人有一些认识过程,有的是表现够充分了,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搞出来。你们浙江有这样一个人,大部分材料未整理好,我们根据主席的教导,帮助批评了他,看其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能揭发刘邓的问题,是否能进行触及灵魂的检查。当我知道他的综合材料后向主席反映,浙江公安厅有许多坏事都与他有关。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主席汇报,他们盯梢,他们对我每走一步路,都盯梢,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叶群同志高呼:要砸烂公检法)你们的材料我看了一些,打倒反动的公检法,我们还是在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奋勇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向浙江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祝贺同志们胜利!(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众呼: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委会成立,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完全同意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对浙江省了解的很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伟大统帅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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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林副主席转批的中央批示,中央希望: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路线斗争,总理讲了这个批示了,点了这么许多名,希望同志们特别引起注意,有的地方,也出现反复,刚才江青同志说,思想上有分裂主义的苗头,表现在路线斗争不强调。浙江情况我不清楚。中央的指示同志们要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这是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许多同志的右倾思想未看到这一点,中央的批示,特别讲这些问题。(江青同志插话: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一点同志们特别应当注意。下面讲到大联合问题,祝贺两派大联合协议的达成大联合是要巩固下去,批示中讲了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浙江地处沿海国防要地美蒋特务及其组织很多。总理讲,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蒋介石的人在浙江很多,蒋家王朝,浙江是要地,我还记得上海有个×会长是浙江人,这样的人很多,买办阶级,美蒋特务很多,浙江还有一个特点,封建文化特别厉害,和尚尼姑很多,尼姑让她嫁人嘛!(江青同志插话:马路上迕来逛去,每天有几万人。)过去他们说学了有收获,其实是假的,到底还有多少和尚庙。(伯达:浙江文人也多。)
    康生:这点……(脱稿)。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众呼口号)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ⅩⅩ×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众呼口号)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众高呼口号)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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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现在江青同志讲了国内形势大好,淅江省革委会成立了,有17个省成立了革委会,还有六七个省在北京谈,革命形势大好,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国际金融抢购黄金,美国国防部长撤职,帝国主义出现经济危机,在这形势下,敌人在灭亡之时越是挣扎,越要提高警惕,在浙江要特别注意,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內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全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査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岀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岀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阶级专政就要上当。当前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分裂主义,组织上搞黑手、坏人,要拥护解放军,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相信同志们能按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巩固已成立的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指引下,要把浙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现在文化大革命,革委会刚成立,可能遇到反复,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小的曲折会出现,但整个大局形势是不会变的,希望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祝你们胜利
    (康老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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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现在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许世友:刚才总理、江青、康老讲了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批下来了我们坚决照办。(众呼口号。江青: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我们坚决地好好地支左不支派。要提高警惕,如果敌人来了就坚决消灭。(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身体健康!(众:口号)
    伯达:省联总、红暴代表是否有讲话,若没有准备,不要讲了方剑文、张永生代表两派向中央首长表示决心(略)
    伯达:(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今天会议发言就到这里,我说几句(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向同志们学习致敬!我没有什么可学的,我是同志们的小学生,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我们参加了好几个省市的会,对今天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样的联合大会特别印象很好,(口号)你们两派都表现得非常之好,省联总、红暴两派姿态表现得很高,说明你们对毛泽东思想很热爱,使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开会很高兴,刚才总理、江青、康生、许世友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同志们刚才讲话提到毛主席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关于这一点浙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值得深思,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煕)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淅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江青同志:还有伟大的鲁迅在浙江。康生:我们周总理的家乡也在浙江)。
    总理:我是出生在封建家庭里,封建家庭要打倒,绍兴等地不回去,至死不回家。
    伯达: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总理:伯达同志特别勉励我们浙江,要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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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江浙两省是中央直辖市的两翼。许世友: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江苏省的问题。
    总理:许世友同志来了,江苏省革委会即要成立,祝他们胜利
    伯达: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姚文元:上海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听到浙江省革委会的成立,一定会非常高兴。
    总理:江青同志在上海作艰苫的地下工作,三十年代就受压迫,讲她是内奸从哪儿出来?(江青同志:学习鲁迅硬骨头精神)。
    伯达:她不愧为硬骨头。
    江青:应该向革命同志学习,我是小学生。
    伯达:可以这么说,江苏、浙江的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斗争是很坚决的,有很顽固的反革命,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强大了。你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那里胜利是必然的。当然也要注意一些反复的可能性,这一点我提出来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以为革委会成立就可以睡觉,大量的工作在等我们去做,斗批改,公检法,文教系统精兵简政也可以研究,革委会工作人员不要那么多,回去研究一下,不一定这么多,开始可以少一点。
    江青:不要搞滚雪球。
    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很少人办很大的事。
    总理:红暴与省联总有否搬在一起?(张永生答)你们是否脱离生产岗位?(张答)
    伯达: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学习,不要脱离本单位的工作,开会要精简有些要精简,革委会不一定要集中开,开两个钟头的会就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刚才江青同志提到二月逆流的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样有点翻案风,谭震林这批坏人想翻案,想复辟,这股翻案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那里也有人喜欢月逆流翻案,象江华、李丰华、陈伟达、陈冰,不要以为他们在睡觉,他们在活动,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搞翻案复辟,今天这个会就这样完了,各方面都说了
    毛泽东思想在浙江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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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同志们万岁
    预祝你们胜利,要继续前进,戒骄戒躁,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最后由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在春风吹遍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祖国的东海之滨,钱塘江畔,又树起一面鲜艳的红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都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浙江,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浙江军民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谨向浙江省三千一百万革命人民,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赫鲁哓夫和他在浙江的一小撮代理人,猖狂地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极力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全力支持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破坏,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浙江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战斗号召,执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驻浙三军广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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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员旗帜鲜明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浙江军民在伟大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坚强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如钱江春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坚定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浙江地处海防前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大力加强钢铁般的革命团结,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挑拨离间,坚决粉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同破坏军民团结、损害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巩固伟大的红色长城。要加强战备,严守海防,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卫伟大的祖国,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个新的战斗航程。我们相信,浙江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各级、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斗批,批修”为纲,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做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把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浙江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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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同志们
    来了几天,只找了一部分同志交换了意见。今天是和同志们交换一些意见不是作指示
    (当有的同志提出,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联合时)
    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基层可以联合,但不能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搞对等联平起平坐。保守组织根本不应该拉队伍。都可以拉,那还有什么界限?上海赤卫队还能拉?!个人改了可以,队伍不能拉。否则这个革命大联合就得再分裂再联合,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个弯
    (当有的同志谈到第一把手问题时)
    谁是第一把手的问题,不是看谁安在什么位置上,而是看谁执行毛主席路线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名义上是第一把手,尽干坏事,那有什么用!刘少奇原来是第几把手!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垮了!你原来是第几把手?第七亿把手。现在当了委员。问题不在什么位置,要从实际斗争、实际工作中去看。我在上海说过,如果我是好意的话,我劝你,不要争第一把手;如果我是恶意的话,就推你上去,让你表现无能,很快垮台。但是如果群众要我们干,信任我们,那也不能因为怕垮台就不干。有些干部就是怕犯错误、怕挨整就不干。要勇敢上前线,在斗争中改正错误,为人民立新功。世界上凡是争第一把手的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王明、赫鲁晓夫争第一把手,还不是垮了!
    (当有人谈到今年二月有股翻案风,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时)
    定有人挑动。现在矛头还指向群众,一定有人挑动,我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一些同志汇报了情况,提了一些问题后,张春桥同志作了如下指示)现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还是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这次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这几个月在上海工作,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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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只要我们稍为放松些,那问题就来了,自己内部就乱了,敌人就高兴了。这个情况可以回溯到去年九月。去年九月上海的形势很好,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看看形势很好,因此我们两个也就有点放松了,特别是我在大好形势面前,就没有具体的抓几件事,把工作布置得具体一些,使主席的最新指示能够得到落实。因此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一个多月样子,上海的局势那是不算好,就乱了。右的东西也出来了,刚刚批判了“揪军的一小撮”啊,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批判了三个东西,批判了极“左”思潮,我们一整极“左”右的东西就又出来了,“共向东”这样一个思潮就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在那里开会啊,准备拉队伍要夺权了。那个夺权就是向造反派夺权了。他就觉得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够坐天下,要坐天下还是我们这些人。这是明显的右的保守思潮。另外极“左”的思潮也来了,另外一种形式出来的。机关里面就利用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里面关于九大的问题的信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机关要精简,就利用“机关精简”这个口号要把机关马上分散下去,那就机关的斗批改就不管了,统统要下放,就闹得乌烟瘴气。有些人就要冲市革命委员会了。你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没有挨冲,就准备大家冲就是了,总要准备冲的。那个时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冲了,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开会,机关干部就来冲了,要求接见,唱着“造反有理”歌来了。实际上是右的,形“左”实右。那么一种乱,这种紊乱,它就弄得联合的组织又垮了,好多组织联合了又垮了,又分裂了。有一批保守组织又想出来了。上海的红卫军又要出来了,要打旗子。街上出大标语,说它要恢复组织。赤卫队也想出来了,上海赤卫队多次想出来,但是因为上海造反派没有分裂,所以有点不敢,总是试探。有次在群众大会上我还讲,我说你这个赤卫队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老讲恢复,我说你要恢复就恢复,你没有办公室给你一个你愿意戴袖章,欢迎,把队伍拉岀来,拉岀来咱们再干,造反派现在闲着没事,要跟你斗了,出来好了。我这样一说,它开了一个会,说张春桥搞阴谋不能出来,它又不敢出来。所以你们不要那么怕,刚才说的,有些同志感到这个事没办法,让它出来嘛,怕什么?!真理在谁手里,那要在斗争中来检查,人民群众会辩明的。所以我对于拉队伍,我向来是采取这个态度。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是反对的,但你要拉就拉,你要分裂就分裂嘛,这个有什么办法?要武斗,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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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赞成武斗的,但是你要武斗,也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呵!这样把问题想开点,我看可能胆子壮一些。但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政策,不要只想这一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这样一个形势,怎么办?我们就首先抓了学习,再重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强调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复地落实不是一次落实,而是要反复地落实。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别的口号,就是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因为主席在视察中间所谈的话,所作的指示,已经把我们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问题是落实问题,不过片面的落实,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原原本本地照主席的指示办。一次学不通,再学一次。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也好,造反派的战士也好,加果不抓紧学习呀,是非常危险的,我这几天接触中间,我就感到有些同志学习很差。如果要是老早就学习主席的指示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如果学习了以后照主席的办哪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又不学习,又不照办,那非犯错误不可。有一些组织原来完全是保守组织嘛,早就瘫痪了的、垮了的,为什么又要恢复起来!我觉得没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一个我们要看走资派那方面的问题,有人挑动;另外一个方面造反派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支左部队的工作也有问题,没有在这些人中间很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才有人能够把队伍拉起来。人家为什么能够拉起来?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还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主席老早就讲了的,对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艰难的,但只能采取这个方针去争取群众。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在政策上考虑得不周到,或者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上海保守派的组织当时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拉不起来呀,我觉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政策上作了若干措施有关系的。比如说吧,杨富珍是个纺织女工,很有名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有这么高的名望,陈丕显他们就利用她。她刚刚从国外回来,出国了,回来时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利用她的名望发了个声明支持保守派赤卫队。她稀里糊涂地就支持了赤卫队。她的这个声明,市委就大量印发,影响非常之大,那是直接打击了造反派罗!所以这个人物如何处理就成了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就比较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年二月,我们就帮助杨富珍站岀来,我们要树一个标兵,就是杨富珍。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老工人,但是站错了队,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作检讨,站起来揭发批判陈丕显,揭陈丕显如何利用她,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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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安下心来,就和造反派不那么对立了。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措施。造反派就帮助她,我们的思想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先开小会让她把自己的错误认识清楚了,然后叫她去参加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去发言,面对面的斗争,这样造反派就对她谅解罗!在造反派谅解她以后,就让她参加一些造反派的活动。这个人现在很好。她这样一个标兵就使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工人安了心,说我虽然站错了队,不会挨整的,你看杨富珍都站岀来了嘛!不会整我的,我应该向杨富珍学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得一批劳动模范安了心,犯错误的劳动模范很多市委尽量利用这些人,我们就把这些人也争取过来了。老工人、老劳动模范就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了。这样再有赤卫队的什么头头想拉队伍就不容易拉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望。如果杨富珍这些人出来拉,那靠不住呀,她还是很有名望的
    当然还有一个造反派的工作做到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政策上也值得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赞成他们拉队伍,这个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的话,一个我们可能是右的,光讲联合,不讲是非,那是不行的。你是错就是错,你保过就是保过,你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就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不能现在说你一贯正确,那有这么回事呀?就是造反派,哪个人敢讲一贯正确呀,是不能翻案的。是保守组织就是保守组织,怎么能翻成革命造反派组织呢,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这个不行!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保守派就是保守派,但是我们允许他改正错误。你队伍已经垮了,就不应该再拉出来,而且还用原来的名字,你那怎么样,你是不是还要打出你那保守派的旗帜呀?而且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既然讲是非就应该有自我批评。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都经过白我批评的呀!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就变成造反派啦?!那不行的。特别是对有些头头,不过不要喷气式,不要罚跪,那些不要干罗!我讲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的。但他们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那联合起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造反派对他们在政策上有错误,我们也自我批评,这样子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力量对比不样,有些走资派玩的花头也不完全一样,还是要引导他们把矛头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我们造反派,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刘邓陶。你现在要谁平反呀?是要军管会给你平反,还是要造反派给平反?你自己错了嘛!但是也可能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你怎么说服也说服不了他,他就是要千,那我的想法他要干就干吧,你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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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干我的,让他再表演一阵。不一定纠缠在那上面,我们紧紧地掌握着大方向,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始终坚持对他们的争取,是不是用这样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都是最近出现的新问题。据我个人看是和二月逆流翻案有关。因为谭震林在浙江就那么几个人呀?靠不住!我看还可能有一些人念念不忘谭震林哩!浙江省的第一任书记就是谭震林嘛?后来他在华东局嘛!华东局还是管浙江呀!二月逆流他是干将咯!打头阵的,矛头对着中央,对着主席,对着中央文革,口口声声为老干部叫好、抱屈。这些人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所以我们的矛头还是应该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群众,因为这些群众现在还是受蒙蔽的,又是什么老保,还能保个几代吗?!这个完全是煽动原来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有些群众他背了个包袱,参加过保守组织,将来写档案要写进去了。我们应该向这些群众做好工作这些群众只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他就不是保守派了,只要站过来就好了,这个主席说过的,最新指示里面有的,你可以给他讲嘛!主席讲了的,站错队的,只要站过来就好了,并不是不能回来的,这些主席都讲了的嘛
    革命委员会只能够逐渐地完善。开头我也说过上海的情况,上海是很不完善的,我们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能逐步地完善起来,开头可能不大完善,因为他在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嘛!有一阵保守派想那么闹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赤卫队那段话,是我去年六月时讲的。赤卫队一闹,我们就说过那个话,谁要是想搞反夺权就是否定一月革命,我们支持了这些片面夺权,因为都是造反派夺的权。如果说这些片面夺权都是无效的,那上海就大乱,造反派被人家整,我们只好支持造反派。但是这些造反派的同志啊,你就快点补台嘛!上级支持你,你聪明一点就快补台。噢!他就觉得,你看,市革命委员会支持我们,那你就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就否定一月革命,就压人家,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批评造反派,说你这个不对,多数委员会就接受了这个意见,把大联合解决了补台问题解决了
    六、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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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一一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血洗鹿城谁凶手?王、关之流。
    王芳及其死党王福堂、关克涛之流,呼风唤雨,兴波作浪,举起血淋淋的指挥刀,向革命造反派杀奔而来。其势之凶猛,真无法形容!
    王芳之流为了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运,施展了种种伎俩,玩弄了种种花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战火洗炼的造反派面前,都一一告败。于是,王芳之流终于“图穷匕首见”,赤膊上阵了。倾刻,反革命的黑云密集在浙南上空,鹿城到处鬼叫神豪,腥风血两交加,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瓯江之滨。
    人们打开用鲜血写成的六月史册,就预感到王芳死党关克涛、王福堂之流操纵着他的御用军“温联总”,正在策划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镇压正在孕育着呵
    六月十四日,“新温师
    新四中”等七、八十名暴徒伙同人民印刷厂保
    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谁知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真是打人有功,被打者有罪。助纣为虐,荒唐已极。王芳之流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对其御用军“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在其主子的授旨下,一边招降纳叛,收罗社会渣滓。招买拳师打手,操兵演马;一面散发着血腥袭袭的传单。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制造恐怖的气氛,大造反革命舆论,流血事件已是一触即发了
    七月十一日,天色阴沉,乌云浮游,温联总匪首叶少华、姚国麟在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王福堂的授意和指挥下,拚凑了一个所谓八人小组,同时,一个武装叛乱的方案也随之泡制成了。自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暴匪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包围革命造反派。勾结军内一小撮坏蛋,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王芳及其死党关克涛之流指使他的爪牙把枪枝弹药奉送给暴徒—一温联总。就这样,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还被温联匪抢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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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TNⅥ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暴匪四设防岗,修建工事,警戒森严。处处是荷枪实弹,马嘶人叫。
    海风在呼啸,瓯江在怒吼。
    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正,温联总匪徒兽性大发,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围剿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同志,身中六弹,壮烈牺牲。于是,王芳之流及温联匪中一小撮坏头头所精心策划的武装暴乱的序幕就此揭开了。紧接着,匪徒在几十分钟内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髙点:积谷山和华盖山。身披弹带,手持双枪的匪徒也开始向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靠近。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过,暴徒步一步地靠近。可是在医院里却住着500多位病员。有的因为动手术被麻醉而失去了知觉,有的气息奄奄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产妇正因分娩的剧痛而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工总司的战士这时向军管会提出了保障医院病员及革命造反派人身安全的正义要求,但是关克涛和王福堂默然不语,拒不表态。就这样,七月二○日上午十时,数百名匪徒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血溅惊飞乌,硝烟掩蓝天
    机枪扫射封锁了附医大门及附近的街道。前后夹攻,匪徒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疯狂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匪徒杋枪射击。王阿汉当玚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匪徒抓走而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工总司、红总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抢救阶级兄弟,可是却遭到温联总匪徒的杋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革命组织革联站的全体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Ⅹ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被匪徒强行拖走。一个没有参加温联总、也没有参加工总司的怀孕的工作人员也被五花大绑拖去毒打。匪徒们的铁棍雨点般落在他们的身上、头上,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真是目不忍睹。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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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戕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Wenge wang.org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无辜的病员亦实施少见的法西斯暴行。匪徒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
    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70%M),靠打针维
    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被匪徒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 wenge wang.org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级兄弟被驱散,停止治疗。生命遭到严重的威胁。炮火还在隆隆,战争在继续进行,情况在不断恶化。
    二十五日另时另分,一个接一个红绿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温州夜空。接着,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响起。“温联总”匪徒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在工总司战士的英勇阻击下,匪徒们不能前进一步。残忍的温联匪暴徒们竞从南门绑架了二十
    七名无辜群众,捆绑成队,排成人墙,肩架机枪,以作自己的掩体。工总司战士见此不忍开枪,怕打死群众。于是,温联匪们就乘机抢占了伊斯兰、小天津等阵地,廿七位无辜群众见此情景,愤怒填膺,向着工总司的战士高喊,“同志们,不要顾我们,你们快开枪呀!”匪徒又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纵火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海风又猛,真是鸡飞犬叫、天昏地暗居民扶老携幼背着包袱到处奔窜逃难。匪徒又挨户进行大逮捕,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有的当场枪死示众,有的被活活打死,大部分被蒙上眼睛推上汽车整车整
    车的运送,或秘密杀害,或活埋,或掷在江里。到处是尸首白骨,碧血横流。W
    engewang org
    今天已是廿七日了,匪徒死守在最高处一一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未成功,而光荣牺牲了。钟楼不能拿下对战士们冲上去是不利的。火线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焦急的问大家怎么办。个红卫兵小将斩钉截铁地说:成立爆破组,把钟楼炸开。对,把它炸开,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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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同意了这一看法.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这一个红卫兵小将抱着爆破筒冲过去了,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五米,两米,这位红卫兵小将刚要举起爆破简,突然,一颗无情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了,红卫兵小将躺在血泊中。人们的弦在急剧的跳跃,人人切齿咬牙,为烈士报仇!喊声振天,使匪徒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看,又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了。隆,火光冲天,钟楼炸开了,匪徒的机枪哑了,匪徒慌作一团。喊爹叫娘,弃枪逃去。“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匪徒再一次在溃败时焚烧邮电分局、新华书店过两天两夜,无数的消防队员和救火战士在匪徒的机枪下倒下了,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居民流离失所,子散妻离,真是: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
    wengewang org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革命造反派战士想念毛泽东,盼呀,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进驻温州城。
    毛主席亲自派来的6517部队来温的消息传遍了鹿城的每一个角落。革命造反派欢欣鼓午,奔走相告,凌晨,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张贴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可是,惨无人道的“温联总”匪徒竟用机枪扫射无数的战士和群众倒下了,碧血染红了标语。关克涛王福堂见机不妙、马上召集“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阴谋策划对付6517部队,扬言要吃掉65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真是胆大包天,嚣张至极,妄图垂死挣扎。全城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三步一哨,五步一闵,挨门登记,企图继续与人民为敌。残暴的“温联总”匪徒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了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们把抓去的人都关在人间地狱一一集中营里。温州医学院集中营,是关押“罪恶”最严重的一个地狱。在集中营内通往大门口的路面上,布下排排小尖刀许多难友赤脚跨刀山,脚板划开条条血口,血染黄沙,疼痛穿心。这真是“跨进鬼门关,鲜血流一滩。” wengewang.Org
    集中营里为“犯人”设计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就是大小便,也不准叫“报告”违者挨打,而只能“举手”,存心刁难的狱吏又故装作没看见,弄得许多人只好把屎尿拉在裤裆里。受过酷刑生了病的人,不准呻吟,“哼”一声就招来顿打。古云:蜀遭难,难如上青天,然而,“犯人”平日想讨点水喝比蜀道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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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杀人,已经成为这群野兽的游戏。匪徒为了“教育”“犯人”,经常拉人出去当众活活打死。残忍啦,鹿城倒退到希特勒时代的集中营。
    深夜,每间牢房里伯来了劈劈拍拍的皮鞭声,多少阶级兄弟在痛苦中渡过这漫长的黑夜呵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他们没有被匪徒的淫威吓倒。地狱里燃起了熊熊的斗争烈火。巧妙地建立了各牢房之间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传递小纸条相互鼓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位卫校东风红卫兵小将鼓励难友同志:我们是革命者,不怕坐牢砍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他还低声崇敬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钟山风两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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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总司》战士,多么想念您!
    同志们每天定时学习最高指示,唱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匪徒们涌来干涉,歇斯底里号叫:“不准读,不准唱!”可是,这群历史舞台上的小丑的声音象蚊子一般,岂能干扰震撼大地的春雷!
    八月十三日早晨。叛匪红楼指挥部乱成一团,惊慌异常。上午十时,匪徒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朿的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
    分批大屠杀开始了。一群匪徒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楼下牢房的战友这时高声朗读起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段语录刚念完,匪徒的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wengewang.org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快来吧!快来吧,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忽然,集中营外面枪声大作,“拍拍!”牢门被打开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高喊着“同志们,你们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整座集中营。地狱,被炸碎了。呼声震憾着东海,海在呼啸。难友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扯下蒙眼布,交错着悲欢的眼泪象泉水般涌出来
    “温联匪”在溃败逃窜之际,砸毁了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全城枯干漆黑。残忍的暴徒又一次纵火焚烧鹿城,雄伟的温州城又一次硝烟冲天,火海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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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徒们往近郊牛山一带窜逃,企图死守。可怜近郊人民沦陷在暴徒之手,在白色恐怖中挣扎。
    温州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温联总中一小撮坏头头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为纸,决东海之波为墨,难书匪徒罪恶之万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凝集在刀尖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向温州地区一小撮“走资派”冲去。直捣黄龙府,绞死王芳之流!
    王芳之流终究是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胜利定然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 wengewang.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自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温州第一期,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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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仝军和仝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査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啡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竞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
    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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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冋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
    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査,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白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侈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嵊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査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仝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固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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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杋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淅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题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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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査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査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妤。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髙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宗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
    侯建新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米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1972.04.25;中发[1972]16号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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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1972]9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16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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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劢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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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別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冋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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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Ⅹ×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
    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昕,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
    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因、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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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定都拥扩”。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
    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日,南萍和陈励耘盜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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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ⅹ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
    九七○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
    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ⅹⅹ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一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
    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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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査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
    “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
    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
    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九七○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Ⅹ×小三线向Ⅹ×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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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Ⅹ×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Ⅹ×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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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査“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査“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仝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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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贼,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木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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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
    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
    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亚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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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淏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口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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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1972]16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仝局出发,加强调査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方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共浙江省委
    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査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査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査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1972.07.02;省委[197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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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市)、县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批复印发给你们,请你们随同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按省委既定的传达步骤,同时向下传达
    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1975.07.17;中发[1975]16号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仝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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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淅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
    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
    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贝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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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浙检一起字(79)9号
    被告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河北农村劳动。
    九七七年二月因反革命一案,经党中央批准,押回浙江审查。一九七八年八月
    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查,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张永生岀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进行挑拨、煽动,制造各种事端,诽谤诬蔑和陷害从中央到地方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挑拨和离间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
    、张永生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群众。他竭力鼓吹江青的“文攻武卫”“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新鲜经验”,并书写黑文,大肆宣场。纠集打砸抢分子,拼凑“飞虎队
    西湖纵队”等打手队
    九六七年他与陈励耘、ⅩⅩ等人秘密策划,制造了闻名全省武装镇压肖山、富阳等地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绝大部分是抓去后活活打死的;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一九六八年八月,他伙同ⅹxx等人,带领所谓“宣传队”去浙南,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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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群众十一人。一九七四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逼迫省委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反革命第二武装,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同年十二月,窜到金华、巨县等地策划破坏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的贯彻、执行。指使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三、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他投机钻营,为林彪、“四人帮”所赏识,得到“四人帮”多次接见,向“四人帮”提供大量黑材料,仅査获的表忠信、告密信就有三十三件之多。
    在贯彻中央(72)十六号文件时,多方破坏抵制批林整风,竭力反对清査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九七三年十月,伙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结帮发难,冲击党委,并先后以强行释放杀人犯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反革命的“闹监”翻案风。据不完全统计,被强行释放了的在押杀人犯就有一百七十四名,造成严重恶果。 we ngawang.org
    九七四年四月为首策划召开省“三仝会”,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伙同翁森鹤、贺贤春一次就突击提干五十余名,安插在省级各部门控制党政财文大权,并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双突”党委的样板,流毒全省,使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曾一度被篡夺。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九七六年三月,他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人遥控指挥浙江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他竭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推销“四人帮”授意炮制的“批邓联纪打谭”的黑方针,大翻中央(75)十六号文件的案策划召开翻案复辟的“省两仝会”。疯狂扬言“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把锋利的刺刀”,狂妄宣称“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紧密配合“四人帮”,妄图打倒各级革命领导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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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永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将大批黑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偷运到杭州。并与同伙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扬言“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还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反革命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疯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疯狂叫嚣“准备丢掉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此外,张永生道德败坏,生活腐化,长期与两名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婚姻家庭。
    张永生被依法逮捕后,对要害问题,有的避重就轻,有的拒不交代,认罪态度极差。
    本院认为:被告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广大革命千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全民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W
    ngawang or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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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法刑初字(79)第5号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罪犯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浙江美术学院学生,一九六九年五月混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窃取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十月调离浙江下放劳动,现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公安机关调査、预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查明
    罪犯张永生,思想极端反动,野心勃勃,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搞篡党夺权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张犯积极投靠、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杀人犯、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以来不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死党及其代理人秘密策划,多次制造武装镇压广大革命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仅肖山丽水、诸暨等地就被打死打伤六百余人,烧毁大批民房,造成不少干部、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九七四年,张犯伙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在全省普遍建立了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第二武装,任意抓人,私设监狱,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在全省挑起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不少地区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交通阻塞,邮电中断,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使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wengewang.org
    张犯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向“四人帮”提供了大批黑材料。张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竭力破坏清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张犯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千方百计强行释放大批在押的杀人犯,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恶,残害人民,造成严重恶果。张犯积极策划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狂叫“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
    “拼出
    条命同走资派斗”,一度篡夺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 we ngawa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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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犯肆无忌惮地收集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极端仇视这一伟大胜利。策划反革命应变,转移窝藏大批黑材料,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叫嚣要“豁岀命来干一场!”还煽动他人卬制、散发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出于其反革命罪恶目的,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个罪恶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总头目,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策划者和指挥者,是大乱整个浙江的罪魁祸首。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为了严肃国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特判决如下: we ngawang.org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浙法(79)刑上宇第21号
    上诉人:张永生,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含山县人,出身工人,成分学生。为现行反革命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字(79)第5号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长期以来竭力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打砸抢,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诽谤、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等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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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 wengewang.org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审判长卢管彤
    审判员张松
    审判员沈沛源
    九七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殷美清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浙检一(78)5号
    被告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一九七0年九月混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九口拘留审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公安机关的专案调査,经本院审理,证实被告犯有下列主要罪行
    翁森鹤出于反革命本性,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二、翁森鹤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猖狂地向省委和各级党委进攻。积极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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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乱军和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裂群众,挑动武斗,破坏安定团结。他倚仗权势,称王称霸,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唆使一小撮坏人,制造事端,大搞打砸抢,扰乱社会秩序,残害人民。如在一九七四年,翁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多起打砸抢事件,被打被抓群众达一百余人;他为非作歹,私设公堂,残酷迫害千部群众,大搞所谓“请财神”、“砸破庙”。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在他的唆使和授意下,仅一九七四年就有—百二十名革命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wenge ang.org
    三、翁森鹤秉承“四人帮”旨意,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煽动停工停产。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谬论,叫嚷:“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在他煽动下,造成浙江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使我省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四、翁森鹤品质极其恶劣,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腐化堕落,奷污妇女,无所不为。从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就利用职权贪污盜窃、敲诈勒索人民币七千一百八十元,粮票一千二百五十八斤,这些钱和粮票除被翁及其身边人员集体吃喝挥霍掉以外,他一人侵吞的就有五千五百五十二元,粮票八百九十八斤。被他奸污的妇女,仅据已查证的就有六名。
    九七五年,翁森鹤的罪行被揭露后,他负隅顽抗,策划应变,转移和毁灭罪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拘捕后,仍不思悔改,拒不交代主要罪行,甚至记变天账,妄图反攻倒算,态度很坏
    本院认为:翁森鹤思想极端反动,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攴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重要头目,是大乱浙江的祸首之一,是穷凶极恶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为全省人民所切齿痛恨。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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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专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处。 wengewang.org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8)杭法刑初字第27号公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翁森鹤,男,四十一岁,浙江省慈溪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先后窃取“杭丝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杭州市委委员、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等职。现在押。案由:新生反革命。案经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机关专案调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査明:
    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疯狂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给浙江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翁犯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
    翁犯反革命野心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与“反潮流”的旗号,疯狂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纠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盜窃、投机倒把分子、流氓阿飞等坏人,拼凑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狂叫“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做“四人帮”的基础,巩固“四人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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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大搞反党乱军,盗窃国家机密,建立第二武装,妄图代替我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进行篡党夺权。 wengewang.org
    翁犯竭力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伙同张永生、贺贤春等强占屏风山、三台山招待所作为反革命指挥据点,不断制造事端,在仝省挑起大规模武斗,造成人心惶惶,交通阻塞,邮电中断等严重恶果。
    翁犯网罗包庇坏人,为非作歹,大搞“砸破庙”、“请财神”,私设公堂监牢,实行法西斯专政。他凶恶地煽动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许多干部群众遭受残害,有的被打成终身残废,搞得家破人亡。
    翁犯出于反革命目的,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狂叫并实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造成仝省许多党政机关一度瘫痪半瘫痪,厂矿一度停产半停产,学校停课半停课。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翁犯品质极为恶劣,奸污妇女、贪污盗窃。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利用职权,以虚报冒领等手段,贪污人民币七千一百余元,粮票一千二百余斤。
    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为了严肃国法,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镇压打砸抢者,打击贪污盜窃,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缴获之赃款、赃物,除归还原主的外,其余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另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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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叁、本节研究资料
    00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尊敬的赵洪祝书记
    我叫李显通,今年65岁,是毛主席逝世后浙江省揭批查扩大化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我原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届毕业生,1968年3月18日被周总理任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浙江省革委会常委(详见中共中央中发[68]47号文件),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1月21日,以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年4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为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委个别领导为了彻底推翻周总理对浙江文革中的很多重大处理决定,并利用揭批査公报私仇,在仝省首先将我隔离审查和批斗。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们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时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原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我的叔叔辈。早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曾当着南萍、陈励耘的面委托周建人老人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并指示南、陈将张永生推荐为“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陈励耘为了讨好张春桥,把张永生的名额让给了上海的于会泳或陈敢峰。
    在“揭、批、査”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后因整人有功而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我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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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
    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
    么关系
    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而原
    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更是咬牙切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并说什么“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正因为这样,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査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人,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査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其他部份地县的有关情况见附件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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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岀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由此,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氵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铁瑛在浙冮制造冤假错案堪称一流,其中由他一手提拔的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査”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最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邹宗仁木来就是丽水地区派性十足的一派头头,一上台就大搞派性,压一派拾派,一派做官,一派坐牢,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査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真是狠毒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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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省城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年12月2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24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
    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
    十分惊讶!中共杭州市委个别头头竟然以权代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即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此时何、孔二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同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査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晩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可见他们对法律的践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样子!?
    铁瑛在浙江“揭、批、查”过程中任意践踏人权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对待张永生同志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铁瑛的为人及其残忍的木性。1967年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铁瑛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南京军区炮兵学院政委陈德先以身试法重提这个问题,结果得了个反革命的可悲下场。省革委会成立后,张永生当上副主任,每次开会,铁瑛碰见张永生时总是先立正,然后敬个军礼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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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首长好”。这种情况我亦见到过多次。可是1972年铁瑛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多次与谭启龙一起对张永生同志进行一次次政治陷害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铁瑛“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査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1975年7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同志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扰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主席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10月谭、铁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造谣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400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此事被毛主席发现后亲自给张永生同志平了反,而对谭启龙则作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北京接受审査的处理。主席当年的批示是:“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年底开始的“揭、批、査”中,铁瑛便抓住机会,向中央打报告把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然后罗织罪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欲把张永生置于死地而后快,完全置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而不顾抢在新刑法实施前夕先宣判后办理判决手续,不仅将张水生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毫不顾忌地把他送往青海大漠服刑,一关就长达三十年之久,创下了世界政治犯关押时间之最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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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瑛在揭批査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还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如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髙院干预,改判死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仝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岀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当时党中央已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通告》、社论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査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情况下干的。尤其是1977年春,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期间曾特别提醒铁瑛:“在省里清査造反派头头问题时,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要因为他们曾经批斗过我们,就像某些人要求的那样抓住他们不放,完全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先将他们调离原领导岗位或工作单位,实事求是地给以处理可铁瑛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另搞一套,在浙江制造了大量冤假
    错案!(摘自《征途》杂志2005年第二期P14铁瑛:《实事求是的楷模》)我
    本人于1979年12月27日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被西湖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详见杭西法刑字[79]第74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及杭法刑上[80]74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复印件)。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我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198年11月20日我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后在我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我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1985年4月突然通知我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为名,说是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实际上给厂里布置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我的份;旅游学院借用我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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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我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我们的孩子和亲属。
    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血性男儿,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共青团员”;在学生时期一直担任少先队长,学生班长以及大学里的校、系学生干部和学生基干民兵连长、营长等职。校系领导把我作为系主任接班人来培养。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按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杭大组织了东方红兵团并参与筹建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多次赴京聆听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教诲,曾接受过周总理指示直接向他老人家反映过浙江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将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安排在杭大留学生宿舍采取保护性措施;与此同时还接受过东海舰队司令员梅江声同志的邀请和省军管会主要领导的指派去宁波帮助处理驻甬部队与地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宁波当时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本人是在杨海波同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杭大党委工作时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直接教育与长期培养的结果。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作为参与者的我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管怎么错,也不至于错到非要“先后窃取了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等职”不可!如果真是这样,那铁瑛等人究竞把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这使我不得不怀疑铁瑛自己的这个省委书记职位是怎么窃取到的?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省委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以及回杭后谭启龙主持、铁瑛在主席台上压阵的汇报会也被说成是“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1974年,抵制由王洪文直接控制并一手举办的所谓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有背于周总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精神)也作为我“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条主要罪状!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铁瑛违背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政策,在浙江另搞一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工具,胡说什么对付我们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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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出自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十四期)。他们无中生有胡说我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召集军区一些干部开黑会,准备上山打游击;还编造什么在江青的笔记本中发现“四人帮”一旦上台,我将担任团中央书记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及所谓的事实真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颠倒了历史事实和敌我的性质,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铁瑛在“揭、批、査”中一方面对我们实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原“红暴会”(即原红色暴动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中个别劣迹斑斑的头头则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
    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和130)。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他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十六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后一下子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并震动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在把我们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们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灵魂深处的丑恶一面,我们亦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整人者的可悲下场。但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的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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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予以纠正,这样做不仅可以抚慰一大批深受伤害的人们及其子女的心灵,而且更有利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胡耀帮同志所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里的“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査、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尊敬的赵洪祝书记,那么多的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苫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中国共产党十
    六届六中仝会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会议还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并号召党的组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要“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恳请赵洪祝书记对两手沾满浙江人民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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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铁瑛当选为十七大代表一事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希望您能在百忙中拨冗接见我们一次,让我们可当面向您反映一些重要情况。这样或许对解决好浙江所存在的题更加有利。当否,请酌情考虑!顺致崇高的敬礼
    翘
    首以待的受害者原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李显通
    《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米宏亮)
    温州在中国有了名气,是因为它的私有经济走在全中国前列。但今天有多少人
    还记得,温州在文革时代亦是一座武斗名城。
    1968年温州在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相互进行了激
    的武装冲突,双方凭借各自政治军事后台,动用正规军武器装备,战斗之激烈为温
    州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温州武斗最后以有江青和林彪支持的工总司派胜利为结束
    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工总司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宏伟的烈士群星
    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上千,加上伤亡更重的另一派温联总阵亡者,温州武
    直接阵亡军民应该在三千上下,伤者无计其数。财产损失以市中区最为惨重。双方
    火攻对方总部,市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温州元气大伤。◇温柔富贵之州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地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块瓯江的冲积平原与飞
    江出海口瑞安市相连,沿海狭长伸延,大约有300平方公里的世外桃源。这里
    明水秀,人灵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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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往内地陆路交通不便,火车直到1998年5月才通车。人文传统是出海
    经商,不问内地政治争纷,因而历史上从无剧烈战事,明末皇帝南逃,曾在温州得
    以喘气,曾经争取地方豪强支持以图再起,竟然无人响应,愤而浮海岀走。温州人
    擅长买卖和小手工业,倦于政治,长期的国共内斗,在温州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
    迹。民风和平,没人愿意铤而走险。
    30年代,温州监狱曾经是全国模范监狱,抗战期间,口军以一个排的兵力
    领温州而未遭抵抗,解放军进城也是未费一枪一弹。温州人得益这个和平心态,政
    治安定而没有兵灾战乱,混合经济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历代下来,民间积累无
    数的财富,一旦制度开放,私有财产犹如冰山一角冒出水面,一旦制度稳定,温
    民间财富还要更浮出一层,使世人惊讶◇保皇派和造反派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大致如全国其他边远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
    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抓斗当权派,成立各级革委会成为权力中心,当权派通过未
    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双方血战,最后背靠林彪江青的一派取胜
    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
    派温联总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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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温联总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分区和人武
    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木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
    部和群众,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
    工总司方面则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直线联系,占据当时温州最
    髙建筑电报大楼,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
    度
    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强龙压住地头蛇
    上述温州两派政治特征在当时全国各城市两派特征基本一样,但也有其特殊
    处:温州地方各级政权49年以后为共产党接管,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
    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潜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浙江共产党于1930年前后在
    浙南山区组织游击队,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主要领导人物为项英和龙潜,项英
    皖南事变被俘处死,龙潜坚持下来,文革时任浙江军区副司令。两派时称北佬派和
    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
    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
    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铁杆保皇派王福堂
    温州武斗战事特别激烈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温州属于对台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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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温州军分区当时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军分区级单位,编制等于加强师。分
    司令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部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
    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
    结下生死知交。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
    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
    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
    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
    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
    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央
    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两个制高点,1968年8月
    ,终于,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区却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名
    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
    全胜只日可待。◇梅岙渡口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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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
    野战军20军火速赴温州武装支左。20军毕叔普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
    企图延缓20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15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
    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叔普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
    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叔普发起野性,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
    重伤亡之后得逞,一路浴血杀向温州。1968年8月的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
    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是南京军
    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三十年过去了,参加场这场战斗官兵是否还记得
    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在这场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兄弟?温州梅岙渡口阻击战应写入解
    放军战史,它和六·四一样永远是解放军的耻辱的一章。◇追捕匪首姚国麟
    毕叔普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工总司之围。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
    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
    王
    福堂被残酷批斗,批斗者将王福堂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
    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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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叔普接管温州军分区和主掌温州军管会,全力组织索剿温联总残余力量温
    州所属七个县,各县军分区人武部都有温联总的同情势力。毕叔普的清缴土匪工作
    非常艰难。匪首姚国麟几次眼皮底下脱身,其惊险离奇可著书拍电影。当时温州主
    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文成
    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当时如有台湾接应,他可能会逃出大陆,该犯最后在
    温州北部藤桥山区被围薮日,亲信打散,孤身持双枪拒捕,终于被轰毙。姚国麟
    照,成了毕叔普向九大献礼的材料。
    姚国麟事迹具有传奇色彩,此处不是重点不于赘述,有一点可以能定,如果他
    能活到四人帮倒台,政治前景看好。王福堂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
    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
    第一付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当会重报。◇祝福温州
    十年前我亲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温州市中区大火燃起之日,我们全家逃
    往瓯江对岸避难,暮色已浓,小船在江心摇荡,目睹市区烟火冲天,恐怖深深打入
    我的童年的记忆之中。今天梅岙渡口早已不见了,但每次车驶过梅岙大桥都使我激
    动。我祝愿温州和平富饶!温州人民幸福安宁口寄自songhong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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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老陈)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八期(zk9810b)所载宋宏亮的《三十
    年前的
    温州武斗》一文写得不错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
    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
    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1967年到1976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
    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6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
    热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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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1967年夏,“支左部队”(属二
    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1971年9月,
    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日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1973到1975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凤”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岀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木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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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社会闲杂人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
    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
    “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仝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1967年(宋文误为1968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
    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的。“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
    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
    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
    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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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但未能进入党政权力核心。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四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
    的
    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
    认真清算过。
    ()1967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
    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
    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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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
    G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
    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
    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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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822页,共4822页
    口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口寄自中国
    2008年7月3日初稿2011年11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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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共2743页
    大陽最
    毛主席
    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親
    1893-201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下)
    水陆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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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O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下)目录
    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4
    第一节杨余傅事件第二节反击右倾翻案风
    108
    第三节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67
    第四节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84
    第五节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97
    第六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7
    第七节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715
    第八节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章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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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一
    -908
    第二节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433
    第三节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799
    第四节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869
    第五节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177
    第六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217
    第八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341
    第一节全国山河一片红
    2341
    第二节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2496
    第三节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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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一节杨余傅事件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
    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仝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1968.03.22;中发[68]52号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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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页,共2743页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3.22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1968.03.22;中发[68]53号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林彪讲话的指示
    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讲讲马克思主义。他说讲了山头主义以外,讲了两面派以外,讲讲马克思主义。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林彪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凌晨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东兴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十四级以上党员干部,并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到会同志,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欢呼声响彻厶霄,经久不息。最后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国际歌》。
    林副主席
    同志们!(鼓掌)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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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热烈鼓掌。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鼓掌。姚文元: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扩中央文革的领导!)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群众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鼓掌)(呼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很稀奇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避不开矛盾的,而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另一方面,当然尽量的、尽量的能够不变为严重的矛盾,使他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更多地能够好好地工作。这一个愿望过去、现在都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一贯的对干部的关心。我们大家都是有着这种心情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的规律,它总是矛盾的,它总要出事情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着客观,面对着现实,不隐藏矛盾,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脓疱只好让它探头,纸里面火总是包不住。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来解决它。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派性,这些是属于同类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它是同类,名词不同,意思也略有出入,范围也略有差别,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反党的,破坏团结的。这种思想增长一分,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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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页,共2743页
    主义就减少一分,党的团结就减少一分,我们的力量就瓦解一分。而我们要想力强共产主义,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团结,就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派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群众呼口号。姚文元: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共产主义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这一切落后的思想是尖锐的、直接的对立。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进步的思想就少一分。这种落后的思想多一分,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害大一些。整个的共产主义可以概括为破私立公,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很多但是基本上概括为立公破私。而这些落后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反的,这种思想就一定引起各种各样的落后的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损害革命的行为。有的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有的这种可能性隐藏着还没变为现实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
    、三、四,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解放军的
    部分,可是它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再拿老底子讲,晋察冀军区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就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放下了只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方。至于后来四个野战军呢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冾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埜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作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作法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给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这种东西泛滥的时候,抬头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受损失。凡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优势的时候,我们的战斗力就加强,我们的力量就大。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思潮,反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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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一个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一个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以后展开全军的大夺权、打倒一切,就是用他们伙子或者被他们拉过去的人,结果他也垮了;邓小平把持书记处,想搞独立王国,主席一再批评、点名,他不改正,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条不利于公,其次对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共产主义大公、党性,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而为任何阶级所没有的独特的一种政治品质。别的阶级恰恰与这个原则相反。而我们哪!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此,我们不能采取落后的思想,所以我们主席历来反对这东西。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他顾他那一伙,实际上他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伙。山头主义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变为一个宗派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警惕避兔这种错误。(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阴谋家!)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两点: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认识、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不容易认识他这种个人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们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作过工作的所有的同志,除非是把这个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们不能信任。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与他的关系,站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在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与他同过事和拥护他的人,而观察他今后是不是还思想不能接受中央的这个决定,还拥护他,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江青: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第点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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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我一下子记不起。但是呢,那一个斗争是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很多严重事实。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米翻天的。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米翻天。(江青: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姚文元: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刚才这一段的语录,开会前大家已经念过的,是关于两面派的。我现补充念念毛主席关于山头主义的语录:“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増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他,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作了的事情都不承认,譬如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木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叶群: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执行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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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帐,他说他没有讲。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岀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木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本来中央规定不能够在党内搞侦听的,这是一种对阶级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并且甚至于侦察中央文革同志的行动,总理的行动。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所以,他是很标准的人物,政治品质很坏,阳一套,阴一套的人(众呼口号)。表面上他对无产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叶群: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迫害!)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江青: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打倒谁!总理: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谢富治:谁反对江青同志打倒谁!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
    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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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了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这是看出他对于主席的作用,主席对于全世界和全中国、我们全党、对于整个的阶级、对于人民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姚文元: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岀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岀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鼓掌)(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江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
    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总理、江青等笑),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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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仝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他的事实是可以说很多。山头主义的表现,两面派的表现,以及其他还有许多坏的表现。这是这两天在几个会议中间我零零碎碎听到一些,不全,也不准确,事实上还有很多事实没有揭出来。讲这一部分事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品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讲讲马克思主义。他说讲了山头主义以外,讲了两面派以外,讲讲马克思主义。这是指什么问题呢?是指关于这篇文章里面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木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毛主席在12月7日批示这样说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又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中一样。”这是毛主席去年12月间的一个批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这样子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相对和绝对这是一个真理问题上的一对经常用的范畴,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不承认有孤立的绝对,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总是同相对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认识过程就是绝对和相对的矛盾过程,这种矛盾的解决就使我们的认识前进一步,就是向绝对真理前进一步。绝对的东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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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孤立的存在,如同任何抽象的概括它离开具体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如同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一样。如同无限不能离开有限一样。如同共性不能离开个性一样。它是不能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的。我们认为有绝对,但是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我们每一个时候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这是主要的一面。又如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情况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的认识,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是对社会领域里面的认识,无论在思想上对某一原则的认识,都是处在这种相对的状态中,只有通过无数的相对才能一步步的来接近绝对,可是我们永远只能接近,我们永远也不能完成。只有如果事物是停止了,不变了,不发展了,那么我们反映客观的观念才能成为绝对。可是事物永远在发展着,辫证法也可以说是发展法,是运动法,是变化法。因此我们不能有一种绝对,如果是绝对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范畴,我们的一切原则,都随着事物的变化来变化的,它不是不变的,当然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认识,具有可靠性,我们是也不能否认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变成相对主义。如果我们把事物看成绝对,把真理看成绝对,这就把事物的运动停止了,把我们的概念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我们思想再不会前进了,事物再不会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存在这个观念,我们思想就会僵化,我们会把事物看成死的,把概念、把原则、把范畴、把定律都看成死的。不仅是政治上如此,社会如此,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譬如说水在零度上是液体,百度以上变气体,零度下是固体,这也是要有条件的。你把它拿到最高的山上去,它不到百度就开了的,因为上面的气压小,空气稀薄,是有条件的。水也不一定在零度就开始结冰,也许零度不能结冰。正如自然科学上一切其它的定律、规律,无论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都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科学只是现在发展的阶段,而不是永久如此的,事物的发展不仅如此,旧事物还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可是我们认识的水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原来没认识的事物,以后会认识了。而原来认识的,中间包含着很多错误的,也经过向前认识也克服了。所以自然科学现在这一切教科书上所列的规律都不是绝对的,将来还有很大的修改,很大的补充,其中包含了很多错误。现在大学中学所教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东西,现在还包含着很多没有认识的东西已经认识的东西,还包含着很多的错误,将来会纠正的,将来会发展的。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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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的定律,无论是那个科学部门的,仅仅是由于它是在地球上这种条件的这种各种数据、各种定律,假如是拿到另一个环境里面,譬如放到月球上去,很多东西要推翻的。譬如放到太阳里面去,高温到达一万度以上,这些很多冰点,沸点,通通都要发生变化。所以这一些真理,一方面是真理,但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能把它看成是死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所以我们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不停止的,不保守的,是进步的,发展的。只有我们依靠着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指导,来否认这些定律的绝对性,否认这些定律的僵化,使得我们科学的发展才觉得大有可为,还有很多没有认识到的。而业已作过的结论,有些要被推翻的。我们每一个认识也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二重性的,而不是一重性的,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单纯的相对的。它总是具备着二重性,而同时具备着二重性。所以列宁说,相对和绝对也是相对的。相对不是简单相对,而是相对中间包含着绝对。只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我们才看出万物在变化。我们一切政策,一切自然科学都应该相信它还会变化,还会发展的。这一对范畴是在认识论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范畴,是真理论里面一个经常性的范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成为不发展的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如列宁的阶段的时候不是大大的丰富发展了吗?并且把马克思原来提出的某些在当时条件可用的准则而在后来条件变了,不能用了吗?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没有错的,而且当时他提出的问题也是适合当时的情况的。譬如毛泽东思想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毛主席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地丰富了吗?不是毛主席把马、列所没有讲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把马、列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了吗?毛主席不是现在还继续在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吗?这都是证明着我们的思想不能对它用绝对的概念来限定的。绝对,事实上是一种错误地反映客观,客观上是永远也不会孤立的绝对。木头、桌子、茶杯、扩音机,这只有具体的桌子具体的茶杯,具体的扩音机。而这种抽象的桌子,抽象的茶杯,抽象的扩音机,是只能存在于具体之中,它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房子的概念是很多房子的抽象,而没有离开了具体的房子,这种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毛主席总是让我们解剖麻雀嘛!解剖麻雀就是从具体中间来找抽象,从个别中间找一般。也就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割裂开,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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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是有哲学的根据、这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单是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绝对权威只有在奴隶社会里面有这种情况。奴隶主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奴隶,可以杀,可以当牲口来用,而奴隶是成为哑巴工具。把工具分为能说话的工具和不能说话的工具,人就变成说话的工具。而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法律上不承认奴隶是人,而是作为牲口。这种情况只有在那种社会才有的。譬如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更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政治上是不合事实,也是不同意的。我们只可以原谅作为一种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主席的尊重、一种文学语言来讲它,一个战士的语言来讲他,如果真正提到作为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范畴,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的要害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运动否定了。譬如各种原则的发展、概念的变化的发展都否定了,那我们思想就会僵化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反马主义的看法、想法,而必然导致到我们行动上的错误作法。因此主席提到要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谢富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讲话,材料很零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的整理,也是信口开河,是把中央的决定告诉大家,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我要讲的三个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山头主义,两面派,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现在我来喊几句口号,来结束我的讲话。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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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肖华!
    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反对为反动的二月逆流翻案打倒山头主义
    打倒宗派主义
    打倒两面派!
    打倒野心家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总理讲话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仝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以无限的忠诚,坚定的立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的命令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热烈鼓掌。口号: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林副主席!)
    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热烈鼓掌。)
    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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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锊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都会愤慨的热烈鼓掌。口号: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刚才说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我们想一想快近两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热烈鼓掌)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前年的事情。但是,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接着就出现了去年的反动的“二月逆流”就是说,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不是保护毛主席所说的我们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而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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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那么在去年春天正是夺走资派权的时候,出现了反动的“二月逆流”。到了去年七、八、九月,我们伟大领袖说,这是大好形势。而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臧在內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口号:打倒王、关、戚!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打倒个人野心家!)而象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王、关、戚那是在刘、邓司令部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提出的人。中央文革非常英明,一发现他们有错误就自己端出来,这种英勇果断的行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深刻的学习的。(热烈鼓掌。口号:向中央文革学习!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那么,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这一次事情还在继续揭发,我们甚至于要研究,要在座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査清楚的。因为只是一小撮人,不成为气候嘛!并且有了这些反面的教材,能更好的锻炼我们,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说这些死不悔改的小撮走资派,和一些黑手,坏人,他们不外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社会主义。这些性质都有它的共同性。但是,我们可以说得很清楚,这些不成气候的,一经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洞察以后。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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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口号: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两个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还是解放前国、共战争的继续,那个时候是武装斗争,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这个斗争,是这个战争的继续。这个战争的指挥,最高的指挥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中央文革就成为这个司令部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然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林副主席为副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各地夺走资派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是党中央,我们夺了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也是一样的。大家应该认识,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阶级司令部,也是一个夺走资派权的新的革命委员会。(热烈鼓掌)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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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岀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走向夺取全面的胜利。现在国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大好。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国内已经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热烈鼓掌)而且还要有四、五个或者更多的省市将要成立,在“五·一”劳动节前,我们估计29个省市基本上都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坚信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全国亿万人民都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力量,动员起来,各地方都纷纷的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战略部署。我们相信,在今年1968年,我们革命的发展以及建设的情况,一定毫无疑问要超过去年。这是伟大领袖说的嘛,现在形势好,以后还更好。我们相信今年会比去年更好。(热烈鼓掌)而敌人呢?不管国内暗藏的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或者暗藏的特务、叛徒、内奸,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浪潮冲击出来,很多党内藏了几十年的叛徒、特务被我们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了,这是我们四十几年的党没有得到这次这样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使我们格外高兴,也是我们值得指出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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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形势不需要多说,你们只要看一看越南战争,美帝被打得狼狈不堪,走投无路,要增兵增不了多少,他的前线司令威斯特摩兰要增加20万兵,增不出去,结果免了职。国内税收增加,人民负担要增加,征兵发生困难。首先表现岀来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财政危机,就是通货膨胀,赤字解决不了,影响了西方世界的财政危机,面临着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多地方说,可能成为四十年以前1929年那样的危机,这种征侯现在一天天看得清楚。所以我们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不行了嘛!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力量一天天好起来,尤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能把今后的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进行到底,那不仅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国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向共产主义,有决定的作用,对于我们支援世界革命运动也起着极大的作用。(热烈鼓掌)。但是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时刻要提高警惕,不能因为我们胜利就冲昏头脑,我们戒骄戒躁。以国外的敌人来说,它发动世界性的战争困难很大,但是不能说一无可能,你总要防万一嘛。国内刚下台的走资派不甘心他的失败的,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也不甘心他的失败的,叛徒、特务也要乘机捣乱的。所以,这种对国内外敌人的警惕性,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时候,更要提高。我们要认识,在运动中是时常有反复的,刚才已经讲了,将近两年,我们反复了四次嘛!有这样的反复嘛!那么今后还会有,不过成不了大器,只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广大的亿万人民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依靠这样广大的革命力量,依靠我们战无不胜、举世无双的人民解放军,依靠我们在改造中不断前进的革命的干部,这样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这些国内外敌人的捣乱,或者是暗癜的敌人的破坏,特务的阴谋,叛徒的活动,都会一个一个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失败!(热烈鼓掌)万一美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经过我们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我们相信,我们更有能力在我们伟大统帅的指挥下,我们副帅的指挥下,把美帝国主义消灭在中国。(热烈鼓掌。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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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也就是更加要如同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五日的那次演说,要更加巩固我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更加巩固和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次揭发这件事是更加加强了,不是削弱了,把杨成武这件事揭发出来了,把空军的余立金揭发出来,把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极其严重错误揭发出来了这不是更加加强了吗?更加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新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要按照我们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要遵照我们林副主席的教导,刚才大家喊的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我们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更好,党的队伍,部队的队伍,群众的队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红色的政权,整顿得更好,这样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热烈鼓掌)也就能够更好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仝面的胜利。(热烈鼓掌)我们应该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著作,来彻底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把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派性,把它批倒批臭。把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肖华,谭震林等等的这一小撮和他们在各省的一些代理人,及反动的思想,反动的为,批臭批倒,把一些个人主乂野心家阴谋活动揭露出来。我们要照刚才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要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因为在我们整风的时候就讲了嘛20多年以前,当时因为战争的隔断,我们是有一些山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最后要消灭山头。现在离开“七大”已经这样远了,还讲山头主义!还讲小团体主义!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山头,将来还要建立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山头,一个山头嘛!(热烈鼓掌)刚才林副主席讲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前进的嘛,人类社会也是要这样前进的。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刘、邓、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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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打倒一切野心家!打倒一切阴谋家!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苏修!
    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同志们好!(热烈鼓掌)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热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意林副统帅、周总理的讲话。(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历史上树立了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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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页,共2743页
    支”“两军”是有伟大的成绩的!(热烈鼓掌。口号: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向同志们致敬!(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向同志们学习!(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工作做得也不多,学习比起同志们来也许差一些,但是,我努力紧跟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学主席的伟大思想。我要是说错了,同志们炮轰我,大字报、小字报我都不怕!在工作方面,我尽我自己的力量来做,和同志们共勉励!(热烈鼓掌)
    刚才总理已经讲了一下形势,我不重复。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国际国内的形势我只补充一点。
    事物是怕对比的。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修正主义国家,反动派领导的国家,是一片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囤积居奇,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印度,据我个人看,已经若干年了,处于是有革命形势的,但是它缺乏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特别缺乏一个英明的伟大的领袖。因此,它的革命就很难进行下去,使印度的人民遭受了很大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日子不好过了!苏修日子不好过了!这就是刚才总理讲的,财政混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而我们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了,我们去年农业大丰收,工业虽然有部分个别的地区发生武斗有所影响,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很多的发明,而且只要是把武斗的后台捉出来以后,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生产就很快的上升,而且是超额完成任务。(热烈鼓掌)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我们的人民的基本的生活物资是稳定的!(热烈鼓掌)这在世界上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热烈鼓掌)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一片大好,敌人是一天一天要灭亡!(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是要有过程的,是要通过现象的,而是要从几个侧面的现象,才能看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才能够看出某一个人、某些事物的木质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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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奸。(口号: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打倒一切阴谋家!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打倒王光美!)这是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的群众树立了丰功伟绩。(热烈鼓掌。口号:向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口号: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打倒两面派!)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同志们,这是不是一大胜利呀?(全场齐答:是!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迷惑了一些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于有的解放军也被他们迷惑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的。因此,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热烈鼓掌。口号:打倒王、关、戚!坚决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打倒资产阶级两面派!)
    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象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口号:拥护江青同志的“九·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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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坚决捍卫江青同志“九·五”讲话的精神!)
    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这也是主席的教导,但是我并没有背后讲过他,这有人为证,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这说明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的,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他对于中央文革是十分不尊重的,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一切指示!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
    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全场齐声回答:不能!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冋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全场齐答不允许!)
    “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的林副统帅、我们的总理已经讲了,它事实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的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想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想破坏革命委员会,这是办不到的(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我之所以有气,
    我曾经保过他,
    现在我
    们有确黹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口号:打倒大叛徒谭震林!)同志们,是跟刘、邓、陶、彭、罗、陆、杨以及“二月逆流”这些家伙走?还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全场坚定地高声回答:我们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我相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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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有光荣伟大传统的人民解放军决不会跟他们走的。(口号;毛主席万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坚信广大的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扑!(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击退‘二月逆流’的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
    同志们,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在这样连续的胜利面前冲昏头脑,我们互相勉励。(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有这样的职责的,是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敬爱的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的、英雄的人民万岁!红卫兵小将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仝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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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职务,逮捕余立金。同时,任命黄永胜同志为总参谋长(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拥护林副统帅的英明指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温玉成同志为北京卫戍司令。
    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是英明的命令,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间的一个很重大的胜利。(热烈鼓掌)
    这两年以来,我们是处在大革命中,是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热烈鼓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经过这两年多的大的斗争,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几次大胜利可以讲一下的,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就取得了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热烈鼓掌)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热烈鼓掌)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一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热烈鼓掌)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被我们打倒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动人物,有的是变色的小爬虫。同志们,看到这些小爬虫没有?我是看过的呀,我们家乡有这种小爬虫象王、关、戚就是一种变色小爬虫,他们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变了种颜色,钻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这么一个形式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破坏人民解放军,想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就是后来的革命委员会,象江青同志讲过的。他们这些企图,象刚才几位同志说过的,都失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赢得的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有英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热烈鼓掌)使得我们能够及时的,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揭露出来。
    在总结这几次大胜利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是要防备一些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防备两面派,因为这些人,包括刘、邓、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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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两面派的手法爬上这样的地位。杨成武之流也是这样,耍了很多把戏,是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但不是那么大,比王、关、戚稍微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江青同志:他搞窃听、监听,偷盜文件,用特务手法邮检文件。据我们这两天知道,杨成武都有份。)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用这样或那样耍两面手法,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耍阴谋的人总是阴一套、阳一套,欺上瞒下,对上封锁,对下欺骗。杨成武就是对上面欺骗,装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时对林副主席,更不用说对毛主席,对中央、中央文革采取封锁的政策,在背后耍阴谋,搞背后活动。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人有他的特点正象林副主席讲过的,他是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改了一个字。(口号打倒杨成武!永远忠于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革命的阶级或反革命的阶级要夺取政权,都要先作夺权的舆论准备。杨成武这篇文章,名义上是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这里说
    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
    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使我们相当愁眉苦脸,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最近这篇文章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江青同志:那也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我们说,杨成武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呢?他不是比毛主席更高了吗?这一点我们到抵制住了。没有再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同志们,那天各报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开的施加压力,就是要把他的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口号:打倒杨成武!打倒杨成武!)(江青同志:我昨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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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很可笑。(江青同志:是个小丑。)是非常卑鄙龌龊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变色的小爬虫吧!
    关于绝对和相对这个问题,哲学上的问题,刚才林彪同志讲得很多了。毛主席批评过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经常提出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主席经常说,绝对真理只能通过各个阶段的相对真理,才能表现出来。对立的统一,时是不可分割的。主席经常说,杨成武是以他自己为核心,唯我独尊。他要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而主席说,威信不是人为地大树特树能够树立起来的,威信是在革命实践中,由于能够正确领导,革命获得胜利,因而在革命群众中才能建立起威信来。我的话可能跟主席原来的语句不一样,我只能领会是这么个意思,错了,我自己负责)。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学习一下主席的《实践论》,主席的《实践论》关于绝对和相对的问题,是作了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概括。(江青同志插话:毛主席的实践论说:“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辫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主席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极清楚地概括岀来了,我们《实践论》读了好多遍,但是在“用”字上,我们就没有很好地领会,实际上没有学好。出了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问题,作为经验教训:第一,对毛主席著作要学好,要会用。第,我们在工作问题上,有两条也是应当总结的,第一条我们那时,由于求全,没有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是第一;(江青同志:没有报告主席)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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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向主席请示报告。所以擅自作主,是经常犯错误的。象我们这样的人要少犯错误,第一要经常向主席请示报告;第二要尊重集体讨论。(江青同志:还要向群众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我们有很多工作也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多请示报告,就象林彪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不怕麻烦,要请示报告,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了,并不难的。(口号:向林彪同志学习!向林彪同志致敬!〕还有既然有疑问,既然不那么舒服,为什么不向集体提出来讨论呢?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两条经验教训不只是在宣传工作中,在其他工作中也应该牢记这个教训。(口号:向陈伯达同志的自我批评学习!向陈伯达同志致敬!陈伯达同志连连说:不对,不对。)
    杨成武这个人实际上是彭真、罗瑞卿的余党,他所要用的人,他所采取的手段都是跟彭真、罗瑞卿学的,他也可能是有意地、故意地使我们陷于一种困难的处境,他也知道毛主席并不赞成他这篇文章,可是又要逼我们发表这篇文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意陷害人,强加于人。(江青同志:主席说,发表了也是好事,坏事变成了好事,暴露了。)两年来,一系列斗争,一系列胜利,我们处在大革命里面。两年来打了好多回合,大的回合、小的回合(江青同志:就是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较量了。)而这些斗争都是那一小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两面派、阴谋家首先挑起来的,可是他们象蚍蜉撼大树一样,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那一小撮大大小小的两面派,反对的人物,都一个一个地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不是揪出了杨成武以后,我们可以睡大觉呢?不能睡大觉,还是会有一些变色龙、小爬虫跳出来的,会出来跟我们较量的,应当有这个精神准备,准备他们跳岀来。但是,他们照样的都是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热烈鼓掌)
    今天我们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康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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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全拥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胜利的时候,这一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对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置是既严肃又宽大的。对任命黄永胜同志做参谋总长,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的司令,这对于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我们的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非常的英明的。热烈鼓掌。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所作的一个有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指示。(热烈鼓掌)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热烈鼓掌)
    刚才,伯达同志讲,我们这个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因此我就想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同中国的亿万群众、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革命人民相结合,发生了巨大的威力,使中国的以及世界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主席的光芒四射、阳光普照的伟大思想红旗照耀下,大家记得,在1953年、1954年照岀了高岗、饶漱石的反革命面目;在1959年揭露了彭、黄、张、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面目;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时期,在广大的群众同毛主席的思想相结合,在以毛主席为首、以我们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中央文革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努力下,在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同志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到1966年6月1日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中间,就揭露出来了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面目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1966年6月1日以后到1967年“一月风暴”以前由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彻底揭露出来;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从“一月革命”以后,又将叛徒陶铸的反革命的面目,将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及其一伙,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逆流;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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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现在又将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叛徒余立金,以及傅崇碧他们的两面派面目,反动的面目揭露出来了。所有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极大的胜利,而这一次又取得极大的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热烈鼓掌。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过去不认识,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无数的材料、无数的证据,证明了杨成武是一个玩弄阴谋的、两面三刀的两面派。正如象林付主席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而他本质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质是彭真的亲信,彭真的黑帮的分子;他反对贺龙,实际上他按照了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人民解放军权的;他表面上反对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他疯狂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举出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那篇文章,我应当说明一个事实,在主席批评说绝对权威是不妥当的,就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在这个时候,戚本禹这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出来反抗,他狂妄地说,他“思想不通”,他“要保留意见”他假装说是拥护毛主席。当时我说这是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当然,这种话是一种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的语言,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最科学的真理论,我刚讲完这个问题,杨成武跳起来,杨成武说,他认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在哲学上也讲得通。我非常的惊异,他什么时候学过哲学?他读过《矛盾论》没有?读过《实践论》没有?读通了没有?在主席的批示以后,他竟敢岀来反对主席,好象他们的哲学比主席还要高明似的。问题容易理解,此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所知,相反的,他是同王、关、戚一道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江青同志:他和王、关、戚一贯是嗳昧的,没有什么反对的,我们反对,他都是躲躲闪闪的。)(伯达同志: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在这个问题上,他同他的黑上司罗瑞卿是一样,同彭真同刘少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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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同志:还有邓小平)一样是假装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上面林付主席报告中提到的,他最近勾结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同志,要夺取人民解放军的空军的大权。这个野心家,他是想夺取我们的广播电台的权,夺取军报的权。姚文元同志刚才讲了,他要夺取中央党报的权。他们所有这一些活动,仅仅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将来同志们揭露,我相信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的,但是总的方面讲,他们就是要为刘邓翻案的,为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的。他们要为“二月逆流”复辟的。现在我不想多讲,我只想扼要的介绍一下“二月逆流”的问题林付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二月逆流”呢?“月逆流”是1967年二月中旬,一直到三月中旬,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中间,所发生这样一种反革命的反动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反对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以叛徒谭震林为首的还有几个人跳出来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刘、邓路线,公开地、狂妄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江青同志:抓“军内一小撮”杨成武是负了重大责任的,在我的批评之下他曾经假惺惺的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他自己身为人民解放军,要破坏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推及到二十几年以前的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他们恶毒的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且涉及到毛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矛头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口号: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他们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原则,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污蔑成为“形而上学”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了毛主席对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几十年来的党的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完仝否定了阶级斗争,完全香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否定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和相信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阶级路线。他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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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惑一部份、欺骗一部分人来组织他们的反党集团。否定阶级路线,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不仅只是要为刘、邓翻案,而且要为汉奸王明路线翻案的,所以,这样就引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同志的坚决反击。在反击中,谭震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间拂袖而去,并且声明,说是要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口号:“打倒谭震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这种反动逆流是严重的,这种反动逆流中间,曾经提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了几十年来毛主席的领导,就是要恢复王明路线,就是要否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国全国的解放运动。(口号:打倒叛徒汉奸王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过:延安整风是无产非无,马列非马列的斗争问题。没有延安的整风,就没有我们全党在毛主席的马列主义思想上统一起来。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这些人
    二月逆流”替刘、邓翻案,替王明翻案,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推翻中国的无阶级专政,要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但是,他们的意图遭受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以及全国广大人民彻底的反击,将他们的企图完全粉碎了。但是,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仝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等人,他们不甘心退出舞台,他们还想垂死挣扎,所以,他们的爪牙杨成武跳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跳出来了,用阴谋的手法,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为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招魂。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白日作梦,痴心妄想,他们只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在中央文革的揭露下,在广大群众的揭发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他们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走他们的那些黑头头的道路,走世界上的修正主义和中国赫鲁晓夫所走的道路。我们赞同伯达同志的这个意见,这次揭露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是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是毛主席缔造的、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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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利!(热烈鼓掌)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是中国的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红卫兵小将的巨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个英明决定,坚决执行林付主席的这个毛主席思想的重大指示。(热烈鼓掌)要坚决的听从学习。以我们林付主席作为榜样,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热烈鼓掌)要把杨成武他这种阴谋家、两面派、山头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以为戒,提高我们的警惕,加强对主席思想的学习。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国民党的代理人揭露出来了,但是,能不能说今后就没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呢?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只要有阶级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是还会有的。因为毛主席思想是光芒四射全世界的,今天一切的反革命他要进行阴谋活动,只能用两面手法、阴谋手法,搞阴谋手段,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因此,我就要时刻簦惕,擦亮我们的眼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识破这些隐臧在党内的这种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人民会将他们揭露出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最后胜利!(热烈鼓掌)
    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粉碎“二月逆流!的翻案风!打倒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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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付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永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的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副主席:现在请姚文元同志讲话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热烈鼓掌)我完仝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热烈鼓掌)完仝拥护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刚才的重要讲话。(热烈鼓掌)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刚才很多领导同志讲话中所传达的毛主席的声音,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时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坚决地揭露了和粉碎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一小擐人的资产阶级两面派、野心家的阴谋活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热烈鼓掌。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热烈鼓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胜利!(热烈鼓掌)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又一个新胜利!(热烈鼓掌)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最新指示。刚才,林副主席、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已经传达了这一些指示,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热烈鼓掌)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对两面派、反对阴谋家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从思想上、政治上把我们武装起来。我们要认真学习刚才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
    我补充一点,杨成武这一次跳出来,他以前当然就做过很多的坏事,是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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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傅崇碧冲中央文革所在地受到坚决抵制之后,江青同志对于傅崇碧这一种错误的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作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这使得杨成武非常紧张,就在第
    二天,他就突然称病,在背后耍阴谋,妄想夺空军的权,夺中央文革的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对谢富治同志,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他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已经彻底暴露了,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一阴谋已经遭到彻底粉碎、彻底破产
    让我们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主席!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哉略部署!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打倒两面派!
    打倒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打倒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时,林副主席向大家报告最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接见你们了!”顿时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的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江青同志领唱《国际歌》。最后,林副主席宣布:会议结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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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康生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工人体育场风展红旗如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十多万人满怀革命的豪情,怀着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叶群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伯达同志主持。首先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决定。然后,江青同志,康生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都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最后,大会在响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下面是首长讲话记录〗
    陈伯达:请总理讲话。周总理
    同志们,现在宣读命令。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付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祟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宣读第二道命令。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决定:
    )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点员
    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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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江青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问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众: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今天开这个大会,是因为有的同志们要求我们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事情要当面亲自告诉同志们。(口号: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首先我想讲一下形势问题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是一片大好,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苏联修正主义者,反动派统治的国家,日子不好过了!很不好过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财政危机。名子上叫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国家岀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囤积居奇,工厂倒闭。我只说这一点,使同志们了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了。是不是对于我们有利呀?(众: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他们一天天接近覆灭的下场,而我们晛?远的不去说了,就说自从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是稳定的。去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有很多发明。当然在个别地区由于武斗引起生产下降,但是只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生产就很快地上升了,并且超额完成任务。这不是大好形势吗?(口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过起来了。事物是怕对比的。同志们,这样对比一下,是不是形势大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目前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等着中央批准的还有四个省,其他正在酝酿着要到北京来。预计在“五一”节以前基本上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喜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口号: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同志们,这是大局。要看到这是一个大局,大局是非常好的。要反对那些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把我们的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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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反对他们
    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也是大好的。这要作具体的分析,各有优缺点,不可以说哪儿比北京好,北京比那儿好。不能这样笼统说,要作具体分析。有的人就是不作具体分析,就说北京比不上上海。这个话不对!目前北京大好形势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已经能够左右革命斗争形势。(叶群:巩固北京市革委会!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是革命群众的小学生,工作做得不多,学习也不比同志们好,(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但是我努力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我自己所能来工作,来和同志们所共勉的。没有天生一贯正确的人,我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也犯过错误,也有许多缺点,我作错了,说错了,同志们炮轰我,写大字报都可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现在有的学生说是要油炸我,绞死我。等到我空了的时候,我就亲自去叫他去油炸,要让他绞死我。(江青同志笑!)(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那些一贯自封正确的人是不对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个人对于许多事物、许多人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对于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我们面前是伪装革命。(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阴谋家!)而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尤其不能随意地怀疑一个人,这样谨慎地观察。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个事物的本质需要有过程,而且需要通过各种现象来观察它的本质,而不是只看种现象,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这样一些大叛徒,老反革命、大野心家混到我们党内,他们都是两面派。对于他们要是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挖不出来的,革命小将树立了丰功伟绩,革命小将送来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我们为了慎重,还是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小组。拿到了他们确切的证据,并且有许多旁证。刘少奇是四次被捕、四次叛变的大叛徒是内奸是大特务。王光美是一个美国大特务,而且是战略情报特务。如果这样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家伙一旦得逞,他们就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志们,把他们揪出来是不是伟大的胜利呀?(众:是!)
    现在要和同志们讲一讲二月逆流的问题。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因为这个斗争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广大群众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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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的,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打倒谭震林!)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不对!)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作,但是革命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月逆流它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针对着人民解放军,是针对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一笔抹杀。也就是说抹杀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劳。(呼口号)在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击溃了他们!彻底粉碎了他们!(口号)
    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王、关、戚!)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打倒刘邓黑爪牙王关戚!毛主席万岁!)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工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否定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功勋,来否定中央文革。(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角色,势必蒙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样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采取分割政策,王关分割不开,戚本禹作法不同,因此分割开来一个时期。但是分割出来不等于说他没有问题。果然到去年下半年他更猖狂起来了,(打倒戚本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去年十一月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戚本禹。他勾结着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付!)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倒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而且这些坏蛋都是中央文革端出来的。(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我认为不应该归功于哪一个人,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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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页,共2743页
    群众,归功于伟大的解放军报!有一篇文章叫做《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我反对两次,也是主席的教导,但是不听,一定要登,其实就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他当面给我们装作一派革命的样子,背后耍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打倒山头主义!)他招降纳叛。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众:反革命!)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岀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们!(总理:一批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总是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日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防止“左”倾机会主义。但是现在要先反!先粉碎!(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打倒野心家!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以上我说的这些坏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是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具体表现主要的是妄图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历史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树立了丰功伟绩,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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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页,共2743页
    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义直接指挥的。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人民解放军才不会跟他们走呢!(永远忠于毛主席!)企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也是他们的主要表现之一,(叶群:巩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相信广大人民,广大指战员,红卫兵小将绝不会跟他们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区别敌我两类矛盾,对敌人要狠、要稳、要准;对自己犯了错误的同志,特别是自己的头头要帮助他们整风,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越接近全面的胜利的时候,敌人会作垂死挣扎的。因此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人民解放军,保卫革命委员会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革命的英雄的人民万岁红卫兵小将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现在请康生同志讲话。康生
    全北京市的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大中学的学生们,革命的教职员工同志们,各机关的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革命小将同志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向你们致敬!我完全拥护宣读的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根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英明指示作出这个决定的,这次撤销杨成武的职务,撤销傅崇碧的职务,打倒余立金,任命黄永胜同志为参谋总长,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这决定是对于我们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要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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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页,共2743页
    决定,我完全同意。希望同志们坚决拥护,彻底执行,我完全拥护刚才江青同志所作的重要指示。把许多的问题告诉了同志们,这是对同志们的极大关怀,极大的信任,极大的鼓励,极大鞭策,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口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夺取全面的胜利,在一片大好形势下面,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尖锐的斗争中,揭露出杨成武等隐藏在党内的极大的一个隐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胜利,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口号)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对于反革命两面派他们的面目我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我们以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材料,有无数的事实,无数的证据证明了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三面两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象我们的付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质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他表面上也反对王、关、戚,但是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伙同戚木禹,一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他指使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他疯狂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近,杨成武这个两面派勾结叛徒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同志,要夺取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大权,他勾结傅崇碧妄图夺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大权,他企图夺取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及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的大权,他所有这一些的活动当然现在还仅仅限有我们所知道的,将来还有同志们的揭发,我相信还有更严重更大的问题存在的。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玩什么阴谋,他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刘、邓的反动路线翻案,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彭、罗、陆、杨翻案,他也是为叛徒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翻案复辟。刚才江青同志讲了二月逆流的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
    二月逆流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句到三月中句的一个极小范围内所发生的一股反革命的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时,在夺权与反夺权的阶级斗争中,极为尖锐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叛徒谭震林的手和他的一小撮人出来了,他们坚决支持刘、邓路线,疯狂的、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向坚决忠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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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页,共2743页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并且也反对了二
    十几年前的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延安整风运动,恶毒地向着毛主席、林付主席进攻他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他们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诬蔑为形而上学,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毛主席对党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否定几十年来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口号)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就是保护那些牛鬼蛇神,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他们否定了阶级、阶级斗争,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完全歪曲了主席所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被他们加以歪曲,他们想迷惑一部分人,欺骗一部分人,尤其是欺骗青年,为他们反党集团服务,这些反革命分子否定阶级路线,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中心问题就是要为刘、邓翻案,而且要为苏联的走狗王明路线翻案。所以这样子引起毛主席的无阶级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的同志坚决的反击。在这中间,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竞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他要……(原稿不清)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原稿不清)也要斗争到底,请同志们看他这个反革命气焰多恶劣!(口号)
    在二月逆流的反动活动中,其中提到了什么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毛主席几十年来的正确领导,就是想为王明路线复辟,就是否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定中国全国的解放运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讲过,他说什么叫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我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把党统起来,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替二月逆流翻案,替刘、邓翻案,替王明翻案,实际上是要推翻中国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木主义,但是他们的企图遭受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及全国广大革命人民的彻底反击,将他们的企图完全、彻底地粉碎了。(口号)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到了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以及他们的黑爪牙,他们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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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页,共2743页
    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幻想垂死挣扎,因此嘛!杨成武等就跳出来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跳出来是用阴谋的手法,使用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反革命招魂,他们反革命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革命的人民不允许的。我们有光荣传统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是不允许他们这样搞的,他们痴心妄想,他们只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副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在中央文革的揭露下,在广大群众的批判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碰得头破血流,走他们那些他们黑祖宗的道路,同世界上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一道灭广这次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极大胜利。(口号)这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巨大胜利,是中央文革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是中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红卫兵小将的巨大胜利,(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下,在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活动的斗争中,在反对杨成武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我们必须提髙警惕,防止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特别是从极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人民解放军,动摇和破坏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必须仝心仝意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有些刘、邓的黑爪牙,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分子,想蒙蔽群众,欺骗一些革命青年,利用中央文革,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个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口号)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口经象在亲人家里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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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的作风”,诱导他到反革命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全部投降。这些事情我们过去是不晓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揭露出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先将王、关,后将戚本禹的问题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巨大功绩。(口号)
    因此当前我们在这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间,我们要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切阴谋活动。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卫戍我们的首都,在三支两军中作了巨大的贡献,得到巨大的成绩,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这使人民解放军更加巩固,因此我们同志们应该警惕,防止坏分子利用揪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坏人的事情,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对准卫戍区这个部队,在这方面我们要坚决回击他,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指示,坚决地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在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北京市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亲自批准成立的,是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关怀指导下,同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等斗争胜利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是新生的事物,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它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混进了少数的坏人,象傅崇碧、周景芳等等的渣滓,对这些坏人我们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斗争,当然要批判。但是,不能动摇我们这个红色政权,对革命委员会工作的缺点错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爱护的角度出发,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对它的错误要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改正,所有的革命群众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革命大批判,改正我们的缺点,办好学习班,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最后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加强对毛主席思想的学习,要认清我们坚决把刘少奇、邓小平等等的叛徒、特务,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阴谋家面目揭露出来,把他们这些叛徒、特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民党的代理人的面目揭露出来了,但是能不能说今后就没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呢?阶级斗争的规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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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我们:只要有阶级斗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还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光芒四射全世界的,今天一切反革命分子要进行阴谋活动,他只能用两面派的手法和阴谋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们要十分警惕,擦亮我们的眼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识破在党内的这种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相信我们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革命的千部是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紧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最后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讲话
    我完仝拥护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的英明决策和对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所作的决定和所下的命令。我们正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这个伟大斗争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白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进行过的伟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将会逐步地被人们察觉出来,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
    这里不说还有一些小的回合
    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二月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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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很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小爪牙,关、王、戚的后台。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总之,那些跳出来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在毛泽东思想面前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这些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历史的渣滓,阴谋颠倒历史都是一些妄想,他们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他们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他们瞎了眼睛,很不自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道路上,一个个倒台了,倒下去了,他们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用的手法是阴一套阳一套,欺上瞒下,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妄想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妄想动摇人民解放军,妄想破坏正在建立起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象杨成武这些眺梁小丑,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也制造出一些舆论,做过一些夺权的准备,可是,这些都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戳穿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是些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变色小爬虫,丢尽了丑,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今天这个会议也证明了嘛!已被毛主席为首的,以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揭穿了,他们就倒下去了,他们在群众当中成了一堆臭狗屎。根据我们这两年的斗争经验,给我们指出了下面的教训
    第一.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习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著作,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读毛主席的书……)
    第二.我们要警惕,要冇髙度的警惕,警惕两面派,警惕变色龙,警惕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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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爬虫。(打倒变色龙!
    第三.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宗派主义,打倒山头主义。(口
    概括地说几句,我们在前进中,我们在胜利中,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伟大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无敌的!(口号)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胜!重复一遍我们必胜!
    让我们的敌人,那些两面派,那些牛鬼蛇神,那些变色龙那些小爬虫都去见鬼去吧!
    让那些资产阶级阴谋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那些阴谋诡计都去见鬼去吧
    那些家伙在我们伟大导师的照妖镜的照耀下,一个个都是逃不脱的,他们在革命群众的威力下,个个都将跌得粉身碎骨!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讲话: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北京市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职工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解放军的指战员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以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我完全拥护刚才宣布的命令,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定,我们要坚决拥护坚决执行!我完全拥护和同意江青同志、康生冋志、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他们都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声音,我们坚决支持!坚决照办!这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是极其英明果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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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我们林副主席题词上所说的“大航海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要永远忠于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让我们在这里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揭发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几个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他们这次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本身正如刚才江青同志和其他同志所说的,所犯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是犯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特别是他所发表的那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是树立他个人的权威,而不是树立我们伟大领袖的权威,刚才江青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是最不利于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一致对敌,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而利于敌人的,国内外的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的。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当然我们战争也有各个根据地,不在一起,所以当时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要消灭山头
    现在我们全国解放十八年多了,山头早已不存在了,杨成武几个人还要搞小小的山头主义,那是痴心妄想,正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我们现在搞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山头,要走向仝世界共产主义大山头。我相信我们人民解放军,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抚育起来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有着革命光荣的传统,绎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是久经考验的,是建立功勋的,决不会跟着少数人搞山头主义走,搞宗派主义走,并且相信只要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任何一个小山头都会垮下来的(江青: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日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好好地改正错误。至于广大的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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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不管当年我们的部队是从哪个根据地来的,现在你们还不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分什么彼此呢!啊!不要这一个翘尾那一个灰溜溜,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好队伍!你们不是正在说李文忠的话吗?他说啦,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们不是常常唱这个歌吗?我相信你们是会永远跟毛主席走的,跟林付主席走的,尤其是北京的卫戍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过很大的功劳,保卫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保卫首都安仝,保卫了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我们希望你们今后还要立新功!至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只要他们是挂伪装的,过去我们没察觉出来,一旦被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察觉出来以后,揭穿了以后,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比方过去的刘、邓、陶,彭、罗、陆、杨不都是如此吗!所以谭震林也好,现在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好,只要他们两面派揭露出来了,他们是一无所有了!正如刚才陈伯达所说的,是堆臭狗屎
    但是,他们在搞阴谋的时候,他们起了一点儿作用,就是想搞垮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象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
    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所以这一种阴谋一旦戳穿以后,使我们眼睛更亮了,阴谋就更容易被戳穿了,两面派更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的教训,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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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第三件事,杨成武这几个人他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毛主席早已批评了,说这是错误的。绝对权威,刚才有的同志稍微提了一下子,江青同志提了一下子,实际上在几个月前就有福建一个战士来了一封信,给杨成武,说你的这个文章,首先题目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的权威是经过无数的实践、革命奋斗,经过广大人民的智慧,被毛主席集中起来,系统化了,成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中,革命人民中,生根了,扎根了。还有什么大树特树的必要呢!这种人为的大树特树,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看一个福建前线的战士,他敢于批评当时的代理参谋长,这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有革命修养的,是学习了毛主席宝书的,熟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一点应该引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骄傲,不仅是当前的问题,刚才陈伯达同志叙述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将近两年的发展,当然,从党的成立的一天起就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就是站在革命路线方面,跟党内一切“左”倾的、右倾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我们不去提它了,就讲这两年,在前年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在去年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系列进行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当中,在去年夏秋间极“左”思潮形成的“五·一六”呀!“揪军内一小撮”呀!这些活动当中,在今年的极右错误极“左”的思潮又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的活动,杨成武这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进行中说来它不过是一个曲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但是,这个逆流都在我们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的揭露下,在我们中央文革的严厉的批判下,批倒了,批臭了,批垮了!我们懂得在一切革命运动中道路总是曲折的,总会出一点小小的逆流,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胜利的前进中,鼓舞了我们,我们要遇到一点困难曲折,来考验我们,教育我们,所以这种小小逆流我们作为反面教材来锻炼我们,考验我们,因此正如刚才陈伯达同志所说的,就在这样一个战斗当中我们在夺取全面胜利当中,已经揪出这一小撮的人来了吗!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应该庆贺这个胜利,我们要打倒被我们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我们要打倒彭德怀、贺龙,要打倒彭、罗、陆、杨,要打倒月逆流干将谭震林,要打倒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要打倒小爬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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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戚,因为王、关、戚确实是刘、邓主持工作时候,他们决定参加当时的文革小组。而真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他们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出米,这就是他们表示出最无私的,最原则性的丰功伟绩。(总理带头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江青同志:向革命群众学习!向解放军指战员学习!)所以我们正如同我们大家所说的,我们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我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致敬!向毛主席为首的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向红卫兵致敬!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广大的革命群众致敬!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氵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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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米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岀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现在仝世界仝国的形势大好。江青同志刚才讲得很清楚,不需要多说了。的确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你看嘛!我们支持的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嘛,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接近或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面临着夺取全面胜利的日子了。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很对: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就是越接近胜利总有些坏人在捣鬼,国内外敌人在捣鬼,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它的代理人在捣鬼,党内外的叛徒、特务在捣鬼,还有我们周围敌人派遣间谍分子进来捣乱,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战略部署,擦亮眼睛,我们就会洞察这些牛鬼蛇神,这些挑拨离间的,混水摸鱼的坏事坏人,因为敌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支离破碎。我们是走向全面胜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更加要提高警惕,譬如说敌人现在面临着在越南战争失败,很难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我们总得有个准备呀!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难以发动了,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树这样的雄心壮志,如果万一美帝国主义甚至苏修把世界性的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得有准备嘛!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当中,把它们消灭在中国的领土上,消灭光!(黄永胜:打倒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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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继续动员和教导群众,防止国内外敌人的挑衅。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收复台湾,我们就应该很好地按照今年元旦社论,得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五条任务,好好地来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我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提高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战斗的水平。第二,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把全国29个省市争取在“五一”前统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在应该夺权的地方实现革命三结合。使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把斗批改搞好,实现勤俭节约闹革命,把我们广大力量走向生产,走向农村,走向群众。在这个里头,我们应该强调的就是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这是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如此,尤其现在把革命大批判搞得更好,就是刚才说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各个方面的代理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把彭德怀、贺龙,把反动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这一伙人,把刚才说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阴谋家,同样批臭批倒批垮,只有在这样的路线的斗争中,我们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因为你不管哪一派,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就对,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不对,这样子按这个标准才能够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第三,我们要强调拥军爱民,今天就是个很好的军民联合的大会嘛!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致嘛!让我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付帅林付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把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得更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让我们全体在场的同志们,你们把刚才几位同志的声音传达到你们所代表的机关中、工厂中、学校中、农村中、军队中去,大家要紧紧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和各机关的革命大联合都搞得更好,树立全国的榜样。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接见今天在场的很大数目是我们的工人同志,我们的责任很大,不仅要把革命抓好,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要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席,不能旷工,不能搞。我们要反对那些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缺勤呀!旷工呀!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搞得更好,因为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放广大的人民,发挥我们更大的革命积极性,所以我们相信今年——1968年北京的生产不管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也要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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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学校都应该搞好斗批改,以后我们更多的人去接近群众、接近工农,投入生产支援工农业,精简机构,真正实现斗批改的成绩。第五,就是各个单位根据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的组织来进行整党,也要整团,整理红卫兵的组织,整理革命的队伍,象江青同志在去年十一月份的讲话所说的,要把所有单位的革命队伍好好整理一下,把坏人清理岀去,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担负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搞得更整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经过锻炼考验的人跟广大的军队代表结合在一起,引起军、干、群的结合,革命的老、中、少的结合,这样子就能够有力量来准备,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次代表大会!让我们高呼:
    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一切阴谋家两面派!(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红卫兵战友们万岁!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陈伯达:现在宣布散会,散会江青:同志们唱个歌儿,总理指挥。
    姚文元:《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江青同志起调)
    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XX、XX军时的指示
    总理:林副主席的二十四日讲话录音放了没有?是否感到突然?xxx师是否感到灰溜溜的?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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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页,共2743页
    成武的部队。
    林彪:我军是党的部队,经过了土地革命,打败了日本,国民党。我们的部队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把杨成武的问题讲清,相信部队是不会受蒙蔽的。杨成武是一步一步变的,跟他走的老干部,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不要认为有地位了就闹个人主义,不要认为地位变了,本事就大了。本事还是那么大,要经得起提拔,要经得起表扬,有的人经不起提拔,经不起表扬。不要稍微提拔一下,就发展个人野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因为党的相信,就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愿干部犯错误、垮台,有的不向好处发展,学习资产阶级政客的办法,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把部队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团结。把杨成武的问题传达下去,跟着毛主席走。
    江青:杨成武主要是两面派、阴谋家。
    林彪:过去没有揭发,蒙蔽了一些人。他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二、研究资料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第三十五章杨成武整理《重要指示》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于是准备回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后,各种媒体发表了一份《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份历史性文件,是杨成武一手整理的。若干年后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最初形成这个文件,应该说是在回来的专列上。对于主席沿途所作的指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等一系列问题,总在我脑子里思考着。我把记录木子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边看边摘录,把摘下来的东西一整理,居然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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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问题。虽然有一些重要问题,在视察期间就及时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军委常委有关同志传达报告过了,但总不是那么系统。
    我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秘书及同行的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希望他们帮着参谋参谋,出些点子。
    专列在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车站。
    回到北京,我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由于主席在各地讲的内容有重复,且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我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9月27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杋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我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10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第三十六章与林彪的关系
    中国的许多战将都与林彪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第四野战军的干部自不必说,就是后来在总部工作过的干部都或多或少与他有过联系。因为他曾经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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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武是这众多干部中的一个。
    杨成武长期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依杨成武的个性是不会与林彪发生冲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冲突。因此有人说他反对林彪有一阵子,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是人们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有人说是因为他反对林彪才遭此厄运。对此,杨成武却不这么看,他说,当时就是想紧跟还跟不上呢,哪里敢反对
    在政治漩涡中,林彪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杨成武被卷进去之后,和林彪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
    要考察政治漩涡中的杨成武将军,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他和林彪的关系。有次,杨成武和几位老同志说起此事时,有过这样一段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
    “随着地位的变化,林彪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在他们谋权的过程中,我有点碍眼,不太听话;不拿掉我就不能实现他的目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没有做损害或背叛革命的事
    回忆起早年与林彪的接触,杨成武感到,林彪讲战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4军第11师第32团任政治委员。当时,部队正在整训和筹粮,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在攻打赣州之前的一天,杨成武接到通知到军部参加训练演习。杨成武和团长向玉成骑马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军部所在地。那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杨成武进院子一看,各师、团主管干部都已经到了。他们赶紧找地方坐定。
    这时林彪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了个小本子。他看看大家说:“同志们要想打好仗,我们必须学习些军事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为了进攻赣州做准备,今天我们搞一次小演习,学习几个最常用的战术。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
    说着,林彪一摆手,立刻从旁边跑来几个战士。他对那几个战士说:“你们暂时叫甲、乙、丙、丁吧!”
    林彪先叫战士甲站在院子的中央,说:“你伪装敌人,比如说,你就是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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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敌人吧!”
    又叫过战士乙,命令道:“你从左边包抄过去,准备从左翼进攻敌人。”战士乙端着枪从左面向甲跑去,当到达甲附近时,立即卧倒,呈战斗姿态林彪说:“这叫做左翼迂回。”接着,又命令战士丙做了右翼迂回的动作,战士丁做好从正面进攻的准备姿势
    这时,林彪挥动两臂做了一个从两侧向中间合抱的动作,说:“乙和丙的动作,就是迂回包围。”说着,收回两臂,右手并拢五指,猛然向正前方一插,说:丁的动作,就是中间突破!”又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呢?就是指绕向敌人侧后,配合正面部队,对敌人形成包围的作战行动。什么叫中间突破呢?中间突破也叫做中央突破,即对敌防御阵地或作战部署的正面中央部位实施的突破行
    林彪环视一下正看得入神的指挥员,问道:“明白了吗?”院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有的人回答:“明白了!明白了!”也有的人说:“我们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呀!”
    林彪说:“好!我们再说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和围点打援
    第三十七章林彪讲战术课
    全场又肃静下来。林彪指着甲说:“你还是敌人、是赣州。”又对乙说:“你是红军围城部队。”战士乙立即持枪跑至甲的周围,做环绕运动
    接着,林彪用手向北边一指,说:“那边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现在我命令丙和丁,迅速进至赣州以北设伏,准备打援!”两名战士快速向北跑去,在屋口两侧卧倒,成战斗准备姿势。
    然后,林彪用左手在胸前划着圆圈右手向屋门口那边一指,说:“这说的是
    四面包围,围点打援!”并解释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呢?就是从敌人的正面、两侧和后方实施包围。什么叫围点打援呢?就是钓鱼,即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镇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其目的不在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增援之敌。”
    这次林彪还没有发问,大家已经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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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说:“演习胜利结束。下一个科目开饭!吃完饭你们就回去吧。”整个所谓“演习”仅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但却给杨成武和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次什么“演习”,而是林彪讲的一堂战术课,或者说算是带演示动作的示范课。林彪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仅用几个战士就把复杂的作战行动演示出来了,使大家耳闻目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就是杨成武听到的第一堂战术课,从此便引起杨成武学习研究战术的浓厚兴趣。
    不久以后,杨成武率部开始攻打赣州南面的新城,消灭由广东来增援的敌陈济棠、余汉谋部一个旅。此战后,林彪任第1军团长,与聂荣臻政委一起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率部东征福建,同时东征的还有第5军团。在1军团的统指挥下,他们在龙岩歼灭陈国辉一个旅,乘胜直取漳州。接着回师江西,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踏上万里征途,爬雪山、过草地,进行的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其中包括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役,林彪都是主要指挥员之一。他经常告诉杨成武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过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军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送来一份命令,这份命令是要求他们一昼夜强行120公里,同时还鼓励他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时,杨成武和王开湘团长说:林聂首长这样相信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在战争环境中,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对部下的最大鼓舞。
    在他们快走岀草地的时候,林彪、聂荣臻又给杨成武等发来《敌情通报》,讲道:敌薛岳部已抵天全、芦山,胡宗南部见我进入草地后也火急赶到松潘,甘肃敌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亦往北边压来,胡宗南部一部分从西安开始往西北移动,马宏斌、马宏魁部从西北往南移动……这样使他们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已经知道了草地外面的一些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
    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和聂荣臻以及陈光师长来到前沿阵地,不仅询问了情况,还亲自査看地形。林彪对他们说:“你们的决心是对的。由于正面的地形和兵力部署,对你们都不利,因此,打胜这一仗的关键不是靠正面突破,而是靠侧背突袭的成功。所以,你们正面部队一定要打得狠,打得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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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迂回部队创造奇袭成功的有利条件。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使天险变通途的!”后来杨成武部坚决完成了任务,取得了胜利。
    第三十八章平型关大战前的见面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主要讲,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
    主要讲,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苫,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要敢于打硬仗、打恶仗。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主要讲,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党的坚强领导、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关于这次谈话,杨成武当时认真做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这次虽然是林彪受毛泽东的委托和杨成武进行的谈话,但林彪也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后和杨成武谈的
    回忆起这次谈话,杨成武将军说:“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杨成武将军还说,林彪变坏了,那是后来的事。当年他和我谈话时,要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那天,林彪指指桌上的材料,说:“你们先看看敌情通报。”通报是总部拍发来的,主要是讲华北的敌情
    杨成武看过后,林彪说:大营镇以东几十里的平型关,是日军南下忻口的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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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要道,那里群山绵亘,沟谷纵横,便于伏击敌人。所以,决定利用这一带的有利条件打一仗,独立团必须马上赶到平型关东南方向的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杨成武连夜赶到上寨后,又接到林彪的电话,命令他们派人去灵丘以南的太臼山去侦察敌情。
    9月23日,侦察组发来电报:日军第5师团先头部队第21旅团已进占灵丘城,即将向平型关进犯。
    杨成武派人把电报送给林彪后,又奉命立即赶往师部,参加全师连干部会议。会上,林彪介绍了敌情,分析了首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接着,林彪又分别给各旅、团部署了作战任务。
    杨成武独立团的任务,就是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丘和广灵至灵丘的两条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正面进攻的日军。
    林彪还特地叮嘱杨成武:“你们如不能把敌人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一兵一卒。”杨成武对林、聂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9月25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5师团步兵第9旅团400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第三十九章毛泽东说:“谁封我四个官啊?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林彪即率第115师在晋西南作战。此后不久,林彪给杨成武发过一封电报,详细询问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及地形、交通、战玚设置等各方面的情况。杨成武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他发去一封很长的回电
    1938年9月,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直到10年以后,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线,他们才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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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一个是元帅,一个是上将杨成武一直把他当成一位老领导、老首长。这期间,也曾经有过一些工作上的矛盾,但那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但有一点杨成武的感觉是明显的——聂荣臻也是元帅,也是老首长,自己心里有什么话可以和聂说,却不可能和林彪说
    症结还是文化大革命,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将军和元帅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且发展成为政治斗争
    还是要从1967年的7、8、9三个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起。还是要从杨成武当“联络员”说起。
    从离京开始,毛泽东找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
    革”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长江的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总是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革”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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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杨成武感到毛泽东与这位亲密战友之间的事情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但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第四十章毛泽东对几位老战友的评价
    八
    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
    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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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帅讲好。”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是个好同志。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成武马上想到“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了“什么永远健康……”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
    将军只能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不知道,他却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如果说,杨成武那次回北京让林彪感到封锁他的话,后来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他汇报时,他似乎进一步感到了“威胁”。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关、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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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也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则认为是江青有意整他,并且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是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要搞清楚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分析林彪和杨成武的关系
    第四十一章“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冶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釆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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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木再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東“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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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第四十二章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也正是那一次回北京,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在杨成武的记忆中这是最难堪的一次汇报了。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像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3月2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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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同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人,他们一下子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文化大革命”整刘、邓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谣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了,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
    第四十三章“大树特树”出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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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杨成武和林彪的关系,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为了搞清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笔者先后访问了有关当事人,终于搞清了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于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有一天吃过晩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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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第四十四章“大树特树”的文章见报了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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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竞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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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第四十五章“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毛泽东要在他的老家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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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于是,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批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如果把杨成武说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将军,那显然也不是事实。
    其实,杨成武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的军人。在和林彪的交往中,有些时候他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按照林彪的要求去做。这也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步一步加深了。
    1967年2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天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气呼呼地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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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第四十六章厄运在向他步步逼近
    想到这些,杨成武在心里说,怎么说呢?因为解放前他根本
    不认识叶群。1960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杨成武证明叶群1936年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杨成武沉思了一阵,对林彪说:“我和她,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们都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她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两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这完全是摊牌。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意图?杨成武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答应林彪吧,那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做假证,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成武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说:“林总,别人说叶群同志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这时,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杨成武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没有了。”
    林彪一摆手,这摆手是逐客令。杨成武便站起来告辞了。
    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杨成武的最后“考验”。从他担任代总长的职务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他、“考验”他。这种观察和“考验”进行得很神秘,杨成武毫无察觉。据说代总长的“代”字,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也就是要看杨成武能不能成为“他的人”。在对待老干部、老帅问题上,他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需要对杨成武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朝他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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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近。
    面对这一切,杨成武努力抗争着
    3月中旬,杨成武先后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的人写的,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的种种丑行其中,有他们仗着吴法宪,整人于死地;也有他们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的恶劣行径。
    杨成武看后,批了两行字: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杨成武
    杨成武之所以把这封匿名信批给林彪,是因为他知道林彪、叶群同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记得“二月逆流”过后,空军党委调査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林彪的死党周宇驰和刘沛丰以及林家的那只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到空军不久,还不是党员就进了党委办公室
    既然是党委的调查研究小组,写了文章必然会给空军的政委余立金一阅。余立金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并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找到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为好。”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第四十七章关于“以林副主席为副……”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三个很大的楷体字:吴法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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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杨成武和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林彪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能否定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
    后来听说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
    过了没多久,空军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作为政委的余立金又提出异议,说中央没有这么提,我们空军这样提好不好
    余立金又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了讲稿,对余立金说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杨成武的原话报告了叶群。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杨成武的批示很快送到了林彪办公室,叶群看了信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周宇驰他们一见,非常恼火,于是把平时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笔迹都找了来,像公安局査“反革命”信件一样,一个一个地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关于这件事,他们又联系到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和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为了进行报复,他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吴司令,我们向你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秘书的老婆告到党委来了!”
    是吗?”吴法宪很吃惊
    “他们写的情诗让秘书的老婆发现了,告到了党委办公室!”
    吴法宪再草包,也知道这件事是不可以开玩笑的。男的是政委的秘书,女的是
    代总长的女儿,便问:“有证据吗?”
    “有,秘书的老婆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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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就好。”
    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叫到他的办公室,但她却一问三不知。他急忙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走。
    周宇驰、王飞等人又找上门来,要吴法宪立即下令“隔离审査”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这个胆量,这涉及到代总参谋长和空军政委。他对周宇驰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不好!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
    周宇驰把吴法宪的话告诉了林立果,林立果又告诉了叶群。叶群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是为了保你,是为了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
    叶群又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
    吴法宪挨了叶群的骂,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起来。
    这时,在病中的杨成武也得到了消息,气愤至极。他的女儿杨毅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他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派夫人赵志珍去找空军的人,吴法宪不在,找到了余立金。赵志珍又和余立金一起直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
    第四十八章江青贼喊抓贼
    赵志珍与余立金等了很久,叶群才身穿便衣出来。
    “哎哟哟,什么事情搞得你们两个跑来啊,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装模作样,耐着性子听完他们所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査调査,査清楚以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他们走后叶群立即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并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块找杨成武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斗争愈来愈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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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傅崇碧所谓冲钓鱼台的“事件”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
    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里面的假山、喷泉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
    这件事本来和林彪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和杨成武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在那种畸形的政治斗争中,却有了很畸形的关系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傅崇碧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收臧在鲁迅博物馆內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査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收癜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査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怎么个找法呀?”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利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使驱车直奔秦城。他们一行人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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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第四十九章转了一个大弯子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
    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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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那里?”周树青急切地问。“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告诉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是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
    卫戍区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
    江青见屋中站了5个军人,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傅崇碧扯扯周树青说:“我们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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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
    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
    冯秘书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第五十章江青要报复戚本禹
    冯秘书突然晕倒,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些“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他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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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页,共2743页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的身上。她叫人査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她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4个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木,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大家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江青很执拗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对饭菜是很挑剔的。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盜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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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抓贼了吗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第五十一章又起风波
    到了秦城监狱。他们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真的没有?
    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说:“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仅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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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査!”“找杨成武,要他批傅崇碧。”
    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
    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你过来吧,过来再讲。”“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傅冲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不让别人说话。他没好气地说:“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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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第五十二章诡秘的3月22日之夜
    就这样,几条矛盾线索纠缠在了一起,使得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但杨成武还是没有料到事情会发生那么急剧的变化,会搞出一个“杨余傅事件”来。
    “3·24事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将军从此身陷囹圄。有人说,是林彪手策划了这一事件;也有人说,是江青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人认为此事的背景复杂,至今还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
    1968年3月22日深夜。喧闹的北京已经安静下来
    位于北京后海附近的杨成武将军住地也非常静谧。12点半左右,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门卫的报告:“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张忠庆忙出去迎接。见来者是林彪的两个秘书他
    和张秘书也认识。其中一个说:“101(林彪的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几天前,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杨成武患了美尼尔氏综合征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非见杨成武不可的,但这天他们执意要见首长,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个秘书说:“101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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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武说:“谢谢101,不要紧的。”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这两位秘书,张忠庆告诉杨成武,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曾来过,当时他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杨成武让张秘书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不要让他来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接了电话,说:“吴司令正在开会,交待过,不能找
    张秘书刚刚放下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来的电话,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一惊,虽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情,但军队内这么大的事情还是闻所未闻。他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第五十三章杨成武被抓走
    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听后也感到很吃惊,在他们还没有搞清究竞发生什么情况时,几十名仝副武装的军人秘密包围了他们的住处,原来的警卫部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撤到景山。
    凌晨2时许,“哐哐哐”的敲门声,“出来!不许动!”的叫喊声,“跟我走,快!”的呵斥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冲到楼内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8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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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故。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簇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进了客厅。这时,杨成武眼就看见老母亲也被他们从房间里抬到乒乓球台上,心中更加气愤。两天前,杨成武的父亲在这里病逝,刚刚火化。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而且正在生病,她还能经得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吗?杨成武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便大声说:“我要跟我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
    个小头目当即拒绝,态度十分粗暴
    杨成武用肩膀使劲把那个人抗到一边,走到母亲身旁,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他又转身对孩子们说:“你们要管好自已,照顾好妈妈、奶奶。”“快走,快走!”那个小头目又喊道。
    在杨成武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母亲如从梦中惊醒一般,猛地扑过来,边哭泣边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
    老母亲是想尽她的最大的力量和能力来保护自已的儿子。但是,她不知道此时已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了。
    杨成武被带出房门,儿女们大声哭喊着:“爸爸保重身体!”
    杨成武一阵心酸,又猛然转过身,昂起头,大声说:“相信我!毛主席了解我!我不反对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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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武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
    见杨成武出来了,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俩一左一右为杨成武“保驾”。车队没有走大街,穿越小胡同,高速驶抵人民大会堂。
    第五十四章新疆厅的批判会
    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地上铺着真正的和田地毯,墙壁上的装饰充满了维吾尔族的色彩。过去走进这个厅时总有一种浓郁的边疆气息。今天,杨成武却感到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
    十余人都坐在里面,中间有个位子,好像是留给谁的
    林彪一脸严肃,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平时好拿腔拿调的,这次一反常态,讲话干脆,也很有力量。
    江青跳了起来,叫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江青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的样子挺斯文,讲起话来却恶狠狠的:“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夫子”把眼镜往上抬一抬,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发言的声音很大也很响。由于激动,她的嗓子哑了。她用沙哑的声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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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力竭地叫喊:“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枝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査。”
    江青再次跳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说什么也于事无补。
    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把杨成武押解到西郊机场。一架伊尔十八型飞机已经发动,看样子是在等着他。一下车,他就被人架上了飞机。机上坐着一个班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杨成武:“你喝水吗?这里有水杨成武摇摇头
    其中一个长得很粗壮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第五十五章开始了软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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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了。杨成武一看,这不是武汉的山坡机场吗!几个月以前,他随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在这里起飞和降落过。
    很快,他被押送到东湖宾馆。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1968年3月25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地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从此,他开始了近7年的软禁生活
    说起“3·24事件”,杨成武将军回忆说,当时我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他们搞的?我脑际深处,曾经闪过,这或许是林彪授意吴法宪干的,是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干的。我没能想到的是,经过林彪多次进谗言之后,已经使毛泽东将信将疑,并同意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提法。林彪、江青一伙已经拿到尚方宝剑。难怪林彪在3·24人民大会堂的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件事,是在主席那里开了四次会才定下来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问题。”
    即使是在被押上飞机的时候,杨成武将军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开始了被“监护”的生活—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早已关押在这里。一家人得以团聚在囹圄中。从被砖块堵起的窗户缝中,杨成武看到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两面青山,一泓碧水,依山而建的泂窟依稀可辨。他虽然没冇来过这里游览,但对汉代著名的八大关之一,白居易白号“香山居士”,蒋介石修的寺内行宫,杨成武都早有耳闻。他判断出被监禁在洛阳香山寺内。家人虽然来到了这里,但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自由。门口有持枪的战士站岗,负责看押的人不断来找茬儿。没有了自由的生活就好比人间地狱。这与周围如画的风景相比,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
    在这里,负责看押的人为杨成武一家制定了一套“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规定:一、不准岀房门,更不准下楼梯;不论春夏秋冬各处房门不得关闭。二、饭食定量,不够不添;每星期每人必吃两次忆苫饭
    在关押他们的房间里,除了破木床就只有马桶了,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夏天热得像蒸笼,衣服被汗浸湿了,也没有换的衣服。全家人只有一把扇子—一这还是在武汉山坡机场时,一位好心的战士给杨成武的。现在只能给老母亲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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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冬天,寒风刺骨,不给生火,冻得直发抖。母亲和姑姑年迈体弱,重病在身,过冬天简直就是过鬼门关。
    吃的食物经常是发了霉的窝窝头,或者把烂菜叶、红薯叶、南瓜叶加糠用开水一拌,就端上楼来。按当时被关押人员的有关规定,杨成武和赵志珍的伙食费应为1元,其他人为6角,但实际上连3角也没让他们吃到。就连开水也从不保障,每天全家12口人只给3暖瓶水,除了老母亲、姑姑、杨成武夫妇外,孩子们无论冬夏都只能喝生水
    在这样的情境下,杨成武和夫人没有屈服,他们经常把眼前的情景和战争年代联系起来——有一次,赵志珍和杨成武谈起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抗日军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她们母女的情景。赵志珍说:“那一次,我们的住地突然被敌人包围,日本人逼迫群众交岀我们,群众死也不说,鬼子竟残杀了五六个人!”说着说着,赵志珍不禁潸然泪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他们为了我们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第五十六章给毛主席写信
    杨成武说:“当年我们没有死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手里,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和他们斗争……”他还对孩子们说:“奸臣当权,忠良遭难,自古有之。要相信党和人民群众。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掉了头也不要紧!”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噙着热泪一次又一次地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他不可能表示对林彪的意见,只能在信最后特意加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信交上去了,他们就开始盼望消息。他们多么希望毛主席能收到信,能从信中看出他的心思,能派人来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啊。一封又一封的信,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多亏一个有远见的同志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在那几年的时光里,杨成武的家人都必须面对被关押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同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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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子杨东成只有13岁,难以忍受这种寂寞的生活。一次,他偷偷溜到走廊上,爬到窗台上向外眺望。突然,“吧嗒”一声,他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掉下去,他看四周没有人,便悄悄地爬下去,把钢笔捡了回来,又小心地把堵塞物恢复了原状。
    负责看押的人发现后,把四个男孩(杨成武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叫到个房间,进行审问:“好大胆子,谁下楼了?”
    东成立刻站了起来,说:“是我。”
    小头目下令把东成带走,并说:“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训斥后,又逼着他写检查,还硬要他承认有“后台”。
    年春节前,下着大雪。东成站在楼上的栏杆旁,看楼下战士们杀猪,无意中在栏杆的积雪上写了一个“猪
    专案组的人知道后,误认为是杨成武的侄
    子东海在骂他,非要狠狠整东海不可。东成便主动说是自己写的。于是,那个人就对东成一边骂,一边推推搡搡,强迫东成和他妈妈各写了几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有一次,二儿子杨东明坐在毛主席像前学习《毛选》,专案组的人来后,顿时大发淫威:“你为什么脊背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东明轻蔑一笑:“你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每次开会时,主席台上的人都是脊背对着毛主席像,难道你敢说他们都反动吗?”
    句话气得那人暴跳如雷:“你想造反……”并命令几个孩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专案组的人还定时对看守班的战士训话:“杨成武是铁板钉钉的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了…”
    如果说,年轻人尚能忍受,那么对于杨成武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来说,已经经不起这样的煎熬了。入冬不久,他的母亲病情加重,所谓的医生既不看病,又不肯给药。天长日久,老人家骨瘦如柴,昼夜不停的咳嗽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后来,一个看守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叫来一个女医生,她看也没有看,就说:“是气管炎犯了,不用看,过几天就好了。”又一次,杨成武的母亲胃疼得厉害,直在地上打滚,经苦苫哀求,医生才给了几片胃舒平,并说:“吃完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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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70年冬,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老太太的身体日渐衰竭,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奄奄一息的她躺在床上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个鸡蛋
    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要求,然而那时却使杨成武为难地低下头那一刻,将军的心都碎了
    第五十七章遭受非人折磨
    听说奶奶想吃鸡蛋,孩子们掏出被关押前兜里剩的零钱,凑在一起,央求看守人员满足奶奶的一次愿望。可是,专案组头头却声色俱厉地说:“这里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值勤的战士不忍心看着老人受此虐待,背着有关负责人,悄悄地端来一碗软面条,说:“吃吧,出了事儿我兜着。”
    就在这天夜里,杨成武的母亲被拾上了汽车,拉出香山寺。女医生随车前往,但不允许任何家人陪同,一家人寝食不安地惦念着她老人家的病情。
    七八天后,女医生带回一个木盒,冷冰冰地对杨成武说:“这是她的骨灰这消息对杨成武来说好似五雷轰顶。他戎马一生,不能侍奉老人,临到分手也不能见一面,杨成武悲愤不已,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事后得知,老母亲是被秘密送进第132陆军医院5号病房的。据说病房门口站着岗,既没有做病情检査,也没有进行治疗。陪同的人还对院方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或接近病人,以致医院里传说来了个“神秘的老太婆”。至于老太婆叫什么,是什么人,患什么病,何时去世的,医院里没有任何记录或报告,至今仍是个谜。1986年夏,杨成武再次去洛阳,来到母亲去世的医院时,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那时候,若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有点人性的话,我母亲是不会那样快就离开人世的
    杨成武的妻弟赵晶溪的命运就更惨了
    赵晶溪原是北京军区第262医院的医生,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硬逼迫他揭发杨成武的问题,当然遭到严词拒绝。造反派便将他装进麻袋毒打,打得死去活来。看守还不准他上厕所,逼得他只好绝食尤其令人惊骇的是,他们竟以强迫进食为名,将他的粪便再从嘴里灌进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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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其残忍,令人发指。一直到迫害致死。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从1968年的3月22日开始,此后的几年里,杨成武的许多变故都和这个数字有关。
    1971年1月22日,又是一个漆黑、阴冷的冬夜,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将军的住处,把正在熟睡的孩子们从床上拽下来,又一个个点着名,强行把他们拖走
    孩子们的哭喊声,把杨成武和赵志珍从梦中惊醒,知道不好,急忙披衣而起但房门早已被人把守住,不准岀去。志珍只好挨个呼唤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拼命挣扎的孩子。杨成武也不停地高喊道:“你们要听党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千万不能自杀!你们要百炼成钢啊!”
    孩子们也不停地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
    在越来越远的凄惨的呼叫声中,突然听到当时正在发着高烧的二女儿杨俊生声尖叫:“唉呀,我的胳膊!”便没了声音。事后才知道,挣扎中,她的胳膊被摔成重伤。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竞是和大女儿杨毅的生离死
    杨毅1964年毕业于人民大学中文系,是空军报社的编辑,也是林彪死党特别关注的人物,被认为是杨成武安插在空军的“钉子”。“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她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虽然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向淫威屈服。她从四川押来香山寺时,已被打得遍体鱗伤,惨不忍睹。在滑县,她被押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屋,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都不叫吃饱饭。杨毅的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
    第五十八章大女儿被打死
    “9·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她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査。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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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有关当事人一口咬定杨毅是“自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那非人的折磨中,她熬过了漫长的4年,而当她看到光明,意识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专案组将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的建议。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感到其中必然有缘故。他立即指示:要化妆,用棺木安葬
    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平反昭雪,追认烈士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发现她身上除了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经过法医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解开了所谓的“自杀”之迷
    杨毅是杨成武的女儿,更是人民的女儿。她是当年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下来的革命后代,在她刚刚走完人生的第32个年头,竟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手里。杨毅罹难后,河南滑县人民自发地为她造墓立碑。她的生命是人民给予的,也永远安息在人民的怀抱之中。
    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她性格刚强,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与林彪、“四人帮”之流做了坚决的斗争。她的命运比姐姐好些,因为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不听专案组主要领导人的那一套,他认为俊生没有罪。因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不时地向她透露些情况。杨毅的突然死亡,引起这位正直共产党员的警觉,他从许多迹象看岀,杨毅之死,仅仅是个开头,一场新的迫害阴谋正在酝酿。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主席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批示说:看来,杨成武是个冤案。与此同时,缪锡跃自己还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支到滑县,撇开专案组,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岀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从此情况才有了好转
    杨成武知道大女儿的死,是3年多以后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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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7年了
    7年,多宝贵的7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7年。与世隔绝了7年。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单间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里,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林彪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70多岁的老母亲有病不能医,加上饥寒交加,很快就去世了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侯马。
    这7年里,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这7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从1968年3月23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啊
    第五十九章“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就在杨成武一家人承受着巨大精神折磨、过着最难熬的日子的时候,忽然出现了黎明的曙光,一个战士悄悄告诉杨成武:林彪出事了!
    杨成武相信自己的事情会有转机,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转机。今天,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赵志珍说:“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看来人说话的态度,不像那些专案组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别又是什么新的圈套吧他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喜鹊还在院子里喳喳地叫个不停,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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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他们早就认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的心情起作用。
    7月31日下午,中央军委的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
    邓小平、叶剑英等讲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不久,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大家都没说什么,等着下文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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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 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第六十章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又是一个“22日”
    1974年5月22日。
    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快7年了,那天离开大会堂,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杨成武感到有许多话要说。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
    是啊,假如林彪、康生一伙提岀的开设特别军事法庭的提议被通过,杨成武等将领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这期间,姐弟几人相互不通音信。大女儿杨毅被迫害得最厉害,轮番地批斗变相地体罚,非人的待遇…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在艰苫的战争年代,杨成武先后失去了3个孩子——珍生、燕生、冀生。这3个孩子都是放在老乡家寄养的,尽管乡亲们用家中最好的食物喂养他们,可是恶劣的环境和病魔还是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自由的杨成武又有3位亲人—老母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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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和妻弟被折磨致死。
    周总理很动感情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后来,在重病和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所以只要说起总理,杨成武总是心存感激
    1974年的9月30日夜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慨万千。6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三个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傅崇碧说:“一场噩梦。”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心情会稍好些,他们的心灵上还压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忧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拂去他们心头的乌云
    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第六十一章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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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发到县团级、传达到群众的红头文件指出: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党中央的决定中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决定中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千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决定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那座临近北海的总部大楼里,他曾经工作过十几个春秋,“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身为副总参谋长的他,要求自己“上下请示,左右求援,既不失职,也不越权”。现在又回来了,大楼依旧,物是人非,这16字的方针还管用吗?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10月20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0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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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年干部。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11月9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他将怎样开展工作呢
    许多年后,将军向笔者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段时间,真是很难啊。主要是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势力在斗争。一方是叶帅等老同志,另一方是四人帮的势力,而总参历来是斗争的漩涡
    第六十二章忆往昔峥嵘岁月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和许多老同志样,打心眼里拥护。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悼念的队伍里,杨成武流下了悲恸的泪水总理逝世以后,政治斗争更加复杂。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这实际上是叶帅一个策略。把他们派到福建去就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的政
    治漩涡。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们可能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回到北京
    紧接下来的就是那场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杨成武起到了自己特殊的作用。叶帅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他们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那天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冇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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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了,那就麻烦了。聂帅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帅摆了摆于,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帅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帅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帅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10月5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釆取行动。同时叶帅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在欢庆胜利的人群里,人们看到将军的身影。他和全军将士一道,欢呼这历史性的胜利。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1977年12月,杨成武将军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叶帅、聂帅都对这次工作安排谈了各自的意见,并叮嘱他一定做好战区的工作
    杨成武没有想到中央军委会派自己到福州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听完几位军委领导同志的谈话,他表态说:对于组织上安排,自己历来是没有二话的。
    他很快打点行装离开了北京。
    福建是杨成武的故乡,能到故乡担任大军区的司令员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在福州军区工作的时间里,将军依然是十分紧张忙碌的。
    他轻车简从,抓部队战备训练;他深入基层,努力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废寝忘食,抓军民共建、老区脱贫
    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写当年的战争经历,写自己切身的感受,写牺牲了的同志和战友
    正是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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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后,他有机会到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闽西的大山,泸定桥的铁索,狼牙山的峭壁腊子口的险峻无不引起他的情思。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仿佛又回到了峥嵘岁月,又钻进了战火硝烟,又焕发了青春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留下一串战将的脚印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第一篇第七章二、朴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该书第234-243页)
    《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九大前后
    “杨、余、傅事件”(第712-730页)
    208年6月24日初稿2011年11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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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2)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二节反击右倾翻案风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
    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不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联翩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象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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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天才,高瞻远瞩地指岀:“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
    权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年多来,它在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中,已经显示出朝气勃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群众的代表,特別是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是有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他们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对于保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血肉相联,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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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来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受到很大的锻炼。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他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在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在起,就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老干部同年青的新干部道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这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同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它有着自己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冇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乂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晝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地巩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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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是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识别和选拔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他们正在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指示、执行毛主席指示、宣传毛主席指刁捍卫毛主席指示,当做自己最神圣的职责。革命委员会要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能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下去,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还在发展。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爱护它,支持它。对于它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提岀批评,帮助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一切参加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注意扫除脱离群众的灰尘
    星罗棋布在祖国各地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树立起无产阶级权威,发挥出巨大的革命作用
    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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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未日。这一小撮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仝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別那些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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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已人,对犯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报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岀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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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竽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岀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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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护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研究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最精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是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持久的进攻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非常复杂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复杂。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木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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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也就是说,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作的英明的结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无产阶级命革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了。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批示,要翻两个历史阶段的案!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中央对河南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声音一传到广大群众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了。本来那个地区没有那么多派别,一些没有革命历史的保守组织早巳垮台了。但是,在这股翻案风中,又改头换面重新拉起山头。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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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拉起队伍后,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坏干部。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有些干部到现在还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但不检讨,还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死保他,把他封为“革命领导干部”,硬要把他拉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却扭住不放,抓住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非要把他们搞臭搞垮不口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他们所反的恰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总是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门经常保持簦惕就是了。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系了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吗?对于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的这种进攻,我们必须坚决杀退,坚决打击。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这个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当然,在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的东西抬头,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来破坏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极“左”思潮的派别,在新的形势下,和原来的些保守组织结合起来了,和右倾翻案的妖风结合起来了,叫做“左”右合流,这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着反极“左”思潮的旗号,其实,极“左”思潮正是他们鼓吹的,他们支持的,是为他们的翻案活动服务的。形“左”实右,他们是一致的。这里,我举个例子,驻马店有个从二七分裂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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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织,叫什么“红旗”,打着二七的招牌,搞分裂主义,不管他是右倾分裂主义,还是“左”倾分裂主义,反正现在和当地的保守组织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共同支持的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们共同要打倒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解放军,对着革命委员会,对着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纪登奎同志:已查明背后有反革命分子操纵。)又比如省广播电台有一个打着二七招牌的所谓“狂派”,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和去年二月逆流中搞反革命夺权的人物合流了,一起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支左部队。报社也是这样。“左”右合流,都是搞翻案。(纪登奎同志:极“左”就是极右。)河造总在上蔡的一个基层组织,叫“上造总”,印发反动传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以后,还把传单寄到省革命委员会来告状,说是“内部传阅”,“二七压了我们”。我说,压得对,就是要压。这种反动传单,在外面散发是反革命,在“内部传阅”也是反革命。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来郑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竟然在车站把县革筹小组长打了一顿。象这样的坏组织,河造总还不应该把它清理出去。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岀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在这股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洛阳街头贴满了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大字报。郑州有些人好象“聪明”一点,有些单位写好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没有贴,还要看一看风声。河南医学院红卫公社就写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只是没有贴出去。洛阳“十一”自称,打倒谢副总理是杨成武支持的,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现在,他们失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洛阳“十一”的一些坏头头,带着机关枪逃跑了。操纵这个组织的后台前台都是当权派。(纪登奎同志:是洛阳地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叫陈渊。他参加了好几次秘密会议,第一次在电厂召开了策划炮打谢副总理的黑会。第二次开会成立了地下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确定了,他是第三位。第三次会议没有开成,就带着柷关枪跑了。洛阳造反派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他跑不了的。反革命传单很多,各地都有发现。南阳就有什么“宛城诗人”、“小灵通”,反动得很。甚至诬蔑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周总理,攻击中央文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南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注意,值得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注意。要抓这个东西。谁反对周总理,谁反对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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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王新同志:河造总开了很多次会议,炮打谢副总理。)省直机关有个坏家伙叫高绍堂,策划炮打谢副总理,河造总的同志自己把他揪出来了,这很好!(纪登奎同志:河造总在北京有个联络站,专门搞小道消息,搞反革命活动,搞炮打谢副总理的传单。其中有个人是十三所姓于的。十三所的造反派为什么不把这个姓于的揪出来。)他们搞谢副总理,相当普遍。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他们散布的所谓“北京消息”,都是从阴沟里出来的消息。(王辉同志: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恶毒得很。)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流毒很广。现在清楚了王、关、戚的黑后台是杨成武嘛!并不是你们要打的人。抛出很多反动的传单散布很多反革命的谣言,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这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商丘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非常反动,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时向中央汇报,是我和王新、纪登奎、王洪智同志
    四个人去的,这件事我们最清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批准的,这和王、关、戚有什么关系!(王辉同志: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是一个叛徒搞的。)我早就说过,这个剧团有坏人,肯定是这些人搞的奇怪的是夏邑没有人抵制这种反革命的东西。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不好混了,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到处挑拨离间,削尖脑袋往群众组织内部钻,煽阴风,点邪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定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驻马店那个叫什么“红旗”的组织里边,就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他们的黑高参。(王辉同志:已经抓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联系我省的实际情况,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反革命的翻案妖风杀下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江青同志
    这里,我要特別向同志们讲的一件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大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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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揭发批判。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小会,现在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耐心地帮助他挽救他。(耿其昌同志: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一定有总后台,不然为什么这样统
    这样一致?)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我不想讲了,只说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错误我作检讨。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是和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群众组织造过反,犯了错误,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一个领导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还不是路线错误。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戴苏理究竟改了没有呢?是不是站过来了呢?(众答:没有。)(杜河堤同志:他是长期的、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动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李忠顺同志:他到现在还说,立场错了,队没有站错。)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王辉同志:他插手了八个地区好多事情他都知道,仝省来郑州大游行是从他那里来的。)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的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他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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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正因为他有这种错误想法,所以他的工作做得是不好的,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而是以此作“本钱”,向我们讨价还价。这
    我们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样,广大革命
    群众,特别是二七公社的同志,对他是很不谅解的,非要开十万人的大会批判斗争他不可。但是,我们还是从耐心地帮助他出发,说服二七公社的同志没有这样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今天,二七公社的负责同志都在场嘛,我们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一方面还讲我们对戴苏理仍然寄予希望,说服广大革命群众,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挽救他,要他立新功。但是,从现在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戴苏理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希望。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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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座的同志没有谁都可以,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么高。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正确地对待自口,犯了错误,除非改正,别无出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这样作,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还是为了帮助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站错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然,我们是外因,戴苏理自己认真进行思想斗争才是内因。我们一定做到仁至义尽,在座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诚恳热情的态度,耐心地帮助戴苏理冋志。希望戴苏理同志改弦更张,不要自绝于人民。
    王新同志:批判戴苏理的斗争,在河南来说,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戴苏理确实利用他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到处欺骗群众,拉势力,仍然要把一部分群众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上次我们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都讲了,希望在我们河南不要出现大反复,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不要搞两面派。那时候我们是有所指的。建勋同志在讲话中也讲,不要反中央的两个批示。都是有所指的。但是,那次会议以后,戴苏理完仝是背道而驰,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搞翻案活动。开始我们不很清楚,根据这一段揭发的大量事实看,他继续蒙蔽干部,蒙蔽群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翻案妖风。在思想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大拉势力。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又拉岀势力来。他确实是在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不彻底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不利于挽救他,不利于教育—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有些人又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通过对戴苏理的揭发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受到锻炼,使受蒙蔽的同志进一步受到教育。所以决定开这样一个会议。这是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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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登奎同志: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召开的,意义确实重大。这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革命群众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带领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让我们来呼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谭震林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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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一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仝面胜利的进军中,又传来一个新的喜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安徽三千五百万革命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隐藏在安徽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就是这样些早已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甘心于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或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者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作出了英明指示,指明了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航向,引导英雄的江淮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在安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年多以来,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经受了很大的革命锻炼。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白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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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不移地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为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绩。
    我们希望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诞生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彻底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肃清他们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硏究他们的策略”。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髙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率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哉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大节摆在首位。这就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要进一步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抓好煤炭、钢铁、粮食生产,搞好水陆交通运输,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我们深信,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的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军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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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破浪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髙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
    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些现象,说明阶级敌人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这并不要怕,它们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反革命行为不愤恨、不追査、不回击,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不批斗,对混进自口组织的坏人不坚决清除,对黑手不痛恨、不揭发,有的甚至继续打内战、闹分裂。收交枪支的协议,已达成四个多月了,据说有的单位还没有全部上交,这在客观上起了掩护敌人的作用,对当前斗争十分有害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今天胜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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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王新、纪登奎同志都讲了,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再简单讲几句。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仝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是一次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
    从会议期间大家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
    这次会议把戴苏理的问题一揭开,前一段我们不能顺利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三月初,我们常委的同志从煤矿回来以后,各个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都搞不动了,几乎停顿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警惕性不高,没有想到戴苏理会搞这一手。我们对戴苏理也是逐渐认识的
    关于戴苏理的问题,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把大概的情况讲了。他顽國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疯狂地进行翻案活动。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圊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岀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白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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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其实,他所反对的极“左”思潮,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午纪登奎同志讲了,去年八、九月份,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曾经坚决抵制了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右倾的苗头就出来了,到十二月份就闹的很凶了,很严重了。当时,为了抵制这股右的思潮,王新、纪登奎、王辉、杜河堤等同志分别在军队的、地方的几个会议上讲了话,我也在有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主要服务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话,重点都是同右倾思潮作斗争的。我的讲话最后也顺便批评了某些地区还存在的极“左”思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阶级敌人来自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或者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我们都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但是,戴苏理却在背后嘀嘀咕咕,到处散布我们只反右不反“左”,这完全是诬蔑和攻击。实际上,他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戴苏理攻击我们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戴苏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来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来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的。
    为了更好地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提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毛主席要“斗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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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修”的教导,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展开了“斗私,批修”的斗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敢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的,无可非议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反。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但是,阶级敌人是无空不入的,我们这种革命的口号,也被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戴苏理接过去了,把它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而后快,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而后快。好象只有他们刮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自由,没有我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权力。就是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如果我们去消毒,就说我们是“派性”。这是一切阶级敌人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扬言要“四大”,要“民主”,要“自由”。其实,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
    以上,就是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两把板斧。戳穿了,无非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全会扩大会议,必然会使这场斗争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主动地、不停顿地进攻,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的,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把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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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想特别着重说一下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批判运动。我们就是要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只有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才能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可以看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并没有斗倒斗臭,他们有气候和温度,就跳岀来进行反扑。最近,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交出了一个所谓“检讨
    看便知,是假检讨,真反扑。这说明,前一阶段他们是躺下装死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戴苏理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检讨,同志们都听了,是极不深刻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现在我们还是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彻底交代,承认错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矛盾掩盖起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必须把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活动,为刘、邓、陶翻案的罪恶活动,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翻案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开,加以批判,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对戴苏理有所帮助,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有这样一些干部,过去他们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只要他们深刻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可以挽救,可以不打倒的。但是,这些人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在戴苏理的指使下,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蒙蔽一部分人死保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当了那个地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这就可能要打倒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是走资派?还不该打倒?!这次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也害了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戴苏理的错误揭发岀来把他批倒批臭,就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岀来。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对戴苏理所犯的错误,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对这次又站错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仍然坚持“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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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项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信任他们的。我在一次省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过争取边缘人物的问题。希望那些到了边缘的边缘人物迅速猛醒,不要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下去。我所指的就是受戴苏理影响的一些干部,包括戴苏理在内。现在,我对这些干部,再一次提出忠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边,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现在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们。如果死不悔改,象戴苏理那样搞实力政策,拉山头,搞分裂,以为“人多力量大”,就可以保自己,就可以当核心,继续蒙蔽群众,搅乱阶级阵线,那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于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受了蒙蔽的群众,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当然,其中极个别的坏头头是要揪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搅乱阶级阵营,那个组织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去揪。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总之,在这场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杀退右倾翻案妖风。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要因为有的群众贴过炮轰刘建勋、纪登奎的大字报而整他们。这个,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中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我们欢迎革命群众提出批评意见,炮轰也可以。不要因为炮轰我们而去整群众,更不能把贴这种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于有些人贴大字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地和他们作斗争。我们要誓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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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关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纪登奎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这么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无产阶级文北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列宁说:“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并以党派斗争的形式最充分地展开。政党和政治派别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党派,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两派。工人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党派。在第一国际内部,有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派别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有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考茨基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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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时候是中派,大战中变成了右派。在第三国际的斗争中,列宁、斯大林是真正的左派,布哈林是右派,托洛茨基是形“左”实右派,后来变成赤裸裸的反革命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是工人运动中的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别动队,它的基础就是工人贵族,它的思想,实际上是反映在工人阶级内部、企图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指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是真理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派,就其世界观来说,基本上就是两大家,就是这两大阶级的党派性。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正如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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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革命派,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个教导,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胜利地前进。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加强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以揭露。谁如果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而又坚持不改,那是很危险的,那就有可能站错队,甚至被坏人利用。对于小资阶级要加强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列宁曾经说过:“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今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欢庆自己团结战斗的节日
    五
    ”国际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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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两年了。这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因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步地被人们觉察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的形势。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遍及全国城乡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推动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把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带动了生产,工农业战线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那些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竞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这样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从阴暗的角落里冲刷了出来,使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敌人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用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作垂死的斗争。
    正因为这样,处在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不能因为胜利,就骄傲和麻痹,懈怠起釆,放松对敌斗争。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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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流毒,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善于识别反革命分子的卑鄙手段,要善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粉碎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和分裂我们的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粉碎他们一切复辟、变天的痴心妄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原则性,同阶级敌人那些从右的方面来的或者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进行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我们永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同广大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必须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必须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团结绝大多数人。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对敌,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绝不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革命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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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子弟兵,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运动,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正呈现出新的高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伟大的新风暴,亚非拉地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蓬勃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各国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正义斗争的新发展,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团体革命斗争的新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苏修叛徒集团等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加速分崩离析,就是当前国际形势大好的突岀标志。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给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们一定不辜负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的期望,坚定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一定要更有力地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乘胜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一热烈欢呼陝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继续胜利前进。在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
    五
    国际劳动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隆重地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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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兴奋地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两千一百万陕西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敬礼!
    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把“延安还是西安”比作“革命还是反革命”,以此来教育我们划清敌我界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胜利斗争的革命中心;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反革命重要基地。延安和西安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关系着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
    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等党内小撮走资派,怀着狼子野心,苦心经营,妄图在西北和陕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搜罗了一小擐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拼凑了一套又一套黑班子。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实质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大造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之流的反。斗争是剧烈的、艰苦的,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经过反复的较量,终于摧毁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陕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遵照毛主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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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宣传活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乂,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我们希望,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继续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无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拥军爱民。要发扬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时刻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各种倾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所有参加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都要执行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使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我们相信,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把陕西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一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两年前,一个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
    十六日的《通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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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知》,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的文献,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军的战斗号令。两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这两年发生的革命变化是多么巨大啊!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抵抗,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发挥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年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主席在《通知》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它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
    在这两年中规模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怒涛,把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把那些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冲刷出来了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现在,根据揭发岀来的大量的确凿事实,已经査明,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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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擎。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头号的走资派,就是多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可耻叛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陶铸、彭德怀、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都是隐臧在我们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家伙,钻到了我们党里,窃据了不少重要的岗位。他们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国就会重演苏联和些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悲剧,就会回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
    我们同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最新指示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我们党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又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继续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象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藏了那么久,钻得那么深的资阶级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正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动起几万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才把他们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亿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在这场大革命中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战斗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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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以从来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在《通知》的鼓舞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斗争中涌现出来。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进一步取得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无产阶级压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压倒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对毒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要坚决斗争,坚决批判。无产阶级就是要压倒资产阶级,对他们决不能讲什么“平等”。正如毛主席在《通知》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两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进行革命大批判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还会登台表演。那些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会采取不同的伪装,釆取两面派手法,进行欺骗。我们必须继续执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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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指示,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继续进行批判。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扫清道路。使毛泽东想的伟大红旗,在各条战线上高高飘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实行
    革命的大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正如毛主席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主席最新指示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种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由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丰硕果实。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这种权力机构,代表着工农劳动群众的根木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更好地帮助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权力机构。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革命群众代表)、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代表)领导骨干(革命干部代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军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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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军政的团结,干群的团结,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木主义复辟的需要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动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都在关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问题,积极参加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专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取得全面胜利,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无阶级专政,将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威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灿烂辉煌的
    不可磨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那些面临末日而又不甘心自己死亡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地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他们怎样进行罪恶的阴谋破坏活动,不管他们怎样掀起右倾翻案的妖风,到头来,只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年来巨大胜利的影响,广阔地波及到全世界,鼓舞了各国革命人民的战斗意志。无论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国家,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都看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推动革命的群众运动方面所起的一定作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全世界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了仝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们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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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极大的恐惧、仇恨和惊慌。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夭折”,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他们象巫婆那样,恶毒地诅咒“文化革命前景暗淡”。但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前进的步伐,踏碎了这些老爷们的痴心妄想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正在冲决一切障碍,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我们正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要经常深入地注意调査研究,善于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向阶级敌人继续发动进攻。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必须坚持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方针
    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的)
    我们要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的热潮,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力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勋。我们要继续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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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使它不断地巩固和完善,使它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应当领导千百万群众去夺取新的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全面地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坚持不懈地战斗吧!新的胜利在前面召唤我们,让我们奋勇前进!
    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照遍了巴山蜀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胜利前进的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七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全体指战员,致以战斗的敬礼!
    四川,是我国的战略后方。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封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声音,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地在各条战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企图把四川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一小撮又和社会上残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猖狂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军民团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次又一次刮起右倾翻案妖风,进行垂死的挣扎
    在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贯串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当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还处在相当艰苦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四川很有希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四川革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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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往直前,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击退了一次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终于取得了
    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四川部队,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嶽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揭露了世界上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共同的反革命本质,透彻地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本质,向我们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自己工作中,永远要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乘胜前进,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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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流和支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切不可中了坏人的挑拨。要爱护和支持革命委员会,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支持和拥护人民解放军,保护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增强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增强军民之间的坚强团结增强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坚强团结,警惕右倾分裂主义。要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
    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革命人民,一定能够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更好地完成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让我们迎接这个光辉时刻的到来吧
    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关于形势问题
    和仝国一样,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大深入、大发展。据前些日子统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就有××Ⅹ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现在人数还要更多些。“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挖出了一批隐臧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和一些现行反革命集团。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革命的大联会、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并且正在日益提高、巩固、充实和发展。从大家讨论的情况来看,对形势大好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认识还不大一致。
    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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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不好,也要犯错误。经验证明,凡是保守势力抬头的地方,后边总是有人在挑动。同志们提“老保翻天”也好,“逆流”也好,不是群众的问题,而都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那里操纵和蒙蔽群众,搞翻案、复辟活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对群众加强思想教育,提髙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把后台、黑手统统揪出来,如果对这个情况不作具体分析,脑子热起来,就容易把矛头指向群众形成群众斗群众。因此,笼统地提“老保翻天”的口号是不科学的。在当前形势下,不加分析地提“革”与“保”,也不科学。要看他保的是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他保了坏人,根子也还是在坏人身上。千万不要把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要不加分析地划分“革”与“保”,硬把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组织,再分成两派。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两者,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不要一概都看成是极“左”思潮。现在,的确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扩而大之,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个问题,尽管各个地区都有一点,但也是一个支流,把它夸大了,看成是主流,也要犯错误。
    总之,形势大好是主流,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是支流。但我们不能忽视这股支流,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掩盖了主要敌人,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岀发,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就拿“老保翻天”来说吧:×地区有一个单位,走资派根木没有被打倒,仍然在那里操纵着一部分被他蒙蔽的群众,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压的很厉害。作为这个单位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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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老保翻天”就不是支流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进行到底,而且很快就要岀现资本主义复辟。但在全局来讲,这又仅是一个很小的局部,是一个支流。对于保守势力抬头和极“左”思潮,看不到或过于夸大,都是错误的。
    关于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
    新形势,主要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的决战时刻。我们要夺取仝面胜利,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必然进行垂死挣扎,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斗臭,并且从组织上把他们清理出去。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随着这个变化,带来许多新问题。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何发挥这个新生事物的作用,运用政权的力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个很值得研究的新问题。运动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到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向走资派进攻,终于把他们打垮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政权,就要运用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臭批垮,把修正主义黑线的根子挖出来,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那套黑班底彻底砸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我们掌权以后必须认真考虑和解决。
    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有老中少,并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军民结合在统一的领导机构里,这和过去的政权是不同的。如何发挥三结合的作用?怎样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是个新问题。我们的红色政权应当和过去走资派操纵的那个政权有根本的区别,彻底批判他们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一个新东西建立以后,总还有旧东西的影响,我们必须肃清这些影响。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大力突出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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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从各方面和他们对立起来,绝不走老路,恢复老样子。这些新问题,都应当提到议程上研究解决。
    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还有个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的问题。没有掌权以前,群众组织之间有点问题,总还是群众之间的问题。掌权以后,就有个新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千部、解放军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要正确对待群众,保护人民群众。我们要经常从已经掌权的地位出发,想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要联系群众,全心仝意地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如果自己掌了权就把群众甩在一边,甚至压群众,或者还和刚造反时对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那样。看到群众不顺自己的心意也去造群众的反,那就非犯错误不行。同时。群众组织也有个如何对待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群众组织对革命委员会,应当爱护,应当支持,绝不能用对待走资派掌握的旧政权的态度对待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发挥作用,革命委员会也要关群众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要警惕阶级敌人挑拨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警惕他们故意拉着我们犯错误。
    形势是大好的。形势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常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发现和支持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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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淸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臧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已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是挖暗臧的,就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臧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段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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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千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
    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亼。“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査硏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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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旦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
    般的
    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臧的、混进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査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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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什么是右倾分裂主义呢?就是类似杨成武那样的人物,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个人野心家。我们反对右倾分裂主义要反出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来。这个革命的大联合,要包括运动初期站错了队的广大革命群众、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和一些小的组织;就是不包括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彻底地孤立起来。两个阵线,两大派,就要这样来划分。要警惕阶级敌人打着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号大闹右倾分裂主义,恶意挑拨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制造新的分裂。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代表人物,要揭发批判,这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大问题。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反右倾分裂主义,就什么都是右倾分裂主义,要划清界限
    右倾投降主义,就是对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划不清界限,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被他们腐蚀了。这就很危险,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惕。
    这些右字,总起来都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搞四个反右,要反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来,反右必须防“左”,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教训。四个反右如果搞不好,会反出一个极“左”思潮来。极“左”思潮对革命破坏也很大,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围绕和服务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大方向。目前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希望尽快联合起来;在组织上已经联合起来的,要进一步实现思想上的大联合。只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大联合要不要有核心?核心一定要有,没有核心怎么能行。问题在于:核心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争来的,不是白封的,自封的就会垮台。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派,形势很好,如果再人为地去分成两大派,重搞什么大联合,那就不是把革命向前推进,而是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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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对于我们今后如何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夺了权以后,如果按运动初期的那个想法,搞不好也很睿易压制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如果对准了群众那就坏了,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专无产阶级政了。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是在我们掌权以后,如果搞不好,走下去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时刻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拥护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问题进行的。这次两个司令部的决战,则更突出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革命委员会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就必须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我们实际做的还是很差的。讲起来,都拥护毛主席,实际做起来,却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的同志也会讲,可就是联合不起来。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就必须改造世界观。如果不改造世界观,现在你可能是革命的,运动前进一步,你就有可能走到反面去。这种历史教训是很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教训也不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我们有些同志注意不够,滋长一种骄傲情绪。只注意看成绩,缺点就看不见了;只愿意听好的,坏的就听不进去了。还有的总觉得自己有功劳,上进心不强了。甚至有的计较工作的安排,生活的享受,产生了一种颓废情绪。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光是个防止骄傲的问题,而是克服骄傲的问题了。这一点值得同志们警惕,如果不警惕,就很容易中糖衣炮弹。
    因此,现在我们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普遍地进行加强党性的教育形势发展了,我们掌权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必须大大提高,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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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运动初期那个水平上不行了。提高到那里去?提高到无产阶级党性上来,提到毛泽东思想上来。现在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作准备。有些同志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是党员,那么现在的思想水平符合不符合党性的要求,我们党发展党员是不能降低条件的呀!这就必须提高,必须加强党性教育
    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最基本的是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组织建设,这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来说,就是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最后,建议同志们加加油,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争取快一点建立起来
    (四)生产问题
    现在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旱情也比较严重,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大力抓一下。我们××是夺权早的地区,形势很好,中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生产无论如何应该搞得好一些,今年应该比去年好一些。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化肥不足等,但是,只要同志们认真去抓,发动群众,采取些可行的措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目前,要集中力量抓好夏收、夏种这两件事。(完)
    补充
    在形势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什么是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分析很好。从根本上分析,新形势从这方面看,当前运动正处在决战时刻,处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过去被压制的地位变成了掌权的地位,这是很大的变化,根本的变化。过去领导权在走资派手里,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制,起来造他们的反,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力量壮大了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走资派过去掌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但主要矛盾没有变,还是与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由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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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地位变为统治地位,由没有权到有权。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垮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起了这个变化。随着这个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革委会还是个新生事物,是世界上没有的。军委会如何工作法,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个新问题,中央叫我们研究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如地区的革委会是当地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怎样发挥政权的作用。用政权来领导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需要研究的
    过去走资派掌权,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我们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一段造反是分散行动,这里打头,那里打脚,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垮以后统了,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怎样进行革命,怎样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乂根子,用政权来推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新问题。如果跟不上还用运动初期造反的办法,这里打一下,那里冲一下,这样不行了。现在我们掌权了,如何维护这个政权,运用政权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把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挖掉,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三结合。怎么统一,军队、群众、干部,组织到一个组织里,过去是没有的元化的领导,这也是新问题,这次提出的一元化和过去不一样,还有老、中少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关系,也是新问题。再一个,这个政权和过去的性质不同。我们和走资派要对立起来,如果过去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怎么做,就会走老路。对过去的,合理的接受,不合理就打垮搞新的,这样才能革命,不然就很快会走老路,只有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掌权,不能再用以前的办法处理问题,我们当了“官”,对群众的态度和过去不一样,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夺权之前,我们是群众组织,内部有冲突,有些意见,这个关系不大,革委会成立就有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仍然用过去造反的态度对待,就不行了,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应该用派性的观点去对待群众。打垮了资反路线,如何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把群众团结起来,进步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摧垮,这些问题还未搞好,研究的还不多,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一点
    作为主要矛盾是没有变化的,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新的形势,新的矛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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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新老干部的关系,怎么解决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很好的研究。群众组织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夺权以后,政权和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革委会怎么领导群众组组,群众组织怎么监督革委会,这个要解决,搞不好,群众组织放在政权之上,当成立前的旧政权对待来造反,就会站在革委会上面发号施令。不解决这个问题,三结合的班子没法工作,如果搞不好,革委会把群众闪,又要犯另一方面错误,如何由政权发动群众革命,这个问题要研究
    虽然主要矛盾未变,但是形势变了,过去受压抑,现在变成统治,走资派变成了被统治。在现在的形势下,敌人会用新的形式斗争,会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隐蔽、更加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者在工作中故意制造错误,来破坏革委会的威信,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敌人由大变小,最后要垮台。
    根本形势就是这么几个问题。我们要防止骄傲,如果不警惕,就会很快和走资派一样中糖衣炮弹,就会变质,这很重要。如何联系群众,也是很重要的,有的自己地位起了变化,还未发觉。……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对敌斗争,要比掌权前更加革命性更强一些,把杈掌好,新形势,新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全面胜利,我领会是把资反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进一步团结群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忽视这个特点,还用运动初期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就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给运动带来损失。
    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从运动发动以来,已取得了很大胜利。群众发动的很广,情绪很高,挖出了不少敌人,隐藏几十年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都挖了出来。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广大的农村、工厂、学校,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使运动深入了一步。
    运动这么大,有没有缺点,会有的,有的把黑暗面扩大了,如果扩大了就会压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不能指手划脚地去指责群众当然,如果不注意就会走上邪路,我们领导的责任是如何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清理阶级队伍,首先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弄清。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就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们在政治上夺他们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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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上对修正主义进一步批判搞臭,在组织上清除出去,巩固党的领导。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党的队伍,清理隐臧在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社会上的也要清理,这是两个意义。这个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斗争的继续。要使我们党成为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必须把隐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清理出去,对这些人,不放手发动群众是挖不出来的
    走资派有化的和不化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往往本身就是叛徒、特务,斗争的重点就是这些人。
    清理阶级队伍的矛盾所向,第一是党内,其次是领导集团(旧的一小撮)。因为历次运动,这些人都是整人家的,他们叫中国赫鲁晓夫保下来了,这是领导权问题,要解决。
    这样大批判、三结合、解放干部就结合起来了,这样就彻底了,清理了坏人,加强无产阶级阵营,好千部解放了,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通过大批判清理出去,这个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阶级敌人总是少数。虽然人数少,但危险很大。他们篡夺了领导权,控制了要害部门,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上公开的就好解决了(举例子)。
    方法: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大搞人民战争,大揭发、大批判、大鸣大放。是一定要注意调査硏究,要重证据,重材料(当然不是材料挂帅,要政治挂帅不重口供,这样大的运动,光听口供将来要出问题的。三是要依靠大批判,不要用现在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打人,这样不解决问题。运动初期游街能发动群众,敌人也害怕,现在不行了,还是要揭材料,摆一摆,那个办法更好,那个办法更能团结群众,不要把群众引向邪路,要和群众商量,群众觉悟了,自己教育自己
    社会上的,属于另一性质的。社会上着重是现行反革命。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攻击中央、中央文革,这属于阶级斗争,不属于清理阶级队伍。对社会上的一般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加强批判,加强改造。重点不在这方面。如果这样山东就有×Ⅹ×万,这些是公开的,很明显,也很睿易搞,要搞隐藏的,主要是领导权问题。领导集团的问题是难解决的,要搞大批判,大批判是继续夺权的问题。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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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敢活动,就是后面有人支持。一个大队如果大队支书、大队长坚强,四类分子就活动不起来,能活动起来的,不是支书有题,就是大队长有问题。
    现在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突出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土改、减租减息、建国初期的运动内容有些不同,现在代理人已钻进党内,危害性最大
    各地区回去要重新部署一下,再这样搞下去就压抑了群众,有些地区专门到造反派里去抓坏人,这对造反派是个压力,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有的一看历史上有问题,也不管交代不交代,有的只看成分,发展到唯成分论,这样搞下去会出偏差。革命群众组织不纯是会有的,党内有坏人混入也是运动高潮中混进来的,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本组织的群众觉悟了自己清理,不然,这个抓那个,那个抓这个,内战又会起来。同时这也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举××的例子)搞不好成了乱抓。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也同走资派、领导集团里的坏人有联系。王、王、庄搞岀来之后,在各地也揪岀了一些坏人,但要讲清楚,和王王、庄有联系的要分清楚,当然,他们有骨干,有一个黑班底,也有的是不知道,他们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人家从信任革委会出发,来联系些问题,上了些
    要分清楚,不要把面搞宽了
    类似王、王、庄的坏人也揪出了不少,但也不一定从革委会中揪“王、王庄”,这样矛头就会指向革委会。省里不同,省革委会是经过长期斗争内部自己揪出来的,不要外部去揪。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解决。
    当前,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刘、邓黑线彻底揭出来,敢不敢夺取全面胜利,如果不敢,这就是右倾保守。不是对群众组织没下决搞垮就是右倾,要下决心把一小撮搞岀来。
    右倾分裂,类似王、王、庄、杨成武,和毛主席闹分裂,搞独立王国、搞宗派、搞山头,他们是个人野心家,他们就是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反右倾分裂的目的,是要反出一个革命的大联合包括运动初期站错队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包括小组织,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不包括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把这些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现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分裂,挑拨离间,发现了这样的人就要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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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投降,就是和走资派、叛徒、特务划不清界限,受了他们的腐蚀,我们的政权很快就会改变颜色。
    这些,总起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反右倾要岀个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搞不好,搞成极“左”思潮,这也很容易,对革命破坏也很快。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统治不过四个月对革命损害很大
    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夺取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主办《二七公社报》1968年7月4日第三版
    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征途中,生气蓬勃地迎接自己四十七周年的光辉节日毛主席教导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剧烈斗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显示出改造世界的空前巨大的革命威力。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掌握。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国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是,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复杂的。一小撮失败了的阶级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仍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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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针对这种特点,革命委员会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主动地带领革命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同时,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要紧紧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斗、批、改,继续有力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对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并歪曲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对于敌人那种种的卑鄙手段,必须善于识破,勇于揭露。各派革命群众要注意团结对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善于识别敌我矛盾。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又说:“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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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人民。”毛主席这些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我们当前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有多么重大的指导意义啊毛主席指岀:“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权力量的源泉。坚决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区别于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根本标志。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的丰富经验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本身就具有联系群众的优越条件。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和发挥这种优越性,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侵袭,坚决改革旧的脱离群众的陈规旧习,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使革命委员会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普通劳动者,要深入群众之中,不要搞特殊化。遇事多和群众商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广大革命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要实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永远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职务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办事。决不能只代表某个小山头,而不代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团结少数人,而置绝大多数群众于不顾。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我们必须经常地用毛泽东思想即无阶级的世界观去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不断巩固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委员会。
    革命群众要爱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要主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那里的群众能够经常地踊跃地以爱护的态度对改进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就说明那里的民主空气好,那里的工作有生气,那里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关系密切。毛主席指出:“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木群众是在我们方面。”至于一小撮敌人借“批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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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而兴风作浪,恶毒攻击,企图动摇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则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读着毛主席这句名言,感觉是多么深刻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育了我们,进行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必须依靠人民解放军,必须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党内的一小撮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的一套国民党的作风,都是制造党和群众的分离,制造无产阶级政权和群众的分离,以达到他们隐藏自己反动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党、政权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从而保证我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集中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在努力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革命委员会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为了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深入地推行这个任务,必须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内容,不断提髙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为促进各项工作胜利的巨大力量。
    在夺取伟大胜利的历史关头,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提出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同时,总是号召全党提起警觉,十分注意作风问题,把保持和发扬党的传统作风,看作是团结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巩固胜利,发展胜利的重要保证。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付出巨大的努力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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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亿万革命群众进行整党的一次伟大运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展开了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经过这场群众运动风暴的洗炼和考验,我们的党,和群众的联系极大地加强了,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经得起阶级斗争的各种严峻的考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2011年11月19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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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3)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三节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文献资料
    、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
    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周恩来九月七日下午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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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一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来到了长沙,并于当日下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
    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汪东兴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余立金同志(空军政委)。
    接见中,毛主席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主席说:那也不一定。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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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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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裝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
    十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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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之后,杨成武、张春桥等同志又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谈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
    杨成武、张春桥冋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苫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辫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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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千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传达整理)
    (原转载于湖南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等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知识资料汇编》,1968年1月)
    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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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
    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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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乂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
    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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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亿斤至26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髙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千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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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米源《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九日晨四时至七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总理:戚本禹同志有病,不能参加。大家要求再见一见,今天听听大家的意见
    总理听取了常徳、湘潭、益阳、株洲、黔阳、衡阳代表汇报
    总理。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攴,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髙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岀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吉首、黔阳、长沙“红艺会”、“孙大圣”、岳阳代表汇报
    总理: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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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冋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
    六七年八月
    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夜十时五十五分至十日四时四十三分地点:武汉军区礼堂二楼会议室。陪同总理接见的有吴法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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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接见的湖南代表有:郑波、胡勇、谢若冰、康海新、邹定国、戴莉、雷志忠、尚春仁、吴逸银、李正魁等同志。
    总理步入会场问大家好,大家问总理好,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座。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今天我在大会上讲的话你们听了没有(指在武汉欢迎谢胡同志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众答:没有)明天报上会登的,是对武汉讲的,对你们也有用处
    有人说:我们八号就来了,等了你一晚上。
    总理:我到武汉是来陪外宾的,顺便接见你们,怎么能说没有先接见你们呢总不能喧宾夺主嘛!湖南是另一种形势,当然总的还是好的。毛主席到长沙作的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核对,你们就宣布了有人答:看到武汉宣布了,我们才宣布的。
    总理:你们逼着我们也写了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到全国。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情况
    有人说:从北京回去后,内战还是打,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表后,下边有三百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个高潮,但是有二十个观点一致派的组织发表了个九·三○声明。声明发表后报喜的单位少了。矛盾原来也有些,声明发表后,矛盾更深了。由于九·三○明,使大联合有所动摇,有点冷了。有的组织解散总部并在长沙晚报上登了,后来又没有解散,影响也不好,还有些组织又搞了个大联合,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北京谈判回去之后头头老开会,没下去,要求总理批评,有些人不够当造反派头头
    总理:我的工作还是要做,就是希望你们有点自我批评。
    有人提:从北京回去后,我们对中央指示贯彻是不力的,对有些问题老是抱着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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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我们把安徽的问题给你们看了吧?(众答:看了)多光明磊落!多么痛快江青同志一点,他们就打电话回去,双方都有黑手,都把坏人抓起来了,两派并肩游行。北京处理了“五·一六”的问题。凡是乱,里面总是有黑手的。武汉也是这样的,就是长沙,为什么?我们痛痛快快的谈一下,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处理的,中央还有戚本禹同志,每次都是和我在一块嘛!我相信象你们这样,是不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录音你们听了吧?(众答:听了)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就是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有人要挑拨毛主席的司令部,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个个都说倒了,企图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爱护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司令部,说话后就不兑现了?你们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没有兑现的。你们是毛主席故乡的造反派,就这个样子,外宾都不能去。我若不是工作不能脱身,如果我有时间,我要把谢胡同志带到韶山冲去参观,我不相信群众不欢迎我们。坏头头你们自己抓。你们看了淮南煤矿报道吗?(不作声)哎呀!你们报纸都不看,一天到晩忙忙碌碌,就是搞派性。你们要知道,乱而后治,越乱的凶,解决问题越彻底,主席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今天在群众大会上讲了淮南煤矿有几万工人,武装部和军区发枪给一派,把另一个造反派赶出去了两万多人,赶得到处都是。这个煤矿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供应很多地方用煤,每天产四万多吨。武斗后生产停顿,日产不到一千吨,不仅打枪,还打炮,这样严重的情况!本来都是造反派,就是被坏人蒙蔽了。江青九·五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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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把两个坏人揪岀来了,欢迎造反派回来,互相作了自我批评,日产量又很快上升到二万五千吨。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主席叫刚果(布)的总理去参观,还是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我都没有想到。你们打内战,相形之间,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南越的代表閉十一号到你们那儿,你们要组成联合接待组,把他们带到韶山冲去。你们打内战,他们打外战,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代表团团长身负七次伤,现在还有一颗子弹留在体内,我叫他去医院检査一下,他说不去,要等到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再去
    我们请谢胡同志来武汉,看看乱后的情况,我跟主席一讲,主席说叫他们去先分两路出发,再到武汉会合。因为谢胡同志要到武汉来,我得陪同,我向主席请了两天假,来陪外宾。同时再利用时间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先接见你们,你看看,你们本位主义够多严重,你们这么骄气!要说骄,武汉应该比你们更骄,因为那里的百万雄师都没有了嘛!有人要我狠狠批评你们,今天试试看批不批得动!有的人能接受,恐怕有的人就可能不以为然。主席要我们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要提醒你们。并且说要把我们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告诉你们。江青同志的眼睛非常锐利,上次在北京参加那个会,你们当时对邮电局那个人(答:刘秀英),就不太好嘛!江青同志特别感到湖南造反派同志的情绪不对头。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了,应该恨的人不恨,应该爱的人不爱,这是敌我问题。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唧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白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仝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杄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军内当然也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代表了一切。专揪军内一小撮,在北京就跟你们说了这是错误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有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最好,是觉悟高、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子弟兵。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能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龙书金拿掉你们来当司令员行吗?培养接班人现在还不能马上接班嘛!要锻炼十几年嘛!江青同志讲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解放军在支左中,有人犯了错误,我们把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调到北京学习。主席还叫陈再道到学习班去学习。主席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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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远。陈再道这样的人还调到学习班去学习,这对你们是不可思议的,陈再道虽然搞了“七·二○”事件,但当时中央让他到北京去,他还是去了嘛!作了一个初步检讨。陈再道到北京后,武汉军区党委写了一个检讨(总理念主席对武汉军区检讨批语)。主席在批语中说:“包括你们和革命群众所一致要求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
    ”称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想,要是别人说的,你们
    定要骂了。有三个条件(即毛主席批语里讲的),按这样做了也就可以站出来“要警惕坏人捣乱。”这句话对你们也起作用。蔡爱卿就是一个坏人。现在长沙的秩序你们造反派感到怎么样?……。还没有湘潭秩序好。过去我没有管湖南,以后主席批叫我管的。这次到武汉来我完全可以不接见你们湖南代表,明天还有事,但是我觉得既然要管,就有责任,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谈谈。蔡爱卿你们为什么就是恨不起来,没有敌我界限,你们都是革命左派,怎么能这样呢?红旗军总的组织中央还要考虑,红旗军的上层不能恢复,还要调查,下层可以恢复。总理介绍一份材料
    (一)蔡爱卿是湖南岳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四月当过国民党兵(伪军),
    九三○年七月在彭德怀三军当通讯员,所以跟吴自立认识。吴自立编了一个剧本《怒潮》,吹捧彭德怀。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六年,蔡爱卿在一一五师当指导员,后受撤职处分,又转到薄一波(新军)做事。在国民党当过兵痞,那个习气可是不容易改的。绝对不能把当过国民党的兵,受影响深的人,当我们的人看待(总理说了他有一个亲戚当过国民党兵的情况,通过此事说明,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不管怎样,那种习气是不容易改的)。蔡爱卿的历史短短几句,就可以说明这个人。
    吴法宪:蔡爱卿一九五六年到北京一点事也没做。
    总理:蔡爱卿在宣布的六十一个叛党集团做过事。他做副职总是不满意。(二)他跟国民党的少将大特务、骗人的医生周潜川勾结在一起,这是个大骗子,把我们好些部长都给骗了。周潜川在我们党內是一个大案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说我们的干部总是有极少数是变了的,干活不多专保命,一天这个药那个药,蔡爱卿就是周潜川活动的一个。蔡爱卿介绍他给领导干部看病,领他参观尖端工厂。周潜川说天下好人不多,只有蔡爱卿还不错。蔡还准备把女儿嫁给周潜川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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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爱卿泄露党的机密,说太原有一个工厂如何如何。诬蔑毛主席,他把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毛派,称自己是彭派,这样一个人多恶毒……。
    九六四年,周潜川的儿子周朝富到蔡爱卿家里来住,有人不让住,蔡的老婆就恶毒的说,现在的社会,都搞得我六亲不认了。
    (三)他勾结吴自立,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自立翻案……。一九六三年,中央主持批判了吴自立,蔡到湖南与他勾结,蔡爱卿说吴自立是个好老头子,他就是直,说坏了话。吴自立写了一个平江革命史,就是为彭德怀翻案
    (四)蔡爱卿说,喊万岁!我们活一百岁就差不多了,中国人那有活那么多岁的;说毛主席著作不都是毛主席写的,别人写了他签个字就成他的了;还说中央首长也有矛盾,但有意见不敢提。蔡爱卿说美帝不是纸老虎,有很大力量,(总理生气地说)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要我们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嘛!他(指蔡)还说,毛主席放个屁都是香的……。真是恶毒口极。他(指蔡)还说,一九六二年苏联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犯错误系了那么多人,毛主席也是那样,别人有意见不敢提。我们说,毛主席说的话是千斤重万斤重。林副主席说过,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解放军被抢了枪,不动手,不动气,不打人,不开枪,听毛主席的话,那有那么好的解放军。公布罗瑞卿的罪行时,蔡爱卿说,我过去对罗是很崇拜的。可见他是个什么人,不叫人家崇拜毛主席,他崇拜罗瑞卿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妤。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岀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五)蔡爱卿家从不挂毛主席像,并说:“我家又不是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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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旗号干反革命活动,蔡爱卿老婆参加红旗军宣传部,蔡爱卿又是红旗军的顾问,蔡爱卿打着老革命的招牌发表了两个声明,你们都看到了?
    众答:看到了
    总理放下材料后接着说:毛主席最近有段话,是在学习时候说的。主席说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要教育。”对小将更要教育,要提醒你们,有错误还是要批评你们。主席说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架子也就大了。彭德怀就是这样。尽管是官做大了,工资高了,房子好了,有汽车出入了。前面四条即使有一点也不要紧,但要经常跟群众接触,谦虚埋头苫干。接近群众不摆架子,关键在于对群众的态度遇事和群众商量,不摆架子,接近群众。就是车间主任,官不大,但架子大了,骂人,这也是不允许的。蔡爱卿就想当官挑动武斗,大造舆论,要蔡爱卿,不要黎源。自己要在工联住,工联不同意,就说工联“修了”、“右了”,这是挑动
    总理问:听说你们在十四日开大会。约请全国各省来人参加?有人说:口头和钢工总说了一下
    总理:这样不好。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个写大字报的李世英同志,反动路线迫害得他要自杀,后主席批给我给他平反,去年、今年我都见过他。西电、西军工大跟他对立,当时他本人比较稳,双方到北京,我劝他们联合起来。到北京后我支持了他,他就骄傲了,回去不但不联合,反而要自己夺权,单独树立了旗子搞了一个司令部,设在人民宾馆,搞了两千人,找两个工人做司令,他当政委,他忙这两千人都忙不过来了,那还能联系群众,造反派一样可以做官呢!你们要警惕,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中央文革认为,不管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都不要脱离群众才有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将们一样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蔡爱卿我们是做过调査的,你们还要调査,这是敌我问题。你们之间,你们和军区之间是内部问题。不把敌我问题、我友问题划清界限,是很不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席讲过,只要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下就要联合起来
    众问:现在保守派说,主席讲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是指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这样说法对不对,高司能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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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如果保字号头头承认了错误,采取了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批判中考验。改正错误,交枪比你们更快,群众还是好的嘛!你们不要报复,他们不会一辈子保皇,组织当然可以转化为革命组织,就要看他大方向转过来了没有。组织是可以转化的,保守组织转过来了可以联合,革命组织也可以转化而犯错误。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青年的战友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全世界人民这样拥护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向来没有提以他为核心,总是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和发展的。毛主席说:“自封为核心是最蠢的事,李立三、王明、博古就是以我为核心,都失败了。”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好象大方向对了、矛头对准了走资派和反动路线,其他什么不在乎了,就不会犯错误了,这是不对的。小将们应该注意,尽管你大方向对了是不保险的,如果你政策错了,还是要犯错误的,要失败的,要影响大方向的。用我犯错误的经历来说,四十年前,“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仍以“八·一”作为解放军诞生日,但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失败了方向虽然对,政策没有对,集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观点,一个是外援观点。大方向对了,不能保证一切政策都对。你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闹革命,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错误我们可以告诉你们,但是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听。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年青人在大风大浪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是允许的,一个人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正反经验都有才全面。毛主席经常总结正面的反面的经验,把运动推向前。乱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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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不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要怕自己队伍里有坏人,各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特性。主席讲:“出乱子有三种因素:①走资派的影响;②坏人、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捣乱;③自己本身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找出自己受那方面影响,总结经验,就可把运动推向前进。在自己组织发现有坏人也不要灰溜溜的。中央都出了坏人,刘少奇还曾培养作接班人,这点不能说中央都没有责任。陶铸是在十一中全会提上来的嘛!担任了三种职务,结果还是暴露了。主席说决不能庇护坏人。中央还出了坏人,难道你们比党中央还高明,更何况你们这些群众组织呢?
    每个革命组织不可能没有坏人钻空子,走资派煽动你们,在旁边利用你们。有四句话: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做到老,不通过实践不知道你做对了没有,不做事就没有实践。学到老,要学一辈子毛泽东思想。要改到老,有错误就要改。要跟到老,要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你们自己要把自口组织中的坏人揭发出来,我们在北京就是这么办的。由群众自己抓坏头头(总理举了北京“五·一六”农业口秦化龙的问题和吴传启的问题)吴是从国民党混到共产党里来的,还参加过竞选,跟武汉一些人有联系,他的手伸得很长,财贸、外交、农村、统战部,刘影、刘大轮、民族的洪涛,通通给揭发出来的。陈伯达同志早就发现吴传启不是个好人。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悲观的。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
    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总理秘书宣读中央整理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
    总理:今天我的讲话讲了四个问题
    (1)不怕乱,要从乱中发现坏人;
    (2)大联合,克服派性
    (3)抓革命,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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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育干部(包括红卫兵要学习)。
    要办各级学习班,湖南也要准备办学习班左、中、右都要有,才有辩论,学习以自学为主,学一个月左右,再回来。有些人犯错误多数是认识问题,但是极个别人是立场问题。军区那么乱,要抽些人去学习,包括五好战士、造反派,军分区也可以抽人去。参加学习不仅可以有军队干部还要有造反派的头头。当然不是所有的都去,那抽不出来。蔡爱卿的问题你们可以各揭各自的问题,工联上过当揭工联的,湘江风雷上过当揭湘江风雷的,不要攻击对方。革命的组织要多看自己的缺点,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我们是满腔热情来跟你们说话,不能看到你们有错误不说。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我的话,二·一二日社论都说了,武汉的问题也和你们说了嘛!还是小团体主义,是派性,那是联合不起来的。四十七军是毛主席所信任的,你们把矛头对准四十七军,你们要犯大错误的。我所指你们,是指有极“左”情绪的人,只要我们把意见告诉广大群众,广大群众是不会听你们的我说的这些话是及其负责的,回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话是不算数的?你们是青年人更要说话算数的,不能当两面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听毛主席话的,切忌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刘少奇是两面派、陶铸更是两面派。分裂是不利于长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主席要我们六、七、八月你解决几个省的问题(当时说了几个省名),他们的问题都要解决的较好。你们湖南现在看还没完全解决。我们不希望有反复,如果你们硬要这么搞,就会出现反复,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越南代表团还怎么去呢?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
    我接见了钢工总、钢二司,我跟他们谈了要把界限逐步打开,新华工还站得稳。打死了人要开追悼会,我同他讲这不好,有些不是走资派打死的,是内部打死的,大开追悼会就会造成彼此对立情绪,他们听话不开。主席的家,两个弟弟妻子、外房妹妹、儿子都牺牲了,但一九五九年主席回到韶山又是怎样对待他的亲人呢?写了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抗美援朝是多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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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牺牲这么几个人还是值得的嘛!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主席提的字,后面是我写上的,纪念碑把在一百零九年的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列在一起,那才是永垂不朽的。
    有人提:大联合委员会我们不知道。
    总理:这么大事你们负责人都不知道?!那太不民主了,哪一个人就能通过啦?(总理拿中央对武汉问题批示)这个批示是主席亲自写的,还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最高指示嘛!你看多么民主呀!
    这时有人提什么官办、民办、走上层路线问题。
    总理:跟革筹小组接触怎么能叫走上层路线?那今天我请你们来谈问题就更是上层路线了?!怎么能够把革筹小组和你们叫官、民呢!怎么能这样对待毛主席司令部呢!都是战友嘛!
    有人提到敌人在挑拨离间,蔡爱卿不只一个,现在还有蔡爱卿式的人物在活动
    总理:湖南的阶级敌人还不少,旧军官、地、富、反、坏、右还在,我说蔡爱卿是拿他作个代表,不是说只这一只黑手
    有人说:都是在这说联合,回去就不联合,交了枪就抢车,抢了车我们都不能生产。各负责人回去都应好好传达,不然回去还是各搞一套。也有人提:在联合上长沙有长沙的特点,应该按长沙的特点搞
    总理:长沙道路、北京道路,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道路。符合毛泽东思想能促进大联合才是对的。
    有人提出撤消总部的问题
    总理:组织第一步还保存,这还是对的,一步一步,那一派想把那一派搞掉,这是不行的,也要教育下边的战士
    要“斗私,批修。”你们这样怎么行?刘邓就是不向主席汇报,主席很不满意,说刘、邓搞独立王国,主席还是让他觉悟。没有民主,这很危险,刘少奇是这样搞的,但是主席一直等待他很久,直到十一中全会主席才说:“我对他完全失掉了信心。”你们这样不联合行吗?一派把另外一派抛开,年青人就学这样搞派性,还行呀!林副主席说了要有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年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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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培养这三性,特别你们要管事,不要出更多乱子嘛?这是无政府主义!在年青的时候就用派性代替党性这是很危险的。
    你们结合干部还是要和四十七军、革筹小组商量,因为他们是中央相信的特别是转业的人,军队可以知道,不经调查你们可要上当的。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讲的话你们要尊重嘛!不管你们组织是几十万、几百万,坦率地说你们不能当湖南最高领导,不然那些干部怎么办?起来一个就把老干部甩掉,这样能行吗?!你们现在就这样接班那还行呀!如果那样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负责任,不行!还没有到时候,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要学习、锻炼。今天和你们谈就是你们快到边缘了。今天说明,湖南的领导无论如何是四十七军,你们只能参加领导不然我们就是不负责任。我很坦率地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到边缘了如果我们随便那样封官许愿,我们是要犯错误的。
    这时有的同志自我批评。
    总理:这就对嘛!多作自我批评,毛主席对黎源同志很称赞,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源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的。当兵打仗的容易急,龙书金打仗很勇敢,但就是处理问题急,不调査清楚就处理。他们很慎谨,主席很欣赏这个。湖南问题可能还没有暴露够,但对你们造反派不能不打招呼,你们非但没自己发现、找岀坏人,而且还在那里闹矛盾。大家都检査自己,大联合的基础就有了,就是主席“斗私,批修”的方针
    有人提:北京谈判回长沙后,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支持不够,对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要求高,对自己原谅。现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连汽车都被抢了。
    总理:上次在北京就给你们说了,汽车都退回去,怎么还这样?要清査清楚。有人提:收枪四十七军没有坚决措施,现在还有人抢枪。
    总理:再有抢枪的按九·五命令办,抓一两个坏头头,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有人提到三四一部队问题。
    总理:三四一部队(工程兵学院)问题是军队内部的问题,由军队内部解决。对三四一下个命令,回去搞斗批改、整顿。你们支持不支持?(众答:支持)再有抢枪有坏人指使,抓坏人,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武装左派是主席思想,但不要急,先做试点训练不发枪。那个单位大联合好了,训练好了,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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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武装是积极的,收枪是消极的。武装造反派这个是方向,不能从眼前考虑,从前途设想,这是个备战,一旦有事全民皆兵。原来民兵体制全部打乱了,要把左派武装起来,但步骤放慢一步两条腿走路,主席同意了。你们回去后,要落实几个问题。
    (1)三四一部队问题,军内解决大家同意了。(众答:同意)
    (2)不准抢枪,带头的抓一两个(众答:同意)
    (3)地方上的枪通通收起来,交四十七军,推动大联合。(众:同意)
    (4)正确对待保守组织。
    (5)一四号纪念会,我们不能阻止,但不能外地来造声势,我们不赞成,按主席的话来说叫帮倒忙,一定会犯错误的。今后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了,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有了错误就改,我们还是要支持你们的嘛!
    十一号欢迎外宾你们在四十七军、革筹小组领导下联合筹备这个工作,好不好?(众:好!)内战无论如何不能提倡了,坏人挑动,你们自己要能把他搞出来
    黑龙江有反复,炮轰派方向是不对的,革委会做了一些错事要改正,但还要支持革委会。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回去搞好大联合。
    郑波:要说的话,总理都说过了,就是要回去执行,能不能执行。对造反派是一个考验
    吴法宪:毛主席、党中央、总理、中央文革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今天讲的都是主席的思想,你们很好领会总理讲话精神。
    总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都是一起工作,在这想挑一个缝子都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年纪轻,不能不出点毛病,出点毛病要认识改正。人生不遇到点艰险怎么能得到锻炼呢?
    总理让大家看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并给解释说:“暮色苍茫看劲松,”革命造反派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不移。“乱云飞渡仍从容。”前进道路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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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革命造反派应毫不畏惧。“天生一个仙人洞,”写景陪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大胆谨慎最后总会胜利的
    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热烈欢送总理
    (记录稿,未经总理审阅,不准外传、不准翻印)
    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整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一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岀:“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代称)的原因,性质,目的(即这场革命的“底”等等)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竞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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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岀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倒退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57年58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60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62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1964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內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60年以前的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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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思想,(六○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屮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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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岀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木质问题的理论——一毛泽东主义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杋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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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一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日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里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着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分,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一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人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动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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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
    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岀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全部是非法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査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一—一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一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一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一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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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到八点三十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负责人黎原同志,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最重要的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广州军区黄永胜、刘兴元同志也在座
    (接见后,二十五日上午给毛主席秘书打电话,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下午一点二十分,毛主席秘书回电:主席说,就是林彪同志的指示,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黎原同志可以回去了。)
    当黎原同志汇报到湖南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米
    (总理、戚本禹:后边有黑手,蔡爱卿、吴自立就是黑手。除他们两个外,还有。)
    (总理、杨成武谈了蔡爱卿的主要罪行。)(黄永胜:吴自立已被三军造反派揪到广州。)(总理:最好把吴自立揪到湖南去斗争。)
    林副主席说,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刘兴元:长沙有国民党军官×××××人
    (总理:你们应当注意,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还在机关、学校、工所以很乱。)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有三条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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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7页,共2743页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江青: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暴露的,群众是要把他们揪出来的。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到一·定时候,他就暴露了。)
    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点事就大惊小怪。
    (总理、伯达、戚本禹:过去想长生不老的人,×××,蔡爱卿就是怕死,总想长生不老,和伪少将、大特务周潜川结儿女亲家,有的打鸡血针、王八血针,保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过去有那么些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成天怕死,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已经修了,有的开始在修。过去很多医院、疗养院还住不下,现在好多都空了没有人住了
    (总理:长沙有两个学校,政干校支左是不错的。)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高的,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不错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讲过:政千校是不错的。三四一没有搞好,过去的底子没有打好。三四一和社会上搞到一起,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他们打架,不要他们支左了。
    黎原同志汇报到军区问题,说瘫痪了。
    总理:军区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可以抓工作嘛,司、政、后要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了。)
    (江青:军队上要搞忆苦思甜。)汇报到红旗军问题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査,是调査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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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一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戚本禹:要讲政策,不要进行报复。湖南打人很严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很快争取过来。坏人也不能很快地孤立起来。通过学习班,很好进行教育。)
    汇报到道县残杀造反派问题。(谢富治:道县杀人很严重。)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背后操纵。要立即制止汇报到十月二十一日打死红造会两个人时,
    林副主席说,从这件事接受教训,军队加强爱民教育,对群众加强拥军教育(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宣传组根据传达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黎原在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大会上的讲话
    (纪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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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向大家传达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于十月二十日到达北京。
    十月二十二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以及黄永胜、刘兴元等同志,接见从下午五时开始,到八时半结束,共三个半小时。
    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林副主席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
    三个半小时的接见,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使我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我向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汇报湖南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总理和戚本禹同志插话:后面有黑手,如蔡爱卿、吴自立等。总理和杨成武同志还讲了蔡爱卿的一些情况。黄永胜同志插话:吴自立现在已揪到广州斗周总理说:最好揪到湖南斗,更有现实意义。)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问题都多,如新疆、西臧。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烂摊子大,国民党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彭、贺的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林副主席说: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操纵,有反革命的三结合,这条黑线很长。第一条线是国民党这条线。和平解放的,原来有不少国民党的部队,这条线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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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的。第二条线是彭德怀、贺龙这条线,也很起作用,在湖南很有影响。第三条线是刘少奇、陶铸这条线,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这三条线,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如蔡爱卿,就是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
    (江青同志插话:削尖脑袋的是两面派,到一定时候,还是要暴露,群众要把他揪出来。所谓两面派,实际上还是一面派。)
    林副主席说: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搞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事情就大惊小怪
    在谈到蔡爱卿问题时,总理、伯达、康生等同志都有些插话,说蔡爱卿和特务周潜川拉儿女亲家。有些怕死的人,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这是活命哲学。
    林副主席说:这些人一天就怕死,想长生不老。一怕死,就要演变过去,有的开始“修”了,有的已经“修”了。过去很多疗养院、医院都住不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医院就没有这些人去住了。
    汇报到三四一部队的问题时总理说:长沙政干校支左不错
    林副主席说:政干校在过去几年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举得高,文化大革命中也不错,毛主席也讲过。三四一部队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上搞在一起,搞得很乱。现在两派要联合起来,关门整风,不要和社会上的组织挂钩,不要他们支左了。到社会上打架,怎么支左!
    关于湖南军区问题。
    总理说,要改组。谭文邦、林国兴同志应该把工作抓起来。司、政、后关门整风,不要搞“四大”。
    关于“红旗军”问题。
    总理说:基层可以平反,总部不能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我过去讲调查,是讲调查湖南红旗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关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说:坚决按中央指示执行。下乡上山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毛主席定的动员他们回农村,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生活安排好。
    关于“高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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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说:高司这个组织不要再成立了,基层组织,战斗队,认识了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尊重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可以参加联合。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总理还笑了笑说,你们对造反派还不好说服吧当汇报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时,
    戚本禹同志插话:这在湖南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能正确对待,打人很严重,进行报复。群众不能很快团结过来,干部不能争取过来。这是坏人在后面搞的,有的坏人还参加打人。要通过办训练班对造反派很好进行教育
    当汇报到道县杀人问题时
    林副主席说:这也是坏人搞的,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要立即制止当汇报到最近在长沙打死红造会两个同学时,
    林副主席说:军、民都要从这件事中接受教训。军队要加强爱民教育,造反派、革命群众,要加强拥军教育。不要扩大事态。
    同志们!
    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对我们湖南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非常深刻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作了非常重要、非常明确的指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热情宣传,坚决贯彻执行
    第一、必须深刻领会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挖掉三条黑线。
    林副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岀: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有国民党和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林副主席的指示,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打中了要害,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林副主席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湖南的具体化,是毛主席的伟大哉略部署在湖南的具体化。
    湖南极“左”派的活动为什么这样突出呢?就是因为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背后有坏人策划。如蔡爱卿、吴自立之流,打着“老革命”的招牌,欺骗群众,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利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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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极力煽动极“左”思潮。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前一段,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在批判极“左”思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促进了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但是,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我
    们认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识,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迫使阶级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向我们的进攻。目前,在我们湖南,一小撮阶级敌人主要是从“左”的方面向我们发动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领导权,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潮是当务之急,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把煽动极“左”思潮的黑手揪出来,把这股反动思潮彻底批倒、批臭,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听任这股反动思潮自由泛滥,就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2.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指向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绝不是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一时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群众由于头脑里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革命小将,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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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缺乏警惕,受了敌人的欺骗,因此,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清除混入革命组织内的坏人,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是打击革命小将,而是爱护革命小将,关心革命小将,帮助革命小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不是压垮造反派组织,而是爱护造反派组织,使革命群众组织更纯洁,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3.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转移斗争的方向的,正是那一小撮极力煽动极“左”思潮的阶级敌人。他们竭力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新生事物。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不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是为了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敌我,明辨是非,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当前要反复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批判极“左”思潮的认识,以新的战斗姿态,勇敢地投入到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三条黑线的斗争中去,坚决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进攻,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铲除三条黑线,揪出黑手和坏头头,巩固和加强无阶级专政。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粉碎阶级敌人从“左”的方面的猖狂进攻,揪出黑手和坏头头,铲除三条黑线,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和同极“左”派、“三条黑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目前的集中表现。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削尖脑袋往造反派里钻,妄图篡夺我们的胜利果实,把革命拉向反革命,企图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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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他们从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把十八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打着“反迫害”的旗帜,要翻十八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案,大刮“翻案风”,全盘否定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开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司令部的绝对权威。他们妄图搞垮解放军。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投机倒把妖风,单干的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他们大搞迷信活动,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在群众组织中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队伍。他们极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鼓吹无政府主义;因为一搞大联合,加强了群众的团结,他们就无计可施,无处可藏了。他们就是妄图篡夺我们文化大革命以来同“走资派”艰苦奋战取得的胜利果实,要把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了十八年的社会主义江山拉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所以说,我们同“黑手”、“坏头头”及三条黑线的斗争,是复辟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是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斗争。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切革命造反派,都要在这场新的斗争面前经受考验,鉴别你是真革命派还是假革命派甚至反革命派。我们希望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勇敢地投入这场揪黑手,抓坏头头,铲黑线的斗争,为人民立新功!
    为什么极“左”思潮这样突出?颇有市场?原因是其后有坏人操纵。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一)“革”和“保”的问题。他们抽掉“革”和“保”的阶级内容,鼓吹“一切造反都有‘理’”
    切保都是错误的”,为他们大造
    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什么“造户口反有理”,什么“造工资反有理”,什么“‘造’上税的反有理”,“造公粮的反有理”等等,都是这一类货色。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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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派的反有理。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不仅无理,而且有罪。(二)“反迫害”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革命闯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成了“黑鬼”、“右派”、“反革命”,给这些同志平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些坏家伙抽掉阶级内容,提岀“一切受迫害的团结起来造反”。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一种舆论,一提“受过处分的,似乎不仅都应当‘平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在文化革命初期,群众起来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平反,而且这些人似乎是天然的“左派”,因为他受了“迫害”。还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六条规定的二
    十一种人,现在也打着“反迫害”的旗子,有的已经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有的还担任要职,出谋划策。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混进来的坏人一定要清除出去,(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我们认为,血统论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化革命中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曾经用它来制造混乱,企图保自己过关。因此反动的血统论是必须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血统论,为的是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论。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就是既看经济地位,又看政治态度。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把阶级论反掉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公安六条中规定的二十一种人,都不能参加群众组织,决不能给他们“四大”权利,决不能借口反血统论,抹杀了阶级界限。对待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对本人有影响的一面,也要看到可以革命,可以背叛家庭出身肃清旧影响的一面。决不能只看后者不看前者。现在有些阶级敌人打着反血统论的招牌“造反”,是犯罪行为,广大群众应当专他们的政。有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利用反血统论的招牌来掩盖他的反动立场和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不能容许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反血统论,大造舆论把成份不好的都说成是革命派把出身成份好的,都说成是右派、保守派,这是极端错误的。
    由于阶级敌人的煽动,社会上流传一些非常错误甚至反动的舆论,我们必须加以驳斥,抓好活思想,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依靠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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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只要是支持他这一派的,不管是走资派还是伪军官、阶级异己分子、犯罪分子、地富反坏右,都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吸收到自己组织里来,甚至十分重用。相反,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不支持他的“派性”,不支持他的“以我为核心”,就说别人是“走资派”,要打倒。小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坏人、黑手就可能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革命干部就站不出来。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党性高于一切,决不应当让小山头主义迷了心窍,干出帮助敌人,害了革命的事来。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党揪出刘、邓、陶等一小撮走资派,清洗一些混进来的坏人,这正说明我们的党光荣、伟大和正确。在这大革命时期,一个群众组织混进几个坏人,是不奇怪的是很难避免的。揪出黑手和坏头头,清除坏人,正说明我们这个组织是革命的,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相反,如果不敢把坏人揪出来,那才是不光彩的,说明这个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战斗力不强,如果听任这些坏人在自己组织里活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从批判极“左”思潮以来,有些同志已经行动起来,写了自己组织的一些“为什么”,这是可喜的现象。革命派就是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些人提出要“紧跟总部”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毛泽东思想为检验一切的最高标准,总部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就执行,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要问个为什么,就要提出来。这不是对自己的组织不利,而正是关心自己组织的表现,这不是破坏本组织的团结,而正是为了巩固加强自己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最近以来有不少组织都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可喜的现象,特别是孙大圣的邹定国同志,工联的周国强同志,湘江风雷的罗新发同志,自我批评比较好,我们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③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我们认为,当前,同三条黑线的斗争,同黑手、坏头头作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掉私字,树立革命造反派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要有“舍得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怕字的根子是私字。我们不应当只怕自己吃亏,我们更要关心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应当敢字当头,依靠群众,团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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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向一小撮坏人专政。应当看到,同这一小撮坏人作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压迫他,他就压迫你,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团结起来,勇敢地同一小撮坏人作斗争
    ④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挖三条黑线,同打倒走资派是一致的,只有挖掉三条黑线,才能挖掉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真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把坏人揪出来。”因此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自己的事,要大家起来办才能办好。因为谁是妤人,谁是坏人,群众最清楚,本单位的群众、本组织的群众最清楚,同时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对这些坏人实行专政。所以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揪黑手,揪坏头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解放军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⑤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当然,我们应当预防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扩大化,这个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讲保皇派,不应当是那些受蒙蔽的一般群众,而是走资派(如陶铸就是最大的保皇派)和顽固坚持反动路线而屡教不改的人,这些黑手木身就是真正的保皇派。把他们揪出来,老保就翻不了天了。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抓坏人了。我们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我们不应当怕风险,应当迎着大风大浪前进。
    第三、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林副主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还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我们批判极“左”思潮,揪出黑手,铲除黑线,靠什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眀察秋毫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批判极“左”思潮,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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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为纲,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当前,我们要大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结合学习“老三篇”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触及灵魂,狠斗私字,切实做到亮私心不怕丑,斗私心不怕痛,勇于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把黑手于揪岀来。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把黑手揪岀来。只有斗掉了私字,才能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要大办学习班,大开讲用会,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总之,我们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斗私批修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思想革命化搞得好好的,真正把湖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彻底批判极“左”思潮
    对湖南的三条黑线展开大揭发,大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宣传组印一九六七年
    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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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1967年秋,杨曦光与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仝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査报告”。原文如下: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新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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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2·17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仝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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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肖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別。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人民头上的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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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木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复辟资木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査,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暴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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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岀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道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亳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岀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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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苫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査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青造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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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冶,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一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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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木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道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一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暴发。而知青最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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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补充一点—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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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们的纲领》(这份纲领由张家政执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
    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岀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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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
    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
    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绎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绎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愚弄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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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四、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
    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
    五、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乂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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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级的阶段,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毛主席关于无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原作日期应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
    原转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就在这一天,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会无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合体,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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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
    1.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分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2.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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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10月24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
    3.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10.24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劭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岀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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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4.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5.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贝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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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计划。
    6.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7.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曼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以湘冮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8.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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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67]367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
    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
    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12.2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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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文革并报周总理
    韶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来韶山参观的国内外观众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将近二百万人。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红卫兵小将强烈要求把韶山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阻力,倡议在红太升起的地方建造一座宏伟的毛主席塑像和修建一条通往毛主席家乡的红色铁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的推动下,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热情,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现在这两项工程即将胜利竣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因此,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致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特向总理、中央文革请示以下三个问题
    (一)毛主席塑像在韶山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具有伟大的意义,广大革命群众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
    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
    (二)关于大会名称问题,广大革命群众有两种意见
    (1)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拟把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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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隆重举行。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
    (2)为毛主席七十四寿辰祝寿。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
    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
    (三)为了通过这一庆祝活动,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
    以上意见当否,请总理、中央文革速示。
    湖南省革筹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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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
    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12.21;中发[67]39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仝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苫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十分。记录稿,未经木人审阅。
    总理、康生、戚木禹、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等首长,在全场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进入会场
    总理向大家招手。(众: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总理: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法宪同志: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很久就昐望总理、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接见,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九六八年的第二天。总理、康生同志和中央文革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大家,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请总理作指示。
    周总理
    关于学习班是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杨成武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管。我没有过问。伯达同志在河北视察,今天没有来。江青同志近几天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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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就没接见大家,所以今天也没有来,我代表她问候大家。现在请康生同志先讲
    康生同志
    同志们!我是有官僚主义的。开始的时候,了解了一下,以后事情多了,就不大了解了。对河南班了解一点,河南班已毕业。今天来和大家见面,同志们在这里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大家,大家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你们看是不是?(众答: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向同志们致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我们,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的领袖对同志们的学习十分关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这个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我们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了解了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因为大家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它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任何困难,任何分歧,任何冲突,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方针与群众见面,广大群众就会热烈拥护,坚决执行。通过同志们的学习也可以证明训练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吴法宪同志回答:九月四号,差两天四个月)差两天四个月,我今天没有办法总结。但是可以回顾一下
    第一期河南训练班,那时到训练班来都不愿意来,认为到训练班来真倒霉,就回不去,就没有脸见朋友,没有脸见老婆、孩子,谁也不想来。有的人准备被看起来,到训练班来准备坐牢,有的人准备学习以后原来的地方回不去,当老百姓去。特别人武部的同志认为,军不军,民不民,不好办,要到野战军去。另外想,到野战军,但年纪又老了,回原单位不行了,到野战军也不行了,回家又丢人,三条路都没有办法,再还有一条路,就是到公安局去。有的人有怨言,人家犯错误我们是跟着倒霉,跟何运洪、李善亭倒霉。也有的认为,我们又没有犯错误,叫我们来干什么。那个时候思想是混乱的,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了解,与他们想的完仝是两回事。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很光荣的。原来想人家不要他回来,现在人家敲锣打鼓欢迎回去。这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只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思想就会转变过来,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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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少一点,党性就多了。我想同志们会有这个认识。同志们学习好久了,我建议在座的同志,把你们学习的过程总结总结。总结一下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经验。这有很大好处。这是我同同志们交换意见的第一点。
    另外,从广西学习班回去汇报,汇报的结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起了很大作用。广西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答:是)你们立了一大功,(答: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是呀!还不够,所以还回来学习了。(众:笑)事情总是这样的,功总是立不完的。革命愈向前发展,思想要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证明你们这方面学习的很好。通过广西的实践经验,有些省也准备回去汇报。杨成武、吴法宪同志向中央文革报告了回去促进革命大联合,这种思想要求是好的,中央赞成。因此,我想当同志们走的时候,和同志们见见面。见面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我只是想要讲几个问题
    同志们回去,对绝大多数地方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广大群众会欢迎你们的,这是主流。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因为你们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为什么群众不欢迎,会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这是主流。但是另外一方面。同志们也要想到,个别地方,个别城市,有些群众不大容易接受,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经验。广西的钦州、梧州就不欢迎,去梧州的还挨了打。说你们学修了,学成了陈独秀。遇到这样的情况,同志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有些群众受蒙蔽不了解,我们在这里学了,他们还没有学,思想没有准备。把我们用段时间学习领会的东西交给他们接受不了,发生了矛盾。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要釆取耐心的办法,不能采取对立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压的办法。要用主席思想善意批评、帮助,达到联合、团结。当然另外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个别坏人有意破坏我们的大联合,有意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坏人,坏头头冋广大群众分开来。不要把广大群众看成与他们一样,要团结群众,孤立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少数坏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很好分析,有的地方双方派性很厉害,回去以后不敢汇报,话插不进去,怕讲了以后引起误会、冲突。我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两条,一条坚持原则,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这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的政策告诉他们。另外一条要采取灵活一点的办法,不要他们思想没有准备好,就强加于他们,这样就会造成对立,要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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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接受。总的是坚持原则,灵活的方法,耐心的教育。我想同志们回去以后,主流是受欢迎,支流是你们也要看到困难。
    个别地方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注意,原来在这里学习,学习的东西没有巩固,在派性的包围下,一下变了,这虽然是很少的。但特别要注意。有了派性遇到几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者遇到一场武斗,打死了人就会激动起来。把学习到的东西忘掉了,原来回去是促进团结的,这样一米起了反作用,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少数,但是同志们要注意。比如广西他们回去绝大多数地方是好的,但是个别地方也有相反的情况。你们安徽、广东、湖南有你们的情况,不要以为我们回去什么都好,不是的,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安徽比如安庆有四个同志要回去,一个是安庆农药厂的杨泗州同志。在吗?(杨答:在)回去促进大联合有把握吗?(杨答:一定办到)决心是好的,但回去以后各种情况要想到。安庆的马兆国同志,你们是一派?还是两派?(马:两派)经过学习联合起来没有?(马:联合起来了)那好。还有一个李永赤同志,是一中的吗?怎么还是一中的,你多大了?(李答:廿四岁)你还是团员。整团的任务很重啊!我们的团还要,但不是刘邓的团,所以要把团整好,你是屁派的吗?(李:现在是一派了,毛泽东思想派)这话对。(鼓掌)你们与6449部队团很好。请你捎几句话去,上次我讲了6449部队二团几句好话,就翘尾巴了,要谦虚,要搞大联合。不要听了几句话回去就激动起来(张林安:我在这里学习)你在这里学习很好,家里怎么样?(张:家里有进步,也学了,安庆已有七十多个单位联合了)解放军是搞联合的支柱,联合不联合要找你们。夏珏斋同志在吗?(夏:在)你们是不是都联合起来了?(夏:两派联合了)有没有达成协议?(答还没有达成协议,正在谈判)你们是不是联合汇报,不联合不要你们汇报,你汇报你的,他汇报他的那不行,四个人联合汇报,做到雷打不散,挨打一起挨打,受欢迎一起受欢迎。芜湖吴德华,你是“三筹处”的。“三筹处”也革命也犯错误。你们那里造谣言可厉害,天天说要打倒我,我还在这里没有倒。(答:那是反动的)芜湖、蚌埠有反革命,你们要注意。过去国民党的党部在那里。电校建校要交枪,两方面都要交枪。(总理插话,有个反动小报你们看到没有?)(答看到了,已经查封了)(总理:封了好嘛!回去要动员群众从你们组织中把坏头头和背后的坏人揪出来。)你了解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过去是三司的头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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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反革命叛国分子,还有政法公社的陈荣金。还有安徽省委宣传部杨杰也是芜湖人,去年七、八月来开会出谋划策。你们那个地方特别复杂,“三筹处”要多负责,对走资派、少数坏人要提高警惕。你们那里还有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与解放军合作。你们那里野战军、空军、海军统一了。人武部还有些问题。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工作。戴俊德,你是屁派,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能和“三筹处”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吗?搞大联合有信心吗?(答有)史月亭、张家祥你们两位联合了没有?(答:联合了)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的?(答:已订了协议)你们那个地方很复杂。安庆、芜湖、蚌埠你们那里情况复杂,工作相当艰巨。越是困难,越要做好工作。你们回去以后还回来不回来答:要回来)你们回去搞联合,我看联合也好、不联合也好都要回来,都能够得到经验。搞不好不要紧,不要不好意思回来,不要说没有脸见北京父老。只要你们坚定就好办。
    乘同志们走的时候,要你们好好学习这段语录。干部那一章,第二百三十九页,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你们都学了,学得好不好?要经常把这五条作为标准来衡量。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做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有个赫鲁晓夫,中国也有个赫鲁晓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挂着招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两面派。我们造反派同志、部队同志都要警惕这一点。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旧的两面派打倒了新的两面派还会产生。如果我们不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办事、去努力,只是口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与毛泽东思想相反,那就是两面派,它与第一条完全违背的。这是同志们必须注意到的。现在有些地方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口头讲一套,背后做一套,就象毛主席讲的口里喊“要文斗”,下面踢你一脚。或者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把你的帽子往前一拉。后面给你几拳,你又看不见,不知谁打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手法,反动的手法,特务的手法,这是两面派。阶级斗争存在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第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同志们要做一个革命家,必须首先是毛泽东思想革命家,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家,我看你们各方面的头头要大大努力,现在你们是为少数人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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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的“革命家”。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家,不能是为那一派、那个山头服务的“革命家”。我希望同志们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做一个革命家,必须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你们在学习中联合起来了,好。但过去你们有派性,就不能做团结大多数人的革命家,这里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种人也要团结,只要改正错误,愿意悔改就要团结。这里有
    三层意思,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对待人家必须有民主作风不要一动就武斗,一动就打架。第五、要善于自我批评。你们现在要搞好这几条,而且希望你们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五条。另外还有三段语录,由于时间不多,我就不讲了,以后请吴法宪同志讲。
    最后让我祝贺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得更好,得到更大的成绩周总理:
    对学习班没有过问,很抱歉,材料也没有来得及看,只是对各省的事情知道些。已经结业的河南、湖北、江西、浙江形势很好,江西将在这个月初成立革命委员会。浙江也很快跟上去,河南、湖北也要赶上。这证明学习班对推动各省的大联合,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了作用,这样就更有利于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有广东、广西、安徽、湖南四个省的汇报团要回去,广西回去的也回来了,还有几个省在学习,福建、陕西、宁夏、山西也准备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看来我们办得慢了些,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现在已办的有
    十五个,还有十四个省市。上海可能自己办。要订个规定,在春节前后都要办起来。当然,主席说过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按现在情况看,学习班对推动各省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来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有好处的,进行的会快一些。没有学习班就慢一些广西半年多时间,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经过学习班汇报团回去,虽然有些地方有曲折,但是基本是成功的。黄达生同志回来了没有?(答:回来了)你辛苦了。说服了伙伴们,基本上搞大联合了。六个专区都联合了,只有梧州、钦州有问题梧州去的同志还没有回来。钦州不能去。正如康老说什么事情都要两点论,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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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就有缺点,有顺利就会有困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低估我们的成绩,要勇往直前,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广西形势大好,总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联指”的同志也回来了吧。
    同志们知道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岀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比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它的基层单位组织,我们同意他们保持,欢迎他们回厂、回校参加大联合。但上面的组织,跨行业、跟陈再道反中央、反中央文革,怎么能恢复。还有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十二月二日对浙江“红暴”的批示,指出是老造反派犯了错误,应该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红暴”与高司不一样,“红暴”不是跟军区犯错误,“红暴”原来和“省联总”一起冲军区,后来从北京开会回去,更左一些,与“省联总”对立,这种对立与湖北的三新、三钢对立是一样的,因此,对这样的组织,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有的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比较好,比如“省联总”,“红暴”差一些。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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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
    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晩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
    我和康老另外还有任务,关于湖南的
    题我就谈这几点,关于广东问题请其他同志谈,我们就告辞。康生同志
    回去以后不要听谣言,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啰!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啰,不是人民日报登的,你们千万不要听。安徽同志,你们那里制造谣言是全国第一,千万要注意。
    (总理、康生同志退席,会场高呼口号)戚本禹同志我提几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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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同志们很好学习今年的元旦社论。这个社论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写到里面去了,希望你们把这个文件拿到学习班来学习,来贯彻
    二、希望同志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年里,走前进的道路,不要走倒退的道路。广西的形势就很好,广西原来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省,总理、中央文革都很注意的,现在广西进展很快,实现了全省范围的大联合。从广西来信说那里的形势很好,人人脸上喜气洋洋,不象过去脸上满脸愁容,希望其它各省向广西学习,不要走倒退的路。运动在前进,我们搞倒退,搞分裂是不对的不然我们会被历史抛弃。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紧紧掌握毛主席指导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只有搞好了大联合、三结合大家才能在一起搞斗批改。
    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一定要维护革命的权威,不要损害这个权威,更不要推翻这个权威。谁要把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打倒,他就一定要失败,被人们所抛弃。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新生的事物总是有缺点的,要爱护他,保护他,帮助他成长,决不要看到有一些缺点就轰,就打倒。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些人就是要搞分裂,要把这个新生事物反掉,我们是反对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军管会要维护,要维护军管会的权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所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没有革命的权威怎么能行。一个经过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威,你们要打倒他,你们这是促进历史的前进,还是促进历史的倒退?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你们不去扶持它,它就不会很好成长。一个革命派,对一个新生事物必须釆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使它不断壮大,不要看到有缺点就一脚踩掉,我们到处都看到高大的榆树,可是它刚刚出现的苗苗是很小的,你踩它,它就不能成长。一定要爱护新生事物,使它很快成长。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上面革命委员会批准,大家协商建立起来的,有缺点、错误不能釆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推翻他。比如湘江风雷中出来一部分人,要把中央批准的湖南革筹小组打倒,要打倒某些人,这样你们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说湖南革筹小组没有缺点。你把他打倒,你来干,缺点、错误会更多、更大,因为对革筹小组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嘛。广东有些人说,一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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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反革筹小组,这些我们都是不赞成的,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端正我们的态度,牢牢掌握大方向。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从不断实践,经过飞跃,形成概念,形成正确方针。毛主席那篇文章针对刘少奇攻击我们大跃进写的。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有的人就抓住人家一点,就不及其余,毛主席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宋玉的故事,不要象宋玉。广东经过中央批准建立革筹小组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主流是对的,要帮助他成长,对他的缺点采取善意的态度,帮助他改正。
    今天我只是讲一点愿望,希望大家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走历史前进的道路,不走历史倒退的道路。
    姚文元同志
    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热烈欢呼,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高呼口号)。前天我们大家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他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以他伟大的天才亲自领导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提出了一个光荣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个革命派的同志,应该想一想在新的年中,我们怎么样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怎么样为人民立新功。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前进。
    学习班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是一个新事物。大家知道,毛主席视察全国各地提出来要广泛地办学习班,干部要办,红卫兵也要办。林副主席在国庆节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因此,学习班在全国办起来了。毛主席视察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接见的是学习班,这是毛主席对学习班的最大关怀,我们不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又说,办好学习班看来是个办法,很多问题是在学习班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下去,确确实实的办好学习班。通过学习班来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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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毛主席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东西,现在看来,千条万条抓好毛泽东思想学习,抓好毛泽东思想教育是最根本条,因为毛主席讲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为毛泽东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抓住运动中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贯彻落实,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根本的保证。正如元日社论所说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看来,什么地方干部与群众、干部与战士把学习班办好了,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除掉,就能够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以及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现在大家要回去汇报,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有一个衷心愿望希望大家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做到真正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要同那一些反对毛主席的刘、邓、陶、彭德怀、罗瑞卿等等一小撮已经被广大群众所揭露,被历史所抛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到底。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检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但口头要讲,而且行动上要办到,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这样才能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将陆续见报,不管那一派,你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支持,不执行的,就批判斗争。现在大家的思想水平越来越提高,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只有紧跟毛主席战略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胜利。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如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干部。只有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反复指出这个基本思想真正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杨成武同志
    我完全拥护总理、康老、本禹、文元同志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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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昨天的元旦社论向我们提出了伟大的号召,我们的工作要做得更好,不光是解放军的工作,群众组织的工作,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经济战线的工作,以及其它战线的工作都要做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三个地区以后提出来的加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许多问题用教育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在短短时间内三次接见了我们学习班同志,第一次是九月廿六日,在这个下面的礼堂,第二次是十一月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是前天晚上,十二月卅一日,人大会堂,元旦的前夕,这两次的规模都很大。这说明了什么?就是要我们办好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学好毛泽东思想,学好毛主席的指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是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
    同志们在这里学习好了,就能促进你们那里的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我们天天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东西。不关心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部队最近开了会批评了这个问题,有些人对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结合,做得什么样子,他不关心,而是,关心派性,支持这一派那一派打内战我们部队一直是强调支左不支派,有的做得很好,多数做得好,但是,少数做得不够,部队有了派性,就影响社会派性,社会上的派性,也影响了部队,这就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结果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除掉派性,元旦社论就有一个口号,就提到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今天在座的,大多数是部队的同志,部队的同志在学习班中,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刚才本禹、文元同志都讲到,革命在前进,我们的思想也要前进,我们跟毛主席的思想,每一个同志主观上都是积极的,想跟的,如果私心多就跟不好,私心严重的就跟不上。那我们就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要斗私,批修”。对待一切问题,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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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指示的、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地干,坚决地支持,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主席指示,不管你那一派,我们都不支持。我们要除掉派性,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办事。
    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事,全军的大事,事情千头万绪,千余万条,最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个工作做好了,就统帅一切。要把这个工作当做战略任务来执行,这是战略的需要,不是般任务。我们办的训练班,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办的。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同志们努力学习下使我们的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当然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发展是不平衡的,刚才康老提出一条要大家总结经验这很重要,这是我提的第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另外,元旦社论要好好学习一下,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指示来学。元旦社论,对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形势,提出了一九六八年光荣伟大的五大任务,这都要我们深刻学习反复学习,这是毛主席的声音,要掌握这个思想,我们学习班也好、领导小组也好、全军也好,都要反反复复地学。而且要根据当前的斗争实际,贯彻执行。学习好这篇社论,就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亲自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怎么样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使我们能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这篇社论里还提到一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有这些省份搞得不好,铁路堵塞,例如:津浦路的南段,广西的柳州,东北的沈阳再就是长江运输也要搞好,内河运输是很重要的。搞不好,影响我们促生产、促战备,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元旦社论。完成一九六八年提出的五大任务,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在我们学习班里是有激烈地、尖锐地斗争的,在斗争中要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认识问题,有的人犯错误是属于立场问题。站错了队,站过来,改了,应该欢迎。当然也有少数人是不可能改的,但是从我们来说,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有利于通过学习,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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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思想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总的说要注意思想教育,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最近有个训练班出了些事,这当然由他个人来负责,是他自己犯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训练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够不够,做得好不好。办好训练班,要从各个方面想办法,把学习班办得更好
    今天,总理、康生、本禹、文元,用他们宝贵的时间,接见我们,给我们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吴法宪同志
    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见了大家,我想大家是非常高兴的。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长所作的指示非常重要。他们说的话,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代表中央文革和军委的,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来的,非常非常重要,讲了很多重要问题,我完全拥护。特别是当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大批判,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把各个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一九六八年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组织讨论,而且要认真贯彻执行。要坚信总理、康老、戚本禹、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结合各省的情况提出来的,希望大家坚决贯彻执行江青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班,我们已把大家的问题交给了江青同志,因为江青同志最近感冒没有来(众: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陈伯达同志也很关心大家,最近因为到唐山、保定、石家庄视察去了,促进那里的大联合,带去了毛主席的声音,所以伯达同志今天没有来。另外,谢富治同志、汪东兴同志有别的会议也没有来,希望同志们不要辜负中央负责同志对大家的期望。
    第二点,各省的学习班,学习一般都很好,但是也不平衡,有的省前进的快些,有一些省前进的慢一点,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在毛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跟前,最近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学习中,后进的要向先进的看齐,赶上去,取长补短,人家办得好的,取人家的长处,办得不好的,要引以为戒。有的省刚到,还搞得不大好,相信大家坐下来认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后来居上嘛!你们的学习班,学习得好不好,会影响各省。学习班大联合搞得好,就能促进各省大联合,学习班的自我批评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自我批评;学习班的“斗私批修”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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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班教育干部工作搞得好,可以促进各省的教育干部工作;学习班团结搞好了,也就影响各省的团结。这样做就推动了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的学习班,无论是部队的,地方的同志,都要作好榜样。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一年半,有的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或是军管,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产生的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取得的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是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如果我们再去推翻它就成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你去推翻它破坏它,你还说得上什么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无产阶级秩序,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权威。没有无阶级革命权威,就不可能打倒走资派,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指示,康生同志的指示以及中央文革的指示,要作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
    另外,在学习班中,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斗倒、斗臭走资派,斗倒、斗臭修正主义,大树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占领全部阵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统统淸除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脑子里不要有个空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斗倒任何私心杂念,才能不出修正主义,这两条非常重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千万不能开倒车。学几段语录,第二百五十一页最后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一段语录我们要好好地学,警惕我们不要开倒车。毛主席又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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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语录第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三页)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语录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这两段话的意思,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须警惕的。只有随时随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不会倒退下去。康老要找我念这几段语录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要真正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只有这样做才把在运动初期是骨干,运动中期是骨干,运动后期也是骨干。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做骨干。读毛主席的书,重要的是用。林副主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一种是背,一种是用,不光是背,更重要的是用。总理、康老、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杨代总长讲了那么多的话,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坚决照办。毛主席接见学习班三次,中央、中央文革首长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管的不多,向你们检讨
    我的话就讲这么多,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我们共同高呼: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办好学习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清江市革命职工、革命农民、红卫兵大会主办《红色造反报》1968年1月23日第89期第一版。)
    九六八且一月六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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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1968
    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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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
    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
    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
    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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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岀,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千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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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一失败——再斗争—一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木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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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內文化革命。另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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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木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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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岀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岀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岀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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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岀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木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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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棼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內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一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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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仝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一“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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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岀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岀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木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木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一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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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髙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
    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
    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屮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一一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岀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岀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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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2.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3.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阿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氵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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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木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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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一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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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
    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木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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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岀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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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转载于《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当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张秀川、谭辅仁等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学习!致敬!〗
    总理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湖南学习班和湖南革筹小组的同志在一起开一个会,学习班的汇报团早就要回去,一月二号那天把情况跟大家谈谈,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再走。郑波同志来使我情况了解更多一些,借这个机会,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来了,连广州的黄永胜同志也来了。跟大家见见面,谈谈。(高呼感谢中央的关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时间不打算用得太多了,请康生同志先讲。(众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康生讲话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并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全面胜利、彻底胜利的祝贺!(全场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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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我前一个时期没有参加,没有过问,只是二号同总理一道接触一下,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是无知的。那一次接见同志们,由于同志的帮助供给我一些材料,使我有很大的启发,在这方面要感谢同志们罗!文件很多,没有工夫全部看,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只是看了一个“省无联”的纲领。总理向我介绍叫“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叫做“省无联”。这个纲领是奇文,奇文就要大家共读一番。按照“省无联”的“理论家”讲,去年月风暴以后出现了一股二月逆流。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省无联”的“理论家”们不要后面一句话。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所以十月份必然出现一股逆流。他们讲的有一点也还是对的,十月份就有一些牛鬼蛇神出来了。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岀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这个文件。我看过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不是人的语言,是畜牲的语言。这个文件不是信心十足,而是悲哀的鸣叫。所以叫做“战马悲鸣”。这个文件讲的吞吞吐吐,搞了一些伪装。看了“省无联”的纲领后,就感觉到: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所以我对“省无联”的纲领,也只能够说是“战马悲鸣”。
    “省无联”的文件我看得不多,我刚才说了,杨第甫的儿子、一中夺军权的头头杨曦光的文章没有看,只看了他们的纲领,周国辉的讲演,及同志们的介绍,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象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讲的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们的忙。同志们看看那些文章,也许同样还要证实我这个话。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上引证了列宁的话,他们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机关则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不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我说这不是中学生、大学生写的。我可以证实一下,在坐的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在那一篇?什么时候写的?(总理:有没有人能够答复?)(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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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中学生答复不了,机关干部能不能答复?)原来这篇文章是列宁在一九
    三年,“联共”党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提议。这篇文章是中央为了改组“工农检察院”写的。列宁写这篇文章,绝不是“省无联”的理论先生们的意思,列宁讲的是当时苏联政法机关,镇压反革命不力,象我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一样,有坏分子占据了“工农检察院”—一公检法机关。他们在那里企图分裂工人、农民;他们在那里企图反对党中央。因此列宁要改组检察院,要把旧的人员赶走,增加新的工人干部,所以他说没有认真改变,只是稍微粉饰了一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省无联”歪曲、诬蔑了列宁的话,拿列宁的话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恰恰要改组“工农检察院”,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话被“省无联”的反动分子所利用,反对我们,蒙蔽你们,这真是罪该万死!我们要坚决反对“省无联”歪曲、曲解列宁的话,把一切歪曲、曲解宁的话的人彻底打倒!(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如果同志们不相信,就请看看列宁全集33卷,你们可以了解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何其毒也!他们利用中学生。利用青年对马列主义的无知,来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晓得列宁这篇文章,所以我说这个文件绝不是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所能写出来的。
    这里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林副统帅这次谈话,总理、伯达。江青、文元、成武、吴法宪、黄永胜等同志也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理论家”们,因为林副主席一针见血的把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来了,触了他们反动的灵魂,因此他们就手忙脚乱,尽量的造谣。歪曲来挽救他们反革命的命运。林副主席当时讲,湖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其中有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的爪牙,有彭、贺黑帮的爪牙,也有国民党特务。所以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说: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让他们乱一下让反革命尽量的暴露一下,这样子就触动了“省无联”坏头头的反动灵魂,他知道他们的命运不会长久了,因此,他们说:“省革筹小组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用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想把自己推开,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歪曲、诬蔑林副的话。但是,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话完全正确,林副主席一讲,把反革命阶级敌人的盖子揭开了。“省无联”的纲领,杨嘰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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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敌人自动的把自己揭开了。同时这种活动也证明了林副主席所说的:刘、邓、陶的爪牙,彭、贺的爪牙。国民党反革命三结合已经公开的活动起来,他们为了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所以这些文件,这些演讲,这些纲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已经收到了伟大的成绩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这个纲领是精心炮制的。向×××揭露了陈老师在后面“帮了
    他
    从经济基础、从上层建筑说起,还号召人家学习他的理论,他确实起了台湾国民党以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所起不到的作用。反革命“非常委员会”还不敢公开署名散发刊物、传单,而“省无联”确公开提出反对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公开的跳出来,湖南的革命群众,革命人民,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解放军指战员,看到这个反革命的纲领,能不能容忍他们存在?(众:不能。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能不愤恨吗?(群众:不能!)
    现在再讲一下“省无联”的行动纲领。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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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他们所说的,拥护毛泽东思想完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同志们,你们看过《伟大的历史文献》吗?在那上面讲了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下面还讲到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有三个阶段,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出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季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段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已察觉到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同志们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古老的、落后的,是不是仅仅从文化大革命中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完全是有意贬低毛主席思想,完全歪曲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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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这种“理论家”的理论,从那里搬出来的?不折不扣的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来的,苏修那里来的,苏修,美帝经常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说她是保守的、落后的、顽固的。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也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总理: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民族狭隘主义。他们这种思想从那里来的?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来的。同样的思想在“非常委员会”讲的很清楚。“非常委员会”的那封信,与“省无联”的纲领,开头的一句话,就不谋而合,只是“非常委员会”隐蔽一些,说什么由于个人野心家的篡夺,光荣的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考验。然后这些反动家伙装模作样的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看他们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比美帝国主义,反共专家那么高明。他们还说: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话我不懂,他讲的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册些国家呀?你们湖南的听到过没有?你们可以跟我解释这个问题,在坐的有张家政、李仲昆,你们应该听说过吧?七个国家,哪七个?照他们的理论来讲,从他们的文件来看,七个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吧!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走资木主义的人,我们都是特权阶层,都是被你们打倒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请他们解释一下,七个国家包括那几个国家,当然我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推测。
    他们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岀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列主义、无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面对着现时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修、反的严重挑战,真是可怕已极!而毛主席告诉我们:中国是大好形势,世界也是大好形势。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却悲观失望,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垮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科学共产主义垮台了,面临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挑战,把他们的悲鸣心理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一文中表达出来,这恰恰是帝国主义污蔑国际共主义运动的理论。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坚决同赫鲁晓夫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五十几个马列主义新的政党和组织,世界形势一片大好,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形势看成一片漆黑,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垮台,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着帝、修、反的一种妄想,因此不断地、恶毒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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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的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替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大忙。
    下面一段是说,列宁同第二国际,托洛茨基、考茨基、布尔林等作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新阶段。他们脑子里没有革命,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没有中国的伟大革命,列宁主义是在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左”的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毛主席的思想也是同中国人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在人民战争中同一切外国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理论家”悲观得很,胡说这个阶段那个阶段,同我们那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讲的完全相反。
    下面一段很有趣,说:“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一个革命家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口头上。”我们衡量他们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我们要问,进行什么革命进行反革命?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为什么不明显的讲?这些杰出的“理论家”,真是可怜得很啊!这是第一部分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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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仝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轮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
    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月十二日的指示,予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这些话是什么陈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刘、邓的黑手,周小舟的干部造出来的。我想在坐的中学生、大学生这套理论你们是不熟悉的,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讲话歪曲成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岀,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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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木主义。所以他们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我不多讲了,我也引用列宁对中央改组“工农检察院”那篇文章上的话:“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出自险恶的用心是很明显的,甚至用不着回答。”今天我回答多了,我看用不着再回答了。(热烈鼓掌,口号:向康老学习、致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打退反革命的猖狂进攻!要党性不要派性!)
    总理:请伯达同志讲话。(众:向伯达同志学习、致敬!)(略)陈伯达讲话
    我没有参加湖南问题的讨论,最近这两天看到了一些材料,刚才康老又向大家介绍了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康老已经解释得很多了。这些反革命大杂烩的语言,对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好好想一想。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所谓湖南“省无联”,刚才请总理介绍了下,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我看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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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省无联”的文章和刊物,可能是反革命家伙代笔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是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这些大杂烩的胡言乱语,丝毫没有损害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根毫毛,相反的,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中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在幕前、幕后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家伙暴露岀来了这些臭文章暴露出来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收获。(康老插话:是肥料)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大家。这样的货色,借用文化大革命之名去搞反革命复辟,所以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湖南经过反复是好事,许多牛鬼蛇神都暴露岀来了,擦亮了大家的眼睛,我不想多来介绍那些混账的语言,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一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木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种大杂烩的组织,里面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但是也有很多坏人利用大杂烩的空子钻进来了,其中也包括“湘江风雷”有很多坏人钻进来了。大杂烩就是要不得,刚才我不是说到有人说,没有人敢说:“省无联”是大杂烩?我们就敢说“省无联”是个大杂烩。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这些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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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哪一个组织,坏人总是要钻进去的,社会渣滓也要钻进去的,因为在那里面互相都不了解,他们就借着什么响当当的名牌货干各种坏事。干了不可容忍的坏事。响当当的是货郎担,钻进坏人,做了很多坏事,你们还包庇他!运动搞到现在,这样大杂烩的组织不能再存在了,请同志们考虑。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按工厂、按学校、按机关,总之要搞归口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要你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他拉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
    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其中有两点
    各工厂、各学
    校、各部门、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主席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须的调整(这时,伯达同志要谢富治同志念十月十七日通知)希望要革命的人,要重新好好学习中央这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要不要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你们好好考虑。你们是参加大杂烩继续下去呢?还是回到本单位搞大联合。你们这样的大杂烩组织,谁也不能够对谁负责,人都不互相认识,怎么负责?他干了坏事要你这个组织负责,推也推不了。这里我们不仅宣告“省无联”彻底破,同时也宣告大杂烩的组织要回去按系统搞大联合,当然联合要有酝酿的过程,只有按系统、按行业联合起来了,坏人才能暴露。现在没有按系统大联合,有些坏人不能很快暴露出来,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岀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省无联”的文章还说: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说“省无联”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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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风大浪中不断被揭露、不断被消灭!(众:呼口号)。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很多经验都证明了这一条,大杂烩的组织必须彻底垮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胜利
    所谓响当当的名牌货,以后再不要出卖了。响当当的名牌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他们的市场!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为止。(众:坚决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揪出“省无联”的黑后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理: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众: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毛主席万万岁!)江青讲话:
    刂同志们好(鼓掌)!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同志们到北京学习已经一个时期了,我没跟大家见面,有的材料也没有很好看。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一些谬论,刚才康老、伯达同志都驳了,不值得大惊小怪,谬论总是要有的,有了就坚决驳,不能纵容。我觉得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坏人自动的跳出来了,刚才康老说了“非常委员会”是暗着干的,“省无联”署了名,是自己跳出来的,所以形势大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是大丑小丑,他的目光是短浅的,看不到远的、未来的、革命的、辉煌的前途,他总感觉悲哀,所以是“战马悲鸣”,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个瘪三,就是瘪三,要藐视它。我因为了解情况不多,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众:热烈鼓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都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同志们回湖南去,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众:热烈鼓掌,髙呼: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规定!感谢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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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请杨成武同志讲话杨成武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希望军队的同志们,通过这次学习以后,回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的戕略部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军队特別要注意支左不支派。军队有了派性,就会影响群众组织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了派性也影响军队。湖南的形势大好,希望大家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要精神抖擞,心明眼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伟大胜利。最后祝同志们好!
    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话姚文元讲话
    刚才康老、伯达、江青、成武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指示,对于“省无联”一小撮幕前幕后的操纵者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作了深刻的批判,正象刚才江青同志所指的,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他们代表了灭亡的阶级。他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以后蹦出来的,这说明在我们当前大好形势下,一小撮坏人跳出来,正好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省无联”的东西很多,别的我都没看,只看了一个行动纲领,这是一个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伯达、江青同志,就是说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纲领而且还挑拨离间,我们要彻底的揭露,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要“三依靠”“三相信”。相信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群众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干部,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这个纲领恰恰是背道而驰,把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人民说得愚昧无知,甚至对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认识。在毛主席的思想空前深入人心,发挥巨大威力的时候,当前一片大好形势,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发生了精神的物质的力量,可是他们把这些都说得漆
    团。我们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说大多数干部是走进和走过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要支持和相信人民解放军,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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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他们污蔑解放军,他们要打倒革筹小组,所以他们完全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听说“省无联”还有一小撮坏人在蒙蔽青年,我们要把坏头头与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刚才江青同志讲:受蒙蔽的群众要反戈一击,把幕前幕后的坏人揭露出来。(江青:这些家伙现在已经跳出了)出现这些坏人坏头头没有什么奇怪。个大革命中,出现这样的敌人,那样的反革命并不奇怪。毛主席说:敌人到垂死的时候要挣扎。正如上面几位领导同志说的:“战马悲鸣”。不管是“非常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只是百分之几,而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在大好形势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些意见不知对不对,总理要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
    总理:请叶群同志讲话(热烈鼓掌,叶群同志再三推辟未讲)好吧,我们大家请叶群同志把我们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带给林副主席。好不好?(众:好!热烈鼓掌)
    周总理讲话
    学习班听了很多中央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学习班快要结東的时候,能够听到中央、中央文革同志的讲话,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你们一定很高兴。我不想多讲了,只是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今年一月二日接见学习班汇报代表团同志时指出,大家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联合起来,回去汇报,有军队的同志,有地方的干部,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当时设想得很好,后来知道湖南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意见分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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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这里把问题谈清了再说。“省无联”的问题我只看了省革筹的电报。一月
    二日我的讲话,有的同志概括为四点,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髙。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还是大好的。有一小撮跳梁小丑跳岀来了,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总的形势还是大好的。他们跳出来,有纲领有组织,对于湖南和长沙来说就必须批判,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擦亮眼睛,认清是非。因为他们的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学生中,特别是对上山下乡的青年有影响,有些进了这些组织。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就指出:湖南的问题还没有乱透,有“三条黑线”。“省无联”就歪曲利用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林副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给大家一个武器,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姚文元:他们的纲领也是大杂烩,有苏修的、美帝的、蒋介石的、地富反坏右的,“非常委员会的
    五·一六”的)(康老:还有托洛茨基的)
    他们还大肆宣传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纲领。(江青:群众才不听他的,我们都看不懂,天晓得!笑声)你们可以从他们的刊物上看到,一个中学生(指杨曦光),能够提出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的理论吗?他们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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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你们看,他们把江青同志说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歪曲到什么程度!这是李立三的不平衡!他们搬用了李立三的首先夺取一个省、数个省胜利的主张,过去李立三就提出过,“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主张”,因此他就竭力攻打长沙,打下来一次。这个历史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江青,革命发展不平衡,是我说的,下面的话就不是我说的,我讲的话还有三点,他们为什么不讲?)(姚文元:说革命发展总是不平衡是对的,革命总是会这样)他们把江青同志的话给歪曲了。发展不平衡毛主席也讲过,这是客观规律。(康老:立三、王明、博古都是那种主张,那时是去打长沙,现在他们也是要首先在长沙胜利)(大笑)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康老:大概要台湾去找),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仝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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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于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仝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从以上所说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话说中了,打中了要害。所以我们说,暴露出来好,你们学习班,好好讨论两天,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我们应该乱敌人,不应该乱自己,要巩固自己。那些人就是利用青年人的无知,正如江青同志所说的,背后有老师,我说老师后面还有老师。这些组织中坏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上了他们的当。
    这次湖南问题的发生,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有刘、邓、陶的人,有彭、贺的人,还有国民党留下的人,他们在作怪。虽然这是坏事,我们要把坏事变为好事,这些人跳岀来就是好事。广大群众受蒙蔽会觉悟的,会转过来的,我们要尽量团结那些可以团结的人,只是把他们的黑手,黑后台揪出来。这次把他们留下来也是一件好事,把湖南问题认识一致了再回去,更好工作。湖南的形势大好你们回去后会进一步搞的更好。这个问题我就讲这几句。还有几件事情交代一下。
    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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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后面有黑手,公开的、隐蔽的放毒,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他们玩两面派、玩阴谋诡计,这是敌人的手法,有些青年人也跟着耍两面派手法,例如陈伯达同志刚才说,要反对跨行业的组织,搞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他们也说这样搞,但会后却破坏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耍两面手法,耍阴谋诡计,虽然是一小撮人,这点我们必须懂得,他们在我们面前耍,在湖南耍,在学习班耍。在阶级斗争中必然会碰到耍两面派的人,刘、邓、陶、彭、罗、贺、陆、杨不都是耍两面派的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旧的两面派被打倒了,又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我就知道在北京就有人耍两面派。
    周总理
    特别是在座的青年人,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希望你们将来一个个地都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要去学那些坏作风,那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刘、邓的作风,彭、贺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要学。耍阴谋诡计,耍两面派,那是骗不了人的。(康老是见不得太阳的。)希望大家要注意,要改。(姚文元:要言行一致,说的和做的一样。)(江青:什么夺军权,见他的鬼去!吹了这样久,也没有夺过一个什么军权,军队的同志不要灰溜溜的,他们想夺军权夺不了的。)(众:毛主席万万岁!向解放军学习!)(杨成武:“省无联”要夺军权见他的鬼吧!军权在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手里,谁敢夺!)什么夺军权,活见鬼!这个名字就应该取消!(江青: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他到苏联去吧!)湖南红旗军问题,中央有个调査,上层同北京红旗军有联系,蔡爱卿插了手,红旗军上层组织不能恢复,也不应该恢复,(众:热烈鼓掌)下面的战斗组织只要认识了错误可以回本单位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听说长沙“高司”也想恢复,它过去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当然主要责任在军区,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承担了责任。但是不能够说“高司”本身没有错误。但军区改正了错误,他们反而不听,如到湘潭、浏阳等地去夺武器,动员农民进城等等。“高司”不要再恢复。希望湘江风雷也好,工联也好都要按系统按单位大联合。欢迎他们回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大联合。这是个大方向。“高司”现在有人想借这个问题,向中央挑拨,这是不对的,不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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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要回去了。我们提议,汇报团先回去,再学习两天,春节前回去,你们也表过态嘛,欢迎也欢迎在一起,批评也批评在一起,军队地方团结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汇报团先走,其他的目前还要留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人来学习。包括“省无联”基层组织的人来学习。毛主席前天见到我们,还说起这个事情。你们这个班还可以继续办下去,中央愿意帮助你们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听说人武干部在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下犯了错误,在小将们气愤之下,有百分之七十的挨了打,有的被打伤了,打残废了,这些同志并没有怨言。你们这个精神很好,因为你们学习得好。中央慰问你们!(热烈鼓掌。众:向解放军学习,致敬!向造反派学习,致敬!)你们军队的同志和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希望你们把这种军民团结的精神带回去。军区的干部回去还作支左工作,如果不便在本地区,可以换一下地方。有许多省军区过去支左支错了,经过学习回去就把工作搞得更好,受到群众的欢迎,军民团结得更好了,推动了运动的前进。军队不应该有派性,中央有一个通知给你们,军队的派性影响地方,地方的派性反过来又影响军队,希望你们不要去影响地方群众,因为中央有通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多说
    地方干部有百多同志,在造反派的帮助下,也学习得很好。通过学习,站出来了。这是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一批力量,能够使湖南工作有所前进。如果不适合原来的地方,也可以换个地方嘛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件事,“湘江风雷”也是跨行业的组织,跨行业的组织观点不完全致,最后总是要按系统联合,不要成立接管委员会,不要这一派、那一派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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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争论了,把大方向放弃了,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打内战就不适宜了。希望“湘江风雷”领导人好好讨论一下,过渡性的组织以后还是要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最后,革筹小组是一个新生事物,是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里面包括部队的干部,还有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因为是新事物没有经验,四十七军过去也没有管过湖南全省的事情,现在要管湖南全省的事情,担子很重,原来省委的一些干部没有站出来,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怎样做好工作?我觉得应该多开些会,互相多开展批评。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开始总是会粗糙一些。江青同志“九·五”对安徽代表团的讲话,强调怎么爱护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有缺点错误不能采取打倒的办法。革筹小组同志在临走时,我们再单独找你们谈谈
    “省无联”这个脓包开了刀,动了一个小手术,把脓挤掉了,因为当前的时杋已经成熟(江青:是他们自己跳岀来的,问题摆岀来了,就必须好好解决。)当前重要的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勇敢的前进。从这点来说,你们那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更应该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韶山通车了,搞得很好嘛!湖南不仅是韶山通车的问题,还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今年元旦社论的五条,你们落实了吗?我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那里(指湖南)有人说元旦社论不值得一看,他也会写,真是狂妄到什么程度。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元日社论,做出更大的成绩。下次接见你们的时候,是祝贺你们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还补充一句:各群众组织的坏人,让人家自己揪,你们不要去揪,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众呼口号,略)(记录稿)
    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对湖南的问题,我是不很清楚的,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有了一种感觉,革筹小组的思想不那么一致,有些问题思想是模糊的。因此我就想你们急急忙忙的回去汇报,思想也不一致,各说各的。这样回去汇报,会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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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吴法宪同志讲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阶级观点、敌我界线不是那么清楚。十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明显的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三种反动力量,种是走资派,走资派应从彭德怀算起吧!还有周惠,再加上个周小舟。庐山会议时,我接触过周惠,是一个很阴险的人。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几件事:一是李六如的《江暴动》,实为彭德怀翻案,编写了平江斗争史。网罗了一批叛徒。李
    六如这个叛徒,写过一木《六十年变迁》,是平江斗争史编写委员会的负责人现在看是联络了一批人,从文化大革命中一看,他们参加不是偶然的,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庐山会议后,一方面搞平江革命史;一方面为彭德怀翻案。利用这个东西,招降纳叛。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阶级敌人利用意识形态搞反革命舆论准备,这里面有很多反党分子,从文化大革命中看不是偶然的。反党分子利用文化艺术散布他的毒素,我只看了一个。拿刘少奇讲(你们湖南刘、邓、陶就占两个)有一个电影叫《燎原》,苏修夸奖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怒潮》。这就是反党分子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准备。不久又发现了浏阳斗争史,其中有一个张启魁,又是特务,又是叛徒,这里面网罗了牛鬼蛇神。浏阳斗争史,胡耀邦也参加了。仔细一想,林付主席讲的,有走资派、有彭德怀的黑手。
    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周总理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所以林付主席指示打中了要害,打中了敌人。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觉悟比较迟。群众组织观念模糊,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呢?到底有没有反革命三结合呢?没有明确的观念,所以阶级观点就不正确。从这里可以联想到: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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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Ⅹ(编者注:应指四十
    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首先是为什么看不清敌人,然后找一找才看到派性作怪。有了派性,就看不清,打内战,放松了敌人,派性掩护了敌人。看不清,斗不狠,软弱无力。一方面“私”字作怪,另一方面,又被敌人利用。不是派性产生敌人,而是敌人利用了派性。
    我听了××同志的汇报,我看了文件,觉得××同志警惕也是不够的。对那些东西怎么能不愤恨。揭露岀来要愤恨,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使捉人,要区别对待。但要理解同志们的义愤是好的。有这个义愤还是没有这个义愤好?有了这个义愤可能有点过火行动。我们是把这个义愤引导到正确方面来呢,还是泼一瓢冷水呢?一个青年没有义愤,怎么算得一个革命者呢!看到这些东西怎么能容忍呢?有的同志说了一些过火的话,应当体谅他们义愤的心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题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阶级观点模糊,敌我界线不清?这里有一个如何争取受蒙蔽群众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革筹小组也不那么清楚。同志们讲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怗?你们说某某……这就是堵塞我们的批评。思想问题不是开一次会、说一句话就能觉悟得了的。如果我们不敢斗争,如何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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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起来斗争?我们动摇,如何使受蒙蔽的群众不动摇?这样团结的原则是模糊的,这样不能争取群众,不能使老造反派回过头来。另一种办法,立场坚定,思想上毫不留情地批判,才能使他们觉悟,才能团结一致。两种办法,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哪一个办法最好呢?我觉得后一个办法最好。
    另外,我们对群众如何看,真正的革命群众不会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群众不会那么愚蠢,道理说清楚,他们会觉悟的。你看他们的纲领,那样反对毛主席,他们表面说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反对毛主席;表面拥护江青同志,实际上反对江青同志。我们把它戳穿,就会说服群众。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如我们处理内蒙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造反派对犯错误的群众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值得考虑。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我们解决全省的问题,我们批评了这一派,对那一派多说一点好的,明天一翻,他们就会犯错误,这几乎无一例外。在会场,不管你怎样交代,一出门就不行了。那天我们处理福建问题,我说福建作个例外好不好?结果还不例外,还是派性作怪
    坏头头叫他们自己去捉,自己批判。某某讲的,有人说“你们反革命两面派”,如果真这样,不但受蒙蔽的群众不能争取,一块作战的又闹起来了。你们那天回去有打仗的没有?(群众答:没有。就是湘江风雷把李仲昆搞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工作还是要做,家里出点问题也难免,打电话问一下,这方面要注意。不注意不仅自己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团结大多数不利,对抓坏头头不利。但是,注意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阶级立场坚定,不能因为注意这个问题,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尖锐的斗争。
    根据总理讲的,我讲的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了解的情况少,你们考虑,可能有错误。
    范品汉同志一月三十日下午四点二十分钟来电记录人:省委机关
    《永向东》战团柳絮杨、唐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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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小孙
    你好!向你致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很想与你保持通信联系,你是否能把最近的感想写信告诉我。工厂里的情况以及极左派工人的思想都请谈一谈。
    你们很注意理论学习我是很赞同的,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和颠覆,就是从反面雄辫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一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学说,没有具体分析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的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剩馀价值怎样产生,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有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份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帮助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努力
    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根木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哈尔滨炮轰派,贵州411的结局就是证明,革命的理论成为当前斗争的关键,因此一·
    四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点
    希望你能在分析工厂的生产关系,经济情况方面给我寄材料和写些你的看
    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斗争给予敌人致命的威胁的时候,一定要挺住
    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
    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
    还请你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意见写给我。不多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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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坚(以后就这么固定称呼)一月三十日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乃是世界的真理!
    (来信请托送信人带给我)
    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按:这几封反动信件,是从(夺军权)成员孙小兵身上获得的,沈坚即杨曦光的化名,现印发供批判用。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运用批判十七年的刘邓路线的办法,向人民说明刘邓不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十七年的各个方面(建党。军队。工厂制度。社会制度等),各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後较自然地把新思潮灌输到群众中去。
    给战友们的一封信
    这几天的每一分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响让我们交流一下思想吧
    反革命的大镇压给人的教育太深了,群众在这种时候革命觉悟提高的高度和迅速达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平时迫切希望但又达不到的程度。革命人民对这场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或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在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後,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认清了革命的对象。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於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後,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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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於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敌人实行镇压的原因是因为新思潮的传播会要了他们的命。敌人镇压的高级水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强有力
    这封信写到这里因我写了目前时局的声明,把我想要说的内容的大意都讲了,因此就不想写下去了,已写的一段还是请你们注意,因此通过
    四,革
    命人民反对中央政权的情况在革命中起的作用,进行分析,以便估计在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政权要实行怎样的变动,这确实比分析省革委会的临时性要重要得多。
    除开声明所要说的各要点外,请同志们看一看“改造我们的学习”那里面把新思潮的缺点讲得很好,新思潮的缺点是:夸夸其谈,抓住只言半语,满足于知半解等等,应该努力克服这些缺点,象毛主席主张的那样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毛主席、马、恩、列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应把他们当作个生动活泼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去研究,决不能看一个片段,如列宁所说,要知道国家的作用性质等等,就要分析国家是怎样起源的,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等等,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就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叫不要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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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等等……不多写了。
    此致
    毛泽东主义的敬礼
    沈坚(杨曦光)二月一日
    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812分队杨曦光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二四”的伟大意义
    任何一种新思潮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別,并不靠我们自己标榜,而靠敌人内心异常恐惧而进行大规模围剿。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从来未有过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发进入自觉地投入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间,在当前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那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引起全中国全世界注目的“一·二四”事件发生了,它标帜着革命人民是否能掌握毛泽东主义,由自发转入自觉,这成为中国当前整个革命是进一步深入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也成为国际共运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它将被光荣地下记载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虽然新思潮很早就产生了,但是象一·二四那样大场面,宣称一个群众组织有其纲领,并且给予一顿毫不讲理的怒骂,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证明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一·二四就是从反面说明毛泽东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将多麽强大,简直是天下无敌
    “省无联”的革命战士们,全国革命人民,全世界毛泽东主义者注视着我们的斗争,我们决不要辜负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啊!
    、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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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必须坚决地抛弃关门组织“理论研究小组”的思想,谁要是想关门进行理论研究,然後幻想有了完备的一套後,再去传播新思想,顺利地掌握群众,那他不是一个十足的蠢才那他就是存心骗人。
    斗争逼得新思潮不可能十分完备和彻底後再去指导革命,而在反革命围剿和实现指导革命斗争中新思潮必然自将迅速成熟。
    、炮打司令部
    在对待新思潮的态度这个要害问题上,中央内一直隐蔽得很好,因此欺骗了湖南革命人民信任的反革命两面派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四正是在谁
    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教育了革命人民。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省无联广大群众也心底感觉到,仇恨新思潮的是镇压省无联的人,敌人使他们认识到新思潮是省无联广大群众的朋友和同志,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其说敌人万分害怕新思潮,不如说敌人万分害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革命纲领掌握群众革命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或论教中来的
    四、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
    如上所说,省无联的命运不能不和新思潮合在一起了。
    在当前的转折关头,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就不能引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黑龙江炮轰派和贵州四一一的失败就是证明,谁要是妄想举起他们的右手打倒章、梁,举起他们的左手打倒省无联“坏头头”。他无异如在抗日战争时,又要抗日,又要反对共产主义。正如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一样,新思潮是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朋友为有毛泽东主义,任何小资产阶级左翼都不可能指导任何革命到胜利。一个又一个省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斗争都失败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而湖南的斗争在这方面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因此这一步是否能巩固和发展已成为全局的关键,湖南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能犹豫,要不惜牺牲坚持和巩固新思潮阵地。
    而在目前要使新思潮由知识份子的空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学说成为关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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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思潮有极大的缺陷,但命运逼得它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革命人民要努力填补缺陷,纠正错误,但是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任何“退却”而言的
    因此省无联的大旗能否打下去成为举世触目的问题。在这种时刻,任何逃跑和沉默都是可耻的行径。
    省无联的坚强战士们为革命的全局和根本利益,不惜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省无联,而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这个文化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革命组织中没有你们的立足余地,趁早从省无联中滚蛋吧!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四告诉我们,革命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处在一个启蒙阶段。
    革命是长期的,对于革命的长期性,我们应该反覆重述使革命人民有所准备,可以断定这场革命起码要三十年以上。
    但这场史无前例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积累了苏联等国几十年的教训,并且自己是在几十年的残酷战争中打出来的。革命胜利最大保证是——中国有了个毛泽东,请记住中国有个毛泽东!任何悲观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一次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中国首先胜利。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根着毛泽东如同民主革命一样走过曲曲折折的漫长的道路夺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目前处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焦点的湖南人民准备为夺取这场革命的最后胜利献出白己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主义万岁
    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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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仼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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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2页,共2743页
    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您家乡的三千八百万英雄儿女,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您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纵情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洞庭湖滨到五岭山下,从湘东革命老根据地到湘西侗寨苗乡,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千万颗红心飞向您身旁。我们衷心地祝愿,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英雄的湖南,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
    敬爱的毛主席,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里,是您,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亲手缔造和培育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冲破旧世界的千重锁链,亲自率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发出了“劳工万岁”的震天动地的声音,敲响了旧中国的丧钟
    是您,一双草鞋,一把雨伞,踏遍三湘四水,深入工农群众,写下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
    是您,高举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在蒋介石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陈独秀、中国赫鲁晓夫跪倒在敌人脚下,合伙扼杀革命的危急关头,亲自领导秋收起义缔造第一支人民武装,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裝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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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3页,共2743页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率领着我们踏遍万水千山,转战大江南北,打败日本强盜,埋葬蒋家王朝;您率领着我们缚苍龙,征腐恶;您率领着我们起宏图,换新天。
    我们跟着您,掀起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们跟着您,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
    我们跟着您,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方向,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巩固了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天才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以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湖南历来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场。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湖南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据点。无限忠于您的湖南工人阶级、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您《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高举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剿,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一次又次猛烈攻击,粉碎了资木主义复辟逆流,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是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是您敢于斗争、敢于师利的伟大革命实践,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热情宣传您的光辉思想,使我们心红骨硬,斗志旺盛。亲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亲人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亲人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钢铁的长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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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4页,共2743页
    敬爱的毛主席!您亲自批准的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象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九六七年九月间,这个最最难忘的时日啊!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岳麓山的枫林一片火红。您巡视大江南北,又来到了我们中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给我们作了最新指示!”特大喜讯传开,全省一片欢腾。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您的最新指示,字字句句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条条落实不迟疑,句句照办不走样。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正当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爪牙,大野心家彭德怀军阀的死党,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美蒋特务,他们以各种形色的反动思潮,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指示下,您家乡的英雄儿女,心明眼亮,精神抖擞,把这一小撮社会渣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敬爱的毛主席啊!翻开湖南的革命斗竽史册,哪一章不闪耀着您伟大思想的灿烂光辉!回顾几十年的革命战斗历程,您家乡儿女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伟大真理:忠于您,就是革命;跟着您,就是胜利!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我们决心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要坚持在一切领域中用您的光辉思想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把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誓把您的家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活学活用您的伟大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篇”为座右铭,把学习您光辉思想的学习班办得好上加好。我们要狠斗资产阶级“私”字,大立无产阶级“公”字,誓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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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玊延春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我们要随时粉碎阶级敌人来自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的进攻,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死保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掌好权,用好权,使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不断完善和巩固,成为高举您的光辉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全省人民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司令部,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思想上、政冶上、绎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国际国内一片大好形势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这是湖南人民的大喜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三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湖南部队,致以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湖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在阶级斗争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又亲临湖南视察,作了重要的指示。在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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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湖南,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重要战玚。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他们的末日。这一小报混进我们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同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相勾结,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工人阶级、广大革命人民和驻湖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心明眼亮,精神抖擞,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敌人以坚决的打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各种阴谋,取得了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反革命力量必然越要同革命力量作拚死的斗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按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能够率领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司令部
    我们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对自己人,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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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错误的革命同志,不论是革命群众或者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军民,要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系列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深信,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湖南英雄儿女,一定能够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趁大好形势,乘浩荡东风,把湖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六、湖南的反击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续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广州军区:
    自接到周总理电话后,四十七军又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学习讨论,统思想,认识到:“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学习宣传“布告”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闻风而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积极学习,热情宣传,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
    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深入,效果一天比一天明显.
    ,领导带头,形式多样.军刘政委亲自到连队检査指导开展宣传活动,各师团领导亲自到群众组织中去宣传
    七师在师长,政委带动下,有二十七名
    师团千部到群众中宣传“布告”,从机关到连队,从干部到战士,从家属到小孩以及在长沙东湖退休的老红军,也都在学习宣传“七.三”布告.几天之内,部队出动了宣传队一千一百三十一个,六千余人;宣传车二十七辆,深入到工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列车上,轮船上,已向十二万六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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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做了宣传.采取:广播,宣讲,演唱,分片包干,挨家挨户访问,座谈,做调査,抓典型,同忆苦,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的把做好事和宣传“布告”结合起来,受到群众赞扬:“我们一定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学习‘布告’,全面落实‘布告’”一个轰轰烈烈的深入的学习,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正深入开展起来
    二,部队带头,群众感动.部队顶着火热的太阳,热情地宣传“布告”,耐心地解答问题,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的把宣传队请进单位去宣传,有的主动协助宣传队进行宣传,长沙汽车修配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在部队的带动下,他高举着毛主席像,在街上主动用快板宣传“布告”,他说:宣传毛主席的声音人人有责,长沙郊区黑石渡一位油漆老工人听了部队宣传“布告”后,他买了三元钱的油漆,在大街上大刷宣传“七.三”布告的标语.过去冲过部队抢过枪的群众听了宣传后,感到对不起毛主席,说:“不能再受蒙蔽了,今后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有的听了宣传后,“九.五”命令发布时没有交的枪支,手榴弹和子弹也交出来了.涟邵矿务局和金竹山的两派群众经过“七.三”布告的宣传和学习后,主动撤出了工事,停止了武斗;郴州“联络网”宣传学习“布告”后,自动宣布撤销组织铲掉了山头;衡阳“联络网”经过“七.三”布告宣传学习后,已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大部份送回,并恢复了铁路运输,其下属一些基层组织开始上交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有的则自己封存起来,长沙铁路分局自
    七.三”布告发布以来,就査出阶级敌人和坏人三十九个,同时促进了生在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份发动群众.千难万难,只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就不难.
    但是发展不够平衡,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和一部份群众对“布告”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距中央和军区党委提出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见诸行动的要求还甚远.今后打算
    抓好活思想,提高自觉性.进一步持续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充你
    发动群众.宣传贯彻落实“
    ”布告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心
    2,把“七.三”布告作为推动全省和我军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把宣传贯彻“布告”与反三右一风,开展三査一清紧密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二次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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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要”结合起来,与拥军爱民结合起来.团结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孤立打击小撮阶级敌人。
    3,加强领导.对“七.三”布告宣传和学习,党委要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排除干扰,不断总结交流经验,具体指导,真正落实,全面落实“布告”精神
    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
    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68]111号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扩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査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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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
    附件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九八二年五月三日,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诉字(1982)28号
    被告人唐忠富裕,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
    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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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査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现审査査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同伙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诬蔑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是“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狂叫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淜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同年三月,唐忠富还叫嚣: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三)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讲话,回湖南后大肆传播,并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随后,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于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强行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所谓“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诬陷省委领导干部“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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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策划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千”。并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在唐忠富等人的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四)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负责人,一九七六年三月,鲁瑛在王洪文、姚文元的指使下,派《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到湖南,收集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李千峰积极提供情况诬陷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诬陷省委负责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信,寄给鲁瑛,信中诬陷省委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策划,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的迟群,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阴谋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干部纠缠。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五月五日和十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即带领一些人,两次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干部,扬如果不答应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仝会,就不出省委机关。由于省委坚决反对其阴谋未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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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玊东等人召开省市杋关干部座谈会,搜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出了
    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这些反动文章诬陷我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窜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所谓张平化的老底,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并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唐忠富在准备的所谓“汇报提纲”中,诬陷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睿打砸抢
    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唐忠富还指使
    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大乱,说:“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市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朱香桂在胡勇的指使下,组织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文件箱、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六颗,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夺权。
    (八)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于十月十四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会上策划了“要分別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
    ”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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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九)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群众来省上访,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为“天安门反革命
    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当晚,省委负责人亲自找唐忠富做工作,明确表示:人不能抓,民兵不能调,问题由省委处理。唐忠富对抗省委指示,二十日清晨,又伙同张厚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随后唐忠富与张厚、雷志忠亲自部署指挥,制造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流血事件。
    综上所述,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
    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判决书
    (82)刑一字第26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阮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己,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现在押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马友山。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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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唐忠富,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反动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同时,积极与胡勇、雷志忠等人策划,组织写作班子,以“唐勇忠”的笔名,编写《为革命造反派辫护》的反动传单,铅印散发。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图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为省委常委。
    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反动讲话后,回湖南大肆传播,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同年四月底五月初唐忠富伙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确定由叶卫东带领部分省革委委员两次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万人大会。组织二百三十辆汽车游行,进行反动宣传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在唐忠富等人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唐忠富等人还准备十月十一日再去省委大院召开大会,妄图把省委搞瘫痪,乱中夺权。
    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向王洪文、姚文元授意派出收集诬陷领导干部材料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千锋,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的信寄给鲁瑛。唐忠富惟恐阴谋不能得逞,又与胡勇策划,派人直接到北京找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诬陷材料,转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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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据点迟群处。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九七六年六月底,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收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了五篇“评张平化六
    讲话”,攻击诬陷张平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派
    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在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上,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在研究汇报提纲时,唐忠富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为了上下配合,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大乱湖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把省委搞瘫痪。
    八月中旬,胡勇派人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唐忠富指使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胡勇根据唐忠富的授意,指使朱香桂组织一百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发表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即与胡勇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诬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右派政变”,策划“要分别找一些头头串连通气,捆紧把子”,妄图负隅顽抗。
    被告人唐忠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蔑为“反革命事件”,不听省委劝阻,伙同张厚私调民兵围攻,并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二十日,又与张厚增调民兵共达一千多人,亲自部署指挥,围攻邵阳上访群众,造成了打伤
    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wengewang.org
    被告人唐忠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唐忠富被逮捕后,尚能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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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
    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杨德良人民陪审员盖杰人民陪审员朱友东
    九八二年五月三十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黄鸣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二诉字(1982)27号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一九五七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央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九年四月
    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査终结,湖南省亼民检察院于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移交我院审査起诉。现审查查明,被告胡勇犯有下列罪行:、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1.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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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2.一九七四年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辫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叫嚷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并以“唐勇忠”笔名将这篇反动传单铅印六千份进行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 wengewang.org3.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召集同伙在陈大为家里开会胡勇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攴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同伙开会,提出反革命夺权策略,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九七六年三月,胡勇和唐忠富、雷志
    忠、许新宝联名写诬告信,诬陷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给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策划,并派人携带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去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在他们编造的材料中,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5.煸
    动邵阳、株洲等地同伙制造动乱,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九七六年
    二月,胡勇对其在邵阳的同伙谢智峰、肖茂盛等人煽动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播了江青对十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后,胡勇接着大肆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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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伙窜到株洲召开会议,胡勇在会上与叶卫东唱一和地说:“我们今天是来煽风点火的”,“你们株洲的几个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6.一九七六年八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要建立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裝力量。于八月二十三日朱香桂等在胡勇的指使下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撬烂桌锁,抢走公章,封了武器库等,并发表《声明公开夺权
    7.借省、市总工会名议,多次召开大会,策划大乱全省,妄
    图乱中夺权。
    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和唐忠富、叶卫东
    等人,强行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恶毒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月四日大会还组织了二百三十多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在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同伙专门开会,按照江青的腔调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还多次密谋策划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在十月三日的策划会上,胡勇还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后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 we ngawang.org8.一九七六年十月
    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先后三次召集同伙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在会上大肆煽动、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他们还议论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要“捆紧把子”,“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文化大革
    命初期,胡勇为了抢班夺权,就极力鼓吹:“拳头里面岀政权”,大肆煽动打砸抢,并对抵制他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仅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月,遭到胡勇残酷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和群众,现已查证落实的有刘孝安王明江、王德文、赵少锦、陈绍祺、刘虞、吴耐先、杨德华等八人。如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诬陷本厂著名的省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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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亲自带队把刘孝安押到长沙、湘潭、易家湾等地游斗,进行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为了支持同伙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时,胡勇等人将王拳打脚踢,当即昏倒在地,右第五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一九六七年
    六月,胡勇为了迫害本厂代理党委书记王明江,用木棒将王的右髌骨打成骨折,造成终身残废。
    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九六七年八
    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乘机挑起事端,煽动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并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国强、周迪凡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二十四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重大事件。综上所述,胡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此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肖景佳检察员朱洪规检察员孙惠
    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字第23号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景佳、朱洪规、孙惠。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四十五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辩护人:律师易延礼。被告人胡勇,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长沙市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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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
    十二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胡勇,阴谋颠覆政府,
    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冋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以及各部、委、办和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会议。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陷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策划,派人将他们编制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八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提出要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八月
    二十三日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被告人胡勇为了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自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还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二月上句,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二月底,胡勇对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我们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前来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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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大会还调动了两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木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这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等人带领部分人窜到株洲,胡勇在文化宫召开的大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杄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十月,胡勇又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先后多次召集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被告人胡
    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句,被告人胡勇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仅
    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
    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本厂著名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竟对王拳打脚踢,将王的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被告人胡勇的上述罪行,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确实。但被告人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木庭确认,被告人胡勇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挥武斗,迫害干部群众,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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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
    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张迪平人民陪审员谭海军人民陪审员苏佑娣
    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陈立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2)刑二字第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
    四十五岁,初屮文化,汉族,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胡勇不服,以“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査明
    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被告人胡勇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杈。一九七四年二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二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么为革命造反派辩扩)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六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六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和省革委的各部、委、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夺权作组织准备。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胡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二月底,胡勇对到长沙向其汇报“邵阳情况”的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搞赢,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蠃”。同年三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到长沙听唐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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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同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告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六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人策划,派人将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
    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在两次大会给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公开信和大批判发言中,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仼何安定的绿洲”。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同年六月二十日,胡勇与叶卫东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集基层工会头头在株洲文化宫开所谓座谈会,胡在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八月中旬,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妄图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八月二十三日胡勇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同年十月初,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准备于十月十一日在省委院内召开把斗竽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的所谓联系实际狠批“三株大毒草”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召集同伙唐忠富、张厚、胡求生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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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
    “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
    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还策划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会后,胡勇又几次秘密进行串连活动
    被告人胡
    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胡勇亲自策划、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二十四人,损失国家财产五十八万多元的严重后果。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元月至十一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七人。一九六七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长沙汽车电器厂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
    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长沙汽车电器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便对王拳打脚踢,将王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被告人胡勇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证人的证言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被告人胡勇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和“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系人、伤人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
    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
    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wen gewang.org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审判长贾凤楼代理审判员曾飞隆代理审判员谢海元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九八二年十月十四
    日书记员王东辉(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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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6页,共2743页
    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二诉字[1982]25号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
    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査,同年十月十
    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査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査起诉。现审査查明,被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九六六年十
    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密谋策划,组织百余名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机关,砸烂省委二办公楼的门窗、办公桌,抢走机密文件和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2.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制造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煽动“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至其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港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煽动,以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wengewang.org3.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抓走,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拘禁张平化以控制领导权。4.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叶卫东认为时机已到,于同年三至四月,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在夏
    四林家、长沙市一中等地秘密开会,策划夺权。叶提出了“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时,叶卫东还在一些会议上点名诬陷重新出来主持湖南工作的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叶卫东煽动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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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他又在市总工会召开的所谓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5.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一伙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内斗外轰”的反革命夺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他们多次策划,由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仝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为了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省委施加压力,叶卫东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的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调动二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与唐忠富一伙还大肆煽动在全省“夺权”。一九七六年六月,叶卫东对各地、市来长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同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开大会,叶在会上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他们又密谋策划,叶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并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叶卫东在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犯罪,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反动口号。
    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制造涟源“九.九”
    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组织电告省革筹和四十七军,要求把他们的队伍“立即电调回长”。黎原军长将电报交给叶卫东,要他赶快把队伍调回。叶却要柳枚青去追査打电报的事,以致造成了“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近三万元。
    2。煽动、指使汝城、涟钢两起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
    汝城县彭起才、何辅志、陈斌如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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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怎么办。叶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是打得赢的是爷(爹),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七月十一、十二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了六天,先后打死十六人。
    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杋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并煽动说:你们“大胆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
    十六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
    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上述罪行经
    本院审査确认,被告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千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
    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20号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辩护人:律师钟益胜。被告人叶卫东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被告人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
    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省委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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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
    九七六年三四月,被告人叶卫东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秘密开
    会,叶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要摘“桃子”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
    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叶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杄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
    胡勇等人策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
    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煽动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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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
    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被告人叶卫东的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叶卫东在铁的证据面前,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叶卫
    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判长刘潜海陪审员卞培根陪审员张天乐
    九八二年五月
    十一日书记员杨世皖
    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82)刑二字第85号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查明:被告人叶
    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群众
    被告人叶卫东
    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東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委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并强行封闭
    办公楼,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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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
    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茡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非法拘棼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
    九六七年,叶卫东按其“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屮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背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还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白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的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煽动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与胡勇—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杄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裝人员去涟源国防工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贏的是爷。打不舰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卫东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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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去。对徐、王、郑等人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裝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个半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査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被告人叶卫东的行为,无论按照我国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我国现在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叶卫东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叶卫东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
    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口折抵刑期一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审
    长贾凤楼代理审判员谢海元代理审判员曾飞隆
    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谭隆保〔出处:《历史的审判——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岀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长检诉字[1982]第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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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曾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地委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依法逮捕,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査终结,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移送我院审査起诉,经审査证实,被告人张厚犯有下列罪行:
    1.一九七四年二月底,张厚与唐忠富、胡勇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当省委常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2.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对抗省委,他们策划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同年五月二
    十三日张厚又与唐忠富、胡勇、许新宝、雷志忠、刘正良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所谓促张平化转弯子大会的指示,张厚在会上表态支持,致使“五.二五”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大院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张厚唐忠富、胡勇等人在省工会共同策划准备十月十一日在省委大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张厚审阅了大会给张平化公开信的样稿,后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张厚与唐忠富等人遥相呼应,上下配合。张厚还给他们打电话予以打气,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
    八月十七日雷志忠来信指使张厚等人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后,又将信转交胡勇,要胡勇看完烧掉。
    4.张厚一伙为了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指使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还指使朱香桂起草了《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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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委员会关于对民兵指挥部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军队和地方干部均应服从指挥部统一指挥。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5.一九六七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期间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龙昌富等人说:“一定要武装好造反派”。并向张意等人说:“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曾多次将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抢走。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的各种枪有八百多支,六0炮、八二迫击炮二十多门,手榴弹一万多枚,子弹二百五十多万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6.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已捕)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宋颖芝等人策划,指派申玉清、刘益全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7.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凌海波」周俊等人将原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脱掉尹的军衣、军帽进行揪斗,张厚从北京回邵阳后,煽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使邵阳地区军队系统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被揪斗。
    8.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竟把这次伤亡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当时邵阳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他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杋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身心受到摧残。
    9.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又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致使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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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所述,被告人张厚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
    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
    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37号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原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现在押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易延礼。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如下:
    主文
    判处被告人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
    事实
    被告人张厚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张厚与唐忠富、胡勇(均已判刑)等人背着省委在淜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和孙云英当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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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6页,共2743页
    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策划对抗省委,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煽动同伙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致使五月二十五日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还与他遥相呼应,并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扬言: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九七六年八月,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等人策划由他们一伙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三日,张厚幕后支持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不经市委同意就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指使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并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被告人张厚策划指挥武斗,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经过策划后,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
    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继续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因此造成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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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
    生等人策划,指派ⅩX等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
    严重后果。
    同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等人“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于。”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多次抢夺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各种枪支八百一十八支、“六0”、“八二”迫击炮
    十七门,手榴弹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五枚,子弹二百五十万零四千四百八十四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同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ⅩXX等人将邵阳军
    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进行揪斗。张厚回到邵阳后,并煽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无中生有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并在追悼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无辜受到摧残。
    理由
    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冮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一百零一条、五十二条、六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二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木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审判长孙晓光人民陪审员余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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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陪审员朱智勋
    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本件与原木核对无异书记员田湘利
    出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贰、研究资料
    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
    、群众组织产生
    的背景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利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木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
    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为
    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工作队主持运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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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
    因此,从1966年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
    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
    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背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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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
    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米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
    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仝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入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已经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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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
    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
    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
    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文
    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
    自1966年11月左右起,
    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顶“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顶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但是,后来中央“两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造”谁“保”,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
    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
    这
    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
    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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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湖南长沙市“第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
    工
    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薮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
    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1、“长保军”
    “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
    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
    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
    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
    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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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椐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
    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
    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导致
    “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
    (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
    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故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
    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査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面对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巳完全处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
    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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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正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
    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20多年后她(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某厅级领导干部。
    2、“八·一兵
    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于1966年11月14日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已经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
    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律解散。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3、“红色怒火”它于1966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象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巳。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属于只有虚张声势意义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
    火”组织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它的鹊起,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巳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虽然,后因文革中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文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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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却能够自发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
    可见,
    它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能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
    二)
    “新保守派”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义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帐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
    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在文革的派性大战中,造反派与“新保守派”的斗争之激烈之长久,远远超过原来与第一轮旧保守派的较量。这个特点,不仅是湖南如此,在全国各地,亦大多如此。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
    称“高司”)“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二个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
    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
    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
    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
    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属下组织。
    “高司”是长沙市高
    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人民日报》于196年8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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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而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后,“高司”便与其从
    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
    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
    “1·15大会”(即元月十五日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从中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来与它对立的“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但,自始至终,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八·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公开支持了“高司”。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曲折,并非象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与“保守”,阵线分明
    在1967
    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后,本巳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
    拥有二万多名
    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巳属孤掌难呜,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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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
    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冾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別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岀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的学校。显然,学生或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詹先礼,虽然作为湖南高校老资格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司”的主要领导,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先礼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先礼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
    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已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辨子”。这也是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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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先礼及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杈保卫军”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岀湖南文革的舞台。詹先礼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先礼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新保守派”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很不错,造反派垮台,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先礼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能弄个省革委常委当当的时侯了!”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概,詹先礼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
    “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先礼与“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已组织,詹先礼与“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先礼与“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竞,詹先礼与“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后来,詹先礼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厅级老总,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省红联”
    “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
    会
    1967年2月8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
    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
    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这些组织除“高司”和“钢长造”、“公捡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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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
    省军区方面为
    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
    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
    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工人代表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
    国3人
    农民代表为: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3人;红卫兵学生代表
    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3人
    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
    表等5人
    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
    组织、特別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集团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的特别是1967年6、、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7月27日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
    不过,在“新保守派”的“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
    司”这样一个的的确确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之中,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
    湘潭是
    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50公里。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
    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叫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牛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的“省红联”一个支柱。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之中,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认知。
    (三)“湘派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
    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二个集团代表。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
    以后“湘江风雷”与“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
    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与“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与“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6、“湘江风雷”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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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是1966年10月14日,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于北京成立。其领导成员为
    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组织部
    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
    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与能言善辩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一战团——支队——队,
    战
    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
    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现行反革命”
    “湘江风雷”
    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
    1966年10月
    “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
    1967年中央文革
    四”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
    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则荷枪实弹动于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巳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后来,到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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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三·四”批示后,8月4日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其组织左翼,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加入激进的“省无联”,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木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是分为两个阶段。第
    阶段,从其于196年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年2月4日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竞
    达到百万之多;其影响,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甚至连省委第书记张平化,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
    段,则是自1967年8月10日,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
    为首的主流稳健派,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到反对革筹组的“省无联”一方。结果,后来,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20年。在“湘江风雷”问题上,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发出过一个批示(因是在1967年2月4日下达的,故被称为“二·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文革命令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从而,引发了省军区竟能在文革运动当中,大规模地镇压抓捕造反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时的中央文革,为何竞然下令镇压白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二·四批示”?对此,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还难使人明白。只是,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过的一段话里,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其实是一个性
    格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文革造反的风浪,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结果,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人帮”垮台后,他第二度入狱,并被判刑。刑满后,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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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则仍使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使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7、“井
    冈山红卫兵”
    “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
    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时年19岁)、谢东子(12中学生)。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莶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
    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淘。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中学生的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着很高的威望。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若冰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
    成立后,谢若冰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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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若冰,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47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1976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
    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8、“青年近卫军”
    “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
    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的组织。只是,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巳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
    “青年近卫军”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
    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
    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
    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
    “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与长
    沙,也是一个赫赫大名的人物。“青年近卫军”的名声,也是在他领导时,才大了起来的。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24岁,为人豪爽,文革前在单位时,还当过“先进生产者”。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竞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1967
    年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
    1967年9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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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天就会倒台。”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江青说:“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1968年
    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
    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
    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
    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
    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10年,却又只能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岀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
    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9、“孙大圣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
    圣挺进军”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査整肃的厄运10、“长沙工人”
    “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于1967
    年4月1日成立。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及“狂飚”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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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组成。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
    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
    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过一段很风光的时侯。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
    四)“工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前面已经说明,“工联”是湖南文
    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
    “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11、“工联
    全称是
    “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
    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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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强大造反组织。“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
    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
    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
    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
    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
    “工联”总部及各属
    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1967年长沙汽车电器厂5·9”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联”是文革中带有一定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不过,因为,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会、而成立的“省工代会”机构了
    “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31岁,复员军人
    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与“十大”代表
    胡勇是
    因文革而必然会进入历史的人物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
    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后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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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队当兵时,是在时驻海南的47军属下
    某师。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军第47军奉命进湘支左,而47军军部首长们经常要与其打交道的,正是巳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头头的胡勇。某天,47军副军长请胡勇,去给他们47军下属团级以上干部做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胡勇在会场上,便遇到了他当年在47军当兵时的连首长营首长与团首长们年的小兵现在竞然给自己过去首长上课,而且被他们尊称为“地方首长”,这倒也是文革给胡勇带来的一段开心巧遇。凭胡勇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经历,他自然会进入湖南的史志。但让他能进入中国历史画页的契机,则是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与华国锋谈了话,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第二天他又陪送华国锋登机赴京
    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10月,由省革筹小组中的华国锋与
    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1969年4月,中共党的“九大”召开。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巳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侯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但是,“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巳内定为中央委员,便说了一段话:“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对此,与会的“九大”代表、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当时即奉命给胡勇做工作,宽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与失落感。由此,“工联”的第二号头头、文革前巳是中共党员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换了上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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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胡勇而连续做了二届中共中央委员。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査,并被判刑。出狱后,巳过55岁的他,曾也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也经商办过公小有收获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
    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使巳是中共党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但“九大”中,他被当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中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
    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
    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1997年病故。
    2、“市
    农联”
    “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于1967年
    5月26日成立,其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13、“大专院校
    “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
    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令外人会莫名其
    妙的简称。它于1967年6月25日成立,其负责人为朱顺祥,一个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的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权力很大的“省革筹小组”
    后又担任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4
    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它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中学生)等5人为领导核心。1966年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勹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即反对“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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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湖南
    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实,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还确切些。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的活动,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大,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
    因为,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大肆鼓吹他们的新“不断革命”
    论之际,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巳倾向思治,颇有些厌倦动乱了。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巳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的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们的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
    央对文革运动步骤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键造反派们,予以摧垮了。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们活动,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乱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之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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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自然,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
    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不久即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10年、15年等长长的刑期,陪伴了他们的青春。5、“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
    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1967年10月7日(“公告”成立日期是10月11日)成立。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8·30声明”和“9·30声明”。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
    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
    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而并非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纪律与行动号令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1968年1月24日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16、“湖南红旗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
    伍军人红旗军”于1966年12月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八兵团”针锋相对,也是以原军人为主体,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它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1967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1967年7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红中
    会
    “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3月19日在长沙
    文华剧院成立,其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
    长沙市各
    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市一中钢“三·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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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
    兵激进派组织,有着一些的联系。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后改名杨小凯)
    18、“东方红总部”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公开成立大会。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
    “东方
    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它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巳仅只剩下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19、“高校风雷”
    “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
    主要负责人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冾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已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嘉。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因而,最终遭到中央文革与康生、江青的镇压。
    (六)“炮打
    红派”,或“湘瓷派”所谓“炮打三红”,这顶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会愚蠢到去
    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却竞是由某些造反
    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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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派战,结果,反而演变为遭致此惩罚的。从实质上讲,这新一轮的派战,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因对他们在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中,被分配到的权力职位太少太低而不满,由此发动的。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巳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一派的失败告终。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工人阶级领导人。之所以后来,却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20、“永向东”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省委
    永向东”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
    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
    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它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
    府”。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际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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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细介绍“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
    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
    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各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湖南长沙各派群
    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体经过了四轮回合;1、第一轮回合:“高司”“湘江风雷”
    “红色政权保卫军”
    (1966年10月—1967年1月)
    1966年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的公布,少数学生、教师及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此次运动不是1957年的“反右”,而是矛头对准在朝的当权派但是,1966年8月19日,发生了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工人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事件,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九·二四”报告,均指出: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如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了批评市委领导人的《奔命记》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分别于9月27日和26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而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运动初期遭到地方党委政治迫害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发动了要平反、要人权、要销毁黑材料、废除政治歧视为中心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而历次运动走红以及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领导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组织,以阻挡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司”、“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便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赤卫队”保守派组织等,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正当两派组织势均力敌、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了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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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指出“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走资派的御用组织”。6天之后的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从此,湖南的第一批保
    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以失败告终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头头和成员,虽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惩处,但该组织分化、瓦解后,却没有能像湖北武汉的“职工联合会”,与广西的“盾牌兵”、“无联”那样,成建制的发生演变。前者演变成了著名的“百万雄师”,继续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对立;后者则组成了“联指”,始终压制了“四·二二”造反派。湖南群众组织之间的混战,第一轮回合,是以保守派组织的失败而告终的。2、第二轮回合:“工联”“湘江风雷”
    高司
    (1967年1月—1967年9月)
    在要平反、争人权、销毁、封存“黑材料”,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斗争中,以“高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高司”单独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的有关全省文革运动的协议)一事,和要不要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高司”人数,相对“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组织严密,具有很强凝聚力。大学生思想总体单纯,有文化、有能力,其头头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动分子,因此,“高司”组织的能量非常大。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九·二四”报告后,“高司”总部即按照中共的传统方法,派出大量的戕斗队、宣传队,不辞劳苫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査、研究,写出大量的调査报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汨斑斑的事实控告了“九·二四”抓右派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了反但是,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负责人,却从此以救世主自居,轻视其它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造反组织及其作用。而“湘江风雷”号称百万之众,其头头则自认为是湖南造反派的当然代表。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击败保守派组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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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内讧。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风雷”的死刑。使“湘江风雷”和武汉的“钢工总”、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几乎仝部被抓,据统计,这次二月镇压被抓的造反派群众人数,全省有数万。这第二轮派战的前期回合,是“高司”胜利了。
    它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
    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这次,与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厂矿,他们却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保守的“工总”,伤害了造反的“联总”(多数派);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多数派);在长沙机床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怒火铁骑”,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无联”,打击“红总”(多数派)等。而在长沙纺织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药厂等单位,原本就是“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的天下,他们却为了反“湘江风雷”,而不惜去支持他们也曾反对过的保守派。在肃所谓“湘江风雷”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这样“高司”就失去了长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制运动的主动权,而成为了“新保守派”
    特别是以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白下而上联合的“工联”造反组织,
    及能量极大的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团”,与敢闯敢冲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红中会”等组织的出现,使造反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沙市强大的工人造反派势力,后来,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认,它下达的“二·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取一面之辞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967年7月27日,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同年的“八·十决定”,则宣告了“高司”与“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派,长达9个月派性斗争的结束
    这第二轮派战的结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第
    三轮回合:“工派”
    “省无联”1967年10月—1968年2月)早
    在反击“二月镇压”中,“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派之间,就逐渐地产生了斗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后来“省无联”得以产生的政治与组织基础。“工联”、“省委永向东”、“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立后,因为其组织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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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丰富,人员构成有工人、干部与红卫兵。他们对于紧跟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这一点,做到非常好。虽说是造反派,但自从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后,他们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规定的造反活动范围。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组织山头,按行业、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等等。而“高校风雷”、“红中会”、“红旗军”与“湘江风雷(左翼)接管委员会”等组织的头头,思想激进,特别是其左翼认为:第一次“文革”任务远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势,是出现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继续。还认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等等。这些极左派便一连发表了“8·30、9·30、10·30”三个关于对时局看法的声明,将巳获胜利的造反派们的内部矛盾,予以公开化和白热化
    “极左派”知识分子(“高校风雷”
    “红中会”、“矿冶井冈山公社”等),还公开宣传着一种“新思潮”,这股“新思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解放17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
    确实,重立
    造反山头的“省无联”组织,虽有些令中央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筹小组不快,但却还没有到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程度,毕竞,当时还是“造反有理”时期。但是,年轻的极左派们的这些“新思潮”言论与宣传,则极大地惹恼了中央文革。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几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陈伯达、康生这两个“党内理论权威”,甚至在会上搬来马列著作文章,逐条逐条地针对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极左派学生的文章,进行指斥咒骂
    最后,
    在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得势的一方,再次动用了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与极左派学生、以及所谓“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无联”倾向的老干部,与原来有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罚。
    “省无联”方
    面的“湘江风雷金猴战团”负责人陈本望,在此轮派战中,成了失败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类”,便以其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责仼为由,将他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报》“右派”案成员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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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祥,此次也作为“省无联”的“黑手”的被判刑15年,后于1970年被枪毙:“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张家政,被判刑20年;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中学生杨曦光(时年19岁)被判刑10年:“红旗军”司令毕健被判刑10年:“高校风雷”的头头、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被判刑7年:“矿冶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中南矿冶学院大学生张玉纲,被判刑3年
    这一轮派战的特点有二点
    (1)两派之间除了一些大字
    报、标语的舆论战外,互相的有组织性冲突不多,规模也很小。
    (2)“省
    无联”被摧垮,完全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对立的“工联”等组织的进攻压力。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人康生等,还批评“工联”方面对“省无联”的活动,是“熟视无睹的右倾”,是“缺乏无产阶级义愤”。
    4、第四轮回合
    “(工联)汽电派”
    “(工联)湘瓷派”
    (1968年5月—1968年
    8月)在摧毁“省无联”的斗争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众组织取消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四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长沙市工代会于68年元月17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
    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市革委
    会和省革委会则于2月28日和4月8日先后成立,形成了军队负责人(47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与“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局面
    但是在权力的分配
    上,省委机关“永向东”,与军队和工人方面发生矛盾。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联合“工联”内部的“湘瓷派”,拉拢原“湘江风雷”组织中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由于“工联”主要头头胡勇,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因此,当时便对这部分被攻击的“工联”势力,称之为“汽电派
    但是,军方、省、市革委会与“汽
    电派”工人,则利用“7·3布告”和毛泽东的“7·18批示”、“7·19通知”及“7·24布告”等一系列为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梁春阳、尚春仁控制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随即,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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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
    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
    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至此,到1968年9月左右,湖南省除统一并按
    系统性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机关干部性质的统一组织)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会型的群众造反组织了
    这第四轮派战
    的活动,除了有一些大字报、标语交锋外,重要的派战战场,则主要是各种会议。“湘瓷派”的确就是被一系列会议打败了。因为,“湘瓷派”与“永向东”当时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成有形山头,而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职代会”中搞“议会斗争”。因此,当省革委会与军方决定对其反击时,真的只开几个会(包括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湘瓷派”与“永向东”便被会议的大多数给否定了,并给其定了罪。实际上,经过近二年的激烈派战动乱,湖南全省各级革委会又都巳建立,整体上人心都巳不想再乱而想安静,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联后为“工代会”的各级头目,也因都成为了“掌权者”,更不想再出新变故。因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所有说法,都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还招致反感。由此,“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确有其逆形势而动的注定原
    “湘瓷派”与“永向东”的失败,也标志着湖南文革中有“自发结社”
    性质的群众组织活动,从此以告结束。此后数年中,虽然造反派们也还曾活动过若干回合,但,那时却都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或“工会”框架范围中跳舞,而不能随意建立组织、自树“山头”了。5、幸存造反派的历史命运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开,可视为文革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时原有的旧体制秩序,也开始逐步的恢复。省、市、县三级革命委员会,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非党群众组织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开
    始进行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盜窃)运动,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入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別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达成共识,将原保守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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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査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当然,凡意识形态上与当时的文革当局不相容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更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惩。北京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枪杀)、辽宁的张志新(1969年9月24日被逮捕)、银川的田涛(1970年2月10日被判死缓)等,就是在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难的。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巳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无幸免,也无一漏网。之中,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
    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长沙市在两个
    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何故,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国性“清査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査、清算、批斗,直至
    九
    ”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但是,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
    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和压迫。到1974年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保持文革的“正确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战与动摇,于是又一次对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压制情况表示了关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晶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讲话,以恢复造反派的权力地位。这次“批林批孔”运动而提供的政治机会,使湖南长沙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再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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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起来,以省、市总工会与各单位工会的名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由造反派的“工代会”转为的“工会”组织中,一般都担任有职务),又展开了一次以平反、销毁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直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斗争。这个情况,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员的再度试图公开结社(各级、各种“运动办”机构),并以此作为与当时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谈判、以求解决上述目的问题的组织
    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讲话压力,湖南长沙市的原
    造反派们,基本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局。对文革造反风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的领导们,担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运动的前奏,因此他们面对原造反派成员的压力,都只能应诺照办。对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员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复革委会职务,或接纳其入党(但在1976年后,都被称为“突击入党”,一概不予承认)。
    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
    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新一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遭到了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全军覆没”,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
    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
    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老干部)8年。
    经数年
    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査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冶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四、结束语文革中貌似强大的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最初不过
    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借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特殊运动,以被迫始而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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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批斗当权者,夺权掌权,原本不是造反派们所能想到过的目的。大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众,最初“造反”的动机,的确只是为了使自己能从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恶梦中解脱出来。文革长达10年,湖南长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权,大约只有2年左右时间(包括动乱不定的1967年)。而挨整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掌权的时间。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头目,也为数不少。造反派得势时,便被中央舆论称为“群众运动”时期,使他们对曾将自己整为“右派”、“黑鬼”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头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数泄私愤者也打人报复)的手段,可是,最终仍还得按中央要求,对其实行“团结”,请其归位。但是,当权派与保守派每每对付造反派,却能动用、也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手段:拘留、逮捕、法办判刑,直至枪毙(特定历史条件还无须经过司法程序),更可以将造反派定为“右派”、“反革命”,贻害终身,殃及子女。2003·6·19·修定
    【附表1】湖南长沙主要群众组织一览派系名称
    负责
    人
    成立日期工派长沙工联胡勇、唐忠
    富、雷志忠
    1967.4.15工派长沙农联刘友贵、甘德桂
    周福贵1967.5.26工派大专院校朱顺祥
    967.6.25工派八·一九造反有理军——胡宜民、陈振国196
    7.4.28工派省直红勤站陈则良、王家根工派《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
    黄振东湘派湘江风雷叶卫东、李敬林、李铁凡196
    6.10.14湘派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28湘派青年近卫军谭海清、熊玉林
    l966.11.2
    4湘派孙大圣挺进军邹定国、叶财宝
    1967.2.14湘
    派长沙工人张楚梗、李建军、周喜庆1967.4.1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学)李正、王虹霞1966.8.17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高校)刘爱华、唐德元1966.9.28保守派八一兵
    1966.11.4保守派红色怒火曾有根、
    彭湘华
    1966.12月上旬新保守派高司
    詹先礼、佘定成
    王吉贤
    966.10.15
    (注:佘定成后来退出“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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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保守派钢长造张春利
    1966.8.29极左派湖
    南红旗军贺孟宣、毕健、陈忠华
    1966.12.6极左派红中
    黄杏英、汤建平、李昆明
    967.3.19极左派东方红总
    部刘定安、唐正明、熊正吾1966.9.7极左派高校风雷周国辉、金胜利
    196
    4月上旬“炮打三红派”—省委机关永向东
    造反团尚春仁、毛华初、阎继布1967.4.25
    【附表
    2
    新保守派“省红联(筹)”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
    称
    负责人革命工人造反军
    黎正海、刘正良
    贫下中农造反军
    毛泽容、罗迭开、鲁庆祥“红流‘贫下中农造反
    总司令部易浩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
    詹先礼、佘定成、王吉贤(注:佘定成后来退出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
    王泽焱、刘国辉钢长
    造
    张春利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火车头总部湖南“公检法”
    革命造反司令部易炳坤、黎迪祥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李志仁长沙红讯兵
    刘秀英湘潭“革造联”
    【附表3
    极左派“省无联”所属组织一览组织名称
    负责
    人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张家政、李仲昆、柳梅青湖南红旗
    军会
    毕健东方红总部
    刘定安红中
    黄杏英青年近卫军“军管会”
    戈枝紫高
    校风雷
    周国辉、刘荣华矿冶井冈山公社
    张
    玉钢省直联
    孙君森、李淑琼、宋国亮。省教
    联联
    向志兰、袁广修、李荣光长沙北区工郭先开长沙南区九·二四黑鬼战团
    刘长元、凌楚
    湘、叶金云东风近卫军
    何长顺长沙虎山
    行
    陈焕勤湘江战团
    王锐聪、刘乐杨、
    谢巧瑜省文艺界红造团
    韩军、姜有石、宋绍文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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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字3·14部队红色硬骨头造反团
    李长元、袁乃珂。
    2003·6·19·修定
    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红中会”是文革高潮中湖南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虽然它只是一个省会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影响仅及于湖南,但由于与海内外文革硏究者历来注目的湖南“省无联”、与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即后来在学界同样大名鼎鼎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都有着密切关系,其当年活动中隐藏的历史信息很值得史家挖掘。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岀版的《长沙文史》18辑所载“红中会始末”一文,便是近四十年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昆明贡献的份珍贵史料。惜乎因篇幅所限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叙事简略、粗陈梗概、难窥仝豹。笔者也曾是“红中会”成员,拟就个人记忆所及和友人提供的情况联缀勾勒,冀能补李文之憾于万一。◇文革初期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湖南大规模造反风潮的第一波起自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一中。
    1966年6月初以中共湖南省监委(现今称纪委)鞠处长、市
    委统战部王化中部长为首的省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运动,不久即与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等人产生分歧。谢、黄认为,工作组有为保校党总支书记张林(张在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即因不堪重压而白杀)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之嫌。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但却遭到省市委支持的工作组压制。当时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投闲置散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艾卿少将之女也在一中读书,蔡从女儿口中得知情况后,当着某位与其女儿关系密切、对政治亦有一定兴趣的一中同学(高干子弟)大发议论,意思是湖南的运动不正常,第一书记长期蹲在农村,大小事却都由赵冰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了算,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等等。可湖南是农业省,时值“双抢”大忙,第一书记下乡再正常不过。蔡将军这番话是因洞晓天机还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不得而知(从日后的表现看,此公确实热心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也因此没少遭罪);谢若冰、黄杏英是否据此决定了下一步行动,当事人也未曾与外人道,反正他们于8月初即潜赴上海转北京向中央告状,湖南造反行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8月14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5人,
    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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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8月18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
    9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次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8月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
    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8月23日,人民日
    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随即,自中宣部副部长任上回湘复任省委第书记的张平化下车伊始便赴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恭维“湖大空气与众不同”。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
    8月29日
    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谢若冰等人在北京的举动令省委恼怒不安,因当时赴京出席中央全会的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曾亲邀这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意在招安,却遭冷遇。而谢若冰等人回长后的动作,则更令省委心慌胆寒。眼见招安未果,只得改“抚”为“剿”,矛头直指谢若冰
    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
    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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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长保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于9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在此形势
    下,背负“黑帮子弟”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于是,谢遂退出“造反有理军”,并于10月28日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有传言说,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潜规则,便是须不能承认谢的父母是“黑帮”)。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另有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曹阳高为首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亦属造反派,但旗帜不鲜明,高层缺决断,人数不少、影响不大,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内部分歧严重、终致解体,不复存在。◇“二·四批示”与“红中会”的成立1966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內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拥有百万成员的湖南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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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北航红旗”(张清泉等)驻长沙联络站,及南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井冈山”一边。
    而
    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却持有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1967年初,产生了第一次分裂
    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围绕“夺权
    展开的新一轮两派斗争日益升级。由于湖南省军区在造成“高司”与“湘江风雷”彻底翻脸的“1·15”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派性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引起更大反弹。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二个战斗队,立即针锋相对地报以“夺权必夺军权”这一在极左派中亦属尖端的口号。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枪刺,在“高司”派飘扬的旗帜后隐隐內现。有必要指出的是,“1·20”电报乃文革中一大奇案、悬案。电报公布时便版本不一,有说此电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也有说是中央军委发出,还有说是军委文革发出,又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所发,甚至有叶办交首都三司转发之说。但不管样,电报是被执行了,“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进了监狱。可奇怪的是,半年后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未发出过“1·20”电报;更奇怪的是,湖南势力颇大的反周派竞也未对此事穷追猛打,任此真假莫辩、却被认真执行且对造反派杀伤极大的电报事件消于无形。难道他们真不明白,无论是周恩来公然否认,还是湖南军区矫诏捕人,都是做揪后台一类大文章的好题目。进入1967年2月,随着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全国形势出现变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工总”、四川“反到底”、“8·26”等造反组织先后遭到军方镇压
    “湘江风雷”也未逃脱厄运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
    革“三·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杨曦光(“夺军权”成员)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高司”的战果
    是巨大的,但却是脆弱的
    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一中红卫兵“齐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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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军权”发表了坚持与省军区对抗立场的声明;后来组成“文攻部”的另一批中学生,则开始了积极的地下活动,不加掩饰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更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就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1·15”大会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三·四”批示后,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军区
    2月7日,在批判“湘江风雷”头目的大会上,一批
    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被得到省军区支持的“高司”强迫倒旗,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2月25日,又有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局势进一步紧张,“高司”夺权的计划受到抵制。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中学造反组织为一支能与省军区、“高司”抗衡的力量,进而达到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长沙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酝酿成立统一组织
    3月9日,部分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在省展览馆聚会,
    “红中会”(全称为“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参与成立会议的发起组织和主要出席人员为
    “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李昆明、
    刘建成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吴正
    元等;“红旗统战联盟”的谢麓山;
    中“齐卫东”、“夺军权”、“共
    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等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
    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遭镇压,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
    3月12日,前次
    会议部分主要与会人员,在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议决由五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长期未到岗遂改为李昆明、而同样由此一度空缺的一把手则由申学菘担任),“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7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
    3月12日的会议决定将3
    月9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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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共出五期),同时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此宣言的发表,是“红中会”正式登上湖南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宣言中,它毫不隐晦其敌视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态度,但出于策略考虑。却并未亮出意在推翻“二·四”批示的底牌,而是强词夺理地将其解读为“中央批示只讲了湘江风雷有反动头目、而并未将整个组织都定为反动组织”因此,一开始就公开了否定“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观点。
    3月18日
    “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此,其活动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概况“红中会”成立初期,人员以原“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成员居多,三中、七中、十中、十一中、十六中、十八中、邮电学校、电力学校均为其建制单位。其他学校则为原“井冈山红卫兵”等下属组织也有一些为反“高司”的独立战斗队。其主力战斗队、总勤务站活动骨干及各校负责人为
    一中“齐卫东”等(这几个组织几经重组,最后定型为“齐卫
    东”、“夺军权”、“新共工”、“擎旗”、“小老虎”五个战斗队,即日后的中红造会“钢
    九”兵团)组织的申学菘黄杏英、李筑银、熊爱珍
    中“旭日东升”兵团李峰、伍明、史中信
    三中“农奴戟”汤建平、潘建国、
    汪卫东、王琪、周一知、马里佩;
    四中“红旗”刘某、陈某
    五中“造
    反到底”吴春林、李枝荣、黎敏中;六中“反到底”周某;七中“5·16”吴正元、王福林
    八中“韶山人”、“锷未残”刘建成、肖坚、肖高立;
    九中“飞鸣镝”、“重上井冈山”李昆明、肖志达、李祝双、李泉生;十中“战犹酣”刘闯
    十一中“风雷师”杨卫华
    十二中谢麓山、周永航
    十四中“红旗”贺美如;十五中戴某;湘江中学“东彪”、“井冈山人”陈东海、杨大庆、黄公亮
    湖南师范学院附中易浪;十六中胡乐多、周
    美芝
    十八中罗志强
    邮电学校刘彪;
    电力学校祖勇
    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行动,是大规模的下厂串联。在长沙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新华印刷厂、长沙矿山通用机槭厂等大小工厂乃至岳阳、衡阳、株洲、湘潭的工矿企业里,都有“红中会”成员活动的身影。4月7日反“高司”的湘潭“红造联”成立时,汤建平、谢若冰还前往祝贺,并由汤宣布了“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发起的再封《湖南日报》的“特大喜讯”。汤建平如此欣喜若狂是有道理的,因为1967年4月7日的再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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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日报》,是“红中会”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当时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是“高司”由顶峰向谷底滑落的拐点。在此之前,《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实力本处下风的“红中会”、“井冈山”等,以小击大、以弱敌强、几经拉锯,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竟将其拿下,自然很长志气。更重要的是,此刻工人造反组织“工联”的成立尚在酝酿之中,各大厂矿的造反派工人与“高司”的斗争原本处于各自为战、分散抵抗的阶段,而以此事件为契机,纷纷亮出旗号,很快形成了统一阵营。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就是在此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高司”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旗帜,得以集合了全市各大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此后不久,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的大力协助下,长沙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联”宣告成立,长沙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工人进行活动的同时,“红中会”等也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与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4·7”再封《湖南日报》后,梁春阳于煤炭厅办公楼内,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时,就明确地面授杋宜: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
    4月22日,章
    伯森、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湖南文革形势大变。随着形势好转,“红中会”亦不再隐瞒其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一夜之间,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标语刷满仝城,尔后的五一大游行中,翻案口号喊得最响的也是“红中会”
    月9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背。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杋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气焰更盛,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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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却大不以为然地回击: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口气更硬:走着瞧!由于双方均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局面僵持。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围魏救赵,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恰逢此时中央文革又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借机遂告结朿。五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別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红中会”孤军深入,派出一支文艺宣传队至河西荣湾镇进行反“高司”演出,结果引起冲突,未果而返。6月6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数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当晩十时,市公安局掌权的“高司”派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原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为首),面临流血冲突态势,竟全部避难躲进省军区,使市公安局几成空城。次日,不明真相的群众蜂涌而入,使公安局大院如同任人出入的集市,很多市民深感不安。“红中会”获讯即迅速组织队伍进入公安局,把守住各进出口,初步控制了局面。入夜,成立不久的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派员接管市公安局,“红中会”办完移交事宜后即退出,文件档案、钱粮财物无一损毁遗失。进入6月,因“工联”对“湘江风雷”平反持消极态度,“红中会”与其关系开始冷淡。而赴京谈判代表名单中,有大局将定方临阵倒戈来投的原“高司”派成员“8·19造反有理军”,却无“红中会”、“高校风雷”,更是引起纷纷议论(李昆明当时的解释是:“红中会”将名额让给了省水电厅副厅长贾镛)。不过,“红中会”仍然继续参加了由“工联”牵头的大多数活动,如“6·6”惨案后在《湖南日报》召开的一次各组织联席会议上(黄振东主持,唐忠富、汤建平均出席)决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办公地点为省体育馆),“红中会”即派人参加
    中央“八·十决定”为“湘江风雷”正
    式平反后,长沙城内报复打人成风,不少“高司”派成员遭到迫害。“红中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抓人打人,同时重申纪律约束其下属组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这股歪风
    由于江青以中央文革负责人的名义号召“文攻武卫”
    “红中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由汤建平负责指挥
    7月23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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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医学院武斗中,一名十六中红中会成员阵
    9月初,汤建平率百余人随
    “湘江风雷野战兵团”西征涟源,途中遇伏,汤腿部中弹,随征的红中会成员三死四伤。青春少年空洒热血、无辜殒命,给生者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惨痛记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正式从北京回到长沙后,局势渐趋平静“红中会”参与了“省革筹”初期的工作,汤建平仼职省革筹宣传组。随着与“工联”裂痕加深,“红中会”于10月初撤出了派驻省革筹的工作人员,并参与组建“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至此,“红中会”与主流派(“工联”)的决裂已不可避免。虽然仍是湖南文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红中会”历史上最风光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红中会”与“极左派”林彪在1967年10月24日于北京接见驻湖南的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时说过: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显然,林彪所指的“极左派”,就是“红中会”一类组织。而“红中会”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确实是“极左”。红中会的极左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是炮打周恩来,二是组织“省无联”。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及北京“5·16”兵团等激进红卫兵团体的影响所致。其在理念、思想方法从理念上说,“红中会”陷入了已成思维定势的“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传统泥潭;而且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高烧不退头脑发昏,以至一时失去了正常辨别、判断周围事物、事件的能力。如林彪的“10·24”讲话明明是指责“极左派”的,某些“红中会”成员却宣称“当今极左派’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又如“极左”明明是当时当局花大力制止和纠正的倾向,中央、中央文革诸人的多次讲话都是明证,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对此有集中阐发,但“红中会”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从不讳言自己“极左”。新鲜的是,其中某些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李祝双、中“新思潮”派马里佩)常挂嘴边、津津乐道、自我标榜,引以为荣的竟是毛泽东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令常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此中深意何在?是无产阶级天然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当然,毛泽东确实历来对“左倾”的批评都温情脉脉(王明除外)——他甚至认为犯左倾错误者是对党“忠心耿耿
    上面那段话也如此。但批评毕竟是批评,不是表扬、更不是鼓劢;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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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味求“左”、为“左”而“左”,岂不糊涂。从思想方法上说,某些“红中会”成员十分主观,往往以揣测代替分析、以传闻代替事实。如高层斗争、毛周关系,时过四十年之今日,也仍无人敢断言已弄清楚。但当时有人却凭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学生、以反周恩来为宗旨“5·16”兵团主要负责人)、印东兵等人的小道消息,认定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周恩来是文革的下一个打倒目标”。再如“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发出;“八·十”决定也经毛泽东首背,可就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妄白断定镇压“湘江风雷”、扶植“工派”压制“湘派”,均系周恩来所为
    附带说一句,湖
    南的反周势力还有省话剧团“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宋绍文一脉,其源头据“长沙工人”头目张楚鞭称为北京的军艺“星火燎原”。宋在北京谈判期间,多次向张灌输反周思想,而宋因故提前离京时给“高校凤雷”刘荣华留有一封长信,谈的也是这类问题。至于宋绍文与某些“红中会”成员的活动是否重合甚或交叉互动,笔者未曾与闻。在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红中会”也表现得极其主观如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急风暴雨,刘少奇事实上已被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与造反精神相比,更为高层所看重。但一中杨曦光却想当然将此态势比做二战后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妥协,他按“六经注我”的套路,引用毛泽东当年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毛、周在上层的“妥协”,并不要求“省无联”在下层放弃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至于把“省革筹”与“省无联”比做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把“省无联”的存在视为文化革命有可能在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保证等等,其越过真理,就不是一步两步了
    认识
    上的主观武断导致了心态上的盲目自信,而一连串的成功经历,更使这自信发展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红中会”的发起组织一中“齐卫东”的领袖,曾只手擎天,揭开湖南文革造反的第一页;也曾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推翻“三·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这一为不少人看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1967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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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齐卫东”以炮轰陶铸之举,登上湖南文革舞台,也处于全国领先之列。他们中有人曾很认真地宣称:我们是通过搞刘少奇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也许正是炮打陶铸一炮命中,使其自认为已是百发百中的神炮手,自信周恩来早晚将成自己炮轰之下的亡灵。可事实上,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又能掌握了多少足以致周于死地的过硬的材料?他们又有多少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材料?但是,穿上红舞鞋的舞者,是欲罢不能的,何况他们并不欲罢。萦绕其心头的,只有“何时缚住苍龙”(据说黄杏英将此名句题写在其《毛选》扉页上,想必既是明志、亦是励志)的宏图远志。“八·十”决定发表两天后,“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的声明就出了笼。也许当局暂时对此未阳追究,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北京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代表的会场上,黄杏英等公然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只向戚本禹单独汇报,尽显年少轻狂之态。周撂下句“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拂袖而去。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来自“5·16”兵团、“齐卫东”等的影响,“红中会”的决策层决不是被动接受的,既不是受欺骗,也没有被裹胁。至少在“红中会”的中上层,有着与“齐卫东”等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反映了文革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笔者在《思想史视野中的省无联与“新思潮”》中已略有涉及,有条件时将专文论述)和组织资源,这样他们才会踩着同一鼓点跳舞。如某些人以“红中会”的名义来炮轰周恩来的动议虽被总部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否决,但整个“红中会”负责人和骨干中,却只有周永航等个别人非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而“齐卫东”、“夺军权”炮轰周恩来事件后,“红中会”那个措辞含糊、立场嗳昧的声明,表明的只是“此地无银”。与北京激进团体的联系,“红中会”也自有相当稳定的渠道,如北京印东兵从1966年秋来长沙活动时起,就长住“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后又被“红中会”倚为客卿,羽扇轻摇,也是重要消息来源。“5·16”兵团成员来湖南,李昆明、汤建平均出面送往迎来,热情接待。1967年8月24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砸“延安公社”抓“5·16”分子,与长沙一中“齐卫东”成员唐亦安同被困现场的,就有汤建平。当然,“红中会”与“齐卫东”等,某种程度上毕竟还是同中有异,如绝大多数“红中会”骨干对杨曦光的理论研究,虽然关注、同情,但并不完全认同,三中的汪卫东一度还有与杨“商榷”的打算。只有马里佩、陈某(四中)等一小批“新思潮”派,追随杨曦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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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并贴大字报炮轰“红中会”总勤务站的“走机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嫌“红中会”左得不够。同时,杨曦光曾与于1967年秋来长沙的山东师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以“批判小组”、“十月革命”红卫兵的名义,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贴过支持“省无联”的标语),无视中央绝对禁止任何仝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共同在长沙主持过一次有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据此形成“调查报告”这一大事,“红中会”就未曾参与组织,而纯为杨的个人行为
    “红中会”与“省无联”
    参与组织“省无
    联”并随其垮台,是作为极左派的“红中会”的宿命
    “湘江风雷”平反后
    其与工联的矛盾陡然升级,湖南造反派出现第二次分裂。“省无联”本是“湘氵风雷”派用于对抗“工联”派的联合组织,但因周恩来在武汉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多数组织宣告退出。因此,它基上仅是某些极左小团体和“湘派”中陈本望(五金工具总厂工人、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头头之一)一类失意者、游离分子的集合。首先,它的成员结构非常杂乱,既有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这类纯由大学生组成的精英型组织,又有长沙二机械厂“虎山行”、长沙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一类小单位的势单力薄的工人造反个体户。甚至,还混杂有如晶湘玻璃厂某些流氓分子在内的“东风近卫军”
    是不定型,不少“湘派”组织虽然声明退出,可从上到下都有人与“省无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自封为“省无联”、却又无人出面澄清。由于组织边界模糊以至后来为了将“省无联”凑成中央定性的“反革命大杂烩”,竞将参事室张伯伦(75岁)、席楚离(85岁)等一帮因对某些与当时政局无关的具体问题有意见而扯旗造反的民国遗老,也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
    是松散,省无
    联虽有周国辉(“高校风雷”)、张玉纲(矿冶“井冈山公社”)、孙君森(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一干活动分子,却无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明确分工。只见知名度最高的周国辉到处做报告,嘴巴十分快活。因此,除了时起时伏的舆论攻势和宣传战,“省无联”没有也无力挑起大的事端或制造大的事件,即便是两名中学“红造会”成员在省委大院因误越警戒线被军人枪杀的“10·21”血案,也没有被扩大为震动全局的风波。由于“省无联”形象不甚整齐且组织涣散无力,“红中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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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不算热心,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吴春林很少出席其会议,多是派周知等为代表接洽联系,周则曾为“省无联”起草过“9·30”声明。但是,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却有“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他的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导致了“省无联”的丧钟响起。因此,作为“省无联”中一支成建制、具规模、有实力的队伍,“红中会”是逃不脱失败厄运的。顺便一提的是,那些先是参与组织“省无联”而后又退出的“湘派”组织头头,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湘江风雷”的高层头头张家政、李仲昆又再一次进了监狱,身为省革筹小组成员“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长沙工人”张楚鞭,也在后来成立省革委会时,失去了本可能得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红中会”与“工联”
    前面说过,“工联”的成立与初期的发展与“红中会”有着密切关系,二者也维持过不算短的蜜月。特别是在宣传舆论方面,“工联”一度基本仰仗“红中会如“工联”刚成立,“高司”就抛出一篇曲解列宁有关著述而文不对题的文章《打倒工联主义》,“齐卫东”当即反唇相讥,报以《揪出列宁主义的叛徒》。而至少在北京谈判开始前,“红中会”内部的大小会议上,都还可以见到唐忠富等“工联”领导人的身影
    红中会”与“工联”的分歧,起于“湘江风
    雷”问题
    如前所述,“红中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湘江风
    雷”翻案。“工联”对此,起初也并未表示异议。但“工联”是经过大半年运动反复洗牌后形成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根基牢固、阵容整齐、领导层相对得力,又内有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一帮谋臣策士打理日常事务,外有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指点迷津(“永向东”头目尚春仁的夫人柳敬台乃长沙汽车电器厂监委书记,想必很方便对身为“工联”主要头头的该厂工人胡勇就近指导),更兼章伯森、梁春阳等省级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甚至华国锋都在赴京谈判登上飞机的一刹那,发表声明,亮相支持“工联”),因而,其组织发展势头很猛,迅速据有了长沙地区几乎所有重要厂矿企业,“髙司”势力逐次退回校园。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正提倡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工联”的组织形式正符合这一方针,于是市值飙升,行情看好。胡勇、唐忠富很快便明白形势有利,权力宝座唾手可得,但想必也有了睡榻之旁岂可任他人酣眠,坐大的“工联”不容他人分羹之考虑,总之,对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事,日显冷淡,借口则是“二·四”批示乃中央文革所发,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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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批示会令中央文革下不了台(唐忠富到“红中会”发表看法时,持此说最力)。这一来,自然令“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等极为不满。966年6月3日晚,在市总工会为次日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一事的各组织联席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工联坚决反对第二天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欢而散。“工”“湘”矛盾自此肇端,红中会”与“联”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在中央正式表态之前,也未发展到分裂地步,7月初南郊武斗之际,“红中会”吴春林还曾会同“工联”核心头目雷志忠,冒着弹雨亲历现场,也算是尚能同生死吧
    中央关于处理湖南文革问
    题的“八·十”决定以后,“工联”霸主地位已定,身边又新有了“8·19造反有理军”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不再重要。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工联”确也并未放弃对这个昔日小战友的争取。1967年秋,“工联“与“红中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发表纪要,共同重温战斗岁月,表示重新修好之意。可在释放完最后一丝温情后,彼此便陌如路人,关系降至冰点。◇“红中会”与“井冈山”作为“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谢若冰,是成立“红中会”最积极的发起者,曾多次出面串联。但“红中会”正式树旗之时,“谢司令”不知为何却又推翻日前曾达成的共识,不愿削平“井冈山”的山头,而是要与“红中会”并存。还声称留有“井冈山”可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声势。基于谢若冰在文革历史中形成的地位“红中会”曾给她预留了一把手的席位,但她却从未到职视事。虽行动上她十分活跃,组织上却处于游离状态,为此,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其间,她又写信给“井冈山”成员李亚雄(九中),指示其稳住张振洪(二十三中)等一批初中生,守住“井冈山”不放。但当时“井冈山”主力却已流失严重—中学生多去了“红中会”,佘大川、冯美琳、冯美瑛等中坚分子亦回一中另立山头,周国辉等大学生则组织了新的组织“高校风雷”。谢若冰使指示李亚雄陆续发展二中“红铁拳”、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以及后来的长桥中学“战恶风”等不少组织作为“井冈山”的新成员。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井冈山”的新部属在工、湘矛盾中,却基本站到“工联”一边,令谢十分尴尬。形势稍见明朗,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斗争曙光初显之时,谢若冰便回到“井冈山”,并代表“井冈”参加了北京谈判,直到最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完结而安然退场。虽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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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故事,“红中会”与谢及“井冈山”的友好关系却始终未受太大影响,直至文革结束,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井冈山”虽然退出了“省无联但其炮打章伯森之举,未始不是对“红中会”的间接支持。但是,若当时谢若冰入主“红中会”,结局又会如何?谁的命运会改变、?是谢,还是“红中会”?◇“红中会”与“红造会”
    1966年3月19日,刚发起成立了“红
    中会”的“齐卫东”又集合校内反“高司”组织成立“一中红造会”(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随即引起连锁反应。各校反“高司”的纷纷组织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盛况空前的是二中,大小山头过百,单“井冈山”就有支互不统属的战斗队。僧多粥少,教室不够用,连猪圈都被打扫干净用于“战斗队”办公—而且不少组织有成建制加入“红中会”的愿望。这本是“红中会”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可其决策层却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竟想推广一中模式,即以“红中会”为核心筹组与领导各校“红造会”,其他组织虽可参加“红造会”并接受“红中会”领导,但不能加入“红中会”。此议一出,立即引起普遍不满。因为在一中行得通的事,在别的学校却根本行不通。因为一中的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中又首先造反,颇有威信(黄杏英一度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老佛爷”),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其他各校,却绝对没有形成这样核心的基础。于是结果是各校“红造会”虽成立了,“红中会”却被挤了出来。而且“红造会”迅速成了一个与“红中会”一字并肩、平起平坐的新组织。而在一中,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的维持也不到半年,“红造会”一分为三,还冒出一个搅局的“斗批改革联”。有趣的是,将各校“红造会”串联成全市性组织(一中除外)的,却是“红中会”的弃将谢麓山(十二中学生)。4月7日再封《湖南日报》后,在“红中会”于
    十六中召开的一场内部会议上,熊爱珍(一中学生)不知为何(笔者那天迟到,不明此前发生过什么事)当众厉声指责谢麓山,声称“不是‘红中会’的就请出去!”同作为“红中会”总部负责人的申学崧、李昆明、吴春林,却在一旁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于是,谢麓山拂袖而去,只有汤建平追出会场劝慰了几句。此后,“红中会”再不见谢麓山这位元老的身影。究竞是谢麓山早就心怀异志暗中组织“红造会”而被逐于“红中会”;还是他因受辱一怒之下遂起分庭抗礼之心、另起炉灶?对笔者而言是个小小的谜。奇怪的是,后来谢麓山在“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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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中,又如同在“井冈山”、“红中会”一样被边缘化,掌权的成了二中的李德等人。日后的工、湘矛盾中,“红造会”旗下,只有二中、七中等学校的组织倒向“工联”,多数则与工、湘二大派均保持距离,与“红中会”关系也不坏。◇“红中会”与“红专会
    在长沙的中专、中技学校中,另有一个“红
    专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专业学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其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为刘志明(省劳动技校)、宋子羽(省交通技校)、刘彪(省邮电学校)。该组织的部分基层单位与“红中会”重合,具有双重组织身份。“红专会”的观点、行动甚至结局也与“红中会”完仝一致,可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
    一起、倒霉在一起。◇“红中会”与“10·24”联络站林彪“10·24”讲话之后,一中“红造会”文攻部(何克建、王亚平、彭维轼)、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张武本、杨石钟)、七中“韶山兵团”(黎海蛟)等,组成以“反极左”为宗旨的“10·24”联络站。该派覆盖面不算广,但笔杆子多、战斗力强,很得“工联”欣赏,他们也始终站在“工联”派及胡勇、唐忠富一边。“10·24”派(包括某些与其虽无组织联系但观点相同的组织)的核心层在“二·四”批示后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红中会”。一中“红造会”文攻部的表现,前文已有介绍,湘江中学“造反有理纵队”则通过醴陵“新中”,白始至终影响着当地造反派与“高司”派及军方对抗的活动。其与“红中会”重大的不同,乃是不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少了许多乌托邦观念思考比较现实,所以对中央高层斗争、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相对接近实际,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许,因为同是为老造反派的缘故,“红中会”与“10·24”派虽观点不同,彼此却都比较客气,无正面重大冲突,对“8·19造反有理军”的不欣赏态度也较一致——只有七中例外,该派的“韶山兵团”与“红中会”冲突不断,两家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红中会”的吴正元还险些由此丧命。◇“红中会”与“8·19造反有理军”
    原为“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骨干的汤建平拉出队伍参加“红中会”一事,令“造反有理军”十分恼怒,他们当即组织“揭老底”战斗队,“揭发”汤及其他“红中会”骨干均是“长保军”旧部。事实也确实如此,“长保军”成立之初,尚无“造反”、“保守”之分,连“造反有理军”本身,都是从“长保军”中造反而出来的。因此,此时“造反有理军”方面,以此来攻击队伍中新产生的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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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并无多大威力。相反,“造反有理军”内部的动荡越来越激烈。“二·四”批示后,幼儿师范学校学校邢银英又带走一批人,另组成“红革会”,宣布与“高司”派决裂。但从日后的情况看,这像是“造反有理军”一号负责人胡宜民针对当时微妙形势所放岀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此后不久,胡即率陈振国、陈国斌与同出十二中的范春兰、张春利分家,另行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19’长沙造反有理军”,“火线起义”倒向工联。后者则仍以“长沙造反有理军”(为表示立场坚定遂自称“钢长造”)名义留守“高司”营垒。而邢银英的“红革会”很快就回归了“8·19”,邢银英也始终受到胡的信任,以至在决定8·19”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人选时,胡还有将已毕业分配工作的邢,予以召回推荐的打算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有影响的老牌组织的头号负责人,竟然带着大批主力另立一个与原组织对抗的新山头,这样的事,在文革的群众组织派战中并不多见。其中奥妙,“8·19”三中军分部的负责人曾对笔者透漏过,即双方分家时,胡宜民与范春兰、张春利等实有默契:不论将来哪一方获胜,均无条件收编对方余部,以能始终保全“造反有理军”组织为重。这种说法,似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高司”派垮台后,不但“钢长造”的溃兵大都归到了“胡军长”的麾下,就是原来独立的铁杆“高司”派组织二中“红旗”,也戴上了“8·19造反有理军”的袖章。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生叹,象这种类似现代期货交易中“对冲”保值操作的手段,竞可用于政治斗争;而当年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居然能无师自通地予以熟练运用,实为文革中的奇事。不知是韬略深藏,还是担心遭“后至之诛”,“‘8·19’造反有理军”“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调,不事张扬,直至北京谈判前后方开始活跃。此时正值“红中会”开始与“工联”方面生怨,见昔日冤家摇身一变且日渐得宠,便认定其是“投机”、“下山摘桃子”,情绪极大、怒不可遏,双方冲突时有发生。红中会”仗人多势众,占有上风,象围攻“‘8·19’造反有理军”成员覆盖人家刚贴出的大字报、标语之事时有发生。而在二中、十一中、湘江中学
    十六中等被“红中会”控制的学校,喊得山响的“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也变成摆设,新从“高司”改换门庭来的“‘8·19’造反有理军”下属组织,根木无法回校落脚。但是,由于有“工联”的支持,“‘8·19’造反有理军”的忍气吞声并不长久。当年秋,他们便开始了反击。双方各以一名“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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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中会”刘建成、“8·19”陈振国)为主将,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论战,都操一口“九评”(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九篇评论文章)腔,煞有介事地争论“分歧的由米与发展”,把点点芝麻绿豆说成比天还大
    但
    是,由于紧跟“工联”及胡勇、唐忠富,“‘8·19’造反有理军”笑到了最后:胡宜民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黄韧(四中)出任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学红代会一把手。而“红中会”却仅有李昆明一人,做了市革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红中会”与红“3·30”
    1968年3月上旬,中央文革号
    召“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这两件看似全无关联的事件,被陈伯达合称为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回合”。3月30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江青一句“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给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定了调子,“红中会”也等来了最后一次出场机会
    “3·30”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
    “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
    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余大川以一中红造会“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但是,此时湖南造反派发生了第三次分裂,政坛再生变局。掌权的“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挑战胡勇、唐忠富及其身后华国锋和47军的权威,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形势一时十分怪异。如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奇怪的是,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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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子还在年前“高司”与“工联”、“湘江风雷”的派战。
    由于省军区全力支持
    司”,导致省内各级军分区、人武部也深陷派性泥潭。中央“八·十”决定虽然调整了省军区的领导班子,但地、县两级人员变动不大——倒是个别支持工联”“湘江风雷”的干部(如长沙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被以种种理由清洗——而且都进入了各地“革筹”并握有重权(特别是县一级),在全省15个地市级革委会主任中,原军分区负责任人就占了9个。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其中最突出的有景林(常德军分区政委)、巫海清(湘潭军分区司令)、“孙眼镜”(凤凰县人武部长)—一孙曾被树为“支左模范”,事迹上了湖南日报。景林初到常德时,不显山不露水,批“省无联”时搞派性却十分积极,他一只手把造反派往死里整,一只手扶植已与“髙司”派合流的保守派。1983年因负有命案而遭处决的段远来(时已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即是当时起家的原“高司”派头目。巫海清则身为湘潭地区革筹主要负责人,长达半年大小会议安坐如山、一言不发,而“1·24”后则峥嵘毕露,派性报复下手极狠
    众所周知,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
    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因此江青所说的“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确非空穴来风。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47军军长黎源,也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十分严肃地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但客观地讲,这种情况,显然也并非“工联”头头胡勇、唐忠富所乐于看到的,胡、唐也无力对此负责。而省会长沙的情况与外县相比,则大不相同。“高司”残部虽组织过一次要求平反的游行,但却除招致《湖南日报》的严词指责外,无人理睬,翻案无果。至于在批“省无联”时打击面过宽、连带批了一些造反派是肯定的,但这是几十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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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形成的惯性使然;借机泄愤、挟嫌报复、栽赃陷害者也不乏其人,但在文革的大环境中,这是些反复上演、司空见惯的常规剧目,尚不至于动摇长沙主流造反派的根基。退一步讲,就算长沙真到了右倾翻案、“老保”复辟的地步,1·24”后同胡、唐一样弹冠相庆的梁、尚又何能辞其咎?在批“省无联时发生的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中他们哪样落过后?如到三中、四中抓马里佩、陈某等“红中会”“新思潮”分子的,就是日后梁、尚派干将余信谦手下的新华印刷厂“工联”组织
    在如此
    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红“3·30”处境尴尬,虽受到外地遭压造反派的普遍追捧,被视为久旱之云霓,以至徐庭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德一中学生)在东风广场一次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不支持红‘3·30’,还反什么右倾翻案!”但搅在胡、唐与梁、尚缠斗中,却又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当年,笔者就听见过汤建平十分恼怒地发牢骚:“同样一件事,他们(胡勇、唐忠富,‘8·19’成员)去搞,就是反右倾翻案,就是革命;我们去搞就是闹分裂,就是反革命。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
    由于找不出激动人心的炒作题材,
    派难分高下,局面长期胶着。可是令梁、尚派沮丧的是,中央由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针对广西、陕西乱局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却搁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分“路线是非”地严斥反对或阻挠建立新政权的组织,全力支持势力大、能控制局面的派别。而毛泽东在“7·27”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地王大宾)时,又宣布两个布告仝国通用。胡、唐实力占优,又有华国锋及47军作后盾,梁、尚对号入座,自然只能坐被告席。
    随着梁春阳、尚
    春仁与叶卫东的垮台,红“3·30”迅即解体,胡勇、唐忠富完美收官。胡勇更是如日中天,他在党组织尚全面瘫痪的形势下,由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特批入党(介绍人之一则是华国锋),并出席了中共“九大”。长沙汽车电器厂里帮追随他造反的小兄弟也各据要津,一时之盛,竞有“汽电政府”之称。可在胡唐欢庆礼花的映衬下,基层各县造反派的命运却十分暗淡凄惨。批“省无联”时遇难的背时鬼,固然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老帐新帐一起算;而上一轮打击中的漏网之鱼,也由于当权者和军分区及武装部方面故技重施,被扣上“梁、尚之流”的帽子,陷入苦海。经此一变,“老保翻天”、“右倾翻案”的话题再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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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湖南县级政权基本复旧。这种状况自然冲淡了胡、唐胜利的喜悦。次年,已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景林调长沙主政,到任时胡、唐与其有过一次谈话,希望不要把常德那一套弄到长沙米”。说话的认为是警告,听话的却觉得是乞求因为时隔不久,唐、胡就下放回到原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不过,
    这已是后话,与“红中会”并无关涉—因为毛泽东的“7·27”接见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即发表,工宣队全面进驻学校,文革转入“斗、批、改”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黯然退场和“老
    三届”离校上山下乡,长达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正式谢幕,“红中会”、“井冈山”、“8·19”、“红造会”、红“3·30”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陈益南、汤建平诸君曾给予支持、鼓劢和帮助,陈君出力尤多,谨致谢意。)
    2006年9月11日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二章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
    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月八日,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
    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
    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100万红卫兵
    八卅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
    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涌进了我们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Ⅹ×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憧憬让人骄傲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已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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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还
    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
    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个名声赫赫的造反司令。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
    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
    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
    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
    个北京来的红卫
    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
    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后运动到以后的
    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点。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竞不起
    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已辨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已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辨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已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已手里。故,“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捡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文革中并没有多大效用。不过,在文革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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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义、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文革之
    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起过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搅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紧接着
    八月十九日,省里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踊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派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
    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先锋”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我更认为用这么多工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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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刹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
    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辨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在大会上,对大学生们的行动进行一番官样文章般的批判与指责而已。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闷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尤其这份党中央的权威机关报在社论中,还特地点了包括长沙市在内的几个城市的名,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市委!”“罢××(省委某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工人与基层干部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民的压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几个月前已上调中央宣传部的省委第书记又被中央派了回来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即亲自前往湖南大学看望那儿的大学生与红卫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此次回来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向前段受委屈的大学生们“请罪”,第二,则是同红卫兵们“一起造反”。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甚至欣然佩上了造反的大学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
    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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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深深使人们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
    这个被称之为“八·一九事件”的前后仅一个星期,但长沙市
    的人民第一次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街头发生的有反有复的而反差极大的政治气氛。
    第三章学徒工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人民日报》八
    社论与长沙市大学生红卫兵的示威,终于导致了省委
    作出的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的决定,从而使红卫兵以及支持同情他们的人民群众越加高兴,连续几天不断的游行庆祝,象过节一样。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游到湖南大学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外围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个警卫人员所写的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八一九”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在那几天中,是如何苍惶岀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职工,但也由一个叫
    杨XX的年轻复员军人带头,很快,几乎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游行
    队伍,也上了街头,呼喊着口号,举着自制的标语,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汇入了游行的潮流。我们一直行进到了湖南大学,向那儿的大学生红卫兵递交了一张用红纸写成大字报形式的“声援书”,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待我们的红卫兵们一边激动地不停地握我们的手,一边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
    气氛非常热烈。
    我扛着一面红旗,又走在队伍的前
    排,自然很是兴奋、激动,看到自己支持的学生们一下子就从被压制的状态中翻过来,非常的高兴,好似自己弊在心膛里的气也全吐了出来一样
    湖南大
    学的红卫兵成了不少长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相当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然而,前段建立的、以批斗老师打所谓“黑五类”为主要任务的、并由高干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却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湖南大学红卫兵的行为是“右派翻天”,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领导人的决定是不公平的。这样,红卫兵队伍开始分化了
    在“红色政权保卫军”
    红卫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以支持湖南大学红卫兵的“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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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别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已的队伍。所“红五类”子弟,即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贫民这五类“无产阶级阵营”的某一类成员。在不少长沙市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时,在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之际,省委第一书记却突然于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用词是从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对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时讲话中借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当时林彪为何讲了一段这样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战略相违的话,也许他是为了体现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的辫证法,或是就北京发生某些炮打中共中央的大字报而言。但这个方面的精神很符合党的各级领导人揣摸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想法,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下层群众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运动
    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由一连串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曲折复杂的“小”政治运动组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从省会长沙市开始,全省在省委第一书记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之后,工厂、机关、公社、学校等等各单位便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动。省委第一书记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说:“前段是引蛇岀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名词,而且还准备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于对自已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大学生红卫兵所说的“请罪”“造反”那态度,则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策略了。省委第二书记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布署
    、放手
    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
    开展大辨论,从政治思想上
    把敌人压倒
    、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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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动搞三个月;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
    还说:“有
    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顿时,风向又变过去了,湖南大学红卫兵到市委大院去声讨的“八·一九事件”又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场风波中有过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以至农民,都是应抓的“右派”或“黑鬼”。在这里,“黑鬼”一词并不是官方文件语言,而是人们从前段批“三家村”时的所谓“黑帮分子”
    延引过
    来的,它只具有民间性质。但“黑帮”一词却又是所有媒体的正式用语,而对“右派”的称呼,更是这次省委书记们的报告或指示的明确定义。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捡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
    拥有近万名工人的一家国营大型电机厂,它的党委宣传部长被
    宣布为全省的“第一号右派”,然后被关进闭室。一个月以前曾写了揭露市委领导人出逃内容《奔命记》大字报的市政府警卫员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位执笔者则在被批斗中自杀身亡。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各个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终于庆幸自己没有被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然而,抓“右派”却不会抓到红卫兵头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农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学红卫兵却安然无恙。因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亦有明确规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学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才能酌情处理。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红卫兵学生拥有被赦免权。所以,即使兴高采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贴出“拥护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和“强烈要求惩罚”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省委、市委仍然没去动一动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红卫兵盟友我们厂在
    天之内,由党支部部署,党、团员们带头上阵,很快贴满了大字
    报,发起领着人上街游行的24岁的青工杨XX,自然是第一个靶子。另外还有三、
    四个人也是被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岁的副厂长,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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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行动。还有一个姓潘的老工人,也上街游了行,游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单位领导人的心目中,年轻人犯错误情有可原,但年纪大的人参加游行,则肯定动机是“不可告人”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支持
    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数落你自出生以来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话、每一件可以演绎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事。
    杨XX除了被扣上一大
    堆“反革命”罪名外,还有一条是这样批判他的:杨有次对旁人指着大街行驶的辆“红旗”轿车说,若能坐一坐这种车子,那一定很舒服。于是,这句话这件事,被说成是杨早有“妄图篡党夺权想当中央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因为“红旗”小轿车只有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才可以坐,杨羡慕想坐这种车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等等。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字报,不论是哪派写的,一开始,就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演绎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于起源何时,不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
    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那些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定案材料”,亦就是出自这样一个辙式。我对这突来的风暴,很有些紧张。幸好,因我是刚调来此不久人们并不很熟悉我,况且只不过游行时扛了扛红旗,还不是领头人,只有三十几
    分之一的份,没有大字报会涉及到我。但,我却很为杨XX等人担忧,因为我平
    时对参加过解放军的人很崇敬,杨是一个从部队复员不久的青年人,为人随和热心,字写得漂亮,还有不错的口才。他长我几岁,况且是属于“师傅”之列,却对我这个学徒工从无轻视之举,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他倒霉,因而只希望,他能碰上前段企业中抓“小三家村”时那样的好运,虽然大字报批判了一阵,但最后却能安然无恙
    然而,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本来满腔热血之际,却突然遭遇能
    使他“下地狱”的命运打击,并且他还得有口莫辨,一下子也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同他象平日一样热热闹闹的或开玩笑或互相说什么了,加上还有几位原起商量去湖南大学搞声援的同事,被迫也写了揭发他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
    声称“坚决与他划清界线”,等等。这一切,顿时使杨ⅩX对人生失去了信心
    想到自已这一辈子将会要戴着“右派”帽子、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蔑视自已
    欺侮自已的“人下人”时,杨ⅩX就深觉不寒而栗。在厂里抓“右派”运动
    进行高潮之际,一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风景秀丽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
    后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胜,然后,跳湘江河自杀。每当我想到自已今后将会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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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分子’一样生活,我就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杨XX后来几次对我讲了那
    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为何他却又终于没有走至绝路呢
    “是‘爱
    晚亭’救了我,或者说是‘爱晚亭’的历史唤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们当年在这里学习时,也就是象我这般年龄,区区几个青年人却敢有一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我的人生也才开始,
    我为何要去自已死呢?”杨ⅩX这样反省了自已,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已年轻的
    生命
    当年地处我们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于山腰的“爱晩亭”
    不仅风景秀丽迷人,不仅因有唐代诗人所遗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吸引历代文人骚客来欣赏,更由于毛泽东等人曾在年轻时常聚于此处读书、讨论、交流思想,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使这儿长时期成为了年轻人与红卫兵们极其崇拜的“圣地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这“圣地”也就解救了杨XX这样
    个正直、无辜的青年,因而使他还能在自已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有歌有泣的悲壮故事。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即刻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们却并不只自顾自保,而是组织了向中央反映报告湖南省的抓右派抓黑鬼运动情况,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的录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抨击了这个报告及这个报告带来的整人运动。一些工厂、机关的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捕被抓的危险,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学生红卫兵,将一叠叠申诉材料送给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无疑,这样大规模的整基层群众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
    命运动的构想,显然,各省的领导人是再一次误会了毛泽东所构想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因而又再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于是,很快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这些被斗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紧急指示。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书记发表了一份检讨,宣布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而且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销毁一切这次整人的材料
    这份检
    讨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长沙市仝城广为张贴。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产生了震动
    但在表面看,远远不及前段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那样,令人欢欣
    鼓舞。除了造反的红卫兵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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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的到来和声讨省委第一书记的九月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而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魄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不敢有什么动作。而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专案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而已。因为,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厂党支部书记A
    由二名党支部委员陪同,在他的办公室,分别召见了杨ⅩX等人,向他们宣读了
    中央和省委指示,然后说:“你的问题不再搞了”。至于被整的材料,告诉他们:党支部会清理后销毁的”
    整个平反过程就是在党支部办公室,并没有召
    开全厂职工大会来予以公开宣布,虽然批斗他们时动员了全厂职工上阵写大字报
    杨XX等人一方面很高兴党支部为他们平反,但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阴影,
    因为从党支部书记那没有热情的平反中,他们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害怕在某一天又将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里。要知道,一日成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
    辈子将永远象那些五类分子(从前的地主和富农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样低着头过日子。厂里原有二个五类分本来也是出身很苦的老工人成份,但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人捡举曾有过同性的性行为,便均被定为了“坏分子”成份,将其扫进了“阶级敌人”的行列,还大幅削减了他们的工资,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就是战战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来,更是不但被勒令必须佩一个用墨写上“五类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厂里的几个厕所他们都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干净,他们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须报告厂里的保卫人员,而保卫人员凭他个人的情绪好恶,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这二个五类分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厂里哪怕是一个小学徒工,若不高兴,就可以无缘无故臭骂他们一顿,甚至扇他几耳光,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不敢争辨。这二个人,真是可怜得很,但谁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同情
    杨XX多次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
    入那两个五类分子行列,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所以尽管已平了反,但杨XX的心
    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劝他乐观此些,他却再也没有了往日雄辨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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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那支能写出漂亮文章的笔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岀新麻烦。他对我说: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乐观不起来。我在当时确实还体会不到那政冶压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从末被从政治上攻击过
    长沙市的工
    人造反运动,却在这股阴云下,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点燃这个火的,是
    北京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即著名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他们在长沙市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煽风点火”的机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市联络站。他们配合湖南大学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红卫兵一道,深入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将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动态向工人们传播,由于他们的组织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因而很多所谓“小道消息”即报刊上不刊载的情况,都通过他们传了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拥有特殊的背景(获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中又有很多能说会道,气宇轩辕的干才,因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各单位尤其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对他们都有几分畏怯,唯恐他们来自己单位造反。现在人们谈及到“红卫兵”时,总将红卫兵归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还以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只有在“破四旧”时、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时,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杀向社会卷入具体的政治观点时,红卫兵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概念了,而且也不是同一批人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所谓红卫兵的“第一司令部与“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这样一些并非仅仅数字序列区别、而是表示政治主张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组织。在湖南省长沙市,最开始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保军)红卫兵,由于是站在保卫省、市委的立场上,因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红卫兵,则另起炉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并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斗争中。随即中学里面的红卫兵也竖起了与“红保军”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市中学造反有理军”组织的旗帜,加入到“高司”的阵营
    在北京红卫兵和“高司”
    红卫兵的鼓舞与帮助下,长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起,也成立了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
    这些造反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
    大都是为了使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干部能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单位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当权派”,“当权派”是一种中性名词,并无倾向性)真正销毁原来所整的所谓“右派分子”材料、并公开的宣布给被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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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人平反。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被动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造反派工人及其造反组织逐渐壮大,并逐渐成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形势的重要力
    长沙市先后出现了“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国际红卫
    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工厂企业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象红卫兵那样,佩带一个红袖章到社会上去“抖一抖”,现在机会出现了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的成立宣言,于是就跑到那儿,要求参加
    “你当不当造反派?”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问
    造
    什么反?”我有些迟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情
    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大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传。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
    答复他。
    “现在首要的造反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
    工人兄弟,冋向他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帮助他们将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来,烧毁,真正销毁,不让当权派留着秋后算帐。”大学生继续说,“你敢不敢去?”
    想起我们厂里冤枉被整的杨ⅩX那几个人,我顿时激奋起来,一股“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情感占据了胸膛:我愿第一个去
    我马上被接受为一名“国
    际红卫军”战士。这个名为“国际红卫军”的造反组织并非真是什么国际组织,而只是几个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试图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的异想天开,谁知这个天方夜谈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一下子在各地都有人竖起了“国际红卫军”的旗帜,尤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竞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主要的大造反组织。开初,甚至还真有俩名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也参加了这“国际红卫军”,也让她俩跟着去造了几天反,只到后来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那俩新西兰女青年劝退。我佩着“国际红卫军”红袖章大摇大摆走到了厂里,同事们都用好奇新鲜的眼光看着我,并且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则趁机将从“国际红卫兵”那个大学生那儿听来的道理,
    又贩给同事们听
    几天,我们组织会派人来,要A书记交出整了杨XX他们的黑材料呢!”我还气
    宇轩辕白作主张的宣布。将党支部整的材料称为“黑材料”?还会来人要找
    A书记!同事们都很吃惊,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我一个人还
    不敢去找A书记,我只首先找了杨XX和一个也被打成过“黑鬼”的姓潘的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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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劝说他们造反。有造反组织为他们撑腰,解救他们,杨、潘两人非常高兴,叫我带他们去那“国际红卫军”总部,经我介绍,他们马上也被批准加入,并马上领米了红袖章。这一米,十米个青年工人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介绍他们亦参加,能够佩上“红袖章”,实在是当时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时髦。我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国际红卫军”的一个头头委任我为我们单位小分队的负责人。实际上不用委任,厂里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为头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还是学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时厂里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学文化,而我是长沙市一个重点中学的
    初中毕业生)尤其,他们认为我敢说敢干,所以,连杨XX都心悦诚服而恳切地
    推举我这个比他小六、七岁的小青年当队长。正当我们得意扬扬,商量着如
    何请“国际红卫军”总部支持,拟在某天去找党支部A书记,施加压力,迫使他
    交出厂党支部所的整杨Ⅹ等人的“黑材料”之时,厂里原负责批判杨XX等人的
    “专案办公室”的两个人,居然也佩着红袖章在厂里出现了。他们参加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
    个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面
    对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借助社会上的造反力量,那我们将无法帮杨
    ⅩX等人讨回所整他们的“黑材料”。但我去“国际红卫军”总部求援时,发现
    总部要实施的帮助“抢黑材料”行动的计划太多,因为每个单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赶快帮助自己。看来,我们这个小厂一时还排不上号
    这时,一个青
    年人到厂里找了我,他建议我参加他所在的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
    这个青年叫曾XX,时年也只有24岁,其貌不扬,但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
    个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国营洗染店的漂洗工人,与我同属一个公司系统。他告诉我,他也是省委第一书记“九月报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中央有指示要给这些人平反,但他那个洗染店党支部的负责人,丝亳没有替他平反的意思,还威胁他“不要乱说乱动”。他使揭竿而起,在湖南大学一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湘江风雷”组织,并成功地在几个洗染店内建立了5个人组成的小支队。而且,他接受那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忠告决定将仝公司的“右派”“黑鬼”和造反观点的人都统一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那大学生告诉他说。然后再集中力量向本单位当权派们索讨“黑材料”我当即接受了曾的建议,决定改而参加他领导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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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他的领导。曾则建议“红色支队”应由我来当队长,因为我的父亲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小商人,说由我当队长,对外更容易吸收人员参加,“红色支队”也不怕别人抓辫子攻击为“阶级异已分子的组织”但我说服了他,因为,他的魄力、见识,办事能力显而易见地比我强多了。我同意担任支队的唯一的副队长,并组成了一个有五名成员的支队委员会,一个理发店的小伙子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一个旅社的青年人担任宣传委员。另外一家冷饮
    店的一个姓易的老工人,则被曾XX任命为支队的组织委员,因为老易不仅热情
    高干劲大,而且对全公司的人员情况,略知
    有利于我们组织发展。我
    与曾一块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湘江风雷”的小分队,统由“红色支队”领导,已拥有一百多名成员,并在一个洗染店的楼上设立了支队办公室。我们厂的“国际红卫军”小分队便改组为“湘江风雷”的小分队,我
    则请杨XX与另一个青工分任正副队长。
    个仅仅十七岁的小青年,还是
    个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拥护你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实在是当时文革的特殊形势所造就。当时那些领导上万人的红卫兵司令们大都也就十八、九岁,或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大学生
    此时,社会上参加造
    反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时有发生。
    经过我们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曾XX和我带领公
    司“湘江风雷”各小分队共一百多人分别冲进公司下属一些单位党支部办公室下子将所有办公室内的桌、柜、屉统统用盖有“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的封条贴死,并宣布:如果这些党支部不派专人与我们“红色支队”协商,共同清理,销毁和退还各类“黑材料”,那么谁也不准打开抽屉,柜子,否则,我们将采取现在不透露内容的“革命行动”
    当时,“造反”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中
    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朝,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报刊上,电台中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却几乎是全部“当权派”的特征,因而由中性的“当权派”变为贬义的“走资派”,并不隔着万重大山,相反是轻而易举。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从组织上依然大权在握,但在精神、舆论上却已开始垮了。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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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下去
    我们薄薄的一张纸封条,因此可以封住了椐有无上权威权力的中
    共党支部办公室的桌、柜、屉,真的谁也不敢动
    我参加工作时头几个月曾
    呆过的K摄影社,其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晚也被我们封了。当我带了“红色支队
    的人去时,睡在办公室的B书记非常吃惊,尤其看到我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时,
    更觉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个他木着意信任培养的“革命接班人”,
    为何几个月之后,竞然造起他的“反”来了。我见了B书记,也有些不好意
    思,毕竟他曾是我的领导,而且还打算培养我作“革命接班人”,虽然,我对他前段打“小三家村”时的整人是颇不平的。开始,我想回避他,让支队其他人去
    与他周旋。但一般成员却唬不住有着多年政工经验的B书记,大概也是B书记见
    我这个当头头的,原本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青年,因而对我们要封办公室的行动拒不买帐,相反,还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们要封的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办公室!这样的行动将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后果
    几名造反队员来到站在办公室外等候的我跟前,向
    我诉说了里面的窘境。我一听,火了。冲到办公室,冲到B书记面前,说:“B
    书记,销毁黑材料,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为好!”中央没有指示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只能遵循组织原则,公司党委和局党委没来
    指示前,我不能销毁任何材料!”B书记并不示弱地回答。
    “党中央的指示,
    走资派不执行,那是当然咯!所以我们才造反,我们来执行!”我说话的声音故
    意大起来,以图气势上占便宜。但B书记仍不买帐,坚持我们无权封他的办
    公室
    我见此,便拿出杀手锏,指着B书记第一次直呼其名大声吼道:“BXX,
    你莫嚣张!你在‘K摄影社’整黄XX、朱XX的老帐,整了那么多人的欠帐,我
    还冒同你算,你今天是这样搞,明天我就把我们红色支队的人,还有一批大学红卫兵都带来,彻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有几时!
    B
    书记本来白皙的脸,刹时更为惨白。数百的人涌到他治下的单位来,他能受得了吗?何况还会来大学生红卫兵。终于,他退让了,“红色支队”大印盖下的封条,终于牢牢地封住了他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柜子。公司属下各个党支部都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党委,祈望公司党委给予指示。但党委除了向上级局党委请示外,并无任何办法。曾Ⅹ与我商量,认为不向公司党委“开炮”,下面各单位党支部便不会有主动为“右派”们平反的动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找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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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会,扬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让各单位党支部给被整为“右派”的人平反,我们
    就要封掉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Z,一个南下老干部,却平静地说
    “你们封就封吧!如何开展平反工作,我们作不了主,上面还没有具体指示。
    Z书记的话,激怒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带了“红色支队”所有能来的的人,涌
    进公司机关,除了业务科室外,将所有的办公室的桌柜一股脑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机关党政工作停摆。对此,公司机关干部们不论他们心存何想法,在行动上却一律听任我们“封”。而且在几十名机关干部还趁机成立了一个“东方战斗队”,刷出大字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中,有三名也是“九月报告”后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同时,我们在公司机关内外都刷满了大字报标语,其中有第一次写上的“打倒我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ZX!”的横幅大标语。打倒党委书记!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动了。不仅公司
    机关干部,而且下面单位的干部、群众都跑来观看这些大字报、标语,看一看我们这些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青年人
    终于,一迭迭将普通群众、干部打
    成“小邓拓”和“右派”的所谓“黑材料”,在我们的猛烈压力与整个社会造反形势髙涨的敦促下,公司政治处和各单位党支部被迫将其交了出来,分别召集大会,公开当众予以烧毁。对此,不仅那些因莫名其妙一些言论、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邓拓”“小吴晗”的人,那些因支持过湖南大学红卫兵八·一九行动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使整个公司大部分群众都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贯是神圣不可侵犯、威严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居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镇住了”,从来就不敢说也不敢想,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还会“出现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们说出来并敢这样轰轰烈烈地逼迫党委予以纠正了。这一切,使人们都一下子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起惧了。大批的老工人公开的找到我们“红色支队”或下面“小分队”办公室,诉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或感觉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公道。一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告诉我,由于他为一件小事曾与单位经理吵了架,结果,那位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竞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要将他打成“坏分子”,幸好那次运动历时短暂,没有斗坏分子的任务,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动员一部分职工离开城市下乡去当农民时,他的妻子则在他们夫妻自己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被强辞工作,列入到“退职下乡”的名单上,至使他妻子至今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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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件衣不打补丁。还有几个老工人向我控诉,他们因为平时打牌、喝茶等娱乐较为密切,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看不顺眼,则在职工大会上严厉指责为“组织小集团”,扬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侦查,结果,吓得他们数月战战兢兢。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多很多,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中,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无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动机上,会有不少的失误和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种不同程度伤害的普通群众,或只是自我感觉到由此而心理受到伤害的群众,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申诉与发泄不满的环境和渠道,而只能长期压抑在心里,现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这个大气候好机会,终于,十七年中积集下来的怨气,一下子喷了出来。只要是批判“当权派”,是造“当权派”的反,相当多的群众此时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边,即使自己不敢出面参加,从心底却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我顿时成了一个受崇敬的人,许多是属于我的父辈的老工人,都对我表示出种种亲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去参加那儿由十几个老工人组织的会议,我一进会议室,他们竟“刷”的一下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鼓掌欢迎我,使我大大地受宠若惊。当他们就如何发动全体职工群众以图举行一个批判他们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大会的问题,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时,便请我为他们“作出指导”,在我谈了白己支持他们中某一方案的意见后,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马上声明放弃原有方案,而全力服从我表示赞成的方案。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终并不以为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只是愿意认真干点事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为“时势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所揭示的道理。烧毁那些“黑材料”的行动,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为从些再不会有无缘无故整人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于死地的作法了。岂不知我大错特错了!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整人的所谓“黑材料”顽强得很,烧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烧一次,却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文革至今有三
    十多年了,仍还塞在了很多人的档案袋,厚达尺余
    可见,尽管是令人早熟
    的年代,十七岁的人,毕竟还是很幼稚的。不过,第一次烧毀“黑材料”的“壮举”,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们支队已拥有千多名成员了,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都成了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队员。我们“红色支队”办公室配备了扩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机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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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设备,还弄了几辆当时还非常贵重的自行车,作支队委的交通工具。当然,这切全是逼迫公司党委书记签字批钱买来的。我刚参加支队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米活动,而现在,我们五个“支队委员”则全部是“职业造反派”了。由红色支队写一个“借调令”,盖上大印,交到我们厂里党支部书记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厂里上班(工资却可照领),而一心一意来造反了。而由一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开具的这种“调令”,居然也有了一种行政效力,各单位管理部也予以了默默认可。这事,真应了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句名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与此同时,公司系统先后还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在当时社会上有多少造反组织,各厂矿、公司、机关甚至学校里,就会有多少他们的分部。一个单位的群众,全部参加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事,是没有的,多多少少总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同时共存。在一九六六年底时,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不仅在影响上已控制了公司,而且在人员上也已占了大多数
    我们公
    司除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外,第二大的组织就是“东方红总部”的分部,其亦拥有几百名成员。我们公司机关及各单位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则是竖起“市级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号。我们这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经过一番协商后,又在公司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联合协议中注明:几个组织在本公司内部都隶属于这“联合指挥部”,服从统一指挥。但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则不受“联合指挥部”的约束,而各自听从各自组织的调遣
    曾X被推举为公司“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因为我们“红色支队”不仅势力最
    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组织,颇受其他组织的尊重。我则亦成了“联合指挥部”一名“副主任”。
    九六七年一月,得到中央支持的上海“一月风暴”
    即造反派夺权风暴开始了。我们公司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也象全国的造反派那样,从此由起初的求平反、索“黑材料”而造反的行动,也开始步入了文革中的夺权风暴阶段
    第七章,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记事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岀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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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复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竞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八·
    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
    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每每目赌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吁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仝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我站在马路上,象被钉住了,惊谔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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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剌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象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杲,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刺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
    儿,冲入教堂的
    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刺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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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
    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
    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苫,也非常紧张,更有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象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我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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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二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臧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査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俩个人的狹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负重地走开。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俩人就先到了“胜利”摄影社。熟门熟人,瞿凯旋开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胜利”摄影社的职工,因此,我每次去“胜利”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地欢迎。
    象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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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庞达明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胜利”摄影社摄影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度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
    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仝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冮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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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后来的资料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胜利”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24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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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岀现在办公室门口,象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我们都惊住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坐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士兵们冲了进来,剌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
    个也
    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当然不敢动。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
    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于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岀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个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査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资料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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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支队委。”老易答。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
    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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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剌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我的同事阳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杋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们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阳、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阳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阳、侯幸免。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运动让我们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
    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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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 weng ewang.org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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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措施。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竞,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木没有多少往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査“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
    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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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0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
    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白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w
    engewang org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竞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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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千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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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 wen gewang.org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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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仝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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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 wenge wang.org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口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岀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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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竞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岀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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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不从产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
    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兔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法。
    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岀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岀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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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已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査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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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己。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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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仝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反”与“清査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浮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
    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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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24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停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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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肖,还是厂革委会的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肖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肖师傅家乡调査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肖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肖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肖师傅说了。肖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査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肖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对此,有一段时间,肖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肖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肖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肖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 weng ewang.org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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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摘自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昑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竞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査。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査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査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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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杋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冮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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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一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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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部,进行清査、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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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
    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1967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髙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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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白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8月3日一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大,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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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8月8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冮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已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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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个被祭刀老光棍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査,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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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系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系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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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晩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20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
    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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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査,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80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晩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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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眀亳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岀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岀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髙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硏究去,最后硏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晩,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苫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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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苫——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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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棼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冮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冮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月17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会场门口布满了闵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岀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冇志显得慷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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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8·17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
    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散会,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约
    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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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4天内杀了13人。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年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9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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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岀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月24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
    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色戴着髙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这回就把刀磨快点啥。”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啊也—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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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6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了112人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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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坝区系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晩,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5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系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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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廖二人在8月30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12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20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
    “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
    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苫。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杈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
    个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
    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凊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妺伃,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已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査。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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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髙,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背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个白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队陆陆续续涌岀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髙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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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泂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千“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系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竞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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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岀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
    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
    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岀儿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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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千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还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
    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
    …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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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58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苫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56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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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1967年8月23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6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附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8月27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亼。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
    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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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4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4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
    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査,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8月27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
    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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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9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64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箐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62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闵,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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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系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范老}
    {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被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
    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1958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士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60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58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竞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59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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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奷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竞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厶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苫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8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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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亳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仝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晩,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中才知道,他1949年考入解放军37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51岁(1986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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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100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岀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
    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
    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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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竞然爬岀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8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3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9月1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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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8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5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7天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1985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我。
    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岀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起去了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別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8月26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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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12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36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臼,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36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36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36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口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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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道县大屠杀10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岀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50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背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
    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65年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8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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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査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
    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査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査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竞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竞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岀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白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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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簣,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
    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仝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瞅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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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千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三——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
    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
    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澎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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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快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1966年10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苫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8月26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捅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髙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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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系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晩,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査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兔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仝,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奷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19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8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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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身蛮牛劲。他抽岀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5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口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口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18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30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凶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泂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口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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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页,共2743页
    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18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晩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17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竞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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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时正值豆蔻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客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髙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未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一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亏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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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竞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苫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別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岀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口,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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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8年8月26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脚踹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口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靠杀人创收的无赖他叫胡茂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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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嚷着要去系,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千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
    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
    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踮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掼,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系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点,每人5元。
    、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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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75岁;何国新,男,5岁。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
    ?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5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岀来吧,交岀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啊!”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木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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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60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
    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你还不老实!”口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旧恨私仇
    1967年9月2日,四十七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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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9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口,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岀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孑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竞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莽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系人的手于法就要髙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1964年农村搞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系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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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苫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1967年8月29日起到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人898人。其中,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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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晩,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乎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裝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
    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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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背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4人。
    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
    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
    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
    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仝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亳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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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6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325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9月间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査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11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1967年8月29日。
    上午10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6950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冮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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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
    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査,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骟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仝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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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
    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丟弃无数。“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淸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多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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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6950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6950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9·23”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7年9月27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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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
    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棼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1968年和1974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鸣冤上告。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査,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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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査、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奷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
    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系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10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棼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14口。这家人1967年8月24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4口;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口。刚满20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49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6年2月3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1967年8月29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系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硏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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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冋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岀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1967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薮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栋一家大小5口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共计人民币679元。因周文栋仝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栋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栋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口原载于香港《开放》2001年第7,8,9,12期}
    2011年11月16日修改
    2008年2月15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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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4)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四节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宁夏自治区军区
    五月卅囗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事件
    1.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査处理
    2.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时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晚11时25分至十七日晨2时45分。会议
    开始时,康老按名单点了每个同志的名。之后,会议正式开始。出席者有朱声达(宁夏省军区司令员),李天焕(第二炮兵司令员),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康老对着朱声达说:你装糊涂,你们天天喊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李天焕:毛主席叫部队支左,你们把造反派打成这个样子,是怎样支左的?康老:你们那一套是不是支左?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朱声达你讲一讲你的想法。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的话?你怎么搞的,总有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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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嘛!有个方针政策嘛!有教训,内蒙就是教训嘛!你也得讲一讲你是怎样想的。在中央开会有什么都可以讲。对的错的都可以讲。毛主席历来的方针就是这样,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听。这次处理问题,就是这样,地方的、军队的不同意见都听。
    李天焕:有错就改,改的越快越好。这次来到中央,就把自己的观点讲讲嘛。你们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嘛!
    朱声达:我们是来请罪来了……。
    康老:你这是空话,有什么罪?不讲具体事实,具体错误,是空的
    李天焕: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有什么错误就检讨。到中央来了,有什么都可以讲。就是康老讲的,为什么搞成这个局面。
    朱声达:开始我们支持是对的,二月十一日又退出来了……(大家都给他算时间)
    张怀礼:实际上是二月六日退出联委的。我六日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就不叫我去了(指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二月十一日是正式发声明退出的。
    朱声达:当时我只看到联委会的支流,没有看到主流。又甘春雷讲话后,大家对他贴了不少大字报,提了不少意见,要打倒他
    康老:你听的那些群众的意见?你下决心,总有个道理,这不是儿戏,夺权是大事,总不能一点考虑都没有。和打仗一样,有了情况才下决心。这是个方向上的转变啊!为什么不请示就转?你们闹清楚错了,那些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好改嘛。
    康健民:原来支持是对的,以后退出是错的,你们是知道的。兰州军区早就给你们讲了,你们就是坚持不改。五月份我到宁夏,朱、江对我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赵永夫是直接带部队打,你们是借手群众,让群众打造反派
    康老:不要学赵永夫。你总有个指导思想嘛,从一开始你就是这样。赵永夫是下命令叫部队打,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李天焕:你们独立师闹事,怎么处理?
    涂宗德(独立师长):我还不知道。军区瘫痪了,有好多工作推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请示……。
    李天焕: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你们那样做,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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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军级干部会议军区有人参加没有?
    康健民:他们没有参加,文件他们看了,精神传达了。
    康老:你们怎么想的,农民舍不得丢下家,耽误工分,为什么进城呀!江波:我是农民出身,我是有体会的
    康老:你是农民出身,有体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时,外边传来新华社记者访问刘德夫对朱走前成立领导小组的看法和领导小组的紧急命令)
    张怀礼:这些人都是他的干将。乔克广:我们的权早就被他夺走了
    朱声达:(支支吾吾)我和他们几个商量。(指成立领导小组)。
    康老:你来之前,同谁商量过,他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同那几个党委委员商量的,是谁。张怀礼:这些人都是忠实于他的人,如司令部刘恒业康老:你和那几个同志商量的(朱:和江、陈、向、赵)
    (马克:没召开会议讨论,只是他个别说了一下)
    江波:我们来以前,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李世祥同志打电话,说中央要你们去北京开会,家里可叫赵、向负责,以后叫向开会,我们商量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康老;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
    涂宗德:军区瘫痪了
    康老:没有瘫痪,现在还没有瘫痪,你说这些都是假话
    江波:机要处电报发不出去,通信站符合他们观点的,才给打电话,否则打不出去
    康老:说瘫痪那是借口,中央的贯不下去,反对中央的你们贯的很彻底张怀礼:我给中央的信,要求用电报发出去,就是不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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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朱声达同志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朱:我错了,检讨)你们来中央干什么?你们采取什么方针,你讲嘛,为什么不讲,江波你也讲讲,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你们来了这里,家里出了乱子你们不负责任?(朱:那还能那样,是要中央给我们撑撑腰,我们好改……)要中央撑什么腰,撑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腰?!(乔克广:你从兰州回来第二天,就给机关干部发枪,打了靶,国防师来了,你就大发脾气,说对你不信任,气的把桌子都推倒了。)
    康老:(问朱)是不是事实,为什么发枪,是不是为了镇压革命群众。朱声达你为什么发枪?(朱:大家说安全没保证,我错了)这是空话,错了为什么错,错在那里,(朱:方向路线错误)这也是空话,要讲具体事实。我现在第次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错了,讲具体事实。
    康老:那个通知(指朱声达中央218号文件后转发的一个通知)是怎样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内容,(朱:沉闷答不上来)
    江波:转是转了,就是党委没有讨论,没有具体措施康老:你这话还象个话?
    康健民:就是这样,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就不讨论,不执行,抵制康老:这话说对了,江波说的对,只表了个态,没有具体措施。
    向辉宇:我们党委自文化革命以来,没有开过一次象样子的会,对中央文件指示没有认真讨论过,张、冼的指示,没有很好地讨论,冼政委的话很肯切,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最后一次党委会,从七月十六日开始到十九日,马克同志把冼政委的指示传达了,就是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乔克广、向辉宇、文亭:机关干部围斗我们,说我们是叛徒。朱给群众讲我和大家坚决站到一起,风雨同舟,他对筹备处的群众也这样讲,群众热烈鼓掌说朱是好司令。
    康老:我了解一下,机关干部反对你们,说你们是叛徒,是些什么人?向辉宇、文亭:我们机关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朱声达为首的少数处长。
    康老:是呀,到处都是几个小头头,没有那几个小头头起不来,朱声达就是你那几个小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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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辉宇:我早就没有权了
    江波:新华分社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就是因为观点不同。
    江波: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一·二七也有盲目性,以后为什么退出,主要是甘春雷讲话后,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张怀礼:朱和杨、马的关系必须闹清楚,杨的权被夺以后,还给军区写了几次报告,信……,说他不想让权
    涂宗德:我们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时看到没有三结合,静坐绝食,冲击军区机关
    康老:独立师的副政委,你们是支左还是支了右,你的政治工作做的怎么样?王兴云:我们部队是正面教育,军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从实际行动看,我是支了右……。
    康老:你是支左还是支右,看来你是支了右
    张怀礼:朱声达支持联委会是假的,逼迫的,联委会二月五日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我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我,要我检讨。
    康老: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朱声达:我承认错误,我改
    康老:宁夏军区的同志和独立师的同志,你们首先要认识,宁夏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军人嘛,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行了,有些干部,由于文化革命没有认识,支左支错了,支了右也是有的,但绝大多数同志犯了错误,当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以后,很多干部就改过来了,这表明了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德,山东军区,济南部队作出了好的样子,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早改比晚改好,公开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毛主席早就讲过,人要工作,还能不犯错误,但要争取不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解放军支左将近八个月,可以犯错误,犯了就要改,绝大部分是这样。宁夏的问题不是性质的问题,宁夏问题的严重性是、对中央的指示不贯彻,不执行,违背、抗拒、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内蒙的问题,中央就指岀,上抗中央的指示,就必然下压革命群众,宁夏的问题就是这样。上抗中央的指示,下压革命群众,这与我们解放军的本质是不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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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所有同志的责任,主要是朱声达,你和毛主席的思想,是另一种思想,你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另一种路线,你和群众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二、中央、兰州军区不是没有指示,早就指出来了,而朱声达坚决抵制,坚持错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如果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坚持下去,那就变了。从宁夏的问题可以看出,坚持错误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我希望军区的同志,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我们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教育共产党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要无限忠心。你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耍两面派,千方百计掩盖错误,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我们解放军是是非明确的,对党忠实的,既便一个时期不认识错误,也是允许等待的,但不允许耍手腕,搞小动作。从今晚上看,朱、江你们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不诚实的,不要凡是人家不知道的,就企图蔡混过关,还想欺骗中央,今天没有人公开说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手法;三、直到今天,你们没有认真检査错误。林副主席说:中央对些犯错误的同志,希望他们不垮台。但是,如果对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非垮台不可。朱声达你不要用空话搪塞,不要蒙混过关,要老老实实的。如果坚持下去,欺骗中央,就会自己搞垮自己,这就非垮台不可。今天晚上会快结束了,要交心,这次来中央,要触动灵魂,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要想蒙混过关。江波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实际上就是政委,过去第一政委是杨静仁。你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解放军过去打仗不怕牺牲,现在犯错误还不能丢掉,要打倒私字,脱裤子改。其他同志犯点错误不要紧,要改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所谓立新功,就是同志们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要吃老本,这个别人忘不了。过去我们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搬掉三座大山,现在搞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这是一方面;另方面,犯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立新功。对不对,希望同志们考虑,如果对就去做。但是要把问题弄清楚,你们拿中央的文件,兰州军区的指示,比一比朱声达干了些什么,就清楚了,你们看宁夏的局势,把造反派闹的那样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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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是农忙,搞农民进城,发枪,借民兵之手镇压革命造反派,为你朱声达服务,打死人,人家是要找你算帐的
    党的政策你们学了没有,陈再道毛主席还批了五条,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群众谅解。还可以回到革命行列来。承认不承认,改正不改正,群众谅解不谅解,就看你走不走这条路
    给你们打个招呼,象宁夏这样的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不能一方面操纵群众,开进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方面操纵保守组织,包括军队的人在内,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过去内蒙两千多人,甘肃詹大南来了二百多人,都叫他们自己动员回去的,今后来人,你们自己动员回去。
    李天焕:关键是你们按康老的指示办事,希望你们悬崖勒马
    康老: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挑起民族问题,就是罪上加罪,你们里面有无回民?(别人说,马克是回民)要注意,记者反映,固原地区“五二”、“四八”叛乱的头头,有的现在起来活动,发现杨启昌有三本反动日记,海原县县长马志宽煽动群众说:发扬过去的老办法,上山打游击。这个问题,要注意。
    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地响应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风暴”的推动下,于一月二十七日夺取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这个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遵照最高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朱声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对上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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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中央文革的指示,对下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总指挥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早就指出了他的错误。兰州军区曾多次要求他改正错误。但朱声达坚决抵制,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批上京告状,对中央施加压力;把枪弹发给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围剿和武装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严重流血事件,企图把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置于死地;在军内也实行白色恐怖,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而,对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希望宁夏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再也不要听他那一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赋予我军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艰巨的任务,为人民立新功。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希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过来,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的代理人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城离厂的农民、工人,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提“走资派”的这一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参加武斗。迅速回到农村和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打倒刘澜涛!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
    坚决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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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区广大指点员,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宁夏地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我们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指示,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并保证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原名《宁夏联委会》),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坚强革命左派。他们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岀了宁夏党内以杨静
    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被杨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大方向完仝正确,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
    ”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
    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紧紧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使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深感无比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不起宁夏二百万人民。在我们错误路线影响下,军区广大指战员说了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领导上对所犯的错误,决心深刻检查,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以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公然反对和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拒不执行兰州军区的指示,挑动大批群众上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处心积虑地围剿和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百般打击迫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他作斗争的指战员。朱声达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坚决同朱声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清算他的罪行,坚决把他打倒。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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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千钧棒,向朱声达展开坚决斗争,把他斗垮、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在军内外的恶劣影响。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在朱声达的欺骗蒙蔽下,《大联合筹备处》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罪在朱声达受朱声达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醒悟过来,反戈一击,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我们衷心劝告农民群众,不要上朱声达的当,不要参与武斗,迅速回到社队抓革命、促生产。
    六、我们坚决支持驻宁夏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兄弟部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主动地协同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七、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端正支左工作方向,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边,为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打倒刘、邓、陶!
    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打倒朱声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
    四八号会议室。参加人员:宁夏军区、固原分区、有关县市武装部以及六十师前指、三工区负责同志,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员、群工部副部长张振太等也参加了会议。
    二时三十分,总理、李天焕同志先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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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我没管这个事,康老叫我来见见大家。(接着总理念名单认识大家先问了朱声达入伍后历史,当朱说他给段德昌同志当过警卫员时)
    总理问朱:你对段德昌同志怎么看?
    朱答:我认为不是改组派,七大时已平反了
    总理说:(大意)傅传作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指朱)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然后,总理逐个念名单,并问了一些同志入伍后的历史情况。会议开始十多分钟,康老进来。三时,总理离开会场)
    康老:中央召宁夏同志来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部队和群众组织都来,中央开会就是这样,不管那一方面都听,对造反派、保守派都是一样。这是主席贯的方针,兼听则明。因此,与康健民同志研究,听听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来了没有?(张怀礼:没有来)筹备处来了没有?(张:没来,他们还提了几个条件,要求保证安仝!解决经费)希望他们来,不来就不勉强,到中央来,还保证什么安全!告诉他们愿来就积极来,不能向中央提条件,看来他们来中央积极性不大,本来他们杀了人,是没有资格来的,中央是照顾的,还是希望他们来,接受教育,他们过去受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影响,是没责任的,可能他们不是向中央提条件。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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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现在是吴忠武装部还在里边?王光福你表示什么态度?(王:已起草了七条)吴忠县的问题你要负责全部解决,你和朱声达研究如何解决,主要是你们搞的我看武装部的活动现在并没有离开朱声达,没有离开你王光福!同志们,我们是爱护、信赖解放军的,但个别人他反对毛主席,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代表解放军,就没资格代表解放军。
    领导小组那个同志来了?(答:王仅同志来了,他是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同志你什么时候到的?(王:前天)你讲讲银川情况(王仅同志汇报了部队的开进、部署、态度、敌情等情况。当王仅汇报说部队进去后,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总指挥部等左派,群众热烈欢迎时,康老连连点头。当王汇报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时,康老问:真农民还是化装的?)
    王仅:当时发现有军人化装指挥。
    康老:农民不会用军队作战的一套办法,何其仁恐怕就是你们搞的王仅: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
    康老:嚣张得很哪!还叫我们解放军与他谈判,算什么东西王仅: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
    康老:何其仁、刘恒业,你们两位是朱声达的核心人物,是你们派的吗?(刘:不知道,我们没有派)怎么不知道,有人指挥,很清楚。
    王仅: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康老:好!让他们打好了!
    王仅: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岀宁夏,还骂我们康老:这都是朱声达、王光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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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仅: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康老:(很生气)反革命!这就是你们(指朱)依靠的力量。
    独立师二
    团回去的人怎么样?
    团态度怎么样?
    王仅: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康老:是那个连的?(王有生:一团四连)要派人去做工作,(李天焕:要贯彻最髙指示)二团现在情况怎样?(二团长:现在通了)所以不通就是干部不通,关键是干部,政委、副政委、参谋长那个比较好一点?(二团长:现在都通了)那么快?不那么简单。你们要经常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二团要与六十二师炮团合作。你们指挥部确定一下,那个地方指挥关系,二团听炮团指挥,当然不仅是指挥,还要帮助做工作。(李天焕:涂宗德要打电话,就是要很好与炮团联系起来)
    平罗情况怎样?(平罗同志作了简要汇报,当说到他们去做工作筹备处还打他们时)二团、炮閉没有去做工作,联合起来,人武部他们可能不相信。还要做耐心的群众工作,他们没责任,告诉指挥部要争取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迫害的。
    蔡春志你谈一下永宁情况(蔡简要的汇报了永宁情况)人武部站在那一面?(蔡:现在站在指挥部那一边)以前站在那一边?(蔡:和军区一起站在筹备处边)现在要和筹备处站在一边,那不是站在空中了。(当蔡汇报说筹备处准备攻打银川时)这是叫叛乱。(当蔡汇报说他们要来京告状,想给中央施加压力时)对中央倒没有什么压力,压的是他们自己。
    张建武同志,你们那里怎样(贺兰)?(张简要汇报了情况)杨、马现在那里?(张怀礼:在银川,现在正研究如何让他们来)你们要关照一下,在北京不要一下飞机就被群众抓去武斗,朱、何都武斗了,我们不赞成,要告诉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决定叫来的,揪人不符合中央精神,有道理会上讲,摆事实,讲道理,在毛主席居住地方不许有这种现象,这样搞耽误时间,把问题解决了回去好搞革命,要反复讲,他们有一股气,这是难免的,要反复做工作。(张建武:筹备处提出先攻平罗、后打银川)人武部态度要鲜明、坚定,要挺身而出(张建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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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动员农民去参加武斗,我们对他们说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这个道理对,农民去了会有伤亡,不好交待,最后火要烧掉自己。
    青铜峡情况怎么样?(曾铭同志作了简要汇报)枪是拿走的,还是发的?(曾我有怀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这样看,全国人武部大多数站在保守派一边,省军区比较好的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人武部还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这是个严重问题,很值得注意。(曾铭讲到军区五条命令、刘恒业讲制定经过时)徐洪学同志是好的,他的建议是好的,他们不纠正朱声达的错误,下命令他们怎么会交枪。(曾铭:部长有倾向,但军区强调不能把不同观点暴露在社会上。乔克广:军区要求政出一门)
    康老:那是政出朱声达的门,应出于毛主席这一门,这是个什么问题?就是刘少奇讲的做驯服工具,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谈驯服工具,这就是刘少奇黑修养的毒,不能离开政治路线来讲驯服工具。有些同志还想不通这个问题,认为做驯服工具还有啥错的呢?他就没想到作什么路线的驯服工具
    田有胜同志,固原情况怎样?(田:固原情况复杂,我们原来准备给造反派发枪,兰州军区说暂时不发,我们的想法是尽量不让造反派拿走,如果说服不了,拿就拿去了。我们认为要给指挥部发枪,不然筹备处一旦窜据山区搞不好要发生暴乱)你的想法是对的,这就对了。
    看来宁夏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一方面,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进去了,具体说就是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我们知道二十一军支左是有成绩的,是好的。我听说反对六十二师去宁夏,他们说二十一军在山西犯过错误,因为二十一军去山西与张日清合作过,张日清犯了错误,好象二十一军也犯了错误,这是谣言。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前支持左派,那时他是有功劳的,张日清错误是在夺权以后。夺权时候
    十一军支持他们是对的。他们在山西支左是有很大成绩的,胡炜同志是执行了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到陕西后受兰州军区管,支左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反对六十师去宁夏是别有用心的,是败坏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朱声达犯了错误,但我们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现在宁夏形势好,六
    十二师进去,坚决支持左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决定关键。
    另一方面,朱声达的错误揭开了,过去长期蒙蔽干部、战士、蒙蔽独立师的同志,同志们不要睡在鼓里了。北京小将都知道朱声达是什么样的人,执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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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很久以前,就把朱声达所崇拜的贺龙当镇守史时,戴军阀大帽子挎指挥刀的照片寄给我们了。中央几次指示,兰州军区几次指示,都被朱声达等人拒绝了,这次也揭开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会很快觉悟起来,不会再受蒙蔽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是繁重的,重要的是还要深入地、耐心地、反复地做政治工作,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要动员一切力量,把受蒙蔽的农民教育过来。参加筹备处的绝大多数也是受蒙蔽的,也要向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银川总指挥部要有政策,不能压,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部队里边也要进行教育,特别是独立师、军区司政后,从这次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工作很差。更重要的是要大量的农民、一部分工人中做宣传工作。广播电台在那一派手里?广播、宣传车要宣传,飞机还可以再撒传单,不管怎样,也还是个政治攻势。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把朱声达的盖子揭开,同时做艰苫的群众工作,问题就不难解决、不复杂。很可能筹备处的人不大愿意来,有点害怕,这一点要说服他来,来的好处是可以争取教育他们。那天我接见了总指挥部的几个同志,他们思想也有点不通,我提议让筹备处也来点人,他们说打死了我们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我说要争取群众,他们还是同意叫来。你们要做工作,当然要注意不能打、不能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北京?所谓第三势力是怎么回事?(张怀礼他们要坚决打倒甘春雷……)这是怎么回事,有了甘春雷就成了社会主义,没有甘春雷就成了资本主义!把矛头指向群众,那要犯错误的,不能有私心杂念,为什么不把矛头指向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张怀礼:他们对指挥部、筹备处都打)不从阶级观点、革命路线看问题,只从这个人那个人上看问题,这就没有是非了给他们谈一下,还是做艰苦工作。独立师二团不管怎样,还是有进步嘛!叛变朱声达是好事,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还是好同志。林副主席九号指示你们看了没有?有错误改了就好
    朱声达,你怎么样?(朱:改)还是一个字,那有什么用,要有一个方针嘛!我觉得你有个方针,我希望我的话没说对,就是多听少说。这是陈再道、钟汉华指示河南的“多听少说”。你还不愿意对我们说真心话,只拿一、两个字搪塞我们,希望你不要下这个决心,走这个绝路。你总是对我表示改,你改的是什么!?你改,没有行动,改什么,什么错误,怎么犯的,你来北京冼政委怎么讲的,回去又怎么做的,你连这个都不想讲,想往垮台路上走,我们总是想帮你改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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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路走,但你要给条件的,如果你下决心往垮台方面走,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自己的章程,用你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样不是对付我们,是对付你自己。这样子干什么,把错误包起来干什么!来的这些同志,三
    十七个,分分小组,大家自己研究一下,经验教训,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同时也要帮帮朱声达同志,(康健民:研究了,也帮了,前天晩上我给他谈,他,他说的一是记不清,想不起,二是说不清)你不要以不变应不变,把你不敢见人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军人怎么那么不勇敢没勇气。今晚我们再帮一次,再说一次,我们是按中央、主席指示,我们是有耐心的,但还要靠你自己。群众工作我们也要耐心作,但要遇到反革命分子叛乱的时候,就要实行专政。因为,向指挥部讲讲条件成熟时,要武装一部分左派,当然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固原分区同志讲的是对的,条件不成熟不能随便搞。我们不能眼看到左派大量的被镇压,条件成熟时就要发枪武装他们。当然这样做不是就不做政治工作了,即使发了武器,还要政治挂帅,不是武器挂帅。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帮助改正,但革命靠自己,你(指朱)看怎么样?(朱:听康老的话,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那就好好的把你的话兑现,我们解放军干部不能说空话,不要走很顽固的路,你再考虑
    你们有没有简报,不然我们不了解,搞个简报给我们看。
    现在五点半了,代表们来了,见见面,不是正式会议,正式会议也是这种形式,大、中、小。
    有个经验,部队同志犯错误,红卫兵小将批评,对我们认识错误有很大作用有时过火了,是次要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主要的,有些地方还要他们帮助,部队同志不要轻视革命小将,我们开始也是向他们学习,希望同志们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举个例子,解决山西问题时,省军区犯过错误,检讨不深。太原五中一个
    十七岁的学生郭红,应当说他的政治水平比军区同志高,他被错关了一个月零三天,神经受了损伤。他来这里后,不管关在牢里,不管怎么样,他对文化大革命、对解放军是坚决相信的,他认为关他的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好处是把军队缺点暴露在社会上,对部队支左对军队本身有很大好处。这么一个小女孩子,她讲的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她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对主席思想的体会比我们老千部看来高,看得深,所以即使十七岁,我们也要向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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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部来了没有?(答:在路上)宁三司怎样?(张怀礼:三十名代表两家还不好分)到中央来开会,不是做买卖,愿开就开,不愿开就算了!它要不改变方向,我们还不依靠它呢!世界上没有第三条道路。
    好吧!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时间:晚十时至七日凌晨三时半。〗
    康老:今晚来了多少人?(军区38人,总指挥部28人)筹备处来了没有?讠三司、宁总司来了没有?(没有)筹备处是没找来,还是没通知他们来呢?(张怀礼:名单报来了,人也听说来了一部分,但未联系上)是什么情况呢?是害怕不敢来,还是什么原因?总指挥部同志你们看是什么原因?(牟元礼:在银川已经联系过了……)还是积极同他们联系一下。宁三司呢?(张怀礼:联系上了)怎么没来呢?(联络组:他们对代表名额有意见,没有来)告诉他们,不是两个国家,不是重庆谈判,怎么那么计较呢!他们的主要力量在那里?(张怀礼:银川、石嘴山、吴忠较多些,其他地方很少。牟元礼:以主要在银川,他们和宁三司共约五千余人)
    好,我们谈今天的会议。开会,还是各派代表都来,观点不同可以到中央来讲嘛。今天主要是谈军区的问题,让总指挥部的同志也参加。因为部队支持你们,对朱声达的问题,你们与部队是一致的,所以要你们也参加这个会议。在谈军区问题前,我想先对总指挥部同志交待几句。总指挥部同志要注意你们的思想、方向和工作作风。你们在北京搞这样大的东西(展开为刘格平平反大会的串连海报)!我们反对!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大的海报,一千多个单位。你们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宁夏问题到底是中央解决,还是你们解决!怎么刚刚支持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是你们解决就不必来中央,外地来中央的,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你们张贴出来自己去看看。同志们,你们这是宗派主义的根子的,你们不仅要夺杨马的权,还要夺头脑里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的权,你们到中央开会给中央下命令,揪这个,要那个,到底是你们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你们,这种作风是不好的,你们还没有当权呢,你们这样还能掌好权!我们要告诉北京的单位不能支持你们的这个作法,北京什么机关帮助你们搞这个东西?(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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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你们向中央下命令要揪安子文,揪李维汉,这样搞是不行的,你们对的我们支持,错的我们不支持,你们开这样的事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你们在中央嘛!有代表嘛,也不请示我们一下,也不打个招呼,独断专行怎么行!刚刚支持一下你们,家里又在闹分裂,这怎么行,跟人家达成了协议又撕毁,这怎么行!你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大批判,向大联合、三结合方向走,你们自己先搞分裂,我希望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注意下
    当然,朱声达过去对你们镇压,激起你们义愤是自然的,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对的,在革命中有些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朱声达下飞机你们拉去斗了可以不釆取这种形式。当然群众揪去斗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声达以此为借口,思想不通,你(指朱)镇压群众就能想得通?死伤了多少人!你是皇帝,你是贵族,难道不能斗一下!当然,不是说总指挥部不对,还是要向群众解说下,义愤压抑一下,你们在中央开会,要听中央的安排,要请示中央,不要搞那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第一次接见你们的代表时,已经把中央的方针给你们讲过,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各派群众组织都可以来参加会议,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都来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把是非弄清楚,对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嘛!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总指挥部你们要主动给筹备处,宁三司做工作,不要造成人家来中央开会就抓人家的影响,你们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人家来了,你们就揪斗,结果给中央,给北京卫戍区增加麻烦,你们不能唯我独尊,唯我革命。今天不多谈这些了,兰州军区、自治区军区、还有驻军还是要向保守组织群众做工作,我想,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的。
    我们还是先解决军区的问题,总指挥部同志也可以发言。群众组织的问题待各派到齐再说。
    总的看来,宁夏的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后,形势大大变说明不管哪个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了,只要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依靠人民解放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时是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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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汹汹的,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面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很快土崩瓦解。林副主席说,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了人民解放军,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
    中央有个方针,不管任何同志犯了错误,都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朱声达你到中央釆取不讲话、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不讲话,我还少见到解放军干部抱这个态度的。我现在第四次要求你朱声达,不!是第四次请求你朱声达讲一讲,你这个态度不是解放军的态度!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你不是有四个想不通吗?想不通不要紧,你可以讲一讲嘛!讲出来,大家可以帮助你解决通嘛!今晚主要讲军区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讲一讲宁夏的形势问题,谁有意见就讲。(朱声达表了态)你几次都是这个调子,你犯下的什么罪嘛!要具体讲讲嘛!你犯的什么错误我们还不知道呢,这又不是讲什么理论问题,以后再写嘛!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那些不对,也许你也还是有功劳呢!你具体讲出来,你来了二十几天了,还是那么几句空话,戴空帽子,说那个空话有什么用嘛!有那些想通的想不通的都讲出来嘛!,你这叫我们怎么帮呢?主席说对犯错误的要看二帮,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帮呢?二十多天了,还是叫我们看吗?你具体讲讲嘛!
    朱作了粗糙的、挂一漏万的、不痛不痒的检査,大家不满意,批判他态度不老实,强烈要求他老老实实地向中央交待具体罪行。)
    同志们,我看会议这样开,今晚我主要想听一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和军队方面对朱声达有什么意见,看造反派同志哪个讲一讲。(牟元礼作了扼要汇报)马思义同志怎样被打死的?那个同志知道讲讲。(牟元礼:略)朱声达你讲一讲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下去的。(朱声达:略)打死马思义同志的凶手是谁?这样的凶手要惩办!总指挥部的同志去了吴忠,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教育,当然对杀人的坏头头应该处罚、逮捕法办。当然,捕人不要太多,但是是非要弄清楚。解放军现在吴忠进去了没有?(进去了)进去后要对死伤了多少人调査清楚,要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他们知道情况,让他们自己起来揭发。你们造反派也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不要搞图形式的那些东西。你们看到死伤了多少人有些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看到,受蒙蔽的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间接受害者,要做工作,让他们起来反戈一击,建新功,把他们的反革命头头揭发出来,造反派决不要搞报复。你们要学习中央对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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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雄师”的处理方针和办法。现在,吴忠这里还有多少人?(牟元礼:已回去了五百多,还有二百多人)这二百多人造反派同志要做工作,张怀礼同志也可以告诉他们回去如何做工作,不要因看到死了很多人,就想报复,要分化保守组织。吴忠人武部的同志你们知道不知道马思义同志是怎样被打死的?(王光福:我七月二十七日来京,不知道)我希望你承认错误,检查和改正错误,帮助党和解放军解决那里的问题,稳定那里的秩序。同时,你应当知道那里犯罪的是什么人,揭发了出来就是对人民将功赎过,希望你作作这个工作,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声达,死了多少人!你无动于衷,下飞机后斗了你一下,你就不行了!还有指挥部的哪个同志讲(范泰昌同志:略)你们宁大有几派?(三派)你们这派有多少人?(范:仝校一千五百人,我们有一千一百人)哈忠国你是代表吗?(哈:我是今天临时来凑数的)你在北京搞的那个一千多个单位的串连海报,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北京什么人都有,有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反革命组织“五·一六”,“星星之火”,北京的情况很复杂,你们串连光以派别来分,支持你们的你就要,难道美蒋特务支持你们也要吗?你们还到北京来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中央早给刘格平同志平反了,现在他是北京军区的政委,是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这能说没有给刘格平同志平反吗?你们来这里开会究竟是给他平反,还是糟蹋他呢?这些问题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要动动脑筋嘛!接受个教训,以后注意吧。(范继续控诉朱声达)我再讲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铺张浪费问题。你们开会来了三十名代表,工作人员就带来了三十九个,你们又不是来作官当老爷的,你们的派头真不小啊,准备材料你们自己动手嘛,应该让工作人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带工作人员的作风,恰恰是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反掉的东西,听说你们代表团在北京搞了四十张月票还开来两部华沙小轿车、两辆小吉普,一辆卡车,你们领导成员外出坐小轿车,光汽油就花了一千六百多元,我要下令没收你们的汽车,告诉汽油站不卖给你们的汽油,联系你们出的那个串连海报,你们的大手大脚不是偶然的,这样给你们指出来,是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要把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好好整整风,兰州军区和张怀礼同志应该帮助你们整整风,你们来北京是革命来的,不是当老爷来的,你们那里斗争还很艰苦,你们要节约闹革命,不要摆阔气。你们来北京的人有带枪的没有?有的话要立即交卫戍区保管,在毛主席身边带枪是犯法的,有这样的人是要逮捕的,希望你们彻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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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査一下,这不是儿戏的。(“总指挥部”揭发朱声达拒不执行中央文革办事处
    六·五三点指示的罪行)这些事朱声达应该是记得的,也不是要你作文章,写出来再检査,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不执行。把中央派出通讯社抢了,还叫革命行动?这是革谁的命!这些事你自己讲了多主动,人家讲了多被动。中央派出的机关,任何人没有打砸抢的权利,即使他有缺点错误,也应反映到组织上来解决吗!这么重要的政治事件,你不交待,叫人怎么帮助。(当指挥部同志揭露朱打倒杨马甘李吴实际是保杨马的阴谋后)甘春雷来了没有?(甘:来了,他们把我囚禁了
    五个月)这样的政治问题你(指朱)讲了就算了,你怎么能忘了呢,恐怕不是忘,你是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总指挥部”揭发朱不贯彻中央222号文件的罪行后)这件事要查清,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朱声达你是知道的,你是怎样处理的?为什么在印制毛主席著作中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什么人搞的?朱答:不知道)对我们伟大领袖这样污辱你为啥不管(黄立:在军内有人说222文件是黑线上下来的,是大毒草)在你管辖的部下出现这样现象,是不可理解的,你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你把你那灵魂拿出来,你算不算共产党,这样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件,你认为不严重,那你认为什么是严重的!你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李天焕:很明显你就是仇视毛泽东思想,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三岁小孩也知道,你为什么对贺龙的象片那样感兴趣,为什么对毛主席的著作不感兴趣,你就交待这个问题)(朱:这实际是个立场问题)(李为什么在中央指出这是很严重政治错误之后,你仍不处理?)(朱:我抗拒中央。)康老:这件事,政治委员江波知道不知道?你看到中央这个指示,你是怎样处理的?(江:我当时派工作组,派人都不去。)你为什么不去!你这个政委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代表党的,你代表的那个党,你为什么不处理?军区党委的委员你们为什么不处理?你们也是有责任的。按理,这件事你们应主动的处理,用不着中央作指示打招呼,但是中央发了报你们还不处理,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处理,你们还认为把你们的权夺了,这样的权为什么还给你们,看看你们反动到什么地步了!你们反毛泽东思想竞然到了这种程度,你们那里简直成了个独立王国,谁的话也不听,你们这样干,究竟谁在支持你们?你们背后的人是谁?这样严重的问题,在北京就会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在你们那里却无人处理,你们究竞想干什么!我看你们是另外一个党了,你们那个党委要检查,这件事不能马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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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交待,如果我们马虎的放过了,我们就要犯罪,我们帮助你们是爱护你们,你们难道还想勾结走资派来搞吗?朱声达你还想靠贺龙搞复辟吗?你是在想搞复辟,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失败。你们不是依靠毛主席,是依靠刘少奇。告诉你们,那是作梦!痴心妄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朱声达,我今天是第三次见你啦,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是思想,而且是行动,你还不向中央交待你的问题,难道你要我们给你磕头吗?!你把我们帮你的好心都不当回事情,一点也听不进去。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以后的会上不让你讲话,永远不让你讲话。(张怀礼同志揭发朱声达攻打吴忠、永宁计划后)这个问题是军区谁搞的?要查清楚,告诉那里知道情况的同志,让他们反戈一击。指挥部的同志也可以帮助做些思想工作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何其仁,你们有没有对付中央的计划?你说一说。(何其仁作了很不老实的检查和揭发)我想你还是采取高姿态,学习山东的解放军,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早检査比晩检査好,彻底检査比不彻底检査好,这些问题在会上你要检查,同志们也要揭发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当前是大好形势呢,还是形势不好呢?北京有的学校认为武汉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好,北京也落后啦。这种看法不对。同样,你们宁夏的代表总指挥部的同志,你们对宁夏的形势怎样看的呢?是好形势还是不好形势,你们冇有的代表怕这里开会受围攻,因此到处搞串连,寻求支持,大造舆论。所以对形势要有个明确的看法。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这个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从你们宁夏来看,都是会看到的。一年前,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反动路线是何等猖狂,现在全国搞大批判,全国人民对刘、邓的路线共同声讨,刘、邓反动路线失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还可以看到隐臧在党內的被刘邓包庇的一批叛徒薄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等,都被挖岀来了,潜藏在党内很深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也都被揪出来啦。全国各省市的问题一个一个得到解决,象宁夏把杨马揪岀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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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朱声达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还以为贺龙还会上台,资本主义还可以复辟,你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三番五次不交待,包括江波,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还有后台,痴心妄想,负隅顽抗,以为还有什么力量还在支持你们,等待时机,那就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碰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有黑手,还想复辟,告诉你们,清醒一点,你们的阴谋破产啦!你们的反动路线土崩瓦解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反动路线了不起,你们是小丑,是见不得太阳的,青铜峡,就是一个例子。你们应该认真检査了,不然就要倒台了。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但这个问题不光靠我们,还要靠你们自己。你们把形势估计错啦,你们那套彻底破产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造反派也要对宁夏形势很清醒,宁夏问题只要认真坐下来,冷静考虑,不图形式,问题是好解决的,比起全国来,宁夏问题是好解决的。造反派要看到这个大好形势,从这点出发,你们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相信中央能解决好宁夏问题,用不着你们岀那样的大海报,你们要认清形势,好好掌握斗争大方向,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上一小撮走资派的当,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派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分子造谣,妄图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头脑要清醒,你们应当有敌情观念。宁夏那里接近苏修和蒙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妄想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北京有一小撮象
    五·一六兵团”,他们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妄图动摇党中央,北京的群众组织也是复杂的,你们应当相信宁夏的问题你们能够解决,有兰州军区的支持有中央的领导,你们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你们那里的解放军,相信区党委内的大多数干部,北京的群众组织对你们的事情并不清楚。朱声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非常非常突出,甚至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个别的、少数的反革命对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辱,他们都不关心,他们是很少数的人,但相当顽固。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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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坚决紧跟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批深批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你们造反派的复仇情绪要克服。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你们知道那些单位都是些什么人吗?不要搞那个宗派支持中央不赞成你们,你们还拥护不拥护中央?你们到中央来解决问题,而又用另个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你们弄不好会上当的。在大好形势下,你们要掌握好大方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听从中央对解决宁夏问题的部署,你们不要发急,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几个小丑在那里搞的。
    另外,造反派、军区、独立师的同志,要注意一个问题,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毛主席在六五年中央讨论二十三条时,就指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毛主席英明战略口号,英明的指示,现在提岀揪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军内的小撮那个不是党內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嘛,这个提法没好处,反到对刘、邓反动路线有利,对敌人有利。我们有些青年人也对这个感兴趣,有些大学一下子就出动几千人到各地去抓陈再道、王再道、李再道,这是不对的,我们军队的个別人犯了错误,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打不还手,枪被夺了都不还击,那里有这样好的军区。军区的同志要注意,把朱声达等人犯的错误,和下边干部、战士要区分开,造反派的同志要特别搞好拥军工作,这在你们那里更要突出出来,一定要搞好,军区的干部、战士要加强教育,不要受少数坏人的挑拨,去跟六十二师闹对立。最近中央作出决定,独立师不归军区管了,划归野战军管,河南的独立师已经归野战军管啦。要教育独立师好好向六十二师学习,千万不要受人挑拨,对六十二师怀疑,二十一军在山西、陕西支左都是搞的好的,独立师与六十二师要亲密合作,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朱声达的少数亲信的挑拨。同志们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相信,这点你们宁夏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朱声达犯错误,就动摇了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的信念,你们那里拥军爱民工作,比任何地方都重要。当然,有些人还是会挑拨的,会说在中央开会,康某人路线错了,矛头对准了解放军。象今晚我批判了朱声达、江波等人,不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正是爱护解放军,为了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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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两军”工作搞的更好,我几次苫口帮助朱声达,是为了挽救朱声达,希望他不要垮台,这个信念我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赶快觉醒,我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巩固解放军,是使解放军更加巩固。这点宁夏的同志要了解,不然就容易接受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或者认为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我们能去镇压枪杀群众吗?!那种路线那种思想,不能代表解放军,我们的目是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看到主席对武汉问题的批示第二条讲到,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陈再道在内,只要认真检讨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走到革命的行列中,朱声达、江波你们应该体会到中央政策,应该把你们的灵魂拿出来,好使我们帮助你改正错误,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使解放军更加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使解放军威信更加提高。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长期蒙蔽了群众。宁夏的情况比较复杂,同志们应该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办事,这样吴忠的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宁夏前一段乱了一点,乱可以变成治。乱了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了,有了解放军的支持,有了群众的觉悟,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好解决了。这里边有几方面的政策,指挥部和军区的同志都要注意。宁总司、宁三司既然来北京了,你们指挥部和军区要给做工作去,他们争位子闹派性,要打掉这个小派性,要他们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关心大事,不要争宗派小事。给他们做工作,最好要他们派出代表参加会议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在政治上不能让步,要他们和朱声达划清界限,要他们出来向群众做宣传制止武斗,让受蒙蔽的群众把武器放下,第一步自口封存起来,第二步再交出来。警告他们,对抗解放军,他们的矛盾性质就变了
    (康健民:筹备处说青铜峡的反击是赵永夫的人物搞的。
    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告诉他们,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这点要给新生的支左指挥部告诉一下,指出他们(筹备处)是赵永夫式的人物,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那些反革命头头镇压的好,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要搞武斗了,必须指出他们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对六十二师的态度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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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看到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了吧?不管那一派都要照这个命令办,解放军要执行,造反派要执行,保守派也要执行,这是命令,不是一纸空文,对这个命令要好好学习,坚决贯彻。解放军的通讯员外出,他们见了就射击,有的打死了,或打伤了,这怎么行!要坚决回击,我知道你是那一派。你们指挥部的同志,有大量群众工作要做,还要改正你们组织中的缺点错误,纠正你们头脑中不纯的东西,我们相信你们,支持你们,但不支持你们的缺点,批评你们正是为了爱护你们。对筹备处,中央决定了,还是让代表来开会,希望你们劝说,来了不要抓他,来了就让他们讲话,真理在你们一边嘛!杨、马他们参加会议好,还是不参加会议好,没有征求你们意见,今天没让来,中央解决其他省的问题,让走资派参加了,象河南的赵文甫就参加了,看来参加有好处,你们考虑一下,提出意见,至于筹备处的杀人犯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要法办。你们造反派对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政策了解不够多,我希望你们少搞形式,多学习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最后,我看宁夏问题不难解决,我们有这个信心,那些小丑欺骗蒙蔽了群众,只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群众里去,群众就会觉醒,只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就能把事情办好,你们好好硏究研究,讨论讨论,多硏究一下中央的政策少到外面搞串连,把屁股坐下来,多读毛主席的书,不要坐上汽车摆那些阔气。
    元
    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深夜24:10至次日凌晨3:05,地点:人民大会堂。康生、李天焕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宁夏各派代表团负责人(代表团负责人员名单略)。六十二师徐副师长也参加了会议。〗
    康生同志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了解了本人和家庭的一些情况。当问到丁毅民时,康老问了他的年龄,丁即介绍了他如何受迫害,如何开除党籍等情况。康老问如何解决的。当问到张浩时,张浩自吹在中央组织部就和黑帮进行斗争,在宁夏又和杨马斗争。康老说:“那你一贯正确喽!”又问:“你算不算当权派?你是筹备处的头头喽!”
    康生同志说:我今天来晚了些,审查国庆节演出的节目去了,我从节目里带来了一句话: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有错误就改正。我告诉大家,犯了错误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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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了就好了。康生同志问各方来了多少人,问到筹备处有多少人时(筹答:三
    十人)是否太多了?(筹:不多,看来还少呢?)三十人还嫌少?那就在宁夏开会好了!代表是代表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种情况,(筹插言:我们那里还很紧张,把我们打散了,人抓去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筹插言:我们很紧张)紧张一点好,紧张方能促进你想问题,促进矛盾尖锐化了方能解决。否则不痛不痒不能解决问题(筹又插言: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康老重复一遍说:解决好了,就好了,解决不好,就更不好了,这时筹又插言打断康老讲话,康老说:你们老讲人家,你们要先把自己检査检查嘛!(筹又插言:赶得我们无家可归了)。你们无家可归了?你们先把自己的缺点检查
    遍
    康老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和大家见见面,认认人……(筹又插言: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康老生气地说:不谈了!
    康老开始讲话
    今天大家来,认识认识,对各派代表交代一下。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
    问题。
    这次各派代表都来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各派都来,听取各方意见,那怕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都可让他来。反动组织并非群众反动,是头头反动。保守派造反派都来,来的不是一个观点,正确的观点来,不正确的观点也来。
    中央决定这次各方代表来京解决问题的背景是,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以后,徐师长做报告就能说明问题,野战部队执行命令遭到抵抗是很不正常的。
    你们来这里开会,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材料都可给中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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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干会议名额的确定,有几个因素,原来是要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宁三司参加了没有?(三司答:没有参加,我们反对武斗,也挨打了。)挨打的各派都有检查一下,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少来一些,不是不平等。原米考虑两派多,你们少,有利于解决问题,不要理解错了。
    到北京来开会,中央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只要毛泽东思想派。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从人民利益岀发考虑问题。中央最近发表社论,要党性髙于切,不要派性高于一切。
    各派代表来的不少,在北京给中央添麻烦,不能为会议设置障碍。对此无论那一派都有责任。我们规定各条,要求大家都遵守。
    、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吵架,骂娘,那样解决不了问题,不要没讲完就插上,说人家“造谣”,要看真理在谁手里。你们要达成协议。你们算几派呀?(宁总司说:四派)我看三派吧!三派也好,五派也好,无论几派,不从阶级基础看,就看不出来
    北京开会,各派都不能互相捉人,不要打架,搞打、砸、抢、抄、抓
    要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你们能不能执行?(众答:能)(丁毅民插言:我坚决拥护,希望家里也这样做),你这个丁毅民怎么这样,我说是在这里,家里问题慢慢解决,不能一口吃一个馍头,不要急嘛!我说的是北京。不执行“六·六通令”就不够代表资格。
    三、不要在大街上贴乱七八糟的传单和图片,这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有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搜集这些东西,一百美金一张,特别是死人的照片。张贴这些东西只能往我们脸上抹黑。我们的问题靠中央解决不是大街解决。
    四、不要到北京各单位去串连,北京有派别,你们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你们,要依靠中央,不要陷入派别斗争
    五、检査一下,有没有带武器的?筹备处有没有?(筹答:没有)要好好检查一下,我们有经验,开始说没有,后来又有了!
    定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以上几条希共同遵守,要告诉全体代表。康老说:希首先检査自己,作自我批评,无论那一派,特别是筹备处的同志。筹备处的同志有的被关起来了,现在来开会了,这些代表要想一想,筹备处在宁夏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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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些什么。筹备处向解放军开枪你们还可能不知道。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受到很大阻碍。筹备处的同志要想一想,向中央交待些什么,不要光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同样,“宁三司”,“宁总司”也要想一想,你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总的立场是怎样的?要从路线上看问题,看站在那条路线上。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真正中立的,不倾向于这一方,就倾向那一方。要从路线上、方向上看问题。看问题要看主要方面,不要看次要方面,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康老问了问宁夏情况。徐副师长汇报,六十二师进驻银川、吴忠等地受到的阻碍,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被砸,宣传队受围斗等情况。康老并询问了吴忠永宁是何时进驻的,是怎样进驻的。康老严肃的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打了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的长城被打了………(筹备处打断康老发言:我建议进行调査,围斗宣传车的情况不符合事实)我看首先自己调査自己,不是我们调査。在中央面前要实事求是
    徐副师长汇报了参加第一次打宣传车的农民经过宣传教育,觉悟了。第二次遇到宣传车就不打了,而且还阻止别人打。康老指出:农民是好的,群众是好头头坏,就是头头坏。欺骗农民会受到农民惩罚的,将来农民会找他们算帐的(对筹备处代表)不要听自己人讲的就信,就觉得是对的,好多是造谣。徐副师长说:宁夏的问题,搞反动路线,盖子已经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群众见面了,群众就觉悟了。
    康老接着讲到朱声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问题,举出一些实例。康老说,在毛主席著作的扉页上印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侮辱。(筹备处插言:这事我们有错误,但事实有出入,扉页上印的东西,装订时可裁掉)。怎么能这样看问题?你们想了没有?这是世界人民的宝书,你们侮辱了它。不能那样解释!我看了非常愤怒,你们侮辱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还说是别人捞稻草,你们说拥护毛主席,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我在北京看到了你们印的书?有极大的阶级愤怒,没有愤怒就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朱声达是军区司令员,难道他不懂吗?中央责成兰州军区进行处理,但朱声达拒不执行,兰州军区处理不下去。是那样的顽固,反动。我解决其他地方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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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都没发脾气,但是处理宁夏的问题我发了脾气,这是阶级的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大问题,是关系大方向的问题。
    补充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中立的,中间状态的,不是倾向左的方面,就是倾向右的方面,从路线方面看问题,从方向上看问题,不是从个别的部分的,小的事情看问题,当然也可以看,但是主要的是从大方向上看问题,就是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次要的问题当做主要的,当然次要问题也还要过问,另一个是从本质看问题而不是从形式看问题,不要把形式当做本质,最后一点,各派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眼睛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但是原则问题要搞清楚,眼睛要看到今后怎么办,眼睛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将来,向前看,抓住本质,抓住主要问题,不要纠缠次要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坚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派,把矛头对准朱声达等人,在这个斗争中,革命的大批判中间要促进宁夏的革命的大联合,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不是向宗派分裂方向走,而是向着联合的方向走
    他们就是欺骗农民,欺骗农民的人要受到的农民的惩罚。农民死了,将来要同他们头头算账的,你们代表自己也是不清楚的,你们也听了你们自己人讲的不要就信,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对的,自己人报的情况许多是假的夸大的,制造谣言都信,有些情况你们不那么清楚,拿阶级观点去分析,从路线上去看,你们筹备处到底认为声达怎么样?这是个首要问题,你们代表要研究这个问题。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你们,蒙蔽你们,利用了你们,青年受蒙蔽,群众受蒙蔽,农民受蒙蔽。工厂、学校为什么有两派?并不是有阶级基础两面派。后面有人支持,或者是走资派,或者是坏人,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想。宁夏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而且六十二师进驻银川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群众见面了,群众是好的,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
    农民挖路砍树背后有坏蛋!在座的有贫下中农岀身的,谁愿意把自已的树随便砍掉?那根本不是群众想的,很清楚了
    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宁夏就有一个军分区,其他都是人武部,人武部也受朱声达的欺骗,上了个大当,他不是不晓得不认识的问题,他是有他的一条路线,有他的一条纲领的。你们代表晓得不晓得。在宁夏印毛选在封面上都印上筹备处的标语,这是全国没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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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把这种问题凭空起来看,你们错误就没有认识到,我还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能那样说,我是亲眼看见的,那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污辱。
    筹备处:当然,我们工人在印刷上不严肃,就让指挥部捞了一把。)同志呀!你怎么这样看?!我看到了,你们想了没有?对世界人民的宝书,这是极大的侮辱,不好那样解释,什么不严肃,什么捞了一把,我,今天不责备你们。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我说的是朱声达,我看了后发脾气,这是最大的阶级愤怒我们伟大的领袖,世界人民的导师,世界人民极端热爱,怎么是人家捞一把的问题?你们到底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怎么能够这样做?!我们在北京看到这个事情是极大的阶级愤怒,发电报给朱声达,要他检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受受教育,这厂是军管了的,朱声达不传达,不执行。我不是给同志们发脾气,这是阶级愤怒,没有这种愤怒就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责备工人,我是讲一个军区司令员、政委,接到电报还不处理。难道他们不懂。难道这是认识问题,以前错了,指出了错就检査,不仅如此,大军区派了工作组去检査,还解决不了,那样顽固,那样反动,派工作组还说不相信他们,他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侮辱毛主席,自己做错了还不执行,你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至于小将犯了错误,工人犯了错误,可以检查,军区司令员、政委对中央采取那样态度,中央怎能容忍?我解决其他各省的问题,我都是平心静气地讲,唯独宁夏问题上发脾气,这是革命的阶级愤怒。我所以提这个问题,提醒同志们注意大问题,方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不要把最主要的问题当做技术问题。那样就不对。事较多,就举这一个例,启发同志们想一想,犯了错误改嘛!不要去掩盖那个错误,辩解错误,这样自己就提不髙了。因此我们提醒大家抓大方向,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主要问题,不要把方向问题看成次要问题,看成个别的,技术上的问题。不要把个别问题当做主要问题。第二,要看木质,不要看形式,看木质的问题,不要被形式所迷惑,第三,要向前看,不是向后看
    总的是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在会议上吵架,让大家讲话;第二不准在会议期间打、砸、抢、抄、抓;第三、不张贴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传单图画、照片;第四、检查一下,绝不允许携带武器,如果有,立即交出来;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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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讲自己的问题,不要搞这样那样的联合,不要搞到北京的派别斗争中去,那样的派别是很复杂的,就是不做有害于宁夏的问题,有害于会议的事。要做什么,要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掌握大方向,要掌握中央的政策,在批判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拥军爱民,具体的在宁夏就是拥护…师,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
    整个宁夏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是大好的,宁夏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开好的,这个很自然,从你们自己的发言中,你们的思想中不同能一下同意,有个认识过程,这个并不奇怪。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时间:晚十一点三十分至二十一日二点二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时在坐的有:李天焕同志(第二炮兵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同
    (康老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进入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下面是康老的讲话。〗
    请坐下。同志们,很对不住你们,我已经把开会时间改了三次了。原来说八点半开会的,因为有事,不能来,改到九点,以后又改到十点,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实际上,我那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来了。让你们等了很久,请同志们原谅。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在中央开会,今后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临时会议,所以时间不好定。今天到晚了,对不起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议是个很大的会议。宁夏白治区人口比各省都少,但是代表团却比各省都大。这也有个好处,人多,军队方面、群众组织各个方面的代表都有,可以多听取各方面意见。
    今天开会,先认识一下。部队的同志已经开过几次会议了。今天各个方面的代表在一起开全体会议,这还是第一次。各方面群众团体代表,我相信,要提的问题一定很多,要谈的意见一定很多,需要向中央反映的情况一定还会很多。你们家里边发生的一些紧急情况,一定会有。例如,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这不好,这些都不应当再有。总指挥部要严格注意,你们应该打电话回去。各方面都要打电话回去。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打、砸、抢、抄、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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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要向大家谈什么?先谈这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要抓住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方向问题。大方向管小问题,大方向解决了,小问题也就解决;大方向抓不住,就容易在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其次,你们到中央开会,你们是代表,今晚要谈一谈怎样做一个代表,代表应当做什么。开会如果不把大方向搞对,代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代表着什么立场,抱有什么态度,不解决会议就不容易开好。所以,今天晚上先谈谈这两个问题。
    首先,同志们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去年六月一日算起的话,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年零三个月了。经过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们更加体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
    今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公开发表了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接着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社论,说明“五·一六通知”的伟大意义。社论叫《伟大的历史文件》。就是说,这是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文献中,提出了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问总指挥部、筹备处、三司的同志们,你们读了这个文件没有?(答:读了!)是不是全体都读了?(答:都读了!)我看回答的不怎么响亮,有点问题。也许你们有的读了,有的没读,有的读了没有懂得。你们来北京,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很好地读一读。所以,在谈问题之前,我有个建议,征求你们的意见,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赞成?你们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军区的同志在内,每天至少要用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去读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中央的指示、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要安下心来,好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看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答: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很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五·一六通知”和这个社论。它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虽然不是全部的意义,但是主要的意义,它说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就算结束,而是要在整个历史时期内,都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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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道路的斗争。从那个文件能看到,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重大成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现在面临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了,差不多再有十天,我们的国庆节就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全国出现了比过去更好的大好形势同志们,你们脑子里如果不认清这个问题,你们就容易在遇到问题时,就模糊,就动摇,甚至被欺骗、利用,自己走到邪路上去
    同志们想想看,在去年这个时候,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虽然那个时候在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在党内发出了这个号召。但是,如果从今天比较起来看,这种大批判,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路线的大批判,已使他们的路线垮台、崩溃,斗臭!这是我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胜利。这不能不是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广大劳动群众,千百万群众学习、使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用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人同毛泽东思想逐渐结合起来的时,就是最最不可战胜的力量。亿万劳动群众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变颜色的最最重要的保证。
    不可否认,在群众当中,在各群众组织中,还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人们的头脑中“私”字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影响着一部分人,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还存在,还没有彻底肃清还有发展,一个阶段甚至还发展到武斗,象你们宁夏那样甚至还发展到开枪杀人但是,不管怎样,经过了“乱”,整个运动向大好的方向发展,群众会走到更高更好地团结。运动是在按毛主席的原则发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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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现在,中央正在一个省个省地解决问题,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决问题。各个省的情况不同,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
    形势的大好还表现在我们人民解放军这方面。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在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支”“两军”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思想更提高,组织上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他们在支左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从支左中看到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在支左中常常挨打,仍坚持“四不”,甚至有人缴他们的枪,他们都是高举毛主席语录,永不还手,甚至有的牺牲了。同志们,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接着总指挥部代表髙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同志们,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就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你们宁夏旁边有蒙修,有苏修,你们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吗?(答:不能!)解放军,这是我们伟大的长城。所以,毛主席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江青同志也讲过“拥军爱民”,得到了仝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不是偶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军队内就没有错误,军队内就没有坏人。军队中也有缺点,也不是军队中没有个别不好分子,事情很明显,有混进我们军队的阶级敌人,象青海的赵永夫;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象内蒙的黄厚、王良太,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也还有一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执行中央指示,抗拒中央的指示。上面抗拒中央,下面就必然镇压群众,因为中央就是毛主席的中央,同群众心连心。镇压群众,就必然抗拒中央;抗拒中央,就必然镇压群众。宁夏就出了这种少数人,就是朱声达,他就是一贯地对抗中央,镇压群众。来开会,直到今天还不觉悟。这里面也有政治委员江波,也有何其仁等等的坏分子但是,同志们,这在解放军中是少数,绝不能动摇毛主席讲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不是讲过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吗?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不能代表解放军。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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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放军的优良品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取得了优良成绩,自己又提高了自己。这也是大好形势重要特征之一。
    特别值得向同志们讲的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解决安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作用。江青同志的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指示来发挥、来阐述的。正因为把毛主席的思想和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的眼睛就亮了。当天晚上,安徽代表把江青同志的讲话传到合肥,人们敲锣打鼓,本来两派斗争很厉害,很快就结合起来了,两派立即停止了武斗。各派各自抓了操纵他们的坏头头。当天晚上就把坏头头送到军管会
    你们宁夏形势大好。但是你们各派都要警惕,看看你们背后有没有黑手,有没有人欺骗,利用你们,有没有操纵你们的坏头头。杨、马是很清楚的了,朱声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朱声达的罪恶和你们没有关系,但是直到今天有的代表还不觉悟,还在跟他走。你们很多代表是中学生,你们很多情况不了解,你们是受骗的。将来军区的同志是会揭开的,你们会清楚的。
    从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央发布了“九·五”命令以后,全国各地是走向大团结的形势。在安徽,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影响下,在江青同志讲话影响下,就出现了(这时,康老找材料),在这月十二日,合肥的两大派就有二十万人举行了“拥军爱民”的大会,今天淮南又有几十万人,召开了两派联合的大会。刚刚,今天下午,我们又和北京市的人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大会。这几天北京出现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的很好的形势。从这些问题上,同志们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不是那些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快要垮台了。他们的希望永远不能得逞。也不象那些悲观主义者所想的,形势不好了。事实违反了他们的意志。形势不是不好了,这里,从宁夏问题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同志们想想,去年这个时候,杨、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目还没有彻底揭露,还没有斗深、斗透、斗臭。但是,今年就比去年大大发展了。因此,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斗争,中央就可以做出决定,杨马可以在你们的报纸上点名公开批判,斗倒、斗臭、斗垮。这次中央叫他们来,他们好象有个错觉,觉得究竞是不是让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将来把他们叫来开会,你们可以教育教育他们。你想,这是个好形势还是个不好形势。另外,杨马的同伙、长期对抗中央的朱声达的错误也已经揭开,大多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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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他朱声达自己在内,也不得不承认,他过去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这是当前解决宁夏问题最重要的,最大最大的问题。哪个组织不关心这个问题,矛头不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不对准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等人,你们就要犯错误。因此,揭开杨、马,揭开朱声达的错误,对宁夏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形势。揭开他们,才能使同志们脑子清醒,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真正接受了,是真接受,不是口头上的假的接受,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的更好就会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从宁夏的问题也证明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阻挡不了的。他对广大群众可以蒙蔽一时,但它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群众一旦觉悟,他们会反戈击的!这是宁夏最好的形势。把这种反动路线打垮,群众就会提高觉悟,扫除障碍,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揭开了朱声达的错误,就把他在宁夏的套阴谋诡计,镇压群众的所谓作战计划,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彻底摧毁了。虽然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今天还不承认,不揭发,但是你们的阴谋诡计,我们都知道,你们不揭,将来有人揭。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觉悟
    我们是不愿意他们垮台的。犯了错误,要按毛主席说的“一看二帮”。但是,单靠我们不行。我今天已经是第五次向朱声达他们讲话了。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彻底交待。但是过去他总是摇头!(总指挥部代表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朱声达”等口号)每次总是这样,就是两句话,我犯了错误,我要改。这怎么能是共产党的态度呢!一个人的顽固,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管你怎么顽固,宁夏的形势会一天一天发展,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将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取得更新的胜利。尽管你们家里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还是大好形势,全国是大好形势,宁夏同样是大好形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倒台。这是历史的规律,不能改变的
    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一定要掌握好大方向。那么,怎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得更好,胜利取得的更大呢?怎么能达到呢?
    第一条:你们应该坚决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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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更好,取得彻底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搞的很好,以至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不能在我国复辟,使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颜色。一句话,你们应该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不是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吗?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语录上不是说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也许同志们会想:既然这样,为什么党内还出现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宁夏还出现了杨马,宁夏军区还反抗中央路线呢?这个容易理解,同志们可以读一读《毛主席语录》二二四页的一段:“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思想斗争是经常的。没有这种矛盾,不进行这种斗争,党的生命就会停止。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出来,这就使我们的党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不行。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人思想上不是没有问题,有的是敌人。它们希望我们这个共产党象它们妄想的那样会垮台。敌人嘛,反对我们,阶级斗争,这很自然。这证明我们对了。在各个组织内,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见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就对共产党发生了怀疑,甚至不自觉的,有人有意、有人无意相信反革命分子陶铸的话,要“怀疑一切”。他们不但怀疑我们党,还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己觉得很聪明。他们把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看成象他们自己那样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集团,他们天天制造谣言,用各种谣言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司令部。这种情况是一小部分人,而且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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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应当同你们直爽地说,在你们宁夏就有,在你们群众组织中就有,我相信在你们代表团中极少数甚至个别人,他是代表,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也是有的(康老拿出一份材料)。
    正当在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一片大好形势,正当中央召集各方面代表来解决宁夏问题的时候,一小撮人还企图把历史拉到后头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路线、阴谋没有希望了,于是就不择手段,制造各种谣言,有时实在可耻!他们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我现在不说谁,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有的少数反革命头头,他们失败了还不甘心,他们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我不是还在这里吗?这里是中国还是外国?!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査去了。还有很多流言蜚语,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这类谣言,我相信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也会有的,但我们并不怕这种东西。我们要加以分析,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我不相信宁夏就没有美蒋特务,我不相信没有苏修、蒙修特务,我不相信没有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同志们,尤其是小将们,你们要特別提高警惕啊!你们搞起内战来,派性蒙住了你们的眼睛,你们就看不清敌人了。他们破坏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人。这种人不仅宁夏有,北京也有嘛!反革命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在北京就有活动。对这些敌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二种人,制造这种谣言的,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同志们,你们的斗争必须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反对杨、马的斗争你们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反对朱声达的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你们还没有深入进行,甚至有的人还不认识。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各派都考虑,你们背后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你们背后有没有明的、暗的黑手在操纵你们,蒙蔽你们,欺骗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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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动你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我的看法,我认为,指挥部的后面有,筹备处的后面更有!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你们的代表工厂的有,但宁夏工人阶级力量弱,很多是学生,甚至是中学小同志,你们就那么聪明,锻炼的就那么好?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看得那么大!不要觉得比什么人都好。当然,你们青年人在阶级斗争中注意不要摔倒。为什么安徽现在能成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就是因为两派都把操纵他们的头头揪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了,在宁夏、在北京散布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言,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引起警惕
    第三种,是一种社会思潮,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他们头脑里“私”字作怪,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派性高于切,没有党性了,蒙蔽了白己的眼睛,不自觉地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不清界线,对他们看不清了,甚至被他们利用。虽然天天也在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他们本身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理解,而是反革命分子陶铸的“怀疑一切”在他们头脑里作怪。今天怀疑周总理,明天怀疑康生,后天怀疑陈伯达,又怀疑江青,其目的就是要把毛主席的司令部拆散、打倒。你们听江青同志讲话的录音,第一条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用到解决宁夏问题上去?这个问题,不只是宁夏的问题,在全国的大好形势下,有那么小撮人妄图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甚至不惜制造谣言,甚至用放大镜找裂缝,说这个人鼓掌少一点,那个人这句话有问题,姚文元文章中那句话可以利用。他们天天不是在想革命,而是在想着拆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银川有些情况应该注意,要坚决同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挑拨离间、反革命的企图坚决进行斗争,应该坚决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毛主席语录所说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怀疑,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所谓掌握大方向,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切指示,不要受任何谣言的欺骗和动摇。所以,我说在宁夏把朱声达的阴谋揭开,这就是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就会使我们眼睛亮,坚决想念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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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在宁夏就更加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宁夏情况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过去自治区军区少数的领导人,实行了一套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我们不能不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解决宁夏问题时,首先不是找群众来开会,而是找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你们更进一步应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下命令让
    六十二师部队开到宁夏,开到银川,开到吴忠,开到青铜峡,开到永宁去。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人能行动吗?个人能下命令吗?如果军队里是那样,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同你们讲,不管怎么紧急,人民解放军调一个营的兵力,都要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的批准。怎么一个人可以调动一个师、一个团?你们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阀的军队,是私人的军队,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极大的污辱!毛主席关怀宁夏的文化大革命,长期考査,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宁夏军区在朱声达等领导人实行的反动路线下,不能完成支左工作,不是战士不好,是领导不好。他们实行了一条反动路线,为使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帮助,得到支持,得到胜利,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指挥部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等口号)同志们,你们应该这样理解,不要听信敌人的谣言,敌人的挑拨。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你们想想,这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反动路线?为了使你们不犯错误,我提出这样的题,我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罪的。我不能不说,筹备处的头头们,朱声达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跟着他走,六十二师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却反对,这不是完全错了吗?也许革命小将你们认为朱声达的错误与你们无关,但那是你们自己骗自己。如果何其仁还算个共产党何其仁讲讲他们的阴谋。你不讲,有人会讲!你们的罪恶是很大的。有些代表直到现在还不觉悟!这不是群众的责任,是军区少数人和有些县人武部的坏头头,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派去的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六十二师到了银川,才把那些反革命的阴谋破坏了,才制止了他们。现在有一个借口,就是青铜峡事件我今天负责地告诉同志们: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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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那么大的事情,能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你们还在那里讲,我们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赵永夫式的人物。你们受骗了!筹备处的头头们,你们在吴忠怎么开的会?在渡口干了什么?你们不交待,你们那个团是十九岁的青年,不知道。青年人不知道,你张号不知道?你就是个当权派,你能逃脱你的责任!?你张号还假装反对安子文。你是县委书记,是当权派,你在安子文领导下的组织部做了七年,你就是他的一个组长,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领导党校时的一个头头,你要交待,你到中央组织部活动什么,你同谁握的手,同谁谈的话?你以为我们就是瞎子,就是聋子?!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掌握大方向,就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必须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毛主席的话,人民解放军是保障文化大革命彻底进行的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批判朱声达的错误,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是违背毛主席、林副主席路线的人。宁夏问题的复杂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因为批判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就动摇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要打掉小资产阶级的“怀疑一切”。有些青年人不晓得,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性、纪律性,但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是糊涂了还是假装糊涂?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康老翻出信),我现在所指出的,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我现在不就这封信作全面评论,我也不是说这封信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但是我必须提起你们代表团的注意,实际上你们的思想不是对准朱声达,而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错了!也许你们的代表不很清楚,你们的团长是中学生,十九岁,还有那个张号,你们自己并没有在青铜峡,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宗派的利益想象的,你们听了不正确的报告。你们提了几条意见,五条,其中第四条是对准六十二师的,因此,第五条拥军爱民就成了空话,如果不是骗人的话,起码也是一句空话。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也不全面评论。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师,有些话是恶毒的攻击。甚至那天晚上开会,徐洪学还没有作报告,只讲了句话,你们立即矛头对准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我现在不详细评论宁夏问题,我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中央的大方向,从人民日报可以看出,是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在宁夏要全面实行,不能口头上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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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反对。这样的手法,不是革命者应采取的态度。这是掌握大方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企图动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首先是敌人,首先是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敌人用心狠毒。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特别回族同志。在八·八、八
    吴忠事件以
    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
    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在宁夏当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全国,一面要看到我们的胜利,一面要看到有少数人企图动摇和破坏它。这就需要更加提高警惕。为什么这几天人民日报要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扩大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但是少数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不愿意的,苏修天天希望新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垮台,因此,我们要从大批判的斗争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个方针在宁夏同样适应,这就是说,运动不是越搞越分裂,而是走向更大的联合,革命的联合,在毛主席路线上的联合。在大好形势下,要更加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争取更大胜利。坚决相信毛主席的司令部,坚决相信人民解放军,坚决相信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次解决宁夏问题,各代表考虑问题要首先掌握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这是我今天向同志们交待的,在第一次会议上交待的第一个问题,把方向必须同同志们交待清楚,使同志们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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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再讲一下,各个代表,各个代表团,到中央来开会,怎么才能够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站稳自己应当站稳的立场。
    同志们:你们代表中间,有年纪大一点的,有年纪轻一点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会议,你们到中央来开,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想把解决各省的经验介绍介绍,作为你们参考。首先,代表同志们要知道,这是到中央来开会,这是到中央这不是在你们家里随便开会,不是你们开个小团体会议,不是这样。我们把你们当作很严肃的代表你们那个组织的正式代表。你们必须了解,到中央开个会是很亚肃的,同时又是很民主的,是要正确地解决宁夏问题的。这里就有很多活思想。按毛主席的方针,解决各省的问题,是要找各方面代表参加,不管代表的组织是造反的,革命的,进步的,左派的,还是保守的,右倾的,都可以来。也不管他们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或是基本错误的,都可以来。因此不是说一到这里开会,就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我们把杨马都找来了嘛!我们还准备找杨一木、马信、李茅召等人,甘春雷已经来了,也准备找李景林等人来,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你们要了解中央的政策。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那么代表同志来了,来干什么呢?第一条代表你们的组织向中央提出问题反映情况,帮助中央解决宁夏问题,这是一。第二,更重要的是来学习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中央政策,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今晚和大家长时间的谈话,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如果不交待清楚,就是我们未尽到责任。所以我开始提议每天应当有两点钟学习,至多四个钟点学习,每天学毛主席著作、中央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代表团应当怎么工作呢?我们的会应当怎么开法呢?必须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开一个如何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不是开一个宗派主义的会议,不是开一个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同志们要掌握这样一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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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整个会议的方针,我劝同志们,你们代表团在北京,与家里联系也好,千万不能用谣言、挑拨离间的手法,用造谣污蔑的手法在这里开会,同时要关心家里有这种表现要赶快注意,赶快制止,如果代表中有这样的人,那他就不够一个代表的资格,家里要有这种人,这种路线,就是给你们代表团脸上抹黑。这点很清楚,如果采取这样一个方针,那么你们何必来中央开会呢?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办事。
    我在解决内蒙的问题时,王良太、黄厚和个别代表,就有这样极端错误的论,他们说他们不是来开会,是来搞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就是四六年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有人把到中央汇报看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我不是说,你们就有,现在少了,今年三、四月间,有的代表说,我们是来同中央谈判的。我奇怪,我问,你是那一个国?那一个党?我们这里是中央。我们向同志们介绍经验,要掌握毛主席的方向。
    第二,会议既然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会,应该开一个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会,不应当开一个促进分裂的会。各派应当注意,希望同志们在北京根据中央这种精神开会,家里有什么问题,也根据这个精神充分注意。如果指挥部对三司有冲突,打三司机关,如果有,这不对。指挥部要打电话制止。当然这类事不是方面的情况,三司、宁总司要注意,消除宗派对立,不要以为“唯我独左”,不要以为自己那样正确。没有那回事。应开一个更大联合、三结合的会,不要开个宗派主义的大分裂会议,应开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大联合会议。
    第三,我们的会议各位代表,应表现一种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使会议成为个模范的会议,通过这样的精神,来影响宁夏当地各群众组织。不要在开会中间,违反中央政策。这里有些作法应该经常注意,我已经劝告指挥部的代表了。他们的缺点不知纠正了没有?(答已经纠正了!)纠正了就好了,要纠正。铺张浪费,到处串联,不能到这里胡串。另外,筹备处有几个同志打了杨、马,这不好,要批评,可以不要打嘛!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小将对他们义愤,打了他们几下,可以理解。我的看法,筹备处的同志,是不是一定要开除他,非开除不可呢?批评一下行不行呢?不要开除,有人还是副团长,批评一下开除干什么?事情不要做的那么绝对。你们内部的事务我不干涉,你们开除的人今天就没有叫他来开会。你们实在开除,我就请他来列席。青年嘛,谁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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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讲,上帝还允许青年犯错误,共产党比上帝好嘛!要开成一个模范执行政策的会议,不要开成一个违犯政策的会议。
    第四,我们的会议要成为民主的会议,有什么话可以讲,错误的也可以讲别的组织不要人家说错了一句话,就抓小辫子。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为什么这个会就不实行呢?同志们知道,毛主席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后一条就是要民主嘛!我在解决各省问题时,有些代表还没说完就吵架骂娘,那样干什么呢?我就说,既然他是造谣,你为什么发急呢?当然了,你们在会上发言,不能象我罗哩罗索讲这样长。那这个会一年也开不完。几分钟把事情讲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打架。
    第五,大家讲话时要向前看,不要算旧帐。当然,原则路线问题要追究,要弄清。枝节问题算起来没个完,应该向前看。今后宁夏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做?当然,揭发杨、马、朱声达等人镇压群众的错误还是很需要的,但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用辱骂的方式、鲁莽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打、砸、抢、抄、抓,不要打架。你在家里打得那样还没打够,还要带到北京表演一番,那就违反中央政策了。还是留点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好。你们是代表,你们自己要再打,怎么能说服群众?
    各派要确实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枪。这不是开玩笑,要保障国庆安全。如果有枪,赶快交出来,带枪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是犯法的,如果有带的,要交给卫戍区司令部。要彻底检查一下。
    还有一点,如国庆节以前解决了问题,就回去过国庆节。不是代表的,上访的就劝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代表出来久了,对几个事件不了解,可以换嘛,换了解情况的人。上访的,散布在北京的,劝他们赶快回去。有的说,回去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你们应该相信中央政策,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六十师,这个,徐师长可以作保证。但各派要注意,宁夏今天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你们不要到街上贴不利于我们,有利于敌人的大字报传单、图片,不要搞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传单、标语。有的代表团还在北京出报,还把打死、打伤人的照片在街上贴。那是出我们的丑。结果美国人拿一百元美金买一张。要多多在屋子里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到处串联。领导文化大革命是用头,不是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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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大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中央政策、方针。我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宁夏的问题容易解决,而且可以解决。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胜利,出现一个更大好的形势,宁夏人民一定会出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大联合。我有这个信心,这一点定能实现!总理已两次来催了,我还要参加另一个会,很对不起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
    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76年10月19日晚9时30分~20日2时45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同志、曹轶欧同志、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同、副司令员康健民同志、21军军长胡炜同志以及陕西军区、总后等二十多位部队首长。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入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康老讲话
    好久没有看见同志们了。因为国庆节期间搞外宾接待,差不多二十天了。从会谈到去外地访问,主席接见,发表新闻公报,前后是二十天。不仅宁夏、江苏、安徽、辽宁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现在又从国外转到国内了。
    今天开会,兰州军区同志,二十一军同志以及陕西军区的同志也来参加了想了解一下宁夏的情况。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参加?(答:欢迎!热烈鼓掌)先介绍一下,这是洗政委,你们认识不认识?(答: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洗恒汉嘛,你们宁夏不是有人贴大字报要打倒他吗?你们看,他不是在这里吗?不是没有打倒吗?(康老笑了,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鼓掌,洗政委起立,介绍陪同接见的部队首长)
    我想问一下同志们,最近主席的最新指示都读过没有?(答:读过了)都讨论了没有?(答:讨论了!)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上一次见面以后,有几件重要的事,今天开会不能详细读,但要讲一讲。第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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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这件事,大家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通过9月26日的主席接见各军区的同志,可以看出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教导我们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从9月26日接见也可以看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是如何关心,如何爱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通过这件事,使同志们知道主席是如何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即使部队个别同志犯了错误,也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错误。这里面可以看出,主席是如何关心部队同志,如何帮助部队同志,如何爱护部队同志。同时这件事对宁夏文化大革命也好,部队也好,群众组织也好,必然会起推动作用,促进他们革命化,促进他们自己下决心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会促进群众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对促进有的同志改正错误也能起很大作用。同志们也可以了解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如何教育的,是怎样爱护干部的。明天晚上接见时很多干部是犯有程度不同错误的。如果我们同志能深刻体会到主席的想,这对宁夏和全国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将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同志们不要看这件事,应该看作这是学习、掌握、运用主席思想的重大的事,应该在主席号召的“斗私,批修”中引起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掌握、应用主席思想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在座的同志,群众组织来解决问题的代表,部队的同志,在座的除个别的少数人以外,大家是不是都参加了?(答:参加了!)这件事也是你们极大的一件事,你们见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解放军高级领导同志。同志们应该很重视,这对同志们是很光荣的一件事,那怕有些同志在宁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庆。这件事同志们应该十分重视,深深体会中央的政策。革命群众,解决问题的代表,解放军、各方面的同志都要这样。这是一件事
    第三件事,在这中间,大家亲自读到而且首先在北京读到中央10月7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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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同志们都读过了,都讨论过了,今天不多讲。但我提议同志们,要进一步再
    三再三学习这个指示,把这个指示,如何运用到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样也可根据这个指示检査自己头脑中的“私”字问题,如何同头脑中“私”字作斗争的问题,如何同自己头脑中资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因为只有彻底肃清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同国内、国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我现在没有听宁夏各方面同志学习这个指示的详细情况。但我从各方面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总是觉得体会主席重要指示还差得远,还要作进一步努力从各方面学习。这个重要指示,这是记录稿。首先讲到大好形势。主席说,七、
    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同志们应该深深体会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过去是怎样看的,过去的思想是否符合主席的这个指示。宁夏的形势怎么样?宁夏的形势是否符合主席这个思想。这都需要我们深思
    主席讲到形势大好,指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运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大家对这一段要仔细的想一想。我初步学习研究的还不深刻。我想谈一下我对主席这一段指示的了解,也许了解的还不够,同志们可以批评、补充。主席指出来了,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回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这已经变成普遍的口号,要关心国家大事。经过一年来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几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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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大家都在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家还记得吧,在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我们林副主席发表了发挥主席指示的这个讲话。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夫妻之间,姐妹之间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志们自己可以调查一下,就是这样。我所知道的,前几天有一位解放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跟我讲,他的夫人和女儿就是两派,到块经常辩论,妈妈反对女儿,女儿讲不过妈妈。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造反派,一个儿子是保守派,一个儿子是逍遥派。所以一家人到一块不象以前讲闲话,也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心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象这次发动的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第二条,也是重要的标志,亿万的革命群众在那里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广泛地同群众结合,是国阿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百年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大家都还记得吧,去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讲过这样的问题: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学习主席著作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公报上有的、报纸上公布过的。这个公报发表到今天,已经过一年的斗争。经过这年的斗争,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比一年以前更加广泛了,这证明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也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开创了世界劳动人民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中国的大好形势,而且还有世界意义。同志们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国际的反映,当然,不仅是阿尔巴尼亚,还有世界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都是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新闻公报上,称赞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马、恩、列、斯的接班人和继承者,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兄弟党承认的,不仅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创造。同志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任何力量所反对不了的,这是保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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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我们党不被篡夺的最最重要的保证。因此,同志们在宁夏看一切问题,要从那里出发?不是从这一派那一派出发不是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出发,一切出发都应该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个标准,才是划分真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真革命,假革命,真相信毛主席还是假相信毛主席的分界线。我们只有一派,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派,在谈论解决宁夏问题时,要紧紧掌握这点,这才是真大方向,不是假大方向
    第三,什么叫大好形势,就是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有党中央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了,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粉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这个夺权的月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现在全国是这样的形势,有些省、市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省不是,这个大家已经晓得了,我就不谈了,有些省、市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期好象很乱,乱得很!宁夏在前一些时候也有些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越发乱的地方,矛盾就越暴露出来,越便于把矛盾解决。事实证明,越是乱得厉害的地方矛盾就暴露得越充分,阶级敌人的面目就越发暴露的清楚,问题越能解决的彻底。这是第三个问题,要看到大好形势。
    第四、在毛主席伟大号召下,目前全国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我们相信,毛主席讲的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是十月,正如毛主席说的,形势一天天向好的方面发展。各地方总的趋势是革命大联合的多,搞分裂的要少了。我初步想的,认识的,就是这样,主席讲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想到的就是这四条,当然不止这四条。如果我们把毛主席的思想运用到各个地方,更会体会得深。比如,拿毛主席这个指示来看宁夏问题,比以前是大好呢,还是坏呢?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六十二师进驻宁夏以后,形势变得一天一天地更好了。就是从你们代表团来说,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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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的思想来说,在毛主席的关怀,启示下,在中央、中央文革的帮助下,代表团的工作、代表的思想也是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的。因为大家亲身参加了国庆节,亲身看见了毛主席,亲自听到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又学习了毛主席视察个大区所做的重要指示,我是这样看的,同志们的思想比来的时候有所提高了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思想的提高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来看,我看了朱声达同志10月9日的检查,这个检查已经发到各个代表团了,当然各代表团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这完全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志讲到,这是假检讨真反扑,没有触及灵魂,这是允许的,甚至有人讲,这个检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站在总指挥部方面,对筹备处不利。各种看法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很白然有的。但是,我的看法,虽然朱声达同志这个检讨还不彻底,有的地方没有触及灵魂。但比起来的时候进了一步。这说明主席思想,主席的号召,在我们同志特别是犯错误的同志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应该这样看,他是向中央、向兰州军区检讨的,不能从派性来看,他检査了对兰州军区、对中央的态度,开始检查了他过去迷信贺龙,不是对筹备处,是向中央检查他思想中的问题,检讨虽然不够,我们大家应该帮助他,不能从派性岀发,不能认为对我不利,就说他是假检讨、真反扑,难道主席的召唤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点作用也不起么?不是那样的。所以,只要从毛主席的思想出发看问题,才能问题看得清楚,从派性出发看问题,就容易看得相反了。所以我看整个的大好形势,宁夏的大好形势以及代表团的思想的变化。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毛主席召唤的威力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总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总不是百分之百的,总是一分为二的,说是大好形势,不是说就没有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起伏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他们会自动放下武器,自动退出舞台,因此,全国还需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一个大批判运动,从大批判中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个学校斗批改的问题,任务还是很大的,这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斗私这个斗争不是开一次会两次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一个人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两天的事情,同时,同志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大好形势下面,在敌人感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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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崩瓦解、全面崩溃面临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还会千方百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还会用各种方法,各种卑污的手段,企图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动摇和瓦解人民解放军,企图动摇和瓦解新成立的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委员会。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联想到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不是指出这个问题吗?就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少数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利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来混水摸鱼,妄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一点是阶级斗争中可以理解的现象,敌人它总是要反扑的,越在仝面崩溃,土崩瓦解的时候,它越要垂死挣扎。这一点,宁夏的群众、宁夏的群众组织必须看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反革命的组织,也许你们宁夏也可能收到这样的文件,他们在全国散发,他们叫做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他们到处散发一种信,散发这种信目的就是要瓦解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对他们的土崩瓦解不甘心,企图恢复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极少数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反革命和文件,这些最坏的家伙,按他们来看,陈伯达、江青、康生简直都该枪毙。
    (李天焕同志插话:从主席到林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
    是啊!从主席到大副主席,他们都要打倒。这叫狗急跳墙。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宁夏的同志们要注意,这种反动的思想,反动的标语,反动的文件在你们宁夏也有
    (总指挥部代表插话:有!还有“打倒洗恒汉罗”的标语)不仅打倒洗恒汉罗,他们对毛主席还造谣诬蔑。
    (总指挥部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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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竞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我个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这么个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你们看真理报上,赫鲁晓夫他们也是这么骂我们的。这一点应注意。从材料上看,这些反革命的活动,有些群众组织是受蒙蔽的。他们不是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相信谣言。各组织应该警惕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情况,在九月间,你们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要注意,有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些人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上这个当。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这个东西,是在大好形势下自然会有的,不要受这种蒙蔽。
    我讲了代表团的思想有了大大的进步。同志们,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所在地,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另外北京也有坏人,你们不要听北京那些坏东西的话,你们不要让5.16、非常委员会来迷惑你们,不要根据谣言来宣传。你们代表团中就有人根据谣言写信回去给他的同学,他的那个同学已经退出了筹备处,加入了总指挥部,把信交给了六十二师。在北京到处都有阶级斗争,这一点同志们要提高警惕,你们要当心上当,当心被人利用,当了敌人。在北京不能抓住一点问题就无限上纲,去符合自己的思想。不错,党校的李广文犯错误了,李广文就是要打倒我,有些人抓住李广文、张文林的问题来动摇中央对宁夏问题的解决,制造谣言,把矛头对准六十二师,替青铜峡反动坏头头的反革命事件辫护,在中央解决问题,不是听从中央的指示,而是听从反革命谣言的指示,制造混乱,这就不好了。当然,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规律必然出现的,但是这些人是不会得逞的。他们越是暴露,问题就越容易解决。不要怕这种东西,阶级斗争必然会有的,这不仅宁夏有,全国各省都有,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规律的。但是他们阻碍不了历史车轮,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他们会象黑夜里的毒菌,太阳一出来就会土崩瓦解。同志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必须认清大好形势,这些人企图动摇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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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有一个思想,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大好形势,李广文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能得到胜利还成问题。过二、三年,刘、邓还会复辟的,还会胜利的、所以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决定性的胜利,形势大好这是决定大局的关键问题。同志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定这种信心,我这只是比了个例子,请同志们研究。对主席指示不是简单的读一读就行了,讨论一两次就行了
    我再讲一下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这是主席指示中最重要的一点。指示中说,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第一个原因。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这是第二个原因。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大原因。这是第三个原因。这是讲分裂的三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这是讲的群众,不是走资派。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都是讲的群众朱声达同志他提岀,他站错了队,现在要改正,改正错误这个好嘛,可以改正嘛!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在宁夏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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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这里讲,专政是需要的,不是靠少数人,不是靠公、检、法的机关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嘛!靠群众专政,政府不要捉人。一个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要发动群众自己处理。你们看到,安徽的问题就是这样。
    同志们,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摆在你们宁夏群众组织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你们要实现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根据新的情况,要发挥创造性我想了一下,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要真正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管那一派,都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才是巩固的。大家要深入研究,真正掌握毛主席的思想,真正领会毛主席对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从革命的立场上去了解它,从“斗私,批修”中去了解它,对毛主席的著作,对中央指示要好好注意学习,好好运用。这就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也要向北京的革命群众学习,特别是工厂的工人组织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已经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联合了起来。你们宁夏还要学习安徽的经验,他们已经实现了主席的号召,实现了大联合。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号召,要好好学习和应用,这样才能在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里面打下思想上大联合的基础。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个工厂里面为什么分成两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或极少数坏人利用混水摸鱼。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要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和斗争,揭露挑动群众蒙蔽群众的背后的黑手,使群众不被他们挑拨、蒙蔽和利用。过去分裂甚至武斗责任不在群众,而在少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挑拨和坏人的混水摸鱼。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们有什么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呢?就是因为有坏人在挑拨。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所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揭露操纵、蒙蔽群众的黑手。安徽就是这样,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这个问题以后。当天晚上合肥两派就实现了大联合,他们自己把他们组织里的坏头头揪出来了。
    第三、一条,重要的一条,要实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这方面我希望宁夏的同志们要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管那一派,都应该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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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别人自己讲,要多做自我批评。我希望宁夏几个方面的同志们好好执行主席的这个指示。我刚才讲,朱声达同志的检查,开始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好的。各派群众组织也要实行自我批评,不要多讲人家。这是主席指示。我上次见面时讲了,宁三司、宁总司打、砸、抢的问题、这方面与你们的关系不大。但是三司、总司,你们不要把它当成包袱,以为什么问题,什么缺点都没有了,刚才讲的在独立师散布谣言,就是你们的人干的吗?还有,有的人讲,宁三司、宁总司和总指挥部不能大联合,就是因为一个甘春雷的问题,现在是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又不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研究结合谁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影响大联合呢?甘春雷的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讲嘛!我看,基本问题是一个派性的问题,不是以我为主,唯我独革。看起来是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个重要问题。难道一个人有这样大的力量吗?就能阻碍毛主席的指示吗?那就把他抬的太高了。看起来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派性问题,还是双方面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所以,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斗私,批修,不断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不是甘春雷,也不是那一个人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障碍,而是私字当头,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大的障碍。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者不批评对方的缺点、错误,让他们自己去批。要先作自我批评,不要等人家批了再作自我批评。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和长处,不要把自己的长处变为妨碍革命大联合的包袱。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唯我独尊,以我为核心来实现大联合。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去处理去批判。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要对自己的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大家还记得吧,1943年毛主席就说过,要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多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样才能实现大联合,才有利于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斗争。一定要与私字作斗争,没有这一点,你们就联合不起来。你们宁夏,在大联合方面虽不是最落后的,但也不是最先进的,你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主席的大联合的指示,我们要多在这方面做工作,首先是在代表团做工作,也要在家里做工作,不要乱七八糟地给家里写那样的信,散布谣言。安徽的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实现了联合家里就有人说他们右倾。修了,是陈独秀。本来群众对你们的活动就不太了解,你们再散布一些谣言就不好了。自己要批判自己的错误。总指挥部要批判总指挥部的错误,三司、总司要批判三司、总司的错误。至于筹备处,你们到现在连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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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达的那种检査还不能接受,就差得太远了。杨一木、马信,我接触了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们答应了我,要作检查,
    十多天了,到现在连一个字也不交给我。那天晚上我没有把你们的罪行材料拿出来,是希望你们自己自觉地检査,但你们却把中央对你们的循循善诱当成包袱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今晚上你们会听到,朵恩华同志马上要讲。你们到现在还玩弄很多手段,你们叫陈养山讲那不行,要讲,要讲你杨木讲,你马信讲,你李矛召讲。这种手段,在青海,赵永夫早就玩弄过,我们不愿意再看到。陈养山,你不要糊里糊涂!(生气)你这个人呀!我们是老同事,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你总是被人家利用。要作自我批评,不要继续隐瞒白己的错误。主席说,要解放一批干部。怎么解放呢,就是要一看二帮。解放一个干部,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干部都被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我们还希望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首先要靠自己解放自己,主要是自己。怎么解放自己呢?首先要作自我批评,主席讲一看二帮,看就是看你自己,帮是大家帮。朵恩华同志讲话也就是帮杨一木、马信。这方面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把错误隐蔽起来,甚至利用中央的政策为自己的错误打掩护。在这方面,你们还不如朱声达同志,朱声达同志到中央来还打了个电报,问他来不来,中央说来。你们怎么样呢?到北京来,背着中央,隐藏起来,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你们,才把你们寻找到一起。在党的这个关系上,你们连朱声达还不如。你们来北京隐蔽起来,背着中央干什么?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你们过去是区党委负责人,向中央连个名都不报,自己把自己隐蔽起来干什么?这里面就是私字作怪,我希望大家能够作自我批评。实行主席的指示,事情就容易解决。这个第三条,实行我批评,对大联合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条,解放军实行正确的方针,根据主席的指示,正确进行支左工作,这对于促进大联合有重要作用。各地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当地驻军,实现了主席指示,实行中央政策,就会对革命的大联合起很大的作用。我这一次同外宾到山东,看到青岛的六十七军的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对促进大联合做了很多工作,有一个工厂,三、四月间就实现了大联合。当然,主要是靠内部整风,靠群众自己的觉悟,但解放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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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过去,自治区军区朱声达、江波同志,你们过去的错淏,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方针,拉一派,打一派,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结果造成了群众的分裂,自己反而垮台了。所以,军区的同志,要彻底作自我批评,检査自己的错误,这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有好处。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你们不能从派性看问题,要从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看问题。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有一个特点,犯了错误就改。有时没有经验,思想没有准备,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林总八月九日的讲话,大家要好好学习。那个讲话现在已经发下去了多听群众意见有好处,筹备处的同志。你们不要帮倒忙。他们错了,你们还拥护他们那错误,结果就是帮了倒忙。为什么中央派六十二师去呢?这是对你们的最大的支持。现在个别人喊这样的口号,“六十二师从宁夏滚出去!”这完全是反动的,反中央的口号。我曾经讲过,调动解放军的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点头批准,谁也调不动。你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看成象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那回事。一个营,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没有哪一个人敢调动。(洗政委:我们大军区调动一个连,都要报军委备案的。)是啊,你们天天读语录,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有些同志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也喊相信和拥护解放军,可是也不知道解放军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没有加入过党,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毛主席领导的党,他们用自己的派性把我们看成是勾心斗角的集团,可以随便发号施令的。
    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必须贯彻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人民解放军也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好地支左。事实证明,哪个地方人民解放军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个地方支左就搞的好,哪个地方没有实行毛主席路线,哪里的支左就犯错误,影响到群众组织分裂。在这方面,宁夏军区的错误就特别影响到了筹备处这个组织。大家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要好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军队的指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六十二师进驻宁夏,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你们要好好和六十二师合作,要相信和拥护他们。当然,六十二师刚到宁夏。有的情况还不了解,我不是说他们就没有缺点了,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会不考虑你们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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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联合,我就提出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
    为了促进大联合,为了把宁夏问题弄清楚,我们今天晚上想让朵恩华同志就他知道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过去是筹备处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军区的一些人,和筹备处的一些头头都有接触。让他讲一讲,是为了帮助军区犯错误的干部和其他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为了帮助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很快觉悟
    我的话就讲完了。我的话也不一定全对,你们可以批评。如果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不打也得倒,如果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就是天天唤打倒也打不倒。下面请朵恩华同志讲一讲。(热烈鼓掌)
    (接着,朵恩华同志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在他发言过程中,康老有许多重要插话)
    (当朵讲到秦良时)康老问:秦良,杨一木的代号是什么?朵答:秦良是81号,杨一木、马信都叫老头子,老头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康老说:老头子就是老头子嘛!
    当朵讲到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参谋团员代号的变化规律时)康老说:这种手法是怎么学的,这样“高明”?哪里学来这一套特务手法?我做秘密工作时还没有这样高明哩。
    (当朵揭发到何其仁指示让筹备处把吴忠快点打下来时,康老问何其仁:怎么个快打法呀?何支支吾吾说“我有罪”)。
    (当朵讲到筹备处头头杨一木等人到北京后的活动时)康老说:他们不是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老实的。现在筹备处还有活动,就是他们指使,他们继续叫些人犯错误,他们的黑手现在还伸到银川去,他们实在坏哩!
    (接着,军区稽振华同志、马林同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黑干将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还有许多同志要讲,今天晚上来不及了,下次再讲吧
    从王团长讲的这个事件(指朱、何等人背着王团长把马信等人交王团长下属某连窝藏保护,马信等人煽动该连指战员围攻王团长并限制其自由的事件)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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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看出,马信他们欺骗、煽动我们一个连队围攻自己的团长,他们是在瓦解我们的解放军。现在不知道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怎样?
    (王团长:干部战士都转的不好。
    朱声达、江波、何其仁,你们看看,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部队危害多大军区的同志、区党委的同志,(区党委联络部张开义在这之前,要求发言)从这件事就可以看看你们的错误。这种流毒至今还影响着连长、指导员、战士。你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独立师的领导干部也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深刻的教训。群众组织的人,再也不要去造谣诬蔑、散布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仅蒙蔽自己,也蒙蔽战士,正如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的,是自毁长城嘛!没有人民解放军,怎么能稿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得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你们要深刻检査,要做工作。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对他的团长采取那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是马信他们在那里散的毒。我们欢迎朱声达同志,检查自己的错误。朱声达应该知道,你检査不是对哪一派,而是对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对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有极大的帮助,这可以使他们认识更清楚
    有些同志要求要讲八·八事件、筹备处打吴忠,打青铜峡的策划情况。下次可以讲。现在有些人还在为青铜峡反革命事件辩护,把问题揭开来以后,你们自己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军队支左如何,是实行正确路线。还是实行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关系,这一点,从宁夏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散布了许多毒素,欺骗和毒害群众。毛主席派六十二师去宁夏的时候,对筹备处的参谋团(也叫地下黑司令部)和群众就有很大的震动,觉得六十二师对他们很不利。他们自己讲,他们要完啦!这是什么思想?很明显,这是受了军区错误路线的影响。这种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我相信,尽管有人受蒙蔽现在还没有转过来,但只要他们把真相了解清楚,认识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站过来的,即使他们犯了错误,日把毛主席的路线和他们讲清楚,他们会很快转过来的,我坚信这一点,只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他们见了面,他们看到了军队支左方面错误路线的影响,即使是上层领导,他们也会很快转过来
    你们要掌握毛主席视察三个大区时的指示,结合本地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在斗私,批修中运用这个武器,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要用主席思想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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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私心杂念,只要同志们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是完全能够转过来的。稽振华同志讲的话我相信,同志们是想跟毛主席走的,但有的人行动不是这样。只要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会马上转过来的,就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
    最后我再叮咛一句,一定不要从派性出发,要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希望杨一木、马信,你们这些同志不要再玩滑头了,你们要老老实实地作检査。你们要叫陈养山讲,我是不听的!要讲,你杨一木讲!要讲,你马信讲要讲,你李矛召讲,将近一个月了,你们为什么不检查,不写材料?你们为什么那样顽固?我们好心帮助你们,你们倒去作反宣传去了!这也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好吧,下次再说吧。
    (总指挥部代表团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等口号。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宁夏总指挥部赴京汇报代表团196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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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十六时至十九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佑、曹轶欧、康健民。
    兰州军区的同志,讨论陕西问题,冼政委他去参加那个会去了,李天焕同志参加另一个会议,也不能来,叶群同志她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等一会可能来。我们先开,继续昨天晚上的会议。昨天报名发言的人很多,没有讲完,今天继续发言,有的同志要发言还可以报名。这样意见,那样意见都可以讲,大民主嘛有不同意见是允许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信谣言,散布谣言,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在会上,任何意见都可以讲。对一个问题,赞成的,不赞成的,都可以讲。各派都可以报名,轮流发言。报名的很多罗!今晚八点钟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开会,现在是四点,我们的会可以开到六点半,讲不完还可以再找时间讲罗现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同志讲,马生其同志准备
    (向辉宇同志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向发言结束时,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起!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接着大联筹马生其同志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地下黑司令部的罪行。马发言时,总指挥部代表不断高呼: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坚决支持马生其同志的革命行动,热烈欢迎马生其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我们并肩战斗!最后,康老又作了重要指示:)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马生其同志最后一句话,很值得大家深思,是保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还是保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方向问题。各个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考虑问题也以这个原则来自己检查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谢光明同志在场不在场?(筹:不在)为什么没来?(筹: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应该晓得开会嘛!到那里去了(筹:上街上)我想同谢光明同志核实一种情况,他是不是筹备处的代表?(筹:是)他是那个单位的。(筹:吴忠中学学生)我想问一下,他在北京是否写信到吴忠去?这件事,是不是确实的?因为有人把他写的信交给了62师在吴忠支左的部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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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青年同志,中学生,当然啦,青年人嘛,犯错误可以原谅。但是,他的信中有条,说北京三军,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在李天佑的率领下已前去宁夏吴忠等地重新调査宁夏的问题。我不晓得,谢光明是不是认识李天佑,是不是写过信,但在吴忠确实发现过这封信。李天佑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说他率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吴忠等地调查,那就是说中央不相信62师。同志们,我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识李天佑同志?(众:不认识。这时李天佑同志站起来,康老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李天佑同志(大家热烈鼓掌)。
    (李天佑同志插话:同志们,谢光明如果在北京写了这样的信,那完全是捏造,是谣言。我根本没有到过宁夏自治区,更没有到吴忠去过。刚才康老对我讲这个情况,我听了很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老实话,应该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忠诚于中央文革,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捏造是非,造谣诬蔑,玩弄手法,这不是真正的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同志们,战友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忠诚坦率,不要搞手法,不要造谣)。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为了核实一下,另外我坦率的告诉筹备处代表会议一开始,我就向你们说过,作为一个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忠实的坦白的向中央、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都可以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好好掌握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这是你们的两大任务,能不能作一个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就看他能不能执行这两条。开始我曾征求过指挥部方面的意见,是否要筹备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有的同志不同意,我向他们解释,来北京开会可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叫他们来开会不能证明这个组织什么性质。各派都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叫筹备处来,目的叫筹备处的同志了解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方针也就是教育他们,使他们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取得个资格回到宁夏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到中央来开会的代表。这一点,筹备处的代表,要警惕,必须坚决执行上述两条任务。现在,我提出两条希望,征求你们的意见,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备处,共同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到中央来,也包括朱声达等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九月二十六日接见,国庆节让他们到天安门参加观礼,其目的是要教育这些同志,争取这些同志,促使这些同志积极地去了解主席的思想,了解中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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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错误。不是叫他们上了天安门,就证明他们是对的,就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同志们,应该懂得中央的这个方针政策。但有个别人利用中央这个政策,回去制造谣言反对中央,比如说:“朱声达、何其仁、江波犯了错误,毛主席还接见了他们,可见他们是对的!”让朱声达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就证明他那是对的了?筹备处的代表也参加观礼了,到了观礼台上就证明筹备处保朱声达也是对的了?这就把中央召集宁夏同志开会。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理解错了。这不是同中央一起把宁夏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地解决宁夏问题,而是制造纠纷,不惜制造各种谣言反对中央。现在,在宁夏反对中央的各种谣言都是有的。这一点,应引起在座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到会人员都注意,绝不能利用给你们在北京的这种地位,回过头去反中央。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回去反就是了,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开会呢!这种造谣还有很多,很多。最近筹备处代表还提出十大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到要问你们,这到底是干什么?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呢?底下的群众不晓得,可以原谅,那么代表在中央开会,应该晓得吧?!如果利用代表在北京开会的资格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还有什么资格作代表呢?!因此,筹备处代表以及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的代表,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同你们商量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第一个问题,所有在北京的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对不准利用在北京开会的地位,利用代表的资格,向宁夏制造谣言,反对中央,这个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代表带头高呼:坚决执行康老指示!)第二个问题,你们如果得到消息,在宁夏不管是银川,还是那一个县,如果有人散布谣言,筹备处或者其他方面散布谣言,你们代表团有义务有责任写回文件,写回声明反驳这种谣言。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赞成!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再次高呼:坚决执行康老两点指示!)大家都赞成,很好。一时受蒙蔽。有个别人听信了谣言,犯了错误,只要觉悟了,改正了就还可以当代表,不要撤销代表资格。比如:谢光明同志自己可以检讨,也不要撤销代表,他才十七岁,是个青年嘛!你们应当原谅他。同志们在这方面,主要是说服教育。重要的问题是不要被谣言领导自己,而是要用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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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思想武装自己,不要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自己,而是要用毛主席革命路线观察一切问题。
    昨天,稽振华同志讲了,说他没有到过北京,也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有这个感触就很好,但不要错误的利用现在的这种环境和情况,再去混淆是非,蒙蔽群众。今天,李天佑同志正在开会,我打电话叫他来,让你们看看,澄清这个问题。怎么能造那样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利用中央耐心教育的政策来对抗中央我要向你们讲,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这种心情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完全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不让他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最后还是勉强说服了,革命群众的态度是好的,一下子容易理解主席思想。但另方面,绝不要去了就作相反的解释,来掩盖包庇他们的错误。这一点你们的代表应该注意,在宁夏谣言是很多的,是长期存在的,用这种东西对待群众那是犯罪的,是蒙蔽和欺骗群众,不是革命的行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个问题要很好注意。
    现在已经七点了,还有很多同志要讲,我想,讲话要扼要一点。有的同志讲话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有些事实可能有个别出入,但要看总的方面。刚才马生其同志的发言,以及朵恩华同志的发言,总的方面是好的,犯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朱声达反动路线划清界线。这就是主席讲的斗私。只有斗私,才能更好的批修。不能私字当头,派性当头,从私字出发,从派性出发,就会蒙蔽自己。
    今晚会议,暂时拟定十二点再开,也许今晚开不成了,你们在家里等通知,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许短,也许长。有的同志还要讲话,希望同志们筹备下,讲得扼要一些,把主要问题讲了就行了。今天只讲了两个人,照这样讲个月也讲不完。好啦!同志们吃饭吧。(总指挥部代表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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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K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至七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
    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康健民同志。
    现在继续开会吧,昨天晚上我那个会开到下三点,原来约定的会不能开了。现在请商金仓同志发言,马子明准备。
    (商金仓同志就朱声达如何把黑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马子明同志发言,军区张艺同志准备。马子明同志到前面来讲好吧?(马子明同志揭发了朱声达及其控制下的大联合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当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时,康老插话问:“停止生产是张号传达的?所谓停止生产是指工厂还是农村
    马子明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军区张艺同志发言,张元树同志准备。(张艺同志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当张艺同志讲到朱声达迫害马思义同志及六零年两大案件时,康老说:马思义是“八
    ”被杀的,这件事筹备处的代表要做深刻的检讨,你们受了蒙蔽,
    犯了错误,犯了很大的错误。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是这次接触宁夏问题时我才晓得这样的内幕。六○年上半年,当时我们离开北京,搞“毛选
    四卷的出版工作,不晓得这一回事,只听说刘格平同志犯了错误,双反是这一次才听到的。刘格平同志是47年和我们在山东搞土改时才认识的,这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不是说没有个别的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党是忠实的,这一点很清楚那时他对反革命分子饶漱石是不满意的。他为党几次坐牢是坚定的,对吕毅和区党委的金晓村是反对的。后来听说他这个同志在宁夏犯了错误,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这次才晓得是这样一个大惨案。这次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地、实事求是地为这个惨案平反。丁毅民那时是一个青年同志,同我们一道工作过,以后怎样不知道。在鲁南的时候是不错的
    (曹轶欧同志插话:那时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嘛!)
    即使有错误,也不能那样对待,开除党籍,至今没有恢复,也许在宁夏犯了错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开除党籍,还坐牢七、八年,不恢复党籍,这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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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不平常的事。中央当时可能是彭真处理这一案件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给他们平反。不但不平反,相反还把马思义同志杀掉了,这实在是痛心!筹备处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很好的认识这个问题,朱声达有错误,这次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他在他的检讨中讲了一下,还要深刻的检讨。两百万人口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很反常的一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底是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从马思义被杀害这一事中,从它的前因后果来看,是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我今天问一下,象丁毅民这样的同志,不管他错误怎么样,你们看应该不应该恢复党籍?(答应该!)恢复了党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澄清嘛!
    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还是同走资派李维汉等人有关系,就是说同过去的统战部长李维汉有关系,他过去主持民委,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有些问题和他有关系,因为汪锋、杨静仁是李维汉的帮凶。
    张艺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下面由三司的张元树同志发言。”当张元树同志诙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22号文件时,康老说:“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宁夏的代表、宁夏的同志不要受欺骗,不要以为王力、关锋犯错误就怎么样,实际上他们的错误是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揭露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反对我们,你们并不清楚。现在各地方的老保乘机想翻案,老保想翻天,想反中央,反中央文革,认为中央的电报、指示是王力、关锋搞的。他们把中央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集团,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好象中央文件是王力、关锋两个人就能搞出来的。同志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在宁夏,这种宣传蒙蔽群众,混淆是非,为坏人翻案,利用王力、关锋犯错误制造借口,散布谣言,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你们要告诉宁夏的同志,不要犯这样的错我这是一个忠告。我如果不讲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至于听不听,那在你们了我有责任,因为我是受了中央的委托、中央文革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的
    诬蔑了毛主席的著作,中央反对,这怎么能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怎么能大毒草呢?那么什么才叫符合毛泽东思想呢?遇事要开动脑筋,把“私”字、派性去掉来看朱声达的错误,问题就清楚了
    (代表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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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辱毛主席著作,不反对,就是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反对了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同志们冷静的想一想,中央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准了222号文件,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这怎么能叫大毒草呢?同志们动脑筋想想就可以清楚,只要不从派性岀发一想就通。青年同志要动脑筋想,把保卫毛主席著作的文件说成是大毒草,那反面就是不要保卫毛主席。
    当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时,康老插话说:“这是造谣!谢副总理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把谢副总理马上找到这里当面对证。谣言很多,不要听信。”
    张元树同志发言结束后,康老说:“张德贵同志发言,王希年同志准备。”当张德贵同志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时候,康老严肃地指出:“这恐怕是朱声达做的很错误的一件事,我们也是不通的,既然支持了,为什么又突然退出,还发表了告什么书?兰州军区也不赞成,朱声达为了欺骗、蒙蔽群众,还说中央、兰州军区同意的,这实在是不对!毛主席讲过,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用蒙蔽的手段对付群众,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当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时,康老笑了插话说:“到底假扮夫妻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这样事情在杭州也出现过,假扮夫妻,在那里哭,问了半天,那个小姑娘还没有结婚呢!”
    当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时,康老点了点头,说:“这里我插一句,我根本不认识张文林。张文林虽然在党校,我也不认识,也没有看到什么材料。李广文要打倒我,张文林和李文比较接近,张文林可能受他的蒙蔽。你们不是怀疑有什么黑线吗?说什么人通过张文林转给我材料,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直到这次我参加批判李广文那次会上,我才认识张文林
    当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8048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时,康老说:“这一点我插一句话,兰州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吴忠可能发生武斗派六团到吴忠去劝止武斗,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请示了军委,是中央军委同意了的。应当用解放军去劝说,但是结果这个部队被挡住了。从这个问题起,就有部分人总是反对62师,直到现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还喊什么“打倒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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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62师从宁夏滚出去”,这种宣传完全是反动的宣传,是违反毛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关怀的。
    (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口号)
    开始得到消息,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农民的问题,农民是不会阻挡人民解放军执行任务的,一定是人武部搞的。阻挡野战军执行任务,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这一点宁夏军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不当一回事。特别严重的是,还带着机关枪阻止解放军执行任务这是严重错误的,这不能说是什么革命行动
    发言结束后,康老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王希年同志下次讲吧,我晚上八点还有会。有的人利用青铜峡事件来制造谣言,反对六十二师,是错误的。所以我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央解决各地方问题的方针,这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解决各地问题首先解决各军区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宁夏同志必须了解,让军区同志来是根据主席指示。同志们可以看见,那天晚上陕西军区的同志来了但陕西的群众组织代表还没有来,先要把军区的问题解决。为什么先把军区、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谈清楚?这就是主席的指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昨天、今天的会议的反映来看,筹备处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朱声达、江波、何其仁在那里操纵以及他们参谋班子杨一木、马信他们在那里蒙蔽、操纵。这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到,受蒙蔽的群众一旦接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会很快觉悟过来的,我们应当欢迎这些同志。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所谓有功,就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今天到此为止,下次什么时候再开会,再通知好了。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陪同接见的有:李天焕、曹轶欧、冼恒汉、康健民同志。康老手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现在继续开会。全国的形势大好,很多地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咱们宁夏的文化大革命迟了一步,现在希望同志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赶快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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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因此,让同志们连续开会。我看正如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矛盾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哪个地方矛盾就接近解决。哪个地方乱,哪个地方问题就会解决得更好,工作就会前进得更好。你们隔壁的内蒙古就是这样,内蒙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此,咱们的工作要赶上去才行。现在开会,按照报名,陈万福同志发言。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
    当谈到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时,康老笑了,问:“桥炸了吗?”
    当谈到他们策划青铜峡事件时,康健民同志问:“你们先打那里,后打那里,是怎么研究的?”
    当谈到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时,康老问:“是用什么炮打的?”回答是“八二六零炮”。李天焕同志插话:“是两种炮吧!八二是一种,六零是一种。”康老还问:“炮是在那儿搞的?”
    当谈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时,康老说:“是啊!工人同志是受蒙蔽的。”
    当谈到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
    七夺权,由于他出于对解放
    军的热爱,而跟着朱声达走上邪道,康老连连点头,康健民同志说:“朱声达就是利用这一点。”康老严肃指出:“朱声达是利用解放军的威信,对工人、农民学生进行蒙蔽。”接着又说:“你犯了错误,自已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有些同志,认为朱声达是解放军的司令员,朱声达也就利用群众相信解放军利用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诱导群众走到邪路上去,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当谈到群众受蒙蔽,罪在朱声达时,康老说:“对,群众是受滎蔽的。”接着说:“群众是没有罪的,是受蒙蔽的。这一次张怀礼同志回去,我们告诉张怀礼同志,要把一些犯错误的领导和群众分开,当然,造反派一时有些过激情绪应该做说服教育工作。”康健民同志说:“我们已给62师打了电话,正在做这个工作。”康老说:“王希年同志发言,王锦同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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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希年同志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
    当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康老点了点头。当讲到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心中有鬼时,康老连连点头说:“是啊!”并问了胡秉坤、宋长胜的情况。接着康老让王锦同志发言,并说:“他有个青铜峡事件的示意图,给大家看一看
    会场挂出了大幅《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62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志借助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王锦同志发言后,康老说:“请兰州军区冼政委讲几句话。”
    冼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康老接着作指示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他们到过青铜峡,或部分或整个地指挥青铜峡事件,从同志们的揭发看,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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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现在有些人对62师、兰州军区和中央进行造谣诬蔑。有种种谣言,种种反动宣传,这一点同志们不要再受蒙蔽了。筹备处自己的人也讲,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上了杨、马、朱、杨(一木)、马(信)的反动路线的当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广大群众是无罪的,甚至筹备处一些头头也是受蒙蔽的。从王希年、陈万福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你们可以问一下,这种情况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当然也有,但不是象这样明目张胆地搞的。同志们要提高阶级警惕,要清埜地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中央的方针是让同志们有意见就讲,不符合事实的你们可以讲,但是走资派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听了很惊讶,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杨一木、马信那一套。广大群众本来是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被走资派操纵引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有个好处,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孑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犯了错误,承认错误,彻底改正错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情况好得很,中央肯定这种精神。这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们拿具体行动来执行、运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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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康老让陶泊发言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
    当谈到朱声达对抗117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时,康老指出:“那个文件上规定,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或反革命组织,都要经过中央批准的。那个文件上是这样讲的啊!
    谈到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时,康老说:完全是造谣!现在你们群众中,造谣简直成了重要的资本了
    当谈到筹备处参谋团扩大会议几条决定中,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康老说:“(你们搞参谋团),就把头一条否定了。头一条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但是你们又组织一个参谋班子,抗拒群众运动,这是宁夏很独特的东西,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搞什么参谋班子!你们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看活学活用的,是反毛泽东思想,应该把头一条改一下,叫活学活用刘、邓路线。
    当谈到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时,康老说:“是不是真上山了?你看见了?不是说没上山吗?何其仁你去了吗?”(何其仁站起来吱吱唔唔地说:“去了两次。”)
    当谈到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时,康老说:“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时候有这个讲话?你们把这个东西拿来我看看。文化大革命中假造的东西可多了。”
    当谈到毛主席对武汉问题的三条指示时,康老说:“那倒是真的啊!那个问题同志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理解。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坚决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是坚决改正错误,第三个是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如果做到了这三条,陈再道同志可以回到革命行列中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面,所以才提出做到了这三条才可以重新回到革命行列中来。一方面劝他们回到革命行列里来,另一方面说明他已不在革命行列里,应该这样理解。”
    当谈到毛主席对兰州军区支左问题的指示时,康老说:“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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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当陶发言说康老专门接见杨一木等人时,康健民同志说:“康老让他们来反映情况,康老没有怎么讲
    陶发言后,康老接着指出:“你的讲话,当然同志们有意见,这就证明了个问题,你们参谋班子的确是控制筹备处的参谋部。什么是参谋部?参谋部就是司令部。部队上的司、政、后、司就是司令部。我可以跟同志们讲,在有些国家,有些外国文参谋部和司令部是一个词。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开了什么会议,但是从你的讲话可以证明王有生同志讲的,的确有一个地下司令部。对杨一木他们来,我们并不知道,同朵恩华同志谈时,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下黑司令部,以杨一木、马信他们为首。我们便千方百计的去寻找。你们过去是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来到北京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你们一来对我们是秘密的,有话可以讲嘛,但是这时我们大体上已经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康健民同志晓得了,那次我找他们是听他们的意见的,是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隐蔽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愿向中央交待,不要说交待问题,就是连反映情况也不愿意。同时我觉得当时杨一木、马信采取了一种很不好的手法,当然不是类比了,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和青海赵永夫同志的手法,陈养山也犯了错误,他们让陈养山讲。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手法很不老实,不应该这样子。在中央面前这对他们是个考验。当时他们讲到要写材料,过了国庆,还不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写。大家想一想,这怎么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呢?当时使我们看到,他们不愿意做检査。”
    总指挥部代表对陶泊发言态度的不老实,提出了批评,康老说:“我不是讲过嘛!在这个会上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的意见,那样的看法都可以讲。我们的会有民主,我再三的讲过赞成这一派,不赞成这一派,赞成这样的意见,不赞成这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嘛!中央召集各派来,都是听各派意见的,在这里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是绝不允许撒谎、造谣,来蒙蔽、欺骗群众。现在宁夏有些地方有人制造谣言。刚才还讲,我接见了杨一木,还为他们澄清了许多问题。这是在中央面前撒谎!这就是要继续蒙蔽群众,维持自己的黑司令部。我看这个黑司令部还或明或暗地发号施令,你们特别要警惕这个东西。在中央面前千万要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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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忠诚,一个党员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忠诚老实,这是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有的还是老共产党员,还担任一定的工作,应该忠诚老实,绝不能采取撒谎的态度。至于有的人讲的不对,可以反驳,摆事实,讲道理,完全可以允许。陶泊要求发言,我们允许他们讲话,至于讲的怎么样,你们可以判断。”
    康老又说:“不管怎么样,(陶泊)不是真正的检査,总的还有为你们的司令部辩护的意思。应该从高的,从灵魂方面,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方面检查,而不是讲一些琐碎事实,这是不行的。”
    当总指挥部代表要求把地下黑司令部干将姚持找回来交待问题,筹备处代表要求62师公布向中央反映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报告时,康老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是受蔡蔽的,这要由杨、马和朱声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主要责任。青铜峡事件已不是一个群众简单的武斗问题,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有一个同志提到姚诗,同志们犯什么错误,可以向中央交待清楚,是就是,非就非,不要藏起来。刚才这个同志提的意见是合理的,应该由杨一木同马信你们负把姚持找回来,向中央讲清楚。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问题,我们责成杨一木、马信把姚持找回来,挽救他,使他受到教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们也许会讲,你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们总有办法找他回来,不要秘密的,不要采取那个办法。在中央又不会打他,不会揪他,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杨一木你看怎么样?(杨一木答:来了,已打招呼了。)有什么错误可以交待清楚,下次会可以让他来。总之,中央的方针,毛主席的方针,干部犯了错误,能帮助的,就帮助他们改正,挽救他们,从错误路线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对革命有好处。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开封的八·
    四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挽救一个同志就对革命事业增加了一分力量。这个话是对的
    时间不早了,今天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康老。)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汇报到大联合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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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说:要跟群众讲清楚,不是甘春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他省也有,比方西。不要把一个干部做为联合不联合的条件,群众组织要从这个框框解放出来不要认为结合这个人不结合那个人,就阻碍实际斗争。当前是群众组织自己联合,联合都没有实现,怎么能谈到三结合呢?!有分歧的先把他摆一下,先检査,大家讨论看一看。宁夏的特点,也是宁夏问题的复杂,干部插手各派,宗派情绪发展。杨一木可称为举止不一的参谋班子,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为什么还需要那些保姆呢?好的不好的是群众改造他们,不要叫他们左右群众。
    人武部要分析,要一分为二,不会所有的人武部都坏,好的、比较好的要使用。犯一般错误主要责任在军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个别不好的调动工作或者学习,主要不要使人武部全瘫痪,现在县里领导机构,有些已垮了,主要还靠人武部做工作
    联合要有个过程,不能急躁,支左部队要经常工作,总的方面××师支左工作有很大成绩,军区干部大多多数是好的,不要搞得灰溜溜的
    康老几点指示
    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
    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仝军中进行教育。
    、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別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Ⅹ×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把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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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九六七年十二月,康生对宁夏军区的指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传达)
    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
    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別是电台有线广播)。
    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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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密关怀和领导下,自八月十六日起,在北京召开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四个月来。我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
    九月五日重要讲话,面聆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多次教导,与会同志和革命造反派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们受到最生动、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明确了革命斗争大方向。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时,我们也受到了两次接见。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促使我们下决心更快地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朱声达同志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指示,拒绝军区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残酷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使我们走上了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歧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给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仼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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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
    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
    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戕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査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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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
    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
    ”枪杀革命造
    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査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竞釆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竞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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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朱声达同志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在与原区党委内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长期共事中,一味追随,互相利用,以致立场、思想、感情逐渐同他们结合。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充当了杨、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杨、马垮台后,又取而代之,顽固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生活上也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常委其他成员中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个人主义严重,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杨、马走资派,认识不清,恨不起来;对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对革命造反派不看本质、主流,只看现象,支流,甚至对他们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抵触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这样,我们就站在无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置于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迷失了大方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形成,革命性、战斗性不强。党委长期以来,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自身革命化抓得不紧。加之中黑《修养》的毒深,彭、罗、贺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朱声达同志崇拜贺龙,受贺的坏思想作风的影响,军阀主义作风重,独断专行,强调个人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对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严重损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成员中有的政治上漫不经心,原则性很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调和折中,放弃了原则斗争。我们在两条路线问题上虽有些斗争,但很不得力。这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结果是腐朽庸俗作风发生
    在政治上腐化
    起来”。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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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们头脑里扎下根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很差,很不理解,却自以为是,以感情代政策,甚至曲解中央指示。同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缺乏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的自觉性,不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因此,在我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没有扎下根,私字作怪,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斗争,怕丢官。这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全区人民。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对刘、邓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罗、贺之流,对西北、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深入开展大批判,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彻底肃清彭、髙、习反党集团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深刻检査我们的错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同头脑里的“私”字打进攻战,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改造,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振奋革命精神,立功补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军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鉴于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请求中央给我们严厉处分,并建议改组军区领导。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打倒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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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朱声达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兰州军区党委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同宁夏党內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期间,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在京的军队干部时,我也受到了两次接见,给了我极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过极其严重,内万分惭愧,殊觉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亻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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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岀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岀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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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竞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岀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仝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岀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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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査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
    七
    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
    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
    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竞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
    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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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终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
    八
    ”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
    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于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査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屜“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査、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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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衡量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四、犯罪的根源
    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是有思想、历史和认识根源的。
    思想根源:我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步的走向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自觉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边,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私”字。由于私字在我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我的一切言行,就必然是以“私”字为转移,私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特别是怕革自己的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挺身而出,主动到群众中检査错误,接受批评,而是东躲西嶽,逃避斗争。以致在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进而发展到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挑动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武裝镇压,残酷屠杀。
    历史根源:我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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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木,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认识根源:由于自己斗志衰退,作官当老爷,不肯学习,所以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理解。因而在识别左派时,不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而是以保我者为左派,批我者为保守派;看待造反派,不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非主流、非本质问题不放,无限上纲;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看问题结果必然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总之,我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归根到底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实际,不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果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恳请党中央给我以严厉的惩罚。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彻底同贺龙、杨、马等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坚决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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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1967.12.27;中发[67]407号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8037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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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来源:原载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等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8年1月27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八时十五分至九时四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接见了宁夏军区总指挥部、三司、总司、筹革造代表。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冼恒汉。〗
    中央首长挥毛主席语录健步走进会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周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陈伯达同志在外地,不在北京,没有来看你们。今天开宁夏问题结束会。请康生同志讲话。(总指挥部代表率领全场同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康生: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我们宁夏的会议,经过几个月,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关怀、指导,经过学习最新指示,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各派代表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很大成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胜利。(呼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有周总理出席今天的会议,庆贺你们的成果,(呼口号),现在,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向同志们宣读一下。读完“决定”第一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就是中央批准了你们长期努力的成果,批准了你们达成的协议,即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邀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两个协议在中央批准了以后,还要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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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一方面,你们回去以后,要很好教育群众,很好贯彻执行协议;另一方面,要估计到贯彻执行协议中间往往发生一些问题,你们思想准备一下,这就要你们进行工作。没有这一条,不能实现协议。在贯彻执行协议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本着大联合的精神去贯彻,不要以为你们回去一、两天以后可以实行,实现协议有个过程,不能一发生问题就阻碍协议的执行。这一点,各地方都有这个经验,希望宁夏不要重复这个问题。要根据大联合的精神逐步贯彻执行协议。是经过毛主席批准,林副主席批准的,是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同志们应该是爱护的、支持的,不够的地方应该补充它不要随便地把它当成一张废纸。你们要尊重你们的成果,希望继续努力。
    读完“决定”第二条后,康老说:这一条,我跟同志们讲一讲,你们应该学习中央、中央文革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都要具体分析。这一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你们不知道。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说话、不检查,我也曾批评了他。这几个月来,经过中央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他做了几次检查,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而军区党委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
    读完“决定”第三条后,康老说:六十二师是二十一军的,二十一军在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周总理插话:由于时间紧,没有来得及用部队的代号。你们回去以后,传达时用八零三七部队这个代号)这一方面,同志们应该了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宁夏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八零三七部队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中央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同时,还要使同志们明确一点,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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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你们有些同志可能不认识,他在那边坐着(康老介绍以后,冼政委起立。)
    读完“决定”第四条后,康老说:这一条同志们应该特别注意,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全国形势大好,宁夏形势也是大好,你们达成协议,促成联合。越是大好形势敌人越不甘心死亡,敌人要做垂死挣扎的。在其他地方,中央解决问题后,敌人紧接着反扑。在中央达成协议一公布,敌人会马上来造谣,破坏。所以,同志们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支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最伟大的长城。没有这个长城,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军队,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你们要使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不久的将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读“决定”第五条后,康老说: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康健民同志,他是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张怀礼同志,他是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王志强同志,他是一个地方干部,是回族干部,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过去在刘邓路线,在李维汉修正主义分子,在杨静仁、马玉槐等人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李天冲同志,是六
    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许仲波同志,他是炮十五师的政委。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李江烈同志,他是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丁毅民同志,这位同志是回族同志,也是受了李维汉、杨静马玉槐等人的迫害,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党籍几年了?(丁毅民回答:八年)还坐过牢,坐了几年?(丁毅民同志回答:三年)这个干部原来是在山东的,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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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吧?(丁毅民同志回答:我要检査。)应该检査一下。今后,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有这么多人,而且到了筹备小组了吗!顺便讲一下,有些同志还没有平反,将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再审查。陈养山同志,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也提议结合,你不要辜负群众的希望。还有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下面讲这个问题。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该根据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待中央批准后解决。有个初步想法,按照甘肃的经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大致七个席位,这样讲,革筹小组就是十七个人,甘肃筹备小组也是十七人,群众组织代表也是七个,你们根据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岀,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参加。这些代表不是代表派性去参加,这一条可以说是我们今后的宁夏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最主要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学习、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要做到这点,你们宁夏就要继续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一种学习班最好的形式是联合办。不是各派办。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自己检査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的缺点。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着重的说一下,各派的代表同志们,要努力克服派性,加强党性,大家要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用形象的话言说,它象一条毒蛇。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或者减轻了敌情观念,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革命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阶级阵线,有了派性,就减轻了集体观点,有了派性,就减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观点,有了派性,就忘记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有了派性,就模糊了党性,就没有党性,有了派性,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要坚决同“私”字作斗争,同派性作斗争这是能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只有克服派性,文化大革命才能更好进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才能更快成立起来,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中央批示里强调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宁夏的革命群众组织跨行业的多,要逐步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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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庆祝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得到胜利,庆祝你们为大联合建立基础,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希望你们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希望你们爱护中央对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宁夏又一伟大胜利!(呼口号)
    周总理:给同志们讲一下,江青同志今天感冒,她先走了。还有叶群同志,她也要走,有点事情。(叶群同志向仝体代表招手告别)谢富治同志也去开会去
    康生同志:和同志们讲清楚:江青同志感冒了,现在发烧,原来想不来的我说叫她来看一下,我先介绍,等她走了我再说话,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我说:好吧!就不介绍了。她这样就来了。她是带着温度来看同志们的(呼口号)可见中央对同志们是多么关怀!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一点。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到了河北,不能来看大家
    周总理:请姚文元同志讲一下五点(指六八年元旦社论),拿来讲一讲。姚文元:没有什么可讲的,请你们好好学习六八年的元旦社论。
    周总理:你的五点不讲,我也不能泄露你的机密了。请吴法宪、汪东兴同志讲话。请冼恒汉同志讲话
    冼恒汉:我完全拥护主席批准“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热烈地祝贺宁夏四派共同达成的协议,并且希望这次来北京学习的同志回去要执行中央这个决定,成为执行决定和协议的模范。大方向对头的也不要骄傲,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好形势还会被破坏的。我们的军队要支左不支派,很重要。解放军不要降到革命群众组织的水平,不管是哪一派,对了我支持,不对了就不支持,就批评帮助。有些说百分之百的支持,我说,百分之百我不干。只有这样,才是对左派的真正爱护。错了不批评,反而支持,这是对左派帮倒忙。我祝贺你们,向同志们学习!
    周总理:刚才康生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冼恒汉同志讲几句很好。六八年元旦社论很好,我当然不好泄露了。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有问题,请教主席嘛!见了毛主席就增加力量,学了最新指示,就增加力量嘛!我们天天不要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关键的关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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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定。我们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主席的书要天天读,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要你们学习支左模范英雄四排李文忠,他不是说过: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学习英雄四排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一句,用一句,错了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改,不论是红卫兵、解放军、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宁夏地方虽然不大,人口不多,把这个地方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不是很好吗!要搞好“斗私,批修”,首先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实现你们协议的第条,按照第一条规定要联合起来学。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派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共同的东西。学通了,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共同性增强了,派性就减少了,无产阶级党性就增强了,这也就可以促进你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大批判、三结合,这给你们本单位斗批改
    (听不清)支左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真正的左。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你们成立了筹备小组,这说明你们进了一步。冼政委就想在春节前把甘肃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青海已经有了,你们赶上去,你们就是西北的第三位,你们有部队支持嘛!革命委员会干部已站出来,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解放一批领导干部。现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最多的地方是华北。华北已经有山西、内蒙、北京、天津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还有一个河北了。伯达同志亲自在抓。你们宁夏如果成立革命委员会,就可以西将新疆的军,东将陕西的军,你们看有没有希望?(群众答:有!)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赶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春节前还有一个月,你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新的条件下放出新的光芒。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宁夏地处边疆,不要看它小,这是个重要的地方,内蒙靠外蒙,你们隔了个内蒙古,隔得不多,你们那儿有正规军,有备战的任务。面对蒙修,有一个大口子,归兰州军区,还由你们堵,所以要备战。煤的生产又要供应兰州,又要供应包头,现在煤的生产怎么样?(康老插话:石嘴山煤的生产上去了吗?牟元礼同志回答:产量增加了。)你们要争取达到计划的要求,年底推动一下。(姚文元同志插话,没达到要努力赶上去,明年来个开门红)铁路交通你们是枢纽地带,乌达铁路还没有断,这一点很好,这一下,西北的运输就不受影响。铁路不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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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挂钩,铁路上没有同志来吗?(筹革造代表起立)你们是属于兰州局的吗?要支持兰州局搞得更好。你们铁路上有几派?(答:四派。)四派也要联合,(康老插话:告诉同志一个经验;派性去掉了,就容易联合)(筹革造方面铁路代表说:总指挥部联合提出了条件。)现在不要去批评对方,不要多说人家怎么,要多说自己,文件都有了嘛!(指条件,总理拿起文件讲了一下)整个宁夏形势是好的。铁路上的情况你们可以到铁道部谈一下,挂一下钩。同志们要把生产交通运输搞得更好,迎接一九六八年争取开门红。现在,你们达成了协议,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示了,主席批准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这是最大的决定。庆贺你们回去以后,你们要很好地执行(呼口号)你们的口号代表你们的意见嘛!不要再谈了。(三司代表要求发言)你们回去后,在革筹小组的领导下,有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找联络员,他明天要跟你们见面的,好啦,就这样吧!
    中央首长手挥毛主席语录向同志们告别,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总指挥部代表高呼口号。
    (根据电话记录)
    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元月十八日晚,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三十余人。军委副主席陈毅同志代表周总理对宁夏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其中特别主要谈到了宁夏军区的问题。〗
    军区有支持你们的没有?(同学答:还没有。)
    你们对军区的意见怎样?(同学们简单地汇报了宁夏军区的情况。)他们改变态度,你们欢迎不欢迎?(同学答:欢迎!)
    你们要争取军区同志的支持。马玉槐是黑帮、杨静仁是当权派。他们军队尊重地方,受了杨、马的蒙蔽,他们可能不理解,你们可以争取他们,让他们改正错误,当然有坏人要处理
    (同学问:不让到军区去串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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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们(指宁夏军区)接见你们。你们可以到军区串连,但是不要干涉,军队混进坏人是很危险的,军队的文化革命一定要搞彻底,但是方法不同。
    革命青少年要和工农兵团结起来。我是军委副主席,我坚决站在你们这边。有些特别坏的,他们不处理,你们把材料报上来,我们处理
    杨静仁、马玉槐把持了党政军权,军区几个人不了解,受了蒙蔽,检讨了就行了,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处理军队问题要吸收前一阶段的经验。整个军队是好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是学习的榜样。你们不要象冲区党委、人委那样去冲,要通过他们的指挥员耐心说服。你们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要警惕牛鬼蛇神。
    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4;中发[68]55号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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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髙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岀来。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査硏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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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节节胜利前进。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隆重地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至此,全国已有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宁夏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夏全体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宁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给宁夏人民指岀了斗争的方向,引导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彻底粉碎了杨、马之流在宁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宁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时传达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密切联系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巨大努力,大大推动了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迎来了塞上江南的无限春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而取得的。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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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宁夏地处西北要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广大革命人民要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敌人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特务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岀来。
    三十二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举世无双的工农红军,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坚信,宁夏各族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仝胜,决不收兵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社论)
    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1969.01.31;宁发[69]号固原专区、各市、县革命委员会
    现将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转发你们。在执行中如发现新的问题,及时反映
    希望你们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査硏究,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好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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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区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和在支左部队的大力支持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成绩。目前,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有部分单位转入落实定案。为了适应对敌斗争需要,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的伟大战斗任务,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贯教导和中共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并参照外地的经验,结合我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有关政策界限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清理对象和界限、叛徒
    )投敌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自动投敌、登记自首、暴露党
    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二)自首叛变: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暴露党的组织、出卖革命同志。
    (三)自首变节: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被捕、被俘后,登记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和革命同志。
    (四)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在地下工作期间,不经组织批准,自行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和担任反动军、政职务。
    参加革命前,属工人、农民、学生等一般群众和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在游行示威等进步活动中被捕后向敌人“悔过”者,不应按叛徒论处
    二、特务
    (一)解放前参加国民党、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分子(二)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机关指示潜伏、派遣的分子(三)被特务间谍组织收买利用,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分子。
    (四)凡在职业特务训练机构中受过特务的业务训练和技术训练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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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特务外围组织中有特务身份的分子,或虽无特务身份但积极从事特务间谍活动者,应以特务分子论处
    三、反革命分子(一)现行反革命分子
    凡属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2.对于有确实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的杋关、私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分子。
    (二)历史反革命分子
    1.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及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骨干分子:任国民党县以上党团机关中科、股、组长等和相当于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职务的分子;积极筹建反动党团组织,进行反动党团活动的县以上筹备委员均以反动党团骨千分子论处。但是,对于只挂名义,实际上没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职务,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可以不按反革命骨干分子论处。
    2.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是指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军队中,连长以上军职的军官,和有上尉以上军衔的参谋、军法、政工等人员,国民党还乡团中相当于连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国民党政府中的乡(镇)长、区长、县长、县政府科长、法院院长、检察官、警察局的巡官、县参议长(包括副职在内)宪兵尉官以上人员,并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有严重罪恶和民愤者,也应当作反革命分子论处。至于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以的上述人员,如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敌伪军中上尉以上军衔的军需、军医、兽医、军械、军邮、军工、军乐、随军文化艺术工作人员都是清理对象。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可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起义人员,不能按上述原则论处。但如果起义后隐瞒重大罪恶,坚持反动立场,仍从事反革命活动者,应该新老帐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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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动会道门头子:是指一贯道及其它反动会道门(如大刀会、九宫道、先天道、无极道、圣母军、理教会、同善会、瑶池道、哥老会等)中的点传师和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骨千分子。其他职业办道人员罪恶和民愤很大的分子,也应该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虽不是反动会道门头子,但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以后,继续恢复和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或者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应当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三)恶霸:是指过去在城市和农村中,或组织依靠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或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罪恶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或城市里弄、码头行业或工厂、矿山中依靠特权势力,组织流氓打手,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封建把头。
    (四)土匪:是指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惯匪,残害人民,民愤很大的分子以及解放后当过土匪,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或勾结、策动、指挥土匪聚众骚乱、抢劫国家资材或群众财产,或者一贯窝藏土匪坐地分赃的分子。但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一时被土匪欺骗,参加过土匪活动,罪恶轻的人,不应当作土匪论处
    (五)汉奸: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机关中当过区长以上的职务;在敌伪军队中担任营长和清乡队长以上职务的人员中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员,但曾倚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也应当作汉奸论处。
    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是指戴帽子的五类分子,摘了帽子或性质确定而尚未戴帽子又有破坏的分子;漏划、漏网、外逃、隐藏身份混进革命队伍的五类分子。
    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具体说来,就是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黑线组织关系,或坚持追随这个黑司令部,在其所领导的地区或单位,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严重的三反罪行,在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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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幕后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证据确凿的面前,至今仍不低头认罪者。
    走资派”划到那一级?
    农村人民公社:社长、书记。县:副县长副书记以上。专市:副专员、副市长、副书记以上。自治区厅、部、局、委、办:副厅、部、局长、副主任以上。相当于县以上的厂矿企业等单位:副厂长、经理、副书记以上。学校(中学以上)校长、书记。有独立职能的相当于县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包括副职)。
    六、其他清理对象:
    (一)敌伪军政宪政人员中的反革命项内包括的下列人员:政(保长)、警(警长)、宪(宪兵)
    二)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不好的分子
    (三)经过县以上机关批准戴上帽子贪污盜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流氓分
    (四)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及反动学术“权威”)(五)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第二、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最近又指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对敌斗争和落实定案工作中,必须严格注意以下几个区另
    一)把投机叛变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同被俘、被捕后有轻徼自首变节行为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叛徒,后者是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二)把特务间谍分子和积极进行特务活动的分子同曾在特务机关内部,但没有特务身份和没有进行特务活动的炊事、杂勤、传达、收发、庶务、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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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聘用工程技术人员;被迫、被骗受训,结业后确实没有进行过特务活动的分子和特务外围组织的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三)把反动党团、敌伪军政宪警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骨干分子同一般成员严格区别开来
    (四)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犯过走资派错误并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五)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五类”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把这类人员的家属子女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六)把反革命叛乱的首恶分子和有严重罪恶、民愤的骨干分子同胁从者罪恶轻微、民愤不大以及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把反革命叛乱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严格区别开来。
    (七)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对交代过和隐瞒、隐臧的要加以区别,已交代了的又要区别守法和不守法的分子
    (八)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九)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把贪污分子、投杋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腐化堕落分子、政治骗子、流氓阿飞分子同有一般偷摸行为、思想落后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流氓习气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十一)把政治事件同一般责任事故严格区别开来。
    (十二)把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隐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区别开来。把长期隐瞒拒不交代同已经交代清楚的人严格区别开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主要是指曾向敌人有轻微变节行为,或者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组织为般成员,或者参加敌伪军、政、警、宪组织的一般成员。
    第三、关于定案处理的审批权限和其他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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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权限
    审批权集中于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自治区、专区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由所在专区、市、县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专区级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副处级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2各专区、市、县的正副书记、正副专员、市长、县长
    3原专区、市级机关和相当于专区级的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副部长处(局)长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
    4.自洽区直辖县的正科、部长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5.中央、自治区、专区、市直属县以上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副处级或正科级、十七级以上的干部。
    (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部负责审批
    政治部:负责原党群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千部、职工。生产指挥部:负责原人委系统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
    保卫部:负责原公检法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职(三)专区、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1.原专区、市级机关、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
    八级以下干部、职工。
    2专区所属各县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的科、部级(含副级)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
    3中央、自治区、专区、市所属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正科级、十八级以下干部和职工的定案处理工作。
    (四)专区所属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等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干部的定案处理报专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五)自治区直辖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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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县级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和中央、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工群众定案处理工作,并将副科级干部的定案处理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备案
    (六)审批定案中凡涉及到摘、戴五类分子“帽子”应按区保卫部(六八)
    十四号文件规定执行。
    凡是进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管会(小组)的单位,审批定案工作,必须在宣传队、军管会(小组)的领导下进行。
    、定案材料的要求
    (一)定案材料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简历、主要问题、调查结果、本人态度及结论和处理意见。
    定案材料要重点突岀,情节清楚、语言恳切、文字简明扼要。一般不要超过两千字。
    (二)上送区革命委员会的定案材料,主件上送一式十五份,并附主要的旁证和本人交代材料。
    (三)有关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原话,不要写在报告中,可列附件。如旁证不一致时,由承办单位附加说明
    、几个有关问题
    (一)严禁逼、供、信。必须遵照毛主席“对于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加强调査研究。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一个人做出是否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的结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调査,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特务等,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关于群众专政的问题。必须按中共中央(六八)一七○号文件执行实行群众专政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些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是重大嫌疑分子具有行凶、逃跑、自杀等危险分子才能实行群众专政。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对目前已经实行“群专”的人进行一次审查,确实不是敌我矛盾的,应该做好工作,立即解除“群专”(如扣发工资的,应该补发)。对那些介于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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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敌我矛盾之间的,要留有余地,可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实行群众专政。今后凡要实行“群专”的,必须按定案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才能执行。各级革命委员会对深挖机构、专案组织和“群专”队伍也要进行一次审査。必须使这些组织真正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对“群专”和斗争对象的工资,在未依法逮捕和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定案以前,仍应照发。
    (三)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各级革命委员会内部,如发现极少数坏人混入,应及时上报批准成立革委会的机关进行清理。需要调整的,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才能调整。
    宁夏回族自洽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一九六九年一月卅一日
    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冋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査。
    叁、本节研究资
    《冼恒汉回忆录》青铜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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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査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
    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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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队呢?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背定会讲错话的“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査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00156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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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年7月2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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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5)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五节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支持安徽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
    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时间:二十日零点,地点:北京体育馆。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李富春、谭震林。〗
    同志们!朋友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我到这个地方主要接见的是安徽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文艺界到北京来解决问题的。同我一起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在场的除了安徽来的还邀请了其他几个单位,有全国妇联来京的九百位,妇女工作是李富春管的,还有其他单位,不一一列举了。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你们来京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只能从原则上告诉你们,注意什么问题。安徽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教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你们是来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犯了罪恶,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
    你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北京解决,即回到安徽、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去解决,即回到安徽本地去彻底批判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里把他们批透、批垮,所以斗争锋芒要指向省委。只有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是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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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锋芒推向上,矛盾上交,他要走开,办法是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根据安徽的材料,和全国一样,也是关于合同工、临时工的问题。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在运动后期必须改革,临时工、合同工进行革命串连不能扣工资,不能调动工作,更不能撤销工作,回厂不能歧视,不能虐待家属
    去年十二月九日,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草案)已定了的,但这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故意闹经济主义,把临时工、合同工,不经分析,现在一律转正,把合同工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一律复员,把61年、62年、63年下放到农村的也恢复岗位,补发了工资,这样就使国家超过了国家计划,这些用经济个人眼前利益来收买、欺骗工人,这是有光荣传统的觉悟了的工人不允许的,刚才我和一个工人谈话,那个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增加工资,发几十万给工人,觉悟了的工人把钱退给了银行,他们做得对,做得好!所以这种行动必须揭,这种经济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经济主义侵蚀工人,是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不许可的。把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一样挖掉,但是总有定影响,这事在上海、东北、广州各地都出现,财政制度增加了,所以中央下命令一切银行,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要军事保护,按计划开支。超过计划,无论那级党委,那个厂矿企业都无权开支。现在不仅从工资、奖金多开支,而把矛盾上交北京中央,免费车票一开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人来北京,很多地方连接待都发生困难。他们不象红卫兵,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接见后就走了,他们住在北京不走,人越来越多,接待拥挤的很,接待的机关,也要搞革命,会影响他们,文艺界刚从本省领了钱,粮票,又到文化部,又要每天七角钱的补助,开支大,不利市场稳定,岀现抢购,有些高价布和冬季物资,现在就卖光了。公园挤得很,他们不是来闹革命的,来交流经验的,是来闲逛的。红卫兵把贵重物品、游览场所封闭了,这些小将做得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不是来抓革命促生产,也不是来交流经验,是来闲逛,妨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希望各方面来京同志,回去告诉木地的同学工友们,我们运动正向工厂农村发展,企业厂矿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能抽空到别的地方游逛,应更好工作,自己在本单位要把工作搞好,睡觉时间缩短,才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锻炼自己,不要矛盾上交,就地闹革命,同志们回去宣传这些道理。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并要按系统岗位组织起来,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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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学生就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合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全省的联合在发展中,多个革命组织在共同目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工厂也是这样,按所在工矿为单位,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服务行业如此,职员如此,农村以公社为单位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基础要打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打思想基础,现在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必须基础打好,同时仝国组织一概没有承认,我正式宣布有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因这些转业军人绝大部分是好的,从军事岗位上转到行政、党政,工厂、学校、服务行业、公社在那工作就成了那里成员,不需要把全国军人组织成一个组织,这样搞,各单位成员抽出来,不合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复员转业军人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国家一旦有事,听从号召在各地登记,在上海的在上海登记,在合肥的在合肥登记,全国有军委,有武装部,有政府管,最多各市有个联络处,把本市统计,防止社会上一小撮利用这些组织糟蹋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应在本单位组织,我也是复员军人,工作不做?到全国串联?这是一个党员不许可的。
    65年毕业生没转正也想组织仝国性组织,也不合适。要按需要和志愿使他转正,工作不需要可离开工作岗位回到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回到木校。这部分可不转正,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更不赞成全国性组织。64年也要组织那我们也是过去的毕业生,都组织起来还得了?“同年”组织起来,这是封建主义办法,资本主义办法。所以要按行业来组织,革命造反派起来要夺当权派的权个市可以联合,工人与工人,学生与学生,成为一个市的联合,如上海一月五日十一个革命组织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32个革命组织十条通告,这是革命造反派开始夺权,正在全国兴起,掀起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他要夺谁的权?是夺无产阶级的权,不知是工人、学生、农民,只是笼统的到处骗人,霸占了中央化工部,在地下室里秘密活动。抢了化工部绝密文件、国防尖端资料,被化工部革命群众发现,揪了出来,把两个头子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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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回答莫明其妙,连年岁都说不对。说今年二十九岁,解放前参军了,解放
    十七年,他十二岁就参军?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受蒙蔽的,他们到处抢房子,在中医硏究院抢了一座楼发号施令。我们逮捕他们时他们说是镇压群众,把解放军缴械了,我们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的不交枪就全部逮捕,群众觉悟了把枪交了回来,他们到处破坏,这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革命工人、学生、职员、教员要分清界线,尽搞全国组织他们很容易混进
    北京有西城纠察队,其他还有纠察队,思想变坏,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最近这些青年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乱窜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教育群众在陕西有个“红色恐怖队”,(西安)思想走邪道,相信反动的血统论。老子好不能保证儿子好,是“自来红”。陈伯达同志讲过,这种错误的思想产生错误的行动,形成武斗打人杀人,必须把反动头子抓起来,教育自己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个是运动不可避免的出现的,是绝对的少数,洪流正奔向前方
    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必然把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夺权形式多种,因事制宜,实事求是,革命造反派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千篇一律,在原则方向致下,做到实事求是。
    革命造反派是多数,不能说在座的没有保守派,对保守派也要说几句,你们在运动中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欺骗,旧习惯、旧框框没有打破,犯了一定错误,只要你们愿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双十条办事,你们还能和造反派一起,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这需要本身认识错误,你们要整风,革命造反派不要认为方向对就骄傲、关门,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道路艰巨曲折,需要反复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所以不能保说的话,做的事,写的文章没有错,我们的工作也不能说没有错,有时跟毛主席跟的不紧,得跟上去,群众说的对就得改正,把保守派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只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才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力量,工作才能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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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清楚:我只讲了原则问题,具体内容回到老家去,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高呼几个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河南医学院东方红驻京联络站)
    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讲话
    向同志们宣布,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
    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在北京擅自捕人,你们已经没有绎过一定手续在北京捕人的过去就不咎了,以后不经过公安部、中央文革批准擅自捕人的要依法惩办。
    、取消对陈明远的通缉令,如果他有错误,有罪过可以向中央报告,但你们自己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三、在合肥的现在夺权的一派的同志要求你们通知家里,通知合肥,不准再乱捕人,允许大家辩论,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四、任何一方不准武斗,赞成1.26(夺权)也好,反对1.26也好,不准武斗,不准挑动武打,不准用标语,报纸挑动武斗。
    五、中央在调査安徽的问题,希望你们不管哪一派,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不然中央解决你们的问题将更慢、更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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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你们就打伤了几十个人,中央正在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夺了权的方更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么(关:可以到北京来谈么)在北京能谈,在合肥就不谈么?不能开会解决么?是帮助中央解决你们问题还是制造困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冷静地从大的方向解决问题,不要宗派主义,不要违抗中央精神,不要违反毛泽东思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团结起来,把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手里夺杈搞得更好。把李葆华一小撮的问题揭开,掌握中央政策。夺权正确的有两种夺权,一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种是夺自己头脑中的权,这一点谁都要做,要修正错误。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
    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1967.03.27;中发[67]112号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千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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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
    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
    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岀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杋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別要支持较早站岀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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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周总理
    天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观点都摆出来了,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也与安徽军区代表谈了,现在康生同志宣布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解释
    康生
    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1·26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决定,现传达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了安徽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市机关的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因此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1·26夺权的,反对1·26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査,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他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査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份
    第一(略)
    对1·26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1·26就是反革命,谁反对1·26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1·26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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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是正确的,说反对1·26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1·26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二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
    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岀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1·26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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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査,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通过记者及不赞成夺权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觉得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文件上写的,当权前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问题揭露后,总指挥部代表李文安、李胜利同志也觉得1·26夺权没有成功,存在着问题,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南京军区也向我们建议安徽一时大联合、三结合不易解决,也建议实行军管。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军管,并且提出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为首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王文模同志、钟国楚同志、蒋开元同志、李士槐同志,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军管会的名单,中央赞成实行军管,并且以钱钧同志为首。
    第二(略)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乂道路的当杈派,所以第二条要提出这一点。
    第三(略)
    第四(略)
    我们觉得现在的军代表是不够称职的,到那里镇压了革命群众组织,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军事管制的目的。所以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做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二个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冲击,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必须说明一点,有一个坏分子,有一个反革命,他也不同意1·26夺权,也对1·26夺权有意见,假如这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那怎么办呢?文件上讲得很清楚“因为对1·26夺权持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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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革命干部。”真正反革命,那是反革命的问题,要和赞成和反对1·26夺权分开。不能因为反对1·26夺权,因而就逮捕,就打成“反革命”
    第五(略)
    这是因为报纸是党报,不能成为哪一派的报纸,不能宣传1·26夺权是正确的,反对1·26夺权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不看是不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用赞成和反对26夺权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报纸能够出版也不出版,而是说不能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可出新华电讯稿。
    第六(略)
    本来八·二七是革命组织,长久是不发生问题的,工人联合委员会是革命组织,也是长久不发生问题的,他们是长期与李葆华作斗争的左派革命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防止另一派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或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因而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要重申这个问题,使不赞成1·26夺权的明确这个问题。这二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革命组织,不能因为个别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八·
    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同一司、三司等组织不赞成1·26夺权,因而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反动组织,因此肯定从他们现在情况看来,他们也是革命组织,当然还有许多组织,比如夺权时二十多个组织,不能够一一都写上。因此,
    八·二七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这些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不是都没有缺点的,都要进行自我整风,着重进行白我批评,但是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第七(略)
    第八(略)
    为什么要单独写这一条?我们认为八·二七也好,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也好,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因为没有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因为我们知道要真正斗倒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安徽的有利条件是机关干部起来较早,比其他任何几个省都有利,原因是李葆华在三六事件对革命学生实行血腥镇压,使机关干部觉悟起来了。这些人受压制,这是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损失,同志们要注意,地县也好,要注意夺权中要支持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早站岀来的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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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略)
    中央决定一共九条,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刘秀山同志的问题,没有写进来,因为主要是谈夺权问题,刘秀山问题应该调查,你们供给材料,但与夺权无直接关系,不在这里布置了,这不是说不要调查这个问题了。
    周总理
    刚才康生同志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九条决定,在座的各方代表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发言……略)
    我们希望你们的态度是真诚的,问题不在于请罪,凡是你们要承认,在军管会成立之前,军区代行职责,不能再有打、砸、抄、抓,不准武斗。军分区要向军分区、基地传达,你们要向家里布置,打电话回去,首先停止武斗,通过全省、各个线的有线广播说服他们。首先要打电话回去,看谁执行的真诚,准备、军队、军区、军分区委非常谨慎,要劝说、说服,不要动武器,这样情况就会好的,要做说服工作,如果双方是真诚的,不要说得太多,看实际行动,看谁的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认识要从行动上证明,如果不是这样,就暴露了他们,一大批人军区要说服,很可能被包围甚至会冲军区,好人冲一下,他们会走的,坏人冲一下就暴露了,经过说服最后
    个或三、四个人,人们就认识了,要改变过去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拨离间的状态,如果你们觉悟了,认识到上了当,不觉悟就要走到错误道路上去,严重的错误允许你们改正,希望你们同志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谈到有人提出要三司同志回安徽),三司同学不回去了,你们回去见诸于行动,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在座的各方代表都有,不需要北京的同学再回去参加(关锋:你们要有信心嘛!)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团结起来,军管会帮助一步还要过渡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相信你们会搞好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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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別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別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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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攴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附件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03.27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执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米,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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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因为对
    ·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
    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派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
    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二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既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別要支持较早站岀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査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组,进行专门调查。
    参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对安徽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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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单位:军管会负责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一司、工二司、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反夺权派)。听电话录音者:红革会王洪兴、工一司王启腾、八·二七周道元、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陈明元、军管会主任钱钧、秘书王瑞根。〗
    周总理:你是钱司令吗?我是总理。人都到齐了吗?钱钧:来齐了
    周总理:来多少人?请一个代表和我讲话。钱钧:来了十个,每人有一个机子。周总理:十个人,推选一个代表讲话。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你们对安徽省军区有意见,要先和中央商量嘛!你们这样做,不是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你们想一想了没有?
    周道元:我们是群众自发的
    周总理:群众自发,要有领导的嘛!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你们这个主题,不同意你们这样做,这样会造成群众对立,对你们自己不利,军区和军管会不好派代表和军队参加你们的会议和出兵保护。你们是革命组织吗!这样一件事怎么连我们商量也不商量呢?同志啊!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到中央来嘛你们应该和军管会商量,取得协议。当前矛头要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是不对的,严光同志虽然有缺点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道元:我们考虑不周。群众想到许多事情,是严光和李葆华一道干的周总理:我们已把这个问题在北京开会时与你们讲清楚了,就解释了嘛,当时,同志们都满意了。现在你们又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负责同志,不是对准李葆华,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周道元:我把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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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电话上就不要汇报了。现在已经一点种了,你们今天的会怎么办?周道元:总理不同意就不开了
    周总理:不开就好了。这个会不开为好,开了不好办,群众要开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对军管会的威信也不好。
    周道元:对严光的大字报能不能贴
    周总理: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你们有意见可派几个代表来北京,人要少,五到六个就可以,好不好,你们商量一下,我等你们的回答。(代表们商量后)
    周道元:我们大家讲了,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总理:那就好嘛!第一步可以找严光同志谈谈,消除误会了就不一定来北京,如果不一致,可以少来一些人。重新说一遍;第一,今天的大会不要开了第二,如果同志有意见,可以先来找军管会谈一下,彼此内部解决(周道元插话彼此内部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话,派五、六个代表来北京谈谈
    、安徽两派同意联合贯彻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
    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首次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67年8月18日22:45-19日凌晨1:11,地点:人民大会堂。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李天佑、曹轶欧等同志。安徽七个地区双方代表团
    负责人以及省军区、军管会、军分区负责人。合肥地区:P派、G派以及芜湖地
    区联总、三筹处代表参加。〗
    康老:同志们好!代表们:首长好!
    (下面首长与各代表一一熟悉。周总理有事,晚来一步。
    康老:听说淮南已经生产了,淮南的生产产量低。(淮南炮轰派代表插话我们都被打出来了。)情况我知道,你们不要讲了。
    (康老又一一询问军方代表,当问到六安驻军负责人刘××,听说他是60军179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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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听说60军在徐州支左不错(当问到芜湖军分区司令员胡守富时)
    康老:你的大字报怎么那么多,你要注意,人家告你的很多。你要很好研究研究,中央的五点建议和九条决定,你到底贯彻如何?
    当问到安庆军分区政委布翰襄时)
    康老:军分区住在城里还是城外?(注:安庆军分区在7月中搬到城外与保守派及农民攻打留在城内的造反派。)
    布答:军分区已经在城里了。(中央已多次指示要搬回城里。)康老:你支持“好派”啊!布说:我偏重“好派”。
    (接着康老问安庆军分区参谋长魏清岑)
    魏(站起):原来我是“好派”,现在我是“屁派”观点,我是在内部进行斗争的,没有发表声明。我补充一句话:布翰襄说军分区搬回城里去了,这是向中央首长说假话,军分区仍然在城外住康老:你是党委书记还是党委委员?魏答:我是常委,书记是布翰襄
    康老:安徽问题不是刚刚开始的问题,中央有“九条”、“五条”,谁对谁不对以这个为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亲自批准的。到底是赞成“九条”、“五条”还是反对“九条”、“五条”,我们不必隐瞒。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反对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的问题之所以闹成这样,与省军区个别负责同志不坚决执行“九条”是有关系的,要好好检査一下。当然,省军管会不是没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安徽在7月下旬岀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岀后台等口号),值得大家注意、检査。我看如果同志们本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九条》、《五条》,平心静气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然也有挫折,有反复。有些组织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人员还不那么纯洁,但解决问题要有个大方向,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希望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今天如果赞成,就达成四项协议,保证把会议开好,如果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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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意见,大家提出来,先把这四条达成协议,然后向家里去电报,我就讲这四条。这一方面,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在你那个地方发生武斗,你军分区不能没有责任,军分区不能不承认,不要把责任推给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好的。我就这样讲了,下面请总理指示。
    总理问:芜湖上访人员多少
    三筹处代表抢先答:40多。总理问:你们是哪一派?代表答:我们是三筹处。
    (康老小声对总理说:是当权的。
    (接着芜湖联总代表汇报了被三筹处打到外地—一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战士人员和留芜战士人数,总数约十万人。)
    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十万。总理: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七万人
    (这时中央文革联络员把芜湖三筹用道林纸印的、很大的污蔑联总的铅印传单,先送给总理,然后送给其他中央首长。)总理很生气地指着三筹处的传单(《告全国人民书》)说:你们用这么好的纸印传单,这个东西不成样子,你们三筹处把大家都打跑了,自己会没有伤亡的?!你们拿那么好的纸印这样的东西,现在印主席语录都没有纸。(抖了抖传单)这个伤亡照片,中央早讲了,不要向外贴,中央的话你们不听,拿到北京来贴,这是外国记者最需要的最好的材料,这个东西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成样子了。
    康老:印传单,如果没有军分区的帮助,是印不出来的,是不可能的。总理:跟人武部、跟走资派有关系,没有地方当权派支持是搞不出来的。
    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那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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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七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罗,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査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五·一六”。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七月十九日晩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时间:1967年9月5日晚9点10分到12点35分。中央首长: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
    康老讲话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大会是第二次会议了。这几天同志们做了不少工作,我看大家都愿意向毛主席路线方向前进,看起来你们几天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还存在一些。武斗比过去好象少一些,抢枪这个做法还存在
    特别感觉到有益的好的地方就是合肥的“好派”,拟了个电报稿,指出好派的梁守富和曹在凤同志对解放军十二军的态度是错误的。合肥的好派代表打一个电话表示支持十二军,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拥军爱民的指示,表示对6408部队,就是十二军,绝对要相信,表示6408部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支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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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表示对6408部队的态度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应当大事小事都向6408部队请示汇报。这一条很好嘛!
    还有一条,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广大群众公开检讨。下面一共七条电话稿,这个电话稿我觉得很好,这是我们会议的进步,不知这个电话打了没打?(合肥“好派”代表答:打了。)已经打了。的确是拥军爱民的方向(口号:向解放军学习),要同志们了解,中央关于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形势问题,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坚决拥护解放军的问题,这都是大的方向问题。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谈一谈。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好!(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来的很仓促,也不知怎么回事康老把我拉来了,我讲几句话,也没有准备,讲对了供同志们参考,讲错了的,同志们批评,炮轰我也可以,火烧我也可以,都可以。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去年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方上他们的爪牙,那他还是想当有活动能力的,而现在呢?瘫痪了,有的被革命小将打倒了。瘫痪了不是坏事,因为“走资派”不能动,那么有的地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呢?中央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市的来解决。这个想想看,安徽省现在请同志们来解决问题。就拿你们安徽来看吧,也不同了,旧的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被揪出来了,甚至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还有程什么?是叛徒。(合肥代表答:程明远。)噢,程明远,不也暴露出来了!(好派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刘秀山是个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才知道的。我有材料,他是一个坏人,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能把好人和坏人搞到一块。当然上了当的同志受了蒙蔽好人就得注意这个问题,刘秀山一直躲在北京,现在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合好派答:在合肥亲临指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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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管怎么样,不管吵过嘴、武斗过,打过架,现在都能坐在桌子上来谈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形势呢?(好派答:是)大好形势!(热烈鼓掌)
    江青:(面向“屁派”)你们那里很多同志怎么不叫啊!怎么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屁派”答:是的。)
    从历史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有这么大的变化,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现在逐渐在全国展开。在各个战线上要向他开火,要批倒、批臭、批深、批透。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每一个场合,要家喻户晓,要把他搞臭,臭的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那样中国就可以不变颜色了。因为他执政很长的时间呀!两面派有一整套的干部路线保证他的错误路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将们就上阵就把这些家伙统统的搞出来了。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说的容易,我们在那斗的可厉害了。同志们,我们也斗的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呼口号)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而现在不需要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总是要破坏因家财产的,为什么要作败家子,我们为什么要死人呢?为什么要破坏国家财呢?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你们回去双方搞起武斗来,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就不好了。(康老插说:不单是长矛,现在是机关枪了。)机关枪那一颗子弹就完了吗。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锻炼了老年一代,象康老,(康老说:今天你们锻炼我。)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安徽的问题可是不简单,安徽的问题可复杂啦!当然各有各的情况,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能够坐下来谈了吗!这是了不起了不是那么动武啦,这是好事,是良好的开端,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经过到中央来谈,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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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那么目前呢?当然,从文化大革命起,我说从文化大革命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木、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他们有黑手臧在背后,是不容易识破的,他以极左的面貌或右的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他也注定要失败的,同志们想想,允许不允许?(答:不允许)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他是年青人,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的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多数是青年,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你们安徽也有,就反对中央嘛,“九条”、“五条”下去都反对嘛!拒不执行嘛!如果按“九条”好好的办下去,就不至于现在又反复,有反复了。但反复也好嘛!可以嘛!你们多来一次嘛!“五
    ”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
    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
    (康老插话,你们安徽有没有派人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好派答:有,刘秀山是的,他收集攻击周总理的材料。康生:我说一句话,公平话,你们好派也有人来搜集材料的,不要只说屁派,刘秀山派人搜集材料,好派梁守富也来北京搜集材料
    但我们不怕,心里没有鬼,怕什么,你们去搜吧,吃饱饭没有事干,不干革命干这个,我是不怕,他们过去就整过我的黑材料,有一个专案在上海去搜集材料,去拿来,我也没有过问,过去一大箱。最近我们发现现在有的地方成立特档,特别档案。这也都是以小的手法,见不得人的。(姚文元插话,这是小丑。)是小丑。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股风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要提高警惕,对特务、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他们要千方百计做垂死挣扎,那么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別他,做宣传,向群众宣传,使群众觉悟起来,就是把他们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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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见不得人的那一小撮,就是反对从左边,从极左,从右边来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这个问题。我劝同志们提高警惕。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巫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答:不能)如果我们野战军被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答:不能)不要上这个当,这个口号是个错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那个军区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即使我们军队有些同志,少数同志,个别同志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也不需要如此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好的军队?(答:没有。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抢他们枪、打、骂都不还手,世界上有没有?(答:没有。)所以现在不能这样上敌人的当,到处揪一小撮,乱揪。我就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这有错误,你们跑到外面去,去年点革命的火,大串联,现在又出去了,这就是帮倒忙了。他们说什么“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又上了别人的当,因为青年人非常爱动。斗批改可是难啦!要坐下来看文件看材料,然后动脑筋,写文章,这比较苦,跑跑冲冲看看,甚至武斗,青年人喜欢跑,木性爱动,你们也会到处跑的,听说武汉造反派(康老插话:钢二司)刚刚翻身,又到处跑,全国都跑去了。所以这个要注意的,你们跑到那里去,不了解当地情况,一头裁进去就犯错误。凡事要相信本地的群众,不能去包办代替,就象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你们的革命一样,我们只能给你们商量协助你们。
    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经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不要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这也是常有的,这些老同志打起仗来可勇敢啦,可靠啦!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犯错误,说了错话做错了一些事,只要他想改正,想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当允许他改正错误,应当遵照主席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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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的情况,我以前没怎么摸,我不知道,有人对6408很不欢迎吗?(康老插话:在合肥、在淮南都有些问题,一开始好派冲了34师的师部大楼,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合肥的问题你们知道了,你们采取这个态度,批评了你们曹在凤。梁守富,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淮南这方面。淮南极派代表说明了情况,康老又说,不管怎样,冲了野战军是不对的。)
    把野战军冲了可不好,不能开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想广大的指战员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阶级革命路线,以前不介入吗,后来介入他不摸底,介入以后犯错误是难免的不信你们试试看,换个位置试试看,你们犯不犯错误?
    我说的是犯一般的错误,不是犯路线的错误,这是原则问题。对军队不能这样,有的夺枪,他们不能开枪,有的战士哭,因为都是革命群众,枪被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下一道死命令,中央已经通过。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是夺我的枪,我一定开枪,当然开枪是不对,我要开枪,我是警卫战士,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全国范围夺民兵的枪,大部份是保守派,不是夺是缴械。(这时双方争执吵起来)
    同志们,如果我的意见能够起良好作用,就是我们要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姚文元插话我建议你们要好好学习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你们多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我建议你们双方多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因为你就是反对我的,我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你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冷静下来谈谈,那个方面是大同,求大同存大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就是说革命。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路线上,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大原则前提下,如果你们都是斗争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什么理由不大联合呢
    如果是按你们的派性,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如果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那个团体,而不是吵嘴、武斗、打架、抢武器,这样就说不清是非,是非应该搞清楚的是容易清楚的,拿你们安徽来讲,看你是不是斗争以李葆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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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的走资派,你斗不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这一点是样的,就是同吗!有些不一样的做法和某些看法,那是可以的。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些问题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的,我和康老有时也争论几句,我们在大前提下是一致的(康老:一个人对错误要改,就是要自己反对自己。)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难啦!因为自己脑子里就有个阴暗面和一个光明面,阴暗面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不改掉,难免也会掉队的,那会走到反面去的,头脑里的“私”字、个人主义,再大一点就是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把我们有良好的组织,良好的装备,良好的政治工作的解放军也冲了,枪也抢掉了。有的是有一小撮人操纵,你们不要上当,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我、友,你们现在有的时候连朋友都吵起来自己阵营也吵起来,打的一塌糊涂。同志们!是分裂好呢?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好派答:大联合好;)。江青问:你们(指“屁派”)怎么不叫?不讲话?你们愿意不愿意联合?先搞大联合、三结合才能有领导,没有领导革命不好进行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岀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竞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吗?同志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答:知道。)你们逐渐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这个事情也要警惕,当然有点反复,我们也不怕。
    所以我想在这个大好形势底下要警惕这三件事情,从极左到右,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背后不仅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有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苏修、日本等等特务,我们有材料,我们搞了一大批,这是小将们的功勋罗,叛徒集团知道不知道?(答:知道)很大的特务案子都搞出来了,过去搞不出来的,所以这次大革命的功劳是大的,潜伏几十年的这些案件,过去都不知道的,这是红卫兵的功勋,当然对安徽来说揪出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是同志们的功勋!你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三件事情,有人要破坏党中央,我说的党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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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我说的话不妥当,同志们批评我。
    现在中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命令”。(念命令时,江青插话)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它和革命群众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的。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切革命群众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担负着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时刻地警惕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保证装备完整良好,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
    〖江青:同志们,听懂了吧。(众答:听懂了。)我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江青:再重复一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你想,把作战系统给打乱了,一旦有情况怎么办呢?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怕得要死,修正主义也怕我们,怕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万一啊!〗
    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切实执行,这是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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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爱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切革命群众和一切爱国人们的共同任务,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尤应在这方面作出模范。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江青: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一两句,现在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大民主?(众答:没有!)你们想轰那个就到外面贴大字报、大标语,世界历史上也没有,总而言之这是最大的民主,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的。〗
    正确理解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随时提高阶级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利用,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严防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破坏和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声誉。
    〖江青:不要在我们的军队脸上抹黑,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要爱护他们的荣誉。〗
    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那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
    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江青: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了事情没有?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被抢了,炮弹啊
    姚文元:打倒美帝国主义的。
    江青:那是美帝国主义的,接不上气了,没有了炮弹,后来我们下了一个死命令,管你是什么派,立刻交出,不交就缴械,他们吓坏了,都送回去了,这真生气嘛!还抢了外国的船。北京出现这样怪事,跑到外国使馆里去闹,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知道吧?(众答:知道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是肯定的你们坐外头嘛,如果不是使馆内部,他们做任何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你们都可以有权斗他,并扭送。但是不要闯到使馆去,不要跑到外国轮船上去。尽出现这些怪事,这些,好人是幼稚,坏人是有意地破坏国家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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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5页,共2743页
    康老:还有人抢外国的轮船,还有人带着枪到塞浦路斯船上去,被缴了枪,还去避难,这是耻辱,是投降!
    江青:这是当汉奸!〗
    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
    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把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江青:有些地方,就发给了保守派,有些给了坏人,这就是可恶啦。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江青:重念这一句,“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众:热烈鼓掌。)
    江青:我看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是爱护军队的。〗
    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众:热烈鼓掌)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众:热烈鼓掌。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希望同志们搞大联合!)
    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众:热烈鼓掌)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遵照执行
    (众: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江青:好!我看大家都拥护这个命令。我就讲这些,咱们都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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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
    江青同志的“九·五”的指示
    九月五日晚,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接见了安徽省全体代表。会上,先由江青同志向全体代表讲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和斗争方向,并宣读了“九·五”命令;接着康生、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团双方连夜打电话,把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的指示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目前合肥一派大好形势。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
    吧两派为贯彻康生,江青等负责同志的指示,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大联活动。特別是收交武器以后,两派对立情绪骤下降,联合、团结的气氛越来越
    浓。九月八日下午“P派”约五万人举行庆祝中央首长“九·五”讲话的大会,
    会后游行时,沿途观看的人空前增多,有的“G派”群众放鞭炮表示欢迎,“P
    派”群众纷纷反映说:“今天游行欢迎的人多了,骂我们的人少了。”安徽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两派也于九月六日达成协议,并已联合开诊。文工团、杂技团两派联合排练节目,准备到街头宣传。并说:“这是合肥分成两大派以来,第一次
    在一起排演节目。”合肥街头出现了“‘G’,“P’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
    大字标语。目前,两派已达成协议,拟于九月十日联合召开二十万人的拥军爱民大会,还准备给毛主席发致敬电。
    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揪出自己组织中的黑后台、坏头头。
    P派”红革会,“八·二七”革联站等组织闻讯后,立即开会,提出打倒
    操纵“P派”的xxx,xxX。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六日上午,把他们送交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看管,并解除了xX的警卫连武装。“七·七”风暴声明,不再受他
    们蒙蔽,不搞武斗。在京的“P派”代表表示,要坚决斩断操纵他们组织中的黑
    手,揭露其罪恶活动,与其划清界限。代表李文焕说
    “我们原来把xx视为最好的干部,受了骗,上了当。”“G派”也将背后操纵者ⅹⅹⅹ送交军管会看管;将两个头头调离领导工作岗位,让其检査交待
    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两派群众纷纷将武器、弹药和武斗凶器上交给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并报喜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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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7页,共2743页
    四、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首先加强了两派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根据情况还准备采取如下措施
    1、为了防止万一,部队部署进行调整,对一些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部队适当集中,以利于对群众宣传、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2、对群众组织自己扭送的坏头头,部队不加干涉。对已交出的坏头头,准备放在博物馆看守。
    3、对接收两派的枪支,实行就地交接,部队看管,以防动用、转移
    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讲话
    中央负责同志九月五日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现已决定在全国播放,并要把合肥的动态介绍到全国去。
    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作出模范,要求安徽作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从解决安徽问题看出,各地有一点乱,这就像林付主席讲的,不要怕,有点分裂,只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向群众宣传,群众了解后也容易大联合。安徽经验证明是可以把分裂、武斗能刹住的,是可以能向团结方面走的,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会出现巩固的大团结大联合,经过批判斗争达到更好的联合,更好的团结。
    从总的情况看,是朝着团结、斗争、团结的规律前进的。安徽搞好对全国有影响,要珍惜这种形势,这种形势是经过斗争取得的。从安徽的形势看,又证明了毛主席思想的伟大。只要有毛主席思想,只要有解放军,坏事可变成好事。
    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安徽省七地区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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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8页,共2743页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题的协议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遵照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精神,为誓死捍卫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决定,肃清反对《九条》、《五条》的逆流,为进一步解决安徽问题创造良好条件,对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
    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该以最坚定、最积极、最迅速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尽快地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大力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坚决制止武斗,更不准挑动农民进城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私设公堂。严惩挑起武斗的幕前指挥、幕后策划者和打死、打伤人的凶手。双方被抓人员,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以抢、抄的公私财物,必须如数归还。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拆除全部武斗工事。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确保四大的正常进行
    四、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枝、弹药、军用物资。各群众组织(包括公、检、法系统的群众组织)或个人手中的枪枝、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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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9页,共2743页
    军用物资以及其他杀人凶器,应全部交给六四○八部队处理。不得隐瞒或转移,违者以国法论处。
    五、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双方应积极动员在外人员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和工作岗位,立即恢复生产。对返回人员要热情欢迎,不得刁难,不得因观点不同而克扣工资,并保证人身安全。双方所占用的生产车辆、船只、设备、物资,一律归还原生产单位,用于生产。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确保水、陆交通运输和邮电畅通。
    六、增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坚决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立即清除混入和操纵本组织的坏头头、黑后台,确有破坏罪行的,必须送交六四○八部队依法惩办,任何组织不得包庇
    七、上述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由六四○八部队和双方对等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对于违反本协议的要严加惩处。
    七个地区原签定的协议,应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安徽合肥地区无
    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赴京代表团(原“P派”)代表李文焕安徽合肥地区无
    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赴京代表团(原“G派”)代表戴纯正淮南炮轰派代表张
    俊淮南支持派(淮南总司)代表钱谋始安庆红色造反者革命到底联络委员会代表胡小会安庆地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作战总指挥部代表徐家道芜湖“联总”代表汪长印芜湖“三筹处”代表吴浩桂蚌埠市炮轰派(批派)代表何
    树杭蚌埠市支持派(G派)代表郑培敏马鞍山炮轰派(P派)代表李重光马
    鞍山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代表李长忠六安四卅革命造反派总指挥代表李占金六安专、县、镇革命造反派联合作战部代表徐世琪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于北
    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
    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德生传达康生对安徽省军管领导小组的指示(从安徽问题可以看到我们伟大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把安徽问题传到全国,从安徽问题可以看到我们伟大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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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戕略方针,使我们对于批发的文件和掌握情况比起其它地区都更为亲切,受到的教育是极大的,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关怀,极大的支持
    安徽问题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越是乱的地方,问题解决的越彻底)主席又亲自邀请刚果(布)总理到淮南去访问。主席说那里打得最乱,不但动了棍子,而且动了枪和炮,那个地方怎么分裂了,又怎么联合起来了,主席邀请刚果(布)总理去访问,使他很感动。这次邀请刚果(布)总理访问,事先并未作准备,也未打招呼。在征求意见时,淮南的同志一开始就表示欢迎,在淮南时欢迎的场面很使人感动,本来只准备千把人欢迎一下,但群众自动自觉地去了上万的人,安全上也未出问题。淮南分裂后又联合起来了,生产恢复上升了。
    康老讲,从安徽的问题上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越是乱的地方,问题解决的越彻底。康老指示说,你们对毛主席对安徽问题的亲切关怀要总结一下,通过总结去教育干部,去教育群众。这里有很大的好处。要经常地抓,经常地在连队,群众中进行教育
    要彻底深刻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斩断操纵群众的黑手,只有揭发得彻底深刻,群众才能识破。现在还出现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的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原因不外乎前天提到的三点,越是形势大好,阶级敌人越是要破坏,走资派伸到我们组织里的线未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这在安徽很明显,9月5日中央一点名,群众就觉悟了。操纵群众组织的黑手,还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中央点了名也还是要依靠群众的认识。
    康老指示:对芜湖的问题值得重视。
    李军长说:芜湖出现了反对“九条”,矛头对准中央,有的跑到北京来闹,反陶二世等等。前时候,芜湖来的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被群众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分局。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叫他们把这三个人放了,现在追回一个,还有两个跑了针对芜湖岀现的这股逆流,最近我们在芜湖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是要不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捍卫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的原则问题,不要压制某一派,打击某一派的问题,这个声明引起了强烈反映,大多是欢欣鼓舞,欢迎的,也有反对的,说什么想把小将打成反革命,将来要平反,是什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责任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态度,这是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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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长说:芜湖的问题,我们不能看成是一个群众问题,这里面有无黑手,坏人操纵?我们要看到革命小将是要跟毛主席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不外乎是走资派,坏人挑动和操纵。不仅这些芜湖还发现反动组织的传单,所以芜湖代表团同志和芜湖军分区的冋同志很需要注意和警惕这个问题。康老曾不止一次的讲到芜湖的问题,芜湖的问题比较复杂。
    干部的问题主要靠群众解决。
    在我们汇报到干部问题时,我们反映说:有的是共同打倒的,但大部分到两派中间去了,有的干部希望由中央点名就好办了。康老说:对干部有两种意见是靠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到群众中检査交代,争取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群众中亮相,接受群众的帮助,是什么干部让群众鉴定。另一种意见是靠上面点名,认为中央只要说一句,那个是黑帮,那个不是黑帮,问题就解决了,康老说:“干部的问题主要靠群众解决,不能只靠上面点名,即是上面点名,还要靠群众工作,康老说:“安徽的干部问题比较复杂,要回去做大量工作。”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时间:1967年10月22日下午4:20-6:1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安徽省军管会领导小组:钱钧、廖容标、李德生、廖成美、杨广立等同志参加接见。〗
    康生同志讲话
    在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別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另外一方面,也有个别的坏人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各个地区提出的突出问题,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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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些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整个的来看,安徽的形势刚才康老所说的确实很好,这种形势的到来是很不容易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一年多的斗争,才取得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当然现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能一切问题都解决,矛盾总是存在,军队不要吹自己,不要自己评功摆好。军队的成绩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来讲,让群众来讲,自己不要讲,军队要谦虚谨慎,多做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也不要去多做批评指责,要让人家自己讲。
    当前,许多地方都要做好两派工作,毛主席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对小将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功勋。缺点错误要热情诚恳,注意方式的提岀来。对于保守组织也要给他们留位置,让人家进来有好处,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有对立面。不要清一色,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清一色的东西。保守组织里的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嘛。
    叶剑英付主席说:毛主席的指示是“纲”,各单位讨论研究问题时,不要脱离这个“钢”。
    形势问题很重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伟大成绩要充分认识,才能加强信心,总参作战部李付部长谈随毛主席视察时的体会说,看形势一要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二要有明确的群众观点,三不要带着情绪看形势。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新指示,做了一些解释,总理说:主席的指示开始落实时,要先搞典型,搞了典型后,再开全军的会议,先学习再实践。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周总理说:刚果(布)总理要访问淮南,三日我们发了电报去,两派都欢迎,刚果(布)总理去了,还说了不少的好话。开始,我们的认识总是跟不上毛主席总想让人家看好的,淮南出了问题还让人家看。毛主席英明,就让人家看,看了后他们还说了好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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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群众不接受。毛主席也说太早了就不灵了。“九·五命令”就适时、就灵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几段话,是对大好形势最好最象的概括。
    对于乱的问题,总理说:黑手揪出来就好了,再有几个月形势就更好了。关于站错队的问题,毛主席说站错了,再站过来就行了,但是大是大非要分清。对待群众,即使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要教育,真正左派社会上承认了,问题不大,主要是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青海刘贤权的工作就是做的好。
    专政工具主要是军队,公检法受彭罗的影响太深,群众不信任了,所以还要依靠群众。战争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陝北,胡宗南的兵临城下,当时毛主席身边只有二个连的兵力,但有群众拥护,就无所畏惧。“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9月26日,毛主席亲自出了场,那天的录音,各大区可以复制在全国放。
    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军队出了彭罗,而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尤其林付主席提出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以来,突出政治更好了。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难免的,极少数是严重的,即是陈再道,毛主席还要让他参加训练班学习,让他住在京西宾馆,还允许他检查,改正。
    毛主席说,对于干部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略)要办好训练班。周总理说,训练班还可以把五好战士、机关干部也找来,代表各方面的意见和你们在块学习,听听战士和普通干部的意见
    对红卫兵小将,我们要以亲身的经历去教育他们,年轻人好说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句话,周总理说:我就和他们说,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夺取大城市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错了,大方向也不能保证,只有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才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都有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应该好好地教育红卫兵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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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廖容标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的指〖廖容标:南京军区付司令员〗
    6408部队奉中央的命令,进驻安徽,担负支左的任务,中央指示,安徽的支左工作应以6408部队为主,根据中央这个指示精神,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提出一个正式的建议,原安徽省的军管会应作相应的改组,并且提出省军管会改组的人选
    中央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这个批示原文是这样。
    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付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个安徽省支左任务。
    希望各省、各地、支左部队,支左人员和革命造反派组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在改组后的军管会的领导下,在目前大好形势下,在革命的大联合中,深入进行大批判,确实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中央这个批示可以传回家去。
    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的讲话
    接见首长: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李天佑、叶群、曹轶欧
    陪同接见的还有南京军区钱钧同志,省军管会李德生同志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至二十时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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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
    同志们
    现在开会了。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到会的同志?今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同志都到了,来见见你们。(接着总理一一作了介绍)现在请康老同志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
    安徽的问题,各个地区的代表在这里很久了,会议开了许多啰,今天是再次讨论问题,结束这次会议,同志们要求见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今天我们答应了同志们的要求,实现了同志们的愿望。(鼓掌)我简单讲一下。下面有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总理和其他同志讲话。
    首先,我觉得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今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以后,安徽地区基本上停止了武斗,一些地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安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鼓掌,呼口号)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鼓掌)省军区个同志的错误,受到了深入地揭发和批判。因此,安徽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形势大好。(鼓掌)这种大好形势,是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十二军支左方向正确的结果,是各地区代表思想提高共同努力的结果。(鼓掌)运动当然是合乎规律的,还有各个地区不大平衡,而且有些地方有小的反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的形势很好,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会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样反动,总是顶不住革命的洪流。
    关于安徽的问题,我同同志们谈了许多,我回想一下,通过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同志们应去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取得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
    首先,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凡是坚决实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中央、中央文革的历次指示,坚决实行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沿着这一个方向前进,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会不断地取得胜利,就会取得大的成绩。相反,抵制中央指示,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抵制中央《九条》、《五条》决定,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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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和同志们讲过,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是极大关怀的,及时地作出许多指示,而且是专门对安微问题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譬如在去年,当李葆华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群众,发生了三天流血事件的时候,当省军区一部分犯错误的同志,硬是死保李葆华,开动了宣传车,去镇压“八
    七”,攻击“八·二七”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林副主席就进行了批评,并且要南京军区严格地调査安徽军区的这种错误行动。问题是当时象严光、末文同志讲的,他们没有接受林副主席的指示,相反地作了假报告来欺骗中央。特別是我们应当说:一月二十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对安徽问题作了批示,大家还记得吗?当一月二十三日革命群众要开大会斗争走资派李葆华等人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批示了安徽军区:“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这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战略的指示,不仅对安徽,而且对全国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军队支左都有重大意义。正是在毛主席这个指示下,林副主席也完全赞成主席这一方针,号召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是毛主席对安徽广大革命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大关怀。
    大家还记得,在四月一日中央解决安徽问题,通过了《九条》,并且有《五条》指示。这《五条》指示对全国解放军支左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九条》指示直到现在,七个月的实践证明了《九条》指示是正确的
    同志们还记得,在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号召大家大联合,号召大家停止武斗,指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敌人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动摇我们解放军,企图动摇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而且向同志们宣布了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决定。这个讲话以后,安徽掀起了一种大联合的潮流,使安徽文化大革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根据同志们的努力,你们代表团的努力,中央九月二十三日批发了你们关于安徽如何执行“九·五”决定的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全国向你们学习。九月二十六日主席接见了军队来北京的干部(有些干部是来学习的,有些干部是来解决问题的),安徽的军队同志都参加了(这是主席对同志们最大的爱护、关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同样,代表团的同志以至于犯错误的同志,不管那一派,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在天安门都参加了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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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见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同志们的莫大光荣!(鼓掌)最后,由于你们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淮南煤矿很快地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看到了很高兴,并且把你们的革命行动向国际友人作了介绍。同志们还记得刚果(布)总理,主席介绍他去淮南煤矿参观。这种去参观使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所有这些,说明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给予极大的关怀,及时地进行了指示。这方面安徽所以有这样大好形势,这与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不开的,特别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取得这些成绩,从安徽来看,证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鼓掌、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教训,知道今后怎么做了。根据最近中央指示,林副主席
    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现在已经发出来了,最近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以及关于按系统实现大联合,这些指示都要同志们进一步贯彻,进一步去执行。另外一方面应看到,凡是不执行、违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同志们听了军区严光同志、宋文同志的检讨,就可以引起很大的警惕。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的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甚至错误地做出决定,要部队不同“八·二七”革命群众一道读主席的语录,一道唱主席的语录歌。他们甚至通知了李葆华,那就是说象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象他们检讨那样,从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他们总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对抗、抵制,所以他们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影响了各军分区,这种错误影响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教训,现在他们开始检讨。各派的代表也应向你们的革命组织当中讲,深刻地认识这一个教训,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中央指示,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走到错误道路上去,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我有这样一点看法,通过安徽文化大革命,证明了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一伟大号召,完全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愿。在毛主席伟大号召的指引下,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安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夺以李葆华为首的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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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方面应当说是对的,而且应当说不是一个派别,而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共同要求。这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得到了安徽各派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夺权一定是象主席所讲的,是各革命派大联合起来夺权,不是一个派去夺权,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的革命组织夺权,结果必然会造成不是实现大联合,而是造成大分裂。因此这一方面中央《九条》的头一条特别看到这些问题,中央《九条》中开始就讲:“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这里面很清楚,中央一方面照顾到革命群众夺权的愿望是对的,广大群众的动机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看到这种夺权的政策、夺权的方向是没有按照毛主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夺权。大概安徽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比较尖锐,有些人反对《九条》,不满意《九条》,主要就在这个问题上,今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上次我讲过了,革命群众要求夺权,这个要求是对的,但是,一派夺权,排斥另一派、甚至镇压另一派夺权,这是不对的。上次张春桥同志介绍了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证明上海不是一派夺权而是大联合夺权。安徽的同志参照山西的夺权,山西夺权是太原刘格平的夺权,也不同于安徽的“一·二六”夺权。那里有亮相,那里军区的张日清坚决支持夺权,
    六”省军区支持夺权是假的。现在他们自己承认,实际上保李葆华。
    你们看一月二十三日他们还在保李葆华,一月二十六日怎能支持你们呢?所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实行军管,没有批准“
    六”夺权。“一·二六”夺权
    虽然有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但政策、方向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夺权的方针。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夺权是政权问题,不是个联合会政权不能只管这一派,排斥另一派,这样就不能真正掌权,也不能真正行使权力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上次春桥同志介绍了上海的经验,在安徽有的地方还流行说我们两个人搞了个四条,我们什么时候搞四条?这完全不对头。(春桥同志插话什么时候讲了个四条?)张春桥同志那次讲的,主要是不能一派夺权,应大联合夺权,这一点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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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安徽文化大革命中,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之所以分裂成为你死我活的两派,是由于走资派挑拨,坏人、敌人钻进来利用,以及革命群众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从安徽的斗争情况看,完全证明了主席的分析是英明的、正确的。当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当毛主席伟大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时候,在安徽在京的代表中也好,在安徽本地也好,就出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形势。这方面应当说你们代表及安徽革命群众组织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经验的头一条就是你们两派各自实行自我批评,实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且一道开会,联合起来开会,实行自我批评。比如对夺权问题,我记得好派的李文安同志、李胜利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炮轰派也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宝贵的,这是符合主席要求的。第二个,两派联合开会,进行自我批评,自己只批评自己,少批评或者不批评对方缺点,对方的缺点自己批评,这完全符合主席的要求。第三,联合开大会游行,应该说这是好的。这方面,同志们创造了好的经验。这个好的经验,不是去否定它,而是要把它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巩固,进步深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中央提出的按系统的大联合。我听说有的代表在这里自我批评,回到安徽去有的人不理解,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这完全是错误的。应当说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是马列主义的,不是修正主义的,(鼓掌)证明了主席伟大号召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看到最近有些地方有些反复,这又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时刻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刻掌握中央指示,这种派性它还会发作。所以毛主席号召“斗私,批修”。这是个伟大的号召,伟大的战略任务。同志们决不要麻痹,千万不要忘记了好经验,再去走回头路。不可否认,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复,当然是坏事,但也不要紧。不要认为斗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一个时候做好了还会有反复的,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有丝亳动摇,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第四,从安徽文化大革命经验中看到:军队支左,是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指示,还是不执行,这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的,应当说我们安徽的革命斗争发生的并不很晚,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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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还只能军管,道理是什么?道理很多,有各种各样,但与前一个时期严光、宋文几个同志他们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有关。为什么今天还在安徽存在一些反革命、走资派,甚至有的群众被蒙蔽,还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中央文革?为什么现在还反对《九条》?这个问题如严光、宋文同志他们自己所讲的,他们有很大的责任。(呼口号)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因为我们看到了从三月份在这开会时,严光同志同彭胜标同志当时对我们、对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满意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们作到严格批评,《九条》上没有点他们的名,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不满意。严光还企图把党中央同军委隔离开,企图找总参谋部的人告状,可是他们没有实现。从北京一到南京军区就表现不满意。回到安徽他们并不是真正执行《九条》,教育好派,坚决实行。他们实际上挑动群众对抗《九条》,利用夺权派对中央没有批准他们夺权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这样,引起群众分裂,最后武斗时他们发枪。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自己讲过,是死保李葆华,而且还作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作战计划。前一个时期镇压“八·二七”,后个时期镇压炮轰派。同志们对严光,宋文同志的检讨有意见,不满意,这是合理的。另外也要看到他们开始认识错误,应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这是问题的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安徽为什么出现大好形势?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关怀,派十二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呼口号)同志门,在这里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说省军区也只是一小撮人反对《九条》;实际上反严光、宋文的,从月间,司、政、后干部、战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对他们的。(鼓掌)这说明我们的解放军的确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指挥的,而军区犯错误的只是那几个领导人,广大干部,广大战士是好的,他们是反对严光、宋文死保李葆华的。(呼口号)当然罗,有些同志开始承认错误,这是好的应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是对革命有利的,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政策的。但另方面,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江青同志拥军爱民的讲话。安徽有些地方有人反对十二军,污蔑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十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应坚决拥护十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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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左。十二军工作中如果有缺点,要善意帮助,彼此商量,不要受反革命挑拨,不要中反革命的诡计。
    第五,通过安徽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必须加强对敌斗争观念,要有敌情观念。毛主席指示讲,革命组织分裂成两大派,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走资派挑拨。第二个原因是有少数敌人钻在革命群众组织里边,或者在外边暗中操纵,挑拨离间,也就是说有几个黑手。同志们看看安徽最近的一段情况,希望同志们应该觉悟,当然我们并不把它当着很了不起的东西,希望同志们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警惕性,要看到安徽的确有反革命活动。现在有些地方走资派也好,敌人也好,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看到安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无耻造谣污蔑,挑拨离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于威胁利诱,造许许多多谣言。有人这样说,敌人、走资派制造谣在安徽是“集大成”的。当然其他地方也有造谣的,但安徽是突出的,他们甚至竟敢假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假造陈伯达同志复林副主席的信,在阜阳、涡阳散发。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死亡阶级的垂死挣扎,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人物都不采取这种手段。很明显,这是敌人。在芜湖、蚌埠、安庆,表现很明显,特别是在芜湖。我们设想一下,革命群众组织怎么能用垂死阶级的这种造谣污蔑手段?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要死了,因此不择手段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当然是白日作梦,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可以一时混淆是非,蒙蔽群众,如芜湖“三筹处”有的人底下有的组织就是受蒙蔽的。这种造谣,你们不要这派指那一派,那一派指这派,我公平地说,你们各派都有这种现象。这一点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派别问题,应看到是敌人在垂死反扑。你们看看,安徽有人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要炮轰、打倒周总理,还要打倒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到过安徽,还要打倒,你们想想这是革命行动吗?(众答是反革命!呼口号)同志们要看到这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难道敌人还能不反对我们吗?毛主席讲,敌人反对我们,说明我们做对了,敌人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倒要警惕了。所以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重要的问题是革命群众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不要受挑拨,革命群众要站稳革命立场,向走资派,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革命大联合,我们要去掉派性,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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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是会利用的。最后,应当按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开展学习运动。中央组织学习班,首先把犯错误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同志调到中央来学习,教育他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学习班不单是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也应该学习。所以你们省里,军管会、省军区也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犯错误的和没有犯错误的,各级千部甚至部队战士也都要学习。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要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斗私,批修”,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批判和“三结合”,就必须进一步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展学习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按系统的大联合,这样才能把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进行好,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觉得从安徽绎验方面来看有这么六个问题,和同志们谈谈,这当然不是全面的,供同志参考。此外,还有几个问题简单说一下。
    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个好经验,各派、各地区以及全省都达成了协议,中央将有个批示,赞成你们的协议。这是你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实行《九条》、《五条》的结果。所以中央批示这个协议,而且希望你们能够贯彻执行。当然实行协议不容易,在实行中还要有斗争,还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有这个协议总是好的,中央批准你们。
    第二,军管会改组。改组引起一些误解,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甚至有人利用军管会改组反《九条》,说“《九条》中第一条是,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现在不要钱钧,这是你们自己推翻了《九条》。”这完仝是胡说,(周总理问:钱钧同志到了吗?钱答:到了。总理:李德生同志到了吗?李答到了。周总理:到这里来坐,刚才忘了。全体代表鼓掌、呼口号,欢迎钱、李上主席台。)同志们,这点如果不歪曲的话,很容易看得懂,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实际上就是省的夺权。为什么呢?因为条件不够,这样才成立军管会的。这是一。第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因为他们有错误,不能主持。如果说他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用不着南京军区派人去主持了,正因为他们还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抗着,还保李葆华,所以才叫钱钧同志主持。现在军管会为什么改组?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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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有他们。第三,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十二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冋志能够领导。军管会是这样改组的,不是钱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更不能说这就是推翻《九条》,而是为更好地贯彻实行《九条》。(鼓掌、呼口号)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在
    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
    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
    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
    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鼓掌、呼口号)在中央四月一日《五条》中有一条,给被打错了的人平反。《九条》中间也讲了。严光、宋文对抗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开除党籍的应该恢复党籍,撤销工作的应该恢复工作,解散组织的应该恢复组织。严光、宋文应当向他们检讨、道歉。应该深刻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呼口号)最后,希望同志们注意,同志们想想,安徽到现在为什么还实行军管,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更不能成立革命委员会,道理在那里?一个就是各派大联合,还要把革命的大联合搞起来。没有革命的大联合,怎样选举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呢?第二,就是有些可以解放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解放。是那些人?你们自己在斗争中检验。“三结合”总是要有革命的群众、解放军、革命的干部,现在还没有成熟的对象,所以现在还要军管,在军管中去筹备实现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你们应该承认,你们落后了。今天内蒙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青海不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在基层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开始接收新党员。许多地方前进到这样的程度,希望同志们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尽快的通过筹备小组,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到底,我现在就讲这样一些意见,希望同志们考虑。(鼓掌,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不要向我学习了,现在还到处要打倒我。说我是“陶铸和袁世凯的杂交”当然,正确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是象这种反革命的造谣,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现在请陈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给我们指示。陈伯达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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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敬佩康老在安徽问题上经过这么长时期的耐心的工作。已经有多久了?(中央首长插话:差三天,三个月了。康老:八十七天了)这样耐心地工作我是很敬佩的!我拥护康老同志今天的讲话。
    看来,安徽的形势大好,是大好形势。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好的。你们大多数都是好的。你们对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迅速响应,迅速行动,在全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你们的进步,是你们执行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很重要的表现。(鼓掌、呼口号)据说你们自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后的行动在全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很光采的。(鼓掌)现在大家的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打倒走资派李葆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继续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踏踏实实地实行“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指示是不能割裂的。“斗私”和“批修”这两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毛主席指示。真正实行自我批评,斗倒“私”字,斗倒利己主义。实行革命的大批判,斗倒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修正主义和刘邓陶在安徽地区的代理人李葆华。可赞成呀?(众答:赞成!呼口号)刚才康老说有些人,有很少数的一些人用造谣、诽谤卑鄙的手段,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甚至狂妄地挑拨离间,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刚才康老讲了很多例子。我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很奇怪,在安徽出现这么一些怪事,有人说林彪同志给我写信,我也很狂妄地给林彪同志回了信。知道这回事吗?(众答:知道)是真是假?(众答:是假的,是反革命造谣!)又说我不理康老,(康老:说把我充军到河南去了。)康老是我们的长辈,我要向康老学习,怎么能这样造谣、污蔑、诽谤?我想这样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呼口号)那些人肯定要失败的!是一定要彻底失败的!这些人是没落的走投无路的剥削阶级的代表。那一小撮人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他们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鼓掌)庆贺你们的协议!(鼓掌)庆贺你们会议在康老领导下取得很大的成就!(鼓掌,众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这时康老插话:这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不是我个人领导。我个人可能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可以打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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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安徽象九月五日以后听了江青同志讲话那样迅速行动,来执行现在的协议,成为全国执行协议的一个模范,不是唯一的模范。有的地方订了协议不执行,希望你们要真正执行,成为执行协议的模范,成为执行你们订的协议的个模范省。(口号略)
    江青同志讲话
    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
    上次是康老拉我来的,今天是我们全体决定要来,因为听说同志们要回去我没有准备讲话,康老这一下将了我的军。
    不过在安徽有人想挑拨康老和我的关系,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要警惕。你们知道不知道,说我那个九月五号讲话就是为了批评康老。你说怪不怪!九月五号是康老要我来的,怎么得出这样结论来哩!(康老:那是我们商量的嘛!)(呼口号)那是我们商量过的。这不是怪事!今天我们全体都来了,又讲话了,回去你们又可以讲这个人反对那个,那个人反对这个,那还了得!没有是非准则,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讲毛泽东思想。阶级敌人总是一小撮,他们躲在背后挑拨你们安徽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上次因为我点了一派的名,康老点了一派,这就成了我们的岔子了。其实我们是一致的,我还少说了哩!不占同志们的时间了,讲废话。祝同志们回去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呼口号)
    陈伯达:我补充一句,有一些人想把总理与中央文革,和中央一些同志分开,这是完全错误的,(呼口号)这是不会成功的,也一定要失败的,一定没有好下场的!(呼口号)大家知道,制定安徽的《九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这次会议总理非常关心,实际上他也参加了处理安徽问题。刚才我忘记说了。(康老:《九条》《五条》是总理亲自主持写的。)那些人如果这样搞一定要失败,一定没有好下场。
    康老:下边请周总理讲话。
    (众呼: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等口号)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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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因为各省来的多,我们有个分工,所以安徽的会议我就很少参加了。开始见了一些军队同志。
    这次会议,我们应该说,在康老主持下,许多同志参加了,开的很好,总算是一个走向进一步胜利的会议。
    刚才康老的讲话,我完全同意、支持。(鼓掌)伯达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我是完全同意和支持的。(鼓掌)大家都晓得,这次会议是由于《九条》至今不能贯彻,发生了阻碍,你们才到北京来的。而且,《九条》的问题又由于支左的问题引起的。支左嘛,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是主席亲自批安徽省军区要他们派队伍支持左派群众大会,而当时严光同志就是象现在揭发的向相反的方面走,现在才知道更清楚。《九条》决定也是在主席亲自批示的《五条》方针下希望大家贯彻执行而作出的。夺权问题,刚才康老讲得很清楚,张春桥同志这次专勹]讲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同意的,因为这样才成立军管会。当时安徽军区严光口经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和南京军区商量,请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有来自军管会的,有来自各方面,这样你们到北京来,来解决安徽问题。到北京来,正好毛主席指示要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当天晚上双方传回去,各自将自己的黑手和背后操纵人揪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好事,马上把它通报全国。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话录音,不仅在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听,而且在全国各机关、企业、单位、工厂各学校、部队、公社都放了,就是说江青同志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讲的话嘛!这三条讲话,在全国都响应,安徽首先直接响应的,所以我们当时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安徽运动高潮来到了,一定会迅速地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根据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调十二军来主持安徽的支左工作。就在这次你们开会以前,没有一个野战军在安徽为主力,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的,直接跟南京大军区商量,不是调一部分,是仝部队,也可以说绝大部分转到以安徽为主,住在安徽支左,来负责军管,推动安徽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所以,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的三条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符合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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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在合肥两派并肩游行,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事情总是有反复。当然有做得好的,淮南煤矿是个例子,工人阶级首先做得好,现在淮南煤矿工人绝大多数回去,生产上升了。虽然这次淮南又有一点小的分歧,但是极小部分,是属于淮南市学校里头搞的,工人阶级就不听了。这证明了一个真理: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呼口号)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作起,因为安徽许多大中城市,许多工矿企业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交通运输,不仅有一个淮南,还有马鞍山,有芜湖,有合肥,有蚌埠等等。这些地方大联合都要以工人为主,这就是说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尽管现在安徽问题不是很顺利的解决,还有一些反复,我想没有什么奇怪,运动的规律总是有些曲折的。为什么,就是江青同志所说的三个方面,在后头挑拨的黑手还没有完全揭发出来。九月五号江青同志点了一下,还没有点够江青同志插话:总理,今天还有些我没有说,我插两句。他们现在贴总理的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人物”,“联动”的后台。这种事情,我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半了,革命群众、革命小将是很容易识別的。现在有人想把水搅混。我们是经常和总理一块办公的。刚才伯达同志的讲话是讲了我们的真正情况。谁要是这样干,我看他没有好下场。(呼口号)另外涉及到我个人,我觉得也无所谓的,可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是“老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呼口号)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哩,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就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还有一个陈登科,那……(口号声打断)我什么时候也要向反革命作斗争的。我不一定要成为中央委员,我就是个普通党员,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我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小组很多同志不是中央委员,我们就是要革命,就是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呼口号)红卫兵小将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这样一说你们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刘、邓、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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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都是,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常委,可就是反革命,我们就是要打倒他们!同志们,反革命要不要反?(众答:要!并呼:坚决打倒刘、邓、陶!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周总理继续讲:我正要说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上次讲的三个问题,现在安徽就有反复,这就看出运动的规律。按照毛主席的预断就是这样,运动总有波折。你看,说的是要支持和加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主流,在安徽双方都支持江青同志的讲话,但总有逆流,在挑拨破坏下,在背后刮黑风,这是少数。少数,靠什么人去揭发呢?就是靠群众,靠你们。你们如果认为两方都是革命派,就把眼睛擦亮,耳聪目明。刚才康生、伯达、江青同志说了,为什么“九·五”以后双方都联合起来,并肩战斗,还出现流言蜚语呢?就是因为你们队伍里头有些人糊里糊涂,受“走资派”挑拨,被坏人钻空子,同时脑子里的社会思潮反映,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所以听得进去,不然怎么能够接受流言蜚语。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如刚才伯达同志所说的信的问题。有的是不把历史发展看清楚,如刚才说我的那一段。《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比如刘、邓、陶几个反革命,去年国庆节让他上天安门,今年不能让他上,历来的发展不仅把他们三反罪行揭发出来,而且还把他们的历史揭发出来了。运动发展总是这样,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特别江青同志最后讲的一段,那就更加重要。这个运动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党中央、中央委员也是一分为二。不仅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也是一分为二嘛!刘、邓、陶就是中央常委嘛!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保护李葆华?还保护什么等等
    伯达同志插话:刚才江青同志讲的一段话,总理同志也讲了这段话,我顺便插两句。现在有一个反动口号,就是“你算老几?”这是个反动口号,反革命的口号!(众说:这是反革命!)对!不分革命和反革命,就说“你是老几?”这是反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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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同志插话:陶铸就自封他是“老四”,我们不封是“老几”,我们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总理继续讲:这次运动从中央分化起,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坚持反动路线、坚持不改、顽固到底的,这是极少数的。但从全国看起来党中央分为二,各地一分为二,领导机关也一分为二,有的数量比较不少的。所以这要看是革命的人说的还是反革命的人说的。不管是谁说的,革命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革命的嘛!“十六条”为纲领嘛!现在就是要听革命青年、劳动人民当中发出革命的呼声,主席号召都是上下呼应的,得到劳动人民的响应。毛主席的思想大普及大发展,证明这次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就是拿毛主席思想来动员的。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有时跟不上,掉队,要紧跟,怎么拿是不是中央委员,拿“算老几”来衡量呢?这就是反动的思潮,影响我们群众中个别人来讲这种反动口号,这个要区别。“走资派”,坏人挑拨,还有反动思潮的影响,要教育我们广大群众,心明眼亮,提高觉悟,就是不要受他们挑拨,要拿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来辨別,以“斗私,批修”为纲,来检査自已检查自己的组织。所以,毛主席提倡的把自己组织里头的坏头头、黑手揭发出来。你们勇于揭发,这是共产主义风格,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把自己组织里头的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了,对方自己也一样揪。这样才能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不是专门找对方的岔子。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不是跟毛主席跟得很紧。拿我说,我说哪个话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当面给我提也好,你善意的讲,写信,写大字报也好,是欢迎的。恶意的攻击、破坏就不能允许,因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问题、领导问题,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破坏毛主席无阶级司令部,破坏领导威信,这就不能允许的了。这一次我们能出席的尽可能都到了,个别人没有到,那么你们应该拿江青同志“九·五”讲话那个声音,这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来作标准,就不会受挑拨,碰到这样的话就可以顶回去,揪岀来。康老说,这种造谣挑拨要揪出来。有的人相信人家的话,年纪轻,经验少,教育他承认错误就好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解放军。安徽没有野战军,野战军不象地方军区。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地方关系久了,跟走资派结合太久了,也是一分为二,总是有些人和地方“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象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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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那么,你不能要求上一次马上就这样做,要经过一个步骤,毛主席处理问题总是经过一个步骤,启发群众去觉醒但是上一次已经改变了嘛,要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军区没有改变。这次不同了,十二军去了,你们又说“十二军算老几”。(江青同志插话:反动口号!)这完全没有道理!十二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坏人,不是反动的口号、反动的思想,怎么能解释呢?这个你们一听就挡回去。十二军,刚才说了,我们统帅、副统帅调去的,主持安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部担负起来所以改组军管会。并且告诉你们,也要改组军区。(呼口号)这个事情,我们和南京军区许世友、钱钧同志都商量过的,钱钧同志还回南京军区担任他的职务,不存在《九条》有变。刚才康老有解释的,要看大问题,总是有坏人在后头挑动下面找岔子,你们受影响。
    第三,就是个夺权问题。张春桥同志讲了。过去夺权条件不成熟,所以没有批准,因此军管。但是,最后军管会的任务还是要过渡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嘛。这个要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这样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所以,安徽经过这些反复,没有什么奇怪的,不出我们的意外。但是要看积板方面,淮南煤矿已经树立了旗帜。你们已经达成七条协议,刚才伯达同志已经庆贺你们了,中央批准你们,希望按你们自己达成的七条协议,你们亲自在上面签字的,要认真地去保证执行。《九条》、《五条》都要认真执行。我看安徽文化大革命会大大地前进一步。(鼓掌)希望大家真正的同心协力去作,绝大多数同志们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来庆贺安徽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的胜利。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想我和同志们一样的心情,我感觉到在北京住的时间多了,各方面代表和群众隔离了,虽然是有电话,也有人来来往往。当前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很快地回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彻底地批判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刘、邓、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现在许多重要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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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到底。所以这方面,单在北京解决主要是原则方面的问题,方向方面的问题,共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间进行艰苦的工作。所以这个会议今天总的就结東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那些问题,今后在军管会、在你们自己革命组织之间,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来解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提议,看同志们赞成不赞成,就是要把安徽的报纸完全恢复起来。《九条》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在《九条》的第五条讲过:“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
    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现在还只是出新
    华社电讯稿嘛,我想现在应当把报纸恢复起来,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这里边有过争论的,就是报纸名字问题,是叫安徽日报,还是叫新安徽报?我想不要在名字上争论,新安徽报也可以*(口旁加么)。表示新的。不要说那是好
    派起的名字,P派就不赞成,这个何必哩!主要看它到底是派性的报纸还是党性
    的报纸,是党报的问题,看它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陶反动路线的问题,标准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名字。因此,我想不要在名字上争论那么现在是新安徽报嘛。《九条》当中也讲了新安徽报,再一改,《九条》就“垮台”了(众笑)。所以这一条讲一下。这里边我应当讲,为什么要恢复新安徽报?我觉得在安徽文化大革命中间,同志们系统地批判刘、邓、陶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做的不够,很不够的。这一点无论那一派都要注意。你们看看别的省,应当向上海学习,向北京报纸学习。你们不宣传党的政策,忙于打内战,忙于搞派性,天天喊“打倒陶二世”,也不管是那一个,反正是你们不高兴那一个就给戴上,有时给我戴,有时给总理戴。但我问问你们,陶铸一世你们是怎么批判的?放松了陶铸一世,搞“陶铸二世”你是真正的反陶铸吗?(伯达同志插话:没有什么“陶铸二世”。总理:没有“陶二世”。)是嘛,没有什么“陶铸二世”。对刘、邓、陶的批判,尤其你们学生组织里边,无论那一派,都要深入地批判。所谓大批判,首先是对刘、邓、陶,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李葆华。这一点也许你们做了但很不够。因为报纸只岀电讯稿,报纸的作用根本没有利用,所以希望你们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既然要搞好批判,首先是彻底地批判刘、邓、陶,看刘、邓、陶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罪恶。你们甚至把陆定一忘了。陆定一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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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跑到安徽,放了很多毒,和李葆华勾勾搭搭,你们为什么忘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报纸半年多,七个月没有恢复起来,这样应当说不好。你要实行革命的大批判,你没有报纸怎么行呢?当然,另外一些小报倒不少,反对毛主席司令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报,在芜湖就岀过这样铅印的报纸。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既然赞成,就应该在军管会领导下,共同协力地把安徽的报纸恢复起来,成为批判刘、邓、陶、李葆华的最重要的工具。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派别斗争、打内战给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点大家赞成很好嘛。
    还有一条应当注意到的,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总理讲过了,你们可了解什么叫中央文革小组。有各种反革命的宣传,说:“陈伯达是穷秀才,一辈子还是穷秀才”、“江青算老几”、“康生是个老特务”,到处这样讲,这是反对唯?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以为是反对我们吗?这是敌人企图动摇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小组,伯达同志是组长,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是副组长,(周总理、康老是顾问。)还顾问哩!要打倒我嘛!(总理、江青打不倒。众:热烈鼓掌。)我也相信,如果我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怎么打也打不倒的,如果我不执行毛主席路线,不打我自己就倒了。中央文革小组现在起代替过去中央书记处的作用,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代替过去中央政治局的作用。从这里边你们可以看到,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有些人对文革小组是痛恨的。什么人?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走资派,苏修特务、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地、富、反、坏、右,反动派,他们痛恨我们。革命群众应不应该同他们划清界限,应不应该?(众答:应该。)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首先挑拨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关系。带着显微镜到处找“裂痕”,然后造谣说:文革小组分几派,也不知道两派三派,随你造谣!(江青:他们还敢于伪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件。总理:伪造信件是犯罪的。)犯罪!(叶群:林副主席没有给伯达同志写过那样信,伯达同志也没有给林副主席写过那样信,完全是无中生有,反革命造谣。)这一点,同志们应该警惕起来。特别是芜湖的同志应该警惕起来,国民党在那发传单,革命群众组织的矛头,应对准谁?是对革命群众,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对敌人?应当说有些组织敌情观念不高,警惕性不高,派性大发作,敌人钻空子。安徽各派当中都有黑手在后头,也有个别地方都有敌人钻进去的,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你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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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错误,会受敌人利用。这一点,特别是芜湖,蚌埠、安庆一些地方要特别引起警惕的。所以同志们,你们一定要注意,象江青同志今天讲的,文化大革命快年半的时间了,尤其应当提高警惕,应当觉悟提高。现在你们看看,到底我们沿着毛主席路线胜利前进,还是后退?特别是“九·五”以后,你们的成绩中央很赞许,介绍到全国去,可是你们现在看到什么呢?看到在合肥还有一股反对六四○八部队的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静坐的?(众答:有。)蚌埠冲击三十一师,现在为什么在这样前进的道路上还那样向后倒退呢?为什么拥军爱民在江青同志讲话以后,在中央发出指示以后,有这种现象?革命群众应该想想这些问题。当然,这是少数,是个别坏人挑拨利用,但是广大革命群众应当觉悟起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彻底打垮刘、邓、陶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动派,彻底打垮李葆华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晓得不晓得,刘少奇是什么人?叛徒!陶铸是什么人?叛徒!(呼口号)邓小平什么人?逃兵!淮南个别地方还有这样反革命标语,叫“刘少奇亿岁!”不是“万岁”,是“亿岁”!(江青:那他倒成了木乃伊了!中央首长及全体同志大笑)革命群众一看就懂的嘛,这是革命群众的行动?不是的,是不是脑子里有无政府主义,怀疑切,打倒一切的行动?也不是的。很明显,是反革命!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敌人利用我们的派性,利用我们头脑里的“私”字。因此要珍惜你们的成绩,坚决地同刘、邓、陶、李葆华,坚决地同敌人,同刘秀山、程明远、陈登科、那方面的彭宗珠等等作斗争。甚至你们有一派的同志在过去与严光、宋文那样的路线错误还没有划清界限。这一点你们要很好的警惕。使整个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实行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按系统的大联合,各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共同努力,把安徽的革命委员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成立起来,也是同志们再一次地来立新功。我的话讲完了。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
    毛主席发动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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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常州报《新闻兵》编辑组主办《新闻兵》1967年11月17日第
    十期)
    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另版本)
    〖时间:上旬。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
    康老
    安徽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几个月来有很大成绩,特别在
    九·五”江青同志讲话后,安徽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发展。基本上停止了武斗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安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安徽省军区个别同志的错误,象严光、宋文的错误,受到了揭发和深刻的批判。安徽形势大好,是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十二军支左方向正确的结果,是各地代表思想提高共同努力的结果。安徽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多经验教训。
    1.凡是坚决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行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历次指示,坚决实行“九条”“五条”沿着这个方向,文化大革命就会不断取得胜利。相反,抵制中央指示,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抵制“九条”“五条”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2.通过安徽文化大革命,证明毛主席指示各单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在主席路线指引下,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安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擐走资派的权,这一方面应该说是对的,应该说不是一个派别,而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夺权要象毛主席讲的,各派大联合夺权,一派夺权,排斥另派,就必然造成大分裂。因此,中央头一条特别看到了这个问题,这里面很清楚,中央一方面照顾到各革命群众组织夺权愿望,广大群众动机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夺权的政策和方向,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进行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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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徽文化大革命,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安徽之所以分成两派,是走资派挑拨坏人钻进来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无政府主义思想。江青同志讲话后,毛主席发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安徽出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好形势,你们代表以及安徽的革命群众,创造了好的经验,两派实行自我批评,两派联合在一起开会,游行,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复,这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主席说要斗私批修这是个严重任务。同志们不要在创造了好的经验后,再走回头路
    4.从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中看到,军队支左是实行毛主席、林付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指示,还是不执行,对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
    为什么安徽到现在还不能成立革筹小组,还要实行军管?这与前一段时期严光、宋文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路线有关。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走资派,反革命反对毛主席、林付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九条”,还有群众受蒙蔽,这与严光、宋文同志错误有关
    安徽个别地方出现反对十二军,甚至说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实际上是说我派去的,陶二世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加的“帽子”,这是反革命对毛主席、林付主席派去的12军的污蔑。12军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应该坚决拥护有缺点可以帮助。
    5.必须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必须加强对敌斗争,要有敌情观念,安徽的确有反革命活动,走资派、敌人走投无路,看到安徽大好形势,就无耻污蔑,挑拨离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威胁利诱,有的同志这样说,走资派敌人造谣污蔑在安徽是集大成。他们甚至敢伪造林付主席和伯达同志的信,这是死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在芜湖、蚌埠、安庆,特别是芜湖
    三筹处”下属群众就是受蒙蔽的
    同志们不要这一派指责那一派,各派都有这种现象,我们要去掉派性,派性,敌人是会利用的
    按照毛主席指示,认真开展学习运动,中央和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和
    省军区都要开办训练班,犯错误的和没犯错误的,都要参加学习,要“斗私、批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掌握大方向,把各单位斗批改搞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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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1)中央赞成你们达成的协议,中央有批示,希望你们贯彻执行。
    (2)军管会改组,引起一些同志误解,甚至有的利用这个改组,说你们推翻九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军管会改组,一不是钱钧同志犯错误;二不是推翻
    九条,而是更好贯彻九条。(3)在二三月问严光打击一大批千部,现在一律平反
    最后,请同志们注意,为什么到现在安徽到现在还不能有革筹小组,更不能说有革命委员会了,道理在哪?
    (一)要把革命大联合搞好,没有革命大联合,怎么能选代表参加筹备小组呢?
    (二)有些可以解放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解放,这些是什么人,你们要在斗争中自己去识别。
    陈伯达
    我很钦佩康老在解决安徽问题上这么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我很拥护康老的讲话
    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是不能割裂的,斗私和批修这两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志们必须好好学习,要斗倒私字,斗倒利已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斗倒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修正主义,斗倒刘邓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康老是我们的长辈,我要向他学习,有人假造我和林付主席的通信,造谣的决没有好下场。
    江青
    安徽有人想挑拨我和康老的关系,说我的“9.5”讲话是批评康老的,这是在挑拨安徽的情况是复杂的,上次因为我点了一派的名,康老点了另一派的名,这就找到岔子了,其实我们是一致的,我还少说了哩!
    周总理
    刚才康老讲话,我完全支持,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也完仝拥护、支持。
    这次会议是因为九条不能贯彻,才来开的,而九条不能贯彻又是因为军区支左问题而引起的。夺权问题张春桥同志已经讲了,我们同意。江青同志“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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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是代表毛主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中央文革的,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调十二军去安徽,做支左工作,实行军管去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搞大联合要以工人为主,学生不要去干扰厂矿。江青同志讲话:
    有人贴总理的大字报,说总理是陶铸式人物,是联动的后台,我想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是能识别的,有人想到水搅浑,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另外,说我不是中央委员,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点刘秀山的名?刘秀山是个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还有一个陈登科,我什么时候都要同反革命作斗争
    总理
    你们要把自己组织中的黑手揪出来,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各个组织自己去找自己组织的,不要去查找对方的岔子。
    关于解放军,安徽没有野战军,军区在地方久了,和走资派关系密切了,严光、宋文不但跟李葆华,而且跟曾希圣,犯了严重错误,所以要彻底批判,这次不但要改组军管会,还要改组军区。
    这次会议总的可以结束了,在北京主要是解决原则问题、方针问题,更重要是要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把安徽的报纸完全恢复起来,不要在名字上争论
    在芜湖还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铅印小报。我觉得你们安徽
    系统地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是很不够的。陆定一还和李葆华勾勾搭搭,放那么多毒,怎么就忘了呢?
    中央文革现在代替了过去中央书记处,很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刘少奇是叛徒,陶铸是叛徒,邓小平是逃兵。
    你们要珍惜大好形势,坚决同刘、邓、陶、李葆华、程明远、刘秀山、陈登科、彭釆珠等作斗争,有些人与严、宋错误未划清界限,要警惕
    十分希望安徽的革命委员会在不长时间内成立起来,希望再一次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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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中央首长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安徽班仝体学员
    时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二十点四十分至二十一点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接见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春桥、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南京军区首长许世友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当中央首长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伯达:现在请江青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全场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我重复说一次,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批示”同志们都看过了,有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着,江青同志宣读了批示全文。(略)
    伯达:现在请康老讲话。(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康老:向同志们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革命群众学习!向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口号)
    刚才江青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告诉了同志们,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希望安徽革命委员会以及安徽三千五百万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这个批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号)
    中央批示讲过,“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安徽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了长期艰苦斗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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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坚决地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打倒陆定一!打倒杨尚昆!打倒李葆华!打倒黄岩!把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彻底打垮
    年来,我曾经和同志们一道研究过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向革命群众、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同时,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伟大成绩。我在这一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东西。通过研究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了解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因此,我感谢同志们,感谢红卫兵,感谢广人革命群众,感谢解放军。(口号)
    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多次接触了同志们,讲了一些话。我想可能有些话是对的,有的话可能是错的。错了,请同志们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批评我炮轰我。(众呼口号: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谁反对康老就打倒谁!)
    同志们,有一句话我要解释一下,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全场高呼:向康老学习!向康老致敬!)
    最后,希望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常委、副主仼、主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识清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是作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哪一派的代表,是安徽三千五百万人民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委员会,巩固革命的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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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到底,把安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前进的斗争中立新功。我的讲话完了。
    伯达:请许世友同志讲话。
    总理:他昨天刚到北京,今天来参加你们的会。(众呼口号: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
    许世友:不要,不要!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口号)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我的话完了
    伯达:现在请总理讲话。(全场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总理:问同志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刚才江青同志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批示”,也是林副主席看过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提出来的,这是你们的一个最大光荣,是对你们的最重要的指示。(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将近两年了,你们经过了许多次英勇奋斗,许多次激烈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值得我们庆贺的。(口号)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省的,还需要把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已经建立了,有的还没有建立,要把各个工厂、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要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就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仝国各省市已经建立了二十个革命委员会了你们是第二十一位。我想,虽然你们是名列二十一位,希望你们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各派群众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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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跨行业的,象伯达同志说的那样是个大杂烩,那样就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前几天,就是四月八日在长沙,在毛主席的故乡宣布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是不甘落后的。你们那里跨行业的组织,通俗
    地说法就是好派和屁派,用外国字就是C、P,现在大联合了,这些派都不能要
    了,就是象同志们说的,要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反革命派。(口号)我们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要建立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第二件事
    报告上写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
    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今天又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的解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很多年青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左派,朝气蓬勃的干将参加,就是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还要加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我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接近朝气蓬勃的。当然还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一百五十九名,军队很谦虚,退出了一部分,只有二十
    四名占百分之十五,革命领导干部三十二名占百分之二十,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
    十五,群众代表九十名占百分之五十七,机动十三名占百分之八,如果机动数里面再有群众代表的话,群众代表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数是
    二十至三十岁的,少数超过四十岁,从整个比例来看,是青年、中年人多,是有朝气的,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在实践中证明是朝气蓬勃的。
    第二个比例,是常委中看老中少的比例。二十九名常委中,五十岁以上的有
    八人,四十岁以上的八人,四十岁以下的十三人,老的不超过六十,绝大多数是中年、青年。从年龄来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有朝气的,当然也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还有第三个比例,就是在常委中军队也是很谦虚,只占七名,革命领导干部占十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占绝大多数。新的血液加入革命委员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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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委员会是实现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年轻的较多,我们很高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本来你们的常委中女同志很少,当然现在也不多我们中央文革对别的省也提岀过增补女同志,但都比较困难。你们安徽省做了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同志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四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德生,廖成美同志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就增补了女同志现在已有五名女同志,在副主任中有两位女同志。二十个省市都赶不上你们,们是后来居上。这是值得祝贺的!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只有一位女同志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嘛!希望你们安徽在抓机动名额中也注意这个问题。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中很多都是很能干,一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掌权时就把女同志摆在一旁,这是很不公正的。我接触到很多到北京来的女同志,很能干,但是就是选不上,广州、武汉都有这种情况。你们安徽是第一个赶上来的。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妇女不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是很能干的,做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在我们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就是模范。我们的比例也少了,在座的十二同志中只有二位女同志,只占六分之一,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批评嘛
    总之,要称得起朝气蓬勃,在军、干、群比例中,群众比例要大;在老中少比例中,中少比例要大;在男女的比例中,女同志不要太少,这样才能使革命委员会气象一新。革命就是要培养接班人,老的当然也要,但是中少要多一点好。要有妇女参加,这样才能区别于旧的政权机构。旧的政权机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干部政策造成的。现在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掌权,革命委员会应当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毛主席今天特别提醒这件事。你们首先响应了毛主席这一号召,是特别值得称赞的,特别值得庆贺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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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伯达:我们今天开了一个短会,现在会议结束。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一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在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中,又传来一个新的喜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我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安徽三千五百万革命人民,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隐藏在安徽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就是这样些早已覆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甘心于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或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者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作出了英明指示,指明了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航向,引导英雄的江淮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在安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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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多以来,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样,经受了很大的革命锻炼。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定不移地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为安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绩
    我们希望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诞生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彻底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肃清他们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率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把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大节摆在首位。这就是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要进一步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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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抓好煤炭、钢铁、粮食生产,搞好水陆交通运输,竽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深信,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雨考验的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破浪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
    六、处理安庆芜湖问题
    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重要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次,我们召集省革委会全体委员,各地、市革委会、支左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召开一个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七·三”、“七·
    四”布告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两个布告的深入动员大会,是以两个布告为武器,向一小报阶级敌人发起更加全面、猛烈的、歼灭性的进攻的誓师大会;也是集中力量,向盘踞在安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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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撮阶级敌人的顽固堡垒发起总攻击的战斗部署大会;也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的大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更加猛烈进攻的战斗号令;是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强大武器;是进一步力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战略措施。学习、宣传、落实两个布告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不紧跟的大问题,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的大问题。对两个布告,是拥护还是反对,是执行还是抵制,是真革命或假革命的试金石,是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全省革命人民务必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坚决照办。进一步掀起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两个布告的群众运动。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以来,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进一步狠抓了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在这个时期内,打了几个硬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阜阳、定远、风阳、嘉山和芜湖的问题。同时,通过对这些地区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全省形势的发展。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更新阶段,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全省累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四十余万期,一千六百余万人参加了学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挖出了一批隐藏得更深的叛徒、特务、黑手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高潮正在兴起,革命三结合的潮流滚滚向前,现在已有十三个专(市)、四十一个县(市、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一片红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两个布告发布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我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驻军全体指哉战员,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人心振奋,普遍反映说:“布告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布告是及时雨,布告宣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死刑。”许多地区闻风而动,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布告的热潮,大大推动了全省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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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布告传到芜湖后,芜湖的革命形势迅速改观。广大群众阶级斗争
    的觉悟空前提高,受茡蔽的群众迅速觉醒,对所犯错误深感痛心,纷纷反戈一击掀起了一个揭发芜湖反革命事件黑幕,检举黑手、坏人和上交武器的高潮。阶级敔人惊恐万状,分崩离析,有的自动投案,有的被群众扭送部队。省革委会点名的七个坏人、黑手已仝部归案。现在武斗停止了,工事平毁了,抢去的武器已基本交回。全市的交通、邮电和社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外流人员已大部返回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只要和广大群众见面,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出无比巨大的威力,革命形势就会迅猛发展。
    形势大好,但是阶级斗争不会停息。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一小撮阶级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惧。在进入坟墓的前夕,他们要作拼死的反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斗争越是复杂、深刻
    目前,在安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表演得特别嚣张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是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成了全省的第名,最突出了。他们泡制反动的公开信,策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会,利用革命的口号,抽掉革命的内容,进行反革命活动,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革命口号,把矛头一转,就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
    右,肯定要反的,坚决要反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统统都要反。过去反,现在反,将来还要反,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什么时间出现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就什么时间反,那里出现了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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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我们就在那里把它打下去。我们要把阶级敌人的一切翻案、复辟的阴谋统统粉碎,要把反右的斗争进行到底
    但是我们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转移矛头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来向无产阶级夺权,让牛、鬼、蛇、神上台,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反右来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安庆地区撮阶级敌人搞的所谓“反右”恰恰是朝着这些反动的目标前进的。
    我们敬爱的林彪副统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开始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夺取全面胜利的阶段,毛主席又极其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内容的伟大深刻的阐述,害怕得一个字都不敢提。他们煞费心机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恶狠狠地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这就是他们所谓“反右”的实质和目的,说穿了,他们所谓的“反右”,就是要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要搞乱人民解放军。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杄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突的什么破?向谁突破?从安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几个月来所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支左不支派”木身有什么不得了的错误,也并不是纠正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什么缺点错误,而是要从“支左不支派”打开一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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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向人民解放军突破,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破,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突破。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的道路,否定光辉的“九条”、“五条”。使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根本建立不起来
    反右的根木方向和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稳、准、狠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可是在安庆做得怎么样呢?他们揪出了多少混入自己组织内部的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打击了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挖出了几个隐藏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反,他们却对那些贫下中农、无辜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以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搞的所谓“反右”是什么货色。说到底他们的所谓“四反”就是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反对广大革命群众,他们的所谓“一粉碎”就是要粉碎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总目的,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国民党反动派的卷土重来
    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扑的两个战线。对于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右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我们从来都给予最坚决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安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刮起右倾翻案妖风,煽动右倾分裂主义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展开最勇猛的斗争,支持他们把那些煽阴风,点鬼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但是对于那些在“反右”的旗号下,进行反革命勾当的阶级敌人,我们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坚决的打击,亳不留情,决不手软。
    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但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上成为全省的“尖端”,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犯下了大量的反革命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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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隐臧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舆论,而且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组成专业武斗组织,不断挑起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仓库、银行、商店,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了国家大量的粮、钱和物资,炸毁价值三百万元的冷库,以及市交际处大楼、专署大楼、交通局大楼、机电大楼等十多处公共建筑物,油粉厂全部烧光他们还在华阳垦区一次烧毁国家棉花十七万斤,在宿松抢劫国家银行现款十多万元。许多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甚至老太婆、儿童也惨遭杀害。
    (二)连续不断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杀伤和殴打解放军指战员。今年以来,先后冲击驻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近八十次,抢走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装备物资和干战个人衣物。有的连队被抢劫一空。在冲击部队时,还向部队驻地射击、投弹,用石灰渣和小便在战士头上浇,用木棍、家俱往战士头上砸。在部队厨房水缸里拉大使,在干战耳旁、肩上、头顶鸣枪威胁,绑架部队首长,先后共打伤指战员好几百人,打死四人;仅振风塔反革命事件中,次就打死解放军二人;连给群众运粮的战士也被枪杀在汽车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下达后,七月五日,一小报阶级敌人还继续煽动和蒙蔽部分群众,对军营港务局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打、砸、抢、抄、冲,抢走全部武器装备和许多物资;他们连救死扶伤的卫生医疗单位也不放过,七月十七日又煽动二百多人,冲、砸、洗劫驻军卫生队。两次共殴打干战二百多人,十四人重伤住院
    (三)抢劫车船,私设关卡,中断交通、邮电。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迟迟不能恢复,使军事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四)抗拒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对抗省革委会关于安庆问题的多次指示,围攻、殴打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年“九·五”命令颁发后第五天,两派上交武器的第三天,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和蒙蔽“红造会”部分群众,公然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将“联委会”打出城外。今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煽动和蒙蔽“联委会”部分群众,制造了“
    ○”武斗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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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的两次指示,省军管会的通令、急电至今拒不执行,继续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
    什么人会这样对人民解放军下毒手?什么人会这样对无辜群众下毒手?什么人会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各种反革命分子,才会欺骗和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下这样的毒于。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表演得够充分了!全面清算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己经查明安庆两派都进了坏人,插进了黑手。这些坏人、黑手,是上述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一部分
    原安庆专署专员陈振亚,是个腐化堕落、投敌变节分子,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伸进群众组织的黑手。他开始打着支持好派的幌子,在“三·一五夺权”后混进“地革会”当了副主任。以后又跳出来,混进“红造会”,接二连三地“写声明”、“发贺电”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往来于北京、合肥、安庆之间,做了许多坏事,并把黑手伸到各县,多次召集各县当权派开会,唆使他们支持方,压制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
    原安庆市城建局副局长胡成斌,是蜕化变质分子,曾被开除党籍。去年武斗期间,他担任“联委会”的军事顾问,赤膊上阵,策划和指挥武斗。
    原安庆市文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强,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他组织“干联站”,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直接为“红造会”武斗出谋划策。在“红造会”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在军事上加强防御,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后方,消耗对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原安庆专署工业局副局长陈良玉,是伸进“联委会”的黑手,担任“联委会”的“政治顾问”,并参与调动岳西农民进安庆城搞武斗
    原安庆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徐一美,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是“干联站”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坐镇“红造会”总部,出了许多坏主意,竭力鼓吹“战争解决问题”,“枪杄子里面岀政权”,煽动武斗,制造分裂,恶毒污诬制止武斗协议是“马歇尔计划”,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还公开喊叫“我就不怕当刘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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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进“红造会”的坏头头马兆国,对抗中央关于航运系统与社会上脱勾的指示,担任武斗组织“工总司”的总头目,指挥武斗。在“工总司”私设刑堂,绑架和毒打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把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打死。许司令指示,叫安庆两派代表来合肥协商解决安庆问题,马兆国竟威胁说:“谁去枪毙谁!”“七·三”布告下达后,还煽动和指挥“红造会”部分武斗人员,冲击打砸、抢劫部队卫生队。
    恶霸地主的儿子何守平,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总指挥。他参与策划和直接指挥“
    ○”武斗事件,对抗周总理
    指示和省军管会通令,连续制造了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插手几个县的武
    刑满释放分子吴洪杰,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参谋长。他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指挥“
    ○”武斗,指挥炸毁价值
    数百万元的冷藏库等大型建筑物。
    钻进“红造会”的坏人孙邦志,是叛徒、巫婆的儿子,是漏网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反动诗,侮辱伟大领袖,泡制《公开信》,散布大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言论,对抗中央关于军管公检法与社会脱勾的规定,进行反革命串连,到处作黑报告,煽风点火,干了许多坏事。
    安庆长期武斗,与混进军队里的个别坏人插手指挥有关系。一个是安庆市前人武部长徐征法,是好派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一贯腐化堕落。还有一个是安庆军分区科长杜长信,是“红造会”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不是个好家伙,很坏。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把他拘留起来,在部队内部进行批斗。
    盘踞在安庆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挽救他们彻底完蛋的命运,采用种种反革命伎俩,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大搞武斗,制造系列反革命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就是对我们发出的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动员令,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以两个布告为武器,开展一场更大的“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向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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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全体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强大的攻势。要把那些隐藏得更深、更狡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务必全歼,不让一个漏网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两个布告,立即停止武斗;立即拆除工事;立即解散“捍卫四大兵团”、工总司独立
    营,“夜老虎
    “尖刀班”、“红挺小分队”等武斗组织;立即干净、彻底、全部上交抢去的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物资;立即恢复水陆交通和邮电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有出路。听说,在安庆有人扬言:“若省革委会要点某某人坏头头,就要用武装保卫。”并说:“一枪一弹也不能落到解放军手里”,准备继续顽抗。这些人如果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将碰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跟着别人干了一些坏事的人,或者受蒙蔽的群众,必须迅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改正错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揭发其反革命罪行,与小撮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如果跟着坏人千下去,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完全相信安庆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安庆的人民解放军仝体指战员,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两个布告,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一小撮阶级敌人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安庆的革命形势必将越来越好,安庆专区和各县的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胜利诞生。
    我们希望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支左领导小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学习、宣传、落实两个布告,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本地区阶段斗争的现实结合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迅速发展大好形势。至今还在搞武斗的一些地区和组织,都要按照“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全部上交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巩固和发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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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合结,尽快实现一片红。以实际行动来配合和支援安庆地区的对敌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还要讲一个问题,濉溪县和霍丘县两个革命委员会是经原来的军管会批准的。我们去年十二月份根据周总理关于解决苏州革命委员会问题的精神,决定这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按“调整、扩大、充实”的六字方针处理,这里再次重申,决不动摇
    (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来源:《江淮红卫兵》1968.8.8
    贯彻“九大”精神
    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同志们
    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热潮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谈。我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向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仝国亿万军民在“九大”团结、胜利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各级革命委员会,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围绕着手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定措施,正在一个一个工
    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充分调动起来。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开展得更加深入,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一些“老大难”单位正在改变面貌。仝国各族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形成了空前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革命的大团结,是我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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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战斗任务,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这个革命大团结是当前大好形势的显著特点。
    我省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也是空前大好的形势。省党员代表会议以后,各专(区)、市、县也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目前各专、市、县党员代表会议都已基本结束了。党的“九大”精神同全省广大革命人民见面,已经化为革命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调査研究,培养典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总结落实毛主席政策的经验。全省的基层单位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仝省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大讲团结的意义,大找团结的差距,大订团结的措施,出现了一个人人讲团结,处处是团结的大好局面最近,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固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夺取更大胜利的高潮。
    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把这个会议开好,对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于团结仝省革命人民,去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省“三代会”成立三个多月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推动我省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革命还要继续前进。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九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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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为红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总结工作,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号召,高度概括了“九大”的基本精神,是党的“九大”的一条光辉路线,是照耀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灯塔。这一伟大号召,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团结起来,是夺取更大的胜利的保证。林副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不能给敌人团结起来把我们孤立了,我们要自己团结起来,把敌人孤立起来。今天闹不团结,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是“九大”精神,要很好领会,很好贯彻。林副主席的这些教导,指出了当前团结的伟大意义。在阶级阵线清楚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大讲团结。这是当前搞好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千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我们解决团结问题指明了方向。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这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革命要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管你是那个山头
    的,不管你是G派还是P派,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搞孤家寡人政策,是不能
    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我们“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还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党的周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而不是搞“多中心”的小集团主义,更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这里还要明白团结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有利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而不是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利于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削弱革命委员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克服我们的错误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达到革命的团结,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开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竞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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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上次,我们和“三代会”的同志一道学习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我提出要“三代会”的同志认真讨论一下,不知“三代会”的同志讨论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现在在谁于里,向谁争权,什么才叫有权,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有个统的认识。只有统一了认识,才能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才能讲到团结。要讲团结,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觉革命的问题没有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的精神,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还讲什么团结。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谈就崩,那怎么团结呢?我们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才能搞好团结。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代表,你们怎么自我革命、继续革命呀?群众代表就要代表群众。代表群众就必须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失去代表性。今天到会的“三代会”同志,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是,不能搞“三脱离”。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当中不少是“九大”代表,这次在北京,中央首长又多次传过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所以说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可能有的人说,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我们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对我们有没有指导意义呀?假如我们常期蹲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搞事务,我看那就不能保证“三不脱离”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大家认真讨论、深思。
    这次在北京开“九大”,康老讲到山东有个老模范张富贵,他现在就在搞接见了嘛!一年只参加了几天劳动,这样下去就要变成机关人员,就要脱离群众了
    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主要抓思想建设呢,还是管事务性的事呢?如果我们革命委员会一百五十多个委员都管事务,那么,一天到晚不出大门都搞不了。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这次会议就要通过学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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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日的。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九大”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现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十二中全会和这次“九大”,就是把叛徒、内奷、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粉碎了,把刘少奇的一小撮揪了出来,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又被我们夺回来了。这是个主流,是大好形势。但是我们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我们说,至少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吧?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不是都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吗?当然,有的个别单位,基层单位有复旧现象。但是,这不是主流,不是大局。所以我说,我们看形势,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指示,紧跟中央的指示。
    总的来讲,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要在传达的基础上,很好的领会,很好的落实。
    要落实“九大”精种,首先就是要解决团结问题。要狠抓团结,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统一。这是胜利的保证。
    当前这个团结问题,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哉略部署,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一个战略部署。正如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以后,提出的大联合,那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呢?讲团结问题,也是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一定要明确团结的意义,对团结问题认识的深度还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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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会”有没有影响团结的因素呀?我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落实“九条”“五条”。“九条”“五条”这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好的地方,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就巩固,就发展,领导班子就团结;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差的地方,就会岀现有反复。现在安徽的形势比较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大家对落实“九条”“五条”比较重视,落实的比较好。但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然,“九条”“五条”的落实,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基层单位,落实还不够好,还需要继续落实,很好的落实。“九条”落实有个障碍。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九条”是发到仝国的。对全国都有指导意义。后来一落实,安徽的形势很快就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指导,搞好团结。以“九条”“五条”为基础,把这次会议开好。你们“三代会”要来个比赛,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看谁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学得好,用得好,看谁的会议开得最团结,看谁的“九条”“五条”落实得好。“三代会”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会议以后,也要看哪个群众组织在革委会的领导下作用发挥得好,助手当得好,看哪个组织的工作朝气蓬勃。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的代表,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应当把这个头带好。带头斗私批修,带头搞好团结。要继续革命,“不要吃老木!要立新功!”团结全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夺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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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这次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是及时的,必要的。我们在传达学习
    九大”精神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基础上,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促进形势的发展,很需要进一步根据我们当前情况,联系实际地来很好地对形势加以分析,统一对形势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同志们谈了形势,交流了经验,认真学习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谈了团结问题,会议开得很好。今天在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形势问题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形势的认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我们对形势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不要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有的同志有的时候就听小道消息,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结论,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指示去看形势。只从个别局部的问题,阴暗的东西看得多,这样就容易否定全局的大好形势。我们现在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个看法,究竞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仅我们参加“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要有个统一的看法,我们还有责任说服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都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在第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就是说,“九大”是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开的。这样说,是不是没有内容呢?这是有根据的,是有丰富内容的。林副主席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这个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长期以来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还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同志们都非常清楚。刘少奇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抗战的初期就有计划地安插了一批叛徒、特务到我们党的队伍里面来,窃取了党内的一些重要职位,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把他们揭发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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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来了。我们建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
    这就是对当前形势的结论,对形势的看法。每个同志都要很好地来学习中央对形势看法所作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紧跟中央,紧跟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紧跟他老人家对形势的看法和指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能不能跟中央一致,也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也是我们能不能掌握好大方向的问题。这里,关于分析形势问题,讲几个具体的意见
    第一点是形势大好,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好。安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是大好。我们看现在形势,应该与去年这个时候比较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全国是个什么形势?安徽是个什么形势?去年这个时候,全国还有广西、云南、福建、新疆、西臧等好几个省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安徽是个什么形势,我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嘛,那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全省还有一半的县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那个时候成立一个县的革委会,很不容易,前进速度是逆水推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幌幌荡荡,摇摇摆摆,没有现在巩固。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安庆、芜湖、合肥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的,计划是一致的。在安庆造舆论在芜湖突破嘛!那时的形势是阶级敌人向大联合、三结合反扑的形势。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革命形势?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一片红,全省一片红。革命的形势比去年好得多。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更巩固,更发展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是愈来愈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之下,出现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前进中的问题。从主观上说,我们自己工作做得还有缺点,毛主席的政策还不够落实,也就是说,一种倾向还可能掩盖着另种倾向,这是我们工作上可能出现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更主要的是,小撮将要灭亡的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是要作垂死挣扎的,是要想反扑,想把我们搞垮,想把大好形势捣垮。因此,愈接近胜利,反映出来的矛盾往往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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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挑拨革命群众。制造分裂,破坏当时的大好形势,破坏一月革命风暴,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深入发展阶段,在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时候,岀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矛盾往往就岀现得比较多。矛盾岀现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起来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革命群众运动总是有规律性的,运动愈深入,阶级敌人总是企图把水搅浑,蒙蔽一部分群众,欺骗一部分群众,来破坏大好形势。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是不是呀?这就成了一种思潮,这里也是复旧,那里也是复旧,到处都是复旧。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社会上出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对形势究竞应该怎么看法?到底当前是个复旧的形势、反复旧的形势呢?还是按照中央“九大”所指出的我们已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呢?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思想是摇摆的,他看形势往往就是忽左忽右,对大好形势往往要摇摆,把一些局部的现象看成是本质,把支流看成主流,本末倒置。这样,就容易出问题,对中央指示就不能做到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对那些小道消息就非常相信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都有很深刻的教训。听了小道的消息多了,就没有好结果,就会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大了。我们政策不落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毛主席在“九大”上指出: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说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査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但是,这些都不难纠正,很快就可以得到纠正。现在还继续在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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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特别是党的“九大”精神和广大群众结合以后,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形势是一个团结胜利的新形势,是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形势,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第二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一些“左”的或右的干扰,这种干扰是来自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来自我们的队伍内部,也就是由于我们还跟不上“九大”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左”的或右的情绪。
    我们看形势,要用二分法。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这是主流。如果我们看不到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看阴暗面多了,就会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就会颠倒形势,迷失政治方向,就要犯错误
    第三点就是保持清醒头脑,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这个运动的大方向,要高举起“九大”的团结的胜利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前进,不要被各种“左”的或右的思潮和阶级敌人捣乱,迷惑了我们的眼睛,来干扰这个大方向。阶级敌人正在希望我们背离这个大方向,妄图利用我们造反派的同志来干扰这个大方向,来搞一些“左”的思潮、右的思潮,使我们资产阶级派性回潮看不清大好形势。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现在还有个别人想再拉山头,这样子搞,对谁有利呀?对阶级敌人有利!阶级敌人最希望我们这样搞。这是不符合当前大方向的。所以,对当前的形势我们要用清醒头脑来看,脑子不要发热。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点是:我们当前大讲团结,加强革命的团结,是“九大”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当前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开幕式上首先就号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那我们是不是不团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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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团结的。但是从全国来看,不团结的因素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我们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形成了内部的分裂,形成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们这次大会要以毛主席提出的团结作为大会的指导思想。“九大”开得怎么样呢?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去落实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大会出现了很好的形势,通过文件,协商名单,选举都是很顺利的。毛主席号召:“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要把“九大”的精神贯彻下去,要贯彻到各个战线上去。“九大”不久,我们正在进行深入传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坚持不坚持革命的团结,是能不能完成“九大”战斗任务的关键,也是检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所以团结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是“九大”的基本思想,也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都要为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搞好团结,造成团结的气氛,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现在不要搞分裂,不要再重拉山头。再拉山头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中央在批示山东王效禹等三同志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我看今天在座的没几个是原班人马。革委会里那是什么原班人马,不是有几个方面的代表吗?有革命千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至少可以说三结合有两班人不是原班人马吧!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群众的教育,世界现有了很大的改造,各方面都变了,是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们不能说当前是个复旧和反复旧的形势,我们不能把群众引导到邪路上去。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当前要搞好团结,搞好团结不是空话,这要实实在在地落实。有没有不团结的呀?我看有我们大家现在有少数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利于团结,要很好地解决要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不能摇摆,要跟紧。我们要来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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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就是要坚决落实“九条”、“五条”。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基础,也是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对中央关于安徽“九条”、“五条”批示的落实,坚决做到“一碗水端平”。有些地区有些问题,做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继续落实。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第三点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当前资产阶级派性在有些地区和单位有些回潮,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要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来克服,要在发展团结、胜利的新形势下,做出新贡献。资产阶级派性是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破坏革命团结的一条大毒蛇,必须坚决反对。要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
    在出现不团结的地方和单位,要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要高姿态,要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己、对事都要坚持一分为二。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这个问题在你们这个会议上我已经讲过了一次,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经常讲、经常强调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群众代表“三不脱离”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的认识,要看到这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亡党不亡党、亡国不亡国的问题,这绝不是小事
    革命的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最大的特点,最大优点之一,它使革命委员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我们“三代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助手,我们一定要重视、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要做到参加生产,不要脱离生产。我们听说有个别的同志,从造反以来,就没有回到本单位工作过,没有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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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生产。我们“三代会”的同志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好,起到桥梁助手作用,充分发挥我们“三代会”群众代表的作用。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重要因素。
    群众代表坚持“三不脱离”的原则,是充分发挥群众代表作用的关键。我们在座的有参加“九大”的代表好几个,你们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到这个指示,就赶快打电话回来,原米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值班占的群众代表很不少,值班就使群众代表回不了本单位。参加本单位的生产比在革委会值班更重要,值班无非是处理些日常事情,接待群众来访等等这些事情,各级办事人员处理处理就可以了,办事机构人员,就是办办事嘛!我们代表要很快地下去,回到单位去。我们只有“三不脱离”,才能够代表群众,才能反映群众的事情和要求,才能带领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群众也才能对我们代表放心,才能信得过。时间短一些,回去比较容易,时间长了,回去就不好意思了。越不好意思回去顾虑就越多,群众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此,我们经常回去参加生产,和群众的关系就会好了
    坚持“三不脱离”,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是群众代表锻炼成长的必由之路。
    希望同志们更好地举起“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努力地学习“九大”光辉文献,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命的团结,夺取新的胜利,在夺取新的胜利中为人民立新功。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2007年10月2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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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6)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六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的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大进攻的大好形势下,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了!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一场夺权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沿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关键的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依仗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政权、财权,颠倒是非,混淆黑臼,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围剿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把自口说成是党的化身,操纵一部分受他们蒙蔽的群众,组织什么“捍卫团”、“红色恐怖队”来保他们自己,荒谬地提岀“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的反动口号,围剿革命派,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政权,控制了播器材、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印刷工具,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企图压垮革命派。他们步步设防,节节顽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近他们拾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烂,采用镇压和收买的反革命两手,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财权,祭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法宝,直接和毛主席对抗,和党中央对抗,对以毛主席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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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新反扑。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反扑。斗争考验了革命造反派,斗争提高了革命造反派斗争使革命造反派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能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操纵利用一些保守组织一次又一次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小撮人手中掌握了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
    革命造反派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把造反的旗帜越举越高!就把夺权的旗帜越举越高!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55
    革命造反派喊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造反有理!夺权有理!
    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
    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丧魂失魄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保守派和无所适从的彷徨者猛醒“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它使革命造反派无限欢欣鼓舞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一派大好形势。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以上海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榜样,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掀起夺权斗争的高潮。这是伟大的创举!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特书的光辉事件
    切革命造反派都要更加坚定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建立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团结一切革命群众,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一场总攻击,大造其反!大夺其权!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掌权,谁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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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造反派夺权之后,完仝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我们根本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一切低估夺权重要性的错误论调,必须立即收起!一切犹豫观望,害怕夺权斗争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懦夫观点,必须彻底清除!一切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有能力有智慧战胜一切困难,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想法,必须通通扫除干净
    我们热诚地希望受蒙蔽的同志起来造反!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那就赶快破私立公,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杀回马枪!
    我们还要向那些絮絮叨叨地埋怨革命造反派“粗暴”、“过火”的糊涂人大喝一声:你们错了!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不得半点温良恭俭让。你们如果真想革命,那就请你们赶快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集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目前,还有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他们这些家伙,采用改头换面的阴险的手段,继续死守阵地,负隅顽抗。我们严重警告这一小报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造反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任凭你有十八般武艺,
    十六计,七十二变,也难逃革命的法网。你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如果你们胆敢趁革命造反派夺权之机撂挑子,撒手不管,以新的形式负隅顽抗,那就|你们彻底完蛋!
    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盘踞的堡垒,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一切权力统统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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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周总理接见时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了。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四十年前是我们那一代,四十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看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做得差一点。这就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总理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驻京办事处同志与交大同志争执时,总理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理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于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然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看来你们目前力量很强大,人数占绝对优势。存在决定意识嘛,必然出现分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人多必然有不同意见,问题也多,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已达90%以上了,那就叫努力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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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题全在于你们自己,军队是有纪律性的。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
    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
    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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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査、赎罪
    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査、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4、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一毛主席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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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査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査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
    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来源:原载扬州《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11日,第48号第一版)
    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来源:1967年7月26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6期;1967年7月29日北航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航红旗主办《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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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1967.08.14;中发[67]245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各县武装部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
    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
    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裝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原件附后)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
    陕西军区下属一百零四个武装部当中,米脂县武装部支左工作做得最好,被西安革命派学生称为“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在三次关键的时刻,县武装部坚定地支持了米脂革命派。
    这个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以米脂中学为中心的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米中筹委会为代表,一派以“一○一”为代表。一月二十五日,榆林地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专区一些地方搞了假夺权。在米脂就操纵保守组织把矛头对准“一○一”等革命小将,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时,武装部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向解放军发出支持左派的伟大号召,面对米脂两派斗争,从月二十四日至一月三十日,有时通夜不眠,调查和讨论应当支持哪一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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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看主流,看斗争的大方向,越感到“一○-”好。有的一口气给“一○一”摆了二十条优点,感到“一○一”一直是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月三十日,他们就挺身而出,公开表态支持正在到处受围攻的“一○一”,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榆林专区,大长革命派的志气。但是,米脂武装部公开表态支左,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榆林军分区领导人指责他们“支持错了”,要“赶快纠正”,并电话通告其他武装部“要吸取米脂武装部的教训”。
    县委书记,正副县长张恒德,贺成功,何天齐等人,多次要他们“改变态度公、检、法一伙人说他们支持了“反动组织”,“很危险”。保守组织也围住武装部闹个不休。街上出现了“拥军不拥崔孝堂(武装部政委)”,“打倒赵永夫式的人物崔孝堂”等大标语,公开谩骂武装部的同志是跟牛鬼蛇神坐在一条板凳上,武装部部长、政委和干事四次到榆林汇报当时的处境,要求给予支持,每次都是碰钉子。军分区司令员指着崔孝堂同志说:“党培养你几十年,你白穿人民的衣服,白吃人民的饭!”并在数次会议上公开批评米脂武装部。这使武装部的同志们一时失去依靠。一次,武装部连炊事员一起全体十二个人,坐在会议室毛主席象前,部长对着毛主席象流泪,政委崔孝堂对大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毛主席的宝书可在我们身边啊!”他们一起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出了说“一○一”“糟得很”,是“反动组织”的人,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他们又和“一○一”革命小将一起忆苦思甜。他们听革命小将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一次,崔孝堂同志说:“我六岁跟父亲从榆林逃到延安,全家贫困交加,八口人死了六口,剩下母亲和我,受尽折磨,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救了。支持不支持“一○一”,是关系到米脂十四万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是支持定了。要是我支持错了,说明我没有学好毛主席的书,没有改造好思想,忘了本,那我就带着全家去杨桥畔(劳改场)也没有怨言。要是我支持对了,是我应该做的。”
    干部们说:“我们都跟毛主席走。”三月二日,当米脂还处在二月逆流的白色恐怖下,米脂武装部又在群众大会上再次公开表态:坚决支持“一○一”,坚决和“
    站在一起。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但是,阶级敌人却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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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部恨之入骨,抓住小将一些缺点错误硬往“一○-”脸上抹黑,说“-○-”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是“右派翻天”。公、检、法大整“一○一”的黑材料,说“一○一”是“反动组织”又一次想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以压垮武裝部。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协助“一○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一”革命小将到街头、到农村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他们先后四次写大字报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得到群众好评。他们还热情地、耐心地对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自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占优势。
    现在,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转变了过去的看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北京:1967年9月)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铜总会和铜总司代表,根据“九·五”命令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领导下,铜川驻军参加,邀请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等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双方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包括国防工厂、外地流入和自制的一切武器、弹药),自达成协议之时起,立即停止使用,井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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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点、造册、集中、封存,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和手段隐藏、私存和转移。如过时再有发现,武裝部和驻军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者,应按“九·五”命令处理。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
    ”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
    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物资的,要坚决按“九
    ”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产物资,要由组织者
    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回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人的财物,应迅速归还原主或按级上交。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査证落实后,立即按“九
    ”通知进行处理
    、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
    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对伤病员移交时要附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巳死者要交还尸首;并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严惩。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保证交通无阻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不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的新秩序,坚守工作岗位,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工作,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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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使本协议家喻户晓,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木协议的贯彻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谈判双方: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李振兴秦广智刘玉
    瑞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部崔汉超梁国政张静轩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饯略部署,牢牢掌握斗竽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的代表,根据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特急电的指示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
    十四日,在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的领导下,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双方拥有的一切枪支、弹药(包括土枪、土炮等),自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听候处理;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一切自制的刀、矛棍棒,应集中封存,听候处理;任何组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或手段隐臧、私存,转移枪攴弹药和自制的刀、矛、棍棒。如过时再有发现,部队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
    ”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
    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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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如数退回,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
    ”通知办事。抢夺的国家财物要由组织者和策划
    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了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个人财物,应迅速还原主。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根据检举揭发的材料进行落实后,按“九
    ”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
    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伤病员要移交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并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惩处。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今后不参加外单位武斗,也不调动外单位人员或农民来本单位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不准殴打和绑架解放军。已经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其首恶者应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遵守革命新秩序,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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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签字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以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渭煤系统红造总谈判代表(签字)刘育忠云鸿儒刘庆治戴锦生
    崔晓春联委谈判代表(签字)吴清海成洪昌王成新温天兴许智敏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主任副主任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时间:上午。军区首长:司令员黄经耀、付司令号黄传龙、胡德立、付政委吕明浩,交大革委会代表:李世英、戴慕蓉。〗
    黄传龙付司令员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次交大跑到前面去了,又占了上风。李世英同志亲自来谈心。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交大的。(交大:首长忙)我们要紧跟主席思想,紧跟形势,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交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仅在西安、陕西有很大威望,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声望,起重要作用。上次我们在北京学习了几天,11月2日总理、康老接见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李世英就向全市革命群众传达了。这个我很受教育,经过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康老接见时的指示,交大的同志、李世英同志紧跟主席思想,把中央指示的精神迅速在人民中传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深远影响的。我个人的落后就在这里,落后于革命小将。这样传达以后对西安、陕西文化大革命,对紧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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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新形势,对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是更有利的,是更有利于这个大好形势的,这说明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巨大威力
    形势什么时候都是好的,陕西、全国、全世界形势都是好的,现在更好。另方面,李世英刚才讲了,敌情观念,要抓紧。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少数坏人在捣鬼,他们是一定要捣蛋的,就我个人来说坚定不移地站在主席路线方面还差得很远。毛主席他老人家水平最高最高,预见力最大最大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因为我们水平最低,不可能主席指示一下来都马上理解,例如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打了大胜仗。主席指示要把缴获来的飞机、大炮等原封不动地,完整无损地还给印度政府。当时,我想不通,化了那么大的代价,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缴来的,还要完整无损地坏了要修好还回去。当时我在54军,有两个师参加作战,我就是不理解,后来想,把坏了的送回去,把好的汽车留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中央一再指示要交回去,我们还是不肯,说是否少留几辆汽车,作为科研用。你看,就是对主席指示讨价还价,看不到这样做对印度军队内部的影响,对印度人民的影响。现在印度左派共产党起来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从国际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深远了,但当时不理解。再举个例子,1936年我们捉住了蒋介石,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把蒋介石杀掉,当时我在三原,你(向黄司令员)在云阳。但主席指示不能杀。当时何应钦,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把蒋介石杀掉,制造混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今天胜利的时间可能不见得这么快。当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所以对主席指示理解不理解一定要执行。根本问题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都在毛著中。我学得很不好,在8134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要相信群众么!
    黄经耀司令员
    月份以后,主席赋予我们三支二军的任务,但由于军区对主席革命路线远远没有跟上,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在贯彻中央方针时必然出偏差。因此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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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是看得过重的。按照主席思想群众通过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这本身包含着允许群众在运动中犯错误,不然他怎么提高?怎么自己教育自己?由于看得过重,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2.10事件,1.28事件,军区的5.1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岀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不能用旧制度的旧办法来处理新事物。十条下来后,贯彻行动不快,没有迅速处理,总是象主席说的那样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不敢把错误公布群众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把两派都得罪了。这不是得罪不得罪的问题,是贯彻主席路线过程中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允许群众犯错误,由于对主席路线理解不深,把问题看得过重,上纲过分,工联这方面对事件的处理到军区来搞了好几个月,这都是支左中错误。
    在支左中应紧紧掌握阶级。阶级斗争,敌我矛盾。正如同志们讲的敌情,总理、康老一再批评我们敌情不强。回来检査确是如此,不仅批评你们,而更是批评我们,因为我们向你们讲得不够,支持不够,军队是搞专政的,不讲群众就概念淡薄。主要责任在我们,西安地方确实是敌人隐藏特务的据点之一,因为原来西安是旧西北军杨虎城、赵寿山、高贵之的基地,此后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基地大本营,解放后在西安、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镇反也不彻底。比如别的地区镇压了三个的话,陕西、西安只镇压一个,相对少了三分之二。西安地区敌人旧势力没有彻底摧垮,解放后加上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如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都是敌人,都与香港、台湾挂了钩的。陕西各级公安部门都混入少部分敌人,很复杂,老的敌人基础没摧毁,新敌人又发展,加上西安是建设基地之一,敌人当然是活动中心。拿这些敌人去教育、告诉群众,做得很差。作为支左委员会和军区更应负责任,这次批评我们,我们更应接受教训,提高警惕。
    总的来说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个初步检查,军区这次去集训也是通过学习主席著作很好检査这些问题,你们这次来谈心,对我们批评不够,希你们今后不断派人来提批评,有意见就应该提,不提军队也不知道。拥军,从什么地方拥?军队有缺点帮助指岀,是最大的拥军。爱民也是这样,群众中有些缺点我们也要提,有问题尖锐提出批评,现在对你们提两点希望
    (1)希望交大同学继续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继续学习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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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席的思想是最高最高的,我们的思想是最低最低的。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主席思想,时时跟上主席思想,跟上中央。主席看得远,站得高,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坚信拥护毛主席,过去有一条只要毛主席说了我们就照办,杨代总长这次讲,一定告诉部队,主席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照主席说的不会错,否则要犯错误。(黄付司令:林付主席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这次搞联合,许多老造反派想不通,搞了一年,两条路线到那儿去了,不讲保守、造反了?主席讲了,保守是认识问题,即使立场问题也可变么不是保一次就是保了,革一次就永远革了。文化革命一年多现在他们的方向对了就行了么!有些群众跟不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跟不上,但有一点,中央转我们就转,转的快慢问题。我们要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落后就挨打。老造反派象交大这样,应主席思想更多一些,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有了主席思想,派性就少,私字就少,党性就多,要克服派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主席思想。
    交大是全国起来最早的学校之一,全国有名的几个学校之一,我们要保持这个荣誉,发扬这个荣誉,保持一年多的传统继续前进。在这里同志们不要背包袱,过去交大的同学是不是背了小包袱,我是最早最老的造反派,在运动中没犯错误,在仝国有名,在运动中成绩很大,各种问题处理不错,是否有些包袱?没有更好,有应该去掉,象你们这样的学校,应把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更高。
    、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至十二日二时,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春桥、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了李瑞山、黄经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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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炜三同志,在听取汇报中作了极重要的指示。现将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精神,综合如下
    ,在谈到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时,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全国镇反最少的地区是陕西,西安是胡宗南的根据地,坏人多,你们要继续狠抓下去。当谈到从清理阶级队伍看,大学教工队伍、机关文艺单位,工厂中都隐藏着一些坏人时,中央首长指出:你们一个个把它解决好大学教授很复杂,交大过去是南洋大学,有的教授就拿定息,你们是否可以要大学教授写写自传?当谈到采取了一些措施西安社会秩序有进步时,中央首长指出:现行反革命活动,刑事犯罪活动要按正常的情况处理。你们要把这些点出来,发动群众讨论,造成声势把坏人孤立起来。当谈到群众组织中有部分人员受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对敌斗争大方向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帮敌人的忙,要很好地批判这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行动。当谈到西安国防工厂、铁路系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展缓慢时,中央首长指示:西安的问题主要是要作好工人工作。二十一军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把工厂这个重点抓好。你们回去硏究一下,军队几家要把工人工作集中力量狠抓下。你们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申学生不准插手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左右工人,其它组织不准介入铁路和国防工厂。要交枪,要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头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上海、北京、兰州所以稳定,就是做好了工人工作。
    、当谈到省、西安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的西安两大派都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革委会讨论问题时一般都能够站在党性立场时。中央首长说:这很好。当谈到两派部分人员中还有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争核心、争优势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教导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当谈到有些人想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群众赶出来,或采取高压手段、抓人、打人、“四大”不能正常开展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行的,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是一派人数很少,也必须联合,绝不能压,压是压不垮的。至于名额多少,可以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协商解决,采取高压手段更是不能允许的,“七·一”社论讲了,不能对群众专政,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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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的要请回来,特别是多数派要正确对待少数,要采取主动,要高姿态。当谈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做了一些坏事,在本单位呆不住,带领少数人长期跑在外面,有的甚至到外面参加武斗时,中央首长指出: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要指岀长期脱离本单位、本地区是错误的,要搞清楚把坏人点出来,把群众动员回去。
    谈到在阶级敌人挑动下,从四月初以米,安康、汉中、渭南、延安专区
    以及成阳、商雒专区的部分地区,连续发生武斗,双方都组成了专搞武斗的队伍,武斗的方式是专区甚至到邻专区去机动作战,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时,中央首长指出:这还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阶级敌人挑动的,这种武斗组织必须解散,武器必须收缴,被挑动进城武斗的农民要立即回社、队,离开本地区、本单位的要立即回本地区、本单位,中央首长还进一步指出:有的武斗组织被坏人操纵,口不是一般群众组织了,他们利用这些来反对我们。要把坏头头点出来,把他们做的坏事揭岀来。当谈到有些群众组织混进不少坏人,在坏人挑动下,做了不少坏事,如抢银行、仓库粮仓物资;拦截汽车、火车、抢劫物资任意打死、枪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武斗中炸毁大量民房烧毁仓库,造成大量损失;中断邮电交通,几个专区、几十个县长期看不到报纸文件,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公开抵制和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规定;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宣传人员。中央首长指示:你们要公开宣布这些都是反革命行动,要发动群众搞臭这些东西。各个群众组织都要开会发表声明,对这些问题表示态度,要在陕西日报上公布。“七·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在布告发出以后还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谈到不少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党把对方说成是国民党时,中央首长指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极大歪曲,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个群众组织里面都有国民党,要抓混进自己组织内的国民党。当谈到有些专区的群众组织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搞大规模武斗,想用武力打垮,消灭另一派时,中央首长指示: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完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武装夺权,绝对不能承认。一定要停止武斗,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都应该按照“九·五”命令上交。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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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武力打垮另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谈到有原当权派插手专、县武斗,群众组织里有坏人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搞清楚把这些人点出来。中央首长问西安两大派是否插手专、县武斗?我们说发现有人打着两派的旗号在下面活动,但问两派负责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组织派的。中央首长指示:要他们公开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当我们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专、县问题比较突岀,我们感到支左力量薄弱,好几个专区没有支左部队,请求中央能否增派一些支左部队时,中央首长说,你们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研究
    四、在听取汇报中,中央首长指示:要狠抓阶级斗争,当前专县和西安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你们要在仝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集中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七
    布告为主要内容,针对陕西和西安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宣传中
    央、中央文革有关的指示和规定。省革委会要开会讨论,根据“七·三”布告精呻,列举出陕西省和西安地区的反革命行为事项,做出决议,要在西安和各地召开群众大会,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各级革委会、军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对“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的决议都要表态。你是拥护不拥护中央的东西,拥护就要表态,就要坚决支持,贯彻执行。要点出一些坏人坏事,这样群众就不再受蒙蔽了。如兴平的孟照亮是罗瑞卿、王昭的忠实干将,有的人还说他是“革命领导干部”,要公开点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量印发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指示、规定,如“六·通令”,“九·五”命令,“七
    通知
    “九·一三”通知,以及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等等。交通不通的派飞机散发,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怕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就是要控制和蒙蔽群众,有些人打着贫下中农招牌,威胁利诱农民搞武斗,其实他们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总之要展开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把坏人坏事搞臭,把武斗搞臭,批判错误的论点、这样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了,否则,你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和你唱反调
    五、中央首长问到北京办学习班情况时,我们说,只是省军区部队干部在北京学了一期。中央首长指出:你们没有在北京学习班吃了亏。中央批准你们在北京办。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解决各地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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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你们下决心在北京办。办它六七千人。地方干部,分区,武装部干部,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西安两大派的大头头都来。有些人不愿意来,你们省革委会点名要他来,不来就是对抗中央,要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他。你们一方面展开宣传工作,一方面筹备学习班。宣传工作搞一段落,即可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在分区,人武装部干部大量抽出来学习后,你们考虑是否从二十一军、兰空、西办临时插调一批干部加强各分区工作。
    、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关于“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根据有关同志的来信要求和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接触到的材料,最近作了专门清理现将查证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这一提法,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二年
    十月三十日西北局转发的一期传达党的八届十中仝会精神的简报中。原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西北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中,按照西北局的提法,同样说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话。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所谓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所谓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原西北局把经过康生审定的陕西省委《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髙、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在原西北局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和在这一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陕西省委四届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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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会议上,又搞所谓挖“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和陕西的黑线人物,打击迫害了一批同志,影响很恶劣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康生先后多次接见××等人,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西安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西安机关比任何地方都复杂”、“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并且指名道姓,点这个,指那个,要求一个一个揪出来“扫除祸患”。这就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定了基调。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岀陕西有胡宗南、彭高习、地下党三条所谓黑线。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五十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他们不断地反“右倾”、反“复辟”,大整所谓“彭、高、习的右倾复辟势力”。本来陕西的土改、镇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镇反的控制比例数字也是中央批准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他们却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由于彭、高、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份,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万多户劳动人民错定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给一大批小说、诗歌、戏剧、革命历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加上“为彭、高、习歌功颂德”的罪名,打成“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许多参与编写和提供材料的同志横遭迫害
    以上情况说明,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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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为此,我们建议
    (一)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
    (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上报下发的报告、讲话、决定、通知、传达提纲等材料,涉及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反党的内容,按照中央《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所确定的原则,“白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三)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被打成“反党文艺”尚未处理的由宣传部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平反。
    四)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尚未平反的要很快平反。错误的结论和处分应予撤销。有关检査和揭发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清査处理。
    以上妥否,请批示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九八○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九八0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80.01.11;中组发[1980]2
    中央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
    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1981.02.13;中组发[19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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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组织部批语: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对蒙定军等同志来信的批示,我们对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前身为十七路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了调査。现将调查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康生在接见陕西军区、驻军和西安地区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西安地方是特务躲藏的窝子,还有杨虎城和赵寿山等等这批人也安插很多,应该把这些研究一下。以后在“清队”阶段,有些单位就大搞深挖所谓“杨虎城、赵寿山这些留下的基础”,把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陷为“黑党“假党”,把地下党组织中许多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同志诬陷为“真国民党,假共产党”,是“叛徒”、“特务”,进行残酷迫害。据初步调査,在陕西工作的原
    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许多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人士,也被诬蔑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遭到迫害,家属受到株连。
    调査的事实证明,把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诬为“黑党“假党”是完仝没有根据的。
    、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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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
    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
    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
    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苫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
    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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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给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强加的“黑党”、“假党”的罪名,纯属诬陷,应予彻底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党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对所谓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是“黑党”、“假党”这起冤案尚未平反,恢复名誉。为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意见
    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黑
    党”、“假党’等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对因这起冤案而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
    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做好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的,要妥善安置。对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清理。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消除影响。对参加原三十八军起义的党外进步人士,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应按中发[1979]6号文件,即中央批转《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妥善予以解决。
    、共产党员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工作期间的党龄、军龄、工龄问题,应按中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四、鉴于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现在有不少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为解决他们因这起冤案受株连的问题,请考虑将此报告批发有关省、市、自治区妥否,请批示。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1981.09.09;中办发[1981]3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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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岀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登党刊)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岀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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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年7月29日初稿2011年11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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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7)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七节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出席〗
    戚本禹: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同时要团结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都打倒,每个人都有毛病,老干部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斗争经验,要看大节,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邓路线。对老干部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特别是路线错误,很多人都犯了。他是领导,不执行行吗?当然,他不检査就要批判,但仍要挽救,我们对黑帮分子还要改造嘛!
    对于军队问题。军队问题军队自己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冲军队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去冲击。
    (这时沈阳总部代表谈到沈阳军区以及辽宁军区的问题。)对于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不谈具体意见。(问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什么时候写的?李劫夫: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戚本禹:《女民兵》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具体哪年不太清了。是三八节出来的。戚本禹:你们对劫夫同志有意见?(答:是,还不是一般意见。)戚本禹:可以同劫夫同志当面谈吗(答:可以,当面还要批判呢)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你们最了解,但是我想保他
    这不是我个人意
    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我不认识他,今天也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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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见面,以前只是在报上看了他的歌。我不懂音乐,也不会唱歌,小学音乐才
    六十分。但是好的歌曲我愿意听,好的革命歌曲能激奋自己。
    这几年,音乐界阶级斗争很尖锐,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特别印象深的是在困难时期,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国内外敌人攻击我们时,我听了一个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怕困难。迎着困难前进的英雄气概,我打听是谁写的,说是劫夫。那时候文艺界乌烟瘴气,他的这首歌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三年我去沈阳,过去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次我去东陵,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些女同志唱《女民兵》,我第一次听这个歌曲,问了一下谁写的,又是李劫夫,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其他的不说,就突出说这两件事。
    去年,东北一个音协的张文彬,在医院里,他是搞音乐的,向他请教音乐界的问题,他讲到东北音乐界,认为劫夫同志是好的。
    根据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他是老干部,参加革命很多年了。比我还早呢?!对过去是有贡献的,从他来看,他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
    我们的意见供你们参考,你们的材料,我们回去也看一看,我们这些意见彼此交流一下。
    你们是否从整个历史上看一下,看他的创作历史,看实践,重新审查一下,考虑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是不是四类,我看不是,而且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他有错误,可以检査,改正,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最近还在写毛主席语录歌曲(100条)。过去一定说过些错误话,这是肯定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文革小组也倾向这个意见,让他回去,一起和你们参加斗争,能过关就过关假如你们认为他还是三反分子,也可以写材料。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音乐界的人你们可以排排队,张权、李凌
    张权和他,谁是自己的人呢?劫
    夫同志还不是那样的。过去的不说,社会主义时期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东西。劫夫不是给资木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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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要帮助他,让他和你们一起战斗给他革命的机会,给他战斗的机会
    你们都唱过劫夫的歌曲吧?(答:唱过。
    好,才唱,坏的,就不唱了。
    (对劫夫)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査。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査。
    (红色造反团的战士说:我们一定负责把首长的讲话转告我们总部,并且按照执行,我们一定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
    (我们澄清两个问题:劫夫不是我们带来的。我们对劫夫没有定性,我们有很多人在搞调査,我们是先揭发,后批判,再定性。现在没有定性他是三反分子,有些人过激些是可以理解的。)
    戚本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红色造反团战士: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同时,他又批准一批毒草出笼。对张权十分宠爱,赠诗送画,写曲。我们认为是两面派
    戚本禹:这是立场不坚定。因为我要保他,所以好的方面讲得多些,你们可以理解。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仝,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你们能办到吗?
    (红色造反团战士:一定按首长指示办事。)
    戚本禹:不是三反分子这一点你们双方一致,都没定性,那就好。我要去开会,你们谈吧。
    (戚本禹同志走后,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同戚本禹的秘书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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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副总理二月十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辽宁朝鲜归侨代表。在会上陈毅副总理代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向大家致以亲切的慰问。
    陈毅副总理对代表们讲话中说,你们的爱国革命精神很好。你们要求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记下米了,我一定给你们办。你们不愿给国家造成负担,很对。能工作的工作,能劳动的劳动,不能劳动的也应得到国家的安置,我一定答复你们的要求。
    陈毅副总理还说,希望你们一部分人参加侨委工作,中侨委已经瘫痪了。按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提出的领导机构必须“三结合”的指示,重新组织新的“三结合”机构,将瘫痪的旧中侨委砸个稀巴烂!
    最后代表们要求通过陈毅副总理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同志问好。
    陈毅副总理点头说:“好!好!一定带到!”
    (全场掌声雷动,人们高呼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九六七年二月,21·1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沙均兆、杜忠智、李乃华、张要武、孙红武、邵玉凤(女)六同志,均系贫下中农出身,青年工人(有的是代干),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中共预备党员,他们最大年龄二十四岁,最小的才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阳市委把他们抽调到沈阳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工作,被派到各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以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哺育下,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实际斗争也教育了他们,工作团所执行的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背道而驰的。工作团所到之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逍遥法外,而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受尽种种抨击和迫害。他们逐渐认清了工作团犯了方向性错误。于是,他们起来造反了。去年八月十八日,沙均兆等
    六同志写了《辞职书》,递交给市委和工作团,声明不再充当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防队员,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接着,他们陆续写了《文化大革命的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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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石——中学工作团》等革命的大字报,炮轰市委、砸烂工作团。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李青等一小撮人明白,沙均兆等革命的工作队员,是省市委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的见证人。李青等看到革命烈火烧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市委勿勿忙忙地做出决定,解散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团解散以后,沙均兆六同志被留在苏家屯社教分团,集中在市委党校整训,准备派到农村参加四清
    在党校整训期间,沙均兆等六同志继续揭发了省市委的许
    多问题,并且组织了革命队伍,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烈火大有燎原之势
    九月十二日,在《揭发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上,沙均兆等同志联名揭发了省市委及工作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李青参加了这个大会。市委对沙均兆等革命小将怕得要死,惊魄未定,就急急忙忙地做出决定,宣布社教分团马上进点搞四清,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李青等人的这一阴谋,立即被分团的革命群众所识破,沙均兆等革命同志立即召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誓师大会,强烈要求留下社教分团,继续揭发市委的问题,肃清文化革命工作团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会上宣读了《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会后,他们把《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散发到沈阳市各处
    沙均兆六同学的革命行动,使李青等
    小撮人闻风丧胆,又恨又怕,把这六名同志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十四日,王焕然、冯玉麟、朱德广、李凤祥随同王健向市委书记处作了汇报,李青接见了他们。杨春甫、李青、陈鹤轩、刘宝田、朱维仁等立即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对策。李青传达市委的决定说:“书记处同意大家留下,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李青还居心叵测地指示:“分团不要出面领导,不要出点子,有事直接向市委汇报。”主子下令,奴才卖命。九月十四日,在王焕然、王健等的精心策划下,纠集分团的保皇小丑,成立了分团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抗。暗中,王焕然、王健之流,拼命给他们的心腹打气,多次非法开介绍信调查沙均兆等六同志的问题,为抓右派作准备,可是表面上还不露丝毫痕迹。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分团红卫兵协商,双方都认为,
    “目前,问题已经揭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揭的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沙均兆、郑福山两同志代表大家要求分团尽快安排大家下乡帮助秋收,参加四清。朱德广阴险地说:“不要着急,国庆节以前不下去了,农村的四清已经停止了,不要着急下去。现在大家意见不一致,反映还不一样。有的人揭完了,但还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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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清楚,大家要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我们攴持你们。”王焕然、冯玉麟忙于奔波,一切准备就绪。二十日,王焕然、冯玉麟向市委作了汇报,请示斗争办法。市委指示抓住《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的枝节问题,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反革命。王焕然供认:“二十日汇报,我们汇报了《强烈抗议》和《呼吁书》的内容,要市委明确地给个底,群众相互之问要批判,要辩论,符不符合
    十六条。”开始找到陈鹤轩,陈说:“这事得找李青。”找到李青,李说:“两书可以辩论,大家可以澄清澄清。”当汇报到两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中有“与世隔绝”、“世外桃园”时,李青大发雷霆,气愤地说:“什么‘与世隔绝’、‘世外桃园’,这是看旧小说太多了吧!”从而给他的打手做出了抓辫把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示范。九月二十一日,王焕然等召开各队支部书记会议,把李青旨意渗透下去。当天下午,这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事件就开始了
    在大会围攻期间,市委唯恐围攻不力,拼命给部下打气。肖佐汉在回
    答围攻六同志是不是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时说:“你们到农村去搞四清,那里是第线,斗牛鬼蛇神,在这里也是第一线。可以斗吆!”一句话泄漏天机,这帮混蛋早已把沙均兆六同志打成牛鬼蛇神。分团的大事记中也写道:“九月二十一日,绝大多数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右派。”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罪行留下的铁证。在围攻期间,分团的一小撮保皇小丑,还把沙均兆六同志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找来,由副团长冯玉麟等亲自出马,介绍他们的反党罪行。冯玉麟说:“他们对准市委,想整垮市委,决不是小事情,这是方向问题。”李青等一小撮人,给沙均兆等六同志归纳了莫须有的四大罪状:
    扭转了沈阳市斗争的大方向;
    挑动学生斗工作队员
    、拖住四清工作队,不能按时进点,打乱了市委的
    四清布署,包庇了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四、四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到市委要材料,给市委增加压力,降低了市委威信,把矛头指向省市委,炮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李青等一小撮人,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六同志进行斗争。只
    许六同志逐条承认反党罪行,不许他们反驳。当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语录时,会场高喊:“严防扒手”“不许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准争取群众”当六同志理正严词地指责他们违反十六条时,一小撮保皇小丑恶毒地攻击:“十
    六条适用于学校,对我们这儿不适用。”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六同志休息,强行拉出去“辩论”,逼迫六同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当有人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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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名同志的世界观还没有成熟,都很年轻。”保皇小丑就暴跳如雷,大声叫喊“别看他们年轻,北京枪决的杨国庆年轻不?”在他们的逼迫之下,六同志有的
    五十多个小时吃不进饭,有的同志因为被打成反革命给朋友写了绝笔信。李青等小撮人,对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的残酷镇压,真是触目惊心。九月二十七日,在斗争大会上,沙均兆六同志据理相争,坚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向省市委提出一系列质问,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阴谋诡计,李青的打手当场丢丑,被追得理屈词穷,目瞪口呆,群众也逐渐明白了事实真相,李青、王健一小撮人的画皮面临揭开。这下,可吓坏了王焕然、朱德广等保皇小丑。当晚急急忙忙召集分团负责人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停止第二天的“辩论”。王焕然、朱德广急忙请示市委,陈鹤轩接见了他们,以后李青也知道此事。陈说:“你们暂时可以缓一缓吧,要澄清澄清,弄个东西岀来纠正二书(《强烈抗议书》和《呼吁书》),挽回影响。”从此,大规模的围攻告以段落,相继而来的是小会“帮助”,强迫
    六同志检査,修改二书。老实告诉李青等一小撮混蛋,大型斗争会上得不到的东西,小型围攻会上更是得不到。沙均兆六同志被逼得吃不进饭、睡不着觉,星期天都得检査。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剥夺了沙均兆等六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和权力。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日,长达二十一天的逼供期间李青等一小撮人耍尽各种流氓手段。李青指使他的奴才和打手,造谣中伤,暗中在六同志一人的面前说:“他的家庭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过去就对社会不满,他对党劲这么大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跟着他瞎起哄。”妄图使六同志离心离德,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赵景才曾对邵玉风同志说:“你的问题轻,承认就算了,不要象他们那样,应该知错必改,悬崖勒马!”暗中,派遣“特务”跟踪盯稍尽极镇压迫害之能事。李青等一小撮人,因时因地不断改变斗争策略。十月十一日,市委把分团的队员放跑以后,沙均兆等六同志留下来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他们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李青等一小撮人更是慌张。他知道,对这六个坚强的革命闯将,威逼是不行的,就在生活上多方面“照顾”、尽力“关怀”,妄图收买他们王焕然说:“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一定照办。”并说:“住在市委党校很不方便,可以住到沈阳宾馆,也可以住到辽宁大厦。”李青点头称是。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李青等一小报人为了达到对沙均兆六同志政治迫害的目的,竟然要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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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志充当特务,有意亲近他们,打进六同志的内部,作李青等一小撮人的耳目。李青、王健、王焕然等一小撮人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居心是何等狠毒,手段是何等卑劣!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李
    青等一小撮老爷们,不仅不认识错误,相反地继续以新的形势来欺骗群众,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月四日,陈鹤轩就派王健来市委党校煽风,说农村要人。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市委吓得魂不附体,陈鹤轩派王健传达市委书记处决定,十月三日下点搞四清,(李青已承认:象这样的事情由书记处决定)逃脱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责,妄图蒙混过关。当即遭到杜忠智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必须批判市委及社教分团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交还黑材料。串联的革命学生也强烈抗议。但市委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不但没按原计划退出党校,反而于十一日上午把人全部放走,动作之神速,出乎意料!提前两天,鬼在哪里?下列事实可以说明
    1、十月十日,王健来党校根本没提在十月十一日上午
    工作队全部撤离党校
    2、十一日早七点三十分左右,清华大学孙仁佳哈工大李延二同学到分团找冯玉林,冯告诉孙、李:“工作队马上要进点四清”。孙李二同学十分气愤,当即去找李青。冯当时已经查觉孙李二同学不满,有闹事的可能,但是冯在八点三
    十分召集的队长会上仍然按头一天晚上的决定布置。
    3、孙仁佳、李延二同
    学找到李青后,把党校集中的三百四十多名工作队员十一日要下去参加四清的问题以及杜忠智等六名同志要求全部留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见告诉了李青,并要求李青采取紧急措施,把人留下,李青当时频频点头、答应把人留下,杜忠智同志也找到李青。李青讲:“我已经知道了,孙仁佳和李延同学已经跟我讲过了。”并说:“我已经打电话联系了,人不走了。”其实,他早已把人放跑
    4、王健供认,十月十一日以至以后李青根本没跟他谈过要把340名
    队员留下。
    我们找李青调查此事时,他吓得面色发黄,哑口无言。事实俱
    在,是抵赖不了的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我们找李青调查这起严重的政治
    迫害事件的过程中,李青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放毒,狂妄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十月二十一日李青说:“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就是犯方向、路线错误,而搞四清派工作组就不是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到现在我也没搞通。”请看,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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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思,他还在疯狂地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就在同一次会上,李青还说:“噢,你们还不相信我,我要是这样,那不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了吗?!市委就不是共产党的市委,而是国民党的市委。这样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李青真是混蛋透顶,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充分地暴露了李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野心家!李青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陷于革命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要群起而攻之,全党共讨之,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1·1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组成单位
    沈
    阳市原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野火》《漫天雪》《真理》战斗组清华、北大北京广播学院、沈医部分革命同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工沈农驻市人委联络站沈阳市人委红色造反团部分成员(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红旗报》1967年2月10日)
    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时间: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中南海小礼堂。李富春李先念参加接见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Ⅹ××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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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乂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周总理责成鞍钢付经理林云侠保证执行《鞍钢赴京代表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同时警告保字号“大联合”,不得以任何借口,撕毁协议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并且要派李富春、李先念付总理去检查。
    周总理在这第二次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又痛斥了王鹤寿,
    他说:“军队支左,支持反王(鹤寿)、钟(剑平)观点,有倾向性是可以的。我也有倾向性。我就不相信王鹤寿,不赞成王鹤寿,他在冶金部呆了很久搞成一言堂,一塌糊涂,不可以相信,没办法,下放鞍钢。开始生产搞得还好,文化大革命,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王、赵、罗、钟肯定是不能回去的,停职反省是最轻的了!王鹤寿还有历史问题。难道鞍钢离了王鹤寿就不能活了吗?周总理临走时,最后强调说:“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仝国对准刘、邓、陶、薄、鞍山对准王、赵、罗、钟,在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
    附:中央首长批判王鹤寿
    李富春副总理在六月十三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月十日又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关切地问:“你们钢铁学院是不是直属冶金部的?”革命造反公社战士答:“是”。在谈到大批判时,谢付总理说:“你们钢铁学院搞钢铁都是一样的”,“对刘、邓、陶、彭、罗、陆、杨的斗争批判都是一样的吧!”,“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谢富治副总理八月十六日又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周总理八月二日凌晨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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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同志八月八日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来源:1967年8月26日北京钢铁学院《东方红》第2版,以及其他材料。)
    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摘要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大方向问题,你们来两个多月了,谈这个协议也谈五六天了,两个多月以来,你们看得东西不少了,你们的大方向掌握了没有?天天打、砸、抢、杀人,弄的停产,大批工人离厂,这不是大方向。你们应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进行本部门的斗批改,进行三结合,实行革命的大联
    这才是斗争的大方向
    (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解放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但你们现在作的,把工人阶级领导到敌对情绪,对解放军采取敌对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各革命组织谁也不能压谁,谁也不能打垮谁。最后都要实行斗批改的,实行大联合的。是革命组织不要压人,是革命组织也压不垮。群众之间绝不能用停发工资这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政冶斗争呢,不是经济斗争。用经济斗争处理政治斗争是错误的。
    来源:1967年7月25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5期)
    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产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为了坚决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坚决贯彻中央《六·通令》,立即煞住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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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迅速恢复正常生产,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对沈阳市人民粮、油、煤、菜、水的供应,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阶级革命产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即停止武斗,停止打、砸、抢、抄、抓、杀。各方面已抓的人员,要
    立即清查,提出名单,然后将抓去的人员全部无条件的送交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由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组织各方分别接回
    、立即就地彻底清査武器和各种武斗工具。各方面都不得隐藏和转移,然后加以清点上交,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要如数的退还给原单位。今后不准抢夺各种武器和爆炸品。国家生产的武器装备,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动用。各种武斗工事要立即拆除。今后如再发现那一方动用武器、刀、弓、箭和其它化学、爆炸物品,由本协议监督小组和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调查处理。对于首先挑起武斗和动用武器和其它工具打死人的凶手及其幕后操纵者,要予以严惩。
    迅速恢复正常生产。首先要恢复交通,各方占用的公共汽车要立即放回,
    各路公共汽车,有、无轨电车要立即通车。占用的生产车辆要立即退回原单位,群众组织不得动用生产车辆。今后都不得拦路劫车,保证驾驶人员的安全。然后组织动员群众返回原工作、生产、学习岗位。有不同观点的对方,不得歧视、驱逐,要确保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并照发工资与助学金,过去抢夺的个人财物要立即退还。从外地、外单位调来参加武斗的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地和原单位,各派不得互相袭击,违者按《六六通令》予以严惩。
    四、各方要立即査清混入组织内部的不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和其他坏人,协助沈阳卫戍司令部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五、由各方派出三名代表(其中至少有一名常委),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由张海棠同志任组长,由薛殿卿、孟繁志、徐广林、贺铁民等
    四名同志任副组长,在广大革命群众监督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各方要给予监督小组和卫戍工作人员的方便,不要阻挠,干涉。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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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议从签字时起,立即生效。各方要广泛宣传《六六通令和木协议,
    充分反动教育群众,做执行“通令”和协议的模范,造成一个群众性的制止武斗的热潮。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贺铁民王久明王
    桂琴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徐广林王金庸段友仁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于连英,申屠四金,鲍克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薛殿卿郭易新何振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十五时三十分
    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时间: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6:20至9:02,地点: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摘录。〗
    康老:告诉你们个经验,武器赶快交,安徽两派都争着交,怕落后,这种精神才好哩!
    总理:联络员要跟中央联系一下,把中央批转安徽、江西的文件要发给在京的所有代表。大连铁道学院两派对立的还很厉害吧?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康老:有些人脑子里没有国家,没有敌情,就是有宗派
    总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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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曰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康生:我想提两个问题,要求你们想一想。第一,想想你们怎样做个代表这是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第二,要你们想想怎样按毛泽东思想开好这个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共同努力,搞好、搞彻底,这要代表们努力,你们代表在北京能掌握政策方向,就对本地有积极的作用。反过来不按中央指示办,代表也可以在本地区起坏的作用,所以你们怎么作个代表要想一想,代表什么?你们来干什么?都要想一想。中央叫你们来开会,怎么才能开好,怎么开得不好。你们思想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是搞不好的,你们的责任很大,对中央、对本身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很大
    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1967.11.28;中发[67]35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鞍山市军管会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群众就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报告和《鞍山居义小学革命师生自己动手修复校舍国家没花一文钱》的报告很好,鞍山市中小学广大师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的教导自己动手,修复校舍,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物资和人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作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不只是为国家节省了钱,砌好几道防风墙,更重要的是在头脑里筑起了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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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现在将这个报告和这篇报导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大学、中学、小学各校的广大师生学习、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沈阳“八三一”、“辽革站”“辽联”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以及沈阳地区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万分关切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沈阳地区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到毛主席的身边——北京来开会,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多次接见三派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地方干部,我们也幸福地受到了接见。这是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从而促使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今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一北京,在此期间,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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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九日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又多次面聆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米,继续前进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沈阳军队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表示诚恳接受和感谢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东言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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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
    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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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艻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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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犯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东北局书记处曾向中央表示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叫着“非常时期”文件的精神,并要求中央给东北地区调拨物资,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结果犯了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和不顾大局的错误。一九六一年四、
    五月间,在我亲自参加制定的阜新市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中,没有很好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偏重于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改革规章制度先立后破。这是很错误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到纠正。但《二十三条》公布后,我还提出过一进村就可以实行三结合,这就直接违背了《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逐步实行
    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九六五年我在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中,对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直接违背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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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在客观上起了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较长时间内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很差,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再就是东北局几年来对学习主席著作这件头等重大的大事,抓得很不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从以上的错误中可以看出,我虽然是要跟主席的,但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刘邓是有共同点的。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革命警惕性,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我们和刘邓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识破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种种罪恶阴谋,加之中《修养》的毒较深,因而对他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却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就是我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我犯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照岀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的原形,把他们拉下了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播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地欢迎同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决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在斗私中批修,在批修中斗私,不断地同私字作斗争,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同时,我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马明芳、顾卓新和喻屏的揭发和批判。我对马、顾、喻的问题另行揭发,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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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不能动摇。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我们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教导,尤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积极地热烈地开展拥军活动。“拥军爱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口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推向前进。因此,广大革命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永远热爱人民解放军,永远拥护人民解放军,永远学习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前进。
    最后,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和大家起以“斗私、批修”为纲,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髙潮,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任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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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首先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东北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和军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开会,解决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在京期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在几次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教育很深,鼓舞很大。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关怀下,东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全面胜利。
    我们沈阳军区、辽宁军区机关和驻沈部队,自从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支持下,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广大革命群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
    、四一○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
    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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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
    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以犯了上述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的不好,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得不深,贯彻得不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运动发展很快,而我们的思想认识却往往落后于形势,既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也跟不上群众运动发展的要求。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也作得不够。我们还存在着骄傲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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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不能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归根到底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基木原因,也是对错误认识迟、改正慢的基本原因。
    上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我们领导,参加支左的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过去有些干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也同我们教育帮助不够是分不开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也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认错,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认错。对于过去曾经受过我们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我们错抓过的人员我们向他们检査错误,赔礼道歉,宣布平反。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我们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并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提出批评。
    目前,仝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辽宁、沈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积极地促进沈阳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热情地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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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的重大,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更好地完成伟大统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中央赴辽宁省调査组辽宁省军区(附“十条规定”和“联合报
    告”)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沈阳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沈阳地区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九·九”协议签定后,在中央首长亲切关怀和中央调查组的办助下,经过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努力,迅速地煞住了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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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稳定了社会秩序;出现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特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之后,沈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帝、修、反的特务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并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挑起武斗,干扰斗争大方向。为进一步贯彻
    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坚决打击暗害、凶杀、抢劫、偷袭等罪恶活动和立即煞住武斗歪风,为确保“四大”的正常开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中央解决辽宁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协商重申“九·九”协议必须无条件贯彻执行,并再作如下规定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
    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由各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要做斗私批修的模范,促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革命群众组织要仝面开展形势教育,宣传一年多来文化的革命的辉煌成就,正确认识大好形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和各单位的代理人,并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和“九·九”协议。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
    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必须把现有的武器、弹药和其它武斗工具(包括私造的地雷、手榴弹、土坦克、土枪、土炮和长矛、匕首、大刀、化学毒物以及各种半成品等)立即封存,十天内一律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对逾期不交者,发动群众揭发,并由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监督小组和警备区司令部共同动员上交,对于拒不上交者,可强行收交。尔后如再发现非法携带武器、弹药和武斗工具者应强行收缴。对转移、隐藏、私造武器弹药和非法鸣枪、爆炸者,应由警备区司令部、市公安局军管会根据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今后任何组织都不准抢夺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不准动用军事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违者按“九·五”命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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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的指示。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六·六”通令,立即煞住打砸、抢、抄、抓和武斗歪风,坚决打击凶杀、暗害、偷袭等罪恶活动
    对于凶杀、放火、暗害和抢夺金库、银行者,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对过
    去发生的凶杀、偷袭和重大武斗案件,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要进行调査核实、严肃处理。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要予以协助,并积极揭发检举上述案件的幕后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不得纵恿、包庇。违者,该组织头头要负政治责任。
    2、任何群众组织、个人都不准挑动武斗,一旦发生武斗,本单位和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和介入。违者,均应承担政治责任。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三派代表任何一方报告的武斗、凶杀案情后,应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各方现扣留的人员(包括当权派)必须一律立即无条件释放。今后绝对禁止抓人、抄家。违者,以扰乱社会治安论处。
    、各种武卫组织、变相武卫组织以及进驻外单位的武卫队,必须立即解散,各回原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
    5、对于抢夺国家财物者,应按中央“九
    ”通知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控制的一切制高点(包括本单位控制的和进驻到外单位的)和武斗工事(包括明堡、暗堡、战壕、各种射击掩体、因武斗修建的铁门各种障碍物等),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五天内一律撤离和拆除;各革命群众组织无权设置禁区、地界,无权宣布戒严和巡逻。违者,经说服教育无效者,由该组织头头协助监督小组、警备区司令部严肃处理。
    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和在外单位设立的广播站应一律取消。各单位的广播站要髙举起毛泽东伟大红旗,不搞互相攻击性的宣传,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把广播站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红色宣传阵地。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从本规定生效之日起,七天内把抢来的所有机动车辆(包括能行驶的和不能行驶的上交到警备区武器装备接收站。为了恢复正常交通秩序,加强车辆和交通管理,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各主要交通路口上设置车辆检査站(每站由三派各派一名代表协助工作),检査所有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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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车辆,凡无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以及驾驶执照和车牌照不符者,属于抢劫的车辆,退还原所属单位,对于拒绝检査与违反交通规则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整顿组织,清理坏人,纯浩内部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积极支持警备区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军管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釆取的一切措施。严厉警告一切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应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制裁。
    七、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任何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农村文化大革命,不得到农村去抢劫、抢枪、抓人、挑动武斗,不准挑唆农民进城,已进城的农民,各革命群众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八、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铁路运输的各项决定和指示不准介入铁路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和活动上与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切断联系。不准以任何借口拦截火车和抢劫运输物资,更不准对旅客进行搜查。
    九、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各革命群众组织与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下同)脱钩,不得干予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一切公安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内外串连,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全体公安人员应全面贯彻执行“公安六条”规定有效地行使专政职能。
    加强监督小组的工作,维护监督小组的威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证监督小组的工作顺利进行,不准冲击他们的驻地,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借故围攻、殴打、扣留监督小组的成员并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违者,应承担政治责任。监督小组的成员,应积极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在监督执行协议过程中,应密切配合、充份合作,不得推托责任和拒出现场。
    十、木规定签字上报中央审查后立即生效,有中央调査组协助监督小组监督执行。各革命群众组织立即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和每个成员,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并向全市人民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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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
    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警备区司令部丙辅治、郭景新、薛殿卿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十八时
    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中央、中央文革各位首长
    首先让我们以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在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的殷切期望下,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促进和实现沈阳市革命大联合,我们三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共同协商,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
    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现报请中央审査,并请指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胜利的道路上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狠斗“私”字坚决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我们有勇气有度量有决心迅速实现沈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掀起革命的大批判和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宝成、郭学龄、江琦、
    杨春田、武戈、李锦章(军工代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赵福林、李培源吴山禄、崔承远、朱贵林、陈德君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孟繁志、黄学江李义江、李贵臣、徐英林、刘忠礼(军工代表)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零点四十分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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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仝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捷报频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春风吹遍东北三省,北国风光无限好。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辽宁省
    二千八百万人民和驻辽宁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报喜: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的重大成果。我们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辽宁省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高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恒等大叛徒,大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工业农业,文教及各个领域中,极力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把东北地区,辽宁省作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王国。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用尽种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地扭转革命斗争大方向,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攻击人民解放军,妄图把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人,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冲破了重重的阻力,经过激烈搏斗和反复较量,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再的反扑。他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夺权斗争;击退了去年二月由马,顾,喻,周之流在辽宁掀起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砸开了东北局,辽宁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特务和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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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斗倒斗臭;打击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为关怀。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推动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给全省军民以无穷无尽的力量。辽宁地区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去年八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集辽宁省,沈阳市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两级军区和原三级地方党委的负责人来到毛主席身边开会。去年十一月,又将辽宁省,沈阳市部份原主要领导干部调来北京,解决辽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对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许多极为重要。极其亲切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査报告”,对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关于进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都做了重要批示。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和驻军全体指战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对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辽宁省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组织了大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基层单位,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在一起,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的检査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以后,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改正支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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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进步推动革命大批判,大力促进辽宁各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当前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四月底为止,全省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十六万五千九百多期,参加学习的达一千一百六十五万多人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怀着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仝省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对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局,辽宁省的代理人马,顾,喻,周之流,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咀脸和滔天罪行,粉碎了他们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大叛徒,大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比的憎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的热爱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大为提高,在分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的基础上,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现在,仝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
    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
    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査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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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
    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人(内工人代表十二人,贫下中农代表三人,红卫兵代表四人,机关干部三人);革命干部代表十人;军队代表九人。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以上报告,当否,请审查批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三十八名,暂缺三名,留机动四名)
    姓名单位职务性别年龄民族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政治面貌籍贯备考
    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男54汉贫农雇农党员湖北红安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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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秋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男51汉旧职员学生党员辽宁辽阳军人
    杨春甫辽宁省委书记男55汉中农学生党员河北任丘革干王良辽宁省委书记男52汉富农学生党员山东郓城革干
    杨迪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男45汉地主学生党员湖南湘潭军人
    杨弃辽宁省军区政委男50汉小地主学生党员陕西汉阴军人毛远新男汉革干学生党员湖南湘潭革干
    尉凤英沈阳七二四厂工人工程师女34汉工人工人党员辽宁抚顺辽革
    任宝成沈阳气压机厂工人男30汉贫农工人党员山东宁津8.31王凤恩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男45汉市贫工人党员辽宁本溪辽革
    刘忠礼沈阳四一○厂工人男34汉贫农工人团员辽宁宽甸辽联于桂兰沈阳毛织厂工人女33汉贫农工人党员山东8.31张治国辽宁大学学生男23汉贫农学生团员山东寿光8.31魏礼玲沈阳农学院学生男22汉贫农学生团员安徽和县辽革郝义田东北工学院学生男26汉贫农学生团员辽宁昌图辽联刘盛田营口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男41汉贫农农民党员辽宁营口农民
    白潜辽宁省委书记男50汉破落地主教员党员河南南乐革干药子明辽宁省人委副秘书长男50汉中农工人党员山西榆次革干毕文廷辽宁省团委书记男43汉贫农学生党员山东文登革干杜湛辽宁省银行行长男50汉中农店员党员山西河津革干阎存林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男49汉贫农贫民党员河北平泉革干李锦章沈阳
    厂工人男34汉工人工人团员山东诸城8.31
    徐广林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男31汉雇农学生团员辽宁沈阳辽革李培元沈阳四一○厂工人男26汉中农学生团员辽宁抚顺辽革林柏松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男29汉贫农学生团员山东栖霞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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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人男32蒙贫农学生辽宁阜新辽联工厂
    王秋凤沈阳红星区银行储蓄员女31汉小商贩学生党员辽宁沈阳于文忠沈阳市建三公司保卫干事男33汉贫农学生党员辽宁丹东
    8.31
    贺铁民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男37汉职员学生党员河北扬宁8.31郑希久辽宁省人委民政副科长男38汉贫农学生党员吉林辉南辽革
    厅
    于海涛辽宁省林业厅技术员男34汉贫农学生党员内蒙辽联喀佐后旗
    刘玉儒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男50汉贫农农民党员辽宁锡县农民
    张祥辽宁昌图宝力民兵连长男31汉贫农农民党员辽宁昌图农民公社红樱大队
    王从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男50汉中农学生党员河北唐县军人张海棠辽宁省军区司令员男56汉贫农徒工党员江西清江军人常仲连沈阳军区空军高炮司令员男54汉贫农工人党员河南孟县军人
    麻继斌沈阳军区后勤部长男49汉地主学生党员河南郾城军人营房部
    刘采芹辽宁省军区副政委男57汉贫农学生党员山东莱芜军人
    九六八年五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十点五十五分至十二点十五分,地点: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到会接见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受接见者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负责同志、辽宁省、沈阳市地方千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江青:现在我们开会,请康生同志读中央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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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
    同志们,现在我们读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的中央文件。同志们都有文件没有?(有!)文件上用红字写着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同志们经常讲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现在毛主席告诉我们照办,我们照办!你们也照办!忠于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们照不照办。(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读中共中央[68]70号文件,略)
    再重复一句:刚才念的文件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希望同志们贯彻执行。(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陈伯达
    我讲几句,刚才康生同志读了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特别强调提岀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康生同志讲的意见大家要特别注意。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言行一致,理论和行动一致,表里一致
    中央批示指出了辽宁省的重要的特点,“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的比例。”刚才送来一个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辽宁二千八百万人口,工业人口占一千万这个比例很大。我国工业化的省份辽宁是最大的,并且是重工业基地,全国主要的工业基地。鞍钢、抚顺是很岀名的,现在怎样呀?要起模范作用,鞍钢要在仝国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作用。过去在鞍山的走资派王鹤寿被打倒了,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大家要同心协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革命,促生产把鞍钢生产很快促上去,这样会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抚顺是全国最大的煤矿,现在还没成立革命委员会,要赶快协商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抚顺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上去,这样对全国的工业生产也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批示说:“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包括抚顺、旅大、本溪吧?“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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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铁路交通问题,辽宁处于重要的地位,希望把抓革命,促生产搞好。辽宁是全国铁路最多的地方,旅大是重要港口也在辽宁,港口也要搞好。在座的同志们要极大的注意这一点,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
    中央批示有这么一段:“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委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中央对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这个要求,要很快见诸实施
    辽宁与东北地区和好几个国家交界,有苏修、蒙修和其它修正主义。还有过去日本占领东北相当久呀!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会看着辽宁的兴旺不来干扰的。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干扰,回击他们的干扰。批语也讲了:“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须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敔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这一段大家要提高警惕中央批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宁部队在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很重大的责任放在同志们的肩上。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团结致,有分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一致。我们说中央对辽宁的要求一定能实现
    (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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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请总理讲话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饯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岀来,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臧在暗处的髙、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蘅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臧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千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不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不在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千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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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晩,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
    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岀来。要实行革命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
    十岁以下,
    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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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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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问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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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说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
    最后我们呼几个口号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有一个事情康老叫我提一下,延边军管会有个报告中央批了,朱德海有很严重的错误,不能回去参加革命三结合,现在也不揪回去批斗,等延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考虑
    康生:给你交个底,他的错误很严重,弄回去斗,还不是时候,但你们不要再保他了。
    江青:祝贺同志们!明天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散会!
    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全国军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分关怀辽宁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关键时刻,毛主席都及时给予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辽宁省广大军民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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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十分高兴地向辽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省两千八百万革命人民,向驻辽宁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继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东北地区各省也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发展是很快的。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抓紧。希望辽宁省的同志们,以及别的地区的同志们,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研究运动中岀现的新问题,发现和支持革命的新事物,朝气蓬勃地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
    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军民团结,竭力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妄图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忠于毛主席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忠于毛主席的驻辽宁省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坚持不懈地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实践,热情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了新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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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特务和隐藏的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挖岀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千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要把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和这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要注意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做好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壮大革命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使一切革命力量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对敌。
    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爱护它,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防止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要继续加强军民团结。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希望辽宁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国防、工农业、交通运输等战线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眼看自己各种阴谋诡计统统遭到失败,就妄图用更卑鄙的手法,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仝国广大军民必须眼明心亮,揭露阶级敌人的卑鄙手法,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破坏生产的阴谋完全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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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辽宁大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辽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社论)
    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
    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
    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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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以及欧马、顾、喻、周之流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理人物。他们虽然已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进行更狡猾、更隐蔽的破坏活动。因此,我
    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革命大批判,要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深刻地揭露和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东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工业战线上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来源:《学习资料》(第七期)[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编1968年7月15日)
    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在九月下旬的军级干部会议之后,派出二十一个先行连队到农村进行试点,组织一千一百二十九个调查组,五千三百七十余名干部、战士,分别到三个省一百一十二个县、十三个市郊区和一个垦区的一千一百零四个公社进行调査,现将社、队两极领导班子的调査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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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已调査完的三十四个县的三千五百九十八个社、队的领导班子情况看,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新的红色政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并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但是,夺权和反夺权,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少数班子被坏人操纵或把持,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岀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査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对第一类好的领导班子,要帮助他们继续抓好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用示范和个别指导的方法,充份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推动农村斗、批、改。
    对第二类中间状态的领导班子,在上级革委会统一安排下,由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木社、队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所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社、队干部学习班(参加“三结合”的和没有参加“三结合”的都参加),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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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发动群众,搞好社、队的斗、批、改,主要是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适时转入整党、建党工作
    对第三类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领导班子,由上级革委会派出的解放军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当地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同阶级作斗争。团结原班子中的革命分子,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打击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分化瓦解反动势力,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稳、准、狠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斗争中牢固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彻底改组这类领导班子。我们认为,这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重点中的重点定要抓住、抓紧、抓到底,作出成效。同时在斗争中发现和培育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党,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按照革命“三结合”的原则,更新、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健全新生的红色政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月十五日关于对军区《今冬明春三支两军工作安排情况报告》的批示,给全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致感到方向更明了,信心更强了。决心以“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感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搞好农村的斗、批、改。
    关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的调查,将另行报
    不当之处,请指示。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武汉:1969年3月)
    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12.07;中发[68]1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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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査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
    (此件各地视情况可发到已经成立好革命委员会的县级权力机关)
    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人民解放军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战备,发展农业生产和解决大批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从1969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在此之前,只有1954年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3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国务院、中央军事务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出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农场、黑龙江某地省属农场、黑河农建师、合江农建第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兵团共有职工20余万人,耕地1000余万亩。建设兵团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干部兼任。
    3月20日,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000人改为现役部队,但不列入部队定额。
    此后直到1970年,相继成立了江苏、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山东、浙江、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还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平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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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或机动执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新疆建设兵团1975年发展到220万人口,拥有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各种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3。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经济建设规划的需要,
    从1972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消或是改变领导体制。建设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地方党和政府领导,军事工作和现役部队则归所在地军区领导。
    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和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当陈伯达这个反党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立即拨正了全会的航向,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阴谋,把这个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会议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致表示坚决紧跟、坚决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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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揭发、批判,剥掉了他的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个隐藏在党内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老反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而是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帝、修、反的忠实代言人;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反党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小的老百姓”、“小小的小学生”,而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同志们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他划清了界限
    在批陈过程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的教导,对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大家反复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光辉论述,更加看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第一”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判中,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陈伯达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竭力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暴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大家说,陈伯达那么起劲地“称天才”,就是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他用谣言和诡辩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妄图分裂我们党,达到他阴谋篡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批判中,大家还狠批了陈伯达“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大家说,陈伯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他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其罪恶目的是为他反党夺权服务。通过批判,大家认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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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的所谓“理论”,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识破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决“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两个会,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下面,我根据军区党委常委、辽宁省委常委研究的意见,着重讲两个问题
    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党内出现一次大的斗争,象这次出现陈伯达反党事件,在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突然?有的同志甚至有种天真的想法,希望党内不出这类事。经过学习、批判,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清,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深深扎根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髙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九六四年,当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岀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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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就会出现象王明、刘少奇、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就是这种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他标榜自己懂得马克思用谣言和诡辩阉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大讲特讲什么社会主义“规律”,为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干尽了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复杂,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仅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还必须“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防止象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权重要,还是路线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对了,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政权还会丢权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反党篡权上台以后,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基层单位,比如象鞍山眼前山矿政权得而复失的教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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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粉碎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从陈伯达的反党罪恶活动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总是要从右的或从“左”的两个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甚至理解错了,就不能抵制和排除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执行中还会“左”右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彭德怀搞“正规化”,照搬苏联那一套,我们做没做?做了的!刘少奇的黑“修养”出来,我们学没学?把它当“教材”了嘛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我们也是搞了的。杨成武抛出“大树特树”,我们也是跟着喊了的。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的不好,理解得不深,执行得不自觉。
    要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帮助;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斗争。要不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认真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搞好党的基不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教育。对路线问题,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也不能忘记。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决不能“来以前不知道,听到后吓一跳,学习后有提高,过段又忘掉。”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总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缺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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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思想作风一定要正。思想作风不正的人,党性不纯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就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这里,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果陈伯达到东北来乱跑乱说,我们能不能识破,会不会上当,会不会受骗,会不会也要抬他当“太上皇”?我想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克服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等歪风邪气,不提高革命警惕,也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反对骄傲自满的问题上,我们军区近几年来,联系三支两军、部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先后抓过几次;省革委会成立以来,通过路线分析、思想“爬坡”,也抓过几次。但由于我们认识不高,抓的不狠,没有把反对骄傲自满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中央三号文件所指岀的问题,在我们军区和辽宁省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从军区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包袱,满足现状,自以为工作做得还不错,似乎还能“过得去”。有些同志自以为打仗有功,支左有功,盲目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只想当革命动力,不想当革命对象,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固步自封,上级指示装不进,先进经验学不进,群众意见听不进,靠“老本”过日子,认为“老本”不多可以吃一阵子,水平不高可以用一阵子,理论不高可以凑合一阵子。有的在工作中看成绩多,看问题少,讲成绩总觉得没说够,讲缺点总觉得过了头。有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个人说了算。有的搞军阀主义,训人整人,骂人打人,耍威风,逞霸道,甚至利用职权,欺人压人。有的滋长了资产阶级庸俗作风,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原则不坚持,错误不斗争。有的当官做老爷,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有的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事活动中不谦虚,不礼貌,在宣传上有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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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象,对内以大压小,总要高人一头。这些问题,有的发生在我们领导身上,有的虽然发生在下面,但责任还在我们领导,首先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从辽宁省来说,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个“三高、一早好”的说法(即去年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财政总收入达到了较高水平,省委成立得较早,革命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同志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要头脑清醒,正视存在的问题,克服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革命的障碍。我们定要警惕这一点,千万不能头脑发胀,忘乎所以。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党培育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正象同志们说的,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阶级斗争,就会分不清敌我;带着私心和资产阶级派性掌权,就会使革命政权改变性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搞歪门邪道,闹宗派,拉山头,破坏党的团结,甚至走上反党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我们讲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作到“五个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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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就要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就要反对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搞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就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请示报告;特別重要的是重视调査硏究,遇事不能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不了解情况就乱讲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辽宁在建立省委之前,搞思想路线“爬坡”的时候,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错误就比较少;凡是仓仓促促,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由个人决定的问题,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主席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辽宁省搞了一个“一把火烧两头”,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形式来搞。一头,烧清领导班子思想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一头,烧牛鬼蛇神。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把领导班子烧垮嘛!而是使各级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更好地发挥了对敌斗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就要认真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干革命就要讲阶级,讲路线,不能搞人性论,不能搞折衷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要拿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更不要怕引起争论。原则性的争论,不仅不会妨碍党的团结,反而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当然,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无限上纲。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又要求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毛主席的这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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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正如林副主席所指出的:“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经过这次批陈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许多同志说得好,单纯的工作经验代替不了毛泽东思想,埋头苫干代替不了革命的理论,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路线觉悟。工作忙忙碌碌,学习马马虎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就会迷迷糊糊。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爱吓唬那些不爱学习的人。不爱学习的人,也最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
    上
    受骗,轻者给人家当“叭喇筒子”,重者会给人家当“打手”。这是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挤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而不能强调工作忙,没时间,不去认真学习。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想学习的借口。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学一阵子;要真正弄通,而不能一知半解;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而不能理论和实践脱节。要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尽快地改变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地、白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总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记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批陈整风,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纲,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搞好批陈整风运动,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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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同刘少奇斗争的继续,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陈为重点,首先把“批陈”搞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为武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并要从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打一次“防疫针”。
    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是把批陈搞好,在搞好批陈的同时,也要把整风搞好。下面,就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如何深入搞好整风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別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们军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军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军队要谨慎
    毛主席在看了贵州省军区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报告后,又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对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总结报告的批示上强调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又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召开了华北会议。林副主席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毛主席又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今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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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对军队这样关心,为什么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我们领会
    是我们军队,现在一方面担负着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还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要同地方同志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我们必须认识到,军队地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大了,工作的面更宽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因此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地方同志,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如果我们不懂装懂,白以为是,瞎指挥,骄傲白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危险
    二是我们军队确实有两个包袱,有各种不正之风。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爱护历史荣誉是对的,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包袱,骄傲起来。在胜利的形势下,更需要谦虚谨慎,正象冋志们所说,“胜利的军队最容易骄傲,胜利的形势最需要整风”。我们必须通过整风,放下包袱,去掉不良作风,保持谦虚谨慎。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抓的不好,就会落后于形势,就会犯错误,就会对建军不利,对建政不利,对继续革命不利,对个人思想革命化不利。
    是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要反党篡权,总是首先要抓军权。高岗、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罗瑞卿是这样,陈伯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军队的同志必须十分谨慎。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挥下,成为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永远是无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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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辽宁省前一段搞思想“爬坡”、路线分析,搞了一年多,这是对的,是有成绩的。它为这次整风创造了条件,但它决不能代替这次整风。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根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丰富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而我们搞的思想路线“爬坡”,虽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按照这次整风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有些“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髙,团结不好,还有不正之风。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思想“爬坡”和路线分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搞好
    我们要防止和克服对整风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上半年烧,下半年爬,年终来个大检查。”有的同志认为,“反骄到顶”,“无骄可反”。有的同志说,“就是有点骄傲,也是光荣的缺点、红色的包袱”,甚至认为,“有骄无害”、“骄傲有理”。这些都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在批陈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同志,要自我革命,白觉革命,带头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上,靠下,化自己”。通过整风,把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白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让毛主席放心,让林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共翻印三,二○○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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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一辽宁省彰武县哈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去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改造农村旧的集市贸易,创办了一种新型集市—一社会主义大集,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哈尔套公社靠近辽宁和吉林两省交界。这里土地瘠薄,气候干旱,过去粮食量很低。一九七四年冬季,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打破“猫冬”习惯,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出勤人数逐渐减少。接近过年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更少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经公社党委了解,原来是集市贸易的一股习惯势力在吸引着他们
    哈尔套的集市贸易已有多年的历史。每到“逢五排十”的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来赶集,多时四、五千人,少时也有两、三千人。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利用集市倒买倒卖,弄虚作假,搞资本主义活动。这种集市对一部分没有摆脱私有心理的富裕农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由于这种集市的影响,这个公社的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学大寨运动开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査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的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怎么改造农村集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简单关闭,或者进行一般管理,结果,关,关不住,管,又管不好。另一种办法是,根据农村现阶段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木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扩大购销范围,积极组织群众间的交换活动,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改造现有的集市贸易。新型集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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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套公社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首先组织干部、群众大办政治夜校,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对农村集市贸易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深刻的批判。同时,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批判和思想教育工作,很多社员主动提出,把准备赶集的个人的农副品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公社党委决定,因势利导,组织社会主义大集
    九七五年元旦,这种新型的集市在哈尔套公社出现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售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它日用品。市场上购销两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过去那种呼买叫卖、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习气扫而光。在这个集市上,公社和各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各种文艺节目,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群众既来赶集,又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这种集市上,还有城市工厂组织的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工农联盟、城乡交流的生动景象,听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和学习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他们高兴地说,赶社会主义大集,越赶对资本主义越恨,心和社会主义贴得越紧,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
    这种集市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资木主义势力给压下去了。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这种社会主义大集越办越好。现在,除了定期举办的综合性大集之外,还根据农时季节和群众需要举办单商品的交流大集。这种集是综合性大集的补充,它在指定时间、地点和范围之内,严格遵守预先议定的价格,把供销社目前还不便于经营的仔猪、鸡鸭雏、秧苗等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群众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这样,就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九类一百二十八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阵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在一般的农副产品购销之外,公社还利用赶大集的机会,组织各队向国家交售粮食、生猪等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的产品。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不久,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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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木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哈尔套公社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分析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实践,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他们认识到,办好社会主义大集,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个实际步骤。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象集市贸易、商品交换、自留地、家庭副业、按劳分配等等,在政策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决不能给它供氧输血,使它无限制地扩大,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
    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哈尔套公社党委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始终把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们通过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自觉地与私有观念决裂,与旧的传统习惯决裂。在这个公社,各大队的政治夜校经常开展“路线教育”、“一事一议”等活动。每举办次大集之前,他们都要组织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时还请老贫农讲家史、村史、社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的教育。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炕头上、人心里,不断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样,社会主义大集就有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
    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
    “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同样也适用于办社会主义大集这场斗争((1)(4))
    哈尔套公社党委认为,要让群众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公社党委要带头同旧传统观念决裂,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公社党委书记那顺(蒙古族)是个老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把办社会主义大集看成是继续革命的一场斗争。他带头回忆自己文化大革命前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沉痛教训,主动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影响,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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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顺坚持继续革命的行动,带动了公社、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青年干部施亚文,主动说服自己的母亲把自留地上产的黄烟,头一个按国营牌价卖给国家,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也带动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革命化,全公社出现了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景象。
    把供销社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哈尔套供销社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在柜台里讲买讲卖,不管框台外的阶级斗争。在收购农副产品中搞了许多清规戒律,这个不经营,那个不收购,适应不了社会主义农村的需要。创办大集一开始,公社党委就把端正供销社的经营路线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公社党委提出,农村商业部要坚持政治挂帅,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成为打击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军,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当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这个供销社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们积极扩大经营范围,把多经营一个品种看成是多占领一块阵地,多铲除一块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年多来,这个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增加三百五十多种,农副产品收购比办社会主义大集前增加四十一项,同时还增设了商业网点,方便了群众,支援了生产。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小红炉,方便社员修旧利废;小车下乡送货上门,收购到队。在各门市部,还增设了布匹剪裁、图书租借、义务割玻璃等服务项目。这样一来即使不逢集日,群众也能和国营商业网点发生联系,不给资本主义留下可乘之隙。
    社会主义大集出现以后,为了保证市场物资的稳定供应,哈尔套公社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安排生产时把市场需要考虑进去。各生产队落实国家种植计划时,在不影响粮食作物、不减少国家计划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统筹安排一些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逐步用集体经济的产品取代过去靠社员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同时,在继续鼓励社员个人养猪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发展集体副业生产,把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市场货源结合起来。这样,不但在商品流通领域里,而且在商品生产环节上也掌握了向资木主义势力斗争的主动权,有效地保证了市场上物资的稳定供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学大寨出现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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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大集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哈尔套农村商业的面貌,而且教育了人,改造了人,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公社的一些队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木主义泛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以后,这种局面很快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正气压住了资本主义的邪气,形成了“干社会主义光荣,搞资本主义可耻”的革命风气,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人变、地变量变的可喜成果。
    这个公社富有大队北疙瘩苏生产队老贫农、共产党员杨福祥,群众称赞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棒打不回头,是干社会主义铁了心的人。他对旧集市早就有反感,社会主义大集一出现,他积极支持,认为这个办法能“卡住资本主义脖子”。他说,贫下中农的眼睛不能总盯着自己的小家庭,共产党员的心不能只想自己的事,干革命就得让社会主义在头脑里扎下深根。一次,他到外地开会,生产队有人用大车拉着社员的七百多张炕席到外地卖高价。他回队以后,一个副队长向他夸耀自己为生产队收入一百多元拉脚钱,还说什么:“队有收入,社员满意,弄了个两全其美。”他一听不是味,就马上批评这位副队长说,你向资本主义让步是“最大的不美”。并且说,你是领路人,只想多抓钱,不想学大寨,不带领群众赶社会主义大集,方向就偏了,路线就错了。一席话说得这位副队长无言可答,承认了错误,同时,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查。这件事,使社员们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路线教育。这个公社的敖汉大队腰敖生产队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林大娘,过去“搞副业为自己,赶小集入了迷”。自从举办社会主义大集以后,她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天天为集体拾粪。林大娘转变思想,一心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受到社员们的称赞。老放牧员周德金,过去一边给集体放牛,一边为自己拣烧柴,准备到集市上去卖。现在,他扔下拾柴篓,背起拣粪筐,一边放牛,一边为集体拣粪。全大队的十几个放牧员共为集体拣了二十多万斤粪肥
    自从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来,哈尔套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这个“山多土薄风沙大,十年九旱条件差”的后进公社迅速改变了面貌。去年一年,全公社兴修水平梯田二万多亩,等于过去十年所修梯田的十倍,同时还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这就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去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四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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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四十七,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五,交售商品粮数增加了一点八倍。社员们说:“十年学大寨,唯有今年快!”
    社会主义大集的创办和发展,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时,社会上也出现些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哈尔套公社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公社党委正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集,推动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哈尔套公社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受到中共辽宁省委的重视和支持,去年全省先后三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的大好形势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九八0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査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辽宁省在清理打砸抢案件临近结尾时,抓紧复査验收,不让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打人致死、致残的首恶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占据领导岗位
    十年祸乱中,辽宁省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打被逼致死。在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以后,辽宁省委一直把从各级领导班子里清除打砸抢分子当作重点,紧紧抓住不放。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万五千人。但在对几个地区的复査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
    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査。十年祸乱中,抚顺石油三厂有十
    人被打致死,七人致残。但在清理打砸抢时厂领导班子不认真清査致死致残原因和责任者,而是用多给抚恤金、多安排子女就业的办法来软化死者家属,不让提出问题。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当年搞武斗和清队的人仍在清査班子中清査就暴露了他们自己。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营口市五金公司有个副经理叫张东阁,靠造反上台,是黑山县四大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营口市工商管理局为査清他的问题,四次派人去黑山调査。黑山县委组织部有的人在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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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下,封锁情况,一直打保票说他没问题。最近,他的儿子张奇用他窝臧下来的手枪(一共三支)打死了女朋友的父亲和姐姐,打伤了女朋友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的真面目才开始暴露。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辽宁省师范学院原在朝阳地区时,朝阳地委曾派工作组进校,责令四个有打砸抢问题的人停职检査交代。后来学校迁回沈阳,对这四个人不仅没有再查,而且恢复职务,加以重用。
    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辽阳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赵振金,原在广东省海丰县当武装部长。三年前转业来辽阳时,考核不周,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去年部队转来材料,才发现他在清队中打人最厉害,是积极参与迫害彭湃烈士儿子彭洪的人(以后彭洪同志含冤死去)。除此之外,有些单位虽然査但不认真、走了过场、留下后患。就是一些查得比较认真的单位,也有定性偏宽,造成遗漏的状况
    为把清理打砸抢的工作善始善终搞到底,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査验收的经验。本溪市委在一九
    七九年八月结束大规模群众性的清理打砸抢工作以后,就及时抓了复査验收工作,并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几名市委书记认真过问自己分管战线的清理工作,对一些问题多、难度大的单位,或派工作组,或调整领导班子,把尚未査清的打人致死致残事件普遍立案清査,从中找出主要责仼者。对仝市性、集团性案件,由市委揭批办牵头,统一组织力量,联合办案,消灭“三不管”状况。复査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
    十五名。通过复查验收,全市二十五个县以上后进单位已有二十二个改变了面貌。复査验收还发现了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平反对象一百一十五人,对他们进行了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本溪市复査验收的经验,对全体与会者有很大促进。大家认为:要纯洁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余孽,必须象本溪市这样善始善终地结束清理打砸抢案件这一历史任务。现在,省直单位和各市地已开始打消“战机过、证难取、案难落,领导无人过问,运动干部急于散伙”的畏难情绪,普遍都在抓紧复查验收
    对当前全省清理打砸抢复查验收这项工作,辽宁省委的估量和提法是:有遗漏,各地都有一些。不是再搞一次运动,不另提口号,但决不能让这些人遗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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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子里,占据领导岗位。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査清。在处理上要严格按中央四十八号文件和省委五十八号文件办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可法办可不法办的就不法办但对首恶分子不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都应清除出党,撤销职务;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应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一般不给处分。(前一段对首恶分子的捕判面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给予纪律处分的达百分之二十
    九。)辽宁省委为清理打砸抢工作规定的验收标准是
    被打致死致残的案件
    是否查清了,主要责任者是否做了处理。二、对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人,是否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该处分的是否处分了。三、结案材料是否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手续完备。省委要求各市地和直属单位结合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在今年七月底以前结束清理打砸抢的问题。(记者李彦)
    (原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6月24日第169
    期)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研究室编《纪律检査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北京: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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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0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査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现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690期)《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转发给你们。
    辽宁省委的清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通过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仍然发现有种种严重问题。辽宁省委正在推广复查验收的经验,把重点放在纯洁各级领导班子上。不管对这些人如何处理,给不给处分,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査清;同时,还注意发现和解决原来被遗漏或平反不彻底的冤假错案问题。这条经验,很值得重视
    粉碎“四人帮”已三年零九个月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对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不能低估。低估了是要吃亏的。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绝对不允许打砸抢分子、所谓“造反派”头头和那些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满怀怨恨,甚至是咬牙切齿的人混进领导班子。对这个问题,务请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以及纪检机关的领导同志充分予以注意。
    (此件可印发至省、军级)
    九八六年七日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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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大力复査、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补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千部、职工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在这一问题基木得到解决后,我省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下发了辽委办发[1982]3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的工资也应予以补发(按规定扣除固定收入和困难补助费)。
    为了进一步妥善做好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停发、减发工资的补发工作,针对当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解决意见
    、对县(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发、减发的工资,应予以补发。经济情况较好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要尽快加以解决;经济效益差,经费比较困难的亐损、微利的县(区)属集体所有制单位,可采取立据分期补发的办法,把偿还计划逐个落实到人,力争在近二、三年内补发完毕。
    二、对于乡镇和街道所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停发、减发的工资,由于这些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产供销、人财物都未列入当地国民经济计划和劳动计划,不能和县(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等同起来,可根据各单位财力状况和木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解决或一次性补助。
    三、补发工资经费来源,可采取多条渠道解决。首先,要立足于企业内部挖掘潜力,增产増值;其次,上级主管部门要统筹安排,集中一部分资金,解决本系统一些单位经费不足的困难;第三,对经济困难的单位,由地方财政予以适当助
    解决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补发工资问题,必须严格审批手续。要由原单位经过调査,提岀解决意见,上报上级(即县团级)主管部门审批。原单位撤销的由现所在单位负责处理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一九八六
    年七日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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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岀版社,1993年)
    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86.09.27;组通字[1986]38号现将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处理
    叁、本节研究资料
    张志新冤案怎样平反的?(陈禹山)来源:中国妇女报
    30年前,“文革”的血雨腥风中,倒下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张志新。1979年7月,《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就张志新的平反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并写下了采访手记。
    今天,这篇手记在这里第一次发表。文中所述展示了中共辽宁省委在粉粹
    四人帮”后如何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拨乱反正的过程。申诉
    1978年7月开始,张志新的亲属、家人,分别向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局、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同时发岀申诉信件。
    这些申诉信,写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最先得到回复,表示已转有关部门复査。张志新的母亲喜岀望外,手捧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热泪盈眶。
    最高人民法院立了张志新案的申诉案卷(摘要):
    郝玉芝等为张志新申诉。张志新历史清白,一贯追求进步,但是于1969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无期徒刑。后来又在1975年判死刑,4月间执刑。
    “我女儿犯什么罪,又捕又判?家属一点不知,令人奇怪。辽宁省公安局、法院几次来人调査,査了几次。我们家属产生极大怀疑。又问她从小得过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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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得过抽风病?但调査人来了几次,从不告诉家属她犯何罪。口头答应让探监,亲属去沈阳监狱,又不让探视。
    还有1975年4月3日(4日)将她处决,到1976年5、6月间才由辽宁
    省公安、法院来人找家属处理遗物,是何道理?据我女婿曾真(已离婚)来信说,张志新曾讲过反对林彪、江青的言论。特别讲过江青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在郝玉芝提出申诉之前,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央关于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提示,复査该地区案件。刑庭副庭长宋延龄在审査中发现张志新案是反林彪、“四人帮”的,向副院长闫景春汇报。闫景春决定亲自复查张志新案。
    笔者于1979年7月专程赴营口访问了闫景春。他说,他当时要来张志新的全部案卷,看了三天,边看边摇头,有时甚至掉泪。他是老司法,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司法队伍,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春复职。他说:
    张志新所说的每个问题,令我震惊,她马列主义水平高,和林彪、“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毫不含糊地捍卫真理,坚持原则,不怕牺牲,也令我惭愧。但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林彪、‘四人帮’,又如此坚强的人为什么不站岀来提出申诉?她的家属为什么不提出申诉?我了解到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我马上派人到沈阳监狱去提审张志新。回来的同志说,张志新已于1975年被处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査张志新案的通知后,指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审。复査
    1979年7月20日。笔者来到辽宁省委宣传部,了解张志新案的平反经过。赵川(辽宁省委宣传部处长):营口法院给张志新案平反,曾来部里开座谈会介绍张志新的观点。座谈会后,把会上记录整理出来,给部长。张志新受迫害时部长也在牛棚里关着。他看了记录后,说:“真不简单。”他批转各副部长传阅
    我们到沈阳市法院了解处刑情况。当时他们对此案复査按兵不动,我们要求看看案卷。他们说:“不能给你们看。”回来跟部长汇报,部长要我们起草报告,向省委反映。当时听说张志新是被秘密处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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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中旬,省里成立公检法联合复査组。复査组由当时分管公检法的省委领导张铁军挂帅。经过复查,公检法方面同意平反,认为是一般冤案,不算烈士。
    部长不同意是一般冤案,认为张志新应定为烈士。
    最后,经省委常委会决定,定张志新为烈士。发文件宣布平反和开追悼会。7月22日上午。笔者采访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赵文兰:领导上要我接办张志新案复査工作之前,我知道此案
    在这之前,案件是由原办案人×Ⅹ×复查,×××对我说:“张志新这案还有什么可改的。她把党的‘九大
    十大’也否了。”“我们加处死刑,是
    实事求是的。”
    1月15日下班前,领导把我叫到院长办公室,把×××也叫去。领导说:省法院来电话,省里提出张志新案复査要换人,原办案人不要参与复査。这样,××就不能复查了。要他把卷宗移交给我。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把卷宗带回家里看。许多材料是张志新写在手纸上的,字很小,6万多字,我用放大镜看。
    省里不断来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情况。为争取时间,省里把我看了的卷宗拿走,省里的同志就接着看,流水作业
    头三天,我内心很沉重,很矛盾。但三天后,心情就翻过来了。我觉得,这不是一般案件,是宗大冤案。张志新是自觉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她代表了全国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出了心里话。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白己的家庭、孩子了。她面对的是当时党内的大人物啊!她10年前所说的那些话,是我们现在批判林彪、“四人帮”说的话。在批斗会上,她所说的话,体现了她对党的忠诚。她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但被打成了反革命。
    审讯她,她不服,说自己无罪。她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要么我投降,要么你们镇压。”“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常常边看卷宗边掉泪。内心控制不住。我想,如果当年大多数的共产党员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国家就有可能避过这场灾难了。
    7月22日下午。笔者采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徐凤林:张志新案复査,市中院开始时,由原办案人×××来办,他说这案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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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了。省里决定市中院原办案人ⅩⅩ×回避。
    省高院复核时,没有阻力,原办案人,主动写材料,看不到有抵触情绪。李德生指示,此案从头査。省、市分开査,宣传部、市中院、营口中院、监狱各査各的。张铁军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
    任书记(任仲夷——笔者注)对复査组工作抓得很紧。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书记亲自主持汇报会
    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
    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根据复查结果,我们认为,张志新同志是敢于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好干部。张志新被错杀,是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一桩严重罪行,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司法工作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应立即撤销原判,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作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报纸和杂志上利登她的英雄事迹,并且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好她的亲属和子女。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
    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
    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省委领导人参加了大会。除了张志新母亲郝玉芝因年迈没能前来参加大会外,张志新的丈夫、子女、张志新烈士的哥哥、妹妹都来参加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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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反大会开始之前,复审张志新案,并坚持为张志新平反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文兰,在看望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时,把她找到的10多件张志新的遗物交给他们。
    赵文兰说:张志新被杀害,留在狱中的东西共125件,后来法院判定:全部没收。省委决定给张志新平反后,我找到经手处理遗物的卢钢成同志,老卢打开账簿一査,东西早在两年前就处理了。我对老卢说,烈士的遗物,是无价之宝哪怕找回一针一线,对亲人也是个安慰
    我和老卢一起到处寻找,老卢一件件认,最后认出了十几件,有茶缸
    哏镜、手帕等。
    二00五年八月,《不该忘却的纪念—追忆张志新》(陈禹山)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摘自悼念张志新烈士诗集解说一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解说人时间:2005年8月
    地点:深圳
    解说: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这源于197
    年6月至9月间在中国各地掀起的对张志新事件的系列报道活动。二十多年之
    后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追问,谁是张志新?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辞海》中的注解张
    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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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之中,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马
    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遭受残酷迫害,在19
    6
    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75年4月4日被杀害。表
    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1979年
    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本期《口述历史》的
    讲述者陈禹山先生30年前是《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正是他在1979年6
    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揭开了全国报道和学习张志新烈士的热潮。而今
    他要讲述的则是《辞海》中未能涉及到的张志新案件背后的故事
    陈禹山:那是了9年,报社就收到一份来稿,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给报社寄来的。我记得题目是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稿子收到以后,记者部的主任,就拿给我看看,我看完以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重磅炸弹,这个题材非常
    重要,但主要道理讲多了,实际情况讲少了。当作一个宣传报道来讲,应该给读者
    更多一些真实的细节情况。他说那好,你能不能去辽宁跑一趟,我说可以。解说:第二天,陈禹山做火车前往沈阳。那封如重磅炸弹的来信说的正是张志新的
    事情。信中说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部因为思考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被整得
    很惨。陈禹山例行公事地接受了采访任务,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五天五夜的
    宁之行竞然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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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禹山:稿子5天5夜,连睡觉都没有,没有睡过觉。流了很多眼泪,我这个文章
    绝对感动大部分读者的,令我更难受的就是好多东西不能说,没有把完整一个张志
    新的案件,张志新完整的人格写出来
    解说:或许正是为了弥补那份遗憾,寄托一份对真相的追求,对历史的尊重,陈禹
    山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将他所了解的张志新案件的始末和盘托出
    陈禹山:大概就是68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
    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
    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
    比
    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
    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解说: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9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
    被动员上山下乡。10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
    辽宁省“一0·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陈禹山:揪岀来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岀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
    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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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审査批判,逼她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就不断地逼,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413专案组。
    解说:按照陈禹山的解读,张志新以言定罪的这些言论最初其实都只是在与同事朋
    友之间的闲聊之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思想
    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待中,她被迫说出了
    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地越来越深,直到1969年
    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解说: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
    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不过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
    关押,并且遭到了虐待。陈禹山在报道张志新事件的过程中亲自前往沈阳监狱在
    牷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了张志新曾经住过的牢房,蹲过的小号,被割喉管的
    现场,他还亲眼看到了张志新曾经带过的脚镣。有关张志新在狱中遭虐待被逼疯的
    传闻,陈禹山说,可以得到证实。传闻张志新在狱中还遭到强奸的厄运,对此陈
    禹山说,从他所接触的材料和受访人群中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陈禹山:张志新最初是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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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具档案记载,1970年5月,盘锦地
    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
    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
    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
    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只这一句话,救了张志新一条命。然而,厄运并没有因此
    远离张志新,她又第二次被判处死刑。
    第二次判死刑是这样的,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道,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
    犯人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
    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就喊了。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那么就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一个无期徒
    刑的人重新犯罪就死刑。
    解说:这一次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陈禹山在档案
    中看见了有关那次常委会议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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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禹山:一共是5个议题,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死刑犯,就是审张志新。后来毛
    新讲了,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改革
    杀了算了。整个常委会,时间我没有算,整个记录大概60个字,不到100
    就终审了,就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决定。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
    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
    19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
    4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45岁。
    解说:陈禹山回忆说,张志新档案中的刑玚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
    枪击毙。在执行枪决之前,张忐新的家属曾被询问,是否要遗体和遗物,当时张
    志新的爱人曾真和两个孩子已经离开沈阳,在农村插队,他们表示什么也不要。数
    年之后,张志新平反的追悼大会上,女儿林林捧著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
    志新的遗体到底在哪,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陈禹山:到曾真(张志新丈夫)的家,曾真不在家,她林林告诉我,爸爸到什么旅
    ,人大的一个老师过来看,他去看他们了,那么就和林林谈,那个时候林林1
    岁左右,她的小弟弟大概十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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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采访那个时候的心里是明白的,就抓细节。她就讲她妈妈在干校被捕押
    沈阳以后,抄家,搜査,把张志新押回家里。张志新的女儿上学去了,上学回来的
    话,那么邻居叫她不要回家了,给他讲了,最后那个邻居看到张志新已经戴着手铐
    从家里岀来,以后再讲林林岀来,叫她岀来见妈妈,那时候车开车,林林就追这
    玍喊妈妈,就是最后一次见妈妈是这样见的。她妈妈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她就被认
    为是狗仔子,黑帮,在街上那些人用石头打她,欺负她的弟弟,她想入团都入不
    ,都是讲她受的那种,一个孩子受的株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伤害,这样的东西
    对我印象是很深,我为这个事情很难过
    解说:自《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之后,陈禹山又采写了《走向永生的足迹》和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两篇报道。为此,他再次前往辽宁进行深入调研。通过集
    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的方式,陈禹山采访了包括法院,宣传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另
    外还有张志新的邻居,同事,家人,一共上百人。陈禹山说,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
    材料,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张志新
    陈禹山: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想起来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这个人可以说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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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完美最重要是内心,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很有爱心,而且对国家对民族对
    我们党的事业真是充满了激情的,不是反对不是冷漠,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女共党
    员。她的领导叫做周恒,那是辽宁省的负责人,主要是抓文艺的,他回忆张志新的
    话,学习非常刻苦,就是勇于思考,明辨是否,而且敢于仗义直言。
    解说:张志新身上散发的气质与她的家庭不无联系。她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参加过
    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张志新有
    3个哥哥,3个妹妹,张家姐妹们从小就学会了弹奏乐器,曾被誉为天津音乐界的
    才女。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曲子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抗美援朝
    ,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人大学习俄语。也就
    是在那里,她与曾真结为夫妻。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说法早有传闻。时隔近30年
    ,陈禹山回忆说,这种说法,其实有所依据。
    陈禹山:就是档案里有的,而且那个都写了,她承认,张志新的家人也开始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回复,要求地方人民法院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复査。陈禹山回忆说
    时负责案件复査的赵文兰法官分析,要想翻案必须突破两个禁区,其一是那
    针对毛泽东的言论,其二是张志新的精神问题。在为张志新平反的过程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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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两点为突破口,为张志新洗刷了不白之冤。
    解说:从1969年因言治罪,到1979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
    醒之时,只是张志新此时已经无法体验重拾清白的那份解脱。这也许就是整个事件
    的悲情所在。不过,我们今天的讲述者陈禹山却一再强调,今天说出这一切不是要
    开诉苫会,身为记者,翻阅档案,采访证人,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真相记入
    历史
    陈禹山: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三个月,之后在中央的统治停
    止了宣传,不过人们对这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她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她原来
    两个人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事情是她不讲,对方也不会讲的,但是她这
    东西她自己讲了。当时穆青在新华社发表一篇通讯,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基本上全党全民都学习这个焦裕禄的精神,张志新学以后很感动,她是找组织
    坦白
    解说:作为一名老记者,陈禹山坦言,当年在采写张志新报道的时候,自己并没有
    注意去挖掘人物身上的缺点。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他依然坚持认为张志新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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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人,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缺点错误的话,她的婚外情可能是唯一的错误。除此
    外,张志新在坦白交待的过程中,从未承认过其他错误
    张志新因言治罪,惨遭割喉枪决的命运,不过,这惹祸上身的“言”,其实并
    不仅仅是二十多年前宣传报道中,甚至《辞海》中所描述的“反对林彪,四人帮集
    团”,而是因为她坦率地评说了毛泽东的功与过。
    张志新在1969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10年之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吻合。只不过,张志
    新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在1977年底,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各地开
    始贯彻这一精神,与此同时一事件的思索和探讨还在继续。
    摘自《凤凰网》凤凰卫视节目“口述历史”
    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朱建国)◇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
    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全力推
    出张志新系列报导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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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闻不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40年》,191页)中说
    从1979年6月5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3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
    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
    及各种报道86篇(幅),约15块整版,14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
    断
    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
    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
    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
    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
    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苫至极,咬断了自
    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
    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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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
    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
    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钓、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
    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
    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1979年5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
    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
    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
    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四天夜以继日的采访后,当晩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
    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
    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五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
    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1998年7月21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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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近60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
    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2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之日,在改革开
    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得
    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20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
    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刖
    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岀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
    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
    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
    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
    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
    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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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
    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
    于
    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
    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
    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张志新确有“第三者”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曾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
    说我姐姐有“作风问题”?陈对此避而未答。
    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张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我对不起你
    们……这句话是双关的,既有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
    疚。但那时陈觉得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
    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
    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
    认,她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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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
    自己。但她惟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
    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道德过失,她愿坦荡
    认错
    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当年体
    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
    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
    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竞还有点受
    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
    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个
    真正的人,而不是神。◇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
    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
    行
    ,又有“好象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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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
    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
    。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
    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
    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
    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哉友时写道,这不但是
    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
    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
    怎么写?”
    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
    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
    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
    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
    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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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
    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转载自《南方周未》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张志新的凄然清泪》(茉莉)
    {当年为张志新哭泣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从农村回城不久的少女。那时满世界
    麻木混浊的庸碌俗人中,突然迸出那么一个侠骨柔肠、光彩夺目的女英雄不由得
    让人为她的命运肝肠寸断。}
    二十年过去,在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只顾捞钱不管洪水滔天的大陆
    国人中,
    居然还有人记起了张志新。虽然一些“打开记忆”的报导使用的是当今流行的形式
    ,如“首次公开透露”、“重要秘闻”和“说出隐情”云云,但这些报寻触到了我
    {们心中永远的痛:一个行刑之前已经被逼得发疯的张志新,因为勇敢地呼喊“打倒
    毛泽东”的口号被割断喉管后枪毙。在个人爱情生活上,美丽而坚毅的她流着绵绵
    无尽的凄然清泪。
    {◇“打倒毛泽东”振聋发聩
    原《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张志新冤案系列报导者陈禹山在沉默多年
    {之后,于今年七月在深圳接受了记者朱建国的采访。随后《南方周末报》试验特刊
    登载了朱建国的采访记《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见本刊zk980
    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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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公布了一些过去属于“为尊者讳”的内容,其中重要的内容之是张志
    {新在行刑前已经被逼疯,之二是张志新的确曾有过婚外第三者。”
    陈禹山回忆说,由于张志新不仅认为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
    席也犯了
    {左的错误”,所以被当时主持辽宁省革委会的毛远新视为“嚣张”,将原判的无期
    徒刑改为死刑。经过多次小号折磨,张志新终于被逼疯。后来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
    {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事,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当年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毛泽东的侄子
    毛远新批
    {准的“新生事物”,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志新在被割气管时剧疼难忍
    ,呼喊声惨不忍睹,旁边的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
    实际上陈禹山至今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据曾经于1979、19
    80年两
    {次采访张志新事件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过
    “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因而犯了被“太上皇”割断喉管赐死的死罪。笔
    者认为,
    {这个重要的情况陈禹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在大陆仍然是
    个忌讳,所以陈禹山在接受采访时含糊其词,只说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犯了左的错
    误
    这么多年过去,张志新事件仍然蒙着需要一层层揭去的面纱,这只能
    证明当今
    {中国有多么大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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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先知先觉的张志新那振聋发聩的“打倒毛泽东”的呼声终将载
    入史册,使
    所有被中共惩罚却感激“母亲打儿子”的委琐奴性得以现形。至于她的疯狂,一位
    {美国诗人这样吟诵:}
    {疯狂是什么?无非是那灵魂的高贵}{与时势格格不相入
    {◇婚外恋为“性”还是为“情
    关于张志新有第三者的问题,据说辽宁早有传言说张志新生活作风有
    问题。陈
    {禹山说他在看张志新的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的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
    {有婚外恋。整个案件中,所有指控她“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但是
    她唯独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婚外恋,并说自己在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像
    陈禹山说,他在“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了解到张
    志新的丈夫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志新可能处
    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志新天性热爱文艺,与情投意合的艺术家产生婚
    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但陈禹山先生这样的“可以想见”,对张志新来说却是不负责任的张志新曾
    {经有第三者,这是个事实。现在瑞典做学术研究的王若水先生认为,张志新的婚外
    {恋无损她的英雄形像,将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曝光也无可指责。但是笔者对于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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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使用的想当然的夹叙夹议却大有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是因为“
    性”,而不是因为“情”昵呢?
    现居美国的刘宾雁先生认为陈禹山所述几处失实。刘宾雁先生在接受
    笔者采访
    时,谈到当年他调查到的情况。他介绍张志新婚姻说:“张志新与其夫是两种不同
    类型的人,后者是一小官僚,一个庸人,结合时已很勉强(那人利用“培养”张入
    {党的身份,政治因素可见也起了作用)。二人长期不合,不能从‘性’上来解释。”}
    张在婚前其父母、妹妹、哥哥一致反对,可见那人不适合于她,她也不会毫无感觉
    ,后终于勉为其难。我的分析是
    张善良,不愿有负于他;二、依当
    时流行的
    {观念,认为个人的婚姻幸与不幸是小事一桩,无碍于革命。”{◇感谢命运让她享有过真情
    这个勉为其难的婚姻木来就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加上当时中国席卷
    切的疯
    {狂的政治运动,正直坦率的张志新不可避免地和苟且庸碌的小官僚产生裂痕。刘宾
    雁先生回忆说:“文革时,张志新怀疑江青,在家常表异议,其夫严厉制止,这才
    逼得张志新去找外人(一个女干部)说,被告密。张志新对于党校一位教员(不是
    {文艺界人)感情很深,文革前已遭批评,关系中断,但张志新还把那人的照片偷偷
    {地缝到军大衣的领子中,被捕后,自责对不起丈夫,这才告知其夫取出烧掉。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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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0页,共2743页
    {新入狱后其夫一直未去探监,直到她提岀离婚时才去见了一面,给张志新刺激很大
    。文革初期大字报揭发此事,对张冲击极大,精神已经有失常迹象(恐应从不幸婚
    {姻算起)。”
    刘宾雁先生最后总结说:“总之此事乃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二代人之悲剧
    。文革前夫妇本已达成离婚协议,只因争要女儿才未能办成
    倘若中
    共在两性
    问题上不持清教徒主义,以致造成对个人的强大压力和人的自我压抑,以致张志新
    在离婚的问题上拖延甚久;二,倘若此事不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三,倘若张志
    {新仅受到政治迫害而无这一精神痛苦,则张的政治悲剧不致发生。”
    在关于张志新婚外情的对象上,陈禹山所述和刘宾雁先生的回忆指的
    不是
    人。为什么两位参与调查的老记者的说法不一致?刘宾雁先生回答说,当时辽宁确
    {有传言说张志新与一个主管文艺的干部相好。那个主管文艺的干部叫周桓,因为张
    志新经常陪那位干部看文艺演岀,因而酿成流言蜚语。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流言极
    大地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张志新,给她的精神留下创伤。}
    幸亏还有一位党校教员,一位值得我们的女英雄把他的照片缝到军大衣领子里
    的男性。漂亮聪慧、多才多艺的张志新被专制政权凌辱至死,我们只能为她在生命
    的凄风苦雨中曾经拥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真情而稍感安慰。{◇“不要又出一个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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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1页,共2743页
    据说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决定命名张志新为烈士时,在对张志新之死负
    有责任的
    辽宁军政系统、以及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那里引起一片强烈的反弹之声。很有意思的
    {是,反对将张志新命名烈士的理由,竞然是说她的“作风不好”。对于中国男性米
    {说只是区区“个人生活小节”的婚外情,对中国女性张志新却是至死不赦的大罪状
    ,这充份反映了中共这个政权的男权本质。
    张志新对于中国历史的今天和未来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她的事迹甚至深刻
    {地影响了一代监狱女干警,她们也是当年和我一样为张志新哭泣的少女。
    九八九年六月我入狱后,经过收审所、看守所封闭式的一段监禁时
    期,在判
    刑后被押送到比较开放的长沙女子监狱。令我惊异的是,长沙监狱的几个女干警一
    开始找我谈话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们愿意尊重我的人格,希望我也尊重她们的
    管教工作。我当然知道我被冤枉判刑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罢
    了。这之后我和长沙监狱教育科的一些女干警友好合作,在不谈政治、不谈案子的
    前提下,我们办起了女监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到我出狱时,我任教的班上
    {有几十个女犯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证书。那段监狱生活因而成了我生命中
    的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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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2页,共2743页
    据说当时我作为“六四”后长沙监狱唯一的一个女政治犯,给那里监
    管我的女
    干警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她们担心和倔犟的我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在历史上不好
    {交代。“不要再出一个张志新!”她们商量怎样合理谨慎地对待我。至今我仍然深
    {深地感谢所有在我的案子中表现了善良人性的监狱干警。她们作为我和李鹏政权尖
    {锐冲突的中介,尽可能地在她们可能的范围内,使有着强烈个性的我不致因为拒不
    认罪而遭受更大的惩罚。张志新用她鲜红的热血,给后来的女政治犯争取到了较为
    人道的待遇。张志新对真理的追求、对专制的反叛,其思想的深广和命运的悲惨沉
    {重,使得中华大地不致在轻薄油滑的精神荒原中完全沉沦{口寄自瑞典(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00五年陈禹山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
    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
    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
    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
    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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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亳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
    经常是釆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
    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岀其中的暗示;三、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
    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
    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
    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竞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
    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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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
    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
    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20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亳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
    “文革”
    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
    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
    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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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
    的历史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
    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背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
    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硏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
    但我在釆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仝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
    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佔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
    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张志新冤案的新隐情
    1张志新为何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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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25年前这一天,张志新
    在沈阳被割断喉管后枪系。1979年春,此案平反,揭露案情,震惊全国。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关系,张志新冤案的真相,并没有全部公开。当年采写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最近又一次披露其案情,揭示其中新的秘密。
    陈禹山说,当年的报刊报道: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
    人帮”而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真相的全部。其主要原因,陈禹山在他发表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究竞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些“意见和
    看法”?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
    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
    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
    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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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革”风暴席卷
    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风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档案里均有案可查。10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对党的事业,她有功,而不是有罪。她的不幸是不应该的,是时代的悲剧
    张志新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到处跳“忠字
    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2张志新曾企图自杀
    969年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
    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张志新被质问:“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
    去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
    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
    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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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米,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
    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査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沈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沈阳
    3张志新笔伐监狱长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投入监狱后,遭受虐待,甚至毒打。12月25日,张志新在狱中迎来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5周年的日子
    她要庆祝这一天的到来,特谱写一首题为《迎新》的歌,因而遭狱警殴打、凌辱,并把她的笔和纸没收了。张志新无比义愤,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控诉书质问、控诉、声讨!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
    你为什么不敢把钢笔退还我,不是要我写写对宣判大会的感触吗?
    难道由于事情繁忙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在此提醒一下!如果是怕给了我这枝笔后,写出不合乎要求的感想而改变方针,这也真是少找点麻烦,也愿听便。看来,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2、自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执行专政者,你们的作为那一点像无
    产阶级!一首未写完的革命诗歌,做为导线借口,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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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使凌辱的吗!行凶者、帮凶助威侮骂者,你们可以逃之天天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要声讨你们。你们若不认错,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账是要算的
    3、你们管理的哨兵可以无缘无故辱骂女共产党员!
    4、你们管理领导下的伙房,可以用带有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
    你这个一所之长,却推脱责任,回避问题,逃之天天
    5、一所之长竟用拖压办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手纸,进行生活上的
    刁难
    你们若是无产阶级,你们为什么那么怕真理!没听说无产阶级、共产党
    的专政机关殴打犯人、辱骂犯人,生活上虐待犯人、刁难犯人!你们所作所为是哪个“无产阶级”?
    你们以为利用上述恶劣手段、可耻勾当,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
    以向错误路线投降吗?这除了说眀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告诉你们: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失败和牺牲
    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作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克服意大利青年“亚瑟”式天真幼稚幻想,克服法国布朗基式革命冒险主义,要自觉锻炼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对此,是无产阶级不难理解!不是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
    坚持真理永不放弃!有什么办法尽量来使4张志新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
    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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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办案人员冋忆介绍:张志新1969年逮
    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判几年刑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
    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系,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保护了敌人。老公、
    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当时普遍认为,
    “‘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6个“恶毒攻
    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给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髙级人民法院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彪)批孔(子)大会
    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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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
    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魏××、苏×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魏××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魏××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
    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
    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
    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4月4曰,张志新在沈阳被杀害。5张志新给丈夫的诀别信
    张志新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
    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1月5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信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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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14年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
    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
    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沈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
    把孩子放(天)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
    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志新
    1969年1月5日晚
    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
    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10年。读信的曾真和他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6死囚家属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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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陈禹山忆述,1979年初夏,他访问张志新女儿林林,林林谈了参
    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林林说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
    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广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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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岀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岀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汨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汨,却不能大声哭。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
    (摘自2000年6月19日《南方周末》,作者:陈少京)
    000年六月十九日,《张志新究竞因何而死》(陈少京)
    (1975年
    个初春的日子,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枪决而死。25年来,张志新最终究竞因何而死,我们不知道;她的遗体如何处理,我们也不知道;她两次被判死刑的详细过程,我们更不知道;她的亲属近况如何,我们还是不知道;至于她的儿女被办“死囚学习班”一事,我们更是闻所未闻。在这里,陈少京先生以翔实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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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把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披露出来。这真是一段沉痛的往事,生活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悲剧中的一员。)今年4月4日,是张志新烈士牺牲25周年。当年采访张志新案的陈禹山回忆张志新案情,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让张志新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对创造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至关重要。
    25年前,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干部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为了不让她说话割断她的喉管,然后押赴渖阳郊区大□刑场执行枪决。1979年春,这起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当时,陈禹山发表的长篇通
    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曾提到:“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其实这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
    究竟张志新对自己的领袖的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哪
    些“意见和看法”?陈禹山详细引述了张志新的原话:“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岀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
    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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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这些“意见和看法”,是1969年8月间,“文
    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在组织召开的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说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她的“意见和看法』是对的。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
    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
    张志新遗体到
    哪里去了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
    士。在追悼大会上,张志新的女儿林林捧着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志新的遗体到哪里去了?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当时火化”,也有说是“因为她的身材标准,其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等等。这一直是个谜。
    陈禹山
    说,当年宣传报道张志新的事迹时,他所在的报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两封来自渖阳的读者来信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这两封信,他一直保存着。封是渖阳二十一中学齐利的来信,信中说
    我读了几篇关于张志新烈士的
    报道,张志新烈士的遗骨没有了,真是这样吗?我把我在群众中听到关于张志新的遗体的问题反映给您。望编辑同志,能否认真调査一下,这事在群众中议论徘大,有必要澄清为好
    我的同事和邻居们都这样讲,张志新牺牲那天,身
    着褪了色的军装,但几篇报道中却是酱红色的囚服,她死后,她的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作病理解剖实用
    因张志新烈士牺牲后,留下的遗体,按着医学上来说是一具较完整、
    无病的女尸,这在医院来讲是难找到的,就是有病的女尸,又有哪家家属愿把病尸献给医院呢,所以张志新的遗体运到渖医,这就给医院解剖实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么张志新较健康的遗体某一部分,就会被放在某个玻璃瓶里,供医学院的学生们教学实验。
    如果真像同志们和邻居们所议论的那样,我认为烈士
    的遗骨就能找到,因1975年4月4日,作为渖阳市每个医院来讲,得到一具完整、无病被枪杀的女尸是极不容易的。渖医得到张志新烈士的遗体后,定会将张志新烈士的遗体肢解,放在大玻璃瓶里保存。
    烈士的遗体找不到的另一种
    原因是,渖阳是受“四人帮”及其死党迫害的重灾区。那个“四人帮”的死党(指毛远新——笔者注)已倒台了,但“四人帮”的须子仍然存在,这就给找烈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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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体带来了种种阻碍,充分发动渖阳医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回忆烈士的遗体就能找回来。如能找回来一部分,不也是对烈士的一种安慰吗?对得起死难的烈土吗?
    张志新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值得我们
    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来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来怀念。烈士的遗骨,就不应放在渖阳医学院解剖室的大玻璃瓶里供人展览,而应放在革命公墓让人们永远怀念、敬仰
    另一封信是辽宁中医院基础部韦同运的来信。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
    其尸体被拉回渖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
    遗憾的是,张志新烈士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她那骨灰盒
    直空着。
    张志新的平反绕过“禁区”
    既然不把张志新冤案的真相说清
    楚,怎样平反?平反会彻底吗?
    陈禹山认为,这不能算彻底。他谈了张志
    新案件的平反经过。他说,张志新案最初由原办案人、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王XX复审。王XX认为,张志新案,是“没有什么可改的”。她“反对毛主席,
    事实确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
    辽宁省委要原办案人王XX回避,
    改由赵文兰复审张志新案件。赵文兰说,她边看案卷边掉泪。张志新说的那些话,说明了她对党的忠诚。张志新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把个人的安危抛开,也不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了。作为法官,赵文兰认为要翻这个案,须从两个方面考虑,是看能否冲破“禁区”,即指所谓反对毛主席;另是张志新在狱中被逼
    疯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
    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岀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岀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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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別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
    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感激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但对平反案情
    的表述是不够满意的,认为还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当然,他们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表示谅解,只是希望有一天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还历史本来的面
    张志新一个人被判过两次死刑
    陈禹山说,张志新曾两次被判死刑
    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曾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
    时的办案人员回忆介绍:张志新1969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根据策反方针,处几年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当时同意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
    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第一个是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罪名是“右倾
    保护敌人。老公、检、法人员许多受难。高振忠是幸存者。对张志新案,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
    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XX。当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左』”
    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周XX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
    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徵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
    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再呈报辽宁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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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委员会审批。
    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
    人民法院一致对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渖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在犯
    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上,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这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因而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
    议上,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黄欧东、魏秉奎、苏羽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魏秉奎说乾脆吧。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苏羽、魏秉奎表态:乾脆
    1975年2月27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渖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
    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
    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Ⅹ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
    4月4日,张志新在渖阳被杀害。
    张志新给丈夫曾真的诀别
    信张志新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曾真的。这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她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被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为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渖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1月5日。张志新给曾真写了一封诀别
    信
    真
    结婚14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
    的义务,希望你很好的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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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好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他们。春节好好照顾。过去自己侈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她别往心里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她好好照顾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
    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原来为你买东西的那笔钱,是我平时结余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的,如能积起可交我母亲治病用。也是最后一次尽孝!不过不要告诉他们,这会使他们受刺激犯病(你尽可能这两三个月每月给他们寄15元吧!也可不寄,叫志勤寄)。平时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
    我没给父母写信,如果渖阳家里没人照看,你可
    写信去和母亲商量是否把孩子放津!不过我考虑,他们若身体不好,困难会大些。如若可能还请何姥来照看,工资稍少些可减轻负担!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
    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
    以
    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
    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
    中国共产党万
    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新
    1969年1月5
    日晩然而,这封信,曾真当时并未收到,它被装入曾真和张志新的档案里待曾真看到这封信时,时光已过去了十年。读信的曾真与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声泪俱下,悲痛欲绝。曾真曾经含泪泣血地给张志新写了一封回信,可是九泉之下的张志新又怎能读到这封信上的一个字呢?
    “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
    关
    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
    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质问张志新
    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
    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
    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
    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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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
    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
    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
    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
    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
    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
    在渖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査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渖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渖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渖阳。
    场无法结束的悲剧
    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现
    在如何呢?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
    最近陈禹山探访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
    勤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他们都在北京。
    陈禹山说:曾真已年愈古稀,消
    瘦,背也有点驼了,与当年所见相比,判若两人。他独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住在一栋多层楼房的七层,房子没有电梯,他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粮,买菜,自己做饭。他请了钟点工,每周上家里来搞一次卫生。他就是这样孤苫伶仃地打发自己的晩年的日子。曾真说:两个孩子,林林、彤彤现在美国。他们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写个人资料时,才写上“幼年丧母”,但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是谁。林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苦难。
    张志新在给曾
    真的诀别信中,要他“彻底”把她“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曾真说:彻底忘却过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30多年来,曾真
    直没有结婚,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悲剧的阴影
    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
    病等多种疾病。与许多六旬的同龄人相比,她显得衰老多了,走起路来也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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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便,上楼梯更显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棽手,国家一级演员。她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她们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贝思库的《叙事曲》是大姐生前最爱拉也最爱听的曲子。
    当年张志勤谈起大姐,常常声汨俱下,现在却常常沉默寡言。她
    给了陈禹山一份关于张志新案件评论的资料,这是从一木书上影印下来的。资料上说
    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
    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
    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
    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
    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
    “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诱惑,众多职业的“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已的头颅,这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显然,张志勤想要说的,或许正
    是资料上所说到的。
    “慷慨就义易,从容就义难”。其实,慷慨就义也不
    易,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罢了。张志新烈士是从容就义的。她经受了近7年铁牢生活,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种种摧残迫害后才就义的,她始终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刚强,死的是何等悲壮惨烈,真不容易呀!张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对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说些什么呢
    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亲人们之间的反目。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
    的丈夫曾真因了张志新的缘故,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內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
    这里
    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
    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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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徵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
    认我父母的大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10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
    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
    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
    正视听。
    (一)《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
    “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竞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岀版社
    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仝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竞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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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十二岁,以后的十
    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
    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
    “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冤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苫,心还在流血。
    这是谁的过错?谁的罪过
    呢?
    张志新女儿林林诉说:死囚家属学习班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
    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
    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裝镇静,强
    以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
    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
    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
    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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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
    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
    从县城招待所岀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冋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
    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巫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林林所谈在学
    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她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
    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
    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
    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
    而林林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林林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南方周末》)
    《任仲夷大胆处理两个凡是;和张志新案》(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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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01《炎黄春秋》杜导正: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棼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
    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岀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査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硏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
    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
    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杜:当时,我们新华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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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缉组。“内部参考”编缉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
    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
    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00五年五月,《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苏育英邬谟侠)
    编者按:张志新,女,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着国家的混乱局面,她独立思考,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对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有深入的剖析。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之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尽管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仍不肯认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她被反绑着双手拉出牢房,一把手术刀野蛮地切断了她的喉管,使她发不出正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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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小时后,张志新在大洼刑场被枪决。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査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坚决主张尽快平反。他在会上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其后,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今年是张志新
    烈土殉难30周年,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出了《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文,当年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现年92岁的任仲夷老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本刊。他在给杜导正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每年的4月4日对辽宁的人民来说,是
    个沉甸甸的值得永久纪念的时日。因为这是党的好女儿、好干部张志新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到今年,张志新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周年了。张志新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平反昭雪后已广为传播。在她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省委七位老一辈革命家都题词,予以纪念。她的英名已载入《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前,张志
    新同志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大学教育。从军队复员到地方后,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学,多才多艺,勤奋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同众多的党员干部一样热情参与。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风行而起,张志新则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痛斥林彪、“四人帮”种种罪行,自觉地、坚定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于1969年9月在盘锦市省五七干校被捕,于1970年8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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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4日为坚持真理而殉难。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于3月31日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刘胡兰时代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窃踞党和国家高位的反革命。同这类伪装的阴谋家进行斗争,必须具有马列主义水平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她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表率和楷模张志新同志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一种浩然正气?在她的斗争事迹中有哪些思想、品质、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学习?这就是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张志
    新同志于1954年入党,她在入党志愿书中曾写“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将坚持革命斗争……永不中途动摇,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的,将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1969年12月,在被拘留的监狱里,她曾写:“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张志新同志这种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建立在表面和口头上,她勤奋好学,始终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深入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林彪“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言行。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干校、拘留所和监狱里,她都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的理论,深刻思考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写出了十几万字质疑材料。她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联系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得岀正确结论。她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由参加、疑虑到清醒。张志新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社会上发生的大量事实中,上升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认知,并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而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坚定了政治观点、坚定了政治立场。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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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的通知中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坚持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终生不变的。再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和坚定。她对党坚信不疑,在艰难严酷的时刻,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看成是改造自己、纯洁党性的磨练。她在狱中六年,针对审讯人员的提问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万言书。她明确宣示
    个党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前提
    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自己也不放松。”在斗争中,她不断探索真理,孜孜以求改造自己,纯洁自己的党性。她说:“对错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解决矛盾,才能合乎党性的判断。”她庄严宣告,“对关系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是忠于党的表现。”她在监狱中每次审讯总是高昂着头,她说:“共产党没有低头的习惯,要想革命吗你就应当是个强者。”她的万言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0年6月29日的夜晚,在狱中她借着微弱的灯光,把手纸裁成一块块,把地板上紫红色的油漆点点刮下来,用水润湿涂在纸上,把染红的纸贴在胸口上,用体温烘干,最后扎成一朵精致小红花,表达她对党的深深的怀念。在以后几年党的生日时,她又做了十几个精美的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小书签,把自己忠于党的誓言写在书签上,时刻表达她对党的情怀和热爱。在她入党十五周年之际,她自己谱写了《迎新》歌,歌词中说:“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宣读了誓言……十五年后的这天,我严肃接受了党的审判,不是我违背了誓言,为什么没有‘落案’,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追求真理,坚持战斗……铲私根,战恶浪……向前,勇敢接受考验,迎接胜利的春天。”她多么渴望这个春天的早日到来。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先进性,不惜舍小我而为大我。她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及年迈的双亲等21位亲人,身在监狱的她给爱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把我彻底忘却。”她表示,“一个人不管生与死,只要为了革命就有意义。”当张志新年迈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冤屈之事后,其父在梦中见她和妹妹在舞台上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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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过的《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而其母则在病中坐起,没有眼泪,怒目而视,并激愤地说:“不看到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谁无高堂、谁无爱人、子女、兄妹,张志新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党员崇高纯洁的党性而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反哺之情、神圣的爱情和子女骨肉之情而被迫离开了她所有的亲人。
    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
    神。张志新坚持真理,凭她的坚定信念和纯洁的党性,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敢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当时的政治观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政治棼区的。她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她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三忠于”,反对“顶峰论”,批判林彪大树特树搞个人迷信而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她维护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抵制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她忧国忧民,反对社会上的打、砸、抢,为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她对林彪不信赖,怀疑江青历史有问题,反对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当她的这些观点被定罪,并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仍威武不屈,志坚如钢。在监狱中每一次审讯,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中写道:“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我越来越感到我没有错。”她认为白己的意见“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她坚定地说:“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我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时间和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这就是张志新同志。
    1975年2月,“四人帮”在辽宁的
    死党下令,决定诛杀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清晨,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判决书,并问张志新有什么要说的?她坚持要看判决书,遭到无理拒绝,她愤怒地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行刑前,行刑的刽子手怕张志新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将其喉管割断,而张志新仍圆睁双眼,挺立在囚车上直至走向刑场。她只是微微地颤动着双唇,似乎对“四人帮”有万丈怒火,要把自己心中的冤屈向党倾诉。最后,她不得不倒在罪恶的枪口下
    今天我们在
    回忆这段惨烈的历史,回忆张志新同志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真诚地希望在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张志新式悲壮的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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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水远成为历史!张志新同志,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她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责任编辑萧徐)(来源:2005年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
    2008年8月27日初稿2011年11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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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六章(8)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六章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第八节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资料
    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毛泽东
    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注释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岀,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岀:“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
    1)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
    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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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
    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3)总理,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
    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
    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
    晓得,我们也是胙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扣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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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
    (略)
    成都代表发言(1)
    (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答:来了!
    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重摧残)
    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Ⅹ×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仝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仝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万县军分区盜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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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116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8·26的一个女学生)……(略)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睿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
    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林、周(3)阅后办(根据手稿刊印)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睿审査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
    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3〕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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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査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
    )原则坚持;
    (二)错误检査;(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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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上午10:25~1:30·京西宾馆;参加代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五人,川大“8·26”三人,川医101战斗团一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各一名。梁、张司令员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当张司令员和江海云握手时,亲切地拍着江海云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司令员
    成都地区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这时,江海云同志把四月十八日所谓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司令员看。)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他们(指张司令员和新调往成都军区去的一个部长)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大家笑起来了),在脑子里还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大家拍手)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大家拍手欢呼好!好!好得很!)对,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张国华司令员讲话
    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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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业军大部分群众都是受蒙蔽的,你们要作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的工作。这次我们和他们合作,大力做好动员受蒙蔽的贫下中农回乡生产的宣传工作,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付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指错误),他今后会在适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大家说:行。)(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业军造谣传单给梁司令看。梁司令员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司令员又问起曾希圣同志的情况。)他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司令员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司令员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同志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根据“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件·1967年5月7日”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67.0507;中发[67]147号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
    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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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
    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
    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別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系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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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
    二月下句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査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
    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苫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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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要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江青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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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狐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東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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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攴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
    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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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査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
    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
    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
    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发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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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洁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
    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二、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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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ⅹx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晩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3月30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3月5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米。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争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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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25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月28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
    项,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谈到2月17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晩,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月28日,2月10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19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18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20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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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岗山报,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同志?
    (汪宗清讲……)(王府德讲……)(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进里面去了)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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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2月17日以后,16日以后,19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32111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2月19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月19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32111抓了5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
    (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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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ⅹ×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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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査我们过去调査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査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査,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仝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東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岀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2月21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岀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髙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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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
    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査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
    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这一天,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队伍打来。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
    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队伍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岀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队伍袭来。为不扩大事态,队伍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北京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亳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八·二六”派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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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有关宜宾材料引自《谢富英回忆录》)
    (1967年7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文章记录了这件事:《为有牺牲多壮志一一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雨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
    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袭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ⅹ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闵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ⅹ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x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ⅹ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ⅹ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五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ⅹ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ⅹ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x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ⅹ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ⅹ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汨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八·二六”派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将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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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煕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造反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造反派将冲在最前面的两百名由数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造反派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木无法安寝。”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別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
    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午。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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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仝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地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木主义阴谋活动
    在×Ⅹ×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营运销单位。
    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
    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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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小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
    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Ⅹ时,×ⅹ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Ⅹ×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就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煽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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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两股翻案力量
    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査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X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别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
    査审査、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仝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竞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仝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
    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
    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仝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內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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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Ⅹ×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竞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Ⅹ××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宜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
    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XX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Ⅹ×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Ⅹ××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痲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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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
    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XX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
    大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竞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被李井泉和×××告到黑司令部那里。××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宣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4、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门来硏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Ⅹ×(副省长)突然来宜宾,Ⅹ××等人接谈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
    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
    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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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1962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査,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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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査: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査。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
    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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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査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岀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眀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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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査。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晩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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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埜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聚、**搞的
    。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
    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淸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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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臼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人是一个案子,究竞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査。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査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査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査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米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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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
    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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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木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
    出于一个原
    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大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釆取措施锻炼身伓,就无法坚持斗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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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用不着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Ⅹ×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1962年斗争的继续,也是1962年斗争发展的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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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亠员。”Ⅹ××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
    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向题的关怀
    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框。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去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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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晩,我们翻墙跑出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仝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仝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巳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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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
    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岀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辫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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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季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
    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木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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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十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
    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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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一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竞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一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
    它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垬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岀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仝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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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暗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
    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竞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干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
    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全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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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于是,这场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阴险毒辣的李井泉,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李井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人人义愤填膺,肺都气炸了
    怎么办?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没错,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井泉要为,右派翻案,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李井泉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翻呀!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认清了他的本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兴奋得雀跃狂跳,奔走相告,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兴高彩烈地畅
    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号召,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与李井泉及其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他挣扎,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査";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限制人身自由,无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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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岀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二)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骗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次,看管他们的"组长〃ˆ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问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裝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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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完。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命部的匕首。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査,层层的检査,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刑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仔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岀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岀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袢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没有受到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会。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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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杋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汨。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钩棒,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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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秦。"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他们寄信,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起,战斗在一起
    九六四年夏天,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头昏眼花
    周身痉挛,在短时期内头发大部分脱落,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査病房,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摆脱监视,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出现这样的信,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张西挺同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她说:"只有在艰苦斗争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这一代斗不完,下一代接着干!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把钱积聚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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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赞"。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活,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声霹雳惊天地。
    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
    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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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到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一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晩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査眀,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命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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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于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禁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一气,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臼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
    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
    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
    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
    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抬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很多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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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命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竞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准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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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仝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种,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革命派的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ˆ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辫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1967年9月2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三、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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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
    时候公安局
    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岀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苫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
    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
    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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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有关重庆的材料引自《黄廉访谈录》)
    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时间:1967年5月13日晚10:30到14日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
    会议开始,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康生同志:(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总理: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代表们首先控诉革联会镇压山城造反派血腥罪行,当谈到革联会搞“三凑合”、“拉郎配”时,总理笑弯了腰。在汇报过程中,康生同志也边听边阅我们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同志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伯达同志点了点头
    以后,对方开始发言
    总理问:“你说叫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周答:四月廿五日来的。总理:你们不要再来人罗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总理: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重庆大学“8·15”负责人)比较轻浮,由于周家喻的空话连篇,空洞无物,大声叫嚷。总理说(很不在意地):你声音大把麦克风搁下讲嘛,甚至在伯达面前讲起“社论”来了。总理再三催促,“不要讲得太多!真罗嗦!快点!快点!”后来干脆停止了他的发言,另外指定了一位。
    总理: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8·15成员辩解说,他们将李井泉送到贵州去斗过。当场被我代表以铁的事实,驳得哑口无言坐了下去。当接着王某某发言时,首长各看各的材料。新华社个记者起立准备为其辫护。总理:你参加革联会了吗?记者答:我是支持他们的。接着总理挥挥手,制止他发言
    此时总理秘书问砸派某某某同志要发言提纲,说:“总理要看看”。因没有准备,便将五月七日的重庆来电手抄底稿送上。手稿虽然较乱总理仍看得很细致,并在上面划线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总理要他当众辟谣。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会议进行中,代表高呼口号“打倒辛易亏”。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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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站起来低着头
    总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196705.16:中发[67]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
    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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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
    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
    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內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
    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薮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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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
    刘结挺,张西挺
    九六七年五月十
    四日
    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1967年5月16日凌晨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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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
    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
    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
    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
    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乂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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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
    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
    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煸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
    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
    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
    ”,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
    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
    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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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
    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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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岀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时间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识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二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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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的经验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日提岀,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白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
    九·一五”给
    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冇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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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五十四军做群众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
    54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严重的,则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2007年10月31日初稿2011年8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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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篇第七章(1)第二篇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七章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第一节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文献资料
    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三十三分至六点十五分,地点:北大井冈山图书馆。参加者: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队干部等一百余人。〗
    首先谭厚兰同志把《教育革命》杂志递给伯达同志看
    陈伯达: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每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错。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就是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不是宣言的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不是宣言的吧!(是实践),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呀……你们研究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吗?研究过吗?
    戚本禹:可不是研究吗?写了这么多文